物权保护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6:28:34
物权保护范文篇1
(一)物权的概念和特征。物权是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有物或者依照授权支配他人的资产(财产)，而直接享受物的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其特征为：1.支配性；2.排他性；3.绝对性；4.转让性。
由于物权的本身特性，使物权容易遭受来自众多的不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侵害，这种侵害的方式可能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状态的损害，一类是权利状态的损害。前者如房屋被撞裂、电视机被砸坏等，后者如土地被他人堆放杂物而无法利用、汽车借用后被拒绝返还等。具体来说，对前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侵害人恢复被损坏之物至原来的状态(修补房屋、修理电视机等)，或无法恢复时以金钱赔偿；对后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或返还所有物(搬走杂物、返还汽车等)。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立法现状。《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且是以物权的保护来命名本章。《物权法》第5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本条之规定，是对物权之保护的规定，然而对违反此规定之法律效果，立法者则另选择在物权编专列第三章《物权的保护》加以规定，包括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及其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可称之为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第34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原物”，可称为物权人之原物返还请求权；第35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可称为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请求权；第36条：“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可称为物权人之恢复原状请求权；第37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物权之保护，依上述《物权法》之规定，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为物权人之物上请求权，包含原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物权确认请求权；其二，为侵权责任请求权，包括恢复原状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立法现状看，我国现行立法是不区分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也尚未形成合理的物权保护机制体系。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考察及缺陷
(一)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考察。针对物权遭遇妨害情形的不同及我国《物权法》(草案)和新《物权法》对其救济保护的规定，笔者拟从诸单个请求权的构造出发，找寻其在物权保护方面的各自侧重，以便于体系化的归类。
我国《物权法》中单个请求权有：1、返还原物请求权；2、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3、物权确认请求权；4、恢复原状请求权；5、损害赔偿请求权。
显然，《物权法》形成了对物权的两种保护方法：前三种称为物权的保护方法，被侵害人以物权人的身份、依物权法的原理与规范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便其能恢复物权的正常行使、回复到物权的圆满状态。后两种称为债权的保护方法(广义上的债权，即侵权损害赔偿也作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即在被侵害人和侵害人之间成立损害赔偿之债，被侵害人以债权人的身份、依《债法》的原理与规范向侵害人求偿；物权的保护机理是确立物权请求权，债权的保护机理是创设侵权损害赔偿之债。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缺陷
1.关于物权请求权的概念。从我国《物权法》及其草案所使用的法律语言方面来看，它把第三章命名为“物权的保护”，很明显，其是用这样一个概念代替了“物权请求权”的概念，这是不合理的，“物权的保护”和“物权请求权”实际上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对物权的保护可以分为公法的保护和私法的保护，而且私法的保护里面除了物权请求权对物权的保护以外，还有债权方法对它进行保护。所以，物权请求权只是物权保护的一个方面，不能直接用“物权的保护”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来代替物权请求权。
《物权法》把债的保护方法也放在物权的内容里加以阐述，并且不说明各种保护方法的性质为何，这是不科学的。将二者归为一章并冠之以“物权的保护”，这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混乱和困难。
2.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的不合理性。《物权法》(草案)第三章的第39条、第42条和新《物权法》第三章的第35条、第36条规定了“恢复原状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笔者认为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因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本应当归属于侵权责任的内容，而不应当是物权请求权。(理由在下文将详细论述)。
3.内容过于简单。从篇幅上来看，对物权请求权规定的内容还是太少，草案只有6条，新《物权法》只有7条简单的规定，而且都没有下设的条款，这对实际操作的指导作用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一章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比如“返还原物”这一条就没有明确返还的费用由谁承担，返还之前的保管费用由谁承担，原物如果有孳息应当怎样处理等等，同时，也没有对物权请求权的时效问题作出规定，《物权法》(草案)及新《物权法》对这些现实中经常出现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也是其一大不足之处。
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应理顺物上请求权与其他相关请求权的关系，这对于建立起科学简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协调物权立法与债权立法的关系，有效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国外关于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规定
(一)国外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考察
1.在罗马法中，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实体的和诉讼的并未区分，包括权利的保护都包含在诉讼制度中。罗马法的诉讼制度分为“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
2.法国的近代立法将物权回复之诉与损害赔偿机制加以区别，并将两者分别作为物权性的保护机制和债权性的保护机制分开规定于不同的法典中。
3.德国立法注重对于物权人利益受损的填补救济机制的建立，将其和人身权等绝对权的损害补偿保护一体规定于债权法中。在《德国民法典》中，同样建构了以物权请求权为内容的物权性保护和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内容的债权性保护两种机制，并且将它们清晰地区分规定于物权法和债权法中。
(二)国外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立法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1.晚近制定的民法典，不管采法国法模式还是采德国法模式，大都明确区分物权与债权，进而对物权的保护机制也有明确的区分，只是在具体章节设计上有所不同。
2.物权请求权是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法律创设物权请求权制度，既是物权保护之根本目标，也是立法体系和谐协调之便利及请求权理论体系顺畅之所需。
3.物权请求权的类型化早在罗马法中已奠定基础，至今仍为适用，即以所有权的请求权为核心，由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构成。
4.在物权立法中设立单独的物权请求权制度的必要性已被证明。
总之，各国在不同时期的物权保护，可以说都是从两个方面着眼的，兼顾了物权圆满状态的维护和物权利益损失的填补两种保护目的，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以物权请求权为内容的物权性保护都规定于物权立法之中，而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重点的债权性保护都规定于债法或者更具体的侵权立法之中。
因此，我们的物权法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立法接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来更好地完善我国《物权法》。
四、未来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设想
(一)物权保护机制应采取二元结构体系立法。债权保护方法与物权保护方法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以损失为前提，后者以权利状态(权利行使)受侵害为前提，而且，二者在适用范围、效力、功能、目的、构成要件、适用顺序、时效适用等方面均不相同，而这正是物权请求权须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包括从民事责任)独立的依据。
1.责任基础不同。赔偿损失须以发生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并且可以货币价值予以衡量为前提；而返还所有物、排除妨害(包括停止侵害)、不以物受实际毁损为前提，相反，物之外形往往是未受任何毁损，但物的支配力受有妨碍，或被无权占有，或被以各种方式产生妨碍，进而使得物权人的权利状态不复圆满，难为正常行使。
这里需要对恢复原状作一剖析。我国学者多将《民法通则》规定的恢复原状视为物权请求权的内容，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如上文所述，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同样要以侵害人的过错为条件，其着眼点也同样是原物权利益损失的填补。
2.损害形态不同。在适用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对物的损害必须是现实的损害，并且这种现实的损害往往是直接地使物的外型完整性即物理属性发生相当之改变，并进而影响物的效用；在适用返还财产、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的救济场合，侵害行为所产生的侵害结果既包括现在已经发生的现实的损害，还包括现在尚未实际发生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并且，受损害的是权利的完满支配状态，而不一定是实际效用的现实损害。当然，这种损害形态的不同也正是两种请求权责任基础不同的具体体现。
3.归责原则不同。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由于是对侵害人的惩罚性制裁方式，通常的情形是侵害人本身并未受到利益，故在责任构成要件上须有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原则(法有明文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的除外)。而在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场合，通常是行为人本身基于对受侵害人物权的侵害而受有利益，即受侵害人权利能量减损，失去圆满状态，而行为人权利能量相应增加，受侵害人缺失的正好是侵害人增加的，侵害人承担的责任不过是将本不该获得的权利增益返还给受侵害人。物权请求权的构成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不适用过错原则。
4.功能不同。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的宗旨即在于使受到妨害的物权回复到未受侵害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以物权人能自主支配物、完满地实现物的功效与价值为标准，而不以惩罚产生妨害原因的人为目的，也不以填补物权人的实际损失为目的。换言之，它救济的是因遭受妨害而有缺陷状态的权利，而非物上的直观的经济利益损失。
赔偿损失则不同，由于它以实际损失为责任基础，所以它的首要功能是填补被害人受到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使权利人实际丧失的附着于物之上的利益得到大体等量的弥补；另一方面，它以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目的在于通过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谴责而宣示法律的惩诫功能。
综上比较分析，如果将返还原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的请求权救济方法作为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权而置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内，进而置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内，显然与债权请求权有太多的异质性而必然导致债权请求权体系内部的冲突与混乱。事实上，将此三类请求权从债权请求权体系中独立出来，成立独立的、依附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纳入物权效力体系和物权的民法保护体系，既是基于此三类请求权不同于债权请求权的个性特征，又参酌体系协调、立法方便、适用简易之实证考量的结果。因此，物权的侵害行为的多样化决定了对物权的保护不能只采取单一的债权保护方法或单一的物权保护方法。
物权请求权在责任基础、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责任方式等诸方面均相异于侵权行为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此乃物权请求权独立于侵权行为请求权进而独立于债权请求权体系之根据。在请求权理论与实务中，惟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最易混淆，分清此二者尤为重要，本文讨论之主要意义即在于此。即采取二元制结构体系立法：物权请求权制度和侵权请求权制度。这两种作为物权性的保护机制和债权性的保护机制应当分别规定于《物权法》和《债权法》(或《侵权行为法》)当中。
(二)物权保护机制应采取物权请求权的总括性概念。笔者赞同采取物权请求权的总括性概念，理由：1.如上所述，“物权的保护”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对物权予以保护的各种机制的总和，包括各个法律部门的各种保护方法，如果真的将这些保护机制统统都吸纳进《物权法》，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将会产生立法体系结构性的矛盾；2.如果作为民事实体法一部分的《物权法》规定了“物权的保护”，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不是每一部分的民事实体法都要规定其“保护法”呢？比如在《人格权法》中规定“人格权的保护”，《亲属法》中规定“亲属法的保护”等，这样一来，在未来民法典中，有关的“保护法”就比较复杂了，将很难处理它们与《侵权法》的关系。总之，在《物权法》中设定“物权的保护”章节在理论和立法处理上是不可取的。
(三)物权保护机制应在物权法总则中作出专门性规定。传统的有关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体例，如《德国民法典》，一般以所有权的请求权为中心，他物权或准用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或另外予以规定。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传统物权保护存在一定的所有权偏向。有学者提出：传统的立法例优点在于所有权重点突出，但是对于他物权的保护，援用过多就会使物权请求权制度显得非常零散，会增加适用和学习的困难。
笔者赞同将物权请求权整体编制于总则，将物权请求权独立规定于物权的总则之中，还是在物权的具体权能中加以规定，只是立法模式、立法技术问题，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物权请求权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为了简明起见，建议将物权请求权从物权的具体权能中抽离，置于《物权法》的总则之中，这样有助于物权请求权的体系化，也有利于物权权利人的一体保护和适用。当然，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的一般制度和内容，并不排斥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物权请求权规定在其他部分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周林彬.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孟勤国.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J].法学评论，2002，(5).
物权保护范文篇2
关键词：物权；公共利益；听证；事先补偿；隐性损失
民法上将人的权利划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对人的财产权和对物的财产权。对物权事实上是财产支配权的代名词，它抽象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所具有的表彰权利人支配特定客体并排除他人非法干预的功能。因此，物权法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取得、让与、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物权法确认合法财产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体现了对相同事物给予相同对待的自然正义原则，为个人合法财产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这将增加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对物权本质的认识，目前通说认为德国学者的权利归属理论最令人信服。即物权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和保护的绝对性，最终来自于法律将物直接归属于权利主体，物权在此前提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绝对性权利。由此得出，权利主体获得了法律赋予的特定物归属权后，对特定物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并同时排除他人对支配与享受利益的侵害干预是物权的本质。然开发商、政府部门暴力拆迁、侵犯公民产权的事件层出不迭。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是居民财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因此完善拆迁相关立法及实施尤显重要。
一、拆迁中物权保护的不足
在一个法制社会，权利保护的不足依然体现在法律的制订与实施中。
（一）拆迁相关立法的问题
第一，由城市房屋拆迁原则所体现的相关立法精神很难保护动迁户的合法利益。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原则有“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造的原则；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而没有保证被拆迁人合法利益得到合理补偿的原则。没有合法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处处体现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立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合理的理念。
第二，法律规定的拆迁程序中过于强调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权而忽视了群众的参与（特别是与拆迁休戚相关的被拆迁者）使得本就无力的程序更是化为乌有。
第三，征地补偿的规定相对滞后。现行相关法律关于补偿的标准有二：1、货币补偿的原则和标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应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即按被拆迁者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形式、成新（新旧）程度、楼层、朝向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估价给予补偿。2、产权调换补偿的原则和标准。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另外加上拆迁安置补助费和经济损失补偿费（拆迁安置补助费包括三种：一种是搬迁补助费，另一种是临时安置补助费，第三种是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都未涉及对被拆迁人非财产隐性损失的补偿。非财产的隐性损失包括人文环境的破坏损失；包括感情寄托损失补偿还包括新居环境的适应补偿。纵然国家需要政治，社会需要管理，要求个人必要时作出让步，但让步决不等于牺牲。国家可以以合理补偿的形式给以平等的交换来达到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平等保护。
最后，还有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人民法院审理拆迁行政案件尚无相应的实体法依据，只能依据2001年国务院重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等。而由于拆迁事项涉及居民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属于私权范畴，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法规来规范拆迁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严格的说也不具有合法性。
（二）拆迁实施中的问题
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在“绿色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加上现存法律的不足与漏洞，在房屋拆迁的具体实施中严重存在着权力异化的现象，即背离了人民赋予行政机关组织管理权利的根本目的。他们只为利益不求公平。
试举案例，分析违法拆迁的背后利益
被拆迁的人从化市街口小镇桥开发区的3幢商铺位于105、106国道的咽喉要道，系从化市最早开发的商贸区域，于199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由当时的从化县河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开发的。该地段铺位当时的售价为1400—1500元/平方米。
由于小海开发区是在国道拓宽改造前开发的，并有24米以上的建筑退缩地带，故当时并没有影响到国道的正常使用。
1994年，105国道广州至从化段进行了扩建改造。接着，从化市出台了《关于加强从化市国道两旁建筑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凡1992年8月24日后不符合广从公路宽度要求的建筑，都是违章建筑”，而从化市街口镇小海桥开发区的商铺是在此规定之前建设好了的，因此并不违章。
1998年8月7日，从化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拆除105国道小海地段违章建筑及占道经营的通告》，将小海地段的建筑定性为违章建筑，决定对该地段建筑物进行清拆。
但是，由于当时给出的补偿参考价格由市政府做出，其价格为2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当时购买的价格。为此，小海开发区的部分业主聘请了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来重新评估，其评出的价格为4288元/平方米。在价格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业主起诉了拆迁人，且官司打赢了。
在此情况下，于1999年2月10日，由从化市规划局组织的拆迁队伍只对部分违章建筑和已签合同的商铺进行了清拆。据悉，这些被拆迁的建筑和商铺基本上属于集体性质企业的物业。而那些私有性质商铺的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合法财产，它们分别是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三幢24—27号。
2003年，从化市政府方面再次做出了拆迁小海区四幢19、20号等商铺的决定。此次拆迁给出的最充分的拆迁理由和依据就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
此时给出的补偿标准仍然由从化政府定为200元/平方米，后来在业主的抗争下，政府又单方面指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其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而此标准依然远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广东省出台的《关于防止和纠正城镇房屋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指出，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当地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的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落实补偿和安置费用，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需要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标准：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严格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评估价指导意见》要求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市、县建设或房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一批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由被拆迁人通过投票或由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选择。
由此来看，从化市政府在拆迁小海区商铺问题上，显然与该《通知》规定大有出入。但是，从化市政府仍然于2005年3月7日，决定对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进行强制拆迁。此次拆迁值得质疑的地方是，如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与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并排成列的还有四幢数十间房屋和店铺，它们多数是1994年广从公路扩建后兴建的违章建筑，但拆迁的为何仅仅是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
实际上，这种不顾一切的违法拆迁，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化市信访办在1999年3月，写给小海地段商铺业主关于拆迁补偿问题情况的回复中曾提到：“拆除该排商铺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若干专业市场的需要。为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委、市政府决定大力培育从化市第一个专业市场——联发摩托车市场，而该排商铺位于市场出入口，影响了市场的整体结构和外观的整洁美化”。
有知情人透露，此地拆迁后，可推出商铺建筑面积约1900多平方米，按照从化此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平方米，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因此，该项目做下来至少可赚上2000万元。
从上述商业利益说明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从化市政府如此不顾一切地强行拆迁小海地段商铺的根本动力。
二、完善我国拆迁中的公民物权保护
（一）加强法制的规范化建设
1、厘清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界限，制订平等保护的物权法。
2、以物权法为基础，以立法的形式重新规范拆迁行为：将制订《拆迁法》提上立法日程重新规范拆迁行为。
3、纠正违反上位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法制的合理化建设
1、回归立法的精神的合理化。
从效率与公平理念来看，一般来说，效率要服从于公平。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秉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我们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的生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人权意识的提高。公平、公正的信念已深入人心。人权保护以于1982年编入宪法。此时只有公平、效率的有效结合，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才能富有连贯性与一致性的发挥效用以。2004年3月14日通过并实施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中“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并给予补偿’”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与平等的保护。所以制订“合法利益平等保护”为原则的《物权法》、《拆迁法》急需提上立法日程。那些以牺牲部分合法利益来谋求GDP的社会发展观急需改变。
2、引入听证程序，加强拆迁的程序合理化。
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人权入宪。在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人权中，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这定的财产权，是长期被轻视、极易受损害的一类基本权利。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果行政机关真正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强制规划、征收、征用等特殊行政措施，以公共利益为由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属实质法制主义的一种体现，似乎无可厚非。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大量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表明，“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公共利益为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和弊端的概念，如果不严格限定，极易出现滥用现象。为此我们引入听政程序，让公众参与拆迁决策。
（1）对公共利益的标准进行听证。《法制日报》中一篇《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中概括如下：
①合法合理性。财产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依法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需法定与合法的原则，也即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各国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规定等三种方式，其中性是必须具有“公众或公众有关的使用”之内涵。此外，关于公民利益的考虑，还应符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果征收、征用之目的的可通过其他代价较小的方式实现，则无必要征收征用。
②公共收益性。综观各国立法和行政实务，许多国家对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宽泛，凡国家建设需要，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都被认为具有公益性，例如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的提供。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它利用公共权利征收征用土地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公共性服务。
利害关系人可以据此标准对拆迁人的决策进行干预。对非为公共利益的拆迁可以提出质疑。
（2）对拆迁人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行听证。对非合理的、非充分的补偿可以提出质疑。
（3）拆迁受理审核机关要严把审批关口。使“听证意见书”作为房屋拆迁审核的必要提请文件。拆迁人对被拆迁居民的合理质疑不能或者没有合理、合法解答的，审核机关应拒绝发放拆迁许可证。
3、引入公平补偿原则、事先补偿机制，加强拆迁过程中实体法制建设。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运用公共权利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和特别牺牲。有损失就要有救济，特别损害应给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现代法制的一个要义。这种救济主要表现为法定条件下的公平补偿和事先补偿，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实体公正。与正当补偿、适当补偿等提法相比，公平补偿的提法也许更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权利与私权之间的交往法则。事先补偿则体现了政府诚信和法安定性的要求。
（1）以市场为基础、扩弃补偿范围、增加隐性损失的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事先补偿，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由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具体标准由政府公布，公民投票确认）进行合理、充分的评估，其中可以考虑给予包括隐性损失。
（2）要把事先补偿引入相关物权保护建设，作为房屋拆迁的必备条件。
政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依法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意义上讲，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与政府决策，但让步并不等于牺牲。根据合法利益平等保护的原则也不应该有牺牲，而是合理等价的交换。在次交换的过程中，公民明显处于弱势。因此为更好的保证公民合法权益得到补偿，引入事先补偿将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让每位公民享受民主，分享社会建设带来的利益应该成为新政府为政的宗旨。
（三）落实法制的实施建设
1、改善党、政领导干部的为政模式，以科学GDP为政绩考核标准，来防止利用公权任意践踏私权的现象。科学GDP包括绿色指标、公平指标、效率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等。
2、加强权力监督。以公共利益为由强制克减和限制公民权利，极易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出现公共危机而行使行政紧急权利上更易于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权和滥用公共权力，故需有效的监督制约，着是建设有限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除了把以公共利益为由行使公权力纲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民主监督视野中，更需要加强对于这一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这是“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机制和判断标准。国内外的行政诉讼实践证明，通过司法审查来监督和判断行政征收征用措施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确保公民权利，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3、简化权利救济。如果行使公权利后不承担责任，任何公权力掌握者都会滥用权力，故须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当某个公权力掌控者以公共利益为由克减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后通过监督机制判定侵权，则应严格追究其责任，使其付出相应代价。这是建设责任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我国也有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但都过于烦琐，加上相应实体法制不规范和健全而引起的个别地方的执法腐败，使人民对公权力丧失信心。相信通过以上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补充。违法拆迁肆意侵权的事件将大大减少。在法制完善、民主增强的时代，侵权行为将得到突显，且变的简单不那么复杂。这时权力监督机关只要与民主监督有效结合，将必然减轻人民的诉累，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
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和谐社会中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在土地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充分体现。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及其发展，我国已正式开始草物权法，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产生全面的、合理的、规范归属程序的、系统的物权法。
【参考文献】
①杨柳：《物权立法推动公私关系调整》
[z].http:/20051031/n227346412.shtmlc
②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148
③张晓晖：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背后藏巨大经济利益
[z]./newshtml/106993.html
④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中“关于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对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
⑤莫于川：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
[z]./news/n3232c52.html
物权保护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交易安全物权行为理论善意取得制度
一、何谓交易安全的保护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物权变动的过程市场主体通过频繁的物权变动建立经济联系，体现平等关系，实现经济目的。满足生活需求，得到各自在财产上的归属利益或利用利益。在物权变动的过程中，出卖人、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交易很可能会出现风险。
从实践中看。这种交易中的利益冲突很常见：如甲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乙又为丙设定抵押权，然后甲与乙的转让合同出现问题，丙的利益如何保护?又如乙将一部电脑卖给丙．但电脑是甲所有．乙没有对电脑的处分权．乙将电脑交付给丙的行为是否有效或者说丙能否取得电脑的所有权．丙的利益能否受到保护．如何保护?出卖人在商品交易中总是希望不丧失其权利归属的利益。要求静的安全．而买受人和第三人则总是希望法律保护其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要求动的安全静的安全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维护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促进财产流通和交易便捷．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法律不保护乙的利益．那么交易存在风险，如果法律保护乙的利益，交易安全得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秩序是否稳定和安全．主要看第三人的交易利益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
交易安全主要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设计的法律制度，即保护动态的安全。各国法律设立很多制度模式为防止或减少风险，以确保交易安全，如制度、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制度等．但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中物权法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
二、古代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当今世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系有两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均诞生在欧洲，并受两个时期不同社会结构的法律影响，这两个法律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物权制度中交易安全的保护一定要从这两个社会的法律开始罗马法泛指罗马国家的法律罗马法创立和发展出个人主义所有权制度．并建立起绝对保护个人所有权制度的法律体系罗马法开创了个人本位主义立法之先河在个人主义的观念支配下，罗马社会开始只承认罗马人享有所有权并受法律保护．而其他人，依照其他方式获得物．不被认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就是罗马法的“物在呼叫主人”的原则，强调“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因此，在古罗马，基于一个有瑕疵的买卖合同而进行的交易．不管其如何流转，所有权人都可行使物上追及权，要求财产受让人返还财产。这种模式过分注重对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了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即使第三人在交易中毫无过错．也避免不了最后遭受取得了的财产被剥夺、不能实现交易目的的危险所以．该种模式不利于稳定的交易秩序的建立，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
随着日尔曼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欧洲逐渐控制在日耳曼民族之下日耳曼民族逐渐将自己的法律带到整个欧洲，与原有法相融合而形成日耳曼法。日耳曼法反映日耳曼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即集体生活方式和团体本位思想日耳曼法中“所有与占有无明确区别．对于物有事实支配者．因而受保护。”这就是著名的“以手护手”的原则．即前手的交易瑕疵不及于后手．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于第三人．即使是无权让与．所有权人也无权对第三人请求返还．而只能向转让人要求赔偿损失这种模式客观上保护了动态交易安全，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对所有权人过于苛刻，而且其不区分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有违交易公正。
三、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物权行为，是指以物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为目的．与登记交付相结合的法律行为它最早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即无因性原则)与分离原则、形式主义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框架抽象原则是指物权变动效力不受原因行为影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即便以清偿因债权行为所生债务为目的．其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或者说物权行为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债权行为：分离原则是指物权行为与其原因相分离．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形式主义原则又称公示要件主义原则．是指物权契约必须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实质上．物权行为是形式与意思的两面一体．换句话说．物权行为是转移物权的意思表示与交付和登记等公示方式的直接融合基于物权行为的抽象原则．标的物的原权利人，仅对让与人行使权利．而不得向自让与人处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行使。这样．第三人就受到了保护所以物权行为有良好的保护交易安全的效果．交易安全保护功能成为支撑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
物权行为理论自创立以来．在世界各国就引起了较大争论法国、日本民法采用了债权合意主义，否定了物权行为：瑞士、奥地利民法采用了债权形式主义．对物权行为采取了折衷态度：德国民法无疑肯定了物权行为的理论．但在其法学界对此仍争论不休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在《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一文中指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及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课题组的见解代表了法学界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该论断也成为否定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重要理由有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虽然有利于维护买受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但这种保护是以损害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为代价的在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后．物权行为交易保护机能已被这些制度所抽空。
研究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我国也一定程度地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规定明确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所有权转移是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为基础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混淆．既妨害了交易便捷，又使得它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物权行为理论正顺应了要求交易便捷的社会需求．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一旦物权行为(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完成．买受人就已获得了标的物所有权，他以第三人为相对人对标的物的再处分就是一种有权处分．这一点．不因为第三人是否知道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交易存在债权行为方面的瑕疵而改变，因此．第三人是否善意就不是立法者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交易安全功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导致出卖人的不利被夸大．即使的确存在对出卖人不利的情形．也未见得就有必要避免．因为出卖人的身份角色不是始终不变的但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有些绝对化．应当适当修正抽象性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实现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调整
四、善意取得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物权保护范文篇4
关键词：物权；公共利益；听证；事先补偿；隐性损失
民法上将人的权利划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对人的财产权和对物的财产权。对物权事实上是财产支配权的代名词，它抽象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所具有的表彰权利人支配特定客体并排除他人非法干预的功能。因此，物权法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取得、让与、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物权法确认合法财产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体现了对相同事物给予相同对待的自然正义原则，为个人合法财产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这将增加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对物权本质的认识，目前通说认为德国学者的权利归属理论最令人信服。即物权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和保护的绝对性，最终来自于法律将物直接归属于权利主体，物权在此前提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绝对性权利。由此得出，权利主体获得了法律赋予的特定物归属权后，对特定物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并同时排除他人对支配与享受利益的侵害干预是物权的本质。然开发商、政府部门暴力拆迁、侵犯公民产权的事件层出不迭。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是居民财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因此完善拆迁相关立法及实施尤显重要。
一、拆迁中物权保护的不足
在一个法制社会，权利保护的不足依然体现在法律的制订与实施中。
（一）拆迁相关立法的问题
第一，由城市房屋拆迁原则所体现的相关立法精神很难保护动迁户的合法利益。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原则有“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造的原则；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而没有保证被拆迁人合法利益得到合理补偿的原则。没有合法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处处体现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立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合理的理念。
第二，法律规定的拆迁程序中过于强调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权而忽视了群众的参与（特别是与拆迁休戚相关的被拆迁者）使得本就无力的程序更是化为乌有。
第三，征地补偿的规定相对滞后。现行相关法律关于补偿的标准有二：1、货币补偿的原则和标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应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即按被拆迁者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形式、成新（新旧）程度、楼层、朝向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估价给予补偿。2、产权调换补偿的原则和标准。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另外加上拆迁安置补助费和经济损失补偿费（拆迁安置补助费包括三种：一种是搬迁补助费，另一种是临时安置补助费，第三种是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都未涉及对被拆迁人非财产隐性损失的补偿。非财产的隐性损失包括人文环境的破坏损失；包括感情寄托损失补偿还包括新居环境的适应补偿。纵然国家需要政治，社会需要管理，要求个人必要时作出让步，但让步决不等于牺牲。国家可以以合理补偿的形式给以平等的交换来达到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平等保护。
最后，还有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人民法院审理拆迁行政案件尚无相应的实体法依据，只能依据2001年国务院重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等。而由于拆迁事项涉及居民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属于私权范畴，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法规来规范拆迁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严格的说也不具有合法性。
（二）拆迁实施中的问题
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在“绿色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加上现存法律的不足与漏洞，在房屋拆迁的具体实施中严重存在着权力异化的现象，即背离了人民赋予行政机关组织管理权利的根本目的。他们只为利益不求公平。
试举案例，分析违法拆迁的背后利益
被拆迁的人从化市街口小镇桥开发区的3幢商铺位于105、106国道的咽喉要道，系从化市最早开发的商贸区域，于199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由当时的从化县河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开发的。该地段铺位当时的售价为1400—1500元/平方米。
由于小海开发区是在国道拓宽改造前开发的，并有24米以上的建筑退缩地带，故当时并没有影响到国道的正常使用。
1994年，105国道广州至从化段进行了扩建改造。接着，从化市出台了《关于加强从化市国道两旁建筑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凡1992年8月24日后不符合广从公路宽度要求的建筑，都是违章建筑”，而从化市街口镇小海桥开发区的商铺是在此规定之前建设好了的，因此并不违章。
1998年8月7日，从化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拆除105国道小海地段违章建筑及占道经营的通告》，将小海地段的建筑定性为违章建筑，决定对该地段建筑物进行清拆。
但是，由于当时给出的补偿参考价格由市政府做出，其价格为2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当时购买的价格。为此，小海开发区的部分业主聘请了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来重新评估，其评出的价格为4288元/平方米。在价格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业主起诉了拆迁人，且官司打赢了。
在此情况下，于1999年2月10日，由从化市规划局组织的拆迁队伍只对部分违章建筑和已签合同的商铺进行了清拆。据悉，这些被拆迁的建筑和商铺基本上属于集体性质企业的物业。而那些私有性质商铺的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合法财产，它们分别是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三幢24—27号。
2003年，从化市政府方面再次做出了拆迁小海区四幢19、20号等商铺的决定。此次拆迁给出的最充分的拆迁理由和依据就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
此时给出的补偿标准仍然由从化政府定为200元/平方米，后来在业主的抗争下，政府又单方面指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其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而此标准依然远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广东省出台的《关于防止和纠正城镇房屋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指出，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当地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的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落实补偿和安置费用，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需要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标准：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严格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评估价指导意见》要求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市、县建设或房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一批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由被拆迁人通过投票或由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选择。
由此来看，从化市政府在拆迁小海区商铺问题上，显然与该《通知》规定大有出入。但是，从化市政府仍然于2005年3月7日，决定对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进行强制拆迁。此次拆迁值得质疑的地方是，如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与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并排成列的还有四幢数十间房屋和店铺，它们多数是1994年广从公路扩建后兴建的违章建筑，但拆迁的为何仅仅是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
实际上，这种不顾一切的违法拆迁，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化市信访办在1999年3月，写给小海地段商铺业主关于拆迁补偿问题情况的回复中曾提到：“拆除该排商铺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若干专业市场的需要。为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委、市政府决定大力培育从化市第一个专业市场——联发摩托车市场，而该排商铺位于市场出入口，影响了市场的整体结构和外观的整洁美化”。
有知情人透露，此地拆迁后，可推出商铺建筑面积约1900多平方米，按照从化此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平方米，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因此，该项目做下来至少可赚上2000万元。
从上述商业利益说明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从化市政府如此不顾一切地强行拆迁小海地段商铺的根本动力。
二、完善我国拆迁中的公民物权保护
（一）加强法制的规范化建设
1、厘清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界限，制订平等保护的物权法。
2、以物权法为基础，以立法的形式重新规范拆迁行为：将制订《拆迁法》提上立法日程重新规范拆迁行为。
3、纠正违反上位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法制的合理化建设
1、回归立法的精神的合理化。
从效率与公平理念来看，一般来说，效率要服从于公平。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秉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我们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的生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人权意识的提高。公平、公正的信念已深入人心。人权保护以于1982年编入宪法。此时只有公平、效率的有效结合，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才能富有连贯性与一致性的发挥效用以。2004年3月14日通过并实施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中“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并给予补偿’”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与平等的保护。所以制订“合法利益平等保护”为原则的《物权法》、《拆迁法》急需提上立法日程。那些以牺牲部分合法利益来谋求GDP的社会发展观急需改变。
2、引入听证程序，加强拆迁的程序合理化。
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人权入宪。在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人权中，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这定的财产权，是长期被轻视、极易受损害的一类基本权利。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果行政机关真正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强制规划、征收、征用等特殊行政措施，以公共利益为由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属实质法制主义的一种体现，似乎无可厚非。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大量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表明，“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公共利益为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和弊端的概念，如果不严格限定，极易出现滥用现象。为此我们引入听政程序，让公众参与拆迁决策。
（1）对公共利益的标准进行听证。《法制日报》中一篇《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中概括如下：
①合法合理性。财产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依法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需法定与合法的原则，也即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各国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规定等三种方式，其中性是必须具有“公众或公众有关的使用”之内涵。此外，关于公民利益的考虑，还应符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果征收、征用之目的的可通过其他代价较小的方式实现，则无必要征收征用。
②公共收益性。综观各国立法和行政实务，许多国家对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宽泛，凡国家建设需要，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都被认为具有公益性，例如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的提供。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它利用公共权利征收征用土地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公共性服务。
利害关系人可以据此标准对拆迁人的决策进行干预。对非为公共利益的拆迁可以提出质疑。
（2）对拆迁人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行听证。对非合理的、非充分的补偿可以提出质疑。
（3）拆迁受理审核机关要严把审批关口。使“听证意见书”作为房屋拆迁审核的必要提请文件。拆迁人对被拆迁居民的合理质疑不能或者没有合理、合法解答的，审核机关应拒绝发放拆迁许可证。
3、引入公平补偿原则、事先补偿机制，加强拆迁过程中实体法制建设。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运用公共权利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和特别牺牲。有损失就要有救济，特别损害应给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现代法制的一个要义。这种救济主要表现为法定条件下的公平补偿和事先补偿，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实体公正。与正当补偿、适当补偿等提法相比，公平补偿的提法也许更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权利与私权之间的交往法则。事先补偿则体现了政府诚信和法安定性的要求。
（1）以市场为基础、扩弃补偿范围、增加隐性损失的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事先补偿，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由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具体标准由政府公布，公民投票确认）进行合理、充分的评估，其中可以考虑给予包括隐性损失。
（2）要把事先补偿引入相关物权保护建设，作为房屋拆迁的必备条件。
政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依法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意义上讲，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与政府决策，但让步并不等于牺牲。根据合法利益平等保护的原则也不应该有牺牲，而是合理等价的交换。在次交换的过程中，公民明显处于弱势。因此为更好的保证公民合法权益得到补偿，引入事先补偿将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让每位公民享受民主，分享社会建设带来的利益应该成为新政府为政的宗旨。
（三）落实法制的实施建设
1、改善党、政领导干部的为政模式，以科学GDP为政绩考核标准，来防止利用公权任意践踏私权的现象。科学GDP包括绿色指标、公平指标、效率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等。
2、加强权力监督。以公共利益为由强制克减和限制公民权利，极易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出现公共危机而行使行政紧急权利上更易于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权和滥用公共权力，故需有效的监督制约，着是建设有限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除了把以公共利益为由行使公权力纲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民主监督视野中，更需要加强对于这一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这是“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机制和判断标准。国内外的行政诉讼实践证明，通过司法审查来监督和判断行政征收征用措施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确保公民权利，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3、简化权利救济。如果行使公权利后不承担责任，任何公权力掌握者都会滥用权力，故须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当某个公权力掌控者以公共利益为由克减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后通过监督机制判定侵权，则应严格追究其责任，使其付出相应代价。这是建设责任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我国也有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但都过于烦琐，加上相应实体法制不规范和健全而引起的个别地方的执法腐败，使人民对公权力丧失信心。相信通过以上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补充。违法拆迁肆意侵权的事件将大大减少。在法制完善、民主增强的时代，侵权行为将得到突显，且变的简单不那么复杂。这时权力监督机关只要与民主监督有效结合，将必然减轻人民的诉累，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
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和谐社会中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在土地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充分体现。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及其发展，我国已正式开始草物权法，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产生全面的、合理的、规范归属程序的、系统的物权法。
【参考文献】
①杨柳：《物权立法推动公私关系调整》
[z].http:/20051031/n227346412.shtmlc
②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148
③张晓晖：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背后藏巨大经济利益
[z]./newshtml/106993.html
④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中“关于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对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
⑤莫于川：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
[z]./news/n3232c52.html
物权保护范文篇5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我国不动产事实物权的司法保护现状。本部分在分析了最常见的三类事实物权，即因法律规定产生的事实物权、因登记错误产生的事实物权以及民间习惯认可的事实物权的基础上对目前事实物权案件领域内的举证、调查、虚假诉讼以及政策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论述了不动产事实物权司法保护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理论上确保事实物权人的诉权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也是确保登记物权正确性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确保事实物权人的诉权得以实现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第三部分论述了不动产事实物权的司法保护途径问题，即针对事实物权人在寻求司法保护的各种诉讼类型的诉讼法律依据以及具体司法实务中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分别进行了阐述。笔者所在的法院就曾在2002年审理一起城市居民到农村买地建房后村民持《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与《村镇个人建房许可证》要求退还房屋的房屋所有权纠纷案件，一、二审法院根据证书上的名字认定房屋权属，并认为城市居民到农村买地建房属无效民事行为，故判决建房者在村民自愿补偿建房款的基础上退还房屋。2004年，福建省高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村民要求退还房屋的诉求，而此时案中村民已将涉案房产拆除重建，城市居民亦已领取建房补偿款，再审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但该城市居民对原房产在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其权益是否应得到司法保护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权益保护又当如何实现呢？司法实践中类似上述案例中的情况大量存在，如以他人名义购房、房产交易中已交付房屋却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一人名下等等。这些事实上的不动产权益不具有登记的外观形式，无法参与正常的物权交易，但当其权益受损时，依法、依情、依理却应当给予法律保护。笔者试借事实物权这一概念来探讨此类物权的司法保护问题。
一、我国不动产事实物权之司法保护现状
我国《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的前半部分规定了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后半部分的但书规定则承认了我国在登记之外存在着一些无需登记而生效的事实物权。此外，由于在我国不动产领域长期存在着重行政管理轻私权保护的倾向，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不具备登记外观形式的习惯性事实物权。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诉讼社会，与事实物权相关的各类纠纷也不断涌入各级法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面临着如何认定事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一）不动产事实物权的分类登记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表达的是个人之间的合意，这种合意经登记机构审查备案之后即可产生物权效力。若登记物权的原因行为无效，如合同行为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或者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则会产生登记物权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事实物权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其效力内容以法律规定之内容为准,其本身不存在是否有效问题，而只存在有无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依不动产事实物权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因法律有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事实物权
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的无需登记即可生效的事实物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由法律直接规定权利人享有的某种物权。如《物权法》第9条第2款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合同法》第286条规定，承包人对其所建工程享有的法定留置权。（2）因司法裁判或行政决定导致的物权变动。《物权法》第28条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3）因继承和受遗赠取得的不动产物权。《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4）因事实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物权法》第30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5）法律规定当事人经过合意即可取得的不动产物权。如《物权法》第129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55条规定的没有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第158条规定的地役权等不动产物权。
2．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登记错误而产生的事实物权
其包括：（1）由于登记机关的工作疏忽，使不动产被错误地登记在他人名下。对于真实权利人而言，其仍然享有事实物权。（2）权利人已实际占有不动产，而物权登记的原因行为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法定手续。如果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也会相应无效或者被撤销。在此情形下，如果合意被宣告不成立、无效，则没有有效合意的登记是错误登记，在权利外观恢复原状前，原物权人享有事实物权。（3）当事人真意保留。即当事人合法约定或者登记权利人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承认的不动产事实物权，当事人将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却没有赠与或者放弃房屋所有权的意思。此时，实际出资者对不动产享有事实物权。
3．民间习惯所认可的具有公示性质的习惯物权
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有见证人或者经公证的分家析产协议、夫妻财产约定、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等形式确认的不动产“习惯物权”。这些物权虽未登记，但其权属的变动已通过一定的外观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受到当事人交易观念的认可和尊重，也具有实质的物权变动效力。“习惯物权”深深扎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之中，已为人们习惯所普通接受，也是一种法律认可的事实物权。只要该公示形式为法律所允许，受让人即可得到与登记物权同等意义的事实物权。一般认为，一种习惯物权若要获得司法保护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有事实上之惯行；（2）对该惯行，其生活（交易）圈内的人对之有法的确信；（3）惯行之内容不悖于公序良俗。其中事实上惯行之存在为一种“事实”，“法的确信”是该惯行流行之生活（交易）圈中人之主观上的态度，“不悖于公序良俗”则为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于惯行之“实质”内容的监控。（二）我国不动产事实物权司法保护之困境事实物权虽然具有物权的实质内容，但在物权公示、市场准入等方面毕竟不同于登记物权，当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常常会遇到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相脱离的难题，也会面临私权保护与公共政策维护相冲突的困境。这使得事实物权人在寻求司法救济时困难重重。首先，事实物权人在诉讼过程中面临举证困难。与法律物权具有的推定正确性不同，事实物权人必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举证证明事实物权的存在。即使人民法院对登记权属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这使得在事实物权对抗登记物权的案件中，推翻登记物权的高标准举证责任对事实物权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在某案件中，某公司在与售房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后，将房产让与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某甲，并让售房方配合某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其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新的法定代表人要求原法定代表人返还房产。此时，作为原告方的公司若仅就房屋物权主张权利将面临着是否需举证证明公司代付房款无其他原因的问题。而在证据学上，证明一个事件的不存在往往要比证明一个事实的存在难度要大得多。其次，民事案件法官无力穷尽事实真相。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极中立的角色地位，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不能穷尽一切方法去探明登记物权与事实物权的不一致问题。例如在某案件中，农村居民要求确认自己已于十年前卖给一城市居民的一栋房屋的所有权，理由是房屋是建立在农村居民宅基地之上的，而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给城市居民，并提出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作为证据。一审据此要求城市居民需将房屋腾退给村民。而在二审中，法院主动向国土房产管理局咨询，得知该农村居民所在的村落范围内的土地早已全部变更为国有土地，只是农村居民尚未办理新的产权证件而已，故而改判驳回农村居民诉求。本案的二审判决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在承担着繁重的审判工作任务并且在相对方未申请法院调查时，是否能依职权对不动产登记权证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向行政机关咨询。再次，难以预防诉讼欺诈。事实物权的真实权利与登记外观相脱离的特点使得名义上的登记物权人利用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成为可能。部分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恶意转移财产，致使案件在执行阶段受阻的情形亦时有发生。在这类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往往出于对登记行为的尊重采取直接认定登记物权为一种推定事实。而诉讼过程中，事实物权人又无从获知其权益受损害情况，无法及时参加诉讼，就使得诉讼欺诈得以发生。如在一些离婚案件诉讼过程中，夫妻中作为物权登记人一方利用虚假诉讼转移本属于夫妻共有的房产，此时另一方将面临着司法救济困境。最后，保护事实物权与维护公共政策存在冲突，也有悖于司法与行政的分权原则。部分事实物权的产生是由于当事人本人或相对方未能或不能及时履行法定的登记公示义务而产生的权利状态。如果过分强调对事实物权的司法保护，可能使得行政机关登记行为的公定力受到影响，也不利于不动产行业管理和国家行业政策的实施。我国不动产登记除了履行对私权进行确认和保护功能之外，还存着一定的行业管理与政府调控功能的作用。如果事实物权和法律物权能够得到司法的同等保护，那么不但会对登记的公信力产生一定的影响，还可能使得国家的行业调控政策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例如限购令可能就会因以他人名义购房毫无法律风险而失效。
二、不动产事实物权司法保护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在对不动产事实物权进行司法保护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不动产事实物权的民事案件时能否一律直接依据不动产登记证书或登记簿确定的法律事实，而对真实权利人的权利不予保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不动产事实物权司法保护之理论依据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但保护事实物权也是维护物权市场秩序的基本诉求。首先，事实物权人请求司法保护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根据司法请求权理论，在法治国家，宪法保障所有人均有权请求法院予以司法保护。法院有义务满足当事人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司法请求，司法请求权主要体现为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而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是法院的职责，当法院违反这种义务拒绝审判或拖延审判时，就构成对当事人司法请求权的侵害。在德国当事人可以以法院拒绝审理案件为由向联邦宪法法院请求法律救济。这表明诉权不仅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虽然事实物权人对物的支配没有通过登记表现出来，但只要这种支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秩序，并且当事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这种支配关系，法院就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提供救济。其次,不动产登记内容正确性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登记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但是司法行为才具有终局性。国家权力分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手段，只要某项制度设计不违背这一理论初衷，能够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或限制政府权力，就是可行的。我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这些都表明无论是登记簿还是权属证书都只是物权的根据和证明，而绝非物权本身。事实上，在物权变动方面不论是采取意思主义的法国还是登记主义的德国，登记机构都不审查契约的实质内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国家对民众私生活的干预。而在具体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运作过程中也必须考虑保障物权交易安全与登记成本、登记效率的冲突问题。由于登记状态与权利实质情况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相符，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能将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不加选择地建立在登记的基石上。而应当对真实的权利状态作出审查，将不动产登记内容作为一种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情况下的推定事实。这种推定事实不是绝对的，只要相对人提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就可能被推翻。最后，确保事实物权人的诉权是确保物权正确性的有效手段。民法的任务是对物之归属于人的事实进行规定。虽然规范物权的变动和保护第三人是物权法的基本范畴，但是如何确保物权的正确性,如何在正确物权的基础上保护权利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不仅涉及到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律，也是对交易第三人进行保护的法律基础。登记制度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使得欺诈登记、错误登记等现象时有发生，需要司法为登记权利的正确性提供救济途径。（二）对事实物权给予司法保护之现实需要一是有利于解决不动产物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我国不动产政策变革以及大规模征地拆迁遗留下来的许多房屋、土地纠纷问题长期困扰着各级政府与法院。我国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初衷的主要目的在于行政管理而非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使得产权所有人对及时登记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了部分事实物权人的相关权利并未登记在不动产登记薄上。而政府在进行房地产拆迁时又必须以合法的权利登记证书作为补偿依据，由此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而且，一些不动产纠纷产生的原因常常产生于数十年前，我国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并不足以建立起完备的市场秩序与法律制度，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也未及时进行纠正。如前述案例中农村宅基地已变更为国有土地，而权利人的证件却未及时更换的现象。如果没有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此类问题进行处理，当事人就可能面临着因制度衔接脱节问题而使自己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因此，在人民法院在处理这些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时不应当只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认定权属，而必须妥善处理纠纷，查清权属的真实状况，以减少不动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扰。二是有利于化解社会转型期新型不动产纠纷。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加深，矛盾日益突出，对司法机关来讲，如何快速有效地化解矛盾显得尤为重要。在不动产产权领域，虽说许多纠纷依法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纠纷，但是往往因为传统的行政处理方法无助于解决问题,行政诉讼的又难以现实而转变为民事诉讼。例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但是许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宅基地使用权纠纷当事人协商不了，人民政府也很难处理。当事人就会以合同受欺诈，要求损害赔偿等理由要求人民法院受理此类纠纷。事实上，人民法院在各方压力下也往往实际受理了这些案件。这些不动产纠纷案件的权利登记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不能依法对事实物权人的相关权益予以保障将面临着更大的社会矛盾。三是确保案件法律事实正确性。近年来房价飞速上涨，不动产财产在居民财产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人民群众对不动产物权纠纷处理结果异常敏感。我国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原则，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同时鼓励民众遵纪守法。事实物权的存在使法律事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分离状态，如果机械地依照法律规定简单套用法律条文，得出的结果表面上符合法律规定，在实质上却与法律的精神相违背。这样的判决既无法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也无法真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更无助于在民众心中树立司法公信力。当一般观念上的正义无法在法庭上实现时，一些当事人就会对国家司法制度产生怀疑，从而产生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法律适用上应充分考量藏隐于法律规定之中的目的与价值，亦即应注重法律立法基础之原则、要实现之政策，以及要保护之目的。虽然法律事实与案件事实、登记物权与事实物权之间存在着复杂交错的关系，但只要对不动产事实物权进行精细的法理分析，积极发挥常识、常情、常理在审理案件中价值准则作用，就能把握事实，准确判案。
三、不动产事实物权司法保护途径的优化
事实物权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对不同种类的事实物权人应采取不同的司法保护措施。
（一）异议登记、返还原物及债权履行之诉
对于当事人真意保留的事实物权，应依法支持事实物权人要求相对方协助履行登记义务的债权请求权、更正登记请求权及返还原物请求权等诉求。即使讼争的房屋已灭失，仍不妨碍事实物权人对异议登记诉权的行使。为解决私权保护和维护物权登记秩序的矛盾，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事实物权与登记物权相冲突的案件时应当建立区分原则。即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不动产事实物权优先于登记物权，以维护公平正义。但在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登记物权优于不动产事实物权，以维护交易安全。这样，既使以他人名义购房者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以维护不动产市场的交易秩序，又不违背司法公正原则。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一旦发现不动产登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民事争议有影响，且依普通人的经验无法确定登记内容是否属实时，应当提示、督促事实物权人进行初始登记或者异议登记。亦可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民事诉讼的规定，由当事人一方先对行政登记机构的具体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待行政诉讼终结后，再继续进行民事诉讼。
（二）侵权之诉
对于法律规定无需登记的事实物权可参照登记物权，对侵权人适用侵权责任等方式进行司法保护。首先，事实物权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主要”限于绝对权，只要是“法律已经规定或者约定俗成应当成为一种绝对权”的，都是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其他合法利益“,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受侵权法的保护。对于因法律有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事实物权或者习惯性事实物权都应当在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的范围在内。其次，《侵权责任法》公平责任的法律规定为事实物权人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规定表明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并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种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当事人,亦需与受害人一起“分担损失”。就本文引言部分所述案例而言，城市居民的权益固然应当受到保护，但村民依法起诉的自由亦应予以确认，故村民依据合法生效判决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将之拆除并无过错。但城市居民却因拆除行为产生了损害。因此，对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城市居民的损失仍可依公平责任寻求司法保护。最后，事实物权公平责任的范围不应包括债权和纯粹经济利益。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私权均为法律所赋予个人享受一定的法律利益，而债权、期待利益等能否单独适用侵权责任尚存争议。公平责任作为我国独有一项法律规定，产生于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人民群众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环境之下，如果不进行严格的解释，整个侵权法的责任基础可能崩塌。对于事实物权的侵权损害公平责任范围只以其绝对权为限，而由事实物权可能产生的经济利益则不能作为侵权之诉的标的内容。一般而言，对于符合我国物权法第9条的但书规定条件，法律有规定无需登记即可生效的物权，只要当事人提供了足以证明其产权来源合法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将此类物权按照法律规定给予保护即可。但是，在一些家庭事实物权案件中出现离婚前登记物权人利用虚假诉讼等损害事实物权人利益的情形。此时，对于虚假诉讼案件应当由院长提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后及时停止案件的执行，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撤销原判决，增加事实物权人作为案件第三人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以保障事实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物权保护范文篇6
关键词：物权；公共利益；听证；事先补偿；隐性损失
民法上将人的权利划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对人的财产权和对物的财产权。对物权事实上是财产支配权的代名词，它抽象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所具有的表彰权利人支配特定客体并排除他人非法干预的功能。因此，物权法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取得、让与、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物权法确认合法财产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体现了对相同事物给予相同对待的自然正义原则，为个人合法财产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这将增加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对物权本质的认识，目前通说认为德国学者的权利归属理论最令人信服。即物权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和保护的绝对性，最终来自于法律将物直接归属于权利主体，物权在此前提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绝对性权利。由此得出，权利主体获得了法律赋予的特定物归属权后，对特定物直接支配，享受利益并同时排除他人对支配与享受利益的侵害干预是物权的本质。然开发商、政府部门暴力拆迁、侵犯公民产权的事件层出不迭。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是居民财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因此完善拆迁相关立法及实施尤显重要。
一、拆迁中物权保护的不足
在一个法制社会，权利保护的不足依然体现在法律的制订与实施中。
（一）拆迁相关立法的问题
第一，由城市房屋拆迁原则所体现的相关立法精神很难保护动迁户的合法利益。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原则有“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造的原则；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而没有保证被拆迁人合法利益得到合理补偿的原则。没有合法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处处体现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立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合理的理念。
第二，法律规定的拆迁程序中过于强调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权而忽视了群众的参与（特别是与拆迁休戚相关的被拆迁者）使得本就无力的程序更是化为乌有。
第三，征地补偿的规定相对滞后。现行相关法律关于补偿的标准有二：1、货币补偿的原则和标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应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即按被拆迁者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形式、成新（新旧）程度、楼层、朝向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估价给予补偿。2、产权调换补偿的原则和标准。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另外加上拆迁安置补助费和经济损失补偿费（拆迁安置补助费包括三种：一种是搬迁补助费，另一种是临时安置补助费，第三种是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都未涉及对被拆迁人非财产隐性损失的补偿。非财产的隐性损失包括人文环境的破坏损失；包括感情寄托损失补偿还包括新居环境的适应补偿。纵然国家需要政治，社会需要管理，要求个人必要时作出让步，但让步决不等于牺牲。国家可以以合理补偿的形式给以平等的交换来达到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平等保护。
最后，还有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目前人民法院审理拆迁行政案件尚无相应的实体法依据，只能依据2001年国务院重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等。而由于拆迁事项涉及居民最主要的一部分私人财产，属于私权范畴，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法规来规范拆迁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严格的说也不具有合法性。
（二）拆迁实施中的问题
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在“绿色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加上现存法律的不足与漏洞，在房屋拆迁的具体实施中严重存在着权力异化的现象，即背离了人民赋予行政机关组织管理权利的根本目的。他们只为利益不求公平。
试举案例，分析违法拆迁的背后利益
被拆迁的人从化市街口小镇桥开发区的3幢商铺位于105、106国道的咽喉要道，系从化市最早开发的商贸区域，于1990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由当时的从化县河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开发的。该地段铺位当时的售价为1400—1500元/平方米。
由于小海开发区是在国道拓宽改造前开发的，并有24米以上的建筑退缩地带，故当时并没有影响到国道的正常使用。
1994年，105国道广州至从化段进行了扩建改造。接着，从化市出台了《关于加强从化市国道两旁建筑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凡1992年8月24日后不符合广从公路宽度要求的建筑，都是违章建筑”，而从化市街口镇小海桥开发区的商铺是在此规定之前建设好了的，因此并不违章。
1998年8月7日，从化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拆除105国道小海地段违章建筑及占道经营的通告》，将小海地段的建筑定性为违章建筑，决定对该地段建筑物进行清拆。
但是，由于当时给出的补偿参考价格由市政府做出，其价格为200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当时购买的价格。为此，小海开发区的部分业主聘请了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来重新评估，其评出的价格为4288元/平方米。在价格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业主起诉了拆迁人，且官司打赢了。
在此情况下，于1999年2月10日，由从化市规划局组织的拆迁队伍只对部分违章建筑和已签合同的商铺进行了清拆。据悉，这些被拆迁的建筑和商铺基本上属于集体性质企业的物业。而那些私有性质商铺的业主们通过法律途径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合法财产，它们分别是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三幢24—27号。
2003年，从化市政府方面再次做出了拆迁小海区四幢19、20号等商铺的决定。此次拆迁给出的最充分的拆迁理由和依据就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
此时给出的补偿标准仍然由从化政府定为200元/平方米，后来在业主的抗争下，政府又单方面指定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其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而此标准依然远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实际上，早在2004年4月，广东省出台的《关于防止和纠正城镇房屋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指出，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当地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的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落实补偿和安置费用，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需要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标准：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严格按照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评估价指导意见》要求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市、县建设或房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一批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由被拆迁人通过投票或由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选择。
由此来看，从化市政府在拆迁小海区商铺问题上，显然与该《通知》规定大有出入。但是，从化市政府仍然于2005年3月7日，决定对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进行强制拆迁。此次拆迁值得质疑的地方是，如是国道整治和市政建设，与从化市街口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并排成列的还有四幢数十间房屋和店铺，它们多数是1994年广从公路扩建后兴建的违章建筑，但拆迁的为何仅仅是小海区四幢19、20号商铺？
实际上，这种不顾一切的违法拆迁，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从化市信访办在1999年3月，写给小海地段商铺业主关于拆迁补偿问题情况的回复中曾提到：“拆除该排商铺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若干专业市场的需要。为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委、市政府决定大力培育从化市第一个专业市场——联发摩托车市场，而该排商铺位于市场出入口，影响了市场的整体结构和外观的整洁美化”。
有知情人透露，此地拆迁后，可推出商铺建筑面积约1900多平方米，按照从化此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平方米，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为2500元/平方米，因此，该项目做下来至少可赚上2000万元。
从上述商业利益说明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从化市政府如此不顾一切地强行拆迁小海地段商铺的根本动力。
二、完善我国拆迁中的公民物权保护
（一）加强法制的规范化建设
1、厘清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界限，制订平等保护的物权法。
2、以物权法为基础，以立法的形式重新规范拆迁行为：将制订《拆迁法》提上立法日程重新规范拆迁行为。
3、纠正违反上位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法制的合理化建设
1、回归立法的精神的合理化。
从效率与公平理念来看，一般来说，效率要服从于公平。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同一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秉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我们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的生产。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人权意识的提高。公平、公正的信念已深入人心。人权保护以于1982年编入宪法。此时只有公平、效率的有效结合，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才能富有连贯性与一致性的发挥效用以。2004年3月14日通过并实施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中“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并给予补偿’”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与平等的保护。所以制订“合法利益平等保护”为原则的《物权法》、《拆迁法》急需提上立法日程。那些以牺牲部分合法利益来谋求GDP的社会发展观急需改变。
2、引入听证程序，加强拆迁的程序合理化。
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人权入宪。在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人权中，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这定的财产权，是长期被轻视、极易受损害的一类基本权利。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果行政机关真正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强制规划、征收、征用等特殊行政措施，以公共利益为由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属实质法制主义的一种体现，似乎无可厚非。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大量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表明，“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公共利益为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和弊端的概念，如果不严格限定，极易出现滥用现象。为此我们引入听政程序，让公众参与拆迁决策。
（1）对公共利益的标准进行听证。《法制日报》中一篇《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中概括如下：
①合法合理性。财产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定条件下才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依法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需法定与合法的原则，也即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各国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规定等三种方式，其中性是必须具有“公众或公众有关的使用”之内涵。此外，关于公民利益的考虑，还应符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果征收、征用之目的的可通过其他代价较小的方式实现，则无必要征收征用。
②公共收益性。综观各国立法和行政实务，许多国家对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宽泛，凡国家建设需要，符合一般性社会利益的事业，都被认为具有公益性，例如国民健康、教育、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的提供。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的提供者，它利用公共权利征收征用土地为全社会提供普遍的公共性服务。
利害关系人可以据此标准对拆迁人的决策进行干预。对非为公共利益的拆迁可以提出质疑。
（2）对拆迁人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行听证。对非合理的、非充分的补偿可以提出质疑。
（3）拆迁受理审核机关要严把审批关口。使“听证意见书”作为房屋拆迁审核的必要提请文件。拆迁人对被拆迁居民的合理质疑不能或者没有合理、合法解答的，审核机关应拒绝发放拆迁许可证。
3、引入公平补偿原则、事先补偿机制，加强拆迁过程中实体法制建设。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运用公共权利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和特别牺牲。有损失就要有救济，特别损害应给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现代法制的一个要义。这种救济主要表现为法定条件下的公平补偿和事先补偿，它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实体公正。与正当补偿、适当补偿等提法相比，公平补偿的提法也许更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权利与私权之间的交往法则。事先补偿则体现了政府诚信和法安定性的要求。
（1）以市场为基础、扩弃补偿范围、增加隐性损失的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项目，包括市政及公用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有关规定，在土地交易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者公开上网竞价方式进行出让，选择有实力的开发建设单位实施房屋拆迁及项目建设，并监督其严格按照规定事先补偿，不得以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为由，降低拆迁补偿和安置补偿。涉及城镇房屋拆迁估价，要由资质等级高、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评估机构（具体标准由政府公布，公民投票确认）进行合理、充分的评估，其中可以考虑给予包括隐性损失。
（2）要把事先补偿引入相关物权保护建设，作为房屋拆迁的必备条件。
政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依法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它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意义上讲，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与政府决策，但让步并不等于牺牲。根据合法利益平等保护的原则也不应该有牺牲，而是合理等价的交换。在次交换的过程中，公民明显处于弱势。因此为更好的保证公民合法权益得到补偿，引入事先补偿将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九四九年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让每位公民享受民主，分享社会建设带来的利益应该成为新政府为政的宗旨。
（三）落实法制的实施建设
1、改善党、政领导干部的为政模式，以科学GDP为政绩考核标准，来防止利用公权任意践踏私权的现象。科学GDP包括绿色指标、公平指标、效率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等。
2、加强权力监督。以公共利益为由强制克减和限制公民权利，极易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出现公共危机而行使行政紧急权利上更易于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权和滥用公共权力，故需有效的监督制约，着是建设有限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除了把以公共利益为由行使公权力纲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民主监督视野中，更需要加强对于这一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这是“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机制和判断标准。国内外的行政诉讼实践证明，通过司法审查来监督和判断行政征收征用措施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确保公民权利，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3、简化权利救济。如果行使公权利后不承担责任，任何公权力掌握者都会滥用权力，故须完善相应的责任机制。当某个公权力掌控者以公共利益为由克减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后通过监督机制判定侵权，则应严格追究其责任，使其付出相应代价。这是建设责任政府、法制政府的要求。我国也有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但都过于烦琐，加上相应实体法制不规范和健全而引起的个别地方的执法腐败，使人民对公权力丧失信心。相信通过以上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补充。违法拆迁肆意侵权的事件将大大减少。在法制完善、民主增强的时代，侵权行为将得到突显，且变的简单不那么复杂。这时权力监督机关只要与民主监督有效结合，将必然减轻人民的诉累，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
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源泉，和谐社会中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在土地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充分体现。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及其发展，我国已正式开始草物权法，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产生全面的、合理的、规范归属程序的、系统的物权法。
【参考文献】
①杨柳：《物权立法推动公私关系调整》
②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148
③张晓晖：广州从化暴力拆迁触目惊心背后藏巨大经济利益
④杨富斌、韩阳：《土地与社会公正问题》中“关于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对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55期
⑤莫于川：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
物权保护范文篇7
关键词用益物权物权效力排他效力优先效力物权请求权效力
一、物权效力概说
物权的效力是法律赋予物权的作用力与保障力，是由物权的内容和性质所决定的，反映着物权的权能和特性，也是物权依法成立后所发生的法律效果。物权是一个复杂的权利系统，不同的物权各有其独特的效力。但由物权的直接支配性这一共同的本质所决定，不同的物权之间又具有某些共同的效力。因此，通常所称物权效力仅指物权的共同效力而言。关于物权的效力，理论上主要有二效力说、三效力说、四效力说等不同的观点。二效力说认为，物权的效力包括物权的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三效力说又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主张包括优先权、追及权和物上请求权，有学者主张包括物权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权请求权，还有学者主张包括物权对标的物的支配力、对债权的优先力和对妨害的排除力；四效力说也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主张包括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上请求权，也有学者主张包括支配效力、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权请求权。
我认为，确定物权的效力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应区分物权的内容、性质与物权的效力。物权是以物的直接支配为内容的权利，支配或支配力是物权的内容，从权利特性的角度讲，也是物权区别于债权的质的规定性。因此，支配力应属物权的内容和物权的性质范畴，与物权的效力是两个层面的概念。物权效力应是物权内容或性质的体现并由物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将支配力作为物权的效力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第二，物权的效力应能反映物权的权能和特性。换言之，物权的效力要与债权的效力区分开。物权与债权区分的结果，是使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必须区分开。据此要求，要将某一法律效力作为物权的一种独立效力，必须考虑这一效力与债权效力的区分问题。如果其能区别于债权的效力，或者其是物权所独有的效力，则可将其单列为物权的效力之一，反之则否。第三，构造物权的效力体系应选取一个相对较为科学合理的标准。确立这样一种标准的要求应包括逻辑清晰、周延，各单独效力间衔接紧密、重叠最小，并且该种效力体系能最充分地体现物权的作用力与保障力。对物权效力体系的构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线索，但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角度最为重要：一是以物权从产生到消灭的不同阶段为线索，物权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效力。如此标准，使得不同的物权效力前后连贯衔接，逻辑周延清晰，而又不致相互冲突或重叠。二是严格限定不同的物权效力在发生上的条件。物权的所有效力都来自于物权为支配权的根本属性，物权效力的同源性决定了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如果对各不同效力的适用条件不作严格限定，而给予过于宽泛的解释，则将导致各不同物权效力之间相互包含、重叠或冲突。
基于以上考虑，一个科学合理的物权效力体系应包括物权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权请求权效力四个方面。首先，物权的支配力乃物权的内容和本质，物权的效力由其决定或派生，与物权效力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因此不应列入物权的效力体系之中。其次，物权的排他效力不能纳入物权的优先效力之中，其理由有二：一是物权的排他效力所要解决的是物权在成立上的冲突问题，即已成立的物权排斥在性质或内容上与其不相容的物权再为成立；而物权的优先效力要解决的是既存数个物权在实现（或行使）上的冲突问题，二者分别发生于物权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分别独立的必要性。二是物权的排他效力侧重的是比较两种以上的物权间性质可否相容，是否为冲突排斥的关系；而物权的优先效力则是在上述范畴之外，对于两种以上物权之间可相容和性质不对立的前提下，分析何者效力强弱的问题，或者在物权与债权之间，如何确定其先后行使顺序问题。再次，物权的追及效力不能包含于物权的优先效力与物权请求权效力之中，其理由有二：一是物权效力应反映物权的本质特性，将追及效力单列为物权的一项独立效力，将更有助于理解物权的本质，更有助于理解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二是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请求权效力与物权的追及效力各自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优先效力适用于数个在性质和内容上相容物权在依法正常实现或者物权与债权发生冲突时，何者效力优先实现的问题；物权请求权适用于物权之圆满状态受到不法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为恢复物之圆满状态而行使的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而追及效力与以上二者都不同，追及效力适用于物权在正常实现时，不论物因非法的（如违法转让、被盗）或合法的（如被依法转让与第三人）原因而归于他人之手，物权人都可追及物之所在行使物权。因此，不可将追及效力归于优先效力或物权请求权效力之中。
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因此，用益物权也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权请求权效力。
二、用益物权的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物上不能同时并存二个以上内容及性质互不相容的物权。换言之，在同一物上已存在的物权具有排除在该物上再成立与其内容及性质相互冲突的物权的效力。物权的排他效力是物权在内容上具有支配性的表现，无排他性则物权的支配力无法实现。
排他效力是物权共有的效力，但各种物权的排他效力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所有权具有最强的排他效力，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以占有标的物为内容的他物权的排他效力仅次于所有权，其可与所有权并存于一物之上，也可以与不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并存，但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二个以上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不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的排他效力最弱，在同一物上仅不能同时存在内容完全相同的此类物权，但可存在数个同种类的物权。
就用益物权而言，因其系以占有标的物为内容的定限物权，因此，用益物权具有较强的排他效力，具体表现在：同一物上不得并存两个同时以直接占有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如同一块土地上不能并存两个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当然，用益物权相互之间的排他效力并非绝对，这主要表现为异时占有和非皆为直接占有的两个用益物权可以并存于一个标的物上。例如，典权与转典权可并存于一个典物之上而互不排斥。这是因为，典权人与转典权人所享有的两个典权，虽存于一个标的物上，并且都以占有为其内容，但两个典权之占有却并非“同时”发生，于转典后，原典权人对典物的占有是间接占有，而转典权人取得了对典物的直接占有，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可并存于一个物上，此乃物权规则之常理。再如，二个以上内容不同的地役权（如用水地役与通行地役）或内容相同但互不排斥的地役权（如不作为地役），也可并存于一宗土地之上；在同一土地的上下，得成立不同范围的数个地上权，如建筑房屋的地上权和地下停车场的地上权。[①]
二、用益物权的优先效力
物权的优先效力，是指同一物上并存有两个内容及性质相容之物权或该物同时亦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时，依不同物权之性质定其实现上之优劣或物权优先于债权实现的效力。物权之优先效力，亦为物权在内容上具有直接支配性的表现。通说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包括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和物权优先于债权的问题。
（一）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是指在同一个标的物上存在两个以上不同内容或性质的物权时，哪种物权优先实现的效力。根据物权的排他效力，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用益物权与抵押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数个用益物权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
1．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成立的物权，因此，用益物权设定后，在用益物上，必然会存在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两种权利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用益物权应优先于所有权。即使用益物权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也不影响用益物权的存在，用益物权人仍可以对抗新的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优先性是根据物权的性质所作出的判定，亦即一物之上设定限制性物权时，该限制性物权优先于其所赖以设定的基础性权利。[②]例如，当地役权人的利用与供役地所有人的利用相冲突时，原则上应依双方当事人原约定的内容确定。如果不能确定的，应认为地役权人有优先使用的权利，这就是学者所称的地役权人利用优先的原则。[③]用益物权的效力之所以优先，其原因在于用益物权是基于所有权人的自主意志而设定的，所有权人必须承受此等自我约束与限制的后果，乃当然之理。当然，在用益物权设定后，所有权人仍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在优先行使权利时，也必须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予以尊重，即不得滥用用益物权而损害标的物所有人的所有权。可见，所有权与用益物权二者间彼此构成对对方的一种限制。
就我国现行财产归属秩序和物权体系而言，用益物权绝大多数只能设定于公有（国有与集体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之上，只有少部分可存于私人房产上（如居住权）。因此，用益物权效力优先规则的确立，不仅具有确定物权效力位序的功能，还包含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即对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因此，在立法上和法律解释上，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用益物权的优先性，当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等用益物权设定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国家和集体）必须尊重已设定的上述用益物权，而不得以自己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为由，随意撤销或无视用益物权的存在而滥用处分权。当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等法定方式取消用益物权，但征收等公权的行使必须受极严格的法律控制。
2．用益物权与抵押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用益物权的享有与行使一般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而抵押权的享有与行使不必占有抵押物，因此，用益物权与抵押权之间不存在一方排斥另一方的排他性问题，二者可并存于一个客体物上。在这种情况下，先成立的物权应优于后成立的物权。这是根据物权成立时间之先后所作的判定，此即“时间在先，权利在先”，或者“先来后到”规则。依此规则，先设定的权利优先于后设定的权利实现，后设定的权利不得损害在先的物权。具体而言，如果用益物权设定在先，则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不能对抗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将继续存在；如果用益物权设定在后，则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可以对抗用益物权。
3．数个用益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因用益物权系以占有标的物为实现权利前提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之间不能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但在特殊情况下，数个用益物权之间也可以并存。例如，同一宗土地上先设定有一个通行地役权而后又设定一个汲水地役权。此时，数个地役权之间的行使顺序应依“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处理，即先设定之通行地役优先于后设定之汲水地役。
（二）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
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是在一物之上存在物权时，而该物同时亦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时，物权有优先于债权实现的效力。一般地说，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所有权的优先效力、定限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于一般债权三个方面。[④]
就用益物权而言，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定限物权的优先效力上。就是说，如果在某物上存在有某一用益物权，而该物又成为债权给付的标的物时，用益物权无论设定于债权成立之前或之后，用益物权都优先于债权。例如，某房屋被借于他人使用，借用人在该房屋上享有借用权的债权。之后，房屋所有权人又在该房屋上为他人设定了居住权。则在借用权与居住权的实现上，尽管居住权设定在后，亦优先于借用权而得到实现。再如，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若被执行财产上于执行程序开始前先行设定了用益物权，则该用益物权优先于参与分配的债权，亦即参与分配并不当然涤除用益物权。
当然，对于租赁权与用益物权之间而言，基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租赁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因此，在租赁权与用益物权之间，它们的权利顺位应当按照设定先后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又称为物权的追及权，是指物权成立后，其标的物无论辗转归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之所在而直接支配该物。当然，物权的追及效力应当受善意取得的限制。
物权的追及效力对于保持物权人对物之圆满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他物权之标的物的所有人合法处分其所有权时，对于他物权之行使和实现意义重大。这是因为，一物之上他物权的设定，并不能限制或剥夺所有权人对物的处分自由，而所有权人的处分行为必将影响到他物权的实现。若没有物权的追及效力以增强他物权的实现力，则他物权将会因标的物的移转而落空。
物权的追及效力不仅表现为所有权和担保物权的追及效力，也表现为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用益物权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对用益物权不发生影响。例如，《物权法草案》第185条规定：“居住权设定后，住房所有权人变更的，不影响居住权。”再如，当供役地所有权人将供役地所有权让与他人时，地役权仍存于供役地上。当然，这也属于地役权的从属性问题。另一方面，当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用益物权人基于其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得追及标的物，请求侵占人返还。
四、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
物权请求权又称物上请求权，[⑤]属于物权的妨害排除效力，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的危险时，物权人为回复其物权的圆满状态，得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一般认为，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三种。物权请求权是物权在保护方面的效力，因为物权是对标的物的一种直接支配权，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权利人权利的义务，因而为保障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或侵害，确保物权的圆满状态，法律自应赋予物权以妨害排除效力。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主要有如下问题值得讨论：
（一）用益物权能否适用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最初是为保护所有权而设的，因此，所有权具有物权请求权效力自无疑义。但是，用益物权是否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只能适用有关占有请求权（占有人物上请求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姚瑞光先生认为：“基于所有权而生之第767条（即所有权人之物上请求权）所定各种请求权，除第858条有明文规定准用外（即物权请求权于地役权准用之），其他各种物权应无准用之余地。”盖在占有标的物之各种物权，如地上权、永佃权、动产质权、典权、留置权，其占有之标的物，如有被侵夺、被妨害或被妨害之虞者，可依第962条（即占有人物上请求权——引者注）之规定，请求保护，殊无准用第767条之必要也。在不占有标的物之抵押权，对抵押权人之行为，足使抵押物之价值减少者，第871条及872条（即抵押权之保全的规定——引者注）已设有救济办法。如第三人有侵夺、妨害之行为，抵押人不依第767条之规定行使其请求权者，即系债务人（指债务人兼抵押人者而言）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即抵押权人得依第242条规定，代位债务人行使第767条所定各种请求权，而达保全自己抵押权之目的，亦无准用第767条之必要。关于地上权无准用第767条之余地，并经著有判例。从而我民法仅就地役权设有准用第767条规定，而在其他各种物权，则不设准用该条之规定，实非无故。“[⑥]按照这种观点，他物权不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而仅具有基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效力。台湾地区有判例也曾主张：”物上请求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所有人或占有人始得行使之，此观民法第767条及962条之规定自明。地上权既准用第767条规定之明文，则其行使物上请求权，自以设定地上权之土地已移转地上权占有为前提。“[⑦]可见，对于地役权之外的其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台湾判例亦否认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的适用，而仅承认基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的效力。
肯定说认为，除地役权外，其他的用益物权亦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就所有权及用益物权，均认有物上请求权。民法就所有权及地役权，有明文规定（民法767条、858条）。地上权、永佃权，二用益物权及兼有用益物权性质之典权未直接设规定，一见似有阙漏，然依民法833条、850条、914条规定，有准所有权之地位，自可准用民法767条之规定，而地役权则以其成立多为移转供役地之占有，未可与上述三种物权同论，故于858条特明定其准用之旨。”[⑧]郑玉波先生认为：民法关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于“其他物权除地役权于同法第858条设有准用之规定外，余均无明文，究竟是否具有此项物上请求权？在解释上应肯定这原则也。至于‘占有’虽亦受此种请求权之保护（962条），但该请求权之存续，有一年之时效期间（963条），此点与一般之物上请求权有所不同也。”[⑨]谢在全先生认为：“仅为事实而非权利之占有，已有占有人之物上请求权可资保护，法律上对地上权等物权之保护，自无较其为薄之理由。准此以言，除所有权及地役权，民法上已明定有物上请求权者外，其他物权亦应认有物上请求权，方能符合物权之保护绝对特质。”[⑩]王泽鉴先生更是详细论述了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之外其他物权的理由：（1）地上权人不能依民法第767条规定主张地上权标的物返还请求权，难以享受法律所赋予使用土地之利益。（2）民法规定地役权准用民法第767条规定，或许是认为地役权权人未占有供役地，不能主张民法第962条规定之占有人物上请求权，故特使其准用主张所有人之物上请求权。这一立法理由，固可赞同，但不能作为地上权人不能享有民法第767条所定请求之理由。地上权与地役权同为定限物权，同以物之用益为内容，差别处理，违反“相同者，应为相同处理”之平等原则。（3）所有权系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地上权等其他物权系对物为部分支配的权利，支配范围虽有不同，但其同为支配权之性质，并无差异。为保护地上权等其他物权，民法第767条应有类推适用之必要。（4）法律对于某项问题设有规定及准用明文，并不当然排除其类推适用。[？]
我国大陆学者大都认为，他物权亦应有物权请求权的适用。[？]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1）地上权及地役权等用益物权，虽不是对物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但也具有对物进行部分支配的性质，而且在其存续的时间和空间上，其支配性质也包括对物的所有人的对抗和排斥。因此，当其受到侵害时，也同样得提起返还之诉、妨害除去之诉及妨害防止之诉。（2）若不赋予他物权以排除妨害和返还占有的请求权，则实务中当发生侵害他物权的情形时，他物权人要么只能听命于所有权人，等待所有权人采取措施；要么只能望“害”兴叹，甚至坐以待毙，而无论哪种后果显然都是不利于他物权的保护，而且有徒增权利冲突之虞，故非明智之举。（3）从逻辑上讲，民法对占有均设有严密的保护措施，而占有仅为事实上对物的支配状态，并无本权之基础。相反，他物权为本权，则事实上之占有受到侵害时得依占有之请求权而受保护，然为权利之本权的他物权反而不能享有基于本权的请求权，岂不悖于逻辑？
我认为，用益物权应当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一，就支配权的属性而言，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亦属于支配权。因此，基于这种支配权而产生的物权请求权自应适用于用益物权，否则，即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的性质。第二，就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符合权利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是平等的关系，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这种平等关系，所有权适用物权请求权，用益物权亦应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三，就用益物权与占有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利于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如果仅赋予用益物权占有请求权的效力，则用益物权人只能根据占有关系保护其权利，这虽然也能达到保护用益物权的目的，但毕竟保护的途径单一。如果用益物权既适用物权请求权，又适用占有请求权，则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可谓全面。这正如所有权一样，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得到保护。
（二）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各国所采取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详细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上，再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参照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予以适用，即立法上明确承认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但以参照适用的方式规定他物权的准用条款，不另行单独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或只有较少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德国、瑞士、意大利、韩国民法均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017条第2项规定：“对于地上权准用关于所有权的取得和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受到妨害时，地役权人享有第1004条（关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引者注）规定的权利。”第1065条规定：“用益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的，对用益权人的请求权，准用关于由所有权产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再如，《韩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第134条规定了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而第290条、301条、319条等规定地上权、地役权、传贳权等都准用第113条、114条的规定。第二种模式是仅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而他物权中又仅规定地役权准用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对其他类型的他物权则不予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这种模式，如前述台湾地区民法第858条规定。第三模式是既不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更无关于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但对占有的保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日本民法采取这种模式，于“占有权”一章规定了占有的保护。[？]但是，日本判例上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基于所有权的效力得请求排除侵害或防止其危险，而且理论上都一致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效力上弱于物权的占有尚且受占有之诉的保护，具有支配性的物权当然更能据以提起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或妨害预防请求权。所以，根据占有诉权进行类推，应承认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上述立法例均不可取。第一种立法例参照条文过多，不利法律适用；第二种立法例会导致产生对地役权之外的他物权能否适用物权请求权的疑问；第三种立法例因是基于占有为一种权利而设计的，与我国民法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的理论不符。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立法上，应当将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对此，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草案建议稿》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在物权法通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也在物权法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具有独创性，有利于对各种物权的平等保护，是可取的。
（三）确认物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是指在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有关机关对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加以确认。关于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问题，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请求权，通常是其他物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其他物权请求权提起的前提条件。这种请求权并不是诉讼法中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中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并不属于物权请求权，其理由有二：其一，从物权的请求权系基于物权而生的权利这一点思考，物权必须存在应当是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没有物权便没有物权的请求权。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于物权是否存在不清楚，或产生于物权归属于谁有疑问的场合，不好断言物权一定存在。这与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有别。其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并非基于物权本体而发生，而是基于程序法而享有，它不属于实体权利，而是程序法上的权利。就此看来，也不宜把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归类于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否定说的理由不无一定道理，但其理论根据并不充分。第一，从逻辑上讲，将确认物权作为一种物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自身的含义并不矛盾。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是否享有物权和对物权内容存在争议。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首先是有物权的存在，然后才有就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的情形，因此从概念上讲应当属于物权请求权，对此不应存有争议。有疑问的是第一种情况，即物权存在与否有争议。持否定说的学者就认为，物权请求权是对既存物权的保护，而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当然谈不上对物权的保护问题。但我认为，在此情形下，物权是既定存在的，所谓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仅指物权是属于原告享有还是被告享有还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不享有物权而由第三方享有物权）。若物权根本不存在，原告与被告的争议也就无从谈起。不论法院最终将物权判归原告还是被告，都是在保护原告或被告的物权。因此，确认物权也不失为一种物权请求权。第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重要的实体权利。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与其他的物权请求权一样，是由物权自体所派生出的一种独立请求权，其目的也在于使物权恢复到圆满支配的状态。试想，如果没有请求确认物权的权利，在物权受他人侵夺的情况下，权利人如何能使其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呢？确认物权的请求权是其他物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在整个物权请求权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确认物权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权利，而是诉讼上“确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属物权法上的实体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的保护，当无疑问。那么，用益物权是否也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呢？对此，我认为，在用益物权中，也会发生请求权人是否存在用益物权，以及对用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执的情况，因此，用益物权也应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适用，以更全面地保护用益物权。
（四）地役权能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在用益物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均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且其适用的条件与所有权基本相同。对此，应无疑问。同时，地役权可以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亦为学者所赞同。有疑问的是，地役权是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准用基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但并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韩国民法典》第301条亦规定，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准用于地役权，亦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可见，在德国、韩国民法上，地役权不能适用返还请求权。在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地役权无独占性而具有共性用，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在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如史尚宽、姚瑞光、王泽鉴、谢在全先生等均持肯定说，其主要理由在于：民法第858条明确规定物权请求权以地役权准用之，而未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这与德国民法第1027条规定仅准用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不同，故不能与德国民法为相同的解释，而应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对地役权亦准用之。同时，地役权亦需随供役地而行使，如供役地不存在时，地役权自无从达其行使之目的。例如，供役地被他人无权占有而无害于地役权之行使时，地役权人固无须行使返还请求权，若有害于地役权之行使，则为彻底排除妨害地役权之行使，保障地役权之安全，地役权人自亦应有返还请求权。况且地役权之占有本身与需役地之占有结合，同被他人占有时，地役权人亦应有援用返还请求权的必要。[？]我国大陆有学者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认为返还请求权不能适用于地役权，其理由是：（1）地役权是不以占有他人不动产为特征的他物权，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不包含占有的权能，供役地仍然由供役地人占有，因此，地役权人不会发生丧失占有或占有被侵夺的情形。（2）如果供役地灭失，包括由相对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灭失，则地役权随之灭失，此时更谈不上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了。（3）在地役权人于供役地上保有一定的建筑物或工作物的场合，如在供役地上搭建畜舍、引水管、雨棚、桥梁等，而该等建筑物或工作物被他人无权占有或侵占时，地役权人若请求返还，实为行使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提起的返还请求权。（4）即使在地役权的占有与需役地人的占有相结合而同被他人掌握的情况下，例如占有需役地的善意的非所有人将地役权人在供役地上的设施（如引水设备）毁弃而易以其误认为较好之设备，此时也并非地役权人的占有受有侵害，而是地役权的行使状态受到妨害，地役权人完全可以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请求相对人回复原来的设备状态。（5）地役权仅为对他人不动产因通行、采光、通风、引水、排水、眺望等便宜而予以使用，并不包含收益的权能，不可能产生孳息的情形，地役权人不应对供役地所生之天然孳息享有权利，该天然孳息应归供役地人，故不能由地役权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地役权人对供役地有取土、采石等权利，而相对人擅自从供役地取土、采石，则侵犯的是地役权人的所有权，地役权人应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极而言之，一则地役权不包含对他人不动产的占有与收益权能而事实上不会存在占有被侵害的情形，二则基于地役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足以保护地役权，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由上述观点可知，返还请求权能否适用于地役权，关键问题在于地役权是否包含占有的权能。我认为，地役权的情形十分复杂，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而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不包括占有的权能，似乎过于武断。事实上，积极地役权的实现通常是需要占有供役地的，特别是基于建筑物而发生的地役权。例如，如不占有供役地，则通行地役权就无法实现；如不占有他人房屋，则搭梁地役权就无法实现。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21]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既然地役权包含占有的权能，而这种占有又有被侵占的可能，那么返还请求权就应当适用于地役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与客体
在用益物权中，侵害用益物权的人，既可能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如用益物所有权人无任何理由而收回用益物权，或者设置各种障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也可能是其他第三人，如第三人侵占用益物，或者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因此，用益物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可以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也可以是用益物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侵害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用益物权是在他人不动产之上设立的，因此，用益物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用益物所有人的侵害。尤其是在我国，因土地、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管理部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如强行收回用益物（如承包地）、强行变更土地的用途等。因此，在用益物权中，强调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所有人的物权请求权，显得尤其重要。
用益物权人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应当特别注意区分基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这两种物权请求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为而行使的，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所有权的行为而行使的，它们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权利人要注意区别是用益物权受到妨害，还是所有权受到妨害。例如，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说，如果建设用地被侵占的，则用益物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返还土地。但如果是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被侵占的，因用益物权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即使行使返还请求权，也不属于用益物权的返还请求权，而是属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再如，如果侵害在建设用地上堆放物品妨害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正常施工，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行使用益物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但如果侵害人所堆放的物品影响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所建房屋的使用，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作为房屋的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关系
1．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由于用益物权设定后，在同一标的物存在着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因此，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享有物权请求权。对此，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对权利人的保护至关重要。我认为，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即一方放弃或丧失物权请求权，并不影响他方的物权请求权的存在和行使。同时，这两种物权请求权也是并存的，即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可基于其本权而行使物权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所有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所有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而用益物权人也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此时，若支持所有权人的主张，将发生所有人取得较物被第三人侵夺前大的权利而侵害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物的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后仅于间接占有人的地位，若竟请求向自己返还，则使所有权人由间接占有人变为直接占有人，从而使所有权人的占有变成无权占有。因此，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向自己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但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标的物，使自己回复本来的间接占有的地位。但是，在用益物权人放弃其请求权时，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自己返还。[22]
2．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占有人于其占有被侵夺或妨害时，请求侵害人返还占有物，或者防止及除去及妨害的请求权。一般地说，占有保护请求权亦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占有妨害防止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以保护事实上的占有状态为目的，不问本权的有无；而物权请求权以保护物权为目的，须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就会发生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的竞合。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有学者主张，在诉讼法上，请求人得单独提起本权之诉，亦得单独提起占有之诉，又得同时提起二诉，而单独提起一诉而败诉时，还可以提起他诉。[23]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用益物权之诉或占有之诉，均无不可。但是，请求权人同时提起二诉则有所不妥，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且从法经济学角度看，若以提起一诉即可保护权利的，同时提起二诉则会浪费司法资源。
注释：
[①]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②]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3页。
[④]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⑤]关于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二者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应当用物权请求权代替物上请求权，因为二者所表达的含义不同。物权请求权意味着是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而物上请求权则意味是基于物而产生的请求权。我认为，从严谨的概念法学角度出发，对这两个概念予以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民法理论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因此，以物权请求权涵盖基于占有的请求权似有不当。但同时，如果从法学术语的使用习惯角度讲，因单纯之占有状态的保护与基于本权的占有保护并无质的区别，因此，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二个概念作同义使用，亦未尝不可。故本文并未严格区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是作同义使用的。
[⑥]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58页。
[⑦]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⑧]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⑨]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4页。
[⑩]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8页。
[？]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2页；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03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1页。
[？]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9页（注9）。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91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34页。
[21]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22]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72—73页。
[23]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我认为，用益物权应当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一，就支配权的属性而言，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亦属于支配权。因此，基于这种支配权而产生的物权请求权自应适用于用益物权，否则，即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的性质。第二，就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符合权利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是平等的关系，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这种平等关系，所有权适用物权请求权，用益物权亦应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三，就用益物权与占有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利于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如果仅赋予用益物权占有请求权的效力，则用益物权人只能根据占有关系保护其权利，这虽然也能达到保护用益物权的目的，但毕竟保护的途径单一。如果用益物权既适用物权请求权，又适用占有请求权，则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可谓全面。这正如所有权一样，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得到保护。
（二）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各国所采取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详细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上，再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参照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予以适用，即立法上明确承认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但以参照适用的方式规定他物权的准用条款，不另行单独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或只有较少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德国、瑞士、意大利、韩国民法均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017条第2项规定：“对于地上权准用关于所有权的取得和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受到妨害时，地役权人享有第1004条（关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引者注）规定的权利。”第1065条规定：“用益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的，对用益权人的请求权，准用关于由所有权产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再如，《韩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第134条规定了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而第290条、301条、319条等规定地上权、地役权、传贳权等都准用第113条、114条的规定。第二种模式是仅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而他物权中又仅规定地役权准用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对其他类型的他物权则不予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这种模式，如前述台湾地区民法第858条规定。第三模式是既不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更无关于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但对占有的保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日本民法采取这种模式，于“占有权”一章规定了占有的保护。[？]但是，日本判例上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基于所有权的效力得请求排除侵害或防止其危险，而且理论上都一致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效力上弱于物权的占有尚且受占有之诉的保护，具有支配性的物权当然更能据以提起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或妨害预防请求权。所以，根据占有诉权进行类推，应承认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上述立法例均不可取。第一种立法例参照条文过多，不利法律适用；第二种立法例会导致产生对地役权之外的他物权能否适用物权请求权的疑问；第三种立法例因是基于占有为一种权利而设计的，与我国民法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的理论不符。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立法上，应当将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对此，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草案建议稿》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在物权法通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也在物权法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具有独创性，有利于对各种物权的平等保护，是可取的。
（三）确认物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是指在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有关机关对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加以确认。关于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问题，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请求权，通常是其他物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其他物权请求权提起的前提条件。这种请求权并不是诉讼法中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中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并不属于物权请求权，其理由有二：其一，从物权的请求权系基于物权而生的权利这一点思考，物权必须存在应当是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没有物权便没有物权的请求权。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于物权是否存在不清楚，或产生于物权归属于谁有疑问的场合，不好断言物权一定存在。这与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有别。其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并非基于物权本体而发生，而是基于程序法而享有，它不属于实体权利，而是程序法上的权利。就此看来，也不宜把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归类于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否定说的理由不无一定道理，但其理论根据并不充分。第一，从逻辑上讲，将确认物权作为一种物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自身的含义并不矛盾。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是否享有物权和对物权内容存在争议。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首先是有物权的存在，然后才有就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的情形，因此从概念上讲应当属于物权请求权，对此不应存有争议。有疑问的是第一种情况，即物权存在与否有争议。持否定说的学者就认为，物权请求权是对既存物权的保护，而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当然谈不上对物权的保护问题。但我认为，在此情形下，物权是既定存在的，所谓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仅指物权是属于原告享有还是被告享有还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不享有物权而由第三方享有物权）。若物权根本不存在，原告与被告的争议也就无从谈起。不论法院最终将物权判归原告还是被告，都是在保护原告或被告的物权。因此，确认物权也不失为一种物权请求权。第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重要的实体权利。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与其他的物权请求权一样，是由物权自体所派生出的一种独立请求权，其目的也在于使物权恢复到圆满支配的状态。试想，如果没有请求确认物权的权利，在物权受他人侵夺的情况下，权利人如何能使其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呢？确认物权的请求权是其他物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在整个物权请求权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确认物权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权利，而是诉讼上“确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属物权法上的实体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的保护，当无疑问。那么，用益物权是否也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呢？对此，我认为，在用益物权中，也会发生请求权人是否存在用益物权，以及对用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执的情况，因此，用益物权也应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适用，以更全面地保护用益物权。
（四）地役权能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在用益物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均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且其适用的条件与所有权基本相同。对此，应无疑问。同时，地役权可以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亦为学者所赞同。有疑问的是，地役权是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准用基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但并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韩国民法典》第301条亦规定，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准用于地役权，亦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可见，在德国、韩国民法上，地役权不能适用返还请求权。在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地役权无独占性而具有共性用，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在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如史尚宽、姚瑞光、王泽鉴、谢在全先生等均持肯定说，其主要理由在于：民法第858条明确规定物权请求权以地役权准用之，而未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这与德国民法第1027条规定仅准用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不同，故不能与德国民法为相同的解释，而应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对地役权亦准用之。同时，地役权亦需随供役地而行使，如供役地不存在时，地役权自无从达其行使之目的。例如，供役地被他人无权占有而无害于地役权之行使时，地役权人固无须行使返还请求权，若有害于地役权之行使，则为彻底排除妨害地役权之行使，保障地役权之安全，地役权人自亦应有返还请求权。况且地役权之占有本身与需役地之占有结合，同被他人占有时，地役权人亦应有援用返还请求权的必要。[？]我国大陆有学者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认为返还请求权不能适用于地役权，其理由是：（1）地役权是不以占有他人不动产为特征的他物权，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不包含占有的权能，供役地仍然由供役地人占有，因此，地役权人不会发生丧失占有或占有被侵夺的情形。（2）如果供役地灭失，包括由相对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灭失，则地役权随之灭失，此时更谈不上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了。（3）在地役权人于供役地上保有一定的建筑物或工作物的场合，如在供役地上搭建畜舍、引水管、雨棚、桥梁等，而该等建筑物或工作物被他人无权占有或侵占时，地役权人若请求返还，实为行使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提起的返还请求权。（4）即使在地役权的占有与需役地人的占有相结合而同被他人掌握的情况下，例如占有需役地的善意的非所有人将地役权人在供役地上的设施（如引水设备）毁弃而易以其误认为较好之设备，此时也并非地役权人的占有受有侵害，而是地役权的行使状态受到妨害，地役权人完全可以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请求相对人回复原来的设备状态。（5）地役权仅为对他人不动产因通行、采光、通风、引水、排水、眺望等便宜而予以使用，并不包含收益的权能，不可能产生孳息的情形，地役权人不应对供役地所生之天然孳息享有权利，该天然孳息应归供役地人，故不能由地役权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地役权人对供役地有取土、采石等权利，而相对人擅自从供役地取土、采石，则侵犯的是地役权人的所有权，地役权人应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极而言之，一则地役权不包含对他人不动产的占有与收益权能而事实上不会存在占有被侵害的情形，二则基于地役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足以保护地役权，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由上述观点可知，返还请求权能否适用于地役权，关键问题在于地役权是否包含占有的权能。我认为，地役权的情形十分复杂，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而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不包括占有的权能，似乎过于武断。事实上，积极地役权的实现通常是需要占有供役地的，特别是基于建筑物而发生的地役权。例如，如不占有供役地，则通行地役权就无法实现；如不占有他人房屋，则搭梁地役权就无法实现。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21]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既然地役权包含占有的权能，而这种占有又有被侵占的可能，那么返还请求权就应当适用于地役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与客体
在用益物权中，侵害用益物权的人，既可能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如用益物所有权人无任何理由而收回用益物权，或者设置各种障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也可能是其他第三人，如第三人侵占用益物，或者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因此，用益物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可以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也可以是用益物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侵害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用益物权是在他人不动产之上设立的，因此，用益物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用益物所有人的侵害。尤其是在我国，因土地、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管理部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如强行收回用益物（如承包地）、强行变更土地的用途等。因此，在用益物权中，强调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所有人的物权请求权，显得尤其重要。
用益物权人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应当特别注意区分基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这两种物权请求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为而行使的，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所有权的行为而行使的，它们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权利人要注意区别是用益物权受到妨害，还是所有权受到妨害。例如，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说，如果建设用地被侵占的，则用益物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返还土地。但如果是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被侵占的，因用益物权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即使行使返还请求权，也不属于用益物权的返还请求权，而是属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再如，如果侵害在建设用地上堆放物品妨害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正常施工，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行使用益物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但如果侵害人所堆放的物品影响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所建房屋的使用，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作为房屋的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关系
1．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由于用益物权设定后，在同一标的物存在着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因此，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享有物权请求权。对此，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对权利人的保护至关重要。我认为，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即一方放弃或丧失物权请求权，并不影响他方的物权请求权的存在和行使。同时，这两种物权请求权也是并存的，即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可基于其本权而行使物权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所有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所有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而用益物权人也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此时，若支持所有权人的主张，将发生所有人取得较物被第三人侵夺前大的权利而侵害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物的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后仅于间接占有人的地位，若竟请求向自己返还，则使所有权人由间接占有人变为直接占有人，从而使所有权人的占有变成无权占有。因此，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向自己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但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标的物，使自己回复本来的间接占有的地位。但是，在用益物权人放弃其请求权时，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自己返还。[22]
2．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占有人于其占有被侵夺或妨害时，请求侵害人返还占有物，或者防止及除去及妨害的请求权。一般地说，占有保护请求权亦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占有妨害防止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以保护事实上的占有状态为目的，不问本权的有无；而物权请求权以保护物权为目的，须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就会发生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的竞合。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有学者主张，在诉讼法上，请求人得单独提起本权之诉，亦得单独提起占有之诉，又得同时提起二诉，而单独提起一诉而败诉时，还可以提起他诉。[23]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用益物权之诉或占有之诉，均无不可。但是，请求权人同时提起二诉则有所不妥，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且从法经济学角度看，若以提起一诉即可保护权利的，同时提起二诉则会浪费司法资源。
注释：
[①]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②]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3页。
[④]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⑤]关于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二者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应当用物权请求权代替物上请求权，因为二者所表达的含义不同。物权请求权意味着是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而物上请求权则意味是基于物而产生的请求权。我认为，从严谨的概念法学角度出发，对这两个概念予以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民法理论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因此，以物权请求权涵盖基于占有的请求权似有不当。但同时，如果从法学术语的使用习惯角度讲，因单纯之占有状态的保护与基于本权的占有保护并无质的区别，因此，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二个概念作同义使用，亦未尝不可。故本文并未严格区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是作同义使用的。
[⑥]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58页。
[⑦]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⑧]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⑨]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4页。
[⑩]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8页。
[？]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2页；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03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1页。
[？]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9页（注9）。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91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34页。
[21]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22]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三），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72—73页。
[23]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我认为，用益物权应当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一，就支配权的属性而言，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亦属于支配权。因此，基于这种支配权而产生的物权请求权自应适用于用益物权，否则，即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的性质。第二，就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符合权利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是平等的关系，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这种平等关系，所有权适用物权请求权，用益物权亦应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三，就用益物权与占有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利于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如果仅赋予用益物权占有请求权的效力，则用益物权人只能根据占有关系保护其权利，这虽然也能达到保护用益物权的目的，但毕竟保护的途径单一。如果用益物权既适用物权请求权，又适用占有请求权，则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可谓全面。这正如所有权一样，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得到保护。
（二）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各国所采取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详细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上，再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参照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予以适用，即立法上明确承认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但以参照适用的方式规定他物权的准用条款，不另行单独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或只有较少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德国、瑞士、意大利、韩国民法均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017条第2项规定：“对于地上权准用关于所有权的取得和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受到妨害时，地役权人享有第1004条（关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引者注）规定的权利。”第1065条规定：“用益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的，对用益权人的请求权，准用关于由所有权产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再如，《韩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第134条规定了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而第290条、301条、319条等规定地上权、地役权、传贳权等都准用第113条、114条的规定。第二种模式是仅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而他物权中又仅规定地役权准用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对其他类型的他物权则不予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这种模式，如前述台湾地区民法第858条规定。第三模式是既不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更无关于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但对占有的保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日本民法采取这种模式，于“占有权”一章规定了占有的保护。[？]但是，日本判例上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基于所有权的效力得请求排除侵害或防止其危险，而且理论上都一致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效力上弱于物权的占有尚且受占有之诉的保护，具有支配性的物权当然更能据以提起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或妨害预防请求权。所以，根据占有诉权进行类推，应承认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上述立法例均不可取。第一种立法例参照条文过多，不利法律适用；第二种立法例会导致产生对地役权之外的他物权能否适用物权请求权的疑问；第三种立法例因是基于占有为一种权利而设计的，与我国民法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的理论不符。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立法上，应当将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对此，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草案建议稿》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在物权法通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也在物权法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具有独创性，有利于对各种物权的平等保护，是可取的。
（三）确认物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是指在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有关机关对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加以确认。关于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问题，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请求权，通常是其他物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其他物权请求权提起的前提条件。这种请求权并不是诉讼法中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中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并不属于物权请求权，其理由有二：其一，从物权的请求权系基于物权而生的权利这一点思考，物权必须存在应当是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没有物权便没有物权的请求权。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于物权是否存在不清楚，或产生于物权归属于谁有疑问的场合，不好断言物权一定存在。这与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有别。其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并非基于物权本体而发生，而是基于程序法而享有，它不属于实体权利，而是程序法上的权利。就此看来，也不宜把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归类于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否定说的理由不无一定道理，但其理论根据并不充分。第一，从逻辑上讲，将确认物权作为一种物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自身的含义并不矛盾。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是否享有物权和对物权内容存在争议。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首先是有物权的存在，然后才有就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的情形，因此从概念上讲应当属于物权请求权，对此不应存有争议。有疑问的是第一种情况，即物权存在与否有争议。持否定说的学者就认为，物权请求权是对既存物权的保护，而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当然谈不上对物权的保护问题。但我认为，在此情形下，物权是既定存在的，所谓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仅指物权是属于原告享有还是被告享有还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不享有物权而由第三方享有物权）。若物权根本不存在，原告与被告的争议也就无从谈起。不论法院最终将物权判归原告还是被告，都是在保护原告或被告的物权。因此，确认物权也不失为一种物权请求权。第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重要的实体权利。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与其他的物权请求权一样，是由物权自体所派生出的一种独立请求权，其目的也在于使物权恢复到圆满支配的状态。试想，如果没有请求确认物权的权利，在物权受他人侵夺的情况下，权利人如何能使其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呢？确认物权的请求权是其他物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在整个物权请求权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确认物权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权利，而是诉讼上“确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属物权法上的实体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的保护，当无疑问。那么，用益物权是否也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呢？对此，我认为，在用益物权中，也会发生请求权人是否存在用益物权，以及对用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执的情况，因此，用益物权也应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适用，以更全面地保护用益物权。
（四）地役权能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在用益物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均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且其适用的条件与所有权基本相同。对此，应无疑问。同时，地役权可以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亦为学者所赞同。有疑问的是，地役权是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准用基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但并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韩国民法典》第301条亦规定，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准用于地役权，亦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可见，在德国、韩国民法上，地役权不能适用返还请求权。在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地役权无独占性而具有共性用，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在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如史尚宽、姚瑞光、王泽鉴、谢在全先生等均持肯定说，其主要理由在于：民法第858条明确规定物权请求权以地役权准用之，而未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这与德国民法第1027条规定仅准用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不同，故不能与德国民法为相同的解释，而应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对地役权亦准用之。同时，地役权亦需随供役地而行使，如供役地不存在时，地役权自无从达其行使之目的。例如，供役地被他人无权占有而无害于地役权之行使时，地役权人固无须行使返还请求权，若有害于地役权之行使，则为彻底排除妨害地役权之行使，保障地役权之安全，地役权人自亦应有返还请求权。况且地役权之占有本身与需役地之占有结合，同被他人占有时，地役权人亦应有援用返还请求权的必要。[？]我国大陆有学者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认为返还请求权不能适用于地役权，其理由是：（1）地役权是不以占有他人不动产为特征的他物权，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不包含占有的权能，供役地仍然由供役地人占有，因此，地役权人不会发生丧失占有或占有被侵夺的情形。（2）如果供役地灭失，包括由相对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灭失，则地役权随之灭失，此时更谈不上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了。（3）在地役权人于供役地上保有一定的建筑物或工作物的场合，如在供役地上搭建畜舍、引水管、雨棚、桥梁等，而该等建筑物或工作物被他人无权占有或侵占时，地役权人若请求返还，实为行使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提起的返还请求权。（4）即使在地役权的占有与需役地人的占有相结合而同被他人掌握的情况下，例如占有需役地的善意的非所有人将地役权人在供役地上的设施（如引水设备）毁弃而易以其误认为较好之设备，此时也并非地役权人的占有受有侵害，而是地役权的行使状态受到妨害，地役权人完全可以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请求相对人回复原来的设备状态。（5）地役权仅为对他人不动产因通行、采光、通风、引水、排水、眺望等便宜而予以使用，并不包含收益的权能，不可能产生孳息的情形，地役权人不应对供役地所生之天然孳息享有权利，该天然孳息应归供役地人，故不能由地役权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地役权人对供役地有取土、采石等权利，而相对人擅自从供役地取土、采石，则侵犯的是地役权人的所有权，地役权人应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极而言之，一则地役权不包含对他人不动产的占有与收益权能而事实上不会存在占有被侵害的情形，二则基于地役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足以保护地役权，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由上述观点可知，返还请求权能否适用于地役权，关键问题在于地役权是否包含占有的权能。我认为，地役权的情形十分复杂，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而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不包括占有的权能，似乎过于武断。事实上，积极地役权的实现通常是需要占有供役地的，特别是基于建筑物而发生的地役权。例如，如不占有供役地，则通行地役权就无法实现；如不占有他人房屋，则搭梁地役权就无法实现。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21]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既然地役权包含占有的权能，而这种占有又有被侵占的可能，那么返还请求权就应当适用于地役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与客体
在用益物权中，侵害用益物权的人，既可能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如用益物所有权人无任何理由而收回用益物权，或者设置各种障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也可能是其他第三人，如第三人侵占用益物，或者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因此，用益物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可以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也可以是用益物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侵害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用益物权是在他人不动产之上设立的，因此，用益物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用益物所有人的侵害。尤其是在我国，因土地、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管理部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如强行收回用益物（如承包地）、强行变更土地的用途等。因此，在用益物权中，强调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所有人的物权请求权，显得尤其重要。
用益物权人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应当特别注意区分基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这两种物权请求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为而行使的，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所有权的行为而行使的，它们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权利人要注意区别是用益物权受到妨害，还是所有权受到妨害。例如，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说，如果建设用地被侵占的，则用益物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返还土地。但如果是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被侵占的，因用益物权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即使行使返还请求权，也不属于用益物权的返还请求权，而是属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再如，如果侵害在建设用地上堆放物品妨害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正常施工，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行使用益物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但如果侵害人所堆放的物品影响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所建房屋的使用，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作为房屋的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关系
1．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由于用益物权设定后，在同一标的物存在着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因此，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享有物权请求权。对此，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对权利人的保护至关重要。我认为，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即一方放弃或丧失物权请求权，并不影响他方的物权请求权的存在和行使。同时，这两种物权请求权也是并存的，即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可基于其本权而行使物权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所有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所有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而用益物权人也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此时，若支持所有权人的主张，将发生所有人取得较物被第三人侵夺前大的权利而侵害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物的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后仅于间接占有人的地位，若竟请求向自己返还，则使所有权人由间接占有人变为直接占有人，从而使所有权人的占有变成无权占有。因此，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向自己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但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标的物，使自己回复本来的间接占有的地位。但是，在用益物权人放弃其请求权时，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自己返还。[22]
2．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占有人于其占有被侵夺或妨害时，请求侵害人返还占有物，或者防止及除去及妨害的请求权。一般地说，占有保护请求权亦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占有妨害防止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以保护事实上的占有状态为目的，不问本权的有无；而物权请求权以保护物权为目的，须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就会发生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的竞合。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有学者主张，在诉讼法上，请求人得单独提起本权之诉，亦得单独提起占有之诉，又得同时提起二诉，而单独提起一诉而败诉时，还可以提起他诉。[23]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用益物权之诉或占有之诉，均无不可。但是，请求权人同时提起二诉则有所不妥，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且从法经济学角度看，若以提起一诉即可保护权利的，同时提起二诉则会浪费司法资源。
注释：
[①]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②]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3页。
[④]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⑤]关于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二者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应当用物权请求权代替物上请求权，因为二者所表达的含义不同。物权请求权意味着是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而物上请求权则意味是基于物而产生的请求权。我认为，从严谨的概念法学角度出发，对这两个概念予以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民法理论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因此，以物权请求权涵盖基于占有的请求权似有不当。但同时，如果从法学术语的使用习惯角度讲，因单纯之占有状态的保护与基于本权的占有保护并无质的区别，因此，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二个概念作同义使用，亦未尝不可。故本文并未严格区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是作同义使用的。
[⑥]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58页。
[⑦]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⑧]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⑨]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4页。
[⑩]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8页。
[？]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2页；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03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1页。
[？]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9页（注9）。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91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34页。
[21]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物权保护范文篇8
2007年3月16日，历时十余年的物权法终于获得通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民商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物权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表现在：
一是物权法构建了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市场是交易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首先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这样市场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物权是最重要的产权类型，物权法确认了各类物权，就为市场交易确立了法律前提，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是物权法确定了平等保护原则，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基本财产权利。根据该原则，各类市场主体在享有、行使物权以及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都要遵循共同的规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三是物权法着重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当前，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与物权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是相关的。物权法规定的公示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善意取得制度等，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整治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颁行物权法有利于鼓励人民创造财富，实现民富国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普遍地得到了增长，这就迫切需要物权法对其予以确认和保护。物权法第一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对各类物权类型予以了确认，并规定了物权的保护制度和方法，从而完善了我国财产法律制度，鼓励亿万人民群众爱护财产、创造财富，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
颁行物权法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和谐的社会环境，而物权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物权法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如征收补偿、拆迁规范、房屋买卖中的预告登记、物业管理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等问题，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物权法也高度重视农民权益的保护，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项权利，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为物权，这就有力地保护了农民最基本的财产权利。物权法还规定了确认物权的规则，如规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小区各项设施产权的归属，实现了定纷止争；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为正确处理物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物权法对于征收、征用的条件和程序以及补偿也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可见，物权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
此外，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法定等原则，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都给予一视同仁地保障。
物权法第4条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就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应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守相同的规则，其物权在受到侵害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也是制定物权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平等保护原则意味着物权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物权在受到侵害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物权的具体类型必须由法律明确确认。也就是说，哪些权利是物权，哪些权利不是物权，只能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确认，更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合同创设新的物权。二是物权的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物权法之所以要坚持这一原则，主要是因为物权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关系影响重大，属于民事基本制度的范畴，因而只能由法律对其作出规定，而不能由政府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来创设物权。尤其是因为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如果允许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可以创设物权，就有可能对公民的财产权利施加不合理的限制，这就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此外，由于物权是一种对物直接支配的权利，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直接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而不能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方法自由创设物权。
物权保护范文篇9
[论文摘要]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击，如何构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确保财产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便成为摆在物权法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文就物权法物权变动中第三方地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供参考。|
物权是指人对物进行管领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即调整人对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认为，物权法属于强行法的范畴。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双方往往并不知道对方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以及对方是否对财产具有合法的处分权。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倘若要求受让人必须对对方财产的合法性以及出卖的处分权利逐一调查，这无疑会大大地增加大市场交易的成本，影响交易的快捷。商品交换关系内在地包含着民法物权的变动过程。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如何构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确保财产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便成为摆在物权法面前的现实问题。我国就物权变动中第三方地保护问题，理论界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公示公信原则等制度的优劣选择上可谓大相径庭：
1以善意取得制度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重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德国普通法时代，因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此项理论是有必要的，但《德国民法典》对于善意取得设有明文，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理论，可谓已失其存在之依据。
2公示公信原则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方，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入手，直接保护第三方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本原则构建物权变动理论。扬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
3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为物权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方作为物权的取得人，其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无因性原则根据物权公示原则首先建立第三方保护的客观标准，以此为基础建立符合公示原则的权力正确性推定规则，然后根据这一规则来确定第三方的善意与否，并通过对第三方的保护。
一、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探讨
当前，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规则”，因而民法也势必要围绕着市场交易的安全、公平和效率价值目标来构建，善意取得制度孕育而生。“善意取得”理论的本质是依法赋予第三方一个针对原物权出让人的抗辩权，使其在自己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物权取得。该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把第三方的主观心态当作其权利的取得是否受保护的标准，从第三方的主观方面解决了交易公正的问题。尽管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作用却被不适当的夸大了。善意取得制度以主观善意为条件。决定对第三方的利益是否应予以保护，这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同时这也正是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
首先，判断第三方主观上是否是善意的客观标准难以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以第三方的主观善意为标准决定是否对其保护，在理论上似乎对保护第三方利益可谓入情入理，但在实务操作中，这些模糊的善意标准使负有举证责任的第三方往往难以举证。
其次，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的领域内。因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薄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第三方已经无法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再次，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不周密。善意取得理论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善意取得的支持者常常设计的保护第三方的情形是：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方丙。均已经交付；在甲与乙之间的舍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销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方丙依善意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
如依此说，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中断。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的撤销请求权。并且。由于乙不是物的真正所有人。其不会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因为，丙此时的权利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不是法律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
二、对公示公信原则的分析
(一)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包括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应当或者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动产物权以交付为公示。尽管从表面上看，公示是约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从最终意义上说，公示手段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为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法律根本没必要设立登记或交付制度，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问的约定足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经登记或交付只是依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反而更有利于交易的便捷。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示要求与公示效力结合方式上的不同。
(二)公示的公信力问题
物权变动必需公示，坚持形式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无不认为公示是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但当公示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如何平衡真正权利人和依赖公示的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同样是物权变动中的又一敏感话题。公示的公信力是指对于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形式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法律效力。公示的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为前提的。对于不动产，只要有登记存在，那么法律就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存在；对于动产，只要行使权利的人为该物的占有者，就推定该占有者行使权利为合法。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方，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公示瑕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方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三、物权无因性的理论分析
我们讨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有个研究角度界定的问题，仅有买方、卖方的单手交易不应考虑“无因性”问题。与善意取得制度一样，“无因性”问题是针对交易中有“第三方”情况的应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无因性”问题。所谓无因性原则，即第三方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为物权与债权的最终区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最终解释了不动产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使得第三方得以放心地对公示物权进行交易。通过比较无因性为前提和有因性为前提下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状态，证明“无因性”更为科学、更有利于物的流转、更符合交易各方的意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使买卖双方的利益均衡，体现了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维护了物权的公示公信力。保护了第三方的利益，促进了物的流转和利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科学的、合理的维护了公平和发展。
物权保护范文篇10
关键词用益物权物权效力排他效力优先效力物权请求权效力
一、物权效力概说
物权的效力是法律赋予物权的作用力与保障力，是由物权的内容和性质所决定的，反映着物权的权能和特性，也是物权依法成立后所发生的法律效果。物权是一个复杂的权利系统，不同的物权各有其独特的效力。但由物权的直接支配性这一共同的本质所决定，不同的物权之间又具有某些共同的效力。因此，通常所称物权效力仅指物权的共同效力而言。关于物权的效力，理论上主要有二效力说、三效力说、四效力说等不同的观点。二效力说认为，物权的效力包括物权的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三效力说又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主张包括优先权、追及权和物上请求权，有学者主张包括物权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权请求权，还有学者主张包括物权对标的物的支配力、对债权的优先力和对妨害的排除力；四效力说也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主张包括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上请求权，也有学者主张包括支配效力、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权请求权。
我认为，确定物权的效力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应区分物权的内容、性质与物权的效力。物权是以物的直接支配为内容的权利，支配或支配力是物权的内容，从权利特性的角度讲，也是物权区别于债权的质的规定性。因此，支配力应属物权的内容和物权的性质范畴，与物权的效力是两个层面的概念。物权效力应是物权内容或性质的体现并由物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将支配力作为物权的效力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第二，物权的效力应能反映物权的权能和特性。换言之，物权的效力要与债权的效力区分开。物权与债权区分的结果，是使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必须区分开。据此要求，要将某一法律效力作为物权的一种独立效力，必须考虑这一效力与债权效力的区分问题。如果其能区别于债权的效力，或者其是物权所独有的效力，则可将其单列为物权的效力之一，反之则否。第三，构造物权的效力体系应选取一个相对较为科学合理的标准。确立这样一种标准的要求应包括逻辑清晰、周延，各单独效力间衔接紧密、重叠最小，并且该种效力体系能最充分地体现物权的作用力与保障力。对物权效力体系的构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线索，但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角度最为重要：一是以物权从产生到消灭的不同阶段为线索，物权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效力。如此标准，使得不同的物权效力前后连贯衔接，逻辑周延清晰，而又不致相互冲突或重叠。二是严格限定不同的物权效力在发生上的条件。物权的所有效力都来自于物权为支配权的根本属性，物权效力的同源性决定了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如果对各不同效力的适用条件不作严格限定，而给予过于宽泛的解释，则将导致各不同物权效力之间相互包含、重叠或冲突。
基于以上考虑，一个科学合理的物权效力体系应包括物权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权请求权效力四个方面。首先，物权的支配力乃物权的内容和本质，物权的效力由其决定或派生，与物权效力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因此不应列入物权的效力体系之中。其次，物权的排他效力不能纳入物权的优先效力之中，其理由有二：一是物权的排他效力所要解决的是物权在成立上的冲突问题，即已成立的物权排斥在性质或内容上与其不相容的物权再为成立；而物权的优先效力要解决的是既存数个物权在实现（或行使）上的冲突问题，二者分别发生于物权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分别独立的必要性。二是物权的排他效力侧重的是比较两种以上的物权间性质可否相容，是否为冲突排斥的关系；而物权的优先效力则是在上述范畴之外，对于两种以上物权之间可相容和性质不对立的前提下，分析何者效力强弱的问题，或者在物权与债权之间，如何确定其先后行使顺序问题。再次，物权的追及效力不能包含于物权的优先效力与物权请求权效力之中，其理由有二：一是物权效力应反映物权的本质特性，将追及效力单列为物权的一项独立效力，将更有助于理解物权的本质，更有助于理解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二是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请求权效力与物权的追及效力各自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优先效力适用于数个在性质和内容上相容物权在依法正常实现或者物权与债权发生冲突时，何者效力优先实现的问题；物权请求权适用于物权之圆满状态受到不法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为恢复物之圆满状态而行使的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而追及效力与以上二者都不同，追及效力适用于物权在正常实现时，不论物因非法的（如违法转让、被盗）或合法的（如被依法转让与第三人）原因而归于他人之手，物权人都可追及物之所在行使物权。因此，不可将追及效力归于优先效力或物权请求权效力之中。
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因此，用益物权也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权请求权效力。
二、用益物权的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物上不能同时并存二个以上内容及性质互不相容的物权。换言之，在同一物上已存在的物权具有排除在该物上再成立与其内容及性质相互冲突的物权的效力。物权的排他效力是物权在内容上具有支配性的表现，无排他性则物权的支配力无法实现。
排他效力是物权共有的效力，但各种物权的排他效力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所有权具有最强的排他效力，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以占有标的物为内容的他物权的排他效力仅次于所有权，其可与所有权并存于一物之上，也可以与不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并存，但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二个以上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不以占有为内容的定限物权的排他效力最弱，在同一物上仅不能同时存在内容完全相同的此类物权，但可存在数个同种类的物权。
就用益物权而言，因其系以占有标的物为内容的定限物权，因此，用益物权具有较强的排他效力，具体表现在：同一物上不得并存两个同时以直接占有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如同一块土地上不能并存两个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当然，用益物权相互之间的排他效力并非绝对，这主要表现为异时占有和非皆为直接占有的两个用益物权可以并存于一个标的物上。例如，典权与转典权可并存于一个典物之上而互不排斥。这是因为，典权人与转典权人所享有的两个典权，虽存于一个标的物上，并且都以占有为其内容，但两个典权之占有却并非“同时”发生，于转典后，原典权人对典物的占有是间接占有，而转典权人取得了对典物的直接占有，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可并存于一个物上，此乃物权规则之常理。再如，二个以上内容不同的地役权（如用水地役与通行地役）或内容相同但互不排斥的地役权（如不作为地役），也可并存于一宗土地之上；在同一土地的上下，得成立不同范围的数个地上权，如建筑房屋的地上权和地下停车场的地上权。[①]
二、用益物权的优先效力
物权的优先效力，是指同一物上并存有两个内容及性质相容之物权或该物同时亦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时，依不同物权之性质定其实现上之优劣或物权优先于债权实现的效力。物权之优先效力，亦为物权在内容上具有直接支配性的表现。通说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包括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和物权优先于债权的问题。
（一）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是指在同一个标的物上存在两个以上不同内容或性质的物权时，哪种物权优先实现的效力。根据物权的排他效力，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用益物权与抵押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数个用益物权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物权的优先效力问题。
1．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成立的物权，因此，用益物权设定后，在用益物上，必然会存在用益物权与所有权两种权利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用益物权应优先于所有权。即使用益物权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也不影响用益物权的存在，用益物权人仍可以对抗新的所有权人。用益物权的优先性是根据物权的性质所作出的判定，亦即一物之上设定限制性物权时，该限制性物权优先于其所赖以设定的基础性权利。[②]例如，当地役权人的利用与供役地所有人的利用相冲突时，原则上应依双方当事人原约定的内容确定。如果不能确定的，应认为地役权人有优先使用的权利，这就是学者所称的地役权人利用优先的原则。[③]用益物权的效力之所以优先，其原因在于用益物权是基于所有权人的自主意志而设定的，所有权人必须承受此等自我约束与限制的后果，乃当然之理。当然，在用益物权设定后，所有权人仍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在优先行使权利时，也必须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予以尊重，即不得滥用用益物权而损害标的物所有人的所有权。可见，所有权与用益物权二者间彼此构成对对方的一种限制。
就我国现行财产归属秩序和物权体系而言，用益物权绝大多数只能设定于公有（国有与集体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之上，只有少部分可存于私人房产上（如居住权）。因此，用益物权效力优先规则的确立，不仅具有确定物权效力位序的功能，还包含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即对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因此，在立法上和法律解释上，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用益物权的优先性，当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等用益物权设定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国家和集体）必须尊重已设定的上述用益物权，而不得以自己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为由，随意撤销或无视用益物权的存在而滥用处分权。当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等法定方式取消用益物权，但征收等公权的行使必须受极严格的法律控制。
2．用益物权与抵押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用益物权的享有与行使一般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而抵押权的享有与行使不必占有抵押物，因此，用益物权与抵押权之间不存在一方排斥另一方的排他性问题，二者可并存于一个客体物上。在这种情况下，先成立的物权应优于后成立的物权。这是根据物权成立时间之先后所作的判定，此即“时间在先，权利在先”，或者“先来后到”规则。依此规则，先设定的权利优先于后设定的权利实现，后设定的权利不得损害在先的物权。具体而言，如果用益物权设定在先，则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不能对抗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将继续存在；如果用益物权设定在后，则在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可以对抗用益物权。
3．数个用益物权之间的优先效力
因用益物权系以占有标的物为实现权利前提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之间不能并存于同一标的物之上。但在特殊情况下，数个用益物权之间也可以并存。例如，同一宗土地上先设定有一个通行地役权而后又设定一个汲水地役权。此时，数个地役权之间的行使顺序应依“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处理，即先设定之通行地役优先于后设定之汲水地役。
（二）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
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是在一物之上存在物权时，而该物同时亦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时，物权有优先于债权实现的效力。一般地说，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所有权的优先效力、定限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于一般债权三个方面。[④]
就用益物权而言，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定限物权的优先效力上。就是说，如果在某物上存在有某一用益物权，而该物又成为债权给付的标的物时，用益物权无论设定于债权成立之前或之后，用益物权都优先于债权。例如，某房屋被借于他人使用，借用人在该房屋上享有借用权的债权。之后，房屋所有权人又在该房屋上为他人设定了居住权。则在借用权与居住权的实现上，尽管居住权设定在后，亦优先于借用权而得到实现。再如，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若被执行财产上于执行程序开始前先行设定了用益物权，则该用益物权优先于参与分配的债权，亦即参与分配并不当然涤除用益物权。
当然，对于租赁权与用益物权之间而言，基于“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租赁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可以对抗第三人。因此，在租赁权与用益物权之间，它们的权利顺位应当按照设定先后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又称为物权的追及权，是指物权成立后，其标的物无论辗转归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之所在而直接支配该物。当然，物权的追及效力应当受善意取得的限制。
物权的追及效力对于保持物权人对物之圆满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他物权之标的物的所有人合法处分其所有权时，对于他物权之行使和实现意义重大。这是因为，一物之上他物权的设定，并不能限制或剥夺所有权人对物的处分自由，而所有权人的处分行为必将影响到他物权的实现。若没有物权的追及效力以增强他物权的实现力，则他物权将会因标的物的移转而落空。
物权的追及效力不仅表现为所有权和担保物权的追及效力，也表现为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用益物权的追及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用益物权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对用益物权不发生影响。例如，《物权法草案》第185条规定：“居住权设定后，住房所有权人变更的，不影响居住权。”再如，当供役地所有权人将供役地所有权让与他人时，地役权仍存于供役地上。当然，这也属于地役权的从属性问题。另一方面，当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用益物权人基于其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得追及标的物，请求侵占人返还。
四、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
物权请求权又称物上请求权，[⑤]属于物权的妨害排除效力，是指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的危险时，物权人为回复其物权的圆满状态，得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一般认为，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三种。物权请求权是物权在保护方面的效力，因为物权是对标的物的一种直接支配权，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权利人权利的义务，因而为保障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或侵害，确保物权的圆满状态，法律自应赋予物权以妨害排除效力。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主要有如下问题值得讨论：
（一）用益物权能否适用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最初是为保护所有权而设的，因此，所有权具有物权请求权效力自无疑义。但是，用益物权是否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认为，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只能适用有关占有请求权（占有人物上请求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姚瑞光先生认为：“基于所有权而生之第767条（即所有权人之物上请求权）所定各种请求权，除第858条有明文规定准用外（即物权请求权于地役权准用之），其他各种物权应无准用之余地。”盖在占有标的物之各种物权，如地上权、永佃权、动产质权、典权、留置权，其占有之标的物，如有被侵夺、被妨害或被妨害之虞者，可依第962条（即占有人物上请求权——引者注）之规定，请求保护，殊无准用第767条之必要也。在不占有标的物之抵押权，对抵押权人之行为，足使抵押物之价值减少者，第871条及872条（即抵押权之保全的规定——引者注）已设有救济办法。如第三人有侵夺、妨害之行为，抵押人不依第767条之规定行使其请求权者，即系债务人（指债务人兼抵押人者而言）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即抵押权人得依第242条规定，代位债务人行使第767条所定各种请求权，而达保全自己抵押权之目的，亦无准用第767条之必要。关于地上权无准用第767条之余地，并经著有判例。从而我民法仅就地役权设有准用第767条规定，而在其他各种物权，则不设准用该条之规定，实非无故。“[⑥]按照这种观点，他物权不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而仅具有基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效力。台湾地区有判例也曾主张：”物上请求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所有人或占有人始得行使之，此观民法第767条及962条之规定自明。地上权既准用第767条规定之明文，则其行使物上请求权，自以设定地上权之土地已移转地上权占有为前提。“[⑦]可见，对于地役权之外的其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台湾判例亦否认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效力的适用，而仅承认基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的效力。
肯定说认为，除地役权外，其他的用益物权亦具有基于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效力。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就所有权及用益物权，均认有物上请求权。民法就所有权及地役权，有明文规定（民法767条、858条）。地上权、永佃权，二用益物权及兼有用益物权性质之典权未直接设规定，一见似有阙漏，然依民法833条、850条、914条规定，有准所有权之地位，自可准用民法767条之规定，而地役权则以其成立多为移转供役地之占有，未可与上述三种物权同论，故于858条特明定其准用之旨。”[⑧]郑玉波先生认为：民法关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于“其他物权除地役权于同法第858条设有准用之规定外，余均无明文，究竟是否具有此项物上请求权？在解释上应肯定这原则也。至于‘占有’虽亦受此种请求权之保护（962条），但该请求权之存续，有一年之时效期间（963条），此点与一般之物上请求权有所不同也。”[⑨]谢在全先生认为：“仅为事实而非权利之占有，已有占有人之物上请求权可资保护，法律上对地上权等物权之保护，自无较其为薄之理由。准此以言，除所有权及地役权，民法上已明定有物上请求权者外，其他物权亦应认有物上请求权，方能符合物权之保护绝对特质。”[⑩]王泽鉴先生更是详细论述了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之外其他物权的理由：（1）地上权人不能依民法第767条规定主张地上权标的物返还请求权，难以享受法律所赋予使用土地之利益。（2）民法规定地役权准用民法第767条规定，或许是认为地役权权人未占有供役地，不能主张民法第962条规定之占有人物上请求权，故特使其准用主张所有人之物上请求权。这一立法理由，固可赞同，但不能作为地上权人不能享有民法第767条所定请求之理由。地上权与地役权同为定限物权，同以物之用益为内容，差别处理，违反“相同者，应为相同处理”之平等原则。（3）所有权系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地上权等其他物权系对物为部分支配的权利，支配范围虽有不同，但其同为支配权之性质，并无差异。为保护地上权等其他物权，民法第767条应有类推适用之必要。（4）法律对于某项问题设有规定及准用明文，并不当然排除其类推适用。[？]
我国大陆学者大都认为，他物权亦应有物权请求权的适用。[？]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1）地上权及地役权等用益物权，虽不是对物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但也具有对物进行部分支配的性质，而且在其存续的时间和空间上，其支配性质也包括对物的所有人的对抗和排斥。因此，当其受到侵害时，也同样得提起返还之诉、妨害除去之诉及妨害防止之诉。（2）若不赋予他物权以排除妨害和返还占有的请求权，则实务中当发生侵害他物权的情形时，他物权人要么只能听命于所有权人，等待所有权人采取措施；要么只能望“害”兴叹，甚至坐以待毙，而无论哪种后果显然都是不利于他物权的保护，而且有徒增权利冲突之虞，故非明智之举。（3）从逻辑上讲，民法对占有均设有严密的保护措施，而占有仅为事实上对物的支配状态，并无本权之基础。相反，他物权为本权，则事实上之占有受到侵害时得依占有之请求权而受保护，然为权利之本权的他物权反而不能享有基于本权的请求权，岂不悖于逻辑？
我认为，用益物权应当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一，就支配权的属性而言，用益物权属于物权的一种，亦属于支配权。因此，基于这种支配权而产生的物权请求权自应适用于用益物权，否则，即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的性质。第二，就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符合权利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是平等的关系，应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这种平等关系，所有权适用物权请求权，用益物权亦应适用物权请求权。第三，就用益物权与占有的关系而言，用益物权不适用物权请求权，不利于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如果仅赋予用益物权占有请求权的效力，则用益物权人只能根据占有关系保护其权利，这虽然也能达到保护用益物权的目的，但毕竟保护的途径单一。如果用益物权既适用物权请求权，又适用占有请求权，则对用益物权的保护可谓全面。这正如所有权一样，可以通过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得到保护。
（二）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
关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立法例，各国所采取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详细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基础上，再以较多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参照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予以适用，即立法上明确承认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但以参照适用的方式规定他物权的准用条款，不另行单独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或只有较少的条文规定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德国、瑞士、意大利、韩国民法均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017条第2项规定：“对于地上权准用关于所有权的取得和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的规定：”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受到妨害时，地役权人享有第1004条（关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引者注）规定的权利。”第1065条规定：“用益权人的权利受到妨害的，对用益权人的请求权，准用关于由所有权产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再如，《韩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第134条规定了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而第290条、301条、319条等规定地上权、地役权、传贳权等都准用第113条、114条的规定。第二种模式是仅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而他物权中又仅规定地役权准用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对其他类型的他物权则不予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这种模式，如前述台湾地区民法第858条规定。第三模式是既不规定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更无关于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规定，但对占有的保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日本民法采取这种模式，于“占有权”一章规定了占有的保护。[？]但是，日本判例上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基于所有权的效力得请求排除侵害或防止其危险，而且理论上都一致承认物权请求权，认为效力上弱于物权的占有尚且受占有之诉的保护，具有支配性的物权当然更能据以提起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或妨害预防请求权。所以，根据占有诉权进行类推，应承认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上述立法例均不可取。第一种立法例参照条文过多，不利法律适用；第二种立法例会导致产生对地役权之外的他物权能否适用物权请求权的疑问；第三种立法例因是基于占有为一种权利而设计的，与我国民法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的理论不符。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立法上，应当将物权请求权作为物权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对此，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学者草案建议稿》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均在物权法通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也在物权法总则中规定了物权请求权。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具有独创性，有利于对各种物权的平等保护，是可取的。
（三）确认物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是指在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有关机关对物权的归属和内容加以确认。关于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属于物权请求权问题，学者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请求权，通常是其他物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其他物权请求权提起的前提条件。这种请求权并不是诉讼法中的权利，而是实体法中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并不属于物权请求权，其理由有二：其一，从物权的请求权系基于物权而生的权利这一点思考，物权必须存在应当是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没有物权便没有物权的请求权。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于物权是否存在不清楚，或产生于物权归属于谁有疑问的场合，不好断言物权一定存在。这与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有别。其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并非基于物权本体而发生，而是基于程序法而享有，它不属于实体权利，而是程序法上的权利。就此看来，也不宜把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归类于物权的请求权。[？]
我认为，否定说的理由不无一定道理，但其理论根据并不充分。第一，从逻辑上讲，将确认物权作为一种物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自身的含义并不矛盾。确认物权的请求权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是否享有物权和对物权内容存在争议。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首先是有物权的存在，然后才有就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的情形，因此从概念上讲应当属于物权请求权，对此不应存有争议。有疑问的是第一种情况，即物权存在与否有争议。持否定说的学者就认为，物权请求权是对既存物权的保护，而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当然谈不上对物权的保护问题。但我认为，在此情形下，物权是既定存在的，所谓物权存在与否尚有争议，仅指物权是属于原告享有还是被告享有还有争议（当然也可能是双方都不享有物权而由第三方享有物权）。若物权根本不存在，原告与被告的争议也就无从谈起。不论法院最终将物权判归原告还是被告，都是在保护原告或被告的物权。因此，确认物权也不失为一种物权请求权。第二，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重要的实体权利。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与其他的物权请求权一样，是由物权自体所派生出的一种独立请求权，其目的也在于使物权恢复到圆满支配的状态。试想，如果没有请求确认物权的权利，在物权受他人侵夺的情况下，权利人如何能使其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呢？确认物权的请求权是其他物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在整个物权请求权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确认物权请求权不是一种诉讼权利，而是诉讼上“确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属物权法上的实体权。
确认物权请求权适用于所有权的保护，当无疑问。那么，用益物权是否也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呢？对此，我认为，在用益物权中，也会发生请求权人是否存在用益物权，以及对用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执的情况，因此，用益物权也应有确认物权请求权的适用，以更全面地保护用益物权。
（四）地役权能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在用益物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均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且其适用的条件与所有权基本相同。对此，应无疑问。同时，地役权可以适用确认物权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亦为学者所赞同。有疑问的是，地役权是否适用返还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1027条规定，地役权准用基于所有权的排除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但并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韩国民法典》第301条亦规定，所有物的妨害排除、妨害预防请求权准用于地役权，亦无准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规定。可见，在德国、韩国民法上，地役权不能适用返还请求权。在日本，学者通说认为，地役权无独占性而具有共性用，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在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如史尚宽、姚瑞光、王泽鉴、谢在全先生等均持肯定说，其主要理由在于：民法第858条明确规定物权请求权以地役权准用之，而未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这与德国民法第1027条规定仅准用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不同，故不能与德国民法为相同的解释，而应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对地役权亦准用之。同时，地役权亦需随供役地而行使，如供役地不存在时，地役权自无从达其行使之目的。例如，供役地被他人无权占有而无害于地役权之行使时，地役权人固无须行使返还请求权，若有害于地役权之行使，则为彻底排除妨害地役权之行使，保障地役权之安全，地役权人自亦应有返还请求权。况且地役权之占有本身与需役地之占有结合，同被他人占有时，地役权人亦应有援用返还请求权的必要。[？]我国大陆有学者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认为返还请求权不能适用于地役权，其理由是：（1）地役权是不以占有他人不动产为特征的他物权，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不包含占有的权能，供役地仍然由供役地人占有，因此，地役权人不会发生丧失占有或占有被侵夺的情形。（2）如果供役地灭失，包括由相对人的原因而导致的灭失，则地役权随之灭失，此时更谈不上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了。（3）在地役权人于供役地上保有一定的建筑物或工作物的场合，如在供役地上搭建畜舍、引水管、雨棚、桥梁等，而该等建筑物或工作物被他人无权占有或侵占时，地役权人若请求返还，实为行使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提起的返还请求权。（4）即使在地役权的占有与需役地人的占有相结合而同被他人掌握的情况下，例如占有需役地的善意的非所有人将地役权人在供役地上的设施（如引水设备）毁弃而易以其误认为较好之设备，此时也并非地役权人的占有受有侵害，而是地役权的行使状态受到妨害，地役权人完全可以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请求相对人回复原来的设备状态。（5）地役权仅为对他人不动产因通行、采光、通风、引水、排水、眺望等便宜而予以使用，并不包含收益的权能，不可能产生孳息的情形，地役权人不应对供役地所生之天然孳息享有权利，该天然孳息应归供役地人，故不能由地役权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地役权人对供役地有取土、采石等权利，而相对人擅自从供役地取土、采石，则侵犯的是地役权人的所有权，地役权人应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非基于地役权的返还请求权。极而言之，一则地役权不包含对他人不动产的占有与收益权能而事实上不会存在占有被侵害的情形，二则基于地役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足以保护地役权，故地役权无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由上述观点可知，返还请求权能否适用于地役权，关键问题在于地役权是否包含占有的权能。我认为，地役权的情形十分复杂，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而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不包括占有的权能，似乎过于武断。事实上，积极地役权的实现通常是需要占有供役地的，特别是基于建筑物而发生的地役权。例如，如不占有供役地，则通行地役权就无法实现；如不占有他人房屋，则搭梁地役权就无法实现。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21]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既然地役权包含占有的权能，而这种占有又有被侵占的可能，那么返还请求权就应当适用于地役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与客体
在用益物权中，侵害用益物权的人，既可能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如用益物所有权人无任何理由而收回用益物权，或者设置各种障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也可能是其他第三人，如第三人侵占用益物，或者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因此，用益物权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相对人可以是用益物的所有权人，也可以是用益物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侵害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用益物权是在他人不动产之上设立的，因此，用益物权特别容易受到来自用益物所有人的侵害。尤其是在我国，因土地、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管理部门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使，如强行收回用益物（如承包地）、强行变更土地的用途等。因此，在用益物权中，强调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所有人的物权请求权，显得尤其重要。
用益物权人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应当特别注意区分基于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这两种物权请求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用益物权的行为而行使的，而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是针对妨害所有权的行为而行使的，它们的客体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权利人要注意区别是用益物权受到妨害，还是所有权受到妨害。例如，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来说，如果建设用地被侵占的，则用益物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返还土地。但如果是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被侵占的，因用益物权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用益物权人即使行使返还请求权，也不属于用益物权的返还请求权，而是属于所有权的返还请求权。再如，如果侵害在建设用地上堆放物品妨害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正常施工，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行使用益物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但如果侵害人所堆放的物品影响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所建房屋的使用，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作为房屋的所有人行使所有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
（五）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关系
1．用益物权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
由于用益物权设定后，在同一标的物存在着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因此，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享有物权请求权。对此，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对权利人的保护至关重要。我认为，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即一方放弃或丧失物权请求权，并不影响他方的物权请求权的存在和行使。同时，这两种物权请求权也是并存的，即用益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均可基于其本权而行使物权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用益物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与所有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当标的物被他人侵占时，所有权人可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所有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而用益物权人也可以行使返还请求权，要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此时，若支持所有权人的主张，将发生所有人取得较物被第三人侵夺前大的权利而侵害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物的所有权人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后仅于间接占有人的地位，若竟请求向自己返还，则使所有权人由间接占有人变为直接占有人，从而使所有权人的占有变成无权占有。因此，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向自己返还被侵占的标的物，但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用益物权人返还标的物，使自己回复本来的间接占有的地位。但是，在用益物权人放弃其请求权时，所有权人得请求侵占人向自己返还。[22]
2．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占有人于其占有被侵夺或妨害时，请求侵害人返还占有物，或者防止及除去及妨害的请求权。一般地说，占有保护请求权亦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占有妨害防止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以保护事实上的占有状态为目的，不问本权的有无；而物权请求权以保护物权为目的，须以物权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用益物权的标的物被他人侵害时，就会发生物权请求权与占有保护请求权的竞合。在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有学者主张，在诉讼法上，请求人得单独提起本权之诉，亦得单独提起占有之诉，又得同时提起二诉，而单独提起一诉而败诉时，还可以提起他诉。[23]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请求权人单独提起用益物权之诉或占有之诉，均无不可。但是，请求权人同时提起二诉则有所不妥，因为二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且从法经济学角度看，若以提起一诉即可保护权利的，同时提起二诉则会浪费司法资源。
注释：
[①]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②]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3页。
[④]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⑤]关于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是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二者可以互用；有学者认为，应当用物权请求权代替物上请求权，因为二者所表达的含义不同。物权请求权意味着是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请求权，而物上请求权则意味是基于物而产生的请求权。我认为，从严谨的概念法学角度出发，对这两个概念予以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民法理论将占有视为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因此，以物权请求权涵盖基于占有的请求权似有不当。但同时，如果从法学术语的使用习惯角度讲，因单纯之占有状态的保护与基于本权的占有保护并无质的区别，因此，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二个概念作同义使用，亦未尝不可。故本文并未严格区分物权请求权与物上请求权，这两个概念是作同义使用的。
[⑥]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7—58页。
[⑦]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⑧]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⑨]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4页。
[⑩]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8页。
[？]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2页；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03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1页。
[？]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房绍坤：《民商法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崔建远：《土地上的权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9页（注9）。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姚瑞光：《民法物权论》，台湾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91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34页。
[21]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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