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范文10篇

王维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从王维前后期心态的不同论析心态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前期乐观向上、积极仕进极富盛唐之气，其诗歌豪迈、壮逸；后期他参禅入佛，诗风也更加静逸、恬淡、平和。

王维(公元701一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王维一生中最大的那次变故，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重点着重分析其两种心态下诗歌的不同风格。

盛唐开元时期，由于国力强盛，整个社会意识呈现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与想象，形成了宏大雄壮、慷慨激昂、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盛唐气象，这种奋进的社会意识除了归因于唐帝国繁盛的物质基础外，还在于其深厚而富饶的文化、美学土壤。远溯先秦两汉悠久而优秀的文化积淀，近承魏晋南北朝充实自由的审美心灵滋养。远古文明的积淀，华夏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流，社会心理意识的互汇交融，培育成更为恢宏的盛唐气质。这样，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社会意识以至远古记忆特别是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情绪，必然会渗透在每一位艺术家、诗人的内心。作为开元诗坛的领军人物，王维自然会受到整个时代风貌、社会意识的审美心灵启迪，进而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心态。这种心态影响到他的诗歌风格，在他的诗中，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与壮阔的襟怀抱负在边塞诗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老将行》）的壮怀激烈，“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建功理想。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

我们也能在王维早期的山水田园诗里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自信乐观的气概、浩然开阔的胸怀，这种气概与胸怀投射到诗人笔下的风景物貌，掩抑不住一股强烈的壮逸之气。如：

《渡河到清河作》：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

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诗中，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浩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后政治的黑暗使王维对政治感到厌倦，对仕途感到失望；而佛学道教中看空一切的思想和超然出世的态度又使诗人虽身在魏阙而心存山野，这两种原因形成一股合力，使诗人中年以后走上追求宁静生活的解脱之路，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但王维从未挂冠而去，直到去世都在做官，他只是长期生活在山庄、别墅而已，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一方面他不必像陶渊明那样躬耕田亩，为衣食担忧；一方面他饱尝官场滋味而投身山水，不像孟浩然等诗人那样有求仕之心，时时流露出怨怅不平之气。他无忧、无愁、无怨，心境平和，恬淡超脱。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可以无牵无挂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他尽情地融入山水，体悟山水，没有孤独寂寞，没有忧思惆怅，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因此，他的心境和诗风都能达到一种恬淡的境界，形成静逸之美。另外，王维释道并修，佛家虚空境界的追求和对老庄虚静的体验形成他喜好表现自然静态美的审美趣味，特别是隐居辋川以后，王维笃志学佛，终日以禅诵为事，广泛结交各派僧侣，对佛学义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佛学素养深厚，看空一切，忘怀世情。远离长安黑暗的官场，自甘寂寞，产生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进入审美的心境。

王维诗存300余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风格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瞑》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辆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10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

王维范文篇2

宋朝方回说王维山水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山水涛最讲究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重要范畴，是一种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客观物境下，有什么样的主观情意是由个性化的创作心理决定的。王维山水诗的风格，空闲静寂中见清新淡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这种审美感受的产生就是包含了诗人主观审美意识的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对于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多见于诗篇的艺术魅力、诗画意境方面．本文想试从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对王维的山水诗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

人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是。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意识、社会时尚都会在诗人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着诗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也深深作用于王维的心灵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风格。

<庄子·善性>中讲：“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命而大穷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这种达通穷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习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维的一种心理积淀。儒家的一贯主张是积极“入世”。但<论语·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座》却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赞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霓，咏而归”的生活方式，这就又使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润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隐逸．这种隐逸当然不是完全遗世，而是在求一种闲静清幽的环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态。可见．对于生命，不论过程如何，在结果上．中国文人有大体一致的趋同：相忘于江湖。这种心理状态．再与个人的的生活状况相结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隐的流俗。所以虽然盛唐的最强音是建功立业，但王维的一生还是有了三度隐居。嵩山、终南山、辋川．却始终没有解印挂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极大地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的创作。王维的诗，虚实相间，空灵恬适，于空山古木、水尽云生的表层的美外，还有一种对生命方式的认知、探求和选择的心理括动。如<自石滩>：“清淡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丽．清爽如画．又富有生活气息，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馆》：“独坐幽笪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却另有一番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让人顿生一尘不染、万缘皆灭之心。

王维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时期渡过的，安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默许使佛学大兴．王维的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佛信徒．这就使王维深受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南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掸，乐往山林．志求宁静”．足见诗人浸研佛学之深。王维还有“诗佛”的称号．可以算是佛学影响其山水诗创作的明证。王世祯在<渔洋诗话>中评价王维的山水诗是“字字入禅”．确实．王维的大量山水诗中都呈现出伟样的风貌。如<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龙”。“毒龙”之典，出自<涅经>．指内心妄念。这是直接以禅语入诗；<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里的牧童、钓者、远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各得其所。这种美与佛家进入样定时轻闲安悦、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相仿．这使诗里充满了禅悦；《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宁静中富有生机。且人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件，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这使诗中又有了掸的理趣。

二、本人的人生遣际和生存境遇

人们所以能清楚地在作品中看到作者的生活，是因为作者的生活对作品内涵有着一种显著的影响。王维以山水诗表现其对生命的认识和自我价值的理解，是从山水到人生的影现。诗人的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对沧桑人世的认识感悟对他诗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山水诗的风格显现出强烈的作用力。

王维21岁进士及第，也有“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求>)的抱负．也曾有“得意遂志”的时节。公元737年，王维去凉州劳军，滞留了两年多，天高地阔的草原、浩瀚苍凉的大漠，迥异于长安的塞上风光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的心胸为之宽广。他笔下描摹山水的诗句也一变而为激昂豪放雄浑的格调．表现出热烈、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奇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如在目前。又如“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紧张的气氛中是镇定、自信的情绪。开元28(公元740年)年，王维又去襄阳主持考试，长江的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奔腾之态使他的山水诗也显现出磅礴的气势。“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极写水的波澜壮阔，浩荡无涯。可谓诗家俊语。“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日暮时分，烟水苍茫，江潮幕天席地的汹涌情状仿佛如见。很明显，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便不会有这种只有阔大山河才能激发出的逸兴豪情。自然，王待也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

仕宦的得意是暂时的，王维的心里更多体验自0是失意的落寞。诗人仕途坎坷，做官不久即被贬．有r隐居的萌芽。三十多岁后，因张九龄举荐，诗人始获一个稍展才华的机会．回到长安，不久，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又取代了张九龄为相，王维自然不肯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少年的热血也渐渐冷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丞相))．诗人再生退隐田园之意。只是并没马上付诸行动。直到天宝3年，他才选定_r处世之道：结魏阙于山林，著冠带而掸诵。这种选择包含多种因素。《后汉书·逸民传序》中有一段谈隐居之圈的话，“或隐居以求其志，或瞄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多少也道出了王维的部分心理。王维传世的山水诗．大都写于他在终南山、辋川隐居期间，可做他心路历程的证明和反映。“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过禅师兰若》)，反映了诗人耽于禅境中从而获得生命智慧之道的愉悦。“古人非傲吏交．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诗在解释自己亦官亦踌的行迹时悄然抒发了自己的无奈黯然之情。

天宝l5年，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受伪职，虽蒙赦免。但至此，他心中便常被犯罪意识萦绕，“岂不自愧于心。……内省，无地自容”。这种内愧的心理使他不得不“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l2号又示裴迪))。而悠然与否，其实是不说也罢的。隐居桃花源．一方面借自然的清静忘掉身边的纷芸俗事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以求心安，另一方面，诵经参禅，在佛的救赎中求得一种解脱。王维的另一题为‘叹白发)的诗中有一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正好可以做这些山水诗的心理旁注。“几许伤心事”不仅包括事伪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的概括。而销心空门则使王诗的主体格调呈空闲凄清、深沉冷寂的美。王维中年丧妻，无子。独自一人生活，更深尝孤独凄苦的滋味。也加剧了诗人静中求寂的心理，其诗也多用闲静孤寂的景物点染出一脉或浓或淡的幽冷凄寒，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答裴迪>)，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归蒿山作))之类的诗句，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触目可见。三、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

王维的山水诗中，诗情、画意、禅境合而为一。构成独特的风格。法国布封说过：“风格就是整个的人”。可见，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作。其作者必然有着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可为独特灵魂的一类具体显现。

王维的心里有佛家寂灭一切的观念，但也有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的山水观念。求禅．使诗人不执著于“有”，对于荣华名利淡泊许多。惮宗讲究“即心即佛，见性成佛”．又使诗入不执著于“空”，不讲求剃度、缁衣、吃斋等空门的外在形式上。老庄的“天人合一”也影响着诗人，吸引着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中去。分享其中的永恒和宁静。王维的思想兼合佛道，这又决定了他的审美意识、审美倾向，这就使得诗人主动地选择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亲近和交往的对象，而山水诗也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崇向山水林泉的审美哲学使王诗呈现出“静”的主要格调。“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明朋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谷静惟松响．山深鸟无声”((游感化寺》)等等诗句，营造了不同情调的幽静氛围。

人作为个体，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比其在与社会他人的交往中更为远离是非功利得失和矛盾冲突。自然有慰籍心理的作用。它的空秀宁静能够把个体的负重、疲惫从世俗纠纷喧嚣中释放出来．使之慢慢归于平和安静。王维是山水的获益者．他的诗也因之表露出一种宁静恬淡、安祥平和的意蕴。“经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全诗色调明快．读者可以想见波平风软、碧天无际、闲云悠悠的湖光山色并体味主人轻舟迎客、平湖把盏。吟诗交谈的悠闲情趣。言为心声，这首涛也是诗人平静、淡泊心态的一种证明。

谷鲁斯在<人类的游戏》中说：“我们会把自己内心同情产生的那种心情移置到对象上去。”常常带有一种孤寂心境的王维，其诗中的景物也多见孤寂的一面。“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诗人采用摄影的长镜头，从花扔发红萼写到鲜花盛开再写到花缤纷谢落。开也寂寞．落也寂寞。以花的开落之动反衬出山涧的幽静，而花的自歌自舞自开怀又不免让人生出“年年岁岁花相似”之类的感叹。诗中流淌着宁静寂寞的美，也有对孤独、对生命流逝的无奈。

诗人在与自然的相亲中内省、静悟．并通过个体对自然的感受去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无限与永恒。循着这样的心理．我们就可以了解诗人的这些诗句，“新家盂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前～首诗中有一种新旧兴废永恒循环的时间意识．后一首诗中有一种意境辽阔杳无边际的空间意识。这些诗里有超越的绝对的时空连续，正是这种超越使诗人生旷达、闲静、淡泊之心。“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以一个有限空间来吸收无限时间的延续，时空聚敛浓缩，构成人与物默然契合悠然神会的意境，透出高蹈出尘的光辉。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认为：“一切心理现象按其产生的方式来说都是反射”。王维山水诗作为他C·理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必定反射出他的心理。从其浑然天成的意境来看，主要表现了诗人在空寂清幽的环境下求平稳闲静和超脱的心理。“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戏赠张五弟))。诗人跟中的景色。经过他耽禅的心态，化成时而寂灭时而超然的诗境。这种诗境也是他心灵“无念”，“自性清净”的写照诗人的个性气质、艺术修养有别，形成的审美哲学、美感经验也会大相径庭．表现的诗境就有高低。

王维是南宗画派之祖。又精通音律，书法造诣也颇深，艺术的相通使王维对美的理解、鉴赏高于世俗，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画家的眼光选择意象人诗．又以音乐家的听力捕捉音韵在诗里予以表现，这使他的山水涛。读之如观画听曲，“松禽风声里，花对池中影”，“细枝风乱响，疏影月光寒”，形成“诗中有画”和“百转流莺、宫商迭奏”(赵殿成《史鉴类编))的风格。

一边居官尘世，一边念念不忘参禅．王维的性格是软弱沉静的。选择在热闹红尘和寂寞空门的中间——山水林泉作常居之所实际是他在人境中追求孤独寂寞心理的一种外映．山水诗是这种心理的文化证明。诗人是个喜欢独处的人，他的涛中常常提到闭门，“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济州过赵叟家宴》)，“闲门寂己闭，落日照秋草”(《赠祖三咏》)，“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淇上即事田园》)。以一门一户将自己和喧闹纷逐的人世相隔。这种淡泊闲静避世的心态使王维的山水诗既凄清静谧又阴净空灵。如“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答张五弟》)，“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迪>)等诗句。

王维范文篇3

一、“山”与“月（日）”意象交织的意境美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生动形象的意象来开拓诗境，形成淡泊悠远、闲适自然的意境。明代的朱承爵在《存馀堂诗话》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王维借自然景象，融入恬淡之情，使他的诗歌展现出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诗中，“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这几句先是描写山中秋景，山色苍翠葱绿，秋味正浓；秋水日日喧流不息，打破秋日的宁静。然后视线转向乡村风情：在落日的余晖下渡头一片宁谧，炊烟袅袅升上云天，给和谐的乡村增添一分生气。苍翠的山、熔金的落日，营造出一番生机无限、秋意浓郁的意境美。山水田园诗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简单的描摹大自然的美景，而是在景物中融入一种情趣寄托，达到情景交融的诗意。这首诗又借与知己友人临晚风、听暮蝉、看落日、赏孤烟、醉饮狂歌，把自己和裴迪比作陶渊明和接舆，那份高洁脱俗、超然物外的品性和这幅秋日晚景图浑然融合在一起，意蕴深远。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空旷、深远的意境，这种意境美是在虚实相生的审美空间与想象视野中产生的。例如，《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这首诗，不著一字朋友离别后的想念，却在平白如话的平淡中给读者留下余韵无穷的想象空间。诗歌的起首句打破常规，不细写相送的情景、话别和心境，只以“山中相送罢”将这一难舍难分的场景一笔略过。山路高远，难以再见朋友的身影，诗人怅然若失的心情，百无聊赖的时光及相见何时的叹息，俱化作“日暮掩柴扉”的动作中。友人离别已经远去，留给诗人的是漫漫长夜和独守草舍的寂寞。“山中”和“日暮”，一个点名环境，一个说明时间，实写了友人的离别。最后两句化用《楚辞·招隐士》中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感叹王孙出游不归。春草绿非眼前之景，是诗人设置的艺术联想，绿草会随春意如约而至，但与友人能否见面却尚未可知。诗人拉远时间和空间的镜头，将对友人的思念表现得更加真切。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中国的诗词文章里都着重这空间的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手法，使诗境里面有空间、有荡漾，和中国画具有同样的意境结构”。王维借想象设置独特的虚实相生的意境，寄情感于言外，令人神远。

二、“山”与“月（日）”意象交织的组合美

盛唐时的《河岳英灵集》中对王维的评价时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王维善于捕捉山水田园的景色特征，运用自然凝练的语言，描绘出一幅优美深远的画卷，抒发亲近自然、追求闲适的心境。他的“山”与“月（日）”意象交织的诗歌所体现出的组合美，常常反映在诗歌的画面层次美和动静结合的图景美中。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读王维的诗如同进入画境，在感受诗人热爱自然的诗情外，还能领略到层次变幻、组合精妙的画意美。《山居秋暝》使是充满了画面组合美的著名诗篇。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秋后的傍晚，山雨初霁，空气清新，群山如洗，一番澄澈的清丽之景。夜色逐渐降临，皎洁的明月照在疏朗的松林间，落下斑斑驳驳的树荫，洒下一地月色，泉水显得格外清亮，缓缓地流淌在山石之上，发从淙淙的响声，山林变得越发清静。竹林喧动，渔舟下行，莲叶摇曳，一群美丽的浣衣女子归来，山居的闲适感油然而生。前两联写景，后两联写人，人与景同在。上是空山明月，下是清泉光影，一群女子在其中穿行。青山、明月、翠松、碧莲、浣女，以有人、有声来衬“空山”，由静到喧，营造出一种空灵、洁净的世外意境。

这首诗同时体现出动静结合的艺术。月光和空山是清静的，淙淙的流水更衬出环境的寂静。竹喧、浣女笑和莲动是在安静中才能听到的声音，以喧衬静，动静结合，这比单独写静更富诗意。有月下秋景，有潺潺水声和浣女嬉笑声，视听相融，使诗歌富有立体感和流动感。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此清寂、明净、深幽的景，正是诗人洁身自好、追求理想境界的品性的外化。

王维对大自然的声音的体验，是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将诗人的心境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例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歌从静态的人闲、夜静、山空入手，构成雨后的山间夜晚宁谧的氛围。桂花落、月出、鸟鸣，制造出动态的声音，尤其是一声声的鸟鸣，打破宁静的环境，更突现了山中的幽静和生机，这正是诗人以自然美来展现自己对理想社会环境的追求。

三、“山”与“月（日）”意象交织的情感美

“山”意象是王维在诗歌中常用的，如“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等。王维诗歌中的的山，不是其他诗人笔下神秘的象征，也不是王朝兴衰、人事代谢的映射，而是寄予了空灵淡泊之境界的“远山”意象。例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在诗中，远在云峰之上的香积寺，高不可测，似入“无人径”却在深山处闻钟声，泉水在曲折的危石间逶迤流淌，薄暮的雾色使青松更添阴冷色。在“深山”和“日色”的外在笼罩下，诗人的禅意和超然出尘的心境渗透其中。

王维晚年只喜好静，“万事不关心”，欣赏“落日满秋山”的美景，过着“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自在闲适生活，以“山”为伴，以“月”为友，远离尘嚣，诗人的心灵与山水合一，精神境界出世。

王维范文篇4

关键词：王维山水诗山水画诗品艺术精神

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长河中，文人画时期涵盖了唐以后直至明清一段漫长的历史阶段，就文人画而言，究其源头，唐代的诗人、画家王维当属其一。

溯源山水画史，有将王维作为山水画始祖之说，其实水墨山水画的渊源可推到更早的年代。东汉墓室壁画、初唐敦煌壁画都有水墨山水画的影迹。盛唐时的吴道子已将水墨山水画的艺术形式确立起来了。王维对于水墨山水画的贡献是将诗意融入画中，体现独特的文人气质和诗人的情怀，并开创了与前人山水画不同的“破墨”一体，将山水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王维的画作并非像诗作那样传世颇多，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辋川图》和《济南伏生像》等流传至今，而山水画作却只有《雪溪图》《江山雪霁图》寥寥几件。我们在解读王维画作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他的山水田园诗，同时也是顺其自然地借助其诗作来比对和思考。这样在探析诗人王维山水画作的时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诗解读山水画的方法，借助王维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读其山水画作的线索。

一、以诗意入画，以画义入诗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称赞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和山水诗在构图布局、创造意境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可以互相沟通的美学规律。

诗与画原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画是存在于空间的形式，诗是存在于时间的形式，画是视觉艺术，诗是听觉艺术。从主体内容来看，诗主要偏重于抒情、写意、表现画主要偏重于理智、写实、再现。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与画的结合，实际上是再现与表现、情感与理智、写实与写意的辩证的和谐结合⑴。中国古代典型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典型艺术和美学的基本品格是“诗中有画”，诗的表现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典型艺术的本质品质。王维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其开先河创立的文人画体作为中国最为独特的和富有魅力的民族绘画，它不仅具有诗的表现性特征“诗中有画”，而其“画”(“诗中有画”的“画”)也完全被诗化了。

苏东坡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理解上，有人认为：王维的诗是有声音的绘画，是使诉之于听觉的有声之诗获得了视觉的无声之画的感受；也有人理解为：王维的诗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像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呈现给人们，所画的画，像一首首田园诗那样优美抒情。在我们了解了王维艺术创作实际后，认为这些理解、解释都有偏颇之处。王维的山水诗不是力求勾勒一幅画面，而是表现一种意境，给人以总体的印象和感受。在他笔下，山水不是被肢解的，不是一个个细部的描摹，而是浑然一体的气象。诗人用这种方法唤起读者类似的体验，使他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如《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人从大处落笔，把汉江给予自己的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写了出来。王维的山水诗是以情韵见长，常表现一派空寂的意境，由此我们来看他的山水画作《雪溪图》，这幅画是画江边的雪景，远处江中的船夫正刺篙前行，姿态非常优美而具有神韵，近景寥寥几棵枯树冬枝与朴素民舍相伴，画幅中大面积皆是寒江白雪，渲染了一片无声空寂的气氛。再看《江山雪霁图》，更是寒山与枯枝相伴，空寂肃穆。这种似有画外之音的诗意悠长使我们真正了解到王维的绘画艺术是以诗的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为最高美学原则的。

二、文人“诗品”与画家“逸品”

唐代艺术实践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的成就，特别是“诗”的成就，就其影响来说，是最大的。王维正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遗留下来的诗歌有四百多首。他的诗独具特色，无论是政治诗、边塞诗还是山水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于诗歌的见解，唐代也作了系统的归纳，影响较大的作品，是晚唐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该作品列出24种品第，它们是：“雄浑”“冲淡”“纤核”“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绚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就司空图本人对待艺术诸“品”的倔爱而言，似乎是在“含蓄”品中⑵。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对诗的欣赏要“辨于味”，“辨于味”就必然要对作品再三咀嚼，这就是艺术欣赏的“体会”和“感悟”的特点。实际上，艺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含蓄”。“含蓄”是艺术普遍性的规律之一，因为有“含蓄”才能使人产生“联想”。有“联想”才可能有所“感悟”。《终南山》是王维的山水诗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前六句写终南山的高大雄伟，最后两句撇开山写人，用人衬托山，更显出山的崇峻与广袤。《山中》一首极其富有情趣：“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早行山中，忽然觉得衣裳湿了。以为下雨了，细看原来无雨，只有那不可近察的山岚依稀在目。它翠得太嫩了，太润了，仿佛沾湿了自己的衣裳。一首小诗只20个字抵得上一幅秋山早行图。不难看出，王维的山水诗作尤为体现了诗品中的“含蓄”一品。

唐代除了对于诗歌归纳了品第之外，绘画艺术也从书法引申来了品评方式：“神品”“妙品”“能品”及“逸品”。前三品每品又再分上中下三等，说明这三品的容量范围较广泛，但“逸品”则不分等次，说明“逸品”地位特殊。其次，“逸品”和它们最根本不同的标准是不强调“师承”的“合规入矩”，相反，它必须是“不拘常法”，换句话说，它重视的是作者本人的“独创”。随着文人越来越多地介入绘画艺术创作活动及鉴赏活动，“逸品”地位扶摇直上，成为高居于“神品’之上的最高等级，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阶层艺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三、诗画绝迹与生平仕途

王维生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卒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辋川别墅，太原祁县人，19岁取进士，奉使出塞，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甚至险遭杀头之祸。作为一个诗人，王维以自己的优秀诗篇，为盛唐诗坛大增光辉，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重要诗人。他才思横溢，多才多艺，又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更是一代山水画宗师。王维曾自制诗说：“当世缪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大概是他诗名太大，几掩了他的画名，所以，他要吟诗自叹一番。

诗人、画家王维为了摆脱官场倾轧，隐居于“辋川别墅”，里面竹洲花坞，亭台轩榭，辋水环绕，淙淙流淌。王维就在这里过着徜徉山峦林壑的隐居生活。就在这种情形下，王维创作了一首首极富魅力的山水诗，又创作了一幅幅意境深邃的山水画。

王维爱画雪景，画的别出心裁。《雪溪图》表现雪天平远景色，房舍、人物、船篷等不慎却切，但在表现雪景上却造成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于画中小屋边，画枯树数株，权桠挺立，饶有雪意。他的《雪山图》、《江山雪雾图》，写雪景都不一般，均表现了一派冬雪乍晴、气象萧瑟的画面。此种画境与王维仕途生涯中体会到的凄凉、朝不保夕境地有一定关系。

王维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而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阉、库部郎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贼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批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

四、王维诗、画体现的艺术精神

中国远在诗经时代，即可发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代文人的文学皆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因此，庄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依然会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这对庄学而言，还超越得不纯不净。庄学的纯净之姿，只能在以山水为主的自然画中呈现。

王维作为文学家、诗人，其文学修养中饱含根深蒂固的庄学思想。山水的基本性格，是由庄学而来的隐士性格。性情不能超脱世俗，则山水的自然不能入于胸次，所以山水与隐士的结合乃是自然而然的结合。

王维的山水画作是以水墨代青绿，采用“破墨”山水的技法，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他对水墨鼓染的追求，影响了唐以后文入画的创作。玄乃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水墨之色，乃不加修饰而进于“玄化”的母色。由此可知水墨是颜色中与玄化最相近的极朴素的颜色，也是超越于各种颜色之上，为各种色彩之母的颜色。这是颜色的“自然”。所以说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的名字本身就深含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稍通佛学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维摩诘所说经》，其中通达甚深般若智慧，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又此经专说般若，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王维既以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与字，可以观见他对其人的仰慕之情，又可透露出他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深厚缘分。王维一生遍访名僧大德，“以玄谈为乐”，颇有所证悟。其山水画之所以以水墨设色，这与玄学思想背景是分不开的。这种玄的思想所以能表现在颜色上，是由远眺自然山水所启发出来的。因为由远处眺望山水，山水的各种颜色皆混同一体成为玄色。同时，水墨画之所以能具五色，而称之为“墨彩”，不仅是观念上的，并且也需要技巧上的成就。水墨的出现，是艺术家向自然的本质追求。

注释：

①(东坡志林)

参考文献：

[1]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22-125

[2]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9-123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89-295

王维范文篇5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

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

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chéng＠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纭⑹绱捣鳌⒐牡矗抑杏心悖阒杏形遥员鞯鳎鞯弥妫献陟杂谕跷缧纬傻挠跋欤哂懈疽庖濉?BR>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

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

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觥⒁旒毫α康囊獭⑼巳谩⒌骱偷谋澈笫嵌陨钌羁痰陌В缫选熬胗谑送荆嵊诜钪啤保浴俺烈魑茨苋ァ闭撸嘁颉笆栏儆の夜剩∶萌粘こ桑值芪从腥ⅲ移堵患缺。⑿罘怯兴兀富灿芊桑仵楦聪喙恕！保ā杜既蛔髁住菲淙┦搜岫袷送局叭饲榉菜撇ɡ健保ā蹲镁朴肱岬稀罚挚尽叭松感砩诵氖拢幌蚩彰藕未ο保ā短景追ⅰ罚剖潜鹞扪≡瘛H欢獠还峭跷瘛⒘榛甑腻吞愚矗饫锏摹白栽凇薄白杂伞笔粲谑瘛⒘榛甓浴笆览邸薄ⅰ笆崩邸钡陌谕眩故丝拷呓俗匀弧！办缮嫌辏狭鳎惭陨钕铮ばジ呱酵罚仙窖簦兹睁坝朴疲迦鲆丫唬淌饔羧绺。醒崦擅埽跞幌擞恰！保ā蹲源笊⒁酝盍置苤耥愕琅糖奈迨镏粱婆A爰苹ùā罚靶械剿畲Γ丛破鹗保既恢盗舟牛感ξ藁蛊凇保ā吨漳媳鹨怠罚9俪〉那阍蜕托牡奶镌爸湫纬傻姆床睿娣⑹蛊渲忧椤⑻兆碛诖笞匀恢校笞匀弧暗诙槿恕彼抵谕跷跃跣稳莶还弧9懦啤按笠校∫丛蟆保爸幸敝谖难Т醋饔衅渚钪Γ绕涫鞘琛3邢鹄渎洌安蝗缱髦幸诹羲竟佟K瞥龈此拼Γ敲σ喾窍小薄?〕。王维深得“亦忙亦闲”的个中三昧，?那橛谏剿镌埃?nbsp;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融冶锻打，创造了量多质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

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点，这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能禅师碑》）。六祖圆寂后，神会不惜身命，躬行高蹈，于开元二十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后世学者认为，神会才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建立者，甚至连中国佛教的经典《坛经》也是神会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博大功勋，永久的影响”〔10〕。慧能，神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即顿悟，“顿”、“渐”之争是中国佛教生死攸关的大关目，顿悟之说确立，则一切仪式，念经念佛，经典戒律都可视为可废之物，“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卷一），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才成为可能，容或使用了“文字”，那也是诗的别称而已，“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可以说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

“无住”和“无念”是南宗禅又一大宗旨，所谓“无住”，即对于空相声色无所住心；“无念”即“不作意”，“所作意住心，取空取静，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pán＠③，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神会语录》卷一）。王维对南宗禅此项精义的把握亦颇精微，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xī＠④sū＠⑤，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

“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

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

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

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保矶嗍鞑幻馑咧钣谝槁郏钊纭澳э道粒野苍芷丁保ā渡街惺镜堋罚耙皇┐姆ǎń涠ɑ埂保ā锻扌俗谒秃庠黎ü瞎椤罚拔抻幸环ㄕ妫抻幸环ü浮保ā逗邮课圆∫琶滓蛟罚把劢缃裉烊荆目瞻部擅浴保ā肚嗔玛急谏先诵衷杭罚8幸馑嫉氖牵谄浞绺裢耆墒炱诘摹堕返谝皇住睹铣芹辍防铮灿胁淮蛘劭鄣摹耙槁邸薄袄凑吒次毡羧擞小薄R蚨腥丝吹剑骸胺颉独阗ぁ贰ⅰ堕ā罚辉煲狻薄?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

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

〔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6〕吕chéng＠②《禅学述原》，见《吕chéng＠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

〔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shì＠⑥，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

〔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

王维范文篇6

一

就审美主体而言，审美标准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诗人王维是审美主体的个体意识者，其审美标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之所以能获得很大程度上的确立，我认为，除了滋生他美学思想的诗作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期积淀中扎下了根，得到人们的公认外，诗人选择的表现对象，即他的审美客体自身的美学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社会斗争的生活是美的，但它的斗争美会因审美者的阶级性不同而不同。一种习惯或民风在其生长的民族里被看作是美的，但在另一个民族看来也可能是不美的。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美的一些社会现象，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非常丑陋的（如中国古代妇女的小脚）。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生活的美具有审美标准上的极大差异性，也有社会美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可变性。为了把握审美主体的差异性和认识审美客体的可变性，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审美者都在劳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美、创造美；自觉或不自觉地摒弃在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丑，从而使美的偶然性和相对性不断导向其必然性和绝对性。王维对他所反映的社会美要进行美的提炼，美学家对王诗这一艺术美中的美学思想也要进行美的提炼，这都是出于同一个道理：寻找必然的，绝对的美。

"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从军行》）这是斗争生活的美；"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失题》）这是闺人在忧怨的思情苦痛中表现出的守洁负重之美。在这里，投入战争和为战争抛洒痛苦的相思热泪无疑都成了社会生活美的内容。但由于人类的最终愿望是反战的，是不愿离别相思的，所以，战争的美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说往往又因其功利性而无美可言。当然，如果我们用直观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具体时代的具体战争，直观人类斗争史上的痛苦历程，这时，居于这一认识意义上的特殊社会现象--战争，不又是一种美了吗？因此，人只有勇敢地走向社会，认识社会，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这样才能充分认识社会美的本质所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和"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对社会美的认识的。当然，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只是王维世界观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为他也有许多正面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之作。描写边塞战争的《陇西行》与《从军行》就是例子。前者气势豪迈，喷喷薄薄，用急雪衬急情，一实一虚，很有气势，运动感强。而后者则有声有色，大刀阔斧，不仅有战斗中铿锵的悦耳声，而且也有边陲一幅幅神秘多变的形象图。这些诗主题明确，洋溢着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至于他早年的一些抒怀之作又另是一番风貌，展示给我们的往往是人的情感素质，比起边塞游侠类来感情细腻，主题思想含蓄浅近。如《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就是。这类作品给人以清新之感，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中抒发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给我们展示的是社会生活中遇节思亲的人情美，借事抒情，表达了远在异地的亲人之间情理两分的一丝痛苦。至于《相思》则是睹物生情，借物之特征抒写人情之内涵，用有限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情怀，成为千古流传的佳作。

这两类作品之所以给人以美感，不仅因为诗人拥有娴熟的技巧，而且还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本质让诗人抓住了。这一本质就是林兴宅同志所说的"人类前史时代世界的荒谬性"，即在道德力量的控制下"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②人类要消除世界的荒谬性就要让自己做出重大的牺牲，就要有具体的战争，就要有离别相思，就要有具体的奉献。人为自己自觉与自由的内本质的最终解放所作的牺牲都是美的，都是真与善的统一结果。

在现实美中，自然美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正反映了这种自然美。这和他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同样重要，甚至有更高的美学价值。相对于社会美来说，自然美很少有人类社会可变的时代性、民族性等内容。不管人们对大自然采取象征还是拟人的手法，并以此求其社会内容因素的美，其结果都不能与自然美自身运动规律的变易性和多面性③相媲美。时代变了，但人们对多姿多彩的大好河山之爱却不变。历史变了，但人们对自然界丰富无穷的美的热爱之情却没变。兴盛的民族要赞美它，衰亡的民族惋惜它，入世者歌颂它，出世者依恋它。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对大自然总是采取肯定性取向。如果我们把王维诗自身的艺术特点撇开不谈，单以王诗作为认识自然美的窗口，这就不难发现：自然界本身就是美的。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这是自然界清爽之美，春季色彩之美。"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木兰柴》）是自然界万物和谐之美，运动之美。"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是深秋山林的宁静美，气节变化之美。自然美无限的变易性和多面性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诗人甚至在送别诗中也用景句来拟定诗的色彩基调，使我们在他非山水类的作品中也能感到大自然的美。如用"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送张判官赴河西》）的恶劣气候抒写送别时喜悦之情，起句就给诗定下一个明快的调子。这些诗句使人感到，人类的感情最终都要被推到大自然这一背景上去。大自然阴晴无常，风云莫测，不管是山川日月，还是天地海风，我们人类都无法对它施以丰富的社会因素，但它却能给我们提供最美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是其形式的多彩多姿和难以尽言的变易性。"在艺术美中，要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在社会美中，内容就比形式更占分量；而在自然美中，则偏重于形式。"④因此，自然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独立的形式美因素。

色、形、声是构成形式美的基本物质材料，这些物质材料在大自然中更是以无限丰富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王维的《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

高处敞招提，虚空讵有倪。

坐看南陌骑，下听秦城鸡。

渺渺孤烟起，芊芊远树齐。

青山万井外，落日五陵西。

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

这首诗有色、有形、有声，有大自然穷形尽相的万千之变。它甚至荡洗了人的一切思想因素，就连我们审美主体也要融入大自然的形式美中，成为多姿的美的组成部分。大自然的广阔给人以心空之感，上下之高、东西南北之距、孤烟、远树、落日等，都在诗人极其空远的内心世界里。客观世界是空灵的，眼界的无染及心空就自然而得。在这里，只有真正的大师才能在物我两忘中感受到大自然这种形式美之所在。他的《积雨辋川庄作》同样能说明自然美的特点。诗中写道：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葘。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这首诗更是以自然界的整体性来展示其形式美诸因素。前诗是物我相融的静空宇宙，这里却有动静相随的时序流动。空林、烟火、水田、白鹭、夏木、黄鹂、露葵、海鸥，一连串的自然物在诗人流动的意念中层层展开。两诗的动静又都不是绝对的、死寂的，而是和谐的、统一的，使我们在静中感到微动之气，在动中体会静之空阔。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产生王维诗作的土壤对探讨其诗的美学思想是何等重要。在这里，社会美的内容、自然美的变易性和多面性，以及自然美的形式美都是美的存在物，而这些美的存在物又都是构成王维诗歌这一艺术美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因素。

二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来说，它不仅要受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影响，同时也还要受其他上层建筑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王维的诗也不例外。他在《游李山人所居因题屋壁》中写道："世上皆如梦，狂来或自歌。问年松树老，有地竹林多。药倩韩康卖，门容向子过。翻嫌枕席上，无那白云何。"这显然是一首极厌人世的出世之作。不少类似的作品表明，王维晚年主要追求的不是直面人生，而是回避人世，甚至是"白眼看他世上人"（《与户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的态度。这种摒弃一切人情世故的思想虽不完全是其世界观的主导意识，但这类数量不少的诗作却非常有损其思想价值。然而，正如其诗的思想内容有其社会土壤那样，王维消极避世的思想也有其社会根源。在他反映生平遭遇的晚年之作《叹白发》中就流露出一个社会中人的辛酸，读来感人至深。其中"不向空门何处消"已打上强烈的社会意识，非清幽佛门所固有的思想感情，俨然是有感而发，是对社会的牢骚。《早秋山中作》的"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也都是这种思想的流露。

王维是一个有才有志的人，但一生的抱负未能施展。如果我们不跳出诗外，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认识其思想，而是局限于诗中看他消极避世的一面，这对正确领会王诗思想上的美是不利的。难怪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审美者的眼中，会因审美者的立场、思想深度和审美取向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有正值的，也有负值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

正确认识王维消极思想的社会背景，这对我们理解他诗中拥有积极思想性的作品就会容易得多。我们不仅能从这些诗中发现其思想之美，而且还能看到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变的美。这类诗的代表作是边塞诗、送别诗和一些闺怨咏怀诗。《出塞作》就表现了一种火热的斗争热情，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首联展示了诗人广阔的胸襟，表现出诗人的一种责任感。连天的野火烘托出战争的气氛，使居延城外的广阔战场呈现出一派抵御外侮的热烈之情。它是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写照，是一种精神上的崇高美。颔联紧接上联气势，轻松欢快，表现出诗人那种御敌必胜的信心。全诗既有清晰明快的画面效果，又有从容飞动的感情起伏，是诗人描写边塞战事诗中感情把握得较好的一篇作品。难怪方植说此诗"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其气若江海之浮天。"⑤至于他的《使至塞上》更是在边塞诗中独放异彩，使这首蕴含着无数美学色彩的诗作成为千古传颂的佳品：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同是边塞风情，前者以思想和精神取胜，后者以境界和形象见长。这篇作品没有感情上的阴影，全诗充满诗人灵魂中通明透亮的青春气息。诗句用语简炼，形象清新明快，毫无拖踏杂乱之感。它既像一曲轻快的抒情曲，又像一幅大胆用色的泼墨写意画；既有文学的间接性，又有绘画的直观感，整个意象系列还蕴藏着音乐的节律。其形象实体对审美主体的美感作用是多方面的，读者常产生物中有我，我中有物，若即若离，虚实共存的感觉。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更是脱颖而出，提拔出全诗的精华部分。大漠固是自然之荒物，但孤烟却道出人间神迹。长河固神秘辽远，但落日却近在目前。我们进得去，也出得来；要冲破却不能，要逃避也不行。这就是那种让人流连忘返的境地，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艺术世界。

美的规律告诉我们，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原始内容，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艺术家总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大范围地去表现自己的艺术才华，使作品不仅内容充实，而且形式完美。《送元二使安西》就是这样的一篇作品：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没有正面阐述重大的思想主题，而是以送别一事从侧面渲染分离时心中难割之情。前两句道出和平安宁的环境，用优美和谐的气氛作用于读者的感官。第三句进酒一举直逼远行人的感情深处，同时也触动了读者的心弦。第四句设想关外无故人的凄凉，打破和谐的现实环境，使人情牵关外，心留故地，身心两离的痛苦顿生于读者胸中。作品只用了二十八个字就把生活中这一典型的事件写尽了。语言素朴明净，就像道家常一样把别人的心曲句句道来，把一种淡淡的情绪色彩熨贴在读者的心上，并在闲适的品尝中能慢慢领会其韵味。同为送别，《送元二使安西》是挽留之情，而《送韦评事》则是送客心切：

欲逐将军取右贤，沙场走马向居延。

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

从两诗的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痛感关外无故旧，后者则设想要"沙场走马向居延。"不仅主题明确，感情激昂，而且作品节律跳动快，空间距离拉得大，语言畅达铿锵，和作品倡导的精神相一致。

另外，像《早春行》、《西施咏》、《洛阳女儿行》、《闺人春思》则是内容健康，以抒写妇女内在感情为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朴实，写景则色彩艳丽，是描写古代妇女生活的优美之作。《早春行》用鸟声、体香、车物、思情、忆梦、春燕等来渲染少妇内心思夫的心态，写得委婉细腻。而《闺人春思》则更具特色：

愁见遥空百丈丝，春风挽断更伤离。

闲花落遍青苔地，尽日无人谁得知。

在大好的春光之下，一个无人知晓的如春闺人却在寂寞中耗尽了自己的青春。落花满地，宛如闺人逝去的年华。环境的荒凉衬托出心境的空虚。"愁"，"断"，"伤"，"闲"等字敲打着读者的感情，使读者不禁要为眼前这个被禁锢的思春之妇抛下一片同情之心。由于作者善于发挥自己诗歌语言的优势和特点，把平常的事件写成了不平常的作品，使作品在形式美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地位。

以上这些作品是王维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是血肉相连的。

三

王维的诗具有一种独特鲜明的美学色彩。就是说王诗作为一种美的客观存在物，它给欣赏者带来的审美情绪有其独特的色彩感。这种色彩感不仅包含诗的意象系列给欣赏者带来的一种特殊情感体验，而且也包括欣赏者再创作时的各种参与意识。

我们知道，客观存在物在我们审美主体的反映过程中往往会引起一定的情感反映。自然色是一种客观存在物，因此，作为客观存在物的自然色也能引起我们一定的情感反应，产生一种美感。自然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感情绪只是低层次的、简单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客观事物对人的观照过程中生发出一种色彩观念，并用这种色彩观念来纯化我们的美感情绪。例如我们说一首诗色调灰暗，说一个人的心灵如玉一般的洁白，这都是一种色彩纯化法。具体到王维的诗并不局限于此。王诗固然是客观事物，但我们在欣赏、阅读它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审美活动带来的心绪色彩却是丰富多层的，无法用哪一种单一的自然色来纯化我们的感受。如他描写边塞风情的《陇上行》就是这样：

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

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

这首诗描写的是深秋边塞的景物，虽没有一句抒情的字句，但这幅色彩明亮的边塞图却深深地牵动了读者的心。由于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这种空间上的位差就自然引起读者心中的一种情感反应。以不同的生活方式亲临过边地的读者会因这首诗而产生不同的感情。有的会感到亲切，有的会感到荒凉，也有的会感到激奋。没有到过边塞的人也许会神往，甚至会产生幻想。情绪感受不同，色彩明暗和层次也就不同。再如他的《淮阴夜宿二首》之一：

水国南无畔，扁舟北未期。

乡情淮上失，归梦郢中疑。

木落知寒近，山长见日迟。

客行心绪乱，不及洛阳时。

读罢全诗，我们会跟着诗人的思绪游荡于作品中的深秋异地。一会儿是无畔空远的水国，一会儿是扁舟未期。有一点难得的乡情却失落于淮水之上，思乡的归梦又疑于郢城中。日短夜长，由于触景生情，秋叶的飘落自然联想到寒冬的来临。不说是"客行心绪乱"，就是读者的心绪也愁牵于内，无以自拔。这说明，一篇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能因其丰富的情绪色彩而抓住读者的心，陶冶人的感情，使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时候，读者能忘掉自我，不自觉地和作者一起共同参与创作的意识，从作品中获取作者获取过的，感发作者感发过的。

除了诗人的心绪和欣赏者的参与意识而外，作品本身的形象体系也是构成美感色彩的重要因素。这种形象系列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整体的，多元的。诗的形象体系要在审美客体、诗人、读者三者的有机结合中来完成，缺一不可。这种形象体系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而是一种意象。它除了语言的间接功能而外，通常还有诗人主观的意念。我们从"意象系列"那里所获得的色彩情绪自然就要比从一般形象那里获得的感受丰富得多。再看《送张判官赴河西》：

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

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

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

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这篇作品有叙事，有写景，有思古，有抒情。在欣赏时，我们能跳出语言这一载体，在诗外把握形象的内在活力。如果我们不是以解剖的方法来割裂其思想、情感、语言诸要素，而是主动地参与作者的创作意识，并用自己的感情和诗中的感情融为一体，从整体意念上把握作者所提供的形象系列，这样就能体会到诗歌意象的多层情绪。如《春日与裴迪过新昌访吕逸人不遇》：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

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

城外青山明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

王维范文篇7

论文摘要：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的多游侠边塞，呈阳刚之气，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园，富阴柔之美，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独特的心态特征又受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的制约。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一生，基本上与盛唐相始终。盛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尚及时代精神对其思想、仕宦、生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

在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心理蓬勃进取的时代环境中，前期的王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人生、功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呈现出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积极仕进、自豪自信的心态。《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态特征的真实写照。由此而来，他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往往以游侠、边塞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风格上呈现出雄放豪迈的阳刚之气。如游侠边塞诗《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边塞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飒飒英姿，豪气干云，神采飞扬，与高岑同调。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象。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约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劝勉、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建功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国家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空前融通，拓边的空前需要，使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成为很有诱惑的现实。建功马上，立业边陲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并成为盛唐士子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盛唐诗人大都有从戎游边的经历。王维对自己的游侠和出塞经历有着很豪迈、很精彩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人生理想和时代崇尚的一致性。这种与时代相通的情感和心态特征，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中，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

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政治感遇诗。这类诗批判当时权贵骄奢、贤士坎坷、荣辱不公等不合理的政治现象，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愤慨，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表明自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如《济上四贤咏》写四位失意的下层人士的遭遇，表现出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

《老将行》既是边塞诗，也是政治感遇诗，诗中写的是一位老将的经历：年轻时作战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威震敌营，立下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闲居在家，寂寞空虚。后边境遭扰，强敌压境，老将军不计前嫌，请缨杀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诗中既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

前期王维诗作的山水题材，也同样呈现出明快热烈的色调，如l9岁时写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

又如《渡河到清河作》、《华岳》二首，或写水或写山。写水，写得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再如《燕子龛禅师》写山间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等等，简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媲美。故《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日：“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特点。可见王维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之势。

从军入幕、游侠赴边是盛唐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也与朝廷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唐代科举把“军谋宏远”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并列的记载。唐玄宗亦曾明令：不及时行赏有战功的官吏皆斩，能擒贼首的士卒授大将军。这些特别的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唐代读书人对边事军功的关注和投人，军幕中吸引了大批当时富有才华的墨客文人。在唐代布衣才士中，缘军幕而进身的大有人在，有唐以来文人仕途之最达者高适也由此而擢升至散骑常侍，封勃海侯。他在《塞下曲》中心满志得地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久佐戎幕而官至嘉州刺史的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同样，王维以战斗为美，以豪迈为美的心态特征，也是这一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趋导的结果。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自由，民族心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沐浴在这盛世的阳光之中，王维的心态情感自然也为之感染，怀抱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拓进取、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使前期的王维能以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怀、辽阔的视野、酣畅的笔墨刻划游侠风采，描绘边塞风光，反映边塞感受，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唱出高亢奔放的时代强音。风格豪放、境界壮阔、情调激昂、笔力雄健，流溢着阳刚之气，“盛唐气象”可见一斑。虽然在诗歌史上他没有被称为边塞诗人，但他确是盛唐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是高适、岑参之前边塞诗的最富有者。而这类题材的择取和阳刚风格的形成，又是大唐的时代环境、精神风貌及本人经历对其思想心灵感召后作用于其创作的结果。

二

平和淡远、宁静超逸是王维后期心态的主要特征。由于时局、经历等原因，40岁以后，王维的思想、观念、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仕途的失望、对官场的畏惧，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性，使他在难舍仕宦的同时，又对社会世俗失去了往昔的乐观执着；佛理禅旨的感悟、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吸引了他的情趣和心灵。他在田园里呼吸着无忧的空气，他在大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心态变得平和、淡远、宁静、超逸了。这一心态特征的变化，使他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对这些带给他慰藉的山水田园题材的择取和心灵感悟的抒发。王维的这类作品，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大师地位。

王维是一个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又工草书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艺术家。这些饱含感悟的姊妹艺术对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能以诗人、画家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世界，感受生活，并把所见所闻所感用诗、画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既有神韵又有情味的美妙意境。在创作中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唤起人们对光、色、音、态的联想，呈现出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托物达意，立象传情。苏轼对此评价极高：“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特色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暝》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lO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山林描得清幽雅秀，令人神往，把田园生活写得和平宁静，引人入胜。这些作品，表现出诗人对清幽山林和优美田园的感悟与陶醉，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与留恋。《辋川集》是王维后期山水田园绝句的代表，它反映了诗人的隐居生活，描绘了辋川的自然景致，表现出陶醉于其中的情趣感受，呈现出独特的空明宁静的阴柔之美。

王维后期诗歌中常有“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谷归人少”等等。这些“空”字由于后文的意象，不能作“无”和“没有”义来理解，这种“空”是诗人对眼前景的一种心灵感悟，其中内涵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是“空而不空”的特定状态。“空山不见人”，却能听到人的生命之声；“夜静春山空”，却有桂花的飘落和鸟的歌唱。可见这“空”中自有生命的流动，自有诗人独特的心灵感悟。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作，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都流露出诗人闲逸宁静的情趣和心态，透出佛学禅理的旨趣，表现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情绪。表面上看，其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但从其深层意蕴和后期创作总体倾向看，王维的“万事不关心”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对山水田园之美他不仅“关心”，而且迷醉；他的“寂为乐，闲有余”是摆脱世俗利禄烦恼后的另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方式，精神并不沉沦；“伤心”而销向空门，是对世俗险恶的失望和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方式，这一方式引导他从另一角度理解人生和陶醉真善美的山水田园。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玄宗沉湎声色，昏庸无道，贤者被贬疏，奸佞却当权，政治黑暗，权贵骄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等日益滋长并渐趋激化。而在这种情形下又不能决然离去的王维，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亦官亦隐、身官心隐。王维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走了一条既适合自己又无害他人的淡漠仕宦、寄情山水、研悟禅佛之径。根据当时朝廷、社会及王维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正直官宦设身处地的实际状况的。此时的王维倘若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形式：其一，与之斗争，结果是“玉碎瓦难全”；其二，同流合污，结果又与心志相违。无论王维选择何种“积极”形式，都将既是个人政治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学的损失。从某种角度看，现实中的王维似乎只能走这条貌似“消极”、实不得已、确也并非消沉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其彪炳千古的人生辉煌。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行为及创作，而不应超现实地简单武断地评判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此期王维淡漠的对象只是仕宦功名，而对山水田园则情趣盎然，且渐深渐浓。诗人的追求仍在，志趣仍在，就不应该说其心态真的消沉颓唐了。由对仕途功名的热衷，转为对山水田园的钟爱，新的生命意义、价值取向使他寻觅到新的生命空间和独特自我，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心态特征也由前期对仕宦的乐观进取、自豪自信，转为后期的超脱飘逸、宁静淡远，并影响和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应该说这是王维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这种心态特征仍然是主动、积极、健康、充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王维以《山居秋暝》为代表的后期山水田园诗，在明洁空灵禅旨中所呈现出的生机与情趣，很难真正理解其中蕴喻的诗人对理想社会和高尚人格的期冀与追求的深层意蕴。变化了的心态特征带来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异，诗人开始更多地择取山水田园题材，并创造出空明宁静的独特风格境界。

王维在给好友裴迪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由此可见，在对自然山林的爱恋和陶醉中，其心态特征是主动、积极、充实的。

王维范文篇8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段稻贰F渲械摹拔奚惫勰疃运跋旖仙睢！肮凼兰淇啵槐馈！薄缎烈奈搿芬皇鸵帐醯乇硐至苏庵帧安槐溃挥兰琶稹钡摹拔奚膘怼R虼耍胨嫡舛资岸林硎懒酵蚰罹慵拧保瞧挠屑氐摹?BR>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pán＠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pán＠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猓⒃鹗谔又性剩运男牧榈拇蚧魇蔷薮蟮摹I畹缆返目部朗顾苑鸾滩伺ê竦男巳ぁ？杉跷欧鹬饕且蛳质刀俪傻模灰部梢运担欧鹗撬韵质档囊恢治蘅赡魏蔚慕馔选K皇墙栌梅鸾痰摹翱铡崩砝磁徘灿敲疲灰欢ㄍ耆嘈乓磺薪钥盏姆鸾探桃濉K谴幼约旱男枰龇⒗醇橙》鹧枷氲摹U庋榷韵质挡宦辉竿骱衔郏植桓矣胄岸褡鞫氛笸甲咭莸牡缆罚欢植荒芟筇赵髂茄戮鲂挠胪持谓准冻沟拙隽眩枷肷系拿苁票胤从车绞璐醋髦欣础?BR>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7〕。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刮冶菊妗钡牧硪恢志辰纾庵炙枷刖妥匀坏胤从车搅怂氖璐醋髦小?BR>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挠湓弥椤?BR>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色欲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个人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仅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这样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很好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诠释。

注释：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王维范文篇9

宋朝方回说王维山水诗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山水涛最讲究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特有的重要范畴，是一种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互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客观物境下，有什么样的主观情意是由个性化的创作心理决定的。王维山水诗的风格，空闲静寂中见清新淡雅．“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这种审美感受的产生就是包含了诗人主观审美意识的独特的创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对于王维山水诗的研究．多见于诗篇的艺术魅力、诗画意境方面．本文想试从王维个性化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对王维山水诗风格的影响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对王维的山水诗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

人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是。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意识、社会时尚都会在诗人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着诗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也深深作用于王维的心灵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风格。

<庄子·善性>中讲：“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命而大穷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这种达通穷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习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维的一种心理积淀。儒家的一贯主张是积极“入世”。但<论语·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座》却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赞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霓，咏而归”的生活方式，这就又使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润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隐逸．这种隐逸当然不是完全遗世，而是在求一种闲静清幽的环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态。可见．对于生命，不论过程如何，在结果上．中国文人有大体一致的趋同：相忘于江湖。这种心理状态．再与个人的的生活状况相结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隐的流俗。所以虽然盛唐的最强音是建功立业，但王维的一生还是有了三度隐居。嵩山、终南山、辋川．却始终没有解印挂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极大地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的创作。王维的诗，虚实相间，空灵恬适，于空山古木、水尽云生的表层的美外，还有一种对生命方式的认知、探求和选择的心理括动。如<自石滩>：“清淡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丽．清爽如画．又富有生活气息，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馆》：“独坐幽笪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却另有一番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让人顿生一尘不染、万缘皆灭之心。

王维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时期渡过的，安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默许使佛学大兴．王维的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佛信徒．这就使王维深受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南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掸，乐往山林．志求宁静”．足见诗人浸研佛学之深。王维还有“诗佛”的称号．可以算是佛学影响其山水诗创作的明证。王世祯在<渔洋诗话>中评价王维的山水诗是“字字入禅”．确实．王维的大量山水诗中都呈现出伟样的风貌。如<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龙”。“毒龙”之典，出自<涅经>．指内心妄念。这是直接以禅语入诗；<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里的牧童、钓者、远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各得其所。这种美与佛家进入样定时轻闲安悦、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相仿．这使诗里充满了禅悦；《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宁静中富有生机。且人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件，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这使诗中又有了掸的理趣。

二、本人的人生遣际和生存境遇

人们所以能清楚地在作品中看到作者的生活，是因为作者的生活对作品内涵有着一种显著的影响。王维以山水诗表现其对生命的认识和自我价值的理解，是从山水到人生的影现。诗人的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对沧桑人世的认识感悟对他诗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山水诗的风格显现出强烈的作用力。

王维21岁进士及第，也有“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求>)的抱负．也曾有“得意遂志”的时节。公元737年，王维去凉州劳军，滞留了两年多，天高地阔的草原、浩瀚苍凉的大漠，迥异于长安的塞上风光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的心胸为之宽广。他笔下描摹山水的诗句也一变而为激昂豪放雄浑的格调．表现出热烈、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奇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如在目前。又如“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紧张的气氛中是镇定、自信的情绪。开元28(公元740年)年，王维又去襄阳主持考试，长江的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奔腾之态使他的山水诗也显现出磅礴的气势。“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极写水的波澜壮阔，浩荡无涯。可谓诗家俊语。“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日暮时分，烟水苍茫，江潮幕天席地的汹涌情状仿佛如见。很明显，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便不会有这种只有阔大山河才能激发出的逸兴豪情。自然，王待也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

仕宦的得意是暂时的，王维的心里更多体验自0是失意的落寞。诗人仕途坎坷，做官不久即被贬．有r隐居的萌芽。三十多岁后，因张九龄举荐，诗人始获一个稍展才华的机会．回到长安，不久，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又取代了张九龄为相，王维自然不肯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少年的热血也渐渐冷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丞相))．诗人再生退隐田园之意。只是并没马上付诸行动。直到天宝3年，他才选定_r处世之道：结魏阙于山林，著冠带而掸诵。这种选择包含多种因素。《后汉书·逸民传序》中有一段谈隐居之圈的话，“或隐居以求其志，或瞄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多少也道出了王维的部分心理。王维传世的山水诗．大都写于他在终南山、辋川隐居期间，可做他心路历程的证明和反映。“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过禅师兰若》)，反映了诗人耽于禅境中从而获得生命智慧之道的愉悦。“古人非傲吏交．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诗在解释自己亦官亦踌的行迹时悄然抒发了自己的无奈黯然之情。

天宝l5年，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受伪职，虽蒙赦免。但至此，他心中便常被犯罪意识萦绕，“岂不自愧于心。……内省，无地自容”。这种内愧的心理使他不得不“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l2号又示裴迪))。而悠然与否，其实是不说也罢的。隐居桃花源．一方面借自然的清静忘掉身边的纷芸俗事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以求心安，另一方面，诵经参禅，在佛的救赎中求得一种解脱。王维的另一题为‘叹白发)的诗中有一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正好可以做这些山水诗的心理旁注。“几许伤心事”不仅包括事伪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的概括。而销心空门则使王诗的主体格调呈空闲凄清、深沉冷寂的美。王维中年丧妻，无子。独自一人生活，更深尝孤独凄苦的滋味。也加剧了诗人静中求寂的心理，其诗也多用闲静孤寂的景物点染出一脉或浓或淡的幽冷凄寒，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答裴迪>)，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归蒿山作))之类的诗句，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触目可见。

三、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

王维的山水诗中，诗情、画意、禅境合而为一。构成独特的风格。法国布封说过：“风格就是整个的人”。可见，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作。其作者必然有着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可为独特灵魂的一类具体显现。

王维的心里有佛家寂灭一切的观念，但也有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的山水观念。求禅．使诗人不执著于“有”，对于荣华名利淡泊许多。惮宗讲究“即心即佛，见性成佛”．又使诗入不执著于“空”，不讲求剃度、缁衣、吃斋等空门的外在形式上。老庄的“天人合一”也影响着诗人，吸引着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中去。分享其中的永恒和宁静。王维的思想兼合佛道，这又决定了他的审美意识、审美倾向，这就使得诗人主动地选择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亲近和交往的对象，而山水诗也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崇向山水林泉的审美哲学使王诗呈现出“静”的主要格调。“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明朋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谷静惟松响．山深鸟无声”((游感化寺》)等等诗句，营造了不同情调的幽静氛围。

人作为个体，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比其在与社会他人的交往中更为远离是非功利得失和矛盾冲突。自然有慰籍心理的作用。它的空秀宁静能够把个体的负重、疲惫从世俗纠纷喧嚣中释放出来．使之慢慢归于平和安静。王维是山水的获益者．他的诗也因之表露出一种宁静恬淡、安祥平和的意蕴。“经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全诗色调明快．读者可以想见波平风软、碧天无际、闲云悠悠的湖光山色并体味主人轻舟迎客、平湖把盏。吟诗交谈的悠闲情趣。言为心声，这首涛也是诗人平静、淡泊心态的一种证明。

谷鲁斯在<人类的游戏》中说：“我们会把自己内心同情产生的那种心情移置到对象上去。”常常带有一种孤寂心境的王维，其诗中的景物也多见孤寂的一面。“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诗人采用摄影的长镜头，从花扔发红萼写到鲜花盛开再写到花缤纷谢落。开也寂寞．落也寂寞。以花的开落之动反衬出山涧的幽静，而花的自歌自舞自开怀又不免让人生出“年年岁岁花相似”之类的感叹。诗中流淌着宁静寂寞的美，也有对孤独、对生命流逝的无奈。

诗人在与自然的相亲中内省、静悟．并通过个体对自然的感受去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无限与永恒。循着这样的心理．我们就可以了解诗人的这些诗句，“新家盂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前～首诗中有一种新旧兴废永恒循环的时间意识．后一首诗中有一种意境辽阔杳无边际的空间意识。这些诗里有超越的绝对的时空连续，正是这种超越使诗人生旷达、闲静、淡泊之心。“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以一个有限空间来吸收无限时间的延续，时空聚敛浓缩，构成人与物默然契合悠然神会的意境，透出高蹈出尘的光辉。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认为：“一切心理现象按其产生的方式来说都是反射”。王维山水诗作为他C·理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必定反射出他的心理。从其浑然天成的意境来看，主要表现了诗人在空寂清幽的环境下求平稳闲静和超脱的心理。“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戏赠张五弟))。诗人跟中的景色。经过他耽禅的心态，化成时而寂灭时而超然的诗境。这种诗境也是他心灵“无念”，“自性清净”的写照诗人的个性气质、艺术修养有别，形成的审美哲学、美感经验也会大相径庭．表现的诗境就有高低。

王维是南宗画派之祖。又精通音律，书法造诣也颇深，艺术的相通使王维对美的理解、鉴赏高于世俗，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画家的眼光选择意象人诗．又以音乐家的听力捕捉音韵在诗里予以表现，这使他的山水涛。读之如观画听曲，“松禽风声里，花对池中影”，“细枝风乱响，疏影月光寒”，形成“诗中有画”和“百转流莺、宫商迭奏”(赵殿成《史鉴类编))的风格。

一边居官尘世，一边念念不忘参禅．王维的性格是软弱沉静的。选择在热闹红尘和寂寞空门的中间——山水林泉作常居之所实际是他在人境中追求孤独寂寞心理的一种外映．山水诗是这种心理的文化证明。诗人是个喜欢独处的人，他的涛中常常提到闭门，“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济州过赵叟家宴》)，“闲门寂己闭，落日照秋草”(《赠祖三咏》)，“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淇上即事田园》)。以一门一户将自己和喧闹纷逐的人世相隔。这种淡泊闲静避世的心态使王维的山水诗既凄清静谧又阴净空灵。如“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答张五弟》)，“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迪>)等诗句。

王维范文篇10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段稻贰F渲械摹拔奚惫勰疃运跋旖仙睢！肮凼兰淇啵槐馈！薄缎烈奈搿芬皇鸵帐醯乇硐至苏庵帧安槐溃挥兰琶稹钡摹拔奚膘怼R虼耍胨嫡舛资岸林硎懒酵蚰罹慵拧保瞧挠屑氐摹?BR>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pán＠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pán＠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猓⒃鹗谔又性剩运男牧榈拇蚧魇蔷薮蟮摹I畹缆返目部朗顾苑鸾滩伺ê竦男巳ぁ？杉跷欧鹬饕且蛳质刀俪傻模灰部梢运担欧鹗撬韵质档囊恢治蘅赡魏蔚慕馔选K皇墙栌梅鸾痰摹翱铡崩砝磁徘灿敲疲灰欢ㄍ耆嘈乓磺薪钥盏姆鸾探桃濉K谴幼约旱男枰龇⒗醇橙》鹧枷氲摹U庋榷韵质挡宦辉竿骱衔郏植桓矣胄岸褡鞫氛笸甲咭莸牡缆罚欢植荒芟筇赵髂茄戮鲂挠胪持谓准冻沟拙隽眩枷肷系拿苁票胤从车绞璐醋髦欣础?BR>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7〕。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刮冶菊妗钡牧硪恢志辰纾庵炙枷刖妥匀坏胤从车搅怂氖璐醋髦小?BR>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挠湓弥椤?BR>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色欲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个人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仅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这样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很好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诠释。

注释：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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