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范文10篇

网络社会范文篇1

[关键词]：网络网络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文化

大众传媒很早就发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随着网络的问世而受得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它都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网络使亿万台计算机借助电缆和卫星技术，形成一个包纳一切的庞大“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网络提供信息的特点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共时性；同时提供文字、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提供信息，刺激情感；使受众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事的切身感受。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的兴趣从报纸转向电视，又由电视转向网络，他们从网络中得到大部分新闻。电脑网络成为展现巨大威力的“魔盒”，它将全国乃至全球捏为一体，变为能在同一时间知悉同样事务、受到同样刺激的网络大家庭。我们必须正视网络的政治存在。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总之，就像历史上出现并还在发挥作用的革命性传媒（如广播、电视等）一样，网络是这个外表宁静实质激荡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更新分配的始作俑者，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网络的政治功能正逐渐引起政府、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注目，网络对政治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

1.非物质性

由于数字化空间中最基本的元素并不是传统物理空间的原子，而是“比特”，这就造成了数字化网络社会的第一个特征—非物质性。在网络时代，出现了一批非物质化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如货币交易、软件开发、基因研究或卫星电视制作等，其中大部分属于高科技领域。它们在开发、运营、销售、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常传统行业不同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具有非物质性。

2.超时空性

在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因特网的开发与应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建立了一个超时空的网络社会。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丹尼·奎认为的那样，“非物质化的商品全然无视空间和地域”[①]。由于因特网消除了时空的距离，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为零。

3.非排他性

这是数字化网络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一个人使用一件非物质的物体时，不排斥他人同时使用。这是网络时代的数据可以共享的技术特征所决定的。

4.平等性

网络社会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平等的感觉，任何人，无论他是从事何种职业，或拥有多少财富，或自身条件有多么大的劣势，他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的思想。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区中，任何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平等的。

二.网络社会的中网络的政治功能

1.网络在传递政治信息中起着中枢作用

网络首先是作为一种传媒出现的，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传递政治信息的“中枢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递政治信息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润滑剂。传递政治信息的实质是“国家意志”“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国家政策通过网络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解释，公众的愿望也通过网络得以及时而全面的反映，上下相通，思维一致，才能形成凝聚力，政治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网络能够向政治系统输送强大的社会动力。

（2）传递政治信息可以为政治决策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当前，诸如失业、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政策往往难以兼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平衡，这需要群众对政策有一个理解和承受的过程。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借助具体的“形象”，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提出问题，阐明背景，发表意见、评论或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启发群众适应政策的主动性。网络的这一作用在以往的价格改革、住房改革中已得到有效的发挥。

（3）传递政治信息有利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调动社会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网络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每天向社会提供大量的信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密切。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这是宣传思想工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2.网络是一种第五种权力

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不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权力，它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更不能直接调动国家的军队和武装力量，不能支配财政收支，也不能制定法律、做出司法裁判。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网络是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报刊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而网络却摆脱传媒受资本垄断或少数技术精英控制的局面。它虽然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但它是舆论的权力和道义的权力；它不是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无形的、柔性的权力。人们不必服从它，但不能忽略它。

作为第五种权力，网络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三个部门，三个部门的相互监督也需要借助于网络的力量。美国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如何监督政府与官员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网络的崛起加强了这一环节，网络能够充当民众的耳目，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网络在“克林顿性丑闻”中的作用则是十分典型的事例。从对丑闻最初的揭露，到事件调查过程中的报道和评论，网络动员全国舆论给克林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一时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3.网络可以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一个平台

“阳光政治”相对于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而言，“暗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它容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阳光”政治是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政治。网络的出现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决定。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考验。

网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渠道。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网络使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成为可能，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谈。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

三.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

1.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1）网络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有瓦解作用，从而引起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各自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一个社会和国家有自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代表着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和利益，这既反映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也体现在媒体舆论导向中。为了形成社会的认同意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以达到稳定社会之目的，国家通过垄断和控制传媒向社会公众宣传，教育和灌输这个“主旋律”。一是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信息,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传媒，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控制舆论导向；二是通过诉诸道德、伦理和思想意识等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和对政府的能力、政绩的肯定；三是政府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之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网络不仅提供了个人自由的空间，而且极力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这同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对这种机制本身起着瓦解作用，从而增加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

（2）网络对国家政治控制机制的瓦解作用的另一面必然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量大、成本低、简便易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每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程序和网上协议程序传播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互联网给人们营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话语权利。个人的自我表现不知不觉代替了主流文化的说教，人们逐渐适应了独立思考，更加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政府对于民众信仰!宗教和政治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好控制了。

（3）网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互联网络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以及巨大的信息量对“主旋律”文化的传播、弘扬造成强大冲击。网络已成为文化渗透，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加速和平演变进程，通过互联网络提供给用户大量的关于世界政治动态的看法，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等意识形态。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网民的政治导向和信仰的变化，造成了对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冲击。

2.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发展趋势的影响

（1）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

由于网络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首先，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没有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就难以实现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在信息社会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②]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政治信息、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空间，便于人们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传播模式。其次，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自主性。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与传播主体、客体的自主性密不可分，没有自主性，也就不能完全实现民主化。由于网络技术有特殊的离散性，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它构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自由格局。网络与人们以前使用的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们的意图自主地进行政治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人们可以在未加工的信息中进行挑选，并自行评估和鉴定其价值。网络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传播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网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接受信息，又可以信息，那种“我说你听，我打动你”的单向传播模式将被双向互动的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所取代。

（2）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

网络对促进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首先，网络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网络既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也重新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③]网络条件下交流方式的变革为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不仅传递一般的信息，还传播大量政治信息，现代社会，网络成了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信息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其次，网络是一个体系，它具有整体性、协同性的属性。网络内各个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把众多的社会领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特性，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正是在这种“一体化”中实现的。

（3）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高效化与国际化

网络应用于政治文化传播后，对于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网络凭借其极快的传播速度，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传播给受众，人们可以随时地迅速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次，由于网络本身就具有在全社会传播信息的功能，从而使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传播和交流变得极为便利。网络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赛博空间，在这个世界，人们的相互登录和访问变得极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跨越国界交流的能力；网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冲破了时空限制，它可以实现千差万别、天遥地远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网络使人们的沟通能力发生了质变，使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网络系统沟通、传播信息。

参考文献：

1.刘文富(2002).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版

2.戴安·科伊尔(1999).无重的世界—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邓景丽(2003).关于我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几点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1-42

4.严峻(2002).试论网络的政治功能[J].中共云南省党委学报.6:56-59

5.匡小阳邹艳斌(2005).网络媒体助推新型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127-131

6.朱银端(2003).网络政治文化认识[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6-32

网络社会范文篇2

[关键词]：网络网络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文化

大众传媒很早就发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随着网络的问世而受得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它都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网络使亿万台计算机借助电缆和卫星技术，形成一个包纳一切的庞大“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网络提供信息的特点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共时性；同时提供文字、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提供信息，刺激情感；使受众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事的切身感受。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的兴趣从报纸转向电视，又由电视转向网络，他们从网络中得到大部分新闻。电脑网络成为展现巨大威力的“魔盒”，它将全国乃至全球捏为一体，变为能在同一时间知悉同样事务、受到同样刺激的网络大家庭。我们必须正视网络的政治存在。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总之，就像历史上出现并还在发挥作用的革命性传媒（如广播、电视等）一样，网络是这个外表宁静实质激荡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更新分配的始作俑者，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网络的政治功能正逐渐引起政府、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注目，网络对政治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

1.非物质性

由于数字化空间中最基本的元素并不是传统物理空间的原子，而是“比特”，这就造成了数字化网络社会的第一个特征—非物质性。在网络时代，出现了一批非物质化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如货币交易、软件开发、基因研究或卫星电视制作等，其中大部分属于高科技领域。它们在开发、运营、销售、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常传统行业不同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具有非物质性。

2.超时空性

在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因特网的开发与应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建立了一个超时空的网络社会。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丹尼·奎认为的那样，“非物质化的商品全然无视空间和地域”[①]。由于因特网消除了时空的距离，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为零。

3.非排他性

这是数字化网络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一个人使用一件非物质的物体时，不排斥他人同时使用。这是网络时代的数据可以共享的技术特征所决定的。

4.平等性

网络社会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平等的感觉，任何人，无论他是从事何种职业，或拥有多少财富，或自身条件有多么大的劣势，他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的思想。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区中，任何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平等的。

二.网络社会的中网络的政治功能

1.网络在传递政治信息中起着中枢作用

网络首先是作为一种传媒出现的，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传递政治信息的“中枢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递政治信息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润滑剂。传递政治信息的实质是“国家意志”“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国家政策通过网络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解释，公众的愿望也通过网络得以及时而全面的反映，上下相通，思维一致，才能形成凝聚力，政治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网络能够向政治系统输送强大的社会动力。

（2）传递政治信息可以为政治决策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当前，诸如失业、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政策往往难以兼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平衡，这需要群众对政策有一个理解和承受的过程。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借助具体的“形象”，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提出问题，阐明背景，发表意见、评论或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启发群众适应政策的主动性。网络的这一作用在以往的价格改革、住房改革中已得到有效的发挥。

（3）传递政治信息有利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调动社会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网络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每天向社会提供大量的信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密切。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这是宣传思想工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2.网络是一种第五种权力

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不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权力，它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更不能直接调动国家的军队和武装力量，不能支配财政收支，也不能制定法律、做出司法裁判。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网络是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报刊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而网络却摆脱传媒受资本垄断或少数技术精英控制的局面。它虽然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但它是舆论的权力和道义的权力；它不是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无形的、柔性的权力。人们不必服从它，但不能忽略它。

作为第五种权力，网络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三个部门，三个部门的相互监督也需要借助于网络的力量。美国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如何监督政府与官员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网络的崛起加强了这一环节，网络能够充当民众的耳目，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网络在“克林顿性丑闻”中的作用则是十分典型的事例。从对丑闻最初的揭露，到事件调查过程中的报道和评论，网络动员全国舆论给克林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一时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3.网络可以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一个平台

“阳光政治”相对于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而言，“暗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它容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阳光”政治是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政治。网络的出现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决定。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考验。

网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渠道。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网络使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成为可能，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谈。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

三.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

1.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1）网络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有瓦解作用，从而引起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各自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一个社会和国家有自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代表着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和利益，这既反映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也体现在媒体舆论导向中。为了形成社会的认同意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以达到稳定社会之目的，国家通过垄断和控制传媒向社会公众宣传，教育和灌输这个“主旋律”。一是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信息,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传媒，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控制舆论导向；二是通过诉诸道德、伦理和思想意识等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和对政府的能力、政绩的肯定；三是政府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之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网络不仅提供了个人自由的空间，而且极力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这同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对这种机制本身起着瓦解作用，从而增加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

（2）网络对国家政治控制机制的瓦解作用的另一面必然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量大、成本低、简便易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每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程序和网上协议程序传播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互联网给人们营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话语权利。个人的自我表现不知不觉代替了主流文化的说教，人们逐渐适应了独立思考，更加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政府对于民众信仰!宗教和政治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好控制了。

（3）网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互联网络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以及巨大的信息量对“主旋律”文化的传播、弘扬造成强大冲击。网络已成为文化渗透，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加速和平演变进程，通过互联网络提供给用户大量的关于世界政治动态的看法，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等意识形态。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网民的政治导向和信仰的变化，造成了对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冲击。

2.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发展趋势的影响

（1）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

由于网络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首先，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没有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就难以实现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在信息社会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②]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政治信息、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空间，便于人们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传播模式。其次，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自主性。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与传播主体、客体的自主性密不可分，没有自主性，也就不能完全实现民主化。由于网络技术有特殊的离散性，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它构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自由格局。网络与人们以前使用的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们的意图自主地进行政治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人们可以在未加工的信息中进行挑选，并自行评估和鉴定其价值。网络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传播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网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接受信息，又可以信息，那种“我说你听，我打动你”的单向传播模式将被双向互动的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所取代。

（2）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

网络对促进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首先，网络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网络既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也重新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③]网络条件下交流方式的变革为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不仅传递一般的信息，还传播大量政治信息，现代社会，网络成了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信息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其次，网络是一个体系，它具有整体性、协同性的属性。网络内各个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把众多的社会领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特性，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正是在这种“一体化”中实现的。

（3）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高效化与国际化

网络应用于政治文化传播后，对于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网络凭借其极快的传播速度，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传播给受众，人们可以随时地迅速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次，由于网络本身就具有在全社会传播信息的功能，从而使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传播和交流变得极为便利。网络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赛博空间，在这个世界，人们的相互登录和访问变得极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跨越国界交流的能力；网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冲破了时空限制，它可以实现千差万别、天遥地远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网络使人们的沟通能力发生了质变，使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网络系统沟通、传播信息。

参考文献：

1.刘文富(2002).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版

2.戴安·科伊尔(1999).无重的世界—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邓景丽(2003).关于我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几点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1-42

4.严峻(2002).试论网络的政治功能[J].中共云南省党委学报.6:56-59

5.匡小阳邹艳斌(2005).网络媒体助推新型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127-131

6.朱银端(2003).网络政治文化认识[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6-32

网络社会范文篇3

互联网由最初的一种技术形态，日趋演进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并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深嵌其中的生产关系、文化心理结构、交往互动关系等。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说：“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1］网络社会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形态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型塑是空前的，它的影响不亚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给司法公信力带来的根本冲击。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也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具有新的特性、形成新的挑战。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特性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司法公信力生成极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指出：“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步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2］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型的关键期，现代司法的价值、理念、构架、制度等亟须通过长期的沉淀及司法实践互动，衍化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制度心理，由此推动司法公信力建设。但现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网络社会的急剧转变，使得本来前后承继的社会转变，在这特定的时空聚然重叠，中国司法面临双重转型的复杂情境。如何在双重转型期培育司法公信力，特别是应对网络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成为当前中国司法难以回避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网络社会的宏观背景，通过对近年来司法领域中的典型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出网络社会中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是如何强化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及将其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进而提出应对之策。

二、范畴：网络社会与司法公信力

随着司法权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运行，司法权自身大致经历了从司法权力（强权）到司法权威再到司法公信力的变迁。在司法权力向司法公信力的递进中，不同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和路径。社会形态结构以不同的方式作用、型塑着司法并与之产生一种互动效应。

（一）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公权的行使被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权力界限和程序机制内，使得人们对公权有一定的预期判断。这种预期经过公权信用责任的增强及信用能力的提升，开始转化为一种对公权行使的普遍信任心理。这种对公权力制度化的信任就是公信力。可见，从公信力的内涵要素而言，其由信用、信任和公权力三项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公权力的信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信用责任，即公权力若不按既定规则行使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二是信用能力，即公权力能以其功能、结果满足公众普遍预期需要的能力。公权力的信用乃是公众对公权主体的行为和动机所表现出来的善意的期待和回应［3］。简而言之，公信力就是基于公权力的信用而产生的普遍信任心理。司法公信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司法裁判权为载体的信用能力（包括说服力、判断力）、信用责任（包括自律力、约束力）与信任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就司法裁判权的行使主体而言是一种履行信用的能力和责任，就司法裁判公权的受众而言是一种对公权行使的信任心理。两者之间信息表达、商谈互动的双向联系就是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故信息表达、商谈互动的方式对于信用能力与信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尤为重要，即司法裁判的公权如何将自身的信用能力与责任建构于受众的司法信任心理结构，受众的司法信任心理评判机制如何反向作用于司法公权的信用能力和责任。基于对司法公信力的理解，笔者将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机制概况（见图1）归纳为：一是司法实践过程，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权的实践以司法行为、裁判结果为载体满足公众对权利实现的预期及需要；二是司法信息传播过程，司法机关通过特定的媒介传播方式将其所为的司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为公众所知；三是对司法权运行、结果的感知过程，即公众通过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所获知的司法实践信息；四是对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互动沟通，形成普遍社会认知心理的过程；五是对司法权信用能力、责任的评价、反馈过程；六是司法权主体与公众互动协商的过程；七是司法公信力心理沉淀过程。图1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机制综上，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主要受司法权主体的信用能力、司法权主体的信用责任、司法权行使的传播方式、公众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司法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协商方式等五个因素的影响。可见，司法公信力的形成除司法信用能力、司法信用责任两大主体内部因素外，最关键的是媒介传播方式和互动沟通方式。媒介传播方式和互动沟通方式几乎贯穿于司法公信力形成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司法权运行及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信用心理的形成、评价以及司法主体对于信用评价的反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互动沟通方式的变革，必然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二）网络社会的发展及特性

随着20个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已经由一种“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即以互联网技术所构造的虚拟空间，发展为另一种“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即作为社会结构形态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网络社会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工具，它已改变社会文化传播方式、生产结构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机制等［4］，具体表现为：一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人与物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彻底消解：一方面，人对物的认识开始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人通过对数字化处理后的物进行间接的、个体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人对物的控制摆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二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摆脱了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等社会属性，使得网络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去身份化的特性。三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网络社会导致的知识信息空前汇聚，使得个人具有脱离群体生活的可能性，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弱化，个人以“机械团结”［5］的方式结合为群体，即以个体的相似性甚至同质为前提，而不是以传统的“有机团结”方式进行结合，即以社会分工及个体差异的互补性进行结合。网络社会逐渐显现及发展，使其展现出以下特性：一是网络社会的去空间性；二是网络社会的无限开放性；三是网络社会的互动交往性；四是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即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一个从物质而言并不存在的、互动的情境和空间；五是网络社会的现实性，即网络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以信息为媒介的符号传播方式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性；①六是网络社会主体的去身份性。社会学界基于网络社会的特性，为进一步研究网络社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抽象出诸多效应模型，其中较为经典的模型有聚焦效应模型、极化效应模型、反沉默螺旋效应模型及循环反馈效应模型等。②

（三）网络社会与司法公信力的关联性

如前文所言，网络社会的去空间性及无限开放性等特性使得网络社会的结构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趋势，开始由“全景监狱”模式向“共景监狱”模式转变［6］。在“全景监狱”模式中（见图2），由于地位悬殊，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司法机关可以随时观察和监测公众，而公众不能观察、交流和获知司法机关的行为举动。在这种模式中，司法机关掌握着信息的源头，除其自身释放的信息外，其处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图2全景监狱模式公众通过司法机关单向释放的信息对其信用进行评价，且公众之间缺乏普遍互动联系机制，这使得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处于司法主体的绝对控制之下。网络社会结构呈扁平化形态，呈现出去中心控制化、开放化、离散化、无组织化等特点。这给信息传播带来广泛的自由性和开放性，所有的公众可以是信息主体，也可以是信息接收者［7］，由此导致“共景监狱”模式的出现。在“共景监狱”模式（见图3）下，公众在自由获取信息的前提下，可以对司法机关进行实时的、自由的监督。由于公众长期处于被动接受金字塔顶端司法机关的管控，从而形成反抗和报复心理。在主观偏见的集体心理下，公众易于对司法行为、裁判结果进行全面和放大式的监督，并积极对“幕后行为”进行地毯式搜索和挖掘式曝光［8］。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传播、接收方式的巨大改变，即信息的自由传播、匿名传播、交互传播、平等传播、实时传播及触发式多点互动沟通，已直接作用于司法公信力形成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影响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信用心理的形成。为了进一步揭示网络社会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笔者在研究网络社会的诸多效应模型中选取了与司法权运行、结果的传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公众信用心理联系最为密切的聚焦效应模型、极化效应模型、反沉默螺旋效应模型及循环反馈效应模型①作为工具，通过个案对信用信息的传播、信用信息的获取以及互动沟通中普遍信任心理的形成三个重要环节进行分析。

三、特性：网络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及作用

（一）网络社会中极化效应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作用

1．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见图4）是指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通过广泛的互动沟通，最终非但无法改变他们原有的观点和偏见，反而使固有的观点和偏见更为极端化［9］47。正如前文所言，网络社会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以个体的相似性甚至同质化为前提进行结合。网络社会使人们更容易听到志趣相投者的言论，而有意无意地自我过滤、屏蔽了不同、相反意见者的言论，这在无形中种下了极端化的因子，对社会和司法都存在潜在危险。图4群体极化图［10］在网络社会中出现极化效应的原因是：第一，网络社会中海量信息与人们有限精力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更偏向于选择感兴趣且观点一致的信息。第二，网络社会的超时空特性为不同地域的志同道合者提供了轻易频繁沟通的场域。“持续暴露于极端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些立场”［11］。第三，网络社会中个人匿名及去身份的特性。研究表明，“当团体成员匿名在网络上相遇并强调团队认同时，极端化的程度会更深”［9］51。

2．个案分析———以“邓玉娇”案为例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某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将强求色情服务的地方官员邓贵大杀死。经过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这一事件引起全国性的强烈关注。在网络社会中，邓玉娇事件从一开始就被建构成一个令人厌恶的权力者对一个无辜弱势女子施暴的故事，对其行为评判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技术化的法律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道德选择问题。恰如《南方都市报》所言，邓玉娇案的时代背景“正在于这些年来积聚的社会不公、司法腐败与官民断裂，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12］，以至在该事件中网络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央视网的投票调查中，认为“邓玉娇属正当防卫，应无罪释放”的票数高达92％以上［13］，最后甚至表现为“凡对邓女有利的说法，不管真假，支持者不加思考地一律采信；凡对邓女不利的信息，支持者一概不信，反指责司法机关徇情，以致司法机关办案和舆论朝着相反方向渐行渐远”［14］。极化效应在邓玉娇事件中发挥得淋漓至尽，使与事件不同的声音根本难以表达和被理解。2009年7月13日网络作者“其余”在天涯论坛发表《邓女不值得网民赞之为除暴英雄》一帖提出不同意见：一是强奸从动机到行为来看完全不成立；二是邓是故意杀人，而不是防卫过当。该帖共有158人回复，除其本人回帖回应外，几乎受到所有网友的炮轰，如“宁愿相信群众的直觉，也不该偏信官员的官话”，“公安、法院自始至终都在逃避一个实质———邓贵大是酒后实施的行为。酒后的动作是何等疯狂，你不是没见过吧！至少我见过醉酒的官员的言行多么狂傲、疯癫。所做出的行为，比真正的强奸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①在网络之外，支持法院判决认为邓玉娇有罪的著名法学专家马克昌、高一飞等均遭到网友抨击，而认为邓玉娇无罪的专家则受到网民追捧。其中有的网友措词激烈，认为马克昌是“奉旨说话”、“晚节不保”。中华网论坛开辟专栏，针对马克昌的观点投票，截至2009年7月1日13时，投支持票的仅26票，而反对票高达385票，悬殊极大［15］。通过对邓玉娇事件的分析可知，网络社会的极化效应使得公众有意无意地自我过滤、屏蔽了不同、相反意见者的言论，而对于符合其情绪志趣的负面司法认知信息则集聚并放大。

（二）网络社会中循环反馈效应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作用

1．循环反馈效应

循环反馈效应是指“在传播环境的影响下，主体将信息输送出去，同时通过反馈又把信息所产生的效应反馈回来。在经过对反馈回来的效应进行分析后，主体再次将修正后的信息输送出去，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过程”［16］。在网络社会中，公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释放者。公众接受信息后，会根据经验、知识背景对信息进行自觉、不自觉的再加工，形成一系列新的认识和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和意识附加在信息中，通过复杂的多次传播再次反馈给释放信息的施众，由此形成多点互动，构成多方互动反馈机制。由于网络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和去时空性，传统的单点或多点传播方式（见图5）被全通道式循环反馈传播方式（见图6）所取代。所有参与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网络社会的匿名性使得参与者不必为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负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模式、性格特点等对信息内容进行改造、变形。全通道式传播的敞开流动性形成了上述所谓的循环反馈效应，即同一信息经过若干次传播加工后，重新传回它的者那里。而这时由于信息经过改造已经难以辨别，者又将其作为新的信息加以接受，且与已有的信息相印证达到一种意识自我强化的效果。由此通过多次振荡反馈在公众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心理。图5传统传播方式

2．个案分析———以“胡斌替身门”事件为例

2009年5月7日，胡斌在杭州闹市区飙车造成浙江大学学生谭卓死亡，事件发生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2009年7月20日法院一审判决胡斌有期徒刑3年。庭审后网络上出现“法庭受审的胡斌系替身”的传言，并由此引发网络中关于“替身门”的热议。这些传言几乎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推向悬崖边缘。2009年在7月20日庭审结束后，网络中的几大主流社区开始有网友发帖质疑庭审时胡斌身份的真实性。当时这些发帖均是从主观感受层面提出疑问，但随着“胡斌身份有假”的帖子被转载、链接，最初主观感觉的疑问被不断改变、添加、变异、饱满，网络社会的循环反馈效应得以显现。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替身”帖证据信息的循环反馈。网民认定胡斌替身的证据来自媒体报道的照片、视频以及对胡斌进行人肉搜索时获得的照片。最初提出质疑的网友通过目测对比事故发生时与庭审时胡斌的照片，发现庭审时胡斌比事故发生时胖，照片不像，并将这一信息到网上，很快引来其他网民更加细致的比对，添加了从喉结、鼻子、头发、嘴巴、耳朵、手臂疤痕到手指等诸多细节上的证据［18］144。随后网友“warscofield”发现：庭审时照片上的“胡斌”其实是“张礼礤”，并将这一信息以《有小道消息传出法庭上的胡斌的确是顶包，其名为张礼礤》为题在网上。不久，网友“我有锤子在腰间”又以《胡斌替身案主角张礼礤已被人肉搜索出来了，有图有真相》为题发帖，将“张礼礤”的照片在网上。此后大部分“替身”帖的内容中都有肇事胡斌、庭审胡斌以及张礼礤三人的照片对比，以加强视觉冲击力。第二，“替身”帖内容信息的循环反馈。虽然关于“替身”的讨论在网络上非常火爆，但真正原创性、有具体内容的“技术帖”却寥寥无几，大多数网友均是对少数内容翔实的“技术帖”进行转载，有的是对“技术帖”进行图文并茂的整体转载，有的只是保留了具有冲击力的图片对比或夸大性的结论表述，这就使得原本冗长的细节内容被省略，结论被突出夸大。除此之外，在传播的过程中，被转载的“技术帖”的标题也被有意无意地增删、修改，以天涯论坛为例，2009年7月20日的帖子大多具有疑问号，以提出质疑来表明态度：“杭州飙车案疑问？？？？？？”、“杭州飙车案审判现场的原告怎么长得不像胡斌？？顶包？？”、“胡斌是不是找人顶包，为什么不像了？”，但到了2009年7月21日论坛中转帖的疑问号变成了肯定式的句号，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改变随着讨论热度的上升不断花样翻新，变得越来越有真实感和煽动性。2009年7月29出现在天涯、网易、凤凰等诸网站的帖子：“不再是谣言！100％确认！此胡斌非彼胡斌！官方媒体对照！”，连续四个肯定句，每一句后面都是感叹号，令人过目难忘［18］144。“替身门”事件的信息经过网络的不断循环反馈后变得更加短小精悍，更为危言耸听，更具有冲击力，更易于捕获眼球，也更易于被广泛衍化循环传播。经过对“胡斌替身门”事件的分析可知，网络社会的循环反馈效应使得司法信用的负面认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添加、变异、饱满，最后使得这种负面认知被强化、放大。

四、挑战：认知定式的形成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认知定式是指“一定的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影响或决定同类后续心理活动的趋势，即人们按照一种固定的倾向去反映现实，从而表现出心理活动的趋向性和专注性”［19］。在现代社会，由于受生活范围、精力以及注意力等诸多局限，人们无法对超越本人切身感知之外的事务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只能借助第三方的信息来感知世界，如此人们的认知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世界”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为对由信息所构成的拟态环境的反映［20］。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去了解世界，获知世界的各种信息，由此网络社会成为一个影响力空前的巨大“拟态环境”。传统的拟态环境因其过多、过度的正面信息传播而使得公众的认知定式正向偏离客观环境。与此相反，网络拟态环境则更加负向偏离客观现实。这种变化在于，在拟态环境中，信息片面化、集聚化，使得负面信息更易于被传播、接受。基于网络社会特性所产生的聚焦效应、极化效应、反沉默螺旋效应及循环反馈效应，通过信息传播、互动交流及固化定型作用于公众的司法认知心理：一是网络社会的聚焦效应使得司法事件急剧曝光、传播扩大、争议主题增多并形成规模化；二是网络社会中的循环反馈效应使得公众对司法认知信息呈现碎片化、失真化的趋势；三是反沉默螺旋效应使得因现实诉求渠道阻塞，社会底层群体网络情绪宣泄而导致的司法认知信息负面化；四是极化效应使得司法认知的负面信息经过偏好选择、协同过滤得以保留并进一步放大；五是循环反馈效应的信息回流机制进一步固定、强化并放大了司法认知的负面信息。司法主体通过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所表现出的信用能力、信用责任经过“信息碎片化———信息负面化———信息协同过滤———负面信息扩大化”后，关于司法行为、裁判结果的正面信息轻易被解构，公众受网络环境中大量出现的碎片化、负面化信息所冲击，很难全面、客观地对司法事件进行了解，由此导致对司法主体认知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形成对司法形象的负面认知。网络拟态环境使得公众对司法主体的形象认知“一边倒”，形成司法形象认知定式。①公众通过某一司法事件对司法主体所形成的负面认知定式会留存于公众对于经验和现状的主观反映中，成为未来司法事件的认知背景并形成一种隐性心理。当新的司法事件对公众产生刺激时，原有的认知背景及隐性心理就会被唤醒，从而影响公众对于司法事件的新一轮认知，例如前后相继的彭宇案、许云鹤案。如此周而复始，在司法事件对公众隐性认知心理的不断积淀下，公众对于司法行为及其裁判结果的认知和评判会自然产生出一种不信任的潜在意识，并通过这种积淀而不断得以强化。

五、策略：应对网络社会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挑战

网络社会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问题；特点；趋势

一、网络社会的产生

从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产生，到目前仅仅六十多年的时间，由单个计算机到局域网到Internet，计算机的发展速度真可谓惊人。如果把历史上那种能够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广泛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社会整体变迁的技术进步称之为“革命”的话，那么，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就可算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这场“革命”影响的范围是无处不及:在经济领域，它突出了知识、信息的价值，有利于广泛、迅速地传递商贸信息，沟通顾客和生产厂家，及时生产出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在政治领域.它用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充分发扬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提高其科学管理及决策的水平;在军事领域，它可以使军事指挥系统全面迅速地掌握敌情，加强全局的协调、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科教文卫领域，它方便人们查询、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进行科研合作、远程教学、医疗会诊;在生活领域，它可以实现电子购物、虚拟旅游、交互式娱乐、电子广告、电子商场、电子银行、电子报刊、电子教室、电子图书馆、电子论坛、电子会议、电子购物、电子游戏，以及远程医疗、远程点播等。网络应用已遗及全球，目前全世界已有186个国家和地区的1亿人使用因特网。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是对立的，“网络社会”生活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它是社会人通过因特网(作为网络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它必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背景。如果用物理空间和电子空间(cyberspace)比喻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电子空间并不能取代物理空间，因为人毕竟还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物。虽然电子空间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社会的结构，但人的物质、能量的需求毕竟还要在物理空间里得到满足，即使是人的感知和情感需求，也需要在物理空间里才能获得直接的满足，比如基于家庭的各种情感，就需要家庭成员在一个物理的地点才能很好的培育和升华。真实的情形是，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

网络形成之初，不过是一个机房内、一个工作单位内的几台或多台计算机互联而形成的，仅是物理空间的补充。所以在这个小小的电子空间中，适应物理空间的传统道德规范是基本适用且够用的。

如果说早期的局域网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传统道德还基本适用并够用的话，那么，以全球性的、开放性的、全方位的因特网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则正在动摇传统社会道德基础。确实，由于社会生活基础、人们交往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生活内容以及变革中的利益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价值取向难免发生系统的改变，并产生出一些新的道德需求。为了适应“网络社会”这一全新的电子空间，过去制定的一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网络道德规约变得不够或过时了，因而需要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尝试制定比较系统的维护电子空间秩序、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要求的新道德规范体系，使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个新社会要求的范围之内。

所以，“网络社会”需要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道德，而是在扬弃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进行艰苦地改造与创新。

二、网络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

科学技术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任何一种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将比其他力量更大地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同样，“网络社会”也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难得的机遇。

然而，历史证明，“技术是一柄锐利的双刃剑”。这一信息化浪潮也可能造成某些负面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伦理危机。这里仅仅列举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

1.诚信间题

在实现社会中诚信是提倡最多的问题，到了网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在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商场、电子银行等的出现，从而使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机会将大为减少，这种缺少人与人对面的约束，诚信问题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拿网上购物来说，网上购物本来是件好事，可以不受时间、地域限制购买自己喜爱的东西，但是有时却事与愿违，有的人利用网络进行欺骗。笔者的一个朋友，在网上看到一款很好的手机，还带130万像素的摄像头，网上的价格仅是300元，所以就把钱打了过去，手机寄来一看，原来是日本的手机，在国内不能使用;还有更甚的，打着网络购物的旗号，干着骗人的勾当，消费者把钱打去后，就是不见“物”回来。

2.文明间题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面对面说话，或打电话，或写信，总会顾及对方，而使用一些文明礼貌的语言，而在网络上给你聊天的人，你却不知道他是“阿猫还是阿狗”。那么在发贴子、灌水时又会怎样呢?笔者曾问学生在网上是否说过脏话?回答是讲过。问他们为什么讲脏话?回答说，在网上，反正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说脏话、骂人可以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

3.不公平的问题

尽管网络建设的“全民原则”是首要的基本的原则，但在组织实施中要达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如果不能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普及化，今后建成的因特网联结的仅仅只是一些大城市、大公司及政府机构，在线的仅仅只是一些有钱人，那么它难免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加大信息贫富差距，并且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如果信息或交流信息的能力被垄断，甚至将信息高速公路变成“信息高速私路”，那么对“信息边远地区”、对穷人将是极不公平的。

4.网络资源问题

网上信息的行为的影响是社会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性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网上喋喋不休，那就是在浪费网络资源，浪费他人的时间。特别是由于诸如虚假信息、不负责任信息和无聊信息的传播，网上漫骂与人身攻击等现象的出现，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全球信息共享”是网络建设的目标，可有人把“信息共享”极端化，如盗用他人域名、侵犯知识产权等;反之，也有些公司被过分膨胀的商业利益所驱动，它们对信息产权的“保护”、垄断达到了妨碍正常交流的地步。

5.个人隐私问题由于利用网络收集信息的便利性和强大能力，网络上的个人生活在技术上极可能成为“磁盘为文件所记录的生活”，它可能细致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出去或不能被正确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的侵害。当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权，可以立法规定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泄露，也可以普及加密技术等，可是这样一来，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磁盘所记录的个人生活应该完全保密;另一方面，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的网上行为应该记录下来，以供人们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甚至用作执法的证据，以保障社会的安全。

6.非商业网络与商业性网络间题

因特网是由科研学术网发展而来的，具有深厚的非商业传统，但是随着因特网的扩张，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组织成为因特网的主要建设者，并因此出现了大量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应用，如广告、电子商业、网络信息有偿服务等，网上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但是，在因特网上，非商业网络与商业性网络是联结在一起的，对网络的商业性使用，将导致对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大量占用。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使用是否道德，它应该被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是道德的，诸如此类有关合理使用网络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总之，以因特网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更少人干预、过问、管理、控制的“网络社会”环境，必将对人们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等进行一场或许是有趣的、意味深长的新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许多传统道德津津乐道的东西，如空洞的号召说教、人为地、强加的规范约束，将难免失去效力。也许，我们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即元伦理学、价值伦理学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网络社会”的道德现状，以及可能导致的良性发展趋势，才可能确立起新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与需要的规范，才可能确立起得到人们认同、接受和遵循的规范。

三、网络道德的特点与趋势

“网络社会”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正是它的特殊性决定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自主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更少依赖性、更多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因特网本来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等)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形成的，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或者说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也正因为网络是人们自主自愿建立起来的，人们必须自己确定自己干什么、怎么干，自发地“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作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网络的主人。

2.开放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的特点与趋势。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之间交往的主要障碍。美国网络专家威谦·奥尔曼说:信息革命带来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它有能力以甚至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方式，使人们紧密联系，消除“这里”和“那里”的界限。正如几十年前铁路和高速公路使地理距离缩短，人们有可能异地交往，有可能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城市郊区一样，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的现代化，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地理距离暂时“消失”了，我们居住的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小村庄”，正在或将要创造出一个一个“电子社区”，人们即使居住在不同的洲、地区、国家，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甚至那些穷乡僻壤也能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们方便地交往、合作乃至打成一片。这样，人们之间便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交往，人们之间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也就变得可能了。

3多元性，即与传统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点与趋势。在现实社会中，虽然道德因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每一个特定社会却只有一种道德居于主导地位，其他道德则只能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因此现实社会的道德是单一的、一元的。然而在“网络社会”中，既存在关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属于“网络社会”共同性的主导道德规范，如不应该制作和传送不健康的信息、不应该利用电子邮件作商业广告、禁止非法闯人加密系统，等等;也存在各网络成员自身所特具的多元化道德规范，如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特道德风俗习惯等。随着彼此交往的增多，这些处于经常性冲突和碰撞之中的多元化道德规范，一方面使相互之间增进了理解和同情，从而在经历了冲突和碰撞之后达到了融合，另一方面即便彼此无法融合，冲突和碰撞仍旧，也由于彼此并无实质性的利害关系而能够求同存异、并行不悖。

网络社会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网络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文化

大众传媒很早就发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就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随着网络的问世而受得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它都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网络使亿万台计算机借助电缆和卫星技术，形成一个包纳一切的庞大“蛛网”，对打破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潜在的颠覆作用。网络提供信息的特点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共时性；同时提供文字、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提供信息，刺激情感；使受众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事的切身感受。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的兴趣从报纸转向电视，又由电视转向网络，他们从网络中得到大部分新闻。电脑网络成为展现巨大威力的“魔盒”，它将全国乃至全球捏为一体，变为能在同一时间知悉同样事务、受到同样刺激的网络大家庭。我们必须正视网络的政治存在。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总之，就像历史上出现并还在发挥作用的革命性传媒（如广播、电视等）一样，网络是这个外表宁静实质激荡的政治与经济权力更新分配的始作俑者，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网络的政治功能正逐渐引起政府、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注目，网络对政治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

1.非物质性

由于数字化空间中最基本的元素并不是传统物理空间的原子，而是“比特”，这就造成了数字化网络社会的第一个特征—非物质性。在网络时代，出现了一批非物质化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如货币交易、软件开发、基因研究或卫星电视制作等，其中大部分属于高科技领域。它们在开发、运营、销售、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常传统行业不同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具有非物质性。

2.超时空性

在数字化网络社会中，由于因特网的开发与应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建立了一个超时空的网络社会。正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丹尼·奎认为的那样，“非物质化的商品全然无视空间和地域”[①]。由于因特网消除了时空的距离，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数字化信息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为零。

3.非排他性

这是数字化网络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一个人使用一件非物质的物体时，不排斥他人同时使用。这是网络时代的数据可以共享的技术特征所决定的。

4.平等性

网络社会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平等的感觉，任何人，无论他是从事何种职业，或拥有多少财富，或自身条件有多么大的劣势，他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畅谈自己的思想。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区中，任何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平等的。

二.网络社会的中网络的政治功能

1.网络在传递政治信息中起着中枢作用

网络首先是作为一种传媒出现的，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传递政治信息的“中枢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递政治信息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润滑剂。传递政治信息的实质是“国家意志”“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国家政策通过网络得到及时而准确的解释，公众的愿望也通过网络得以及时而全面的反映，上下相通，思维一致，才能形成凝聚力，政治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网络能够向政治系统输送强大的社会动力。

（2）传递政治信息可以为政治决策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当前，诸如失业、环境、教育和医疗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政策往往难以兼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平衡，这需要群众对政策有一个理解和承受的过程。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借助具体的“形象”，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提出问题，阐明背景，发表意见、评论或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启发群众适应政策的主动性。网络的这一作用在以往的价格改革、住房改革中已得到有效的发挥。

（3）传递政治信息有利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调动社会成员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网络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每天向社会提供大量的信息，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生活联系密切。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这是宣传思想工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2.网络是一种第五种权力

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网络的出现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不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权力，它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更不能直接调动国家的军队和武装力量，不能支配财政收支，也不能制定法律、做出司法裁判。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网络是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报刊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而网络却摆脱传媒受资本垄断或少数技术精英控制的局面。它虽然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但它是舆论的权力和道义的权力；它不是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无形的、柔性的权力。人们不必服从它，但不能忽略它。

作为第五种权力，网络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三个部门，三个部门的相互监督也需要借助于网络的力量。美国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如何监督政府与官员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网络的崛起加强了这一环节，网络能够充当民众的耳目，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网络在“克林顿性丑闻”中的作用则是十分典型的事例。从对丑闻最初的揭露，到事件调查过程中的报道和评论，网络动员全国舆论给克林顿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一时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3.网络可以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一个平台

“阳光政治”相对于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而言，“暗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它容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阳光”政治是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政治。网络的出现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决定。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考验。

网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渠道。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网络使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成为可能，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谈。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

三.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

1.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1）网络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有瓦解作用，从而引起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各自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一个社会和国家有自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代表着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志和利益，这既反映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也体现在媒体舆论导向中。为了形成社会的认同意识、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以达到稳定社会之目的，国家通过垄断和控制传媒向社会公众宣传，教育和灌输这个“主旋律”。一是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信息,用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传媒，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以营造统一舆论，控制舆论导向；二是通过诉诸道德、伦理和思想意识等方式的说教和灌输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以赢得民众对宪法的忠诚，对制度框架的认同和对政府的能力、政绩的肯定；三是政府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使之与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网络不仅提供了个人自由的空间，而且极力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观念，这同国家的政治控制机制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对这种机制本身起着瓦解作用，从而增加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困难。

（2）网络对国家政治控制机制的瓦解作用的另一面必然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量大、成本低、简便易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每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程序和网上协议程序传播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互联网给人们营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话语权利。个人的自我表现不知不觉代替了主流文化的说教，人们逐渐适应了独立思考，更加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政府对于民众信仰!宗教和政治观念，变得越来越不好控制了。

（3）网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互联网络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以及巨大的信息量对“主旋律”文化的传播、弘扬造成强大冲击。网络已成为文化渗透，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加速和平演变进程，通过互联网络提供给用户大量的关于世界政治动态的看法，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等意识形态。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网民的政治导向和信仰的变化，造成了对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冲击。

2.网络对政治文化传播发展趋势的影响

（1）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

由于网络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首先，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平等性。没有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就难以实现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在信息社会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都有权享受信息和知识。”[②]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政治信息、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空间，便于人们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有助于构建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传播模式。其次，网络保证了政治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的自主性。政治文化传播的民主化与传播主体、客体的自主性密不可分，没有自主性，也就不能完全实现民主化。由于网络技术有特殊的离散性，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控制，它构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自由格局。网络与人们以前使用的媒体最大的区别是，它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根据人们的意图自主地进行政治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人们可以在未加工的信息中进行挑选，并自行评估和鉴定其价值。网络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传播不再是一个被动过程，而是一个网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接受信息，又可以信息，那种“我说你听，我打动你”的单向传播模式将被双向互动的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所取代。

（2）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

网络对促进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首先，网络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网络既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也重新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③]网络条件下交流方式的变革为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不仅传递一般的信息，还传播大量政治信息，现代社会，网络成了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信息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其次，网络是一个体系，它具有整体性、协同性的属性。网络内各个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跨地域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把众多的社会领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特性，政治文化传播的社会化正是在这种“一体化”中实现的。

（3）网络促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高效化与国际化

网络应用于政治文化传播后，对于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网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网络凭借其极快的传播速度，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传播给受众，人们可以随时地迅速了解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其次，由于网络本身就具有在全社会传播信息的功能，从而使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传播和交流变得极为便利。网络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赛博空间，在这个世界，人们的相互登录和访问变得极为便利，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跨越国界交流的能力；网络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冲破了时空限制，它可以实现千差万别、天遥地远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网络使人们的沟通能力发生了质变，使人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网络系统沟通、传播信息。

参考文献：

1.刘文富(2002).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版

2.戴安·科伊尔(1999).无重的世界—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邓景丽(2003).关于我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几点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41-42

4.严峻(2002).试论网络的政治功能[J].中共云南省党委学报.6:56-59

5.匡小阳邹艳斌(2005).网络媒体助推新型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127-131

6.朱银端(2003).网络政治文化认识[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6-32

网络社会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网络语言;特点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是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探索语言的本质与差异的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分两个领域：第一，社会环境的变化将引起语言因素的变化，其中包括社会语境的变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第二，从语言的变异探究社会因素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新兴的网络语言形式通过互联网媒介的传播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广泛流传。

一、社会语言学

语言学家费希曼（J.Fishman，1972）将社会语言学分为宏观语言学和微观语言学两大范围。微观社会语言学从语言层面出发，研究方言以及语言变异；宏观社会语言学从社会层面出发，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网络语言诞生发展于网络，是由于说话者和说话目的的差异而产生的微观语言变异，由此把网络语言归于微观社会语言学范围。海姆斯（D.Hymes，1974）提出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向：社会目标，语言目标和社会现实。例如拉博夫从事的研究工作，研究社会构成，旨在探究语言使用的理论。在国外，社会语言学早已发展成一门学科，在国内，语言学家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填补了中国在此领域的空白，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角度来研究社会语言学[1]。语言学家布赖特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提出了“共变论”。“共变论”指的是语言和社会都处于变化之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就是语言的变化在社会中的运动。

二、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指在网络上产生并在网络交际中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它包括拼音、符号、英文字母、图标和文字等各种各样的组合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网民在网上聊天时，为了提高效率或制造诙谐的效果，自创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网络聊天用语，久而久之成为网络中特定的语言形式。网络语言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跟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有关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二是指人们利用互联网交际与表达时所使用的新形式语言。本文主要探讨其第二种含义。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学界也不断加深对网络语言的研究。2000年，周海中教授发表《一门崭新的语言学科——网络语言学》一文，最先提出了网络语言学(Netlinguistics)这门新学科。2003年，西班牙珀施特圭罗出版的《网络语言学：互联网上的语言、话语和思想》一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网络语言学。2005年，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发表《网络语言学的范围》，指出网络信息技术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并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网络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并逐渐发展成语言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三、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是网络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简洁幽默，表达生动，一诞生就被广大网民广泛传播。从语言规范化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多数是将汉字、符号、数字和英文参杂在一起使用，这种新的语言表达形式或多或少会出现错别字甚至病句，但在网络世界中却深受大众的欢迎”[2]。（一）谐音词。在网络世界，网民常使用键盘上的英文字母或数字组成谐音词来表达意思。比如“RP”代表人品，“CU”是代表“seeyou”，“555”表示呜呜呜地哭，“88”表示“再见”，“521”表示“我爱你”，“1314”表示“一生一世”。网民把文字、英语单词等组合在一起衍变出谐音化用语，如：果酱——过奖；稀饭——喜欢；斑竹——版主；群猪——群主等。大量使用谐音词，克服了网络交流时传统文字形式的生硬和呆板，增加了聊天内容的灵性。常用的谐音类网络语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借词与方言。1.借词网络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来词汇，以提升表达方式与效果。目前，网络用语中产生的借词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大部分是音译词。如爱豆（idol）、因吹思听（interesting），一颗赛艇（exciting）。再如“奥特曼”是英文“outman”的谐音，意思是“跟不上潮流的，落后的人”。然而，“奥特曼”一词本来就存在于汉语之中，它来自于1966年日本动漫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由于“奥特曼”很早之前就已产生，可以说是一个古董级的词语，这正与网络流行语赋予它的新含义“跟不上潮流的人”相得益彰，让人觉得非常贴切形象。2.方言网络上的词汇来源于网民的创造，而网民的语言受各地方言的影响，因此一些网络用语带有方言的色彩。如网络词语“冷松”（西北地区方言，意为“竭尽”的意思）；“很方”（四川方言，方意为慌的意思）；“肿么了”（山东方言，意思是怎么了）。（二）缩略词。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网络交流也变得快速高效，惜字如金。在输入英文时，遇到冗长的英文单词，就用首字母缩略词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如BFF=bestfriendforever(最好的朋友)；CP=couple(情侣)。此外，网民还把大量网络词汇通过缩略原句进行简单拼接，如网络用语“城会玩”是“你们城里人真会玩”的缩略形式。类似的词语还有“说闹觉余”，意思是其他人又说又笑，觉得自己很多余，多用于自我嘲讽。“尬聊”指聊天时很尴尬，遇到不会聊天的人，气氛变得非常尴尬，但又不得不去聊。（三）旧词新用。网络词汇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创新性。一些词汇被放在网络环境里重新打造，旧词赋新意。比如“套路”一词本意指精心策划以应对某种情况或问题的方法，现多指某人做事不真诚，办事喜欢投机取巧，后来更是衍生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经典名句。“套路”一词传达出大众对目前人际关系趋于利益化的不满情绪，人人呼唤“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表现了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网络用语还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网络流行语。“巨婴”，字面意思是说体形巨大的婴儿。2018年发生的“高铁霸座”“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让“巨婴”的热度进一步升高。现在人们习惯于用“巨婴”来形容心理素质滞留在婴儿时期的成年人。“巨婴”现象表现出人们对于成年人行为标准的要求。汤攻英提出了“格式流行语”的概念：“格式流行语与单纯流行语是不同的概念，它们是相对的。格式流行语以特定的格式出现，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开放性两大特征。”[3]“买排骨吃他不香吗？”这个句子来源于一条视频，在该视频中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正与人聊天，聊天内容大意是“干的活虽然很埋汰，但是1小时能挣到100元，回去用来买排骨吃多香啊”，表示自己做的活是很值得的。后来“XX不香吗”的句式在网上被广大网友引申为看到不划算的事情时，就会说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去“买排骨”，或者干其他更划算的事情，表示心中对这件事觉得很不值得。如“检查一下花了一千多，有这钱买排骨吃他不香吗”。

四、结语

斯大林曾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语言随着社会产生，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4]。任何社会，只要前进发展，就必然会产生新词新语。更新，事物才有生命力，只有更新才能推动发展[5]。社会语言学“不仅应从变动的社会发展中来发现语言的变异，也要从语言的变异中去研究社会发展的变动以及未来的图景”[6]。网络用语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来自大众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同时又代表了一定的观点与立场；因此网络语言便成为民意表达的另一种形式，这也是其得以流行传播的关键之一。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大众的心态更为开放包容，网络用语将不仅存活于日常或网络生活中。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方法论四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2]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41.

[3]汤攻英.网络语言新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228.

[4]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0.

[5]乔星.社会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2):160-161.

网络社会范文篇7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各种制度等等。纸质文化时代，文化特权由少数精英把控。网络写作的出现使这种权利被大众分享，给人们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创造了极其便利的条件。网络写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使写作者内心疏泄、逃避、补偿、想象的意愿得以充分表达。这种意愿的表达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会产生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本文打算从学术文化、文学、道德、语言及制度等几个方面，对网络写作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论述。

一、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电脑写作给学术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将导致写作方式的变革并由此带来学术文化的转型。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学术文化的转型，除政治、经济原因，文字载体的变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金文石刻取代甲骨文字，使写作从巫师的占卜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春秋、战国的文化转型;竹简帛书的普及，推动了战国、秦汉时期民间私学的创办，诸子百家因此而起。而纸张的广一泛使用，几乎与汉魏之际的学术文化转型同步而行。载体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之间，虽不能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但彼此影响、相互推动，则是历史的事实。此后，中国文化进入了以纸质文本为基本载体的相对稳定时期。如今，随着电脑书写的普遍应用，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读物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己经到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学术文化转型已呈势不可挡之势。可以预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电子产品阅读视觉效果的改善，电子读物将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纸质读物，使网络写作成为最平常的写作方式，从而再次推动学术文化的转型，并给整个社会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对文学的影响

在网络写作对社会文化的诸多影响中，文学所受的影响应该最大。网络写作人群中，绝大部分是网络文学作者。诸多的原创文学网站、博客等载体为网络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自己的空间。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超乎常人想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网络写作者达千万以上，各文学网站签约作者共有百万之多，约1.1亿读者通过网络、手机和手持阅读器阅读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以后逐渐式微。今天，网络文学的兴盛，使大众对文学的关注程度与那个“黄金时代”已经不相上下并有超越之势，文学市场也因此再度火热并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以诗歌而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辉煌的中国诗歌逐渐退出文学的中心舞台，对于一个诗歌大国来说，这种状况不免令人惋惜和感叹。然而，网络诗歌的发展扭转了这一局面。据调查，相对于其他网络文学体裁，网络诗歌的写作人群分布最广、年龄跨度最大，作者数量最多。诗歌网站、论坛和博客超过一万家，每年约有20万首诗歌作品产生，出版诗歌出版物近百种。在国学热的推动下，网络古体诗词写作也出现全新局面，精品佳作随处可见，发展态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

从小说来看，这是网络写作产品最丰，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近年来，每年由各家文学网站推出的小说作品多达数千部，有近半数作品转化为纸质出版物。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游戏越来越多，仅盛大文学旗下最近一两年出售的改编权就有2000多种，由此可见网络小说的蓬勃之势。网络小说灵动新鲜、青春感悟式的内容给小说创作带来一股清新风气，尤其受广大青少年读者喜爱。散文的写作也蔚然成风，这种自由的文体对于写作者自我意愿的表达十分方便，加之诸多名家参与，网络散文对推动散文的发展可谓力度非常，效果甚佳，不少好作品被权威刊物选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网络戏剧作品相对较少，是一块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的网络文学领域。网络写作的开放性使网络文学作品的发表没有“门槛”，因而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思想的光芒和生活的感悟;但是，由于发表的自由性和缺乏必要的把关，作品雅俗共存，良荞不齐，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优秀作品十分稀少，小说领域尤其如此。大多数作品呈现低俗甚至庸俗的价值取向，人文的关怀、历史的沉思以及美学上的一些特色在作品中十分鲜见。以至于主流社会和精英群体对网络写作持排斥心态。就目前网络小说的现状看，应该说基本属于大众文化形态的东西，并且带有明显的商业性。写作者因商业利益驱动，竭力追求文章的更新速度和点击率，是导致作品粗制滥造和层次低下的重要原因。国外的大众文化产品虽然也具有盈利的商业性质，但多少有些人文关怀的色彩，如《拯救大兵瑞恩》、《阿凡达》等，其中都有对人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注。而中国网络文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明显不够，这也许和众多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审美价值取向有关;因为，艺术作品的市场行情必定会折射出某个社会人群的群体心理。

三、对语言的影响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交际、网络写作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盛行，人们在交际和表达的过程中，对现有的语言文字进行改造，创造出“网络语言”。这是一种有别于纸质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网络语言的主要形式有: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的缩写、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动画和图片。这些图文符号，起初是上网者为提高聊天效率或某种特定需要而采用，久而久之便形成特定的语言，其中一部分成了网络写作的语言。其词汇上的特点是:

1、符号化。如一);:一D;:一C;

2、数字化。(利用谐音)，如55(呜呜)、88(拜拜);

3、字母化。(缩写)，如BT(变态)、GG(哥哥)、MM(妹妹)、BF(男朋友boyfriend的缩写);

4、创造新词(利用连音)。如“酱紫”(这样子)、“表”(不要);5、旧词新用，或中性词褒用，或褒义词贬用。如“可爱”(可怜没人爱)、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恐龙”(Tf.女或者是褒义词)、“天生丽质”(贬义词)。此外，还有口语化、方言化、以及汉字、数字、英语混合表达等等，不一而足。语法上的特点是不拘泥于传统，语序反常，倒装句时有出现。如:“……先”、都’，、“……的说”等等。

语言是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但也随着交际而演变。语言中，词汇是最活跃的要素，它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交际因其快速和广泛的特性。促使新词大量产生，产生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些网络词语形象，生动，诙谐，深受人们喜爱，得以迅速普及，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补充着新鲜的内容。但是，网络语言由于使用者畸形的个性追求和低级的欲望宣泄，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语义的粗俗化和模糊化。粗俗化的词语如“TMD”(他妈的)、“WBD”(王八蛋)、“NQS”(你去死)等。有人通过Google随意搜索，发现被鲁迅先生称为“国骂”的“TMD(他妈的)”字眼随处可见，这样的的中文网页竟有521个之多。这类粗俗词语在网络写作中的肆意泛滥，严重地影响了机国语言的纯洁性。语义的模糊化如“Y(Why?为什么?)”，这样的问句虽然简略，但也许多数人不知所云，这样的网络语言无疑缺乏存在的生命力。

四、对道德的影响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道德意识方面具有显性或隐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白然表现于正反两个方面。首先，网络写作凭借其开放和交互的特性，信息的传播广泛而深入。所以，网络写作以新闻、文学及其他手段，通过涉及道德问题的社会生活报道、创作等方式，来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及的优势。尤其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之时，通过网络写作产生的道德力量对于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和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使馆轰炸和汉川地震爆发之时，这种效果十分显著和突出。但是，网络写作由于网络环境的宽松，作者信息发送的隐蔽，部分写作者缺乏自律，以及网络监管的不到位，致使大量色情、暴力及其他低俗的文字、图片充斥网页，完全突破了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线，对社会风气造成十分恶劣地影响，尤其对涉世不深、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人群危害极大，以致成为这个人群色情和暴力犯罪的诱因之一，从而使网络变成低俗、肮脏、腐朽东西滋长或寄生的温床。其次。网络的开放性使其具有)’‘泛的公开性和很强的私密性。公开性是指网上的信息可以共享;私密性是指在网上信息者可以匿名，故有人借此进行造谣和宣泄并使不良信息得以)’‘泛传播，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五、对制度的影响

这里所指的制度不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是文化范畴的含义。网络写作作为一种思想和意志的表达手段，主要以网络舆论监督的形式对制度构建产生着影响。如今，新闻舆论被看作是除行政、立法、司法二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与传统舆论相比，网络舆论更具平民化、匿名性、开放性的独特优势，进而成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廉洁以及情绪宣泄的重要渠道之一。特别是电脑、手机上网和微博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公众发表言论变得更加地自由和便捷，言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使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风向标。

网络舆论监督指民众通过网络了解国家事务，然后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评论。网络写作的方式，使民众掌握了一种灵活方便的话语手段，任何人都可以对自己关心的话题白由发表意见并展开互动，最终促成舆论。中国网民人数众多，职业分布)’一泛。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网民均可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参与国家人事的讨论。由于人多面)”，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得以集中反馈。许多重大事件的信息因此迅速传递，从而引起全社会及时广泛地关注;一些存在的问题因此而发现，得到及时解决;一些丑恶现象因此被揭露，相关者被惩处。可以说，网络舆论现已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但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是要保证信息的畅通和真实无误。网络写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使网民在虚拟的世界里畅所欲言，自由地表达个人意愿，但也因此带来负面效应，即虚假信息的泛滥。在此意义上，网络写作的开放性客观上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的条件。一些造谣者出于种种目的，在网上对政府或政策进行低毁，甚至以攻击性、煽动性的言论，混淆视听，激起民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所以在倡导网民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前提下，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强网络监管，以使网络舆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网络社会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复杂网络；社会资本；语义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是强调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对社会现象解释的研究[1]，广泛应用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信息传播等研究领域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克里彭多夫曾言：“大多数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来自其他学科。实验法源于心理学，调查法来自民意研究……内容分析和传播网络分析是仅有的两项原生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方法。”[2]此种论断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深厚渊源。从作为规范的科学来看，网络分析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人际关系模式和“派系”生成的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哈里森•怀特小组将前人在各学科领域关于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锻造融合，诞生了当代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先后在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信息呈指数级增长，网络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传播学者的重视。本文对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梳理，一方面是对近年来我国该领域研究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学界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思路。

一、研究传统

早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就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之中。20世纪中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于社会选择的研究指出了人们通过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构成的社会网络，同时解释了由身份、价值观造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现象，发表了大众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在《人民的选择》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两级传播理论，并开始关注人际关系在选举等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这种论调和同一时期的罗杰斯的著作《创新的扩散》在思路上非常类似。罗杰斯从个体所处网络位置的差异性角度指出了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传播效果，该研究奠定了社会网络分析广泛应用于信息扩散和组织传播的传统。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层理论也在不断丰富。1967年米尔格莱姆“六度分隔理论”掀起了传播学者对社会网络传播中弱联系的研究浪潮。格兰诺维特通过市场中的求职现象观察社会网络结构，并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提出了“弱连接优势理论”和“镶嵌理论”。近30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到传播学者的视野，传播学者也开始了传播学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探究。2011年我国传播学开始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祝建华在2014年按照传播学5W的顺序逐一介绍了运用计算方法研究传播学现象的经典案例，这篇研究被认为是我国开始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3]。2015年，杨春华提出了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比国外起步晚、领域狭窄、创新性不足等诸多问题[4]。2019年庞云黠指出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表现出了对“关系”研究的极大兴趣，而忽略了“属性”研究，“关系”变量与“属性”变量的结合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的方向[5]。

二、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中的研究现状

参照传播学者吴飞、丁志远对传播学研究维度的划分[6]，社会网络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领域。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在复杂网络、网络舆情、社会资本等相关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一）社会网络分析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对象多集中在微信、微博、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要议题包括社交媒体中信息的流动与传播、社交媒体对人际关系的塑造及影响、社交媒体上舆论和谣言的扩散等。社交媒体的网络结构均具有立体、复杂和多元的特点[7]。在社交平台上少数的参与者贡献了绝大多数的讨论量[8]，线上社交关系影响了线下社会资本的获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在子群间沟通传播中占据关键位置[9]，意见领袖之间、意见领袖与其他用户之间构成复杂网络，并通过互动塑造社交媒体中的舆论[10]。社交媒体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还存在强连接和弱连接并存的局面。网民对于来自不同社交媒体的消息信任程度不同，不同渠道获取的网络消息对线下行为的影响程度也具有差异性[11]。在复杂且多元的传播结构和模式中，网民的行为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结构相关，网络中其他人的举动对网民行为和认知均会造成不同影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用户之间由于液态的自组织关系，具有平时联系松散、危机时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特点[12]。在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下，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拥有着相对平等的发言权，一旦遭遇“危机事件”，社交媒体网民都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二）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应用。在国际传播中，我国国际话语权目前处于持续提升状态，正在打破西方媒体对世界话语权的垄断，但是固有的权力关系仍然没有被突破，西方国家媒体依然处于国际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13]，而中国则处于连接中心与边缘的中介地位。通过分析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新闻互引的网络状况，发现并未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子群[14]。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更容易发生联系，国家、地缘等要素依旧有力地左右着传播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还应用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国外涉华舆情研究，国际政治人物在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研究等。（三）社会网络分析在复杂网络研究中的应用。电子科技大学周涛教授关于复杂网络演化的研究分析了疾病、信息和行为在复杂网络中共同演化的传播学热点议题，虽然研究框架或有不同，但是其中以网络视角分析社会现象的思路与传播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是一致的。预测和控制社会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态势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重点议题。早在1973年，格兰诺维特就提出通过“弱连接”的信息能够在社会中传播得更快[15]，但是在同一网络中阻止艾滋病传播中，“弱连接”却失效了[16]。这说明影响传播效果不仅包括单一个体所受的社会强化，还包括信息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由于各种行为相互影响带来的共同进化。因此，在流行病、健康防护知识的传播研究中，就不仅要阐述连接强度、位置等网络结构对健康信息扩散与行动者行为改变的影响[17]，还应该从行动者的角度，探索在复杂网络中行动者行为的相互演化。在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具有小世界特性的社会网络更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18]。在国外媒体对华舆情极化的研究中，反对者和中立者的内部联系紧密，信息传播速度快，而支持者群体与反对者群体互斥严重，这被认为是造成网络舆情极化的重要基础[19]。此外，意见领袖在群体中的控制力也不如想象般强大，甚至会被个体的意见裹挟。在整个社会网络的舆情传播过程中，每一种传播行为的抑制或协同作用都可能会对另一种传播行为造成影响[20]。（四）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社会资本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基本沿袭法国学者布迪厄的研究路数。随着布迪厄场域理论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射到新闻场域中社会、媒体、公众、记者、编辑等各方势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上来。布迪厄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研究一方面体现了研究需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充分论证了新闻场域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只注重“关系研究”,考量“社会资本—个人获得”的联系，也让新闻传播领域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变得狭隘，忽视了量化研究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与布迪厄质化路数相对的是以科尔曼为代表的量化分析。科尔曼更加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促进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作用，将社会资本概念化为群体的集体资产，更强调社会资本的增益。近年来，社会资本研究的量化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资源性社会资本分别进行了测量，对1736份样本进行了量化分析[21]。在线上自我展示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运用Williams针对线上与线下的媒介环境所开发的社会资本量表对“桥接型社会资本”和“结合型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发现线上自我展示更多地贡献于以“弱关系”为代表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而非“强关系”为代表的结合型社会资本[22]。

三、社会网络分析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特征

网络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思政；舆情导向；社会稳定

从舆情导向角度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属性特征及其与社会稳定间的契合性，奠定了其社会稳定功能的基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教育属性、网络属性和实践属性三方面特征。教育属性特征体现在对象的广泛性、环境的开放性和方法的多样性；网络属性特征体现在信息的丰富性、资源的共享性和时效的便捷性；实践属性特征体现在主客体的社会性、交互性和平等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稳定的契合性体现在认知契合、情感归属和知行合一，两者认知契合、目标一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相结合，构筑了两者间契合性的情感归属，在教育方法、法治约束和实践效果等方面的知行合一，助力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稳定功能的实现。

一、掌控“舵”：提供价值引导

在网络舆情日益快速化、随机化的今天，主体的能动性借助于网络环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此背景下要保持社会平稳的运行状态，离不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导，这不仅需要宏观上的政治导向和立场指引，更需要兼顾主体微观上的心理调适。（一）政治导向。从舆情导向角度看，社会稳定的维护需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价值指引，这是其自身前进的“指路牌”。其中政治导向为基础性、原则性指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政治性，本质上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或维护其自身阶级统治的手段，它需要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让社会成员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使其思想行为在原则上符合利国利民利社会的政治规范，在社会主义中国，表现为塑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正确政治导向，从舆情导向角度满足社会稳定功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在网络空间紧紧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党的手中。二是要坚持网络空间中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通俗性并举。在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科学性教育内容进行宣传的同时，要注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注重网络空间的受众及网络语言的应用，形成网络主体大众喜闻乐见的教育氛围。三是抓好主旋律与多声部的统一。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开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只要是网络新媒体能应用的地方，都需要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来把好政治导向关。（二）立场指引。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立场的指引的必要性理解有内、外两个角度。根据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我国网民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态，底层数量比例最大的群体具有较为明显的‘三低’特征，即学历低、年龄低和收入水平低，同时拥有较多的时间参与网上事务的讨论”[2]。再加上从众心理会加剧舆论的非理性，所以网络社会舆论有时候会呈现情绪化、片面化，甚至极端化，这时就需要意见领袖、主流媒体等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及时对舆情做出正确引导。一方面，从网络舆情自身的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网络热点话题的爆点增多，呈现随机化、快速化、表浮化趋势，立场指引在复杂的舆情中就如同“灯塔”一般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从外在条件来看，外部势力别有用心的干预使网络主体队伍鱼龙混杂，对所形成的社会舆论苗头煽风点火、颠倒黑白，使形成的网络舆论真假难辨，其用心路人皆知，当网民置身于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时，很难清醒、及时地看清本质，以上现象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显现得淋漓尽致，这就凸显了立场指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舆情做出及时、准确、有效的立场指引，以保证社会稳定，就需要做到：一是树立主流媒体的话语权。立场指引需要主流媒体在复杂的舆情环境中发挥“主心骨”作用，这就需要在网络空间中树立主流媒体权威，以确保主流媒体能在网络舆论的洪流中及时力挽狂澜。二是利用多管齐下的教育方法。要综合运用典型教育法、疏导教育法、对比教育法等多种教育方法，在网络空间中弘扬社会主旋律，让主旋律的旗帜在社会舆论中永远飘扬。三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情环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3]。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空间治理深度融合，为及时、准确、有效的立场指引奠定基础。（三）心理调适。心理调适也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舆论导向角度看，对网络主体的心理调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网络主体会受到意见环境和从众心理的影响。意见环境是指人们会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当发现自己的意见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时，便倾向于表达出来，但从众并不代表正确，此时就凸显出了心理调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涟漪效应”对于网络主体心理和网络舆情的作用不可忽视。“涟漪效应”也称作“模仿效应”，“在这里借鉴它来解释社交媒体环境中网络舆论如何通过各式各样异质社群的传播而逐渐壮大”[4]。当“涟漪效应”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便会在网络舆论中泛起“涟漪”，再加上粉丝后援团的“助攻”，或许会酿成推波助澜的负面后果。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调适不可或缺。要做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调适工作，在把握舆情导向中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要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的结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当中，同时注意不要反客为主，从学理上针对网络主体开展心理调适工作。二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把握舆情中网络主体的心理特征规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借助于网络数据库，针对网民心理和网络舆论特征进行调查统计，从而把握网络舆情的规律，增强心理调适的科学性。三是行之有效的心理沟通方法。要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情理结合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本经验，根据网络主体的心理特征，结合网络空间实际，综合运用感染教育法、心理咨询法等多种教育方法，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寓教于事、寓教于文、寓教于理。

二、秉持“律”：提供规范约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在舆情导向方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稳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规矩”的约束，这里的“规矩”不仅包括法律规范和纪律要求，还要结合主体个人实际的人际调节。（一）法律规范。法制教育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为舆情演变划定了法律界限，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不仅是让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还要让人们“学法”“用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从网络舆情导向中满足社会稳定功能，就需要：一是根据网络舆情变化，推动立法完善。要在宣传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过程中，让舆论的生产者———网络主体了解到“有法可依”，并且根据舆情变化适时推动立法完善。二是要在网络空间树立法律权威。使网络主体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也需要遵循法制规范的要求。三是要采用典型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思想渗透教育法等使法律规范深入人心，在网络实名认证的基础上，推动舆情法律规范迈上新台阶。在抗击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这不仅完善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规范内容，也为从舆情导向角度维护社会稳定指明了方向。（二）人际调节。人际调节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把握舆情导向、实现社会稳定功能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网络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交际空间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拓展了人的交际范围，但同时也给网民带来了人际困扰。例如在“网络空间中，身体缺席与精神观念临场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认知选择困难”[5]。另一方面，舆论的生产者———网络主体是社会性的人，这就决定了其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而每一种社会身份的集合都会形成不同的网络社群，当不同的网络社群聚集甚至重叠时，人际调节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要通过人际调节从舆情导向角度助力于社会稳定功能的实现，就需要：一是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空间治理相结合，加强对网络社群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对社交媒体中敏感词汇运用的监管。二是发挥教育艺术，帮助网络主体做出正确的人际选择。网络是一柄双刃剑，要引导网民正确处理好网络交际与现实交际的关系，在面对诱惑时做出正确选择。三是使网络主体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心态，学会自我人际调节。拒绝成为“无脑粉”，学会把握网络人际交往的“度”，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形成健康舆论，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三）纪律要求。纪律教育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网络空间是人的主体性张扬的空间，人们强调行为的自由自主”[6]。纪律教育要求网民要遵循社会秩序，明白自由与规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只有遵守纪律才有真正的自由，网络空间中自由言论的发表是以遵守纪律为前提的。要宣传纪律要求，把握舆论导向以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就需要：一是充分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使纪律教育在网络空间无处不在。将思想渗透教育法和管理教育法相结合，彼此融合进行。二是教育人们严于律己，从点滴做起，在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养成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的意识。例如疫情防控期间坚持“不造谣”“不传谣”。三是坚持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高原则。教育网络主体以社会稳定为最高原则，在舆情环境中自觉同各种违背纪律的现象做斗争，助力于社会稳定。

三、维护“稳”：提供路径选择

行稳方能致远，从舆情导向角度来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社会稳定功能的最佳效果，就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维稳路径的实现，这不仅需要政治整合和危机管理，还需要做好社会动员工作。（一）政治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可以成为把握舆情导向、满足社会稳定功能的路径选择，其中政治整合为基础性、原则性、全局性的路径选择。如前文所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柔性方式，相对于强硬的政治规定，更易于让网络主体接受，达到政治整合的理想效果。要在复杂的舆情环境中做好政治整合工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要坚持政治原则、划定政治红线、整合政治舆论、设立舆论禁区。在涉及政治原则的言论问题上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二是要发挥党政工团各种组织的政治整合力。充分发挥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威优势，结合党政工团各种组织的组织力和话语权，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以保证政治整合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例如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社区就发挥了“堡垒”作用。三是采用对比教育、专家讲座、历史回顾等教育方法。将政治整合工作运用于网络主体的心理萌芽间，在广大网民心中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意识，教育大家自觉抵制不良的政治舆论，从源头上保证舆情导向的正确性，从而促进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的形成。（二）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既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把握舆情导向、化解社会危机以实现社会稳定功能的有效途径。我国面临的“COVID-19”病毒疫情已经形成了社会危机，这次疫情防治在凸显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不可忽略的问题，例如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谣言惑众等，其中在网络的惑众谣言不仅制造了社会危机，还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恶劣影响，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这就更凸显了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做好危机管理工作，一是要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深度融合。在进行网络舆论监管、惩办造谣者等业务工作的同时，融入思想渗透教育、典型教育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推动寓教于事、寓教于理。二是坚持正面引导，积聚正能量。大力弘扬危机应对正能量的主旋律，营造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网络舆论环境，以点带面，引导舆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三是坚持透明公开公正原则。例如疫情防治工作中，主流媒体每日公布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新增死亡病例等疫情动态数据，红十字会在官网定时公布物资调配明细等，在危机情况透明公开的基础上，帮助广大群众树立起必胜的信心，推动科学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三）社会动员。社会动员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舆情导向角度为社会稳定功能的满足提供了路径选择。例如疫情防治工作中，社会动员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基本面不动摇来开展，号召大中小学生宅家学习，工作人员尽可能宅家工作，尽量少出门、少聚会等，起到了非常好的防疫效果。社会动员的方式主要有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和参与动员等，它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正视和转化社会动员的不良影响，也需要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把握舆情导向以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地运转。做好社会动员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抓住媒体动员这一主要矛盾，把握舆情导向角度维护社会稳定。在充分认识媒体动员迅速性、即发性、易变性等特征的基础上，认识舆情产生、变化的规律，从而有效地把握舆情导向，促进安定有序局面的形成。二是开发网络新技术拓展网络新功能。要利用先进网络技术及前沿网络媒体，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效能，使网络主体意识到社会动员的积极意义，促使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和参与社会动员。三是要综合采用多种途径和教育方法，特别关注在社会动员中处于两端的群体，加强心理疏导，在直面问题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人民为中心，保证整体上社会动员参与的积极性，以维护社会的总体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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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满意.网络人际互动———网络实践的社会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1.

网络社会范文篇10

关键词:网络道德网络社会伦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精英电子学家出于为军事服务的考虑将几所大学的计算机用电缆连在了一起，起名为ARPANET，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INTERNET的鼻祖，网络的迅速发展超出了当初它的发明者的预见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我们的社会，从70年代的试点，到80年代的发展，再到90年代的普及，网络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庞大物理实体以其不可取代的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渐进式的改变让许多科学家有些措手不及，由这种改变也出现了通过网络这一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网络人群，构成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科技上的新起点，也为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进人了一个双重社会时代。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人类社会，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社会人群，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每个个体的人在网络社会中都被转化为一个符号，一串代码，以机器的方式进行交流，除了ID地址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验明正身，在网络这块面纱的掩饰之下，网络社会的活动准则与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偏差。

综观现实社会，个人要想融人其中，接受、承认并且遵守社会道德是一个必备条件。举例来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信守承诺之类的现代商业道德法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奉行，因为这是他们长期立足市场并自主活动的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指出只要个体涉足于市场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其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不讲信用，恶意欺诈等不道德现象，主体活动空间必将受到压缩。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欺骗，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从姓名、性别到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随心所欲，都成为遵守网络行为规则的一种表现。现实社会的不道德在这里反而成为大家都认同并且都付诸实践的一种道德行为，主体的活动空间也并不因为这种现实生活中认定的不道德行为而受到压缩，相反，其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世界。这种与现实社会道德相左的道德现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网络社会中的无责任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人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因而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形成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存在方式，“人在网络中就是非现实的虚拟方式，其活动也是非现实的虚拟活动，由于这种虚拟特性造成网络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倾向，自身的不真实性导致对所联系的对象的真实性的批判，成为怀疑论者”。而这种怀疑性也就使虚拟个体认为根本不用考虑从而放弃了对其相联系的另一个虚拟个体的责任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及客观的社会道德加以要求，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必然。只有这种行为上升到损害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时，行为主体才会受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乃至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审判。同时，在网络面纱之下的非现实的虚拟个体代替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存在的个体思维来批判现实社会，这种批判则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这种批判则是以无责任为前提的有感而发，只要是无损现实社会的根本利益，行为主体都不用也不会考虑到现实社会的道德谴责。

二、网络杜会中的绝对自由现象

仅就自由这一要概念来说，自由是同受限制相对立的。“人只有摆脱了外在力量的限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才会感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对外在限制的摆脱”。哲学家们对于自由的这种一般含义是普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以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来说明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客观规律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不受到外在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完全摆脱约束，不要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网络中却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而是代表具体实体的机器背后的数字符号。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必然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对客观规律性认识得越准确，人的自由程度越高，而在网络社会中，对规律认识的主体是虚拟的符号，获得自由的主体也是虚拟的符号。网络社会中的规律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限制是间接的，因而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相对地摆脱网络中规律的限制，网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认为网络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网络上的东西是共享的、无限的和自由的。网络信息是无限的，拷贝是自己的，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一个网络个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修改、下载信息而不被限制;网络信息又是自由的、完全的不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因为信息的共享无限和自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对计算机网络的访问是无限制的、完全的，对网络信息的修改、删除和窃取都是正当的，是自己的一项不可质疑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由于这种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在网络发展的初期有关版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庆幸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限制这种“绝对自由”的规范和法则，然而这些规范和法则只有在行为主体对现实社会利益有所触及的时候，才能对其有所制约。

三、网络社会中的价值观扭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