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范文10篇

网络民主范文篇1

关键词：网络民主；新形式；不确定性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正在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政治生活。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的特征，有人将其作为代表制度和参与制度中政治弊病的潜在拯救者，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民主悄然兴起，但是网络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仍处在萌芽阶段，其前途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网络时代下的民主进程

就“网络民主”而言，最早就是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1995年提出的，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网络民主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民主，而是在传统的民主基础之上，借助于互联网络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民主。它主要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借助于网络技术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项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并进而实现公民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一种民主形式。

与传统的民主相比，网络民主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如参与方式的直接性，参与成本的低费用等，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生活，传统媒体条件下的民主进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通过网略，让公民更真实、自由的参与政治活动，网络民主保持了民主的最本质理念，并且更好地发挥应有效果，更彻底地体现这种理念，这正是是网络民主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民主的核心所在。

在网络时代的民主进程下，社会公众不在仅仅将传统媒体作为其“输入”意见的唯一途径，网络媒体逐渐成为“输入”意见的另一重要的途径，同样政府也将网络作为其“反馈”信息的途径之—。但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传统媒体由于权威性更大，影响力更大，其评论往往对网络媒体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同时当另一种网络意见出现在网络上时，便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强大传播力扩大其影响，可见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但网络媒体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也使得网络媒体在—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独立性，网络媒体也就成了社会公众，传统媒体和政府机构影响舆论，控制舆论的主阵地。

二、网络时代下的民主特征

1.虚拟性。网络民主一般是参与者以“虚拟人”的形式通过网络上的发帖，视频等手段实现民意的，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会纷纷跟进，扩大其影响，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因此网络信息能否得到有效的关注是实现网络民主的关键。但网络信息要想成为网络的热点议题取决于传播信息的网络手段能否得到有效的运用。

2.无权威化。在网略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追保持沉默或一致。网略民主的参与者“话语权”上是平等的。网络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上信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冲破了现实世界中人们身份的限制，这是与在传统代议制民主形式下的信息中心化传播系统最为突出的区别。另外，网络时代下信息实现了多渠道传播。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动处于多元交互状态。网络民主的参与者分布于世界各地，他们在网络上通过BBS，电子邮件，聊天室等工具进行交流，这样信息在网络中就形成了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的互动关系，使得传统的信息控制手段很难起到效果。

3.非正式性。网络民主的组织是非正式的，传统民主形式一般要要有正式的组织和群体，而网络聚集则没有正式组织形式，更加可以不用固定某一现实场所的探讨问题，网络的匿名性使得公民可以没有顾忌的发表自己真实的观点，并更加容易的找到与自己有着相同诉求的其他人，靠一定的利益诉求目的聚集在一起，形成某一利益团体，选拔代表，表达意愿，事件解决后就自动解散，所以主体分散且不稳定。

4.不对称性。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但传统权威部门的信息在网络中依然占据举要地位，虽说“小道消息”能引起网民极大的关注，最后导致政府介入。但从整体上看，权威部门还是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处于优势地位。另外，据《中国2009年互联网报告》显示10岁到29岁网民占了中国网民总数的62.8％，姑且不论这个年龄段的政治认知如何，单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网络很大程度上偏向于爱好网络的人，网络技术对公众的限制，实际上是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使得网络民主成为了“少数人的民主”。

5.舆论效力化。现代网络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更加接近信息，知晓无法达到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让更多人们了解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希冀得到政府的回应，是社会管理者逃避监督和困难变得十分困难。而现在网络的舆论效力已经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所以会自然而然的再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注重维护自己的形象，合法形式。另外，借助网络，政府部门可以准确了解大多数人的意愿和主张，顺应民意，合理行政，从而达到对公权力的制约。

三、网络时代下民主发展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强调：民主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所谓人类普遍适用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换言之，网络民主的产生不能带来所有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网络民主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很难成为一种有效的民主形式。

1.参与主体的不平等性。网络民主尽管使得每个人参与民主进程有了可能，每个人能平等在网上浏览信息，信息，但这种平等只是机会上的平等，他们的参与能力仍让受到财产、教育、职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也使得网络民主的参与主体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取政治信息的不平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和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能有效的利用网络技术获取政治信息，但没有经济实力购买网络设备并支付网络费用、没有能力应付复杂的计算机及网略技术的人，或者有经济实力但对网络没有兴趣的人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肤浅的信息、没有分析的信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高质量却很难读懂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民主的参与者只局限于有实力使用网络的人。中国2009年数据为例，学生占了中国网民总数的31.7％，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林牧渔劳动者只占中国网民人数的1.6％，这种网略技术的限制使得网络民主的主体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无法体现多数人的意志。

2.信息的“爆炸”和“失真”导致网络民主的不可操作性。网络是个信息平台，里面存储着海量的信息，有些信息是正实可靠地，但也存在着大量虚假的信息，面对互联网的“信息风暴”，不论是网民还是政府官员很难驾驭这些信息。理论上社会公众作为信息的主要“输入者”是在获得了足够的政治信息基础上进行政治活动的，但是面对网络上海量的政治信息，他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这些信息，更谈不上去消化这些信息的真假了。同时对于政府这个信息主要“反馈者”，面对海量的政治信息，他们往往束手无策。在他们看来。英特网“只不过是由几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像大班级的高中学生一样滔滔不绝的发表言论的电子大厅，但是对统治统治的政治结构没有实质的影响”。或者他们意识到了网络民主的作用，但是又害怕在做决策时依靠了错误的政治信息将会腐蚀这种民主形式。

3.互联网的技术性使其遭遇“黑箱”。对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而言，“黑箱”是指对信息的可操作性和垄断性。而且这种操作性和垄断性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自由性和开放性并不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成正相关的关系，相反由于网络技术的复杂性，网络技术往往受控于现实世界的利益集团，其表现就是现实世界中经济势力对互联网的兼并和垄断，2000年1月10日，美国在线公司兼并时代华纳公司，这次合并进一步说明了旧媒体与新媒体结合，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作为两种独立媒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被极少数媒体巨头控制的网络和可能成为他们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物质基础，这样，受利益集团控制的网络是很少实现民主的价值追求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全球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中的10台，同时“互联网域名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1CANN)作为全球互联网的最高管理机构就坐落于美国洛杉矶，ICANN不仅负责分配域名，还控制着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所有根服务器。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上的优势将全球所收集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然后通过海底光缆和卫星将这些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的网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左右互联网舆论的走向，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过滤”掉，而世界的大多数网民其实并并不知道他们所的信息正在接受其他人的核查。

网络民主范文篇2

[关键词]：网络民主特征民主政治影响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流载体和社会联系形式。由于人进入网络后成为“电子人”，其社会心理意识和思维行为方式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由“电子人”组成的虚拟“网络社区”必然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点，这就决定了在“网络社区”特殊环境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也就会表现出特殊性，并以各种形式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呈加强趋势。因此，及时、准确把握网络民主的形式、特点及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于引导和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及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民主”特征分析

“网络民主”是伴随网络政治(VirtualPolitics)概念而生的，后者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提出，可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即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这一工具而实现的“电子民主”、“数字民主”等新渠道、新形式。也就是说，“网络民主”可以视为“电子人”以网络为载体和媒介形成“网络社区”，依托“网络社区”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新兴民主形式。由于“网络民主”所凭依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形式所具有的非物质性、非接触性、隐匿性、分散性，导致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的“电子人”在主体意识和行为样式等多方面发生转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网络民主”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

（一）“虚拟化”：“网络民主”的形式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总有相对固定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活动和相互交流的领域和场所。而在“网络社区”的社会关系中则缺乏那种曾是民主化政治的母体的交互式实践的基本层次：如集会、办公室、报告厅、公共广场等诸如此类的场所和形式。“网络社区”联系媒介是“电子网络”，没有具体有形的活动空间或场所。互动方式是以媒介为载体的电子传播方式，不仅把公民们彼此分开了，而且还取代了老式的政治场所。“电子人”之间“没有出现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而只有屏幕上的电子符号的闪烁”，(1)将“电子人”联结成为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网络空间上像过眼云烟一样记载的是一种无形的政治。“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也是处于分散、隐匿、不固定状态。这种“网络空间”所形成的“网络民主”只能是“虚拟的”。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人与人、人与物质以及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模式，界定或概括借助因特网的技术作用所形成的“网络民主”最显著的特征只能是“虚拟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参与建立一个电子世界的各种关系全部到位”。

（二）去权威化：网络社区的秩序特征

从结构上看，因特网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就像电话网或广播系统一样，每一个接通因特网的人，都可以上网并发出自己的讯息。也就是说，可能会把一条讯息同时发给很多个接收者，是被非中心化的。从实质上看，在这种公共空间观念中，活动主体的扩大化、多样化冲破了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等阶层形成的社会秩序结构，形成了“电子人”之间话语权上的相对平等，也就是说，“网络社区”基础上的“网络民主”排除了传统意义的社会中心结构，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结构、非中心结构，还表现出话语的多元化和异位化。因特网的“魔力”还在于它使言论、出版、电影、广播和电视这些文化生产机构的地位彻底地非中心化了。

（三）非正式化：“网络民主”的组织特征

传统民主形式总要依循一定的正式组织结构或社会群体才能实现，如以工厂、机关为单位建立起来机构群体，或以某种政治属性为依据建立的社会组织，如工会、青联、妇联，还可以职业划分成立各种协会社团。这些社会正式群体依照组织属性形成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序列。而“网络社区”则没有这种组织结构特征，“网络社区”成员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从身份、职业和阶层来看也不以现实生活的信息模式作为记载、识别或标明表征，不存在某种标准、标志或共同特征，只要具有把电脑与网络连接起来这一前提条件，就可以随意进入网络社区，自由地进行定向不定向的交流。进入网络的时间没有也不固定，网络社区主体群体处于流动状态，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分散化、不稳定性特征。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本身没有传统社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依循的组织建制或地理区域标志，所以，作为网络社区参与者的这些电子人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致倾向(2)。电子人的自我发言也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和较少的监督性，主体意识方面也不具备确定性特征。在这里，几乎没有等级制度或组织机构及其影响。

（四）交互性：“网络民主”的属性特征

“网络民主”与社会现实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现象的形成又是由“网络民主”的主体状况决定的，因为作为“网络民主”主体，“电子人”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主体，是真正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现实的人，以其本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从事社会活动，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意志。这样，参与“网络民主”的“电子人”对社会的观点、主张也就非常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反映他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意识。“电子人”其属性特征是以其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为基础的，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关系对其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民主”中的“电子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机终端，似乎是“无形地”存在着，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公告板、聊天室、论坛、BBS等多种场所进行交流，其身份、性别、职业等无法证实和认知，甚至是虚拟编造的。屏蔽了真实身份的交流者脱离了社会身份意识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他们可能更自由地、更自主、更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主张，特别是囿于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不敢或不便发表的观点，传播网上得到的理论、观点也大胆、直接甚至不负责任，这些信息、观点、理论的传播和交流又必然对其观点、主张的产生、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也许更让人信服，效力更经常持久些。“网络民主”主要依靠这种相互渗透、交互作用的模式发生影响。

二、“民主”对民主的

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广泛推进，网络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程度迅速提高，如果就此断言，人类已进入网络化尚嫌武断的话，而对于随网络发展所而出现的“网络民主”，以及其对各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则无论是在或实践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从主体、及形式三个层面来看，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其作用尚未充分显示。但是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其作用的性质和范围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势必对民主政治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影响。从影响效应来看，既有积极、正面方面的，也消极、负面方面的。总体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的有限性与发展空间的广阔性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网络民主”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萌芽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程度的有限性，表现为有限民主。从主体来看，尽管进入网络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从形式上看，“网络民主”依附于现实民主，间接地隐藏在现实之后；从内容和作用程度上也决定于、取决于现实民主的发展状况。在严格意义上说，“网络民主”还不能说是一种完全或独立意义的民主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形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占主导地位。由不健全的“网络政治”带来的“网络民主”无论是表现形式、活动范围还是民主内容及其实现程度都表现出有限性。

但是，社会的信息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程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发展，伴随着“网络政治”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形式、范围、程度将越来越扩大。尽管由于“网络社区”的发育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它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非独立性，但是，由于网络强大的技术能力和网络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网络社区”信息交流、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等方面可以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其未来发展具有很广阔的潜在空间，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作用方式的无形和作用效果愈益显著

“网络民主”的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决定了“网络民主”作用形式的隐形化。由于“电子人”没有形成正式组织群体，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力量沿着正式的组织体制参与政治过程，它只能是通过传播有关信息、政治意见、政治观点产生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充当舆论监督中介等，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参与中的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从而影响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与状况，但其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渗透的、有限的。

但是，随着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迅速推进并成为政府未来发展和建设的趋势和方向，在深入推进到政府服务职能的改变和政府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如选举、政府人员组成、行政决策等重大方面，就逐步建立起政府部门与公众的信息反馈和互动机制。伴随这样一个进程，“网络民主”不仅将对现实民主政治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会朝着现实民主形式方向开始实质性突破。

（三）作用效应上鲜明的“双刃性”

“网络民主”可以充分实现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直接性、真实性、平等性。这些特性主要表现在沟通、对话的双向性，公民之间、公民与领导沟通交流的平等性、畅通性；通过网上论坛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真实性和自由度；对行政决策或行政过程造成影响和压力和对行政制度体制产生冲击。特别是各级决策者与社会公众有可能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渠道，减少信息衰减。迅速、直接、真实地掌握、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真实情况，大大增强行政过程的透明性、互动性，从而增加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化程度，扩大了社会公众参与体制内民主的范围和形式。

但是，“网络民主”也有其相对性甚至是破坏性、欺骗性的一面。由于拥有信息的不均衡性，进入“网络社区”的“电子人群”受生活环境和活动范围的限制，他们对和国情的了解，对文化传统的抗拒，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与“圈外的”大多数人未必相符，可能会进一步疏远(3)。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提供一些真实、有效信息的同时，还会掺杂有许多无效、虚假甚至恶意信息，信息失真可能会误导公众，公众为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来自于信息形成者、传播者所带有的主观色彩，浸染着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特征无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且无论是一般公众还是政府都存在恶意误导的可能性，“网络民主”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性、欺骗性。

另外，“网络社区”中经常蔓延的“情绪式民主”又使“网络民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失真、过滥的信息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所制造的肤浅的、虚假的民主，可能让决策者在人声鼎沸的公众情绪面前无法保持理性，极大地影响社会公平和公正以及行政决策的效率。“即时的和过度的民意测验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决策仅仅根据可能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进行”(4)，国家决策一旦为大众情绪左右，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损坏国家的整体利益。“刘涌案”、“沈阳宝马案”一方面表现了公众参与对司法过程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说明了“情绪式民主”对司法程序公正的干扰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不一致性

以互联网为平台发展起来的“网络民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能够导致公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从形式上这种民主或许是最公正、最文明的民主形式。但从实质上看却未必是这样的。“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做主，而充其量只是少数人做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由民众做主，这是一个假命题。事实是，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众做主，也没有必要都由民众做主。(5)”换言之,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并不一定会是件好事，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和巴黎公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直接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即使在它不可多得的实验场中，也被证明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实验场就是城邦。”（6）“以言论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7）事实证明，这种民主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效力也就愈具破坏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21世纪网络在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发展家的电子化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会被美好的但不一定符合国情的理念所牵引。各国的政治化程度不同，在发展中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三、“民主”建设进程中的对策思考

客观地说，“网络民主”较传统民主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具有有限性、破坏性。从未来看，“网络民主”要成为一种有效、有序、有形的民主形式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如何引导“网络民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积极推行“政府”建设，主导“网络民主”发展方向与进程

从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来看，随着网络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网络民主”所标志的直接民主形式作用的范围必然会持续扩大，作用程度也会愈益提高，这符合民主发展的方向。而从“网络民主”的特性来看，其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呈现一定程度的非正向性，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首先，要加快“电子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建立政府与公众制度化互动机制提供前提。正视并满足公众参与民主和行政过程的愿望和需求，为政务公开和依法执政创造条件。其次，实行政务公开，建立制度化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决策的化、民主化和依法执政。将公民参与纳入决策全过程，从决策目的、决策目标的设定、决策方案的选择到决策的执行过程、结果状况等都要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反映公众愿望和要求。同时为公众实现民主决策和当家作主提供途径。还可以主导舆论导向，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民主、情绪式民主带来的消极后果。

（二）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信息和传播中的地位愈发不可替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增强，而且由于网络边界的无限性、模糊性，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参杂在一起，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当然也包括一些敌意的、不健康的信息和宣传，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这样一个趋势和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应急对策，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培养自己的主流媒体，改善宣传方式和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和，来主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为建设就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三）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

由于“网络社区”的无边界性、渗透性、隐匿性、失控性，“电子人”屏蔽了其社会身份后其网络意识和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异，规制力和道德约束力大大弱化，网络信息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控制。因此一些恶意信息、虚假信息、垃圾信息在网络中肆意泛滥，网络上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屡屡发生，各种掩盖事实真相，丑化、诽谤、攻击政府的谣言也大行其道，必然损害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网络进行适度规制。在形式、、观点等方面设置栅栏进行管制，管制发表言论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内容主题、发表言论的内容观点。以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和“网络民主”的健康运行。

（四）加快网络道德建设和网络立法进程，建立网络法治秩序

言论自由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主的基本前提。而民主和自由都存在着来自于自身的悖论，民主和自由的实现不可避免地要以对自由和民主的某种限定为条件，因而民主和自由不可能无限发展，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将这样一种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内化为网络道德的基本要求，增强“网络社区”的道德约束和“电子人”的个人约束，强化网络行为的责任意识，以防止和抑制“网络民主”的负面甚至破坏性效应。

同时，加快网络立法，构建互联网法治体系。网络空间是一个与物理空间不相同的新空间，原有的法律规则在网络空间完全不适用，在原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网络空间的特点完善法律体系，十分必要。近年来我国制定的《统计法》、《档案法》、《测绘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在各自领域内对信息活动的局部作出了法律回应，新《刑法》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加入了制裁机犯罪的条款，新的《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电子合同和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信息立法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为我国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国并没有规制互联网的统一法律。因此必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构建互联网法治机制，保障互联网安全，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促进交易以及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打击计算机犯罪，公正救济在互联网上遭受侵害的权利，保证“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为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条件和途径。

注释：

〔1〕参见N·凯瑟琳·海利斯：《虚拟的团体与闪烁的能指》，1993年秋季号，69～91页。

〔2〕《虚拟的世界：文化和想象力》，见史蒂夫·琼斯编：《》，164～183页，纽约，萨格出版社，1994年。

〔3〕李永刚：《网络扩张对后家生活的》［J］，政治学,2000，（2）：54。

〔4〕〔德〕迈克尔·德图佐斯：《未来的社会》（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60页。

〔5〕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三联书店，1998．208。

〔6〕〔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东方出版社，1998．315。

〔7〕〔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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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晖：《政府———廉洁、高效与民主相统一的政府组织形态》〔J〕，《行政与法》，2000年第2期。

〔2〕点击民主［J］，《国外社会文摘》，2001年第8期。

〔3〕刘昌雄：《网络化社会中的行政决策主体：大众化？官僚化？》〔J〕，《公共行政》2001年第2期。

网络民主范文篇3

关键词：互联网络、民主、专制主义、技术帝国主义

民主一般是指公民通过平等而有效的选举及其他参与方式，决定政治领导人和影响重大政治决策，实现全体公民或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过程。“多数裁定”是民主的基本原则。随着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人们对网络网时代的民主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政治学家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互联网络会极大地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

互联网络的出现的确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使公民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络同时也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相对于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而言，互联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民主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

一、网络民主观点概述

关于网络民主的论述很多，这里概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

1、网络建立了一个充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网络是个充分自由、开放的社会，它没有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1996年2月9日发表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认为：“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对网络基础的TCP/IP协议解释道:“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暴力，政客都没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网络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彻底开放的电子舆论空间，任何人不用通过政府机构批准、检查、修改，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多种方式向量多面广的网民传播信息。“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特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

2、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阿尔文？托夫勒(Toffler，A.)在剖解了社会发展的图式——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的起伏推进后指出，虽然信息社会处于文明的前锋，但当前的文明是三种社会精巧并置的混合体。他认为所谓的民主是一个政治词汇，很难在工业时代的企业中实现，但在信息时代，授权与参与式民主将成为高频词汇。

网络技术开辟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屋子装不下”选民的问题得到解决。电脑将可能使更多人通过参加电子市政厅会议，或通过电子邮件等交流方式，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过程。在网络政治中，网民不需要再由别人来代表自己，自己就可以直接发表政见。个人通过一台电脑就能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向政府提出某项要求和建议，或参与政府的某项选举和决策。选民只要坐在家中，甚至在旅途中利用具有识别选民身份功能的、联通信息高速公路的掌上电脑，通过网络即可轻松投票，全民公决的实施将变得十分容易。

3、网络社会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对等性

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它创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引起了政治权力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在互联网上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身处偏僻乡野的孩子也可能与城市富裕子弟在网上获取同样的政治信息。

网络的普及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互联网没有主人，没有所有者。它没有一个大老板，也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它真正属于所有网民。现代社会是媒体政治的社会，谁控制着国家的媒体，谁就控制着国家。互联网络是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自由媒体。

二、传播技术发展与民主的关系

从网络对政治过程影响的角度审视，网络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传播媒介，而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网络技术无疑为人类提供了最迅捷、介质综合性最强的传播手段。但是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民主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传播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印刷媒介阶段和电子媒介阶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它们对民主的影响。

1、印刷技术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密切关系

印刷媒介的发展是以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作为主要工具的。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出版业大体上是由记录信息、复制信息和传播信息三个环节组成。古代社会艰难地使用青铜、竹简等记录信息，纸张的发明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刷术的发明又摆脱了用人工抄写来复制信息的笨拙方式。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了便宜的造纸术。造纸术最先传到越南和朝鲜，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到了阿拉伯。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欧洲的西班牙设立了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方法就传到了西班牙。以后又陆续传到欧洲其他各国。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唐朝时，印刷术传到了朝鲜。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日本人学会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把印刷术带回欧洲。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大约在公元1440——1448年间，德国人谷登堡使用活字印刷。

尽管中国发明了最早的简易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从公元11世纪开始就变得非常迅速和便宜了，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民主，相反，造纸术和印刷术使专制主义者得到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的先进技术工具。以纸张和铅字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教材和图书资料的印制，奠定了传统教育“班级授课制”的基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都要使用君主所认可的教学参考书——《四书》、《五经》，这样就可以批量化地造就符合专制主义政治要求的人才，特别是从隋朝开始兴起的科举制度，更是开始规范化地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士人阶层。印刷技术的精致化和批量标准化，使秦代开始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对人的控制手段进一步加强。中国能够在很广阔在领土范围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欧洲长期的分裂状态则与印刷术、造纸术传入和发展晚近关系密切，因为知识的传播受到限制，使之难以实现充分的政治文化整合，而公元12——15世纪，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广为使用的时期，也正是欧洲英、法等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发展与成熟的时期，这种巧合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2、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

1925年10月2日，被称为“电视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吉？贝尔德利用其发明的机械电视机，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和接收电视画面的实验。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正式播出电视节目。20世纪是广播、电视的世纪，它使政治不再神秘，的确有促进民主发展的一面。然而一些传播学理论家认为，电视就像“黑洞”一样，能把观众全吸进去。因此，很难指望观众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映。他们只是被动地、沉默地收看而已。

由于大众的社交能量被媒体和其他技术“冻结”了，媒体的信息量越大，社交就越少。大众媒体不仅不能起到传播的作用反而妨碍传播。媒体不再是大众的延伸，而是他们生活的主宰者。更确切地说，当代资产阶级已通过大众媒体创造政治文化的方式成为大众政治生活的主宰者。这种超现实的政治文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政治扩展从意识形态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正越来越多、越深入地介入到政治选举当中，政党选举的运作程序受到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的极大冲击。电视的广泛应用令候选人发现，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比利用政党向选民传播竞选消息更有效率。于是，很多候选人的一系列竞选活动就开始以传媒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主线来展开，这导致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人称其为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政府部门”。

而在电视媒体主导下的竞选中，选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候选人形象的品评上，报道者就运用各种编辑和剪接技巧，把候选人最具魅力的个人形象展现在选民面前，面对传媒对某些候选人或某些议题的轮番信息轰炸，选民不得不跟从传媒的“议程安排”进行思考，自我评判的能力降低了。使选民在体味感官享受的同时，下意识地把选票投向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传媒的麻醉作用。在号称所谓民主表率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将其竞选基金预算的一半用于电视广告，减少了与选民的直接接触。另外，虽然新闻机构常常为自己的客观性感到自豪，但事实上很难分清哪些是新闻，哪些是舆论。

三、网络技术的专制主义特性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199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Internet这一新型媒体被正式冠以第四媒体的称号。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民主给予了极高的厚望。但这仅仅是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网络技术政治功能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专制主义特性。

1、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

在网络媒体产生之前，信息传播主要依赖纸张、印刷媒介，这种传播媒介尽管也可以由国家控制和管理，但是国家却无法彻底垄断印刷技术的使用，因为印刷技术的掌握比较简单，私人和社会团体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私自印制宣传品，一般称之为地下印刷品。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虽然宗教裁判所不断迫害异端学说，但是“日心说”仍然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民主的思想光芒仍然能够在黑暗的政治统治背景下启发出文艺复兴运动。

在广播电视媒介时代，短波收音技术可以打破无线电技术封锁，卫星电视接收技术可以使视频信息传到具有接收设备的用户中，而且由于无线电技术同样易于掌握，因而仍然可以建立私人和社会团体电台传递为统治阶级所不认可的声音。比如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广播电台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就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瓦解了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阵地。

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所以网络技术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而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个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可以很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但国家可以通过封锁网站、过滤网络信息等方式，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舆论，私人和社会团体却难以在国家网络系统之外独立建立庞大的网络技术系统。

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个人和社会团体失去了在传统媒体下独立使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所拥有的只是在由国家控制的网络技术空间发表言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国家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制约的。

2、网上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

人们对网络民主比较重要的期待，就是希望网络技术可以实现全民投票，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选举资金的投入，有人将之称为“点击民主”。然而如上所述，由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其技术本身又具有开放性，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所以在进行网上民主投票时，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操纵，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政治统治者，网络技术的复杂性使这种操纵很难被选民察觉，相反，由于对高新技术的崇拜，甚至没有人会怀疑没有人性的技术也会欺骗选民。而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民众制约政府的原则也就难以实现了。

3、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

目前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世界上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占世界互联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互联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的0.2%。

在互联网的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政府与网上政治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获取有关公民事务的信息方面大大落后于男性。在1996年大选中，多数竞选重要职务的候选人都利用网站来提供信息和进行游说，而结果是女性远不像男性那样经常查看网上的竞选资料，在使用Internet的男性中能够访问过一个竞选网站的约占30%，在女性中只占19%。在通过Internet与当选的官员进行交流方面差距也很大。如通过电子邮件与国会联系的数字中，女性占31%，男性占43%。另外，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差异，妇女儿童的权益未必能得到体现。

这种网络民主的不对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文化传统相关，也与个人的兴趣习惯相关，这种情况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改观，网络民主的对等性也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如果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竞选技术工具，势必会剥夺那些较少上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

四、网络技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般指强大的核心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对周围其它地区带来支配性影响，以及对其影响所及地区的思想乃至现实发生的改变。网络技术帝国主义可以表述为：掌握网络核心技术和强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强势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网络技术政治垄断。网络技术帝国主义是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特征的极端表现形式，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未卜先知地说过:“未来的帝国是智力的帝国。”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上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互联网的基础设备一半以上设在美国。全球共有顶级域名服务器13台，其中10台在美国，包括美国军方控制的两台，仅有3台部署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即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东京。美国在网络上的垄断是全面的，控制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中央处理器CPU、操纵系统Windows、基本浏览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国制造或的，美国把它主创的域名注册标准和ICP／IP传输协议等作为全球性的互联网标准，向全世界推广应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微软、世界上最大的接入系统供应商——思科、世界上最大的ISP——美国在线，而全球主要的网络安全公司也在美国。

美国通过控制上述互联网技术层面而形成的互联网“高位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美国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进行有利于它的加工、处理，然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迅速传播到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美国国内的互联网，通过海底光缆和通信卫星与世界相连。美国互联网使用的高速线路，每秒钟的通信能力达10G字节，相当于每秒传送2300卷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可以称之为是典型的网络帝国主义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网络“低位劣势”国家，则只能被动地接受互联网上美国政治文化的“灌输”。否则就只能彻底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

网络民主范文篇4

前不久，总书记视察人民网，并在线与网民交流，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表达了党中央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为民主建设的新通道。

广纳网络民意，完善政府决策

近期，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纷纷在网上露面，与广大网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今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通过网络等媒体发表公开信，征求省内外朋友对江西发展的建言和意见，迄今已收到各类建言4.2万条，网络跟帖6万余条，他本人对网络建言作了38次批示。7月中旬，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全市三级法院共46名院长同时向社会公布了各自的个人电子邮箱，网民可通过电子邮件与各级法院院长直接对话。海南省澄迈县委发文，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每两天至少一次登录县党政网，了解民意，关注民生。

本刊不少读者来信表示，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成为各级政府了解信息、收集社情民意，让群众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应该逐步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而上网关注民生，回复网民，更是实现政府与百姓互动的重要形式。

江苏读者池墨说，江西省委书记*向网友问计求策，并接受广大网友的“拍砖”、“灌水”、提问，这种官民共商政事，汇集民智的做法，体现了官员的民主意识和作风。网络作为公共交流平台，汇集了很多民间智慧，*书记通过回答网民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利用网络为载体掌握新的舆论空间，无疑增强了社会意识和官方话语的耦合，对于执政者来说可以防止思想僵化，对于民众来说，则增强了参政议政的意识。

江苏读者倪洋军认为，随着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办公、网上办事，网上回复群众意见，已经成了党和政府改善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了老百姓参政议政、诉求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大家期盼的服务型政府、开放型政府、阳光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也逐渐在互联网络上得以塑造。特别是一些政府高层领导开始关注网络、重视网络、利用网络，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网上参政议政中来。

福建读者陈开冬说，将网络作为平台，开门纳谏，与民众实现双向互动式沟通交流，省去了群众向政府机关反映问题奔走等待的不便，方便了群众享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

重视网络举报，开辟反腐新途径

最近，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成了网民热议的人物，他揭开自己头上的神秘面纱，实名上网，每天定时在网上与网民沟通交流，并通过网络帖子获取线索。近两个月来，他从网上的短信通道收到30多封投诉信。他说，“网络成了我的第二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前不久也透露，北京检察机关重视从博客、论坛和媒体上筛选有关职务犯罪线索。特别令广大网民鼓舞的是，近期，备受瞩目的河南“最牛局处级别墅群”经网民爆料后，当地迅速拿出处理意见进行查处，让民众感受到了“网络反腐”的强大力量和效果。

近年来，被网民们称为“反腐新途径”的网络举报呈上升趋势，与有关部门重视网络举报，并根据相关线索查处、打击腐败和犯罪不无关系。对此，许多读者给予肯定和赞同。他们说，闻“网民爆料”而动，应该成为有关部门反腐败的新手段和新途径。

湖北读者叶祝颐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相关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或者说公众向相关部门申诉存在时间长、耗费精力等方面的问题，普通公民反腐渠道并不畅通，而网络反腐具有快捷方便、影响面大、成本低廉的优点。所以，这是百姓自发维权的一条重要渠道。同时，把他人行贿受贿等腐败证据放在网上暴晒，有利于把单薄的个体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更大的集体力量抵制腐败行为，从而引起有关部门与社会公众的注意，提高举报效率、降低举报成本。

浙江读者吴杭民认为，或许，网民爆料有时候会有所偏颇，但这并不影响有关部门对待网络举报的态度，因为惟有直面网民举报，并经过公权力的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后，才能满足民众对案情或公共事件的知情权、监督权，也才能厘清事实的真相，给民众和涉及的部门或个人一个说法。

疏通网络渠道，建设民主新通道

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也是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夹杂其间，也难免有一些不实传闻，如何正确对待并妥当处理网络信息，是对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考察和检验。就像本刊读者来信指出的那样：是否将网络表达看作民主建设的新通道，一条重要的标准是，官员在开辟这一通道的过程中，是否认真采纳民意。

令人欣慰的是，不少地方的政府领导已经意识到网络舆情的重要性，有的地方还在网上开设了“民生投诉办公平台”；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员视网络如洪水猛兽，视民意而不见，有的甚至加大监控力度，来封堵网络民意的表达。

福建读者黄琳斌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企图将一个突发性事件的知晓范围控制在一个限度内的做法都是徒劳和得不偿失的。江苏读者池墨表示，有的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封堵，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加深了官民之间的隔阂，让官民无形中形成了对立，这种做法是错误和愚蠢的。一个社会是否民主、进步，关键要看这个社会的民意是否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网络民主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民主;公共政策;价值定位;电子政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基于不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博弈与冲突也显著增多。要实现社会和谐，代表不同利益的民意诉求就需要寻求合适的表达途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序的民意表达就是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和“减震器”。［1］在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价格听证制度等制度安排无疑可以起到征集民意的作用。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民意征集途径就显得过于单一了。由于网络载体具有传播迅捷、互动性强、传播广、公开透明、表达自由等特征，网民更加青睐采取网络途径来表达意愿，以至于出现了“上访不如上网”的说法。尽管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民意表达的途径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民意表达方式，但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至少，应当把网络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与传统途径一道构成连接政府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由于公共政策往往关涉网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热点话题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从而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并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网络民主?换言之，网络民主应当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推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网络民主?上述问题构成了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

一、作为民意表达形式的网络民主

民主是公共生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没有公共生活，民主无从谈起。传统的民主是与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而网络则将这种实体的人际交往变成了虚拟的形式。就互联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借助高新技术而实现信息传播的手段。民主的实现过程需要人际互动，网络中虚拟的公共生活场域(比如论坛、微博、微信等)借助虚拟的信息交流而实现人际互动。“政治传播会通过影响人们对于特定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塑造人们的价值观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而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电子邮件、手机、网站、博客等新媒体都是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2］因此，从政治传播的意义上讲，网络民主与传统民主并没有本质区别。公共政策关乎社会公共利益，那么网络民主又是如何实现民意的有效表达，聚合政策诉求，开展政策辩论的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对网络民主的技术基础、运行特征和正负功能进行剖析，从动态和整体的角度去把握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定位。网络民主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进行的。这里的互联网平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接入互联网的个人计算机(PC)，也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具有上网功能的电视等设备。从民意表达的具体途径来看，网络民主的表达渠道也是多元的，既有政府门户网站，也有论坛、贴吧、聊天室，还有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个人网站、电子邮件等。这些表达途径各具特色。一旦出现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网络民意就会借助上述途径推展开来，特别是借助自媒体几何级数的人际传播效应，迅速形成网络公共舆论，对公共政策主体、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产生重要影响。鉴于网络技术基础和运行特征的差异，各种网络表达途径在信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网络舆论的影响范围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具体而言，政府门户网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由于其官方性，信息具有较高的权威。网民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反映问题、表达诉求也更为直接。但是，政府门户网站能否真正汇集民意，这取决于网站管理者是否具有责任意识。如果网络只是一种“形象工程”，网页内容长期不更新，或者对网络的意见不闻不问或答非所问，网民也就失去了在政府门户网站表达意见的热情。总体来看，出于某些特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利用网络信息时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及时、对公众意见回应性不够、刻意隐瞒一些敏感信息等问题。其结果，一方面挫伤了网民通过官方途径表达诉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严重影响了政府网站及其他官方信息平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影响比较大的非官方民意表达途径主要是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自媒体，包括微博、微信、飞信、易信、QQ等。这些自媒体主要借助智能手机的APP(应用软件)，从技术上摆脱了个人计算机(PC)的束缚，从而便于网民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自媒体界面较为友好，不用专门培训就可以掌握，几乎不存在技术壁垒，而且没有人数限制，这样，网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观点也可以交锋。除自媒体外，网民意见表达比较活跃的网络平台还有公共社区论坛(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和强国论坛等)。网民在公共社区论坛踊跃发言，可以对政策主体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相对于分散的自媒体，公共社区论坛在汇集民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论坛参与者的匿名性，民意表达可能趋于偏激。其他民意表达途径还有新闻时评网站、网络民意调查、电子投票等。新闻时评网站一方面传播公共信息，有助于消除政策主体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对特定热点事件评析，还可以起到塑造和引导民意的作用。网络民意调查和电子投票的特点是进入门槛低、沟通迅速，易于在短时间内汇集民意，是直接民主的网络表现形式。但是，这要求网民能够主动参与。如果参与人数较少，样本量不够大，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就令人生疑了。尽管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支撑下，民意表达获得了全新的途径，网络民主也因其与草根民主的天然契合性而获得了迅猛发展。但是必须正确认识网络民主的作用。我们不能患上“技术依赖症”或“技术崇拜症”。尽管网络民主并不是有些人所描述的“乌托邦”或“全民的狂欢”，但网络民主毕竟是一种虚拟存在，它不能也不应成为公共生活的全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民意表达，除了有网络民主这种虚拟形式外，还应有实体的参与形式。毕竟，虚拟生活场域中的民意表达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互联网作为网络民意表达的重要形式，有着其正面效应。但是，互联网本身对技术的依赖性，也可能会导致它对民意表达的阻碍。首先，网络信息窄化使得网络民意表达的深度受限。“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民意的形成必须依赖广泛、全面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网民所接触的信息并非广泛、全面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数量、结构等方面均受到信息提供者(主要是各类网站、搜索引擎、手机媒体商等)的操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网民只是信息的被动受众。网民与网络信息提供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公众的信息来源被窄化，从而难以保障网络民意表达的深度。其次，网络的匿名性容易导致极端民意的产生。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民主在民意表达层面有了全新的特征，即可能会更趋于保守或更趋于激进。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在网络民主中均有所体现。就前者而言，网络中过量的信息可能会使重要的公共问题失去被关注的机会，从而导致某些“消极网民”沉溺于一些碎片化的“垃圾信息”中，而不去关注那些值得关注的公共问题。在需要他们表达意见时，他们很自然地选择对现状的认同。就后者而言，由于缺少公共舆论的制约机制，以及网络中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展至陌生人，网民在表达意见时，可能会“肆无忌惮”，以至于在某些网络舆论中充斥戾气。最后，数字鸿沟使得民意的代表性受限。尽管互联网技术的门槛并不高，但是一些高龄人士、低收入者、文化水平较低者以及残障人士很难自如地运用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网络上意见表达较为活跃的群体主要是青年网民、受过一定教育、有能力和习惯于使用互联网的人。这样，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就受到很大局限。不仅如此，网民之间也存在表达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有些人由于更加熟悉信息技术或垄断信息资源，从而成为“信息精英”，其他众多网民其实只是作为“分母”的“粉丝”，他们在意见表达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很可能会趋于盲从。这一现象在自媒体时代尤为突出。一些网络“大V”的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粉丝”动辄成千上万，甚至上千万，他们很自然成为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或意见领袖。如果“大V”的意见有失偏颇，就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对众多网民产生误导。即使有一些网民要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也很可能会被淹没在“大V”的影响力之中。

二、网络民主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提升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呈现高发态势，这些方面均考验着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公共政策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不但会降低公共政策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效用，而且会直接或间接损害政府公信力，严重的会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尖锐对立。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有一些与公共政策合法性问题不无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因而也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能够被社会公众所认可、支持、遵照和执行。［3］当然，也可以从法律的意义上来界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合乎法律的基本要求，不能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则。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合法性，也可以称为合法律性。公共政策合法性具体包含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以及公共政策程序的合法性三个方面。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必须是合法的机构或组织。导致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第一个原因主要是公共政策主体权威的衰减。公共政策主体必须由宪法和组织法来严格限定，这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根本保障。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有些公共政策主体没有严格遵循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超越其职权范围，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至上，在此原则指导下的公共政策自然会失去公众的认同，甚至有些与法律相悖，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危机由此而产生。导致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公民参与的不足。公民参与是公民意见表达的重要形式，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同时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已成为世界性的主导性趋势。如果缺乏公民参与，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就无从谈起。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减少在政策执行中可能产生的阻碍因素。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具体内容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可，并符合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价值取向的偏差是导致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公共政策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应当为人民所共享。如果公共政策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而唯GDP马首是瞻，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恶化。一些地方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被资本“绑架”，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某些集团利益的工具，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无以保障。自然，这种公共政策虽有“公共”之名，而无“公共”之实，人民对此嗤之以鼻，公共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尽管公共政策在制定的环节具有合法性，但是由于执行、监督不力，也会造成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危机。这种情况就是人们通俗所说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坏了”。当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实行政策替换;(2)选择政策执行;(3)拒不执行或象征性执行;(4)曲解上级政策并出台土政策附加执行。以义务教育收费为例，虽然教育部已多次出台有关禁止收取择校费的文件，但是，一些地方学校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对于基层群众来说，就会对公共政策的内容产生怀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公共政策程序的合法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均应符合法定的程序。程序是一种规则，是对过程公正的保障。为了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公共政策程序的合法性，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专门规范公共政策的决策程序。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立法法》修改中关于税率法定的规定，即为一例。遵守决策程序，就能够防范公共政策主体在行使决策权时任性、胡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但是，当坚守决策程序有可能导致公共政策主体利益受损时，在“理性经济人”动机的驱使下，如果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决策程序就有可能被突破。比如决策中的“暗箱操纵”、“萝卜招聘”等现象，必然会削弱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从而造成公共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危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共政策主体必须承担政务公开的义务。要及时公开政策的内容和程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只有公众充分地了解相关信息，才能实现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由公民来判定的。鉴于传统的公共政策过程存在着诸多合法性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主就应当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有效提升。首先，网络民主可以扩大公众参与程度，从而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主体的权威。权威接受理论认为，权威首先来自认可与认同。“公民参与可以促进决策的有效性，并会带来决策的有效信息增多、决策质量提高、公民对决策的接受程度提高、公共部门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提高、减轻人们对政府机构的批评等诸多好处。更加有力的公民参与促进了公民对政府决策的接受性，这就为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4］(P153)宪法赋予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共政策过程涉及公共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选择、公共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毫无疑问，公共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事务。网络民主使得公民的上述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公民在网络上可以与公共政策主体直接对话，从而提高民意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分量，夯实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意基础，增强公共政策主体的公信力，化解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危机。其次，网络民主在实体公共话语空间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虚拟话语公共空间，实现了对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延伸，有助于增进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公共话语空间源自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平等的参与者通过相互对话，公共意见得以形成。公共话语空间本质上就是为人们提供的自由对话与平等交流的公共平台，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实现政治参与的活动空间。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传播信息，讨论公共事务，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在当下中国，网络媒体、网络社区和网络论坛等迅速发展，形成了开放、平等、互动的虚拟公共话语空间，为网络民主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技术支持。网络民意是现实的映射，回顾近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均在实体与虚拟两个平台上同时展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对事件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许多政府网站所开设的论坛已经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途径，也是网络民主条件下增进公共政策内容合法性的重要形式。最后，网络民主的开放性、互动性和直接性有助于在程序层面上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实体的对话平台相比，网络公共论坛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于进入者没有身份、收入、年龄、性别等方面的限制。民主的发展趋势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网络民主能够实现无差别的平等。特别是网络本身具有的匿名性，可以消除权威对于其他人的影响，网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是一种网络式多向沟通，互动性是这种沟通的典型特征。网民借助多种技术载体就公共政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营造了政策辩论的公共场域，为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实时互动的态势。传统的民意征集方式往往是借助政府层级信息传递来实现的，这种信息沟通方式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局限的无奈产物。间接沟通的弊端是易出现信息过滤和信息扭曲，即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现象。在互联网条件下，网民可以直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无须层层转达。这样，公共政策主体可以迅速、直接地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也可以借助网络实现政务公开，以增强公共政策的透明性，确保公共政策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进而大大提升公共政策程序的合法性。

三、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功能

作为一种虚拟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不仅是一个政治的空间，也是一个社会的空间。社会的组成元素是纷繁多样的，网民在互联网上并非单向度的“政治人”，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从网民利用互联网的动机来看，民意表达、参政议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移动互联技术(3G、4G)的发展，互联网的内容日益丰富，互联网本身的娱乐功能已经成为网民的首选。因此，姑且不考虑上文提及的数字鸿沟现象，仅就网民而言，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关注娱乐事件甚于公共问题。这种现象实则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对政治生活的逃离。从远期来看，当然需要培育网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从近期来看，则需要正确认识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即网络民主只能是公共政策过程中民意表达途径的有效补充，而非全部。为了实现网络民主的这种功能定位，扮演好网络民主对民意表达和民意征集“拾遗补缺”的角色，就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作为民意表达技术载体的正面作用，弥补现实世界中民意表达途径的缺陷和不足，使得公共政策问题能够实现虚拟与真实的无缝连接，即网上与网下的讨论相结合，扩展公共政策主体获取社情民意的信息来源，从而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强化政策的民意基础，减少执行阻力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并最终实现合作型社会治理。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广泛传播的特性，拓展民意表达的途径，降低参政议政的成本。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安排中，人民当家作主有充分的保障。这主要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制度等。具体就公共政策过程而言，涉及民生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价格调整还有听证会制度。这些制度既是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共政策主体征集民意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民意表达途径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除县、乡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省级人大代表、市级人大代表均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即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人大代表也由于选民人数众多而无法做到与选民的逐一直接沟通。政协委员虽不是由选举产生，但也与人大代表相类似，难以与群众逐一直接接触。姑且不论这些参会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对于其他没有参会的广大群众来说，如果仅仅凭借传统的媒体了解听证会的内容，基本上是难以做到有效参与的。对于上述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缺陷，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弥补。比如，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开通了个人博客、微博或微信公众号，这是非常重要的联系群众的手段。信访部门开通了网上信访，大大方便了群众，减少了上访所造成的时间和金钱的耗费。对于听证会来说，可以先在网络上广泛征集民意，形成方案后付诸网上投票，最后在实体的听证会环节再对几个支持率较高的方案进行听证和辩论。这样，最终被选择的方案就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按时间序列和先后次序可划分为公共政策诉求、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实施三个基本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网络民主均可以发挥其作为民意表达途径的补充作用。公共政策诉求是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过程。社会治理中存在各种社会问题，有一类社会问题关乎社会公共利益而被称为公共问题。但并非所有的公共问题都可以被称为公共政策问题。只有那些已经浮现并引起公共政策主体关注而被列入议事日程的公共问题才能称为公共政策问题。在公共政策诉求阶段，互联网可以发挥独特的民意表达作用，从而弥补传统民意表达途径在公共政策问题建构方面的缺陷。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的公共问题繁多，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诸方面资源的限制，必须对公共问题排出轻重缓急。要使某类公共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并在政策议程中位居前列，就需要进行充分的讨论，从而制定出合乎民意的公共政策。传统的征集民意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线性方式，存在民意表达不足的缺陷，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也很难保证能够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而在互联网上，民意表达是发散的网络方式，信息传播迅速而广泛，互动性更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网民可以及时感知公共问题并畅所欲言，公共政策主体则可以全面了解民意从而迅速、精准地把握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阶段。这一阶段要求公共政策主体在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做好方案设计、方案抉择和政策合法化等工作。在设计方案之前必须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要解决问题的目的，即希望通过公共政策的实施达到的社会效果。在这一环节，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互联网来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可以对公共政策问题的表现、成因与对策等诸方面有清晰的了解。鉴于公共政策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安排，而公众是公共利益的实际享有者，因此，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不能采取“闭门造车”的办法。方案设计过程可以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和“先粗后细，先轮廓后细节”的步骤进行。方案设计应尽可能考虑到公共政策各相关方的利益，同时应具有可行性。方案设计尽管要强调科学性，即应发挥专家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关涉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往往最有发言权的恰恰是公众。传统的意见征集方式可能较为费时、费力，而网络民主则化解了这方面的难题。方案抉择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关键环节。传统的公共政策过程，方案抉择者是具有相对高的政治权力地位的政府官员或者是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民代表。在这些途径中，毫无疑问，网络民意是较为重要的方面。政策合法化即公共政策主体使得经抉择的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和法定效力的过程。政策宣示或公布是政策合法化的重要步骤。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无论是以规范性文件方式还是以法律形式来实现政策合法化，均需要向社会公开。政策宣示或公布的传统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官方网站或政府官方微信、政府官方微博等方式因效率更高、受众更广、互动性强等特征而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公共政策实施是政策方案最终落实并取得效果的实质性阶段。这一阶段具体分为政策执行、执行监控、政策评估、政策修正及再决策等环节。政策执行是运用已经制定好的公共政策，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解决特定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政策执行的前提是做好政策宣传。只有使公共政策的相关内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才能减少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可能产生的阻碍因素。互联网是政策宣传的重要途径，网民也是政策宣传的重要推动力量。政策执行手段除了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外，思想教育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一些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或群众长远利益的基本国策的执行，由于近期利益或自身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一些群众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执行监控的目的是防止执行不力和执行错误以及对执行中的偏差进行纠偏。依据监控主体的不同，执行监控可分为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两种。在外部监控中，社会舆论监督是一种重要的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是一种多主体、全方位的监督，应当引起公共政策主体的高度重视。政策评估的目的是对政策优劣做出判断。政策修正是在政策实施中，通过执行监控和政策评估，发现政策的缺陷和不足，重新进行调整，以达成政策目标的过程。再决策则是指一项政策执行结束后，依据政策评估结果，确定政策目标是否达成，在必要的情况下，出台并执行新的政策以达成政策目标。政策修正和再决策与公共政策的初始阶段相类似，政策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均需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应当把相关情况通过各种途径公之于众，广泛征求民意，网络民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对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功能进行理性定位，不能片面夸大它对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替代作用。毕竟，网民并非公民的全部。网络民主也会出现理性缺失、从众效应、网络暴力、起哄心理等负面现象。网络民主是信息技术与社会制度的整合。技术发展与制度变迁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相关关系。技术发展能否促进制度变迁还需要考量其他复杂的因素，而且这种促进过程也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甚至在某些阶段，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技术发展对制度变迁的阻碍。就网络民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功能来看，笔者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即它是一种对传统民意表达途径的重要补充，而不是简单的替代。

作者:李传军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宇．公共政策活动中的网络民意表达途径:理应是一种补充［J］．社会科学研究，2014(4)．

［2］孟天广、郭凤林．大数据政治学:新信息时代的政治现象及其探析路径［J］．国外理论动态，2015(1)．

网络民主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网络公民文化；民主政治；政府

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又称参与型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

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

一、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

就现代网络社会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而言，作为政府必须研究网络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问题，利用好网络这个“民主载体”，继续深化推进政府的民主法治进程。当然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建设仍是老生常谈，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文化对原来的民主形式、民主理念、民主的实施环境产生的新变化。

首先，工业社会产生的是“大民主”，它是以群体社会为基础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它不能容纳差异性，不能反映少数派的要求，忽视了对少数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剥夺了少数特殊利益需求者的“话语权。”这种民主是“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群体教育、群体媒介、群体社会的体现”。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活跃着无数的少数派，……他们很少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网络社会中，少数派的权力越来越凸显，任何网民都可以超越时空的障碍，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他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固定的群体关注者，甚至形成自己的团体和组织，这就使得我们原来没有重点关注或忽略的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凸显，他们所形成的“集体话语权”也越来越强大。因此多数人的公平并不是公平，多数人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与满足。

其次，由于“信息社会分布式网络的无中心结构使得社会无中心化，网络的无限情趣、网络的个性选择都降低了公众对社会团体的依附，这一切都使得社会非群体化了。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群体的裂变，群体化的迹象日益增长。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这样的组织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难以有效地协调、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中由于个体主体意识的提高，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个体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更为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成为“有个性的人”。人成为“有个性的人”是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提升的必然趋势，但这种人的个性发展的“多元化”，人的需要的“层次化”、见解主张的“平面化”使传统行政集中控制下的民主集中，逐步被分散化、多元化的网状式民主诉求所替代，在政治上达成一种多数人的民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即使达成“低比例”民主主张也未必是科学的、公正的。因此，如何协调、满足这些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并凸显少数派的权力主张，要求我们必须设计出反映“多元层次化”的群体意志的民主体制，并关注“少数派”的权力，这是我们政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

二、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适度“限权”

网络社会之前，权力结构仍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该结构中，下层众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信息由低层层层上报，管理权力由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是上层小下层大，形成一个金字塔型。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强烈地侵蚀和动摇着这种权力结构。“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这是金字塔结构所没有的。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硕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公民社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已成历史之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大量公民自治组织的成立与效能发挥是衡量自治的公民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公民自治组织预期目标是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其发展壮大后，它们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但是网络社会前，公民自治组织受时间、空间因素限制，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我国，公民自治组织发展很不健全。

随着网络发展，网络文化产生了提升公民文化的新型平台，各种网络团体和网络自治组织开始出现和形成。公民网络组织，是指公民在网络上结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负责的共同体。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各种网络团体已逐步由经济、文化、娱乐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如一些“电子政党”、“电子院外集团”、“数字议会党团”组织，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性的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呼吁，传播政策信息，参与政治沟通，进行网络监督，有的甚至已由原来的网络虚拟组织逐渐发展至现实中有组织有章程的政治社会组织。对于各种网络政治组织的出现，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些政治反动分子、境外反华势力组织各种网络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这种网络组织我们应当坚决打击取缔;另一方面，是一些正规的网络政治社会团体的出现，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的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呼吁、倡导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民的合作和民主的参与，以及追求公共、公益的精神，提高了公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自治组织的出现为现实公共领域中各种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的建立提供契机，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立、推动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作为政府面对网络文化下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的时代契机，应当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保护并引导其健康发展，注重公民社会培育，并根据公民意识和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状况，适当“限权”与“分权”。正如吴敬琏教授2008年3月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所言“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政府改革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以此形成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公共政策过程可被看作一个由政策输人、政策转换、政策输出三大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政策输人是向政策制定系统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亦即发现和促使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进而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其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7s7。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身份所属，我们将政策输人机制分为内部输人和外部输人两种类型。所谓内部输人是指政策制定部门即党和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政策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过程，而外部输入则是指政策制定部门以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要求、提出建议并促使其纳人政策议程的过程。我国原有的公共政策的输人机制是明显的内部输人，“在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综合主要不是由组织性机构和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和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来承担。政府和政府的权力精英通过分析、调查和研究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体察和认定，主动地寻求和确认政策问题，并直接把它列人政府议程，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因此在中国许多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人政府议程。”这种单极的公共政策“输人”机制，忽视公民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导致我国法律对公民参与权的规定大多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保证公民的参与权仅仅是对政府和政府的一项道德性要求而非法律义务，同时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缺失，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同，而“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网络背景下，网络文化提供了顺畅的信息交互平台。公务员之家

首先，网络文化有利于政治系统与环境实现有效的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政治系统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同其他任何有机系统一样，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如果这一信息交换出现阻塞或中断，政治系统的效能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导致系统本身的崩溃。具体来讲，在政治系统中，如果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期望很高，要求很多(输人量大)，而统治阶层的决策、措施无法应付(输出量小)，就会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反之，如果民众只是消极地服从于统治阶层，或对政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惧而远之，不能通畅的表达民意，这都不利于统治的稳定，而网络条件下，公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网络自治组织共同表达制订某项政策的意愿，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一种联结公民与政策中枢系统的桥梁，为很多无法直接与政策中枢接触的公民利益表达开辟了通道，从而扩大了政策输人的来源。

网络民主范文篇7

网络空间信息流通的全面开进，使民主社会需要具备的多个、独立的信息来源有可能得以实现，但信息差距和两极分化，使网络民主变成少数人的特权；虚拟空间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解构和颠覆；网络在实施直接民主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力”和政客对选民的操纵；在网络时代，一种由技术专家产生的更为隐蔽的权力集中现象已悄然降临，以至于可能在未来造成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

[关键词]网络空间；民主；危机；信息自由；虚拟空间；网络政治；技术控制

每一个新媒介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夸张的宣传，伴随着对其即将展现的乌托邦未来的猜测登上世界舞台的”(1)，网络空间（Cyberspace，也译为赛伯空间）也不例外。网络传播在信息交流上空前的开放性、互动性所带来的自由与平等感，使其与人类的民主化理想产生了天然的联系。因此不少人认为，网络的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复兴带来了曙光。

技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西方现代哲学在对科技与文明之关系的认识上，历来存在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分野。也许我们还很难对网络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功能做出一个断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等，技术也不可能自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那种“只有技术才可以解决由技术带来的问题”的观点，有时过于天真，因为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技术和科学不是独立的可变因素，它们是某个社会体系和某个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2)。

一、信息（话语）的自由与垄断

网络空间信息流通的全面开进，使民主社会需要具备的多个、独立的信息来源有可能得以实现。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网络空间这一没有疆界的巨大的信息海洋，任何垄断和封锁信息的企图几乎都不可能。即便对部分境外网址实行封杀，而四通八达的网络空间还是可以通过其它服务器登陆，信息封锁效果相对微弱。

信息传播的个人化，是另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网络传播特点。网络最令人激动的地方，莫过于个体获取、发出信息的自由性和交流的互动性，世界似乎尽在你点击鼠标和敲打键盘的手中。因此，少数人垄断信息、控制信息的局面被打破，信息共享成为可能。

由此带来的网上言论自由似乎也就不言而喻。在网上，BBS、新闻组、聊天室等言论场所人人都可以登堂入室，BBS更像张贴大字报的公共场所。在BBS上，人人参与加上由匿名性带来的无拘无束感，“使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出版商，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辑能力的审查，经济能力的限制与以往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3)。一些学者已经把BBS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和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思想挂上了钩，认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在传统媒介仅仅是一种理想，而BBS使理想成为了现实；借助于BBS，重建“公共领域”的曙光已经出现(4)。

网络传播上述三大特点使“人们在这里不必阅读来自一个信息源的信息，不必说一个话题，不必受编辑、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是否离经叛道。一句话，网络使少数人垄断信息和文化的圣人时代宣告结束了”(5)。信息的共享和言论的自由必然带来社会权力的分散和公众参与社会能力的提升。因此无论是托夫勒，还是数字化专家尼葛洛.庞蒂，都曾把“分权”视为计算机网络时代的一大特质，认为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将随着网络发展成为昨日黄花。

但是，由技术所作出的推导，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一种可能。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但技术的延伸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权力的延伸，尤其对每一个公民来说，权力能否得以延伸首先取决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能力能否为他提供享受新技术的可能。技术上或理论上的平等，决不意味着参与者事实上的平等。那种“不管你是学富五车的才俊，还是引车卖浆者流，Internet都向你开放，BBS都向你放”的欢呼，难免有点天真。即使在计算机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新技术使用上的差距：“在为数四分之一的最富有家庭中，62％的人家拥有电脑。但在四分之一最贫困的家庭里，仅6.8％的人家拥有电脑”，美国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在拥有家用电脑上的差异也十分突出(6)。美国学者已经清醒地看到，计算机“创造了一个新的、僵硬的阶级壁垒，使受到良好教育者和未受良好教育者阵线分明，素以人人平等著称的美国，在经济上的不公正已经超过了阶级界限较分明的欧洲社会”(7)。电脑网络的发展把人群迅速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穷困者，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完全不相等，其结果是为数不多的前者将会与后者迅速拉开距离。在信息决定一切的后工业社会，社会分层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和熟练程度，信息差距和两极分化，使网络民主事实上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且信息差距所造成的个体知识沟的扩大，将导致社会紧张因素的增加。(8)

放眼互联网这一“全球化神经系统”，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差距同样十分惊人。互联网上40％的网民在美国，87％的信息是英语，美国人在网上的声音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得多(9)，于是网络的民主更像是美国人的民主。尽管在开放的互联网上，有可能实现多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全面繁荣，但事实上，目前业已形成的严重信息落差，也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殖民现象，使网络最终沦为美国意识形态施展霸权的领地，“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仍然只是一个理想。

也许传统媒介在网络新纪元的角色转型，是我们在思考未来网络民主时最需关注的问题。那种认为由于网络社会个体可以平等地参与传播，于是大众传媒技术特权崩溃、权威沦丧的观点，近乎痴人说梦。近几年美国几大传统媒介的动态举措就很能说明问题。凭借资金、技术、专业人员、信息内容等方面的实力，传统媒介以绝对的优势抢滩触“网”；1996年美国“电讯法”的出台引发了新旧媒介与电信业之间连横合并热潮，使得以宽带技术为基础“三网合并”（有线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的“大汇流”预言将成定势。西方学者理查.莫尔在《民主与网络空间》一文中提醒人们：未来宽带、综合、全球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大众媒介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因此目前美国四大广播电视公司——时代华纳、迪斯科、通用电器、西屋电器业已形成的全球性信息垄断体系将在未来的网络空间得以延伸(10)。如此一来，传统媒介在网络这片全新的、更为肥沃的土壤里，其特权和权威非单没有崩溃、沦丧，而且依仗其全球化、商业化操作，“世界财富组织”严厉的版权保护之下，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网络空间这一“全球化神经系统”的中枢神经。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般个体用户作为信息源的力量与上网媒介作为信息源的力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网络用户之间的平等只是逻辑推理上的平等，上网媒介在内容、服务上的绝对优势，加上个体用户选择权威媒介信息的心理，使得个人的选择权实际上只成了操作权，“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心一样”。表面上看，从传统媒介向受众“推”信息到用户从网上“拉”信息，确实提高了个体的自由度，“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重要的是你选择的信息来自他那里，不论根据需要或兴趣选择哪条作为你的个人头条，都渗透着上网媒介的意识形态。”(11)因此，自由市场理论和全球化民主的神话可能又成泡影。

二、虚拟空间与现实的解构

20世纪初面对工业社会和大众媒介的弊端，美国思想家李普曼产生了对公民民主的忧虑。其主要思想有两点：一是对“媒介环境”这一“间接现实”真实性的质疑；二是对媒介环境下大众理性的质疑，于此提出了他对公众民主的不信任感。李普曼对媒介环境及公众民主的思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下的大众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产生集权主义的温床(12)。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网络环境”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现实图景？

与李普曼眼中大众媒介的“环境”不同，网络是一个复杂的、大兼容的体系，它既保存着建立在专业理念基础之上的新闻传播模式，也包容了绝大部分完全由个体参与、互动的“虚拟空间”，后者无疑是网络最富特征之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虚拟的交流正是网络空间平等与自由的基础所在，网上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所呈现的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大都得益于此。但恰恰在这个纯粹的“虚拟环境”中，现实有时不仅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被彻底解构的东西。由于一切与现实社会身份、地位有关的个体表征都可以被掩盖起来（这也是电子空间最刺激的一点），于是自我和他人、男人和女人、事实和虚构、真相与谎言的界限被消弥殆尽。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曾尖锐地指出，在网络空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核心的自我，在每个人的头脑之外，也从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现实”(13)。更重要的是，当信源不明时，信息的真实性也被消解。“事实上，发送者是什么人，这本身就是任何信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确定对该信息相信到什么程度”(14)。因此网络的虚拟环境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解构和颠覆。

“相信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可靠的信息，也即接触到真理的表现形式——信息”。这一信念是支撑民主的“大梁”(15)。即使在高度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可扩的信息”仍应源于对真实的忠实和对现实的肯定。但是在虚拟空间，当事实与虚幻的界限被彻底消弥之后，最终遭怀疑和贬值的不仅是真实本身，而是公众对真实的信任，这种信仰危机无疑会极大地动摇民主的“大梁”。

其实，在高科技时代，数字化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视觉化信息的信任。当玛丽莲·梦露与林肯总统拥抱在一起，当阿甘的手与肯尼迪总统相握时，人们在惊叹数字化技术的鬼斧神工之余，也不仅对真实性本身产生了疑虑。在四通八达的网络空间，经过处理的数字化图像有可能进一步瓦解真实。1998年5月，印尼发生严重排华暴行后，当地一些华人向有关机构和人士的电邮地址反复发送了身着印尼军服的暴徒蹂躏华人妇女的照片，并号召所有收件人接力传送。这些照片对世界范围内千百万网上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但后来有印尼读者指出这些照片实际上反映的是印尼军人在东帝汶的暴行。由于在印尼也确实出现了类似事件，所以这一“张冠李戴”虽然有悖真实，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一时间已足以提醒我们：对于虚拟的视觉信息，人们是否应该彻底打破现实生活中“眼见为实”的基本惯例。不难设想，在未来的网络空间，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音频、视频信息定会大型起到，幻影将成为网上一族栖息的家园。到那时，我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所有视觉表象的贬值，而且是它们所反映的现实的贬值，如果任其发展，这种危机“将会对西方民主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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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对民主的危机感，还源于工业社会下大众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传播的可操纵性。网络时代的公众会不会比工业时代的大众更富有理性，这是一个悬而未知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你需要一杯水，可你面对的是海洋”的网络空间，在你的目光会因为太多的信息而变得迷离，你的思想会因为太多的声音而变得困惑。看看眼下，因特网上已经存在着420多万个可进入的站点，仅与美国网络公司Yahoo的链接站点就有75万个(17)。未来站点数量的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信息大海的局面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实、真相和真实的呼声都可能被淹没，而且一切又都显得真假难辨。有西方学者已经断言：网络空间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18)。是“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却失去了理想，把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电脑本身”(19)，思想操纵也就顺理成章。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有着重要的“雷达”功能和“协调”作用，社会准则和有关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也由此而来；而网络空间的“航标”究竟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也可能给民主理念带来威胁。虚拟空间对现实的解构，其实也就抹杀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等一切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界定。事实上，目前的网络空间不仅成了人们娱乐、消遣、发泄、寻求精神慰籍等逃避现实活动的家园，而且“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20)。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探讨”赛伯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个人在BBS的漫游经历。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网络言论空间一片乌烟瘴气，污秽不堪，充斥着赤裸裸的色情、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以及极端的无聊和荒诞布景。由此，这位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赛伯空间的创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们以诚相待的试验性世界。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21)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崇尚的是绝对的自由，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和否定，这种文化的滋长无疑会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观造成极大的冲击。美国政治学家本.瓦顿伯格认为，民主的垮台“首先是价值问题上的垮台”(22)，如果网络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善恶之辨的人类精神的沉沦之地，因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空话，因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23)。

三、网上政治与直接民主

网络发展、改善了民主参与的技术手段。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联线政治后，它必然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手段，增进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首先，“政府上网”极大地保证了公民对政策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了政府本身的服务意识，拉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巴拉分校副教授B·比姆贝尔博士曾主持了一项题为“网上政府与政治”的研究，分析因特网对美国政治生活和公民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因特网确实加快了公民、组织、游说者和其他专此人员了解政治和参政的速度，加快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并帮助公民更方便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等。(24)

其次，网络技术可以产生新型的网上议会与网上选举，可以极大地扩大公民的参政面，大大增进了公民参与社会的热情。在美国这个率先跨入网络时代的国家，人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可喜变化：几年前，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它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可以经由电子设备真正参与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政治会议。他们在家中按一下按钮，就马上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还可以参与讨论，发表广播演说。目前，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这一过程，并把范围无限扩大。在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计划中，一个更为健全的“电子公所”将是未来“电子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25)。

在西方，代议制被认为是“间接民主”，是民主的“半成品”；而完全由公民自治的民主机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美国宪法奠基人之一麦迪逊(J·Madison)曾对“直接民主”和“共和政体”作了区别，认为前者是一种公民集会和亲自管理政府的制度，后者是大多数人通过“代议制”表达自己意志的制度(26)。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上，“直接民主”自然地被限定在小村镇的集会中，而网络空间为打破“直接民主”规模、空间的限制提供了技术可能。麦克卢汉就曾预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27)于是，以前只能在小国寡民状态下实施的直接民主，未来可以在广袤的网络空间全面展开。

但是即使从目前看，网上政治仍有不少值得怀疑之处。首先很难确定单靠技术能否真正解决公民参与政治兴趣低落问题。《电视民主》一书的作者奥特顿曾观察了纽约1976一1977年就各种电视提案进行的系列投票情况，结果发现，最初有10%的选民参与投票，但在新奇感消失后，这种参与降到了1%(28)，网上选举、网上民意测验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即便技术能解决公民投票率低下的问题，我们仍需要对麦迪逊曾警告的“直接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力”引起足够的警惕。麦迪逊认为直接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党争”使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从而产生“多数人的暴力”(29)。由于网络空间发达的通讯手段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电子政党”(或称“电子院外集团”)(30)，网上的直接民主机制是否适用，就很成问题。

网络政治活动还极易导致政客对选民的操纵。200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所发动的一场网络战，揭开了信息技术时代政治竞选的面纱。利用人工智能和一系列新软件，候选人的技术幕僚们不仅能在网上获知登记选民详尽的个人资料，而且能预测出最有钱的赞助者、最易说服的选民和最有希望投票者，然后进行有的放矢的政治公关宣传和一对一的游说(其中包括发电子邮件和网上交流)。共和党候选人福布斯的竞选负责人科尔认为，这种网络政治活动改变了竞选的整个特性，他形象地称之为从使用“霰弹”时代到了使用“子弹”时代(31)。由此所导致的政客对选民的刻意迎合和有效操纵也就不言而喻，而且表面上看被操纵的选民反而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因而这种网络政治活动更具欺骗性，其对民主制度的危害也更大。

四、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

“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32)其实，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的争夺中心，不仅原有的社会强权会插手其中，新的社会势力也可能破土而出。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的权力游戏和计谋，它可能衍生出形形色色、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

“依靠传播技术获得的自由和以同等的技术予以的控制，是一种身影关系”(33)。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一系列的网络管理条例，对组织或个人入网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信息的流通实施技术上的监管。一些国家还对网上言论实行较为严厉的管制。尤其对各种电子论坛，可以通过多种公开或隐蔽的技术手段，以限制言论。本人了解的手法就有以下几种：注册登记制、敏感词过滤、预审制、警告、删贴、封ID、查IP地址、改为只读文本等。有了这些技术手段的保障，网上的言论自由度仍掌握在政府和具体管理人员（如站长、版主等）的手中。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电话，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权威当局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言论控制和集权主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消失。

再精密的机器，其操作者也永远是人，而且机器越精密，操作难度越大，权力也就越集中，操纵手法也就越隐秘。在网络时代，一种由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产生的更为隐蔽的权力集中现象已悄然降临。托夫勒曾指出，计算机时代的信息、数据库、统计模式都控制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手中，政府上层所作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来自“计算机专家操纵过的‘真实’”，而且其操纵手段比起保密、泄密这类传统的信息手法来，显得“更加微妙而隐蔽”。因此，托夫勒担心：所谓的“人工智能”加“专家制度”，很可能是一个“对民主具有重要影响的深刻过程”(34)。

在信息超载现象日益严重和技术日益复杂的网络时代，政府部门将出现这样一个新兴的权力阶层既手握行政权又熟悉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这双重优势，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荷兰学者E·舒尔曼就说过：“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例如，如果他们卷入政治决策之中的话)就可以为政治家们制定法律，因为后者并不控制所需的信息。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35)当未来电脑网络更加普及时，通过网络的国情普查、民意调查和投票选举必将得到广泛应用，于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政治决策权也就轻易地旁落技术专家之手。一旦如此，任何一个信息、数据、统计模式、操作程序的改动，或对信息、数据的把关，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有可能是未来民主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此外在网络社会，高层官员和公众之间往往隔着一大堆抽象的信息和数据。信息太多意味着解释信息变得比简单地搜集信息更重要，而高层官员的信息解释仅为他们的政治操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些不利于现有制度的重要事实，可能被掩埋在层层推理所得出的抽象数据和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之下。于是，在这个事实和真相本来就远离公众视野的网络时代，集权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人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方向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人类使用技术的手段能不能与发明技术的手段一样的高明和理性。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荷兰哲学家E·舒尔曼为未来之路指出了一个方向：“人们必须用超越主观的规范性原则来约束自己……这些规范将不允许技术发展僵化为一种计算机统治，而是将为一个使用计算机的社会提供可能性，使得个人可以享受对于一种健康的民主制来说极为重要的自由和责任。”(37)

注释：

(1)郭镇之“加拿大传播学者系列访谈之三”《媒介技术与传播政策》，《现代传播》1999，第6期。

(2)《未来学家托夫了勒谈未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第12期。

(3)闵大洪《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

(4)参见闵大洪《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合刍议》和DouglasKellner“Inellectuals，theNewPublicSpheres，andTechno-Politics”，ScienceNumber41-42Winterl997。

(5)李河《得乐园失乐园》P5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8)参见W·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P82，华夏出版社，2000。

(7)、(18)、(26)小施莱辛格《民主有未来吗?》，《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5期。

(9)、(19)、(25)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江海学刊》，1999，第4期。

(10)RichardK.Moor“DEMOCRAYANDCYBERSPACE”.

(11)、(33)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

(12)参见张汝伦《思想与批判》，P546，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13)、(15)、(16)、(20)、(21)、(32)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P45、P167、P167、P71、P7l、P152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4)、(30)、(34)A·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P304、P401、P313新华出版社，1996。

(17)《如何对付“信息爆炸”和“信息垃圾”》，“天极网”。

(22)BenJ.Wattenberg“ValuesMatterMost”，P393,WashingtonD.C.:RegencyPublishing,1996.

(23)罗伯特·达尔《论民主》，P58，商务出版社，1999。

(24)参见《信息高速公路与两个文明建设：政策的思考》P41，4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7)M·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P23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8)《民主和科技》，《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

(29)参见李强《自由主义》，P2l6-2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网络民主范文篇8

关键词：网络政治；民主政治制度；民主建设

从网络政治的视野，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建设的影响以及网络政治时代民主建设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性

传统政治参与往往受到时间、地域、交通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甚至天气也会对政治参与造成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手段方便快捷，能克服传统的政治参与受时间、地域、交通等因素制约的缺点。在网络上，信息以光速无障碍传播，任何人只要轻点键盘、移动鼠标，信息就会迅速发送出去。借助于低成本、高速度的网络，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更加方便快捷，参与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政治参与的效能更高。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平等性

互联网的存在状态是无形的，网络形成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在网络中看到文字、图像，听到的声音都是数字的终端显现。比尔·盖茨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优点之一是“虚拟平等”，远比现实世界中的平等容易实现。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公民能够摆脱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平等的网络权力主体地位，享有平等的话语权，能够平等地进行沟通交流。

（三）网络政治参与的直接性

政治参与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之分。由于受地域、通信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传统的政治参与主要是间接参与，即由公民选出的公民代表来参政议政，公民直接政治参与往往只在狭小范围内才能实现。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能力，扩大了沟通交流空间，使直接政治参与能够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得以实现。

（四）网络政治参与的开放性

互联网是一个四通八达、没有边界、没有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体现的是自由开放的理念和堵不住打不烂的原则。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简单的上网设备，就可以接入互联网，向世界信息，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同时也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网络的开放性，使得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公民能够在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对称的条件下进行，自由地表达政治见解，真实地反映政治诉求。

（五）网络政治参与的交互性

网络为政治参与主体提供了一种双向和多向的、畅通无阻的信息沟通渠道，使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既没有严格的界限，又可以自由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公民不再只是被动、单向地接受政府的信息，他还能自由地创制和信息，自主地与政府进行交流。近年来，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就会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讨论，并且往往迅速形成网络舆论，进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这就是网络政治参与交互性作用的结果。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建设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公民民主理性的提升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外，只要具有公民资格就可以参政议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面临身份、经济、时空等多重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代议制民主的条件下，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往往只能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程序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到指定的地点参加集会、投票等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造成公民被动参与或不参与，产生“政治冷漠”的现象。网络政治参与的直接性与便捷性能够激发公民的参政议政的热情。网络的虚拟性不要求参与者与其现实身份之间有必然的符合性，只要通过网络上非常大众化的注册即可，参与者可以自由地通过网络对公共事务发表各自更为真实的观点。

（二）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公民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

共同的知识和经验是凝聚力量、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效能的关键要素。网络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为最终提高公民参政议政能力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公民通过网络可以同不同群体、阶层的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共同分享政治参与的经验和知识。个体的声音和影响力往往十分有限，但互联网所具有的跨时空实时交流的能力，使参与主体的意见能够更快速、方便地与他人互动，从而结成利益共同体或利益相关群体。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虽然以个体的身份参与政治，却往往能够以群体的形式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巨大能量也得到政府官员的青睐。政府官员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取更多公众对其政治言行的支持，也开始依赖互联网作为其政治活动开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普通公民通过网络与高层领导人沟通变得比从前容易得多。公民在政府可知可控的电子论坛上提出政治要求，使政府能够对其决策和行政行为加以修正，又能够把网络作为平台参与政治活动，如网络政治交流、网络政治结社、网络政治辩论等等，这些对提高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1]。（三）网络政治参与推进直接民主的发展

逐步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和途径是民主发展趋势。互联网和电子投票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代议制民主政治形式。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任何人不再需要由别人来代表自己，他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政府的议案进行投票，网络政治参与使权力从和政治代表手中转到普通的公民手中。“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2]有学者认为，从技术上说，网络的普及具备了利用网络来进行政治投票或对重大问题实行全民公决的可能性，依靠选民自己而不是依靠选民代表来对国家大事进行表决的日子不会久远了。

（四）网络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原则，但是，多数人同意也可能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无理性。而容许少数群体的声音的存在能修正多数人的舆论暴政，能够平衡集体的无理性，因为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度与宽容度大大提高，那些无法在传统媒介表达的少数的“另类声音”也有了生存空间，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得到尊重。协商民主的特点就是充分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人的利益，协商一致，而不是简单地适用多数人决定的原则。网络政治参与能够照顾到少数群体的利益，为弱势群体找到了利益表达的新渠道，可以解决弱势群体协商能力不足和协商途径困乏的缺陷，从而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三、网络政治时代民主建设的要求

（一）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破除官本位思想

网络政治参与的平等性使普通公民与政府官员一样有同等的参政议政的机会，当政府官员与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在政治上的地位显得平等后，官本位就失去了市场。以前以权为本、官员的精英意识等观念将越来越被时代抛弃，而且过去的执政方式、决策方式、执行模式都会发生颠覆性变化。作为官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和治理模式，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前要通过网络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让公众公开讨论，发表意见，并且通过网络投票、网络民意测验等方式获取民情，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作为公民，要增强民主意识。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有些参与者表现为理性参与，有些则往往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盲从参与。所谓“盲从参与”，是指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既非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有些人参与政治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而是凭着心中激荡的冲动参与政治，有时甚至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二）加强信息产业与网络文化建设，消除网络政治参与“数字鸿沟”

民主的真谛是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机会，让有利益相关的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参与决策，让没有利益相关但有真知灼见的人能够贡献他们的才智。在信息时代，普遍地联入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实现民主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信息发展差异。因此，政府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信息弱势群体要采取倾斜和扶助政策，以推行“村村上网”工程带动“户户上网”工程。让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网络技术，提高其吸收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使公民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共享政府提供的信息化公共服务，有平等机会参政议政。

（三）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网络是信息时代民主发展的技术基础，网络政治参与从多个方面大大推动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可以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和网络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用直接民主替代间接的代议制民主的可能性不断增强。然而，民主的发展是要有制度保障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如果无法与民主制度化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就极易引发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影响社会的稳定。网络上有些意见看起来好像是民意表达，但很难判断它是个人的意思，还是集体的意思，还是一个小群体的意见。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在网络政治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景值得期待，与此同时，政治制度化建设则更显得刻不容缓[3]。政府应当在加强信息产业和网络文化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保障公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参与文献：

[1]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J].理论探索，2008，（3）.

网络民主范文篇9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近代以来，民主逐渐成为肯定性的正面主流文化，在升华人性和变革社会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在认识上有分歧，但所有流派都认为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民众参与，同时必须变迁与创新参与形式。作为有史以来最真实、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更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2］，因为“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3］。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开始借助于网络媒介来表达意图和利益诉求，并试图影响国家决策和行为，于是网络政治参与应时而生，各种参与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诸如官员与网民在线聊天、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向总理提问、两会代表开博客、官员与网民见面会、官员通过网络问计、官员述职网络视频直播、国家重大项目及政策法规网络公示等。网络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民主的训练基地，尤其在推进政治文明、表达民意、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方面，成为无法忽视的力量。

1.网络政治参与为弥补民主设计原则与现实执行的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近代以来，以代议制为形式的间接民主被普遍采用，甚至完全取代直接民主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和流行常态。网络政治参与开始改变间接民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民主更向社会基层开放，使原先受制于条件、仅能在小国寡民状态下施行的直接民主具备了在广袤大国开展的可能，至少是从依赖代表转向依靠人们自己的“半直接民主”［4］，“信息的急速取得创造了更深层次的民主”［5］。从公众的角度看，网络这种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治控制的互动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政治家们可以立刻看到对公众意见的调查结果，网络将成为政治家与公众进行政治对话的一个主要途径。网络发展凸显了少数派权利。哈耶克提出，“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6］。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换言之，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广泛参与对民主并不是一件好事。庆幸的是，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网络政治参与促进了政治权利的民主化，以直接性、开放性、平等性、便捷性、廉价性等方面的优势，消除了传统政治参与权利方面存在的许多不足，使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政治参与权从排他性、限制性向扩大化、普遍性发展。

2.网络政治参与是协商民主的新的实现形式

协商民主认为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博曼指出：“协商是一个话语过程，并且具有公共性——所有公民都应共同参与社会活动，每个公民不但对参与政治充满热情，而且‘每个人都具有参与授权行使权力讨论的能力’。”［7］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在政治参与中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总之，协商民主体现了公民参与的自由、平等和公共理性，不但肯定参与的意义、强调参与程序的公开和公正，而且力求参与过程的责任性。随着网络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逐渐成为协商民主的新形式。在网络政治参与中，协商议题是公开的，无论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还是地方自治及社区治理，都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领域。协商方式是公开的，整个协商程序不是私下的个人协商、不是秘密的个人缔约，而是协商参与者在讨论和对话过程中公开自己支持某项政策的理由和偏好。从政策过程来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那种封锁政策信息、限制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活动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必将为更开放的公共政策参与方式所取代。从决策主体来看，网络自由度与宽容度的极大提高使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模式明显呈良性变动趋势，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进行有效对话而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为“互联网的公共论坛能充分体现公共领域的精神，为创造新兴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8］，这一领域“是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9］。网络公共论坛克服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论坛的弊端，如权威与精英对议程的操纵和对话语权的强力影响，形成了开放、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从而使国家活动必须回应公众的要求，增强了其民主性。从结果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力量，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便于民众对政府信息的甄别、评论和监督，特别是对权力腐化证据的收集，与此同时，“网络技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确保监督者尤其是民众敢于监督”［10］。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

3.网络表达扩大了公众政治民主参与范畴

我国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设计涵盖了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以及政治接触等各个领域，曾较好地反映和解决了群众的利益主张。其中，政治选举主要是指各级人大、政协选举，政治结社主要是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工商联等各类社会组织建设，政治表达主要体现为集会、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政治接触渠道主要是信访。但近年来，上述制度显得低效、滞后，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选民联系不够紧密，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对各界群众的号召力有所减弱，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在具体实现和管理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致使大量利益主张以突出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反映出来。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兴起，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逐步显现出“一呼百万应”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吸引着大量利益诉求涌入虚拟社会。比如，微博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民意形成和表达方式。2010年的“宜黄事件”就是微博力量的展示，当事者的“微博直播”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被媒体称为“改变中国微博历史的一次直播”［11］。

4.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基础上，通过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一方面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塑造和维护政治权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为政治秩序的运行提供可靠而有效的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最普通、也是最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实践，使公民能够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完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从而起到传承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成员、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也会相应降低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有利于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就中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状况而言，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相对有限，政治社会化过程显得较为迟缓，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而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为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这对推进以网络政治参与为主渠道的普通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提高社会成员个体层面的政治社会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执政的阻滞和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消解间接民主弊端与不足的同时，因发展时间短而不成熟，存在内在机制不完善、外部条件不协调等问题，从而影响治文明建设。亨廷顿曾提出“经典政治秩序模型”：社会参与的程度越高，参与的意愿越高，而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越低，则政治越不稳定（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12］。当下的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泛，然而，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却远远低于其制度化要求。

1.网络无政府主义对党的民主执政领导地位的冲击、消解在网络中，因为终极管理者的缺失，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定的规则下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主张，都有可能成为自己和他人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这些是对传统政治权力中心的否定和超越，但发展至极，特别是“黑客”和网络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泛滥，很可能冲击和破坏合理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形成“无政党、无政府”状态，进而弱化党的执政地位，使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失去领导核心。

2.网络信息资源的复杂多元对民主执政主导思想的激荡冲破了言论阀门的网络政治参与，使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使言论自由和思想选择成为可能。实际上，当前，美国控制着全球信息与通信的命脉，其音乐、电影、电视与软件几乎普及全球，并在国际互联网上提供了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这种西方文化强势的现实使网络更多地成为资源垄断者的舞台，引发所谓的“文化殖民”现象，成为意识形态的陷阱，而且势必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挑战我国民主政治指导思想的权威，混淆我国民主执政的思想内涵和基本概念。在实践中，有些人会将西方的民主简单地嫁接照搬，以西方政党的执政制度、执政目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为评价标准。

3.网络政治参与的复杂行为对民主执政绩效的降低由于参与动机、参与能力等的复杂性，网络政治参与容易在狂欢中迷失民主的本原。首先是非理性行为盛行，出现典型的“网络暴民”现象。公民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主要表现为仅凭内心的冲动来参与政治，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常常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其次是欺骗性政治行为的增多。欺骗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容易导致信息蒙蔽，扰乱真实的信息供给，影响个人的政治判断和评价，进而影响对政府政策的理解支持度和贯彻执行力。特别是个人、组织利用网络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还会造成政治动乱。再次是“群体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政治参与的“群体极化”，是指人们存在偏向链接与自己的价值观、观点、意见等相一致的网页或论坛的倾向，很容易导致群体本身视野狭隘与姿态的“无限放大化”，进而扭曲固有的事实真相。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狭隘性会引发群体突破现实政治边界，寻求额外利益的行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非组织性和形式的非正式性对民主执政信心的影响近几年，虽然网络政治参与开始得到认可并逐步影响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决策，但是由于网民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群体，也没有形成利益集团，只能通过传播信息、政治意见、政治观点产生联系互动、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充当舆论监督中介等，其作用是间接的、无形的、渗透的、有限的。因此，这种非独立力量沿着非正式体制参与政治的方式必然难以对执政方式、政府的关键行为和运行机制产生直接深入的影响，这样势必打击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信心。在网络政治参与渐成气候、民主执政已成趋势的现实下，必须匡正网络政治参与的弊端与不足，实现良性互动。

三、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拓宽民主执政的路径

1.科学认识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和趋势，提升民主执政的执行力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这一事件被普遍解读为官方肯定网络作为主流媒介、主渠道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从上到下，从高层到基层，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网络民主发展的高度认可就成为常态和普遍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政治参与必然对既有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大力发展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力量和以网络政治参与为核心的社会力量是必要、必然和必需的，但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即不管政治参与的群体有多复杂，绝不能动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主导力量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13］，因为“政治决策者即政治领导阶层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政治命运的直接主宰”［14］。

2.正确应对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循序渐进地引导网络舆论并掌握主动权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发展，公民对民主的认识和需求得到了极大提升。对此，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积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国外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当政治制度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因此，对网络民主政治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从而使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公民的素质相适应。借助于网络多媒体的独特优势，信息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产生和传播，在数量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信息爆炸”，良莠不齐的信息对公众的辨别力和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毫无疑问，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舆论形成的特殊规律迫切需要加强执政党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管理。网络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宣泄情绪，政府应该允许老百姓通过网络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要宽容网络民意、善待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允许批评意见存在，不宜管得过多、抓得过紧过死。对网上不良风气的治理，要本着“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原则。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更多地要发动社会监督来推动网站自律，促进广大网民理性建言，实现网络的自我净化。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互联网意见箱、安全阀、平衡器的作用。

网络民主范文篇10

关键词：互联网；民主；民主参与；数字鸿沟

自二十世纪末起，互联网络的发展与日趋普及将人类社会带人“信息时代”，也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成为重要的资源，正在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着重大的变革。在政治上，知识与信息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源[1]。因此，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逐步成为促使社会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因素，对民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民主的发展及现状

人类历史发展几千年来，民主的发展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民主”也是政治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尤其在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政治的民主已经成为评价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字典上的定义，民主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由经自由选举制度产生出人民人行使”。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从定义中看，民主主要指：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及广泛的政治参与。

民主政治分为两大类：直接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民主政治。在直接民主政治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决定国家事务，而不需要选出或任命官员起中介作用，很明显，这样的制度只有在人数较少时才是可行的。现代社会由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实行直接民主政治制度的机会很小，今天的民主政治最常见的形式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无论对于几万人口的城镇还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均是如此。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公民选举官员来作政治决策，制定法律以及实施各项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我国当前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属于代议制民主范畴。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要求广泛的民众参与，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民众的参与度一直是“民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民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民的平等，即：社会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决策权等)，这也是民主建设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随着近些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开始给人民带来了思维模式、交流方式上的变化，冲击着民主政治建设的许多方面。

二、互联网络的发展及其特点

互联网，即Internet，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被发明开始普及，十五年来得到了不可思议的高速发展。这种新媒体的出现首先促使信息传播领域产生了根本性变革，凭借高科技的传播手段，使其影响力迅速扩大，读者群体持续快速增长。在我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字，1997年10月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时的我国网民人数仅为62万，2000年7月网民人数达到1690万，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截至到2006年6月30日，我国的网民总人数为1．23亿，与1997年相比，现在的网民人数已是当初的198．4倍。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网民数量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

互联网是综合利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和人类现代化服务手段最集中的领域，是最现代化和大众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其特点主要有：(1)传播范围广、速度快；(2)具有实时交互性；(3)用户的开放性、平等性；(4)知识主导性；(5)虚拟性等。互联网的特点与传播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及其特殊吸引力，有着其他媒体无法匹敌的强大影响力和广博覆盖面，决定着它必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三、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和通讯手段，能否正确地利用和发展，决定着它对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其他先进的技术一样，网络技术也是人类民主发展的“双刃剑”，它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推动方面，也有消极的阻碍方面。它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操作平台，而且它的发展与普及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互联网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技术

这里的“民主参与”包括民众的信息获取与、民众参与决策与民主选举。著名的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2](P234)当时只是针对电视发展的预言，互联网络的发展更是使这个趋向不可逆转，因为它为全民参与提供了技术保障。

首先，互联网为民众自由地获取与信息提供了新的渠道。互联网“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等特点决定了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网络，只要在网络覆盖的地方，只要具有上网的物质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接入网络，从而享受网络中所有的信息，也可以把自己的信息传播到网络的各个角落。同时互联网又是“没有时差”的信息渠道，它的传播速度决定了你可以及时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

其次，互联网为民众参与决策提供了平台。民众对信息的自由获取与是民众参与决策的基础，也是民众正确参与决策的根本保障。互联网的“实时交互性”给民众提供于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民众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对政府决策、法律制定发表观点，参与讨论，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社会现象进行评判，就像近几年内的“孙志刚案”、“宝马撞人案”等事情都是通过网络传播开来的，人们通过网络自由地评论，间接地参与和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在民众中针对政策问题展开调查，召开网络听证会，征求民众意见，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互联网为民主选举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直接民主需要全民参与，代议制民主同样要求全民性的参与，需要民众参与选举“人民代表”。传统的选举通常是人们排队投票，这种方式不仅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也因此降低民众的参与度。互联网的发展为改善这一状况提供了条件，民众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参与选举。但是，目前这一手段仍需要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一是要保证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上网的条件，二是需要“网络身份”制度的健全。随着网络的技术手段的逐步完善，互联网必将全方位地引领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的变革。

2．互联网弱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强化了民众追求平等的愿望

虽然法律赋予人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在真正享有各种权利时不可能完全处于平等的位置。恩格斯曾经强调：“平等原则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在法律上的平等’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3](P647-648)但是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在现实中的不平等形象被弱化，从而使人们更加向往现实中的平等。第一，网络的“用户的开放、平等性”决定了用户之间在网络中享有完全平等的服务。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网络，虽然它发明于美国，网络一级域名的管理中心也在美国，但是网络的任何一个终端都是完全平等的，可以脱离中心运行；而且网民在网络中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只要拥有一个IP地址，你就可以享有网络中的所有资源，与网络的其他终端平等对话。第二，网络的“虚拟性”决定了用户之间在网络中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在网络世界中，人们一般是以虚拟的身份参与各类活动，可以不分贫富贵贱接受各类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发表观点，在这里每个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你既可以与国家领导人同时浏览新闻网页，也可以同世界首富一起了解股市动向。

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迫使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追求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追求现实社会中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他们希望得到如同网络世界中的不受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工作性质等差异影响的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近几年，人们开始越来越关心政治，议论政治；关注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伸出援助之手；越来越多地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均是人们追求平等政治地位的表现。

3．网络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使信息霸权和阶级差距不断扩大

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平等和民主相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现实社会中在有条件接触网络和无条件接触网络的人群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巨大鸿沟给政治民主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第一，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可能带来新的“民主鸿沟”。一些对网络发展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扩大信息富裕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原本已经巨大的“数字鸿沟”，他们觉得这种数字鸿沟使得精英阶层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利益，下层人群却失去相应的利益[4](P21-25)。而且，这种数字鸿沟在社会中已经影响到政治民主，从而产生了“民主鸿沟”。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一些社会精英阶层开始通过自身的社会地位或者自己阶层所组成的社团，利用各种途径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种政治意识就淡薄得多，这种差距在整个社会中表现为“更加的不平等”，给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二，在世界范围来看，虚拟世界的美国霸权和英语霸权特别严重。美国是当今网民最多的国家，而且整个互联网络中有90％的信息流量是用英语传播的，因此，美国和西方的声音在网络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同时，网络中所宣扬的民主也是美国人的民主、西方的民主，这种信息霸权给其他非英语国家发展本国民主起到了逆向阻碍作用，使得一些非英语国家想通过网络推行自己的民主形态变得十分艰难，对于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我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正是我国发展自身民主遇到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4．网络信息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为社会政治民主发展带来新的考验

网络信息的显著特点就是虚拟性和匿名性。由于这个原因，网络成为社会平等、民主发展的推进器之一，然而由此而引起的网络信息传播的不负责任的特点，同时也为社会民主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特点造成网络信息中鱼龙混杂，网络环境容易受到偏激、错误的信息干扰，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团体所利用。在网络虚拟社会的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局面下，巨大的信息量未经过过滤便以一种极为分散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其中肯定存在着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也会有一些过于偏激、错误的思想、信息。大量的这种信息占据网络，会使一些人陷入到它们的误导之中，它们宣扬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们在意识形态中产生分裂，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最后将对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给民主发展带来新的考验。

四、结论

互联网络的发展既给政治民主的发展提供新的技术、平台和新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为我们发展民主政治带来新的考验和困境。如何很好地利用这种新的技术，在推进社会发展和民主建设中扬其长、避其短，不断发展社会民主与自由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首先，需要网络技术的更加完善，让更多的人可以从更多途径进人网络。其次，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还需要现实社会经济更加发展、社会财富更加丰富，为人们民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第三，我们还需要不断净化网络环境，减少网络中不良信息的数量，同时要提高人们鉴别信息的能力，让人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分辨出好与坏。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互联网络推进民主建设有一个好的前景，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

[参考文献]

[1]曾祥正．信息网络社会的权力分配趋向[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3)．

[2]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成都：四J11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