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范文10篇

网络传播范文篇1

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起着历史性杠杆作用。信息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每一次革命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技术强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信息技术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人类的信息传播迄今可分为5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网络传播阶段)，前一个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跃升无不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前提。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播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网络传播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使人们如虎添翼。网络传播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传播手段。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和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

网络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然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截然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假新闻假信息传播、色情泛滥、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所有这些，都期待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因此，建立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加快培养网络传播方面的人才，以加快中国网络传播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网络传播现象，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传播。当信息面对多个上网用户传播时，网络传播可谓大众传播工具，而个别独立的上网用户之间的交流可谓点对点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这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挑战。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

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网络传播中，受众接受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可以主动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网络传播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来说，社会控制不难实施。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的管理，对媒体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分配传播资源等等。

对于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而言，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控制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都是不可能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完全是空想。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网站的资金非常之少)，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网络来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沙漏式”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引，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网上媒体采用多媒体技术向网上信息，不仅关于该信息的文本，还能显示图像、声音，供受众自由选用。在信息的编排上，网上媒体除少数重大新闻事件采取同步传播外，对大多数信息采取异步传播，将各种信息散布在网上，并随时更新，让受者去“点播”，使受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按自己喜爱的顺序浏览或下载新闻信息。

在网络传播中，有条件的受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传者。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新闻传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由于网络新闻传播较之传统新闻媒体的传播属性上所具有的种种差异，因而在互联网的新闻传播领域，以往一些传统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以至消失：

一是新闻传播的区域界线。新闻信息一经上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

二是信息的时间界线。一个网络新闻媒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梯度信息，即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会并存于一个新闻网站中。以往新闻传媒特别是报刊媒体的刊期界线，在网际信息传播中已经开始消失。

三是各类传媒信息传播方式的界线。网络新闻传播可以同时调动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手段，增强传播效应，同时，还可以在网上运行各种内容丰富的信息数据库。以往报刊、广播和电视各种新闻传播媒体独有的优势，在网际新闻传播中已经开始融为一体，加之传统媒体未曾拥有过的信息传播优势，网络新闻媒体已经将这一切化合成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总之，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挑战，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传播效果研究面临新课题，从而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三、什么是网络传播

什么是网络传播，这是关系到网络传播学的任务和研究对象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什么是网络传播之前，首先需要研讨什么是传播。许多学者对于传播作过种种描述和解释，有的把它说成是“信息共享”，，有的把它说成是“劝服影响”，也有的把它说成是“刺激反应”，还有人认为，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性行为；等等。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那么何谓网络传播?

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认为，网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因此，其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还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也被称作网络传播，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的读者人数巨大，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

四、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刚才界定了网络传播学中的网络传播定义，它明白无误地确立了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网络传播活动。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传播学亦称“传学”，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同人和社会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研究传播的概念和本质，信息与对象交互作用的规律，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映，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作用，各种传播媒介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传播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传播学将传播分为四个层次：(1)人的内向传播。如自言自语，触景生情，自我进行信息交流。(2)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符号交流的行为。(3)组织传播。即团体成员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4)大众传播。即以印刷或电子为媒介，有目的的面向许多人的符号交流行为。20世纪30年韧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西欧和日本，并逐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定期交流各国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网络传播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双向交流。信息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网络传播学是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人类网络传播内容的信息，能够使人类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

网络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知识的组织、传递和获取，对人类的文化和政府的政策带来深刻的影响。传播作为联系信息生产、积累和获取的中心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网络传播作为信息交流、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使信息得以广泛散发、吸收和利用。网络传播在人类的信息流通过程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信息技术与手段的变革将对人类信息流通活动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1.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认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改变不了网络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2.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六、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在网络传播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得以体现，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运用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到经济投入、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网络传播学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

七、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垮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立刻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评介、研究的热潮，新闻传播学者亦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的变革性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

按照美国传播学者的定义，一种媒体使用的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使用的界限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国的网络用户已达6200万。因此，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的概念被提出。从1995年起，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将互联网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其网络作用方面。

1997年10月16日—17日，中国报刊月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3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进行的第一次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理论研讨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新闻媒体上网者很少，只有人民日报网络版、华声报电子版等少数中国新闻机构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主管给中国新闻界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体会。

1999年7月1—2日，中国记协在杭州主持召开了’99全国网络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5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网络版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30多家新闻机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10多家新闻机构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代表从近年来各自的网络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广泛交流了对网络信息传播各个领域的看法。

1.国外的研究

国外不少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些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NFDA1、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尼尔·巴雷特的《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查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等。

这些译著虽然并不能被看作是网络传播学的著作，只能说是相关著作，但是它们打开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眼界，促使中国人关注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其中《数字化生存》一书1998年被《新周刊》第53期评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2.国内著作

国内学者近年来，撰写了多种评介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专著。如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的是罗伊撰写的《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12月出版)由8位年轻学者执笔，共7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作为中国学者为网络时代立言的原创著作，继续推出的有萧琛撰写的《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陈炎撰写的《Internet改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等。

3.网络传播研究状况

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甚至连研究本身都与网络紧密结合，包括从网上获取资料、网上采访、网上调查等等。

新闻传播学者和直接从事网络传播的新闻传播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可分为以下方面：探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探讨网络传播与传统新闻传媒的关系，探讨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与经营，对国外网络传播法规的评介，对新闻从业人员使用网络状况的调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总起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4.网络传播学研究前瞻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传播业的蓬勃发展，为网络传播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互联网，传入中国，扩展了网络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可以预计网络传播学在21世纪必然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①匡文波．论网络出版物［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5.

②闵大洪．电子传媒的数字化浪潮［J］．国际新闻界，1997，(4).

③闵大洪．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现状及前瞻［Z］．“面向21世纪的传播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15日.

网络传播范文篇2

作品的网络传播问题起因是由于各国传统的版权法中都没有规定作品的“网络传播权”。不经作者同意将其作品上载并在网络传播的行为是否侵权？如果侵权，侵犯了作者何种权利？现有版权法找不到作者相关权利的规定，就没有侵权的依据。问题的核心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形式是否作者之外的人无权使用？也就是说，是否作者当然地具有对其作品的任何形式的使用权，无论是否法定。答案是肯定的。著作权一旦确定，一切对其使用行为，无论法律是否规定，都属于对该著作的利用，都应征得权利人同意。

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不同于著作权本身，法律没有确定的知识专有权，任何人都可无偿使用该知识产品不构成侵权，因为没有专有权就谈不上侵权。[1]（P80）然而，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作者仍然享有专有权，其他人不经许可不可以使用。一旦确定了专有权，作者将对专有权的任何使用形式进行垄断，无论这种形式是否被法律明文列出。数字时代带来的作品使用方式的增加不会改变版权法中私权保护的原则。[2]（P20）

然而，不及早确立作品的网络传播权，对禁止网络上不经许可对作品的上载、浏览、下载等行为只能一直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其作品的其它方式”（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终字第194号）。），对此种侵权行为就不能有效制止。此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中虽没有出现“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却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注：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唱片条约》第15条。）。为了实施WIPO制定的上述两个条约，美国参众两院于1998年8月4日投票表决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1998年10月28日由美国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该法将传统著作权延及数字化传输，确立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按照WCT和WPPT的解释，“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是指作者以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包括使公众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当然，“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中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网络传播权”。

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将作品的“网络传播权”确定为一种独立的著作权形式，司法判例也不能将网上侵犯著作权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的网络传播权，但是可以通过将此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来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网络传播使用。（注：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列出的作品的使用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此列举方式为非穷尽式列举，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权利形式也在增加。自印刷设备、复印机到网络，科技发展的历史就是著作权法增加权利形式以适应科技发展对版权冲击的历史。）为在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的“网络传播”，国内学者提出了有关网络传输权问题的种种观点，主要有：其一，将其归为复制权，认为“任何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的文件必须输入到WWW服务器的硬盘驱动器内，……，这个过程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3]（P405）。其二，主张将其归为传播权[4]（P90），同时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适当限制该权利的形式，因为“著作权作为一种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任何膨胀，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4]（P115）。其三，将其归为传播权，并且认为“我国版权保护中的传播权除表演权外都排除了容纳网络传输的可能，……，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材料司法保护的出路”[5]（P111）。其四，将其归为发行，认为“将网络传输作为一种发行行为，对传统的发行来讲，其原有的外延被拓展了。但笔者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也并不牵强”[6]（P378）。

上述学界观点各有利弊，但都有一个共性，即将网络传播行为归为版权法中已有的一个权利板块中，靠对该板块的扩大解释保护网络传播，而并没有试图为网络传输行为单独确立一个包含其所有子过程的概括权利，即“网络传输权”。自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虽然规定了“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该解释并未确定网络传输权，其对于作品网上的使用是通过将其归入“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进行保护的，笔者认为，这种保护方式只是过渡性的，其反映了目前对作品网上保护的不成熟和应急性。

二、网络传播行为的新视角：模糊行为理论

网络传播行为对原有著作权法最大的冲击是这一行为中包含了对作品的数字化、复制和向公众传播（注：向公众传播不同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赋予录音录像制作者仅有的两项权利是复制权和发行权，其中的“发行权”是指向公众提供具有固定载体的“硬”复制件（hardcopy），而网上的作品没有固定的载体，其固化过程是通过用户向自己磁盘介质下载完成的。）等多种使用作品的方式，在对这一行为进行归类时就会出现复制、播放、发行的模糊化。

传统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采用板块式方式，它将各种使用作品的方式进行分类，并作非穷尽式列举，每一种使用作品的方式就如同一个独立的板块，任何使用行为都可以方便地归到其中的一个板块内，以板块的名称称谓该使用行为。

从版权法的发展历史看，对作品使用方式的分类是由使用作品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使用作品的技术条件越落后，各使用作品的方式越具独立性，各板块间越不具关联性，使用方式的板块式保护越具可操作性。随着使用作品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品使用方式间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一种在较新技术条件下的作品使用往往跨越了已有著作权法对作品使用方式切割后的多个板块。在新技术引发的作品新使用方式出现后，著作权法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在其还来不及补充进新的权利形式之前，一

般采用一种权宜之计，即利用已有的权利形式来保护作品新的使用方式。具体做法是：从新的使用方式中解构出可以归类于已有权利板块的几种使用行为的组合，然后按照所归类的已有板块对新的使用方式进行定性并给予保护；待技术发展成熟后，作品的该种新使用方式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其权利义务关系也已基本明确时，再对原著作权法进行修改，将该使用方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使用方式并给予独立权利保护。“本世纪以来，应对新技术对版权法保护方式提出的变迁要求之普遍的做法是，把新问题纳入到旧的保护体系之中，当不能成功时才考虑创设一种新的规则。”[7]（P128）

信息传播发展的历史证明，人类利用信息获得满足的方式是由单感官刺激到多感官刺激进化的过程。在雕版印刷时代，对作品的利用方式只有出版；到了复印时代，作品除增加了新的使用方式外，各使用形式之间开始出现混合，作品使用方式的模糊化开始出现，但并不明显；到了广播电视时代，各种使用行为的混合程度加深，作品使用方式愈加模糊化，如广播就可以拆分为录音加传播，电视可拆分为录像加传播；到了数字时代，各板块之间的重合愈发加剧，新的使用方式更加模糊化，网络传播是数字化+上载（复制）+向公众传播+浏览（暂时复制[8]（P153））等一系列使用作品方式的混合。由于这种新的使用方式是多个原有板块混合的产物，将该使用方式当然地归入某一已有板块并按照此板块进行保护自然变得牵强，于是出现了作品的网络传播到底是发行还是广播的归类合理性讨论。

混合了多种板块使用方式的复合使用就是本文称的作品的模糊使用。它是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作品的一次使用中可以同时调动多种传播使用方式，在几种板块使用方式之间形成短暂连续的（如网络传播）或同时的（如多媒体）的复合。作品的模糊使用或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如网络传播），或者增加了信息的刺激方式（如多媒体）。后者是指作品同时作用于观赏者的多个感觉器官，信息获得者对作品的单感官接触由多感官接触取代，使观赏者同时产生多方位的刺激信号，极大提高作品感知效率（注：感知效率包括获得和使用作品的经济性以及功能性信息的使用效率或表现性信息的满足效率。表现性信息是指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产生某种感觉。如果说作为手段的话，它们仅是使人产生感觉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如图画、音乐；与之相对的另一类信息是功能性信息，其生成、发送、接收只是为了完成某一项功能，它是人们从事另一项行为、完成另一项事业的手段，而不是作为创造人们感觉的直接信息，如计算机程序、图纸、天气预报。），从而高效快速地获得满足。追求信息的多方式使用和多感官刺激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外在要求，因此作品的模糊使用是作品的使用方式随技术水平发展而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品的模糊使用可以牵强地归入已有板块中的一种，但是随着这种使用方式的普及，其独立于已有的任何一种板块将会是一种趋势。数字化时代将多种创作行为融于一部作品，又将作品多种使用方式在瞬时融进一个过程中，其即时性和模糊性使得从其中分别解构出各种板块行为进行单独保护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于是，新技术呼唤法律采用更集成的保护方式，创设一种将使用作品的多种权利集成在一起的整体的权利形式，作品模糊化的使用方式要求权利的集成保护形式。

三、传统版权法面对作品模糊化使用方式的困境

传统的版权法对一部作品采取分解保护的方式，即将任何一种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归为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各行为的一种或几种。（注：这是根据我国版权法对文字作品使用方式的列举，其他国家略有不同。）这种板块式的保护方式在数字化时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数字环境下作品的使用方式是多种使用方式的模糊化，很难拆分成版权法中列出的有限使用方式的组合，采用先拆分再保护的策略虽然尊重了作品使用方式的物理学上的客观事实，但是，拆分的后果是：为适应将新环境下作品的使用归类于原著作权法中的既有板块而不得不将传统版权法中的某些概念作扩大解释，这样就损害了原版权法中某些概念的内在严谨性，从而引起这些概念在界定其他行为时的模糊化。

以作品的网络传播过程为例，该过程包含有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等一系列子过程，按照时间先后进行分解，其物理顺序是：（1）用扫描仪将其读入计算机。这是对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属于网络传播的预备过程；（2）将数字化作品从用户硬盘上传至网络服务器硬盘，这是上载过程，属于永久性复制；（3）将数字化作品从网络服务器硬盘传送到目的地用户存储器，这是真正物理含义上的传输过程，属于临时存储；（4）一般的下载软件都会询问目的地用户：是在此处打开该文件，还是直接将其存入硬盘。如果目的地用户选择前者，则直接将数字化作品从存储器传至本机的显示器缓存，以使目的地用户能从显示器上看到还原的该作品，这是浏览，属于暂时复制的过程；如果目的地用户选择后者，则跳过浏览，进入后面的下载过程；（5）如果目的地用户要下载此文件，则需将存储器中的数字化作品存储到自己的硬盘上，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复制过程。

在上面的一系列过程中，只有1和4需要用户的参与，其他过程由机器自动地按顺序完成。由于机器进行的速度极快，用户几乎感觉不到过程的存在，更感觉不到过程中各阶段的衔接。以下通过对上述各子过程的分析来说明通过建立“网络传输权”对作品采取集成式保护的必要。

1.数字化

作品的数字化是指为将作品存储于如软盘、CD、VCD、CD—ROM等光、电、磁介质而对作品进行的符号化（注：见中国国家版权局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一条。），读取该作品时再进行逆操作，由该等介质上存储的符号还原为声像或文字作品。数字化可以在人工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独立完成，它是机器在显示和存储之间自身设立的一种联系，而用户通常没有必要接触数字化后的代码。作品数字化改变的只是存储依赖的物质形式，数字化作品没有原创性，不是新作品，因而单纯作品的数字化不应该享有版权。（注：如果是将多个作品进行编辑后再数字化，形成数字化的编辑作品，会因对作品的编辑而产生编辑权利，但并不是数字化权。）我国在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将数字化归为复制行为。（注：国家版权局1999年12月9日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二条规定“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的复制行为。”）

只是通过将数字化归类为“复制”，而不需单独规定“数字化权”就可以保护作者对作品数字化的权利。由此可见传统版权法在保护数字化行为上并不显捉襟见肘。④（注：在数字化行为出现后，虽然利用原有版权法中的复制权进行保护并不显得牵强，但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反对将数字化权归为复制权的意见主要是：数字化后的信息形式与原作品提供的

信息形式不同，而通常意义上的复制是指在与原作品存储介质同类的介质上备份原作品的信息。）其中的原因是，早在数字化行为出现之前，为适应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传统“复制”的含义已经扩展，由原来要求的对作品在相同介质上的原样照搬扩展为可以在不同介质上的变换方式的纪录，只要通过逆向操作过程可以重视作品即构成复制。[9]（P61）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录音、录像以及数字化过程这些变换介质型的复制与传统的复制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

变换介质型复制是一种混合行为，由相互连贯、交叉进行的两种行为组成：信号变换和存储。传统的复制不含信号变换，只是同一种信号在另一块相同介质上的存储。而变换介质型复制在存储之前要先将信号进行电磁变换，再存储在一种与原来不同的介质上，而且是边变换边存储，变换一段存储一段。因而，“变换介质型复制权”可分解成：信号变换权+变换后信号存储权。

对于这种混合行为采用“复制”板块保护仍然有效的原因是，信号变换行为和变换后信号的存储行为在时间上融合在一起，即已经模糊化，如果为了追求行为的精确化而拆分它们然后分开保护会变得既难以操作又不经济。因而，可以利用对传统复制权的扩大解释，用“复制”来涵盖新技术带来的这种模糊行为。

然而，追求行为的精确描述是科学精神在法律学上的一贯体现，一味地靠扩大解释概念来增大原有权利板块以求涵盖新技术带来的混合行为，并不是原有权利法案一直可以容忍的。一旦新技术带来的模糊行为超出了靠解释原有板块可以拓展的范围，确立独立的模糊行为方式从而保护集成权利就成为大势所趋。（注：例如，信号变换后直接传播，不经过存储，原有复制板块靠扩大解释也难于覆盖直接传播行为，而传统的传播权，不包括信号变换的过程，只是将同一种信号传播出去。这种情况下，只有创立“变换信号传播权”才可以对此种模糊行为进行保护。目前技术条件下，这样做并无必要。）

本文所称的“数字化权”是指单纯对原作品的代码化权利，而不像有些学者将数字化权定义为“在线权”或数字化代码的“使用权”[8]（P469），其实“在线权”正是本文所称的“网络传播权”，而数字化代码的“使用权”就是作品的使用权。

2.上载

上载是指将数字化的文件由用户端传至服务器硬盘上，或在服务器端直接将文件从外设拷贝到硬盘。第一种情况下的上载是由“传输+复制”构成的，用户先将数字化后的作品传至服务器，即上传，再在服务器处拷贝。第二种情况下的上载是由复制一个行为构成，它是网站人员将数字化后的作品拷至硬盘以供用户下载的过程。

由于上载过程中一定包含拷贝这个关键性的环节，而且传输过程和复制过程已经高度混合在一起，只要确立了复制权就可限制不经作者同意的上载行为，而无确立“上载权”之必要。

用复制权保护“上载权”的前提是传输和复制两行为的模糊化（注：这一点不同于上文提到的行为的模糊化引发的权利的集成保护，恰恰相反，在时间轴上重叠的模糊行为倒可以归为板块权利保护，而在时间轴上多个分离行为却可能导致集成权利的诞生，因此，行为在时间轴上的模糊化程度即是引起集成权利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模糊化行为本身。），一旦出现两者的可察觉性分离并且两行为的主体不同时，譬如，用户将数字化作品传至网站后由网站人员或机器选择是否复制，这种上载就是由用户的上传行为和网站的复制行为构成，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用复制板块保护“上载权”的。

出现上述情况后可采取三种方式来保护作者的“上载权”，其一，仍用复制权禁止网站端的复制，截断上载的终端，而不去理会用户的上传。这种保护方式只保护了一段，对共同侵权用户无法可依。其二，建立集成权利，即“上载权”，将两个主体分别实施的两个过程纳入一个权利范围之中，将两个主体作为共同侵权人。其三，确立“上传”的权利，将服务器端用复制权保护，而用户端用“网络传播权”保护。

3.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是指经过网络将数据由计算机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包括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的传输以及用户相互之间的传输。网络传播包含“传输+暂时复制”。所谓“暂时复制”，是指接收端计算机将数字化的作品存入存储器中，而不是直接存入硬盘。

目前，国际上保护网络传播行为的通行做法是扩大对“复制权”的解释，使之包含“暂时复制”，例如，WPPT中规定复制包括以任何手段和方式直接和间接的复制；①（注：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第11条。）这种方法其实是用“复制权”保护了“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然而，有些国家著作权法规定的复制权仅指有形载体上的复制行为，对于无形载体上的“临时复制”行为，有待扩大国内法对复制的解释才可用“复制权”保护“临时复制”。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对复制的解释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种复制是不包括临时复制的。1999年12月9日国家版权局为了保护数字化制品在其的《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中曾对“复制”进行了扩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是对制作数字化制品构成复制的扩大解释，并未扩大到存储器上的“临时复制”行为。可见，目前我国的复制概念还不包括临时复制的外延，因此我们实际上还不能使用“复制权”保护作者的网络传播。

虽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靠对复制概念的扩大解释保护网络传播，但是，由于存在下述两个理由，使得确立独立的“网络传播权”成为必要。其一，当网络传播由“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高度混合在一起时，靠保护“暂时复制”一个过程可以保护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但毕竟网络传播的核心过程是“传输”，而非“临时复制”，而“传输”这个核心过程并未受到保护。一旦两个过程分离，保护单纯的传输过程又变得无法可依了。其二，网上作品使用的各种方式中几乎都包含网络传播的过程，比如上载和下载。如果确立网络传播权，则有利于对一系列网上作品其它使用方式的保护。

4.下载

下载是指将数字化的文件由服务器硬盘传至用户终端的存储器上，再由用户将处于存储器中的数据拷贝到终端硬盘。下载包含“传输+暂时存储+永久存储”三个过程，其中关键的过程是永久存储。永久存储是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而“暂时存储”是指计算机收到网络传来的数据后临时存入其缓存器的过程。[2]（P77-81）由于缓存器在断电或意外情况下将会丢失且不具备关机后的恢复，这种临时存储属于上面讨论过的“临时复制”，是要靠复制概念的扩大解释才可包含的。

保护下载行为不需要建立专门的下载权，下载的核心是将数据存到硬盘的永久复制行为，利用保护复制权就可以控制下载行为。

5.浏览

浏览是对具体作品的“网上阅读”，是指将服务器硬盘上的内容存入显示

器的显存中，从而使显示器可以将传入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浏览包含两个过程：传输+暂时暂存。[10]（P177-183）如果要保护浏览，则要确立“网络传播权”或者“临时复制权”。

国际上通常不认为浏览构成侵权，理由是浏览构成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或者作者将作品上载行为本身就是允许他人浏览的默示许可。[8]（P159-162）我国既未确立网络传播权，又未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使之包含临时复制，因此我国从法律上并不限制浏览行为。那些建立了“临时复制权”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也对浏览中出现的临时复制认定为合理使用，从而消除对浏览的限制。

然而，如果作者在其作品中明确注明“禁止未经本人允许的浏览”，则就不能以合理使用或默示许可为理由允许浏览行为。那么，又能以什么方式限制这种浏览行为呢？显然不能利用确立“临时复制权”的方式，因为任何形式的浏览都是由“传输+暂时复制”两个过程构成，“临时复制权”将限制一切形式的浏览，包括合理使用的浏览。做好的办法是建立集成权利“网络传输权”，对于未经许可的数字化、上载、传输的侵权的源头进行限制，而对用户端的浏览行为本身并不禁止。这样，既不破坏合理使用原则，又能从源头上根本制止对注明“禁止未经本人允许的浏览”作品的浏览。

四、作品模糊使用和权利集成保护的法理学思考

在特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制定的版权法不可能预见到将来作品新的使用方式。那么，是不是在数字环境下原版权法已不再适用而有待由保护集成权利的法律取代呢？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4]（P9）目前对作品的普遍使用方式仍为板块式使用，数字时代引发的作品的模糊使用虽是趋势但尚未形成主流。因此，板块式的保护仍然必要，数字化时代需要版权法调整的是在原有板块保护的基础上增加集成权利以适应对作品模糊使用的保护。作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模糊使用有以下特点：

1.地域的模糊化——要求创设统一权利取代国际板块间兼容式保护

传统社会对作品的国际保护使用了国际公约的形式，国际公约保护的实质是建立各地域封闭式板块保护的兼容性。知识产权的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每一个主权板块之内都有仅限于该板块内的独特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1]（P427-437）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产品，需要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被买进卖出，这就需要各板块之间的兼容，于是各国开始签署协议相互承认对方板块内的保护方式，并将自己的保护给予外来的知识产品以作为对价。如果说在传统时代，作品在一次使用中不会涉及跨地域问题，各国不需考虑统一各板块的保护方式，只需靠着建立独立板块之间的兼容性就可以有效保护著作权的话，当技术发展到数字化时代，在作品的一次使用中就包含了国际因素，如果仍不考虑统一各板块内分离的保护方式，仍企图通过签几份国际协议以增加板块间的兼容性就可以保护版权的跨地域使用，未免天真。试想，即使撇开跨国电子商务问题不谈，只是从国外网站下载图片一个行为，就包含了适用哪国法律、在哪国起诉、判决后怎样在他国执行等一系列国际私法问题。[1]（P451-452）如果创设统一权利，替代板块及其国际兼容式的保护方式，这种权利的集成保护就如同在一个主权板块内一样有效。

“互联网络是一个由世界各国共同组成的一个跨国技术联盟。……‘网络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国家与地区界限，……”[11]（P234-235）网络的根本属性之一就是跨疆域性，它的内在要求是冲出国界，任何人为的板块式管理分割都将阻碍其发展。试想对于无视主权疆界的同一个网络行为，在不同的主权范围内对其按照各国的国内法中已有权利板块进行各自的拆分归类，人为地将物理上没有分割也不可能分割的网络世界进行观念上的分割，再按此分割后的板块进行管理，此种管理方式本身就违背了物理学意义上网络世界无疆域的客观属性。传统知识产权的典型使用方式是地域分割式的，其保护方式则是适应这一特性的主权板块式保护，但是如果生搬硬套这种保护方式来应付物理属性根本不同的网上作品，企图仅靠拆分归类和建立国际兼容性就可适用于这块崭新的“领土”，则是一种幻想。板块式保护对于无疆域的网络的爱莫能助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保护方式的主观划分疆域与保护客体的客观无疆域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束缚网络的发展。因此，“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更趋于向国际化或地区化发展”[4]（P27），网络呼唤创设各主权板块都承认的统一权利。

数字时代创设统一权利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已付诸实践，欧盟就是先行者。它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统一法令”：如《数据库保护指令》、《计算机软件保护指令》以及《电子商务示范法》和《多媒体保护指令》。虽然这些指令仍然带有严重的板块色彩，例如其并非是直接保护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律，而是通过要求按统一方式修改国内法来达到国内保护的统一。其本质仍是按照板块方式进行保护，只不过不是通过国际条约取得板块间的兼容而是将各板块本身进行了统一。这样做是考虑到了各国固有的司法体制的不同，现阶段企图在各国独立的司法体系下统一著作权的司法保护是不现实的。然而迈出这一步，即并不改变著作权的板块保护方式本身，而是创设统一的权利，已经是由板块保护向统一保护的飞跃。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取消板块保护创设统一权利，仍需时日，但这是由作品使用的网络无国界的物理属性决定的。

2.时间的模糊化——导致不可感知过程与实用主义法学的矛盾

作品在网上使用方式的模糊化还表现在各种使用方式同时糅合在一起，它们以电流的速度先后衔接，其时序是人所无法感知的，人所感知的只是我们对作品同时进行了多方式的使用。对于用户来说，网络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完整过程，对该过程的时序拆分只具有物理学上的研究意义。

下面我们讨论对该过程的拆分是否具有法律学上的意义。对一个快得几乎感知不到的过程进行时序的拆分，除了文学描写的需要（注：其目的是把时间放大以使任何短暂的过程都可被感知，从而建立超感觉的时空平台，以便将读者的视角拉入到这一拆分后的子过程中。）以及物理学上理论研究需要之外，对于其他学科，这一超越感知的时序拆分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意义（注：此处的意义指按照功利考察的意义，当一种行为没有实用性时，就称这种行为无意义。）。那么为什么法学家不厌其烦的要将这一过程进行时序上的拆分以寻求对每一个过程中的法律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呢？原因来自现有法律的缺陷：在现有的权利义务规范中找不到适用于网络传播整个瞬间过程的法律法规，而对此过程的保护又刻不容缓，因此只有将此过程拆分，将拆分片断归类于已有规范的管辖范围，从而应付对整个过程规范的燃眉之急。

这是法律面对技术快速发展的权宜之计。技术发展带来了立法时无法预料的新过程，法学家在现有法律中无法找到对整个过程的规范，现有法律在这一过程出现的初期还不能公平地分配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然而法律的实用性却要求在法学家搞清这一新过程的细节之前对其进行规治，这就给现有法律出了一个难题：让其规范一个不懂的事物。法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将该过程按照

物理学本身的时序进行拆分，并将拆分结果归类于已有的规范，从而可以套用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法律学上将一个几乎不能感知的过程执著地进行物理学上时序拆分的真正原因。

拆分加归类的保护方式看起来客观和精确，即按照过程本来的物理过程深入到事物内部进行保护，然而法律的效率和可操作性决定了它是一门实用的科学，追求客观和精确不是它的目的。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其目的在于通过分配的明确和相对公平、纠纷解决的高效和程序正义带来稳定的秩序。一部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创立的“精确”的法律，如果诉讼成本过高或者效率低下就不具有操作层面上的实用性，那是法学家实验室里的法律，不是实践中的法律。“法治回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12]（P149）

在一个具体过程中，是否有必要建立对权利的集成保护，存在法律的概括性、稳定性、立法成本和司法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建立权利的集成保护，必然支出立法成本、动摇原有权利板块整体规划的稳定性、减弱已有权利板块的概括性，但集成权利的确立会提高司法的效率，减少司法成本；相反，仍沿用传统的板块式保护，虽不必创设新的权利从而节省了立法成本，保证了原有权利板块势力范围划分的稳定性，但在司法中必须靠恰当归类才可套用某一权利板块，不仅纠纷双方对拆分及归类的恰当性争论会增加诉讼成本，而且随着法律对技术接纳和理解的加深，法律解释对拆分和归类的修正势必削弱司法的稳定性。在平衡了权利板块的整体规划、立法和司法成本的矛盾后，笔者认为是否创设新过程中的集成权力应依据利益平衡原则，视该过程的普遍性而定。对于一个罕见的过程（其极端情形就是个案），创设出的集成权力不具备重复使用的环境，这时应节约立法成本而不对这一过程单独立法，把是否具有权利的判断交给司法进行恰当归类并援引已有权利板块来解决，这就是对于罕见过程并不单独创设法律而是恰当归类的原因。按照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当一个过程频繁出现于社会生活中时，就有必要专门对其创设规范，否则对于大量的同类案件仍沿用恰当归类的方式来解决，必将损害司法的效率。

为频繁过程建立专门规范的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创设集成权利。将一个概括的权利赋予当事人，既节省了诉讼中对过程细节的拆分归类，避免对不可感知过程的逻辑分解游戏，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当事人将自身权利放置于整个过程中通盘考虑，不会担心因过程的物理分解而使权利分解后，对每一个拆分权利重新确权带来的权利丧失的可能，更有利于集成权利人自由地、高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建立集成权利保护的实质就是：对于感知不到的过程，在确权时忽略过程中的步骤，不去探讨过程拆分后每一个阶段的权利归属，而只对整个过程确立一个权利，即过程的集成权利。避免概念的归类游戏，“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13]（P26）的理念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法学方法论。对于网络传播权问题，法律的效率性要求给出迅速且明确的回答：“作者是否具有在网络上传输其作品的垄断权？”而不是通过分解网络传播的过程、考虑已有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并对某些概念作扩大解释，再运用类比归类，借用已有法律中若干权利组合来涵盖被拆分成多个片断的一个瞬时过程。

建立过程的集成权利是技术发展到过程不可感知且分解不经济后对过程规范的必然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创造的过程必将更加模糊和短暂，靠将该过程分解、归类、扩大解释已有权利板块、然后再进行确权的板块式保护势必严重加大司法成本，而且这种保护方式由于以下原因变得越来越难于操作：过程的模糊化引起的拆分困难；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拆分后的子过程和传统权利板块之间的可比性减少；对已有权利板块的扩大解释对原法律内在严谨性的损害等等。

随着立法者对原本陌生的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认识的加深，以及该过程中的纠纷逐渐增多后引起的人们对司法效率的关注，创设对于过程的集成权利保护成为趋势。

3.行为的模糊化——产生用概括规范确立集成权利的司法操作性要求

建立集成权利不仅是由于过程本身短暂到不可感知从而使得拆分违背了司法社会控制的目的，还由于各子过程中不同行为之间高度的复合化使得拆分在操作层面难于进行或极为不经济。“版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而且它从来就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术语。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根据新技术带来的变化解释版权的经济意义之变化，才能够设计出令贡献者和公众都满意的产权规则。”[7]（P129）各子过程中不同行为间的复合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该过程中独立行为的模糊化。例如，网络传播过程包含的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在几乎感知不到的时间里高度复合，每一个单独的行为在跟其它行为快速衔接后变得模糊不清，独立分解出来分别规范既不经济也不好操作。因此，将全部网络传播行为作为一个复合行为对待比为了追求物理学上的客观真实而拆分它更能体现司法的效率。

法律“应当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14]（P317），对于这门讲究操作效率和成本的实用性学科，拆分瞬时复合在一起的行为并没有操作层面的意义，不如将这些行为概括为一个虚拟行为，即网络传播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更能体现规范的效率。另一方面，从司法的成本出发，也需要确立一个集成的权利，即网络传播权，以此规范网络传播中的一系列行为，而不是对其中的每个行为分别规范。

对复合行为的模糊规范是以牺牲规范的准确性为代价的。如果建立对过程的精确规范，则应规范该过程中包含的每一个具体行为，但这除具有理论研究上追求客观真实的科学精神以外，并无多少操作层面的意义，因为建立对一系列复合行为的概括规范已经足以有效控制司法实践中一直以复合面貌出现的该模糊行为。

当然，如果复合行为中的某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则可为此行为单独建立规范。例如，虽然在对网络传播行为规范时不必单独规范其中的上载行为，只需为包含上载行为的复合行为（即网络传播）建立一个概括规范（即确立集成的网络传播权），而不必深究上载行为本身应符合怎样的规范；但是由于上载行为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过程（注：例如，服务器端管理员将作品拷贝至服务器供用户下载构成独立的上载行为。），因此为规范该过程应建立对上载行为的单独规范。（注：目前是靠对复制权的扩大解释而将上载纳入复制的外延中。）应注意的是，建立对上载行为的单独规范并不否认在对网络传播过程作概括规范时不企图规范其中上载行为的结论，因为集成权利的本质是为过程建立权利，而不企图拆分过程套用权利，既然网络传输（包括上载）和单独上载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就为这两个过程分别确立两个独立的权利：网络传输权和复制权。

五、结论

作品的网络传播过程包含数字化、上载、传输、浏览和下载等一系列子过程，每一个子过程同时也是一次独立的对作品的使用。作品网络传输中使用方式的模糊化表现在上述子过程构成的使用方式同时糅合在一起，它们在时间上的顺序性往往是人所无

法感知的，对该过程的拆分只具有物理学上的研究意义，没有法学上的实用意义。

版权的板块式保护适合于分类行为时代，其对于作品新的使用方式采取按时间拆分、再把拆分后的子过程归类于版权法中已有的权利范畴，使用已有的权利组合保护新的使用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已经不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它是法学家对于新技术带来的作品的新的使用方式，一时无法准确应对时，利用已有的的权利义务板块规范新的社会关系的权宜之计。

数字时代作品的使用表现为地域、时间和行为的模糊化。地域的模糊化要求创设统一权利取代国际板块间兼容式保护，时间的模糊化导致司法时拆分不可感知过程与实用主义法学的矛盾，行为的模糊化产生了用概括规范确立集成权利的司法操作性要求。

在一个具体过程中，应利用利益平衡原则判定是否应当确立权利的集成保护，解决法律的概括性、稳定性、立法成本以及司法实用性之间的矛盾。对于作品复合化和模糊化的使用方式，板块式保护不具有司法的经济性，应建立版权的集成保护，即不再采取拆分加归类的保护方式，而是为包含数个子过程的使用方式确立一个集成的权利，如网络传播权。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袁泳。数字版权[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李冬涛。从一起著作权侵权案看来自网络空间的挑战[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三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张平。网络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问题透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5]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徐洁玲。国际互联网环境下有关版权问题的探讨[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刘茂林。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8]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应明。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加]大卫。约翰斯顿。在线游戏规则——网络时代的11个法律问题[M].张明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11]严耕。网络伦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12]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A].苏力。阅读秩序[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网络传播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传播；新闻编辑；用户参与性；精准性

1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和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特点

1.1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特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纷纷进行互联网化转型，通过构建新的传播模式来传递新闻信息。而传统媒体作为社会新闻传播的主力军，主要以深度的新闻事件解析和信息播报来获得社会的关注，大多以文字、图片、文章的形式来传递新闻信息，尽可能满足社会用户的好奇心。传统媒体的新闻播报是一个比效率的过程，当新闻事件发生后，媒体若能第一时间获取新闻素材，整理为新闻信息快速播报出去，就有可能获取较大的社会反响。简单而言，新闻信息的传递效率越高，速度越快，用户的反响就越强烈，媒体获得的社会知名度就越高。只有对新闻事实及时报道，增强其时效性，新闻的内容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新闻价值也就越高。受到地理环境时空分布的影响，新闻信息会随着新闻事件地点产生的距离产生等效递增，或是等效递减。例如，广州市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广州市内有较高的关注度，而在广东省境内，随着地域面积的扩大，用户关注度会有所下降，放在全国范围内，用户关注度会达到等效极限值，处于最低水平。所以，新闻的时效性和地域性是传统媒体新闻信息的两个支点，传统媒体也正是基于新闻信息的等效时间价值和新闻价值传递信息的。1.2网络传播的主要特点。近年来，移动智能设备不断普及，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交互功能，新闻信息的传播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全面突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也实现了数据传输与人机交互，满足了用户获取新闻的需求。同时，互联网的产生与运用也让新闻由时段节目转变成为全地域、全时段的个性化节目，用户完全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选择新闻进行阅读浏览。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各大新闻媒体而言，只要新闻信息不曾推送出去，那么依旧有机会对新闻的内容进行修改，能够实现每小时和每日更新，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同时，对于重要的新闻信息或新闻事件，新闻编辑人员完全可借助移动终端或是智能手机实现修改，这不仅有效提升了新闻内容的修改、编辑效率，更有利于提高新闻信息的推送效率，让新闻信息借助网络媒体实现多元化共享。

2网络传播给新闻编辑带来的影响

2.1新闻编辑更加多元化。网络传播模式下的新闻编辑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以音视频、有声读物、动态图片、个性化文章为主的新闻信息成为受众阅读的主要形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载体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新闻编辑人员不仅要紧密贴合受众的兴趣进行编辑，也要将更多个性化的元素融入其中。知识信息时代，用户的兴趣更加多元，缺少必要的个性化新闻元素是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2.2新闻编辑的用户参与性更强。在网络时代，新闻编辑的用户参与性更强，用户的兴趣逐渐会成为新闻编辑的关注点，很多与新闻编辑有关的工作必须要围绕用户的兴趣展开。互联网贯通了全世界，让地球成了村落，用户“足不出门可知天下事”这种新的信息生态逐渐演变成了社交生态圈，用户居于生态圈的核心位置，处于自主参与和互动角色之间来接受新闻信息。对于互联网时代中的新闻媒体来说，用户的兴趣就是新闻编辑的出发点，是新闻信息价值及时效性显现的重要动力。为了有效顺应用户的这种个性化趋向，新闻编辑逐渐趋向用户信息搜集、兴趣调查，通过判定用户的新闻阅读兴趣来编辑新闻信息2.3定制化新闻编辑增强了新闻投。送的精准性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在网络大数据的引导下，以社会化新闻信息编辑的定制化,增强了新闻投送的精准性。现代传播学认为：“最好的新闻传播方式是依据用户或者群体特性，量身打造的定制化服务模式，只有基于群体用户的需求特点，分析其需求变化，找到信息传递的途径，才能优化新闻传播体系，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数据。”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形成的新闻编辑机制，不仅能针对用户需求进行判断，还能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和生活群体的特征对推送的新闻信息进行精准定位。因为，社会个体用户的需求不同，其信息接收方式和习惯也是不同的，要想有效提高新闻编辑效果，就要更加重视新闻投递的准确性，依据用户需求，精准、快速投递。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编辑由趋向大众化的阅览趋势，逐渐转变为面向小众群体和个体化兴趣的新闻编辑机制。

3互联网时代新闻编辑模式的创新途径

针对网络传播给新闻编辑带来的影响，就要找到相应的创新途径，融合新技术、新方法对已有编辑模式进行创新和调整，进而提高新闻信息编辑效率。3.1针对新闻资源进行挖掘。在信息时代，新闻编辑要注重对数据挖掘的针对性。大数据平台只是一个面向主题服务的工具，具有信息集成和分析的功能，但是其服务的不确定性、主题的针对性，限制了新闻信息的编辑效率。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用户需求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是提高新闻编辑效率的有效途径。应利用集群环境下的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技术，将各类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按照群体目标、受众形式、新闻传播方式、媒介特征等多维角度分析其内在联系，对新闻信息进行综合整合和管理，要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用有价值的新闻数据，为新闻编辑在不同技术层面、不同平台系统提供信息资源支撑。3.2新闻编辑要变革理念。针对网络传播给新闻编辑带来的影响，顺应新闻信息传播形式的变化，新闻编辑要转变采编理念，根据互联网技术创新新闻编辑模式。互联网技术在新闻编辑领域中的应用给传统的新闻采编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要认识到原有新闻编辑方法的局限性，结合大数据技术，改变传统信息采编理念，以适应媒体行业的发展。新闻编辑是生产新闻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分析，增强预测分析体系建设，这是传统媒体应对大数据技术带来变革的有效途径。同时，新闻编辑要在思维上有所突破，在原有的编辑模式上有所创新，新闻价值是衡量新闻信息影响力的唯一标准，记者判断新闻价值不仅仅要依靠新闻事件本身的内容和自身的经验，也要根据用户的兴趣进行分析。

4结语

网络传播给新闻编辑在用户主体参与、内容分发、编辑形式上带来了影响，为了推进传统媒体向现代新媒体转型，传统媒体有必要融合新技术、新方法，采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重新构建新闻编辑网络，依据用户兴趣编辑新闻信息，提升新闻信息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师维.如何强化新闻网站编辑的社会责任意识[J].新媒体研究,2015(3):21-23.

[2]郝倩倩.浅谈网站新闻编辑应具备的素质[J].新闻传播,2015(6):33-34.

网络传播范文篇4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均起步较晚，甚至有在争取“入关”“入世”过程中被发达国家“赶”着提高保护水平，特别是被美国通过四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牵”着走过来的感觉。入世前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不断攀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的保护水平。由于这是我国学界权威与司法、行政自觉不自觉的一次联手行动，故，直到2003年初，当超越TRIPS最低标准的“强保护”在社会实践面前显得尴尬的时候，有关评论也仅仅认为是过去偏于落后，现今“致力于提高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原因，轻描淡写，并不涉及“攀高”与“超标”的社会背景与人为因素。相反，对一些学者在入世前后从中国立法与实践出发论证与批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则指责为“多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利益不利的角度出发，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与理论上的说服力”（费兰芳，2003）。当然，学术争鸣，各抒己见，轩辕难定；只是，评论过去，当有一定之规，且以不失偏颇为宜。我国2000年学界出现某些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的学说，联系实际，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TRIPS协定的最低标准以及我国弱势群体诸多方面予以论证（沈木珠，2002），须知要突破我国知识产权界的某些藩篱而发表某些零碎的不同见解，这在中国入世前已属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那些具学理上深入分析的有理论建树的一家之言。

二、劳伦斯·莱格斯关于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论述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格斯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代码及网络空间法》、《未来的观念》两部专著，并发表了一些文稿，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限制提出新的见解，提出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必须对之加以改革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理论。劳伦斯？莱格斯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基于其对因特网对美国社会格局影响的分析。他认为因特网的出现冲击并瓦解了以古典经济学和自由民主为基石、崇尚个人主义的传统社会，使世界呈现互联、开放的崭新面貌，特别是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逐步产生了一个资源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共产权与全民所有代替了私人产权与个人主义，人们在其中交流细节不再是经济的或法律的程序，而是资源的共享。

网络的公共领域，属于新型的公共领域，劳伦斯·莱格斯借鉴了YochBellkler教授的三层次社会模型将之分为内容层、物理层与逻辑层。基于此，劳伦斯？莱格斯坚决支持开放源代码运动，并对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中的反规避条款[2]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法案是好莱坞、RIAA等商业集团运作推动的产物，它将代码变成了法律，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原则。

在具体对策与具体法条的修订上，劳伦斯？莱格斯也分别从物理、逻辑、内容三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在物理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限制诸如AOL、WARNER等集团公司的寡头垄断；在逻辑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通过改革公司与分配规则进行维护；在内容层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应修订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扩展与丰富公共领域的范围，有效抵抗利益集团的垄断，保护网络创造者、使用者的利益。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之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理论应当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三、我国学者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论探讨与趋势

我国学界，目前遑论提出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理论，就是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探讨，也是2000年较多出现对知识产权判例的批评而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中国学者考虑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一般无法跳出反垄断的框架，即在一批反垄断专家的论述中，从反垄断的角度提出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并作分析，如中国社科院反垄断专家王晓晔教授等。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一般较少系统研究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问题，更绝少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提出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的一代知识产权权威与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关系过分密切的缘故。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界这四“位”认识一体，舆论一律，无疑已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学术争鸣与发展构成了影响。

迄今中国学界对知识产权滥用提出批评，力主限制的并不是知识产权的圈里人，而是被称为平民学者（陈虹伟，2002）的沈木珠教授。沈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法，但也对知识产权领域颇为关注。早在1999年，她便对“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3]，上海“天美时”闹钟侵犯日本著作权等案的判决做出完全不同解释[4]，得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攀高”与“超标”的结论，进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及中国修订著作权法作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尽管声音微弱且为权威刊物所封杀，不能有效影响有关法律条文的修订，但毕竟使中国知识产权学界在舆论一律的景况中出现一种不同声音，并由历史证明了这份思考的价值。2002年12月一份来自发达国家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上正式发表。这份由英国政府赞助，由“知识产权委员会”（CTPR）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报告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来制定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不应该盲从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和措施；因为即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稍微提升，都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和知识产品的扩散。报告体现的正义精神和主要观点，与我国两年前知识产权研究这支“支流”与另类不谋而合。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以发达国家的条件和能力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得出在知识产权几个涉及的相关领域，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吃亏的结论。报告把中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一方面是因为整体技术力量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中60%最贫穷的人是中国人。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之高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在中国入世一周年WTO专家组的例行年检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专家们认为可以免于审查的。然而，对发达国家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跨国巨头超越实际的不合理定价，报告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呼吁发展中国家限制知识

产权的滥用，认为在发达国家，对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有复杂和周全的法律制度来制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伤害，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冲击和伤害的原因。

四、目前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偏高的因素分析

《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该法出台后，中国无论是相邻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社会舆论，均存在使正在制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办法》保护水平偏高的可能。

1.相邻立法方面

同为《著作权法》第58条指定由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修订时正值我国加入WTO，知识产权保护相互“竞高”与“超标”之时，其中的权利限制条款，就比《著作权法》缩减了许多。如《著作权法》基本保留了原《著作权法》“权利的限制”的内容，新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则删去原《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2条的内容：“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当说明该软件的名称、开发者，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依本条例所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该复制品使用完毕后，应当妥善保管、收回或者销毁，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者向他人提供”，新设第17条：“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这里的“学习和研究”，局限在学习研究该“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上，与原条例的学习研究的内涵与范围完全不同。此外，“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需要的复制，则完全不作考虑。这种提高软件著作权保护水平的做法，可能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的制订。

2.司法保护方面

在有案可查的网络著作权纠纷第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18号中，就表现出明显的就高不就低的法律适用趋向，这就是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侵犯著作权案。姑且不论该案本当遵循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成都市有关法院审理，[5]就是在判决被侵权上也显见开了惩罚之风。该案判决之时，我国并无明确具体的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可供适用，法官判决可依据的，乃从原《著作权法》第11条与第46条的部分规定引伸而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已经发表的文章《戏说MAYA》上载供阅读下载属于侵权；而且，原告以无方名义发表时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被告不能适用《著作权法》第32条的“可以转载”，但须“支付报酬”的规定。然而，如何惩罚，《著作权法》与实施细则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关案例可以援引。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被告的“主观故意”显见不妥。特别是惩罚性赔偿金693元，是按国家规定的应付稿酬231元的3倍，属判决无据。若按此比例，陈兴良一案的赔偿金与稿酬，就远不是8万元了。因此，我们以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第一案的经济赔偿，开了一个巨额赔偿的先例。

如果说陈卫华案在维护作者对作品专有权方面作出新的探讨，即从传统的网下侵权向网上延伸的话，那么，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则将这种保护的法律依据作出新的解释，对法律适用作出新的运用。如针对被告提出的“我国法律对在国际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取得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没有任何规定，法院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作品载体形式、使用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影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所明确的作品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看到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存在的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作品载体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张，因此，应当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作品传播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利。因此，被告作为网络内容提供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以上判决文字要阐述的，实际上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许超先生在第三届海峡知识产权学术交流研讨会上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与著作权的关系》所表述的：“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传播权，但是著作权法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使用作品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法律列举的方式外，凡公开利用作品，都属于作品的使用。立法时采取列举的形式，而没有采取列尽的形式，是由于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一旦出现新的使用方式，至少可以由现行法律中的‘等’字来予以调整。”（张玉瑞，2000）张玉瑞先生更是一言中的：“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

以上判词与断论，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前瞻性。但应当指出，这种前瞻，也仅仅局限于对学术研究而言。这里的问题在于，法官的判决与学者的研究，甚至社会的舆论不应当混为一谈。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院判决当依据法律，而不是依据法律外的官员与学者的言论。如果原《著作权法》一个“等”字便可以调整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诸多问题，2001年我国大可不必对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做出增补。王蒙一案判决起码有两个地方是含糊的：一是被告所强调的“刊载原告作品的行为仅属于‘使用他人作品未支付报酬’的问题”，判决书避而不答。二是被告赔偿王蒙经济损失1680元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66元，这经济损失指的是稿酬，还是经济惩罚金？比较陈卫华案，24427字的《坚硬的稀粥》被上网，1680元似乎是未付稿酬。然而，判决书上强调的是“经济损失”；作为经济损失，1680元的数字似乎又少了一些。尽管王蒙案的赔偿金按侵权字数的比例不如陈卫华案高，然而，在社会影响与对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权的保护力度上，无疑比陈卫华案大出许多，仅仅是其在法律上尚没有直接适用条文，却在判决书上言之凿凿，似乎现有法律对网上侵权真的“已经足够”所酿造的气势，就足以使陈卫华案相形见绌。两案相比，陈卫华案的判决，似乎在法理上是“蹩脚”的，然也因这蹩脚，却使陈卫华案的判决显得不那么强词夺理。两年后，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出台，宋木文（2002）在论其修改时终于承认，“法院在审理六作家（包括王蒙）案件中，由于在著作权法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只好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宣判王蒙等作家胜诉。”

这种法无依据而变通判决的事情，在西方法制国家似难以通行无阻，如美国合众国诉麻省理工大学生莱马奇亚案。法官造法的学理并不是说法官可以离开法律凭空做出判决。我国在法无依据的情况下变通裁决，说明了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从一开始就恃强势，并呈现一丁点儿霸气。这种霸气，一直延续到著作权法修订后的陈兴良案。陈案的霸气表现在对数字图书馆视同第四媒体的强行分析上：本案中，被告某数字图书馆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将原告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但却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接触作品的人数，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同时在该过程中被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胡鸿高、赵丽梅，2003）。

从王蒙案到陈兴良案，中国司法借名人造势的策略显而可见。这种策略的运用，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华大地上应该说是十分成功的，对推进立法与司法改革也不无作用；但是，如果对名人与凡人使用不同的做法，适用不同的法律，必然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笔者以为，美国对数字图书馆某些例外条款的规定，虽然不定全适用于我国，但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社会舆论方面

自《著作权法》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来，尽管司法界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的保护总体上仍呈攀高趋势，社会舆论却对之表示不甚满意。这种不满意表现有三：

其一，夸大网络信息侵权的范围、程度与作用，强调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比任何问题更大，更混乱，更复杂，“大量的上网作品并未征得版权所有者的同意”，“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用户正在利用MP3、Napster及其他技术，通过互联网共享各种资源，其中不仅包括音乐、电影和软件，还包括刺绣图案，而且他们通常并不支付这种权利应支付的费用”，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信息上网，也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供侵犯的丰富资源。”（王蕾，2002）姑且不论这种舆论重墨描绘网络传播负面作用并不符合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实际，仅就上述言论分析，已可见其实际上并不能正确认识权利保护与资源共享的关系，特别是把数以百万计的最终用户中无数的合理使用，也视同为侵权行为而深恶痛绝。

其二，夸大法律与司法的作用，强调通过法律途径给“网上一大抄”的侵权者以严厉的惩罚，特别是2002年1月24日中国最有势力的门户网站新浪状告搜狐网剽窃、抄袭之后，舆论界对这两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碰撞拼杀从规范网上行为提高到树立“网上侵权难逃严惩”的高度来进行认识，有律师甚至鼓励“网络界的‘大腕’‘小腕’们都来寻求法律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认为这类诉讼多起来，网络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有的记者还对该事件作进一步分析，认为世贸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不严惩侵权者“那就背离了世贸组织，也背离了我国入世的初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等（侯召迅，2002）。这种舆论的一点论倾向明显。姑且不说法律不可能完全解决网络行为的规范问题，一个国家的网络规范与该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都有密切的关系，指望通过诉讼和法律的惩治，“一网打尽”不规范行为乃一厢情愿，更何况在几乎没有不抄袭他人网站作品的情况下，国家就是再增加10倍的司法力量也无法处理所有的网上侵权纠纷。平心而论，“网上一大抄”事出有因，在网络出版制度无根、法制不健全、绝大多数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及建立自己的新闻队伍之前，除非宣布关门大吉，否则，不抄袭他人新闻与作品，岂非得在自己网页上开天窗。当法律惩治所有抄袭、剽窃行为且处以重罚时，网站关门了，网络经济萎缩，难道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象吗？矫枉过正的古训是辩证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为了“矫枉”而打杀一切，特别是对新兴网络上的侵权行为，惩罚可以，从严与从重在目前则大可不必。网络的规范，除了法律途经之外，还有道德观念的重塑、文化氛围的熏陶。在维护网络法律，伸张正义的同时，也要给出时间，让网络经营者提高认识，律己律人。这样，于国于民，才能真正地“有莫大的好处”。浙江大学研究生吴风（2001）论及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值得参考：“法律是最昂贵的社会组织工具，它的作用常常产生在事后，这就使法律失去了人们可信赖的共同期望，人们不能指望有法律的存在就能杜绝违法行为的产生，而道德如亚当？斯密所说，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道德的实质就是同情心，就是对同胞的爱和对我利益的克制，这是受个人利益支配的命令，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道德自律对媒介或对传播者作用大于法律的作用。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变的丰富多彩，才会运转有序，才会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笔者不认为这段话没有片面性，但认为这段话可以克服上述鼓吹什么都来打官司的言论的片面性。在中国，司法途径的代价已经越来越高，已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承受的了。看不到这一点，不能体恤弱势群体的利益，可能走上另一种形而上学。

其三，有意无意地强调新著作权法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新《著作权法》出台，政府官员在论及其比原法缩小了合理使用范围时，一般都采取肯定的态度，甚至为之寻找合理根据、合理解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沈仁于先生就曾于2001年11月16日发表讲话，为新《著作权法》缩小合理使用范围一事做出解释和圈定：根据伯尔尼公约关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合理使用”他人作品“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可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又作了限制，例如：将原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新闻媒体为报道时事新闻“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改为“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第4款新闻媒体刊登或播放其他新闻媒体“已经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改为“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而且规定“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又如，将原著作权13条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改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的法定许可。

此后，一方面由于新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官方盖棺之论，学术界很少有人探讨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是否出现问题。特别是对网上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尽管因网络新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发达国家均在不断地丰富和创新本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但在中国，似乎仍然是一个不是禁区的禁区。其实，《著作权法》缩小合理使用的范围，意味着《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将提高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水平。事实上中国司法近年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相当部分采取要么侵权要么不侵权的简单判决法，已比《著作权法》更进一步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这种是与否的简单化，有碍于网上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注释：

[1]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1995年《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建议》报告的思路和做法。

[2]反规避条款指通过创建代码工具，用以规避被设定用来保护内容的代码，将被重罚。我国新著作权法也增设了反规避条款。

[3]香港Pu公司状告广州雅芳公司一案，广东高院一审做出被告赔偿原告1200万美元判决，成为中国知识产权案判决赔偿最高的案件。

[4]参见唐广良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1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沈木珠的两篇文章。

[5]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

侵权结果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和被告住所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陈卫华案显非“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

参考文献：

[1]寿步。试论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费兰芳。劳伦斯？莱格斯网络知识产权思想述评[J].电子知识产权，2003（1）。

[3]沈木珠。WTO与中国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陈虹伟。平民学者，治学为公[N].法制日报，20020214。

[5]卢映西。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新视觉[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2）。

[6]胡鸿高，赵丽梅。网络典型案例与法律法规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张玉瑞。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8]宋木文。关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J].出版科学，2002（1）。

[9]苏号朋。美国商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10]王蕾。论网络传播的负面影响[Z].20021120，http：gbcontent20021120content＿465.htm.

网络传播范文篇5

2002年4月1日，陈兴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是《当代刑法新视界》等三部著作的著作权人，2001年12月在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数图公司)的网站上发现该作品被上载，读者付费后可以阅读并下载其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数图公司一再表示，该公司基本上属于公益型事业，目前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版权保护系统，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广大公众的需求。这是我国第一起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侵权案，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国内外网络传输权的设定

(一)向公众传播权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

1998年10月28日，美国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没有就数字化网络传输作出规定。美国知识产权小组对现行版权法下“发行权”赋予了新的含义，承认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从而涵盖网络传输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中实施条例对这几种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囿于当时的法制背景以及社会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再次受到挑战。判例法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发生的判例赋予法律丰富的内涵，而我国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基本还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对网络上登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权利人的复制权是否包括将作品上网在网络界、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六作家案是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探讨，衡平了作者、社会公众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分配，对复制权的含义有所丰富。虽然也提出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的初步设想，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下，只能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2000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从中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但对于利益平衡的另一方即著作权人和作品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2001年10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利之一。

三、关于作品的合理使用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充分给予成员国权力来自行划定合理使用的范畴。作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不断繁荣创新的著作权法离不开国家的整个文明进步，公共政策是权利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也正是如此多的国家加入公约的诱因。

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为保存资料目的可以将作品做数字化复制等，图书馆对作品做三个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品，在同一个时间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体系中，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

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时事报道、教学目的、执行公务、免费表演等情形。其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

四、关于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

需要海量信息的网络界，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向?法定许可是否成为惟一的筹码?即使用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著作权法中对图书报刊的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都可以适用法定许可的条款(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伯尔尼公约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不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著作权人，即使用时上述作品仍须征得同意并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这几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媒体在进行正常运转时的特殊情况。法定许可针对的虽然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如果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在一一征得权利人许可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必然会造成信息的迟延，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大家更为广泛的掌握新闻动向。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我们方便及时地了解社会最新的动态，可以说，大量的宣传报道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也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吻合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本意。

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看，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第四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深深透着媒体的共性，还带有更浓厚的独有的特性。通过网络交流，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置身于网络空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著作权法或者解释，对网站摘编、转载都有一定量的限制，它所适应的范围和报刊杂志一样。对比王蒙六作家案和数图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不难看出，网站将权利人的整部著作复制上网，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超乎一定程度的量变也必然造成对规定初衷的违背。图书出版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制，网站整部作品的使用将不仅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还要涉及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的第三方，也必将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焦点是擅自将作品登载在网上并允许读者有偿下载使用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权利人有无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存在?即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该作品，也不必支付报酬。将作品登载于网上有无法定许可等其他免责情形?一般来说，如没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条款，侵权者就只得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赋予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在网上使用其作品，同时赋予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权利。这样看来，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一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是适格的。

网络传播范文篇6

网络在中国落地是在1994年4月，到1997年底中国因特网用户超过60万，比上一年增长了600%。2004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了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到2003年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了7950万，居世界第二位。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数据惊人，但是背后却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仅有6.1％，低于互联网普及阶段的10％，比9.72％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的大背景,可见中国的网络发展的也不见得有多迅猛。再来对比下我国的传统媒介。目前，我国约有近2000种公开发行的报纸，4000多家电台、电视台，8000多种期刊杂志和两家通讯社。显而易见目前为止在中国传统媒介还是占领着绝对的优势。以中国最发达的上海为例：2002年就"网民"获知重要新闻（"东方网"开通）的渠道，作了调查，发现：80%的"网民"知道这一新生事物；而其中，三大传统媒介作为第一渠道的比例合计达76.5%，与此相对，网络仅占12.9%。从个人主业的情况看，93.4%的"网民"没有个人主页，拥有者仅为6.6%，但"经常使用"者不到2%；从电子邮件的情况看，虽然有超过八成（80.3%）的人使用，但"经常使用"者仅为34.4%，"使用频率一般"者（26.2%）与"很少使用"者（19.7%）合计达45.9%；多数"网民"对一些网络术语还不甚了解。例如，对于"烘培鸡"（homepage）和"见光死"（比喻"网恋"双方第一次相见即大失所望、中断来往）的含义，回答正确者分别只占21.9%和31。2%；但对于"第一次亲密接触"（网络小说名）、"爱虫"（一种电脑病毒）的正确回答率，则上升为52.5%和73.8%。需要指出，后两个词语恰好是大众媒介较多提及的，这应该不是巧合，再一次证明了传统媒介的威力依然强大。可见网络对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这在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似乎有那么点滞后，但是如果从我国国情出发就一点都不难理解。

第一经济原因。首先要上网你没有电脑起码也要有手机，这里以电脑为例。配备一个电脑至少需要3000元左右。上网拨号费用至少几块钱一个小时。还不包括维持电脑运转的电费。虽说中国的人均收入截止到2003年达到1000美元，也只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加上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2002年的数据就为3.11∶1。现在肯定更为扩大。人均收入还处于中下水平。很多地区就连几百块就可以买到的电视都没有普及网络又怎么会有机会触及到他们的生活呢？在中国东西收入相差很大，农村人口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所以说网络在中国普及是非常不现实的说法。连设备都没有普及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介的影响又从何谈起？经济水平直接导致教育水平，在对网民受教度程度调查上发现网民的教育程度基本在高中以上。但是传统媒介的受众就不受这种限制。所以显而易见网络需要设备经济基础更加需要一定的技术去操作甚至很多时候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这个门槛在中国不具有普及性。

第二传统观念阻碍网络影响。网络是新兴技术，第十四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6.8%，其次是18岁以下的网民(17.3%)和25～30岁的网民(16.4%)，30岁以上的网民随着年龄的增加所占比例相应减少：31～35岁的网民占到11.5%，36～40岁的占到7.3%，41～50岁的为6.7%，还有4.0%的网民在50岁以上(如图3所示)。35岁及以下的网民占82.0%，35岁以上的网民占18.0%，网民在结构上仍然呈现低龄化的态势。所以这部分人群是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他们上网的引导绝大多数来自父母。而中国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大部分也都是干预性很强的。加上媒体包括很多网络媒体都一直报道青少年深陷网络类似的负面报道。让父母视网络于洪水猛兽，给青年少上网造成极大的阻碍，使得网络传播的主要受众人群受到极大的影响。雏鹰网曾在2002年就父母的电脑网络知识和对孩子上网态度做过调查。结果发现90%的父母在原则上支持自己的孩子上网，但其中高达八成的的父母对如何监管孩子上网感到困惑。有将近一半的父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去网吧上网的记录，而他们对此毫无例外地表示反对。

第三网络传播在中国的权限。网络媒体在中国没有采访权。这必然带来原创内容的缺失，所以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没有采访权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任何的媒体最主要的生存手段就如华尔街的口号：内容的经营者。没有原创内容的媒体必然发展会受到绝大的限制。加上中国对于网络方面的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网络为了生存需要大量的编造假新闻增加色情暴力的内容，骗点击率。甚至盗用别人的文章，不顾版权的四处转载也屡见不鲜。虚拟空间发言的隐形又使得网络的信息真假难辨，BBS上经常出现垃圾信箱。这些都导致网络在人们心目中信用的缺失。没有了信用度何来权威又何来强大的影响力呢？这些都是网络传播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硬伤。

其实网络媒体在中国还属于刚刚起步。并非像很多叫嚣着"狼来的"学者说得那样，中国还没到没网络不能生存的地步，也没有到网络化的程度。更加没到什么传统媒介汲汲自危的程度。一切只是刚开头。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不过还只是个娃娃。在硬件上软件上我们还差别与发达国家很大的一段距离，因为人口基数关系哪怕是宽带在速度上也非常有限。加上宽带的底普及率使得我们的网络运转得还不畅通。网络发展的功能其实还非常有限。加上ch政治的特殊性---媒体是d的耳目喉舌，对于媒介哪怕是进入到wto时代中国政府也只作出很有限的承诺。所以对于网络媒介这个自由甚至可能自由"过度"的平台当然限制多多。有一段话我觉得作为总结很合适：从中国状况看，即使加上接触网络媒介的时间量，1999年的合计数也只相当于1997年的90%。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受众个人在生理条件（即信息消费能力）方面的局限和边界。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网络及其他新兴媒介的冲击，传统媒介的扩张也已经达到或接近了极限。因此，竞争只能在饱和或趋于饱和的市场中展开。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媒介原有地盘、利益、势力范围的重新调整和分割。所以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网络传播对于传统媒介来说他的影响并没预期和传言的那么大。就回到我得题目了中国特色的有限影响。

参考资料：

1、张海鹰、滕谦《网络传播概论》新世纪版本P39

2、CNNIC调查

3、新华网北京2004年12月8日电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前共同公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网络传播范文篇7

网络转载是一种重要的使用作品的形式，是作者的一项重要的权利。但是，这项本来专属作者行使的权利，却由于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到不合法、不适当的限制。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该“解释”超出了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中关于转载仅限于（传统媒介的）报纸、期刊的范围，没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或许是考虑了网络公司的发展，其用意或许不坏，但是，它却忘记了司法机关在履行其职能时必须“依法办事”、“维护法制统一”、“不得越权解释”等基本司法原则，而且，网络公司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作者利益为代价。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内容在全球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国家中也难以找出先例。该“解释”实施几年来的后果是，一些网络公司大肆转载有版权作品，却拒绝向权利人支付报酬，而权利人也难以依《著作权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解释”必须尽早废除或者改正。为此，我建议将来在制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时，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转载做出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越权解释”予以纠正。具体建议是在“条例”中明确如下内容：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著作权人有权决定是否许可其他网站进行转载、摘编；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通过网络转载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发表的作品的网络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二、关于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

针对现实当中一些网络产品的使用单位、个人，明知网络公司或网络经营者所销售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等包含侵权内容，仍执意购买、传播的行为，应当在制订“条例”时，增加要求购买侵权产品者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购买、使用、传播明知包含侵权内容的电子产品、电子数据库的单位、个人，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关于要求网络公司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

在最近的多起针对网络公司的维权诉讼案件中，权利人取证面临

诸多困难，而网络公司在被起诉后，对有关在网络上的侵权证据进行修改、删除、隐藏等行为多有发生。针对这些情况，我建议，在制订有关“条例”时，应当增加要求网络公司或者网络经营者提供有关经营信息的义务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网络传播范文篇8

Abstraction:Thisarticlemainlyanalyzestheexpansionand

restrictionofthecopyrightundertheinternetenvironmentbasedon

othercountries’legislationandaseriesofinternational

treaties.

关键词：网络环境，版权，权利扩张，权利限制

keywords:internetenvironment,copyright,expansionofright,

restrictionofright.

前言：版权保护制度总是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回顾版权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在各国版权保护体系中留下不同程度的痕迹。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来临，又一次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网络，它结合了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之特点，以其信息量大，传输速度快，交互性强等优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因为网络技术的超速发展，而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中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尤为突出，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下，权利和义务关系再次受到极大地冲击，于是我们有必要考虑对现存的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和变革。本文旨在分析在这场调整和变革中，版权人的权利扩张及其限制的趋势。

一、网络传播权

1.权利扩张的表现

对于作品的网络传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它指的是作品所有权人将自己的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上，然后由访问者通过网络的传输对作品进行浏览、阅读，甚至下载和复制。在这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网络传输是否应该由版权所有人来控制？即作者的版权是否可以扩张到网络空间？各国对此都采取了不同的举措。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简称《版权条约》或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或WPPT）。国际新闻界将这两个条约简称为“因特网条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叫法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正是针对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带来的挑战而作出的反应。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在WPPT的第10条（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条约第14条（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顶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里所讲的“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显然是指通过交互式网络服务系统获得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根据上述规定，通过网络的传输使用他人作品或录制在唱片上的表演，需要取得作者、表演者或唱片制作者的授权。这实际上把作者的版权延伸到了网络上的传输，至于由谁要求谁来取得授权，是信息提供者还是通过网络获得作品或表演的用户?两个条约对此都未作规定[1]。笔者认为应当由信息提供者(如网络服务商)来承担此项责任更为合适，因为作品的上载过程往往是由信息提供者完成的。

在这之后，美国通过对现有版权法中“发行权”进行了新的解释，从而涵盖网络传输的权利；欧盟则倾向于确立某种一般的向公众传播权；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Right

oftransmissiontothe

public），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收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版权材料的权利，也包括广播权以及有线传播权。最终，版权国际社会采取了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规范模式[2]。

据中国互连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到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6.7亿台，用户达210万[3]。时至今日，这个数据一定又有了成倍的增长，可见如果不对如此庞大而又方便的传播手段予以法律规范，即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在不经作者授权，又不向作者付酬的情况下，将他人的创作的作品送上网络，甚至以此牟利，或使其成为公共财产，任人使用。这必将导致使作者成为了新技术的受害者。因此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基本上倾向于保护网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及其评述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最典型的是1999年6月王蒙等6作家状告北京世纪互联公司未经他们许可，将其作品复制上网的侵权行为案[4]。第一、二审法院都做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可见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说法，即明确了著作权人具有控制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但如何对这一权利加以确认，我国学术界则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现行著作权法中至少有两项权利与数字化作品网络传输的内容相近似，一是“发行权”，二是“播放权”，并主张在修订著作权法时，可以通过适当的立法解释，以“发行权”或“播放权”来涵盖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输[5]；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作品司法保护的出路”[6]。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虽然没有规定网络传播权，但在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7]中所明确的作品的使用方式中，并没有穷尽使用作品的其他使用方式，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型的作品载体的出现，作品的使用范围应当得到相应的扩张，网上传播应当作为使用作品的一种新方式已涵盖于这一条款的“等方式”之中[8]。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00年11月22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2条第2项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该解释一方面明确了作者的网络传播权，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中尝试性的实践予以了肯定。

2、权利的限制

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否则版权人就不会冒险把自己的作品上载到网上，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知识产权制度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赋予权利人一定权利的同时又作出一定的限制，否则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针对网络传播权的出现，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合理使用应当赋予新的内涵：

关于合理使用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为确立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设定了可供参考的标准。

在各国版权法中，规定关于合理使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个人使用和图书馆使用是各国普遍承认的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这也是目前在网络环境下讨论的热点，另外，远程教育作为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对原有的合理使用制度也提出了挑战，于是有必要对它们逐一进行讨论。

(1)关于“个人使用”

版权人对其作品的独占权不应成为再创造的障碍，所以各国法律多以“合理使用”等制度来保护后人的在创造权。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当然这里的“个人欣赏”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如有学者认为个人欣赏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家庭的范围中，如超出家庭之外的欣赏，则不是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意义上的“个人欣赏”了[9]。

个人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方式绝大多数体现为对作品的复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依赖于复印机、录音机、录象机等设备，但在网络时代，数字技术可以把绝大多数种类的作品数字化并在网上传播，私人复制不再依赖传统的复制设备而变得容易多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合理使用的空间大为扩大了。因为版权人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防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而且在WCT和WPPT中已经确立了对这种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10]。可见，个人使用中的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正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对此，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干预，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著作权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扩张，而相应地挤压了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将“合理使用”的原则适当地延伸到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作品，以维护公众合理使用数字化作品的权利。

（2）关于图书馆使用

在保护国家资源和传统文化方面，图书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图书馆使用在各国版权法中都规定为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是否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把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也进行数字化复制，并搬上网络以供读者进行远程浏览和实现馆际互借呢？

笔者认为，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仅用于馆藏的复制与传统环境下的馆藏作品的复制只是复制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应当包含在合理使用中。但是，如果图书馆把数字化图书用作在线借阅和实现馆际之间的互借，问题就复杂多了。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如果是非赢利的为公众提供网上阅读的方便，可以继续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赢利与否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图书等出版物一经上网，便可供读者任意浏览，这与图书馆借书相比，被阅读的机率大多了，从而影响了传统形式的书刊销售，这将造成对著作权人的不合理的损害，因此属于侵权行为[11]。

参照美国的做法，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些启示：美国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等作者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则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可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下，建立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借阅服务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3）关于远程教育

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不应当成为妨碍公民受教育的屏障，因而各国在著作权立法中一般允许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在网络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大学、中学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出现了“名师辅导”、“网络课堂”、“网上论坛”等栏目，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在网上开展了在线教育，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老师的授课内容，并能与老师在网上及时交流。这种灵活的教育模式的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材、资料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有版权的作品，那么它是否还能以“教育科研为目的”而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即DMCA）是通过拓宽教学广播豁免权的范围来实现远程教育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当然，在这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如享有豁免权的作品的范畴，使用作品的数量限制等。可以看出，美国DMCA法案一方面已把远程教育纳入到合理使用的制度中，使得版权法不至于成为远程教育的绊脚石；另一方面由于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持一种谨慎态度。在中国，远程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起码对于那些非赢利的远程教育而言，应当把对作品合理使用延伸到网络空间，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体系来说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其次，法定许可的范围有所拓宽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12]是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也就是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可以扩大施用于网络环境之下，这是学术界曾经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蒋志培法官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未做出新的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上使用作品可以比照报刊转载的现有规定进行一定范围作品（严格控制在现行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内）的转载，不必经过许可，但要支付必要的报酬、注明出处，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这有利于作品的网络传播、减少纠纷，同时又纠正了网上大量存在的‘白使’作品的违法行为，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13]。又如张平老师，“著作权法的修改还有待时日，完全可以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给网络服务商一段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网络服务商的法定许可权可类比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14]。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推行“法定许可”可以防止不合理、不合情的权利滥用和过度的垄断[15]。

与此针锋相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郑胜利老师认为，“报刊转摘的法定许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其是一种宣传工具、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如果比照报刊转摘的规定将作品上网定为法定许可”是不合适的[16]。另外版权局许超副司长认为“网络传播与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将其视为类似于报刊转摘是不对的”[17]。另外，“网络传播是作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限制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地作出限制。”又如杨柏勇法官认为：“按照现有法律来理解，不能将网上向公众传播作品理解为一种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定许可是封闭性概念，没有可以再罗列的内容”。[18]

这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在任何一方都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阐明了其态度，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明确地支持了上述肯定态度一方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利益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已超出了原著作权法的本意，是不可取的。可见，这场理论上的论战并没有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而终止，也许《著作权法》的修订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答复。

二、复制权

1.权利的扩张：

复制权是版权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通过对作品复制件的控制，作者能充分地行使自己的使用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使复制变得简单易行而广泛存在，这对权利人的专有复制权来说又是一大冲击，于是版权人急于将复制权扩展到因特网上。

当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它包括作品的所有人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到网络上的复制；也包括为了使作品能够被他人访问而由系列网络服务器所做出的自动复制；另外，它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暂时复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的复制权是否涵盖了这三方面呢？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种暂时、偶然复制的看法更是各持所言。

《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可以看出该条所确定的“任何方式和任何形式”已经涵盖了作品数字化这种复制的方式，也就是复制权可以自然延伸到网络上。

但根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如果暂时复制的目的纯粹是为观看作品，或该复制属于短暂的或附带的行为，只要是在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使用该作品的过程中所为，缔约国可以通过立法加以限制”。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即WCT和WPPT）对于暂时复制没有定论，所以各国对此仍然自行其是。

美国于1995年9月公布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报告——“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通称的“白皮书”。该白皮书倾向于保护版权人利益是很明显的，它认为复制在计算机网络上的传输是广泛存在的，并且特别提到也包括浏览中的暂时性复制。因为如果计算机用户访问存储在另一个计算机中的文件，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只有该文件被“复制”到用户计算机内存中，用户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这一文件。白皮书认为这种复制也无一例外的属于版权人复制权的范围之内。

欧盟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认为暂时复制也是置于权利人的控制之下，但在1997年12月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有关权规则指令的建议提交欧盟委员会，该建议将某些短暂的、偶然的、技术性且没有独立经济价值的复制（如因特网上浏览中的存取行为）排除在复制之外。

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还没有“暂时复制”的位置[20]。根据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如果说该条为不完全列举，数字化复制可以认为被涵盖于“等方式”中的话，那么也只能包括长久型的数字化复制方式，因为以上列举的几种复制形式都属于长久性复制。另外，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第5款规定，“复制”也仅局限于把软件转载到有形物体上的行为，即只限于有形物体上的复制，“暂时复制”也被排除在外了。

2.权利的限制：

我们不可否认，在互联网的传播过程中，充满着多层次的复制行为，作品权利人的复制权延伸到网络上的复制也是符合情理的。至于“暂时复制”，其结果仍是对作品内容的再一次重复制作，使得在作品的“原件”之外存在另一份相同的作品，所以“暂时复制”仍是一种复制，要把它从定义上排除于“复制”之外是很难成立的。但是考虑到网络环境下的新特点，在给予版权人更高水平保护的同时，也需要维护社会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的利益，所以对作者的复制权赋予一定的限制，即从权利限制的角度上把“暂时复制”排除在外，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谨慎地选择。如果网络上的任何暂时复制都置于版权人的控制之下的话，则数字化网络上信息的不断存储和发送就成为不可能，因为无论网上浏览、发送电子邮件、阅读文件等都必须首先获得版权人的许可，这样实则是赋予了作者太大的权利而以至于损害了网络它本身的公益效果。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中，一方面要把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复制纳入作者的复制权范围；另一方面要对复制权中的“暂时复制”加以限制，让使用者有一片合理的、必要的空间。

三、精神权利的扩张与限制

在版权的精神权利保护方面，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向来很重视版权的精神权利的保护，认为精神权利是作者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所以他们认为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维系了作者与其智力创造之间的人格联系，是不能被剥夺。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中，以对作品的经济价值利用为核心，精神权利只是作者经济利益的保障，处于辅助地位。

《伯尔尼公约》第六条之二（1）规定“不依赖与作者的经济权利，乃至在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均有权声明自己系作品的原作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作品的有损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更改或贬损。”在这里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即保护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作者高于国际保护标准的精神权利，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见我国法律在保护精神权利方面与大陆法系类似。

由于数字化和网络改变了传统技术的局限，读者已经不再局限于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对作品发表意见，而作者也可以根据这些意见对作品进行适当的修改，这就是网络交互性交流模式的充分体现。这就意味着对网络上的作品加以改装、润色或者删节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使得每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复制他人的作品，并且向更广范围的观众传播。这使得作者的精神权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一现实，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主张限制精神权利保护的国家认为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可能影响作品在网络上的大规模利用。甚至欧盟在1996年也指出了“在信息社会中，精神权利的严格适用可能会被证明是起反作用的。根据作品的种类、使用的方式和合同内容，在精神权利适用上一定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是：不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美国却是世界上版权业最发达的国家，而一贯很重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方面却要逊色多了。所以，面对网络空间，大陆法系各国很难再提高已有的精神权利保护水平。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在网络环境下限制精神权利的主张，他们认为一方面，如果对作者的精神权利给予过多的限制，会大大挫伤作者的积极性，这样会导致网络上信息来源的枯竭。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公众能够获取真正确凿的信息。

WCT第12条和WPPT第19条规定了“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要求成员国对非法删除或更改“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的行为予以法律救济。这方面的规定对于加强精神权利的保护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由此看来，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仍然很难预料，如果严格地保护精神权利可能会阻碍作品的再创作，因为利用数字技术对原有作品的改编可以构成新的智力创作，所以，对原作品精神权利作适当的限制是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英美国家在版权法中多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把精神权利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权利限制（如合理使用）也往往仅局限于经济权利的领域，不涉及精神权利。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把合理使用适用于精神权利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非商业的网络传输解脱了精神权利的负担，颇为可取。[21]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就我国的原有版权保护体系中对作者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做一定有利于使用者的灵活解释是可取的。

四、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

如果说上面所介绍的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精神权利是对版权制度中原有的概念做了扩延的解释的话，那么，下面所要介绍的“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则完全是因数字技术化和网络的发展，而在版权制度中产生的新概念。我们都清楚的是，数字技术一方面为盗版和非法利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为版权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从美国的白皮书开始，国际版权界就越来越重视技术措施在网络时代版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法律顾问团甚至认为“加密将作为主要的信息保护措施逐步取代版权。”可见在网络环境下强调技术措施在版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WCT和WPPT两个国际条约中第一次写入了关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

1.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是版权人在网络上行使其权利的一个防盗系统，由于作品在网上的传播不同传统的以复制、发行、表演、播放形式的传播，作品一旦上网，版权人只能通过设置一定的技术设施以限制或控制他人访问或下载自己的作品，从而保护和实现自己的专有权利，这些措施往往包括要求登记，必须输入口令、数字签名等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些技术性措施大大减少了被侵权的风险。很明显，版权人为了实现自己在网络上的利益，借助技术来构筑一层坚固的防护墙是必要的。但是在版权人想方设法开发新的技术措施的同时，侵权人也在不断地琢磨如何突破这些技术措施而获得解密的方法，任何技术措施都有可能被侵权人破解，所以在版权人使用技术措施保护其作品的同时，还需辅之以法律保护的后盾。

在WCT第11条中规定了：“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的技术措施。”另外，WPPT第18条规定：“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方法，制止规避由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表演或录音制品进行未经该有关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从这里可看出，该国际条约的态度是要求成员国的相关法律对技术措施予以保护。1997年欧盟指令草案第6条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制止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未经许可规避用来保护版权和相关权的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的行为。”美国DMCA法案第1201条也规定了关于保护技术措施的内容，并在保护技术措施的同时设置了一些例外，例如该条款并不禁止对防止复制的技术措施的破解[22]，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品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

关于技术措施各国纷纷采取了法律上的保护，但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封闭无形财产和封闭有形财产的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对有形财产的锁住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但锁住无形财产则直接威胁到了公众依版权法对某些作品的合法使用，这样合理使用就会因为这种技术措施而被拒之门外，所以有学者提出技术措施固然阻止了非法入侵，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但使权利人同时获得了不应得的利益[23]。即不仅把社会公众拦在自己的作品领地以外，而且把公有领域的领地也划为己有。总之，如果说对这些技术措施需要用法律形式加以保护是没有疑义的话，那么如何进行保护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美国DMCA法案既规定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同时又规定一系列限制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2.权利管理信息

这里所讲的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24]。这种标示作品著作权权利状况的信息，并不是有了数字化、因特网以后才产生的，印刷物版权页上有关作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等信息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管理信息。只是在数字化和网络环境下，权利管理信息具有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他们往往以“数字或代码”的电子形式来表达，更为容易被他人删除、篡改或伪造，这种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也已经时有出现，造成侵权或盗版，因此对这些电子信息进行严加保护，也就成为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护版权人权利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WCT第12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来制止任何人未经许可从事上述这些破坏作品复制件上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WPPT第18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以保护表演或录音制品上的的电子信息。在我国有学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应把主要包括权利管理信息和技术措施两方面的内容写进著作权法[25]。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上的权利管理信息不仅能与用户“对话”，向用户授权，而且能够监督用户，通过因特网向权利人秘密报告用户的使用情况，甚至搜索用户计算机硬盘、查找用户有无其他侵权行为，这实际上是对用户的隐私权的粗暴干涉，对于这类在用户计算机上为所欲为的权利管理信息，法律非但不应保护，而且应当予以限制[26]。笔者认为不能因为网络权利管理信息有可能涉及到侵犯隐私权就一概的不予以保护，只是我们在设定一项制度对它进行保护的同时，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如以不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为限），从而防止这种权利的滥用。

五、结语

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来临，给版权制度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这一背景下，版权人权利的扩张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利益应当成为权利保护的中心，否则网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网络是一个信息的海洋，并渐渐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第四媒体”，那么就应当让它充分发挥其最大价值以适应人们的需求。所以版权人的权利得到扩张的同时应加以适当的限制，否则信息的使用者们将被限制得到处担惊受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网络迅速、快捷的传输功能难以发挥。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们的“保留地”应当作适当的扩大调整而不是遭到权利人的侵蚀变得越来越小。

法律固然应当保护作品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但这种保护决不应是无节制的。因为任何一件作品的创作，都是个人的创造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一方面它蕴涵了创作者个人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凝聚着对前人智力成果的继承，公有领域始终是我们进行智力创造的宝贵源泉。所以，纵使在网络时代，保护版权人利益的同时，绝不可破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因为知识产权制度虽然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制度，但只有当这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垄断制度时，它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地去遵循。

参考书目：

1.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

3.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6.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8.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主办，《判解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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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儒珍，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民商法专业知识产权方向硕士生。

[1]参见沈仁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两个新条约》，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卷，第1-9页。

[2]参见张昱，《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问题研究》。

[3]参见沈仁干，《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思考》，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8卷，第42页。

[4]参见汤兆志，《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保护-----谈六作家诉“北京在线”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2000年第1期，第8-11页。

[5]参见李明德，《数字化和因特网环境中的版权保护》，《著作权》2000年第3期，第21页。

[6]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1页。

[7]

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规定“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8]参见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2期第28页。

[9]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0]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关于“技术措施”方面的内容。

[11]参见赵晨钰，《网络版权，你的保护神在哪里？》，载于《中华读书报》99年3月10日。

[12]

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13]参见《网上著作权保护规矩怎么定？》，《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3期，第9页。

[14]参见同上脚注13，第15页。

[15]参见陶鑫良，《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思考》《知识产权》1999年第6期，第21页。

[16]参见同上脚注13，第10页。

[17]参见通上脚注13，第17页。

[18]参见同上脚注13，第5页。

[19]参见蒋志培，《依法加强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49页。

[20]参见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1]参见同上脚注6，第127页。

[22]参见肖燕，《美国〈数字千年著作权法〉的立法背景及其重要内容简介》，《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56页。

[23]参见WPPT第12条第2款。

[24]参见WCT第12条第2款，另WPPT第19条第2款也有类似规定。

网络传播范文篇9

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我们不是缺少信息，而是被信息淹没了。在因特网上有无穷的信息和数据。目前的数据库系统和搜索引擎可以高效地实现数据的统计、查询等功能，但是无法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和规则，无法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缺乏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有用的信息、知识、新闻、或新闻线索的手段，导致了“数据爆炸但知识贫乏”的现象。人们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手段对各种大量数据进行挖掘以发挥其潜能，数据挖掘正是在这样的应用需求环境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为自动和智能地把海量的数据转化为知识、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提供了手段。

数据采掘与知识发现(KDD)一词首次出现在1989年8月举行的第11届国际联合人工智能学术会议上。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采用有效的算法，从大量现有或历史数据集合中发现并找出最初未知、但最终可理解的有用知识，并用简明的方式显示出来。

数据采掘(DataMining)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原始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先前未知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采掘在一些文献中有些相近似的名称，如数据开采、发现知识(KDD)、知识采掘、知识抽取、知识考察、数据融合(DataFusion)等。

知识发现是一个从数据中提取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并能最终被人理解的知识、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的过程。知识发现是从数据库和中发现知识的整个过程，而数据挖掘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因为数据挖掘是知识发现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所以我们通常将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作为同义词使用而不加区分。

数据采掘的工具目前，国外有许多研究机构、公司和学术组织从事数据采掘工具的研制和开发。这些工具主要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决策树、规则归纳、神经元网络、可视化、模糊建模、簇聚等，另外也采用了传统的统计方法。

知识发现技术可以帮助我们从网上大量的原始数据和信息海洋中，挖掘出能反映其中规律的知识提供新闻工作者和网民。

在知识发现的基础上可以构成虚拟知识共享系统。虚拟团体是一个分布式的组织，它的成员是一组在网络上协同工作的同行，他们依靠网络的支持相互合作、共享知识，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之间、网民之间，新闻工作者与网民之间可以构成虚拟团体，进行交互式信息传播，进行新闻、信息、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虚拟知识共享系统包括：(1)先进的知识获取技术。帮助成员搜索、处理知识，从中提炼专家经验。(2)支持多用户的Web开发，以使成员定制自己的Web站点。(3)可以自适应团体需求的自组织式的新闻、信息、知识存储。

二XML

HTML是目前因特网上广泛应用的标记语言。其优点是非常简单；固定的样式；简易且标准的连接；支持表格；编程简单。但是也存在难以扩展；交互性差；语义性差；单向的超链接：链路丢失后不能自动纠正；动态内容需要下载的部件太多；致使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过多；缺乏对双字节或多国文字的支持等不足。尤其是目前基于HTML的搜索引擎存在着返回结果太多，检索精度差的弊端。而XML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不足。

XML句法可标注出文档的结构和目的，这样就可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提高检索精度。例如，用户想购买二手车，就可将查询限制为用于描述“汽车销售”的标识中。

XM能帮助人们辨别模糊词义。自然语言中的词经常多义、多指，网络信息检索系统不能分辨哪一种意思是查询中的，哪一种是文档中的。XML有助于解决词义模糊问题，提高检索的准确性。如，用户使用“brown”作检索词，他有可能想查找由DonaldBrown所写的论文，由BrownUniversity出版的论文，或有关brownbear的论文。如果用户明确想查询[author]Brown[/author]，[university]Brown[/university]，还是[subject]brown[/subject]，就会提高检索准确性。

XML使得能用结构相邻关系来替代物理相邻关系进行检索结果相关性排序。XML可允许利用非文本数据，如数值数据、地理位置、温度值等进行检索。

三智能搜索引擎技术

目前，计算机信息检索功能已经从基本的布尔检索、截词检索、邻近检索、短语检索、字段检索发展为高级的加权检索、自然语言检索、相关信息反馈检索、模糊检索和概念检索。网络信息检索核心工具是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的目的是帮助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寻找信息资源。在因特网环境下，其典型实现是基于关键词匹配的信息检索机制。搜索引擎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搜索器，索引器，检索器，用户接口。搜索器的功能是在互联网中发现和搜索信息。它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类型的信息，同时还要定期更新已有信息，避免死连接和无效连接。索引器的功能是理解搜索器所搜索的信息，从中抽取出索引项，用于表示文档以及生成文档库的索引表，建立起自己的物理索引数据库。一个搜索引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索引的质量。检索器的功能是根据用户的查询在索引库中快速检出文档，进行文档与查询的相关度评价，对将要输出的结果进行排序，并实现某种用户相关性反馈机制。用户接口的作用是输入用户查询、显示查询结果，提供用户相关性反馈机制。

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搜索引擎起源于传统的信息全文检索理论，即计算机程序通过扫描每一篇文章中的每一个词，建立以词为单位的倒排文件，检索程序根据检索词在每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和每一个检索词在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概率，对包含这些检索词的文章进行排序，最后输出排序的结果。互联网搜索引擎除了需要有全文检索系统之外，还要有所谓的“蜘蛛”(SPIDER)系统，即能够从互联网上自动收集网页的数据搜集系统。蜘蛛将搜集所得的网页内容交给索引和检索系统处理，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系统。当然，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系统还需要有一个搜索结果的页面生成系统，也就是要把检索结果高效地组装成互联网页面。当系统的访问量(PAGEVIEW)变大时，页面生成系统往往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与传统的信息检索理论研究不同，搜索引擎的用户看重的是系统的稳定性、速度、易用性和返回的信息量及相关度。

据专家评测，目前主要的搜索引擎返回的相关结果的比率不足45%，其原因是现有的Internet搜索引擎拥有极少量的知识，并且是面向最一般的用户模型。不划分知识领域，不对用户建立任何描述以及使用关键词匹配的交互方式，都限制了搜索引擎的使用效率。由此提出了智能搜索引擎的概念。

智能搜索引擎应具有的特点新一代中文智能搜索引擎是一个基于汉语语法、词的上下文和语义等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收集、识别Internet网上的WWW和News信息，智能化地提取摘要和关键词、建立索引、提供查询和对不良信息的监控、报警功能和网络信息自动发现和查询系统。它以加权的启发式搜索算法控制信息资源的搜集，采用了一种加权的启发式搜索算法，系统根据用户配置的领域导向词和资源服务器所在地域信息，以启发式函数计算每个URL的权值，并选择权值高的URL优先访问。

智能搜索引擎可以根据互联网本身的链接结构对相关网站用自动方法进行分类，再加上结构严谨，萃取精华的开放式信息目录，为每一个查询迅速提供准确的结果。

智能搜索引擎可以预期用户的需求，并可有效地抑制关键词的多义性。如Eastman、Kodak都在尝试在它们的Intranet中使用更加智能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搜索引擎。目前比较成功的智能搜索引擎有FSA，Eloise，InFind，CompassWare和FAQFinder。

InFind是一个类似于元搜索引擎的产品，但支持自然语言、模糊检索，可将结果自动去重、聚类，并可返回对所有搜索引擎并发查询的结果，其检索结果根据分类排列。

芝加哥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FAQFinder。它是一个具有问答式界面的智能搜索引擎。在获知用户问题后，它查询FAQ文件以给出比较合适的回答。FAQFinder的内核由五个互联联系的技术环节构成：(1)基于统计方法建立FAQ文件。这是由FAQFinder中的工具Smart完成的。(2)用一个由简单名词和动词短语构成的文法树分析用户的查询，以得到一个用于支持内容匹配的描述。(3)问题识别者(QuestionRecognizer)操作文法树以辨识问题从属的类别。(4)使用语义网分析与概念匹配技术，找出与用户查询最近似的问题。(5)FAQFinder将得到的匹配返回给用户。如果没有近似的匹配，则将使用一个启发式的策略。

智能搜索引擎还可以采用协同式检索方法。该方法一般用于一个特定的用户（如一个或一组新闻工作者、一个新闻媒体、一个或一组受众）。协同式方法有时又称为公众学习方法，它将其他用户的反应反馈给当前的用户。系统不去计算分类项目的相似程度，而是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程度。协同式方法不分析分类项目的内容。协同式方法一般用于非文本化的数据，如电影、音乐等，但是也有的系统将其用于文本数据的挖掘，如新闻过滤等。已有一些系统用于电子邮件处理、会议时序安排、电子新闻过滤和娱乐节目推荐。

与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相关的还有信息智能“推”技术和个性化检索技术。

基于网民和新闻工作者访问互联网的特点，在用户拉取信息的搜索过程中，根据其输入的关键词，通过机器学习，可以识别和预测其兴趣或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及时地向网民和新闻工作者主动推送相关知识和最新信息、新闻和新闻线索。推送的形式可采用频道式推送、邮件式推送、网页式推送或专用式推送。目前已有构造Web访问模式树(WAPtree)的算法，可从大量信息访问日志中挖掘用户访问信息的模式。也可从用户访问文档的超链接来预测用户的访问偏好，其知识发现采用关联性法则。

个性化检索要求能够网络信息检索系统能够学习网民和新闻工作者的兴趣、适应其兴趣的变化并提出检索建议。一般采用分布式Agent技术，例如在客户机上运行用户接口Agent，表示用户个性化模式，在服务器上运行信息检索管理Agent，相当于中介信息检索服务器，实现与各引擎的交互，用户Agent用户开始一项个性化查询quest，通过与个性化模式库中模式的类比学习，产生净化了的个性化检索模式，提交信息Agent协调模块选择相关信息检索。返回的检索结果通过信息滤波，送交显示模块，新闻工作者和网民通过浏览返回的结果，确认是否为感兴趣的文档，若为感兴趣的文档，就提交相关反馈文档模块并进行聚类，产生个性化模式，同时存入该用户的个性化模式库中，如果用户不满意，也可以将确认结果提交给强化学习模块，进行交互学习，进一步净化检索结果。

参考文献：

网络传播范文篇10

关键词：电脑网络写作传播转换

互联网新载体的不断发展，新数字超文本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写作方式、传播方式与接受方式的深刻变革，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交互性、开放性、平等性、自由性等神话的建立，使电脑写作与传播超脱了传统的壁垒，催生一种电脑网络全新的叙事风格。网络写作与传播超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传统文体所规范的界限，成为一种虚拟与虚构的结合，技术与想像、视觉与听觉、梦幻与现实的结合，传统写作那种审美认识、审美愉悦、审美教化等功能正在被网络写作所消解。“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技术媒介替代艺术规律、以工具理性替代诗性智慧、以技术的审美性替代文学的审美化”的写作与传播方式正在形成。依照德里达的说法，传统的“线性写作”和印刷文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向四处蔓延与散播的可以无限链接的电脑“非线性文本”的诞生。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写作与传播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显示了传统写作方式在网络时代的转型，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一)由传统书面语言向电脑语言转换。传统纸质媒介时代的写作与传播均离不开书面语言，人们只有通过书面语言来获取意义，从而达到交流、理解和共鸣的效果。书面语言是以文字、图像等符号为主要手段来叙述的。网络时代的电脑语言则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核心来叙述的，作者操作鼠标、敲击键盘，在数字“0”与“1”二进制语汇排列中完成解码的转换，将人的思维与电脑处理在“人机”转换中变成文本，引起语言的重构。法国学者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的观念之所以转变，是因为我们对于语言的概念转变了。他认为，作品与文本的差异在于作品是实在的，它占据了书的空间的一部分，而电脑文本则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即文本是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抽象空间”，只有读者介入方能体会，文本以语言为媒介并且用来指出和说明某种隐于其中的社会特性。电脑语言导致了网络写作特殊形式的产生，最早借助于电脑语言写作的人，大都是电脑操作的高手，他们的技术能力远远超过写作能力，“技术的艺术性”被计算机网络演绎成“艺术的技术化”，传统的纸质语言的艺术性已被电脑“界面”的感觉性语言所取代。再说网络时代是视觉时代(也称“读图时代”)，电脑图像的显示与传播也优于文字的阅读。

(二)由传统文本叙述向网络超文本叙述转换。传统写作(出版物)是依照线性运作的，通过设置章节与页码标注，并以字、词、句、段、标题等形式固定下来，每一页都有页码顺序，作者与读者的任务就是逐章、逐节、逐页、逐段、逐句以至逐字往下写与读；其展示作品的内容逻辑线索清晰，情节完整连贯，文字手稿是有厚重感、原始性和收藏价值的物质体。而网络超文本写作与传播带来的是文本的非线性、多义性、选择性技术，当电脑中的光标移至文字或图像时，点击键盘或鼠标，显示屏上的主页会跳到链接的新主页上，使各个书写片段之间埋下重重链接，瞬间的链接能将无数文本关联起来在众多文本之间漫游，标示着网络文本是更大的虚拟空间大文本的一部分，颠覆了传统那种专注于单一作品的写作与阅读方式。这种超文本方式将文本的核心词句链接在一个树状的网络系统之中，写作变得既无固定方向又无清晰线路，跳跃且极不稳定，作者与读者便处于纵横交错的路径中写作与阅读，随着鼠标在网中游走，彼此交叉、四通八达的网路使他们感到困惑，文本可整段删除或移位，凸显出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这样，电脑文本的多变性导致了意义的去中心，文本内部结构变得松散，思路与语意开始断裂，印证了波斯特所谓的主体去稳定化倾向。网络超文本写作方式，给作者带来写作的方便，当作者将文字输入电脑时，显示器上出现以光速变化的文字痕迹，这些符号代表着内存中的ASCII码，作者怎样想，电脑就马上显示了出来，手稿消失了，触觉与特性分离，实现了时空的同一性，主客体一瞬间真正实现了交融。就此，罗森伯格干脆将读者(reader)与作者(writer)两词斩头去尾合成一个新单词——wreader来表示网络超文本带来的这种状况。所以“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的令人不安的模拟……电脑书写处于划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上，给笛卡尔二元论所代表的澄明而确定的世界带来些许含混。”网络写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处处能体现网络写作超文本的印记。

(三)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转换。传统媒介文本的传播方式是一传输一接受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方式在结构上是固定的，缺少变化性，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改。网络新文本传播的出现则形成了传播一传输一接受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它突破了传统文本传播的单向性与呆板性，受众变成了信息的传者与受者双重身份，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由点到面的多元化传播之中，互动传播时代真正到来。网络写作就是互动性的，是人——机互动产生的结果，通过人机互动又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者与在线的读者，随时可以进行再创作和再诠释互动，而这种流动且连续的互动写作，是任何传统媒介所难以做到的。尤其LINUX软件的发明带来了新写作方式的革命，作者公开代码让网友针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再创作，该系统在网络协作中完成，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本体意义上的原作了，一切文本在读者的参与中不断变化。网络写作互动新方式，无疑赋予了网络写作前所未有的开放、自由、平等的崭新天地，在这种互动写作中作者的权威逐渐消失，读者力量却在逐渐提升。虽然参与者受到“传播环境”，也就是电脑网络系统的制约，但相对于传统写作与传播而言，网民却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去“再创作”的权力，这样就实现了创作与赏析的统一。如当网络诗人们一人一句地联句赋诗时，一个集体写作与鉴赏于一体的系统也就在网络世界形成了。这样“作品的‘界面’流动感淹没了，‘纸面’沉淀的文学性强化了人对机器、艺术对技术的依赖，使得千百年来文字书写、纸介印刷、线性阅读的文学活动，变成了机器操作、比特叙事、图文匹配的观赏性浏览和趣味性选择，用多媒体‘立体叙事’方式全方位刺激人的感官，冲淡了文字风格韵味的深层体验。”

(四)由传统的精英性向网络的平民性转换。传统写作是精英们的天下，对百姓来说写作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很难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是因为传统写作后，作品要投寄到刊物或出版社，经过编辑的严格审阅，层层把关修改，达到要求的作品方能发表。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平民化的空间，这里没有中心和权威，颠覆了等级制度，也就没了审核机制，网络写作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网民可以方便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加之网中没有版面的限制，没有编辑的把关，网络的这种“低门槛”大大地刺激了“草根”平民自由表达的欲望，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袒露心迹、无拘无束地把自己的“作品”贴于网上。在网络虚拟世界，作家与百姓变得模糊不清，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已经消失，这里是平民张扬个性的天地，许多甚至把网络当成笔墨游戏之地，他们只是追求情感的一时宣泄，在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中表明自己，故有人称之为“孤独者的狂欢”。正如网络作家李寻欢所言：自由，不仅是写作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写作；平等，网络不相信权威，也没有权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非功利，写作的目的是纯粹表达而没有经济或名利的目的；真实，没有特定目的的自由写作更接近生活和情感的真实。因此，网络已成为网众自由言说、表述梦想的精神迷狂场所，没有了精英与平民、雅与俗、欣赏者与创作者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

(五)由传统的历时性向网络的即时性转换。传统印刷类作品，读者只有在文字叙事中展开丰富的审美想像，并通过想像将文字转换成生动的形象，才能在写作与阅读中产生审美愉悦。加之传统出版有严格的审稿程序、印刷出版过程，读者读到作品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当代网络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入，促使受者的想像力开始萎缩，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快捷迅速，信息流量大，储存海量，信息转瞬即逝，良莠难分，网络写作使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转变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突破了时空的屏障，审美距离感完全消失。网络技术大大地加快了写作和传播的节奏，传者与受者追求的是在场的“现在时”，追求叙事的随机性与任意性，重要的是“吸引眼球”，不会为作品的深度与意义而费神，网络作品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从现状看，网络写作与传播通常做法就是将作品贴于BBS，或列入首榜目录供网民点击，好的文章收入到文集，然而，当作品收入个人文集便有如进了“棺材”而无人问津了，这同传统作者希望将自己的经典永载史册的渴求与做法完全相悖。网络也造成阅读方式的改变，传统阅读方式是沿着线性从头读到尾，而在网中阅读摆脱了线性约束，其阅读的随意性很强，在鼠标超链接的导引下，可跳跃式地通过节点衔接来海阔天空的自由阅读，将读者带入到一个巨大的阅读空间里，读者可选择作品的某段放射出去，引出其他感兴趣的段落阅读。再说网络阅读者也往往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细心品味，因此使网络写作不可能精雕细刻，其文字表述方式就非常简单而直观。“即兴作品”的创始人卡普劳在论述“即兴作品”与日常生活品“用过就扔”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即兴作品”以展出一次最为理想。另一位“活动艺术”流派代表人物阿甘姆也针对“即兴”艺术阐述过自己的看法：“我们与三分钟前的自我不同了，再过三分钟，我们又变了。……我试图创造一种不存在的视觉形态为这种看法造型。形象一出现又消失，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它。”这样的写作追求，必然逼使网络传者与受者只能追求短暂的当下性，他们只在写与读所带来的文本快感中度过，这也决定了网络写作与传播往往是昙花一现，许多网络文本只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便被淹没在帖海之中，而成为大众时代的“快餐文化”。所以，法国学者巴尔特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后现代的作品只是一种文本而已，文本背后再没有现代主义那种终极关怀、精神与审美价值的追求，相反，电脑文本开始趋向多元开放、当下离散等形式。

(六)由传统书写汉字向网络工具汉字的转换。传统汉字是象形、寓意的文字，它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主要是靠书面文字保存和传播的。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书写汉字，经由象形而转变为抽象的审美嬗变，其枯润疾涩、点画结合、笔意浓厚、血脉相连、虚实相生、错落有致，或平和含蓄的尚韵，或刚劲雄健的尚法，或自由豪放的尚意，非手写不能体验。这是因为中国文字具有独特的致美构造和书写方式，它可以说是一种最为普及、最引人入胜的艺术，这种象形文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中国汉字完全是“字”的思维而不是“词”的思维，人们在点横撇捺书写中享受着一种美。电脑网络产生后，人们也发明了各种汉字输入法，尽管操控键盘很自由，电脑中也设计了楷隶行宋等十几种书体文字，但因受技术工具所决定，电脑文字的塑造脱离了作者的控制，显示屏上的文字转瞬即逝，不像传统手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样具有自我的个性和强烈的物质感；电脑写作已不能像传统书写那样挥洒自如，没有书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体现书写者的个性气质修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电脑文字充其量也就是整齐划一的新型美术字而已。电脑网络的出现，使中国文字表现发生了巨大变革，派生出种种特殊的文字与文体，其日益标准与廉价导致了汉字“书写”的大众化与程式化。因为电脑文字太标准化了，文字言语也溶进了外来文字(如拼音系统)，写作变得只是敲击电脑键盘输入自己想要的已编程的字符，人们已经无法通过手迹来区分作者，没有丝毫个人风格与特色，人人均变成了电脑操作系统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器件。电脑网络汉字输入法，彻底解构了汉字象形本质，代之以“工具主义”的规范化，使汉字的用笔、结体、意境、章法、神情之美全然无存，在电脑符号编码与解码之间，中国文字的那种深度与厚度已经消失。

(七)由传统的封闭性向网络的开放性转换。传统的传者和受者在时空上是相互分离的，保持着所谓的审美距离，他们之间难以实现互动沟通与交流。网络是个自由开放的空间，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公开的，它始终贯穿着开放与共享的精神，尤其是BBS、虚拟社区、聊天室甚至个人博客等均成了网络的公共空间，个人媒介权利在此得到确认，网络提供了一个绝对自由写作与传播的平台；作者与读者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一对一、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等形式的共时性交流。网络写作与传播也非常自由，传统的“把关人”在此缺失，精英艺术那种孜孜追求终极关怀与未来理想在此消失，网络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的状态写作，网民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读者。网络实践的开放性，使网众凭借自己的技术与媒介权利，创建起一种全新的程式化网络文本形态。网络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作者的中心结构地位，读者也能参与写作，网络把写作主体带进了及时互动的虚拟情境，这样就摆脱了传统写作静思与高度理性的过程，最终造成网络文本意义的延伸与多重。我们知道，传统文本一经印刷成书就定型了，要想修改只有等到重新印刷，而网络写作则可以随时更改，体现出不稳定性；传统的文本只能是作者个人的，印刷出版后其他人是不能再参与修改的，阅读时只能去“深刻”领会作品的意义。而网络的特点，决定了文本表述手段是开放的，文本自身也是开放的，使网众也可以参与到文本作品的创造之中，网中的接力、对帖、纸牌、分延等小说形式就是佐证，某作者写了个序曲，其他网民以接力赛式的形式继续写高潮或尾声。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是印刷纸质上无法表现的，它将传统写作静态封闭的线性结构转化为变幻莫测的开放系统。

(八)由传统存贮方式向电脑贮存方式的转换。传统贮存的主要是文字，印刷术的发明，图书和图书馆就成为信息贮存的载体，它是一种具有体积重量的物质存在。而进入网络传播时代，由于技术的特性，使数据库、磁盘、光盘、网络信息等，成为网络时代新的无纸化贮存方式，它具有检索速度快、贮存容量大、资源可以共享和交换等优点。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指出，“与笔、打字机或印刷机相比，电脑使其书写痕迹失去物质性。当待输内容通过键盘被录入电脑时，磷光像素便显示在荧光屏上，形成字母。由于这些字母只不过代表着内存中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系统中的代码，可以说对它们的改变能以光速进行。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传统写作与传播均留下手稿，手稿中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智慧和情感，反映出作者的真性情，只有手稿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电脑写作过程的进程痕迹消失了，电脑输写极快，书写成了光速，写起来总有一种迅速的快感，思维没有受阻的感觉，犹如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所说的思维“意识流”之感，真正达到了“心想手书”的同步状态。这样导致作者手稿不复存在，写作过程显得非常感性用事，作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更换电脑屏幕上的信息符号，每次修改后此前的图文符号全无了踪影．屏幕上永远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写作修改的图文样式，这样使写作与传播过程逐渐变得模糊而不确定，没有了写作的稳定感与个性。“一部存在软盘上的小说与一部以手稿存在的小说是不同的。手稿作为原件，有其本真性，作者曾经在原稿上留下的修改痕迹可以查看，文学研究者查阅它们时，还能抱着探究作者写作过程的目的，从中挖掘‘真实’文本或文本的演化过程。在作者修改整理手稿时，写作的过程，即文本的形成过程被物化了……如果作品保存在磁盘里，那么作者的创作历程，以及其个性笔迹特征，都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