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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偏好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11:54:57

投资偏好

投资偏好范文篇1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当今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政府投资更是目前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中主要的动力源。政府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在经济环境多变的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切合公众利益，反映公众需求的准确合理的投资决策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通常情况下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时，私人投资者不是根据投资的预期净现值最大进行投资，而是依据风险调整后的净现值最大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同样条件下的政府投资决策是否同私人投资一样呢？对此学者们做出了一些验证，比较经典的结论有两个。HirshlEifer（1966）证明了使用国家层面的偏好方法做出不确定性下的政府投资决策，与确定性预期净现值方法不同，此时对政府投资使用净现值方法会导致次优的结果。

即使是政府投资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调整问题。Arrow和Lind（1970）认为个体偏好与政府投资决策是相关的，并证明了政府投资可以将风险广泛地分散化，同时投资受益人数众多时，投资决策近似于确定性下的投资决策。本文在Arrow和Lind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假设个体偏好与政府投资决策是紧密相关的，并利用市场所处状态的不同描述市场的不确定性，重点分析了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基于公众风险偏好的政府投资决策。

二、不确定性下政府投资决策的预期净收益分析

首先假设在不确定性下完全竞争市场存在，使投资风险均衡化，投资的预期净现值等于适当贴现率折算的确定性情况下的预期净现值。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政府投资决策分析

如果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一类商品和个个体，种自然状态，时间被分为个等时期。令表示个体处于第（）种状态时的概率；表示在时期初状态发生时个体所拥有的商品数量。进一步假设每期商品数量依据不同的状态和商品买卖发生变动。表示的是一单位商品在时期，给定状态的价格现值（,）。商品交易后个体在时期末拥有的商品数量是。令是个体对应的商品数量为（，）时的效用，且是严格的凹函数。根据经济学效用最大化原则，个体会最大化其自身效用，同时受约束于交易前后整个时期商品总价值不变（基于社会资源有限性），可得个体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利用VonNeumann-Morgenstern定理可得问题（1）的目标函数等价于。其中表示个体在状态时对应的效用。通过建立拉格朗日函数，其中是拉格朗日乘子。问题（1）的均衡条件为在时期状态时单位商品的价格现值为，其中表示时期状态时的贴现率，则现在对应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政府投资决策。假设是时期状态下的投资净收益，于是有才会进行投资，这等价于。假设投资净收益独立于先前的投资，独立于个体的效用函数，并且有一个客观的概率分布，且各种状态是相互独立的。将所有自然状态可以分割为相互没有交集，相互独立的状态集合，且对于任意个体，当，其效用函数（）相同。同时也可以将所有自然状态分割为相互没有交集，相互独立的状态集合。对，是相同的。假设（），当，。令，即表示上述两集合中所有自然状态的集合。将先前讨论中的状态用代替，则有，由前述假设可知。又由（2）式可得。令，可以认为是任意个体在状态时期的单位货币商品边际效用，则有。

由，可知时期，状态集合中的单位商品价格现值和与所属个体无关，并且等于该状态集合中时期的单位货币商品边际效用和。又因为，相同，所以（3）式表明满足独立条件的投资净收益现值和等于每期净收益预期值的现值和，并且与个体无关。这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无需考虑风险调整情况下的政府投资决策。

（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政府投资决策分析

现实中由于道德风险和高额交易成本等存在，使得完全竞争的条件并不满足，所以上述分析结果是次优的。当不完全竞争时，政府应该如何对待投资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下面在假设个体偏好同政府投资决策有关的基础上，分析了此问题。

假设个人效用仅依赖于消费，而不依赖于消费发生的状态。在该假设下，时间因素和风险偏好相分离，只需分析单个时期的情况。假设政府投资支出源于个体纳税人，且共有个纳税人，政府投资净收益由纳税人平均分享。一般个体均是风险规避的，并设个体效用函数为，它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连续单调递增且可微的凹函数，且假设集体中个体效用无差异。令表示没有政府投资净收益时的个体可支配收入，它是随机变量。用表示政府投资的净收益和，它也是随机变量，并将其分解为两部分即确定性净收益部分和随机性净收益部分（随机变量），且，与相互独立。用表示个体获得的政府投资净收益份额。

投资偏好范文篇2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起诉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肖星和王琨(2005)L刘以2000—2003年期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特征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等角度出发，考察基金的投资偏好。研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业绩都优于非持股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更倾向于选择财务状况好、财务风险小、盈利能力强的公司进行投资。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水平以及年龄是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的重要因素。从股权结构方面考虑，基金更青睐股权集中的公司。

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对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1998年至2003年期间的样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影响了基金的持股偏好，然而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资者保护是决定共同基金持股偏好的重要因素。并且，会计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能吸引共同基金的注意。大股东掏空的程度低、发行H股的公司更能得到共同基金的青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共同基金偏好持有会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公司治理机制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偏好范文篇3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持股偏好;公司治理;审慎性

20世纪后期，在欧美各国资本市场率先发展的机构投资者悄然改变了公司的股权组成，同时也为治理情况带来彻底性的改变。为顺应国际市场的形势，国家制定超常规战略引导具有集合投资、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等特点的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学者对于机构投资者的研究硕果丰富，但机构投资者选股是凭借自身的优势只关注公司层面指标，还是深入到公司治理层面指标？以及选股后是否后主动参与公司治理呢？基于此，本文试通过梳理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相关研究，从择股因素、择股行为和择股后效果等方面进行总结，从而能够准确把握机构投资者的择股偏好以及是否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从而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趋势和方向提供借鉴。

1机构投资者选股影响因素

相对优势并不突出的个人投资来说，机构投资者整体表现较理性；其在择股时，考虑因素较多，会受到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客观方面，机构投资者在做选择股票进行持有的决定时，会慎重考虑所要遵守的法律。机构投资者扮演着双重身份，成为企业股东，其有必要恪守证监部门颁布的条例法规，作为购买基金并获得收益的投资者，其应该行驶管理职责和忠诚职责的信托法。在做选股决策时，机构投资者不谨慎或者违反法律约束，受到法律责任，影响未来的收益。另外，与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关系，或多或少能够干扰机构投资者的选股行为。与公司存在隐含的巨大交易关系的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比与公司存在隐含较少或者几乎没有交易关系的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决定时，更多会考虑关联业务的影响(BrickleyandSmith，1988；Davidetal.，1998)。在主观方面，机构投资者是否发挥积极主义影响其持股偏好。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机构投资者极大可能更关注公司的治理结构层面的指标，由于内外治理质量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而不愿发挥治理作用的消极机构投资者选股时对公司的财务面指标关注更多。与此同时，持股期限长短依然影响机构投资者择股决策。持股期限较短的投资者更倾向于获取眼前收益，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使自身短期收益最多(Roe，1990)，这类投资者更看好短期盈利的企业，不会考虑被投资公司的长远发展。持股时间相对较长的机构投资者更关注公司的长远价值，也许现在盈利能力一般，但是长久发展良好的企业，反而会受到这类机构投资者的青睐(JohnsonandGreening，1999)。

2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

现有机构投资者择股偏好问题的探究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其在选股时，考虑相关指标；二是基于异质性角度，其择股偏好问题。所以，本文将这两个角度综合进行文献综述。2.1基于财务特征的持股偏好问题研究。2.1.1整体机投投资者对财务特征的偏好。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在选股时，会关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换手率等指标情况。DelGuercio(1996)验证机构审慎性持股原则，发现机构投资持股与每股收益和资产收益率之间是正相关。Eakins，Stansell和Wertheim(1998)以1988—1991年为研究期间，通过对全样本运用实证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在择股时，会偏好持有流动性强和盈利能力高的公司股票。但Gompers和Metrick(2001)选取从1980—1996年共17年的数据为研究期间，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青睐选择换手特别频繁的公司股票，这不符合审慎性原则，表明并不是全部机构投资者一致保持审慎性原则，应该区别看待。2.1.2异质机投投资者对财务特征的偏好。国内外关于所表现出异质性的机构投资者对财务特征持股偏好研究得出结论不一。有部分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类型不一，但表现出青睐持有经营良好的公司股票。胡倩(2005)以投资基金作为实证对象，选取2000—2004年为实证分析期间，实证指出该类机构投资者在做择股决定时，十分看重公司的盈利水平。高雷等(2006)通过对1998—2003年的期间样本做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基金偏好持有财务杠杆低的公司，通过置信水平检验。黄运成和文晓波(2005)选取1998—2004年为研究期间，研究结果表明证券投资基金偏好持有公司盈利能力强和偿债能力强的公司。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实证指出非保险公司青睐于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的股票。李辰颖(2016)以独立性机构投资者为视角，以2010—2014年为样本期间，结果表明独立性机构投资者在进行选股时，与保险公司一样，会重视盈利水平同时会考虑安全水平。汪化成(2001)以1999年末为样本时期，运用Tobit模型，发现证券基金作决策重点考虑的指标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其尤其青睐持有每股收益增长快的公司，杨德群等(2004)也得到此结论。另一部分学者机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偏好表现不一。Falkenstein(1996)选取1991—1992年共2年的横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结论基金经理人更愿意选择股价较高、波动性较大、换手较频繁的股票进行投资，说明其未具备审慎性。贾文婷(2014)研究期间为2009—2013年的数据，选取动态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发现证券投资基金、QFII、保险公司更青睐选择换手不频繁、企业具有规模性的公司的股票。而社保基金在选股时不会认真考虑换手率和公司规模这两个指标，而对市场风险低的企业更独钟。2.2基于公司治理特征的持股偏好问题研究。2.2.1整体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特征的偏好。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机构投资者的迅速成长，再加上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企业治理水平慢慢成为机构投资者选择股票时较为关注的指标。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公司治理方面检验治理水平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有学者从股权机构角度，探究机构投资者对其偏好程度。宋玉和李卓(2006)对2856个机构投资者用回归的方法检验股权集中度与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偏好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刘涛(2013)选取2009—2011年为实证期间，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以3663个观测值为实证数据，进一步证实由于股权集中度会产生利益侵占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治理作用，股权集中度与机构投资者整体偏好之间是正U的关系。梁绎凡(2015)对2011—2014年共四年的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用回归分析检验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偏好与股权集中度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与此同时，有学者从社会责任探索其对机构投资者择股意愿产生的作用。邓博夫等(2016)实证数据选取的期间为2009—2013年，实证发现机投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会考虑我国A股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情况。毛磊、王宗军、王玲玲(2012)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尤其呈现出对最近两年的企业社会绩效的择股意愿。王玲玲、王宗军和毛磊(2013)研究对象为918家上市公司，研究期间选取2006—2010年，从政府、员工和社会所得贡献率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得出结论机构投资者青睐选择有责任担当的公司，尤其是公司承担政府和社会双份责任。罗文兵和金漩字(2015)选取2010—2012年为数据期间，171家公司为实证对象，结果表明在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绩效的好坏不会对机构投资者的择股问题产生影响。到目前为止，有较少学者从治理特征的其他方面研究机构投资者的择股偏好。BrianJ和Bushee等(2010)从公司治理特征的董事会角度，发现机构投资者多青睐持有董事会特征优秀，具有健全的投资利益保护机制的企业。而谭松涛和傅勇(2009)从股权激励视角，采用双重查分的方法，研究发现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或者至少已经有具体方案出台的公司，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更能得到机构投资者整体的青睐。此外，何媛莉(2011)从会计信息角度出发，以2008—2010年为研究期间，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通过透析机构投资者的心理特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表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越高，机构投资者整体越愿意持有这样股票。江向才(2018)以219家为实证样本，回归分析得出，治理水平较好以及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越能得到机构投资的选股时的偏好。2.2.2异质机构投资者对治理特征的偏好。不同的机构投资者由于自身特性，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投资观念等有差异，其对公司治理水平择股意愿程度也有所差别。Aggarwal，Klapper和Wysocki(2005)发现不同国家以及地区的企业的治理特征对美国共同基金择股水平的影响。刘涛(201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保险公司更愿意与大股东合谋，因此偏好持有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具有独立性的基金，更愿意发挥治理作用，偏好持有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股票。王玲玲、王宗军和毛磊(2013)指出只有基金表现出青睐投资政府所得贡献率高的公司。何媛莉(201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开发式基金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要高于封闭式基金。因为会计稳健性越高，会计盈余对市场消息反映程度越明显，开放式基金以此来减少投资风险，确保资金的安全性。

3机构投资者持股后的效果

3.1整体机构者持股后的效果。纵观国内外文献综述，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票后，是否会反过来发挥治理作用，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一部分学者认为具有众多优势的机构投资者愿意治理企业的作用，进而有效改善企业的整体的盈利和发展水平。ChidambaranndJohn(1998)认为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强的机构投资者，起到传递财务和管理信息的媒介，发挥监督作用，降低成本。李维安和李滨(2008)通过实证得出结论与上述一致。信恒占(2017)选取1998—2013年为研究期间，结果说明机构投资者拥有股票的数量较多，拥有该股票的时期较长，企业的绩效越能提升。叶建芳等(2009)运用Probit模型，通过对1482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有该公司股票后，会反过来改善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哈根花和杨丽芳(2018)研究期间为2010—2016年，从激励和监督两个角度出发，发现机构投资者持有股票数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正相关的作用。陈明丽和伍旭传(2017)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投资不足和过度两方面出发，验证机构投资者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的现象越少。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发挥治理作用的意愿不强，容易与管理层合谋，获取更多私有收益。外国学者Pound(1988)认为寻求最大利益化的机构投资者为获得更多的私有收益，会主动与管理层之间形成合谋关系。Graves(1994)等选取430家美国上市公司两年的数据为研究向本，运用KLD指数代表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变量，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反而不能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学者指出，机构与管理层合谋的行为时常发生，会造成市场环境的紊乱。(JiangandKim，2015)、杨海燕等(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机构投资者持有股票后，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财务信息的可靠性。3.2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后的效果。国内外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类型不同，参与治理的治理程度也不同。苏汾(2015)发现积极的机构投资者掌握市场信息，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关注能产生长远收益的研发项目。短视的投资者，作为交易者，在乎眼前利益，会频繁更换投资组合，督促管理者投资短期盈利快的项目。齐结斌和安同良(2014)实证验证保险公司和QFII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券商只有单门槛效应，显著提升研发水平。罗付岩(2015)采用Gaspar等指标，选取2003—2011年为实证时期，研究结果表明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后，企业盈余管理越好；而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后，企业盈余管理越差。郑钰佳和吕沙(2016)以独立性与稳定性的交叉视角，实证发现压力抑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后，能改善国企短期、长期财务绩效，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后，难以改善国企短期、长期财务绩效。王垒等(2018)基于双重股利政策视角，通过对2009—2016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抵制型和敏感型两类机构投资者在持有股票后均会发挥“选择治理”的功能，影响现金股利。夏芸和王琦彤(2018)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出发，选取2012—2016年A股数据，实证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并不影响薪酬总额，而与被投资公司存在业务联系的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总额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4述评与展望

纵观国内外文献，机构投资者整体选股决策时，更愿意偏好持有公司盈利能力强、经营良好的股票，但是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对财务特征持股偏好程度不一样。同时发现，机构投资者选股时会考虑公司的治理情况，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偏好持有治理质量高的公司股票。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后，有部分的机构投资者反过来积极参与治理，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有部分机构投资者持股后，不会主动发挥治理公司的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可以将研究一方面集中在机构投资者选股时，到底更关注众多公司治理的哪种特征；另一方面集中在不同类别机构投资者更愿意参与哪方面的治理。本文的文献梳理，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正确科学引导机构投资者进行合理投资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罗付岩.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投资期限与公司盈余管理[J].管理评论,2015,27(3).

[2]李维安,李滨.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

[3]李辰颖.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2).

[4]罗文兵,金漩子.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研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2015(5).

[5]齐结斌,安同良.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非线性与异质性的考量[J].中国经济问题,2014(3).

[6]王玲玲,王宗军,毛磊.企业社会责任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研究[J].企业经济,2013(7).

[7]夏芸,玉琦彤.异质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5(6).

投资偏好范文篇4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2.市场风险

3.财务杠杠

4.公司规模

5.上市年龄

(二)谨慎性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四)公司业绩

(五)投资风格

(六)公司治理

二、国内研究现状

投资偏好范文篇5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2.市场风险

3.财务杠杠

4.公司规模

5.上市年龄

(二)谨慎性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四)公司业绩

(五)投资风格

(六)公司治理

二、国内研究现状

投资偏好范文篇6

关键词：心理账户；个人投资；偏好理财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可知，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2元，与2014年相比，同比增加8.92%；居民人均现金可支配收入20424.3元，与2014年相比，同比上涨8.94%。2014年个人存款507831亿元，与2013年相比，同比增长8.86%，金融债券共9843亿元，与2013年相比，同比增长47.33%。保费总额20234.8亿元，与2013年相比，同比增长17.49%。由此可见，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断提高中，与此同时，对各种理财方式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那么面对众多理财产品，个人如何分配手中的资金才能使得收益最大化？本文从微观层面出发，基于心理账户这一视角对此问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开展

（一）研究方法。在查阅大量有关文献之后，发现学者们虽然已经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心理账户对个人投资的影响，但是缺乏微观数据的支撑。为了更直接地了解个人心理账户与资产配置的情况，本文通过问卷来收集数据，探讨这一问题。为了探究收入来源是否影响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本文在问卷中设定以下问题：下面几个选项中，您更倾向于将哪种收入投放到理财中。本文根据收入来源的难易程度不同将心理账户分为固定工资、奖金以及意外收入三项。其中固定工资是代表着与投资者每日辛勤劳动息息相关的心理账户，奖金是代表着投资者付出一定劳动后所获得的额外报酬心理账户，意外收入则代表着投资者于偶然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报酬的心理账户。在讨论收入来源对个人资产配置的影响后，本文继续讨论不同心理账户对个人资产配置的影响程度，问卷中提出了两个问题，分别是：愿意将固定工资的多少投入到理财方面和假如获得一笔意外收入，愿意投入多少到理财方面。（二）研究开展。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投资者的心理账户与资产配置情况，本次问卷借助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性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发放统计，除此之外，部分问卷采取的是线下调查的方式，目的是尽可能地不遗漏部分网络使用不娴熟的人群的相关信息。最后共收到302份问卷。为了使研究成果更真实更全面，本次问卷不光涉及东中西部各个地区的人群还涉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三、数据分析

（一）收入来源对个人投资偏好的影响分析。在参与问卷调查的302位投资者中，仅有80位选择了用固定工资来理财，占总调查人数的26.5%，其余的全都选择奖金或意外收入。由此可粗略看出，收入来源对个人的资产配置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其中大家最愿意将奖金和意外收入用来理财。因为奖金和意外收入都属于原有资产之外的部分，理财收入也属于原有资产之外的部分，因而更可能被投资者放到同一个心理账户下，也就增加了选择它们的边际倾向。并且，工资是付出辛勤劳动挣来的，其中凝聚着人们的心血，人们抱着谨慎性原则，不愿意随意挥霍，在使用上有着自己严格的打算。（二）不同心理账户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分析。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意外收入与奖金收入对个人投资偏好的影响相似，在进一步整合归类后，本文将重点研究固定工资和意外收入这两个心理账户下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此处的意外收入包括了上文的奖金收入。结果表明在固定工资中，超过一半的投资者不愿意将大部分固定工资投入到理财中，他们只愿意将收入的1/4甚至更少来进行理财。仅有6个人愿意将固定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理财。在意外收入中，超过一半的人选择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投资理财（如表1所示）。接着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具体分析，观察固定工资心理账户和意外收入心理账户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固定工资心理账户下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设为var1，意外收入心理账户下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设为var2，录完数据后对其进行T检验，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到变量var1和变量var2分别有302个有效样本参与了假设检验，Pr（∣T∣>∣t∣）=0.0000，远小于0.05，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两个心理账户下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存在着明显差异。由前文可知固定工资是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人们收入来源中绝大部分是固定工资，投资者每个月的消费支出也多种多样，只有在满足了所有支出要求后，才能将剩余的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现实中，在扣除了各类支出后，固定工资中的剩余资金已经并不充裕，因此人们更看重这部分资金的保值性能，风险容忍度较低。理财产品虽然能带来收益但也存在一定风险，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家都只愿意将固定工资的少部分用来投资。于是可以将其进一步引申为保值型心理账户。在该心理账户下，人们对资产保值的重视程度要高于资产升值的重视程度，从而该心理账户下人们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小。意外收入是指在人们预期之外的资金，一开始人们在进行支出预算时并未考虑到这部分资金，于是这部分资金的使用便较为灵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更加富有，加上这部分资金获得较为简单，人们往往会希望自己通过这笔资金能获得更多财富，提高现有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所以，更多的人愿意将这笔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同理，我们也可以将其引申为升值型心理账户。在该账户下，人们对资产升值的重视程度要高于资产保值的重视程度，因此，人们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大。由此可见，不同的心理账户下人们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不同，在固定工资和意外收入两种心理账户中，意外收入用来投资的力度更大；在保值型和升值型两种心理账户中，升值型心理账户中对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更大。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302名调查者的问卷调查进行整合研究，分析了投资者的心理账户和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在理财资金来源上，人们更倾向于奖金和意外收入；不同的心理账户下对于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不同，意外收入心理账户下人们理财资金的投入力度要大于固定工资心理账户。（二）建议。投资者应正确看待手中资金。关于资金的使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心理账户及心理预期，应提高对每一部分资金的认识，改善资金的支出结构，优化资产配置。如果投资者的众多心理账户中更偏好保值型心理账户，那么建议选择一些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比如国债、保险之类；如果偏好的是升值型心理账户，那么可以在充分了解各类信息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高回报的投资，比如股票之类。金融机构应推出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理财产品。各金融机构根据投资者及整体市场情况，研发出更多的理财产品，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心理账户下的投资需求，优化投资者的理财方式，同时这样也能带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敏．个人消费者投资理财的行为决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2]魏世勇,沈利生．基于心理账户的习惯形成[J]．统计研究,2014(04)．

投资偏好范文篇7

【关键词】工薪阶层证券投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收入水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工薪阶层依旧是社会经济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具有很强的运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工薪阶层的经济特点分析

工薪阶层是指以获得工作单位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群体。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经济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对工薪阶层来说，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工作收入和理财收入。由于目前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理财观念比较传统，加之我国整体理财的条件不够成熟，理财收入相当有限。相比而言，工作收入在工薪阶层的经济来源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他们理财的重要基础，更是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二）投资理念相对趋同。目前的工薪阶层大多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有诸多近忧远虑。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前景、子女未来教育、父母养老送终、健康身体的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这样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对资金的变现能力、货币的流动性等方面有较多要求，投资的基本目标比较一致。（三）消费方式相对多元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工薪阶层在基本生存需要上有所满足的前提下，开始更多地关注能实现提升生活质量、改善消费品位的相关项目。他们不仅对旅游、健身、美容、娱乐等方面有普遍追求，而且对教育、房产、汽车、人际关系的维系有较大的差异性支出，所以在能使有限的经济收入用于实现更大的效用水平方面的证券投资策略组合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四）家庭整体承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在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作用下，考虑到工薪阶层受工作年限与经济条件的制约，工薪阶层在各方面的风险系数依旧比较大。但结合我国目前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可知工薪阶层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很难保证有确定的高收益，所以他们在真正面临风险时往往会显得手足无措，应对不暇。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在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中还要加入更多的社会与制度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分析。（五）适宜进行证券投资的工薪阶层行业相对集中。虽然工薪阶层本身是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概念，但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较大，并不是所有的工薪阶层都可以进行证券投资。根据我国历年的行业收入水平排名情况来看，金融业、电信业、汽车业、石油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有较高的收入，可以考虑进行适度的证券投资。同时，公务员、教师、医生、外企职员、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业都可以考虑参与证券投资活动。本文中将主要以工薪阶层的这些有证券投资愿望与能力的人员为分析对象。

二、证券投资策略的基本产品分析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资金投放于有价证券上以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证券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等等。证券投资策略即指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前应当掌握的行动方针和谋略，在对总体策略定位的基础上,还可以详细确定市场策略、行业策略、公司策略、期限策略、组合策略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按不同的比例对多种不同风险与收益状况的证券投资工具进行有机组合。可见对各种证券投资的产品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比较是制定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的必然要求。

从概念上看，广义的证券包括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购物券等）、货币证券（如支票、商业票据等）以及资本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狭义的证券仅指资本证券，它们是代表对一定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的投资凭证。在本文中涉及的证券投资工具主要根据后者界定。股票是典型的风险投资工具，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还不够成熟与规范的情况下，选择股票为主要证券投资工具的投资者需要以足够的时间与专业知识为保证，还要有较充裕的资金和较强的心理承受力。考虑到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整体行情有复苏迹象，并且股票的可选空间较大，投资机会较多，在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适当调整绩优股的比重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债券品种比较丰富，一般都有收益与风险适中的特点。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国债、企业债券与地方债券及某些根据特殊需要发行的债券。相对而言，工薪阶层比较了解与愿意购买的主要债券产品是国债和有一定收益保证的企业债券。尤其是前者，因为其相对存款而言具有免税与收益较高的优势，相对股票而言又具有较好信用保证与较强社会信誉等特点，往往是深受工薪阶层欢迎的证券投资品种，也有“金边债券”之称。基金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投资产品。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其中股票型基金收益率比较高，一般在8％左右，适合1年期以上的投资；债券基金一般年收益率分别在2%和2.4%左右，收益稳定，本金较安全，可以确定比较自由的投资期，但考虑到其相应费用与持有期时间有关，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前，可以适当延长投资时间；货币基金是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收益率波动幅度不大，是银行储蓄的良好“替代品”，适合短期投资，也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型投资品种。

三、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

工薪阶层在激烈的投资过程中都希望避免或分散较大的投资风险，并达到较高的预期收益，所以正确选择和运用适宜自身情况的证券投资策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设计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时，要顾及诸多因素，比如工薪者的收入水平、消费情况、投资理念、生活区域、职业特点、行业前景、年龄阶段、家庭构成、性格类型等等，不一而足。下文主要从工薪阶层的不同生命周期、家庭阶段、风险偏好、收入水平几方面简单地制定其对应的证券投资策略。

（一）以不同生命周期分类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强调人们会在人生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生活的消费支出，并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情况最优配置。由于人们的收入在满足消费之余主要可以用于储蓄与投资，所以该理论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提出年轻人家庭收入较少，消费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经济收入水平，在此阶段多以负债消费为主，即便有一定剩余资金，也主要用于未来投资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不要过多地考虑证券投资策略。当然，为了鼓励年轻人进行必要的资金贮备，可以建议他们采取定期定额方式购买货币型基金，或采取相对保守的投资策略，相信一定时期的累积可以为下一个生命周期的证券投资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和更为丰富的投资经验。随着人们进入中年阶段，收入水平日益增长，收入会多于消费，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上都趋于稳定。保证提供子女教育的经费和赡养父母的资金是现阶段工薪阶层主要需考虑的问题，着手准备投资保值与增值计划成为必然的投资选择。此阶段的工薪者可以考虑每月将剩余收入的20%投向较有风险的投资或股票，40%购买各项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较为稳定型基金，20%购买新型证券投资产品或选择其他理财或投资工具，10%作为保险资金，另10%作为紧急备用金或储蓄费用。由于他们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该以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力求投资品种多样化，投资思路开阔化。等到工薪者进入老年阶段，他们收入水平相对消费需要又会略显不足，但由于有中年阶段的投资与理财的补充收入，仍有制定证券投资策略的必要。鉴于老年工薪者几乎没有提高经济收入的发展空间，风险承受能力也越来越低，生活需求相对简单，对养老资金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性考虑较多，所以证券投资策略应该以投资收益稳妥、有底线保证为首选目标，尽量少选择风险性、激进性投资工具，以避免养老费用的损失。一般每月可以将多余收入的30%投向平衡型基金，40%购买国债，20%购买货币型基金，10%进行储蓄。这种组合既能对老年工薪者的资金有一定收益保障，缓解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因素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也能有效降低风险程度，有利于老年工薪者的身心健康，减轻他们的心理与经济压力。总体而言，不论身处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都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意识，不要低估长期投资的升值能力，要尽早形成证券投资的意识并选择自己比较熟悉与感兴趣的产品。

（二）以不同家庭阶段分类分析

根据家庭所处的阶段，一般可以划分为单身打拼期（一人）、家庭形成期（两人）、家庭建设期（三人以上）、家庭成熟期（子女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细分期（子女开始独立生活）等类型。为了简单起见，也有理财专家将其划分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但因为在本文中已经有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在此还是主要侧重于前一种分类标准下的具体分析。1、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往往因为对于创建事业与组建家庭的考虑比较多，主要资金大多形成对自身和工作或感情的投资，所以在证券投资方面的考虑还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阶段。当然，如果有其他外来资本，又有较多时间与精力学习证券投资方面的新知识，也不排除“借鸡生蛋”的获益。鉴于这种情况尚不是主流趋势，在本文中不必过多涉及。2、家庭形成期的工薪阶层可以合二人之力共同参与证券投资，在资金方面相比单身打拼期的工薪阶层有所增加，投资观念也逐渐形成，对于培育下一代、开展家庭建设、完善家庭设备等方面的考虑还有较大的弹性，所以可以设定比较灵活、主动的证券投资策略，在风险较高、收益也较大的证券投资品种要多加关注，适当增加其在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以实现增值型投资目标，同时也要增加适当低风险或无风险的投资品种达到保证基本收入的目标。在对日常生活水平不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前提下，可以用家庭成员中一方的资金大胆尝试多种证券投资手段，并放松心态，强化投资的积极与进步意识。3、处于家庭建设期的工薪阶层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比家庭形成期的工薪者要更显紧张，但因为年龄或工作经验等原因，投资理念更趋理性与成熟，所以在开源节流的途径选择上也有了更多的方法。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对小孩养育与培育的费用有充分的估计，同时在证券投资工具的选择上要集中于比较擅长与熟悉的几种工具上，不必过于分散。当然，相对而言，如果已经有了证券投资的心得，还可以适当的融资投入比较有把握的证券产品上。4、处于家庭成熟期的工薪者，一方面事业发展进入上升期，工作比较繁忙，投资的跟踪时间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家庭规模比较确定，在经济收入与支出方面都比较清晰，对未来安排与生活定位比较明了，投资的目标比较明确。此阶段家庭的主要开支是小孩的后续教育经费、夫妻双方的事业发展经费、日常的医疗保健经费等项目。所以应该以温和进取型投资风格为主，可以在扣除日常消费支出后，先将比较固定的存款转换成较有保障的国债或基金，以保证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剩余的零散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及保险。在投资产品期限与种类的选择上，可以与小孩受教育的阶段性费用支出相对应，形成一个中长期(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策略，目标年收益率要在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以上，并形成长期理财习惯。5、当工薪阶层进入家庭细分期时，如果不要额外负担子女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又没有更多消费支出方面的增加项目，可以在证券投资的长期策略基础上，增加部分短期与中期投资品种，以提高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并能更主动地抓住更多的良好投资机会。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中，在此阶段的工薪者可能要随时应对子女们在事业与家庭发展等方面的追加资本投入需求，所以还是要准备部分流动性较强的证券投资产品提高资金的变现能力。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工薪阶层在不同家庭阶段，都要先保证实现家庭经济基本功能，再顾及证券投资的增值功能，切忌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三）以不同风险偏好分类分析

证券投资中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形势风险、行业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一般而言，风险偏好类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年龄、收入、性别、经历和个性等具体因素。比如，年龄较小的人不怕失败，所以多为风险趋向型投资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风险的态度逐渐表现为中立型甚至规避型；收入越高的人们能承受的风险往往比较高，相比而言，收入偏低的人群对于风险大多有回避的倾向。通常认为男性趋于冒险、女性趋于保守，但也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经济生活中男女承担社会角色的互换及女性在理财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女性也呈风险爱好型；一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个体属风险趋向型，而经历比较简单顺利的个体属于风险规避型，自然也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风险选择。总体而言，工薪阶层中大部分人员属于风险规避型和风险中立型，对证券投资风险的整体承受能力相当有限。只有在对工薪阶层的风险状态基本了解的前提下，才能选择各自适合的证券投资策略。一般而言，对于风险趋向型的工薪投资者可以增加证券投资新品种的比重，因为往往新产品在高风险的后面也隐含高收益。对于风险中立型的工薪阶层可以采取在高、中、低风险型的不同投资工具中设置不同比例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当然也可以将资金主要投入风险中等的债券和混合型基金上，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深入分析比较集中的品种，从而获取更高收益。而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采取购买国库券、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为主的简单投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各种年度报道与评比结果，选择有较好社会与经济效益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进行集合型证券投资。相对而言，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相比较，在收益率相当的情况下，在投资门槛和流动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可以满足偏好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对资金的高流动性和对收益的稳定性的综合要求，分析人士指出，货币市场基金将继续成为这部分人群的首选理财工具。当然，随着人们对基金市场的熟悉，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均可以成为低风险的证券投资产品。由于工薪者处于不同境遇时，也可能改变风险偏好，所以要在对自己的投资意愿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证券投资策略。

（四）以不同收入水平分类分析

虽然同为工薪阶层，但收入水平还是有较大差异。比如以湖南省2005年的工资水平为标准，据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在职人员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1503元。以此为标准，比平均线低20%，但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薪者可以认为是低收入群体。而高出平均水平一定值的工薪阶层可归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一般会采用比较传统与保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比如购买国库券是他们选择的主要证券投资方式。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一般投资观念传统，家庭理财要求绝对稳健。建议每月做好支出计划，除正常开支外，可将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进行重点证券投资产品的投资理财，切忌广而全，频繁交易。对于风险较大的股票市场，考虑到工薪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专业知识也相对匮乏，可以不做重点考虑。保险、基金和国债等投资产品仍是该收入水平工薪阶层的主要选择。至于高收入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中，可以考虑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进攻型投资，更大地发挥“钱生钱”的功能。考虑到风险因素，“攻”的资金中又可以分为“稳攻”和“强攻”两部分。对于稳攻部分，有一定投资理财概念的人可以选择购买一些市场波动度较小、预期报酬较稳健的证券产品，如混合型基金、大型蓝筹股等，力求年收益率达到5%-10%的水平；强攻部分则为某些高风险高收益发证券产品组合。可以考虑在专业理财规划师的指点下，将部分资金投入各类预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上。在证券投资中，既要有对单个股票和债券、基金行情的把握，又要具有投资组合的理念，以适度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总体而言，在为工薪阶层制定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不同需求目的以及对不同价格与风险类型产品的需求弹性，从而在保障他们现有资产与生活水平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实现未来资产价值与质量的提升。

也就是说，工薪阶层不论是属于上述哪种类型或阶段，在进行证券投资时，都要具体状况具体对待，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进行抉择。当然，工薪阶层的证券投资策略也有共通之处。一旦工薪者决定了要进行证券投资，就应努力作到以下四点来保证策略生效。

（一）制定具体可行的各期目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计划，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与经济实力，确定在不同年龄与时期的投资目标，并在达到预期收益水平时要适时收手，重新选择下一个目标。

（二）遵照投资理财的基本规律。总体上工薪阶层进行证券投资策略时要本着“终身快乐”的原则，也就是要尽量作到“抓住今天的快乐，规避明天的风险，追逐未来生活的更加幸福”原则。在具体选择投资品种时，要遵循“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

（三）确定详细周全的步骤。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最好要制订具体的投资步骤，逐步有效的拓宽投资渠道，增加各层次的投资品种，最终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

（四）制定稳中求变的策略。投资策略的适应性与创新性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投资策略有很多，关键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并在投资实践中不断反思与修正。工薪阶层如果能真正理解与掌握以上四点，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证券投资策略基础上，加强对策略的落实与调整，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必然有较好的收益。

参考文献：

[1]柏丹.低风险公务员不妨尝试高风险理财[N]北京现代商报，2004.11.1

[2]理财专家讲解家庭理财误区面面观

[3]家庭月收入一万如何低风险理财

[4]理财从货币市场基金开始

[5]李艳,佘若雯.探寻职业外财富延展女性修炼攻守兼备投资功力[J]大众理财顾问.2006(3).

[6]工薪阶层如何才能获得更多“外快”

[7]朱桂芳.工薪族理财：收入状况决定风险控制级别[N].南方日报.2005.6.27

[8]彭振武.中国家庭的投资理财模型：工具、模型、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

投资偏好范文篇8

〔关键词〕人力资源生态,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避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实质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而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和科技创新的主体。目前,全球正在上演人才争夺大战,各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推出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争夺优秀人才,使得人才的跨国流动进一步加剧。企业对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把挖掘、利用人才作为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企业人力资源生态环境不适宜,导致其人力资源投资存在一定风险。因此,从人力资源生态的角度探讨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规避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人力资源生态角度看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人力资源生态是由人力资源供求生态、偏好生态和组织内部生态所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人力资源投资风险的大小是由这三种生态环境所决定的。本文将从人力资源生态的上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一)从人力资源供求生态方面看。人力资源供求状况反映了人才间的竞争和组织间竞争人才两个层面的问题。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决定了人力资源的价格(工资、福利等)、人力资源可流动性程度、争夺人力资源的激烈性及人力资源投资方式等,而人力资源的价格、人力资源可流动性程度、争夺人力资源的激烈性及人力资源投资方式等是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应予考虑的重要方面。因而,从人力资源供求生态角度探讨人力资源投资风险问题非常必要。

(二)从人力资源偏好方面看。知才善用,才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根本。企业不仅要知道谁是人才,有什么才干,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满足他的什么需求才能为我所用。在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除遗传因素外,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后天的教育等都对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不同形成了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特定的偏好。而人的偏好秉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人对组织的选择、工作动机和工作积极性等。因此企业应根据人力资源偏好来吸纳与培养人才,并采取相应对策来使用和留住人才,这是企业人力资源投资中的根本问题。然而,有些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时,不了解企业员工的个人偏好,只是一味地加薪,结果企业却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样的人力资源投资风险较大。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所言,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呈阶梯式变化,钱只能解决物质生活需求这一最低层次。而且按照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工资对劳动者只是保障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

(三)从企业内部生态方面看。企业内部生态是指企业内部影响人力资源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企业性质、企业目标、企业文化、企业领导者的能力与作风、企业福利、发展前景等。企业内部生态决定了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培养和人才去留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的风险和规避能力。

三、从优化人力资源生态入手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人力资源投资风险就是指人力资源投资未能收到预期的收益。由于人力资源生态对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通过优化人力资源生态可以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具体说来,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根据人力资源供求生态确定人力资源投资方式和内容。人力资源供求生态影响到人力资源投资的方式。当人力资源供大于求时,人力资源的价格下降,人力资源流动性减弱,企业间争夺人才的竞争减弱,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内部成本大于外部成本,这时企业应更倾向于外部投资吸纳。当人力资源供小于求时,人力资源价格上升,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增强,企业间争夺人力资源的竞争加剧,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外部成本大于内部成本,这时企业应倾向于内部投资培养。

在企业进行人力资源投资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投资内容的选择,因为投资内容不同,企业所承担的投资风险就不同。通常情况下,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可以分为通用技术投资和专用技术投资。通用技术投资是指接受投资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在其他许多组织同样适用。这样的投资可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企业的未来竞争力,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投资,但企业的投资风险较大,因为员工在获得通用技术后就赢得了更多的组织外的寻租机会。专用技术投资是指仅仅对本企业适用的技术进行人力资源投资,这样的投资形成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可以限制资产的可流动性,企业的投资风险较小。因此,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内容的选择上,应根据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急需性、重要性、企业投资能力等因素综合权衡,选择最佳的投资内容。

人力资源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力资源供求生态,即人力资源间的竞争及竞争对手对人力资源争夺的能力。因此,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方式,应视人力资源生态的变化来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有效地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二)根据人才偏好进行人力资源投资。调查发现,经过企业投资培养后跳槽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因为企业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他们的需求偏好不匹配。比如,有些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吸引和培养了高水平的人才,但由于不能为这些人才提供发挥才能的环境和条件,企业最终还是留不住这些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适才是企业选人、用人的根本原则。比如: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农业专家,对一个汽车制造公司来说不一定是人才。要慎重选择人力资源投资对象,主要是确定其人是否能为我所用,对不能为我所用之人进行投资,不但会造成投资成本的损失,不能得到回报,甚至可能为竞争对手培养了人才,削弱了自身竞争力而增强了对手的竞争力,这是人力资源投资最大的风险。因此,企业根据人才偏好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对于吸引和留住人才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降低和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才不致于造成人力资源投资的损失和浪费。

同时,要依据人力资源的需求偏好对企业员工进行激励,降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总体上来说,人的需求偏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经济效益型的、有追求工作稳定型的、有追求发展型的等。对于偏好经济效益型的员工,薪酬激励是一种比较适合的方式,因此可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动态薪酬体系,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对于追求工作稳定型的员工,可帮其安排安全、稳定、有保障的工作职位。基于稳定的考虑,这一类型员工的薪水可以基于工作年限稳定增加,并且为之提供保险与养老金的薪酬方案,同时可以承诺,如果其忠诚企业并且有较好的稳定绩效其就可以获得企业稳定而连续的雇佣,这样的激励会对这种类型的人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追求发展型的员工,可采用职业生涯规划激励的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参与员工职业生涯管理,更深入地了解员工的兴趣、愿望和理想,寻找其与企业理念的最佳结合点,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将员工和企业的需要、目标、利益相结合、相匹配,以达到动态均衡和协调,从而获得“双赢”的效果。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式,除晋升外,工作轮换、赋予更多责任也不失为很好的促进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的激励方式。

投资偏好范文篇9

委托人对于企业年金的认识和定位是公司开展年金计划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委托人的风险偏好和收益目标将决定资产配置方向及投资策略的制定。因此，在开展战略资产配置工作之前，委托人与受托人需先确认风险收益偏好，确定投资目标，进而再根据该目标及年金资产规模设置符合委托人要求的战略资产配置方案。该环节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工作。1.明确委托人的风险偏好。类似于个人投资风险等级评估，企业年金在投资运作之前，主要从收益期望、亏损容忍度、回报率演绎选择、亏损情况下的行为选择及偏好投资品种等维度，结合年金计划参加人群结构、资金收支稳定情况等方面内容，对委托人风险偏好进行评估，确定与企业需求较吻合的投资风险偏好。通过风险偏好测评可以将委托人分为安逸型、保守型、稳健型、积极型及激进型5种类型。公司基于参与计划人群结构分布，每年进出人员情况、每年年金资金收支规模等因素考虑，确定本年金计划主要考虑年金基金的长期性及储蓄性特点，明确公司年金计划为风险厌恶型的投资偏好。2.确定长期投资目标。年金基金长期投资目标对年金资产配置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另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相对稳定且收益可期，若要有较高的预期收益目标，就需要通过在股票、债券市场上通过主动投资获取超额收益。因此，预期收益目标设定的高低，将决定了年金组合内的权益类资产、债券及另类资产的大致配置结构。长期投资目标的设定可考虑通货膨胀率和养老金替代率两方面因素，参考社保基金与市场上年金基金平均收益水平等要求确定。经统计2007～2017年十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值为2.85%；测算以20年缴费（含社保）、20年领取养老金的替代率，投资收益率7%，养老金替代率87.7%，收益5%的替代率69.4%，收益率3.6%替代率59.2%；参考社保基金2001～2016年期间实现收益率，平均年化水平8.93%，市场披露的企业年金基金2008～2016年期间实现平均收益率4.46%。企业可参考上述几个数据，确定本企业年金计划预期收益目标，由此可进一步确定公司偏好的投资风格和风险偏好。3.短期目标。短期投资目标设定考虑符合长期目标的实现方向，结合当前市场情况，以投资研究分析为重要考虑，主要分析预判宏观经济形势、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走势，根据年度预判结论确定短期投资目标。短期投资目标分为绝对收益目标与相对收益目标两种。绝对收益目标一般是低波动的，且目标是可实现的，通常为固定值。相对收益目标主要衡量投管人的投资业绩差距，一般选择同类型计划、人社部披露数据、同一受托人、同一投管人、同一托管人等平均收益作为相对收益水平差距判断，以相对水平或相对排名判断各个投管人的投资能力。这两种目标的选择将决定年金计划组合是采用主动型投资为主，还是配置型投资为主，从而影响到组合资产配置结构。笔者公司参考年金行业市场收益水平、基本养老金及年金的养老金替代率、职工基于市面上理财产品对于年金基金收益预期以及临近退休人群对于投资风险的认知程度等因素，确定公司年金计划长期投资目标为5%，且投资偏好为风险厌恶型，从而进一步确定短期业绩收益目标及比较基准为5%。

确定风险控制框架指引

这环节主要是为了确定在预期收益目标前提下年金计划的风险暴露敞口及禁限投规则。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投资理念、收益目标及特定要求，综合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情况制定的风险指引框架。主要包括和制定风险政策两部分工作。1.受托人依据市场上各种投资品种在过去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收益特定排序，形成预期收益率和波动率相关的风险———收益散点图，结合委托人的投资理念和长期投资收益目标，确定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主要明确三方面要素：一是明确年金计划可承受的损失限额，通过明确权益类资产损失限额、市值类固收资产损失限额、个股止损线要求和业绩安全垫要求，模拟测算组合的下行风险是否在委托人承受范围内；二是明确各类资产比例限制，在各类资产配置比例符合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基于各投资品种当前情况及未来趋势分析，确定各类资产仓位限制比例，主要是权益类资产、利率债、中低等级信用债等，然后根据投资目标预测和风险管理要求设置杠杆比例限制及资产配置集中度限制；三是信用品种限制：因另类资产流动性较差，出于资金“安全第一”原则考虑，需要对允许配置的另类资产所需达到的信用等级、行业风控、区域风控、平台债务风控及评级检测等做具体限制和要求。2.制定风险政策。制定风险政策是为了后续投资监督管理做的前期准备工作，用于规范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明确投资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投资规则，以保证投资收益目标的达成，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市场风险是控制组合下行风险及控制风险敞口；信用风险出于资金安全要求，规避组合中单一产品出现信用违约的风险；流动性风险主要针对组合资产投资集中度及流动性资产占比进行限制，投资集中度是遵循资金分散投资以降低投资风险原则，流动性资产比例要求一方面为了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资产占比需符合法规要求比例；合规风险是根据法规、合同进行条款限制；操作风险针对临时突发事件建立的处理预案和报告制度。

制定资产配置策略及动态调整

资产配置策略借助常用的资产配置模型，结合委托人需求，基于资产市场分析确定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过程，是受托人投资专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解决的是在预期收益目标前提下，组合最优资产配置基准比例及上下限比例的问题。战略资产配置流程包括三个环节：通过对宏观市场分析研究确定各类资产价值中枢、制定资产配置策略、结合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优化调整。1.通过对宏观市场分析研究确定各类资产价值中枢。（1）宏观市场分析研究基于企业年金具有投资长期性的特点，在制定资产配置策略时必须以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为基础。宏观指标分析为了更进一步判断资本市场的变化情况及资产的长期趋势。受托人利用内外部投研资源，综合衡量政策因素以及外部事件的影响，通过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相关监管政策的研究，最终形成对不同种类资产价值的判断。通过宏观指标分析对大类资产的影响来看，固定收益资产价格主要受利率影响，而利率主要受到经济增长、通胀和货币供应量影响；权益资产价格可以拆解为企业盈利与估值的乘积，其中企业盈利主要受经济增长拉动，估值受市场风险偏好的影响，而货币供应量同时是改变市场风险偏好的主要因素。（2）确定各类资产的价值中枢受托人通过对中长期市盈率、市净率、到期收益率等指标的综合分析，分析长期价值中枢衡量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合理评估市场价值中枢，并根据目前市场各指标与价值中枢的偏离程度，判断各类资产是否被高估或低估，灵活地调整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各类资产主要分析内容如下。市值类品种方面，通过对长期中债国债10年到期收益率、万得全A等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利率品种及权益资产配置价值，把握配置机会。成本计价类资产方面，根据历史信息建立数据库，将资产的历史价格与经济周期研究相结合，对不同历史时期及市场情况下成本计价类资产的价格进行判定，作为资产配置方案的制定依据。2.通过模型制定资产配置策。在宏观研究和长期价值中枢分析的基础上，受托人通过套用资产配置模型，以成本计价类资产所处价值区间为基础，对大类资产的比例做出判定，计算市值类资产与成本类资产目标配置比例和比例范围，结合市场形势、风险预算和投资目标等制定战略资产配置方案。3.结合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特点优化调整资产配置策略在根据宏观经济指标分析和市场动态制定战略资产配置方案后，梳理公司年企业金计划各类资产的静态收益率和资产占比，测算出在现有持仓结构下的收益率，通过比对公司风险厌恶型的投资偏好和收益目标的偏离度，调整计划层大类资产的配置目标仓位，最终确定计划层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确定优化方案并最终制定战略资产配置方案。4.动态调整资产配置策略资产配置策略年初制定后，在年度执行过程中，根据政策法规、市场大环境变化、投管人收益水平、投资收益目标变化等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调整。在跟踪管理过程中。，利用跟踪指数，通过建立指数化模拟组合，判断投资组合主动管理能力，利用压力测试检测资产配置方案风险暴露程度。（1）指数跟踪权益类资产跟踪指数上证50、沪深300；利率债国债对标中债国债全价1-3年，政策性金融债对标中债国开行全价1-3年；信用债中3A级企业债对标中债企业债3A全价1-3年，2A+企业债对标中债企业债2A+全价1-4年，交易所公司债对标中证公司债，成本计价类资产按预期费后收益前不低于5%，费前不低于5.5%对标，以此测算预期收益目标。（2）压力测试过程确定压力测试的资产范围，通过情景分析、敏感性分析，定义某些压力情景事件或风险因子冲击，测试组合可能出现的收益情况。主要包括股票损失的可能情况、信用债违约损失情况及债券收益率曲线上移损失情况等。

总体上讲，战略资产配置管理工作是受托管理人在实施年金计划管理时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委托人了解战略资产配置管理工作流程，可以系统地了解受托管理人在年金计划管理能力，并用以监督受托管理工作，有效地保障年金资产的平稳运作及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投资偏好范文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融资偏好融资悖论

一、企业融资偏好理论及相关研究

企业融资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MM理论。早期的MM理论认为企业价值与其融资结构无关，该理论忽略了企业所得税等各种因素，因而受到实践的质疑。1963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考虑公司税后负债率增加可以提高企业价值。权衡模型理论在MM理论基础上引入破产风险，认为企业最佳资本结构是债权边际抵税效应与边际破产成本相等的均衡点，后期的权衡理论又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扩展至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等方面，使理论进一步深化。上述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融资结构也称资本结构，系指某个时点企业各种资本来源的对比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之间的构成比例。在企业融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对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融资优序理论。融资优序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的存在，企业呈现出明显的融资偏好：先内源融资，之后考虑银行借债或债券筹资，最后才发行股票。近年来融资优序理论与权衡理论逐渐成为企业融资理论的主流。

在融资与融资偏好理论方面，国外的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ShyamSunderandMyers(1999);RobertandAnuja(2000);Hovakimianetal(2004);HaanandHinloopen(2003)从企业融资动态“偏好”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研究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得出上市公司“先内融资，再外债务融资，最后股权融资”的融资偏好的结论。MyersandMajluf（1984）;ChirinkoandSingha(2000)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融资若债务融资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才会考虑利用股权融资，表现出明显的融资偏好特性。在西方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素莲(2003)等人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股权偏好融资。利用资本市场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确有许多优势，但其特征是并不直接观察上市公司的“行为过程”，而是根据“资本市场运行‘结果’数据来推论上市公司的‘行为过程’”(陆正飞，2003)。葛永波(2007)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特性时指出，企业融资理论具体体现为静态的融资结构特征与动态的融资偏好两个方面，静态上的融资结构特征与动态上的行为偏好是不同的概念，只有当企业融资偏好受到的约束较小，融资结构特征才能较好地体现出偏好的本质。因此，基于融资结构特征而得出的股权融资偏好结论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二、我国企业的融资悖论及其现状

纵观我国上市公司,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的关系看,未分配利润为正的公司,1998年～2005年内源融资比率平均为24.14%,而外源融资比率平均达到了75.86%,企业对外源融资体现出较强的依赖性;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内源融资比率平均为-5.86%，说明外源融资比率超过100%，即公司融资完全依赖于外源融资。上述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在融资结构中所占比率较低，企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性非常强。其次，从外源融资结构来看，未分配利润大于零的公司股权融资比率平均为73.25%，债务融资比率平均为26.75%，未分配利润小于零的公司股权融资比率平均为67.80%，债务融资比率平均为32.20%。上述数据显示：无论是未分配利润大于零还是小于零的样本企业，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所占比率远高于债务融资。综合各种融资方式，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融资主要依赖股权融资，其次是借款融资(包括非银行借款负债)、内源融资，企业利用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比例极低（葛永波，2007）。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基本体现出“股权融资—借款融资—内源融资—债券融资”的依赖顺序。这种结果与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偏好与融资优序理论相反，这一现象称之为上市公司的“融资悖论”。

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背离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1.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企业不能获得足额的内部融资

内融资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留存收益，留存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盈利。因此，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股东投资收益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公司资本积累的大小，进而关系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自我解决程度。汤新华(2003)通过对48家农业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平均税后利润、平均每股收益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0年经营业绩大幅度下降，与1999年相比，平均税后利润下降67.54%，平均每股收益下降68.18%，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65.71%。且这三个指标各年数值除1999年外均低于同期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2.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偏高，一是因为我国股权融资实际成本并不高:一方面，上市公司普遍享受着政府给予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实际税负降低，从而大大降低了融资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很低，不分配、少分配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分配股利，也时常偏好股票股利，而较少采取现金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低股利支付率就意味着低融资成本。二是股权融资具有软约束。公司如进行债务融资，必须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无法或不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将遭致冻结存款、封存资产等结果，必将影响公司的信誉，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因此，按期还本付息是一种“硬约束”。相对于债务融资，进行股权融资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再加上没有太大的股利支付方面的压力，公司完全处在软约束之中。宽松的环境，使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

3.资本市场结构单一抑制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我国尚未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无法满足多层次融资者的需求，使得融资者无法寻找更多的融资来源；其二在资本市场的运行过程中，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对违规行为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手段和相应法律责任的认定处置；而且我国法律对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不完善，对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等等，这都使得公司偏向股权融资。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1.完善股权融资相关制度规定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不长，市场经济体制又处于初建阶段，各种法规、制度尚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就股权融资而言，近几年出现的配股热、增发热就反映出相关制度方面存在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融资结构的不合理。为此:应进一步严格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度，在我国，股票发行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效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必须严格股票发行的准入门槛，以便让最有条件、最有发展前途的上市公司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由于市场游戏规则不完善，市场竞争常常出现无序状况。为了防止因无序竞争造成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失真，以骗取股票发行的资格，应当加强对中介结构的监管。第三，加强对股权融资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防止上市公司盲目融资、盲目投资，浪费资源。

2.优化融资结构和股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应当转变融资理念，优化企业筹集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内源融资的比例，使内部资金得到有效的应用;提高外源融资中债务融资的比例,主动调整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形成协调发展的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构建多渠道、低成本的筹资体系,平衡债权约束和股权约束、形成有效企业融资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合理资产价值调整，逐步推进国有股份的转让与上市流通,打破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局面。同时要鼓励股权所有者多元化，并加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促进股市投资的理性化。促进“同股同权”,切实保障股东权益及股东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完善经理激励机制，给予经理人部分股权，使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挂钩，并建立经理报酬与公司利润的挂钩制度，从而激励经理人做出更加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为企业的可持续融资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3.加大R&D资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研究与开发活动对于增强企业竞争力，使企业持续快速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是上市公司创建竞争优势，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上公司应当根据市场需求的趋势及变化，注重技术进步，加大R&D资金投入，大力吸引高新技术人才，加强技术开发，优化R&D活动的绩效，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塑造适合自身特色的核心产品，依赖高科技产品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通过与高校等具有先进科研开发水平的机构合作，组成以有市场的产品为目标的产、学、研联盟，使高校做出的理论成果更具有实践价值，进而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应当形成一种以优良的经营绩效吸引人才和资金，再以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还要积极获取政府及其他组织、机构及个人对上市公司的R&D融资，扩宽企业研发资金的来源渠道。

4.完善企业外部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适应企业的多层次融资需求和投资者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需求

要重点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并根据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情况，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为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增加融资渠道。在继续培育股票主体市场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市场产品，拓展债券市场，建立统一互联的证券市场，建立由市场主导的创新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把拓展债券市场作为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改善政府行为，强化有效监管，完善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职能，保证市场的交易主体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进行公平公正的交易。完善有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制度，恢复投资者信心。

参考文献:

[1]汤新华: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研究.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12

[2]陆正飞: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为研究.会计研究,2003,10

[3]葛永波:企业融资偏好与融资结构特征的背离—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07,5

[4]王素莲: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悖论的经济学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