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范文10篇

透视范文篇1

关键词2004年国际形势世界的重构霸权的代价

即将过去的2004年将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不仅是一系列重大冲突的记录,而且是若干重要进程的开始。欧盟宪法的产生,其意义应当在欧元流通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宪法改写着“国家”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概念。阿拉法特逝世和萨达姆被抓,这两个人物从中东政治舞台上消失,标志着中东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由此产生的中东权力真空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填补。美国在总统大选中暴露出来的外交政策深刻分歧,美国与其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弥补的裂痕,反映着新帝国的霸权面临着难以解脱的结构性困境。同“中国崛起”并行发展的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给纷乱的世界秩序带来新的稳定因素。以石油价格暴涨和美元—欧元汇率消长为特征的世界市场要素重组,对各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着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仅仅这些事件,就足以把2004年定格在历史长镜头的聚焦之中。然而,我们还应当进一步透视这一年各种力量组合的复杂关系,以确定它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力量对比和走向。

一、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伊拉克战争进行了一年半,中东地区秩序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之中。其原因在于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而且是长时期难以消除甚至难以缓解的矛盾。其中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反恐战争之间的较量、大国之间的利益和主导权之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防扩散、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对地区秩序的不同导向、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以色列人的民族冲突等等。冷战期间美苏争夺中东的阴影仍然与当前的中东各种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已经揭开了当前与今后中东长期冲突的盖子。“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无限制较量,这是一场没有战场边界、没有宣战与停战、没有正规军事对手的“世界战争”。在可预见的未来(5—10年),世界的战略家们都无法找到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这种矛盾的集中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东地区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冲突的焦点。

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又分为两个焦点。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2004年伊拉克的战事发展趋势来看,当地反美武装抵抗运动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结合是一个重要变化特征。什叶派武装同美军的抗衡不时地得到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的配合;基地武装力量在费卢杰遭受围攻时也得到伊拉克其他城市武装力量的呼应。无论这种配合和呼应是否具有战略或战役的策划背景,国际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形成了新的温床和环境。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塔利班在当地已经难以得到民心支持,但是在伊拉克却有新的反美力量补充。萨达姆政权的主要人物大多已经落网,并没有改变当地反美武装力量的抵抗持久性,因为什叶派和基地分支组织,都不属于萨达姆政权的残余。相反,复兴党余部却与这些武装力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加上来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沙特的极端分子,使伊拉克的反美抵抗运动将长期处于半自发、半组织、半配合的状态。尽管美军可以像围攻费卢杰那样攻下若干中心城市,但是它不可能同时有效占领所有城镇。而且反美武装必然改变过于集中的抵抗方式,更加分散更加灵活地采取“准恐怖打击”。这种状态同伊拉克本来就存在的宗教派别、民族纠葛结合起来,将形成国际化、恐怖主义化的内战。如果美国长期卷入这场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重演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下决心撤出伊拉克,则可能面临在伊拉克复活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在中东地区迅速蔓延的危险。这两种前景对于美国的反恐战略都具有致命的威胁。

除了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以外,中东地区还存在着伊朗核问题的潜在冲突爆发点、阿拉法特以后的巴以冲突复杂化以及中东石油控制权之争。伊朗本来就是美国定义的“邪恶轴心”国家之一,核扩散问题只是美国孤立、遏制、打击甚至颠覆伊朗的手段。伊朗在各方面都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具有抗衡美国的能力,使美国很难下决心对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利用美国的两难选择,主动与欧盟展开协调,既扩大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又使美欧难以共同对付伊朗。伊朗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它东连阿富汗,西接伊拉克。伊朗的反美政权不倒,美国的中东战略就难以成就。目前,阿富汗、伊拉克都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又有核扩散问题作为理由,实在是颠覆伊朗反美政权的机会。因此,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将不断寻机搞垮伊朗。但是,一旦美国在军事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伊朗就会在东西两侧向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展开,而且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可能成为真实的威胁。这两种前景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是困难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美伊(朗)对峙的长期化。

为了防止阿拉法特之后的巴勒斯坦失控,成为中东反美极端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美国将把中东和平计划的重点放在促使巴以和谈,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目标至少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派哈马斯等难以放弃对以色列的恐怖打击;二是以色列内部的极右翼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背后各自存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支持。任何一方都把在巴以冲突中的进退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掌控或颠覆。因此,布什在第二任内企图实现后阿拉法特的巴以和平“路线图”,可以说是“天真的愿望”。

因此,美国难以从中东抽身已经成为定局,中东将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摧毁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和基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而且要对反美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对被占领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还要兼顾其石油能源战略,确保石油价格的稳定供应,同时防止自己的对手控制中东石油。这三个战略目标的耗时耗力将旷日持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是难以预测的。这已经迫使美国把它的海外驻军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部署,其总的走势是以印度洋和波斯湾为轴心,从欧洲向东靠拢、从东亚向西南移动,构筑从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到阿富汗的战略走廊。“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力量配置也不得不收缩为“打赢一场重大战争”。这样一种大调整恰恰证明,美国在中东投放主要力量将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西方盟国体系的裂痕将继续加深

在国际关系史上,美欧关系历来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西方概念”的核心部分。但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与欧洲的矛盾公开化了。2004年这个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呈现继续加深的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今年这些因素都有所强化而不是弱化。一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大西洋底的裂痕正在浮出水面”;今年我们却要认真思考欧盟对美国的霸权和制度的挑战。

欧洲内部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难以与美保持一致。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欧洲各国的下层社会反美情绪形成对欧洲决策层的普遍持久压力,这种压力进而成为美欧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的重要原因。德国、法国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坚持不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英国、意大利领导人虽然追随美国,成为“自愿者联盟”的重要伙伴,但是他们在国内政治中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英国将不会参与美国的下一次战争行为。至于马德里爆炸事件根本改变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国际恐怖主义“颠覆”亲美政权的“杰作”。上述现象在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都有类似的例证。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欧洲民意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候选人克里,同美国国内的选情呈逆向行驶。这等于为今后四年美欧关系定下了基调,小布什或者坚持单边主义而与欧洲继续分道扬镳;或者回到多边主义而与欧洲伙伴尽释前嫌。这种欧洲内部政治决定欧美关系的走向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欧美关系的裂痕能否修补,取决于美国决策层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掌握美国决策权的是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环境,而且大大强化其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实行单边主义甚至“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取向。他们把不同意单边主义的欧洲盟国称为“老欧洲”,而把出于利己动机追随美国的原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在欧盟内部制造分化。五角大楼在调整欧洲部署时,既不考虑欧洲盟国的利益,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使旧盟友身受“过河拆桥”之感。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欧洲旧盟国的矛盾,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矛盾,同国际舆论和人心向背的矛盾。本来“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被美国决策层的滥用而所剩无几。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市场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以欧盟伙伴的损失为代价的。同美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环境中领导优势的削弱相比,同它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失灵相比,同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旧盟国中获得的认同度大幅下降相比,这种所得实在是小于所失。

在美国独往独来的情形下,欧盟加快了集体行动的步伐。2004年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扩大和深化的两大突破。从扩大到25国成员,到达成《欧盟宪法》,标志着欧盟进入政治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不论这部宪法的最终通过还要经过多少障碍,它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件大事。未来的欧盟将拥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外交部长和武装力量,超国家机器终于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同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直线上升到130比100的历史高度。尽管对欧洲经济复苏稍有不利,但在政治上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欧元走高对欧洲的贸易整体平衡是有利的。一直游离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英国,也开始靠近法国和德国,试图形成英法德轴心。

欧盟的成功不仅是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而且是对“美国制度优越论”的挑战。它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单边主义将遇到真正的对手。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得到实现,美国的“帝国战略”可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趋势。它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深远的。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早已不是“蜜月伙伴”了,俄罗斯把法、德两国看作是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非常担心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声称“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第二个欧盟”,甚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走向也开始有所警惕,防止他们仿效欧洲盟国的离心倾向。

三、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将改变世界秩序

2004年是亚洲地区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的一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是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突变,也没有像那样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不同于以制度建设著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前奏。

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逻辑。亚洲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遗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21世纪的亚洲(这里主要是指东亚)具备崛起的机遇和条件。从产业结构上看,东亚经济正在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原有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尾随其后的“雁行模式”正在转变为中国、东盟、韩国、日本相互推动的“四引擎模式”。绝对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转化为相对的水平分工。从市场一体化进程来看,东亚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自由贸易体系。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早已超过任何跨地区贸易。东盟—中国的“10+1”贸易协定将推动整个东亚走向自由市场。今后20年东亚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市场。从共同利益来看,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利益越来越扩展。其中突出表现在共同抗击危机、共同承受风险上。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疫情,证明东亚地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东亚国家必须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从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政府间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磋商机制和论坛,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金融货币合作到国际安全互信,都有一系列合作方式,将朝着长期稳定的超国家机制方向发展。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共存来看,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新的共同利益驱动下,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正在构成亚洲软力量的新基础和新来源。存在于东亚各国人民之中的凝聚力、亲和力正在与日俱增。亚洲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使她的崛起具有特别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这个背景下来认识中国的“以邻为善”政策,对于保持亚洲的繁荣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周边是首要,因为大国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如中美、中日、中俄、中印关系等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心也是在周边。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展示中国多边外交的舞台。因此,中国外交的四个支柱都是围绕着经营周边展开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保证周边的稳定才能赢得国家发展的良好空间。

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朝核问题本来可能有数种不确定的前景。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朝核问题不仅没有走向战争的极端反而创造了多边会谈协商解决的机制。本来美国把朝鲜作为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东亚局势就可能出现严重危机和震荡。中国的参与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也符合周边的朝、日、韩、美等国的利益。尽管2004年六边会谈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是它对地区安全的稳定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六边会谈机制是最终促成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避免了战争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则是有利于东北亚安全的稳定,最终形成东北亚的安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亚洲市场的复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亚洲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前景。“10+1”和“10+3”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市场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2003年的基础上,2004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继续迅速增长,东亚内部贸易大大超过亚洲对美贸易。年初东亚国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可能影响地区贸易增长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韩国、日本和东盟的对华贸易都获得巨额顺差。只有地区内部贸易的规模如此巨大,才会出现贸易自由化的吸引力和要求。今年,中国带动全球贸易的增量部分达到18%,在东亚内部贸易的增量带动的比重可能更大。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内容。在1997年前后,这种中国带动亚洲经济的能量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世界在注视新兴大国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时,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就更值得关注。在2003年的基础上,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市场具有无限潜力,两国23亿人口占世界一半。在信息产业上,中国的硬件制造和印度的软件制造可以优势互补。加上双方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印的经贸合作从一般商品到IT信息产业都有很大空间。中印在安全上和经济上形成共同利益。不是短期行为,将产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这种变化对南亚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中印和解可以促进印巴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脚步。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缓和姿态是南亚和平的重要象征,对于中国西部环境的稳定也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中日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趋势。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在政治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在2005年,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修好的互动。中日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对于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又如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反对台独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在2004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宣示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上述发展趋势证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于亚洲地区合作进程,中国发展应当成为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动力,亚洲国家的合作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这是21世纪世界力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外交战略分歧导致美国国内认同危机

2004年美国大选的两党政治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屡屡失策,但是并没有影响其总统连任。角逐白宫的美国总统选举终于以总统候选人克里认输而落下帷幕。这着实让许多美国政治的观察家特别是欧洲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这场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但是它可能引起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以及它所反映的美国国内认同危机,却值得深入思考。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名副其实的“大选”。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范围之广、竞争之激烈、投入资源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仅是一次争夺入主白宫的总统选举,还包含着国会两院议席和部分州长的改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定、政治理念的重新确立。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世界的走向,无怪乎世界政要和各国传媒会如此关注选举的结果。

许多评论家把这次选举看作是作为2000年选举的再版和重演,似乎很是这么回事。但是,二者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为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甚至2001年的经济衰退也不过是半年时间的“微调”,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反弹到4%左右。只要经济还在繁荣,挑战者就很难打倒在任的总统。因此,这次选举说到底不是关于国内政策的大辩论,却突出表现在对美国安全和外交问题的大辩论上。这四年中,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谁能给美国带来安全,就能成为本次选举的赢家。小布什把自己扮演成“爱国英雄”,而克里却无法剥去布什的盔甲。尽管白宫在伊拉克战争中屡屡出错,克里却不能把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这证明也不具备更彻底的战略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利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揭露共和党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的要害。吞吞吐吐,左盼右顾,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这种尴尬境地当然不能将对手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美国现代史上的外交政策大辩论同党派政治转变相结合,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提出国联和“十四点”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结果被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的改革力量被共和党保守派压制了整整一代人。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外交和战后世界秩序大行其道,的“福利国家纲领”也整整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越战后的共和党政府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同时也推行经济上的“里根主义”,几乎颠覆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势力出现逆转。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一直没有找到战略共识,政治上也处于僵持状态。在这次选举中,本来可以借用外交安全政策辩论击败共和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只能坐失良机。

从地域上看,势力集中在东北部沿海和太平洋沿岸各州,这两个地域比较具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欧洲和亚洲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观倾向也比较自由开放。而共和党势力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山区,这里具有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崇尚美国的绝对利益和绝对安全,价值观也倾向于保守传统。而大湖区各州介于二者之间,这里曾经是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在最近10年中同东北部和西海岸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逐渐拉开距离。这次居然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拉锯战的关键地区,而且成为失利的主要原因。1990年代初,克林顿—戈尔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来自中南部地区,削弱了共和党的基础。今后两党的势力消长也主要在于中西部和大湖区,甚至取决于这两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这种党派的地域倾向一旦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小布什虽然得以连任,他所面临的挑战却是沉重的:这次选举(以及2000年选举)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新保守主义者造成国内外对白宫的普遍不信任;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前途未卜;盟国体系急需修补;两大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积累起巨大的潜在风险;主流媒体与主流决策层的脱节;等等,都有待小布什在今后四年中认真对付。人们担心的是,共和党保守派把这次选举胜利视作选民对单边主义政策的确认,而且挟国会两院多数之威,在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那么,这些挑战就会成为真正的危机。

实际上,这次大选暴露出来的真正危机是美国国民的认同分裂危机。所谓“美国认同危机”,是亨廷顿提出来的。他是从美国的种族构成变化出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可能成为少数种族,有色人种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将导致美国的认同危机。但是这种认同危机比亨廷顿预料的时间来得更早。这次大选后,支持的选民产生空前的挫折感,甚至出现分裂美国或移居国外的主张。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不在乎其对手的心理伤害。这种国民情感的对立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所罕见的。而认同危机的根源不是由于内政或文化的差异,却来自对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分歧。这就是“帝国的代价”,当这个“帝国的臣民”不认同它的战略目标时,帝国就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因为历史上许多帝国的崩溃不是来自外敌的打击,而是产生于内部认同的分裂。美国是否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取决于新保守主义的命运。

透视范文篇2

【论文摘要】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历史，历代画伦均有论述，使山水画的透视法更加充实、完善、科学，随着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发展，适当借鉴西画透视法及其他艺术形式，来增强山水画的表现力、是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握的重要环节。

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做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的表现出来，使之具有空间感和立体感。客观存在的物象，即使是同样大小、高低，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也会产生这些视觉变化，是有它一定法则和规律的。西画多采用焦点透视如同相机，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收人镜头的物象如实的照下来。因为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物象就不能摄人了。中国绘画在透视上有它独特的处理方法。它遵循透视的基本法则与规律，又不拘泥于一般的法则、规律。画家的观察点不是固定地一个地方，也不受一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移动立足点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立足点所看到的内容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进画面上来，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更生动，这种透视方法叫着“散点透视”，也叫“动点透视”。山水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开阔画面，便是中国山水画对透视运用的要求。绘画的透视法在中国传统上称它为“远近法”。

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文献上很早就有出现。战国时荀况在《荀子.解蔽》篇中有一段记载:“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从山下望木者，千初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这就把透视上“近大远小”的法则讲出来。而直接论述到与绘画创作有关系的透视法，在画论中较早谈到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其中有一段提到:“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近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间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坚划三寸，当千初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把透视上的远近大小、长短、高低的基本法规都阐述到。唐代王维所著《山水论》中提出处理山水画中透视关系的要诀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陷如眉(，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可见当时山水画家是重视并运用透视规律的。到了宋代，由于绘画的发展，画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绘画技法上的各种经验，对透视也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并给山水画家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具体方法。如北宋郭熙提出了“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透视法。后来韩拙又提出了“阔远、迷远、幽远”的三远论。从宋代不少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在透视表现上的确花了不少的精力，作了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因此，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在宋代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古代的绘画作品来看，隋唐以前，对透视上产生的一般变化，还未能达到表现的水平，如汉代的作品，我们不但在画像上，即从壁画上看对远近、前后的关系，尚不能很恰当的表达。本来是前后关系，在有的画像石中却把它表现为上下的感觉。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隋唐以前的山水画，往往是“人大于山”，现存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中，确实存在这个不合透视法的情况。由于不断的实践，古代画家逐渐提高了对透视的理解与表现的水平。隋代展子虔所作《游春图》已能够把平远、深远的透视法结合起来表现。宋元时期对透视法的表现，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在传统上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以下仅就中国山水画常用的几种透视法作以略述:

现象不那么明显。“平远”所看到的对象，一般不是很高，象山林蔽泽，林霏云烟之类。平远的透视法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所见大地多在平夷的土地上，所以古今的绘画作品中采用平远透视表现出的作品最为常见，如宋董源的《寒林重汀》、郭熙的《案石平远图》等。古人平远法应用最多的尚属元四家中的倪珊，因其长期生活在太湖一带，所以作品多以平远形式出现。

一、高远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清代费汉源在《山水画式》中说“高远”是:“本山绝顶处，染出不效者是也”。以上两种说法，其共同观点都说高是自下向上看，是一种仰视。宋代范宽等大家用此法表现的很多，如《溪山行旅图》等，主要突出雄伟、高大、气势磅礴的景物，仰视的高远，应该是远而高，达到高山仰止的艺术效果，突出“高”的形式感。

二、深远

郭熙称“深远”是:“自山前而窥山后”。这是站在山前或山上远眺，并要移动视点，绕过前面近山，才能见到山后无穷无尽的景色，落到画面上就出现山重水复，使人望之莫穷其迹、不知其为几千万重的艺术效果。深远法所表现出的景物既有深度又有远的感觉，这种方法宜于表现幽深的意境，既是“境深要能曲”，又能“境深尤贵明”。

三、平远

《林泉高致》中提到:“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郭熙又说:“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清费汉源从水墨渲染方面论平远:“于空阔处、木末处、隔水处染出皆是”，也有人认为要画平远，当以“云烟平之”。“平远”就是在平视中所获得的远近关系。正因为视线的平，致使近大远小的差距比深远要突出得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平远接近于焦点透视。只是由于中国山水画在表现上具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取近少取远，或取远少取近。又如在画面上将视平线放得很高(或在画外面)等等，才使画面上的透视。公务员之家

四、迷远

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迷远”。他说“迷远”是:“烟雾膜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迷远的特点就在“仿佛不见者”。所谓不见，即不能用一般的透视法中所说“灭点”去校对。绘画上的一般透视法很难概括“迷远”。在山水画里，迷远之妙，可以有数里远的感觉，甚至仿佛有数百里之遥。只要内容题材需要它把景物表现得无穷远，则运用迷远的方法就可达到这种视觉效果。绘画作品中，米友仁的《潇湘奇观》、石涛的《罗浮山色》均是迷远透视法的体现。上例画面，如果只靠近大远小，或近低远高来表现很难出现“仿佛不见者”的妙境。

五、阔远与幽远

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近岸旷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元代黄公望所说的“阔远”是“从近隔间相对谓之阔远”。其二者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宋人、元人所说“阔远与幽远”，均无特别的道理。如所说“幽远”，完全可以在前面的“迷远”中包括。因为“幽远”是“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这与: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没有根本的区别。

透视范文篇3

一、总体特色从总体上看，《代议制度比较研究》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建立起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论结构体系。作者以民主作为逻辑起点，以总结代议制度的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在《代议制度比较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作者首先系统全面地归纳了代议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论证了代议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规律；同时对代议制度与选举制度、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利益集团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进而总结出其运行的基本规律。最后，作者还通过对各国代议制度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其具体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过程作了较为详实的阐述。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作者力求克服以前有关研究中片面和零散的缺陷，摒弃纯粹的实用主义态度，从而使代议制度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二，在研究中运用了较新的方法论，确立了比较分析法的一系列新的原则，反映了作者对于比较方法运用的独到见解。

首先是研究的视角问题。作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进行研究，不仅看到其作为国家政权运行方式的含义，更将其视为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成果。在明确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一国不同时期的性质的前提下，从人类文化现象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其总的发展轨迹，体现了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其次是可比性与比较的参照系统问题。作者认为，不同国家也会存在相似乃至相同的社会问题，对其处理的方法进行比较以探寻异同及其原因，构成不同类型国家有关制度可比的最初动因；同时，不同国家的代议制度在形式上有着共同特征，构成不同国家代议制度可比的客观基础。在比较的参照系统问题上，作者认为就比较对象而言，主要包括资本主义代议制度之间的比较、社会主义代议制度之间的比较以及这两种类型代议制度之间的比较三个方面；同时还必须将代议制度放到特定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最后是比较中的异同侧重问题。《代议制度比较研究》在论述中兼顾了求同与求异两个方面的因素，既重视总结历史规律，也注意结合本国实践，寻求我国自己的宪政发展之路。

第三，在论述过程中，以其广阔的视野，运用了大量的史实和材料，并且在著作中注入全新的时代精神，进行了详实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纵观全书，不仅探讨了代议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析了代议制度的现状，还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了颇有见地的展望；不仅重视对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旁征博引，更注重从代议制度实际运行的分析中得出重要结论；不仅探求代议制度的基本理论，也注重将其与各国宪政实践特别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

二、理论特色在《代议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作者对代议制度的许多方面都作了论述，并从代议制度出发，对宪法学理论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就该书有关的理论成果作一简要评介。

作者在比较、综合各个学者的观点之后，认为代议制度是指一国统治阶级从各阶级、阶层、集团中选举一定数量能够反映其利益、意志的成员，组成代议机关，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重大事务的制度。代议制度由代表制度、代议机关组织制度和代议机关议决制度三大部分组成。这一定义比较准确地确定了代议制度的内涵，既避免了在代议制度问题上的形式主义，也避免了各种狭隘性和主观性，揭示了代议制度的本质和目的，概括了代议制度的内容。它包含了作者对代议制度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创新。

在代议制度产生、发展方面，最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代议制度产生的原因；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与资本主义议会制的相互关系；代议制度的历史命运。关于代议制度的产生原因，理论界通常归之为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作者认为，任何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代议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对代议制度的论证深入到生产方式的层次，使得作者的研究始终建立在科学而非臆想的基础之上。

根据代议制度的内涵定位，资本主义议会制与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都是代议制度的表现形式。作者在考察代议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之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是代议民主制发展的最高形式，这一论断，使我们的认识跳出了传统的束缚，因而能从总体上把握代议制度发展的脉络。尤为重要的是，它使得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与资本主义议会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联系成为可能，为我们将人类政治文化的精华用之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国外一些学者关于代议制度已经过时的悲观论调，作者指出，由资本主义议会制正在走向衰落并不能断言代议制的衰落。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将长期存在并日益兴旺发达，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议会制。另一方面，代议制也决不会很快被直接民主制所取代。在一定条件下，代议制与直接民主制相结合才是实现民主的最佳体制。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代议制时常受到人们的非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代议制度与人民主权的关系。作者从理论上完全解决了长期以来在代议制度与人民主权之间存在的矛盾，认为，判断代议制是否造成主权转让的关键，在于考察人民是否能够行使最后的控制权。只要代表或议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人民可以随时予以罢免，就绝无所谓主权的转让。代议制度到底是促进还是阻滞了人民主权的实现，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如果代表与选民是“同质”的，则代议制度就起促进作用；如果代表与选民是“异质”的，那么代议制度就起阻滞作用。

很多人不仅将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相等同，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与资本主义议会制都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作者认为，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分属不同层次，一般而言，政权组织形式是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及其相互关系，代议制度与其决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在此，作者提出了国家政权组织制度这一颇有意义的概念，认为政权组织制度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组织、管理国家政权的制度。代议制度即属于政权组织制度的范畴，是实现国家权力而据以构建国家政权的直接依据。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实现国家权力形式的宪法学理论应排列为:政体→政权组织制度→政权组织形式→政权机关。其中政体与政权组织制度属于国家制度的范畴，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机关属于国家机构的范畴。由此应对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进行部分调整。尽管这一理论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但作者无疑指出了传统国家权力形式理论的重大弊端，为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在研究代议制度的外部动力机制时，关于社会主义利益集团的部分最具创见。作者认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要真正反映和贯彻各利益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只有通过参政议政才能实现，以制约和影响国家权力的运用和行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参与和影响的效果还很有限。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认识上不仅必须明确以前所谓社会团体就是利益集团，而且必须明确虽然这些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但它们同时还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实践中则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更进一步明确利益集团在人民代表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具体分析世界各国代议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时，作者也没有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模式分类，作者以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与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所形成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为标准，将其分为王在议会制、纯粹议会制、议会总统平行制、半总统半议会制四大模式。并且认为，不同模式都是经济、政治等诸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诸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以及一国不同历史时期却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任何政治制度的建立，只有符合一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才能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才能维持这一制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活力；等等。

三、实践特色任何宪法学理论研究都必须服务于宪政实践。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著作中不仅注重理论研究的深度，也注意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并就此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第一，借鉴各国代议制度有益的实践经验，用之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作者认为，由于代议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以实行，并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完善人民代表制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有益经验和合理因素。但与此同时，作者也特别强调，不同国家的代议制度不可简单摹仿，尽管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度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它们能否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吸收，则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

第二，正确处理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建设。作者认为，要真正处理好这一关系，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只有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转变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执政党的权力不能直接干预国家权力，更不能代替国家权力，否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一论述准确而概括地总结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三，必须提高人民代表机关的地位和权威。作者在总结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经验与教训之后指出，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面临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加强人民代表机关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正确处理和协调人民代表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从而增强人民代表机关行使职权的能力，提高人民代表机关的地位与权威，充分发挥其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透视范文篇4

一

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定向的政府改革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如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胡德(C.Hood)所说，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由英国单位发展起来的，而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显著的国际性趋势。[1](P3-19)可以说，政府改革浪潮席卷西方乃至全世界。“代表这一股潮流、全面推进行政改革的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既有单一制国家，也有联邦制国家；在政府制度上，既有内阁制政府，也有总统制政府；在市场体制上，既有自由型市场经济，也有政府导向型经济；高举改革旗帜的，既有右翼政党，也有左翼政党。”[2]（序P4）

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了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开始这种以注重商业管理技术，引入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商业管理技术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引入始于1979年，并以雷纳(Rayner)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出身于私人部门的雷纳在内阁中主持一个项目小组，负责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调查评估；1983年“财政管理创议”启动，建立起一个自动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持财政管理改革；1987年著名的《下一步》(NextSteps)报告（全名是《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缺乏真正的压力以迫使政府机构改善绩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往所重视的是标准化的程序而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白厅注重的是高级文官的政策咨询功能而非管理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的政策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下一步”机构的创立一开始是零碎的，但发展迅速。到1995年，英国75%的文官都属于这种“下一步”机构。“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和改善服务的特征，特别明显地体现在1991年梅杰政府的“公民宪章”的白皮书上；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特征则明显地体现在1979年以来英国公共公司以及公共机构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也反映在1992年梅杰政府的“为质量而竞争”的政策文件上。这些措施促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公共部门接受市场检验；各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展开竞争，尤其是通过公开投标，赢得竞争并提供优质服务的单位才能生存与发展。

美国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摇篮，“20世纪的美国文化是以信奉管理为特征的”（Bellah语）。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从1978年卡特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的实施算起），并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勒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Grace)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最好的实践”）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的美国公共部门的低效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的过多干预；(2)人事尤其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3)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4)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5)缺乏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布什政府则全面推行质量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重塑政府运动”(ReinventingGovernmentMovement)，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NPR:NationalPerformaceReview)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其先导则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起庞大的、从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它将任务加以分解，落实到不同层次的雇员，而这些雇员及机构则由严格的规章制度所约束。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入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是也造成机构臃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已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1)消除繁文缛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2)把顾客放在首位；(3)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4)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戈尔报告”还引用了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改革经验，指出美国在发展新公共管理方面已经落后了。

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英国一起被人们视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最为迅速、系统、全面和激进的国家。特别是新西兰，它因改革的深度、广度、持续时间和成效而被许多西方国家奉为典范。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旧的公共行政传统以管制经济和由政府部门提供一切公共服务（即福利国家）为特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国面临相同的问题与压力。80年代初期、中期相继开始了全面的行政改革（澳大利亚从1983年开始，新西兰从1984年开始）。尽管两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制度设计、改革进程和管理实践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尤其是新西兰的改革先有总体框架，而澳大利亚是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形成总体框架），但是，这两个国家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更多、更明确地采用了管理主义的模式。在公共部门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以及市场机制，是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组织、过程、角色和文化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结构变革、分权化、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等。按照波斯顿(J.Boston)在《转变着的新西兰公共服务》一文中的说法，新西兰的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有三个基本趋向：一是政府已使许多由公共组织履行的功能商业化；二是只要可能就将商业活动与非商业活动分开，并将交易活动转移到公共公司；三是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上的变化（尤其是引入合同制、绩效工资制和新的责任机制）。

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的行政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或多或少以“新公共管理”取向。例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即改革具有非连续性、渐进性和零碎性特点，但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给国家减肥”（或“苗条国家”）、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特别是90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推行从荷兰借鉴而来的“地方治理模式”(NSM:NeusSteueruageModell)，它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特征是：产出与结果控制、项目预算和绩效指标、服务和顾客导向，康采恩式的权责划分，责任委托给商业单位等。又如，在荷兰，尽管改革没有更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渐进和零碎的特点，但改革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即改革的目标是改善政府组织的运作，提高行政效率与效能，方法是放松管制、分权、私有化和引入商业管理模式及市场机制等。1982年发起的“大手术”改革（以分权、放松管制、私有化、裁员和文官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1989-1994年推行的“社会更新活动”（核心是提倡和鼓励公民及社区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活动）、1990年开始的“大效率运作”改革（目的是提高文官系统的效率和削减预算），都具有明显的新公共管理特征。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尤其是行政改革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这场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内容涉及公共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体制、过程、程序及技术等各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概括，也可以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美国学者英格拉姆(P.Ingraham)把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或四类：“(1)预算和财政改革；(2)结构改革；(3)程序或技术层面的改革；(4)相互关系方面的改革。每一类改革都涉及到公共组织的内部运转及其与外界的关系；每一类改革都试图从略为不同的角度解决公共管理和公务员中的问题。”[2](P48)另一位美国学者彼得斯(G.Peters)则从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讨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走向及内容。[2](P2)我国学者周志忍把当代国外（西方）的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方面：第一，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包括非国有化、自由化、压缩式管理等）；第二，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包括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公共服务社会化）；第三，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建立与完善信息系统，分权与权力下放，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改善公共机构形象，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等内容）。[3](P30-37)方克定则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将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处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其中，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堪称系统化的改革，美国属于渐进主义的改革，加拿大居于两者之间）；二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实行连续或不连续性的渐进主义改革，它们都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其中，有合作主义传统的瑞典有时被列入第一类，而德国则具有最明显的渐进主义特征）；三是南欧半岛国家意大利、希腊的为争取行政合法性或强制性制度化的改革，西班牙似乎兼有二、三类改革的特点。”[2]（序P3-4）而“无论哪一种改革类型，都无例外地贯穿着韦伯式的传统的公共行政与标志行政现代化的‘新公共管理’两种基本取向的争论。”[2](P8)

二

上面我们简要地描述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即“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改革取向及实践模式的出现。欧洲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OECD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声称：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共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彼得斯在《欧洲的行政现代化》一文中也指出：北美各国目前继续沿着“管理主义”（而不是严格的公共行政）的思路去考虑公共组织的管理；而欧洲各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不同维度的管理主义改革之中。那么，什么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呢？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并且日益取代旧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多维度的非常宽泛的概念”（彼得斯语）。对于它的内涵，人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例如，波立特(C.Pol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它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应用；瓦尔特·基克特(WalterJ.M.Kiekert)在《荷兰的行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管理》一文中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一种强调商业管理风格，顾客至上和市场竞争的改革取向；胡德(C.Hood)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1](P3-19)“新公共管理”有时被当作单一模式概念，有时则被当作包含不同模式的类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或译《重塑政府》）一书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十大原则构成《改革政府》前十章的标题。奥斯本和盖布勒在书中对这十个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在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加以汇总组合。该书成了1993年开始的美国“重塑政府”改革的理论基础。克林顿总统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4]

哈伯德(M.Hubbard)将“管理主义”模式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十大趋势：(1)主管的战略角色和战略管理实践的强化；(2)从行政到管理的重点转移，即从执行规则到实现既定目标的转移；(3)人事权由中央人事部门向部门主管的转移，限制工会的权力，打破统一的工资结构；(4)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即核心部门集中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设立独立执行机构来执行政策；(5)绩效工资制；(6)改善财务管理，强化财务控制；(7)以组织规划和评估的形式，把执行机构的运作与其目标更密切地联系起来；(8)加强对运作状况的评估；(9)追求高质量和高标准的顾客服务；(10)改变传统的组织文化，建立新的“心理契约”。[3](P28-29)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将“新公共管理”模式概括为如下倾向：“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的倾向；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宁可出现多种提供者的竞争，并存在使用者对供给者运用控制手段，如美国选举产生的校董会制度），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结构的倾向；宁可向使用者收费（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税收），而不是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的倾向。”[5](P613)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英国学者E.费利耶(EwanFe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包含着重要的差别和明确的特征，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的尝试。依费利耶的论述，这四种模式及其特征分别是：[6](P10-15)

1.效率驱动模式(NPMModle1:TheEfficiencyDrive)。这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往往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受到了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效率驱动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有：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采用层级管理和“命令与控制”的工作方式，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发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以及在边际上进行类似于市场的实验（准市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的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而较少官僚色彩的授权，但更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NPMModle2:DownsizingandDecentralization)。这种模式在80年代虽然没有像模式1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位日益重要。它与20世纪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它派生于这样一个论证，即20世纪前3/4世纪（1900-1975年）组织结构向大型化、合理化、垂直整合等级（科层制）的历史转变已走向它的反面，本世纪最后的25年出现了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脱离高度标准化的组织体制，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日益增加的合同承包，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同样也出现在公共部门。从历史上看，公共机构提供大众服务和大规模提供标准化产品以及控制市场都可看作是一种“福特主义”(Fordist)的生产方式——它在二战后达到了它的顶峰。用组织理论的术语来说，福特主义的企业也可以看作高度官僚化、有着办公室的层级、规章制度和非人的、正式的关系气候，它与公共部门具有同样多的官僚主义的症状。从70年代末期以来，无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都出现了向“后福特主义”组织结构模式迅速转变的趋势。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垂直整合组织形式的解体和组织灵活性的日益加强作为特征，大型的组织缩小规模，合同承包越来越多被采用，并分散为更具自主性的商业单位。

作为当代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变迁趋势反映的小型化和分权模式的要点是：从早期强调以市场为中心向更精致和更成熟的准市场的扩展，从计划到准市场的转变成为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从层级管理向合同管理的转变；较松散的合同管理形式的出现；小战略核心与大操作边缘的分离，市场检验和非战略职能的合同承包；分权和小型化——公共部门领取薪金者的大量减少，向扁平型组织结构的转变，组织高层领导与低层职员的减少；公共资助与独立部门供应相对分离，购买者和提供者分离组织以及作为一种新组织形式的购买型组织的出现；从“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向诸如影响式管理、组织网络形式相互作用一类的新风格的转变，对组织间的战略的日益重视；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的转变等。

3.追求卓越模式(NPMModel3:InSearchofExcellence)。这种模式显然与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公司文化）的管理新潮相关——特别是受《公司文化》（DealandKennedy著）和《追求卓越》（PettersandWatterman著）两本畅销书的影响，也部分反映了那种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拒绝了理性化的NPM模式2，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从下而上(bottom-up)和从上而下(top-down)两种途径。前者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80年代末的“学习型组织”运动是其新近的表现）；后者强调将已经出现的东西看作可塑造的、可变化的公司文化，引导一种公司文化的发展，强调魅力的影响或示范作用。

追求卓越模式的要点是：在由下而上的形式中，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将组织文化看作一种组织发展的粘合剂；强调由结果判断绩效，主张分权和非中心化。在由上而下的形式中，努力促进组织文化的变迁，管理组织变迁项目；重视领导魅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在新型的公共部门中，应用魅力型的私人部门角色模式，要求更强有力的公司培训项目）；公司口号、使命、声明和团结的加强，一种明确的交往战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等。

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NPMModel4:PublicServiceOrientation)。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它赋予新型的公共部门——它们既与以往旧的公共组织决裂，又保留了明确的认同感和目标使命——以合法性。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是：主要关心提高服务质量（如应用质量诱因，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强调产出价值，但必须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顾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声音而非顾客的退出作为反馈回路，强调公民权理念；怀疑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主张将权力由指派者转移到民选的地方委员会；强调对日常服务提供的全社会学习过程（如鼓励社区发展、进行社会需要评估）；要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公共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制等。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彼德斯在《治理的未来》中也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他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刻画和比较这四种模式的特征，如表1所示：[7](P19)

表1四种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市场化政府参与型政府灵活性政府解除规制政府

主要的诊断垄断等级制永久性外部规制

结构分权扁平型组织虚组织（没有特别建议）

管理绩效工资制及其他全面质量管理临时人事更大的管理自由

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管理，团队

政策制定内部市场咨询，谈判实验企业化政府

公共利益低成本参与，咨询低成本；协调行动主义

显然，在不同学者眼里，“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内涵及特征。作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强调职业化管理）；(2)衡量业绩（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3)产出控制（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4)顾客至上（提供回应性服务）；(5)分散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6)引入竞争机制；(7)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8)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三

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以及“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首先，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中起决定的作用。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各国高额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堪重负，并面临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是引发政府改革的直接原因。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说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说有三种办法：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只有第三条途径才是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出路，“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选择的正是这条道路。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个西方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一种主导性因素，政府如何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处理国际问题不再是传统的涉外部门的专门职责，所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必须具有跟踪、理解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经济资源的稀缺和为避免不稳定而保持经济竞争力，是推动现有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因素。再次，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催化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立起灵活、高效、透明的政府创造了可能性。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迅速变化着的经济作出反应；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传统的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失效和商业管理模式的示范性影响是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因。

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尽管目前要对这一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作出全面的评价为期尚早，而且人们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它对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及模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英国，根据费利耶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的说法，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给英国的公共部门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带来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随着许多国有企业卖给工人和股东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已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撤离；第二，在公共部门中保留的社会政策职能已服从于管理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在以前属于在线管理组织的公共部门出现了创造“准市场”(quasi-markets)的种种尝试（例如，在中央政府，建立起了大量自主性的“下一步”机构），这些准市场的财政仍然是公共的，但引入竞争机制，如招标和合同承包；第三，在公共部门及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注重“少花钱多办事”、让钱更有所值、竞争绩效和成本指标的使用、加强成本核算和强化审计系统的趋势，相对绩效的评估更加公开化，并受中央指导系统的严密控制；第四，出现了一种由“维持现状的管理”向“变迁的管理”的转变。人们更强烈地要求透明的、积极的和个性化的领导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开始使用战略性的管理方式，组织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替代方案和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学习型的组织也开始出现。[8](P3-6)又如，在美国，依据经合组织1997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公共管理的问题和发展：1996-1997美国概况》的评估，“重塑政府”运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政府的精简，机构的重建，顾客至上原则的确立，市场机制的引入，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的出现和“重塑政府”实验室的建立等方面。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西方政府管理的实践模式，而在理论上，这一运动实现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用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里森的话来说，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加拿大学者纳德·萨维称之为“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19世纪的行政技术”。这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9](P1)

尽管这种模式曾在公共管理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它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P12-13)

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再次，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在当代，公共官僚（文官）日益卷入政策制定（政治事务）之中，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打破了文官政治上中立的信条。最后，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公务员（文官）的永业（终身受雇）观念已被打破，合同雇佣、临时雇佣成为重要的用人方式。“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而出现的，它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公共管理实践变化的必然产物，与旧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模式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

然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实践模式远非是完善的，它有其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对于这种改革是否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人们的评价不同（甚至提出怀疑与否定）；对于新模式的有效性，人们也提出了种种批评，这些批评涉及“新公共管理”改革取向及模式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改革的总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方面。

首先，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倾向。C.波利特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甚至有人称之为右派政府的公共管理纲领）；说这种公共管理新模式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10](P126,121)其次，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总方向，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而“管理主义”的改革取向则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本质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美国学者汉森(S.Hansen)认为，推崇和效仿私人部门管理方式，是把教科书中对私营企业的理想描述与现实混为一谈；英国学者格林沃德(J.Greenwood)等人从公共责任、公平、合法性和多样性四个方面论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别，指出不能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方式。[11](P7-10)英格拉姆在《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一文中则批评“管理主义”片面追求效率，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目标”。[2](P62)

再次，人们还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包括市场导向、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结果控制、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等）提出批评。例如，合同出租是市场导向的主要原则，它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范围，也妨碍公共官员与民众的联系与沟通；分权有利于增强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并增加公共开支；私有化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也损害了公民参与，妨碍政治导向，并产生公共责任方面的问题；放松管制为各部门机构松绑，增加灵活性，但也带来新的控制问题；结果导向等企业化管理方式提高了效率，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顾客至上提供了回应性、多样性的服务，但却把公民降低为一般的消费者。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具体模式特别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企业化政府”模式，人们也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例如美国学者格林(R.T.Green)和哈伯尔(L.Hublel)在《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对“企业化政府”模式提出了五点批评：(1)该模式忽视了政府治理模式中制度与分权对政府的约束作用；(2)它打破或侵蚀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权力平衡；(3)注重结果（产出）和目标而非投入和过程的原则是片面化的；(4)市场导向原则将损害美国制度的稳定性；(5)“顾客至上”原则将产生分配上的重大难题。另一个美国学者查尔斯·古德塞尔则提出与“企业化政府”模式十条原则针锋相对的十条原则：(1)政府应是由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来控制，而不应由企业家控制；(2)政府应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满足企业家的自我；(3)政府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活动，而非依据目标或任务而活动；(4)政府应该与私营企业的主要股东合作而非任何一种合伙人合作；(5)政府既应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又应具有公共责任心；(6)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固然重要，但必须尊重政府雇员；(7)政府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8)简化繁文缛节是对的，但不能破坏基本规范和法定程序；(9)减轻财政负担的设想是可行的，但不能无视必要的行政开支；(10)处理公共问题应具有创造性，但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12](P47-48)

“新公共管理”模式在理论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难题。C.贝伦(C.Bellon)等人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内包含四大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1)企业自主与民主负责之间的价值冲突；(2)公共企业图景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3)企业运转的隐蔽性与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4)企业管理要求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矛盾。[3](P586-587)它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有：人员精简问题，规章制度删除问题，权力下放问题，等级问题，政治与行政分离问题，是公民还是顾客问题，谁来负责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改革的力度与持久性问题等。[13](P43-45)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现阶段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以及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模式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必须加以认真的跟踪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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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GreenwoodandD.Wilson.PublicAdministrationinBritainToday.Loodon:UnwinHyman.1989.

透视范文篇5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经历一些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口流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再进而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较稳定地聚居在城市非主要区域，直到最后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演进过程是实施非农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必经之路。不能因为边缘人口增加城市压力、破坏环境、犯罪率上升、形成贫民窟等负面影响的存在而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只能采取积极措施，兴利除弊，尽量减轻这种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边缘人群尽快融入主流社会。

透视范文篇6

“赏识教育”就是以赞赏的眼光来看待学生，随时表扬学生取得的点滴进步，以微笑和大拇指表示赞扬，并承认学生有差异，允许学生犯错误，尊重、热爱生命的多样性。

赏识教育并非简单的表扬加鼓励，它让教师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学生，赏识学生的生命、赏识学生的成长，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把外在的激励化为学生自身的动力，让学生充满自信，诱发已存在于学生身上的潜能，从而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我自己”。

赏识教育的本质是生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是充满人情味、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人性中最本质的要求就是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即便是成人也还喜欢让别人夸奖，更何况心智不太健全的中学生呢？

二、为什么要进行赏识教育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由于社会建设要求不同层次的人才，需要栋梁，也需要砖、瓦和水泥，大材有大用，小材有小用，同时，也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二，多一把尺子，就多量出一批好学生，多出一批人才。

即使是最顽劣的学生内心深处也有被人尊重的需要，也有维护自己人格的权利。其实，学习方面的后进生有时在某些方面比优秀生做得还好，比如，他们爱劳动、重感情、乐于助人等等。这样多用一把尺子，就多出一批好学生；用多把尺子，就会衡量出多批好学生，出多批人才。不应把赏识的目标定位于狭隘的成功，诸如，考100分，得第一名，上名牌大学等。

第三，赏识导致成功，抱怨导致失败。同样的条件下，只要持赏识的态度进行教育，就一定比不赏识的结果好。

例如，我在初三（1）班上课经常表扬、赏识学生纪律好、尊敬老师，学生就越朝着老师夸奖的方面发展，而在初三（3）班由于一半学生不喜欢学习英语，我经常批评他们，学生学习状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后来我转化为赏识教育，才逐渐改进，但部分学生总觉得跟老师有隔阂。虽然是个乱班，如果开始就采用赏识教育，效果会更好。

反之，如果教师总是左一个“不是”，右一个“不对”地批评学生，会让学生丧失自信、丧失自尊，产生挫败感，失去进取的动力，失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甚至会把学生推向斜路。

三、怎样进行赏识教育呢？

捕捉学生的闪光点，把握时机，进行赏识，满足学生内心深处的需要，给学生自信、奋斗的一个支点，给他们表现和创造的机会，让他们尝到成功的喜悦。夸大闪光点，以点带面照亮学生的人生之路。教师时时处处坚信学生行，即使是一千次失败，也要坚信学生第一千零一次将会成功。宽容地承认差异，允许失败，让这些“弱差生”重新得到“行”的滋润，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好学生，让学生在“我是好学生”的心态中觉醒。只要他们在成长中觉醒了，所有的学习障碍在学生巨大潜能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教师要善于赏识学生的闪光点，善于用星星之火，点燃学生巨大的潜能，形成燎原之势。

德国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他在念书时，认为自己完全缺乏数学才能，毫无数学学习兴趣，因此考试经常不及格。后来偶尔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的潜能迸发出来。他出乎意料地解出了一道连老师也不会做的数学难题，这次成功改变了他对数学的态度，找到了数学天才的感觉。结果他成了学校里的数学尖子。

例如：我教的初三（6）班的王雪莹，酷爱跆拳道，担任市跆拳道队队长，这个女生性格像个男孩，讲话不太文明，经常上课不学习，在班里极具“号召力”。她妈妈认为她练跆拳道是不务正业，不少老师也因为她经常违反纪律而烦她。我给她妈妈做工作要支持女儿去练，发挥特长，舒展个性。并夸她：“王雪莹，你跆拳道练得那么好，简直是跆拳道的能手，令人羡慕。望你继续好好练，说不定哪一天拿个世界冠军回来，别忘了向我报喜。”我满足了她内心的需要，她非常感动，在我的课上不好意思再捣乱，还帮我维持纪律呢。

赏识不杜绝批评，但批评是建立在理解、尊重的前提下，建立在赏识基础上的适度、合理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批评，也会促进学生进步。赏识的批评要让学生有这样的感觉：你仍然是好学生，犯错了不要紧，我相信你能改正，改正了就是好学生；失败了没关系，我相信你能行，跌一跤会捡个宝。

透视范文篇7

20世纪的最后25年，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无论是英美、欧洲大陆国家，还是在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在转轨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改革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或“新公共管理”(NPM:NewPublicManagement)纲领。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本文将考察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及其“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形成、内容和特征，并对其成败作出评价。一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定向的政府改革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如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胡德(C.Hood)所说，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由英国单位发展起来的，而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显著的国际性趋势。[1](P3-19)可以说，政府改革浪潮席卷西方乃至全世界。“代表这一股潮流、全面推进行政改革的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既有单一制国家，也有联邦制国家；在政府制度上，既有内阁制政府，也有总统制政府；在市场体制上，既有自由型市场经济，也有政府导向型经济；高举改革旗帜的，既有右翼政党，也有左翼政党。”[2]（序P4）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了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开始这种以注重商业管理技术，引入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商业管理技术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引入始于1979年，并以雷纳(Rayner)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出身于私人部门的雷纳在内阁中主持一个项目小组，负责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调查评估；1983年“财政管理创议”启动，建立起一个自动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持财政管理改革；1987年著名的《下一步》(NextSteps)报告（全名是《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缺乏真正的压力以迫使政府机构改善绩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往所重视的是标准化的程序而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白厅注重的是高级文官的政策咨询功能而非管理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的政策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下一步”机构的创立一开始是零碎的，但发展迅速。到1995年，英国75%的文官都属于这种“下一步”机构。“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和改善服务的特征，特别明显地体现在1991年梅杰政府的“公民宪章”的白皮书上；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特征则明显地体现在1979年以来英国公共公司以及公共机构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也反映在1992年梅杰政府的“为质量而竞争”的政策文件上。这些措施促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公共部门接受市场检验；各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展开竞争，尤其是通过公开投标，赢得竞争并提供优质服务的单位才能生存与发展。美国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摇篮，“20世纪的美国文化是以信奉管理为特征的”（Bellah语）。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从1978年卡特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的实施算起），并且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或“新泰勒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当时负责推行改革的格鲁斯(Grace)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最好的实践”）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以提高政府效率。格鲁斯委员会诊断出的美国公共部门的低效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国会对联邦政府机构的日常管理的过多干预；(2)人事尤其是高层人事缺乏连续性；(3)缺乏追求高效和经济的诱因；(4)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5)缺乏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和会计管理。布什政府则全面推行质量管理。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重塑政府运动”(ReinventingGovernmentMovement)，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并坚持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则；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这场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NPR:NationalPerformaceReview)的报告《从过程到结果：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简称“戈尔报告”）；其先导则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1][2][3][4][5][6][7][8][9][][]“戈尔报告”指出：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建立起庞大的、从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体制来处理公共事务，这种体制以那时的公司结构为模式，采用分等级的科层制形式——它将任务加以分解，落实到不同层次的雇员，而这些雇员及机构则由严格的规章制度所约束。由于对标准化程序的先入之见、垂直的指挥链条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官僚机构是稳定的，但是也造成机构臃肿和反应迟缓。当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闪电般的信息技术、全球性竞争和需求式的顾客，使得庞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已经失效。该报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项主要原则：(1)消除繁文缛节，由注重过程的系统转变为注重结果的系统；(2)把顾客放在首位；(3)授权雇员以取得成果；(4)一削到底，并创造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戈尔报告”还引用了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改革经验，指出美国在发展新公共管理方面已经落后了。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英国一起被人们视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最为迅速、系统、全面和激进的国家。特别是新西兰，它因改革的深度、广度、持续时间和成效而被许多西方国家奉为典范。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旧的公共行政传统以管制经济和由政府部门提供一切公共服务（即福利国家）为特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国面临相同的问题与压力。80年代初期、中期相继开始了全面的行政改革（澳大利亚从1983年开始，新西兰从1984年开始）。尽管两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制度设计、改革进程和管理实践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尤其是新西兰的改革先有总体框架，而澳大利亚是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形成总体框架），但是，这两个国家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更多、更明确地采用了管理主义的模式。在公共部门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以及市场机制，是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组织、过程、角色和文化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结构变革、分权化、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等。按照波斯顿(J.Boston)在《转变着的新西兰公共服务》一文中的说法，新西兰的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有三个基本趋向：一是政府已使许多由公共组织履行的功能商业化；二是只要可能就将商业活动与非商业活动分开，并将交易活动转移到公共公司；三是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上的变化（尤其是引入合同制、绩效工资制和新的责任机制）。欧洲大陆各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的行政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行政改革的那种系统、全面、连续和激进的特点。但是欧洲大陆的行政改革同样带有明显的管理主义色彩，或多或少以“新公共管理”取向。例如，在德国，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连续性渐进主义模式，即改革具有非连续性、渐进性和零碎性特点，但其改革的基本内容——调整公共事业、“给国家减肥”（或“苗条国家”）、削减公共服务人员、压缩公共人事开支、转变公共组织结构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特别是90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改革推行从荷兰借鉴而来的“地方治理模式”(NSM:NeusSteueruageModell)，它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特征是：产出与结果控制、项目预算和绩效指标、服务和顾客导向，康采恩式的权责划分，责任委托给商业单位等。又如，在荷兰，尽管改革没有更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渐进和零碎的特点，但改革是以管理主义取向的，即改革的目标是改善政府组织的运作，提高行政效率与效能，方法是放松管制、分权、私有化和引入商业管理模式及市场机制等。1982年发起的“大手术”改革（以分权、放松管制、私有化、裁员和文官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1989-1994年推行的“社会更新活动”（核心是提倡和鼓励公民及社区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活动）、1990年开始的“大效率运作”改革（目的是提高文官系统的效率和削减预算），都具有明显的新公共管理特征。[][][1][2][3][4][5][6][7][8][9][][]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尤其是行政改革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这场改革涉及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内容涉及公共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体制、过程、程序及技术等各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概括，也可以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型。美国学者英格拉姆(P.Ingraham)把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或四类：“(1)预算和财政改革；(2)结构改革；(3)程序或技术层面的改革；(4)相互关系方面的改革。每一类改革都涉及到公共组织的内部运转及其与外界的关系；每一类改革都试图从略为不同的角度解决公共管理和公务员中的问题。”[2](P48)另一位美国学者彼得斯(G.Peters)则从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讨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走向及内容。[2](P2)我国学者周志忍把当代国外（西方）的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方面：第一，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包括非国有化、自由化、压缩式管理等）；第二，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包括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公共服务社会化）；第三，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建立与完善信息系统，分权与权力下放，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改善公共机构形象，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等内容）。[3](P30-37)方克定则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将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处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其中，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堪称系统化的改革，美国属于渐进主义的改革，加拿大居于两者之间）；二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实行连续或不连续性的渐进主义改革，它们都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响（其中，有合作主义传统的瑞典有时被列入第一类，而德国则具有最明显的渐进主义特征）；三是南欧半岛国家意大利、希腊的为争取行政合法性或强制性制度化的改革，西班牙似乎兼有二、三类改革的特点。”[2]（序P3-4）而“无论哪一种改革类型，都无例外地贯穿着韦伯式的传统的公共行政与标志行政现代化的‘新公共管理’两种基本取向的争论。”[2](P8)二上面我们简要地描述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即“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改革取向及实践模式的出现。欧洲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OECD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声称：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具有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共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彼得斯在《欧洲的行政现代化》一文中也指出：北美各国目前继续沿着“管理主义”（而不是严格的公共行政）的思路去考虑公共组织的管理；而欧洲各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不同维度的管理主义改革之中。那么，什么是“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呢？作为一种正在成长并且日益取代旧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多维度的非常宽泛的概念”（彼得斯语）。对于它的内涵，人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例如，波立特(C.Pollitt)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它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应用；瓦尔特·基克特(WalterJ.M.Kiekert)在《荷兰的行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管理》一文中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一种强调商业管理风格，顾客至上和市场竞争的改革取向；胡德(C.Hood)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1](P3-19)[][][1][2][3][4][5][6][7][8][9][][]“新公共管理”有时被当作单一模式概念，有时则被当作包含不同模式的类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或译《重塑政府》）一书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十大原则构成《改革政府》前十章的标题。奥斯本和盖布勒在书中对这十个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在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加以汇总组合。该书成了1993年开始的美国“重塑政府”改革的理论基础。克林顿总统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4]哈伯德(M.Hubbard)将“管理主义”模式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十大趋势：(1)主管的战略角色和战略管理实践的强化；(2)从行政到管理的重点转移，即从执行规则到实现既定目标的转移；(3)人事权由中央人事部门向部门主管的转移，限制工会的权力，打破统一的工资结构；(4)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即核心部门集中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设立独立执行机构来执行政策；(5)绩效工资制；(6)改善财务管理，强化财务控制；(7)以组织规划和评估的形式，把执行机构的运作与其目标更密切地联系起来；(8)加强对运作状况的评估；(9)追求高质量和高标准的顾客服务；(10)改变传统的组织文化，建立新的“心理契约”。[3](P28-29)《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将“新公共管理”模式概括为如下倾向：“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的倾向；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宁可出现多种提供者的竞争，并存在使用者对供给者运用控制手段，如美国选举产生的校董会制度），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结构的倾向；宁可向使用者收费（或至少是指定了用途的税收），而不是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的倾向。”[5](P6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并不存在统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英国学者E.费利耶(EwanFe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包含着重要的差别和明确的特征，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的尝试。依费利耶的论述，这四种模式及其特征分别是：[6](P10-15)1.效率驱动模式(NPMModle1:TheEfficiencyDrive)。这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往往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受到了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效率驱动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有：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采用层级管理和“命令与控制”的工作方式，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发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以及在边际上进行类似于市场的实验（准市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的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而较少官僚色彩的授权，但更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1][2][3][4][5][6][7][8][9][][]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NPMModle2:DownsizingandDecentralization)。这种模式在80年代虽然没有像模式1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位日益重要。它与20世纪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它派生于这样一个论证，即20世纪前3/4世纪（1900-1975年）组织结构向大型化、合理化、垂直整合等级（科层制）的历史转变已走向它的反面，本世纪最后的25年出现了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脱离高度标准化的组织体制，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日益增加的合同承包，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同样也出现在公共部门。从历史上看，公共机构提供大众服务和大规模提供标准化产品以及控制市场都可看作是一种“福特主义”(Fordist)的生产方式——它在二战后达到了它的顶峰。用组织理论的术语来说，福特主义的企业也可以看作高度官僚化、有着办公室的层级、规章制度和非人的、正式的关系气候，它与公共部门具有同样多的官僚主义的症状。从70年代末期以来，无论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都出现了向“后福特主义”组织结构模式迅速转变的趋势。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垂直整合组织形式的解体和组织灵活性的日益加强作为特征，大型的组织缩小规模，合同承包越来越多被采用，并分散为更具自主性的商业单位。作为当代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变迁趋势反映的小型化和分权模式的要点是：从早期强调以市场为中心向更精致和更成熟的准市场的扩展，从计划到准市场的转变成为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从层级管理向合同管理的转变；较松散的合同管理形式的出现；小战略核心与大操作边缘的分离，市场检验和非战略职能的合同承包；分权和小型化——公共部门领取薪金者的大量减少，向扁平型组织结构的转变，组织高层领导与低层职员的减少；公共资助与独立部门供应相对分离，购买者和提供者分离组织以及作为一种新组织形式的购买型组织的出现；从“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向诸如影响式管理、组织网络形式相互作用一类的新风格的转变，对组织间的战略的日益重视；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的转变等。3.追求卓越模式(NPMModel3:InSearchofExcellence)。这种模式显然与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公司文化）的管理新潮相关——特别是受《公司文化》（DealandKennedy著）和《追求卓越》（PettersandWatterman著）两本畅销书的影响，也部分反映了那种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拒绝了理性化的NPM模式2，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从下而上(bottom-up)和从上而下(top-down)两种途径。前者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80年代末的“学习型组织”运动是其新近的表现）；后者强调将已经出现的东西看作可塑造的、可变化的公司文化，引导一种公司文化的发展，强调魅力的影响或示范作用。追求卓越模式的要点是：在由下而上的形式中，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将组织文化看作一种组织发展的粘合剂；强调由结果判断绩效，主张分权和非中心化。在由上而下的形式中，努力促进组织文化的变迁，管理组织变迁项目；重视领导魅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在新型的公共部门中，应用魅力型的私人部门角色模式，要求更强有力的公司培训项目）；公司口号、使命、声明和团结的加强，一种明确的交往战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等。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NPMModel4:PublicServiceOrientation)。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它赋予新型的公共部门——它们既与以往旧的公共组织决裂，又保留了明确的认同感和目标使命——以合法性。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是：主要关心提高服务质量（如应用质量诱因，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强调产出价值，但必须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顾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声音而非顾客的退出作为反馈回路，强调公民权理念；怀疑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主张将权力由指派者转移到民选的地方委员会；强调对日常服务提供的全社会学习过程（如鼓励社区发展、进行社会需要评估）；要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公共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制等。[][][1][2][3][4][5][6][7][8][9][][]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彼德斯在《治理的未来》中也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他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刻画和比较这四种模式的特征，如表1所示：[7](P19)表1四种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市场化政府参与型政府灵活性政府解除规制政府主要的诊断垄断等级制永久性外部规制结构分权扁平型组织虚组织（没有特别建议）管理绩效工资制及其他全面质量管理临时人事更大的管理自由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管理，团队政策制定内部市场咨询，谈判实验企业化政府公共利益低成本参与，咨询低成本；协调行动主义显然，在不同学者眼里，“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内涵及特征。作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强调职业化管理）；(2)衡量业绩（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3)产出控制（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4)顾客至上（提供回应性服务）；(5)分散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6)引入竞争机制；(7)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8)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三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以及“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首先，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中起决定的作用。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导致西方各国高额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堪重负，并面临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是引发政府改革的直接原因。按照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的说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从原则上说有三种办法：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三是用较少的开支来实现公共使命，即“少花钱多办事”。只有第三条途径才是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出路，“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选择的正是这条道路。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个西方国家对本国经济竞争力的高度重视；政府能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一种主导性因素，政府如何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合组织把政府改革当作其成员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认为顺应经济的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处理国际问题不再是传统的涉外部门的专门职责，所有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必须具有跟踪、理解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经济资源的稀缺和为避免不稳定而保持经济竞争力，是推动现有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因素。再次，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催化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建立起灵活、高效、透明的政府创造了可能性。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数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对迅速变化着的经济作出反应；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垄断；新通讯技术以及接触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会团体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这要求对政府组织及其运作过程作出变革与调整。最后，传统的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失效和商业管理模式的示范性影响是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因。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尽管目前要对这一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作出全面的评价为期尚早，而且人们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是，它对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及模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英国，根据费利耶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的说法，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给英国的公共部门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带来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随着许多国有企业卖给工人和股东以及在经济活动中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公共部门已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撤离；第二，在公共部门中保留的社会政策职能已服从于管理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在以前属于在线管理组织的公共部门出现了创造“准市场”(quasi-markets)的种种尝试（例如，在中央政府，建立起了大量自主性的“下一步”机构），这些准市场的财政仍然是公共的，但引入竞争机制，如招标和合同承包；第三，在公共部门及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注重“少花钱多办事”、让钱更有所值、竞争绩效和成本指标的使用、加强成本核算和强化审计系统的趋势，相对绩效的评估更加公开化，并受中央指导系统的严密控制；第四，出现了一种由“维持现状的管理”向“变迁的管理”的转变。人们更强烈地要求透明的、积极的和个性化的领导方式，人力资源管理开始使用战略性的管理方式，组织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替代方案和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学习型的组织也开始出现。[8](P3-6)[][][1][2][3][4][5][6][7][8][9][][]又如，在美国，依据经合组织1997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公共管理的问题和发展：1996-1997美国概况》的评估，“重塑政府”运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政府的精简，机构的重建，顾客至上原则的确立，市场机制的引入，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的出现和“重塑政府”实验室的建立等方面。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西方政府管理的实践模式，而在理论上，这一运动实现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用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里森的话来说，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加拿大学者纳德·萨维称之为“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19世纪的行政技术”。这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9](P1)尽管这种模式曾在公共管理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它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P12-13)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务而展开竞争。再次，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在当代，公共官僚（文官）日益卷入政策制定（政治事务）之中，文官的政治化趋势以及高层文官的政治任命打破了文官政治上中立的信条。最后，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公务员（文官）的永业（终身受雇）观念已被打破，合同雇佣、临时雇佣成为重要的用人方式。“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而出现的，它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公共管理实践变化的必然产物，与旧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模式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然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实践模式远非是完善的，它有其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对于这种改革是否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人们的评价不同（甚至提出怀疑与否定）；对于新模式的有效性，人们也提出了种种批评，这些批评涉及“新公共管理”改革取向及模式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改革的总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方面。首先，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倾向。C.波利特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甚至有人称之为右派政府的公共管理纲领）；说这种公共管理新模式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10](P126,121)[][][1][2][3][4][5][6][7][8][9][][]其次，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总方向，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而“管理主义”的改革取向则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本质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美国学者汉森(S.Hansen)认为，推崇和效仿私人部门管理方式，是把教科书中对私营企业的理想描述与现实混为一谈；英国学者格林沃德(J.Greenwood)等人从公共责任、公平、合法性和多样性四个方面论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别，指出不能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方式。[11](P7-10)英格拉姆在《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一文中则批评“管理主义”片面追求效率，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唯一目的，还存在其他目标”。[2](P62)再次，人们还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包括市场导向、私有化、分权、放松管制、结果控制、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等）提出批评。例如，合同出租是市场导向的主要原则，它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范围，也妨碍公共官员与民众的联系与沟通；分权有利于增强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并增加公共开支；私有化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也损害了公民参与，妨碍政治导向，并产生公共责任方面的问题；放松管制为各部门机构松绑，增加灵活性，但也带来新的控制问题；结果导向等企业化管理方式提高了效率，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顾客至上提供了回应性、多样性的服务，但却把公民降低为一般的消费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具体模式特别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企业化政府”模式，人们也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例如美国学者格林(R.T.Green)和哈伯尔(L.Hublel)在《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对“企业化政府”模式提出了五点批评：(1)该模式忽视了政府治理模式中制度与分权对政府的约束作用；(2)它打破或侵蚀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的权力平衡；(3)注重结果（产出）和目标而非投入和过程的原则是片面化的；(4)市场导向原则将损害美国制度的稳定性；(5)“顾客至上”原则将产生分配上的重大难题。另一个美国学者查尔斯·古德塞尔则提出与“企业化政府”模式十条原则针锋相对的十条原则：(1)政府应是由人民通过选出的代表来控制，而不应由企业家控制；(2)政府应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满足企业家的自我；(3)政府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活动，而非依据目标或任务而活动；(4)政府应该与私营企业的主要股东合作而非任何一种合伙人合作；(5)政府既应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又应具有公共责任心；(6)政府活动的社会效果固然重要，但必须尊重政府雇员；(7)政府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8)简化繁文缛节是对的，但不能破坏基本规范和法定程序；(9)减轻财政负担的设想是可行的，但不能无视必要的行政开支；(10)处理公共问题应具有创造性，但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12](P47-48)“新公共管理”模式在理论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难题。C.贝伦(C.Bellon)等人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内包含四大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1)企业自主与民主负责之间的价值冲突；(2)公共企业图景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3)企业运转的隐蔽性与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4)企业管理要求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矛盾。[3](P586-587)它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有：人员精简问题，规章制度删除问题，权力下放问题，等级问题，政治与行政分离问题，是公民还是顾客问题，谁来负责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改革的力度与持久性问题等。[13](P43-45)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现阶段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以及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模式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必须加以认真的跟踪研究。[][][1][2][3][4][5][6][7][8][9][][]【参考文献】[1]C.Hood."APublicManagementforallSeasons",PublicAdministration,69(Spring),1991.[2]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3]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5]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6]E.Ferlie,L.Ashburner,L.FitzgeraldandA.Pittigrew.TheNewManagementinA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7]B.GuyPeters.TheFutureofGoverning:FourEmerg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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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范文篇8

1.知识营销的涵义

关于知识营销的涵义，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指，在企业的营销过程中，使企业的广告、宣传、公关、产品注入一定的知识含量与文化内蕴，帮助消费者增加与商品相关并实用的信息与知识，提高他们的消费与生活质量，从而达到推广产品、树立形象、提升品牌竞争力的目的。这一观点是大多数工商管理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但从图书情报学界传统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知识营销理解为，对知识产品或成果的营销。

从工商管理界的理解来看，知识营销应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1.1学习营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学习社会”，在这样的学习社会里，人们必须“活到老，学到老”，相应地，营销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学习营销”。学习营销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向消费者和社会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推广普及新技术，对消费者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实现知识信息的共享，消除顾客的消费障碍，从而取得两利的营销效果，比如可以通过开展科普活动，进入社区举办科普讲座，广泛向市民赠送科学书籍，举办科普知识竞赛，从而引发人们对相应产品的购买欲望，拉动市场需求，但在活动中不能推销和要求参加者购买产品。学习营销的第二层面是企业向消费者、同行和社会学习。企业在营销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向客户及其他伙伴学习，发现自己的不足，吸取好的经验方法，补充和完善自己的营销管理过程。这表明，学习营销的学习是双向的，即互相学习，互相完善，取长补短，最终达到整体的和谐。

1.2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是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利用Internet所进行的营销，具体说主要通过在Internet上建立虚拟商店和虚拟社区来实现。虚拟商店又称电子空间商店（Cyberstore），它不同于传统的商店，不需要店面、货架、服务人员，只要有一个Internet网址，就可以向全世界进行营销活动。相比传统商店而言，它具有成本低廉、无存货样品，全天候服务和无国界、区域界线等优点，并且拉近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另外，在网上还可同步进行广告促销、市场调查和收集信息等活动。

首先，网站上新增的商业机会，强化了企业网上贸易的使用频率和程度；其次，最近几年，宽带接入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新建小区，这给网络营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再次，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幻无常和不时恶化，比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等为网络营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情况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电子商务这一新的交易模式，以前人们把逛街当作一种乐趣，现在人们开始回避到人流量高的地方去买东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疾病传染风险最小的网上进行交易。事实上，网络营销所带来的方便和实惠已经让众多网站和商家受益。

1.3绿色营销

随着生活水平及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商品及服务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而健康化、自然化的绿色产品正逐渐成为消费的新宠，消费中的环保、生态、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增强，这使企业营销不得不特别重视绿色概念，开发绿色产品，即从生产到使用、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都要做到对生态环境无害，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同时在营销策略上注重“绿色情结”，重视“绿色包装”，提供“绿色服务”，做到“天人合一”。只有这样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顾客的信任，企业营销才能取得成功。另外企业应积极努力，争取得到IS014000认证和“环境标志”，取得21世纪营销的合格证。

2.知识营销与传统营销的区别

知识营销的概念和内涵为我们了解和认识知识营销奠定了知识基础，那么它与传统营销有什么区别呢？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营销环境的不同

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竞争日益激烈，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正逐步成为现实；其次，竞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家共同拥有信息技术，共享信息资源，更多地开发市场，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2.2营销产品的不同

营销产品有了质的改变，传统营销产品逐步被知识型产品所替代。对知识产品的营销要求营销者必需具有较高的知识素质，不仅要深谙营销技巧，同时也要掌握有关产品的知识，能够把这些知识推销给消费者，能够提供迅速、及时和高知识含量的售后服务。

2.3营销方式的不同

传统的营销方式是靠媒体、广告等向消费者传达产品信息的，这种方式是单向的，营销者往往处于主动，而消费者处于被动，信息反馈速度缓慢并且有限，成本也较高；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使营销渠道四通八达，不仅营销部门可通过网络将产品信息迅速传达给消费者，大大减少了营销环节，降低成本，而且消费者也可通过网络与营销部门进行对话，表达自己的愿望，提出自己的要求，促使厂家生产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4营销结果的不同

传统营销的结果往往是有利于企业和营销者的，因为营销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在于能更多更快地推销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而知识营销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不仅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品牌竞争力，也能使消费者放心地消费产品和服务，特别是使消费者获得了有关产品的知识和使用技巧。

3.知识营销的原则

知识营销的应用十分广泛，大到企业的大型广告、公关活动，小到个体小商贩的销售行为。一种产品，营销者不仅要宣传其用处、好处，要介绍其使用方法和维修的技巧，而且还要介绍有关这种产品系列未来发展趋势方面的科普知识，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理念，从而达到提高销售量的目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才能引导知识营销健康、快速的发展呢？这需要遵循知识营销的原则。

3.1诚实守信原则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古训，当今仍是企业市场营销乃至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把握道德界限的基础，具体包括产品质量上的诚实不假冒、明码实价、在交易中履行合同责任、信守承诺以及市场调查数据真实可信等方面。

3.2利益兼顾原则

利益兼顾，是指企业获利的同时要考虑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这并不是说企业通过营销活动获得利润是不正当的，因为追求利润是企业营销的根本动力和重要特征。利益本身无所谓善恶，判断企业营销活动是否道德，不取决于它是否去追求利润以及追求多少利润，而是取决于它是以什么方式去追求利润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3.3互惠互利原则

互惠互利原则，即要求在市场营销行为中，正确地分析自身的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摒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同开发市场的做法，也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互惠互利的典型体现。

3.4理性和谐原则

在市场营销中，运用知识手段，科学分析市场环境，准确预测未来市场发展变化状况，不好大喜功，单纯追求市场占有率，而损失利润。

4.知识营销管理的关键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知识营销管理关键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4.1知识营销人员

有效地实施知识营销，首先要作好对知识营销人员的管理，只有把人管理好，才能把企业的各种经营资源管理好，人的因素在企业管理中是第一位的。

知识营销管理要体现出“以人为本”，这是因为知识营销过程的所有关键环节都是由知识营销人员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完成的。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知识营销人员应具备怎样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如何得到充分的利用，是两个关键问题，知识营销人员知识和能力水平的高低及其利用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知识营销管理的成败。

知识营销管理的中心将同以往只注重业务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提高；营销管理的目标将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转向开拓业务、提高客户忠诚度上；营销人员存在的价值不再只是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是充当咨询顾问，不再是单纯向顾客推销产品，而应成为消费者购买的参谋。营销人员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千变万化的需求，知识面广且眼光独到，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对技术创新带来的营销观念、营销策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还要将自己培养成为洞悉消费者行为、熟悉业务分析的专家。

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环境复杂多变，管理者需要及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做出正确的营销决策，而大量的信息分散于市场中，知识营销人员拥有比决策者更丰富、更准确的市场信息，因为他们和市场接触最密切，对环境变化最敏感，能准确地判断环境变化的影响并能快速做出反应。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应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营销能动性和创造性。

从自我管理角度来说，知识营销人员必须树立一种不断学习、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讲，企业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从组织上、制度上和文化上营造一种良好的知识创新环境，具体要求包括组织机构高效，组织方式灵活，必要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可适时提供，有利于调动知识营销人员积极性的各项激励措施齐备，追求科学、勇于探索和创新、崇尚协作精神的文化氛围的营造等等。

4.2全员营销意识的贯彻

企业的所有活动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实现顾客价值（这在过去的企业管理中往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创造知识价值。显然，实现和创造这两种价值，并不是营销部门或其它任何职能部门单独所能完成的，它在客观上要求打破传统的营销界线，把职能化的营销转化为意识营销，即在企业内部全体员工中和企业与市场之间实现充分有效的、全面及时的信息沟通，最终形成一致的顾客价值意识和企业价值意识。德鲁克指出：“营销活动作为行事方式不是最重要的，营销作为一个扩大的企业追求提高顾客和企业价值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可见，营销不仅是营销部门的工作，它必须作为一种意识贯彻到企业全体员工中去，成为组织中每个人的工作重点。事实上，企业的全部工作，包括生产和经营，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共同处在企业价值的链条之中，为创造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各司其责。而营销则是企业生产和经营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以及企业和市场之间沟通与协作的强有力的纽带。

4.3树立以顾客利益为中心的营销观念

如上所述，实现顾客价值和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不但不相互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可以被看作是后者一个实现条件，企业只有在充分考虑顾客的利益，不断实现顾客的价值，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获得顾客的信任，赢得顾客的忠诚，从而给企业以最大的回报。

4.4创造充分的信息交流渠道和环境

只有创造充分的信息交流渠道和环境，才能实现生产、经营和市场知识的完美整合，最终达到企业内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

4.5把以知识为核心的营销理念和营销过程相结合

如何实现顾客的价值？最好的办法是在营销的过程中把知识传播给他们，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普及他们有关本企业产品系列的知识，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让他们了解未来技术、产品的发展趋势和消费趋势，启迪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智慧。

5.大学的知识营销管理提出大学的知识营销问题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大学也是一个讲究投入与产出，讲究办学效益的社会组织，这和企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二是大学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争什么？无外是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包括经费、生源、师资、某种特殊的资格和名气，等等，尤其在目前，国家教育经费在分配使用上不断集中（越来越集中于重点大学和“211工程”的大学），扩招的连年进行，对于那些不在重点高校之列的大学来说，如何获得更多更优秀的学生，成了一个摆在它们发展之路上的重要问题。

透视范文篇9

吴晓邦——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主张“为人生的舞蹈”，在民族危难之时以“一腔热血与一颗丹心”创作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戴爱莲——沟通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大师，开中国舞风之先，创作表演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民族舞蹈《瑶人鼓舞》、《哑子背疯》；康巴尔汉——新疆第一舞人，率先将自然传衍的新疆维吾尔等各民族舞蹈，加工成精美的舞台艺术，《盘子舞》、《林帕特》等倾倒天山内外、大江南北；贾作光——展翅翱翔的草原之子，将牧民们世代相传的舞蹈，提纯、升华为蒙族舞蹈的艺术瑰宝，《牧马》、《雁舞》等民族风格鲜明，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先驱们的艺术生涯、创作风格各，但者致力于探索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舞蹈并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中国舞蹈最可宝贵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发了中国当代舞蹈之勃兴，而其源头应追溯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新秧歌运动”。建国后，随着中央、地方与部队专业歌舞团的相继成立，广大舞人沿着《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生活、深入民间采风学习的基础上，先后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的舞蹈：《红绸舞》、《荷花舞》、《鄂尔多斯》、《孔雀舞》、《丰收歌》、《草笠舞》、《快乐的罗嗦》……短短几分钟，通过对民族舞蹈固有审美特质的提炼、升华，突现了民族群体性格和新的时代气息。取材于敦煌壁画的《飞天》和从戏曲中提炼语汇的《春江花月夜》等堪称古典舞佳作；反映军旅生活和革命题材的《藏民骑兵》、《三千里江山》、《洗衣歌》、《艰苦岁月》等更具现实主义风格。上述作品大都具有广泛、长久的群众影响——流传至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作用。

经过探索性的实验阶段，1957年由中国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创作演出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此后，更多的剧目遍地开花：《鱼美人》、《小刀会》、《五朵红云》、《蔓萝花》、《湘江北去》、《不朽的战士》……舞剧的题材、形式更加多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创作演出的《人民胜利万岁》和国庆15周年隆重推出的《东方红》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代表作，以恢宏的气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在积极吸纳一切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文化艺术的方针指导下，芭蕾艺术在中国“落户”——1958年成功地上演了芭蕾经典《天鹅湖》，后又相继推出《海侠》、《吉赛尔》、《西班牙女儿》等。1964年以中央芭蕾舞团首演《红色娘子军》和一年后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白毛女》为标志，中国芭蕾艺术在探索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舞蹈教育与创作同步发展，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正规的舞蹈教育与各种形式的进修、培训相结合，不拘一格地成就了许多优秀的编、导、演人才。这一时期的舞蹈尽管有着某种程度的稚嫩、简单化与趋同性，但毋庸置疑是20世纪以来中国舞蹈空间的繁荣期。广大舞人在追求民族性与时代精神，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尽可能完美统一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社会主义舞蹈文化属性的自觉意识。

十年浩劫，百花凋凌，舞蹈创作、队伍、人才备受摧残。文艺复苏是随着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实现的，随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变革，在邓小平“事实求是、解放思想”的召唤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以进一步贯彻。<BR>广大舞人经历了反思、困惑、孕育和阵痛，在渴望突破中奋起。近20多年来陆续涌现许多优秀作品，如《黄河魂》、《金山战鼓》、《无声的歌》、《水》、《海浪》、《追鱼》、《小溪、江河、大海》、《奔腾》、《雀之灵》、《新婚别》、《昭君出塞》、《残春》、《黄河》、《黄土黄》、《战马嘶鸣》、《牧人浪漫曲》、《顶碗舞》、《阿惹妞》、《牛背摇篮、《踏歌》、《秦俑魂》等。复苏后的舞剧多姿多彩，1979年，甘肃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丝路花雨》轰动全国；此后中国歌剧舞剧院相继上演《文成公主》、《铜雀技》；上海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奔月》、《风鸣歧山》。这些剧目推动了中国古典舞学派的发展。各民族的优秀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傣)、《珍珠湖》(满)、《森吉得玛》(蒙)、《卓瓦桑姆》(藏)、《灯花》(苗)、《春香传》(朝鲜)、《阿诗玛》(撒尼)……色彩缤纷。文学名著改编的舞蹈《红楼梦》、《鸣风之死》、《玉卿嫂》、《边城》和充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虎门魂》、《青春祭》等也令人瞩目。《中国革命之歌》、《仿唐乐舞》、《编钟乐舞》、《黄河一方土》、《土里巴人》、《长白情》……各种题材、风格的舞蹈诗硕果累累。比起“”前的舞蹈创作，不仅数量明显上升，在题材、体裁、结构、语言、技法等方<BR>面也有明显突破——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与先期多数作品形象单纯，崇尚贴近生活本色“自然美”的创作风格相比罗，“”后的作品积极追求民族化与现代感相结合，注重作者主体意识的显露和强化对视觉感官的冲击力，适应着社会转型期人们观念、心态以及审美需求的各种变化，不过也存在着某种过分商品化和盲目追“潮”的趋向。这一时期的芭蕾艺术以更开放的眼光面向世界各个流派广泛吸收。《黛玉之死》、《祝福》、《蓝花花》、《家》、《雷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幻想曲》的相继上演，深化了芭蕾民族化多种样式的探索。新一代芭蕾舞人才超越前人——从1982年起，历届国际比赛获奖者层出不穷。舞蹈教育全面推进——建立了本科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部，新一代专业舞人技艺水平和知识结构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代舞<BR>重新崛起方兴未艾。短短10多年间，广州、北京陆续建立起专业现代舞团，并有不少舞员在世界大赛中崭露头角，年轻的现代舞人正在探索中前进。

透视范文篇10

[关键词]宁波大学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1我馆开展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必要性

1．1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信息作为一种无形资源，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资源。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了一大批以网络为依托的电子化、数字化信息资源的产生，改变着人们获取和传播知识信息的方式。正是网络所拥有的海量信息资源、众多的涉猎领域、快捷方便的传输方式，使图书馆面临着急剧变革的挑战，同时更面临着飞速发展的机遇。网络和数字化技术为图书馆创建了虚拟馆藏的丰富资源，因特网为图书馆信息服务提供了更便捷的工具，虚拟参考咨询服务便应运而生。

1．2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的需要

随着我校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科研力量日益增强，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迫在眉睫。我馆作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从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到服务方法无不反映出它的学术性质，仅靠单一的传统参考咨询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教师和学生追踪相关领域的世界最新研究动态、研究进展的需求。而图书馆作为学校最丰富的信息集散地，更应该把服务重点从馆藏的建设转变为馆藏的挖掘和利用，向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信息服务，才能使图书馆的资源优势显现出来，真正发挥其作为一个信息服务组织的功能。

1．3促进读者与馆员互动的需要

虚拟参考咨询能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让馆员倾听读者的呼声，采纳读者的合理化建议；让读者了解图书馆工作，掌握使用技能，筑起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无障碍互动平台。

1．4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要

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环境中，读者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与网络息息相关，随时都有可能在信息查找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因此，读者希望能不受任何系统、资源、地域的限制来进行信息咨询，并能及时获得可靠的答案。基于这种需求，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必然要向网络空间延伸，这就像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必然结果，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信息服务环境。

2我馆开展虚拟参考咨询的现状分析

2．1FAQ

我馆在线咨询的界面上设置了“常见问题(FAQ)”(见图1)，读者直接点击该链接，展示的是我馆的“读者指南”和“经典问题”，前者向读者介绍我馆的馆藏资源分布及图书馆规则等；后者是从读者咨询的“一般性问题”“文献查找”“数据库检索”等各个角度，比较细致地罗列出近期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咨询馆员称之为“经典问题”。

2．2E—mail

这是一种只要有E—mail账户和网络连接就能够实现的简单服务形式，是最基本的E—mail服务，将参考咨询服务的E—mail地址列在图书馆主页上，读者可以将咨询问题以E—mail的方式发送给该电子邮箱，咨询馆员每天负责查看电子邮箱，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再将答案通过E—mail返回给读者。这种方式虽然简单，但存在两个缺点，一是因为E—mail地址是公开的，容易受垃圾邮件干扰，影响

2．3E—form

E—form的服务形式是在我馆主页上的虚拟咨询链接直接指向一个表单人口(见图1)，这个表单包含了关于提问人和问题的一些基本信息。读者按表单要求来具体表达自己的问题和信息需求，填写完之后单击表单上的“提交”，这份表单就作为一个结构化的E—mail信息发送给我馆相关部门，相应的咨询馆员根据表单提供的信息为读者作答，并将答案根据读者留下的E—mail发回给读者。由于表单上一些字段的限制，读者的提问能够比较清晰具体，咨询馆员可以根据读者的提问信息来更好地回答问题，而且通过表单提问也避免了大量垃圾邮件的侵扰，克服了前一种E—mail服务的两个缺点。

2．4腾讯QQ

E—mail咨询服务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提问与回答之间必然有一定的时滞，对于那些希望随时可以获得咨询服务的读者来说，E—mail咨询服务已不能满足要求。腾讯QQ免费聊天软件由于具有使用方便、功能强大、成本低廉、服务面广等特点，现在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聊天软件。使用者不需要咨询馆员的工作效率；二是通过E—mail提问，读者对于提问的表达五花八门，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于宽泛，有的甚至不能够具体而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问题，往往需要多次E—mail沟通，对人力和时间消耗较大。

任何培训，只要知道咨询人员的QQ号码就可以请求咨询服务，简单的操作过程和广泛的QQ用户使得这种实时在线虚拟咨询服务更容易被推广利用。

我馆在工作时间欢迎使用实时咨询，可以QQ留言，也可点击“更多在线咨询人员”(见图1)，进入我馆咨询人员通过QQ群功能创建的咨询服务社区，共有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读者培训、数字资源建设、数据库维护、服务统筹、社会科学专题服务、工程技术专题服务、科技查新等八大社区，社区管理员就是该工作的咨询馆员。每一个社区相当于一个聊天室，但功能比一般的聊天室更强大，它在支持群聊的时候，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在群聊和一对一聊天两种方式间进行自由选择。

2．5BBS

BBS作为一种网络文化，具有多元性，是一种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它向读者提供了一块公共电子白板，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信息或提出看法。我馆在校园BBS白鹭林站开辟了图书馆版块，因为BBS的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点，读者向图书馆咨询的问题可谓包罗万象。

2．6Blog

点击在线咨询中的“馆员日记”(见图1)，进入的是一个咨询馆员的真实世界，咨询馆员将日常工作、学习中值得记录的个人的感悟与思考、所积累的知识与信息等内容，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在网上，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我馆的“馆员日记”角色就是充当网络资源导航员和知识过滤器，向读者推荐互联网上的优秀免费资源和共享资源，引导读者上网寻找所需网络资源。

3我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从我馆目前开展的虚拟咨询工作来看，服务方式是多种多样，繁简并举，但这几种服务方式却又都有着制约服务深化发展的局限之处。E—mail和E—form对高校的读者来说显得琐碎，缓慢；而对于咨询馆员来说，每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从垃圾邮件中来挑选读者的实际问题，降低了工作效率，所以效果非常不理想。而FAQ、BBS等方式进行网上咨询服务要面对非实时、答复滞后及交互性差等问题。腾讯QQ群是公开的，无法保护读者的个人隐私。BLog由于是咨询馆员个人自由表达、知识过滤与积累的知识管理系统，又受限于咨询馆员的信息素养。面对上述诸多问题，如何使得我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笔者结合实际提出几点建议。

3．1足够重视

馆领导的重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发展应该是图书馆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只有馆领导充分意识到这项服务对于图书馆在信息网络时展的重要性，才能把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提到重要的位置，从而使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至于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目前我馆能承担深层次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人才十分缺乏，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我馆咨询服务水平的提高，在客观上也束缚了我馆的发展。

咨询馆员的重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并不是简单地把口头咨询转移到虚拟环境下而已，整个服务的方式、时间、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读者提问的类型和内容也随之变化。在网络环境下，咨询馆员不仅要熟悉本馆的馆藏资源，而且要了解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和查询，了解读者在使用网络信息资源时的需求和习惯。因此，只有通过加强馆员对于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认识，才能促使咨询馆员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3．2评估机制

服务质量是确定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最终能否在读者心中取得信任和成功的重要保证。无法定期对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估，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其质量、效率和可靠性，要充分发挥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价值，如何提高读者对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是关键所在。目前，我馆虚拟咨询服务得不到足够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评估机制，因为开展这项服务必然面临一个工作人员数量不变和工作量增加之间的矛盾，这对于本来工作任务比较繁重的咨询馆员来说，开展虚拟咨询服务缺乏必要的评估机制也就等于没有激励机制。

3．3咨询专家

目前，我馆服务层次仅停留在简单地向读者提供直接的事实性答案，无法指导读者如何阐明问题，如何获取专业信息，尚不能对所提问题从深度和广度上给予专家级的咨询解答。而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更新速度的加快，咨询简单性、重复性、事实性问题的读者会越来越少，尤其高校的读者更集中提出的是一些复杂的、深层次的或跨学科的研究性问题，对过于深、专的问题，我馆咨询馆员队伍很难予以正确地回答。所以，未来的虚拟参考咨询服务要求我馆建立相应的学科咨询专家制度。

3．4隐私问题

因为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涉及个人重要信息和咨询问题记录等，隐私就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话题。读者与咨询馆员之间的所有交流完全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咨询馆员必须加以保护。目前我馆所做的一些基于读者行为的分析，如数据库使用情况的分析、借阅记录的分析及FAQ库的建立等都是在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都或多或少的涉及读者隐私权保护的问题，是潜在的隐患。

因此，对于图书馆来说，必须制定相关政策来保护读者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