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程序范文10篇

诉讼程序范文篇1

关键词:司法改革;法理角度;刑事诉讼;程序正义

正义一词在很早以前就以抽象且客观的形式出现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属于一种价值追求和信念。为此，在实际了解和展示中，其一定是通过相应的媒介物质进行实现，而法律的程序正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表现形式。对社会出现的事件在按照相关原则和条框进行公平、公正、平等的实现中，程序正义也在将传统程序操作转换为实践形态的正义里，使其意识形态得到分离。本文将通过法理的维度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进行探讨分析，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能在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中更加适应新的司法形势和社会调整的发展规律。

一、法理学的概念

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在法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即其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1］。法理学在实际的应用中，是以整体法律的理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法律现实(即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在实际制度条框和规章制度中的制定和实施的全面过程，再对司法各个部门的法律应用和工作运行的共同规律、特征、范畴进行统一归纳，也是对部门实际工作业务开展和内容整理的指南，为法制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服务。而这里所说的一般法指的就是一切古今中外的“法”，实质就是在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现象和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解释的法的一切现象。在现实的理论应用中，法理学所涵盖的内容也不是对整体一般法的概括，而是对其中的普遍问题和根本问题进行概念、理论、理念的系统阐述［2］，使人们对法的性质、作用、内在、外在变化和应用有正确具体的掌握和了解。在新兴法学理论和学说兴起并得到普及的过程中，国内也对法理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应用进行重视和研究，在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世界整体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和法律现象的认识，且通过实践、总结，使国内的法学研究能在不断分析中达到理论性的升华、普及，在和其他学科混合应用的过程中，根据法理学的知识内容和理论概念进行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开展，也是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结构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二、程序正义的发展和我国实际现状

(一)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序正义”。一词为西方国家舶来品，其定义的基本理论的源头也主要由英国的自然正义和美国的正当程序所构成［3］。英国自然正义的概念源于自然法。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凡自由民，如未经同阶级人员的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刑罚的人员、皆不能进行逮捕、监禁，而是在没收财产时，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是最早对程序正义进行的细致概括和具体文字记录。在自然正义中，实际阐述的是任何人不能在与自身挂钩的刑事案件中担任法官;不得在双方供词没有全面、双向听取中，进行结果审判;同时，判决时要进行结果定论的理由陈述。美国程序公正观念则是在其宪法修正后，围绕正当法律程序观念所进行的相关条框调整和完善。这里“没有经过正当程序，任何人不能被剥夺财产、生命和自由”，实质就是在有实体性的法律正当程序中，法官甚至陪审人员的语言和相关权利的使用受到立法制度条款的约束。将两者进行对比，正当程序相比自然正义，其更加适合于对立法范围的扩充和对违法的法律程序进行实体上的无效制裁的特点。(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实际发展现状。司法改革被我国政府部门看作是发展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其核心也在法律理念和法律精神中，人们对其司法理念最熟悉的就是正义，即“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是正义的使者［4］”。但在现实的刑事诉讼中，我国的程序正义存在缺失和不足，具体表现在国民在对实际应用的司法程序的原理的理解和正义理念在现实的价值体现和内在要求的满足中，存在缺失现象。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和国际程序体系存在不同:即英美国家是将保障人权看作刑事诉讼的根本，而在国内的程序正义中是将惩治罪犯作为刑事诉讼的根本。这也造成我国司法机关进行法律审问和实施情况了解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在这之中刑讯逼供、漠视证据、蔑视律师权利、不给嫌疑人话语权也是我国司法程序中，存在重惩治轻人权案例屡屡发生的关键因素，最终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常常出现侦查人员在违背正当程序的过程中，制造出众多误审、误判的错案、冤案。

三、程序正义在我国社会应用的价值和功能

我国现行的司法理念包括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统一及司法经济四项内容要素。其中公正是直观体现司法精神的重要内容，涵盖在依法和合理的价值要求中，也是程序正义实际体现的前提内容。(一)价值内容。程序正义的价值具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双面性，即对工具性价值和独立价值的概括。首先，外在价值中，我国普遍将程序正义作为司法顺利开展的工具，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途径和手段，同时这样的设计也保障了程序正义能在实体正义中得到实现。其次，在内在价值中，程序正义在除却工具性价值的过程中，也具备独立价值性。在有效维护现场程序参与者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性的过程中，长期的实践也验证了优秀的程序整体上能在当事人对判决提出异议或不满时，更能获得社会公众对程序的认同，并在不断的验证和社会现实发展需求中，根据我国实际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司法机构权威的正确树立，也是加强裁判的正当性和保证个体实际权益和推动诉讼操作方式更贴近法律正义的现实要求［5］。(二)功能内容。国家在推行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司法改革也在不断地实践、完善和健全。在此之中，程序正义的维护也成为学者们着重关注、谈论、研究的切入点。而在程序正义的现实应用中，其功能内容体现在:维护程序参与者的自身尊严、尊重个体主体性、支撑判决的正当性和弥补实体法中现实存在的缺陷。法律所构建出的内容体系中，权利和义务是调整社会关系、树立法律秩序的关键，在制约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利的同时也保障着公民的现实人权和尊严。为此，在刑事诉讼中就要在这样的原则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主体的思维意识进行看待，而不是作为惩罚对象。在程序正义的原则中，人们以正当理由而接受因行使权力而产生的结果时，使相关判决的意见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实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刑事诉讼能在正确的程序正义理论、概念中弥补传统实体法中的不足和问题。

四、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程序正义

通过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的研究和传统司法程序中存在缺陷的了解，笔者在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制度体现和完善方面提出如下建议:(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对程序正义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中，非法证据的排除也在遵循着相关原则的过程中，减少了刑讯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逼供现象的概率，而这样的认知和条款也在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大量体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的联合声明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提出，我国各级政法机关和部门要在秉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服务意识态度中进行职责的履行。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开展中，庭前会议制度也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全新制度，也成为我国一种有效地解决庭审中部分程序及证据能力问题的辅助内容。即在《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中，对相关制度的理解和司法实践的应用范围进行了规定;在做到依法对罪犯进行惩治、人权保障的同时，确保所办理的每起案件能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6］。由于我国相关司法制度的实践、实施时间不长，法官对实际的应用熟练度不高，也使得工作人员仍依赖非法证据排除;而审讯中，由于相关人员的不配合也会造成公职人员的取证存在困难，而对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能进行有效地判定。为此，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时，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记录，也是为保证公职人员的权利在真正被关在“笼子”时，其司法诉讼的程序开展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二)健全法官选拔制度。法官往往象征着法律威严，其也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体现着法律的公信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在司法体系构建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在群众心里的法律权威的体现，也强调着在现实的刑事诉讼审判中，法官对需裁决的案件要保持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岗位职业素养和责任感。近年来，我国司法机构中的检察官、法官人员制度的改革中，我国将“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作为我国现实刑事诉讼的基准，在对检察官、法官人员进行选拔的过程中，我国为避免程序判决中徇私舞弊的出现，司法机关对法官的人员选择，也在重视学历、专业知识、经验等过程中，针对个体的道德素养和人格魅力进行实时考察，保障法官公正性。(三)健全职权主义诉讼的结构体系框架。构建程序正义的结构体系，必须要在强调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中，给予双方对等且合理的权利，保障其自身权益。而我国在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的诉讼模式中，主要还是以职权主义为主，在法官主导中，确定双方之间的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性，为双方进行相关证据的收集和出示提供条件，让控辨双方能在庭审辩论中，使双方人员的言辞在合理的范围中进行情况询问和反驳。在增强控辩双方对抗性时，法官的公立性也是审判内容不会出现裁决者向诉讼中的任一方进行情感倾斜的有力保证。确保法官对辩护律师提出的实际刑罚内容，在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秉持平等正义的观念中进行公正性的判断和分析;对诉讼双方的言辞进行正确、理性的判断［7］。

五、结束语

通过法理的维度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了解到，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正义发展的内在需求。长期不断的实践和学习借鉴，我国最终确定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正义在条款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也在建立更高效的法治国家的思维意识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理念进行重视和强调，这也使程序正义真正地融入了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结构中。

［参考文献］

［1］钱映鸯．论我国腐败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D］．浙江工业大学，2016．

［2］秦繁繁．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性制裁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16．

［3］谢大铝．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视角解析非法证据排除制度［D］．南昌大学，2015．

［4］段颖．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缺失与构建———从法理学角度分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95－97．

［5］钟超．刑事诉讼律师拒证权探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7．

［6］谷秀秀．刑事见证制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6．

诉讼程序范文篇2

(1)诉讼方式简便。

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应采取书写起诉状的方式，口头起诉仅仅是例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口头起诉，省去了原告人因准备诉状而花费的时间。

(2)受理程序简便。

在普通程序中，受理案件必须向原、被告分别发送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还须在5日内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被告在接到起诉状15日内可以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还要向原告发送答辩状副本等等。而在简易程序中，受理无须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审理也无须进行公告、通知。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它派出的法庭，则可以同时起诉、应诉和答辩。案情特别简单的，时间和人力又允许的，还可以当即审理。

(3)传唤方式简便。

在普通程序中，传唤当事人、证人必须用传票，并且必须在开庭3日前通知。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则可以用简便的方式，即人民法院认为适宜的任何方式进行传唤，比如打电话、捎口信、有线广播或口头约定等方式。当然，通知应以直接通知本人为原则，未直接通知本人的传唤不能视为合法的传唤。

(4)实行独任制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其组织形式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合议制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适用于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采用独任制，从开庭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到依法裁判或调解，都是只有审判员一人担任，不必进行合议。审判员在独立审理时，必须配备书记员专门负责记录，不得自审自记。

(5)开庭审理程序简便。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其开庭审理程序的简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不受庭审前通知当事人的手续和时间的限制。在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必须在开庭3个月，而且该期限不得延长。如果在3日以前通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在简易程序中，法庭审理可在受理后立即进行，无须办理传唤手续，即使另行指定开庭日期的，也不受日前通知的限制，可以以任何适宜的方式通知、传唤当事人，通知和传唤均不办理专门的文书手续，只须记录即可。

第二，法庭调查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的顺序的限制，即不必受普通程序中法庭调查的法定顺序的限制，而可以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目的，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随意选择程序的先后。

第三，法庭辩论的顺序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所规定顺序的限制，审判人员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指令或允许某一方当事人或其人发言。但一般情况下，第一轮法庭辩论仍应按《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的顺序，即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被告及其诉讼人发言、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

适用简易程序地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步骤不必严格划分，可以结合进行，以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正确正确解决纠纷的目的。

(6)审结期限较短。

依《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人民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结期限为3个，而且该期限不得延长。如果在3个月内不能审结，则应转入普通程序继续审理。而普通程序的审结期限为6个月，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结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次6个月，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不特定的期限。

(一)起诉的概念和条件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了争议，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给予法律保护的诉讼行为，就叫作起诉。

起诉和诉、诉权是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联的概念。诉是一种请求;诉权是请求的权利;而起诉才是实现这种请求的行为。应将三者区别开来。

起诉是一种民事诉讼法律行为，可能引起诉讼程序的发生和诉讼活动的进行。因此，起诉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凡是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都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可以成为原告，也可以成为被告。但要成为一个具体案件的原告，还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发生争议或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必须是自己的或依法受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如果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属于当事人不合格，就不能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能够通过起诉成为民事案件原告的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中:其他组织是指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组织,例如企业的筹备处、分支机构等不够法人条件的社会团体等。

(2)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是指原告认为侵犯了自己权益或与自己发生争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明确，不能泛泛而指。如果没有明确的被告，原告的请求就无人承认，法律关系无法证实，人民法院也无从开始审判活动。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或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内容和范围必须具体，即原告通过诉讼要求达到什么具体目的。如果原告不提具体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无从进行审理和裁判。所谓事实，是指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以及被告侵权的事实或与原告发生争议的事实。同时还包括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证据事实。所谓理由，就是原告为什么要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如果原告提不出具体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法院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有可能导致败诉。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事实理由”，而不是“事实根据”。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分不清起诉证据和胜诉证据的区别，把“事实根据”误认为就是胜诉证据。在起诉时就要求原告提供，否则就驳回原告的起诉，从而加重了当事人“告状难’。民事诉讼法摈弃“事实根据”;规定为“事实、理由”，就是为了明确，原告在起诉时只要能提出案件的事实和证明诉讼请求的理由，如果其他条件也符合的话，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受理。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组织职权划分的范围，即指案件应当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对这一案件进行审判;第二是指在人民法院内部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分工负责的范围，即必须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也就是说这一争议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或者人身关系方面的争议。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是指接受起诉的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对这个民事案件享有管辖权。只有依法由人民法院主管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受诉人民法院才能按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受理和依法审判。

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起诉均不能成立。

(二)起诉方式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方式有书面起诉和口头起诉两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只有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才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将原告口头陈述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起诉状是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的书面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起诉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自然情况。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这部分内容反映双方当事人的身份情况，使原、被告特定化。

2)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这部分是起诉状的主要内容。原告要在起诉状中写明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提出这种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包括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发生纠纷的事实、提出诉讼请求的理由等。

3)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案件事实是否存在，需要证据证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因此，原告在书写起诉状时，对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提出这种请求的理由，都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提供书证、物证的，应在递交起诉状时一并递交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写明证人的住址，便于人民法院调查核对。人民法院记录原告的口诉，必须逐一问清上述内容，记入笔录。

(三)受理和审判

人民法院对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受理案件后，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包括：

1)依法发送起诉状、答辩状。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收到答辩状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2)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委托诉讼人，申请回避，收集、提出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查阅或复制本案的有关材料，自行和解;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并有权提起反诉等。诉讼义务主要有：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等。

3)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从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案件审结，都应当在合议庭所有成员的参与下进行，合议庭成员自始至终应对全案的审理负责，以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保证办案质量。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如果在受理、立案后就已确定了合议庭组成人员的，也可以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连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一并告知当事人。

4)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要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轮流阅卷。通过阅卷，找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明确下一步需要收集哪些必要的证据和需要进一步查证的内容，以便做好其他准备工作。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这是审理前的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当指出，在民事案件中，进一步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和需要证明的事实必须提供证据。在当事人举不出证据而法院也收集不到证据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特点。

5)依法追加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追加为当事人。这一规定说明，普通的共同诉讼不发生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只有必要的共同诉讼才能适用此条规定。追加当事人既可以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由的，不予追加;申请有理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追加的当事人可以是这一案件的共同原告，也可以是共同被告。属于共同原告的，如果被追加的当事人放弃实体权利，不愿参加诉讼的，可不予追加;如果既不放弃实体权利，又不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列为共同原告适用缺席判决，属于共同被告的，在接到追加当事人的通知后拒不到庭的，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拘传条件，可以适用拘传，不是必须到庭的被告，也可以适用缺席判决。这里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更换当事人。因为更换原告，涉及到原来的原告是否愿意退出诉讼，新更换的原告又是否愿意参加诉讼。尤其在多数原告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有的愿意参加诉讼，有的不愿意参加诉讼的问题;如果更换被告，也涉及到原告是否愿意告这个被告的问题。为了尊重当事人的诉权，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果发生了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是否更换，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更换。

(四)撤诉

申请撤诉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撤诉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提出撤诉申请的人必须是原告或者经过原告特别授权的委托人。对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原告，由他的法定人提出，其他诉讼参加人均不能提出撤诉。

2)申请撤诉必须自愿。撤诉是原告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强迫原告撤诉是法律不许可的，强行动员原告撤诉，附加条件的撤诉，都是违背自愿原则的，也是不许可的。

3)申请撤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这就是说，撤诉不得侵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规避法律或者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4)申请撤诉必须在人民法院宣判前提出，宣判后原告不能再提出撤诉。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符合撤诉条件的，可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不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应当准许。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提出的撤诉申请，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裁定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裁定。采用书面形式的，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口头裁定的，应当记入笔录。准予或不准予撤诉的裁定，当事人均不得上诉，也不得申请复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这里应当注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按撤诉处理还是缺席判决，对那些并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都无须一再传唤，只须一次传唤，但必须是“传票传唤”。而不是口头传唤或者电话传唤。

此外，在审判实践中，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以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都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公务员之家:

(五)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相对于对缺席审判而言。开庭审理案件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人民法院仅就到庭的一方当事人核对证据、听取陈述，在审查核实未到庭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起诉状或者答辩状和证据后，依法作出的判决，就是缺席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适用缺席判决，或有关诉讼参加人未到庭可以依法判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原告在被告提起反诉的情况下，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2)原告申请撤诉未获准许而拒不到庭。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案件，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3)被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4)被告法定人不到庭。人民法院对无诉讼行为能力的被告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5)离婚案件原告或被告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不到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人应当到庭;法定人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诉讼程序范文篇3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必要性构建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所适用的一种比普通简易程序更加简易化的诉讼程序。与普通的简易程序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比传统的简易程序更加简便的诉讼程序。就性质上而言，它仍然属于法院的一种民事诉讼程序。但对其当事人来说，也许简易程序的时间和费用仍然是他所远远不能够承受的。因此当今许多国家在司法改革中所确立的新理念基础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其程序的简易体现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如文书多采用表格的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是休息日，判决结果通常只做说明而不说明理由等。不仅分流的民事案件，减轻了法院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使当事者和国家完全能够消化提起诉讼和进行审判的成本。”

其次，审理形式的非正式化。如在审理中可以不适用严格的证据制度，法官可以更为主动的介入诉讼，使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受到一定的限制，旨在通过法官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来缩短诉讼周期以促进做成简速裁判，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再次，支持当事人本人诉讼以及注重调解。小额诉讼程序一般对当事人聘请律师持消极态度，由于审判多是以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不依靠律师同意可以进行。其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判中通过谈话方式使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

二、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贯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民事纠纷尤其是小额纠纷迅速增加，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我国当前有限的司法资源和诉讼程序机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司法的期待。怎样才能在完善诉讼程序的同时兼顾公正与效率，从而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可以说，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正在逐步形成共识，科学地建立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非常的有必要。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活动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的价值。公正的实现要有严格详密的程序保障，这可能使诉讼的效率受到一定的损害，而效率价值要求诉讼程序简易、迅速和灵活，这可能影响到诉讼的公正。小额纠纷因为争议金额小，所以当事人通常期待国家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诉讼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他们会认为得不偿失而放弃司法救济。正如棚濑孝雄所指出的，“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2]首先，小额诉讼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司法救济的途径。它的设立，一方面为普通人接近和使用诉讼制度提供了机会，减少了人民寻求司法解救的困难，使得他们不至于因花费过大而不得不放弃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不致因诉讼的过多而导致大量司法资源的消耗。其次，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是提高人们法律意识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的重要途径。检视审判实践我国鲜有几元、十几元、数十元、上百元、数百元的纠纷涉讼，事实上这类微型纠纷遍布各个时空和领域，难以数计，当事人却很少虑及利用法律手段维权，固然与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厌讼心理有关，恐怕更多的是与我国亏欠一种适合微小纠纷口味的程序解决机制有关。如果不能合理有效的解决，想使法制在一个社会中生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难以将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即小额事件的解决直接决定人们信任司法与否的关键。这种现象在无形中对人们的守法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健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很多人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难以利用现有的诉讼制度，所谓的“赢了官司赔了钱”的事情也屡屡发生。权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救济，人们的法律意识会由此变得更加的淡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得人们自觉的运用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约束自己的行为。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首先，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什么事件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这是设计该制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既然是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其诉讼标的应该是很小的，但具体小到什么程度，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考虑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金额标准决不能搞“一刀切”，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所适用的标的金额确定为5000元以下是适宜的。具体额度由各高院自行确定。为了避免小额诉讼程序为一些公司、企业滥用，失去其亲、近民众的目的，应限制当事人在一定时期内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次数。

其次，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1）为了加快小额程序的简速，也为了方便当事人的运用，将诉状表格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预先拟定诉状的例稿，供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填写。

（2）可以适当的放宽开庭的时间。因为很多的民众的日间时间一般都是上班时间，如果法院限于在日间或非休息日开庭的话，当事人则没办法按时到法院为诉讼行为，这也与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3）可以讲调查证据的程序省略。在通常的诉讼程序中，诉讼之所以旷日持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调查证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为了节省法院和当事人的时间及费用，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规定了证据调查程序的省略。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小额程序中，“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不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的裁判：一、经两造同意者；二、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的请求显不相当者。”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小额诉讼程序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实践中事实上出现的小额诉讼的尝试，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也指日可待，其在成本效率方面显而易见的优点，必将使其在我国小额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58.

诉讼程序范文篇4

（一）“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有违民事诉讼的运行规律。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内容来看，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再审程序贯彻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法者以该原则作为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原则，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内容上看，该原则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问题。一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实事求是”的“实事”的追求存在绝对化。在现代价值多元的社会，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人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还要追求程序公正，除了追求诉讼公正外，还要追求诉讼效率，追求程序利益，此外，还要追求诉讼程序的稳定。二是对“有错必纠”的“错”的认识有误，人们主要理解为实体错误，因而存在重实体轻程序之现象。三是该原则有悖于法的稳定性。判决贵在稳定，判决正确，依判决所恢复的法律关系就被确定而不得对其争执，由此，社会关系才得以稳定。

（二）启动再审的主体不合适。在大陆法系国家，能引起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通常只能是当事人，且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法院自身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的情形，在国外是没有的，检察院引起再审程序也是很少见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既判力，不仅当事人应当尊重判决的既判力，法院自身也应尊重，为维护判决的既判力，维护司法权威，当事人不能随意要求法院推翻判决，法院也不能随意推翻自己作出的确定的判决。依现行法规定，检察院只要发现法院的确定判决有误，不管什么情况，就向法院提起抗诉，直接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且使法院的判决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三）再审的条件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一立法规定表明，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这样规定必然带来一些弊端：其一有违程序保障论，使两审终审流于形式；其二不符合诉讼经济和效益的原则；其三与再审的目的和性质不符。再审次数无限制也是有害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它是对可能有错误的判决的一种救济，这种救济应当是有条件的，不应当是无止境的。

二、关于再审程序的完善。

（一）细化可以申请再审的理由。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细化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理由：

1、实体方面的理由。主要有：（1）作为生效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如作为原裁判依据的书证或物证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系伪造的。（2）作为原裁判基础的另一裁判、仲裁机关的裁决、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3）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致使对于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未能提出的。（4）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禁止性规定的。（5）应裁判的事项有重大遗漏的。

2、程序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

（2）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3）遗漏应当参加诉讼且能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的。（4）未依法送达即缺席审理或判决的。（5）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没有公开审理。

（6）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其他情形。

3、适用法律方面的理由。主要包括：（1）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的。（2）适用法律条款错误的。

（二）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法院主动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原审法院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未申请再审，说明双方当事人认可了裁判的结果。在当事人未要求再审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再审是与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抵触的。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法院的审判须受当事人诉的制约，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即使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得超出诉的范围进行审判，所以在法院审理终结后，除非当事人要求再审，法院不得对其认为有错误的裁判进行再审。

（三）提高再审管辖法院的审级。由同级法院专事再审的社会效果不令人满意，因而建议再审一律由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力度大，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一般来说，申请再审人都对原审法院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心理障碍，由上一级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诉讼程序范文篇5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本文所探讨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简易程序更为简便的、专门用来解决标的额极小的民事纠纷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并非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相比起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围特定。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上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且适用的诉讼标的额极小，通常由法律明确规定。

（二）程序简便，审理形式非正式化。“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1]。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贯穿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审理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作证时可以不经过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询问，起诉状和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和裁量权。在小额诉讼中，法官更为主动地介入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过法官的职权指挥和职权裁量缩短诉讼周期，以节省时间、费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同时，为了节省费用，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聘用律师诉讼持消极态度，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律师诉讼。由于审判多数是以普通大众可以接受的简便方式进行，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当事人得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纠纷解决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小额钱债纠纷在农村经济纠纷的比重比较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村民间的商业经济交往活跃。村民间的借贷比较频繁，如借钱来投资小生意或盖房子的现象、买卖赊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借贷的金额比较小，大多在5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下的也很常见。二是诉讼成本的高昂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诉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纠纷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2]。但由于在司法诉讼成本高昂、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特别对于涉案金额小而诉讼的成本太高的小额钱债纠纷，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结果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为合理分配资源与提高诉讼效率，完善当前农村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足之处，小额诉讼程序尤显必要。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增设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简易程序在解决农村小额纠纷的困境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实质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而非一个完整的独立程序，对于农村的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不灵活、不经济、不方便，难以满足法院处理简单涉农民事纠纷的要求。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庭时间、地点不够灵活。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简易程序视为独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种特别程序，没有为其设计单独的程序运行环节，简易程序中很多情况只能适用普通程序的内容，如开庭时间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节假日，开庭地点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起诉、传唤、应诉、举证等程序对于农村小额争议而言仍显得繁琐。如民事诉讼法本来允许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用简便的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却将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案件规定为再审的法定条件之一。这等于否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使用简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的做法。第三，3个月的审限对农村小额争议来说显得过长。不仅如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而一旦转化为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如果因特殊情况在6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过本院院长同意后，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同意。实践中，有一些本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由于法官办案拖拉，不能在3个月内审结，于是以案情复杂为由转化为按普通程序审理，从而人为造成审结期限过长。这样，即使是小额争议，也可能在6个月甚至更长的期限内审结[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小额争议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有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适应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要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能大大降低农民进入诉讼救济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农村解决数额较小的案件时的不必要损耗，是实现司法为民的有效途径。程序的简便化、诉讼成本低是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有属性。其程序的简便体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起诉状、答辩状和判决书多采用表格化形式；开庭时间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开庭地点不局限于法庭之内，判决通常只宣布结果，而不是必须说明理由。由于程序简便，当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师即可操作。程序的简易性对于农民大众来说更加容易理解与执行，必将受到农民百姓的欢迎。在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广大农村，高昂的诉讼成本是阻碍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重要原因。“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4]。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完全免费或者只收取极少的诉讼费，而且结案效率较高，开庭地点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间，简便的诉讼程序使得当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师的帮助也可以胜任从而节省律师费用。可见，小额诉讼程序不仅减少国家和当事人双方的负担，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规模上正义的实现。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更能对于促进农村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因为“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育国民的司法根基”。[5]

（三）小额诉讼程序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建立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将有利于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满足纠纷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均是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农村纠纷解决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有着先天的不足。如经民间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若该和解协议无法履行，当事人仍需求诸司法。而关于仲裁，目前我国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对于商事仲裁，许多农村小额钱债纠纷往往难以适用，由于我国的商业仲裁机构大多设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标的较大的商事纠纷，而且仲裁费用相对比较高。至于目前我国某些省份已设立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农地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但农地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某些农地纠纷，小额钱债纠纷无法适用。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争议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备其他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农村特别是发达省份的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已逐渐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司法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方式。因此，我们在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不能因强调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由于简易性和灵活性不足，无法满足农村小额纠纷解决的需求，导致司法手段未能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以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三、在农村基层司法机制中构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

诉讼程序范文篇6

审判监督程序是独立于审级之外的一种重要的程序制度，它不是每一案件必经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又叫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本文拟对其基本制度及缺陷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改进思路。

首先丛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入手，给出定义，阐述了定义的三大特点：（1）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2）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3）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同时从三方面区分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之处。

其次阐述审判监督的条件、主体、审判及存在的问题：再审必须是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和人员提起；再审必须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起按照再审程序提起再审，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错误的补救程序；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起。主体分别为：人民法院再审；检察院抗诉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再审案件的审判：裁定原判决终止执行；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当事人申请再审难；有些案件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违背两审终审原则；审级安排不合理，原法院不应再审；未审选定，本末倒置。

最后笔者写出了一些关于再审制度的的想法：正名。即将审判监督程序改名为再审程序；更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严格再审事由；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取消检察院抗诉再审；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思想；确立再审上诉制度。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1、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判决确定后，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的程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这就是说，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第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诉讼阶段。第二，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有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也有人民检察院起诉。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第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

2、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两者提起的主体、时间和对象不同。二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而再审程序，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再审程序。从时间上说，二审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后分别在十五天和十天限期内提出，超过上诉期限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而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期限内，都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发动再审，则不受两年时间的限制。其次，两者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二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不具有审级的性质，只是为纠正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决而规定的特殊诉讼阶段和补救程序。第三，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的错误才能提起再审。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再审必须是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和人员提起。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有权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这是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法定组织和人员。（2）再审必须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起，按照再审程序提起再审，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错误的补救程序，因此，它和纠正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适用不同的程序。具体说，纠正确有错误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通过上诉程序，而纠正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则只能通过再审程序。（3）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所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以下五种情况：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循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等。

三、提起再审的三种程序

1、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是提起案件再审的主体，同时还规定了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提起和决定再审的具体程序又有所不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进行再审，即应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2、检察院抗诉再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作了具体规定，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再审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运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再审程序提出抗诉。”

a)当事人申请再审。（1）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指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认为有错误，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再审的诉讼行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申请再审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再审程序，改变原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错误，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裁决。（2）申请再审不是一提出申请，就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对案件实施再审，而是只有在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同时，当事人申请再审不但可以向原审的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还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3）由于申请再审是涉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承担，所以，法律规定一般应由当事人本人提出。

四、再审案件的审判

1、载定原判决终止执行。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明确，对那些当事人提出申请再审，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如情况紧急，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必须发出裁定书。

2、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经过审理后，确认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判决可以依法直接全部改判，或者部分改判，对裁定可以直接撤销。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包括提审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原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按情况分别处理；对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作出的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宣判。

五、我国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

1、当事人申请再审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审请再审”是我国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全新启用的概念，其本意显然在于赋于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对我国的立法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当事人对再审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当事人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由法院职权发动再审理念的主导影响，所谓的“申请再审”，在实践之中几乎被与原先的申诉同等对待，以至于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而直接引发再审的可能并不很大。

2、有些案件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随时推翻法院己作出的生效裁判，它非但不能强化和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其是否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立案标准的规定来看，由于规定本身不够明确、具体，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法院却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4、违背两审终审原则。现代审监制度的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特点，使申诉主体、申诉时间、审级及申诉和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使二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终审不终，使终审裁判所涉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挑战，严重影响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5、审级安排不合理，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和物化为原己作出的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所以要依靠本级法院摆脱其局限性。自行提起再审纠正原判比较困难，因此，这种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的程序，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在再审程序的实际运行中也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无论再审结果如何，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同时，这样还可以减轻下级法院这方面的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处理好一、二审案件。另外，由于申请再审案件和范围作了限制，实践中申请再审的案件也会大大减少，从工作量上考虑，上级法院也是可以承受的。

6、未审先定，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以原裁判有错误为唯一条件，别无其他实体条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再审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六、完善我国再审制度

1、我国将再审程序统称为审判监督程序,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再审程序的称谓更为科学.因为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公指法院内部的监督,而再审程序则可以由当事人或检察院提起.

2、更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1)坚持处分原则放弃职权主义思想。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内涵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程序利益及实体利益作出安排，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诉讼虽然是公权性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的意志，但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其解决纠纷属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理应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在诉讼制度的设计上，许多国家充分考虑到这一要求，在程序的利用、审理对象的确定及证据方面，当事人应当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构成了对法院的实质性约束。既然民事诉讼法尊重当事人对于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的选择权，那么也就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再审程序选择权。这样才能在诉讼中建立起公权力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松紧有度的制约机制，才能使诉讼在更多地符合当事人愿望的情况下进行。

3、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如果又充当再审提起人，混淆了诉讼权和审判权，与诉审分离相矛盾。现实中，人民法院自身自启动再审和检察院抗诉，绝不多数来源于当事人申诉。因而既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国家司法机关依职启动再审就没有重复规定的必要。

4、取消检察院抗诉再审。诉讼请求是一种私权，私权在法律上，普遍认同私权自治的基本规则，对这一领域的权利行使，国家一般不干预或少干预，否则会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这是也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而检察机关抗诉引发再审是国家职权干预私法领私权的表现，有损诉讼的公平与效益。现行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存在诸多弊端。如给抗诉下指标，对非终局裁判大量随意地提出抗诉，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种种不当形式代替抗诉职能，受利益驱动而抗诉等等。这既有损国家法律尊严，又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

5、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思想。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用的理念，尤其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即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的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诉讼的上目的虽在于发现真实，但不可能穷尽证据，以至于重视客观原貌，现实的选择是，诉讼目的只能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实体公正。就再审个案来讲。不必为追求个别的真实，而牺牲一个程序公正的确定裁判，从而损害法的安定性，因为再审程序须废弃确定的终局判决而重新裁判。

6、确立再审上诉制度。在重新确立民事再审的受理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使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利得到保护，应设定将当事人的申诉上升为再审之诉的制度。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中请再审，符合形式要素，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司法审查。借签国外的经验。再审之诉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的体现，再审程序几乎普遍是由当事人的再审之诉直接引发。无论法院是采取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只要当事人提出再审的请求既意味着再审程序的启动，哪怕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案件不可能进入重新审理阶段。那也是意味着当事人的再审之诉来得到了司法之回答。

7、在确立再审上诉制度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应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作为决定是否再审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因为如果缺乏这一过程，则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再审请是否符合再审条件。（2）再审事由的明确具体，既有利于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也便于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之诉立案再审。故立法时应体现“受理松，立案紧”这一理念，对现行再审立案标准进行改革并予以细化。（3）要缩短申请再审期限，其最多不应超过三个月。（4）要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我们认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应当限定为一次，不能允许多次受理申请再审。（5）关于再审时限，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便时常导致案件的审结无期限，频添当事人诉累和对法院的抱怨，导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规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期限便显得十分必要。（6）应将当事人提起再审之权利统一确立为再审之诉权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需要调卷书面审查，询问当事人或者举行听证和证据交换，这些活动必然耗费一些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收取50－500元的再审审查费。案件决定再审后，进入正常的再审程序，应当收取诉讼费用。严格再审事由。(7)再审程序作为一种例外，非常之司法救济程序，在启用这一程序时，对民事再审的对象应进行一定的限制，以便将无限的申诉变为有限的申诉。特别是既要考虑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诉讼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在追求程序安定和个案公正这一矛盾中，进行合理的取舍，因此应对再审对象作出应有的限制，应对下面三种情形作出不予再审的排除性规定：

（1）、当事人放弃程序责问权的。之所以承认放弃责问权不得再对抗有瑕癖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程序安定。有责问权的当事人如果不行使责问权，则丧失陈述机会。

（2）、庭审中当事人证据失权的。虽然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新的证据或许足以推翻原判决，但以程序正义的角度，新的证据或许足以推翻原判决，但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3）、无纠正必要的，这主要是防止新的社会矛盾，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出发。如小标的案件就没有再审的必要，人民法院不应当无视人力，财力和司法资源，纵容当事人为了几百元，几千元的案件，花费上万元甚至更多的诉讼成本，去追求一次又一次的所谓公正。不应当无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被另一方当事人无休止的折腾，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纠错。

参考文献：

1、《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诉讼程序范文篇7

同时，随着法院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诉讼调解进行重新审视。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推行和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进行，构建庭前调解独立程序的观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前，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由负责庭前程序的法官召集、组织、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诉讼活动行为。此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开始运行并得到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在庭前程序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具体做法：从合议庭成员中确定庭前调解的法官。如果立案庭立案时已确定合议成员和承办人的，按审判管理流程将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审判长和承办人之外的另一名合议庭成员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由该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结案的，结案数统计在调解结案的法官名下，而非立案时确定的承办人名下。如果立案庭未确定合议庭及承办人的，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的一名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属于调解法官的个人结案。如果调解不成的，庭前程序结束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承办案件和担任审判长，案件属于承办人的结案数。

诉讼程序范文篇8

一、现实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规定的不全面、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上诉费交纳程序的规定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两个法律文件中。前者的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着重规定二审程序中卷宗的流转，对上诉费交纳问题仅提到应将交费凭证与卷宗一并移送二审法院，但没有规定具体交费流程和交费的期限。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中第二十二条也只规定上诉费应当在上诉期内预交，未预交的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但也未明确具体交纳的程序。以上规定由于仅有三条，也不是针对预交上诉费程序的专门规定，内容过于原则，不符合诉讼法作为程序法要求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没有形成明确、可操作的程序，缺乏对法院司法行为的指导，也为使某些当事人恶意利用程序漏洞拖延履行时间成为可能。

（二）具体操作的不系统、不具体。由于相关法律规范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预交上诉费程序，致使各级法院在具体操作中不得不依照相关法规的精神，自己制定操作规程。综合各地的实践，预交上诉费的程序一般包括以下步骤：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诉状；2、一审法院为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3、上诉人持《通知》到二审法院交纳上诉费，二审法院收费后向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收据；4、上诉人将交费收据交一审法院；5、一审法院将收据和卷宗移送二审法院。这一具体操作程序由于仅仅是对实践的总结没有经过理性的细化，所以程序上不周延、不明确之处比较多，比如法院只在第二步向上诉人开具的《上诉费交纳通知》中规定了7天内到二审法院交费，其他步骤均未规定期限，这些漏洞容易被恶意上诉人利用。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

1、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邮寄上诉状，使一审法院无法及时向其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这种情况是指，一审案件外地的当事人可能会以邮寄的方式提交上诉状，这就会造成一审法院无法向上诉人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因为缺乏其他相关规定规制交费的期限，上诉人无法收到《上诉费交纳通知》其交纳上诉费的期限也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2、上诉人交费后，不及时将上诉费收据交一审法院，使一审法院无法报送卷宗。在以上交费程序中，虽然《上诉费交纳通知》中规定上诉人应当在7日向二审法院交纳上诉费，但未明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交回上诉费交费收据的期限。这一漏洞导致一些上诉人为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在交纳上诉费后不及时交回交费收据，使一审法院无法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进而造成二审程序启动迟延。更让人难堪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没有责任对应这种恶意规避义务的行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预交上诉费程序的问题出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所以解决对策也应从这两个方向出发去探寻。而这两个方面中，法律规范的缺失是根本性的问题，而具体操作的漏洞则正是由于立法不完善引起的。正基于此，应当先着力解决立法不全面、不科学这个根源性问题。

（一）立法科学化。程序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要通过程序的完善来解决，预交上诉费程序中出现的问题也概莫能外。完善预交上诉费程序，就是要将这一程序系统化、明确化、法律化，具体就是以下三点：

首先，应当制定相关规范细分出当事人预交上诉费的具体步骤，使原本模糊的程序系统化，使纸上的程序变为可实际操作的程序。

其次，应当制定相关规范明确每一步的期限，不但使法院对每一步司法行为可以产生合理的时间预期，也明确表明了上诉人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定期间。

最后，应当明确规定违反法定期间的法律后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以“假定条件、行为方式和法律后果”的模式进行设置的，如果在预交上诉费程序中仅设置了上诉人应遵守的法定期间，而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则所有义务性的规定都将成为具文。

（二）操作严谨化。将法律条文的程序性规范切实演化为司法实践中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效率的现实程序，不仅要求条文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同时要求在具体推进程序的过程要对当事人的行为有预见性的措施。因为再严密的制度设计也不能完全符合复杂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当事人的行动产生合理预判，做到未雨绸缪，减少程序实施中不必要的阻力。

针对上文中提到预交上诉费程序中存在的两点实际操作问题，具体解决方法是：

1、送达裁判文书时一并送达《上诉须知》。针对外地当事人邮寄提交上诉状而无法向其开具《上诉费交纳通知》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在向外地的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时一并向其送达《上诉须知》。《上诉须知》中除载明上诉期间等内容外，还应当叙明上诉费交纳方式、交纳期限以及逾期交纳的后果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诉讼程序范文篇9

关键词：DNA证据刑事诉讼程序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及各种因素的影响，错案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避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DNA证据则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控辩双方所青睐，有关DNA专家证据的采纳标准问题经常成为法庭上争论的焦点，而DNA证据在纠正刑事错案中的作用也是其他证据所无可比拟的。

一、DNA证据的特点及优势

DNA检测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与其他证据相比，具有独特的证据价值。该证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DNA证据的准确率高。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如果用33.15DNA探针，两个无关个体之间相同的机会小于3000亿分之一，即便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完全相同的概率也只有200万分之一；如果用33.15和33.6两个探针，无关个体之间的相同机会就更小；二是DNA证据的稳定性强。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证据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或者受天气、温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原有的价值。与之相比，DNA证据则不会受上述条件的影响，即便是埋葬在地下多年的白骨，也能通过DNA检测确定死者的身份；三是DNA证据具有客观性，不受作证者主观意念的影响。DNA检测结果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是以科学的结论为依据的，无论操作者是谁，只要遵循科学的检测程序，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四是DNA检测时间短、识别率高，且所需检材少，特别适合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DNA证据的特点也就是其优势所在。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优势外，DNA证据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其保存时间长，可达数年之久，并能经受一定程度的污染。而传统的血液检测结果保存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经典的遗传标记系统也容易被化学物品、微生物等污染而迅速变质。

但需要指出的是，DNA证据如果在发现、提取、保管以及检测等过程中，操作不严谨、不科学，也会在是否相一致、数字的准确性等问题上出现差错。因而，证据从犯罪现场进入实验室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完整严格的证据监护链，否则该证据就会失去价值。在美国法庭，未经监护的证据是不会被接受的。作为DNA证据，在进行DNA分析前，还要对可疑的痕迹进行实验以确认特定的痕迹是否来自人类，如那些痕迹是不是血、唾液或jing液等，这些确认实验可以用传统的方法来做，既快又省钱。不过，DNA分析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还要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自然存在着潜在的人为错误的可能，故DNA检测的结果也不是绝对准确无误。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全国研究委员会（theNationalResearchCouncil）才认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应吹嘘DNA证据。让法官或陪审团以为DNA证据是无懈可击的陈述是不合理的，也是应当避免的。”⑴

二、DNA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运用

（一）DNA证据的局限性

DNA证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DNA的检测结果，除了确定犯罪嫌疑人以外，还可以为被错误怀疑的无辜者提供证明其清白的机会。由于其分析和鉴别依赖尖端的仪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同时还应采取合法的程序进行提取和检测。司法实践中，因提取程序存在问题而导致DNA检测结果不具有可采性或证明力大为减弱的情形时有发生。

DNA检测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但从检材的收集到最后对图谱的解读，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实验者的主观因素，而且对DNA检测的技术性和规范性的要求都非常高。如果检测的实验室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或者检测人员不严格遵守操作程序，其误差就难以避免。由于人们对DNA证据信任有加，将DNA证据称为新一代证据之王，案件中一旦出现DNA证据，无论是陪审员还是法官都偏向于接受这样的证据而认为被告人有罪。因人们对DNA证据的迷信最后导致被告人被错判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二）DNA证据中人为的错误

由于DNA检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但需要精通的专业知识，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DNA检测早期，出现了一些人为的错误，如因实验室的错误最终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的事例并不少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类似错误已基本上可以避免，但在应用过程中，人为错误潜在的危险性仍不时地提醒人们：DNA证据并不是永远都是准确无误的。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判例表明不适当的实验过程会不必要地导致实验结果在科学家之间引起严重的分歧。

但是，DNA证据还是非同寻常的，尤其是对刑事侦查和诉讼过程的贡献，具有其他证据无可比拟的优势。事实上，其潜在的人为错误率也是相当低的，而且只要严格按照实验标准来检测，就可以完全得以避免。但在司法实践中，人为错误还是时不时地会发生，尤其是在确定亲子关系方面。

（三）DNA样本污染问题

样本的污染源是非常复杂的，这将导致可检测的样本资料范围大受限制。更为重要的是，从法庭的观点来看，确保样本不被污染是现场调查人员和实验人员的职责。除了污染问题外，对DNA匹配结果在统计学上的解释也是该证据的一大难题，这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目前这一领域已被法庭统计学家和人口遗传学家们所垄断。

（四）担任DNA证据的证人问题

当刑事案件涉及DNA证据时，谁有资格成为合适的证人？这是近几年来，英美法系国家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即提供DNA证据的证人的身份、资格和作用等问题。在澳大利亚，目前还不允许没有亲自进行DNA收集或检测的人员在法庭上提供有关DNA证据。但也有在此方面要求不太严格的国家，如加拿大。事实上，不管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刑事案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作为科学家，必须谨慎从事。如果自己没有资格，就不应超越自己的能力范围就人口遗传或数学统计概率方面提供证据。不过，也存在例外情况，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最高法院认为一个人，他既不是人口遗传学家，也不是统计学方面的专家，但因其执业经验，对相关的数据库和已发表的人口统计学非常熟悉，可能就有足够的资格就相关的人口比率问题提供证据。但是，如果控方提议由这样的科学家来提供此类证据，皇家检察官就应当向辩护方提供有关科学家的资格及执业经验方面的陈述。⑵

（五）DNA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DNA技术仍在不断地发展，目前以为是准确无误的检测方法，可能过几年回头看时就显得不那么科学。因此，在判断案件事实时应综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全面考虑。同时，DNA在个案中的质量问题，主要取决于用于检测的检材本身、实验室，包括操作检测过程的人员水平以及足以控制质量的程序等。检材如果被污染或退化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从而使DNA证据的证明价值大为下降。

（六）有关DNA证据的交叉询问

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中至关重要的DNA证据，控辩双方都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通过交叉询问程序来降低对方DNA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在交叉询问时，涉及DNA证据的，双方律师通常会提到的问题有：专家在案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实验室有无质量控制程序；从事检测的人员是否接受过充分的训练；举证程序是否提供充分的资料等。涉及DNA证据监护链方面的问题有：样本储运是否存在不当；检测样本可否让对方使用；记录不全或提交伪证或更改证据等。而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则多为：实验室是否遵守正确的实验步骤；探针是否被污染；是否使用机械分辨法；是否经科学家交叉检查；配对的标准等。另外，还会涉及统计学上的问题，如使用的数据库是否适当；有没有应用数学上的乘法定律；DNA位点是否以连锁平衡的形式存在；误差率或是否与计算结果相一致，等等。⑶

在交叉询问过程中，对方的专家证人，通常会在DNA证据的收集及检测的程序方面提出疑问，或者怀疑被检测的样本已被污染等。因此，双方争论的焦点常集中于DNA检测的步骤及程序上，因被污染的样本结果很容易查出，且大多数法庭科学实验室有质量保证程序。此外，还可以从对方DNA证据的资料入手，通过研读有关的证据资料来发现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辩护方对DNA提出挑战的战术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再试图攻击技术本身，因为DNA技术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证明是可靠的。他们对DNA证据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实验室工作的质量及方法，包括实验室的误差率；二是分析结果在统计学上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DNA的反对者们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来进行反驳。事实上，这种辩论从程序设计上来说，是正确合理的，双方的争辩有助于法官辩明所提交的DNA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因此，法庭在决定是否采纳DNA证据时，除了考虑DNA证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外，还要考虑其有助性和相关性，即DNA证据是否对陪审团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有帮助，是否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相关。DNA证据在经过双方的交叉询问后，只有同时满足有助性、可靠性和相关性这三个条件，才具有可采性而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三、对DNA证据的借鉴

为了充分发挥DNA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在运用法庭DNA证据方面的经验：

（一）DNA数据库的建立

法庭DNA证据的广泛运用须以DNA数据库为基础，而建立规模宏大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在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建立DNA"数据库时也面临着资金短缺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DNA鉴定法案》，同意联邦政府将建立DNA数据库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全额拨款给各州。仅2003年，布什总统就拨款10亿美金用于建设联邦和各州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即便如此，不少州在建设法庭科学DNA数据库时仍感资金不足。⑷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投资可谓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其对刑事诉讼活动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DNA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可以减少工作量，极大地提高疑难复杂案件的侦破效率以及法庭审理时被告人的及早认罪，从而缩短办案周期，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等。

由于DNA分析技术能快速而准确地进行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该技术在司法鉴定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我国有许多司法鉴定机构也开始广泛开展DNA鉴定工作。但是，DNA证据在运用时对技术性和规范性的要求特别高，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如果在检测过程中，技术水平达不到应有的要求，就很难保证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为了保证DNA检测结果的正确，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品质保证标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在DNA数据库建设和使用方面，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些经验：一是尽早制定有关DNA鉴定及DNA数据库的立法；二是因建立DNA数据库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须有国家稳定的财政支持；三是充分调动民间机构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市场化运作带动本国整个基因产业链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值得借鉴。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基因频率互相不同，即便同是汉族的，聚居在不同地区的人，其基因频率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基础DNA数据库，这种数据库有助于某一群体某一基因信息的某个等位基因的突变频率的快速查询，从而保证比对识别的正确性。⑸

（二）加速完善科技证据立法的步伐

随着专家证据在刑事证据法中的地位日益凸现，调整和规范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收集和运用的相关法律规范亟须完善。而科技证据法具有外延的开放性、形式多样性、内容综合性和创制高效性等特点，⑹完善科技证据法的目的除了保证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外，还必须确保诉讼主体运用科技证据符合正当程序和诉讼效率等基本要求，从而确保多元诉讼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DNA证据也属于通常所说的科技证据的一种，虽然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他传统证据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如果DNA检测不按科学的程序进行、用于检测的实验室不合规范，那么其检测的结果就会不可靠、不科学，从而导致在将犯罪嫌疑人的DNA图谱与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DNA样本图谱相匹配时出现错误。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科技证据立法，让DNA检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三）重视证据监护链问题

尽管有关DNA的理论、检测技术和程序是科学的、可靠的，但是如果检材本身受到污染或操作过程中让样本受到了污染，其结果就不可能再科学、可靠。因此，要提高犯罪的侦破率和定案率，首先要保护好犯罪现场，以使搜寻、鉴别、照相、录像、标签等采集工作顺利进行。其次，在犯罪现场收集、提取DNA证据的检测样本和运输、保存过程中，必须重视对证据的监护。从现场采集工作开始，所有的证据都应做好记录、归档，在一个机构内，或者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时都应有严格的记录。

在美国，通常情况下，证据从犯罪现场直接进入警察局的证据室，然后再转至各个犯罪实验室。大部分证据都是在找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才能进行分析。即便是民事诉讼中的亲子鉴定问题，为了确保结论令人信服，采血也须由有执照且具有经验的人员来操作，被采血的人须出示身份证明，填写相应的表格，并且还要拍照或采集指纹。样品在运输途中也要保证完整的监护链，参加检验的任何一方都不应涉及血液样品的运输和包装，有关采集样品的全套东西应直接寄给采血地点或私人医生手中，以防途中被污染或者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如果是与法律有关的采信，则还必须是由有经验的人才能进行。是否有资格从事DNA证据的采集和检测工作，在DNA证据的有效性中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确立具体的DNA证据采纳规则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从专家证据角度来看，DNA证据技术本身的准确性已毋庸置疑，在理论上应被采纳也不成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中的DNA证据是否应该被法庭采纳，却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总的说来，DNA证据必须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才能被法庭所采纳，但对真实性和合法性如何作出判断，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考察提供DNA专家证人的资格及其是否曾亲自参加了DNA检测的整个过程。对专家证人资格的考察，可以询问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专家证人的学历。尽管学历并不能代表专家证人的实际专业知识或水平，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专家证人是否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或知识培训；二是考察其在某一领域内是否受过与法庭科学紧密相关的特殊训练；三是看其是否具有相关的法庭上的训练；四是了解其是否在某些特殊领域内做过有关的证据实验、教学以及发表过文章等。另外，还可以从是否在公认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或是否做过被认可的科研项目，以及是否是学术界的一些学会的会员或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等方面来考察专家证人的资格；（2）DNA检材问题。主要考察DNA检材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被污染，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等；（3）检测程序问题。要想获得DNA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必须在检测过程中遵循科学的程序及操作规范等。事实上，上述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检测结果的不准确。因此，法庭在具体案件中决定是否应采纳DNA证据时，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谨慎而全面的考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NationalResearchCouncil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DNATechnologyinForensicScience（NationalAcademyPress，1992）．

⑵SeeLatchavTheQueen（1998）104ACrimR390．

⑶IanFreckeltionandHughSelby，ExpertEvidence（thirdedition），LawbookCo．2005，p534-535．

⑷MarikaR．Athens，AlyssaA．Rower，AlaskasDNADatabase：TheStatute，ItsProblemsandProposedSolutions，AlaskaL．Rev．20（2003）．

诉讼程序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公正；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等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对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理更是意义重大。十多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和完善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557877件。其中，1998年受理98463件，是1989年9934件的近10倍。2001年受理100921件，受案数首次突破10万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断依法拓宽，案件类型达50余种，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类执法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等原因，一些地区的行政诉讼开展得并不理想，起诉难、审判效率低成了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固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之一乃是现行行政诉讼程序缺乏一种简便、快捷的审判程序，以至绝大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遇到行政机关的轻微不法侵害时，会考虑到诉讼成本而忍痛作罢。“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放弃通过审判实现正义的希望。”[2]于是，这些人一部分走了上访的路径，而另一些人则常“心怀不满”，“满腹牢骚”，如此导致在行政诉讼立法颁行之初，经过艰苦的宣传和鼓动所带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不很高的期望值又不断地降低，宁可自食行政违法给其带来的不利后果，也不愿诉诸司法解决和保障，[3]此种情景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畅通救济渠道，切实解决公民“告状难”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应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增设“简易程序”，这对行政机关轻微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简单行政案件尤为重要。

一、简易程序的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

司法的价值在于公正价值与效益价值的融合，这就要求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一方面要体现公正，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体现效益，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产生最大的诉讼效益，使诉讼活动既简便快捷又不增加过多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普通程序（正式审理程序）相对应的简易程序（summaryprocedure）便出现了。《布莱克法律辞典》将简易程序定义为是“以相对快速、简单的方式解决争议或处理案件的没有陪审团的程序。”[4]简易程序最早为英国所采用，约始于1848-1849年间，当时仅限于轻微的犯罪。[5]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根据罪行的轻重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现在世界上绝大数国家的诉讼制度中都存在简易程序，比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简易命令程序和交通即决裁判程序，法国的简易审判程序和综合性罚金诉讼程序，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和处罚令程序，德国的处罚令程序、保安处分程序、简易程序等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第一审程序。[6]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指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7]

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案件不断激增，司法资源日显匮乏，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断激增的诉讼案件使得传统的诉讼程序不堪重负，普通公民即使权利受到侵害，也往往在复杂的诉讼程序面前望而却步。“审判程序难以满足普通人们的需要，在通往法的正义道路上很多市民被程序的障碍所排斥。”[8]美国第十五任首法官沃伦。伯格曾多次讲过，“案子越来越多，难于应付”，并且呼吁改革法院。于是如简易程序、ADR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行政诉讼的实践显然也受到了这些理念的冲击，开始回应社会的需要。如一向认为行政行为并无妥协性的观念开始松动，行政诉讼有了“和解”的可能性与制度安排。[9]多元化的诉讼机制，有利于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这一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10]

人们对诉讼正义观念的转变，使得简易程序有了合理的理论基础。传统的诉讼正义将程序公正视为第一要义，而忽视效益与公正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随着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诉讼浪潮”的袭击，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诉讼正义的内涵。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正义的完整内涵应当包括公正和效益两个方面。英国古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正义观获得了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认可。一方面，重大、复杂，当事人期待获得较为完善的程序保障的案件，权利保障程度持续提高，公正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对那些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则采用较为简便、快捷的程序加以处理，从而凸显诉讼效益。这种繁简分离的程序设计，实际是为解决公正与效益之间价值冲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益与公正是同义词，并宣称：“正义的第二种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效益。”[11]这种新型的公正、效益观为简易程序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观念基础。

从宪政的角度分析，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可以升华为“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的理念。现代宪政国家为了充分保障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诉权大都确立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这在客观上使司法成为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这种保障往往着重于尽可能帮助公民于诉讼中为严密之攻防、辩论及赋予更多的审级救济机会，而忽略了当事人所欲保障的实体权利与其行使权利过程中所支出的劳力、时间、费用比例是否相当的问题。为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制度、接近正义的视角出发，简化诉讼程序便成了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莫诺。卡佩莱蒂指出：“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可能是惟一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的人可以接近。”[12]以英国全面修订《民事诉讼规则》为例，沃尔夫爵士（LordWoolf）就旗帜鲜明地以“接近正义”为题，倡导简化诉讼程序，改革诉讼规则，消除诉讼拖延，降低诉讼成本，增加诉讼的确定性，强化公正审判，促进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接近。[13]

二、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之所以规定合议制是有其特殊原因，主要是被告地位特殊、内容特殊、审判尚无完整的经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相对的难度与复杂性，既涉及到诸多法律法规的正确适用，又牵涉到许多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等等，采用合议制是符合当时立法和实践的需要的。[14]那时，由于社会环境、法官素质等的影响，行政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不健全、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实践，这一规定显然与大量的行政纠纷产生于行政机关的及时、小额处罚以及法律关系简单明确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随着行政诉讼的迅速成熟，有些相对简单的行政案件，客观上已不要求必须集合议庭成员的集体智慧，[15]通过严谨、繁琐的程序才能得以解决。于是有的案件“走过场”、“公式化”痕迹明显，“陪而不审”的现象逐渐增多，这在当前司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浪费。因此，吸收现代诉讼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加以完善、改进行政审判方式不仅成为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审判工作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借鉴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行政诉讼应增加简易程序。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于：

首先，行政诉讼增设简易程序是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需要。公正、效益一直是各级人民法院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行政审判制度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有成就也有不足。诉讼案件大量增加，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供充分的救济，便成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首要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有益做法，增设简易程序便成为法院促进自身发展，保障公民权益，实现行政机关行政法治的必然选择。由于微小权利实际最接近公民而又广泛存在，如果诉讼程序对其特殊性不加以考虑，使众多微小权利人长期因实际困难得不到救济，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公民对司法制度的疏离，对法律的不信任，所以说“法院用群众方便的诉讼程序和方法迅速解决大量的小额诉讼案件，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16]简易程序所具有的省人、省力、省物的这一经济性特点，决定了其在诉讼中应有自己的地位，国外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如法国在全国设立了33个地方行政法庭，并规定行政法庭在其管辖区域内，可以委派一名行政法官代表，单独判决简易的行政诉讼案件。[17]德国行政诉讼原本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基于为公民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需要，在1997年修改《行政法院法》时，建立了“法院裁决”（Gerichtsbescheid）和“范例诉讼”（Musterverfahren）两种简易程序制度。[18]这两种简易程序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德国行政法院的司法效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1998年）也增设了简易程序，该法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对象为捐税征收、行政处罚及其他公法财产诉讼标的在3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案件；不服行政机关所为记点、记次或类似轻微处分的案件。[19]

其次，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创造了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司法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其立法与基本成熟的制度安排，为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借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简易程序我国立法已经有了一定的涉及，如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10月24日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2条“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度；案情简单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颁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法院已经积累了不少审理行政案件的有效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大多数行政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比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已完全能够独立承担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也从执法层面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我国毕竟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的国家，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差异相当之大，公民的文化和法律素质也参差不齐，如为追求行政诉讼的单一模式，或所谓的专门、正规程序，而忽视司法效率，则会给一些公民造成很大的不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为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在法律上规定多元的行政诉讼模式，允许法院、法官以及当事人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以方便群众、方便诉讼，也只有这样，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公正与效益兼顾并举。

三、建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基本构想

（一）关于简易程序立法例的探讨

建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首先涉及到一个立法例的问题，即建构什么样的简易程序，其与小额诉讼程序（smallclaims）有什么区别？[20]从世界各国诉讼法立法来看（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在处理简易事件与小额轻微事件上存在二种立法例：一种是将小额事件作为简易事件之一部分，统一适用简易诉讼程序法，另一种是将小额事件从简易事件中独立出来，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后一种立法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司法改革运动的不断发展，纷纷为各国立法所仿效。但从各小额诉讼程序的司法实践来看，结果并不甚理想，因为其对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令人担忧，如日本在1998年新民事诉讼法第6编中专门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但却并没有强行规定对于小额事件，当事人必须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原因就在于考虑到小额诉讼的诸多弊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于是否设立小额诉讼程序也是较为谨慎的，学者们认为目前我国法治环境仍待进一步改善，暂时不设小额诉讼程序，“为了实现诉讼的大众化，保障每个公民都能接近法院、接近正义，目前最明智的选择可能还是修改、完善我们的简易程序，使它能实现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的双重功能。”[21]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简易程序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和立法例，并吸收小额诉讼程序中注重和解、便利之优点，从而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案件的特殊性，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有时恐难承公正之意。

（二）关于简易程序的最低公正标准

简易程序的最低公正标准是人们在肯定其高效率低成本的同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1989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刑法学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决议。该决议建立各国立法部门：“对简单的案件，可以采取，也应当采取简易程序，但是应确保被告人享有获知被控内容和有罪证据的权利，享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权利，包括提供证据的权利和延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22]确保当事人享有一些最基本的诉讼权利的要求不但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构成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立，并不意味着是效率与公正的分离，因此在设计简易程序时必须要符合一些最低的程序公正标准，使当事人受到最基本的公正对待，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探讨：

1.简易程序应依当事人合意，但法院也必须衡量公共利益。一般凡符合简易程序法定适用范围的，就可以启动简易诉讼程序。但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时，具体又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任意合意适用简易程序，这是维护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关于通常诉讼程序之规定，甚为周密，旨在保护双方当事人之利益。兹当事人两造既合意适用简易程序，本于当事人之程序选择权，实无违反当事人之意思强行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之必要。”[23]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合意必须加以判断。二是拟制合意适用简易程序，即对于原本非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未经当事人合意，法院直接适用了简易程序，但当事人都未依法提出异议，可视为已有适用简易程序之合意。亦即拟制为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事后不能以其未经合意而为上诉理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诉讼程序的安定。

2.简易程序中当事人其他权利保障。这方面包括诸如获得律师的帮助，告知当事人权利等等。

（三）关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各国立法中是不尽相同的，德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采概括式标准，如“法院裁判”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诉讼事件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并无特别困难，或事实之内容已臻明确”，我国台湾地区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则采用列举式标准。概括式涉及范围较广，但规定比较模糊，操作较为困难。列举式规定的适用范围比较明确，但不能穷尽所有事件。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应综合上述二者的长处，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作如下规定：

1.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2.小额标的案件，如

（1）标的额较小的涉及税收或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案件；

（2）罚款额较小的行政处罚案件；

（3）赔偿请求较小的行政诉讼案件；

3.不服行政机关警告、通报批评等轻微行政处罚的案件。

4.法律规定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案件。

5.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三）关于简易程序审判的一些具体规定

1.简易程序适用于一审法院。

2.简易程序可以口头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由审判人员记入笔录，并告知双方当事人。被告的答辩应采用书面形式，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3.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一般应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审结。

4.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可以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5.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受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日内将起诉副本或原告口头起诉笔录发送给被告，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原告口头起诉笔录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三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答辩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6.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的方式简便，可以以口头、电话等方式。

7.庭审过程简化。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经过必要的准备即可开庭审理，法庭调查和辩论可同步进行，不必有严格的区分。

8.简易程序应尽可能以一次开庭为原则。

9.简化裁判文书制作。

10.可增设调解程序。

美国学者庞德这样表述他对法律的看法：“为了理解当下的法律，我满足于这样一幅图景，即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我愿意将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即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会制度。”[24]付出最小的代价，满足人们尽可能多的要求，从而接近正义，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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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2][日]棚濑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3]当然也有不怕麻烦者为“小利”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典型如乔占祥为九元钱诉铁道部“春运”提价案。但现实中为了撤销一张20元的罚款单，却要当事人等待数月的诉讼期限，显然成本过高，有些得不偿失。

[4]Black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96，p.5.4.

[5][英]沃克编，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66页。

[6]参见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7]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

[8]MauroGapprllrtti，GycesiziaeSocieta236（1972，EndiionideComunita），转引自[日]小岛武司著，陈刚等译《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关于行政诉讼的和解可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冬季号。

[10]邱联恭著《司法现代化与程序法》，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77-278页。

[11][美]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2][意]莫诺。卡佩莱蒂等著，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3]AccesstoJustice：Final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

[14]可参见王汉斌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15]行政诉讼法第11条明文规定的案件，诸如交通处罚、治安警告等，就无需普通程序审理。不必要的拖延反倒会使民众的法律信仰减弱。正如莫诺。卡佩莱蒂所言的：“久长的裁判是恶的裁判。诉讼过分迟延（delay）等同于拒绝裁判。”见莫诺。卡佩莱蒂等著，徐昕译《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6][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7][法]古斯塔夫。佩泽尔著，廖坤明等译《法国行政法》，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8]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0-1471页。

[19]参见蔡志方著《行政救济法新论》，台湾元照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313页。

[20]小额诉讼程序也是一种较为快捷、便利的诉讼程序，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这种新型的程序以“禁止上诉、禁止反诉、不公开审理、法院有权禁止律师小额事件”等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限制、剥夺，以对法官职权的强化为特征的。其与简易程序区别在于：简易程序是根据诉讼标的额或纠纷的性质及复杂性进行划分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则更加单纯，基本上限于债权债务纠纷；小额诉讼程序更加注重调解、低成本和高效率。可参见范愉著《小额诉讼程序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1]吴金凤著《简易程序：法理、问题与立法完善之探析-兼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质疑》，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

[22]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