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制度范文10篇

死刑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根据1979年刑法第46条规定，宣告“死缓”的人将面临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确有悔改“的减为无期徒刑；二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执行死刑。作为三种法律后果的法定条件，“悔改、”“立功”、“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其含义很不明确，尤其是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的法定条件，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没有详细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而显得很不确定，完全由司法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解释。新刑法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以下修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在故意犯罪的，二年欺瞒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欺瞒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修改，不仅增强了司法操作性，而且也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想一致，比1979年刑法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影响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第四，死刑条文比以前有所减少，有一定的轻刑化趋向。据笔者统计，我国1979年刑法共规定了28个死刑条款，特别刑法中有46个，合计共有74个，而新刑法通过删除、合并等立法技术，使死刑罪种有一定缩减，共有67个，特别是对普通盗窃罪死刑的废除，更是一大进步，因为用人的生命折抵财产损失的做法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屏弃。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新刑法在控制死刑方面，虽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的看来，仍然带有较强的重刑化倾向，大的方面说，规定的死刑过多，在实际执法中执行死刑过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死刑的条件虽有一定的调整，但并未有重大突破。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但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及其严重”，这一修改从表面看，规范了用语，与分则中“情节特别严重”等适用死刑的条件相一致，似乎有“量”的规定，便于司法操作，但如仔细探究，其实与原来的“罪大恶极”并无实质性区别，甚至还不如原来的明确化和通俗化。因为“罪行及其严重”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忽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仅起不到限制死刑的作用，很可能还会导致死刑的滥用，所以，必须对此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明确的解释。另外，上面已经提到，在死缓转为执行死刑的适用条件上，新刑法作了一定的修改，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虽然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但它在限制死刑上并无多大帮助，恰恰相反，却是放宽了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因为“故意犯罪”有程度轻重只分，对故意犯罪不分轻重凡是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一律执行死刑，显然要过去“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还要严厉，所以在控制死刑适用方面，死刑的适用条件并未有重大突破。

第二、死刑罪种虽有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大幅度削减，与过去大体持平。上文已谈过新刑法在死刑条文上，较过去有了一定的减少，由74个减为67个但减少幅度太过微小，（与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趋势不相协调）总量上大体持平。减少的死刑罪种共有7个，其中主要是反革命罪，如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人罪，另外还有拐卖人口罪，绑架妇女儿童罪，流氓罪等。有些要么是在司法实践中法案率很低，要么被归并到其他罪中，所以实际适用死刑的并无减少，大多属形式上的减少。

第三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对法定刑的规定上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法律明确规定对某种犯罪行为，法官只能适用某种确定的刑罚，不得自由裁量，这种法定形模式因其过于机械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而逐渐被淘汰，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也由于归于笼统，随意性过大也逐渐被弃，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其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灵活性，被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普遍推崇。我国1979年刑法在法定刑上也采取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彻底屏弃了在我国5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大1979年以后的一些单行刑法中为了所谓的“形式需要”却又出现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还是最为严厉的刑种——死刑。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严惩的决定》第1条规定，组织他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组织或强迫他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官只能判他死刑，而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刑种，这种规定都希望在修订后的刑法中予以废除，大实际情况却是不仅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到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3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6条受贿罪因此比照283条贪污罪处罚，所以也是“受贿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法定形模式的再现，不仅是重型化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立法技术上的后退。

第四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与旧刑法基本一致，且量刑幅度过大，造成死刑在实际中被滥用。1979年刑法和特别刑法对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和原则，不便于司法。例如：大多数罪可判死刑的条件都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数额特别巨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等，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修订后的刑法在这方面并无多大改进，只有少数犯罪如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奸淫幼妇女、绑架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等规定的比以前具体、明确，这种规定不仅都数量幅度规定的过宽，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和死刑的被滥用。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常见的量刑幅度都表述为“处**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多的能达到同时有四五个形种并同。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量刑幅度，更是从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对死刑不加严格限制的方法，实际上就等于把判处死刑的裁量权，完全交给了法官，造成各地盘处死刑的标准不一致，甚至导致死刑被滥用。据报载，最近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一罪犯死缓，其罪行行为：在一年内抢劫五次，共枪得五元现今，9斤粉条，一篮子鸡蛋等物，本案的法官可能是根据刑法第263条第（四）项“多次抢劫“这一项规定判的刑，适用法律上并无错，但在情理上则很难说的通。造成这种滥用死刑的局面归根到底还在于立法的不完善。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往往轻重失当，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而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的起点则为十万元。官员的生命比百姓生命要贵重几倍，显属不公。另外，刑法对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共规定了12个死刑罪种，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很严重的渎职罪，则没有一个死刑，据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分别使国家减少税收数10万元）核准了死刑，而某法院的刑厅厅长，利用职权私放8名罪犯（其中有被判刑12年，被其私放后在去做案，又被公安机关抓回）。因现行刑法对私放罪犯罪规定的最高形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该私放罪犯的法官无论如何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一般盗窃罪的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向他人传授盗窃和偷盗方法的则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在法理上也与罪行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削减死刑，逐步取消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到1995年9月底，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不执行死刑。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有54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有16个，法律上虽规定了死刑但10年以上未执行死刑的有30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4个，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立法上一般只对叛国罪、谋杀罪等少数犯罪保留死刑而且在司法上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的死刑立法，司法状况形成了悬殊的对比。这种与世界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不相协调，非常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以不讲人权的口实和把柄，不利于我国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家庭，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刑罚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方法，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所说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国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预防他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那么死刑是否真的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呢？给犯罪人执行死刑，将他从社会上予以彻底淘汰，的确能够预防他再次犯罪，但是，这决不符合我们立法者的初衷。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是想办法将犯罪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他的人身价值为社会服务，既“化腐朽为神奇“，即使不宜放回社会，也应让其在狱里强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大死了事。从一般预防方面来看，适用死刑真能起到威慑作用，降低杀人犯罪率吗？对此，我们尚未发现有谁通过调查找到了死刑具有威慑力或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那我们凭什么就得出死刑一定具有最大威慑力，使杀人率下降的结论呢？当然，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好死不如赖活者“是一般人的常识，但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者，死刑对其所产生的威慑力的是不同的，会因人、因罪、因时不同而不同，对有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自信犯罪后不致被发觉者以及遇事冲动者，还有基于政治信仰而犯罪者，意志坚定，蔑视死刑者，死刑对其不起任何威慑作用，相反将其判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将会比死刑更有效。总之，笔者认为死刑和其他刑种一样，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切不可片面夸大，把预防犯罪的目标寄托在扩大死刑适用上，是很危险的也是非理性的。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教育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理由之一是，适用死刑不可能保证永不错杀，而一旦错杀，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讲只有一次，其不可逆转性使其显得无比珍贵，一旦被剥夺，将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的。而且司法机关错杀人命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理由二，处死罪犯有可能消灭了活证据，无异“杀人灭口”，不利于打击和惩处严重犯罪。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死刑过多不是件好事，我想这已被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但在历史已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刑法中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死刑条款呢？我认为导致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几千年封建重刑思想的影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刑罚发展史，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严刑峻法奉为立法，执法的圭臬，重刑主义始终是中华法律文体的主流。《尚书•吕刑》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明确记载，在次后的历代王朝法典中，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恫吓报复主义一直左右着立法者得头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不靠杀人来进行统治。表明了我们的死刑政策，但在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型主义“仍像一个影子在时刻跟随着我们，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六七十年代时期的“滥杀无辜”，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新刑法对死刑的大面积规定，仍使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提倡减少和控制死刑，但在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放弃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从内心深处对死刑仍抱有较高的期望植，惟恐一旦大幅度削减死刑社会将会天下大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经济大局。所以，在限制死刑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一般来说物质经济条件好坏与犯罪率是成正比的，经济越不发达，犯罪率就越高，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也就越大，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大多分布在严重暴力犯罪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受到我国单轨制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国外有许多国家，在刑法之外还有大量的罪行条款，日本规定在其他法律中的罪行条款多达2000多个，而刑法典中只有200余条，而我国则都归在一个法典中，尽管新刑法较过去已作了大幅度“增容”，但仍旧才300余条（仅指罪刑条款），这就造成“法网过小，网结过密”的状况，也就是说打击面过窄，而打击力度过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大刑法罪行容量，减轻刑罚力度，尽量缩小死刑的条款范围。

参考文献：

（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刑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根据1979年刑法第46条规定，宣告“死缓”的人将面临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确有悔改“的减为无期徒刑；二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执行死刑。作为三种法律后果的法定条件，“悔改、”“立功”、“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其含义很不明确，尤其是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的法定条件，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没有详细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而显得很不确定，完全由司法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解释。新刑法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以下修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在故意犯罪的，二年欺瞒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欺瞒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修改，不仅增强了司法操作性，而且也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想一致，比1979年刑法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影响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第四，死刑条文比以前有所减少，有一定的轻刑化趋向。据笔者统计，我国1979年刑法共规定了28个死刑条款，特别刑法中有46个，合计共有74个，而新刑法通过删除、合并等立法技术，使死刑罪种有一定缩减，共有67个，特别是对普通盗窃罪死刑的废除，更是一大进步，因为用人的生命折抵财产损失的做法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屏弃。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新刑法在控制死刑方面，虽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的看来，仍然带有较强的重刑化倾向，大的方面说，规定的死刑过多，在实际执法中执行死刑过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死刑的条件虽有一定的调整，但并未有重大突破。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但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及其严重”，这一修改从表面看，规范了用语，与分则中“情节特别严重”等适用死刑的条件相一致，似乎有“量”的规定，便于司法操作，但如仔细探究，其实与原来的“罪大恶极”并无实质性区别，甚至还不如原来的明确化和通俗化。因为“罪行及其严重”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忽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仅起不到限制死刑的作用，很可能还会导致死刑的滥用，所以，必须对此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明确的解释。另外，上面已经提到，在死缓转为执行死刑的适用条件上，新刑法作了一定的修改，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虽然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但它在限制死刑上并无多大帮助，恰恰相反，却是放宽了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因为“故意犯罪”有程度轻重只分，对故意犯罪不分轻重凡是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一律执行死刑，显然要过去“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还要严厉，所以在控制死刑适用方面，死刑的适用条件并未有重大突破。

第二、死刑罪种虽有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大幅度削减，与过去大体持平。上文已谈过新刑法在死刑条文上，较过去有了一定的减少，由74个减为67个但减少幅度太过微小，（与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趋势不相协调）总量上大体持平。减少的死刑罪种共有7个，其中主要是反革命罪，如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人罪，另外还有拐卖人口罪，绑架妇女儿童罪，流氓罪等。有些要么是在司法实践中法案率很低，要么被归并到其他罪中，所以实际适用死刑的并无减少，大多属形式上的减少。

第三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对法定刑的规定上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法律明确规定对某种犯罪行为，法官只能适用某种确定的刑罚，不得自由裁量，这种法定形模式因其过于机械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而逐渐被淘汰，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也由于归于笼统，随意性过大也逐渐被弃，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其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灵活性，被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普遍推崇。我国1979年刑法在法定刑上也采取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彻底屏弃了在我国5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大1979年以后的一些单行刑法中为了所谓的“形式需要”却又出现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还是最为严厉的刑种——死刑。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严惩的决定》第1条规定，组织他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组织或强迫他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官只能判他死刑，而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刑种，这种规定都希望在修订后的刑法中予以废除，大实际情况却是不仅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到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3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6条受贿罪因此比照283条贪污罪处罚，所以也是“受贿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法定形模式的再现，不仅是重型化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立法技术上的后退。

第四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与旧刑法基本一致，且量刑幅度过大，造成死刑在实际中被滥用。1979年刑法和特别刑法对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和原则，不便于司法。例如：大多数罪可判死刑的条件都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数额特别巨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等，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修订后的刑法在这方面并无多大改进，只有少数犯罪如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奸淫幼妇女、绑架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等规定的比以前具体、明确，这种规定不仅都数量幅度规定的过宽，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和死刑的被滥用。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常见的量刑幅度都表述为“处**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多的能达到同时有四五个形种并同。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量刑幅度，更是从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对死刑不加严格限制的方法，实际上就等于把判处死刑的裁量权，完全交给了法官，造成各地盘处死刑的标准不一致，甚至导致死刑被滥用。据报载，最近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一罪犯死缓，其罪行行为：在一年内抢劫五次，共枪得五元现今，9斤粉条，一篮子鸡蛋等物，本案的法官可能是根据刑法第263条第（四）项“多次抢劫“这一项规定判的刑，适用法律上并无错，但在情理上则很难说的通。造成这种滥用死刑的局面归根到底还在于立法的不完善。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往往轻重失当，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而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的起点则为十万元。官员的生命比百姓生命要贵重几倍，显属不公。另外，刑法对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共规定了12个死刑罪种，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很严重的渎职罪，则没有一个死刑，据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分别使国家减少税收数10万元）核准了死刑，而某法院的刑厅厅长，利用职权私放8名罪犯（其中有被判刑12年，被其私放后在去做案，又被公安机关抓回）。因现行刑法对私放罪犯罪规定的最高形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该私放罪犯的法官无论如何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一般盗窃罪的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向他人传授盗窃和偷盗方法的则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在法理上也与罪行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削减死刑，逐步取消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到1995年9月底，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不执行死刑。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有54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有16个，法律上虽规定了死刑但10年以上未执行死刑的有30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4个，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立法上一般只对叛国罪、谋杀罪等少数犯罪保留死刑而且在司法上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的死刑立法，司法状况形成了悬殊的对比。这种与世界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不相协调，非常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以不讲人权的口实和把柄，不利于我国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家庭，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刑罚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方法，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所说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国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预防他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那么死刑是否真的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呢？给犯罪人执行死刑，将他从社会上予以彻底淘汰，的确能够预防他再次犯罪，但是，这决不符合我们立法者的初衷。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是想办法将犯罪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他的人身价值为社会服务，既“化腐朽为神奇“，即使不宜放回社会，也应让其在狱里强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大死了事。从一般预防方面来看，适用死刑真能起到威慑作用，降低杀人犯罪率吗？对此，我们尚未发现有谁通过调查找到了死刑具有威慑力或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那我们凭什么就得出死刑一定具有最大威慑力，使杀人率下降的结论呢？当然，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好死不如赖活者“是一般人的常识，但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者，死刑对其所产生的威慑力的是不同的，会因人、因罪、因时不同而不同，对有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自信犯罪后不致被发觉者以及遇事冲动者，还有基于政治信仰而犯罪者，意志坚定，蔑视死刑者，死刑对其不起任何威慑作用，相反将其判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将会比死刑更有效。总之，笔者认为死刑和其他刑种一样，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切不可片面夸大，把预防犯罪的目标寄托在扩大死刑适用上，是很危险的也是非理性的。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教育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理由之一是，适用死刑不可能保证永不错杀，而一旦错杀，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讲只有一次，其不可逆转性使其显得无比珍贵，一旦被剥夺，将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的。而且司法机关错杀人命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理由二，处死罪犯有可能消灭了活证据，无异“杀人灭口”，不利于打击和惩处严重犯罪。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死刑过多不是件好事，我想这已被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但在历史已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刑法中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死刑条款呢？我认为导致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几千年封建重刑思想的影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刑罚发展史，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严刑峻法奉为立法，执法的圭臬，重刑主义始终是中华法律文体的主流。《尚书•吕刑》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明确记载，在次后的历代王朝法典中，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恫吓报复主义一直左右着立法者得头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不靠杀人来进行统治。表明了我们的死刑政策，但在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型主义“仍像一个影子在时刻跟随着我们，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六七十年代时期的“滥杀无辜”，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新刑法对死刑的大面积规定，仍使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提倡减少和控制死刑，但在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放弃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从内心深处对死刑仍抱有较高的期望植，惟恐一旦大幅度削减死刑社会将会天下大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经济大局。所以，在限制死刑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一般来说物质经济条件好坏与犯罪率是成正比的，经济越不发达，犯罪率就越高，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也就越大，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大多分布在严重暴力犯罪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受到我国单轨制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国外有许多国家，在刑法之外还有大量的罪行条款，日本规定在其他法律中的罪行条款多达2000多个，而刑法典中只有200余条，而我国则都归在一个法典中，尽管新刑法较过去已作了大幅度“增容”，但仍旧才300余条（仅指罪刑条款），这就造成“法网过小，网结过密”的状况，也就是说打击面过窄，而打击力度过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大刑法罪行容量，减轻刑罚力度，尽量缩小死刑的条款范围。

参考文献：

（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刑制度范文篇3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

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

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

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

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

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

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3、对死刑制度的评价

剥夺生命和心理威慑，是死刑所固有的两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着用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彻底铲除重新犯罪条件；后者则意味着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评价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⑸

可以肯定的是，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刑法理论也赞成现在保留死刑、暂时不废除死刑。因为在现阶段，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这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法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会上的某些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们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法律观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国外确实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但离开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废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死刑的评价不能离开本国国情。我们既不能立足中国的国情指责他国废除死刑，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立足他国国情或假借人权之名指责我国保留死刑，便对保留死刑产生抵触感或不安感。

但是，保留死刑决不意味着可以滥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我国对犯罪人一贯采取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权保障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增强；犯罪现象错综复杂，犯罪原因多种多样，大量适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种犯罪；死刑存在消极作用，过多的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鸠讲过：“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他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说的。”孟氏的话虽不是醒世警语，但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如果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故意杀人犯一律判处死刑，那么某个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杀人后，他便成为“自由人”，因而往往连续杀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生命一经剥夺便不可能恢复，故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

从废除死刑的道路上来说，一般是先减少死刑条款，减少死刑的执行，最后从法律上与实际执行上完全废除死刑。现阶段，废除死刑虽不可能，但是改进死刑立法，严格死刑适用各项条件，减少死刑罪名，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

内容摘要：中国的死刑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死刑的多寡与存废、野蛮与文明、残酷与人道，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个法律问题，更不单纯是个刑法问题。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观念、死刑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态度。本文试图对我国的死刑问题作一深层次的反思和探讨。以期国人能对死刑问题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死刑立法存废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即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被称为极刑。

注释：

⑴参见朱建华：《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⑵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⑶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死刑制度范文篇4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强奸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三、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最后，笔者认为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非人身暴力犯罪或情节不严重、过失犯罪增设长期刑或者终身刑。借鉴国外的制度，有期徒刑最长30年以上，一些国家甚至上不封顶可判几百年。无期徒刑完全可能终生不放。而罪行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再次回到社会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处以死刑。另外，笔者还认为要做好被处有期徒刑的人回到社会后的一系列工作。例如：指导就业，给予一定就业指导和安排等。因为，被判20、30年的人，回到社会后大多已经50、60岁。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或心理疏导，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受到歧视很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这类人出狱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

现在且不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目前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答案，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总有自身的规律性。死刑作为应对犯罪的一种极端手段，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是复杂和曲折的，这还需要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全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95页。

死刑制度范文篇5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笔者认为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但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

人民网上关于废除死刑问题投票中有9.7%的人赞成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6.9%赞同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先限制、再废除；24.8%认为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58.7%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笔者赞同限制和减少死刑，但要对情节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笔者认为立即在我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第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我国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被执行死刑人数是全球其他国家执行人数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立即在全社会废止死刑，全国范围内的各层人民和司法机关必定会有所不适应。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并且从人民网的民众投票来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废除。第二，我国现在仍需要死刑来对犯罪进行威吓。尽管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和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死刑并不能对罪犯起到威吓作用。但笔者认为，人毕竟是怕死的。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死刑对于一些犯罪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威吓力。使他们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所顾忌。

其次，笔者认为加大死刑执行力度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太严厉不仅不能够遏制犯罪反而会让犯罪行为更加猖獗，更加残酷；且会让人们对被执行死刑者产生怜悯之心。

第一，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所互相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从潜在的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死刑对激情犯、情境犯、亡命徒有明显的威慑力。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一时控制不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权衡犯罪所得与因此而承受的刑罚之苦之间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无法发挥。而对“亡命徒”的犯罪人来说，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严重性并且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就死刑与凶杀犯罪案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有两种：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第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或实行死刑的州与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第二种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案率进行比较，这是一种纵向比较。大多数研究者的报告，都否认死刑的存废与凶杀犯罪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遏制力。还有人研究过使用死刑的频繁程度与凶杀发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相互关系不大。

第二，死刑的执行过多反而会不利于遏制犯罪甚至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比方说，一个抢劫别人钱的人如果也被判死刑，就有可能引发抢劫对象被杀死，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司法部门无法有效地侦破犯罪，因为抢劫是死，杀人也是死，索性抢劫的时候把人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同样，如果强奸女人的人被判死刑，也会引发女人被杀死，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上的群众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侦破。

三、对我国死刑执行现状的一点看法

在部分地区，死刑在群众聚集的地方执行，如我国古代就经常将罪犯游街示众再拖到菜市口处以死刑。因此，在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一场表演，死刑执行时被执行者的痛苦表情使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贝卡里亚认为用终身苦役来代替死刑，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痛苦程度与死刑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苦役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苦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法的恶果变得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再从我国的执行程序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在执行刑罚中的变更措施很多，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有的被关15、20年就放出去了。再加上有关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借助关系逃脱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前几年，媒体披露的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后改死缓，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投监后买通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还在高墙内住高级套间，专人伺候，召妓，乘豪华轿车随意出入，最终又在社会上滥施淫威，杀死一人。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刑罚执行中也有变更程序，但执行比较到位，透明度高，程序严格，因此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轻易出狱的事极少发生。

死刑制度范文篇6

死刑实施中的公正性问题是伴随着我国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而出现的；虽然公正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在野蛮状态下死刑的随意性，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错杀、冤杀的问题仍然成为困扰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社会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冤案、冤杀问题的关注、批评本身系司法体制改革、构建理性司法体制的原动力之一。其次，在具体的司法技层面，需要加大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仍然需要各级法院、法官的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再次，在刑法轻刑化、普遍地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减少我国死刑总量、如何减少我们的社会对死刑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方面的依赖性不仅仅系从根本上减少冤案、冤杀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我们法制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死刑、死刑制度、公正、刑事诉讼法

死刑即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亦称生命刑或极刑，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的习惯。其兴盛于刑罚报复时代，泛滥于刑罚的威慑时代，失宠于刑罚的等价时代，衰弱于刑罚的矫正时代，时至今日所处的刑罚折衷时代，死刑已呈全面消亡之势。因此，死刑的兴衰过程，鲜明地表示着刑罚由严酷走向缓和的发展趋势，体现着人类对生命价值的不断反思。

一、对死刑渊源的探讨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据说，中国的死刑渊源是从原始“食人”习惯说起。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1]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2]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然后将其吃掉。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最早的刑罚导源于氏族社会的血族复仇或部族之间的战争。据古史传说，华夏族在通向文明的大道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即共工和蚩尤之战、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这些传说中的部族为了掠夺财富、侵占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频繁的征战。到尧舜时代，甚至夏、商、周三代，一族一姓的兴衰也是和征战息息相关的。战争成了经常性职业，“法律主要就是借助征战这种特殊形式而慢慢形成的。”

二、死刑的公正将是文明历程的见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然地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伴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法律实施中刑罚中的量刑就成为刑事诉讼法的关键问题所在，尤其是死刑制度的公正问题也将成为刑罚的一个重点部分。死刑制度自古已捆绕社会公正难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在成文法、公开法出现之前，由于法律仅仅由以天子为中心的少数贵族知道并掌握，又由于当时在审判中往往会以占卜等形式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作为一般的平民是否真正的触犯了刑律、是否应当被处以死刑以及为何被判处死刑，被惩治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律的内容；尤其是奴隶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财产，其更是任由主人宰割。又由于刑罚系以“天”或者称为“上帝”的名义而实施的，广大奴隶以及平民只能听“天”由“命”了，死刑在古代的刑罚实施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法律之前，因法律是掌握在当时的少数贵族手中，对法律的认识不能存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对于刑罚的公正问题更是无人问起。但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刑罚是否公正逐渐成为社会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一，固然法律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以皇权统治地位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但普通平民毕竟知道了“王法”的确切内容；第二，在这种制度之中，虽然皇权本身仍然保留着“天子”的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司法活动的主权者也是皇帝本人，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具体“王法”却是由皇权体系下的官员这种“人”而非“神”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人们知道了法律、人们知道了执行法律的是“人”而非神，从理论上彻底地告别了刑罚中的随意性。因此，正是由于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废除了死刑实施中的随意性，成为了彻底告别野蛮社会的标志之一。必然死刑制度的随意性也从其原古时代的随意性上升到近年来的是否公正上来。

虽然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彻底地废除了死刑中的随意性；但问题在于：一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由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人而非神所实施的，那么说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这些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的人本身意志是否公正就成为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其实，在对事实的认定方面，人们是否能够对于案件所发生的事实了如指掌？尤其是在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诉讼合法手段的情况之下，[3]“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更是使得官员在刑法实施中可以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滥用刑罚。因此，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往往导致错案、错杀大量出现，使得死刑中的公正问题日益为人们关注。

三、应当切实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死刑案件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防止错杀、冤杀应当首先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基础。虽然我国近年来借鉴、引入了西方国家一些现代司法理念，但这些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落到实处，从而导致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各种权利未能得到充分地落实，不仅仅严重地侵犯了被告人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同时也侵犯了被告人诉讼中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之中，往往系造成错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是从法理的角度看，被告人既具有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各种诉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程序上的权利；从一些新闻媒体上我们不难看到，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的影响，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被告）人各种诉讼权利屡屡被侵犯，这也是造成错案、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保护犯罪嫌疑（被告）人的诉讼权成为了刑事诉讼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因此，作为涉及死刑的案件，死刑的复核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阶段；死刑复核程序是正常审判程序之后进行的复核程序，与审判程序不同。在复核程序中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从根本上应得到解决。死刑复核权固然很重要；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则更为重要。

二是，遵照目前刑诉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但在死刑案件之中，二审并非最终程序，要经过复核程序之后才能够生效；对于死刑案件来说，死刑复核程序才是终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尽可能减少或者说完全避免死刑实施中的漏洞，以实现死刑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三是，死刑制度的重点在于审判及复核程序的绝对公正，而实现其制度我们必须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在思想和意思中处于一中绝对公正的地位。虽然在我国刑诉法中已明确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具有判定被告人有罪、无罪及死刑的权利，但是在这最终的阶段主要是靠不同阶段的侦察、检察来逐步完成的。现代刑事诉讼将侦察、检察及审判分离就是为了更好的互相监督其自身的权利及相互配合履行自己的义务。

四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所引入的广大群众及有关人士的听证制度是更好的体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同时也会让人发人深醒的领悟。由死刑制度所带来的思考问题，由于司法审判不同于民意审判，它是在利用法理及刑诉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及富有法律理性的法官而进行的。而民意审判则不同，它不能体会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在权威上不能得到社会与民众的认可。因此，司法审判与民意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两种产物。死刑一旦实施是天地无法逆转的，因此在民意问题上也应考虑。如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民意？由于社会是由各阶层、各团体组成的，只有综合各阶层的观点和看法，在完善民意的同时总结其理论深入实际的调查，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民意。我们更应该注重与实际相结合，使死刑制度在刑诉中处于一个正确而又独立的位置。死刑复核程序引入听证制度，就可以从各层次、各角度收集不同类型人就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制度而采纳的观点，从中获得全面、客观的民意调整理论。

四、死刑制度的公正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配合

从各大新闻媒体、报纸摘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今社会中，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仍有许多错杀、冤杀案件。这种现象不仅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司法体制的不满和指责。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一种牢固的社会体制下，只有国家的体制日益健全、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时刻都束缚在社会进步的枷锁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传统体制也将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处于缓慢进行的状态。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是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司法体系中，如何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制度已成为所考虑的问题。问题的出现导致过程中须有结果。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的标志就是司法制度在广大群众中得以公正的体现。司法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就司法制度中刑事诉讼死刑制度的取消持认可态度，应使用其他方法来代替死刑制度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各项功能。同时，死刑制度如上所说一旦实施将是天地无法逆转的产物，也并非简单的法律制度，它所涉及对于死刑制度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中的作用与否，以及死刑自身所存在的对于被告人在身体与亲属精神损坏等诸多弊端，更在法律文化方面也将有深远的意义。从社会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我国在长期以往的发展中是否真的像西方有些国家那样废除死刑而采取其他方法，或从人的思想及本质上从根本减少死刑总量也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从历史角度和现实社会的考察上看，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大量的采用酷刑也很多。唯有唐之时刑罚相对较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其他朝代相比，死刑执行者甚少。但社会治安方面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在我们建国以后，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在目前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死刑总量、废除死刑的历史时期，如何防止在实施死刑过程中的冤杀、错杀，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就成为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了。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4]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在制度设置上，每一道程序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有执行每一道程序的官员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每一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说通过以繁琐的程序防止错杀、冤杀的作用才能够得以实现。死刑复核程序对于实现个案公正、减少错杀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毕竟仅仅是对一、二审裁决的审核，是建立在审判程序的基础之上的。最高法院为收回死刑复核增加了三个刑事审判庭、数百名的编制，但相对于全国有死刑管辖权的高、中级法院以及死刑案件总量而言数量仍然杯水车薪；以有限的资源达到防止错杀的目的，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案件中争议焦点、存在疑点、难点较大的案件予以重点审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实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维护培养人们对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一、二审死刑案件的质量不仅仅不能降低，恰恰相反，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对于一、二审的案件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防止错案、冤案，需要对司法程序进行监督；而对司法程序的监督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后，监督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按照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审判机关的监督包含了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监督以及人大机关的监督等多种形式；从审判系统的监督这个角度讲，最高法院对于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力。从上面可以看出，由于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一、二审程序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为了避免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最高法院应当除认真履行好死刑复核相关职责之外，还应当探索其他的方式加强对一、二审法院、法官的监督方式，比如对程序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很好地履行好了自身的职责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以提高高、中两级法院法官的敬业精神和法学素养，最终提高死判案件的一、二审质量。

五、关于对我国减少死刑总量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5]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6]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7]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8]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9]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10]

死刑实施中的冤杀、错杀并非仅仅困扰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世界任何国家都出现过被冤杀、错案的情况，比如以世界最讲“人权”而自居的美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中，出现冤狱、冤杀的现象均有发生。从我们要构建的法治社会是一个理性的但非理想的社会这个角度讲，即便是最高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假如全国的死刑总量得不到控制，以数百名法官对全国众多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只能对存在疑点、难点多以及当事人争议多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并不能保证对于所有的案件都认真进行审查、复核；即便是对于最为复杂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每一起案件都能够发现其中的错误同样是不现实的。因此，理性地说：从社会的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社会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复核权防止错杀、冤杀，尚不如对于我国死刑制度本身进行理性地思考，以废除死刑制度或者最大限度地最少死刑的总量来防止错杀、冤杀，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的保障。

在目前死刑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情况之下，既对现有的司法机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又为司法机关发挥其在减少死刑的总量、为社会的文明的进步的应有贡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司法机关应当站现实的中间，既要实现死刑实施中的社会公正，更应当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为我国的社会文明发挥出其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4]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5]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6]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7]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8]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9]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10]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参考文献资料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死刑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根据1979年刑法第46条规定，宣告“死缓”的人将面临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确有悔改“的减为无期徒刑；二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执行死刑。作为三种法律后果的法定条件，“悔改、”“立功”、“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其含义很不明确，尤其是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的法定条件，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没有详细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而显得很不确定，完全由司法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解释。新刑法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以下修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在故意犯罪的，二年欺瞒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欺瞒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修改，不仅增强了司法操作性，而且也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想一致，比1979年刑法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第四，死刑条文比以前有所减少，有一定的轻刑化趋向。据笔者统计，我国1979年刑法共规定了28个死刑条款，特别刑法中有46个，合计共有74个，而新刑法通过删除、合并等立法技术，使死刑罪种有一定缩减，共有67个，特别是对普通盗窃罪死刑的废除，更是一大进步，因为用人的生命折抵财产损失的做法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屏弃。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新刑法在控制死刑方面，虽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的看来，仍然带有较强的重刑化倾向，大的方面说，规定的死刑过多，在实际执法中执行死刑过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死刑的条件虽有一定的调整，但并未有重大突破。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但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及其严重”，这一修改从表面看，规范了用语，与分则中“情节特别严重”等适用死刑的条件相一致，似乎有“量”的规定，便于司法操作，但如仔细探究，其实与原来的“罪大恶极”并无实质性区别，甚至还不如原来的明确化和通俗化。因为“罪行及其严重”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忽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仅起不到限制死刑的作用，很可能还会导致死刑的滥用，所以，必须对此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明确的解释。另外，上面已经提到，在死缓转为执行死刑的适用条件上，新刑法作了一定的修改，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虽然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但它在限制死刑上并无多大帮助，恰恰相反，却是放宽了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因为“故意犯罪”有程度轻重只分，对故意犯罪不分轻重凡是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一律执行死刑，显然要过去“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还要严厉，所以在控制死刑适用方面，死刑的适用条件并未有重大突破。

第二、死刑罪种虽有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大幅度削减，与过去大体持平。上文已谈过新刑法在死刑条文上，较过去有了一定的减少，由74个减为67个但减少幅度太过微小，（与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趋势不相协调）总量上大体持平。减少的死刑罪种共有7个，其中主要是反革命罪，如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人罪，另外还有拐卖人口罪，绑架妇女儿童罪，流氓罪等。有些要么是在司法实践中法案率很低，要么被归并到其他罪中，所以实际适用死刑的并无减少，大多属形式上的减少。

第三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对法定刑的规定上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法律明确规定对某种犯罪行为，法官只能适用某种确定的刑罚，不得自由裁量，这种法定形模式因其过于机械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而逐渐被淘汰，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也由于归于笼统，随意性过大也逐渐被弃，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其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灵活性，被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普遍推崇。我国1979年刑法在法定刑上也采取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彻底屏弃了在我国5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大1979年以后的一些单行刑法中为了所谓的“形式需要”却又出现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还是最为严厉的刑种——死刑。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严惩的决定》第1条规定，组织他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组织或强迫他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官只能判他死刑，而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刑种，这种规定都希望在修订后的刑法中予以废除，大实际情况却是不仅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到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3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6条受贿罪因此比照283条贪污罪处罚，所以也是“受贿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法定形模式的再现，不仅是重型化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立法技术上的后退。

第四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与旧刑法基本一致，且量刑幅度过大，造成死刑在实际中被滥用。1979年刑法和特别刑法对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和原则，不便于司法。例如：大多数罪可判死刑的条件都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数额特别巨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等，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修订后的刑法在这方面并无多大改进，只有少数犯罪如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奸淫幼妇女、绑架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等规定的比以前具体、明确，这种规定不仅都数量幅度规定的过宽，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和死刑的被滥用。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常见的量刑幅度都表述为“处**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多的能达到同时有四五个形种并同。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量刑幅度，更是从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对死刑不加严格限制的方法，实际上就等于把判处死刑的裁量权，完全交给了法官，造成各地盘处死刑的标准不一致，甚至导致死刑被滥用。据报载，最近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一罪犯死缓，其罪行行为：在一年内抢劫五次，共枪得五元现今，9斤粉条，一篮子鸡蛋等物，本案的法官可能是根据刑法第263条第（四）项“多次抢劫“这一项规定判的刑，适用法律上并无错，但在情理上则很难说的通。造成这种滥用死刑的局面归根到底还在于立法的不完善。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往往轻重失当，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而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的起点则为十万元。官员的生命比百姓生命要贵重几倍，显属不公。另外，刑法对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共规定了12个死刑罪种，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很严重的渎职罪，则没有一个死刑，据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分别使国家减少税收数10万元）核准了死刑，而某法院的刑厅厅长，利用职权私放8名罪犯（其中有被判刑12年，被其私放后在去做案，又被公安机关抓回）。因现行刑法对私放罪犯罪规定的最高形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该私放罪犯的法官无论如何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一般盗窃罪的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向他人传授盗窃和偷盗方法的则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在法理上也与罪行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在的国际中，削减死刑，逐步取消死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到1995年9月底，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不执行死刑。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有54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有16个，法律上虽规定了死刑但10年以上未执行死刑的有30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4个，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立法上一般只对叛国罪、谋杀罪等少数犯罪保留死刑而且在司法上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的死刑立法，司法状况形成了悬殊的对比。这种与世界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不相协调，非常我国的国际形象，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以不讲人权的口实和把柄，不利于我国融入国际的大家庭，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刑罚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所说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国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预防他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那么死刑是否真的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呢？给犯罪人执行死刑，将他从社会上予以彻底淘汰，的确能够预防他再次犯罪，但是，这决不符合我们立法者的初衷。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是想办法将犯罪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他的人身价值为社会服务，既“化腐朽为神奇“，即使不宜放回社会，也应让其在狱里强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大死了事。从一般预防方面来看，适用死刑真能起到威慑作用，降低杀人犯罪率吗？对此，我们尚未发现有谁通过调查找到了死刑具有威慑力或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那我们凭什么就得出死刑一定具有最大威慑力，使杀人率下降的结论呢？当然，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好死不如赖活者“是一般人的常识，但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者，死刑对其所产生的威慑力的是不同的，会因人、因罪、因时不同而不同，对有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自信犯罪后不致被发觉者以及遇事冲动者，还有基于政治信仰而犯罪者，意志坚定，蔑视死刑者，死刑对其不起任何威慑作用，相反将其判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将会比死刑更有效。总之，笔者认为死刑和其他刑种一样，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切不可片面夸大，把预防犯罪的目标寄托在扩大死刑适用上，是很危险的也是非理性的。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理由之一是，适用死刑不可能保证永不错杀，而一旦错杀，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讲只有一次，其不可逆转性使其显得无比珍贵，一旦被剥夺，将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的。而且司法机关错杀人命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理由二，处死罪犯有可能消灭了活证据，无异“杀人灭口”，不利于打击和惩处严重犯罪。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

死刑过多不是件好事，我想这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已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刑法中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死刑条款呢？我认为导致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几千年封建重刑思想的影响

纵观几千年的刑罚发展史，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严刑峻法奉为立法，执法的圭臬，重刑主义始终是中华法律文体的主流。《尚书•吕刑》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明确记载，在次后的历代王朝法典中，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恫吓报复主义一直左右着立法者得头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不靠杀人来进行统治。表明了我们的死刑政策，但在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型主义“仍像一个影子在时刻跟随着我们，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六七十年代时期的“滥杀无辜”，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新刑法对死刑的大面积规定，仍使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上提倡减少和控制死刑，但在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放弃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从内心深处对死刑仍抱有较高的期望植，惟恐一旦大幅度削减死刑社会将会天下大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经济大局。所以，在限制死刑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一般来说物质经济条件好坏与犯罪率是成正比的，经济越不发达，犯罪率就越高，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也就越大，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大多分布在严重暴力犯罪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受到我国单轨制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国外有许多国家，在刑法之外还有大量的罪行条款，日本规定在其他法律中的罪行条款多达2000多个，而刑法典中只有200余条，而我国则都归在一个法典中，尽管新刑法较过去已作了大幅度“增容”，但仍旧才300余条（仅指罪刑条款），这就造成“法网过小，网结过密”的状况，也就是说打击面过窄，而打击力度过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大刑法罪行容量，减轻刑罚力度，尽量缩小死刑的条款范围。

：

（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刑制度范文篇8

一、死刑制度现状分析

（一）死刑制度的国际现状

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屡屡受到质疑。早在18世纪意大利刑法专家贝卡里亚便第一次正式提出废除死刑制度，虽然在当时贝卡里亚的观点很快被否决了，但是在往后的200多年里人们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世界各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和实践上便发生了重大转变。1957年至2004年末，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95个，其中85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之任何犯罪都废除了死刑。截至2007年10月，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死刑。2007年12月17日美国新泽西州也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正式决定废除死刑。据此，全球共计131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从地域上看，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包括欧盟所有国家在内的欧洲和美洲，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而64个仍然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则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亚洲，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等。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在187个国家代表投票表决中，以104国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议案。该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显然，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基调而主张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死刑制度的国内现状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典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死刑罪名共计68种。就其分布而言，在十种犯罪类型中，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有7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0.3％；危害公共安全的有l4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0.6％；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16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3.5％；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的有5种，约占死刑罪名的7.4％；侵犯财产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有8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1.8％；危害国防利益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贪污贿赂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军人违反职责的有1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7.7％。就其实施犯罪的性质而言，在现行刑法典规定的68种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中，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有20种，约占我国全部暴力犯罪的32％和全部死刑犯罪的31％，而以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如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贪污罪等约占了全部死刑犯罪69％。

二、我国死刑制度存废问题

（一）我国死刑制度存废存在的几种争议

1、死刑废除论

主张此观点者主要是适应世界各国对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从“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天赋人权，生命具有不可让度性，国家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随着世界法制进程的一体化与我国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死刑作为一种以剥夺人的生命为特征的极其残酷刑罚方式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我国现阶段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极度不相符。

2、死刑保留论

以“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线的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命抵一命”自古便被人民大众被当成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历代统治阶层向来把“杀一儆百、以敬效尤”作为阶级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秩序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保留死刑成为惩治这些严重犯罪与保护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有力保证。

3、死刑限制论

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死刑限制论者认为，根据我国已经签署并准备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死刑应当废除，但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的条件。对此，针对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废除部分死刑，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和完善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等来限制死刑，同时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逐步适应国际在此问题上的发展趋势，最终废除死刑。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1910年《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20余种；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19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曾一度对死刑期望值甚高，1979年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共28个，到现行刑法典颁布前死刑罪名已多达80多种。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年度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款第C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死刑程序存在缺陷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它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判误杀，保证司法公正，统一死刑规格和执法尺度，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的基础上，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2006年10月31日，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死刑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起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至此，结束了我国部分死刑的案件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长达23年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刑事改革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统一死刑复核的标准，但却容易引发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缺失和人手不够以及复核程序错位等问题。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五）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高死刑复核的效率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以三个月为宜，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延长一个月，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2、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死刑复核主要审查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而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实体性问题；3、增加死刑复核程序的透明性。最高人民法院应该设置死刑复核庭，给予检察机关、被害人或其家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让各方诉讼主体知晓复核的具体过程，使死刑复核公开透明化，逐渐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六）完善死刑的执行程序

死刑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执行方法上。注射执行死刑与枪决相比，不但有操作执行简易、安全、快捷、无污染，可大大减轻死刑犯痛苦等优点，而且还能有效避免被执行死刑者的器官被非法移植。注射执行死刑作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死刑执行方式被认为是死刑执行方式走向文明的标志，应该尽快取代枪决，把其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唯一的死刑执行方式。

死刑制度范文篇9

死刑实施中的公正性问题是伴随着我国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而出现的；虽然公正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在野蛮状态下死刑的随意性，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错杀、冤杀的问题仍然成为困扰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社会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冤案、冤杀问题的关注、批评本身系司法体制改革、构建理性司法体制的原动力之一。其次，在具体的司法技层面，需要加大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仍然需要各级法院、法官的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再次，在刑法轻刑化、普遍地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减少我国死刑总量、如何减少我们的社会对死刑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方面的依赖性不仅仅系从根本上减少冤案、冤杀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我们法制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死刑、死刑制度、公正、刑事诉讼法

死刑即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亦称生命刑或极刑，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的习惯。其兴盛于刑罚报复时代，泛滥于刑罚的威慑时代，失宠于刑罚的等价时代，衰弱于刑罚的矫正时代，时至今日所处的刑罚折衷时代，死刑已呈全面消亡之势。因此，死刑的兴衰过程，鲜明地表示着刑罚由严酷走向缓和的发展趋势，体现着人类对生命价值的不断反思。

一、对死刑渊源的探讨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据说，中国的死刑渊源是从原始“食人”习惯说起。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1]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2]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然后将其吃掉。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最早的刑罚导源于氏族社会的血族复仇或部族之间的战争。据古史传说，华夏族在通向文明的大道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即共工和蚩尤之战、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这些传说中的部族为了掠夺财富、侵占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频繁的征战。到尧舜时代，甚至夏、商、周三代，一族一姓的兴衰也是和征战息息相关的。战争成了经常性职业，“法律主要就是借助征战这种特殊形式而慢慢形成的。”

二、死刑的公正将是文明历程的见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然地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伴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法律实施中刑罚中的量刑就成为刑事诉讼法的关键问题所在，尤其是死刑制度的公正问题也将成为刑罚的一个重点部分。死刑制度自古已捆绕社会公正难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在成文法、公开法出现之前，由于法律仅仅由以天子为中心的少数贵族知道并掌握，又由于当时在审判中往往会以占卜等形式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作为一般的平民是否真正的触犯了刑律、是否应当被处以死刑以及为何被判处死刑，被惩治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律的内容；尤其是奴隶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财产，其更是任由主人宰割。又由于刑罚系以“天”或者称为“上帝”的名义而实施的，广大奴隶以及平民只能听“天”由“命”了，死刑在古代的刑罚实施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法律之前，因法律是掌握在当时的少数贵族手中，对法律的认识不能存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对于刑罚的公正问题更是无人问起。但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刑罚是否公正逐渐成为社会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一，固然法律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以皇权统治地位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但普通平民毕竟知道了“王法”的确切内容；第二，在这种制度之中，虽然皇权本身仍然保留着“天子”的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司法活动的主权者也是皇帝本人，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具体“王法”却是由皇权体系下的官员这种“人”而非“神”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人们知道了法律、人们知道了执行法律的是“人”而非神，从理论上彻底地告别了刑罚中的随意性。因此，正是由于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废除了死刑实施中的随意性，成为了彻底告别野蛮社会的标志之一。必然死刑制度的随意性也从其原古时代的随意性上升到近年来的是否公正上来。

虽然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彻底地废除了死刑中的随意性；但问题在于：一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由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人而非神所实施的，那么说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这些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的人本身意志是否公正就成为影响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其实，在对事实的认定方面，人们是否能够对于案件所发生的事实了如指掌？尤其是在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诉讼合法手段的情况之下，[3]“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更是使得官员在刑法实施中可以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滥用刑罚。因此，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往往导致错案、错杀大量出现，使得死刑中的公正问题日益为人们关注。

三、应当切实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死刑案件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防止错杀、冤杀应当首先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基础。虽然我国近年来借鉴、引入了西方国家一些现代司法理念，但这些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落到实处，从而导致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各种权利未能得到充分地落实，不仅仅严重地侵犯了被告人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同时也侵犯了被告人诉讼中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之中，往往系造成错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是从法理的角度看，被告人既具有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各种诉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程序上的权利；从一些新闻媒体上我们不难看到，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的影响，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被告）人各种诉讼权利屡屡被侵犯，这也是造成错案、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保护犯罪嫌疑（被告）人的诉讼权成为了刑事诉讼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因此，作为涉及死刑的案件，死刑的复核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阶段；死刑复核程序是正常审判程序之后进行的复核程序，与审判程序不同。在复核程序中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从根本上应得到解决。死刑复核权固然很重要；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则更为重要。

二是，遵照目前刑诉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但在死刑案件之中，二审并非最终程序，要经过复核程序之后才能够生效；对于死刑案件来说，死刑复核程序才是终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尽可能减少或者说完全避免死刑实施中的漏洞，以实现死刑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三是，死刑制度的重点在于审判及复核程序的绝对公正，而实现其制度我们必须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在思想和意思中处于一中绝对公正的地位。虽然在我国刑诉法中已明确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具有判定被告人有罪、无罪及死刑的权利，但是在这最终的阶段主要是靠不同阶段的侦察、检察来逐步完成的。现代刑事诉讼将侦察、检察及审判分离就是为了更好的互相监督其自身的权利及相互配合履行自己的义务。

四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所引入的广大群众及有关人士的听证制度是更好的体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同时也会让人发人深醒的领悟。由死刑制度所带来的思考问题，由于司法审判不同于民意审判，它是在利用法理及刑诉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及富有法律理性的法官而进行的。而民意审判则不同，它不能体会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在权威上不能得到社会与民众的认可。因此，司法审判与民意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两种产物。死刑一旦实施是天地无法逆转的，因此在民意问题上也应考虑。如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民意？由于社会是由各阶层、各团体组成的，只有综合各阶层的观点和看法，在完善民意的同时总结其理论深入实际的调查，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民意。我们更应该注重与实际相结合，使死刑制度在刑诉中处于一个正确而又独立的位置。死刑复核程序引入听证制度，就可以从各层次、各角度收集不同类型人就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制度而采纳的观点，从中获得全面、客观的民意调整理论。

四、死刑制度的公正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配合

从各大新闻媒体、报纸摘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今社会中，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仍有许多错杀、冤杀案件。这种现象不仅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司法体制的不满和指责。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一种牢固的社会体制下，只有国家的体制日益健全、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时刻都束缚在社会进步的枷锁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传统体制也将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处于缓慢进行的状态。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是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司法体系中，如何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制度已成为所考虑的问题。问题的出现导致过程中须有结果。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的标志就是司法制度在广大群众中得以公正的体现。司法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就司法制度中刑事诉讼死刑制度的取消持认可态度，应使用其他方法来代替死刑制度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各项功能。同时，死刑制度如上所说一旦实施将是天地无法逆转的产物，也并非简单的法律制度，它所涉及对于死刑制度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中的作用与否，以及死刑自身所存在的对于被告人在身体与亲属精神损坏等诸多弊端，更在法律文化方面也将有深远的意义。从社会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我国在长期以往的发展中是否真的像西方有些国家那样废除死刑而采取其他方法，或从人的思想及本质上从根本减少死刑总量也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从历史角度和现实社会的考察上看，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大量的采用酷刑也很多。唯有唐之时刑罚相对较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其他朝代相比，死刑执行者甚少。但社会治安方面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在我们建国以后，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在目前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死刑总量、废除死刑的历史时期，如何防止在实施死刑过程中的冤杀、错杀，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就成为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了。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4]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在制度设置上，每一道程序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有执行每一道程序的官员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每一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说通过以繁琐的程序防止错杀、冤杀的作用才能够得以实现。死刑复核程序对于实现个案公正、减少错杀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毕竟仅仅是对一、二审裁决的审核，是建立在审判程序的基础之上的。最高法院为收回死刑复核增加了三个刑事审判庭、数百名的编制，但相对于全国有死刑管辖权的高、中级法院以及死刑案件总量而言数量仍然杯水车薪；以有限的资源达到防止错杀的目的，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案件中争议焦点、存在疑点、难点较大的案件予以重点审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实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维护培养人们对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一、二审死刑案件的质量不仅仅不能降低，恰恰相反，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对于一、二审的案件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防止错案、冤案，需要对司法程序进行监督；而对司法程序的监督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后，监督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按照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审判机关的监督包含了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监督以及人大机关的监督等多种形式；从审判系统的监督这个角度讲，最高法院对于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力。从上面可以看出，由于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一、二审程序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为了避免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最高法院应当除认真履行好死刑复核相关职责之外，还应当探索其他的方式加强对一、二审法院、法官的监督方式，比如对程序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很好地履行好了自身的职责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以提高高、中两级法院法官的敬业精神和法学素养，最终提高死判案件的一、二审质量。

五、关于对我国减少死刑总量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5]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6]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7]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8]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9]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10]

死刑实施中的冤杀、错杀并非仅仅困扰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世界任何国家都出现过被冤杀、错案的情况，比如以世界最讲“人权”而自居的美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中，出现冤狱、冤杀的现象均有发生。从我们要构建的法治社会是一个理性的但非理想的社会这个角度讲，即便是最高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假如全国的死刑总量得不到控制，以数百名法官对全国众多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只能对存在疑点、难点多以及当事人争议多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并不能保证对于所有的案件都认真进行审查、复核；即便是对于最为复杂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每一起案件都能够发现其中的错误同样是不现实的。因此，理性地说：从社会的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社会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复核权防止错杀、冤杀，尚不如对于我国死刑制度本身进行理性地思考，以废除死刑制度或者最大限度地最少死刑的总量来防止错杀、冤杀，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的保障。

在目前死刑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情况之下，既对现有的司法机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又为司法机关发挥其在减少死刑的总量、为社会的文明的进步的应有贡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司法机关应当站现实的中间，既要实现死刑实施中的社会公正，更应当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为我国的社会文明发挥出其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4]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5]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6]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7]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8]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9]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10]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参考文献资料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死刑制度范文篇10

死刑实施中的公正性是伴随着我国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而出现的；虽然公正法、成文法的出现从上解决了人类在野蛮状态下死刑的随意性，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错杀、冤杀的问题仍然成为困扰古代社会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社会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冤案、冤杀问题的关注、批评本身系司法体制改革、构建理性司法体制的原动力之一。其次，在具体的司法技层面，需要加大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等方面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仍然需要各级法院、法官的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再次，在刑法轻刑化、普遍地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形势趋势的今天，如何减少我国死刑总量、如何减少我们的社会对死刑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方面的依赖性不仅仅系从根本上减少冤案、冤杀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我们法制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死刑、死刑制度、公正、刑事诉讼法

死刑即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亦称生命刑或极刑，是最古老的刑罚之一，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的习惯。其兴盛于刑罚报复，泛滥于刑罚的威慑时代，失宠于刑罚的等价时代，衰弱于刑罚的矫正时代，时至今日所处的刑罚折衷时代，死刑已呈全面消亡之势。因此，死刑的兴衰过程，鲜明地表示着刑罚由严酷走向缓和的发展趋势，体现着人类对生命价值的不断反思。

一、对死刑渊源的探讨

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据说，中国的死刑渊源是从原始“食人”习惯说起。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1]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2]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然后将其吃掉。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中，一般称为“刑”，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最早的刑罚导源于氏族社会的血族复仇或部族之间的战争。据古史传说，华夏族在通向文明的大道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即共工和蚩尤之战、黄帝和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这些传说中的部族为了掠夺财富、侵占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频繁的征战。到尧舜时代，甚至夏、商、周三代，一族一姓的兴衰也是和征战息息相关的。战争成了经常性职业，“法律主要就是借助征战这种特殊形式而慢慢形成的。”

二、死刑的公正将是文明历程的见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然地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伴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法律实施中刑罚中的量刑就成为刑事诉讼法的关键问题所在，尤其是死刑制度的公正问题也将成为刑罚的一个重点部分。死刑制度自古已捆绕社会公正难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在成文法、公开法出现之前，由于法律仅仅由以天子为中心的少数贵族知道并掌握，又由于当时在审判中往往会以占卜等形式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作为一般的平民是否真正的触犯了刑律、是否应当被处以死刑以及为何被判处死刑，被惩治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律的；尤其是奴隶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财产，其更是任由主人宰割。又由于刑罚系以“天”或者称为“上帝”的名义而实施的，广大奴隶以及平民只能听“天”由“命”了，死刑在古代的刑罚实施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法律之前，因法律是掌握在当时的少数贵族手中，对法律的认识不能存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对于刑罚的公正问题更是无人问起。但随着成文法、公开法的出现，刑罚是否公正逐渐成为社会所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一，固然法律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以皇权统治地位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但普通平民毕竟知道了“王法”的确切内容；第二，在这种制度之中，虽然皇权本身仍然保留着“天子”的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司法活动的主权者也是皇帝本人，但问题在于：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具体“王法”却是由皇权体系下的官员这种“人”而非“神”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人们知道了法律、人们知道了执行法律的是“人”而非神，从理论上彻底地告别了刑罚中的随意性。因此，正是由于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废除了死刑实施中的随意性，成为了彻底告别野蛮社会的标志之一。必然死刑制度的随意性也从其原古时代的随意性上升到近年来的是否公正上来。

虽然公开法、成文法的出现，从理论上彻底地废除了死刑中的随意性；但问题在于：一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由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人而非神所实施的，那么说在实施的过程之中，这些具有法律意识的普通的人本身意志是否公正就成为法律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其实，在对事实的认定方面，人们是否能够对于案件所发生的事实了如指掌？尤其是在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诉讼合法手段的情况之下，[3]“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更是使得官员在刑法实施中可以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滥用刑罚。因此，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往往导致错案、错杀大量出现，使得死刑中的公正问题日益为人们关注。

三、应当切实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死刑案件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防止错杀、冤杀应当首先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基础。虽然我国近年来借鉴、引入了西方国家一些司法理念，但这些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落到实处，从而导致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各种权利未能得到充分地落实，不仅仅严重地侵犯了被告人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同时也侵犯了被告人诉讼中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之中，往往系造成错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是从法理的角度看，被告人既具有实体上不被冤枉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各种诉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程序上的权利；从一些新闻媒体上我们不难看到，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的影响，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被告）人各种诉讼权利屡屡被侵犯，这也是造成错案、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保护犯罪嫌疑（被告）人的诉讼权成为了刑事诉讼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因此，作为涉及死刑的案件，死刑的复核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阶段；死刑复核程序是正常审判程序之后进行的复核程序，与审判程序不同。在复核程序中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从根本上应得到解决。死刑复核权固然很重要；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则更为重要。

二是，遵照刑诉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但在死刑案件之中，二审并非最终程序，要经过复核程序之后才能够生效；对于死刑案件来说，死刑复核程序才是终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尽可能减少或者说完全避免死刑实施中的漏洞，以实现死刑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三是，死刑制度的重点在于审判及复核程序的绝对公正，而实现其制度我们必须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在思想和意思中处于一中绝对公正的地位。虽然在我国刑诉法中已明确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才具有判定被告人有罪、无罪及死刑的权利，但是在这最终的阶段主要是靠不同阶段的侦察、检察来逐步完成的。现代刑事诉讼将侦察、检察及审判分离就是为了更好的互相监督其自身的权利及相互配合履行自己的义务。

四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所引入的广大群众及有关人士的听证制度是更好的体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同时也会让人发人深醒的领悟。由死刑制度所带来的思考问题，由于司法审判不同于民意审判，它是在利用法理及刑诉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及富有法律理性的法官而进行的。而民意审判则不同，它不能体会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在权威上不能得到社会与民众的认可。因此，司法审判与民意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两种产物。死刑一旦实施是天地无法逆转的，因此在民意问题上也应考虑。如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民意？由于社会是由各阶层、各团体组成的，只有综合各阶层的观点和看法，在完善民意的同时其理论深入实际的调查，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民意。我们更应该注重与实际相结合，使死刑制度在刑诉中处于一个正确而又独立的位置。死刑复核程序引入听证制度，就可以从各层次、各角度收集不同类型人就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制度而采纳的观点，从中获得全面、客观的民意调整理论。

四、死刑制度的公正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配合

从各大新闻媒体、报纸摘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今社会中，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仍有许多错杀、冤杀案件。这种现象不仅侵犯了被告人的人权，同时也会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司法体制的不满和指责。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建立在一种牢固的社会体制下，只有国家的体制日益健全、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时刻都束缚在社会进步的枷锁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传统体制也将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处于缓慢进行的状态。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是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司法体系中，如何构建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制度已成为所考虑的问题。问题的出现导致过程中须有结果。一个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的标志就是司法制度在广大群众中得以公正的体现。司法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就司法制度中刑事诉讼死刑制度的取消持认可态度，应使用其他来代替死刑制度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各项功能。同时，死刑制度如上所说一旦实施将是天地无法逆转的产物，也并非简单的法律制度，它所涉及对于死刑制度在调整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全中的作用与否，以及死刑自身所存在的对于被告人在身体与亲属精神损坏等诸多弊端，更在法律文化方面也将有深远的意义。从社会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我国在长期以往的发展中是否真的像西方有些国家那样废除死刑而采取其他方法，或从人的思想及本质上从根本减少死刑总量也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从历史角度和现实社会的考察上看，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大量的采用酷刑也很多。唯有唐之时刑罚相对较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其他朝代相比，死刑执行者甚少。但社会治安方面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在我们建国以后，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因此，在目前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死刑总量、废除死刑的历史时期，如何防止在实施死刑过程中的冤杀、错杀，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就成为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了。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4]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在制度设置上，每一道程序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只有执行每一道程序的官员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每一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说通过以繁琐的程序防止错杀、冤杀的作用才能够得以实现。死刑复核程序对于实现个案公正、减少错杀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毕竟仅仅是对一、二审裁决的审核，是建立在审判程序的基础之上的。最高法院为收回死刑复核增加了三个刑事审判庭、数百名的编制，但相对于全国有死刑管辖权的高、中级法院以及死刑案件总量而言数量仍然杯水车薪；以有限的资源达到防止错杀的目的，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对案件中争议焦点、存在疑点、难点较大的案件予以重点审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实现死刑制度的公正性、维护培养人们对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一、二审死刑案件的质量不仅仅不能降低，恰恰相反，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对于一、二审的案件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防止错案、冤案，需要对司法程序进行监督；而对司法程序的监督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后，监督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按照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审判机关的监督包含了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监督以及人大机关的监督等多种形式；从审判系统的监督这个角度讲，最高法院对于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力。从上面可以看出，由于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一、二审程序监督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为了避免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最高法院应当除认真履行好死刑复核相关职责之外，还应当探索其他的方式加强对一、二审法院、法官的监督方式，比如对程序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很好地履行好了自身的职责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以提高高、中两级法院法官的敬业精神和法学素养，最终提高死判案件的一、二审质量。

五、关于对我国减少死刑总量的思考

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5]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6]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7]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8]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9]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10]

死刑实施中的冤杀、错杀并非仅仅困扰传统社会的；世界任何国家都出现过被冤杀、错案的情况，比如以世界最讲“人权”而自居的美国，无论从还是现实中，出现冤狱、冤杀的现象均有发生。从我们要构建的法治社会是一个理性的但非理想的社会这个角度讲，即便是最高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假如全国的死刑总量得不到控制，以数百名法官对全国众多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只能对存在疑点、难点多以及当事人争议多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并不能保证对于所有的案件都认真进行审查、复核；即便是对于最为复杂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每一起案件都能够发现其中的错误同样是不现实的。因此，理性地说：从社会的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社会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复核权防止错杀、冤杀，尚不如对于我国死刑制度本身进行理性地思考，以废除死刑制度或者最大限度地最少死刑的总量来防止错杀、冤杀，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的保障。

在死刑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情况之下，既对现有的司法机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又为司法机关发挥其在减少死刑的总量、为社会的文明的进步的应有贡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司法机关应当站现实的中间，既要实现死刑实施中的社会公正，更应当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为我国的社会文明发挥出其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4]钊作俊,死刑问题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5]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6]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7]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8]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9]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10]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资料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引汉代路温舒著《尚德缓刑书》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70.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