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范文10篇

死刑案件范文篇1

一、死刑案件对家属的抚慰形式、功能和途径

死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其适用对象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目前，在常用适用死刑的罪名中，大多犯罪有被害人，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放火罪等，大多属暴力性犯罪。犯罪分子夺走了被害人的生命，被害人的家属失去了亲人，有的甚至失去家庭经济来源，使其陷入经济困境的深渊，犯罪给被害人家属带来物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灾难。当犯罪事实发生后，对被害人家属而言，最现实的问题是能否得到抚慰。

（一）死刑案件对家属抚慰的形式和功能。笔者认为，抚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抚慰，另一种是精神上的抚慰。物质抚慰是通过经济赔偿来进行，而精神抚慰的形式有法办凶手、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在我国民法上，以及国外许多国家民法、刑法上流行用经济来赔偿精神损害，即精神损害赔偿金。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有单一功能说、双重功能说、三功能说。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功能有三个：第一是克服功能，被害人家属因失去亲人精神上之损害，唯有依赖被害人家属自身将其克服，给与被害人家属金钱补偿，使被害人家属经济生活上获得利益，有助于被害人家属克服其精神上损害；第二是满足功能，因其失去亲人以致精神终身痛苦，给与被害人家属相当金钱，虽不能填补或克服其精神上痛苦，但可使其感觉金钱上满足而获得抚慰。因为物质损害赔偿的数量十分有限，仅限于医药费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必要费用，而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较大，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字，能较大程度上化去其不愉快感情，填补精神上不利益或精神上损害；第三是惩罚功能。判处被告人较大数字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从经济惩罚其犯罪，促使其不敢随便犯罪，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实现的途径。在人类社会早期，犯罪被看作私人之间的一种纠纷，由私人之间解决，一方将另一方杀死，随后另一方家属也将一方杀死，刑罚就是由被害人家属亲手进行，属于以牙还牙，一命偿一命式的同态复仇，它既是当时的“刑罚”方式，也是当时的主要抚慰方式。当时，虽然被害人家属无法获得物质赔偿，但是这种原始、野蛮的同态复仇，从精神上极大地填补、抚慰了被害人家属的精神和心灵创伤。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犯罪由私人间的纠纷提升为国家与罪犯之间的纠纷，对罪犯的惩罚权由受害者及其家属转移到国家手中。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的关系，逐渐被罪犯与国家的冲突的观点所取代，由私诉转变为公诉。私诉的目的就是报复，它的功能仅仅是满足被害人的复仇情结。但刑罚权转移到国家手中后，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就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进行，被害人家属无法左右，有时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还可能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在慎杀、少杀司法理念的指导下，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越来越少，被害人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从刑罚中得到的精神抚慰是非常少的。但这并不是刑罚的过错，因为立法者在设定刑罚的时候，并没有把对被害方的安抚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被害方不满意的结果自然是正常的事情了。由于刑法将目的和重心放在了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刑罚成了预防犯罪的工具，其报应的成分越来越少，加上罪犯本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制对罪犯的改造和复归日渐关注，刑罚越来越轻缓。在此种背景下，刑罚具有一定的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对于被害方的抚慰功能也越来越缩减。

二、当前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面临的问题

现代文明社会，国家摒弃私人同态复仇式的惩罚，公诉取代私诉，对犯罪分子的惩罚通过国家这个组织来进行，被害方只有作证的义务和经济损失求偿权，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抚慰只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如物质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但是即便如此，抚慰仍面临一些难题。

（一）附带民事诉讼成“法律白条”，物质赔偿难于落到实处。因为大多被告人本身经济并不宽裕，特别是侵财型犯罪。“我愿意赔偿，但我没钱。”这一经典话语折射出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无奈。被告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面临执行难，具有法律公信力的法院判决变成一张废纸。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以兑现，特别是死刑案件涉及的数额较大，能够完全赔偿的寥寥无几，包括张君抢劫杀人案、马加爵杀人案和邱兴华案等大案，多数被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笔者统计了2003年至2007年五华县法院判决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据，除邻里、亲朋间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率能达到75%以外，其他类型的案件经济赔偿率仅三成。如2006年5月发生在五华县龙村镇的钟新丰（男，35岁，紫金县龙窝镇人）故意杀人案，造成受害方温某金一家一死一重伤二轻伤一轻微伤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罪犯钟新丰家庭经济困难，案犯后未对受害方进行经济赔偿。受害方一家的遭遇在媒体上宣传后，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一些群众自愿向其捐款，帮助其解决医药费、丧葬费等实际困难。2008年10月24日，罪犯钟新丰在五华县被执行死刑。

（二）精神损害赔偿遭遇法律空白。在我国，现行法律只承认对被害方的物质损失赔偿，而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法律明文规定只有遭受物质损失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显得没有法律依据。故存在一种十分可笑的情况，例如，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的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如果侵害的程度严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反而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一方面，我们对强奸罪等侵害他人贞操权的行为，认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给予严厉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被害人人格上、精神上、经济上遭受的损害，却不能给予任何民事救济及补偿损失，抚慰其精神创伤。这是极不合理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甚至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是立法上的不统一，不完善。

三、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抚慰的实现

如何避免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遭遇人财两空的现象，运用综合措施抚慰被害人家属,最大限度地为其抚平因犯罪而受到的伤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尝试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名称暂定）和完善立法的形式破解目前的困局。

（一）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目前,国家正在尝试实行被害人救助制度,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用国家财政对特困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难被害人的燃眉之急，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被害人救助制度也有其缺陷：一是救助对象十分有限，许多地方规定，救助对象仅限于特困被害人；二是救助金数额小。如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与该区民政局共同制定的《刑事案件特困被害人经济救助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救助金额最低为2000元，最高为5000元。对于少数特殊案件，在区检察院与区民政局协商后，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超出上述标准予以救助。可出看出，这样的救助金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是杯水车薪，难于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探索尝试设立犯罪赔偿金制度来解决被害人经济赔偿问题，保障被害人家属能得到足额赔偿。笔者的设想是，犯罪赔偿金制度是一种将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统称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所做的劳动成果收益积聚起来，投放到保险公司，使其增值，这样就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所有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法院判决后，罪犯无力赔偿的部分，被害人将直接从保险公司得到赔偿。这里能得到赔偿的不仅包括死刑案件，也包括其他各类案件。目前，在我国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国家在剥夺了在押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同时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在高墙里劳动改造，劳动的过程也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这部分财富一直以来被国家无偿占有。笔者认为，在大多被告人没有经济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国家可以考虑将在押人员在在押期间创造的物质财富拿出来赔偿被害人，这也是犯罪行为对犯罪对象承担责任的一种具体表现。为惩罚犯罪，加强犯罪行为人对社会、对被害人履行责任意识，将其在押期间的劳动成果收益也对被害人负责，将有助于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赔偿问题，有助于预防犯罪，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死刑案件范文篇2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平反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平反，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起诉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起诉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死刑案件范文篇3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平反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平反，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起诉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起诉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死刑案件范文篇4

”〔2〕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好的规定，还需要我们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认真贯彻执行，充分运用审判人员的司法智慧，对死刑案件证据进行认真地审查判断，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非法证据，如果仅仅寄希望于“规定二”的出台就万事大吉了，显然是不现实的。笔者结合自己的审判实践，拟就审判实践中如何判断死刑案件中的非法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审判实践中，有三大类证据最容易出现非法证据的现象，那就是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和被告人供述。

物证、书证作为七种证据之首，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不说话的证人，特别是原始物证、书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其证明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在实践中，无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都会对物证、书证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又往往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使得本来具有极强证明力的物证、书证成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在证明体系之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自第210条至223第对公安机关扣押物证、书证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不按照这些规定去做，就有可能使得公安机关提取的物证、书证丧失了合法性。因此，我们在审查物证、书证时，首先不在其关联性、客观性，当然关联性、客观性很重要。根据“规定一”第6条的规定，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是物证、书证的合法性问题。第一，必须认真审查物证、书证的来源。在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往往会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移送一些物证、书证。但是，有时往往忽视用提取笔录、扣押笔录、搜查笔录等形式说明这些物证、书证的来源，对物证、书证提取情况缺乏清楚的记载，导致物证、书证的来源不清。在我们看来，查清物证、书证的来源，有助于判断物证、书证的真实性。当控方将一把刀呈上法庭进行质证，证明此刀是某案的凶器时，如果我们不认真审查此物证的来源，也就无法查明凶器的真实性问题。1995年8月发生在云南省富源县凉水井“陈金昌等抢劫杀人案”在真凶出现后，证明是一起冤案，其中，陈金昌一审被判死刑。案中被告人姚泽坤在刑讯逼供之下，供出他在作案后将“凶器”——一把锤子放在他姐姐家中。公安人员即找到姚泽坤的姐姐姚美莲家，反复搜查没有发现姚泽坤供述所谓的铁锤。公安人员询问姚美莲无果后，认为姚美莲不老实，将姚美莲拉到烈日下，勒令跪在稀泥里，威胁如果不交出锤子就永远跪在那里。姚美莲被逼无奈，只好提出到邻居家借一把行不行。公安人员表示可以。于是，姚美莲在邻居家借了一把铁锤交给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将该铁锤作为物证移送检察机关提供给法庭。这把锤子竟然成为查实无误的铁证放在法庭上，成为重要的定案依据。这一物证虽然有提取笔录，但是在被告人翻供喊冤后，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均没有对物证的来源产生怀疑并对物证的来源进行复核，以致酿成冤案。其实只要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找到姚美莲对铁锤的来源进行复核，是不难发现问题的，毕竟这物证的来源是不清不白，可惜我们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没有认真对待，错失纠正错误的良机，想必也是追悔莫及。第二，必须认真审查物证、书证收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收集物证、书证时，如果违反相应的程序，可能造成物证、书证成为瑕疵证据或者无效证据使得物证、书证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或者无证明力。在下列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我们就可以认为是有瑕疵的证据：1.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2.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3.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4.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

对于死刑案件中，根据“规则二”第10条的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物证、书证出现了“规定一”第9条第2款所规定的情形，其处理原则有三，一是“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三是“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给我们对物证、书证的合法性审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处理非法物证、书证或者瑕疵物证、书证的基本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提取的物证、书证以及其他事项，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问题，往往都会指派、聘请具有鉴定资格的人进行鉴定，所作出的结论就是鉴定结论。〔3〕鉴定结论是随着证据科学化的进程而得到发展的，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进一步地推进证据的科学化进程。〔4〕由于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往往被司法人员誉为新的“证据之王”，鉴定结论也日益得到司法人员的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鉴定结论毕竟也是由人作出来的，鉴定结论固然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因此是重要的证据；同时偶尔也可能成为危险的证据。也正因为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所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最终是由法官来评价的。〔5〕而在司法实践中，恰恰普遍存在着司法人员对鉴定结论过分依赖，而疏于对鉴定结论审查判断的现象，这是很危险的。在笔者看来，对于鉴定结论的关联性、客观性问题的审查当然很重要，但是，由于司法人员受法医学、法医生物学、痕迹学、司法精神病学等知识的局限，要真正审查出其客观性问题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6〕因此，作为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首先应当突出对合法性的审查。而这恰是审判人员的强项，如果你对鉴定结论客观性存在的问题在审查中没有发现，可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者同情，但是如果在合法性审查方面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同情了。

那么，对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审查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重点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当审查鉴定人员有没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应当回避的情形很多，比如与案件当事人有没有利害关系等，特别是如果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后，一般都会引起审判人员的注意。但是，有一种情形则往往被办案人员忽视，那就是侦查人员同时作鉴定人时。现在一些地方的公安刑侦技术人员被提拔为刑侦队的领导，他们往往既当侦查人员又当鉴定人，这种情形在我省高级法院审判的死刑案件中就发现过多起，我们一般认为这种鉴定结论不具有合法性，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将案件发回重审，要求侦查机关或者重新鉴定，或者重新侦查。第二，应当审查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由于电脑科技引入日常办公活动，因此，鉴定结论报告书现在一般都是电脑打印的，而鉴定人往往忘记在报告书上签名并加盖鉴定技术章。这样在形式要件上就使得该鉴定结论成为无效证据。这样的情况在我省发生过无数次，其中有一个中级法院在一个月之内就因此被我省高级法院发回5件死刑案件。更有甚者，发生在我省的一起非死刑冤案中，在定案的证据当中，公安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物证生物学鉴定结论报告书就没有签名盖章，这种鉴定结论实质上是无效证据。但是我们的检察人员就凭着这样的证据起诉，审判人员就凭着这样的证据判案。这起冤案的发生当然有许多主客观原因，但是，就凭着这样的让诸如此类的无效证据走完诉讼程序，就应当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一点都不冤枉他们。对于这种情形，一般而言，审判人员可以提请检察人员补充解决，或者审判人员找鉴定人解决。〔7〕第三，应当审查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笔者还是书记员的时候，曾经和一位审判人员办案，当时只有血型鉴定，鉴定结论是刀子上有A型血痕，与被害人血型相同，认定该刀子为凶器。但是该审判人员在二审时就发现，该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不符合该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因为没有做联苯胺试验，而做人血血型鉴定的第一步就是要做联苯胺试验，确定该血痕是不是人血。后来经过重新鉴定发现，联苯胺试验呈阴性，该刀上的血不是人血，将该物证排除在定案的依据当外。第四，应当审查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这个问题也是经常被司法人员忽视的，往往有鉴定，但是检材的来源不清。检验一把刀，刀上有被害人的血迹，但是这把刀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情况如何不清。这当然与上面说的物证收集中存在的问题有关，但是也是司法人员在审查鉴定结论时所必须注意审查的问题。

“规定一”第24条明确规定了，在死刑案件中，下列情形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无效证据：1.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2.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3.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4.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5.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6.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7.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8.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9.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这些情形也都是司法人员在审查案件时特别应当注意审查的。司法人员在审查死刑案件时，如果对于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被告人供述是对犯罪最直接的证明，在传统理念中被称作“证据之王”。正是由于被告人供述的这种价值，一方面，侦查机关非常重视获取被告人的口供，有时甚至不惜刑讯逼供。事实多次证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刑事错案，多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刑讯逼供不一定导致冤案，但是冤案后面一定有刑讯逼供。〔8〕因此，司法人员，特别是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庭前供述的合法性审查至关重要。

“规定二”在程序上解决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规则，明确了法院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调查的责任；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明确了应当由控方对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对被告人庭前供述合法性审查有了程序性保证。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些程序性规定并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审查出案件是否存在对被告人有刑讯逼供的问题。事实也多次证明，如果存在有刑讯逼供，在法庭上是不可能调查出来的。试想，查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是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事情，怎么可能在法庭上通过某种判决形式认定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以往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往往就是两种情形可以被查出来，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时被刑讯逼供致重伤或者死亡；二是冤件被发现时，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无不是冤案事实已经发生后才查出来有刑讯逼供的。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审判人员高度怀疑公安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时，或者说刑讯逼供不能排除时，就可以考虑该庭前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公务员之家

对于刑讯逼供问题的调查，往往不能在法庭上解决。笔者审理了好几起死刑（包括死缓）案件，由于发现刑讯逼供不能被排除而致被告人重获自由的案件，这些案件对是否有刑讯逼供的问题就是采取庭外调查发现的。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去审查：第一，必要时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此法屡试不爽。因为各级看守所对关押在其中的人犯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人犯出现非正常死亡是会被追责的。因此，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对于侦查人员送押的人犯都会认真检查其身体状况。笔者审理的湖南东安王某某案时，被告人口称被刑讯逼供，并称看守所狱医有记录，本人即调取被告人关入看守所时的身体健康检查记录，发现记录本上记载被告人在入监时，遍体鳞伤，人犯吃了近一个多月的云南白药才伤愈。而笔者在审查时没有发现有证据证明王某某被抓前是受过伤。此外，还有同监人犯证明王某某入监时一身的伤。最后在我们调查侦查人员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打还是打了，只是出于“义愤”。据此，刑讯逼供不能排除，王某某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又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王某某犯罪，王某某后被释放。〔9〕笔者在办理死刑案件通过这样调取看守所狱医日志查证刑讯逼供不能排除的情形就有3件。最高法院证据规则出台前在全国进行过调研，在最高法院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笔者曾经就提出过从这一方面查证。从“规则一”第28条第（4）项的规定来看，是采纳了笔者这一建议的。第二，应当认真审查审讯的时间、地点，从中发现刑讯逼供的线索。一个人的生理周期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因此，以让犯罪嫌疑人长时间得不到休息的手段而逼取有罪供述的情形时有发生。为此，当被告人提出审讯人员在庭前审讯时，有长时间连续审讯，不让休息的辩解时，我们应当注意审查审讯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审讯的时间长短，而这只需要查证看守所在提押票上的签字时间或者审讯笔录上的记录的时间就可以查明。对于连续审讯时间超过12小时的情形就要引起审判人员的高度重视，对在此情况下作的有罪供述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当被告人提出有提外审进行刑讯逼供时，审判人员在审查时就要查明庭前审讯是否存在提外审的情形。凡发现提外审的，就应当引起审判人员的高度重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除因侦查工作需要，提人犯出所辨认罪犯、罪证或者起赃的和开庭审判之外，是不得提外审的。笔者曾经审理过1件死刑案件，发现被告人一被提外审就作有罪供述，一回看守所就作无罪辩解，引起笔者对庭前审讯得到的有罪供述高度怀疑，加之作案时间存在疑问、其他物证不能直接指向被告人，最终经过几个回合，被告人被无罪释放。当被告人称庭前供述是刑讯逼供的辩解时，如果经审判人员审查发现该供述是在看守所内取得的话，根据现在看守所的设施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该辩解不能成。因为，现在大多数看守所的设施已经将犯罪嫌疑人与审讯人员进行了物理隔离，审讯人员根本无法触及到被审讯人员对死刑案件的审判事关当事人生命，不能不慎之又慎。作为司法实务人员，我们应当抱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认真审查判断死刑案件证据，做到万无一失。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上、从理念层面上、从操作层面上对死刑案件证据真正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死刑案件上不发生冤案。

【注释】

〔1〕南英：《大力夯实刑事案件审理的证据基础》，载2010年6月30日《人民法院报》。

〔2〕《人民法院报记者》王银胜：《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就两个《规定》答记者问》，载2010年5月31日《人民法院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鉴定结论，在“规定一”中却称为“鉴定意见”，不知为什么？笔者在此还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称谓。

〔4〕[日]松尾浩也著，张凌译、金光旭校：《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5〕同注[4]，第95页。

〔6〕当然也有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并且十分精明的审判人员在审查案件时发现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存在问题并提出重新鉴定而推翻原鉴定结论的案例。笔者曾就此写过四篇被称为《洗冤新录》的文章分别刊登在《湖南法医通讯》（1993年第1期、第2期，1994年第2期）和《法庭科学杂志》（1996年第1期）上。

〔7〕那5件发回中院重审的案件，其实高院不是不能解决，但是，有1件案件在一审开庭时，辩护人当庭提出质疑，认为此证据是无效证据时，检察人员居然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惯。”此话被书记员记录在案，一审审判人员对此不予评论。为了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我省高级法院对发生同样问题的5件案件一起发回重审，并写出司法建议，这是199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久发生的事。这样的情形直到2007年还有地区发生过。

死刑案件范文篇5

关键词：死刑证据；证明标准；实质审查

一、特别对待死刑案件证据的必要性

（一）死刑适用应当采取最慎重态度

审判活动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对法院公正审判的信任。我国已先后立法将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决定权做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法院行使，只有经过复核的死刑案件，才是死刑的终审判决。这足以证明国家对死刑案件的审慎程度，因此，在死刑案件处理的各个环节，都应当采取最审慎的态度。这不代表一般的刑事证据可以马虎了事不按法律规定来，而是说在现有司法资源有限和证据观念证据意识还未完全树立的情况下对某些更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权的优先保护。

（二）死刑案件应当具有最高证明标准

死刑复核制度之目的在于保证死刑案件判决的正确性，其本旨在于寻求正义的价值目标，法彦有云“不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错杀一个好人。”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法律决定，这取决于死刑案件证据的正确性。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也是唯一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到错误追究的屏障。因此，死刑案件的证据必须能够达到确认该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能够判处死刑的犯罪活动，对该犯罪活动的证明标准也应该达到最高，使得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和待证案件事实相匹配，证据的证明标准案件死刑性质相匹配，即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

（三）死刑案件错案的证据规律性

首先，口供作为认定死刑案件比不可少的证据。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办案机关为了拿到证据不惜一切代价，违反程序，践踏人权，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尽管我国早已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但是长期的司法实践错误惯性的延续，使得办案机关想尽一切办法要拿到一份认罪的口供，似乎这样才能把案件变成铁案。

其次，程序都严重违法。侦查机关只要能拿到证据，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都几乎被剥夺殆尽，可以违反侦查程序，违反侦查期限已经是无需言明的潜规则。这样做也许能够使部分顽固的犯罪嫌疑人服法认罪，但是却使许多清白无辜的人身陷囹圄。这种漠视人权的执法意识和盲目追求案件实体公正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这些死刑的错案大部分都是把案件事实直接拿来就变成了法律事实，程序正义不能得以伸张，实体公正必然也无法实现。

再次，刑讯逼供造成证据的证明力超越证据极限，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吻合程度为现实生活所不能达到。比如一个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于某日23点28份30秒的时候对被害人行凶，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刺进了离被害人心脏2.5厘米的位置，事后证实被害人心脏2.5厘米处中刀，并找到了带有犯罪嫌疑人血迹的衬衣。这样严密的证据似乎是达到了罪证确凿，但是试问这样的高度吻合在实施犯罪时能够做到吗？我们不禁会怀疑难道不是根据被害人特征逼取的口供，伪造的衬衫吗?这种貌似真理的谎言，在很多死刑错案中都有所体现，值得我们警醒!

二、死刑案件证据定案的原则性要求

在我国，死刑案件已有了相对规范的审查判断要求，但是没有一个原则性的标准，缺乏统领性的原则要求即确立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理论和证据法，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根据诉讼主张的类型和证明责任的不同，将刑事证明标准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法院对被告人做有罪判决时，公诉方证明犯罪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有罪认定标准。所谓合理怀疑指的是陪审员在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断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

我国现行的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的规定只有8条，包括：证据及其种类；证据收集的一般原则；运用证据的原则；向单位和个人收集证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证人的资格与义务；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等。14年来，这8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原则、笼统、操作性极差的弊端。因此，我认为死刑案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制度应当切实建立起来，以此为原则，树立正确的证据意识必定会极大改善司法实践中仅凭某些证据片面认定案件事实，冤假错案频发的现象。公务员之家

三、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判断的制度缺陷及改善

（一）死刑案件在复核时缺乏对死刑证据的实质审查公务员之家

就拿死刑立即执行来说，最高院在复核的时候只进行书面审查，不会开庭进行审理，当然这和我国是人口大国，我国诉讼资源的优先性密切相关，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随之显现。在复核时往往侧重于对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之间进行审查，即这样的证据能否得出这样的案件事实进而判断，主要围绕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审查，缺乏对证据本身之间的审查判断和监督。然而证据本身才是最原始的，最能真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此类犯罪行为的根本参照。因此，我认为应当建立专门的对死刑证据的调查核实机制，保证定案的证据的真实性。

（二）制度本身的模糊性

新规定中有诸如此类的规定：“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关于新规定中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本意在使程序瑕疵得以补救，但是新规定未能明确怎么样补正，何为合理解释。在死刑证据的审查判断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导致出现了许多假证据和假命案，这种弹性条款必须做更加细致的规定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否则新的规定就和了严格死刑证据审查判断标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出发点相偏离了。

参考文献：

[1]沈德咏．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杜世相．刑事证据运用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3]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死刑案件范文篇6

关键词：死刑/刑事和解/恢复性正义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犯罪发生以后，在调解人的主持下，被害人和犯罪人直接协商以达成谅解，协商结果影响到刑事处分措施的制度。近年来，随着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我国某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开始在一些可能适用死刑的刑事案件中运用刑事和解，以减少死刑的适用。但是，由于理论界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研究尚不深入，没有及时给予其理论上的解读，普通民众对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有“赔钱赎命”的看法，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运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因此，有必要对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美国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是少有的几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由于美国的刑事和解实践（主要是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模式）在西方各国中发展的相对较早，刑事和解也渐渐地溶入死刑案件的裁量中。美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实践可以分为两类：在死刑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事和解和在死刑判决后的刑事和解。

（一）死刑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在美国，死刑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事和解与美国的被害人影响证据制度密切联系。所谓被害人影响证据(Victimimpactstatement)，是指关于被害人所受影响之陈述，在对已被裁决有罪的犯罪人判刑之前，由缓刑官准备的一种不公开的官方文件，旨在向法官说明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或其家庭所造成的影响，以供法官量刑时考虑。被害人影响证据只有在被告人被确定有罪或者无罪后才能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在死刑案件中，此类证据可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书面的被害人影响陈述的形式和直接的被害人影响作证的形式进入到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在美国的一些州，被害人所表达的所受犯罪的影响的证据成为刑罚裁量的合法参考因素。

被害人影响证据在死刑案件中是否可以影响到死刑的裁量，曾经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91年之前，被害人影响证据在死刑谋杀案件中是不被承认的。在Boothv.Maryland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使用被害人影响证据去描述被害人个人的特征、犯罪对于被害人家庭的影响、家庭成员的观点，以及犯罪的特征是违宪的。法院认为承认这些证据“造成本质上不可接受的风险，陪审团可能武断地和反复无常地适用死刑。”然而，佩恩法院驳回了布斯禁止使用被害人影响证据来描述被害人个人特征和犯罪对被害人家庭所造成的精神上影响的观点。弗吉尼亚最高法院肯定了佩恩法院的决定，接受被害人影响证据。法院否定了威克斯有关此类证据与陪审团的判决无关的观点。法院认为：“在弗吉尼亚，被害人影响证据在死刑谋杀案件中是与处罚是相关的。”最初，被害人影响证据通常是要求对被告人从重处罚或者适用死刑的主张。被害人影响证据通常涉及谋杀者所造成的破坏性损失和极度痛苦的情感化叙述，这种类型的证词的效果，是请求陪审团根据被害人所描述的本人、其他人包括社会所遭受的可怕损害，对被告人适用死刑。但是，随着被害人影响证据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所谓“逆向的”被害人影响证据问题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实践中存在被害人利用被害人影响证据来达到要求陪审团对被告人不适用死刑的目的。陪审团对于这种证词可以解释为受到犯罪行为严重损害的被害人同意对加害人判处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这种类型的被害人影响证据被认为是“逆向的”被害人影响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与怂恿死刑的适用是相悖的。在美国有相当多有关被害人家庭成员在死刑案件中进行宽恕的个案。2000年，弗吉尼亚的普瓦斯基郡的基地在其女儿被杀后，转变了对死刑的态度，表达宽恕的意愿，反对死刑判决，呼吁陪审团对被告人适用终身监禁。又如被杀害人的妹妹玛丽亚·赫因，不仅宽恕了杀害她哥哥的凶手，而且到监狱访问他，与他保持通信，并且为了加害人的利益而游说请求减轻处罚。在她给加害人的信中写道：“地狱是没有爱的地方，同样的，充满了仇恨而不是爱的心灵，我的生活将是活地狱。所以宽恕你不仅仅是为了你而且也是为了我，如果我拒绝宽恕，我该如何面对我的心灵。”赫因说她已经宽恕了凶手伊顿，因为“杀人是错误的，不管是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还是国家杀了一个公民……我想让其他的受害人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宽恕和和解。”这些要求进行和解和对犯罪人宽恕的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美国寻求和解的谋杀案被害人家庭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由谋杀案件被害人家庭成员组成的团体，该组织反对死刑，为废除死刑开展工作。这个组织的成员反对寻求死刑判决的公诉人的观点：“为了悲伤的家庭寻求公正，给他们想要的。”这些成员认识到“痛苦不可能通过转移给其他人得以解脱”。单纯的惩罚只可能影响到加害人，而不能满足被害人的需要，被害人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减轻内心的痛苦。如约翰在自己还是少年时目睹了他的父母被谋杀，他和他的妹妹被射杀但活了下来。后来，一个犯罪人被执行死刑，约翰有机会目睹了执行过程。然而，约翰仍然感到不满足，并且要求真正的赔偿。为了减轻他的愤恨和痛苦，约翰决定同另一个谋杀者会面。在约翰和这个犯罪人会面后，约翰称和解改变了他的生活。由于“逆向的”被害人影响证据的不断采用，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法庭做出判决前进行和解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逆向的”被害人影响证据成为影响死刑裁量的重要因素。

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需要报复和惩罚性报应。虽然被害人最初被愤怒感和对加害人的仇恨左右，产生了报复心，他们马上就会意识到他们被要求强制服从的刑事司法系统作为一个惩罚者并不能提供给他们需要的安抚。研究表明被害人的需要并不仅仅是报复，大部分被害人想知道和了解伤害是怎么发生的。通过会面和商谈，他们的情感得到了抚慰，萦绕在他们心里的噩梦得以驱散，并且在对话的过程中，了解到加害人的缺陷和软弱，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死刑的质疑。

（二）死刑裁量后的刑事和解

在美国，判处死刑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被执行死刑。美国38个州的监狱中共关押着近4000名死囚犯，而美国每年执行死刑的数目最多也不超过100，所以最终大部分死囚犯不会被实际执行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对死囚犯，调解程序也是有意义的。由于被害人或者死亡的直接被害人的近亲属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创伤，因此，许多被害人或直接被害人的近亲属要求与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进行会面，这些会面的核心是了解有关犯罪行为的细节，得到精

神上的收获，从犯罪的阴影中得到解脱，给自己一个了结过去的机会，以便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些和解虽然并不影响死刑的执行，但是，一方面和解可以满足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这些和解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死刑的执行，比如说某些州对死刑犯的赦免。

（三）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的实践表明：即便是在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中，国家刑罚权的也要顾及到被害人的利益和诉求；不仅在死刑裁量时要考虑到刑事和解的因素，而且在死刑判决生效后，也要为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和解提供可能。

由于我国“杀人偿命”的朴素报应观和长期的“严打”政策，被害人对严重刑事犯罪人的宽恕和对犯罪人减轻处罚的请求很难为人们认同，更不存在反对死刑的社会组织；刑事法理论上，学者们多是关注“民愤”的缺陷，少有人深入论述被害人宽恕的法律地位，也不存在明确规范被害人宽恕请求的法律规定。因此，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和民众的疑惑便不难理解了。

虽然我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存在欠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合理性。由于死刑对于犯罪并无有效的威慑力。我国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少杀慎杀”。虽然经过多年死刑限制的努力，我国死刑适用量还比较高，需要通过可行的制度大幅度地限制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刑事和解为死刑限制打开了新的出路。承认并促进可能适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有利于削弱被害人和社会的报复心理，促进加害人积极赔偿和悔过，将人们的注意力由犯罪人引向犯罪，为理性的研究犯罪相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提供可能和机会。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民众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人们对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容忍度越来越高，宽恕和和解的意愿在报应和偿命的压制下得以滋长。实践中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充分说明社会文化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和变化。

二、刑事和解与我国死刑的裁量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罪后情节，不仅从客观上对罪行所造成的损害进行了弥补，而且主观上表明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因此，从理论上讲，刑事和解可以成为侵犯个人法益犯罪案件中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

（一）刑事和解与死刑裁量的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有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罪大恶极，其含义仍应当从罪大与恶极两个方面加以把握：罪大是指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实害的一面，是社会对犯罪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恶极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犯罪态度坚决、良知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藐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是社会对犯罪人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在死刑条件一“罪行极其严重”进行衡量和认定时，必须以犯罪的客观实害为准绳，从客观实害中衡量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及其主观恶性，只有以此予以权衡，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达到罪行极其严重者，才可以适用死刑。应当说，“罪行极其严重”的规定实现了刑法的死刑条件由注重主客观到侧重客观，以客观为主、辅之以主观的转变，这一转变增加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以上观点虽然存在些许差异，但都以客观实害和主观恶性两个方面来判断“罪行极其严重”。而在客观被害和主现恶性的考量因素中并没有排除包括刑事和解这些罪后的情节。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以罪行为核心进行死刑的裁量的作法，忽视罪行之外的情节对死刑裁量的意义。在我们判断对犯罪人是否适用死刑时，不仅要看罪行是否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化规定，而且要看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否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方能适用死刑。刑法分则对于死刑适用的情节规定得相对比较明确，但是，应当看到，符合了刑法分则的量刑情节并不是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充分条件，还应当从客观实害量的幅度和能够反映主观恶极的具体情况上进一步判断方能得出适用合理的判断。而这些判断不能单纯局限于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也应从罪行之外去寻求答案。这些罪行之外的情节当然包括刑事和解这一罪后情节。有关罪后情节对于死刑量刑的意义，日本学者团藤重光依据其动态的人格理论有如下论述：“因为过去犯罪的缘故所以要责罚，但受刑罚的是现在的行为者。所以在思考刑罚时，对于犯罪的谴责或谴责可能性，不能将其固定在犯罪当时来思考，而是应该就现在的行为者人格来思考其犯罪的谴责可能性大小。所以说犯罪论是静的、固定的，但刑罚论是动的、发展性的。……在考量刑罚时必须把事情以动态的立场来思考，其中可以发现犯罪后的行为者之人格形成或对该犯罪的社会、被害者等的反应的变化等等的因素，这些都是有必要研读出来的。”虽然团藤重光的人格责任理论未必大家能够接受，但是，他的动态评价观点却值得我们借鉴。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评价，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罪行及其罪行所反映出的主观恶性，而且应当包括所有罪前和罪后情节，这些情节也影响到了犯罪的客观实害和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其中，作为罪后情节的刑事和解，必然影响到犯罪的客观被害和犯罪人的主现恶性的判断，应当成为影响死刑裁量的重要因素。

应当看到，现今刑事和解这一罪后情节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判定因素，其作用是较弱的。首先，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死刑的裁量以罪行的客观面，以及通过客观罪行所反映出的主观恶性的判断为核心，只有那些法定的罪后情节，如自首、立功等情节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至于刑事和解中对被害人进行的赔偿和道歉，既不与罪行发生直接的联系，也不属法定的罪后情节，其作用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次，作为死刑裁量的重要考量因素的人身危险性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实践中操作难度很大，如果以人身危险性是否极为严重为死刑判断的根据，那么，在人身危险性几乎不可能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对被告人有利的判断，那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可以适用死刑了。所以，有学者指出，在生命刑裁量中，要严格地体现报应的思想，即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人才能适用死刑。任何以威吓为目的，超越报应限度的死刑都是应当绝对禁止的。而报应是对已然之罪而言的，自然将人身危险性排除在外。从刑罚理论看，这一论断不无道理。对犯罪人适用死刑所能达到的特别预防的目的，通过无期徒刑也能达到；同时，对犯罪人适用死刑所要达到的一般预防的目的不能突破报应公正的限度，所以报应公正成为我国死刑存置的唯一合理的根据。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作为罪行后的悔罪和道歉这些能够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的因素在报应公正下变得可有可无。

如果在死刑适用条件理论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以刑事和解为依据作为不适用死刑的根据，无疑会让人产生“以钱买命”，“由被害人来决定生死”的不良印象。只有在我们采取了全面的、动态的死刑适用条件理论的前提下，刑事和解方能在死刑适用条件中找到其合理的居所。

（二）刑事和解与死刑缓期执行的裁量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独有的死刑执行方式，对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意义重大。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也就是说适用死刑缓期执行需要具备前提条件，即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同时，尚需具备“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这一实质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如下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为裁量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提供一些具体的界限：1.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2.受害人及其他人在本案中有无过错。3.犯罪人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最重要的作用。4.犯罪人有无自首或者悔改和立功表现。5.是否“疑罪”。6.是否有利于国际影响。7.是否属于值得保存的“活证据”。8.是否属于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等边界纠纷或民族、宗教、宗派斗争导致的犯罪。9.是否属于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华侨、归侨和侨眷中的犯罪分子。在以上的各种情形中，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行为所反映的主观恶性的因素之外的情形成为死刑缓适用的主要参考因素。

刑事和解这一罪后情节，从本质上同属于罪行外的因素，而且与以上各种因素具有相容性。其一，刑事和解发生在犯罪发生之后，加害人能够积极救治、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宽恕，从客观上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对于那些因民事纠纷激化，一时激情杀人的案件，不杀也不必过分担心其再杀人，就可以适用死缓；其二，有些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其背景是异常复杂的，存在受害人和其他人在案件中存在一定过错的情况。而这些情形并非完全被纳入到刑事诉讼的范畴，有些被规范的犯罪构成要件排除了或者为刑事诉讼忽视了，有些则深埋在当事人的内心，不为他人所知。如果加害人能够真诚道歉，有利于被害人及其家庭认识己方在犯罪发生过程中的责任，全面地衡量犯罪的原因、发生和发展，有利于达到对加害人的宽恕。对此种情况下适用死缓的社会压力就明显减轻了。其三，实践中，已经发生过作为受害人的外国人要求我国司法机关不对加害人适用死刑的情况，如果能够积极促成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适用死缓，有利于维护我国慎用死刑的国际形象。其四，对于涉及边界纠纷、宗教、少数民族、华侨的刑事案件，和解是避免矛盾不断持续和升级、消除敌意和对立、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此外，对于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不是起最重要作用，或者犯罪人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情况，如果双方达到了和解，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有利于查清案情，充实了适用死缓的根据。

犯罪后对被害人积极赔偿作为适用死缓的考量因素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司法机关的肯定。如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下达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事和解作为死缓适用的依据，不仅避免了民众“以钱买命”的消极反映，而且照顾了被害人的利益，减少了死刑的实际执行，达成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应当得到理论和立法的肯定。

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构想

综上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其一，刑事和解应当成为死刑适用的重要参考因素；其二，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其三，刑事和解不仅在刑罚裁量中予以考虑，而且，刑事和解也可以在死缓的执行过程中适用。

（一）刑事和解作为死缓的适用条件应当得到明确肯定

在我国死刑案件中，被害人的意愿和诉求不被理论和实践公开地予以承认，如“民愤”。由于民愤可能导致干扰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死刑的危险，因此，多数学者对民愤影响死刑的裁量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每一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来说，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应当根据量刑情节轻重，民愤大小……从恢复性正义的视角看，犯罪被害人对犯罪的反应不能忽视，但是，不加限定地以“民愤”这一内涵与外延不明确的用语来影响刑罚的裁量显然是不正确的。民愤既可能包括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态度，也可能包括社会上某一群体对犯罪的主观反应。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的反应与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态度可能存在冲突。由于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对犯罪的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死刑裁量参考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是危险的。能够加以明确的“民愤”只能是犯罪被害人对犯罪的个人反应。因此，民愤这一概念需要法定化，犯罪被害人意见需要通过法定的途径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同样的道理，犯罪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也应当取得同样的地位，作为量刑情节影响死刑的裁量。刑事和解制度强调犯罪被害人的利益和诉求，因此，无论犯罪被害人提出的对加害人从重还是从轻处罚的主张都应当加以考虑，二者同为被害人的主观意愿，如果适用其一，而排除另一个因素，便会造成双重标准的局面。因此，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将所有被害人的主观意愿都纳入到死刑量刑考虑因素范畴之内。犯罪人是否罪大恶极不能仅仅从罪行和犯罪人的一面进行判断，同时也应当将被害人所受实际伤害的程度考虑在内。如果被害人得到了及时赔偿和救治，接受了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罪，就表明没有达到罪刑极其严重的程度或者不必立即执行死刑。在我们的死刑量刑还没有摆脱罪行决定论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以作为“不必立即执行”的根据，大量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以大幅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有利于严中有宽、以宽济严，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贯彻。在理论界，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持。有人认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死刑案件中，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得到了被害人或者被害遗属的真诚宽恕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应当引导、帮助被害人或者被害人遗属与被告人或者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法院鼓励被告人以主动、积极的履行赔偿义务的行为和真诚的悔罪态度换取被害方的宽恕。”这种提议是可取的，刑事和解完全可以成为缓解社会尖锐矛盾冲突的有效手段。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死刑裁量中刑事和解的地位和作用可以通过立法加以法定化。

（二）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

由于死刑案件中，犯罪被害人及其亲属遭受了强烈的身体伤害或者精神创伤，本能的报复情感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平复。因此，为了推进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推迟死刑案件的判决。在判决作出的期间内，为被害人与加害人进行和解创造条件和便利，促成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和悔罪，以争取被害人的宽恕。在这一期间内，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加害人，应当及时启动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在对被害人进行物质赔偿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和个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犯罪成因、加害与被害互动关系上，促成加害人的真诚悔罪和被害人报复情感的平复，促进社会对导致犯罪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三）应当创设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

由于严重侵犯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要么基于强烈的报应理念，要么基于心理恐惧，而不愿面对犯罪人及其家属，再加之，如果过早允许双方进行沟通，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在查明犯罪事实，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司法机关不宜鼓励和解活动。但是，对于双方表达的和解意愿，或者加害人及其家属支付医疗费和丧葬费的情况，侦查机关应当记录在案。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在社会调解组织和人员的参与下，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家属在适当的场合进行和解的沟通。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道歉及其物质赔偿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收集取证。对于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请求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书面材料，检察机关在查明其真实性的前提下，可以附案卷材料一并提交人民法院。公务员之家

在审判阶段，合议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法庭上，或法庭下进行和解。对于前期和解的情况和审判阶段双方和解的情况，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

（四）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我国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根据有关解释，立功表现是指犯罪人在服刑期间，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制止其他犯人的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在生产、科研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在抢险救灾中有突出表现；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突出事迹；被劳改单位评为省级劳改积极分子。所谓“重大立功表现”应是上述立功表现中之更重大者。与上述立功表现相比较，如果罪犯在死缓执行期间，能够真诚地向直接被害人及其家属真诚悔罪、道歉，积极地恢复被害人的精神创伤，并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向被害人进行赔偿，得到被害人的宽恕，那么，足以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为降低，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完全可以作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之一，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早日回归社会。因此，监狱部门应当为死缓犯和犯罪被害人提供会面和调解的机会和场所，运用刑事和解的手段积极地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满足被害人的利益和诉求。

死刑案件范文篇7

2007年的首日，注定将是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一天，注定要被新中国的法制史所铭记。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

“这是20多年来我国对死刑适用程序所做的最大的调整。”有法学专家这样评价称，这一足以让世界瞩目的刑事制度变革，是从司法制度上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宣示，是我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体现，这一政策对于保障公民人权和生命权，杜绝冤假错案发生，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上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无疑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与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死刑复核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种中最严厉的一种，称为极刑。我国法律一方面把死刑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除在实体法中规定了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等限制性要求外，还在程序法中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1]。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报请对死刑有核准权的人民法院审查核准应遵守的步骤、方式和方法，它是一种特别的程序。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死刑复核程序是一道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这一程序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适用死刑一贯坚持的严肃与谨慎、慎杀与少杀的方针政策，对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均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

2.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实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3.死刑复核程序是严格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2]。

三、死刑复核核准权的几度下放与收回

（一）下放与回收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4条、第145条、第146条、第147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3条，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和审判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把判处死刑的权限划归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明确规定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标志着死刑核准权已统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未曾实施已几成文。为了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犯罪，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接着，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

1.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对反革命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须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在上述《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尚未届满之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它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召开了第177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对今后贯彻的有关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本院判决的死刑案件以外，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本院批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

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省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3]。

（二）复核权下放带来的负面影响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经过20多年的实践，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20多年来，复核权下放的实行因年代的不同以及个各省的情况不同导致在运用过程的各种问题的发生。

《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时有越界的情况，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是，在罪大恶极的罪犯得到应有惩罚的同时，一些本来很轻微甚至并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被告人也被核准死刑。据悉，1983年“严打”期间，上诉期仅有3天。甚至没有3天，从抓到判到执行也就一个星期。

从重从快，是导致错杀、可杀可不杀必杀的一个主要原因[4]。造成死刑大量增加与死刑适用标准不同和随意降低有直接关系。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同时，标准也随之下放。死刑标准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异，比如贪污贿赂案件，有的地方5万元开始立案，而在另外的地方可能3万元就要杀头。

虽然立法上将死刑复核审理程序的核准权定位于最高人民法院，但实践中死刑核准权被下放，造成了立法上的混乱、死刑复核程序虚置、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等负面影响[5]。

（三）负面影响促使死刑复核权的回收

正是由于死刑复核程序下放带来的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利于被告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不利于限制死刑适用这一程序设置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不利于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和制约等不利因素的出现及危害性的突出表现[6]。因此，众多的法律专家、人士以及广大的民众的呼吁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因此说负面影响加快了最高院回收死刑复核权的步伐。

四、收回死刑复核权后需改进的问题

（一）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7]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8]。

（二）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

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9]。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五、死刑复核制度成功改革的启示及意义

（一）启示

1.是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2.是最高院向社会提交的一份满意答卷

死刑核准权长久的下放到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最高法院能否完成这项改革，能否承担这项重大任务，有很多人对此抱有担心和怀疑心态。但经过四年多的实践证明，最高院在做了大量、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顺利实现了死刑核准权由高级法院多头行使向最高法院统一行使的平稳有序过渡，从而确保了死刑复核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产生了一连串良好的社会效应

死刑复核程序的成功改革不仅实现了所有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一程序正义，而且带动了其他司法执法环节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了公民法律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10]。

（二）意义

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意义总的来说可归结为四点：(1)促使法律的归位;(2)维护法制统一;(3)发挥死刑复核的作用;(4)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六、公众期望

死刑案件范文篇8

论文内容提要:死刑案件贯彻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轻刑案件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已经在国际公约中规定，并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执行。疑罪从轻的做法说明了证明标准存在着诸多等级。我国应当依据罪刑轻重确立多等级的差别证明标准，使“优势疑罪”从轻处理合法化，并将“承认”作为证明标准等级设定的重要参考系。

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适用同样严格的证明标准，导致刑事诉讼进展缓慢，轻重不同的犯罪适用同样的证明要求，也使得司法资源的使用不尽合理，造成宏观司法的整体诉讼效率的低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作出结论性意见时要求相同，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不分案件性质和刑罚的轻重，统一适用同一个标准。

一、诉讼中证明标准确定的依据

（一）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根据

自从诉讼分解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差异就一直明显地存在着，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需要谨慎程度和严格程度不同的程序法来调整。民事诉讼中解决的争议所涉及的行为，虽然一般来说也有对法律的违反和对公民、组织等主体权益的侵犯，但是，由于其关涉的权益不是生命权、自由权等最为重要的权益，而且，其侵权的方式也不是诸如杀人、抢劫等十分恶劣的手段，所以，法律对待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也选择了较为缓和的多种途径。“案件事实”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并不是必须查明的对象，因为查明案件事实的目的就是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谅解或者放弃争执，国家就无需关心案件事实的真相。

（二）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仅仅连接两个个人的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往往是纯粹的个人利益，而且往往是金钱性质利益；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受到扰乱（危害），另一方面又涉及个人的尊严与自由。”[1]（P4）“刑法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证据标准，这证明了我们对发动刑事制裁的严肃态度，同时也产生了运作的特殊困难。”[2]（P140）刑事诉讼中涉及的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家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不论被害人的意见如何，国家都无法坐视不管。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对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责任，不仅不能满足社会对公正的一般要求，同时，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往往其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若不以惩罚的方式预防和教育，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极大，以剥夺生命权、自由权为重要内容的刑罚的适用，是社会自卫的必要手段。

综上，诉讼关涉的法律利益即法益的大小，是法律设计诉讼程序是否复杂并严谨的重要权衡依据，也是证明标准高低的选择基础。

二、罪刑轻重不同案件的证明标准考察

（一）死刑的证明标准

在刑罚轻重程度不同的刑事案件中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讨论，首先从死刑案件与其它刑事案件的比较入手，并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即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有别于其它案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文件通过的《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84年通过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有罪不能被推定，除非指控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余地”就是排除一切可能性，这意味着控方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要件）必须予以直接证明，而不能通过构成要件的推定机能来间接证明。

（二）轻微犯罪的证明标准

在死刑之外的各种刑罚之间轻重差异也是巨大的，是否也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呢？在比较轻微的犯罪处理程序中，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已经降低了证明的要求。如德国的处刑命令程序，规定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编“特别种类程序”之第一章第407～412条。处刑命令程序是指法官对检察官的定罪量刑建议不经正式审判而予以审查、确认的刑事简易程序。处刑命令程序的基本操作程序是，检察官将自己认为合适的定罪量刑书面建议提交法官，法官先进行书面审查，如同意检察官的建议则以检察官的建议作出处罚令，此处罚令在被告人同意时等同于生效判决，被告人不同意则开始正式审判程序。

（三）证明标准的多个等级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存在四个有文字依据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简易程序中低于3年有期徒刑轻微犯罪案件的最低的证明标准，普通程序中“被告人认罪”的非重刑案件（非死刑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的较低证明标准，普通程序中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和一切重刑案件的一般证明标准，死刑案件极严格的最高证明标准。

英美证据法中，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由高到低可以分为九个层次：（1）绝对的确定性（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一标准无法达到，任何法律不作此要求）；（2）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中作有罪认定所必需）；（3）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保释请求的驳回）；（4）优势证明（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5）可成立的理由（适用于逮捕令状的签发、无证逮捕、搜查及扣留等）。

三、阶梯式证明标准的建立

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重罪应当重罚，轻罪应当轻罚。轻重不同的刑罚不仅对承受者来说事关重大，对于承担刑罚适用错误风险的国家来说也是事关重大。既要以谨慎的态度把死刑案件、重刑案件处理得精细、准确，以实现实体公正的要求，又要在轻微案件、轻刑案件中节省出更多的司法资源以提高诉讼效率，在证明标准方面实行差别设计就是无法回避的选择。面对我国的立法与实践，虽然存在着不同的证明要求，但是这种差别缺乏规范的法律表述，之间的区别不容易理解和把握，还没有区别不同情形、限定证明状态并依罪刑轻重，形成能够上下衔接的阶梯式证明标准的体系。

（一）“承认”对证明标准的影响

“承认”是指被告人对起诉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的供述。由于被告人供述也是证据的一种，供述的存在会使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明显提高，所以，一般来说有“承认”的案件基本事实都能够达到清楚的程度。存在“承认”的案件，证明标准之所以明显低于“否认”的案件，更重要的原因是，被告人的承认不仅表示了他对事实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了他愿意接受惩罚的意向。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认为：法治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它为人们提供这样的能力，即选择生活形态和形式、确定长期目标并有效地指引人们的生活走向这些目标的能力。法律应当尊重人的尊严，将人当做能为他自己的前途进行计划和设计的人。

但是，对于死刑等重刑案件，被告人的承认仅仅在证据层面发挥一个证据的证明作用，法律不能因被告人对事实认可的态度和对诉讼结果接受的态度而放松警惕，降低严格的证明标准要求。残酷的刑事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情形还大量存在，虚假“承认”的其它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排除，所以，我们决定判处死刑等重刑时，还必须高度警觉，以避免判决制造重大错误、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死刑等重刑案件中被告人“承认”的存在，也不能降低证明标准，因为“法律的任务就是努力在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18]（P210）

（二）有罪证据占优势的“疑罪”应当“从轻”

在当下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应当是较为通行的做法。当然，实践中的“疑罪从轻”绝不是怀疑有罪即可以从轻定罪或者从轻处刑，而是在证明犯罪存在的证据处于优势的情形下才可以。然而，这种做法似乎遭到了理论界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针对死刑适用中的“留有余地”做法，攻击更显得激烈：“如果在是否构成死罪的问题上，也存在疑问，即使有罪证据处于优势地位，也必须作出无罪判决。这既是司法者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也是被告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19]

证明犯罪存在的证据处于优势的情形，对于法官来说，让他们不担心放纵犯罪，不考虑被害人的保护，不顾及裁判后的“不稳定”，不追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而选择宣告无罪，是极其不可能、不现实的。如果遵守“疑罪从无”原则，相当多的案件不能作出有罪认定，放纵更多罪犯与冤枉几个无辜相比，法律当然会选择后者，因为秩序是法律从产生起就最热衷追求的价值。”[23]（P323）

（三）“优势疑罪”的证明标准等级

证明标准是衡量人们运用证据证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相信程度的尺度，因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人们的疑虑，当是确定犯罪案件证明标准所应遵循的思路。由于所有案件不论轻重都适用一个证明标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能够认定犯罪存在的证明标准尽管存在差异，却必须符合共同的底线要求，即证明犯罪存在的证据占优势地位。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存在的可能性才大于无罪的可能性，才允许进行定罪的选择。相反，无罪证据占优势的情形，认定有罪错误的风险大于认定无罪，仅仅是对错误风险的简单规避，也不可能允许认定有罪。

“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国际公约的权威设定，美国学者关于死刑证明标准也建议由“排除合理怀疑”提高为“排除一切怀疑”，中国的审判机关在死刑应当适用高于其它案件的最严格的证明标准问题上也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见，而且学者也有死刑案件适用“排除一切怀疑”证明标准的主张。[24]可见，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特殊性和最严格性，已经达成共识。在概率表达上应当是一致的，即接近100%。

除死刑外，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最低法定刑为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应当与《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规定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等同视之，不论被告人是否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明标准应当仅次于死刑案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比较恰当。“试图定义什么是‘合理怀疑’是徒劳无功的。它所提出的，不是一个量的标准，而是一种审判态度。如果在判断实际情况是否符合认定被告人犯有所指控罪行的法定要求的过程中，存在思考所无法排除的任何犹豫，那么陪审团必须无罪释放被告人。”

注释:

[1][法]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M]．梁根林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斯]儒攀基奇．关于比较刑事法的若干法哲学思考[J]．比较法研究，1995，（1）．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M]．汪祖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陈永生．死刑与误判[J]．政法论坛，2007，（1）．

[8]李玉华等．诉讼证明标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死刑案件范文篇9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证明制度人权

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了宪法，这是我国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当代中国的宪政原则。死刑涉及生命权这一起码的人权，是谈论其他人权的基础。因此，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据制度相对于普通案件必须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

但是，事实上，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原则，以及证据运用的确实、充分的标准，但是，去年曝光的佘祥林、聂树斌被错判死刑案，暴露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证据制度的严重弊端，其主要表现为案件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据规则经常被违反、以及非法证据得不到排除等等。(1)

我们以为，可以根据相关的国际条约要求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制度之完善：1在普通案件中，证据充分确实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则应该升格为证据确定无疑；2在普通案件中，证言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在死刑案件中，则证言只有在证人出庭作证并经质证后始可采信；3在普通案件中得不到排除的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死刑案件中应予坚决排除。

一、采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直接涉及人的生命权与自由权，因而，西方各国都对刑事案件规定了最高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为"排除合理怀疑"（beyondreasonabledoubt)。"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究竟要证明到什么程度，法律没有规定，学理上通常解释为95%以上。大陆法系国家为"内心确信"，是指法官根据证据形成的内心确信，没有进一步明确确信应当符合案件客观事实，造成这种主观上的内心确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任意性。(2)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刑事案件的有罪证明标准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事实清楚"，是指司法人员主观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达到符合客观案情的程度。"确实"是指证据本身是客观真实的，"充分"是指结合构成证据的体系至少在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上，达到了确定无疑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司法实践证明，这个证明标准基本是正确的的。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并没有达到而是接近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地步，往往采取从轻处罚，留有余地的做法。即对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证据事实有矛盾、疑点，达不到排他性，便采取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做法。佘祥林杀妻案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未排除其他可能性，没有判死刑，而留有余地改判死缓，但最后因离家多年的妻子突然回来而真相大白，洗刷冤屈。可见，"留有余地"的判决虽然可以避免错杀，但是还是难以防止错判。

联合国文件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另有作出了规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84年5月25日第1984/50号文件通过的《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Capitalpunishmentmaybeimposedonlywhentheguiltofthepersonchargedisbaseduponclearandconvincingevidenceleavingnoroomforanalternativeexplanationofthefacts)"。这一规定表明，对于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仅要建立在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基础上，而且根据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具有排他性，或者说认定犯罪事实成立的结论具有惟一性。

那么，这一证明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是否有高低之差别?我们认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应当是指具有确实可靠性、充分性、合法性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要求认定被告人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这一结论具有惟一性，而不存在任何其他怀疑，即确定无疑。按我国学者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能够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质疑。(3)并指出《保障措施》中"关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实质上是要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无疑''''的程度，对"被告人是所控犯罪的实施者"这一结论要排除其他可能性，淡化了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色彩，因而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高。所以，死刑案件的"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实质上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当然，要求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全部实实都证明到100%，也不符合实际，如有时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主观方面的事实(如故意、明知等)就很难作出排他性的认定。但如果认为，对于犯罪主体的证明只能达到接近真实的程度，不可能达到排他性，显然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如最近引发激烈争论的王斌余案件，鉴定结论和其本人认罪供述等一系列证据能够确定无疑地证明王斌余故意致四人死亡、一人重伤的犯罪事实，因此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斌余故意杀人案作出判决，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4)

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有罪认定的标准可表述为:"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排除其他可能性。"排他性或称唯一性，也就是指达到100%的准确率，即达到"确定无疑"。坚持在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明上达到排他性，既是应然，也是实然。

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联合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只有严格遵守"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够做到有力地保障无辜的人不被错杀。即便涉及重大嫌疑，如果证据没有达到证明被告人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唯一性证明标准，不能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判决，而应当依照"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5)

二、确立严格的证人作证规则

就目前司法实际情况来看，要在短期内全面革除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证据规则尚不健全、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严重失范的弊端，十分困难。但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死刑案件证据运用失范的局面得以尽快的改善，可以说是切实可行的。例如，在普通案件中得不到排除的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死刑案件中应予坚决排除:在普通案件中，证言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在死刑案件中，应该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抗辩式庭审方式后，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调查询问，使法律设置交叉询问庭审方式的立法口的有落空的危险，因而这是目前司法实务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自接和言词原则的也要求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因此以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庭外陈述笔录作为定案的根据，也与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自接相悖。这两项规则的确立，势必使证人、被害人、被告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成为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要务，以杜绝目前由于证人等不出庭作证带来的种种弊端。直接和言词原则以及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必然要涉及建立保证出庭作证的相关配套制度。首先，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如死刑案件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和调查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未出庭证人或被害人等的证言和陈述不能作为裁判的根据。其次，完善出庭作证证人的权利保护，确保出庭证人在人身、经济等方面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补偿。最后，缩小证人资格范围，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特权规则。在刑事案件中，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规则，如不自证其罪的特权，配偶间免除作证义务，律师有权拒绝提供职业秘密，医生有权拒绝泄露患者的秘密等。(6)

三、采取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关于排除非法证词证据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可以看出，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虽然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没有规定排除采信，而司法实务中则往往将其作为证明犯罪的"王牌"证据予以采信。我们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死刑复核过程中采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我国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第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第16条又规定酷刑应代之以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7)此外，美国的非法证据严格排除法，即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一律不予采纳。又根据"毒树之果"理论,用最初非法获得的证据提供的线索再获得的证据同样也在排除之列。(8)

为了遵守上述国际公约，我们可以在死刑复核的证据制度上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办理死刑案件的过程中，无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只要是通过非法手段收集取得的，都应一律予以排除。

(1)参见邱兴隆：“死刑的程序之维”,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2)陈光中,彭海青:”我国死刑审判程序改革刍议”,载《中国司法》，2004年10期

(3)王志辉：“审理死刑案件的若干问题”，湖北法院网，2005年4月17日

(4)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新华网，2005年9月4日

(5)参见李玉花：“限制死刑适用，专家建议——对死刑案件采用最高限度证明标准”，中国法院网，2005年10月17日

(6)参见董超:“死刑复核程序问题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死刑案件范文篇10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势必造成了一些地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相重叠，合二为一，因为高级人民法院也可能是案件二审法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处死刑案件的二审裁定书上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实际上就是用二审程序吸收了死刑复核程序。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是互相独立的诉讼程序，它们既不能合并，也不能同时进行。死刑复核程序只能在第二审程序终结之后才能够进行，并且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因此，上述做法的理由虽然是冠冕堂皇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依法授权，但这却是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的，同时也剥夺了不至于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最后一线希望，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且容易导致错杀，同时这两种程序合二为一也容易导致官官相护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某些法院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但是应当如何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鉴于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所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自己行使，以保证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独立于地方法院系统的死刑复核分庭，最高人民法院实行垂直领导且各分庭至少管辖两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另外，两级死刑复核庭的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拨付。这样，一方面可以彻底地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二为一的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此外，这从理论上讲，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体现了国家慎用死刑的严肃态度；从实践上讲，则有利于纠正死刑判决的偏差与错误，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有效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对防止错杀，坚持少杀与慎杀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是否应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作为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死刑判决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提起抗诉，还可以在罪犯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并可以提出纠正建议。由此可见，死刑复核程序是当然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的。但是，笔者发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却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只有控诉方的。应该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既然有控诉方的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合程序中起着法律监督的作用，那么辩护方更加应该参与到死刑复合程序中去，否则，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那么象征着“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平就会倾斜，不仅司法公正无从谈起，而且会使法律的威信在人们心中跌落，并逐渐冷却人们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应该说，这种现象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笔者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控辩双方都应该参加，体现司法的公正；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也应当兼听控辩双方的意见，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鉴于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虽然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但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此外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的现状，笔者建议，司法解释应当尽快明确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不公开地开庭审理，对已经判处死刑的人必须委托律师进行辩护，同时允许人民检察院参加，兼听双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裁判；二、复核机关必须将最后的裁判结果与理由、控辩双方的意见必须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问题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均规定了诉讼期限，但惟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虽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对死刑案件的特别监督程序，有其特殊性，但是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作出任何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是立法上的一大疏漏。因为，期限的不确定性状态首先将直接有损于一部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既使判决立即执行的案件难以发挥死刑的威慑力，又影响了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人及时解除其濒于绝望的精神状态，甚至促成更严重的后果，如被告人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等。同时这也极不利于迅速、及时地复核死刑案件，从而导致对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案件数量增多，这一方面是给羁押场所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无罪，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不确定导致羁押时间过长，从而使国家赔偿的数额增多，给国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应当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设置一个期限的最高限。

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也仅仅在第202条规定了复核组织，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也均未作出规定。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严重缺欠，并与死刑复核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因而，笔者认为，为保证死刑复核程序的严肃性，确保适用死刑的正确性，我们立法者应当对刑事诉讼法中死刑复核程序用正确与慎重的眼光、用端正的态度去认认真真地审视它，尽快地完善它，不要让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

现实中就有许多案件，明明是错判，但是无论当事人怎么上诉、申诉，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维持原判或者是对原审的判决略作修改。并在当事人上诉、申诉的过程中，有来说软话的，有来威胁的，有来施加压力的……这正如一句老话所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不过，也有例外，但却往往要经历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身心俱惫等过程。

对于死刑核准权下放可能出现的问题，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建平曾作这样的分析：“各省高院行使复核权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实践中受到党政领导的干预比较明显。有时，证据、程序上的疑点不能充分考虑；另外，发案率、社会治安一票否决权等类似的东西使省一级高院在处理时某些环节上不太好把握。”

参考文献：

1、《刑法学》，王仲兴，中山大学出版社[M]，2008年5月。

2、《刑事诉讼法》，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04年1月。

3、试论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路径，《法治研究》，2008年2月。

4、论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