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保留范文10篇

死刑保留范文篇1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支持死刑废止论者的学者们认为死刑是旧时代的残余和人类文化未进步时代的产物,同世界趋势格格不入生命刑的废止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废止死刑的理由主要有:1.死刑具有不人道性,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相悖;2.死刑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三、目前我国保留死刑的现实必要性

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新旧模式的碰撞和冲突、社会结构的转换,价值观的嬗变、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等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激化,如眼下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民生活缺乏保障等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会促进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一些恶性暴力案件,而且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根除的贩卖、等行为又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会给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鉴于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复杂的现实国情,笔者认为保留死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同害报复观念。从很大层面来说,死刑的存在能够满足人们的报应刑观念,抚慰人们的报复心;对政府而言,死刑能够缓解“民愤”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人们这种报复思想还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还不宜废除死刑。“由于死刑足以平息被害感情,若无此刑,则被害人感情难以平慰,被害家属的报复心难以抑止,私自刑罚即难以避免,从而极易造成私刑骤增、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难以终结,社会秩序将被破坏无遗”。④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复杂也极易引发诸多暴力性犯罪,国外敌对势力和诸如“东突”这样的恐怖分子对我国的破坏活动,会极大的威胁到我们国内的稳定与和谐,甚至会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进程。高铭暄教授早就指出:“如果我们废除了作为镇压那些可憎的敌对分子和阴谋破坏活动者的手段的死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失去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们现在就废除死刑,其他手段都不足以充分表达对那些恐怖的犯罪行为的否定之意……就无法实现通过刑罚来加强守法观念的目的。”⑤因此,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保留死刑,通过剥夺罪恶深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可以有力的打击反社会、反人民的罪恶势力。保留死刑,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一方面可以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维护安定就和谐的社会秩序。

论文关键词：死刑存废必要性

论文摘要：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故又称为极刑。但是,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人权运动的发展,生命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使得死刑的存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矛盾复杂,以及受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本文认为死刑的存在还有其现实必要性。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刑罚方法。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因此,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笔者也不揣鄙陋,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论述死刑存在现实必要性。

注释:

①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②边沁著.李贵方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③李云龙,沈德咏.死刑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死刑保留范文篇2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支持死刑废止论者的学者们认为死刑是旧时代的残余和人类文化未进步时代的产物,同世界趋势格格不入生命刑的废止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废止死刑的理由主要有:1.死刑具有不人道性,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相悖;2.死刑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三、目前我国保留死刑的现实必要性

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新旧模式的碰撞和冲突、社会结构的转换,价值观的嬗变、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等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激化,如眼下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民生活缺乏保障等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会促进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一些恶性暴力案件,而且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根除的贩卖、等行为又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会给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鉴于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复杂的现实国情,笔者认为保留死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同害报复观念。从很大层面来说,死刑的存在能够满足人们的报应刑观念,抚慰人们的报复心;对政府而言,死刑能够缓解“民愤”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人们这种报复思想还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还不宜废除死刑。“由于死刑足以平息被害感情,若无此刑,则被害人感情难以平慰,被害家属的报复心难以抑止,私自刑罚即难以避免,从而极易造成私刑骤增、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难以终结,社会秩序将被破坏无遗”。④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复杂也极易引发诸多暴力性犯罪,国外敌对势力和诸如“东突”这样的恐怖分子对我国的破坏活动,会极大的威胁到我们国内的稳定与和谐,甚至会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进程。高铭暄教授早就指出:“如果我们废除了作为镇压那些可憎的敌对分子和阴谋破坏活动者的手段的死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失去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们现在就废除死刑,其他手段都不足以充分表达对那些恐怖的犯罪行为的否定之意……就无法实现通过刑罚来加强守法观念的目的。”⑤因此,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保留死刑,通过剥夺罪恶深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可以有力的打击反社会、反人民的罪恶势力。保留死刑,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一方面可以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维护安定就和谐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②边沁著.李贵方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③李云龙,沈德咏.死刑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④林山田.刑法学.商务印书馆.1983.

⑤高铭喧.简论中国刑法中的死刑.国际刑法学评论.1987(58).

死刑保留范文篇3

关键词：死刑存废必要性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刑罚方法。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因此,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笔者也不揣鄙陋,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论述死刑存在现实必要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③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支持死刑废止论者的学者们认为死刑是旧时代的残余和人类文化未进步时代的产物,同世界趋势格格不入生命刑的废止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废止死刑的理由主要有:1.死刑具有不人道性,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相悖;2.死刑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三、目前我国保留死刑的现实必要性

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新旧模式的碰撞和冲突、社会结构的转换,价值观的嬗变、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等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激化,如眼下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民生活缺乏保障等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会促进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一些恶性暴力案件,而且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根除的贩卖、等行为又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会给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鉴于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复杂的现实国情,笔者认为保留死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同害报复观念。从很大层面来说,死刑的存在能够满足人们的报应刑观念,抚慰人们的报复心;对政府而言,死刑能够缓解“民愤”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人们这种报复思想还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还不宜废除死刑。“由于死刑足以平息被害感情,若无此刑,则被害人感情难以平慰,被害家属的报复心难以抑止,私自刑罚即难以避免,从而极易造成私刑骤增、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难以终结,社会秩序将被破坏无遗”。④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复杂也极易引发诸多暴力性犯罪,国外敌对势力和诸如“东突”这样的恐怖分子对我国的破坏活动,会极大的威胁到我们国内的稳定与和谐,甚至会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进程。高铭暄教授早就指出:“如果我们废除了作为镇压那些可憎的敌对分子和阴谋破坏活动者的手段的死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失去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们现在就废除死刑,其他手段都不足以充分表达对那些恐怖的犯罪行为的否定之意……就无法实现通过刑罚来加强守法观念的目的。”⑤因此,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保留死刑,通过剥夺罪恶深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可以有力的打击反社会、反人民的罪恶势力。保留死刑,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一方面可以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维护安定就和谐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②边沁著.李贵方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③李云龙,沈德咏.死刑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死刑保留范文篇4

关键词：死刑存废必要性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刑罚方法。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因此，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笔者也不揣鄙陋，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论述死刑存在现实必要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截止2005年2月12日，世界上已有83个国家废除死刑，其中欧洲40国、亚洲8国、非洲12国、北美洲6国、南美洲6国、大洋洲11国。废除死刑的国家中，近一半是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圣马力诺(theRepublicofSanMarino，1848年)。

二、学界废与留的争论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死刑废与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支持保留死刑的学者认为重刑乃至死刑是遏制犯罪的有力工具，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手段，主要理由有：1.死刑具有最严厉的惩罚性，可以实现对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的惩罚；2.“杀人者死”，死刑复核最原始的罪行相应的正义观；3.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可以有效的预防犯罪；4.与自由行相比，死刑具有执行上的现实性和简便性。

支持死刑废止论者的学者们认为死刑是旧时代的残余和人类文化未进步时代的产物，同世界趋势格格不入生命刑的废止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废止死刑的理由主要有：1.死刑具有不人道性，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相悖；2.死刑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三、目前我国保留死刑的现实必要性

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新旧模式的碰撞和冲突、社会结构的转换，价值观的嬗变、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等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激化，如眼下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民生活缺乏保障等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会促进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一些恶性暴力案件，而且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根除的贩卖、等行为又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会给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鉴于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复杂的现实国情，笔者认为保留死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同害报复观念。从很大层面来说，死刑的存在能够满足人们的报应刑观念，抚慰人们的报复心；对政府而言，死刑能够缓解“民愤”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人们这种报复思想还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还不宜废除死刑。“由于死刑足以平息被害感情，若无此刑，则被害人感情难以平慰，被害家属的报复心难以抑止，私自刑罚即难以避免，从而极易造成私刑骤增、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难以终结，社会秩序将被破坏无遗”。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复杂也极易引发诸多暴力性犯罪，国外敌对势力和诸如“东突”这样的恐怖分子对我国的破坏活动，会极大的威胁到我们国内的稳定与和谐，甚至会严重阻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进程。高铭暄教授早就指出：“如果我们废除了作为镇压那些可憎的敌对分子和阴谋破坏活动者的手段的死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失去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们现在就废除死刑，其他手段都不足以充分表达对那些恐怖的犯罪行为的否定之意……就无法实现通过刑罚来加强守法观念的目的。”因此，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保留死刑，通过剥夺罪恶深重的犯罪分子的生命，可以有力的打击反社会、反人民的罪恶势力。保留死刑，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一方面可以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维护安定就和谐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②边沁著.李贵方等译.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③李云龙，沈德咏.死刑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死刑保留范文篇5

关键词：死刑；废止论；存置论；限制论；路径选择；

Abstract：Thedebate,onthedeathpenalty,hasbeengoingonalmostfortwocenturies;andthisissuehasnotceasedwhateverathomeorabroad.Theundeniablefactisthatthiscontroversywillnotstop,instead,itwillfurthercontinue.Intheinternationalscale,themajorcontroversyliesintheabolishmentorreservationofthedeathpenalty.InChina,scholarsbroughtforwardrestrictionsandgradualabolishmentofthedeathpenalty,inadditiontotheargumentabouttheabolishmentorreservationofthedeathpenalty.Thissummarizationistostudyavarietyoftheperspectivestowardsthedeathpenalty,whichlooksintothepanoramaofthedeathpenaltystudy.

Keywords:deathpenalty;abolitionview;existenceview;theviewofconfiningdeathpenalty;choiceofroute；

死刑(DeathPenalty)又称生命刑，是指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自意大利刑法学大师切撒雷•贝卡利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和刑罚》中第一次发出废除死刑的呼声以来，围绕着究竟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主存派与主废派两军相互驳语、各执一词，展开了沸沸扬扬的世纪论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在中国，学者们则主要争论中国国情下能否废止死刑，以及研究如何对中国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以至最终废止死刑。

一、死刑废止论的提出及发展

（一）死刑废止论的提出

死刑是统治阶级借助国家暴力机构对严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人身安全的犯罪人实施剥夺其生命权利的一种惩罚方式。它根源于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以牙还牙的原始报应观念，旨在通过严惩犯罪人而维护阶级统治、保持社会稳定和满足人们内心深处最本能最原始的报复心理。它是野蛮时代产生并被沿袭的野蛮制度，带有浓厚的血腥味。

“近代刑法之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于1764年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以超人的胆识提出“死刑废止论”。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1]在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封建统治严酷的情况下能够提出废除死刑，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勇气。贝卡里亚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废除死刑的必要性:(1)死刑违背了社会契约；(2)死刑并不能产生最佳的威慑效果；(3)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4)死刑给人们提供了残酷的榜样，会毒化人们的心灵；(5)死刑一旦发生错误则无可挽回。[2]虽然在当时他的呼声并未得到当权者的回应，但却为后世废除死刑提出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死刑废止论的发展

在贝卡里亚之后，其废除死刑的观点得到积极响应。其中，英国法学家边沁继承并发展了贝卡里亚的思想。对于死刑，边沁同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指出,当人们越是关注死刑问题，就越有可能采纳贝卡里亚的主张。边沁说：“死刑它会应该被废除吗?我回答，应该。这一规则应该有例外吗？我回答，就今后的犯罪而言没有例外……。”[3]边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死刑的不合理性，认为死刑并非是有益而必要的。在总结他的刑事立法理论时，边沁说:“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不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蹂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4]

随后，各国学者试图从各个方面论证死刑存在的不合理性。

死刑废止论的杰出代表美国学者比多从人的生命神圣性和生命的价值出发，来证明应该尊重生命，并进而论证废除死刑。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相关的伦理价值之一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是一种必然的宗教上的见解并且源出圣经：人的生命具有独立于可以按照努力、成就、才能或者任何其他标准之外加诸于人的价值的超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5]与边沁不同的是，比多关于生命神圣性和生命价值的理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死刑存在的不合理性。

人道主义为死刑的废止提出了新的理由。人道主义者从刑罚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6]而人权主义者则基于人权理念主张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侵犯，死刑是残忍的，是违背人权的。例如，美国学者基于人权理念而主张废除死刑,所援引的是美国宪法第8条修正案对“残忍与异常的刑罚”的禁止。该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不得要求过量的保释金,不得适用过量的罚金,也不得施加残忍与异常的刑罚”，认为死刑正是“残忍与异常的刑罚”。

二战之后，随着死刑废止论的发展，人权组织和一些国际公约也开始主张废除死刑。1977年,著名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了其《斯德哥尔摩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死刑是最残忍、不人道与堕落的刑罚，并且侵犯生命权”,并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本理由。《关于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则旗帜鲜明地宣称“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奠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废除死刑的所有措施应视为是在生命权方面的进步”,从而十分明确地将死刑侵犯基本人权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至于《〈美洲人权宣言〉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更直截了当地宣布，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在于“任何人拥有对其生命的尊重的不能剥夺的权利，亦即不可因为任何原因而终止的一种权利”，而“废除死刑有助于对生命权的更有效的保护”，其废除死刑的立场奠基于对死刑与生命权相冲突的认识之上昭然若揭。

二、死刑废止论与存置论的主要争论

（一）存废之争

自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后，西方刑法学者、思想家围绕死刑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这场论争至今仍在西方各国的刑法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其他思想界激烈地进行着。其中，贝卡利亚、边沁、菲利、赛林等为死刑主废论的典型代表，他们分别在《论犯罪与刑罚》、《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犯罪社会学》和《死刑》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废除死刑的各种理由。死刑保留论者则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著作《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法哲学原理》中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保留死刑的根据和必要性。

德国哲学家康德可以说是报复主义的代表。康德认为，刑罚是绝对命令，犯罪必须受刑罚，否则就是不公正,犯罪最好受到同态复仇的惩罚。他说:“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诽谤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了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是杀了你自己。’这就是报复的权利……谋杀人者必须处死”。[7]另一位德国学者黑格尔则从理性出发，认为死刑是尊重理性行为存在的体现。黑格尔认为:“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8]

实际上，死刑存废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存废两派引用了各种理论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而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没有哪一派能说服对方。

（二）存废之争的主要分歧

1、死刑是否符合伦理正义和人道要求

主废论者认为，死刑是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残余，以国家的名义杀人是最不人道的行为，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与人类文明的伦理正义背道而驰。主存论者则认为，对罪该处死的人适用死刑，正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如果对重大犯罪人不能适用死刑，对于被害人来说，才是真正的不人道。

2、死刑是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

主废论者认为，死刑具有不可分割性，同样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犯罪之社会危害性可能存在很大差别，而同样适用死刑明显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相悖。主存论者则认为，对十分严重的犯罪处以死刑是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没有死刑，对十分严重的犯罪便只能和其他普通犯罪一样处以自由刑，刑罚的公正性也无从谈起。更何况，不可分割性并非死刑所独有，替代死刑的终身监禁，同样具有不可分割性。[9]

3、死刑是否违背社会契约

死刑废除者认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总是尽可能少的出让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国家用个人割让的这一部分自由组成了国家的刑罚权。然而,这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仅仅是一份少量自由的总和,并不包括个人的生命权。因为,“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操使呢?”因此，在国家所拥有的刑罚权中并不包括处死公民的权利，死刑是违背社会契约的。而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人类在出让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给国家时，没有任何保留，包括自己的生命权。人们在要求国家保护其生命权的同时，便必然赋予国家剥夺其生命权的权利，国家拥有处死罪犯的权利符合社会契约论的要求。

4、死刑是否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虽然对于某些犯罪具有威慑作用，但能发挥刑罚最大作用的不是刑罚的残酷性、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死刑给人的印象虽然极为强烈，但它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其给人造成的畏惧感将随死刑的执行场面的消失而消失，因此,死刑的威慑作用只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而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可以有效地阻止他人犯罪。早期的死刑保留论者史蒂芬是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的代表人物。

5、死刑是否误判难纠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由于死刑是以彻底剥夺罪犯再犯可能性的最严厉的刑罚,一经执行，罪犯的生命再无恢复的可能性，并且错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英国法理学家哈特就曾指出：“只要发现有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尽管这种危险小，对死刑便不能漠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危险。”死刑的不可恢复性剥夺了罪犯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同时死刑的错判严重的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司法的权威。这也是死刑应予废除的重要原因。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由于法制的发展和诉讼程序的严格周密，死刑误判的可能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即使有这种危险性，由于死刑对保护社会和个人的重大法律价值，也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与死刑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益处相比，这种危险性是微不足道的。

除此之外，死刑废除论者还提出了死刑是歧视之刑、死刑不经济、死刑违宪、死刑易被滥用等论点,积极主张废除死刑。相反，死刑保留论者提出了死刑是杀人者意志自由的产物、死刑是避免私刑的重要手段、死刑比终身监禁经济、死刑是与杀人相适应的刑罚、死刑不违宪等理由加以反驳。[10]

三、中国国情下的死刑废止：从应然到实然

作为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作为一个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死刑也是一个被学者热议的问题。

死刑废止论起源于对生命神圣的信仰到对生命的自然本质的推崇再到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的过程。邱兴隆认为，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生命神圣、自然权利与基本人权构成支撑死刑废止论的三大理念，而从动态的角度观之，这三大理念的嬗变促成了死刑废止论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阶段性的递进发展。此三大理念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促成死刑的废止，可以有多种解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鼓吹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并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定论：只有树立了生命应该得到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理念，死刑的废除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1]

因此，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只要我们认同生命的无上价值，只要我们坚持维护人权，死刑就应该废除。

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的：“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的现实，根据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2]基于此，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很显然，这种理念——生命应该得到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得到哪怕是学者的真正认识，更遑论是普通民众了。就中国现在对生命的态度来说，赞成目前中国仍需保留死刑的观点仍是主流观点。

例如，陈兴良就认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从实然性上来说,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死刑存废也不应囿于抽象地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他认为，因为死刑废止,需要具备物质文明程度与精神文明程度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目前中国都还是不具备的.[13]

事实上，死刑的“存废”既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童心认为，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出发,仍然应当保留死刑。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保留死刑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其次,从社会背景角度看,保留死刑符合我国传统观念.第三,从道德基础看,保留死刑符合民众真实感受。[14]

死刑废除还需要考虑社会道德规范和民众的承受能力。荆培才等人认为，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主要在于：(1)我国现在正处于道德转型期，并且正处于旧道德被废除，新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过渡阶段，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道德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还比较混乱；在严重犯罪大量存在，并危害到社会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治安形势下，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2)“杀人偿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报应观念，在他们看来，即使是正当防卫杀人而不负刑事责任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更别提非法杀人却不处以死刑了。(3)中国现在人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由于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人的潜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而，人的生命价值相对来说较低，死刑较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15]

因此，在我国废除死刑还存在很大的障碍。黄振宣认为，中国废除死刑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障碍：（一）废除死刑仍未成为中国民众的主流意识；（二）中国现阶段特殊的过国情：1、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形势；2、物质文明程度落后；3、法制尚待健全；（三）死刑的历史传统。[16]

通过比较和邻近国家形势和国情，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对待死刑问题上，也是相当谨慎的。例如，日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废除死刑，而只是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刘明祥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的死刑制度后认为，即使是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废除死刑，更何况中国？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现阶段，不废止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刑事政策；应正确适用我国的死缓制度，使之真正发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17]

从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保留死刑仍是我国的主流观点。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中国废除死刑，至少到目前为止，基于中国国情和法律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

四、中国死刑：走向何处

法律文化将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对待生命的态度将发生变化，对死刑的态度也将随之改变。中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是，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废除死刑是其刑罚改革的必然。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废除死刑。

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改革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以至最终废除死刑，可以说是大部分学者对待死刑的一般思路。

目前，死刑最受诟病的，当是死刑罪名数量大，死刑适用的数目惊人。因此，在目前废除死刑不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陈兴良认为，我国死刑目前不宜废止，但却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因此，限制死刑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死刑的废止是以刑罚轻缓化为前提的，只有经过刑法改革，逐渐实现了刑罚轻缓化，死刑的废除才有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死刑罪名减少到二十个左右，尤其是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应当废止死刑，那些备而不用的死刑罪名也应予以废止。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将死刑限于故意杀人等个别特别需要保留死刑的罪名，逐步地减少社会对死刑的依赖程度。在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终废止死刑。[13]

欧锦雄则提出，在目前废除死刑不可能的情况下，在死刑废止的过渡阶段对当前刑罚制度改革。他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一）改革死刑；（二）增加死缓为新的刑种；(三)无期徒刑的完善；(四)有期徒刑的改良。其中对死刑的改革主要建议是：(一)废除部分罪种的死刑；(二)将部分罪种的最高刑定格为死缓；(三)将其最高刑保留为死刑。[18]其关于刑罚的改革设想，是渐进地促进死刑走向废止。

但是，仅仅提出理论上的构想，没有实际的废除死刑不步骤，会让人感觉遥遥无期。鉴于此，赵秉志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阶段性目标，他认为，中国可以经过如下三个阶段逐步废止死刑：一是及至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基本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再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废止所有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三是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至迟到2050年新中国建立100周年亦即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际，全面彻底地废止死刑。[19]这样，对于废除死刑设计了这样一个明晰的时间表，让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废除死刑的努力。

有了时间表后，我们需要更具体的废除死刑的路径选择，即怎样来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卢建平等人通过考察域外废除死刑国家的一般过程，认为，中国废除死刑将走一种综合路径，即：立法上削减与废止和司法上限制与搁置互相配合，司法上限制和搁置先行，立法上逐步削减与废止跟进，最终在立法上和司法中完全废除死刑。综合路径可以分四个阶段走，第一阶段是司法上全面限制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大幅度、全方位减少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至迟于2010年力争将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控制在千件以下；第二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15年全面搁置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8年立法上彻底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第三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25年全面搁置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2028年立法上全面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第四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40年全面搁置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2048年立法上彻底废除死刑。综合路径的畅通还需有相关制度的完善，如实体法的完善、死刑正当程序的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等。[20]可以说，这一设计在废除死刑上，更为明确，也更为清晰。

学者们的各种关于废止死刑路径和时间表的设计，尽管并不详尽而完整，也未必是完美的进程设想，但是这些设想却为我国废除死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五、结语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死刑问题，已形成两个明显的基本共识：其一是，中国在将来要废除死刑；其二是，中国在目前要限制死刑。[21]而关于废止死刑，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设计，但仍似乎是遥遥无期。而在将来的何时废除死刑没有确定之前，中国废除死刑的问题也难以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未来是无限而多变的，因而是难以预知的。废止死刑的问题越不早日提上议事日程，便有越多鲜活的生命在无限的将来被提前结束。

到现在，关于死刑的研究的重心应从是否废止死刑转向对中国为什么在将来要废除死刑以及中国应该在将来的何时废除死刑的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我们相信，学者们的研究，政治家、立法者、法官、民众等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将会促进死刑在中国的尽快废止，我们也将为死刑的废止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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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鼎忠．论边沁对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求索，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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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李贵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5]HugoAdamBedau,DeathIsDifferent:StudiesintheMorality,LawandPoliticsofCapitalPunishment,Boston:NortheasternUniversityPress,1987.

[6]舒洪水．刑罚人道主义与我国死刑废止[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20（2）．

[7][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与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重印本）．

[9]肖中华，崔少梅．死刑存废的国际论争及发展趋势[J]．社会观察，2005（4）．

[10]蒋斌．浅析死刑制度的存废[J]．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6，15（4）．

[11]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J]．法学评论，2002（5）．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3]陈兴良．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J]．法学，2003（4）．

[14]童心．关于死刑存废问题之思辨[J]．法治研究，2007（3）．

[15]荆培才,王嘉伟,王沛．从保留、限制到废除死刑——中国刑罚改革的必然走向[J]．唐山学院学报，2005，18（4）．

[16]黄振宣．中国废除死刑面临的障碍及对策浅析[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2（1）．

[17]刘明祥．日本死刑制度的现状与我国死刑制度的展望[J]．江海学刊，2004（5）．

[18]欧锦雄．论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3）．

[19]赵秉志．关于分阶段逐步废止中国死刑的构想[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5）．

死刑保留范文篇6

我国历来是一个死刑大国，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旧保持了68个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实践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睐。但是随着世界人权观念的普及和各国对于死刑制度的持续声讨，我国学者对死刑制度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将从西方死刑存废之争开始来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命运，同时提出笔者对于死刑制度将来走势的个人见解,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死刑不应废除。

关键词：死刑废除存置

目录

一、死刑制度概述……3

1、死刑的历史演进……3

2、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理论观点……5

（1）、死刑废除论……5

（2）、死刑存置论……6

二、中国刑法应保留死刑……7

1、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立法介绍……7

2、中国不应废除死刑的理由……8

（1）从物质条件看我国死刑制度……8

（2）从人文背景看我国死刑制度……9

（3）从现阶段国情看保留死刑的理由……10

参考文献……12

关于中国死刑命运的思考

一、死刑制度概述

1、死刑的历史演进

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实行酷刑制度，死刑被广泛应用。在所有刑罚中，死刑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上古老的刑罚。在古罗马，死刑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十分残酷。《汉谟拉比法典》共有282条，其中死刑就有36条。而在中国，从法律出现初起便有了死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钺”、株边、夷三族（父、母、妻族）到夷五族同与以上亲，五福以内。夏刑有三千，大群（死刑）有五百条，商承袭了夏的传统，：炮烙、醢、脯、剖心、族诛。而到了中世纪，统治者不会任意判处死刑，每次的判决，都要依据法律，但这并非绝对，就当时来说，死刑仍是一种经常适用的刑罚，种类很多，程度残酷，在英国：对于背叛国王的犯罪处以死刑，方式有绞刑、肢解、四裂（类似于中国的五马分尸，此刑对男子而言；而对女子而言则是梦刑）。亨利二世时期，有几种罪化分为特殊罪：暗杀、军队的劫掠、放火、伪造货币者均处以死刑，到英国政治革命时，应处以死刑的罪名有240种，即使在“光荣革命”之后，应以死刑的仍有140种之多，而实际上被处以死刑的人更多。在德国：以习惯法为主的日尔曼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典，当时的死刑有四种：绞、斩、梦、车裂。在《加洛林纳法典》中体现了轻罪重刑，如：对于夜间的偷窃，男子处以绞刑，女子处以溺刑，就查理五世在位来说，处以死刑的人就达十万人。而法国：在大革命前，死刑的犯罪有115种，还存在法外的执行，如1610年，有一人刺杀皇帝，身体被傲在断头台上，在俄国：17世纪，死刑包括两大类：普通死刑和特种死刑。普通死刑有：斩、绞、溺，特种死刑有焚刑、治理用熔化的金属灌入咽喉、车裂、在之后，刑罚则越来越残酷。而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秦朝有五种死刑：车裂、腰斩、枭首、石桀、弃市。在历史记载的还有更多，如，《汉书刑法志》援引《左昭公六年》：“固有乱放，而作九刑”。韦照注：“谓正刑五及流、赎、鞭、朴也”。杜佑《通典》称九刑以墨一、劓二、三、宫四、大辟五、又流六、赎七、鞭八、朴九。然而自唐宋以后，死刑变得轻微化，在律里，还存在律处之刑，一般为“斩”、“绞”第三种为凌迟一此为法外之刑，用于惩治十恶不赦的人。【1】

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2】。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

2、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理论观点

（1）、死刑废除论

废除死刑的观点最早可源于16世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但是莫尔对死刑的质疑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而与此同时，基于原始教义而由基督教提出的死刑废除观点亦未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764年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面市，才引出一场死刑是存是废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疑问。

作为西方历史上公认的最早对死刑提出系统的废除观点的学者，贝卡里亚是在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古典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死刑的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从而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

贝卡里亚指出：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这当然不是造就君权和法律的那种权利。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合，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操使呢？每个人在对自己做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如果说这已成为事实的话，它同人无权自杀的原则怎么协调呢？要是他可以把这种权利交给他人或者交给整个社会，他岂不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权利吗？【3】他认为，国家没有判处一个公民死刑的权力，因为在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人们仅仅把自己一份尽量少的自由交给了当局，这份尽量少的自由中当然的不包括处置自己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了。从而论证死刑的非公正性。

（2）、死刑存置论

死刑已经运用了上千年之久，在其产生和运用的前期，“杀人者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无须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因此并没有什么死刑正当性理论的存在。当死刑废除论产生后，才有学者对死刑的正当性进行研究。由此，伴随着死刑废除论的出现，死刑存置论也出现了。

康德是一位死刑存置论者，他主张刑罚等量报应，因此基于报应主义，康德为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作了有力的辩护。康德指出：谋杀人者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者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或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生命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谋杀罪和谋杀的报复之间没有平等问题，只有依法对犯人执行死刑……甚至假定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它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这个社会，并假定这些人有住在一个海岛上，决定彼此分开散居到世界各地，可是，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个谋杀犯，也应该处死他以后，才执行他们解散的决定。应该这样做的原因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也认识到不应该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谋杀，是对正义的公开违犯。【4】因此，康德是个坚定的死刑存置论者，其主张死刑的理由就是现实的正义。

二、中国刑法应保留死刑

1、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立法介绍

刑事政策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死刑亦是如此。从原先79刑法的28个死刑罪名到97刑法的68个死刑罪名，正好反映了我国死刑政策的发展趋势。“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5】1997年对《刑法》的后订，从刑法立法上，体现了严格限制适用的精神，其主要体现在：1、严格划定了适用死刑对象的范围。根据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有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以及实施重大刑事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的犯罪，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结合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方法，手段的残忍，残酷及其恶劣的程度，犯罪所造成的后果，犯罪的主观恶性以及前后的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等综合认定。可见，这体现了伦理正义的绝对观念——“罪有应得”，同时，也体现了国民的确信，也使国民从思想上能接受，而不至于违背法律中的大众原则。

此外，为了体现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保护，贯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刑法第49条还规定，下列人员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1）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大家同意将未满18周岁的未成人犯罪的最高刑由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行。（2）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审判的时候怀孕不仅指在法院的审理阶段怀孕它应理解为从羁押受到具体执行的整个刑事诉讼阶段，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已不孕的妇女，都不能适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8月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国民更加相信法律，相信法律的公正法。2、严格了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3、完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制度，死刑缓期2年执行，简称死缓，并非一种刑罚方法，而是死刑这种最为严厉的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属于我国独立创造，其目的就是严格限制死刑的实际适用。【6】以上可看出我国《刑法》中对死刑的适用是谨慎的，合理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中国不应废除死刑的理由

(1)从物质条件看我国死刑制度

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已经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基础的滞后，人们对于财产关系、经济秩序看的十分重，以至财产关系、经济秩序与生命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甚至大于生命价值。也正是如此，人们对于经济犯罪的评价更为的接近甚至超越了侵犯生命类犯罪。而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对一些财产型犯罪、贪利型犯罪像人身型犯罪一样被处以死刑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另外劳动力的过剩也是导致我国对生命价值的相对轻视。人便是生产力的基础，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供大于求，因此也不可能出现废除死刑来保护生产力的状况。因此我国目前缺乏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

(2)从人文背景看我国死刑制度

从国外死刑的废除历史看，死刑的废除需要一定思想基础。基于死刑的价值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死刑不人道是死刑废除最为合理的立论，但是死刑不人道的并未成为我国民众的一个基本认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我国缺乏类似西方启蒙运动那样的权利思想宣扬运动。“自由、民主、博爱”为西方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广为当时民众的认可，在这些权利思想的引导下，人道性也必定受到人们的重视，最终才引发西方的死刑存废之争。但从我国的历史看，我国从未接受过类似启蒙运动的思想传播，反而数千年的封建思想禁锢着人类的文明思想，一些原始的思维如“杀人者死”“以牙还牙”等等思想长期的在社会中得到宣扬。现实中，人的权利、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生命并非是至高无上，人们一谈到死刑废除就以犯罪率高等因素进行反驳，生命价值的保护并没有真实的得到承认。另外数千年的非文明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国现阶段也不具有废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础。

死刑保留范文篇7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

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

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

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

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

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

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3、对死刑制度的评价

剥夺生命和心理威慑，是死刑所固有的两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着用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彻底铲除重新犯罪条件；后者则意味着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评价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⑸

可以肯定的是，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刑法理论也赞成现在保留死刑、暂时不废除死刑。因为在现阶段，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这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法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会上的某些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们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法律观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国外确实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但离开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废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死刑的评价不能离开本国国情。我们既不能立足中国的国情指责他国废除死刑，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立足他国国情或假借人权之名指责我国保留死刑，便对保留死刑产生抵触感或不安感。

但是，保留死刑决不意味着可以滥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我国对犯罪人一贯采取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权保障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增强；犯罪现象错综复杂，犯罪原因多种多样，大量适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种犯罪；死刑存在消极作用，过多的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鸠讲过：“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他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说的。”孟氏的话虽不是醒世警语，但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如果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故意杀人犯一律判处死刑，那么某个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杀人后，他便成为“自由人”，因而往往连续杀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生命一经剥夺便不可能恢复，故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

从废除死刑的道路上来说，一般是先减少死刑条款，减少死刑的执行，最后从法律上与实际执行上完全废除死刑。现阶段，废除死刑虽不可能，但是改进死刑立法，严格死刑适用各项条件，减少死刑罪名，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

内容摘要：中国的死刑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死刑的多寡与存废、野蛮与文明、残酷与人道，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个法律问题，更不单纯是个刑法问题。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观念、死刑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态度。本文试图对我国的死刑问题作一深层次的反思和探讨。以期国人能对死刑问题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死刑立法存废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即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被称为极刑。

注释：

⑴参见朱建华：《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⑵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⑶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死刑保留范文篇8

死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制度，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死刑的存废问题也倍受国内外的关注。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传统观念、民意、经济、司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可行的，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关键词：死刑制度；废除；限制；完善

ABSTRACT

Thedeathpenaltyisapenaltyfortheoldsystem.Withtheprogressofmodernsocialcivilization,theargumentabouttheretentionorabolitionofthedeathpenaltyarous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oncern.Now,becauseoftherestrictionofthespecificnationalanditionsofChina,traditionalconcept,publicopinions,thesituationofeconomyandjudiciary,andotherfactors,itisnotfeasibletocompletelyabolishthedeathpenalty,butitisfeasibleandnecessarytoconstantlyimproveexistingdeathpenaltysystemtomeet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ofdomesiticandinternationalsituation.

KEYWORD：Thedeathpenaltysystem；abolish；restriction；perfect

引言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其因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主要内容和特征，故又被称为生命刑或极刑。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两种情况。死刑作为一种最古老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历来倍受我国统治阶层的推崇和青睐。几千年来，“以牙还牙、杀人偿命”的观念在早人们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死刑作为人们传统理念中昭彰天理、惩恶扬善最有力、最有效的保障，可以说在以“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里，死刑的存在是实现正义和公平的必要手段，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死刑的存废问题曾一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引起争议。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目的废除或严格限制死刑制度。我国作为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受具体国情、传统观念、民意、经济、司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可行的，但为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逐步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一、死刑制度现状分析

（一）死刑制度的国际现状

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屡屡受到质疑。早在18世纪意大利刑法专家贝卡里亚便第一次正式提出废除死刑制度，虽然在当时贝卡里亚的观点很快被否决了，但是在往后的200多年里人们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世界各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和实践上便发生了重大转变。1957年至2004年末，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95个，其中85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之任何犯罪都废除了死刑。截至2007年10月，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死刑。2007年12月17日美国新泽西州也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正式决定废除死刑。据此，全球共计131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从地域上看，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包括欧盟所有国家在内的欧洲和美洲，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而64个仍然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则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亚洲，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等。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在187个国家代表投票表决中，以104国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议案。该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显然，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基调而主张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死刑制度的国内现状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典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死刑罪名共计68种。就其分布而言，在十种犯罪类型中，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有7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0.3％；危害公共安全的有l4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0.6％；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16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3.5％；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的有5种，约占死刑罪名的7.4％；侵犯财产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有8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1.8％；危害国防利益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贪污贿赂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军人违反职责的有1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7.7％。就其实施犯罪的性质而言，在现行刑法典规定的68种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中，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有20种，约占我国全部暴力犯罪的32％和全部死刑犯罪的31％，而以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如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贪污罪等约占了全部死刑犯罪69％。

二、我国死刑制度存废问题

（一）我国死刑制度存废存在的几种争议

1、死刑废除论

主张此观点者主要是适应世界各国对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从“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天赋人权，生命具有不可让度性，国家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随着世界法制进程的一体化与我国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死刑作为一种以剥夺人的生命为特征的极其残酷刑罚方式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我国现阶段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极度不相符。

2、死刑保留论

以“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线的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命抵一命”自古便被人民大众被当成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历代统治阶层向来把“杀一儆百、以敬效尤”作为阶级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秩序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保留死刑成为惩治这些严重犯罪与保护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有力保证。

3、死刑限制论

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死刑限制论者认为，根据我国已经签署并准备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死刑应当废除，但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的条件。对此，针对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废除部分死刑，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和完善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等来限制死刑，同时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逐步适应国际在此问题上的发展趋势，最终废除死刑。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1910年《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20余种；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19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曾一度对死刑期望值甚高，1979年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共28个，到现行刑法典颁布前死刑罪名已多达80多种。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年度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款第C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死刑程序存在缺陷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它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判误杀，保证司法公正，统一死刑规格和执法尺度，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的基础上，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2006年10月31日，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死刑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起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至此，结束了我国部分死刑的案件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长达23年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刑事改革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统一死刑复核的标准，但却容易引发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缺失和人手不够以及复核程序错位等问题。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五）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高死刑复核的效率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以三个月为宜，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延长一个月，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2、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死刑复核主要审查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而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实体性问题；3、增加死刑复核程序的透明性。最高人民法院应该设置死刑复核庭，给予检察机关、被害人或其家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让各方诉讼主体知晓复核的具体过程，使死刑复核公开透明化，逐渐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六）完善死刑的执行程序

死刑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执行方法上。注射执行死刑与枪决相比，不但有操作执行简易、安全、快捷、无污染，可大大减轻死刑犯痛苦等优点，而且还能有效避免被执行死刑者的器官被非法移植。注射执行死刑作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死刑执行方式被认为是死刑执行方式走向文明的标志，应该尽快取代枪决，把其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唯一的死刑执行方式。

结语

法制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刑罚更是惩戒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有力保障。法律具有刚性的本质，但其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地趋时更新。当今，废除死刑制度已成为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现阶段我国正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彻底废除死刑，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应该对其逐步加以完善，并不断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紧跟时展的步伐，最终实现完全废除死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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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马丁•莫内斯蒂埃.人类死刑大观[M].袁筱一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死刑保留范文篇9

一、死刑制度现状分析

（一）死刑制度的国际现状

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屡屡受到质疑。早在18世纪意大利刑法专家贝卡里亚便第一次正式提出废除死刑制度，虽然在当时贝卡里亚的观点很快被否决了，但是在往后的200多年里人们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世界各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和实践上便发生了重大转变。1957年至2004年末，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95个，其中85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之任何犯罪都废除了死刑。截至2007年10月，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死刑。2007年12月17日美国新泽西州也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正式决定废除死刑。据此，全球共计131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从地域上看，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包括欧盟所有国家在内的欧洲和美洲，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而64个仍然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则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亚洲，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等。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在187个国家代表投票表决中，以104国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议案。该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显然，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基调而主张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死刑制度的国内现状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典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死刑罪名共计68种。就其分布而言，在十种犯罪类型中，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有7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0.3％；危害公共安全的有l4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0.6％；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16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3.5％；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的有5种，约占死刑罪名的7.4％；侵犯财产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有8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1.8％；危害国防利益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贪污贿赂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军人违反职责的有1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7.7％。就其实施犯罪的性质而言，在现行刑法典规定的68种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中，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有20种，约占我国全部暴力犯罪的32％和全部死刑犯罪的31％，而以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如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贪污罪等约占了全部死刑犯罪69％。

二、我国死刑制度存废问题

（一）我国死刑制度存废存在的几种争议

1、死刑废除论

主张此观点者主要是适应世界各国对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从“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天赋人权，生命具有不可让度性，国家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随着世界法制进程的一体化与我国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死刑作为一种以剥夺人的生命为特征的极其残酷刑罚方式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我国现阶段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极度不相符。

2、死刑保留论

以“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线的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命抵一命”自古便被人民大众被当成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历代统治阶层向来把“杀一儆百、以敬效尤”作为阶级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秩序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保留死刑成为惩治这些严重犯罪与保护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有力保证。

3、死刑限制论

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死刑限制论者认为，根据我国已经签署并准备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死刑应当废除，但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的条件。对此，针对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废除部分死刑，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和完善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等来限制死刑，同时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逐步适应国际在此问题上的发展趋势，最终废除死刑。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1910年《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20余种；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19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曾一度对死刑期望值甚高，1979年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共28个，到现行刑法典颁布前死刑罪名已多达80多种。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年度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款第C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死刑程序存在缺陷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它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判误杀，保证司法公正，统一死刑规格和执法尺度，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的基础上，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2006年10月31日，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死刑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起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至此，结束了我国部分死刑的案件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长达23年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刑事改革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统一死刑复核的标准，但却容易引发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缺失和人手不够以及复核程序错位等问题。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五）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高死刑复核的效率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以三个月为宜，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延长一个月，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2、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死刑复核主要审查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而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实体性问题；3、增加死刑复核程序的透明性。最高人民法院应该设置死刑复核庭，给予检察机关、被害人或其家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让各方诉讼主体知晓复核的具体过程，使死刑复核公开透明化，逐渐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六）完善死刑的执行程序

死刑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执行方法上。注射执行死刑与枪决相比，不但有操作执行简易、安全、快捷、无污染，可大大减轻死刑犯痛苦等优点，而且还能有效避免被执行死刑者的器官被非法移植。注射执行死刑作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死刑执行方式被认为是死刑执行方式走向文明的标志，应该尽快取代枪决，把其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唯一的死刑执行方式。

死刑保留范文篇10

一、死刑制度现状分析

（一）死刑制度的国际现状

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屡屡受到质疑。早在18世纪意大利刑法专家贝卡里亚便第一次正式提出废除死刑制度，虽然在当时贝卡里亚的观点很快被否决了，但是在往后的200多年里人们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始，世界各国在对待死刑的态度和实践上便发生了重大转变。1957年至2004年末，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95个，其中85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之任何犯罪都废除了死刑。截至2007年10月，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死刑。2007年12月17日美国新泽西州也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且不得保释，正式决定废除死刑。据此，全球共计131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死刑。从地域上看，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包括欧盟所有国家在内的欧洲和美洲，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巴拿马、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而64个仍然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则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亚洲，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日本等。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在187个国家代表投票表决中，以104国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议案。该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显然，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基调而主张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死刑制度的国内现状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典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死刑罪名共计68种。就其分布而言，在十种犯罪类型中，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的有7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0.3％；危害公共安全的有l4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0.6％；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16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3.5％；侵犯人身、民主权利的有5种，约占死刑罪名的7.4％；侵犯财产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有8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1.8％；危害国防利益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贪污贿赂的有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2.9％；军人违反职责的有12种，约占死刑罪名的17.7％。就其实施犯罪的性质而言，在现行刑法典规定的68种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中，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有20种，约占我国全部暴力犯罪的32％和全部死刑犯罪的31％，而以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如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贪污罪等约占了全部死刑犯罪69％。

二、我国死刑制度存废问题

（一）我国死刑制度存废存在的几种争议

1、死刑废除论

主张此观点者主要是适应世界各国对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从“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天赋人权，生命具有不可让度性，国家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随着世界法制进程的一体化与我国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死刑作为一种以剥夺人的生命为特征的极其残酷刑罚方式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我国现阶段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极度不相符。

2、死刑保留论

以“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线的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命抵一命”自古便被人民大众被当成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历代统治阶层向来把“杀一儆百、以敬效尤”作为阶级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秩序和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保留死刑成为惩治这些严重犯罪与保护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有力保证。

3、死刑限制论

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也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死刑限制论者认为，根据我国已经签署并准备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死刑应当废除，但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的条件。对此，针对其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废除部分死刑，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和完善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等来限制死刑，同时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逐步适应国际在此问题上的发展趋势，最终废除死刑。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1910年《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20余种；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19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曾一度对死刑期望值甚高，1979年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共28个，到现行刑法典颁布前死刑罪名已多达80多种。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年度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款第C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死刑程序存在缺陷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它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为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判误杀，保证司法公正，统一死刑规格和执法尺度，在经过两审程序审理的基础上，针对死刑案件规定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2006年10月31日，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死刑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起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至此，结束了我国部分死刑的案件核准权下放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长达23年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刑事改革向前迈进的重大一步，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统一死刑复核的标准，但却容易引发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机构缺失和人手不够以及复核程序错位等问题。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五）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高死刑复核的效率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1、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以三个月为宜，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延长一个月，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2、明确死刑复核的范围。死刑复核主要审查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性，而不考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实体性问题；3、增加死刑复核程序的透明性。最高人民法院应该设置死刑复核庭，给予检察机关、被害人或其家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让各方诉讼主体知晓复核的具体过程，使死刑复核公开透明化，逐渐实现司法和谐的目标。

（六）完善死刑的执行程序

死刑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执行方法上。注射执行死刑与枪决相比，不但有操作执行简易、安全、快捷、无污染，可大大减轻死刑犯痛苦等优点，而且还能有效避免被执行死刑者的器官被非法移植。注射执行死刑作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死刑执行方式被认为是死刑执行方式走向文明的标志，应该尽快取代枪决，把其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唯一的死刑执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