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范文10篇

死刑犯范文篇1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从以上列举的国际公约及中国的生育立法可知：生育权的主体是所有自然人。死刑犯作为人，当然享有生育权。学界争论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其实是混淆了“生育权的享有”与“生育权的实现”两个不同的概念。生育权的“身份权说”之论据，也是目前我国生育权的法定权利主体为合法夫妻。然则，权利包括实然权利、法定权利与实然权利。所谓实然权利是指基于人性、人格和人道基础上的自然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在道德上所具有的标志和属性，也是法定权利产生的主要依据和前提。法定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将人们应当享有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是实然权利的法律化。实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权利。生育权的享有属于实然权利，生育权的实现属于实然权利。生育权的享有不等于生育权必然可以实现。二者的关系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开篇语：“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3}概言之：生育的权利所有自然人生而平等享有，但生育权的实现要受到生理上及法律上的一定限制。

三、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及限制

（一）死刑犯生育权可以实现

依据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死刑犯依法被剥夺的仅是具体人格权[5]中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必须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些政治权利包括：一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三是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是担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的权利。即该条款中并没有剥夺死刑犯民事权利的内容。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由此可知，死刑犯只要还没有被执行死刑，就依法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

《刑法》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人权。因之日本有学者把刑法称为“犯人的大宪法”。即刑法不仅要面对罪犯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罪犯的合法权益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这是人权保护的需要。而且，如果不允许死刑犯在符合生育条件的前提下实现生育权，必然使其配偶的生育权也无法实现。在剥夺一方权利势必影响另一方权利时，古人的做法是：在赏与罚难以两全时坚持“刑赏忠厚论”：可赏可不赏应赏，可罚可不罚应不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实质上是“丈夫犯罪祸及妻子”或“妻子犯罪祸及丈夫”的做法，这违反了现代法治国家的罪责自负原则。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条件及限制

生育权主体要实现生育权，必须同时具备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利能力（即“生育权的享有”）是指死刑犯享有生育的权利和履行生育的义务的资格。死刑犯的生育权利能力与其他任何公民没有不同，生而平等享有，不受有无生育行为能力的限制，任何人（包括国家）无权限制或剥夺。死刑犯的生育行为能力（即“生育权的实现”）是指死刑犯以自己的行为行使生育权利和承担生育义务的资格。生育行为能力可分为完全生育行为能力和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完全生育行为能力是指生育主体自身具备生育的各项机能（生育机能成熟且无缺陷）同时又符合法律关于生育的规定；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是指生育主体自身生育机能不完全具备或不符合法律关于生育的规定。死刑犯属于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人{4}。在生育方式上，死刑犯只能通过人工生育的方式而无权选择以自然生育的方式实现生育权。此外，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还应当遵守以下法律规定：

1．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也应当遵守这一限制，即不能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立法，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2.197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明确了生育权的基本人权内涵的同时也规定了“双负责”的义务：“夫妻和个人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应考虑他们现有的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一规定表明生育权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是“受限制的权利”，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即生育的自由和抚育子女的义务。所以死刑犯要申请实现生育权，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能够给未来子女提供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间接承担起抚育未来子女的义务，使其生育权的实现无论于子女于社会能够切实负责。

四、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冲突及解决

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冲突是坚持“死刑犯不享有生育权”观点的学者们的论据。然，权利冲突导致的实现困难不能成为否定权利天赋享有的理由。消极回避无益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解决冲突的办法有待于经济、社会、科技及法律等各要素的全面发展。作为法律研究者，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条件成熟时搭建起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法定权利这座桥。

（一）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冲突

死刑犯的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必然使包括同居权在内的诸多权利的行使失去前提和基础。但，现代医学技术尤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生育方式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人们也因之获得了选择生育方式的可能性。这种生育方式选择权构成了生育权的组成部分{5}。我国现行法律对死刑犯能否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实现生育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法律亦未明确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可行”，“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实现生育权。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未来子女利益的冲突

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单亲家庭、畸形家庭等非正常家庭环境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是不利的，而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发展不利。然则，未来子女的生活质量期待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并不能成为否定其子女享有生命权这种最高位阶权利的理由。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即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三）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现行立法的冲突

有观点说：如果允许死刑犯实现生育权，那么女死刑犯可以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如果只允许男死刑犯实现生育权而对女死刑犯生育权实现加以限制，则会违背“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

笔者对此观点不以为然。平等不仅指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更包含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刑法》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时候，也没有学者反对说这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而且，女死刑犯不是不能实现生育权，只是实现生育权的方式以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为前提。女死刑犯与男死刑犯生育权实现方式的不同源自男女两性的天然生理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角色不同，这是自然界的安排。且为子女利益计，女死刑犯的羁押环境也不适合下一代的孕育。

具体而言，男死刑犯可以申请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实现生育权。如果未婚，应当由死刑犯本人提出申请；如果已婚，则夫妻双方均可提出申请。但该项技术的实施应当在经过批准开展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对于女死刑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以怀孕的方式实现生育权，只能通过申请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各种衍生技术的方法，同时由其他适格女性以怀孕（即“借腹生子”）的方式帮助其实现生育权。但代孕行为的实施触及到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且目前法律规制缺位，所以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途径更为复杂。

五、有关死刑犯生育权的立法建议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然而我国现行的基本法如《宪法》、《民法通则》、《婚姻家庭法》对生育权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涉及到了公民的生育权。这些规定义务多，权利少，不够具体明确，操作性不强。对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诸如人工生育问题、“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生育权的敏感问题均未能涵盖。且目前法学界对于生育权的概念、法律属性、适用主体、内容及权利救济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各执己见无一定论。生育权的这种立法盲区现状导致了司法实践的尴尬与司法判决结果的不统一，所以法律有必要对包括死刑犯生育权在内的生育权问题予以完善，以便使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的生育权纠纷有法可依。

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首先，在即将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将公民的生育权作为民事权利中的具体人格权明确规定在“人格权编”。并对生育权的内涵、法律属性、适用主体、内容及权利救济等予以明确规定。

死刑犯范文篇2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4]91，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宪法赋予公民各项人的权利，包括生育权，也理所应当的包括死刑犯的生育权。死刑犯在被剥夺生命之前，或者说被执行死刑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权，但是他的其他民事权利，比如人格、尊严、以及生育权并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深入，法治的现代化以及人权观念的深入，死刑犯的生育权这块法律漏洞必将得到良好的解决。

毕竟法治文明要求我们尊重任何人的人格尊严，死刑犯也是人，他的人格与尊严同样也不容漠视。

参考文献：

[1]尹田。论一般人格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04）：23.

[2]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3,（05）：61.

死刑犯范文篇3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4]91，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宪法赋予公民各项人的权利，包括生育权，也理所应当的包括死刑犯的生育权。死刑犯在被剥夺生命之前，或者说被执行死刑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权，但是他的其他民事权利，比如人格、尊严、以及生育权并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深入，法治的现代化以及人权观念的深入，死刑犯的生育权这块法律漏洞必将得到良好的解决。

毕竟法治文明要求我们尊重任何人的人格尊严，死刑犯也是人，他的人格与尊严同样也不容漠视。

参考文献：

[1]尹田。论一般人格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04）：23.

[2]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3,（05）：61.

死刑犯范文篇4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从以上列举的国际公约及中国的生育立法可知：生育权的主体是所有自然人。死刑犯作为人，当然享有生育权。学界争论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其实是混淆了“生育权的享有”与“生育权的实现”两个不同的概念。生育权的“身份权说”之论据，也是目前我国生育权的法定权利主体为合法夫妻。然则，权利包括实然权利、法定权利与实然权利。所谓实然权利是指基于人性、人格和人道基础上的自然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在道德上所具有的标志和属性，也是法定权利产生的主要依据和前提。法定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法律和法规等将人们应当享有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是实然权利的法律化。实然权利是权利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权利。生育权的享有属于实然权利，生育权的实现属于实然权利。生育权的享有不等于生育权必然可以实现。二者的关系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开篇语：“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3}概言之：生育的权利所有自然人生而平等享有，但生育权的实现要受到生理上及法律上的一定限制。

三、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及限制

（一）死刑犯生育权可以实现

依据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死刑犯依法被剥夺的仅是具体人格权[5]中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必须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些政治权利包括：一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三是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是担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的权利。即该条款中并没有剥夺死刑犯民事权利的内容。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由此可知，死刑犯只要还没有被执行死刑，就依法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

《刑法》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人权。因之日本有学者把刑法称为“犯人的大宪法”。即刑法不仅要面对罪犯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罪犯的合法权益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这是人权保护的需要。而且，如果不允许死刑犯在符合生育条件的前提下实现生育权，必然使其配偶的生育权也无法实现。在剥夺一方权利势必影响另一方权利时，古人的做法是：在赏与罚难以两全时坚持“刑赏忠厚论”：可赏可不赏应赏，可罚可不罚应不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实质上是“丈夫犯罪祸及妻子”或“妻子犯罪祸及丈夫”的做法，这违反了现代法治国家的罪责自负原则。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条件及限制

生育权主体要实现生育权，必须同时具备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利能力（即“生育权的享有”）是指死刑犯享有生育的权利和履行生育的义务的资格。死刑犯的生育权利能力与其他任何公民没有不同，生而平等享有，不受有无生育行为能力的限制，任何人（包括国家）无权限制或剥夺。死刑犯的生育行为能力（即“生育权的实现”）是指死刑犯以自己的行为行使生育权利和承担生育义务的资格。生育行为能力可分为完全生育行为能力和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完全生育行为能力是指生育主体自身具备生育的各项机能（生育机能成熟且无缺陷）同时又符合法律关于生育的规定；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是指生育主体自身生育机能不完全具备或不符合法律关于生育的规定。死刑犯属于不完全生育行为能力人{4}。在生育方式上，死刑犯只能通过人工生育的方式而无权选择以自然生育的方式实现生育权。此外，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还应当遵守以下法律规定：

1．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死刑犯生育权的行使也应当遵守这一限制，即不能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立法，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2.197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明确了生育权的基本人权内涵的同时也规定了“双负责”的义务：“夫妻和个人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应考虑他们现有的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一规定表明生育权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是“受限制的权利”，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即生育的自由和抚育子女的义务。所以死刑犯要申请实现生育权，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能够给未来子女提供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间接承担起抚育未来子女的义务，使其生育权的实现无论于子女于社会能够切实负责。

四、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冲突及解决

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冲突是坚持“死刑犯不享有生育权”观点的学者们的论据。然，权利冲突导致的实现困难不能成为否定权利天赋享有的理由。消极回避无益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解决冲突的办法有待于经济、社会、科技及法律等各要素的全面发展。作为法律研究者，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条件成熟时搭建起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法定权利这座桥。

（一）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冲突

死刑犯的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必然使包括同居权在内的诸多权利的行使失去前提和基础。但，现代医学技术尤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生育方式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人们也因之获得了选择生育方式的可能性。这种生育方式选择权构成了生育权的组成部分{5}。我国现行法律对死刑犯能否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实现生育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法律亦未明确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可行”，“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实现生育权。

（二）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未来子女利益的冲突

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单亲家庭、畸形家庭等非正常家庭环境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是不利的，而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发展不利。然则，未来子女的生活质量期待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并不能成为否定其子女享有生命权这种最高位阶权利的理由。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即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三）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与现行立法的冲突

有观点说：如果允许死刑犯实现生育权，那么女死刑犯可以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如果只允许男死刑犯实现生育权而对女死刑犯生育权实现加以限制，则会违背“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

笔者对此观点不以为然。平等不仅指形式意义上的平等，更包含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刑法》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时候，也没有学者反对说这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而且，女死刑犯不是不能实现生育权，只是实现生育权的方式以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为前提。女死刑犯与男死刑犯生育权实现方式的不同源自男女两性的天然生理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角色不同，这是自然界的安排。且为子女利益计，女死刑犯的羁押环境也不适合下一代的孕育。

具体而言，男死刑犯可以申请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实现生育权。如果未婚，应当由死刑犯本人提出申请；如果已婚，则夫妻双方均可提出申请。但该项技术的实施应当在经过批准开展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对于女死刑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能以怀孕的方式实现生育权，只能通过申请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各种衍生技术的方法，同时由其他适格女性以怀孕（即“借腹生子”）的方式帮助其实现生育权。但代孕行为的实施触及到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且目前法律规制缺位，所以女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途径更为复杂。

五、有关死刑犯生育权的立法建议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然而我国现行的基本法如《宪法》、《民法通则》、《婚姻家庭法》对生育权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涉及到了公民的生育权。这些规定义务多，权利少，不够具体明确，操作性不强。对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诸如人工生育问题、“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生育权的敏感问题均未能涵盖。且目前法学界对于生育权的概念、法律属性、适用主体、内容及权利救济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各执己见无一定论。生育权的这种立法盲区现状导致了司法实践的尴尬与司法判决结果的不统一，所以法律有必要对包括死刑犯生育权在内的生育权问题予以完善，以便使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的生育权纠纷有法可依。

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首先，在即将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将公民的生育权作为民事权利中的具体人格权明确规定在“人格权编”。并对生育权的内涵、法律属性、适用主体、内容及权利救济等予以明确规定。

死刑犯范文篇5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4]91，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宪法赋予公民各项人的权利，包括生育权，也理所应当的包括死刑犯的生育权。死刑犯在被剥夺生命之前，或者说被执行死刑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权，但是他的其他民事权利，比如人格、尊严、以及生育权并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深入，法治的现代化以及人权观念的深入，死刑犯的生育权这块法律漏洞必将得到良好的解决。

毕竟法治文明要求我们尊重任何人的人格尊严，死刑犯也是人，他的人格与尊严同样也不容漠视。

参考文献：

[1]尹田。论一般人格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04）：23.

[2]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3,（05）：61.

死刑犯范文篇6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死刑犯范文篇7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死刑犯范文篇8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滥杀，一直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进行限制。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这就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在刑法分则中，出极个别的以为，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主要以教育改造为重，对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另外，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应免除死刑。

3、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同时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即对应判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份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若在两年中没有故意犯罪，两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是同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分化、瓦解反革命阵营，同时也为了贯彻少杀政策而提出的。可以说死缓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死缓大大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

4、从死刑适用程序上限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三类第一审刑事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外国人犯罪的案件。死刑的案件只能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限制了基层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权。另外，《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

此外，在死刑的执行上，《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虽该条未对死刑执行方式作出明确要求，但却意蕴不得以不人道的方式执行死刑的精神。嗣后，《保障措施》规定，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这对死刑执行方式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对死刑犯在执行程序阶段的权利保障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充分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执行程序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国关于死刑的执行一般都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程序以确保死刑执行的准确无误和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我国规定基本上与上述规定相吻合，下面引用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加以阐述。

1、执行主体。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1998年《解释》的规定，我国死刑的执行主体一般为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而言，我国死刑的执行主体为作出死刑判决的原审人民法院。

2、执行依据。根据刑事诉讼第28条的规定，执行依据是死刑判定生效后并经核准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体现一种严实的态度。

3、执行场所。《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类执行。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执行过程应秘密进行，不能公开示众。

4、执行时间。《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内交付执行。”

5、执行方法。《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如果未来科技的发达，有比枪决或注射更文明和减轻痛苦的方法，以法规定的精神，仍然可以采用。根据统计，枪决是世界上适用最多、最广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但采用枪决执行，给死刑犯太大的痛苦，给他人更大的恐惧。正因为如此，注射死刑执行方式应运而生。在我国采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已被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通过注射致命药物，使被执行死刑人迅速地、在尽可能减少其生理、心理痛苦的情况下死亡。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是我国法治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具体体现，是死刑执行制度向文明化、人道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不仅仅是一种死刑执行方法的改进，同时也是国家法治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6、执行审查。在死刑执行过程中，为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必须进行严格审查，进行刑前审查即接到实行死刑的命令后，具体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应在7日内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存在停止执行的情况，若出现“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罪犯正在怀孕的”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定以防止冤杀或错杀。

虽然我国的死刑执行制度对防止错杀，限制滥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1、是死刑执行主体实践中不规范。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存在变通执行的情况，如有的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基层人民法院对罪犯执行死刑。这种片面追求方便执行、片面追求诉讼效率的变通的做法大大损害了法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是死刑执行方式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实务中操作不透明、不公开。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将枪决和注射规定为两种主要死刑执行方法，体现了我国死刑执行方法的人道、轻缓、文明的发展趋势。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做法则暴露出了这一规定存在的一些不足，即在死刑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采用枪决和注射方法的决定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既然规定了死刑采取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而死刑犯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适用执行死刑的方法上也应当是平等的。因此，应当赋予被执行人对死刑执行方法的选择权。

3、是对死刑犯尸体的处理不当。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和器官移植等技术日益成熟和完善，临床对人体器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人体完整意识的消极影响，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人相对较少，造成医疗需求的严重短缺，于是许多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便将目光转向死刑犯身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死刑犯在执行前或执行后，执行机关便与医疗科研机构达成口头协议，在执行后不久被执行人的器官便被移植，或尸体被拉走作医学解剖之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既没有征得被执行人的同意，也没有征得其近亲属的同意。这一做法不仅严重侵犯了死刑犯拥有的保护尸体完整权、尸体的处分权和收益权等人之为人的合法权益，也与人道主义精神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价值趋向背道而驰。

4、是关于执行前死刑犯同亲属的会见太过原则性。1998年《解释》第34条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一般都不允许罪犯会见亲属或其近亲属会见罪犯。

5、是关于执行后对罪犯家属的通知。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可是在司法实践中，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时不履行或拖延履行通知义务，致使罪犯家属甚至罪犯的辩护律师在执行后很长时间也得不到有关死刑犯已被执行的通知。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极大损坏了司法权威，也伤害了罪犯家属的感情。

笔者认为，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

1、社会整体形势稳定。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

2、提高社会安全水平，减少暴力犯罪的空间和成功率。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提高社会的安全水平，使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空间被压缩，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一部分潜在的犯罪者无法实施犯罪。另一部分潜在的犯罪者认识到犯罪的不可取，也会考虑放弃犯罪。那么还用死刑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

3、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我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进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

4、社会环境和谐，人们对生命无比尊重。死刑存废之争中，最关键的分歧在于：“保留论”者认为公平至上，而“废除论”者则主张生命至上。“保留论”者以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认为法律既然是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订立的契约，那么，对于严重违反契约的重罪犯，自然应当允许人们按照契约的规定，对其处以死刑，这是公平的。而“废除论”者同样以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认为人们不可能达成“同意自己在某种情况下被处以死刑”的约定，因为，人人都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不可复得的、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的。由此可见，“废除论”者欲成为多数派，必须弘扬对于生命的尊重，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树立相对主义的公平观和绝对主义的生命价值观。无论采取何种途径，以政治家、道德家一己之力谋求废除死刑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死刑毕竟不单是个关涉每个人对别人生命价值的看法的问题，而且是个关涉每个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看法问题。当然，在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尚不俱备，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又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从总体制度上讲是基本合理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坚持现有正确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调整，以求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程度。死刑制度是与时俱进的。相信我国的死刑制度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霍文科主编：《刑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蔡彰主编：《中国刑法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魏克家主编：《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4]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死刑犯范文篇9

预防性自卫是一种认为对于即将来临的或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主张,它又被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或者预先性自卫。这种自卫权是否存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关于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学界存在三种看法。

一是支持派,其看法是国际习惯法上承认这种自卫;没有一个国家会等待先受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因为现在武器条件下,这种首先攻击很可能摧毁该国进一步抵抗的能力,从而危及该国的生存;如果不允许预防性自卫,那么侵略者就可以选择有利的时间发动攻击,从而剥夺了受害者的自卫可能性。

二是反对派。许多学者反对预防性自卫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早期的国际法曾经承认,在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急迫威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预防性自卫行为,但是这种权利在二战后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最终被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从现代国际法中剔除。

三是折中派。这部分学者主张,可以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下行使预防性自卫。比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虽然预防性自卫行动通常是非法的,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非法的,此问题的取决与事实的具体情况,尤其包括威胁的严重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先发制人的行动是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严重威胁的唯一方法。预防性自卫比其他情况下的自卫可能更加需要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条件下,一国总是要等待已开始受到武力攻击后才采取自卫行动,是不合理的。”《宪章》所规定的自卫权是一国在受到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时所采取的御防行动的权利,所以,为防止威胁而预先采取自卫的观点在《宪章》中找不到依据。关于某一攻击究竟是否紧迫的问题,通常不能以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这样,有关的决定必然落入有关国家的主观自由裁量,很可能会被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二、死刑犯不引渡

死刑犯不引渡是指在被请求引渡人按照请求国法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场合,被请求国除非获得请求国的不判处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保证,不引渡被请求引渡人。这一规定的产生与死刑的废除相联系。目前为止,死刑犯不引渡还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的规定,因而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死刑犯不引渡在国际引渡实践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在引渡条约没有规定这一规则,被请求国国内法律却规定这一规则,而请求国国内法又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被请求国是否可以因此拒绝引渡。其次,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供不判处死刑或不执行死刑的保证会在同案犯之间造成审判不公平的局面。我国在引渡领域的人权保护政策首先反映在《引渡法》关于应当可以拒绝引渡的条款中。该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其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政治见解或者身份等方面的原因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可能由于上述原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应当拒绝引渡。

三、国际法上的海盗罪

死刑犯范文篇10

一、活体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由于医生摘取某人的器官，不是为了治疗其自身的疾病，而是为了用来救治其他人，所以．不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阻却违法性（或无社会危害性）的“治疗行为”，而是一种“治疗援助”行为。[1]那么，医生实施的这种摘取人的器官而使其身体受损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如果不构成伤害罪而成为一种正当行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其理论根据何在？这是刑法理论上应该研究的问题。

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不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是：（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其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2]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移植器官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伤害罪或杀人罪。

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也就是存在“被害人承诺的伤害”（“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从而使行为正当化。[3]因为在器官供者承诺（同意）捐献器官的条件下，医生按规定摘取其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受者），虽然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却可以救治其他危重病人，给受者带来的利益超过对供者所造成的损害，从社会整体而言，无疑是减少了损害，是有益的行为。为此，法律允许公民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有权作出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处分决定。既然如此，当某人为救助他人作出捐献器官的真诚承诺，并甘愿承受被摘取器官而使自己身体健康遭受的损害时，医生摘取其器官的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其人身权利的问题，从而也就无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可言。不过，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出于高尚动机，同意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因此，如果摘取器官明显会给移植器官供者带来生命危险，则其捐献器官的承诺无效，医生也不得为移植而冒险摘取其器官，否则，就有可能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来说，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以被害人有承诺能力为前提的。无承诺能力者的承诺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使基于这种承诺的行为失去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被害人承诺通常只能是被害者本人承诺，不能由他人代为承诺。未成年人无承诺能力，那么，能否由其监护人代为承诺，使之成为活体器官捐献者？例如，双胞胎幼儿中的一位患严重疾病，急需作肾移植，另一位未患病者是最合适的器官供者。父母要求医生摘取双胞胎幼儿中未患病者的肾脏，移植给另一位患病者。在这种场合，移植双胞胎幼儿中另一位幼儿的肾脏，因为不会有拒绝反应，成功率最高，并且不是为第三者的利益，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可非议。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这种特殊场合，应该允许有监护权的父母代为承诺。肯定幼儿可以成为移植器官供者。[4]但是，摘取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器官，无疑会损害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身体健康，这是监护权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况且，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负有保护子女的义务，只能做有益于子女身体健康的事，无权作出让他人损害子女身体健康的承诺。正因为如此，1973年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医事法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不能作为移植器官供者。

活体器官移植以供者真诚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供者的承诺，为移植而强行摘取其器官，在我国由于没有对这种行为单独设处罚规定，通常只能定故意伤害罪。至于有无特殊例外情形，国外刑法理论界有争论。例如，被故意伤害者的伤势严重，只有通过器官移植才能恢复健康，加害人符合医学上的捐献器官的条件，但他拒不捐献。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场合，可以强行摘取加害人的器官移植给被加害人。[5]但是，在笔者看来，加害人的行为即使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受刑事处罚，也应该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通过摘取其身体器官使其身体受损害的方式来惩罚他；再说，即便是加害人同意捐献器官以救治被加害人，也只是表明其犯罪后态度较好，并为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发生作了努力，可以视为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在加害人未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强行摘取其器官移植给被加害人，否则，同样要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此外，为救治急需移植器官的危重患者，能否以紧急避险为由，摘取不同意捐献器官者的器官作移植？对此，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上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主张。[6]笔者持否定态度。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法秩序不允许为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而违反某人的意愿，让他忍受外来的对其身体完整性的侵害。否则，就与作为现代法秩序基础的尊重个人自由原则相悖。其次，根据紧急避险的原理，紧急避险的手段必须相当，不能采用违反公序良俗的手段来避险。[7]况且，器官移植往往要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进行，并非是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而很难符合紧急避险的“紧迫性”要件。

二、尸体器官移植与盗窃、侮辱尸体罪

尸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已经死亡人的尸体之器官，移植给其他需救治之患者的情形。医生为移植而实施的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在何种条件下才为正当？如果是违规摘取尸体器官，能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

一般认为，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应该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死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医生摘取尸体器官前，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死者近亲属现在是否同意捐献死者的器官。对此，各国器官移植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只不过具体规定有所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反对意思表示方式”，即死者本人生前如果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就可以摘取器官；（2）“承诺意思表示方式”，这又分为两种：一是所谓“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即仅仅只有本人作出承诺，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才能为移植而摘取尸体器官；二是所谓“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即不仅有死者生前捐献器官的承诺，可以摘取尸体器官，而且在没有死者生前承诺的场合，如果有近亲属的承诺，也可以摘取尸体器官。其中，“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又可分为“本来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与“特殊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前者是指通常的只有死者本人生前作出承诺，才能摘取尸体器官的情形；后者则是指既要有死者本人生前的承诺，又要有近亲属现在的承诺，才能摘取尸体器官的情形。并且，前者还可分为“书面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以书面形式为限）与“不问形式的狭义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两种。（3）“通知方式”，这是指即使死者生前无承诺，也并不一定就不能摘取尸体器官，只是医生必须将摘取尸体器官之事通知死者的近亲属。“通知方式”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北欧的通知方式”，即死者生前虽无捐献器官的承诺，但如果死者的近亲属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或者摘取器官并不违反死者及其近亲属的信仰，那就可以摘取死者的器官，只是摘取之前必须尽可能告诉死者的近亲属；二是“德国的通知方式”，即死者没有作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时，医生先要将意图摘取死者器官之事通知死者的近亲属，在近亲属不反对的条件下，可以摘取死者的器官。[8]

以上几种立法形式中，“反对意思表示方式”只要死者生前没有表示反对的意思，就可以摘取其尸体器官，完全不考虑死者亲属的意愿，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死者尸体是亲属寄托哀思的对象，当死者生前对死后捐献器官没有明确表示时，应该充分尊重死者近亲属的意愿，特别是在死者生前无机会表明其意愿的场合，不征得其亲属的同意，甚至在其近亲属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仍摘取死者的器官，这显然是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中，“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强调尊重死者本人的意愿，只有死者生前作出明确的捐献器官的承诺，才能摘取其尸体器官，这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人们捐献器官的意识不强、捐献器官的普及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立法形式会缩小器官供者的范围，不利于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因为绝大多数人生前往往不关心捐献器官的事，有一部分偶然事故引起死亡者，符合作为器官供者的条件，但由于其生前不关心而失去了对是否捐献器官表明态度的机会，若要求有“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这部分死亡者就不能成为器官供者，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器官的移植，对器官供者有特殊要求，只限于这种偶然事故引起死亡者或脑死亡者，所以，不宜把这部分死亡者排除在器官供者的范围之外。这也是许多国家不采取“狭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的原因所在。“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则比较灵活，在死者生前未对捐献器官之事表明态度的情况下，只要征得死者亲属的同意，即可摘取死者的器官作移植用。这样处理既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又能体现对死者及其亲属权利的充分尊重，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至于“通知方式”中，所谓“德国的通知方式”与“广义的承诺意思表示方式”一样，对上述情形的处理结果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北欧的通知方式”，则与“反对意思表示方式”有相似的缺陷，即有不尊重死者亲属的意愿或权利之嫌。

值得研究的是，如果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但死者近亲属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摘取死者的器官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对此，理论界有不同意见，各国的立法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西欧各国比较尊重个人的权利，认为个人对自己死后的尸体也有处分权，即便是近亲属对死者的尸体有一定权利，那也应该认为“死者自己的决定权”优先，因此，只要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不论其近亲属是否赞同，医生均可摘取其器官。但是，日本1979年制定的《关于角膜与肾脏移植的法律》规定，即便死者生前明确表示捐献器官，只要其近亲属持反对态度，医生就不能摘取死者的器官。这显然是认为近亲属的意愿优于死者生前的意愿。对这样的法律规定，日本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9]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而言，死者个人对自己的尸体也有处分权，死者生前既然表明死后捐献器官，以造福于他人，对这样的善意举动，社会和其亲属应该予以充分尊重，亲属只有帮助其实现意愿的义务，而没有否定其承诺的权利，所以，在上述场合，法律应该允许医生为移植而摘取死者的器官。

成为问题的是，死者生前没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其近亲属也不同意捐献，但医生为移植而摘取了死者的器官，这能否构成我国《刑法》第302条所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呢？例如，1998年10月15日，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一位医生为了救治绝境中的急症病人，在备用角膜失效的情况下，从医院太平间摘取了死者的眼球，使两名患者复明。后来被死者亲属发现，要求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失。[10]对于这类案件，首先应该肯定，如果摘取器官移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就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正如有关专家在讨论这一案件时所述，“本案医生之所以‘要为这个患者移植角膜，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再不做手术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为了避免接受手术的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采取了这个行为，从民法角度说是紧急避险”，因而阻却违法性。[11]但是，如果摘取器官移植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又违反了自愿捐赠原则，自然是一种非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是否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尚有研究的余地。笔者认为，构成我国刑法中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盗窃或侮辱尸体的行为，主观方面必须要有盗窃、侮辱尸体的故意。医生为移植而在医院摘取尸体器官，由于尸体是在医生或医院的掌握控制之下（尚未移交给死者亲属），不能成为自己窃取的对象，所以，不符合盗窃尸体的构成要件；又由于侮辱尸体是以行为人有使死者亲属受羞辱的恶意为主观要件的，而医生为移植非法摘取尸体器官，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恶意，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只能视为违反医疗法规的一般违法行为，可酌情给予民事或行政处罚。不过，如果尸体在死者亲友的控制之下或已经埋藏，他人（包括医生）盗取尸体（或尸体器官）供移植用，则可能构成盗窃尸体罪。

另外，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器官，能否不受上述自愿捐赠原则的限制？对此，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肯定论者认为，在可供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因器官衰竭濒临死亡的病人，这对死刑犯无任何伤害，对社会和他人有益，可以视为其赎罪的一种表现。否定论者认为，死刑犯可以被剥夺政治权利，但民事权利并没有完全被剥夺，对自己死后的尸体仍然享有处分权；为了保证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能有效移植，医务人员往往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的身体作一些处理，而医务人员参与此事，有悖其救死扶伤的天职；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还有可能促进器官商业化，并引起医务人员和执法队伍的腐败；况且，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只可一时缓和器官供不应求的局面，反而会使开辟正当器官来源的工作得不到重视。更有否定论者提出，应当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也就是说，不管死刑犯生前是否表示同意捐献器官，也不管其亲属是否愿意，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一概不能作器官移植用。其主要理由是：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12]在笔者看来，死刑犯的尸体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死刑犯生前可以作处分决定，其亲属也对之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器官捐赠是一种民事行为，对死刑犯也应该适用同样的自愿捐赠原则。如果死刑犯生前不同意死后捐赠器官，或者生前没有作明确表示，被处决后其亲属不同意捐赠器官，就不得摘取其器官作移植用。否则，在不具备紧急避险条件时，就是非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盗取死刑犯的尸体器官作移植用，同样有可能构成盗窃尸体罪。不过，笔者并不赞成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的器官供移植。除了紧急避险时可以利用之外，死刑犯案发前作过真诚捐献器官的承诺，处决前未撤销承诺的；特别是死刑犯提出要把自己死后的某种器官捐赠给正需要移植器官的亲友时，显然没有理由不允许。另外，如果死刑犯主动提出捐献器官（不存在引诱、威逼现象），那么，我们为何又不满足其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真诚愿望呢？

三、器官移植诱发的新型犯罪

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为一些病人带来了福音，与此同时，也诱发了一些新型犯罪。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

人体器官不能沦为商品而被买卖，器官商业化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并且会导致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目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人体器官走私也十分猖獗。更有一些医生，参与买卖器官的活动，他们强迫病人家属签定愿意捐献器官的合同，甚至为了尽快获得器官，不惜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13]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些为贩卖器官而残害人命的暴力团体。[14]器官买卖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问题：器官供者、买卖中间商有意掩盖供者疾病，造成某种疾病的传染；某些不具备条件的医院为了营利，无视病人的利益开展器官移植，导致病人死亡等严重后果发生；还有些医院，对一些本可救治的病人不予救治，任其死亡后摘取器官移植，如此等等，足以表明器官买卖或器官商业化必然走向器官移植目的的反面。正因为如此，1989年第4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防止购买和销售人体器官的专门决议。许多国家也先后制定法律，明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如原民主德国1975年《器官移植法》规定，器官供给一方不得因提供器官而索要报酬，接受器官一方也不得因接受器官而主动提供或同意给予物质报酬；智利1982年颁布的关于使用人体器官的法律明确规定，捐献器官应是免费的；美国1984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中明文规定，禁止购买器官移植所用的人体器官。加拿大、法国、印度等国，也制定了类似的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规定。

另外，对违反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之法律规定的行为，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相关法律中设置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例如，1995年澳大利亚北方区《人体组织移植法》第24条规定，从事人体组织或器官买卖活动的，处500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对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作了十分具体的处罚规定，“如果因为购买或出售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或因为向他人交付人体器官或组织而支付或收取金钱，处三年徒刑。同时，无论以何种方式宣传或允许宣扬器官交易，处至多三年徒刑或课以360日罚款。法律还规定了两种有关组织和器官交易的犯罪也受同样处罚：（1）使他人决定就有关器官和组织要求支付或给予金钱的人；（2）创立、资助、领导或代表目的在于从事组织和器官交易的人。另外，为了严厉禁止器官交易活动，对未遂犯也处罚。并且，针对“违反捐赠无偿性”的行为，也设置了处罚规定，“即因捐赠器官或组织而收取或支付报酬及偿还和接受偿还有关摘取的开支和负担的人，课处一年徒刑或最高至120日的罚款。违反捐赠无偿性的未遂犯也处罚。”[15]

（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犯罪

这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欺骗、盗取等非法手段，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对被害人采用绑架等人身强制力，强行摘取其器官。所谓胁迫，是指以使用暴力或其他加害手段相威胁，对被害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强行摘取其器官。所谓欺诈，是指采用编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而“同意”被摘取器官。例如，谎称被害人的某器官发生病变，需要施行切除手术，但实际上是摘取其完好的器官供移植用。所谓盗取，是指为病人施行手术的过程中，私下摘取其完好器官供移植用。同一般的故意伤害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以获取器官为目的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对此，有必要单独设立罪名予以处罚。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或地区在有关法律中设置了专门的处罚规定。例如，1997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0条规定了“强制摘取人的器官或组织做移植罪”。

应当指出，如果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对此，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器官移植法有明文规定，即“如果为从尸体中摘取器官或组织而杀人，适用关于加重杀人罪所规定的刑罚。”[16]另外，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则不存在侵害人身健康的问题，而有可能构成有关侵害尸体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日本刑法规定的“损坏尸体罪”等。不过，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了专门的刑事处罚规定。如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上述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擅自从尸体上摘取器官或组织，最高可处两年有期徒刑或最高240日的罚款。”[17]

（三）进行人体试验的犯罪

目前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器官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器官的供需矛盾，医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把动物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即异种器官移植）的尝试。但是，中外科学家所作的上述尝试，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动物是一些病毒（包括多种逆转录病毒）的天然宿主，这些病毒可能通过异种器官移植而感染人类。这些病毒本身或通过与人类病毒的基因重组有可能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新病毒，这种病毒在人类中传播，后果将十分严重。为此，英国政府于1997年底已明令，在没有充分的安全保证的情况下，禁止转基因猪器官在人体上应用。[18]我国南方基因中心伦理委员会起草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大纲》（建议稿）第14条明确规定，“反对人体一动物细胞融合术，禁止将人的体细胞与动物的卵细胞质结合的实验”。

尽管对能否开展异种器官移植、以及能否为器官移植而进行人与动物细胞融合的实验在科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但对科学研究与实验不得以危及人类安全为代价则早已形成共识。至于禁止用人体做生物医学研究，也早已成为国际上所公认的生命伦理规则，并已被有关国际法所确认。据此，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在目前异种器官移植的利弊得失不确定，潜在的风险又很大，即动物病毒有可能触发另一次艾滋病流行的情况下，应该对异种器官移植（包括用人畜细胞融合克隆出的器官移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必要采取“有罪推定（guiltyuntilproveninnocent）”的战略原则，它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异种移植的支持者有责任提供异种移植不会引起人类毁灭性疫病流行或有预防该疫病的有效措施的证据；（2）为了弄清动物一人类病毒感染的实在危险，应作更多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应该在非常严格的控制条件下，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和严密的监测、监督；（3）在证明异种移植无害以前，I临床试验应该暂时停止，暂停临床试验的决定可每两年复查一次，根据新的证据决定这种暂停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取消；（4）为此目的，应该建立国家异种移植委员会，审查、监测和监督异种移植的研究。总之，只有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异种器官移植引起毁灭性病毒流行的可能性很小、或有办法预防时才可能应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