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范文10篇

水浒传范文篇1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范文篇2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啃完了，好辛苦！不过，我总算明白了很多道理。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虽然说现在仍离内行很远，不料却也看出一点门道。

鲁达何以成五台山和尚？

俗话说不在高，有仙则名。五台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的和尚当然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的，何况象鲁达这样有命案在身凶犯？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的故事，至于他如何做了名山古刹的大和尚，不细心看还未必看得明白。

鲁达三拳打死郑屠之后便亡命天涯，一日，在代州雁门县的十字街头正好遇上了他曾搭救过的金老，金老的女儿嫁给了雁门的大财主赵员外，赵员外既然取金老的女儿，鲁达自然成了他的大恩人，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赵员外和五台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寺里的智真长老是他的弟兄，而且他祖上便曾舍钱在寺里，是寺里的大施主。赵员外还曾向寺里买了一个名额，寺里曾许过愿让他剃度一僧。于是，赵员外就把这名额给了鲁达，有了名额还不够，赵员外还向寺里缴纳一笔集资费，那集资费便是赵员外带鲁达上山见智真长老时特意准备的一担段匹礼物。如果没有赵员外的一个名额和一担集资费，鲁达便有天大的本事也进不了五台山山门，更不会成为后来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了。

生辰纲事发与晁盖的关系网

劫了当朝太师的生辰纲，绝对是死罪一条。作为这桩劫案的首犯，晁盖在生辰纲东窗事发之后，利用他多年精心编织的关系网居然安然逃脱，远走高飞。《水浒》虽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不过里面的108将很少是正儿八经的正宗农民，晃盖当然也不是。

晁盖是山东郓城县东溪村的一名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他独霸一方，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气。晁盖有很多钱，也很会花钱，他的钱绝对不会是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得，生辰纲都敢劫，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晁盖用大量的钱财精心编织了许多的关系网，而这些关系网在紧要的关头发挥了作用。先是他的把兄弟--在县衙门作事的宋江从济州府捕头何涛处获得秘捕晁盖的消息后，便立即前去通风报信，使晁盖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围捕行动中，郓城县的两位和他交往很深的，平时得了许多好处的都头朱仝、雷横更是心怀鬼胎，阳奉阴违。打前门的的雷横故意大惊小怪，高声叫嚷，暗示晁盖快逃，打后门朱仝更是不但放过了他，还特意为他指出了一条逃生之路说?quot;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能安身。关系网织到这个份上，谁还奈得他何？

宋江使梁山泊兴旺发达，宋江又把梁山泊引上绝路，真可谓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应该说宋江取得梁山泊第一把交椅之前，还是为山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尤其是彻底抛弃了王伦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路线，广纳天下豪杰，使得山寨一片繁荣。他还常亲自下山，率领一帮弟兄冲州过府，立了不少军功，三打祝家庄、攻克高唐州，都有他的功劳。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梁山泊英雄排定座次，宋江坐稳了法定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身先士卒的宋江不见了，自那以?quot;一向不曾下山，每日肉山酒海，大吹大擂，与弟兄们打团儿吃酒。而且他下山的第一件事竟是去东京赏灯，任凭众人苦谏不住，他坚执要行。拿着弟兄们出生入死换来的血汗钱供自己肆意挥霍。看完了灯会之后他还去逛妓院，为了会一会名妓李师师，光见面礼便花了黄金一百两。为了不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弟兄们的不满，他早就想好了一个绝妙的理由：这一切都是为了山寨的前途着想，为了让大家将来有个好的归宿。说到底，他的旅游、嫖妓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山寨宋江真可谓是奋不顾身。

《水浒传》毕竟是宝藏，不时会有新发现。最近，一位著名史学教授的研究又出新成果：“《水浒》是中国第一反腐名著”。教授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直接迫害农民的是贪官污吏，是高俅一类人物。农民起来反抗，矛头直指贪官，这是理所当然。农民铲除贪官污吏，实现天下太平，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腐败。“《水浒》虽然情节复杂纷纭，但其主题总离不开一件事———反贪污、反腐败。”端的是有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主题。

《水浒》反腐，第一斗士该是宋大哥了。宋江“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人仗义疏财”，老太爷宋太公和胞弟宋清“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宋大哥则在郓城县衙当文书。“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宋王朝该不会实行“高薪养廉”吧？一个县衙的小文书，不知工资有多少？竟能挥金似土，不知是有灰色收入还是有其他收入？莫非黑三郎上山之前也腐败？那岂非成了以腐败反腐败了？最坚定的“反腐斗士”当推李逵，那铁牛的板斧砍起江州百姓的头颅来就如切菜，“只要杀得快活”。事情缘起乃智取生辰纲，理由非常充分：“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因为是反腐的正义行动，打劫也就不叫打劫，叫智取。

水浒传范文篇3

足智多谋的吴用，广纳闲士的宋江，粗鲁无理的李逵，英明果断的晁盖，为兄杀嫂的武松，棒打洪教头的林冲，力大如牛的鲁智深，行走如飞的戴宗……这些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都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之中——《水浒传》。读了这么一本书，我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然而，在赞叹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勇猛威武的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当时朝廷的昏庸和无能。果真是应验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可惜，可悲，可叹，可愤啊！

从"吴用智取生辰纲"说起，他们以智慧取胜，夺得了梁中书的那些不义之财。他们做了强盗，的确，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他们抢了这些，总比让它们成了贿赂蔡太师的赃银强百倍千倍啊！况且，他们落草为寇也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只是官逼民反啊，不该埋怨他们，也不能够埋怨他们。毕竟，造成这一切的是那些无能者，他们虽身为官员，国家的栋梁等等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又做过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几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呢晁盖他们抢了这些金银珠宝还可以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谋求福利，让那些腰包塞得满满的达官贵人少一笔不劳而获的财产。因此，我必须对那些英雄们说上一句"你们做得对极了！

再说说英雄中的英雄——宋江吧。宋江为人宽厚，待人和气，却因为杀死了一个不守妇道的阎婆惜而遭难，这简直就是不公平了。对于这件事，我只能铁面无私地对那女人说一句："我很同情你，但你的死是我的快乐，也是宋江大英雄的福音，要是你能自杀那也就更好了。"宋江杀人是应该的，他对阎婆惜如此之好，反招来如此的待遇，能有时光机那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带上一支枪，回到那个时代，替宋江杀死这个女子。

依我之见，水迫梁山众好汉的背后，都有一个失败的女性。比如说武松者武松，他替兄长武大郎报仇，杀死了恶嫂潘金莲这个淫娃荡妇，砍了奸夫西门庆的狗头。杀得好，杀得大快人心。呼哈哈，此等人渣死了也脏块好地方啊——！(京调)但其中，我想最该死的是那个贪贿说风情的王婆。引一句宋江的话，骂她，就该是"老猪狗"，要不是她再一旁火上浇油，添油加醋，武大郎可能就不会这么早就死了，或许像他这样善良的残疾人会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呢！说实话，西门庆可惜了了，毕竟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更何况遇到的不是一般美人，是潘金莲那种卖弄风骚的美人。大家一定对它引诱武松的片段记忆犹新吧！

令人崇敬的好汉们哪，我将铭记你们于心；令人发指的小人们哪，我将憎恨你们到死；可歌可赞的巾帼女哪，我将敬佩你们千年；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你们为了自由，为了摆脱军官的束缚，无畏地抗击，勇敢地杀敌，无论你们成功与否，我都是为你们加油打气的支持者。祝君好运！

水浒传范文篇4

刚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我看《水浒传》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剧中人物早已忘了一大半;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本来就没认真看.迫不得已,只得从网上下了一套好好研读,竟发现:其实水浒传真的是不错.

第一点,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就是书中那一百单八将.人物虽称不上个个性格鲜明,但也每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例如浪里白条张顺水性奇佳,玉臂匠金大坚石刻技术拔群,还有入云龙公孙胜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法,哪一个不是人中奇才有人说《水浒传》里108将是勉强凑齐的,就是为了凑传说中的108星.我也不否认这点,可如果要是真的有多少些写多少,那么不仅少了一份奇幻色彩,也丢失了一百单八将从天而降的意义,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可谓是极品.

第二点就是《水浒传》中对剧情的刻画描述.《水浒传》从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到一百单八将聚一堂,从宋江大破连环马到宋公明全夥受招安,中间事情的繁琐,人物的众多,令人望而生畏.可施耐庵却用自己优秀的文笔将如此长的故事娓娓道来却丝毫没有拖沓之感,而且一环套一环,使读者不由得继续往下看,仿佛自己到了真实的故事中去了一般,真是让人叹服.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水浒传》对于历史的记述.大家可能都要笑我吧,这样一个类似于科幻神话的故事,根本就是瞎编,哪有什么真的历史.的确《水浒传》是神话故事,可他对当时民不聊生,奸臣当道,外敌入侵,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社会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你们想,如果人民生活舒适,那么怎么会有100多好汉奋勇起义如果忠臣当道,那么为什么高逑会当宰相如果国家太平,那么金朝来干吗如果军队丰足,那么何必招安呢在我看来,水浒传不止是一本有意思的小说,更是一本反映当时社会的历史书.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没什么用,只不过把《水浒传》好的地方举了出来而已,我还依旧喜欢《三国演义》.所以,每个人心目中的好书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有意义的好书.

水浒传范文篇5

水浒传讲述了宋徽宗时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官府腐败、贪官污吏陷害忠良，弄得民不聊生，许多正直善良的人被逼为草寇，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梁山泊上打着“替天行道”之旗号，不随意伤害客商，不随意扰民，只对付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官僚、土豪大户。这一零八条好汉个个身怀神技，各有所长，有文有武，如马上使箭、潜水行走、腾跳自如、腾云驾雾、日行八百里等。宋江的忠义双全、吴用的足智多谋、林冲的艺高胆大雪夜上梁山、李逵的卤莽急躁，还有鲁智深大闹桃花村、武松在景阳岗打虎……都让我赞叹和敬佩，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钦佩。

还记得去年发生在中远两湾城的溺水事件，当时，一个从江苏到上海打工的送水员——周扣雷，他在途径100弄弄口的保安岗亭时，突然听到岗亭后面的绿地里传来“救命”的喊声。此时，2个保安充耳不闻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周扣雷去看，发现一名男孩跪在地上，合着双手，向四周乘凉、围观的居民发出撕心裂肺地求救，但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往河中看去，有两名落水，周扣雷想也不想拖下衣服，准备下水，这时，也有几个围观想下水去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可是被他们的家人拉住了说：“你去救什么？让这个乡下人去救，你管什么闲事。”“……”

最后，因没有人帮忙，时间又拖得太久，只救起了一人。

水浒传范文篇6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范文篇7

读了《水浒传》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英雄们的豪情壮义，仗义疏财。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但是晁盖一伙，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而即使粗心卤莽至极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水浒传范文篇8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我试想,假如让他来到我的身边,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魅力.这不是因为他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他有所么高挑的身材,更不会是他有大把的财富,就一点,就是他那在别人眼中芝麻大的优点.请不要小看他那芝麻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就要灭绝了.

我总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对于朋友甚至亲人少了一份亲情,少了一份哥们儿友情.

我清楚的记得,在我咿咿呀呀学语时,我经常毫无顾忌的到邻居家吃饭,没有礼节,没有拘束,只有欢乐.邻居家的姐姐现在和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好.在我哭着闹着不上幼儿园时,我们和邻居经常一起聊天,但是我们开始装上了一扇木门.

水浒传范文篇9

究竟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直到死，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动了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半部《水浒》打天下?

在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自己的自述。在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

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他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同上，第73─74页）?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载《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在这方面，与有同好的，是。?

在“大革命”高潮中，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此外，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1939年7月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至。?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1939年12月，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还颇有感触，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58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水浒》对于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作为革命的借鉴。?

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水浒》还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有点遗憾，但她和一样，也很喜欢《水浒》。（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贺子珍之后，受到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治国经纬赖《水浒》?

中共建国以后，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本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1964年8月，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70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依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1975年8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说：“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选集》第5卷，第207页）?

在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在事件、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再次谈到了“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这些，都是自居“造反者”继承人，从他的先辈那里吸取教训的“铁证”。?

但是，论证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反证”：不仅喜欢看《水浒》，谈《水浒》，而且同时也喜欢看《三国》、《红楼》、《孙子兵法》，借用其经验和文学形象进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各阶层的读者均有，喜爱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锐的读者在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当时，和每打下一座地主庄园就要找书看，说明《水浒》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也爱看。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的本质。?

《水浒》传播的各种动力?

?

根据文学史研究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罗本”（罗贯中的一百回本），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时，郭武定（武定侯，郭勋）“重刻其书”，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郭本”。由于“郭本”删去了“罗本”各卷之首的“致语”，加之此后一段时间民间“村学究”五花八门的抄本大乱于世，不仅对原本有所“损益”，而且附会了不少“赭豹之文”、“画蛇之足”，所以，为了正本清源，汪道昆决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形成人们今日所说“汪本”。而且事情也远没有到此为止，明代万历三十八年，李贽又按照“汪本”重刻《水浒》，在原书名前冠以“忠义”的称号，形成“李本”；万历四十五年杨定见在继承李卓吾版本的基础上，又把“罗本”的一百回加以扩充，奠定了今日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基础；到了清代，金圣叹号称是得了“东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斩成了七十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这个版本，其他的版本几至湮没。（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29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水浒》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身，认为它内容“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水浒》实际上是在传播中，在获得民间和文化界的广泛参与之后，才变得“精彩”起来的。后来人很少注意到，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贾们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大众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时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看到三条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记载。他在现今保存的《水浒》最早版本──明万历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浒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嗜好。他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私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称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会的考证。经过对郭勋的身世考订，侯会说：“郭勋是明嘉靖朝的勋戚大僚，他世袭武定侯，后来又爬上公爵高位。在当时的公卿士夫间，他口碑不佳，被视为政治投机的老手。但同时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艺术赞助人。郭勋府中刊刻的文艺作品，除《忠义水浒传》外，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英烈传》及散曲选集《雍熙乐府》，都是纸墨精良、校雠精审的书籍精品；当时即有‘武定善本’之号。可以肯定，郭勋斥资精印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当然不是为市井读者提供娱情悦目的通俗读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们的一时之好，借以获取‘好文多艺’的令名……”（《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他注意到《水浒》价格实际上决定着这本书的读者群和扩散面的问题。那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提供参照：?

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刊《封神演义》封面上，标有“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字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明代米价表载，万历时平均米价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即一部小说的价格可买米两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学正，每月俸禄不过支米二石五斗，典史月俸不过三石。（李时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原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是说，在明万历年间，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位学正或典史──也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长”和“中央文史馆馆长”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这位晚清光绪三十四年《水浒传》新刻本的主持人说：“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浒传》，取其公正也。……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格于金融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予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

──由此观之，推动《水浒》传播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帝室王家，还是勋戚大僚，抑或是早期抱民主立宪理想“下海经商”者，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物。⊙关于《水浒》的“诲盗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帝王、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都是喜欢《水浒》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请看：?

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浒传》的命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

在这些禁令中，咸丰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家乡湖南湘潭的一些背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督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

曾经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水浒》、《西厢》等书，……原其着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由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一《札饬禁毁淫词小说》）????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督书牍。致严渭春方伯》，同治六年刊本）?

那个被清顺治皇帝杀头，并在《水浒》传播事业中发挥过最大作用的金圣叹，也认为明代以来的各种《水浒》有“诲盗”之嫌，他尤其批评李贽等把《水浒》冠以“忠义”之名：?

“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正因为如此，他要“腰斩”一百二十回《水浒》，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为被“斩尽杀绝”，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他所欣赏的，只是《水浒》的文学成就而已。?

──既然从阶级趣味和审美意象都不能解释《水浒》传播的奥秘，那么，什么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述资料的论列，已经揭示出某种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水浒》的走红，绝对有一些历史的机缘。?其一，为上述汪道昆所说，是出于太平盛世的艺术和消闲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以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对消闲文化的需求为基础的。这类需要的特点，从当时流传的“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等剧目与故事的性质，也可看出端倪：或叙述王孙遗孤、忠烈后代（柴进为周世宗柴荣后代；关胜为关羽苗裔；杨志为杨令公重孙）的遭遇故事；或搜集民间英雄历险奇闻；或申诉贪官污吏的横暴；或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无常──基本是在不妨害基本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运行的。?

其二，《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有明一代，这个朝代，正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建立的朝代。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政权时，当清朝异族统治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能量的作用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出笼的。然而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水浒》得以在有清一代“传薪不绝”。?

其三，前面提到的侯会所言，是出于勋戚大僚们挣钱和“博雅”的双重需要。由于其故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市场，于是推动了它的传播；又由于它的传播，更提高了它作为文学的内在品质；由于其文学品质的增强，更加剧了人们为挣钱而传播的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与这三大历史价值相对应的，是三类读者和传播者：?

第一类：为艺术或消遣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二类：为金钱和名声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三类：为道统和政治的读者和传播者。?

关于《水浒》的“载道说”?

上面说的是把《水浒》作为艺术品和挣钱、博名宝库的情况。那么，把《水浒》作为“载道”工具的情况又如何呢。综而观之，它们的观点大致有如下两大类：?

其一，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

其二，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

其具体言论略展如下：?

（1）“载儒道”说?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张凤翼、余象斗、大涤余人等。其贯穿的核心，是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思想。?

他们把《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它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作者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它的主角虽然被视为一群“盗寇”，但与那些“窃国大盗”相比，他们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人物说：他们“既蒿目君侧之奸”，又能“审华夷之变”；“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惟翦婪墨，而不伐良善。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他说：“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此说显然认为《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作者写此书，好比医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贵重的补品。?

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则说，先儒把“尽心”叫做“忠”，“心制事宜”叫做“义”，他认为，“尽心为国”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义”。水浒人物在宋代末年，贪官横行、乾纲不振、国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够锄强扶弱，削富济贫，伸冤解囚，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的事业。他说，如果《春秋》是“史外传心”的重要经典的话，那么《水浒》则是“纪外叙事”的重要作品。（见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刻本）?

大涤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浒传》卷首文字《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说：“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识者有忧之。”“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当由童而习之。”他认为，《水浒》就是生于“乱世”，当“正史不能摄下流”的时候，用“稗说”来“醒通国”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作品。说作者“用俗以易俗，反经为正经”的方法，用心在于“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见明末芥子园刻本）?

──这派观点的特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是独立于皇权和国家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乱世”在下、在野。所以，《水浒》是可以与《春秋》、《史记》比拟的经典作品。?

（2）载“民族、民权大义”说?

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袁无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陈忱，以及严复、夏曾佑、俞万春、梁启超、王钟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们认为，《水浒》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的作品。它不仅寄托了作者的哀恸、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时，“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他还认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率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并非一种愚忠，而是“忠义之烈也”。他认为，当国者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君侧”；贤宰相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见《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

据《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的作者李恭简说，施耐庵是元朝至顺辛未年间的进士，曾与同乡、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相识。张自立为“吴王”后，曾造访施耐庵家，请他出山，但被谢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多次下诏书请他任职，他也“坚辞不赴”。?

那么，施耐庵究竟是在什么情况和心情下写作了《水浒》的呢？据《施耐庵墓志》的作者王道生说：?

“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着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其门人罗贯中（说）……先生之着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一位“佚名”作者所作《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说：?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人心，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中国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与明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

更重要的是，这位“佚名”作者还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是笔者看到的记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应该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

“佚名”作者认为：“天氤地氲，思想乃发。”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他认为，“元亡于《水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末人民大起义的着名头领：韩林儿、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都是“《水浒》之产儿”，“而朱元璋尤其着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

他的结论是：“世以耐庵为诲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耐庵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诲，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原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据195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也说：“施耐庵之着《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同上）?

对《水浒》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水浒》的评论，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一个“杂”字了得！?

这显然是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成书特点引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间传说与文人手笔，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故事构成上，它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根据历代文人雅士的考证，它是借山东宋江36人起义的外壳，实际综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发生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淮南、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故事。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复杂来源，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书中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体例矛盾、故事衔接失榫和人物形象分裂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它有这样丰富的来源，它成了凝聚中国古代造反经验的宝库。?

其次，在观念赋予上，它反映了历代参与创作者的不同需要。而这些人有皇帝的“御笔”，也有民间的着作家，儒、道、佛、侠，百家参杂，但主要是该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源流，几百年来，围绕《水浒》的评论，才会那样地精彩纷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们的分歧有多大，《水浒》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着，这个定位是没有疑义的。不论是官方的“诲盗说”，金圣叹的“禁盗说”，以及李贽为代表的众多闻人的“载道”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判断罢了。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古代的所谓“卫道”与“诲盗”，在今天的“唯物史观”看来，恰好是“反动”与“进步”，“诲盗说”与“载道说”都对，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和“盗”，正好是相反的。?

因此，看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属于《水浒》的哪一类读者。而看他属于哪一类读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

事实证明，也和皇帝一样看戏、看电影，但他看了《清宫秘史》不是感叹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认为它在宣扬“卖国主义”；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没有发出贵族们通常用以“博雅”的对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他也和胡适们一样喜读金圣叹，但他读到的并非文学的精彩与精致，而是历史的“不真实”。同样，他不喜欢“罗本”并不是因为它狗尾续貂、拼凑嫁接的技法不纯，而是因为它与施耐庵继承的司马迁的传统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统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腊，是继承了“宋儒传统”。?

水浒传范文篇10

［关键词］水浒传;儒文化；侠文化；理性；血性；心理结构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其一，侠的帮派性。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其二，侠的反社会性。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宋江心理结构中儒、侠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织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协的性格基础。佚名的《读〈水浒传〉书后》有评论说：“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在宋江身上，儒、侠文化几乎呈现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为复杂。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两种文化形态者，典型的如林冲。以前的人物论多认为林冲的遭际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性格是由软弱到反抗的典型，他体现了《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其实林冲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体制内生活，他对体制秩序的归附心态是比较强固的，后来上梁山后也同样忍受王伦之气，屈居人下而能随遇而安。但林冲毕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胆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当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给他稳定的生活时，他必然要奋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杀陆谦、富安，后是火并王伦。从林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从儒文化心态向侠文化心态的变化。

另一个“上上人物”是武松，他是一个以侠义精神为主的人物，但在处理其兄武大郎一案时，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周密。当他得知西门庆已经打点官府，自己告状只是徒劳时，便亲自来处理案件了。他身为县里都头，耳濡目染了衙门断案的过程。他召集一干被告、证人、旁听者，并设计了书记官——胡正卿，便开始了审讯。等到人证、物证、口供俱全后，便对被告潘金莲执行了死刑，并对西门庆进行了狙杀，杀人后还自首投案。整个过程符合司法程序，只是执行者不是官府而是武松。这一段情节最能体现人物形象中儒、侠文化的状态。最足当五湖老人在《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所称的“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的称誉。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