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范文10篇

双边范文篇1

本文作者：解春艳朱红根工作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分析从图1可知，200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395．22亿美元，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该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547．81亿美元，其后随着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了2025．33亿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地位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呈波动性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图1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统计得到（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分析从图2可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173．41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亿美元，增长了5．59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2009年有所下降，为1062．5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比重呈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来看，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仅为221．81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1170．03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例来看，从2000年的9．85％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对平稳状态，到2008年有所下降。图2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得到（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域差异分析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区域差异来看（见表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并且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与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量相对较少。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较小，但今后的双边贸易潜力较大。

（一）理论假设基于国内外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理论假设：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在这十年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签署了各项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的实施所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市场开放等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长期促进双边贸易。但标志性的贸易协议有3项，分别为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货物贸易协议》及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本文用这3个标志性贸易协议的签订来度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化程度，并假设每项贸易协议的签订对双边贸易都有正影响。2．经济规模。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国的GDP总量反应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以及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给能力，进而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贸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设经济规模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3．人口数量。一国的人口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国内的需求越多，当国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无法满足的需求。本文假设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4．地理距离。一般指两国的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本文选取的地理距离是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贸易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小，这些成本从而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假设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5．科学技术水平。一国科学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本文采用计算机拥有率作为衡量该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并假设计算机拥有率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6．文化距离。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的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则意味着两国的文化距离越近，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语言，即贸易对象国是否使用华语作为衡量两国文化距离的指标，并假设存在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7．共同边界。如果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存在共通的文化区域，相互之间交流更便利，贸易更快捷。本文假设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8．优惠贸易区。保护性贸易政策是构成国际贸易的巨大壁垒，而当两国同属于一个优惠贸易区时，由于各种壁垒的消除或削弱，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对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同处于亚洲，且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共同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优惠贸易区的虚拟变量，并假设该变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二）模型构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额；YitY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经济规模乘积；PiPj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人口数量乘积；Disij表示i国与j国首都的直线距离；Comjt表示在t年j国的科学技术水平；Lanij为文化距离变量；Borij为共同边界变量，APECij为优惠贸易区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别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重要变量。β0是常数，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归系数，μ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三）数据来源目前，东盟成员国有10个，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东盟，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面板数据。双边贸易额数据根据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获得。GDP和人口数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通过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计算获得。计算机拥有率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是否有共同边界可由世界地图查询。各国加入APEC的情况来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是否使用华语、各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内容均来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官方网站。模型中各项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3个关键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为了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综合影响，把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事统一纳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Ⅳ。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模型调整后的R2较大，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统计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有重要影响。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不断增长。第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原因在于该协议条款中规定，双方要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并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根据该项计划及协议，中国与东盟首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紧接着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第三，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领域。2．经济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国GDP越高，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GDP的增加对其供给市场的影响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额加大。随着各国经济规模地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量也会不断增长。3．人口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盟中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使得国际间的贸易更加活跃，人口数量增加创造的需求效应远远大于国内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并且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对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越小。但在地理距离变量模型Ⅳ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5．科学技术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象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额越大，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一般来说，一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表示该国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会越强，因此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同时，一国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能力就越强，会创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给。6．文化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同使用华语的贸易对象国进行贸易较之不使用华语的国家，双边贸易量更多，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华语的国家华人人口较多，对本国的产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华语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使得该国居民对中国抱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人文环境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通点，更容易接受和喜爱中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更容易推广。7．优惠贸易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同属于APEC成员国时，更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属于同一贸易区的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贸易优惠政策，相互之间可以享有关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都会相对较低，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8．共同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都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与双边贸易量负相关，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都是贸易小国，经济规模小，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贸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边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优势来大规模的扩大贸易；而与中国没有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国家经济规模大，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同使用华语，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都较大，因此就造成了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较大，而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反而较小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对东盟各邻国的贸易还不够发达。

双边范文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VAR模型；中美贸易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成为了众多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美顺差是由于中国通过货币政策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引起的，也即中国货币政策是一个“以邻为壑”政策。Obstfeld和Rogoff（2005）等研究者认为，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可以通过支出转换效应促进美国出口和中国进口增加，从而减少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然而，实际情况是，在2005至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顺差并未随着人民币快速升值下降，顺差反而持续积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中美贸易失衡有所调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明显下降。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元指数的影响有多大?该政策在中美经贸往来中是否体现了“以邻为壑”?本文旨在探究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差额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数据，选取中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等变量，利用eviews9.0软件，采用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VAR模型是研究中美货币政策对其贸易差额变动的常用模型，是一种运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关系的模型，克服了传统模型在估计和推断上的复杂性。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yt=a1yt-1+...+apyt-p+bxt+εt其中，yt、xt是内生变量，p是滞后阶数，εt是随机扰动项。如果模型中不含有外生变量，模型即为简化的VAR模型。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模型对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采用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计量学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判别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有理、有据，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统一。（二）数据说明。本文选取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数据，变量选取了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2c）、美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2u）、美国进口价格指数（IPIU）、美国出口价格指数（EPIU）、中国进口价格指数（IPIC）、中国出口价格（EPIC）以及中美贸易差额（TB）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ER）。中美双边实际汇率以双边名义汇率与中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之比的乘积来计算，公式为：ER=EER(P1/P)其中，EER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P1和P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来源于wind宏观经济数据库。）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各个变量是平稳的随机过程，因此要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季节性调整，即通过Eviews9.0软件用X-12法对各变量进行处理，以此来消除季节波动。同时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此来消除数据异方差，从而使数据更趋于平稳。对于处理过的数据分别用LNM、LNTB、LNIPIC、LNEPIC、LNIPIU、LNEPIU、LNER表示对数中的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美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中美贸易差额、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美国进口价格指数、美国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中美双边实际汇率。

三、货币政策的VAR贸易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建立VAR模型要求序列为平稳序列，使用平稳时间序列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构建VAR模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上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而避免伪回归问题。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结果显示，上述各变量的对数值在水平值下都不能拒绝原假设且存在单位根，表明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进一步进行一阶差分，从平稳性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记为I（0），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二）脉冲响应分析。1.中国的货币政策对贸易动态影响分析。本节以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美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中美双边实际汇率以及中美贸易差额这七个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以此来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的动态影响做实证研究，并运用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我国的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动态影响的效果方向和程度。根据上述的ADF检验结果，可得知各变量之间是一阶单整的，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在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之前，应先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该VAR模型所有的根均在单位圆内，表明该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可以进一步做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所分析的是VAR模型中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的脉冲响应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三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并不会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美国的货币供给受到一个短期的负向冲击之后又逐渐地达到一个平稳状态；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第一期开始对美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冲击从一个负向的冲击逐渐保持上升的趋势，表明美国与我国有着深厚的贸易伙伴关系；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本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一开始均呈现负的冲击，直到第4期开始呈现正的效应，到第8期达到顶峰，之后逐渐下降但保持在0或0以上的水平并渐趋平稳，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本国的进出口价格均呈现出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再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中美双边实际汇率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汇率产生负的冲击效应，从第一期开始逐渐下降，直到第12期才渐趋平稳，这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反而促进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贬值。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第1期产生负向的冲击效应，之后趋势逐渐上升，到第9期达到顶峰0.01%，第10期以后逐渐下降，从第11期开始一直保持在水平轴以下，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扩张将有利于中美贸易差额的调整。2.美国的货币政策对贸易动态影响的分析。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动态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同样，本节采用了VAR模型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动态的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动态影响的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一个正向的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冲击，使得中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在第4期达到峰值0.4%，之后逐渐下降到0.3%，并保持平稳的趋势。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美国进出口价格指数首先产生负向的冲击效应，之后再逐渐上升并达到平稳状态，说明其有利于美国进出口价格的调整；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产生短期的负向冲击效应、长期的正向冲击效应，表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以助推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的上涨；美国货币供给的冲击一开始对双边汇率产生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1期到第3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0.01%，随后开始逐步下降产生负的冲击效应，在第12期达到-0.05%，这说明美国货币供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贬值幅度在0.05%左右。在这些响应中，我们最关注的内容是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响应分析：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中美贸易余额产生负向的冲击效应，从第1期-0.01%开始逐渐下降，到第5期下降到-0.05%并基本处于稳态。

四、结论

本文基于VAR的经验证据表明，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对其进出口价格指数存在着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并促使了美元汇率的贬值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虽然对汇率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差额最终是缩小了，这体现了货币政策扩张的有效性。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有利于进出口价格的调整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并且在中短期内促使美元兑人民币贬值以及缩小了中美贸易的差额，但是从长期来看，对降低贸易差额的影响非常有限，在调整中美贸易差额的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汇率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中和效应，那么除此之外，汇率传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面对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决定机制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改善汇率的波动区间，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必要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名义汇率目标区间，从而间接干预和调控汇率，保持对外贸易的相对稳定以及提高社会福利，同时，减少通胀的波动性以提高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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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瀛，王弟海.货币政策、汇率制度与贸易不平衡[J].金融研究，2013(7)：16-30.

双边范文篇3

【论文摘要】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没有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动力”不足。具体来说，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中国的FTA对日本的跨国公司没有产生“排挤”效应。因此，日本国内的经团联等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或者说验证了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谜说的是，日本对外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专门选择那些与日本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作为FAT对象国。中日之间的贸易条约情况则构成了“谜中谜”：日本不愿与其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一直以来，自民党执政的日本政府面对中国领导人的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议，采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从《日本FTA战略》（2002年）、《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2005年）到《经济全球化战略》（2006年），日本政府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定位于中长期，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口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后面笔者会从越南的例子论证这些因素不是影响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因素。

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面对如此之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舍近求远，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与墨西哥、文莱等12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双边FTA，正在与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而且，相比其它国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谓不紧密，2000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的FTA决策结果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中国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中日两国的东亚主导权之争。学界流行的“敌意”理论只是描述一个表象，且缺少细节，特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对“中日投资协定”十分积极与支持，中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本文将从双边FTA制度产生的国内需求切入来试图解释日本国内政治的决策影响因素与结果。通过比较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与中国的情况，本文发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www.gwyOO.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日本尚没有动力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大、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实施状况或者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竞争，敌视中国，而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对待，日本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没有动力游说政府与中国谈判FTA以谋求与欧美跨国公司的平等待遇，相反，农业等反对中日FTA的利益集团力量影响着日本贸易部门的对外决策。

关于日本尚不愿意选择中国作为FTA对象国，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与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的区域主义理论解释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的解释是中国目前对外签订的FTA尚未对日本跨国公司与欧美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构成“歧视性”的区别，因此，日本国内的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农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并游说日本政府决定与中国签订FTA。本文的研究支持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具有意义。作为亚洲的前两大经济体，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一步。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设想中的东北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将经历“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等阶段，而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与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如果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谈不上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

下面第一部分是介绍本文的国际关系与区域主义理论基础，并说明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可能并不适合解释中日之间的制度化合作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与两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量。第三部分比较日本选择的12个对象国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分析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决策者与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后的结束语是展望中日之间的FTA路径与前景及在东亚共同体制度建设中的地位。

一、区域一体化的动力：理论与中日双边经贸

解释区域主义（Regionlism）的三种国际关系的理论有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经济依赖理论；政府间主义的（Inter-governmentalism）国家自治理论；国内游说与寻租理论。

仅从贸易角度难以解释日本不愿意与中国谈判FTA。中国市场巨大，而且中国目前对来源于日本的产品适用的关税较高。

国内游说主义理论中的MarkManger（2005）解释了日本对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决策。认为日本选择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对日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生产贸易与美国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也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凭借FTA享受到了比没有FTA机制的日本跨国公司的更优惠的待遇，从而前者获得了对后者的竞争优势，因此，后者回到日本国内，极力游说日本政府与墨西哥签订FTA。

本文沿着MarkManger（2005）提供的线索，检索日本截至2009年11月，签订的所有双边FTA，研究结论是支持国内游说理论。此外，引入公平竞争维度后的国内游说理论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变迁的需求基础。

二、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内决策过程与影响力量

下面将从日本国内政治出发，揭示日本对外贸易决策的国内政治、经济与利益集团基础。

1.日本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日本曾经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日本从多边主义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大致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是一个官僚制政治体制的国家。日本内阁中直接负责日本贸易政策制定的行政部门是经济、贸易与产业省（METI）与外务省（MOFA）。日本对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几个阶段：首先是由双边的、由政府、学界、商界等三个部门的联合委员会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其次是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实质性谈判；第三步是政府签署双边自由协议或类似的协议；最后是国内有权机关批准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2.反对力量与支持力量：农业利益集团与日本跨国公司产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来看，日本选择对外缔结优惠于WTO多边体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与农民受到的保护有三层。尽管农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只占1.7%、总体从业人员的4%以下（2004年数据），但是农民对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源于日本特殊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插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以作为下一步展开论述的铺垫。跨国公司本是开展FDI，那么它们能够从双边FTAs中得到什么利益呢？其一，跨国公司开展FDI，直接在东道国设厂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开国际贸易中的高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其二是关于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市场竞争。

三、日本亚洲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中国与日本的双边FTA对象国有什么不同？

下面分析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从面积、人口、人均GDP、对日本的贸易额比例等指标来看，日本FTA对象国的标准国家模型是一个中等偏大、人口稠密、富裕程度较高、经济发达，但是对日本的贸易额在日本整体国际贸易额中的比例极小的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现象。这个矛盾的现象不仅反映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对象国模型。同时，政治体制的差异、一个国家市场体制的发育程度以及与WTO规则的接轨程度并不是日本选择FTA对象国的绝对障碍。

本文还发现，日本的十三个FTA对象国绝大多数早就是美国的FTA对象国，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并没有制度化的贸易与投资优惠协议。在这一点上，日本是“追随”美国的政策。

通过与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比较，本文进一步揭示日本不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中国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或者中国在与WTO国际规则的接轨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甚至可以说，中国在诸多FTA对象国的条件上要远远优越于日本FTA现有对象国的平均值。

1.日本选择的标准国家模型：国土、人口、人均GDP与对日本的贸易额比重

日本政府在东亚选择FTA/EPA对象时选择了韩国、东盟和东盟各国，在其他地区则选择了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日本的FTA对象国，根据它们之间的条约进展情况可以初步地分为三类：（1）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十一个国家与区域性组织。（2）已启动正式的官方谈判、正在正常进行条约谈判的：GCC、印度与澳大利亚。

笔者选取了面积、人口，GDP、人均GDP、与日本双边贸易的比例、日本进口额与日本出口额等指标，对这些国家及其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定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各指标的平均值来看，日本FTA对象国有四个特点（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表1）：

2.日本的东亚贸易政策是追随美国，还是日美竞争？

通过观察表2，我们发现，在美国与相应国家谈判或签署贸易协定后不久或同时，日本往往会紧随其后启动与相关国家的谈判，并成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日本选择的贸易协定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美国选择或辐射的范围。那么，这反映了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还是日美在该地区的竞争？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日美关系是复杂多层次的。日美虽然达成在军事安全层面结盟、缔结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是在经济上，日本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两国尤其是两国的跨国公司以竞争为主。

3.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国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与中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与国际组织有：澳门、香港、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哥斯达尼加；正在谈判的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冰岛（中止）、挪威、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等；研究之中的有：印度与韩国。

四、展望：作为东亚共同体基础的中日贸易协定

双边范文篇4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11月，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主席和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新西兰留学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04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双边范文篇5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50亿美元、2003年121亿美元、2004年209亿美元、2005年165亿美元、2006年241亿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总体呈现逐年扩大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日方统计则出现相反的结果，日方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219亿美元、2003年180亿美元、2004年204亿美元、2005年286亿美元、2006年257亿美元。由于中日贸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断然认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紧急进口限制，引起贸易摩擦。日本对中国大葱，香菇等出口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转移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费品、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成套设备；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产品和粮食食品等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以前）；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高级数码相机和高级轿车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多数以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和少数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机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为了中日贸易的更进一步的交流，两国要充分认识以下问题。

1．持续保持中日双边贸易增长要确保两国的政治稳定。中日两国有诸多敏感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同盟新一轮强化问题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经冷”，使得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中日两国可以经常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2．中日两国的贸易统计上的不同，往往会引起贸易摩擦。对引起中日统计上的差异不作分析，而断定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紧急进口限制，这种做法有失平衡。因该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尽早解决。如近年来日本“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由此出现的对华贸易逆差，应该用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3.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在现阶段，一般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并转化优势产业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他的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总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消除人为障碍，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是指日本的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器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从日本或从第三国及中国筹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销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场。

参考文献：

[1]刘军红.“中国成日本最大贸易国”的背后玄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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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建安.中日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中日产业合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5，4.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东北亚论坛，2007.

[5]中国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ISBN7-80181-100-3）.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摘要]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经贸总量在世界排行第四。中日合作影响巨大，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机遇年，不仅会影响到亚洲，而且会影响到全世界。本文将以贸易角度，分别对中日贸易的必要性、现状、政策建议等方面来进行浅析。

双边范文篇6

[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国民待遇重构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投资待遇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国民待遇在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中被广泛采用，代表了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甚至有学者主张，国民待遇已经成为外资待遇的一般准则。

据统计，迄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与117个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1目前，我国正在积极与一些国家进行缔结BITs的谈判或修订原有的BITs.从我国BITs的实践来看，我国对外资待遇所采用的标准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其中，只有17个BITs规定了国民待遇，而这17个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适用对象、适用标准等的具体措辞并不一致。

一、我国BITs中国民待遇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迄今为止，中国签订的117个BITs中，只有17定了国民待遇，其他的都只规定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这种现状与当今国际投资法领域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完全不相适应，也与我国作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的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利于内外资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诚然，是否接受国民待遇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国民待遇属于一国国内法管辖事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不接受或是有条件地接受国民待遇是鉴于我国当时的国情考虑，是正确的。但是，经过20多年吸收外资的实践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情已经变了。既然国情变化了，那么政策也必须跟着改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这种事实上有限的国民待遇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取消对外资准入的种种限制，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客观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各国投资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国民待遇原则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一般待遇准则。苏丹喀士穆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哈里尔曾对1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335个BITs进行研究发现，有307个给予公平待遇，101个给予最惠国待遇，9个给予国民待遇，196个同时给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已有205个协定包含有国民待遇条款，占总协定的61.2％。11997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1CSID）对51个发展中国家外资立法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31个）给外资以国民待遇，而这些国家又都是推行或正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亚洲的韩国、菲律宾、也门；欧洲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南美的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及非洲的埃及、喀麦隆等国。2

再者，从中国已经签订的BITs来看，尽管其中只有少数规定了国民待遇3，且对国民待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协定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多边自动传导效应”，凡是与我国签订了BITs的国家的投资者都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而享受与之相同的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1既然未规定国民待遇的第三国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获得国民待遇，为什么不直接对该第三国也适用国民待遇呢？

第三，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已签署包括TRIMs协议在内的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而国民待遇是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TRIMs明文禁止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国民待遇。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BITs中的国民待遇制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必须及时更新过时的BITs条款，与WTO全面接轨，取消对国民待遇的种种限制，全面接受和实施国民待遇。

（二）内资待遇标准的不一致导致国民待遇不确定

我们知道，外资国民待遇是一个相对概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需以内资待遇为标准和参照。但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国内资的待遇千差万别。全民企业与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在市场准入、经营权利、要素供给、融资方式、进出口权、税收政策、法律保护、司法救济等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别2.这种现实的存在造成我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性，导致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无客观参照标准。如在“不低于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规定中，本国国民的待遇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因此直接导致给予外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缺位，法律条款适用阙如，要么出现盲目给予外资以不适当的优惠规定和政策；要么规定不合理的外资准入限制或待遇标准。

（三）条约规定与事实不符，国民待遇名不符实

我国的外资政策不可能超越发展中国家带有普遍性的“鼓励与限制并存”政策的阶段。尽管我国在所签订的一些BITs中规定或承诺了在投资领域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但由于法律和政策的导向作用，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倾向。1“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所得税优惠、进出口优惠两个方面，除此之外，我国在出口退税、进口货物免税、经营管理自主权、人员招聘、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许多优惠政策，其中有些优惠政策在近年的涉外法制改革过程中已与国内企业逐渐趋同，但时至今日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不少优越于内资企业的待遇。“次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实行投资审查制，限制外资投向、投资期、投资规模以及出资比例，有限制的股权参与和共同管理，限制产品内销，规定国产化比率或国内采购比例，等等。2在外资企业用汇中，我国现行外资法虽没有明确规定“贸易平衡”，但隐含有以出口创汇为先决条件才能支付外汇的外汇收支平衡要求。也就说，在准入后的运营阶段，外资往往享受诸多优惠政策，而在外资准入阶段，又往往对外资设业进行种种限制。

虽然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宗旨，但是“超国民待遇”不利于公平竞争，削弱了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影响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次国民待遇”又阻碍外资进入，因为跨国公司往往以长远利益及占领市场为目标，优惠政策难以左右其投资决策，然而各种限制性政策却可能构成了一道法律屏障影响欧美资本及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且，我国对外资的有些限制性规定违背了我国在国际多边或双边协定中所作的承诺，是应该予以取消的。

（四）国民待遇的具体措辞和适用范围参差不齐，冲突较大

从我国多个BITs中国民待遇条款的具体措辞来看，对于不同的国家，国民待遇的标准和范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差甚大。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另一方面，不如说是我国政府当局基于当时历史情势理性选择的结果。

关于我国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条款的具体措辞，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五类3：

第一类：缔约一方应“尽可能”或“尽量”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如中英投资协定、中冰投资协定。使用“尽可能”这样的措辞，显然我国并未承担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以国民待遇的义务。这类型的投资协定保障性最差。

第二类：为标准条款，其条文规定：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对缔约的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如中泰协定（1985年）。此类规定成为中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议中关于国民待遇规定标准条款，缔约各方仍保留了对国民待遇的控制权。

第三类：在正文中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在附件中又对其加以实质性的限制。如中日协议及其议定书，该议定书对协议中规定的国民待遇作了如下限制，即“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了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给予缔约另一方国民和公司的差别待遇，不应视为低于该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所享受的待遇”。

第四类：中国保证至少按现状给外资国民待遇，不再增加对外资新的限制措施，并承诺今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逐步取消对国民待遇的有关限制。此类规定已出现在2001年1月中国与塞浦路斯签订的投资保护协议之中。如中塞投资协议。此类国民待遇制订的背景是，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出现，先进国家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不断要求中国给予其投资者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当然，中国不可能满足这些国家的过度要求，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作出适当让步，“冻结”对国民待遇的现行限制，也是必要的，同时，此类的承诺与中国在WTO谈判中承诺的逐步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政策是一致的。

第五类：明确规定“缔约一方将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对国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如中韩协议，中国完全接受了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国际条约义务。但是，这可能只是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的一个失误1.事实上，完全的不加任何限制的国民待遇，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不可能对外资实行无条件的国民待遇标准。

我国BITs对于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限定的：投资和投资者。只有符合这两个方面的双重标准，即只有合格投资者的合格投资才能享受国民待遇。

对于自然人投资者的国民标准，有的BITs采用的是国籍标准，有的是住所标准；对于公司等法人投资者，除较常采用的住所地标准和注册地标准之外，有的BITs中采用了管理中心所在地标准和主要营业地标准等。另外，有的国家还采用资本控制学说，或者在定义条款里利用单独条款扩大投资者的范围，把任何一国投资者拥有实质利益的第三国公司也包括在内，可以享受或者在一定事项上享受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如中韩协定（1992）和中日协定。

我国BITs对于国民待遇具体适用对象——“投资”的规定并不十分一致，概括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只适用于“投资”，范围最窄，如中冰协定（1994）；二是适用于“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如中德协定；三是适用于“投资”、“收益”及其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如中韩协定。

由上可知，在我国BITs中实行的国民待遇是有差别的国民待遇。这种多样性的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势必导致条约执行结果的不一致和不确定。而且，与美国、瑞士等先进国家详细而严谨的BITs相比，我国BITs的条款少而内容概括，可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差。我国BITs一般只包括概括性的9条条款，最长的也不过16条，有关公国民待遇的规定非常的概括和抽象，没有规定判断的标准，容易导致执行结果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不同BITs中有关国民待遇的具体措辞还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前后相互冲突，难免导致协定执行的结果缺乏同一性和一致性。这也充分体现和暴露了我国外资政策的不连续。

二、重构我国BITs中国民待遇制度的思考

（一）扩大“投资者”的范围

尽量统一对“投资者”定义的解释，进一步扩大“投资者”的范围。统一本国公司认定的标准，可以考虑以准据法和住所地混合说为主、兼采控制说。BITs中采取“资本控制说”作为确定投资者的一种标准，可能使投资者范围发生扩大。例如，位于第三国而由一方缔约国（甲国）国民控制的企业向另一方缔约国（乙国）投资时将被视为甲国投资者；又如，在对方缔约国（东道国）设立的企业，如果由投资国国民所控制，该企业可以被视为投资国投资者。而且，我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已经有采取“资本控制说”的先例，如中瑞（典）协定、中法协定、中芬协定等。1从条约的具体规定看，有的由我国单方承认对方缔约国采取“资本控制说”确定投资者，有的对等采取“资本控制说”确定投资者。我国既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大国，又是海外投资大国，在日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根据对方缔约国要求，适当考虑采取“资本控制说”，这样可以扩大对代表我国利益投资的投资者的保护，从而维护我国蕴含在这些投资者中的国家利益。

（二）制定统一的内外资投资待遇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事实上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既不利于吸引外资又不利于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壮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清理、取消、修改国内法规中针对外资不平等国民待遇的文件和规定，尽快统一内外资投资待遇标准，明确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适用范围和例外保留事项，减少冲突。一方面，尽快修改现行外资法中“次国民待遇”的规定，减少对外资准入的种种限制，取消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等运营阶段的限制；另一方面，修改现行外资法中“超国民待遇”的规定，淡化优惠。比如，可以考虑将原有的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合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中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事项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税收方面，取消单独对外商投资企业课税的税种，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国内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1

其次，必须统一内资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为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创造良好环境。我国现行内资法律法规，内容庞杂繁复，体系不统一，适用的对象和范围界定不一致。2调整并理顺内资法及其政策，统一国家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意义与作用甚大。一是有利于国内不同投资主体享有平等的待遇标准和公平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在公平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中参与国际国内竞争；二是有利于给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提供统一的参照和具体的标准，为制定外资国民待遇的标准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平台；三是有利于落实和贯彻我国BITs和加入WTO所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三）慎重对待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签订和履行诸多的BITs，中国已经事实上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中国进行经营活动时的国民待遇。但对于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中国始终坚持必须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国内法逐步推进。准入阶段国民待遇能否实行实际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是如何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管辖权与发达国家主张的对外资的保护两者之间实现平衡与协调。1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的全面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既需要大量外国投资的进入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基于国内产业的状况又有必要对外资施加限制，对国内民族工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因此，一方面，我国必须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对于准入阶段国民待遇的实行则应该持一种冷静和慎重的态度，不应盲目追随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趋势，更不应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盲目攀比，而应根据我国国情从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来谨慎对待外资立法的自由化，采取“渐进式”模式逐步推进。

（四）清理、更新旧BITs，建立我国BITs新范本

我国大量的BITs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签署的，那时候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有些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内容陈旧过时，跟不上时展的要求；有的BITs条款之间以及BITs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有的BITs内容与新一代BITs内容不一致；有的内容与WTO有关原则不符。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对外投资已初具规模，原有的BITs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清理和更新过时的BITs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必须尽快组织人手，全面清理我国的BITs，逐一审查，废除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规定，修改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规定，增加反映现实发展需要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政府出面重新与有关国家谈判并签署新的BITs.

在建立BITs新范本方面，我国应向美国学习。建立BITs范本并随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更新，以供不同时期的政府代表与不同国家谈判并签署。它对于保持BITs投资政策的稳定、连续和一致是非常有用的。我国应在修改原有BITs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内容完整、投资政策连续一致、前瞻性强的BITs新范本，并按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每5年或10年更新一次。这样，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我国双边投资立法的稳定性，又能保持其时代性和适应性，使之不断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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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terEgger＆MichaelPfaffermayr，TheImpactof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es，SanDiego：Dec.2004Vol.32，Iss.4，P788.

＊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经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1根据商务部条法司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资料并结合笔者搜到的其他资料进行统计得出数据。

1朱延福：《试论外资国民待遇的参照对象与法律安排》，《东岳论丛》2000年第6期。

2《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评论——外国投资法杂志》，1992年英文版，总第7卷第2号，第436页。

3在1999年年底以前，中国与9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只有8个明确列有国民待遇条款，分别是日本、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冰岛、摩洛哥、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几乎都承诺不低于现状的国民待遇。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但是，关于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待遇不能自动相互享有，只有当条约中有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时，即签订包括这两种待遇制度的条款，以便两种待遇中无论哪种待遇更优惠，本国投资者均可享有较优惠的待遇的时候，两者才可以相互享有。参见张庆霖：《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载于《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87期），第94－99页。我国有不少双边投资协定有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结合使用，择其优者而用之，例如中日协定、中圭（亚拉）协定等等。

2朱延福：《试论外资国民待遇的参照对象与法律安排》，《东岳论丛》2000年第6期。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也有学者认为“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提法很不恰当，在国民待遇制度中根本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的问题，详细论述参见张庆霖：《外商投资国民待遇若干问题之辨析》，载于《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87期），第94－99页。

2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页。

3[中国台湾]易建明：《大陆与东协签署投资保障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之研究：以直接投资条款内容与现状为题》，资料来源：www.au.edu.tw/ox_view/edu/fe/gife/2004/PDF/D3/D3－3.pdf.

1王玉梅：《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于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3页，第247－248页。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即使签订条约偶有失误，对外资的国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也不能得出外资就享有与内资完全一致的、绝对相同的待遇。因为，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理，条约的解释应首先从文本本意出发，除此之外，还要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既然国际法一贯的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格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那么外国投资者就无权根据该协议而要求无限制的国民待遇。

1分别参见中瑞（典）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2款、中法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3款（2）、中芬双边投资协定第1条第2款。

1卢炯星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双边范文篇7

摘要：从21世纪国际战略构想、法国未来国际地位、长期能源利益和民族心理特征四个方面探讨由伊拉克危机引发的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转型的根源，有助于正确理解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

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威胁论”。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威胁论”，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

双边范文篇8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11月，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主席和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新西兰留学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04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双边范文篇9

1.1国外学者关于FTA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从理论方面已经对FTA的成因、结构和影响等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Balassa(1961)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问题，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各国国家之间经济边境逐步消失，最终融合成单一的经济实体的过程。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Jo-AnnCrawford,SamLaird(2001)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快速增长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他认为并没有传统上的削弱效果。区域贸易协定对最惠国待遇的影响不大，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就是一种变通的最惠国待遇。自由贸易区本身有成员范围小、更易实行的优点，所以具有更广泛的全球覆盖。RichardBaldwinandDanyJaimovich(2008)研究FTA是否具有一种“传染性”，使用计量技术，测试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有没有影响其他国家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考虑了其他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因素，证明这种传染现象是普遍存在的。1.2国内学者对FTA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多数的研究是对单一FTA的研究。马莉、胡超(2011)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认为中国与东盟形成FTA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量不断扩大，贸易创造效应明显而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吕宏芬、郑亚莉(2013)对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做了定量分析，采用引力模型研究两国经济一体化程度，得出中国—智利FTA对于双边贸易有一定促进作用的结论。认为中国应该优化我国产品结构，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多的现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地优化出口的商品结构。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大部分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文献集中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另有少部分学者研究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智利、中国与新西兰的FTA等。而对于中国与秘鲁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几乎没有。另外，在数据的选取上，大多学者的研究使用数据样本较少，无法在中国100多个贸易伙伴国的大背景下全面考察自由贸易区的效果。本文采用131个贸易伙伴国10年的数据，对中国—秘鲁FTA进行全面分析。

2中国与秘鲁的贸易状况和特点

中国与秘鲁自由贸易区始于2007年9月7日，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报告，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于2009年4月28日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贸易协定，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三部分。2009年3月1日正式实施，货物贸易方面，90%以上的产品逐步实施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进一步开发服务部门，包括农业、采矿、导游、体育、旅游等部门；投资方面，双方将相互给与对方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为双方投资提供便利。十年来，中国对秘鲁的进出口额除2009年以外，在其他年份均呈现出较高增长的态势。2004年秘鲁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00.4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4.35%。中国与秘鲁双方在2010年实施FTA，对当年的进出口有较大影响。2010年进出口总额由2009年62.69亿美元增长为96.68亿美元；出口增长率由-24.23%变为69.23%；进口增长率由-10.83%增长为46.67%。但是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与秘鲁进出口金额的增长率有所放缓：分别为29.51%和10.28%。

3CPFTA贸易效应的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一直是FTA效应定量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模型。本文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GDP和距离两个解释变量)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采用的引力。其中，表示中国大陆在t年时对j国家的出口量；表示中国大陆在t年时对j国家的进口量；代表在t年，中国大陆与伙伴国j的GDP乘积；表示t年时，中国大陆与伙伴国人口量的乘积；Distcap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中国大陆是否与j国家签署FTA(中国与秘鲁FTA签订年份后取值为1，签订之前年份为0)；表示中国大陆是否与j国接壤。根据引力模型的基本理论：GDP的影响应该为正，人口的影响由于市场容量大小作用不确定，距离的影响应该为负，FTA与相邻性应该有积极的影响。数据剔除了除秘鲁外和中国建立FTA的国家(东盟十国、新西兰、巴基斯坦等)，防止其他FTA对中国—秘鲁FTA的干扰，以保障实证结果的真实性。其中，中国对其他国家进口和出口的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GDP和人口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距离数据来自CIA数据库；两个虚拟变量FTA和Conadj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4CPFTA效应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131个国家10年(2003～2012)的贸易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比时间序列分析包含截面信息，拥有更多的数据信息。大多数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可以通过属性图示来粗略判断平稳性，但这种目测结果不一定准确，应该使用更正式的方法——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已经成为面板数据分析的重要基础。所以对于本文的面板数据，在进行估计分析以前，要先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次单位根检验是先从水平(level)序列开始检验起，四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P值为0，小于0.05，认为不存在单位根，数据序列是平稳的。根据公式(1)和公式(2)，结合中国与131个贸易伙伴国10年的panel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计量分析。CPFTA的建立对中国对秘鲁出口的影响见表3。三个模型的调整R2分别为0.811、0.811和0.815，三个出口模型拟合程度较高。模型(一)采用了简单的三变量模型(GDP、人口和地理距离)，三个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F值为1874.035，P值为0.0000，通过检验。模型(二)和模型(三)中依次加入了FTA和Conadj两个哑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在提高，但FTA变量却未通过检验。另外，相邻性变量的相关性很高，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国—秘鲁FTA的建立对中国对秘鲁进口的影响见表(4)。模型(四)采用了简单的三变量模型(GDP、人口和地理距离)，三个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F值为811.244，P值为0.0000，通过检验。模型(五)和模型(六)中依次加入了FTA和Conadj两个哑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在提高。三个模型的GDP相关系数高达0.97左右，人口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和出口模型一样，相邻性变量的相关性很高，且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检验，括号内为t值。

5结论

双边范文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双边经贸合作

中俄双方都是对方的最大邻国，两国之间有漫长的国境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俄双方的贸易量正在不断提升。在现阶段，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国对外经贸领域汇总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当下，中俄双方的经贸合作层次正在不断深化，合作的规模、领域与合作模式也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总体上看，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现阶段，双方的经贸合作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中俄双方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因此，想要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一、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下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现状

1.中俄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层次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的提出，对中俄双方的经济贸易与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俄双方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合作的层次正在不断深化。具体来说，首先，在政治层面，近年来，两国政要之间通过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会晤，针对经贸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建立了丝路基金等金融投资平台。在金融层面，现阶段，中俄双方已经启动了人民币清算合作的机制。两国之间的货币结算业务也逐步从边境城市向内地扩展。而与此同时，两国的商业银行都在对方的领土内开设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金融合作。2.中俄两国双边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带一路”的促进作用下，双方的经贸合作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具体来说，首先，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其次，中饿双方的经贸合作，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交易数量都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在现阶段，我国企业与俄罗斯企业之间签订了多个合作项目协议，涉及到的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越来越大。早在2014年，双方的贸易总额就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在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有所回落。而在2017年，双边贸易总额恢复到840.71亿美元。虽然与最高峰时期的900余亿美元相比有所下降，但随着“一带一路”的护短发展，可以预见的是，中俄双边贸易必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3.中俄两国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在很长时间以来，中俄之间的贸易都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矿产、化工产品，向俄罗斯出口服装、家电、日用品等轻工业产品为主。然而随着两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发展，在现阶段，中俄贸易已经从这些传统领域逐步扩展到电子产品、工业设备等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当下，中俄之间的国境线距离双方的经济中心都有很长的距离，这对于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展开是不利的。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想要促进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4.中俄两国双边经贸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在合作模式方面，中俄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已经从传统的进出口贸易逐步向双方互相之间投资转变。在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中国企业也在这一大好机遇面前不甘落后，不断扩大在俄罗斯的投资规模。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也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然而从投资总量上看，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要远远超过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而从投资领域上看，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于农业、林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于制造、建筑与物流运输方面。

二、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下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

1.双边经贸基础物流体系仍需完善。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国境线，而且双边贸易历史悠久。然而必须看到，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导致中俄边境地区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俄罗斯，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虽然中俄之间的物流运输可以取道蒙古国，然而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俄两国相比都严重滞后，在中俄双边贸易和中、俄、蒙三方贸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经贸合作必然受到物流运输的严重制约。此外，在运输规模最大的铁路运输方面，俄罗斯境内通往中国的铁路不仅数量和里程较少，而且轨距与中国不同。货物在通过边境时必须换车，严重制约了物流运输的效率与速度。2.两国通关口岸通道存在瓶颈制约。中俄两国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和文化传统，导致物资在通关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而在物流运输上，双方的铁路轨距不统一导致物资运输的效率无法保障。此外，在俄罗斯，各地区的关税制度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标准，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多困扰。而由于现阶段俄罗斯政府中贪污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导致其在进行中俄双边贸易的过程中存在对中国企业敲诈勒索等现象，其国内的经济犯罪也较为严重，这些现象都导致中俄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受到严重的制约。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些地方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有比较严重的歧视思想或实际上的歧视行为，导致中国企业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3.结算工具匮乏，现钞调运存在困境。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常用的货币结算方式主要为“人民币-美元-卢布”或“人民币-卢布”两种，而缺乏更多的结算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任何一种货币币值发生不变动，就会给双边贸易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最近一段时期，受到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卢布的汇率大幅度下降，导致我国对俄罗斯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在货币结算中，现钞的调运始终无法满足双方的贸易需求，导致双方的贸易始终无法进一步发展。4.建设“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遭遇文化阻力。不同国家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因而在价值取向上，相同国家的人价值取向会趋于统一，而相邻国家之间的价值取向通常都比较接近。然而俄罗斯虽然与中国接壤，但其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国家，其在文化、宗教、习俗上与东亚文化圈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在双边贸易中，这种区别有时会使一些双边贸易项目无法有序进行，甚至可能导致双边贸易无法正常进行。例如，与龙有关的服装或工艺品在韩国、越南等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有一定市场。然而在俄罗斯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此类产品的出口会由于文化的不同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在进行双边贸易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各国文化、宗教信仰与习俗的不同。

三、解决中俄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下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存在问题的对策

1.不断完善双边经贸合作的物流体系。对于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来说，物流体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中俄双方必须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物流体系建设，为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保障。从我国方面来说，应该加快物流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国国际物流企业的规模，并提升其服务质量。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对针对物流企业的市场规范与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为双边经贸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流保障。对俄罗斯方面来说，鉴于目前俄罗斯国内物流企业竞争力不强的现状，俄罗斯联邦政府应该加快推动物流行业的资源整合，提高行业竞争力。其次，还要加快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为跨国物流运输提供更多的便利。此外，还必须加快物流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加快物流行业的现代化建设。2.加快两国双边经贸海关通关进程。针对俄罗斯海关通关中的种种乱象，俄罗斯联邦政府应该加快自身廉政建设的进程，通过制度建设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其次，还要针对海关通关手续繁琐、通关时间长等问题，对现有的海关通关政策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海关制度加快双边贸易的通关进程。此外，还必须针对当前俄罗斯境内投资环境恶劣的现象，规范投资环境。而对于我国来说，在进行双边贸易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损害我国政府或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应该与俄罗斯方面进行积极沟通，与俄罗斯方面合作建立双方的贸易沟通机制。针对俄罗斯方面在海关通关和贸易制度方面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也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对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促进我国贸易制度与政策的进一步升级。而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一旦在双边贸易中受到不合法的侵害，应该勇敢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3.强化两国双边经贸间的货币互通。针对双边贸易中的货币互通问题，中俄双方应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的磋商与联动机制，在双边贸易中加快货币互换的进程，提高货币互换的效率。针对双边贸易中存在汇率风险的问题，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货币交换中的地位，从而降低外汇互换与结算风险。对于中俄双方的企业来说，应该加强自身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说，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增加货币保值条款，也可以调整自身的资产与负债结构。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只有具备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在双边贸易中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进而获取应有的利润。4.加强文化交流，消除合作中文化阻力。首先，两国政府之间应该建立起文化交流和学习机制，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消除双方的文化隔阂。例如，中俄之间曾经举办的“俄罗斯年”和“中国年”。这是一种双边方文化交流的有效形式。其次，应该鼓励两国的各类民间组织或有影响力的个人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合作。而对于从事双边贸易的企业来说，应该组织员工学习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使员工对对方国家的文化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在双边贸易中发挥出正面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企业组织员工学习俄罗斯文化的相关知识，而俄罗斯企业组织员工学习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俄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在现阶段，双方的贸易合作在物流运输、货币结算、贸易环境和文化交流方面都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促进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取得更大程度上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双方在双边贸易与合作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琴宇，王云凤.“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研究[J].纳税，2018，12(25):106-107.

[2]苑承丽.贸易潜力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天花板及成长空间问题[J].学术交流，2018，11(09):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