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十篇

双边贸易论文篇1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11月，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主席和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新西兰留学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04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双边贸易论文篇2

关键词：巴西；中巴贸易；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中巴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和巴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稳步发展。巴西成为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于2009年4月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巴于1993年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增长。1993年，双边贸易额仅10.55亿美元，到2000年，双方贸易总额翻番，上升到28.45亿美元；之后又以加速的态势猛增至2008年的48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0中巴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平稳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巴西也在逐步摆脱经济危机困扰的情况下，步入经济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持续增长，而且呈现直线上升的增长态势。

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2001年以来，中对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其原因一是和巴西货币大幅贬值有关，贬值后其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相应下降；二是反映了中国对巴西产品的需求加大，巴西出口也更加有赖于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三是同巴西的贸易保护较为严重有直接关系，巴西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已成为双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一般来讲，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能够反映双方产品供求，尤其是产品需求的状况，而把握这一点对于调整国家对外贸易产品、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至关重要。我们将用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国和巴西进出口贸易的结合紧密程度，用集中度指数分析两国各自出口的重点产品类别，最后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中巴两国不同类商品，并得出结论。

1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

贸易结合度指数主要用于分析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双边贸易的结合度分析是通过计算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另一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了解两国贸易关系是密切还是松散。

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1ij=Xij/Xi/Mj/Mw×100其中争表示Xij/i国对j国出口占i国出口的百分比，MjW表示j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百分比。该指数以100为基准，超过100表明两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小于100则表明两国贸易关系较为松散。

表1测算了1998-2007年十年间中国和巴西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表明，中巴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是不平衡的，这与中国对巴西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相吻合。1998-2007年，中国对巴西的贸易结合度平均小于100，这表明巴西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而言关系较弱；2001年以后，中国对巴西的出口结合度不断增长，至2006年贸易结合度指数突破100，说明中国企业对巴西市场的开拓卓有成效。多年来，巴西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远远超过100，说明巴西出口贸易与中国市场结合紧密；2004年后结合度指数一度出现下滑，主要是2003年巴西已基本度过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增强效应减弱所致。

总之，上述结合度指数说明，第一，巴西出口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巴出口的依赖度，这从数据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是巴西在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巴西尚未进入我国贸易伙伴前十名的原因；第二，中国对巴西市场的开拓较为欠缺，对巴贸易仍有较大空间；第三，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相互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2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集中度分析

进出口商品集中度是指一国进出口商品集中于某类商品的程度。这里采用经济学的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来表示，这一指数主要用于判断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商品贸易结构的问题。该指数在0-1之间，越接近1说明商品的集中程度越高，越接近0则表明商品集中程度越低。这里将进出口商品按照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计算，得出中国与巴西进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指标。

从表2来看，近几年中国对巴西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低于进口商品，这说明中国从巴西进口商品的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进口种类比较单调，偏向于集中在某几类行业；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巴西某几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比较而言，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较为多样化，近年来主要对巴西出口计算机、通讯技术、电视机、无线电讯设备零附件、焦炭及半焦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件、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钢铁板材、DVD机、针织服装、摩托车及自行车零件等商品。同时数据也表明，中国在出口商品的种类选择上，仍有改善和调整的较大空间，可进一步开拓巴西市场。中国和巴西贸易产品的集中度分析有利于在中巴贸易过程中做出更加准确的市场判断，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

3双边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的相对优势。由于它能够较好地反映该产品的相对优势，因而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RCA的计算公式如下：RCA=Xki/Xi/Xkw/Xw。

其中，Xki为国类产品的出口额；置为i国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Xkw，为世界k类产品的出口总额；XW为世界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总额。若根据日本振兴协会所制订的标准，出口竞争力可区分为四个等级：RCA大于2.5以上，代表该类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RCA介于2.5与1.25之间，代表具有次强出口竞争力；若RCA介于1.25与0.8之间，代表具有中等出口竞争力；若RCA小于0.8，代表出口竞争力较弱。这里我们采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方法，将所有进出口商品分为0-9共十个类别进行分析。

分别测算了中国和巴西2001年到2007年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0类(食品和食用活动物)：巴西RCA远远大于中国。可以看到，2001年到2007年巴西的RCA大都在3.4以上，属于具有极强竞争力；而中国都在1.0以下，差距十分明显。1类(饮料和烟草)：巴西的比较优势也较中国明显，巴西的RCA始终徘徊在1.7左右，具有次强比较优势；而中国为比较劣势。2类(非食用原材料，燃料除外)：巴西的RCA每年均远远领先于中国，一直在5.0上下，有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而同期中国却属于比较劣势。3类(矿物燃料、剂等)：双方RCA均不具优势，但巴西较高于中国。4类(动植物油、脂和蜡)：巴西的比较优势超过了2.5，且2001年到2005年都在3.3以上，比较优势极强；而中国一直处于劣势。5类(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双方情况大体相当，中巴均处于比较劣势，RCA偏低。6类(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两国比较优势相似，属于较有竞争力的商品，巴西相比中国有较微弱的优势。7类(机器和交通设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逐年递增，成长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而巴西这类产品的竞争力明显较弱，且长期维持在同一水平。8类(包括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中国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巴西处于明显弱势地位。9类是STIC未分类的贸易产品，这里不再比较。

综上可见，巴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烟草、饮料、原材料(非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和蜡；而中国的优势产品是机器交通设备、房屋装饰用品、家具寝具、箱包容器、服装、鞋帽、各种仪器和自动化设备等各种制成品。两国除了5类和6类产品类比大体相当，其他类产品两国的相对优劣势较为明显。由此证明，中巴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强中巴双边贸易的途径选择

1加大我国对巴出口，充分挖掘两国贸易的合作潜力

从对中巴贸易结合度的测算明显看出，尽管中巴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市场开拓方面，巴西比中国做得要充分得多，中国对巴西市场的贸易结合度较弱。对于巴西这样一个拥有实力基础的拉美发展中大国，我国应当在市场开拓上多下些功夫，从而使长期对巴西贸易逆差的状况得到改善，使中巴进出口贸易趋向合理。而两国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恰恰说明，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巴双方的互补性是大于竞争性的。这一点在客观上为我国发挥自身产品优势，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大对巴贸易出口提供了可能。这与中国和另一“金砖四国”之——印度之间的经济情况不同，中印经济互补性较弱，商品竞争性明显，因此相对而言，中巴两国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巴西能源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而我国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人均占有量不足，因此与巴西开展贸易及投资合作，进口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矿产资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在此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此外，在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中巴之间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巴西是全球的酒精生产和出口大国，而这种生物燃料是汽车燃料的很好替代品，其应用将使汽油的紧缺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中国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轻工产品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扩大此类产品的出口是我国的强项，并有助于拉动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2优化商品结构，有效应对反倾销，促进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市场多元化

从中巴进出口商品的集中度来看，巴西出口品种相对较为集中，某些种类的产品，如铁矿石、大豆等原材料，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富有成效，占巴西对中国贸易的76.5％。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相对多样化，品种较为丰富，其中工业制成品占97.7％。鉴于2008年我国对巴西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00亿美元的现实，中国需要大力优化商品结构，不断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加大出口力度。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轻工业、家电等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双边贸易磨擦时有发生，同时也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影响。巴西近年来对我国的反倾销产品大多为工业制成品，我国可以根据巴西市场的需求情况，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选择地增加互补性产品的输出，并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而对非互补型的低端产品的输出加以限制，对中巴双方具有相似性的轻工产品降低出口量，以削弱对方反倾销的意愿或动机，减少双边贸易摩擦和我国的损失。

双边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东盟十国；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30

1引言

中国与东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在199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仅有143亿美元，除了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以及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截止2015年，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720亿美元。同时，中国和东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在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双边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农产品贸易，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学界对于两个地区农产品贸易流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因素也早就展开了探讨。王瑞，王丽萍（2012）运用1992年到2009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因素，分析的结论为：国家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正面作用，而贸易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人均收入差异、突发的经济危机等因素会阻碍双边农产品贸易。帅传敏（2009）将引力模型与固定效应假设相结合，重点考察了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中美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业贸易流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加入WTO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机遇，但是相比较而言，美国从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差异性，说明在经济产业结构上，两国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中美两国的潜在发展领域和地域特点都存在着差异。耿晔强（2015）将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并且从整体层次以及细分领域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可能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为：从整体层次上来说，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阻碍作用，各种名目的经济组织所体现的作用也具有差异，从细分领域来看，人口数量这一因素难以确定其λ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方向，而框架内的其他因素与整体层次上的分析结果相同。

2理论模型

运用于国际贸易流量研究的引力模型显示：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之间双边贸易总额的变化方向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变化方向具有一致性，与它们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方向相反，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中将对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作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处理引力模型具有许多方面的优点，例如可以将万有引力公式进行线性化处理，易于分析研究，还可以有效的减少数据处理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避免异方差以及数据残差。一般对数化的贸易引力方程具有如下的表示方式：

lnFij=ωlnMi+ξlnMj+γlnDij+θlnXij+εij（1）

（1）式中Fij代表国i与国j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双边贸易额，Mi和Mj则代表了国家i与国家j在一定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Dij代表了两国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为了便于统一计算，可以规定为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Xij是其他更为复杂的扰动因素的集合，例如人口因素、收入因素、政策因素、区域经济组织安排因素等，ω、ξ、γ和θ是模型中的系数，有待进行估计预测，εij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3模型设定

在仔细分析了前人在理论以及实证方面对贸易引力模型所做的努力之后，本文尝试着在最一般化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一些新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变量。在设定模型有关变量之时需要充分考虑本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到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每个个体的生存都离不开对相关农产品的消费，因此可以考虑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变量引入模型之中。

3.1扩展引力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思路，笔者以（1）式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建立相关模型，其方程为：

lnXtij=a+β1ln（YtiYtj）+β2ln（PtiPtj）+β3lnDij+μij（2）

其中，Xtij为i国与j国在t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额，YtiYtj表示i国与j国在t年GDP的乘积，PtiPtj为i国与j国在t年人口数量的乘积，Dij为i国与j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对于解释变量YtiYtj，出口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国潜在的商品出口能力，GDP值越大，出口的潜在能力也就越大，因此贸易流量也会偏大；进口方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对于进口的潜在强烈需求，进口需求越强劲，贸易流量也就越大，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PtiPtj，由于农产品是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商品，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对农产品更加迫切的消费需求，因而增加双边贸易，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Dij，两国或地区的空间直线距离越远，也就是说在交通运输上花的成本越大，商品所面临的毁损风险也越大，这是阻碍商品自由贸易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而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2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与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是本文选定的主要研究对象，笔者采用了面板数据作为数据选取的主要形式，时间维度为2010年至2015年。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是本文中双边农产品贸易数据的搜集之处，联合国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则是文中GDP和人口数量数据的主要出处。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空间数据来自于网站：time and 。

关于农产品的定义，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未有定论，但是考虑到我国已经全面深入的加入了国际贸易之中，与国际社会接轨，本文采用WTO对于农产品的统计口径。WTO对于农产品可以分为基本农产品与统计农产品两类。其中，基本农产品也可称之为“谈判农产品”，包含有两个类别：（1）食品，（2）未加工的原料；其中，第一个类别食品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食品和活动物，油籽和油质果实，动植物油、脂、蜡，饮料和烟草，而第二个类别未加工的原料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纺织纤维及废料，天然动植物原料，未加工的兽皮、皮革、皮毛等。在WTO年度统计资料中所包含的农产品称之为统计农产品，其范围比基本农产品要大，除了基本农产品所囊括的类别外，还要再另外加上水产品及其加工品，部分林产品如天然橡胶、软木和木材、纸浆和废纸等。笔者根据以上统计口径，采用SITC Rev3分类数据，选取了00-09，11，12，21，22，26，29，41-43章的商品作为本文研究的农产品范围。

4实证结果

本文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分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 8.0。回归结果见图1。

根据拟合结果，得出了扩展的引力方程：

lnXtij=-44.87+1.22ln（YtiYtj）+0.26ln（PtiPtj）-143lnDij

从统计软件的回归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展农产品贸易的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人口规模总量、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和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1）其中解释变量经济规模总量的模型回归系数的值为1.218726，系数符号为正，且超过一，与前文的预期吻合，说明国内经济越发展会带动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加速增长。而且回归系数的值达到了1.219，说明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双方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带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量的大幅上涨。

（2）解释变量人口规模对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所做的预期相一致。不同的学者τ谌丝诠婺U庖灰蛩卦谝还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争论，有赞同促进作用的也有赞同阻碍作用的。一般认为，人口规模对国际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人力资源得以丰富，会使得国内相关产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合作，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降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潜在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会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加必要。由于人口增长对国际贸易既有促进效应又有阻碍效应，模型中体现出的只是两种效应相叠加之后的净效应，回归系数只有0.26，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是考虑到本文讨论的农产品消费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要大于其产生的国际贸易弱化效应，所以本文预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产品贸易流量会相应的增长，实证分析的结果也与这一假设相符。

（3）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具有负面效果，这与前文预期相一致。两国之间的距离对双边贸易确实具有负面作用，因为目的地越远意味着运输距离越长，所花费的运输成本也就越高，同时距离会阻碍双方的信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文化上的隔阂，这些都会对彼此的贸易往来产生阻碍作用。而且相当比例的农产品没办法长时间维持其新鲜度，因此对于运输的条件提出更高要求，对于运输距离也就更加看重。本文中距离的回归系数达到1.43，说明距离对双方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距离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例如，相互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APEC CAFTA）等等。

5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规模总量、国家人口规模、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总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这两个因素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国家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次之。因此，对于中国与东盟来说，都应该积极发挥本国优势，努力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要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改善运输条件，而更多更好的制度安排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等，切实降低农产品贸易壁垒，致力于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04）：3948.

[2]帅传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美农业贸易潜力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07）：4858.

[3]耿晔强.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J].统计研究，2015，（09）：5055.

双边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计量经济学;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9602

1 关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简述

西方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荷兰计量经济学家Tinbergen(1962)和德国经济学家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进入经济学后,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停止。最早的是Anderson(1979)从Bergstrand理论得出的完全竞争模型,这个模型认为:消费者认为产品是不同质的,即完全竞争。这个模型的经济学含义是控制国家规模和双边距离,在两个距离世界其他国家远的伙伴国家比距离其他国家近的伙伴国家发生的贸易量大的结论。这个模型最大的缺点是生产环节没有理论基础。

第二个主要的模型是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垄断竞争模型,这个模型在假设无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以及需求和供应方面的CES偏好对称的条件下,得出简单的双边贸易模型,这个模型的经济含义是两国的产品贸易量与此国总支出占世界总支出的份额和此国固定产品产出成正比,但是此模型的缺点是假设每个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与现实差异很大。

关于引力模型的第三个模型是Feenstra、Markusen和 Rose(1998,2001)的相互倾销模型,假设两国技术相同并且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产品的需求弹性是1,不存在运输成本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两个国家规模相同时,世界总出口额最大。但是相互倾销模型没有表明双边进出口取决于贸易双方贸易品的GDP。

中国在对外贸易流量方面的研究开始得较晚,且文献较少。近几年开始有学者基于引力模型研究影响贸易量的因素。谷克鉴的《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一文中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方法加以经济学解析和运用主流国际贸易模型实施理论验证,将贸易引力模型的变量设置成为一个不断拓展和延伸的外生变量系列;林玲、王炎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检验和政策含义》中,添加了变量“国土面积”,用APEC取代了WTO作为虚拟变量,然后验证了是否要引入“发达国家”虚拟变量,最后用GDP、空间距离、国土面积和APEC建立模型,解释了2002年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作者认为,使用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相对比较弱,所以就没有在模型中验证“面积”这个变量。

2 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检验

2.1 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过去的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为基础,试图建立反映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以Linnemann的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适合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双边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上海与马来西亚贸易；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力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同东盟各国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随着中国和马来西亚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人员往来的增加和两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马两国经贸合作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中马两国自1975年5月31日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逐年递增，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11.7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64.39亿美元，增长了39倍多。在中马双边贸易总额中，上海与马来西亚的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将近20%.因此，研究上海和马来西亚的贸易现状对扩大两国的贸易，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十分重要。

一，          上海与马来西亚贸易的发展

近年来，上海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发展迅猛，双边贸易额已从1998年的2.79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77.87亿美元，增长接近28倍。自1998年到2007年(见表1)，上海与马来西亚贸易额年均增长39.5%，比同期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总额和上海外贸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快15%、16.7%。其中，上海对马来西亚出口额年均增长38.24%，自马来西亚进口额年均增长40.27%。2007年上海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为7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82%。上海对马来西亚出口额为28.03亿美元，同比增长22.08%，上海自马来西亚进口额为49.84亿美元，同比增长6.75%。贸易逆差21.81亿美元，比上年规模有所缩小。双方交换的主要商品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在双边贸易中比重越来越大。1990年，上海出口东盟的主要是农、副、轻、纺产品，从马来西亚进口的主要是石油化工、粮油土畜产品。近年来，上海对马来西亚出口、进口的机电和音像设备及其零件产品大幅增长，2007年分别达21.26和41.28亿美元，同比增长31.32%和12.45%，分别占上海对马来西亚出口、进口的75.85%和82.83%。双边贸易的化学工业产品也逐步扩大，2007年出口、进口额分别为11.99和16.25亿美元，同比增长49.32%、减少12.87%。

同时，上海与马来西亚贸易依存关系日益增强，上海市与马来西亚贸易额占上海市与东盟贸易额、上海贸易总额和中国对马来西亚贸易额的比重分别由1998年的12.02%、0.89%、6.54%上升为2007年的23.28%、2.75%和16.76% 。

双边贸易论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双边贸易论文篇7

【关键词】中美双边贸易 人民币升值 汇率 贸易商品分类

一、人民币升值与中美双边贸易背景

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多次对美元升值，然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也在逐年增加，双边贸易差额也越来越大，这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悖。我们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刺激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而抑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进而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诸多学者曾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做过列述和分析。本文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进出口需求弹性的理论即马歇尔-勒纳条件来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双边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一国进口商品需求弹性和出口需求弹性的和大于1时，则该国货币升值将有助于改善该国贸易赤字。

二、模型与数据

本文的模型由贸易余额的基本公式变形而来：B=（P・X）/（P*・r・M），其中B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名义出口额与名义进口额的比率，P代表中国国内的物价水平，P*代表美国的物价水平，X和M分别代表中国实际出口额和实际进口额，r代表中国对美汇率（直接标价法）。通过两端取对数并利用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式，我们得出本文的回归方程式即：

lnB=（α0+β0）+（α1+β1-1）・lnE+α2・lnYfCβ2・lnYh

其中E代表中美实际汇率，Yf代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lnYh代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α1+β1-1”即为马歇尔-勒纳条件表达式。

三、回归结果与结论

本文的数据回归结果为：

lnB=0.0021+0.0205lnE+4.4775lnYf-1.1538lnYh

从回归结果中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每升值1%，中国对美国的名义出口额与名义进口额的比率就增加0.0205%。我们据此得出结论一定范围内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并不会对中美贸易收支产生影响，即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中美双边贸易。

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减小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对此，本文试图通过解析中美贸易商品结构来予以解释。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SITC），出口商品被分为十种：SITC0，食品和活动物；SITC1，饲料和烟草；SITC2，非食用原料；SITC3，矿物燃料、油主有关原料制品；SITC4，动物油脂及油脂类商品；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6，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杂项制品和SITC9，未列明的其他商品。2001年到2011年按商品分类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值如下表：

从近十年的中美贸易商品分项数据看，中美双边贸易商品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呈现出极度的不平衡性。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美国的生产模式已经从最初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模式逐步转变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模式。而诸如一些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制造品，此类产品没有太多的技术要求和产品附加值，主要采取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方式获取。中国在基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向美国出口了生活用品、基础工业制成品、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同时，却没有获得来自美国诸如生命科学、武器装备、电子科技、信息与通信、高科技材料等商品出口。由此可见，不断恶化的中美双边贸易赤字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对外贸易政策和态度上的不一致，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所导致的。同时，这种双边贸易赤字也体现了中国对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政策的需求与支持。

参考文献：

[1]张陆洋，葛加国，钱东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动态影响[J].统计与决策， 2015，（13）.

[2]江爱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基于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10）.

双边贸易论文篇8

一、对双边自由贸易浪潮的传统解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在双边、地区和多边这三个层次上以关税减免与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并行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日渐增多。既加入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又积极参与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方针和实践。而近年来，由于wto多边贸易谈判的破裂以及一些区域性大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受阻，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更以一种新的姿态再度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角。

对于国际经济合作从多边贸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易谈判转向双边贸易谈判的这一重要现象，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从各个角度都给出了一定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双边自由贸易具有多边贸易体制无可比拟的优势和长处。其表现：一是双边自由贸易能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其内容除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还可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二是双边自由贸易不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的局限。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且同一区域内的国家间才能够开展区域内的自由贸易，但双边自由贸易则可超越这一局限。三是从总体上看，双边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推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绝大多数推行双边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属于wto成员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执行也要遵守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因而双边自由贸易与wto多边贸易体制虽然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也同样存在巨大的兼容性。

其次，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已启动的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与此相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涵盖范围更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渡形式，已有的双边贸易协定大多富有成效，它强烈的示范效应激发了更多国家重视此道。

第三，从政治利益上考虑，扩展区域间的合作，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有利于抢占地区经济霸权进而提高本国的安全和稳定，这一点在近年双边自由贸易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表现中尤为突出。

以上这些分析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较充分的解释，但均是从双边自由贸易“趋利”性的角度做出的分析。事实上，双边自由贸易也是避免国家合作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风险的一种很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将试图从“避害”角度讨论双边贸易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套牢”的推广

在企业理论中，“套牢”问题是沿着下述情景展开的：假定(1)交易双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即交易双方均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所限，在交易前不可能预知所有可能的情况。其契约是不完全的，包揽无疑的缔约活动是不可能的。(2)交易双方具有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交易双方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总是试图通过不诚实或欺骗的方式来危害交易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3)不确定性，即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现在很难预测将来发生的情况。(4)专用性资产，即资产具有专门的用途，一旦投资生成后就很难再重新配置使用，如果要迫使这些资产转移用途，就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定下，由于一项专用性投资做出后，就会产生可占用的准租，因而交易的每一方都会试图利用专用性投资不能移作它用的事实，来侵占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可能变为现实。此时，由于投资的专用性而被迫接受不利条款的一方就被“套牢”了。这样，由于“套牢”问题的存在，通过市场交易将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量，而这种关系专用性投资对交易双方的整体效益而言，却又是至关重要的。

在世界经济的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单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联盟，这些国家或经济联盟面对的是日益全球化的市场。

正如微观市场层面中企业间的交易是普遍的一样，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间的交易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无政府状态都被视作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事实上，这种秩序即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为各国所承认的共同的规则和理念，它也像完备的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机制一样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着各国最恰当的政治经济活动。在这一潜伏的秩序下，作为国际体系有序性的体现，国家权利的界定、行使与保障是可行的。国家权利的存在，为国家间权利的让渡提供了可能，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又使得国家间权利的让度不可避免。国家间的相互交往成为不以某个国家的意旨为转移的必然现象。由于参与交往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权利，想要实现正常的国际交往，国家之间必然需要相互让渡某些各自的权利。因此，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国家间权利的相互让渡(交易的实质定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易更加活跃。

那么国际行为主体是否同样具有理性的特征呢?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将“国家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命题作为核心假设，而自由制度主义尽管批评这一命题过于笼统，但也并不否认这一命题。在国际经济领域，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受本国能力所限，国决策者不可能知悉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去，也无力精确计算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故而，在全球化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国家，同微观市场中的企业一样，同样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国家在处理外部事务时，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是强烈而复杂的，因而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包括有目的、有策略的利用信息，按照国家目标进行筛选，扭曲甚至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等。所以较之微观企业，国家这一交易体事实上具有更为广泛和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

从上述分析中，当我们把国际经济合作这一宏观层面的经济问题与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论相比较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和我们身边企业间的交易其实正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相同的运作系统。国家或区域内的经济联盟正相当于世界经济中的企业，而他们合纵连横的舞台正是全球化的市场，国与国、区域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往往也如企业间的合作一样，是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着合作项目中某个领域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样一来，企业理论的核心思想也完全可以扩展到世界经济的研究中来。企业理论中，因为退出机制的缺乏所导致的退出障碍和退出成本的存在，以及投资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会使作为交易体的企业惧于被“套牢”的风险而放慢投资合作的脚步。而国际经济领域，一旦两国在各自战略的考虑下签订合作协议，一方的退出致使协议作废，则不仅仅牵涉两交易国双方经济上的损失，显然也会对两国政治战略安全带来影响，从而整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其退出障碍和退出成本更大。而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两国合作一旦达成协议，其组织以及人力，财力的投入必将是不可收回的沉没成本。一旦被“套牢”，将使投资国遭受很严重的损失。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使得这种风险无时不在。因此，笔者认为，“套牢”的风险在国际经济领域同样广泛存在。惧于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及由此而生的被“套牢”的风险，是政府间经济合作的重要顾虑，从而也是阻碍区域经济合作中专用性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套牢”问题的解决

(一)“套牢”的纵向一体化解决方式

为解决企业交易中“套牢”所引致的专用性投资不足问题，企业理论认为可行的办法是纵向一体化，即企业之间采取并购的方式，使其中一个企业成为另一个企业的供应车间。这样，市场被内部化了，而在企业内部，机会主义行为要受到权威的稽查，企业所特有的激励和控制的性质将能够使交易双方从狭隘的机会主义行为中摆脱出来，从而改变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

顺着企业理论的逻辑，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起着主导作用的过程，把国家或国家间的经济联盟看作全球化市场中的企业，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区域性经济联盟的建立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市场内部化的过程。是避免国家合作中“套牢”问题阻碍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一种有效方式。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gatt／wt0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广泛建立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事实也证明，纵向一体化的方式确实能促进国家间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这一点从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组织的实施成果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但正如合并后的企业一样，区域性经济联盟等一体化组织虽然能有效地消除“套牢”的风险，减少国家间市场交易的各项交易费用，但它同时也丧失了市场交换对交易双方产生的一种产权制度的“高能激励”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管理会带来组织内部庞大的管理费用，以及因度量成本、谈判、监督执行和经济扭曲等带来的“低能激励损失”。随着一体化组织规模的扩大，这种内部成本将更高，从而大大削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目前，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或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多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wto，apec这些经济组织的前进也是步履维艰，可以说其原因也在大多于此。

那么，有没有一种非一体化解决“套牢”问题的途径，既能很好地促进专用性资产投资又可以避去一体化组织的低效率?

(二)“套牢”问题的非一体化解决方式

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将以一个重复博弈的“声誉”模型，来探讨“套牢”问题的非一体化解决方式。以甲国和乙国为例。

1　假定

(1)如果甲国诚实交易，则乙国也将采取合作态度；

(2)每次交易的交易额相等，甲国每次交易获得的收益为r，并将以p的概率获得下一次交易的机会；

(3)交易计划持续m期；

(4)当甲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时，甲可获得收益为r’，r’>r，但此时乙将对甲中断所有的未来交易以示惩罚；

(5)企业甲诚实交易或机会主义的所得都与交易数量成正比。

2　推论

对甲国而言，有诚实交易和采取机会主义两种行为选择。

(1)若甲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则甲的本期收益为r’，而以后各期的收益都为0(交易被取消)，故而总的期望收益为r’；

(2)若甲国诚实交易，其可获本期收益r，同时，有p的概率在下一期获得r的收益，有p。的概率获得下下一期的收益r，依此类推，则总的期望收益为：

r+rp+r p2+rp3+…+rpm-1=r(1－pm)／1－p

故对甲国而言，当满足r(1-pm)／1-p>r’，即1+p+p2+p3+…+pm-1>r’瓜时，其将选择诚实交易。例如若m=3，r’／r=1.5时，则p>0.336时，甲将选择诚实交易优于机会主义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双方的交易为一次性的，所有交易都在一次完成，由于r’>r，可知，mr’>mr，甲肯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而当交易是重复博弈时，甲会权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甲可能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而选择诚实交易。由此我们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在交易双方计划的总交易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单次交易量数额，增加交易次数，将使甲国更加注重声誉和长远利益，从而增加诚实交易的激励。

双边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贸易；中国；蒙古；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752；F753.11；F75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45―09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影响。2014年9月11日，中、蒙、俄三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愿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战略进行对接，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015年7月9日，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三方联合编制的《规划纲要》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深化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将互利共赢的周边外交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战略规划纳入一个整体地区发展框架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蒙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日益密切，彼此间经贸往来也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对蒙古和俄罗斯的货物出口额从2005年的3.19亿美元、132.11亿美元分别增长到2014年的22.16亿美元和536.77亿美元，年均增速分别为24.04%和16.86%。因此，了解当前我国对蒙古、俄罗斯出口贸易现状、动力机制、影响因素及双边贸易潜力等问题将丰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内涵，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已多维度地对中蒙俄经贸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关于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的贸易合作现状，能源合作机制及其限制因素、战略意义；（二）关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三）关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李俊江、宋博认为中蒙贸易以垂直的产业分工为基础，中国出口到蒙古的产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自蒙进口的主要是矿产品和畜产品等。张猛通过研究发现中俄贸易集中度较高，矿产品、机电产品、贱金属是中俄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张磊概述了能源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产业合作、区域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关联，归纳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能源合作的重大战略意义。郝宇彪分析了影响中俄贸易的主要因素，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中俄双方直接投资规模及俄罗斯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影响着中俄贸易发展。于洪洋、欧德卡和巴殿君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既可以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丰富国际能源进口渠道，又可以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张磊对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了路线界定，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路线主要是：（1）京津冀―二连浩特―蒙古乌兰巴托―俄东部铁路网；（2）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满洲里―俄罗斯的赤塔等。

从研究方法来看：石艾馨、李娇主要运用TCD、RTA指数分析了中俄贸易结构及发展趋势。张英运用1989―2010年中俄贸易数据构建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潜力问题。胡玮薇、梁丹辉、李志强和李婷婷运用三元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对俄罗斯水果出口贸易。关于中蒙俄经贸的研究主要是运用TCD指数、RCA指数、RTA指数、贸易引力模型、三元边际分析等方法。

从现有研究来看，鲜有对我国出口到蒙古、俄罗斯的货物进行结构性分解，这也就不能透彻分析我国对蒙、俄出口现状及出口增长动力。另外，关于我国与蒙古、俄罗斯的贸易效率及潜力的研究也比较少。

新一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实现，即集约的贸易边际和扩展的贸易边际。集约的贸易增长是指出口贸易增长主要依赖于现有出口企业及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增加。扩展的贸易增长是指一国出口增长依赖于新的企业出口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若出口主要依赖扩展边际的增长，则出口增长的质量相对较好。关于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主要有集中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分析以及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等方面。K・康通过对中国台湾与韩国的贸易数据分析，发现二者在促进出口动力方面扩展边际的作用要远大于集约边际。阿米提和弗罗因德运用1992年以来HS-10标准下的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经过二元边际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主要是依赖集约边际。帕切科和波罗拉通过研究发现出口增长主要源自集约的边际（86%），但在发展中国家，扩展的边际正在提升。钱学峰、熊平分析了1995―2005年中国出口数据，发现中国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进行增长，并进而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关于贸易潜力、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李豫新、杨萍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新疆与周边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及效率。谭秀杰、周茂荣通过运用13个国家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首先依据新―新贸易理论，将我国对蒙古、俄罗斯2005―2014年出口货物的HS-6位数据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得出我国对二者出口的现状及增长路径；然后，选取我国19个重要贸易伙伴国2005―2014年的贸易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蒙俄贸易的因素，以及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等问题，进而提出关于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相关建议。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理论模型

1.二元边际模型

本文研究主要借鉴胡默尔斯（Hummels）和克列诺（Klenow）的方法，根据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集约边际（IM）和扩展边际（EM）。针对本文具体研究，考虑中国（j）对目标国（m）出口时，以K国（指整个世界）为参考国。

集约边际（IM）计算公式如下：

2.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科普曼斯（Koopmans）最早提出技术效率这一概念。法雷尔（Farrell）（1957年）在研究有效性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前沿生产函数。艾格纳（Aigner）、洛弗尔（Lovell）和施密特（Schmidt）（1977年）还有米尤瑟（Meeusen）和伯洛克（Bro-eck）（1977年）分别提出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然而，早期的随机前沿估计方法只能得到样本的平均技术效率或时间不变的样本技术效率。巴特斯（Battese）科埃利（Coelli）（1992年）提出的时变衰减模型（TVD）解决了样本技术效率时间变化问题。米尤瑟（Meeusen）和伯洛克（Bro-eck）（1997年）将生产函数中随机误差项分解为随机误差项v和非负的技术无效项u，用于分析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效率问题。其中，v用于估计生产过程的外界随机冲击，u用于估计其他不可观测的非效率因素。贸易规模可看作是国家间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距离等变量的函数，因此也可以用随机前沿方法分析贸易潜力。

随机前沿模型具体表达式：

在设定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时，本文借鉴阿姆斯特朗（Armstrong）（2007年）做法，引力模型中仅包含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距离、语言、边界等短期不易改变因素，而将自贸协定、经济自由度、汇率制度、外商投资等人为因素作为非效率模型内容。本文模型形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关于我国对蒙古、俄罗斯货物出口的二元边际分析，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05―2014年间中国向蒙、俄出口货物的HS-6位贸易数据，共计18万余条数据。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数据主要选自四大洲的19个国家，分别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智利，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非洲的南非，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蒙古、伊朗、土耳其。选取上述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1）根据近年我国货物出口增速在国别上的排名。（2）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3）鉴于研究对象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在贸易国选取上也对其他五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加以考虑。时间跨度为2005―2014年。

2.变量说明

经济规模（LNGDP）。一国的GDP反映其经济规模，当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时，其对外贸易量也随之提高。在此我们利用外国GDP与我国GDP的比值表示经济规模，这样更能反映国家间的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人口规模（LNPEO）。人口规模对国际贸易具有双面影响：一方面，一国人口增加将会细化国内分工，国际贸易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一国人口增加，对产品需求将会上升，增加国际贸易。在此我们用我国人口数量与外国人口数量之比反映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地理距离（LNDIS）。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两国间的贸易成本将会上升，两国间国际贸易将会减少。本文将目标国首都与北京的空间距离定义为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LL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

语言、边界（BAN、LANG）。两国相邻、语言相通可促进国际贸易。在此引入共同边界、共同语言两个虚拟变量，若两国有共同边界取值为1，否则为0，用BAN表示。若两国有共同语言取值为1，否则为0，用LAN表示。数据来源为CEPI-LL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

经济自由度（LNFREE）。国际贸易易受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中非关税壁垒、国内行政干预等的影响，在此引入传统基金会出版的经济自由度指标，该指标涵盖了一国或地区的金融自由、商务自由、政府规模、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货币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9个方面的综合得分。运用目标国与我国经济自由度得分之比衡量经济自由度，用FREE来表示。

汇率变动（LNRATE）。一国货币贬值将有利于促进出口，限制其进口。2005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经过多次改革，人民币不断升值，并且近年国际金融持续动荡，汇率变动较大。因此，有必要将汇率变动纳入考虑范围。原始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由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度均值与间接标价法下的目标国货币对美元的年度均值相乘，得到人民币对目标国货币的汇率，用RATE表示。

对外投资（LNFDI）。依据小岛清的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外贸出口迅速增长。因此加入外国在华投资变量，用FDI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自贸协定（FTA）。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双方贸易自由化，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彼此间国际贸易。因此，引入自贸协定这一虚拟变量，若双方已签订自贸协定则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用FTA表示。

外部冲击（SHOCK）。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下降16%。因此，有必要引人外部冲击这一虚拟变量。在2005―2014年间，中国外贸受外部冲击较大的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影响具有时滞性，因此规定，若年份为2009年，则为1，否则为0。用SHOCK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中蒙俄经贸现状

1.中国对蒙、俄出口概述

我国已连续多年为蒙古、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俄罗斯也是蒙古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蒙俄已互为彼此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近年来，我国同蒙古、俄罗斯间的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由表1可知，中国对蒙、俄的出口额从2005年的3.19亿美元、132.11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2.16亿美元和536.7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04%和16.86%，远高于同期全国13.24%的年均增长率。但从出口增速来看，中俄贸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俄贸易冲击严重，2009年增速同比下降47.04%，之后虽略有回升，但又受近年俄罗斯卢布贬值影响，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增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蒙贸易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增速于2011年达到最高值的88.4%。受蒙古经济形势下行影响，我国对蒙古出口已连续三年下滑。我国对蒙俄出口产品的种类也呈上升趋势。其中，对蒙古出口产品种类从2005年的1765类，到2011年达到阶段最高值的2192类，2014年回落到2178类。对俄罗斯出口货物种类从2005年的3320类，增长到2014年的3718类，增速达11.2%，但产品种类增速远低于出口额增速。

2.基于胡默尔斯（Hummels）和克列诺（Kle-now）（2005年）的二元边际分解

结合2005―2014年我国对蒙、俄货物出口的HS-6位数据，利用上述二元边际分解方法，对出口增长数据进行边际分解，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2005―2014年我国对蒙古、俄罗斯的出口来自于二元边际的共同作用，集约边际的贡献度远大于扩展边际。其中，二者集约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均达90%以上，而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则相对较低，说明在此期间我国对二者的出口多依赖于现有出口产品在数量上的扩张。另外，2014年我对蒙古、俄罗斯货物出口的扩展边际分别为0.9148和0.8758，说明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其增长属于小幅波动性增长，而集约边际则呈现出整体稳步快速增长。其中，十年间我国对蒙古、俄罗斯出口的扩展边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79%和1.566%.而集约边际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3.486%和8.589%。从增长速度角度来分析，集约边际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扩展边际。从上述分析可知，近年来中蒙俄经贸往来取得长足发展，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但从出口动力来看，我国对其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而出口产品种类扩展范围有限。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角度分析可知，我国对其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现有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而非新企业、新产品进入该市场。

（二）中蒙俄经贸潜力与效率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Frontier4.1，对19个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05―2014年的进出口和出口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估计，以得出相应结果。

在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之前，首先要利用最大似然比LR进行检验，以判别模型的适用性以及模型的具体形式。LR=2*[LN（H0）-LN（H1）]，其中，LN（H0）和LN（H1）分别表示有约束条件下最大对数似然函数值与无约束条件下最大对数似然函数值。检验过程为：首先，先得出有约束条件与无约束条件的最大似然函数值，根据LR计算公式得出最大似然比，令LR值与混合卡方临界值比较，得出相应结论。

1.模型适用性检验

若γ趋近于0，则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之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随机性因素，当γ=0时，即可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若γ趋近与1，则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之间的差距主要来源于人为的非效率性因素。

由表3可知，模型检验分别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可以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知：

（1）出口模型与进出口模型中的γ都显著不为0，分别为0.57与0.89。两个模型中γ都趋近于1，表明适合使用随机前沿方法分析非效率因素，且意味着人为非效率因素严重阻碍着贸易增长，这也是我国之所以提倡“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原因之一。而出口模型中的γ值为0.57，表明其他随机因素也占很大比重。

（2）出口模型与进出口模型中变量LNGDP的系数分别为0.89、0.85，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由于此处经济规模（LNGDP）变量为目标国GDP与我国GDP之比，故表明出口规模、双边贸易与目标国经济规模呈正相关。

（3）出口模型中变量LNPEO的系数为-0.06，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进出口模型系数为-0.22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表明出口规模、双边贸易规模与目标国人口呈正相关，但影响程度不是很明显。

（4）两个模型中的距离指标（LNDIS）均为负值，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表明随着两国距离增加，经贸往来下降。出口模型的距离系数为-0.34，影响程度略大于进出口模型的-0.32，表明距离每增加1%，出口则减少0.34%，出口易受距离因素影响。因此，缩短距离可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可能性，具体可通过优化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工具、提高通关效率等措施实现。

（5）两个模型的语言因素（LNLANG）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出口模型为1.06，进出口模型为0.28，共同语言因素对促进贸易增长效果显著。随着教育发展，我国外贸人员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方便了与欧美国家的贸易。在与我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贸易时，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相通优势明显。表明有共同语言便于文化往来、信息沟通、民心相通等，减少贸易障碍，促进彼此间经贸往来。因此，今后应继续加强语言方面的人才培养，以促进相关贸易。

（6）共同边界因素在出口模型中系数为0.15，而在进出口模型中为-0.34，整体而言，共同边界对外贸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小。与我国接壤的国家多处于亚欧内陆，边境地区地理条件恶劣，且这些国家与我国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贸易的产品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如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贸易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贸易则易受地理环境影响。中蒙两国拥有4710公里的共同边界，而口岸个数有13个，且其中7个为季节性开放口岸，因此共同边界在双边贸易中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

（7）外商直接投资（LNFDI）在出口非效率模型中系数为0.08，在进出口非效率模型中系数为-0.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互补效应、贸易替代效应和顺差转移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增加双边贸易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8）汇率变动（LNRATE）在两个非效率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1和-0.29，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说明汇率变动因素在两个模型中均可降低非效率的影响，其中对双边贸易模型效果较为明显。自2005年我国推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一方面逼迫着我国出口企业进行结构升级、转变出口方式，另一方面降低进口企业成本，整体而言，促进了双边贸易。

（9）经济自由度（LNFREE）与贸易非效率模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自由度是促进贸易的因素，可以抵消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在出口非效率模型和进出口非效率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2.31和-1.42，表明经济自由度因素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经济自由度指标每上升1%，出口与双边贸易分别增加2.31%和1.42%。经济自由度是两国金融自由、商务自由、政府规模、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货币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指标综合得分之比，故贸易双方在上述方面努力可有效促进双边贸易往来。

（10）自贸协定（LNFTA）在两个非效率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95和-1.8，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自贸协定的签订可有效降低非效率因素的影响，进而促进双边贸易发展。与蒙古、俄罗斯贸易比重较大的东北地区，近年受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若在东北地区建立中蒙俄自贸区，一方面对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可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对构建经济走廊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应积极进行自贸区建设。

（11）外部冲击（LNSHOCK）在两个非效率模型中均为正值，系数分别为0.5和0.8。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极大增加了贸易的非效率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及双边贸易增长。因此，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应完善经济监管、防范风险，尽可能减少类似冲击。

（三）中蒙俄贸易效率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的非效率模型，通过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可得出我国对蒙、俄出口贸易效率及双边贸易效率值，时间跨度为2005―2014年，具体结果见表5。其中TE∈（0，1]，当TE值趋近于1时，表明双方贸易效率在上升，反之，则意味着贸易潜力在增加。

由表5可知，我国对蒙贸易效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对蒙出口贸易效率及双边贸易效率十年间均值都在0.94以上，且排名经常在第1位，表明我国与蒙古的非效率因素对贸易影响较小，双边贸易正在稳步发展。十年间，我国对俄出口贸易效率长期维持在0.39―0.59之间，排名长期处于底部，表明我国对俄出口的非效率阻力较大，严重限制了我国对俄出口。这与我国向俄出口时通关不畅、国际列车换轨等现象有关。在双边贸易方面，略好于我国对其出口的贸易效率，其效率值处于0.56和0.82之间，不过排名却呈下降趋势，由最初的第7名，降到现在的第11名左右。表明双边贸易条件相对于我国与其他的贸易伙伴关系恶化，这就需要双方加强合作交流、消除贸易非效率因素，以充分挖掘双边贸易潜力。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结合“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大背景，根据新―新贸易理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等知识，对我国与蒙古、俄罗斯的出口现状、限制因素及潜力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对中蒙、中俄的双边贸易数据的二元边际分析发现：2005―2014年间，中国对蒙古、俄罗斯的出口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增长，集约边际对出口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95.35%和92.9%。说明中国对蒙俄两国贸易结构比较单一，出口增长实质是“以量取胜”，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2.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19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目标国经济规模、目标国人口数量、共同语言、共同边界、汇率变动、经济自由度和自贸协定与我国出口为正相关关系，而距离、外商投资、外部冲击与出口为负相关关系。在进出口模型中，除共同边界、外商投资与出口模型中相反，其余指标关系相同。

3.通过非效率模型得出：我国对蒙古的出口及双边贸易效率都处于较高水平，十年间效率均值都在0.94以上，排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与双边贸易效率虽取得一定改善，但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均值分别为0.465和0.683，且双边贸易效率排名呈下降趋势，双边贸易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相应建议

为更好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贸易结构，创新产业合作。积极在境外建立工业园，带动境内贸易转型升级。我们应结合国内供给侧改革，利用国内完整的产业结构及技术等优势，结合境外资源优势，积极在经济走廊沿线建设工业园，以投资促贸易，进而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出口产品种类。

另外，政府应积极引导出口企业向扩展出口产品种类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以转变出口沿着集约边际的方式增长。如对初次向蒙、俄市场出口产品的企业人员进行相关的法律培训、对高技术附加产品的出口给予补贴等。

双边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俄双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依据经济联合的紧密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被分为以下六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其中，自由贸易区是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形式，它是指区域内的成员国通过协定取消关税、配额等贸易壁垒，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贸易政策。这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政策协调程度较低，因此其谈判相对也更为容易。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又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因此，加强中俄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出发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明显不足，仍处于探索阶段。Vishal Perrie Park（2005）和Micheal Yeh（2004）在对中俄边境贸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现存的主要问题，并且对两国边境贸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季塔连科（2011）分析了中俄双方的经贸优势，认为中俄经贸发展具有互补性；徐林实（2007）在借鉴自由贸易区建设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中俄东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过程及终极目标进行了探讨；陈淑华（2008）对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政治效应以及安全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栾贵勤和徐子晗（2009）对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与作用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建议；戴安琪（2014）从贸易结构的视角得出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赵传君（2010）根据中俄两国国情及两国的经贸实情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模式提出了大胆的设想；蔡春林和刘畅（2013）从“金砖五国”的整体利益出发，倡导建立“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并分别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了阐述。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是从中俄双方互补性的角度对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对中俄自由贸易区建立所能产生的贸易效应的定量分析，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

二、中俄创建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有利因素

（一）地缘优势明显

独一无二的地缘条件是中俄创建双边自由贸易区不可忽视的自然优势。中俄两国长达4 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现共有33个开放口岸，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铁路、空运、水运和公路等多渠道的运输方式进行双边贸易。铁路方面，经过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大力协作和悉心配合，已经建设并完成了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伯利亚铁路网接轨的三条铁路大动脉；水路方面，分布在7 200公里的黑龙江水系航道上的18个水运开放口岸构成了完整的水上贸易体系；空运方面，中国现在与俄罗斯共开通了10多条空中航线进行运输。

（二）政治关系和谐

中俄两国双方互信与日俱增，经贸合作领域日益深化，两国关系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稳步前进。中俄两国不仅不存在根本性、原则性的利益冲突，相反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还有着相似的立场和看法。因此，自普京重新入主克林姆林宫以来，中俄双边关系迅速升温，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期。2014年5月20日，国家主席在上海与普京进行会谈，会谈中两国元首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将双方的合作推向了更高的水平。在会谈后双方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了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双方都会维持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态势。双方政治的不断升温、合作的不断深化为中俄双边自由贸易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正式加入WTO

2011年，俄罗斯正式成为WTO第156个成员国。俄罗斯加入WTO后，将会给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契机，对推进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我国对俄输出的商品市场准入门槛也必将随之降低；其次，俄罗斯加入WTO后，将会对海关估价办法、商品检验检疫措施及原产地规定、检验认证监管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使其更加符合WTO的规则与国际贸易准则，解决了过去俄罗斯市场所特有的关税壁垒、“灰色清关”、“限重限次”等问题；最后，俄罗斯加入WTO后，一方面将会进一步完善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其国内投资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外国投资将获得国民待遇。

三、中俄创建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投资基础

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两国高层频繁的互访，双方经贸关系在政治互信的前提下，呈现出投资规模持续增长、贸易结构持续改善、双向投资持续繁荣的良性态势。

（一）中俄贸易额规模持续增长

中俄两国一直是各自重要的贸易伙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经贸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个阶段后，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见表1）。2003年至2013年，两国贸易额从157.6亿美元上升到892.1亿美元，累计增长5.66倍。2013年，中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19%。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495.9亿美元，同比增长12.6%，自俄罗斯进口396.2亿美元，同比下降10.3%，实现贸易顺差99.7亿美元。从近10年的贸易规模以及发展趋势看，中俄两国未来贸易额将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将会给两国未来贸易的发展提供更高的平台。

（二）中俄商品贸易结构互补

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上均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业大国，而俄罗斯则以丰富的能源及原材料资源著称。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仍延续前苏联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其国内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以能源工业为支柱，以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为重点，而民用工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与之相反，中国在轻工、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等产业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国内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迫切需要国际市场的支撑。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可解决我国产品的对外出口问题，又能弥补俄罗斯的市场缺口。此外，中国经济要保持7%以上的增速，离不开俄罗斯能源与资源的支撑；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又有利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缓解美欧经济制裁带来的压力。

（三）中俄双向投资日趋繁荣

中俄投资合作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中俄两国企业之间的双边投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投资额度和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别国投资环境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2年，经商务部批准或者备案，中国对俄罗斯非金融类投资6.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8%；俄罗斯在中国投资项目73个，实际投资金额2 992万美元。2013年，中方企业对俄罗斯非金融类投资达到40.7亿美元，同比增长516.7%；俄罗斯在中国投资项目69个，实际投资金额2 208万美元。此外，随着中俄两国发展对高新技术需求的日益增强，双方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投资将日益增多（谢敏，2015），极大地带动双边投资规模的增长。

四、中俄创建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自由贸易区的实质就是通过区内各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影响中俄双边贸易量的因素众多，既包含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中俄两国的社会文化、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各自的资源禀赋等，又包含一些经济因素，例如中俄两国的关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汇率水平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以可量化的经济因素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着重分析关税对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量的影响程度，从而为建立中俄自由贸易区是否具有可行性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本文选取中俄两国的GDP总额、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人民币与卢布的兑换比率作为自变量，并预期除中俄两国的GDP总额外，其余两个变量均对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产生负向影响。数据选取2000年至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详见表2）。检验中俄双边贸易量与两国进口关税关系的基本函数表达式为：

由于经济时间序列变量大多数是非平稳的，而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通常存在偏差，为了保证最终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变量的时间序列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虽然Y与GDP、T、R变量均为非平稳数列，但是这些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均可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即经过差分之后的数列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利用Eviews7.2软件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系数可以得知，中俄两国的GDP总额、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人民币与卢布的兑换比率3个变量对中俄双边贸易量的影响与预期相符，即中俄两国的GDP总额对于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量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人民币与卢布的兑换比率这两个变量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俄双边贸易的发展。由相关系数进一步可知，关税总水平降低1个百分点会导致中俄双边贸易额增加0.56个单位。由此可见，若中俄自由贸易区成功建成后，两国之间的关税减免必将有效促进两国贸易发展，推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

本文还对方程（3）的残差（见表5）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残差的T统计值为T-statistic=-4.909217，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4.057910，因而残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这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证明此回归是有效的。

五、结论

双方互补的经济与贸易结构、良好的政治关系、独特的地缘优势等因素为建立中俄双边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自贸区的建立将产生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关税总水平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双边贸易额增加0.56个单位。中俄两国政府应当对建立中俄双边自由贸易区给予充分重视。建立中俄双边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所需，双方只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不断推进中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才能使两国经贸往来与合作水平跃升到新的平台，进而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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