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关系范文10篇

1956年发表了闻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拟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熟悉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治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1956年发表了闻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拟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熟悉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治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演讲与辩论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恣肆；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20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必要的张力。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

一般说来，自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就会不断显现。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至关重要。当前，电力企业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笔者认为，结合供电企业的实际，正确分析和处理本企业发展中的十大关系，对于促进和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电力企业的根本方针。电力因其具有公益性的行业特性，它肩负着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和企业内部稳定、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的重要安全责任。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出效益。供电企业只有确保安全，才能保障多供少损，才能不断提高供电的可靠性，才能树立电力企业和电力商品的形象，从而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同样，企业经济效益好了，实力增强了，才能保障安全生产和设备更新的必要投入，才能形成安全促效益、效益保安全的良性循环。因此，供电企业要确保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就必须重视安全生产，确保安全生产。

二、关于主业与多经的关系

企业的发展，最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电力多种经营是电力体制改革的产物。加快多种经营的发展，充分剥离供电企业的社会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迅速改变我局现实发展状况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我局“三多一少”(人员多、资产少、负债多、售电量少)的局情迫切需要主业“消肿减负”，寻求新发展思路；另一方面，电力市场竞争框架基本构成，农电“两改一同价”工作即将到位，供电经营成本尤其是农电改革和管理成本不断攀升，供电效益空间越来越小；再一方面，由于供电企业发展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地方经济环境的影响，发展速度和空间必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只有真正树立起全新的市场观念，抓住机遇，集中优势，不断改革用人和分配机制，运用规范科学的管理手段来加快多种经营的发展，并使之做大做强，才能真正成为供电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半壁江山”。为此，我们对多种经营发展，务必提高到与主业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认识，坚持主副并举，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关于电网建设与电力市场的关系

演讲与辩论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演讲与辩论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60％、70％还是80％？”对这些问题，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演讲与辩论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十大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这一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即今年中央1号文件；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同志和同志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又在中央党校等五个干部教育基地举办了县委书记、县长专题培训班。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举措，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已经逐步付诸实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这里，我就十个重大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并请大家一起来研究。

一、新农村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党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一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都有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也就是说，上溯过去，下及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我们的重大战略任务。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天提出这一战略任务，重点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我们决不能因为强调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而淡化了今天的奋斗目标，淡化了紧迫性。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和命运的历史任务。因为，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个庄严的承诺，这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我们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奔小康”的目标实现后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一个执政党要取信于民，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必须践行自己的承诺，实现自己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

不管什么文章，总要有个标题，标题是文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文章的写作、文章的质量、文章的宣传效果影响很大，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领导讲话也不例外。有大标题，还有小标题，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为一个标题冥思苦想，结果还往往不满意。

一、大标题的拟写

大标题就是文章的总题。领导讲话的大标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交待讲话的场合。如××××同志《在纪念诞辰9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种类型是交待讲话的内容。如17年2月27日，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标题比较具体地交待出讲话的内容，告诉人们讲话中阐述的是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一种类型是概括讲话的主题思想或基本观点。这类标题是反映主题的一个命名，也可以说是主题的眼睛，是讲话的各类标题中最讲究、最具艺术性的一类。从形式上看，这类标题多数在大题之下还有辅题，主要是交待讲话的场合，但也有的没有。例如，1943年11月29日，同志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组织起来》，开篇就说：“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可见，《组织起来》这个题目正概括了讲话的主题思想和基本观点。这个大标题下就没有辅题。

比较三种类型的大标题，第一种比较简单，后两种比较讲究，设置这样的大标题，一般应注意四个问题：

一是准确恰当。就是要准确地概括讲话的内容，恰当地反映讲话的思想，防止设题过宽或过窄、过高或过低，避免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严禁文不对题或题不符文。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成功的范例。在这篇讲话中，同志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的实践经验，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深刻论述了经济建设中的十个关系问题，而且是十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问题。所以，标题中的“十大关系”，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概括得十分准确。倘若把“大”字换成“个”字，概括的质量就逊色许多，也失去了原有的精神。而下一个“论”字，又恰当地反映了文章的理性特点。

二是明确清晰。不论是提示内容，还是表述观点，标题的含义都必须清楚、明晰、确切、干脆、毫不含糊。否则，就失去了标题的意义。在这方面，同志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982年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等讲话，标题都直接、干脆、响亮地表明了整个讲话的核心观点，毫无半点含糊，使人一见便得其要领，应该成为我们的典范。

【正文】

从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来看，在思想发展史上有两个高峰：一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一是5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从而形成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比较两个高峰的特点，探究其成因，对于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研究理论成熟的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思想两个高峰虽然形成的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峰巅高低不同，但在探索的思路、探索的过程、理论涉及的基本问题以及探索的保证因素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从探索的思路来看，都强调走自己的路，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或建设道路。

两个高峰的形成都是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结果。独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在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情况下，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敌我力量之区域分布等客观现实出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缜密思索之后，遂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即提出了党和无产阶级必须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进攻，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张，并在实践上首先实行战略转移，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没有走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正如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