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收费范文10篇

审计收费范文篇1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贷审计质量对策建议

一、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审计收费(AuditFee)也称审计定价(AuditPricinz)，是指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CertiflcatedPublicAccountant，以下简称CPA)之间的经济联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承接业务时不能不考虑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只有当审计服务的收人大于审计成本时,事务所才会提供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是决定事务所成本与收益的关键因素，也是事务所业务竞争的突出问题。

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之间相互影响，Copley(1994)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即事务所和CPA提供的审计质量越好，审计收费就越高；但过高的审计费用也可能使委托人选择较小规模的事务所，并由此可能降低审计质量。就某一个审计约定而言，审计费用随事务所的不同而变化，事务所不同，提供的审计质量特征也不同，选择了事务所就同时选择了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

审计收费严重影响着审计质量。低廉的收费不利于吸引和凝聚高素质的审计人才，不足以支持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投入，使得CPA没有专业胜任能力去发现错弊。低廉的收费只能与低服务水平的成本相配比，以至于CPA可能减少审计程序，无法保持应有的职业道德水准，降低了审计质量。反之，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制度越完善，执业质量越高，需要的审计成本也越多。

我国恢复CPA制度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审计市场的低价竞争一直困扰着CPA行业的发展。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说，事务所在承接审计业务时，只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才能保证事务所有实力去完善质量控制制度，才能保证事务所有能力付出更多的审计成本去执业，也才能保证较高的审计质量。当然，审计收费过高，也可能存在着“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造成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极度依赖。

在我国，对高水平审计质量的需求并非来自市场的客观需要，政府、股东、公司管理当局等对审计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但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需求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企业缺乏自愿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制度背景，很多客户以审计收费的高低，或者以是否为其出具“满意报告”作为选择事务所的标准。面对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很多事务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降低审计收费，这就不可能付出较高的审计成本，因而无法保证审计质量。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一些企业希望聘请收费较低的会计公司，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一些会计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低价竞争)招揽审计业务，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忧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等的推动下，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关注审计收费问题。如Simunic在1980年最早运用多元线形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各种因素；Watts、Zimmerman和DeAngelo等(1981)认为，事务所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DonaldR.Deidjr.和GaryA.Giroux(1992)提出，在没有直接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审计所花费的时间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随着针对会计公司和CPA的诉讼案件数量的显著增加，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CPA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不再是研究的前提，而是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我国对审计收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喻小明(2000)认为审计收费低是压价竞争的产物，而导致压价竞争的根源在于企业对CPA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不足，同时指㈩治理恶性竞争行为的措施是要制定CPA收费的最低限价。王振林(2002)认为，大事务所由于客户多，来源于某一特定客户的审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就越低，其屈从于该客户的压力相对就低；同时由于迁就某一特定客户而带来的名誉损失就越大，因而倾向于出具更高比例的合规审计意见，大所和小所在独立性和产品质量上存在着显著不同。此外，还有刘斌、宋衍蘅和殷德全等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审计收费的大量研究，对解决审计收费问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审计收费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缺乏行业执首，中小型事务所太多，市场竞争激烈

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家信息》数据来看，“四大”国际所的审计收入不仅稳居前四，而且遥遥领先于国内所。“四大”所不仅拥有“世界500强”大公司中大部分的老客户，更以其优质的服务、过硬的品牌、较大的资产规模和雄厚的实力，保证了它们在遭遇诉讼之后具有较强的赔付能力，吸引了原属于国内所的大量客户，导致国内所严重的客户流失，给国内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国内所面临着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所审计价格的普遍下挫也就在所难免。

近年来，我国事务所的数量增长较快，尤其以中小型事务所居多。审计市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事务所之间压价竞争现象普遍存在。虽然《独立审计准则》规定“CPA不得以降低收费的方式招揽业务”，但事务所为了占有一席之地，普遍采纳“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招揽审计业务，引发审计市场的价格战争。由于过度竞争，打折已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甚至以支付佣金、回扣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这种违反职业规范的竞争行为严重降低了审计质量。大量数据表明，低于政府定价的审计价格招揽审计客户行为的审计回扣高达40％—60％。

由于中小事务所林立的现状，特别是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的事务所，数量多、规模小、水平低、业务范围窄，赔付能力有限，较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因此相应地给出更低的审计定价，造成审计收费秩序混乱。有些事务所短期意识严重，不注重改善业务能力，拓展业务广度，而是专注于以低价招徕客户，使事务所陷入恶性竞争的旋涡之中。

(二)没有合理标准，审计收费高低相差悬殊

《独立审计准则》规定：“CPA的服务是一种有偿服务，但收费的多少应当以服务性质、工作量大小、参加人员层次的高低等为主要依据，按照规定的标准合理收费。”根据国家计委1992年12月颁布《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事务所审计业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审计收费的基本政策依据是2002年7月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在第五章《收费与佣金》第27条至第33条做中的原则性规定，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审计收费既有计时收费标准和计件收费标准，也有按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或营业收入计算收费，更多的则是通过与被审计单位的讨价还价来确定具体收费金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审计收费缺乏行业指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务所之间在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从而对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然而，在我国境内执业的国际所，其审计收费却从不受国内政府收费标准的约束。国际所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以高收费揽得优质客户，国内所为求生存，只得争取规模效应再次压价以吸引客户，审计质量再也无法得到保证。这种有失公平的竞争环境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内所以低收费败给了国际所的高收费。

(三)审计关系变异，审计收费竞争愈发激烈

理论上的审计关系应该是CPA接受审计委托人的委托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并向审计委托人报告工作和收取审计费用。但是，我国审计市场的委托人与CPA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审计独立性相悖。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实质上具有聘请CPA的决定权，因此CPA与事实上的审计委托人即公司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由于我国对CPA职业的期望不高和广大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审计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状态，交易主动权掌握在委托方手中，决定交易价格的不是服务质量，而是满足委托人的要求(包括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要求)以及与委托人的亲密程度等非市场因素。

在我国，被审计单位就是审计委托人，收费方式是事务所直接向被审计单位收取，这就出现自己出钱申计自己的怪现象，审计关系变异使CPA在经济上受制于委托人，审计独立性大打折扣。不合理的审计费用支付方式使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构成一个无法解开的内在利益关系链，这种依存性使事务所处于被动地位，在与被审计单位进行谈判时，由于经济制约而担心收不到预期的审计费用，甚至担心失去客户，使恶性竞争愈发激烈。

此外，采用招投标方式聘用事务所时，审计服务质量与价格的关系——“信价比”无法事先预测，有些事务所以低价中标，但提供了低质量的服务，审计服务的低价中标在客观上不够合理。从国内外CPA，职业竞争的特点看，价格竞争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竞争是基于金钱而不是能力的竞争，恶性竞争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

(四)非审计业务是审计收费复杂化的敏感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非审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有超过审计服务成为事务所核心业务的可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波士顿的一位董事MichaelCostello说，审计费用提高是因为客户要求审计师做更多的工作，这显然是因为他们要承担的会计责任和职责越来越多。

CPA对同一企业既提供法定审计业务又提供非审计业务，会过多地涉足企业事务，从而与客户管理当局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亲密关系。虽然CPA不是决策者，但他是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在提出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判断最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CPA一直与管理当局有亲密接触，CPA在非审计业务的结果中就不可避免地与客户存在着财务利益关系。如果事务所对客户出具合规意见，就有遭到更换的可能，担心失去除了审计收入还有更为可观的非审计服务收入，在审计的同时对管理咨询服务进行自我评价，审计服务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五)审计收费披露机制不够健全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支付给事务所的报酬，以便考察事务所的独立性和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遵循国际惯例，我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进行了修订，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公司的披露很不完整、不规范，只是含糊公布一个数据。审计收费披露极不充分，透明度较低，使许多投资者对CPA行业表现出更多的怀疑。

(六)缺乏有效监管，违法违规处罚较轻

目前，我国审计监管和执法方面对审计造假的处罚比较多，而忽视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审计法》、《证券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事务所和CPA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等所受的处罚进行了归类，但对违法、违规的事务所和CPA的处罚较轻，主要采用警告、没收违法收入、罚款、通报批评和暂停执业资格等形式。法规中即使有相关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现有法律制度对民事诉讼的限制，CPA民事赔偿制度形同虚设，即便审计失败，也没有经济赔偿的压力，因此事务所在制定价格政策时很少考虑提高审计质量与防范审计风险所需要的审计成本，审计收费低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完善审计收费制度、提高审计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大型审计执业单位的建设

目前我国有4000多家事务所，总体上存在着规模较小、执业水平不高、人才难以引进、风险抵御能力差和审计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因为中小型事务所太多，在数量上使我国的审计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多年无序的发展中引起价格的恶性竞争，当国内所采取“底价进入式竞争策略”打得不可开交时，“四大”国际所却以其高收费吞噬着国内审计市场。只有扩大事务所的规模，才能应对市场发展对审计服务质量和审计服务多样化日益强大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国内事务所的规模，强强联合，走集团化的发展道路，能够相互弥补业务广度和工作方法上的不足，也便于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从而大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加强国内事务所自身规模的建设，有必要提高事务所设立条件，完善事务所注册程序，并通过合并改组等方式，鼓励中小事务所进行改组形成大型事务所。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合并后的大型事务所承受管理当局压力的能力比较强，即使被解聘其损失也相对较小，这有利于其保持独立性。另一方面，大型事务所注重长期发展，更在乎自身的声誉，往往选择保持独立性以提高声誉，增强声誉收费能力。从法律责任角度看，一旦受到法律制裁，大型事务所才有能力支付足够的赔偿，发挥CPA风险收费承担潜在民事赔偿的责任。从行业监管角度看，合并后的大事务所更容易受到关注，监管部门会对其进行重点监管，因此不会轻易放弃独立性。

(二)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审计费用的收取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可以借鉴国际惯例，根据公司的规模、销售收入、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强弱和所处行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事先预测出工作量和不同级别审计人员的配备需要，根据不同级别人员的每小时收费标准，来决定审计费用。具体地说，以成本作为出发点找出行业成本规律，从人力资源投入收费的角度来制定行业成本标准，以此规范价格秩序形成有序竞争。收费标准可以考虑规定审计收费的上下限，全国各地的CPA审计时按照该标准执行，在标准的上下限之内收费，但实际收费不得低于标准的下限，防止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

当四大国际所进入我国时，国内CPA行业还相当幼稚，有关部门对国内所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予以必要的、有效的扶持保护，政府在政策上和心理上更倾向于国际所。国内CPA行业从“深圳原野”到“琼民源”再到“银广夏”等一系列违规违法案件，被看作是导致上市公司造假和证券市场泡沫现象的罪魁祸首，在刚起步不久就自酿“苦果”。但是，应该看到企业造假有许多原因，不少是行政干预的结果，CPA却成为“替罪羊”。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国际跨国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审计业务基本上由四大国际所分享，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16号规定的“补充审计”也要求由国际所进行。国内所不能在完全的市场上和国际所竞争，与一些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定甚至指定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所起步晚，又有政策差别，只会加速国内所的衰微，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国内审计市场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有关部门应该调整政策，取消国际所的超国民待遇，改变审计收费有失公允的双重标准。政府部门应该同等看待国内所和国际所，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导国内会计业培育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国内所要认识到服务水平和质量同国外所的差距，提高审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研究市场开发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才能在市场规范化前进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三)通过第三方介入改变现有审计费用支付方式

现行审计费用的支付方式是由事务所直接向被审计单位收取审计费用，导致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形成财务依存性，长期以来是审计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针对目前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合二为一的现象，应该设立审计收费监管机构。由于我国现在还不具备由审计报告使用者支付审计费用的条件，应该在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加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审计监管中心，该机构必须与双方单位均无直接或间接经济关系，其性质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必须能够保证公正性。

审计监管中心的设置，改变审计者与被审计者的“直接见面”的委托关系，切断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谈判关系，防止购买审计意见，建立起“企业(委托方)一审计监管中心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委托关系，组织审计业务的招投标，改变审计付款方式，监督审计质量。加入这一中立机构后，在审计费用的支付流程中加入第三方这一环节，使审计费用在审计工作开始前由被审计单位交由第三方保管，排除被审计单位对事务所的钳制，由第三方负责聘用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最大程度地切断了被审计单位与事务所之间的利益联系，在这种新型的审计关系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性较高的审计收费模式。

改进招投标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最低限价。在招投标过程中，不应只注重服务价格，应充分考虑到事务所的信誉、规模、服务质量等因素，给出综合评价。同时，采取措施提高招投标工作的透明度，规范事务所聘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加强社会监督。

(四)应该适当限制与审计业务不相容的多元化服务

在目前审计市场管理体制下，事务所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但是，如果事务所向同一上市公司既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必将严重影响审计独立性。“双安事件”后，2002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莱法案》(Sarbanes-OxleyAct，简称“SOX法案”)，正式禁止会计公司向其审计客户同时提供任何非审计服务。

我同现行法律规定，采取“对非审计业务基本不予禁止”的模式，在CPA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规定：CPA不能为审计客户提供不相容业务，但未明确规定不相容业务的具体范围。上述两者内容是矛盾的，不利于审计事业的发展。因此，建议立法实施“部分禁止非审计服务”模式，从法律上对部分非审计服务做出禁止性规定，限制委托人向同一事务所同时购买两种服务。对某些非审计服务作出禁止，并不是指禁止事务所从事非审计服务，而是指某一个事务所不得对本所的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可以向其他所的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咨询业务和审计业务之间的关系，要求CPA把为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审计服务分开，即只能提供一种服务，从而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提高CPA的独立性。

(五)强化监管，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违规的惩治力度

应形成一个完善的关于CPA的法律责任方面的规范，加大CPA的法律责任，强化赔偿责任。改变违规成本和违规收益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从根本上消除其违规执业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对CPA行业违法违规问题的监督和处理力度。在出台统一的审计收费标准之后，各地注协应监督事务所遵循最低限价标准，过度偏离合理水平的审计收费可能意味着审计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政府部门可以据此监控事务所的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各事务所搞不正当的低价竞争，应该对超低价收费的事务所加大处罚力度，以保证审计收费标准的顺利实施。

为了提高对审计质量的长期监督，有必要在CPA行业大力推广诚信制度，加强事务所和CPA的品牌意识建设，信誉好的事务所可以执行级别高的审计收费标准，实行优质优价，引导事务所将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转变为高层次审计质量竞争。监管部门应经常对全行业的诚信状况展开检查，适时地公布各事务所的信誉等级。通过诚信制度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机制，促进CPA行业的良性发展。

(六)强化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社会监督的透明度

审计收费信息的公开披露有助于社会公众对事务所进行监督，减少审计收费环节的不正当行为，遏制利用价格进行的不正当竞争。我国现有的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只局限于上市公司，且较分散、相对粗略、执行力度较弱。因此，应重新制定条文或修订原有的规定，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选择事务所的决策程序和事务所的收费模式，减少管理当局操纵审计结果的可能。只有集中、详细和强制三者结合，才能保证事务所披露的信息质量，让利益相关者取得有用信息。制定规范审计费用及相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将披露审计费用及相关信息作为企业的应尽义务，任何企业不得以任何借口拒不披露审计费用，并规定其披露内容，披露的信息必须全面、客观、清晰和真实。

审计收费范文篇2

就公司风险而言，Simunic(1980)指出，对于高风险企业，由于执行审计的成本较高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收费存在一个风险溢价(李爽和吴溪，2004)。然而，经验证据上，关于公司风险是否与审计费用相关联，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Francis，1984;GulandTsui，1998;Seetharamanetal．，2002;朱小平和余谦，2004;张继勋等，2005)。而且，已有文献都忽略了考察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研究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作为一个波及面甚广的事件，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由于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经营风险骤然增加，由此便利了我们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考察。其次，因危机的不可预知性，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的调整应是针对经营风险变化后的反应，由此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研究环境，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鉴于危机影响在不同公司中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性质和事务所审计公司的风险溢价进行比较，以此增进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如下。首先，尽管公司风险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结论尚不明晰，本文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进行了检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其次，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考察也为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增进了解此次危机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第三，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进而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作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最后，本文就方法论而言也具引申意义，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外生冲击，企业经营行为的调整应是基于这一外生事件的反应，由此避免了相关分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在第四部分介绍了样本、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报告了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探究;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在第七部分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自Simunic(198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公司审计收费的决定引起了学者的好奇，大量文献对可能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1)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资产结构。Firth(1985)考察证实，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影响了审计收费。(3)业务复杂性。Francis(1984)分析表明，客户子公司数目与审计收费相关联。(4)审计意见。有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也是影响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5)会计师事务所特征。DeFondetal．(2000)研究显示，公司审计收费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的作用。(6)治理结构。最后，公司治理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如审计委员会特征等(Abbottetal．，2003)。就公司风险而言，尽管理论上其构成公司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的实证结论尚不一致。如，Simunic(1980)研究发现，随着客户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高。GulandTsui(1998)分析显示，以自由现金流衡量的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但Francis(1984)考察指出，公司经营风险对审计收费不具解释力。Seetharamanetal．(2002)也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无关。我国学者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对外担保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收费有正影响。以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分析发现，单一客户集中度、资产敏感性缺口、资本利润率及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与公司审计收费正相关。然而，不同与上述结论，刘斌等(2003)、朱小平和余谦(2004)研究显示，不论是以公司负债还是经营业绩作为风险的度量，其对公司审计收费都不具解释力。由上看出，关于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现有结论尚不明晰，国内外研究都存在互为矛盾的研究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对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加以考虑，由此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三、假说发展

金融危机下，因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徒然增加，如销售下降、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等，在此情况下，企业永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受到更多质疑。与此同时，因企业业绩下滑，为获取高额报酬及达到分析师盈利预期，公司管理者“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增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为避免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将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和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收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由于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陷入破产境地的概率增大，而且，当公司又具较高会计舞弊动机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较大诉讼风险，审计收费要求的风险补偿相应提高。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1。研究假说1:金融危机下，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审计收费将提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但不同行业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此次危机源自美国，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前景渐趋黯淡，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需求逐渐下降。因此，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下，当出口型企业因出口受阻而业绩下滑时，基于获取高额报酬及满足分析师盈利预期动机，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受危机影响，出口企业破产的概率也更高，审计的诉讼风险增加。因此，对于危机下的出口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将提高审计强度及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审计收费更高，由此我们得到研究假说2。研究假说2:相比非出口型企业，金融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有公司占据上市公司的大多数。Kornai(1988)指出，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避免失业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助。由于政府救助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相应的，要求的审计风险补偿降低，公司审计费用将下降。由此，我们预期，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收费并不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此为本文的研究假说3。研究假说3:相比民营公司，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较不明显。最后，我们讨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对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常被喻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因此，当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提高时，为降低审计风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要求的诉讼风险补偿也更高，由此将提高公司审计收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际“四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礼遇及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面临比国内所更低的法律风险，而且，因国有股“一股独大”、股票发行的政府管制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弱保护，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较弱(刘峰和周福源，2007)。基于此，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我们在此不做预测，而是通过后面的实证检验加以分析。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2008年金融危机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随后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也在2008年出现下滑。因此，我们以2008年上市公司的全体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分离出金融危机影响这一外生冲击，我们也将2007年经济平稳时期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最后，考虑到上市当年审计费用通常较高，我们剔除了IPO两年之内的公司样本。

(二)数据

本文用到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最后，企业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模型

为考察金融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我们构造了如下模型，Fee_log=a0+a1ROA+a2Crisis+a3ROA×Crisis+a4Size+a5Lev+a6Liquidity+a7Diversify+a8Big4+a9Age+∑Industry+∑Region+ε(1)其中，Fee_log是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且以年度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参照现有文献(Simunic，1980;Francis，1984)，我们以经营业绩作为公司风险的度量，等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Crisis是金融危机变量，若经营年度为2008年，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公司负债率(Lev)，为公司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结构(Liquidity)，等于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业务复杂性(Diversify)，以公司经营的业务数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特征(Big4)，若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年限(Age);最后，Industry和Region分别是行业和地区哑变量。

五、回归检验

(一)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上述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第(1)、(2)栏。其中显示，金融危机变量Crisis的系数为0.0501，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表明，由于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然而，由于Crisis是一个年度变量，可能包含了公司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进一步通过交叉项ROA×Crisis来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结果显示，ROA×Crisis的系数为－0.3422，在5%的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当危机下公司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时，因执行审计的固有成本和风险成本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公司审计收费存在风险溢价。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负债越多、业务越复杂及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流动资产占比越多的公司，审计费用更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高。(二)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的比较为比较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在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中的差异，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各行业总产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然后以行业中值将上市公司分为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表2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结果。其中，观测值有所减少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涵盖工业企业，所以回归仅纳入工业类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对于出口型企业，公司风险与金融危机变量的相乘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出口型企业，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的，我们又比较了两回归的交叉项系数，F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显著，由此表明，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显著异于非出口型企业。回归结果说明，金融危机对出口型企业的影响较大，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审计收费增加显著;相反，非出口型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现象较不明显。(三)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比较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具体地，我们按公司最终控制人是否为政府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公司两组，然后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3)和(4)栏。其中显示，在国有公司一组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民营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两交叉项系数比较的F检验也在10%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当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更可能出手救助，由此减弱了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的相关性，表现出不明显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因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较低，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随着经营风险的提高而显著增加。(四)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最后，我们比较了危机下“四大”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我们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2第(5)和(6)栏的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对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为－0.3042，在5%的水平显著。为进一步比较两交叉项的差异，我们进行了F检验，结果显示不显著。回归结果证实，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六、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文论述，当公司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范围和程序扩大，且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增加，由此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基于此，我们下面从审计时间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角度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产生。

(一)审计时间

为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面临较高风险而执行了更多审计程序，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方程，Time=b0+b1ROA+b2Size+b3Lev+b4Liquidity+b5Diversify+b6Age+∑Industry+ε(2)其中，Time是审计时间变量，由于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审计周期数据，我们以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日间的时间跨度(天)作为一个替代，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述一致。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数据，表3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21.1720，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公司经营不确定性的提高，为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和范围增加，由此拉长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期间。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对于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了更多审计投入。

(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

根据前文的分析，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事后诉讼有着更高的预期。为对此予以考察，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Opinion=c0+c1ROA+c2Size+c3Lev+c4Liquidity+c5Diversify+c6Age+∑Industry+ε(3)上式中，Opinion是审计意见变量，若公司得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一致。利用2008年公司数据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3第(3)、(4)栏。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0.9034，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高风险公司更易得到非标审计意见。回归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高风险公司有着更高的诉讼预期，为降低审计风险而更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公司更易得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但负债越多、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得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

七、敏感性测试

(一)危机影响的滞后性

考虑到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我们也以2009年作为危机考察期，采用2007和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模型(1)重新进行了回归，相关结果见表1的第(3)、(4)栏。其中显示，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使考虑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仍有证据显示，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因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

(二)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

审计收费范文篇3

关键词：审计收费政策建议独立审计

一、我国审计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1.审计收费缺乏收费标准且审计收费总体上偏低。在西方国家，公认的审计计费标准为审计项目所需的审计工作小时。一般而言，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审计风险等都与审计工作小时密切相关，因此审计工作小时是比较合理的审计计费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审计计费标准，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有的按公司总资产计算收费，有的按营业收入计算收费，更多的则是通过与客户的讨价还价来计算收费。

我国审计市场的收费水平不仅无法与国外同行水平相比，而且无法与目前审计项目的工作量和所承担的风险相配比。低廉的审计收费难以支持注册会计师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失败很多都与审计证据不足有关。

2.政府制定的收费标准与对执业质量的要求存在矛盾。由于审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和执业要求的提高，使得事务所的执业成本上升，按照前物价部门所定的收费标准，事务所难以盈利，甚至会出现亏损情况。这不仅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合法利益，也不利于培育和发展注册会计师这一新兴的中介行业。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强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大幅度降低资费的同时，又提高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要求，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考核指标越来越多，大幅度增加了事务所的执业成本。政府干预事务所业务收费的后果必然造成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秩序混乱，行业发展受阻。这些规定的出台，一方面使得事务所无所适从，事务所在执业质量和审计收费的两难抉择中徘徊；另一方面对非国有企业，事务所仍然按正常收费标准进行收费，而对部分国有企业却可以降低收费，使得这两种类型的企业支付的监督成本不一致，造成不公平竞争。

3.价格存在严重的恶性竞争。价格竞争向来是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所惯常采用的手段，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也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这一方式。事务所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夸大业务量、压低收费价格、搞业务回扣，在各地已经是业内人人尽知的事实。目前，我国事务所的年报审计收费金额集中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约占总资产的0.06%.2000年和2001年审计收费占资产比例均值分别为0.0366%和0.0412%，其中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事务所争夺更为激烈，价格更低，反之规模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价格相对较高。一般都认为低廉的审计费用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所以这种低廉的收费，不但不利于事务所提取风险基金和执业保险，加大了行业的风险，也严重影响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4.审计收费信息披露机制缺失。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制定程序，有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若支付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由经营者决定，经营者就可能利用报酬的高低来“买断会计原则”。所以，非常有必要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进行披露监管。证监会专门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对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应当分别按照财务审计费用和财务审计以外的其他费用进行披露。但是，对披露内容的分类仍然过于笼统，不能够帮助使用者进行更为有效地决策。

此外，也没有建立保障披露行为有效性的机制，因而有关注册会计师报酬情况的披露质量并不理想，所披露信息复杂混乱，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不强：有的上市公司按年度来披露所支付报酬额，分年度不分会计师事务所；有的则按所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来披露支付报酬额，不分所属年度；有些上市公司披露实际支付报酬额，有些披露的则是应付报酬额；有的本年度的数据还包含上年的费用；不披露所支付报酬的制定程序和标准；不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对子公司支付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只字不提；披露审计收费信息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确认等。还有少数公司拒不披露任何收费信息，事后也不就此问题提供补充公告。这样，报表使用者就无从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出于“买断会计原则”的目的而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

5.审计人员审计收费的法定权利与之承担的风险不对等。在我国，对审计人员审计收费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在《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中对相应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规定。但是在审计实务中，由于法律责任缺乏具体界定的依据、起诉主体法律规定不明确、诉讼起点太高、赔偿金额难以确定、处罚避重就轻等原因而导致了审计人员没有承担法律规定的应承担的责任。从而，降低了审计人员所承担的与获取审计费用相关的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审计收费的法定权利和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审计人员在审计市场中享有完全的法定权利，而不承担与之对应的完全的法律责任。这种不对等致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行为上表现为：只有获取审计收费的冲动，而没有风险对其行为的约束，这使得非理性的行为充斥审计市场，造成审计市场秩序混乱。

6.审计收费行业自律失灵。在目前我国审计制度安排下，审计市场缺乏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水平的判断机制，从而丧失了注册会计师自律的前提，导致注册会计师个人信誉和依靠个人信誉寻求职业发展的职业环境的缺失。因为审计产品的准公用物品性使得完全靠市场需求引发、道义力量自行调节的注册会计师在经济人的思维模式下可能做出违反良心、损害职业形象的事情。所以行业协会管制自律是对注册会计师自律偏差所进行的矫正。但是由于职业资格、职业道德、执业规则、违规惩戒等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使行业管制自律对审计质量的约束作用非常有限。这与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审计收费执业标准建设滞后有着密切联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社会中介机构，加强行业自律是规范执业行为、提高行业整体素质的必要途径。对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佣金或者回扣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但是目前在这一行业中，普遍存在着佣金、回扣现象。这些佣金、回扣名目繁多，形式多样，比如钱物、消费、中介费、信息费、场地使用租金等。给了回扣，再被压价，审计成本都难以收回，自然审计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二、我国审计收费制度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1.行业竞争的结果。注册会计师行业是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其主要的产品是审计报告，物化劳动只占有极小的比例，大多数为注册会计师的智力投入。审计产品的质量又难以衡量，因此审计成本变动的空间非常大，又由于事务所的风险意识不强，质量控制不完善，很容易偷工减料，不安排相应的人员和相应的时间，不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牺牲审计质量、压低审计成本的行为就很容易发生。因此，审计标准难以统一，审计价格也就便于随意制定。

2.审计市场缺乏有效需求。审计市场的需求方一般为需提供会计报表的一方，其最终需求是来自报表使用者即投资者、债权人与监督者，管理者也可能为改善单位的管理，产生对外部审计的直接需求。以投机为主的投资者不会给报表的需求方带来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力，而依据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做出决策的成熟型的投资者、债权人则会提供高质量审计需求的经济源动力。中国的审计市场是由政府一手培育和发展的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所以市场的直接需求方的需求动力也是由于政策等因素形成的被动需求。又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缺位，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广大股民为代表的最终需求者的要求得不到直接需求方的满足，这就使得审计市场缺乏有效需求。

三、完善我国审计收费制度的政策建议

1.改变现行的审计付费方式，根据审计质量决定是否付费。由委托人直接付费给会计师事务所改为由需要审计的公司将审计费用预先付给当地的行业主管部门或注册会计师协会，然后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审计质量进行鉴定，之后再决定是否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委托仍然是双向自由选择。当年度会计报表审计结束后，现有行业主管部门随即抽取一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检查审计质量的好坏，对抽查到的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注册会计师协会则拒绝支付费用，将这部分拒绝支付的费用作为奖励基金。总之，由于会计报表使用者无法认定审计报告的质量，应由监管部门先把关，再决定是否付费。

2.加强监管，严格处罚超低价收费的不当竞争行为。审计行业监管机构应从保证审计独立性入手，明确规定除了按审计收费依据收取审计费用外，不得再有任何变相的收费。对于不按标准收费，随意降价、支付回扣等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会计师事务所，应从严处罚。审计机构和被审计公司都有可能出现败德行为，有时候则是两者合谋，安然事件就是例证。安然事件出现后，美国政府建立了由监管机构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小组，对其监管框架进行协调，其中包括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关键领域，并对会计行业的监管机制进行改革。

3.强化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现有的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只局限于上市公司，且较分散，无法让利益相关者取得有用信息。因此，应重新制定条文或修订原有规定，务求完善。坚持集中性、详细性和强制性披露，只有集中、详细和强制三者结合才能保证对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披露的信息质量。信息披露形式可以是指定网站，或指定报纸，也可以是二者结合。就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信息的传输环境，可同时指定网站和报纸，关键在于存放的文本及位置要能够让广大信息使用者方便查阅，推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披露信息的确认制度。

4.改善审计收费自律机制，建立真正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之间的伙伴关系；强化行业协会建设，建立专业委员会，引入专家指导制度；实施审计收费备案制度；建立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信用档案制度，并配以信息反馈制度。

参考文献：

审计收费范文篇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景况不佳，因此，企业希望聘请收费较低的会计公司，以求节省审计费用，一些企业还以广告的形式对此意向进行公开宣传。与此同时，美国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一些会计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低价竞争)招揽审计业务。这种情况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忧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司法部于1977年开始调查审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期间，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其报告中对会计公司采用“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提出公开批评，认为它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并号召会计理论界对这一定价策略进行研究，为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在政府有关部门和AICPA的推动下，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关注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针对会计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如“六大”会计公司(现为"五大")1990年的赔偿费和诉讼费约占其总收入的7%，1991年增加到9%，总额高达4.77亿美元，1993年则迅速上升到19.4%，金额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91年，整个会计职业界面临着高达300亿美元的损失赔偿要求。从责任保险金来看，据AICPA1994年的调查，1985年以来，“六大”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约6倍，而其他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3倍。由于必须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以防止和减少诉讼失败时的损失，这些被调查的会计公司中有40%陷入“无利经营”的境地。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加也使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探讨不断深化，眼光逐渐从审计收费以外投向审计收费本身，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不再被看作研究的前提，而被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探讨审计收费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由此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的构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产品费用，即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要的费用；二是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等；三是会计公司的正常利润。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影响产品费用的因素

产品费用的多少随委托人的特征而定，一般取决于委托人规模的大小、业务的性质和复杂程度、总体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的强弱。对较小的会计公司而言，产品费用受委托人特征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那些财力雄厚的大会计公司。

1.委托人的规模。衡量委托人规模的指标一般是其总收入和总资产。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也越多，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水平也可能越高，相应地注册会计师就需要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增加审计时间；同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越多，因此，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也就越高。

2.总体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越差，需要的审计证据越多，审计测试的范围越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另外，财务状况较差的委托人更可能粉饰财务报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这会加大审计的难度，审计费用也会越多。

3.内部控制的强弱。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基于内部控制评价的抽样审计，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使注册会计师评价较低的控制风险，减少实质性测试的程序和范围，减少审计时间，降低审计费用。另外，较强的内部控制本身就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审计费用。

(二)影响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

预期损失费用随被诉讼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衡量预期损失费用的指标一般是以委托人是否是上市公司以及若干财务比率为依据。注册会计师一般通过了解委托人的资产结构、销售增长率、市场公允价值以及股票价格变动率，来判断诉讼风险的大小，估计预期损失。委托人总体财务状况越差，注册会计师承受的诉讼风险越大，向委托人要求的或有诉讼保证金也越高，一般而言，“五大”会计公司的预期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大于较小的会计公司。因为，小会计公司赔付能力较差，而大会计公司有“深口袋”，在同等条件下，审计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更可能只对大会计公司提起诉讼，这样，大会计公司的这类收费就较高。

(三)审计市场竞争的强弱

审计市场存在不同类型的竞争，如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供求双方的竞争，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

1.若会计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总体审计费会减少。如玛尔等证明，1974年-1977年，美国会计市场的审计费每年下降1.365%，1977年-1981年，审计费每年下降3.908%，这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审计费总体显著下降。

2.若会计市场需求旺盛，总体审计费会增加。如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年报审计的“繁忙季节”，此时审计市场的需求旺盛，审计费总体上要高于平常时期。

3.供求双方的竞争使审计费趋于均衡。虽然“五大”会计公司实力雄厚，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但由于竞争性审计市场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五大”会计公司的收费高于其他会计公司。帕尔姆罗丝应用基于销售额的两分统计法，对商业性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其研究没能发现，会计公司越大，审计费用越高。

除此以外，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还有会计公司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财务主管的任期长短，签署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聘请注册会计师的特定目的的影响等。

三、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探讨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一)审计费增加

萨缪尼克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审计费与非审计服务费呈正相关关系，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要显著高于只购买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帕尔姆罗丝还发现委托人向不同会计公司购买两种服务时也支付较高的审计费。这两项研究表明，委托人只要同时购买了审计和非审计服务，其所支付的审计费就较高。但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分析及其是否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二)审计费增加的原因及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向审计产品“溢出”，从而节省审计成本，提高审计产品的效率。会计公司可以据此提供价格折扣。为什么委托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呢?其可能的原因是：(1)审计服务中所获得的知识向非审计服务“溢出”，可以使会计公司更好地为委托人提供非审计服务，委托人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2)同时购买两种服务使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委托人试图继续维系这一关系；(3)委托人试图通过支付较高的审计费来购买会计原则。由于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相联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测试的，在利益动机驱使下，注册会计师有可能做出不适当的让步。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计费增加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不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不可能有知识在审计服务中的溢出，也不可能产生委托人与会计公司之间的经济连结，因而不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对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较高的审计费可能是因为非审计服务能提供审计线索，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对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的审计需要更多的努力。戴维斯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同时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支付较高的审计费，但它是与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审计努力相联系的，在这一研究中衡量审计努力的指标是加权和不加权的审计时间。其研究并不支持“知识溢出”提高审计产品效率，从而导致注册会计师在客观公正性上做出让步，影响其独立性的观点。

但究竟是注册会计师的努力程度带来了高审计费，还是“知识溢出”产生的高审计费，导致了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努力，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仅限于规范研究，而少有实证研究，无法判定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损害。从美国会计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来看，其结论也并没有一致地证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因此，当前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维持现状，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实证研究。

四、“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问题

“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是指：会计公司为招揽审计业务，将最初几年的审计费设定为低于其成本，并期望通过较长的审计约定来弥补此前的损失，而采取的一种审计定价策略。一般而言，“low-balling”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估计这一价格现象的规模；第二类则探讨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的规模

虽然相关管理部门对“low-balling”定价策略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表示忧虑，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会计公司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定价策略。大致而言，1988年以前，传闻性的证据居多，而实证性的证据较少。

萨缪尼克于1980年，利用同业审计费模型间接测试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性。其思路是，会计公司期望通过较长任期来弥补此前的损失，如果“low-balling”发生，那么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就会延长。但在其研究结果中，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变量并不显著，其研究没有证明“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罗宾于1987年采用与萨缪尼克相同的思路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存在“low-balling”现象，但他使用的样本仅限于市政部门审计。1986年，帕尔姆罗丝直接测试是否在签订初次审计约定时存在较大的价格折扣，其测试结果并不显著支持“low-balling”现象的存在。总的来看，1987年以前的实证研究要么没能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要么虽然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这一定价策略，但样本具有局限性(仅限于市政部门)或样本量太少，不具有普遍意义。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在其1987年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量，延长时间跨度，再次对"low-balling"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照测试了1979年-1984年间214个更换了会计公司的公众公司和226个没有更换会计公司的公司，结果表明，初次签订审计约定书时，平均有24%的价格折扣，在随后两年，有15%的价格折扣，到第4年以后，审计收费与正常水平没有显著的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AICPA的观点，即在第1年或最初几年，审计费较低，在随后的几年内，审计收费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

美国审计市场监管者和会计理论界一般都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但也有学者提出，“low-balling”对独立性的损害是依条件而定的，不能一概而论。

1.关于“low-balling”损害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观点。1978年，AICPA下属的注册会计师职责委员会在其名为《结论和建议》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AICPA道德准则第52号之规定，若存在尚未支付的以前年度的审计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就会受到损害。制订此条规定的依据是，这类应收账款使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利益相关……，同样的道理，若会计公司在签订审计约定书时，期望将来弥补此前的损失或低收费，也威胁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该报告进一步指出，“low-balling”等同于保释金，它为委托人的经理人员持有，一旦注册会计师可能发表对其不利的审计意见，经理人员就以没收保释金相威胁，“low-balling”成为注册会计师准备做出让步的不良信号，因此“low-balling”可能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与AICPA的立场一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它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任何显著低于预期直接审计成本的审计费信息”，以引起信息使用人的注意。

从理论界来看，对"low-balling"有较早研究且影响较大的是迪安格罗。其1981年的研究认为，根据经济学原理，“low-balling”是一种沉没成本，它本身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但最初的低审计费使注册会计师获得审计委托，通过“干中学”，在任注册会计师拥有了成本优势，较长的任期可以使其在随后几年内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这样“low-balling”就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引用对沉没成本的心理学分析文献进一步提出，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审计费折扣使注册会计师有延长任期的内在动机，甚至在与委托人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时，注册会计师也不愿失去审计委托，而倾向于按委托人的意愿解决争议，因此，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他们认为，直到审计费折扣被弥补回来，注册会计师的“独立精神”才会恢复，平均来看，这一时期在三年以上。

2.关于“low-balling”增进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的主要观点。李和古在其1998年的文章中提出，在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方面，股东事实上拥有最终控制权。其理由是：首先，股东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来施加影响；几乎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设有审计委员会，95%以上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参与选择和更换注册会计师，而股东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对独立董事的选任和履职情况的审查来监督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其次，股东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约90%以上的公司成文和不成文地规定审计委员会在选任注册会计师时，要报股东大会批准。再者，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加，所有者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在所有者拥有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权利的情况下，“low-balling”所创造的保释金成为所有者约束和控制注册会计师的方便而又廉价的把柄，“low-balling”也变成注册会计师准备维护所有者利益的信号。注册会计师必须绝对忠诚于所有者，他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任何合谋一旦被察觉，所有者就会没收保释金。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要想通过“low-balling”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就必须自觉维护所有者利益，这样就增进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low-balling"能使所有者以较低的成本有效的消除注册会计师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合谋，因而对“low-balling”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限制“low-balling”会导致市场无效率。

五、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1978年，AICPA下属的Cohen委员会发现，65%的已离开职业会计界的人士和56%的业内人士认为低额的审计费用不适当地影响了审计程序和时间预算；进而指出，不合格审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低额的审计费用所导致的时间压力。10年后，AICPA下属的Treadway委员会于1987年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会计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审计费用上巨大的压力，费用上的压力又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如减少人员编制、减少时间预算以及在审计约定中减少注册会计师及业务辅助人员。”这两个委员会都指出，低额的审计费用是导致审计质量低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会计理论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一)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其理由是：在审计环境中，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都是由许多内生变量共同决定的，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来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经理人员、债权人和外部股票持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委托人期望通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来监督人的行为，降低成本，不同的经济实体存在问题的程度不同，对审计服务水平的需求也不同，也就是说，是否选择大会计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便更好地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与审计费用无关，或仅有弱相关关系。从审计服务的供给来看，被审计单位的规模、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审计风险等因素影响审计服务的成本，审计收费的多少主要由会计公司的成本结构决定，审计收费的变化并不必然表明审计质量的差异。

审计收费范文篇5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景况不佳，因此，企业希望聘请收费较低的会计公司，以求节省审计费用，一些企业还以广告的形式对此意向进行公开宣传。与此同时，美国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一些会计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低价竞争)招揽审计业务。这种情况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忧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司法部于1977年开始调查审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期间，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其报告中对会计公司采用“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提出公开批评，认为它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并号召会计理论界对这一定价策略进行研究，为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在政府有关部门和AICPA的推动下，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关注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针对会计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如“六大”会计公司(现为"五大")1990年的赔偿费和诉讼费约占其总收入的7%，1991年增加到9%，总额高达4.77亿美元，1993年则迅速上升到19.4%，金额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91年，整个会计职业界面临着高达300亿美元的损失赔偿要求。从责任保险金来看，据AICPA1994年的调查，1985年以来，“六大”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约6倍，而其他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3倍。由于必须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以防止和减少诉讼失败时的损失，这些被调查的会计公司中有40%陷入“无利经营”的境地。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加也使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探讨不断深化，眼光逐渐从审计收费以外投向审计收费本身，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不再被看作研究的前提，而被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探讨审计收费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由此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的构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产品费用，即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要的费用；二是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等；三是会计公司的正常利润。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影响产品费用的因素

产品费用的多少随委托人的特征而定，一般取决于委托人规模的大小、业务的性质和复杂程度、总体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的强弱。对较小的会计公司而言，产品费用受委托人特征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那些财力雄厚的大会计公司。

1.委托人的规模。衡量委托人规模的指标一般是其总收入和总资产。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也越多，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水平也可能越高，相应地注册会计师就需要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增加审计时间；同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越多，因此，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也就越高。

2.总体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越差，需要的审计证据越多，审计测试的范围越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另外，财务状况较差的委托人更可能粉饰财务报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这会加大审计的难度，审计费用也会越多。

3.内部控制的强弱。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基于内部控制评价的抽样审计，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使注册会计师评价较低的控制风险，减少实质性测试的程序和范围，减少审计时间，降低审计费用。另外，较强的内部控制本身就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审计费用。

(二)影响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

预期损失费用随被诉讼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衡量预期损失费用的指标一般是以委托人是否是上市公司以及若干财务比率为依据。注册会计师一般通过了解委托人的资产结构、销售增长率、市场公允价值以及股票价格变动率，来判断诉讼风险的大小，估计预期损失。委托人总体财务状况越差，注册会计师承受的诉讼风险越大，向委托人要求的或有诉讼保证金也越高，一般而言，“五大”会计公司的预期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大于较小的会计公司。因为，小会计公司赔付能力较差，而大会计公司有“深口袋”，在同等条件下，审计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更可能只对大会计公司提起诉讼，这样，大会计公司的这类收费就较高。

(三)审计市场竞争的强弱

审计市场存在不同类型的竞争，如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供求双方的竞争，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

1.若会计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总体审计费会减少。如玛尔等证明，1974年-1977年，美国会计市场的审计费每年下降1.365%，1977年-1981年，审计费每年下降3.908%，这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审计费总体显著下降。

2.若会计市场需求旺盛，总体审计费会增加。如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年报审计的“繁忙季节”，此时审计市场的需求旺盛，审计费总体上要高于平常时期。

3.供求双方的竞争使审计费趋于均衡。虽然“五大”会计公司实力雄厚，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但由于竞争性审计市场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五大”会计公司的收费高于其他会计公司。帕尔姆罗丝应用基于销售额的两分统计法，对商业性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其研究没能发现，会计公司越大，审计费用越高。

除此以外，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还有会计公司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财务主管的任期长短，签署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聘请注册会计师的特定目的的影响等。

三、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探讨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一)审计费增加

萨缪尼克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审计费与非审计服务费呈正相关关系，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要显著高于只购买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帕尔姆罗丝还发现委托人向不同会计公司购买两种服务时也支付较高的审计费。这两项研究表明，委托人只要同时购买了审计和非审计服务，其所支付的审计费就较高。但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分析及其是否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二)审计费增加的原因及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向审计产品“溢出”，从而节省审计成本，提高审计产品的效率。会计公司可以据此提供价格折扣。为什么委托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呢?其可能的原因是：(1)审计服务中所获得的知识向非审计服务“溢出”，可以使会计公司更好地为委托人提供非审计服务，委托

人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2)同时购买两种服务使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委托人试图继续维系这一关系；(3)委托人试图通过支付较高的审计费来购买会计原则。由于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相联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测试的，在利益动机驱使下，注册会计师有可能做出不适当的让步。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计费增加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不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不可能有知识在审计服务中的溢出，也不可能产生委托人与会计公司之间的经济连结，因而不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对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较高的审计费可能是因为非审计服务能提供审计线索，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对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的审计需要更多的努力。戴维斯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同时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支付较高的审计费，但它是与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审计努力相联系的，在这一研究中衡量审计努力的指标是加权和不加权的审计时间。其研究并不支持“知识溢出”提高审计产品效率，从而导致注册会计师在客观公正性上做出让步，影响其独立性的观点。

但究竟是注册会计师的努力程度带来了高审计费，还是“知识溢出”产生的高审计费，导致了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努力，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仅限于规范研究，而少有实证研究，无法判定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损害。从美国会计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来看，其结论也并没有一致地证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因此，当前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维持现状，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实证研究。

四、“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问题

“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是指：会计公司为招揽审计业务，将最初几年的审计费设定为低于其成本，并期望通过较长的审计约定来弥补此前的损失，而采取的一种审计定价策略。一般而言，“low-balling”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估计这一价格现象的规模；第二类则探讨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的规模

虽然相关管理部门对“low-balling”定价策略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表示忧虑，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会计公司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定价策略。大致而言，1988年以前，传闻性的证据居多，而实证性的证据较少。

萨缪尼克于1980年，利用同业审计费模型间接测试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性。其思路是，会计公司期望通过较长任期来弥补此前的损失，如果“low-balling”发生，那么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就会延长。但在其研究结果中，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变量并不显著，其研究没有证明“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罗宾于1987年采用与萨缪尼克相同的思路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存在“low-balling”现象，但他使用的样本仅限于市政部门审计。1986年，帕尔姆罗丝直接测试是否在签订初次审计约定时存在较大的价格折扣，其测试结果并不显著支持“low-balling”现象的存在。总的来看，1987年以前的实证研究要么没能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要么虽然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这一定价策略，但样本具有局限性(仅限于市政部门)或样本量太少，不具有普遍意义。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在其1987年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量，延长时间跨度，再次对"low-balling"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照测试了1979年-1984年间214个更换了会计公司的公众公司和226个没有更换会计公司的公司，结果表明，初次签订审计约定书时，平均有24%的价格折扣，在随后两年，有15%的价格折扣，到第4年以后，审计收费与正常水平没有显著的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AICPA的观点，即在第1年或最初几年，审计费较低，在随后的几年内，审计收费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

美国审计市场监管者和会计理论界一般都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但也有学者提出，“low-balling”对独立性的损害是依条件而定的，不能一概而论。

1.关于“low-balling”损害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观点。1978年，AICPA下属的注册会计师职责委员会在其名为《结论和建议》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AICPA道德准则第52号之规定，若存在尚未支付的以前年度的审计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就会受到损害。制订此条规定的依据是，这类应收账款使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利益相关……，同样的道理，若会计公司在签订审计约定书时，期望将来弥补此前的损失或低收费，也威胁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该报告进一步指出，“low-balling”等同于保释金，它为委托人的经理人员持有，一旦注册会计师可能发表对其不利的审计意见，经理人员就以没收保释金相威胁，“low-balling”成为注册会计师准备做出让步的不良信号，因此“low-balling”可能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与AICPA的立场一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它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任何显著低于预期直接审计成本的审计费信息”，以引起信息使用人的注意。

从理论界来看，对"low-balling"有较早研究且影响较大的是迪安格罗。其1981年的研究认为，根据经济学原理，“low-balling”是一种沉没成本，它本身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但最初的低审计费使注册会计师获得审计委托，通过“干中学”，在任注册会计师拥有了成本优势，较长的任期可以使其在随后几年内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这样“low-balling”就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引用对沉没成本的心理学分析文献进一步提出，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审计费折扣使注册会计师有延长任期的内在动机，甚至在与委托人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时，注册会计师也不愿失去审计委托，而倾向于按委托人的意愿解决争议，因此，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他们认为，直到审计费折扣被弥补回来，注册会计师的“独立精神”才会恢复，平均来看，这一时期在三年以上。

2.关于“low-balling”增进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的主要观点。李和古在其1998年的文章中提出，在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方面，股东事实上拥有最终控制权。其理由是：首先，股东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来施加影响；几乎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设有审计委员会，95%以上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参与选择和更换注册会计师，而股东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对独立董事的选任和履职情况的审查来监督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其次，股东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

约90%以上的公司成文和不成文地规定审计委员会在选任注册会计师时，要报股东大会批准。再者，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加，所有者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在所有者拥有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权利的情况下，“low-balling”所创造的保释金成为所有者约束和控制注册会计师的方便而又廉价的把柄，“low-balling”也变成注册会计师准备维护所有者利益的信号。注册会计师必须绝对忠诚于所有者，他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任何合谋一旦被察觉，所有者就会没收保释金。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要想通过“low-balling”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就必须自觉维护所有者利益，这样就增进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low-balling"能使所有者以较低的成本有效的消除注册会计师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合谋，因而对“low-balling”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限制“low-balling”会导致市场无效率。

五、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1978年，AICPA下属的Cohen委员会发现，65%的已离开职业会计界的人士和56%的业内人士认为低额的审计费用不适当地影响了审计程序和时间预算；进而指出，不合格审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低额的审计费用所导致的时间压力。10年后，AICPA下属的Treadway委员会于1987年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会计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审计费用上巨大的压力，费用上的压力又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如减少人员编制、减少时间预算以及在审计约定中减少注册会计师及业务辅助人员。”这两个委员会都指出，低额的审计费用是导致审计质量低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会计理论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一)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其理由是：在审计环境中，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都是由许多内生变量共同决定的，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来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经理人员、债权人和外部股票持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委托人期望通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来监督人的行为，降低成本，不同的经济实体存在问题的程度不同，对审计服务水平的需求也不同，也就是说，是否选择大会计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便更好地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与审计费用无关，或仅有弱相关关系。从审计服务的供给来看，被审计单位的规模、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审计风险等因素影响审计服务的成本，审计收费的多少主要由会计公司的成本结构决定，审计收费的变化并不必然表明审计质量的差异。

审计收费范文篇6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

引言

审计收费（AuditFee）是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供求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并日益成为事务所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比较多，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程度、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审计任期、审计风险等。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关于盈余管理，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一种欺诈性（fraud）行为（GoelandThakor,2003），是一种不道德（immoral）行为（Brown,1999）；但也有人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盈余管理则是企业灵活运用法规准则所赋予的会计选择权利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是不会在会计法禁止行为之列（宁亚平，2005）。那么，国内外学者究竟对盈余管理持怎样的态度，其与审计收费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辨析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仍处于进一步探索中，但总体上来说，国外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RScott（1992）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把盈余管理定义为，“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弹性地运用会计准则来操纵会计数据，本身并没有公然违反会计准则，其中隐含之意，盈余管理是正当的。该定义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便自然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即忽略了“人的非理性”。

（二）HealyandWah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该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三）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该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而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此定义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实质上是对所披露信息的操纵。

国内学者围绕这三个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给出过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1999）指出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是生成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都叫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他认为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同属一个概念。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两个内容，两者既为互斥关系，又是盈余操纵的全部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盈余管理利用合法手段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属于违法并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均体现出了：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手段是选择性行为，即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只要诸如分红、上市、配股、融资等与会计信息有关，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就会存在。

二、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关系分析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市场活动，其收费标准必然受到审计市场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用于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自发调节决定，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了受市场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管制等的影响。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制度背景，目前，中国的会计、审计市场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阶段，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往往会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1998年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机构，其承接业务时不得不考虑成本效益问题。但是，过于降低审计收费，减少审计成本的投入，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一旦被资本市场和理性投资获取了相关信息，不仅妨碍事务所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因此，为了防止会计师事务所的过于压低价格招揽客户，降低审计质量，财政、物价部门对审计收费制定最低标准，实行价格管制制度。而且，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就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有关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审计的收费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

在资本市场中，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其中的会计盈余信息及其质量正受到投资者的空前关注，因为会计盈余是企业制定各种契约的重要参数。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低于投资者的预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下跌；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盈余业绩挂钩时，还可能影响公司管理人员的报酬。基于此，公司管理层会不会与审计师合谋人为地修改会计盈余，即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呢？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其收费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征决定了事务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必然受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密切相关呢？下面分别站在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为此，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审计风险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基于盈余管理概念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关系时，倾向认同上面谈到的有关盈余管理的第二种定义，即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与审计师进行合谋，报告虚假或者不真实信息，以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过程。这种契约过程，双方各有目的，比如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以高额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意见，获得财务信息，或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为了获取配股资格、或为了保牌、或为了再融资，当然还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等，在我国特有的监管制度下，保牌、配股等契约使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有着强烈的动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审计收费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因此，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收入等目的，通常难以抵制以低质量审计获取高额报酬的诱惑，于是违心认可，与之合谋。这种审计合谋是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的表现，此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必然受到较大干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审计独立性。正常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的收费应当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所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价值，过高或过低的收费都可能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的质量，这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降低往往正是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反过来可以推测，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很可能给予会计师事务所更高的审计收费。

（二）基于审计风险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盈余管理受到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容易被人为地操纵，在财务报表中盈余管理比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对该项目较难审计。通常在国外，盈余管理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固有风险包括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行业所处环境、业务性质、容易产生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容易受到损失或被挪用的资产等导致的风险，在中国，盈余管理也被视为固有风险；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普遍存在，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会过高地评估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在某一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时间，以降低检查风险，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耗费更多的资源，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识别公司管理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增加，从而就要求其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所花费的审计成本。

另外，国内外学者已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之间具有相关性。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discretionaryitems)，结果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相应增加审计收费。王振林（2002）、李爽和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孟焰（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亏损以“透支亏损”现象，注册会计师面临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意图，必然会在非经常性损益的审计上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

参考文献：

[1]张祥建.大股东控制下的配股融资与盈余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审计收费范文篇7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景况不佳，因此，企业希望聘请收费较低的会计公司，以求节省审计费用，一些企业还以广告的形式对此意向进行公开宣传。与此同时，美国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一些会计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低价竞争)招揽审计业务。这种情况引起了相关管理部门的忧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美国司法部于1977年开始调查审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调查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期间，美国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其报告中对会计公司采用“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提出公开批评，认为它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并号召会计理论界对这一定价策略进行研究，为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在政府有关部门和AICPA的推动下，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关注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针对会计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如“六大”会计公司(现为"五大")1990年的赔偿费和诉讼费约占其总收入的7%，1991年增加到9%，总额高达4.77亿美元，1993年则迅速上升到19.4%，金额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91年，整个会计职业界面临着高达300亿美元的损失赔偿要求。从责任保险金来看，据AICPA1994年的调查，1985年以来，“六大”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约6倍，而其他会计公司的责任保险费增加了3倍。由于必须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以防止和减少诉讼失败时的损失，这些被调查的会计公司中有40%陷入“无利经营”的境地。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加也使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探讨不断深化，眼光逐渐从审计收费以外投向审计收费本身，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不再被看作研究的前提，而被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探讨审计收费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由此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的构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产品费用，即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要的费用；二是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等；三是会计公司的正常利润。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影响产品费用的因素

产品费用的多少随委托人的特征而定，一般取决于委托人规模的大小、业务的性质和复杂程度、总体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的强弱。对较小的会计公司而言，产品费用受委托人特征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那些财力雄厚的大会计公司。

1.委托人的规模。衡量委托人规模的指标一般是其总收入和总资产。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也越多，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水平也可能越高，相应地注册会计师就需要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增加审计时间；同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越多，因此，委托人的规模越大，审计收费也就越高。

2.总体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越差，需要的审计证据越多，审计测试的范围越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另外，财务状况较差的委托人更可能粉饰财务报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这会加大审计的难度，审计费用也会越多。

3.内部控制的强弱。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基于内部控制评价的抽样审计，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能使注册会计师评价较低的控制风险，减少实质性测试的程序和范围，减少审计时间，降低审计费用。另外，较强的内部控制本身就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审计费用。

(二)影响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

预期损失费用随被诉讼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衡量预期损失费用的指标一般是以委托人是否是上市公司以及若干财务比率为依据。注册会计师一般通过了解委托人的资产结构、销售增长率、市场公允价值以及股票价格变动率，来判断诉讼风险的大小，估计预期损失。委托人总体财务状况越差，注册会计师承受的诉讼风险越大，向委托人要求的或有诉讼保证金也越高，一般而言，“五大”会计公司的预期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大于较小的会计公司。因为，小会计公司赔付能力较差，而大会计公司有“深口袋”，在同等条件下，审计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更可能只对大会计公司提起诉讼，这样，大会计公司的这类收费就较高。

(三)审计市场竞争的强弱

审计市场存在不同类型的竞争，如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供求双方的竞争，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

1.若会计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总体审计费会减少。如玛尔等证明，1974年-1977年，美国会计市场的审计费每年下降1.365%，1977年-1981年，审计费每年下降3.908%，这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审计费总体显著下降。

2.若会计市场需求旺盛，总体审计费会增加。如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年报审计的“繁忙季节”，此时审计市场的需求旺盛，审计费总体上要高于平常时期。

3.供求双方的竞争使审计费趋于均衡。虽然“五大”会计公司实力雄厚，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但由于竞争性审计市场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五大”会计公司的收费高于其他会计公司。帕尔姆罗丝应用基于销售额的两分统计法，对商业性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其研究没能发现，会计公司越大，审计费用越高。

除此以外，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还有会计公司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财务主管的任期长短，签署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审计费的影响，委托人聘请注册会计师的特定目的的影响等。

三、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探讨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费的影响。

(一)审计费增加

萨缪尼克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审计费与非审计服务费呈正相关关系，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要显著高于只购买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所支付的审计费。帕尔姆罗丝还发现委托人向不同会计公司购买两种服务时也支付较高的审计费。这两项研究表明，委托人只要同时购买了审计和非审计服务，其所支付的审计费就较高。但美国会计理论界对其原因的分析及其是否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二)审计费增加的原因及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委托人向同一会计公司同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所获得的知识，可能向审计产品“溢出”，从而节省审计成本，提高审计产品的效率。会计公司可以据此提供价格折扣。为什么委托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呢?其可能的原因是：(1)审计服务中所获得的知识向非审计服务“溢出”，可以使会计公司更好地为委托人提供非审计服务，委托人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2)同时购买两种服务使会计公司与委托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委托人试图继续维系这一关系；(3)委托人试图通过支付较高的审计费来购买会计原则。由于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相联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往往是无法直接观察和测试的，在利益动机驱使下，注册会计师有可能做出不适当的让步。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审计费增加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不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不可能有知识在审计服务中的溢出，也不可能产生委托人与会计公司之间的经济连结，因而不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对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而言，较高的审计费可能是因为非审计服务能提供审计线索，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对同时购买两种服务的委托人的审计需要更多的努力。戴维斯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同时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委托人支付较高的审计费，但它是与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审计努力相联系的，在这一研究中衡量审计努力的指标是加权和不加权的审计时间。其研究并不支持“知识溢出”提高审计产品效率，从而导致注册会计师在客观公正性上做出让步，影响其独立性的观点。

但究竟是注册会计师的努力程度带来了高审计费，还是“知识溢出”产生的高审计费，导致了注册会计师额外的努力，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仅限于规范研究，而少有实证研究，无法判定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损害。从美国会计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来看，其结论也并没有一致地证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因此，当前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维持现状，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实证研究。

四、“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问题

“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是指：会计公司为招揽审计业务，将最初几年的审计费设定为低于其成本，并期望通过较长的审计约定来弥补此前的损失，而采取的一种审计定价策略。一般而言，“low-balling”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估计这一价格现象的规模；第二类则探讨其对独立性的影响。

(一)“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的规模

虽然相关管理部门对“low-balling”定价策略可能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表示忧虑，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会计公司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定价策略。大致而言，1988年以前，传闻性的证据居多，而实证性的证据较少。

萨缪尼克于1980年，利用同业审计费模型间接测试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性。其思路是，会计公司期望通过较长任期来弥补此前的损失，如果“low-balling”发生，那么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就会延长。但在其研究结果中，注册会计师的任期变量并不显著，其研究没有证明“low-balling”定价策略的存在。罗宾于1987年采用与萨缪尼克相同的思路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存在“low-balling”现象，但他使用的样本仅限于市政部门审计。1986年，帕尔姆罗丝直接测试是否在签订初次审计约定时存在较大的价格折扣，其测试结果并不显著支持“low-balling”现象的存在。总的来看，1987年以前的实证研究要么没能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low-balling”定价策略，要么虽然发现会计公司采用了这一定价策略，但样本具有局限性(仅限于市政部门)或样本量太少，不具有普遍意义。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在其1987年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量，延长时间跨度，再次对"low-balling"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照测试了1979年-1984年间214个更换了会计公司的公众公司和226个没有更换会计公司的公司，结果表明，初次签订审计约定书时，平均有24%的价格折扣，在随后两年，有15%的价格折扣，到第4年以后，审计收费与正常水平没有显著的不同。这一研究结论支持了AICPA的观点，即在第1年或最初几年，审计费较低，在随后的几年内，审计收费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

美国审计市场监管者和会计理论界一般都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但也有学者提出，“low-balling”对独立性的损害是依条件而定的，不能一概而论。

1.关于“low-balling”损害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观点。1978年，AICPA下属的注册会计师职责委员会在其名为《结论和建议》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AICPA道德准则第52号之规定，若存在尚未支付的以前年度的审计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就会受到损害。制订此条规定的依据是，这类应收账款使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利益相关……，同样的道理，若会计公司在签订审计约定书时，期望将来弥补此前的损失或低收费，也威胁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该报告进一步指出，“low-balling”等同于保释金，它为委托人的经理人员持有，一旦注册会计师可能发表对其不利的审计意见，经理人员就以没收保释金相威胁，“low-balling”成为注册会计师准备做出让步的不良信号，因此“low-balling”可能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与AICPA的立场一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认为“low-balling”会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它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任何显著低于预期直接审计成本的审计费信息”，以引起信息使用人的注意。

从理论界来看，对"low-balling"有较早研究且影响较大的是迪安格罗。其1981年的研究认为，根据经济学原理，“low-balling”是一种沉没成本，它本身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但最初的低审计费使注册会计师获得审计委托，通过“干中学”，在任注册会计师拥有了成本优势，较长的任期可以使其在随后几年内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这样“low-balling”就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1988年，西蒙和弗朗西斯引用对沉没成本的心理学分析文献进一步提出，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审计费折扣使注册会计师有延长任期的内在动机，甚至在与委托人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时，注册会计师也不愿失去审计委托，而倾向于按委托人的意愿解决争议，因此，沉没成本本身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他们认为，直到审计费折扣被弥补回来，注册会计师的“独立精神”才会恢复，平均来看，这一时期在三年以上。

2.关于“low-balling”增进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的主要观点。李和古在其1998年的文章中提出，在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方面，股东事实上拥有最终控制权。其理由是：首先，股东可以通过审计委员会来施加影响；几乎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设有审计委员会，95%以上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是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参与选择和更换注册会计师，而股东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对独立董事的选任和履职情况的审查来监督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其次，股东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选任，约90%以上的公司成文和不成文地规定审计委员会在选任注册会计师时，要报股东大会批准。再者，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加，所有者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在所有者拥有雇佣和解雇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权利的情况下，“low-balling”所创造的保释金成为所有者约束和控制注册会计师的方便而又廉价的把柄，“low-balling”也变成注册会计师准备维护所有者利益的信号。注册会计师必须绝对忠诚于所有者，他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任何合谋一旦被察觉，所有者就会没收保释金。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要想通过“low-balling”获得特定委托人“类租金”，就必须自觉维护所有者利益，这样就增进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low-balling"能使所有者以较低的成本有效的消除注册会计师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合谋，因而对“low-balling”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限制“low-balling”会导致市场无效率。

五、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1978年，AICPA下属的Cohen委员会发现，65%的已离开职业会计界的人士和56%的业内人士认为低额的审计费用不适当地影响了审计程序和时间预算；进而指出，不合格审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低额的审计费用所导致的时间压力。10年后，AICPA下属的Treadway委员会于1987年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会计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审计费用上巨大的压力，费用上的压力又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如减少人员编制、减少时间预算以及在审计约定中减少注册会计师及业务辅助人员。”这两个委员会都指出，低额的审计费用是导致审计质量低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会计理论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一)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其理由是：在审计环境中，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都是由许多内生变量共同决定的，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从审计服务的需求来看，根据委托理论，由于经理人员、债权人和外部股票持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委托人期望通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来监督人的行为，降低成本，不同的经济实体存在问题的程度不同，对审计服务水平的需求也不同，也就是说，是否选择大会计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便更好地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与审计费用无关，或仅有弱相关关系。从审计服务的供给来看，被审计单位的规模、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审计风险等因素影响审计服务的成本，审计收费的多少主要由会计公司的成本结构决定，审计收费的变化并不必然表明审计质量的差异。

审计收费范文篇8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贷审计质量对策建议

一、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审计收费(AuditFee)也称审计定价(AuditPricinz)，是指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CertiflcatedPublicAccountant，以下简称CPA)之间的经济联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承接业务时不能不考虑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只有当审计服务的收人大于审计成本时,事务所才会提供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是决定事务所成本与收益的关键因素，也是事务所业务竞争的突出问题。

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之间相互影响，Copley(1994)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即事务所和CPA提供的审计质量越好，审计收费就越高；但过高的审计费用也可能使委托人选择较小规模的事务所，并由此可能降低审计质量。就某一个审计约定而言，审计费用随事务所的不同而变化，事务所不同，提供的审计质量特征也不同，选择了事务所就同时选择了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

审计收费严重影响着审计质量。低廉的收费不利于吸引和凝聚高素质的审计人才，不足以支持对员工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投入，使得CPA没有专业胜任能力去发现错弊。低廉的收费只能与低服务水平的成本相配比，以至于CPA可能减少审计程序，无法保持应有的职业道德水准，降低了审计质量。反之，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制度越完善，执业质量越高，需要的审计成本也越多。

我国恢复CPA制度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审计市场的低价竞争一直困扰着CPA行业的发展。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说，事务所在承接审计业务时，只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才能保证事务所有实力去完善质量控制制度，才能保证事务所有能力付出更多的审计成本去执业，也才能保证较高的审计质量。当然，审计收费过高，也可能存在着“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造成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极度依赖。

在我国，对高水平审计质量的需求并非来自市场的客观需要，政府、股东、公司管理当局等对审计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但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需求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企业缺乏自愿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制度背景，很多客户以审计收费的高低，或者以是否为其出具“满意报告”作为选择事务所的标准。面对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很多事务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降低审计收费，这就不可能付出较高的审计成本，因而无法保证审计质量。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一些企业希望聘请收费较低的会计公司，会计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一些会计公司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低价竞争)招揽审计业务，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忧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等的推动下，美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关注审计收费问题。如Simunic在1980年最早运用多元线形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各种因素；Watts、Zimmerman和DeAngelo等(1981)认为，事务所的规模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DonaldR.Deidjr.和GaryA.Giroux(1992)提出，在没有直接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审计所花费的时间可以用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随着针对会计公司和CPA的诉讼案件数量的显著增加，审计收费作为委托人与CPA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不再是研究的前提，而是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

我国对审计收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喻小明(2000)认为审计收费低是压价竞争的产物，而导致压价竞争的根源在于企业对CPA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不足，同时指㈩治理恶性竞争行为的措施是要制定CPA收费的最低限价。王振林(2002)认为，大事务所由于客户多，来源于某一特定客户的审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就越低，其屈从于该客户的压力相对就低；同时由于迁就某一特定客户而带来的名誉损失就越大，因而倾向于出具更高比例的合规审计意见，大所和小所在独立性和产品质量上存在着显著不同。此外，还有刘斌、宋衍蘅和殷德全等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审计收费的大量研究，对解决审计收费问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审计收费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缺乏行业执首，中小型事务所太多，市场竞争激烈

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家信息》数据来看，“四大”国际所的审计收入不仅稳居前四，而且遥遥领先于国内所。“四大”所不仅拥有“世界500强”大公司中大部分的老客户，更以其优质的服务、过硬的品牌、较大的资产规模和雄厚的实力，保证了它们在遭遇诉讼之后具有较强的赔付能力，吸引了原属于国内所的大量客户，导致国内所严重的客户流失，给国内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国内所面临着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所审计价格的普遍下挫也就在所难免。

近年来，我国事务所的数量增长较快，尤其以中小型事务所居多。审计市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事务所之间压价竞争现象普遍存在。虽然《独立审计准则》规定“CPA不得以降低收费的方式招揽业务”，但事务所为了占有一席之地，普遍采纳“低价进入式审计定价策略”(low-balling)招揽审计业务，引发审计市场的价格战争。由于过度竞争，打折已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甚至以支付佣金、回扣等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这种违反职业规范的竞争行为严重降低了审计质量。大量数据表明，低于政府定价的审计价格招揽审计客户行为的审计回扣高达40％—60％。

由于中小事务所林立的现状，特别是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的事务所，数量多、规模小、水平低、业务范围窄，赔付能力有限，较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预期损失费用的因素，因此相应地给出更低的审计定价，造成审计收费秩序混乱。有些事务所短期意识严重，不注重改善业务能力，拓展业务广度，而是专注于以低价招徕客户，使事务所陷入恶性竞争的旋涡之中。

(二)没有合理标准，审计收费高低相差悬殊

《独立审计准则》规定：“CPA的服务是一种有偿服务，但收费的多少应当以服务性质、工作量大小、参加人员层次的高低等为主要依据，按照规定的标准合理收费。”根据国家计委1992年12月颁布《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事务所审计业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审计收费的基本政策依据是2002年7月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在第五章《收费与佣金》第27条至第33条做中的原则性规定，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审计收费既有计时收费标准和计件收费标准，也有按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或营业收入计算收费，更多的则是通过与被审计单位的讨价还价来确定具体收费金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审计收费缺乏行业指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务所之间在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从而对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然而，在我国境内执业的国际所，其审计收费却从不受国内政府收费标准的约束。国际所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以高收费揽得优质客户，国内所为求生存，只得争取规模效应再次压价以吸引客户，审计质量再也无法得到保证。这种有失公平的竞争环境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内所以低收费败给了国际所的高收费。

(三)审计关系变异，审计收费竞争愈发激烈

理论上的审计关系应该是CPA接受审计委托人的委托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并向审计委托人报告工作和收取审计费用。但是，我国审计市场的委托人与CPA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审计独立性相悖。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实质上具有聘请CPA的决定权，因此CPA与事实上的审计委托人即公司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由于我国对CPA职业的期望不高和广大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审计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状态，交易主动权掌握在委托方手中，决定交易价格的不是服务质量，而是满足委托人的要求(包括不合理甚至是非法的要求)以及与委托人的亲密程度等非市场因素。

在我国，被审计单位就是审计委托人，收费方式是事务所直接向被审计单位收取，这就出现自己出钱申计自己的怪现象，审计关系变异使CPA在经济上受制于委托人，审计独立性大打折扣。不合理的审计费用支付方式使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构成一个无法解开的内在利益关系链，这种依存性使事务所处于被动地位，在与被审计单位进行谈判时，由于经济制约而担心收不到预期的审计费用，甚至担心失去客户，使恶性竞争愈发激烈。

此外，采用招投标方式聘用事务所时，审计服务质量与价格的关系——“信价比”无法事先预测，有些事务所以低价中标，但提供了低质量的服务，审计服务的低价中标在客观上不够合理。从国内外CPA，职业竞争的特点看，价格竞争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竞争是基于金钱而不是能力的竞争，恶性竞争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

(四)非审计业务是审计收费复杂化的敏感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非审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有超过审计服务成为事务所核心业务的可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波士顿的一位董事MichaelCostello说，审计费用提高是因为客户要求审计师做更多的工作，这显然是因为他们要承担的会计责任和职责越来越多。

CPA对同一企业既提供法定审计业务又提供非审计业务，会过多地涉足企业事务，从而与客户管理当局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亲密关系。虽然CPA不是决策者，但他是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在提出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判断最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CPA一直与管理当局有亲密接触，CPA在非审计业务的结果中就不可避免地与客户存在着财务利益关系。如果事务所对客户出具合规意见，就有遭到更换的可能，担心失去除了审计收入还有更为可观的非审计服务收入，在审计的同时对管理咨询服务进行自我评价，审计服务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五)审计收费披露机制不够健全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支付给事务所的报酬，以便考察事务所的独立性和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遵循国际惯例，我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进行了修订，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公司的披露很不完整、不规范，只是含糊公布一个数据。审计收费披露极不充分，透明度较低，使许多投资者对CPA行业表现出更多的怀疑。

(六)缺乏有效监管，违法违规处罚较轻

目前，我国审计监管和执法方面对审计造假的处罚比较多，而忽视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审计法》、《证券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事务所和CPA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等所受的处罚进行了归类，但对违法、违规的事务所和CPA的处罚较轻，主要采用警告、没收违法收入、罚款、通报批评和暂停执业资格等形式。法规中即使有相关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现有法律制度对民事诉讼的限制，CPA民事赔偿制度形同虚设，即便审计失败，也没有经济赔偿的压力，因此事务所在制定价格政策时很少考虑提高审计质量与防范审计风险所需要的审计成本，审计收费低廉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完善审计收费制度、提高审计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大型审计执业单位的建设

目前我国有4000多家事务所，总体上存在着规模较小、执业水平不高、人才难以引进、风险抵御能力差和审计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因为中小型事务所太多，在数量上使我国的审计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多年无序的发展中引起价格的恶性竞争，当国内所采取“底价进入式竞争策略”打得不可开交时，“四大”国际所却以其高收费吞噬着国内审计市场。只有扩大事务所的规模，才能应对市场发展对审计服务质量和审计服务多样化日益强大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国内事务所的规模，强强联合，走集团化的发展道路，能够相互弥补业务广度和工作方法上的不足，也便于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从而大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加强国内事务所自身规模的建设，有必要提高事务所设立条件，完善事务所注册程序，并通过合并改组等方式，鼓励中小事务所进行改组形成大型事务所。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合并后的大型事务所承受管理当局压力的能力比较强，即使被解聘其损失也相对较小，这有利于其保持独立性。另一方面，大型事务所注重长期发展，更在乎自身的声誉，往往选择保持独立性以提高声誉，增强声誉收费能力。从法律责任角度看，一旦受到法律制裁，大型事务所才有能力支付足够的赔偿，发挥CPA风险收费承担潜在民事赔偿的责任。从行业监管角度看，合并后的大事务所更容易受到关注，监管部门会对其进行重点监管，因此不会轻易放弃独立性。

(二)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审计费用的收取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可以借鉴国际惯例，根据公司的规模、销售收入、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强弱和所处行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事先预测出工作量和不同级别审计人员的配备需要，根据不同级别人员的每小时收费标准，来决定审计费用。具体地说，以成本作为出发点找出行业成本规律，从人力资源投入收费的角度来制定行业成本标准，以此规范价格秩序形成有序竞争。收费标准可以考虑规定审计收费的上下限，全国各地的CPA审计时按照该标准执行，在标准的上下限之内收费，但实际收费不得低于标准的下限，防止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

当四大国际所进入我国时，国内CPA行业还相当幼稚，有关部门对国内所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予以必要的、有效的扶持保护，政府在政策上和心理上更倾向于国际所。国内CPA行业从“深圳原野”到“琼民源”再到“银广夏”等一系列违规违法案件，被看作是导致上市公司造假和证券市场泡沫现象的罪魁祸首，在刚起步不久就自酿“苦果”。但是，应该看到企业造假有许多原因，不少是行政干预的结果，CPA却成为“替罪羊”。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国际跨国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审计业务基本上由四大国际所分享，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16号规定的“补充审计”也要求由国际所进行。国内所不能在完全的市场上和国际所竞争，与一些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定甚至指定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所起步晚，又有政策差别，只会加速国内所的衰微，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国内审计市场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有关部门应该调整政策，取消国际所的超国民待遇，改变审计收费有失公允的双重标准。政府部门应该同等看待国内所和国际所，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导国内会计业培育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国内所要认识到服务水平和质量同国外所的差距，提高审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研究市场开发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才能在市场规范化前进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三)通过第三方介入改变现有审计费用支付方式

现行审计费用的支付方式是由事务所直接向被审计单位收取审计费用，导致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形成财务依存性，长期以来是审计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针对目前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合二为一的现象，应该设立审计收费监管机构。由于我国现在还不具备由审计报告使用者支付审计费用的条件，应该在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加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审计监管中心，该机构必须与双方单位均无直接或间接经济关系，其性质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必须能够保证公正性。

审计监管中心的设置，改变审计者与被审计者的“直接见面”的委托关系，切断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谈判关系，防止购买审计意见，建立起“企业(委托方)一审计监管中心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委托关系，组织审计业务的招投标，改变审计付款方式，监督审计质量。加入这一中立机构后，在审计费用的支付流程中加入第三方这一环节，使审计费用在审计工作开始前由被审计单位交由第三方保管，排除被审计单位对事务所的钳制，由第三方负责聘用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最大程度地切断了被审计单位与事务所之间的利益联系，在这种新型的审计关系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性较高的审计收费模式。

改进招投标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最低限价。在招投标过程中，不应只注重服务价格，应充分考虑到事务所的信誉、规模、服务质量等因素，给出综合评价。同时，采取措施提高招投标工作的透明度，规范事务所聘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加强社会监督。

(四)应该适当限制与审计业务不相容的多元化服务

在目前审计市场管理体制下，事务所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但是，如果事务所向同一上市公司既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必将严重影响审计独立性。“双安事件”后，2002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通过了《萨班斯一奥克斯莱法案》(Sarbanes-OxleyAct，简称“SOX法案”)，正式禁止会计公司向其审计客户同时提供任何非审计服务。

我同现行法律规定，采取“对非审计业务基本不予禁止”的模式，在CPA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规定：CPA不能为审计客户提供不相容业务，但未明确规定不相容业务的具体范围。上述两者内容是矛盾的，不利于审计事业的发展。因此，建议立法实施“部分禁止非审计服务”模式，从法律上对部分非审计服务做出禁止性规定，限制委托人向同一事务所同时购买两种服务。对某些非审计服务作出禁止，并不是指禁止事务所从事非审计服务，而是指某一个事务所不得对本所的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可以向其他所的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咨询业务和审计业务之间的关系，要求CPA把为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审计服务分开，即只能提供一种服务，从而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提高CPA的独立性。

(五)强化监管，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违规的惩治力度

应形成一个完善的关于CPA的法律责任方面的规范，加大CPA的法律责任，强化赔偿责任。改变违规成本和违规收益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从根本上消除其违规执业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对CPA行业违法违规问题的监督和处理力度。在出台统一的审计收费标准之后，各地注协应监督事务所遵循最低限价标准，过度偏离合理水平的审计收费可能意味着审计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政府部门可以据此监控事务所的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各事务所搞不正当的低价竞争，应该对超低价收费的事务所加大处罚力度，以保证审计收费标准的顺利实施。

为了提高对审计质量的长期监督，有必要在CPA行业大力推广诚信制度，加强事务所和CPA的品牌意识建设，信誉好的事务所可以执行级别高的审计收费标准，实行优质优价，引导事务所将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转变为高层次审计质量竞争。监管部门应经常对全行业的诚信状况展开检查，适时地公布各事务所的信誉等级。通过诚信制度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机制，促进CPA行业的良性发展。

(六)强化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社会监督的透明度

审计收费信息的公开披露有助于社会公众对事务所进行监督，减少审计收费环节的不正当行为，遏制利用价格进行的不正当竞争。我国现有的审计收费信息披露制度只局限于上市公司，且较分散、相对粗略、执行力度较弱。因此，应重新制定条文或修订原有的规定，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选择事务所的决策程序和事务所的收费模式，减少管理当局操纵审计结果的可能。只有集中、详细和强制三者结合，才能保证事务所披露的信息质量，让利益相关者取得有用信息。制定规范审计费用及相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将披露审计费用及相关信息作为企业的应尽义务，任何企业不得以任何借口拒不披露审计费用，并规定其披露内容，披露的信息必须全面、客观、清晰和真实。

审计收费范文篇9

关键词：审计质量；审计收费；独立性

审计作为一种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其审计质量的高低会对投资者、公众以及资本市场产生直接影响，由此看来，保证审计质量工作至关重要。

一、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一)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分析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会计师事务所数量日益增加，其质量控制制度与职业质量是成正比的，同时事务所的审计成本也会由所在增加。因为健全的管理模式、完备的专业能力、以及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都是建立完善质量控制制度的基础。作为一名“理性经济人”，为了使收入成本持平，事务所在进行审计业务时，会增加审计收费，以此来弥补增加的审计成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务所提高审计收费后，具备了更强的实力去保证审计质量，进而完善质量控制制度，有利于事务执业能力及审计质量的提升。

(二)从审计市场、上市公司、事务所三者的角度分析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除了市场需求以外，政府对我国会计信息的审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政府监督部门的管理。现在围绕审计服务的相关利益方有由于地方政府、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管理当局、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对审计服务质量的需求各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根据审计服务获取相关利益的，而这就需要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的审计服务体系。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审计收费的高低并不是选择事务所的唯一标准，当前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尤其是会计行业，有部分事务所通过降低收费标准来争夺更多的业务，审计收费降低了，审计成本自然不会高，因此就拉低了审计质量，审计市场发展阻碍重重。通过以上几种分析可知，审计收费对审计成本、审计质量有直接影响，在合理获取效益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审计收费政策，从而保证审计质量。

二、我国审计市场现状

(一)对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内在需求少

就我国目前的审计制度来看，出现了一种市场质量需求低的境况，部分公司对于审计报告持有敷衍态度，仅仅是应付法律政策，为了降低企业支出，他们通常是根据审计服务的价格高低来选择事务所，这就导致了事务所为了招揽业务降低收费标准、审计成本，审计质量也因此下降。

(二)审计市场竞争激烈

经济迅速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来，以求获利。但数量的增加拉低了质量，且事务所内会计从业人员水平不一，在当前市场竞争强烈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多数事务所采取了保量不保质的做法，通过降低收费标准招揽大量客户，十分不利于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

(三)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意识淡薄

由于当前审计市场竞争激烈，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质量意识，由于审计时间较短，同时审计成本的弹性大，审计成本差异大，如虽然项目相同但却要以不同的质量要求去处理。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更是利用这一特点，降低审计收费标准，为避免亏损不顾业务质量。

(四)相关法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当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标准较为混乱，国家没有指定相关的标准对其进行统一，每个公司各有各的收费计算方式，甚至有些公司还会与客户讨价还价，以此来降低风险成本。此外，相关部门监督工作不到位，管理效率低下，即便有违法违规行为，也不会给予较重的惩罚。

三、深化审计收费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规范审计收费

政府机构该不该干预审计收费？这已经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一般来说，都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审计收费的，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看，采用何种解决方法有待商榷。目前，部分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都高度关注当地审计市场的恶性压价竞争状况，力求通过多种途径予以限制：有的则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标准，规范审计收费。但这样一来，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应当置于何处呢？如果可以通过制度来规范审计收费，那到时审计市场的竞争是否保持合理呢？

(二)控制市场竞争程度

一般情况下，产品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到市场需求，而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下，只有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在此环境下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不会波及大体。但目前我国审计市场存在需求不足、质量较低等问题，导致有些高品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生存。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合理控制市场的竞争程度。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广大工作者共同研究，如：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控制市场竞争？是否要创设一种垄断性形式来提高质量？如何在保证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防止恶性行为的出现？政府是否应当参与到审计市场竞争中来？市场自由发展十分应当设限？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将控制制度落实到每一处，为审计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运行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且缺乏相关政策的监管，无法有效的提高审计质量，同时也阻碍了审计市场的发展，审计收费影响审计质量，而审计质量的好坏决定了经营效益，因此应当建立健全的审计收费制度，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的审计信息，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

作者:李磊 单位:北京铁路局秦皇岛车务段计划财务科

参考文献：

审计收费范文篇10

【关键词】审计收费；新审计准则；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审计收费一直是审计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实务界，审计收费研究有助于理解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从而为制定市场发展策略提供指导。对于政府监管者，审计收费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审计市场特性的理解，洞察审计市场主体的策略性行为，从而为制定科学的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新审计准则开始生效。从理论上看，新准则与原准则相比增加了审计程序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本的增加，相应地应提高审计收费。但实际上，审计收费是否得以相应的提高呢？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二、理论分析：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审计收费由审计成本与利润组成。审计成本又由审计生产成本和将来可能存在的损失组成。审计生产成本是指在具体审计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包括审计的外勤成本和内部整理复核实施成本。将来可能存在的损失，是指因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可能发生的诉讼损失。

（一）新审计准则审计程序的变化

新审计准则的立足点在于要求注册会计师从更高层次上把握重大错报风险，它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变化（包括内部控制），以充分识别和评估会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并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与旧审计准则相比，新审计准则在审计程序方面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册会计师应加强对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为了实现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目的所实施的审计程序称为风险评估程序。新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所有阶段，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识别和评估的风险与实施的审计程序挂钩；注册会计师应针对重大的各项交易、账户余额、列报和披露实施实质性测试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将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的关键程序形成审计工作记录，以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任。

（二）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实施新审计准则会导致审计成本的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1.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增加了事务所审计工作的直接成本

新准则要求审计的起点由原准则的了解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前移和扩大到评估企业重大错报风险，不仅要求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企业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评估，还要对企业所处的行业大环境、企业战略进行分析评价。从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到分析评估，再到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进行风险量化，都要花费审计人员相当的时间，增加了审计项目的直接成本。

2.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引起管理成本的增加

作为一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的审计模式，新审计准则不仅要求注册会计师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专业判断能力以及管理、数理统计等多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有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分析能力。因此实施新审计准则需要更多有经验的合伙人及高级审计人员的参与，并对其提供相关知识的培训，这会导致人力成本增加，也会相应地增加审计的总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讲，新审计准则的实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本的增加而理应带来审计收费的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现行的审计收费标准是按财政部门规定的指导价（最低价），以资产总额作为收费的依据。以深圳地区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收费标准为例：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最低收费额4000元；资产总额101-500万元的最低收费额6000元；资产总额501-1000万元的最低收费额8000元；资产总额1001-3000万元的最低收费额10000元；资产总额3001-5000万元的最低收费额20000元；资产总额5001-7000万元的最低收费额30000元。

为了分析2005年-2006年审计收费有无增长，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步：根据2005年的审计费用和2005年的资产总额推导出审计费用和资产总额关系的回归方程。

第二步：利用上述回归方程和2006年的资产总额计算出2006年的预计审计收费。

第三步：将2006年预计的审计收费与实际的审计收费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则证明审计费用并无增加）。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构成

本文研究所需的样本全部取自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年和2006年年报。在选取样本时，本文剔除了2005或2006年未公布年度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剔除了所公布的审计费用中含上年度审计费用、含验资等特殊服务费用和差旅费补助另算的上市公司和境内境外审计费用没有分开的上市公司以及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具有特殊性的银行类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计量单位为万元。最后得到了有效样本101个，现采用SPSS统计包软件对两个年度的审计费用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三）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2005年的审计收费和资产总额进行分析，用曲线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根据点的分布，得到三次方曲线与数据的拟合较好（见图1）：

其中，X为资产总额；F为审计收费

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的审计收费方程整体上还是高度显著的（F=170.84，P=0.000），其解释能力也较强，样本测定系数R2为0.841。

将各上市公司2006年的资产总额代入上面的方程式，计算出2006年各公司的预计审计收费，与2006年的实际收费比较，其描述性统计如表3。

对2006年的预计审计收费与实际审计收费进行显著性检验，其结果如表4。

由此可见，T=-1.242，P>0.05，差异不显著，即2006年的预计审计收费与实际审计收费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对2006年年报的审计并未由于新审计准则的实施而相应地提高审计收费。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表明，新审计准则实施后审计收费并未提高，这与理论上的分析不符。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在实务中新审计准则并未严格执行

相当部分的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的执业中根本没有遵循新执业准则所倡导的风险导向审计理念，没有执行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仍然按照老审计准则的要求执业。即使有部分注册会计师执行了新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但其大多数仅是套用了或多或少的几张风险导向审计的工作底稿，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没有真正实施风险导向审计程序，所实施的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与其后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毫无关联，不具有利用风险评估来导向审计的作用，仅是为了表示其执行了风险导向审计准则走形式而已。其一，新审计准则本身执行难度大。新审计准则在借鉴国际审计准则时，有一个原则即为了保持与国际准则的趋同，不敢随便改变国际准则的意思，有相当一部分准则条款进行直译，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吃力，且新准则及其指南过于理论和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中注协至今仍未能出台新准则的工作底稿指南，使得注册会计师缺少具有指导性、可操纵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类教材，从而不知究竟应如何规范操作。其二，条件不成熟。我国注册会计师执行风险导向审计准则是仓促上阵。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执行新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前提和条件，如注册会计师的综合素质、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管理水平、管理现状及财务会计的核算基础（特别是中小企业）等。

（二）在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中提高收费是不可行的

尽管审计项目的契约是自由的，但事实上客户拥有对会计师事务所聘用、续聘、决定审计费用水平的控制权，由于我国会计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供大于求，会计师事务所数目众多但是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拉生意或者保住生意而不能提高审计收费，有的甚至降低收费。

【参考文献】

[1]陈冬华，周春泉.自选择问题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财经研究，2006，（3）：44-55.

[2]李爽，吴溪.审计定价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初步证据.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