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10篇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及其和解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囿于缺乏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体视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可避免地有着内在局限性。然而，其总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摆脱当下的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态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拘泥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某个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评价，没有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论题展开研究，也就无法深入把握其理论实质，未能对其进行辩证地、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基于此，本文的目的既非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展开个案研究，亦非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将理论整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予以尽可能公正的、妥当的评析，开显其对于解决当今生态问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阐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进而寻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二者是和谐统一的。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自然是先于人类社会的客观性存在。奥康纳就将自然理解为一种前提性的存在。“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1］他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先决条件，人的生存和发展均深深依附于自然。其次，他们又指出，自然根本不具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唯有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才具有意义。可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只有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中介，自然才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从而具有社会本质，获得其应有的现实性，这无疑发掘了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观点。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阐发了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关联自然和社会的这一中介就是福斯特所说的“实践劳动”。他们认为通过“实践劳动”这一中介，自然进入社会领域，被改变了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的发展；反过来，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进步着的人类社会也不断作用、影响着整个自然的发展进程。由此，建立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构成了人与自然和50----谐统一的历史过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论述，探索并挖掘出马克思自然观中丰富的生态理论内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时代性，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二）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吸收了马克思以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重大思想，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异化，使其呈现出生态恶化的趋势。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二重性说法，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必然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其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人与自然冲突的加剧，进而引起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既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奠定了理论基础。”［2］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践活动的异化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相异化的这一经典论述之上，深入地发掘出异化消费，即人们为了逃避或者补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消费生活方式，是催生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致使生态危机爆发的直接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强加于人的“虚假需要”诱导人们走向了“异化消费”，使人错将自身生活的全部追求等同于物质消费，由此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经典阐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实质性根源，人类要想完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正如佩珀所强调的，原本理性的人之所以在大自然面前显露出无尽的贪婪与疯狂，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得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变革，扬弃这种导致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生产方式，人们就能够恢复自身的理性，彻底摒弃征服、控制自然的错误观念，进而从人的合理需求和正当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勾画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生态社会主义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将市场调节与国家管理相结合，推动社会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建立在与自然协调发展前提下的适度和理性增长。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思路，洞察到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转而到被资本主义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而这种异化消费终将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因而，他们倡导破除异化消费，通过确立“真实需要”基础上的理性消费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合理性

［摘要］消费异化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重要视角，通过对这一概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将这一理论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对消费异化理论进行合理性与局限性分析，最终实现没有异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关键词］消费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的消费异化也是人们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认识消费异化问题，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一、消费异化概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

消费异化作为一个新的哲学范畴，它来源于对消费的异化分析。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将消费和异化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消费异化思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提出的。所谓消费异化，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集中化的生产模式使得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目的和需求，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意义，他们的生活仅仅剩下空闲的消费时光，而劳动过程则并不属于他们。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福利政策的不断完善并没有改变雇佣关系的本质，无产阶级的劳动依旧是枯燥乏味、缺乏创造性的，因此他们只能将重点转移到消费领域，在消费中获得相对的自由。人们购买商品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一物品，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机制对人们的刺激，人们疯狂地追求着这些商品，他们把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要当成自己真正的需要。

二、消费异化理论的合理性分析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的剖析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正文】

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0)-05-0114-05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影响广泛的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生态文明战略思想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开始关注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孕育、形成和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建设的最高战略层面。本文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内涵、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试图比较中西方生态思想的不同，揭示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遗产，切实结合中国实际，克服了西方生态主义的空想性，克服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在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

经过西方学者的发掘与阐释，经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解读和实践，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1］在1995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学界对于马克思很早就从哲学高度关注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主义在破解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包括:第一，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类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58“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209第二，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生产，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163美的规律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是不美的。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都是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相违背的。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料与自然界实现物质的交换。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自然环境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以内。资本主义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财富的水龙头，另一方面糟蹋自然，把自然看作“污水池”。第四，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自然界真正复活”，“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二、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根本原则是所谓生态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一味鼓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生态主义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近代以来宣传的启蒙理性都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质疑并批判西方社会自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成果。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倒转。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以生态取代人类的中心位置，把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的价值，而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中心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和平衡为依据。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应该在尊重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中心主义对工业生产、经济增长都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有论者主张摆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在经济上实现零增长，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作为一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生态主义借助生态科学的理论资源，宣传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试图在精神上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方生态主义以生态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显示出“反人类”或者“超人类”的倾向，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对未来的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主张应当激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资源，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分析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他们期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矛盾的揭露来引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方法，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来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提出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6］116，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适用价值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重点的阐发。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的阐发建构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提出的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以生态理性理论取代经济理性理论等策略缺乏向社会现实层面延伸的有效方案，无法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和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其影响力多数时候停留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6］117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弱化”了。有批评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6］117。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

[摘要]当今社会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生态运动蓬勃兴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有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理性、消费异化、科学技术非理性使用、控制自然观念等现代性问题从社会角度予以生态批判,主张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生态文明社会.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正在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现代性批判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现实关切为己任,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内对引起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代化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予以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多方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有助于在思想和理论上正确认识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上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形成及主要理论来源

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对人统治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返璞归真的向往,构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基本框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则在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生态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批学者为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路径,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社会批判,从而构建了视角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该时期,波兰的亚当􀅰沙夫、德国的鲁道夫􀅰巴罗、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涌现了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高兹、戴维􀅰佩珀等,产生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专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有机结合,它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生态批判和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批判传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生态批判理论予以进一步阐扬.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主张主客同一的主体中心论,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进一步发展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新人类中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最新流派,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消费、科学技术非理性使用、控制自然观念是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关键,并从这些维度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刻的批判.正是因为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环境的高度关注,对资本主义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生态批判,所以吸引了众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关注.由此,法兰克福学派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来源.高兹、奥康纳、阿格尔、莱易斯、佩珀、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生态批判理论加以继承并深度发展,形成了专门以探寻生态危机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为理论旨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都可以追溯至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这两本著作.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论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现代工业发展的负效应也开始进一步显现，资源匮竭、环境恶化等生态失衡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危及区域乃至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旨在化解生态困境的绿色保护运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生态学问题研究中。由此诞生了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关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涌现出了大批见解独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品。其中，奥康纳所著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下简称《自然的理由》）被视为代表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在《自然的理由》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条件矛盾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危机新形态及其本质进行了全方位剖析。他对东西方生态危机的论述进一步激发了当代生态批判思潮的活力，从而使得“‘全球环境危机’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目中”[1](p214)。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征及其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命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其观点，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辩证考量，做到所强调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空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中。（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论空场”命题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奥康纳提出，“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1](p4)。在奥康纳的眼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证过自然过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遗忘或疏略了本该高度重视的生态伦理和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等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p6-7)。因此，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Silenc⁃es）。奥康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受理性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系统的传统观念过多地重视其物质性和技术性，而忽略了隐藏于其社会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因为生产关系不仅受经济规律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文化价值理念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奥康纳提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焦点主要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它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问题，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问题；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异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客观的制约性；强调的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态的生产条件”[1](p235)，使得本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切或被置于边缘位置。因此，奥康纳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一些生态学理论的潜质，但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生态学空场”。通过对“理论空场”进行分析论证，奥康纳提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p8)，奥康纳由此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场”命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奥康纳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经济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1](p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态经济学问题的“朴素遗产”已不再适应社会转型时期资本和生态冲突日趋严重的新局势。因此，要想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生态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就必须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修订”，将自然和文化范畴更全面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去以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应有的生态和文化维度，进而实现他所设想的那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体来说，一是在考察生产实践活动时，不能仅关注其经济价值实现程度，还要关注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即是说要将其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二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劳动时，不能仅关注其技术能动性，还要关注其文化价值性，即是说要将其置于历史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奥康纳还强调，在将自然和文化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劳动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奥康纳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内含着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其一，自然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自然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和对象，劳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劳动价值的实现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界反过来也会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会被不断改造。其二，文化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劳动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又是受制于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实践。因此它不仅要遵循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还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反之，劳动的形式对文化规范的形式和文化实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的发展就从未摆脱过人类文明的影响，反之，每一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带有同时代自然环境的印记，两者借由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联系。在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中，正是因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历史才得以不断变迁和发展。沿着这样的分析路径，奥康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家们提出的方法论范式，也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会劳动为核心，同时突出社会劳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构起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逐步达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一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奥康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三）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加重提出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1](p275)。同样，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维度的缺失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此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划时代生态危机。为此，奥康纳着重以生产条件（ProductionConditions）为核心范畴，以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与危机理论进行“时代化”发展，从而得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p275)。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曾着重论述过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更多劳动价值的产出，然而在社会需求疲软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真正获得的利润会随之下降，其预期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对称终会导致“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1](p285)，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滞涨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第一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一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实现性危机”。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着重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第二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非实现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流动性危机”。奥康纳认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必然地呈现出无限的扩张性，然而生产条件（水、能源、土壤等维持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无法随资本的扩张而扩张相反会一直不断减少。资本无限扩张逻辑下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损害性，就像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全球经济”这一统一体中被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的驱使下往往会将生态破坏性强和生产条件需求高的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随之也会将生态问题一并转移过去。奥康纳将其概括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中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奥康纳说，“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1](p331)。总而言之，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势必会伴随着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色决定的。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互为因果又相伴相生。经济危机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类型的生态问题，而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又会使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将其称为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1](p294)。此外，奥康纳还提出，“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1](p218)。因此，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又会引起民众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发政治方面的危机。危机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冲突又会成为下一轮连锁危机的助推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性危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且无法自拔。图1：奥康纳双重危机结构图（四）基于“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诉求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奥康纳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生产的非正义性和对生态的破坏性，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其内生的双重矛盾，而双重危机的交叉显现又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最终引发更多的连锁危机问题，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p378)。同样，奥康纳在考察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也提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严重的生态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面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加上“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1](p409)，因此，他们的生产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生产进行思考后，奥康纳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诉求——“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产性正义为旨归、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从而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在场，因为生态学能“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3]；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场，因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p439)，而如果“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联姻条件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途径，奥康纳提出了以下主张：其一，经济方面，构建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内外贸易民主化的生产性正义，摒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1](p538)的分配性正义。要突出劳动和货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要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生产导向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对生产条件进行理性保护，对资源消耗进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确立“保护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态理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其二，政治方面，对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变革，克服地方主义和中心论，“将民主的内涵置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将国家置于社会的民主化组织之下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在奥康纳看来，“唯一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p439)。其三，突破绿色运动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线主义”，发展一种国际性视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战略战术，将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和社会运动人士联合并强化起来，建立起“第五国际”，最终组织起一种“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关于“生产性正义”的构想也并非全无可取性。但究其实质，他理论蓝图中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显“不正义”的体制进行改良性革新。这样充满折中主义的革新举措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更不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其设想具有理论上的空想性、行动上的不彻底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可以判断，奥康纳所设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注定无法成为现实。

二、合理性与局限性：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考量

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生态理论的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应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奥康纳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其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设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对那些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家们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奥康纳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语境的前提下，结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形势，将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引入到社会劳动维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空间，顺应了时展对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的和谐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法论范式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其次，奥康纳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不曾分析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同时，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延伸至生态文化领域，他以双重矛盾思想为理论武器，基于双重矛盾所形成的双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发展形势来看，他提出的双重矛盾危机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理论前瞻性，他所探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失衡给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为我们更好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后，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他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双重维度，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结盟，构建一个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以降低对生态的破坏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的设想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思想。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为人们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提出的“保护第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生产条件与社会形式的重组重构，他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概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克服资本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生态保护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解决当前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态问题。（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实有其闪光点，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其一，奥康纳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空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设想具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生产条件、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等概念没有较多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对自然生态问题一直都有符合他们自身时代背景的理论关切，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发的生态破坏性也有过相关思考和展望，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空场”；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不同的焦点问题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尚未面临当今时代这种类型和程度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理论家们绝不应该把当前社会新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危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理论缺失或阐释力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及建构于之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义、教条。正如恩格斯曾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完全正确且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失效的。其二，奥康纳对双重危机理论的论述具有避重就轻的不彻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相较其经济危机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判断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过分凸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变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可以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或附加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奥康纳将其理论重心和批判矛头主要对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机进行有效的批判，其结果甚至会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不利于核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奥康纳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构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但是他的思想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论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缺乏转向现实行动的具体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设想，但他的理论并未充分论述如何彻底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这一正义视域的转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会真正变为现实。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时，多次提出要通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推动实现一种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公平的生产生活方式[1](p476)。这说明他开始转向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力图通过绿色环保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奥康纳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组织在解决经济与生态危机中的作用，这种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活动来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态问题的设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

【摘要】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行，生态文明观念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生态思想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起到的指导作用逐渐不能满足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步伐。为了能够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开始探索符合我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融合路径，并对其进行大力推广，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传统生态思想；融合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其对人类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我国的传统生态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对当前我国的生态发展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能够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本文对两种思想的融合路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1.推动生态文明价值观融合的路径

1.1构建先进文化体系

先进的文化体系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建立的自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先进的文化体系对民心的凝聚和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党在建设的初期就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将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等综合到一起，体现了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能够使我国更好的实现中国梦的理想。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论文关键词:环境伦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论文摘要: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析，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两个统一”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指导当代社会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的概念表述，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马克思早年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手稿》由于包含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环境伦理思想，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解读《手稿》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对于深化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保护现代人类和改善生态环境，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哲学的生态伦理观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上阐发的。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是指对大自然的尊重、关心和热爱之情。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观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创造的统一，科学认识和艺术欣赏的统一。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对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