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范文10篇

陕西范文篇1

经过20多年的洗礼,陕西保险市场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新时期的保险体系,呈现出保险市场主体向多元化迈进的可喜局面,其中寿险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保持了25%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见表1)。截至2006年12月底,陕西省保险机构实现保费收入116.2亿元,寿险保费收入85.2亿元,比上年增长17.3%,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低于全国431.3元/人和2.8%的平均水平。

国务院于2006年6月26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放松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加上国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陕西省保险业面临着良好的宏观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探求陕西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必要。

2文献回顾

在寿险需求的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使用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既有对特定国家的分析,也包括多国的比较研究。在国内有许多学者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人寿保险需求进行研究。卓志在2001年对我国寿险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经济发展是影响我国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我国较低的人口教育水平阻碍了寿险的发展。吴江鸣和林宝清2003年提出了加权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寿险保费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均呈现正相关关系。阎建军、王治超2002年用取对数的形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GDP、名义利率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陈之楚和刘晓敬实证了国内生产总值、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寿险需求具有影响。2002年徐爱荣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保险需求的正面影响以及物价指数对保险需求的负面影响。杨舸等在2005年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分析,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寿险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而通货膨胀率、老年赡养率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张伟通过对保险发展的规模、深度、密度进行分析,发现地区间保险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水平、开放程度和社会保障水平。

3模型与数据

一般而言,寿险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和存款利率等;二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赡养(抚养)率、文化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因素。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理论和分析结论,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以下变量对陕西寿险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衡量人寿保险需求水平的最有效的统计指标是有效寿险保单的保险金额,由于相关数据缺乏,加上新险种如投资连结险的保险金额是随分离账户的投资业绩而不断变化,所以应选取相应的替代指标,而寿险保费收入与保险金额具有精算的等价关系,本文用陕西人均年度寿险保费作为度量寿险需求的被解释变量,用y表示。y(元/人)=陕西寿险保费收入/陕西总人口数。并选取以下几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1)收入变量:消费者购买人寿保险的支出直接来自于可支配收入,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寿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我省统计资料中没有“可支配收入”指标,所以本文以年末总人口数为权重,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加权,计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x1表示。x1(元/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数)/陕西总人口数

(2)通货膨胀率:由于人寿保险具有长期性和储蓄性两大特征,使得寿险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通货膨胀对人寿保险经济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寿保险产品的价格影响。人寿保险保费与保险金额分别以货币形式缴纳和支付,而且保费缴纳在前,保险金额的给付在后。所以对保险费的影响或贬值较小,对保险金额的影响或贬值较大。二是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使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通货膨胀使实际收入的增长水平低于名义收入的增长水平,甚至可能会使实际收入的增长率为负。三是通货膨胀引起寿险的收益率下降,而其他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不变或上升,替代效应使寿险需求减少。本文拟采用当年城镇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用x2表示,考察通货膨胀率对陕西寿险需求的影响。

(3)利率水平:利率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整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它的变动将不可避免地对寿险需求产生影响。当寿险保单预定利率不调整的情况下,利率变动往往会引起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寿险产品的选择,预定利率根据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但带有滞后性,并且缺乏弹性,当实际利率与保险公司的预定利率不一致时,就会导致保险公司的利润风险。利率有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之分,本文选取名义利率,因为人们购买寿险产品或选择储蓄大多基于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名义利率与保单预定利率的比较,因此选取名义利率,用x3表示,更能反映消费者对寿险需求的真实情况。

陕西范文篇2

如:汉字的自然数字写法有多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这两种在一般行文中常用。前一种字简，但易涂改，后一种字繁，作为记账则很不方便快捷。商人们创造了第三种写法:表示数量的写法:表示时间的写法:上部为表示月份数字，左下为表示日子数字，右下为一个月字的符号。这种记账书写方法，使涂改数字和时间都变得十分困难。这既体现了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伤和气，又体现了在信用基础上的商家自我保护意识。

二、“典当”学问

当铺最早现于隋代，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已画有当铺。陕西许多地方由于市镇经济繁荣，当铺也非常多。各个当铺内组织严密，职责分明，有学徒、管包、写票、柜台和经理等不同岗位。人员岗位相对固定，一般不轻易变动。经理、管包、柜台、写票是最重要的岗位，称为“四看柱”。一般由掌柜的亲信担任。小当铺配员工3———4人，大当铺一般十几人。典当物分为金银珠宝首饰、衣服、布匹，各种金属器具，木材、傢俱、器皿等一应有价值，能保存的东西都可入当。当价一般为五折，面议成交后付给当票。当期分为三年、一年、五个月、三个月等。期满凭当票赎回，利息一般为月息2分，若昨日当，今日赎，按1月计息。若1月零1天赎，则按2个月计息，俗称“上利”。期满后过期不赎者，视为“失当”、“死当”，典当物归当铺所有。由当铺转买称为“划当”，价格比当价高1倍。当事人当票丢失，可办理挂失手续，称为“揭票”，但须请担保人，并付给当铺相当当票面值20%的手续费，一半给保人，一半给经办人。典当物期满前第五日称为“巧日”，这天典当人持票前来赎物的话，这一天的利息归柜台先生所得。当铺内管理制度很严。学徒不满三年不准回家探亲，铺内人员不准回家住宿，亦不准喝酒，钥匙专人管理，每月结账一次，以收档业务总额的10%作为工资按职务等级分发给全体员工，这叫“串连”。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在各县设立了分支机构，向农民和商人开展贷款业务。由于农行和信用社利息比当铺低，并且无须实物抵押，手续方便，农民和商人乐于向银行贷款，于是当铺业务迅速萎缩。民国三十年(1940)后，市场不稳，物价一日三涨，当铺生意普遍亏损，先后停业。当铺内的设置完全不同于一般商铺。古代当铺门前设栅栏，如同衙门监狱。大门门楣低，进当铺先要低头，以示低人一等。柜台一人多高，典当人要双手举着典当物仰视柜台，望着柜台先生的下巴才能搭上话。这就是民间把求人办事叫做“望人下巴”的来历。柜台先生对典当人居高临下，议价收物。这种设置让典当人倍感压抑和凄凉。既要承受经济利益上的损害，又要承受人格尊严上的损害，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的交易活动。当了贵重物品，无力赎回的，往往十分后悔。“上当”一词便由此而来。

三、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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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田新玲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一直未能走到全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结构调整缓慢，政策法规不完善。长期以来，陕西一些国有文化企业效益低下，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严重。近几年陕西相继出台了许多鼓励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欠缺，而市场需求变化快，产业经济发展应有的条件难以使文化产业按自身的规律发展，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融资投资较难也是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陕西省文化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资金投入较大、资金回报周期长、价值评估难于确定，文化产业项目难以取得银行贷款，融资难问题始终是制约陕西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难点［3］。在投资准入方面，对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某些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障碍，致使国有和非公有文化企业事实上处于一种二元结构的分离状态，难以融为一体。各类文化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改制融资、进行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方面还存在着种种限制。不过，制约陕西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陕西较低的产业能力和保守的消费观念。毕竟内陆的经济发展要比东部逊色，陕西文化经济除了西影、曲江新区等几个知名的集团和基地外，还没形成完善的产业链;而且，陕西文化消费差距较大，消费呈现出信息获取渠道不平衡、文化产品消费形态较为单一、衍生产品消费关联度不高等特点。文化群体的不健全、市场的不成熟，严重影响了陕西文化产业的投资者、管理者及政府部门的视野和决策力度［4］。鉴于目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十二五”期间应该采取哪些主要措施呢?

提高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其他产业的能力，推进产业融合进程文化创意位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上端，它不仅为价值链下端提供原创文化和理念，而且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文化附加值，从而改变我国制造产品普遍缺乏品牌、创意的低端特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陕西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榆林和延安两市组成的部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然而，随着开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陕北能源化工基地资源匮乏日渐凸显:水资源短缺、地表塌陷、水源污染、植被破坏以及能源资源浪费、开发收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只有从黑色转向绿色，陕西的能源化工产业才会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而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可在塑造陕北能源化工的绿色形象、品牌营销与建设等方面促进陕西石化工业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取得突破。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明显加大了发展服务业的力度，包括对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支持，具体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等。那么，对于陕西来讲，应该借助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机会，让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文化产业也是融合了网络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西安曲江新区已经形成文化产业核心区和辐射区六大板块，包括曲江文化景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城墙景区、临潼休闲度假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跨区域融合发展大格局已经形成，只是在融合深度、广度方面有待增强，比如:曲江八大文化产业包括文化旅游产业、影视投资产业、文化演艺产业、出版传媒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国际会展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体育休闲产业，应该在文化产业内部增强互动程度。而在文化产业外部，陕西也应强化引导，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实现产业文化化。从结构上看，产业融合的过程是由纵向产业结构向横向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产业融合是一个多维空间的概念，它包括了技术、产品、企业组织及市场等多个维度。技术与制度的不断创新，使不同产业和行业相互渗透，逐步融合为一体，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期间有的产业逐渐消失，有的产生新型综合的融合性产业和行业［5］。“十二五”期间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向其他产业的辐射能力、融合能力，推进产业融合进程，是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

与现代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接轨，既能把国外文化“引进来”，又能使陕西文化“走出去”曲江新区把发展目标定为“建成世界级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华夏文明的重要展示基地、生态科技示范城区和西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新区”。可以申请开办“迪斯尼乐园”等现代化国际级别的主题公园，将国际元素融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中。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国际现代化相结合。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旅游资源，是专门为旅游者、休闲者所设计的文化娱乐、购物、休闲场所，所具备的功能呈多元化和综合性，而国际性的主题公园在文化的兼容性和功能的多样性上则有更高的要求。陕西具有引进国际性主题公园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优势，完全可以进行考察并提出完备的申请建立的要求，一旦申办成功，将大增陕西文化旅游业的现代色彩。要把陕西文化推广到世界中去，应充分认识西方市场。海内外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但中西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有着共通共融的方面，关键是看我们的传媒人如何找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当代新载体来弘扬陕西文化，如网络、直播卫星、影视等新的文化推广工具;可以通过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可以分析西方受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输出文化数字产品，比如大唐长安的文学故事等。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资源尽管丰厚无比，却没能够像希腊神话、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在于挑选版权输出题材时没有找准对接口。陕西西安作为大唐长安的历史名城享誉世界，可鉴于此向国际输出历史文化产品，发展外向型文化经济。

提升城市传媒整合能力，促进市民消费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往往是集团化的现代传媒。提升城市传媒的整合能力，是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策略。从传播内容产品的开发来看，固化的、适合地方营销和作为文化遗产来开发的文化产品或服务为第一代文化产业产品开发模式，比如旅游观光业、体育盛会、嘉年华等偏重于城市物质环境的项目就属于第一代传统文化产业，其特点是不可移动。而第二代文化产业的特点是生产开发可移动和易传播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如在全球范围出口销售的视听产品、多媒体产品以及文化设计类的艺术产品，这类文化产业属于以创意为中心的现代文化产业。城市是文化创意的中心，应当发挥其整合各种资源、实现集体创意的能力。当今时代，传播科技高度发达，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传媒产业与文化产业因而具有了完全超出传统含义的关联性，两者融合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向度。传媒产业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城市传媒集团是城市文化产业的主力军。早在2001年，陕西省成功剥离原分属省、市、县三级的广电网络，组建了全国首家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将陕西省传媒业纳入到了一个正规的发展渠道，展现出了强劲的发挥势头，然而报业整合能力较差，尤其在各地市甚至没有商业报纸。在华商报业集团的示范下，陕西应该建立包括各地市县级的大型集团，以便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到整合作用。在文化产品的流通中，市民消费是拉动文化产业的驱动力，除了运用传媒进行消费宣传与引导外，要注重有意识地培养当代消费者。再就是出台一系列拉动消费的政策，比如减少市民工作时间，让市民多一些时间进行消费;提高市民工资;完善一些文化公共服务设施，营造消费舆论环境等。只有提升市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文化产业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发挥陕西教育优势、提高陕西高校科研产业化水平、建构“高校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举措，都是“十二五”期间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注重的。总之，陕西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向文化强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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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消费服务模式引领消费的新趋势

(一)网络消费逐渐成长为主流消费模式。2019年前三季度，陕西限额以上企业（单位）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5.5%左右，较2017年、2018年分别提高1.7和0.7个百分点。前三个季度分别增长14.9%、18.2%和20.1%，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0.4、高0.4和高3.3个百分点，是陕西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2倍多。2019年天猫双11成交额统计排名中，陕西全天交易额为56.8亿元，购买力居全国第17位。其中，西安市民网购消费额达到34.7亿元，占全省总交易额的六成以上。从跨境网购消费看，陕西省榆林市跻身2019年亚马逊海外购销量增速排行前十大城市。可见，陕西的网络消费购买实力还是相当强的。(二)体验式消费服务提升消费者参与感。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购物，而是趋于追求就餐、娱乐、阅读、健身、儿童教育培训、购物等一站式体验型消费。西安小寨赛格、渭南信达广场、榆林榆星广场、汉中万邦时代广场等综合性购物商场正是通过丰富多样的体验获得较高的人气。仅2019年，西安就新开了四海唐人街等20余家综合购物中心……(三)“双线”互动融合购物模式成新潮。实体电器销售商、知名品牌厂商、大型商场超市的电商销售服务平台、移动端手机APP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为消费者及时推送促销信息、进行在线产品销售、提供相关服务，再有自身实体店资源优势“加持”，“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购物模式大大提升了消费的便利度和融入感。(四)夜间消费兴起，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夜宿书店”、“夜趣海洋馆”、“夜游博物馆”等趣味横生的夜间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的眼球，夜间教育培训为“上学族”、“上班族”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大餐”……夜间消费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元化、更具品位的选择，当仁不让成为消费的新蓝海。旅游已经是代表时尚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目前，陕西省5A级旅游景区已增至9家，全省4A级以上景区游客聚集区实现WIFI全覆盖。2018年陕西建设旅游集散中心20个、自驾车营地30个，为自驾游、自助旅游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同时有效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多种消费。

二、释放新型消费潜力的SWOT因素分析

(一)优势：出台支持扩大消费政策，产品质量明显升级。首先，2019年，国家先后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等政策，重点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升级信息消费、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拓宽假日消费空间等消费领域发展给予支持，对于释放新型消费潜力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其次，2019年上半年，陕西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产品总体合格率为95%，较2018年提高2.4个百分点，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持续性地促进陕西居民扩大消费。(二)劣势：居民收入基数低，新型消费品及服务迭代滞缓。首先，2019年前三季度，陕西居民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可见陕西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不弱，关键是收入水平相对低影响消费规模的有效扩大，而且收入偏低时购买食物以外产品的消费比重也相对较低（恩格尔系数），对扩大新型消费形成制约。其次，高端数码、奢侈品、保健品等高科技含量的陕西名牌产品，以及教育培训、健康、体育等知名的陕西本土服务品牌较少，较难满足居民的新型消费需求。(三)机会：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水平提升。首先，陕西人均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超过1万美元，基本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将逐渐上升。同时，居民对教育、健康、心理满足感等方面的需求将更大幅度的提升，会倒逼新型消费供给扩大，补消费领域供给之短板。其次，陕西省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8.13%，预计2025年达到65%左右。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相对高，消费能力相对强，消费观念相对新，消费方式更容易革新，因此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推动新型消费的扩大。(四)威胁：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压力大，人口渐趋老龄化。首先，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皆是刚性需求，且支出金额较大，必然会对占比较大的工薪阶层群体的新型消费形成挤占效应。其次，陕西“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当严峻。2018年，陕西60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17.5%，比2017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11.4%，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老年人储蓄意愿较高，更倾向于基本生活消费，接受新技术和学会操作新设备的能力逐渐衰退。

三、扩大消费基础上提升新型消费的建议

(一)加快供给侧改革，积极培育本地品牌，扩大新型消费。以西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先导，充分挖掘西安良好的商业发展基础及优质文化旅游资源,积极与国内外知名品牌接轨，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实施消费品精品培育工程，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开创新需求，辐射带动全省消费升级。(二)提升收入和社保待遇，优化消费环境，夯实消费基础。一是调动重点群体增收积极性，保障居民工资性收入预期，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切实提升居民收入；二是持续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待遇，健全规范商业保障服务体系；三是改善消费环境，规范实体店铺和网络商铺消费秩序，长期坚持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为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晓波.经济新方位下新型消费趋势的形成机理及其对供给侧改革的借鉴[J].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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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具有扶贫的重要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起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林乘东(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严万跃(2006年)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厦门大学杨能良教授(2002年)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贫困是制约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国的“战胜贫困计划”(1964)、墨西哥的“机会工程”(1997)到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2］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进行。

二、陕西贫困现状及特点

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有43个部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

(一)陕西经济贫困的特点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调查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陕西省贫困人口为35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0%，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贫困带，人均年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558万。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陕西山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突出表现为:连片特困，山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落后，贫困程度深。以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为代表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地理上分隔着我国南北方气候，山区容易因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自然灾害;由于秦巴山区地跨南北方，生态环境独特，自然禀赋较低，不利于高品质的农作物大量产出;由于大山阻隔，造成交通与信息沟通阻隔，较少享有诸如文化、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扶贫成果，造成山区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

(二)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陕西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这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打工致残导致家庭越发贫困，留守儿童和老人现象普遍，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和辛酸。其中，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位于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岚皋县，适龄儿童要上学，需要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因路途遥远，需要在镇上租房，而房租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承担的支出，迫使许多孩子很小就辍学。辍学的未成年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多选择去城市打工，放弃受教育机会出外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来源，然而由于缺少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获取微薄的薪水，仅从眼下来看是能养活自己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经济上的匮乏是导致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教育贫困则会使经济贫困代际相传，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逃离贫困的宿命，教育贫困是产生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三、推进陕西精准扶贫的教育供给侧改革策略

推进陕西精准扶贫，亟待着手改革当前的教育供给结构，注重教育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

(一)提高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

现代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经营性活动都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便于掌握相关生产和经营技能。掌握文化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才能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其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重点在于提供生计教育和技能教育。目前我国实施的学校教育，难免存在重应试教育、轻技能培养的弱点，总体上不利于实现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教育终极目标。以消除贫困、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产品或服务应包括经营管理技能为主的技能教育、消费方式改造为主的生计教育，实践证明，生活在陕西贫困地区的劳动人民得到了生计和技能的教育，就会自觉地提高谋生意识和技能，主动寻求脱贫机会，而不是一味地等靠要。在进行技能教育同时灌输生活观念改造:一是劳动观念的更新;二是生活方式观念更新;三是消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念的更新;四是消除安分守己意识，树立竞争观念。这些观念的更新对陕西贫困人口提高综合素质极其有用。

(二)优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

广义上说，与教育相关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教育资源，包括学校房屋校舍、黑板、多媒体课堂、运动器材设施、师资水平、生源多少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各学校或各类教育之间进行分配，力图使投入的教育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充分有效地被利用。陕西贫困地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首先需要实现优质教师资源补偿机制。陕西作为教育大省，以优秀教师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贫困地区和山区的教师数量少，教师质量相对较低。尽管通过征募志愿者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只限于小规模实施，对于优化师资资源，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最好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贫困地区教师编制并保障教师薪资福利待遇，规范管理，让当地优秀的教师不为生计所困，甘愿留在贫困地区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指令与自主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优秀教师资源在山区与城区、学校与学校之间流动，从政策层面实现师资流动的长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知识优化和信息传递，促进教育资源动态平衡。在引入优秀教师资源的同时，还应尽力优化落后农村地区已有的教师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应拓宽渠道，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结构，更新知识体系，提高专业素养，增强教学能力。其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实施教育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保障贫困地区适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优化教育供给结构是为了带动并满足教育需求。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平等地获取接受教育公共服务的机会。所以，对经济困难、确实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家庭，政府应给予一定数额的教育补助和家庭生活补助金，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没有思想负担和后顾之忧地上学。补助的形式可以借鉴美国的“教育券”方式划拨经费，专款专用，避免中间环节。政府在统筹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时，鼓励并表彰社会办学捐助，最大范围地募集教学资金。此外，设立流动农民工子女专项教育补助经费，不要让一个孩子因政策补助疏漏而失学。

(三)建设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文化

贫困山区由于学生居住地分散，通常会选择就读寄宿制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北京歌路营教育公益机构成立课题组，实地走访了西部地区的寄宿制学校，重点对四、五年级的农村寄宿生，他们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从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校园人际关系和学业发展四个维度调查寄宿制在校生的成长发展，以便探索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综合素质的路径。课题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寄宿生在身体健康方面与城市学生相差无几，然而在心理方面，65．7%的被调查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抑郁的很大原因是在校园被欺凌，48．2%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在校园被欺负过。此外，有27．5%的学生看到同学被“严重欺负”，校园欺凌现象有损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碍校园人际关系发展。被欺负的学生睡眠质量差，严重影响其学业发展。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存在校园欺凌现象，欠缺有益学生身心的教育文化活动，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这无疑是贫困地区教育供给的一块短板。改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有效措施是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体育教育、道德教育，以此丰富校园生活，改善寄宿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四)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

我国的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强调的就是精准，重点是教育资助精准到户，精准到人。通过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贫困家庭建档立卡的方法，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建档的贫困家庭除享受国家教育资助外，地方政府再给予分批分次的扶贫助学补助金，逐步分类推行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减免学杂费政策。此外，鉴于山区贫困家庭有因病致贫返贫、因学返贫的因素，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因支付高昂的学费而使全家陷入经济困顿，对他们应实施在校大学生资助政策，完善教育精准资助，通过发放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实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补助全覆盖。通过教育精准帮扶，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建立教育供给侧改革长效机制，鼓励和引导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和服务，使教育扶贫得以传承。

四、结语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探索符合陕西实际的教育精准扶贫机制的路径，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贯彻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的方针，使我国的扶贫事业呈现出教育专项计划扶贫与惠农政策扶贫、社会各界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的“精准扶贫”新局面。

作者:李晶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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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范文篇6

编者按：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特色，中国的皮影艺术也体现了这种地域间的文化差异。本栏目连续两期分别介绍了山西孝义和陕西地区的皮影艺术，展现了两地区皮影独特的地域魅力和文化内涵，希望读者读后能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皮影艺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皮影艺术，是发祥于我国的古老而独具魅力的民间美术之一，从皮影造型风格上看，大致分北方、西部、中南部三大艺术流派。陕西皮影是西部皮影艺术的主要代表，生活在八百里秦川上的陕西人，在这片丰沃的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美术和民俗，皮影艺术便是开在其中的一朵奇葩。一、陕西皮影艺术特征皮影，是对影戏和皮影制品（包括人物、场面道具景物）的通用称谓，皮影制品有人物（头茬、身段）、马靠、神仙朵子、景片（彩帘子、室内外布景、车辇仪仗、飞禽走兽）等几大类。陕西影戏又称“牛皮娃娃影”或“拍板皮影”，旧时称“隔帘说书”，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全省。皮影既是演出时的道具，又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赏艺术品，陕西皮影尤以华县、华阴一带的皮影最佳，形体小巧、雕刻精细。1、取材牛皮，雕镂繁密精美陕西皮影是用优质的牛皮（以4至6年的小母牛皮为最佳）雕刻成型。经处理过的牛皮为半透明的亚麻黄色，具有柔和的光泽和自然的肌理效果等自然形态特征，体现出天然的生命力和本真的亲和力，造就了陕西牛皮影子的独特审美意味和艺术个性。陕西皮影在全国几大流派中，以雕镂精细，图案繁复且装饰性强而见长。尤其在清末民初时，陕西皮影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民间艺人创造了大量精雕细刻的皮影，其繁密的彩帘子、神仙朵子和细致入微的影人脸谱以及程式化的装饰纹样是我国皮影雕刻中空前绝后的艺术精品。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艺高人胆大的陕西皮影艺人，运用独创的推皮走刀法，控制手劲推皮依线运转而雕镂，体现出高超精湛的手工艺。刻线主要有实线、虚线之分。实线去皮留线，造成镂空效果，虚线去线留皮，造成实体效果，这虚实对比的雕镂形式是皮影造型的主要手法。深植于民间哲学意识中的阴阳互补、虚实相生、互相转换、生生不息的阴阳太极宇宙观，在陕西皮影的雕镂中得以完美的运用发展。如皮影人头茬中生、旦角的镂空白脸，突出了眉眼五官的个性特征；净角的实体花脸，便于色彩渲染脸谱；丑角的半镂空半实体脸，突出“白豆腐块”，这几种风格迥然相异的脸谱在影窗的光影摇曳中相得益彰。陕西皮影在简练的外形轮廓之中，运用适形的手法雕镂了大量的图案及纹样，其中繁与简的对比，点线面的穿插关系均完美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图1可谓乍看眼花缭乱，再观精美绝伦。2、寓意五色，施彩强烈鲜明陕西皮影的用色，以红绿为主色调，黑色调和，隔色平涂逐层烘染。加上牛皮的黄色、镂空处在影窗上呈现的白色，共有五色呈现。是民间传统五行五色观的包罗万象、简化归类的体现运用。皮影人物角色的忠、勇、狡、奸等个性特征，分别以红、黑、黄、白色比德表现。皮影艺人从陕西社火脸谱、地方戏剧脸谱吸收借鉴了色彩的搭配程式，尤以净角的花脸呈现的特征最为明显，不同色块组合的隔色渲染细致描绘，配合变化有致的镂空线条，形成角色各异的脸谱程式，图3是陕西皮影中的最为吸引观众眼球的部分。施彩上非红即绿的大众审美意识，反映出陕西人民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特征。红绿黑色的对比运用在繁复的景片中的庙宇楼阁、树木山石上，与影人的色彩相呼应，使影窗上的整体色彩效果和谐一致，色调温暖鲜明而沉稳。神仙朵子中的天官、仙姑（图10）、童子、等神话形象及想像创造出的奇灵异兽，赋色主观、夸张浪漫、幻想奇特，常见的有红绿相映的祥云、火狮子（图2）、大绿色的麒麟、大红色的飞龙等。皮影艺人及尽想像之能事，创作构思不拘一格。[1][2][3][][]陕西皮影整体色调艳丽而不浮夸，对比鲜明又协调统一，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把传统民间美术中的意蕴表现的绚烂至极。3、理想造型，人物善恶分明各地皮影人物造型均遵循“五分头，七分相”的共性特征，即正侧面的头部与半侧面的身子接合，是民间求全面面观的体现。陕西皮影人物最为显著的造型特征是无论生、旦、净、丑均是高额头的理想造型，称为“岩颅”。人物前额饱满圆滑突出，神气十足。自古以来，“前庭饱满”被普遍认为是聪慧、自信的特征，在陕西皮影中得以夸张强化。在陕西民间剪纸、凤翔泥塑、年画人物造型中也可找到相似的特征。自宋代以来，各地皮影脸谱造型均体现着“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1）的褒善贬恶鲜明特征。陕西皮影艺人极其重视面部表情的刻画，对面部的个性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推敲把握。陕西华县流传的皮影谚语中有“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上”（2）的描述，女性为“弯弯眉，线线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的温柔秀美程式造型。面部的造型口决有“眉眼平，属忠诚，圆眼睛，性必凶，线线眼，性情柔，豹子眼，性情暴”的造型规定，符合民间大众在生活观察中总结出的人物面相规律。具体人物脸谱特征与地方传统戏脸谱相结合，创造出净脸人物如张飞的豹头圆眼张牙咧嘴（图6），关羽的蚕眉凤眼合嘴长须等典型形象（图11）。为了衬托人物性格，奸诈脸谱多刻画为粗细变化的结构线条，尤如蜿蜒的蛇形（图7）。残暴脸谱多刻画为倒立的锯齿状毛发胡须，粗条状横肌纹。丑角脸谱为低额鼠目、张嘴嬉笑状等（图4），民间艺人通过夸张、概括的造型手法，突出强调了人物善恶美丑个性特征，达到一目了然的艺术效果。4、寓情入皮，操纵技艺高超皮影通过操纵人在幕后的技巧表演，配合各式的地方唱腔，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陕西皮影艺人的操纵技巧有“净角要撑，旦角要松，生角要弓，武角取当中”“青衣两手夹，闺门目不瞧，武旦风摇柳，梅旦手描腰”“提抢甩袖亮靴底儿，吹胡耍翎帽翅儿”，（3）这些程式化的操纵技巧，体现了假中求真，以少胜多的意象形态把握原则。影人侧面造型的特征，便于艺人对大动势的把握，抓住情节冲突，强化表演功能。陕西华县的碗碗腔皮影，唱腔婉转悠扬，拖音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堪称原生态艺术中的经典。其分别以欢快、悲伤、平缓的不同情绪唱音配合影人入情入理的动态设计，再加上民间艺人幕后喷烟、烧酒松香、晃动灯光等虚拟特技手法烘托气氛，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二、陕西皮影民俗文化特征民间皮影艺术历史文化悠久，内涵丰富，是我国极其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娱乐的艺术形态。陕西是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皮影艺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传承，与民间习俗相互承载着地方传统和民俗文化。1、陕西皮影的起源及形成关于我国皮影的起源地，早有始于唐代西安之说，齐如山在《故都百戏图考》中便提出：“按此戏当然始于陕西，因西安建都数百年，玄宗又极爱提倡美术，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4）关于皮影戏的最早记载于宋代，从北宋的“素纸雕镞”（5）发展到南宋的“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6）记载了宋代影戏达到繁荣。北宋末年，避靖康之乱的中原影戏艺人西出潼关，流入陕西地区，几经时代变迁，中原影戏与当地生活习俗、乡音俚曲、伦理道德相融合，逐渐形成以华县、华阴等地皮影为中心的陕西皮影艺术。2、陕西皮影戏习俗及民俗文化中外古人早期均有把人影当作灵魂的观念，被历代巫术所用，使之形成民间“弄影还魂”之术。舞动的影像便是与想像中的神灵沟通，达到意愿传达的载体。陕西皮影与众多的民间习俗活动相关联，在旧日广大农村地区，皮影戏非常流行，人们在祈雨、祈晴、谢土神、庙会、寺院“开光”及个人求子、求仙药等民间习俗活动后均有酬神还愿的影戏演出，称为“报神”，在影戏中，出现大量的天上、人间、地下的各路神仙朵子，“天官大帝”、“招财童子”、“福禄寿三星”，和寓意吉祥的“和合二仙”、“五子夺魁”景片、彩帘子用于祈祷、许愿。影戏的唱词则代替人们向神灵祈求吉祥平安。此外，在欢庆丰收、嫁娶生子之类的喜事，及为逝者超度亡灵的丧事时都有皮影戏上演，人们图热闹，寄哀思。由于皮影被民间大众赋予了神性，故陕西皮影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定，如男女影人不能对脸存放以免乱了阴阳，皮影的翻动要用签杆不可用手等习俗、习惯。[][][1][2][3][][]在陕西皮影造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传统吉祥图案，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观念。如在武将的甲靠中运用最多的“万字纹”（图8）寓意绵长不断，富贵不到头。皮影景片中出现的“古钱纹”（图5）为富寿双全之意，“盘长纹”（图9）又被陕西人称之为“蛇盘九颗星”为四环贯彻，一切通明之意。另外众多取谐音讨口彩的复合图案，如梅花和喜鹊为“喜上眉梢”，石头和雄鸡为“市上大吉”鹿和鹤为“六合同春等，均体现了民间美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造型传统。与陕西皮影艺术相互依存的民俗文化，符合民间大众向往美好幸福的主观愿望，在皮影造型意识中更是沉淀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皮影从形式到内容上多褒善贬恶，蕴涵了人们希望战胜自然的力量。历代变迁，陕西皮影艺术已成为研究民间伦理道德、民间信仰及社会关系的百科全书。三、陕西皮影的艺术价值1、陕西皮影艺术是以中原影戏为源、长期流传于民间、经历展而形成，以华县、华阴一带皮影为主向各方向传播，影响了晋南、甘肃、川北、青海等地的皮影艺术。陕西皮影在民间皮影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2、陕西皮影是民间美术中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地方戏曲、民间剪纸、民间年画艺术的造型特征，以其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大量形态优美、雕刻精细、极具形式美感的影人和景片以及具有丰富想像力的神仙朵子，其造型中巧妙地运用民间传统吉祥图案，既丰富和充实了皮影的造型，又迎合了民间大众的集体审美意识，具有黄河流域母体文化的艺术特征及内涵。3、陕西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乾县阿宫腔、富平县弦板腔均以极高的艺术造诣及原生态文化特征列为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项目》中，陕西皮影作为民间美术造型的经典在民间艺术品市场呈升值趋势，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保护陕西皮影艺术，对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注释：（1）、（5）、（6）吴自牧（南宋）：《梦梁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4）齐如山：《影戏——故都百戏之四》，载《大公报·剧坛》，1935年8月7日12版。（2）、（3）《华县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陕西卷）[][][1][2][3]

陕西范文篇7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旅游；乡村旅游；旅游资源开发

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报告中指出，坚持农业乡村优先发展，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政策，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继“建设美丽乡村”后，党对乡村建设提出的重要理念。在此之前，针对乡村建设，党和国家已经提出了大量的针对性建设意见，以此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1-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寻找具有可持续增长、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发展、促进城乡协同性、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产业作为突破口。经过多次分析，选择乡村旅游作为发展乡村经济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意义[4-5]。但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不断加剧，传统的乡村旅游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6]，因此需要开发更加小众且具有特色性的旅游产品。为此提出以陕西酒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融入当地特色与文化内涵，提升当地酒文化乡村旅游竞争力。帮助当地酿酒企业进行产业延伸，赋予酒类商品的高端附加值。在开发当地酒文化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形成当地特有的旅游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以此实现陕西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

1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1.1我国酒文化旅游发展现状。通过文献研究可知，目前国外酒文化旅游的发展与研究较为成熟，葡萄酒旅游的开展各方面都有所涉及[7-8]。但对于葡萄酒文化旅游的概念，在业内并没有得到统一的观点。综合大量文献研究结果发现，国外的酒文化旅游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阶段较早，国外学者对于酒文化旅游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各有侧重。对于酒文化旅游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酒文化旅游市场影响、区域合作、开发优化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研究方法多以描述性为主，部分文献也会构建相应的模型。伴随着酒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其研究领域也逐步由市场经济效益转向社会文化效益。我国关于酒文化旅游的研究相对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国内酒文化旅游的兴起，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目前，酒文化与旅游业的研究主要包含酒文化发展历史、资源特征、功能内涵以及概念方法等等[9]。我国是传统酿酒业的起源地区，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喝酒是各地人们的传统生活习俗。当地人们大都喜好饮酒，通过饮酒调节人际关系。在传统节庆更是无酒不欢，酒成为当地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酒文化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之一。将酒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当地酒类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旅游业强大的联动效用推动当地餐饮、交通、娱乐等多种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相关行业进步，有利于该地区市场的繁荣稳定。其次，酒文化乡村旅游有利于此地区的政企合作与资源共享。利用酒文化旅游吸引大量资本投入，进一步加强当地旅游市场的资源配置，提升旅游资源的利用率，调整旅游市场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该地区的酒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展酒文化旅游保护传统酒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此种方式可有效提升当地酒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使酒文化资源得到科学的开发与保护。同时还可为当地劳动者提供工作岗位，增加就业，促进相关产业发展。1.2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分析。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下，陕西酒企业正处于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大量的机遇与挑战。同时，随着酿酒企业的发展，其产量逐渐提升。2010—2014年间，陕西酿酒产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增长速度缓慢的阶段，增长量只有10.3万吨。2015年至今，陕西酿酒产业蓬勃发展，产量不断提升，可见酿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地酿酒行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对于酒文化旅游具有一定的推动力。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陕西酒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当地旅游多以自然环境旅游为主，文化旅游发展现状较差。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历史问题，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且具有当地特色的酒文化，因此对陕西酒文化旅游的热情较低[10-11]。与此同时，陕西酒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融合度较低。两种旅游活动交互能力不足，导致旅游产品开发方向混乱，对于当地的旅游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虽然，当前酒文化旅游被归类于文化旅游之中，但文化旅游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并没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可供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进行借鉴。现阶段，酒文化旅游尚处于发展阶段，且多种文化旅游对酒文化旅游的客流量造成严重的冲击。对酒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进行调研可知，红酒与啤酒的消费比例远高于白酒，这种情况决定了陕西酒文化旅游的受众较小，酒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2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困境

2.1旅游客源市场狭隘。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主要由几部分组成，按地域环境划分，此旅游客源主要由国内游客组成，且客源组成以中老年男性为主，其中也包含部分青年学生到此地学习酿酒技术。陕西酒文化在时尚、消费观念上与啤酒、葡萄酒旅游具有巨大的差异性，整体较为厚重，对于青年人市场吸引力较低。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人们更加喜好环境良好，气候适宜的旅游环境。由于陕西处于我国西北部，大部分东南沿海游客对其了解较少，且西北环境较为干燥，对于游客的吸引力较低。由于旅游吸引力较低，导致当地酒文化旅游发展不佳，造成旅游市场过于狭窄。2.2陕西酒文化价值利用率较低。根据研究结果可知，陕西酿酒业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其具有较多的表现方式。发展酒文化旅游可直接体现陕西酿酒文化的文化价值，例如陕西酿酒历史、酒的酿造技术、酒器的展示[12]。陕西酿酒技术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酒的酿造过程中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陕西当地的民风习俗与酿酒技术及文化息息相关，且与当地名人文化也具有很大的联系，但是目前酒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仅仅是对其表层价值进行了合理的利用。陕西酒文化价值内涵较为丰富，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挖掘，将酒文化的内在文化价值转化为旅游产品。目前，对于陕西酒文化的保护效果不佳，并不能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3旅游产品形式单一。由于陕西酒文化价值利用率较低，导致当地酒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种类较为单一，品种较少且零散。目前，大多停留在传统的博物馆展示、节庆展示以及旅游景区游览等方式。大部分的旅游产品多以静态的形式体现，且缺乏统一的开发理念与管理方式。通过研究可知，陕西酒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不足。当前酒文化旅游同质化，每个地区的酒文化旅游资源都较为相似，多以酒厂参观为主，缺乏特色。且此种参观模式缺乏互动性与体验性，在游客参观过其他地区的酒厂后，对陕西乡村酒厂的兴趣度就会随之下降。在陕西当地的酒文化旅游中，多数旅游产品都依附于美食旅游之上。开发出的旅游产品多为美食旅游关联产品，不具备独立性，缺乏自身的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较低。同时对其旅游路线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旅游路线设计缺乏整体性，无法更好地凸显出当地酒文化与乡村旅游的特色，且体验性较差。游客无法感知当地酒文化，品味当地酒品的味道，无法实现心理上的共鸣。

3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3.1培养核心消费群体。伴随着近年来酒文化乡村旅游的兴起，旅游者对酒文化的认识逐渐得到提升。与此同时，陕西酿酒行业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物流、仓储、工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能够较好地促进当地酒文化旅游的发展。同时，陕西地区民风淳朴，拥有众多的旅游资源，联合当地各乡镇的旅游资源开发新的旅游产品与路线，能够有效延长当地酿酒行业的产业链，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客流量。在整合当地资源的同时，应加强对当地酒文化的宣传力度，改变人们对于当地酒文化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大力宣传酒文化乡村旅游这一概念，使更多的旅游者了解当地酿酒技术的历史与文化，并进一步热爱当地产出的酒品，推动当地酒文化事业的发展。其次，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应与当地酿酒行业进行合作，通过媒体大力宣传酒文化乡村旅游的特色旅游资源以及取得相应的结果，让旅游者对酒文化旅游具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使酒文化乡村旅游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并不是仅仅通过广告宣传当地酒产品的特色。通过多种媒体宣传增加当地酿酒企业的销量与收入。同时，将企业收入划分为经济收入与文化收入两部分，带动消费转型。只有将酒文化消费观念在人群中普及，酒文化旅游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因此需要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培养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核心人群。3.2开发新型旅游产品。陕西酒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散，且乡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就是资源的分散性。由于当地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使得旅游资源分布较广不均匀，各旅游景点之间相对路程较远，景区之间关联度较差，阻碍了当地旅游的整体化发展。因此，应该采用相应的措施对当地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合理的酒文化旅游资源规划，提升旅游资源利用率，充分发挥当地酒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优势，从而实现统筹兼顾。目前，当地酒文化整体风格较为粗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细化处理[13]。陕西现有的酒文化乡村旅游具有散乱、规模较小的特征，通过宏观管理可对其进行统一规划。为实现酒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统一，采用西方的酒庄旅游作为蓝本，设定适用于陕西酒文化旅游模式的酒庄与主题酒店，开发新型的旅游产品，使目前的旅游方式由传统的观光式旅游逐步转向体验式旅游。更好地弘扬当地的酒文化与乡村文化，突出酒文化主题。在酒庄的设计中，可大量融合酿造技术展览、成品酒品尝以及酒品的酿造制取环节体验。使游客可在多种感知的共同影响下完成酒文化旅游过程。同时，可开设酒文化农家乐，进一步突出当地酒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旅游主题。农家乐的内部设施主要以当地酒文化历史作为主题，使用复古的装修将游客带入到传统乡村文化中；使用各种模型展示酿酒文化；使游客在入住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当地酒文化，在餐厅中准备当地酒品，以供游客享用。3.3酒文化乡村旅游路线优化。已知陕西当地旅游资源较为碎片化，按照功能可将其划分为游客接待区、商业区以及游览区[14-15]。此种旅游景区划分模式对于酒文化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对其进行优化。首先，对当地旅游资源具有充分的认识，使用恰当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对游客进行合理的引导与划分，在保证游客安全的情况下，提升旅游路线的体验感。注重旅游资源的保护，合理构建旅游设施。其次，构建旅游路线规划数据库，将旅游者的路线信息通过数据的形式采集汇总，充分分析旅行者的旅游偏好与消费偏好，为旅游者提供更加适合的旅游路线，发展更具有吸引力的酒文化乡村旅游产品，对游客进行针对性的旅游路线销售。在旅游路线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具有多样性，尽可能避免单一旅游路线的出现。根据不同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整合发展。对陕西当地酒文化乡村旅游资源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在一条旅游线路上融合多种旅游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互为依托的旅游开发目标，满足旅游者在不同角度的旅游需求，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路线。酒文化旅游路线的规划应着眼于“酒文化”这一核心，在多种旅游模式整合发展的过程中，确保多种方式具有合理的比重，不可喧宾夺主。

4结束语

本文以陕西作为样本，研究酒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的结合方式。提出了解决陕西乡村旅游现有问题的方式，但此研究仅仅从几方面对陕西酒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研究，相对不足，后续研究可以从扩展乡村旅游的研究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酒文化旅游与乡村旅游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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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范文篇8

关键词：清代；回族；农业经济；陕西

回族自元代“回回遍天下”到明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从事农业便成为这个民族的重要产业之一。学术界对于回族农业经济的研究较少关注，特别是对于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迄今为止仅有几篇论及元、明、清时期或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经济状况及其农业开发的文章。［1-3］这几篇文章都对清代回族的农业及其经济结构情况作了论述，但针对陕西回族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专论篇幅非常有限。本文试图就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及其结构方面的特点与形成原因予以初步探索，以期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清代陕西回族的形成及分布

清代陕西回族主要以元代驻陕西各地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者构成。蒙古人为了统一全国，在西征过程中先后征调了大量被征服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来参加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据记载，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随同蒙古军一起作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4］2508探马赤军在陕西主要屯戍京兆路、延安路。［5］时任监察御史的王恽说：“京兆路州郡所有营盘草地极广，旧为探马赤军牧马地面”。［6］《元史》亦记载：“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辽阳、河南、山东诸翼卫探马赤军争草地，讼者二百余起。”［4］3212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园1273年），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4］2356从事农业生产，以至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这是陕西回族的主源。

其次，陕西回族的另外一部分来源即自唐宋以来留居今陕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胡人。据《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宗教》卷四记载：“县西南滨沙一带昔年汉回杂处,汉遵孔教，回自安史后安插此处。千有余年，守其教不变，与汉不通婚姻”［7］5；该书同卷之风俗篇亦载“唐肃宗许回纥留沙苑”。［7］4另外《旧唐书•回纥传》亦云“回纥战兵，留在沙苑”［8］等，这些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些回民主要是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所滞留于同州（今大荔沙苑）的回回先民。另有唐宋以来聚居于长安等地的西域胡人，虽经唐末五代动乱，部分迁移，但仍有部分留居于今陕西关中等地，其中中亚昭武九姓胡不少，也构成陕西回族的来源之一。

陕西回族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陕西汉族。如前所述，元代军队中的色目人（回回军）以后随地入社，如同编民，与汉人杂处，多有娶汉族女子为妻。到了明代，统治者恐回回如此发展，势力强大不利于其统治，故利用政治手腕，采取强迫同化政策，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9］，以达到抑制其势力发展之目的。这样一来，回回与汉人通婚更为普遍，近代以来陕西流传的所谓“回爸爸，汉奶奶”的谚语即典型的反映了这种通婚的情况。以上几种民族成分在陕西这块共同的地域之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于明中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陕西“回夷”的记载，如明代瞿九思所撰的《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部分有《回夷列传》，记载其间有“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10］由此也不难看出在明万历年间陕西回族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广泛分布于陕西境内。以上各分布地区除庆阳、平凉现属甘肃省外，其余的均在今陕西省内。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并由此而形成了共同的饮食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素质。

关于陕西回族的分布情况，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政策，使得陕西回族的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口也有了增加，分布广泛。据前引《万历武功录•回夷列传》的记载以及关中东部地区，“自华（华山）以北，渡渭水，投清凉寺，一望漠漠黄沙，无寸草人烟，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11］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明代陕西回族的分布已较为广泛。

到了清代，陕西回族有了更大发展。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其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12］从此，历经80余年，到同治元年（1862）以前，陕西人口已达1200万人，［13］其中“民七回三”，分布在全省的七府五州，仅关中地区回民就有800多坊，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的20多个州县有七八十万到一百万人。［14］可是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经过战争的屠杀和战后的迁出，特别是左宗棠的残酷镇压，有的死于兵，有的死于疫，有的死于饥饿，有的被官家“安民”或流亡到外地，所剩已不到十分之一，只有数千人生活在西安城里。而在同治陕西回民起义前，回族人口的不断壮大对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

要搞清楚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情况，首先必须掌握农业经济的概念及其涵盖范围。众所周知，农业经济主要是指农业中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15］根据这一概念解析，清代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即是指清代陕西回族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这里的农业囊括农耕种植、畜牧养殖、饮食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

自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回族因而同汉族一样也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16］27-28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渭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回族农村星罗棋布。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将起义回民的土地以“叛产”的形式加以没收，招人耕种。据粗略地统计，西安、同州两府及邠、乾两州的“叛产”地约万顷以上，总计全陕“叛产”土地当在2万顷以上。［17］2由此亦可知，同治以前，陕西回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与中国封建社会从农业经济发展分离出商业经济的历史过程不同，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最初是从商业经济中分化出来的。［18］早在唐代，陕西回族先民中的商人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氛围中，开始购置土地，如唐天宝年间长安胡客“皆有妻子，买田宅”［19］，但这仅是定居农业生产的萌芽阶段。历经宋至元，有学者认为“回族自元代出现以来，即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20］当时元朝皇帝“时常把荒地交给回回耕种，以及免除屯戍的回回交纳税等，这种情况常见于历史记载，以西北的回回为最多”。［16］18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回族农业向前发展都有利。

如果说元代的农业政策为回族农业发展鉴定了基础的话，明代的回族农业则在此基础上平稳发展，直至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这个时期构成了陕西回族社会农业经济在地缘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回族社会政治地位下降，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元代那样的社会优势，一些回回商人便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加上数百年来回回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扩大了土地垦殖面积等因素，可以说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从地域上发展到东府十大县和泾、渭、洛三角地区，遂扩大为种植小麦、棉花、黄花菜、果树和药材等。由于回族农民的勤劳善耕，因而收成很好，在清代竟至形成了自己的小麦和棉花市场“新市”和“花市”。在陕南地区，由于地处水域，这里的回族大多从事种植水稻、果树以及木耳、柿饼等山货并以烧木炭为其副业。至于贫瘠的陕北，除了种植小麦、糜谷、马铃薯以外，畜牧业成为其主要副业。［21］

就当时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首先在农田水利方面，陕西回族就有一定贡献。如马长寿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纪录》序言中提到“在临潼县回回道，一位老乡引我们到回回道的高岗上，远指渭河以南，说明当年回民在某处种蓝靛，某处种麦子，某处引渠，某处凿井，一副劳动回民的田园就生动的摆到我们的面前了。”［17］15这种水浇田地的经营方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上迈进了一大步。其次在耕作技术上，陕西回族在开垦荒地的同时，利用水利建设创造的条件，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有清代“回回在渭、华一带使用的一种四轮车，便于在沙地行走，名为‘回回车’现在渭南、大荔一带还在使用”。［17］69“回回车”的使用使农产品的种类增加了，产量也普遍提高了。这些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回族人口“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及其农业分布的普遍性，回族农民能够将这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各个角落，回族的这些贡献是其他农业民族难以比拟的。

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开辟了许多新的、肥沃的田地。比如大荔沙苑的回民，随着定居农耕，人口繁衍，人多地少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凸现，所以回族对耕作一点不含糊。前述调查资料中，记述了大荔县南王阁村回族与北王阁村汉族农民之间一则趣事。北王阁村的汉人最初只知以粪肥田，不知以火灰肥田，常把火坑的灰卖给南王阁村的回民，从那里换到麦子，自以为得计，欺哄了回民，所以汉人当时有两句谚语传达此意：“三笼尘土三笼灰，就给回回要年麦。”［17］121回回得到火灰以后，庄稼日肥，农业日益发展，所以任凭汉人嘲笑，自己对于耕作的利弊却心里有数。因此，回民也有两句谚语回报汉人：“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17］129回民善农事的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即是其护沙工作做得很好。地处沙苑的回民所耕种的土地属于沙质地，沙地冬草日死［17］103，经营庄稼非常不易，但回族硬是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17］103由此小事，亦可见陕西回族精于耕作。

对清代回族来讲，在多种农业经济成分中，畜牧养殖业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与回族种植业相提并论。畜牧品种较多，主要有牛、羊、马、驴、骆驼等，但由于回族饮食习惯的特殊要求，使养牛羊更为普遍。又由于清政府保护耕牛的政策，加之养牛需要的成本大，所以养羊更超过养牛，在回族养殖业中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农村回民家庭都有这个行业。据《大荔县志•物产》记载：“大荔之冯翊有苦泉，羊饮之肥而肉美……沙苑所出有小耳大尾之羊，通志谓之茧耳羊，府志亦言茧耳羊出同州，大耳羊畜于此耳无不小，盖其地脉所产者然此亦理之不可解……此大荔之独绝者也”，“大荔之蒺藜自唐时已入贡，其蔓引长如刺蒺藜，而颈叶各异，紫花结荚长寸许，荚内实大如芝麻（本草纲目云大如羊肾）而色碧绿，此沙苑蒺藜子之殊于他处”。［22］22这正是所谓“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23］

但是，自清中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歧视和压迫回族的状况日甚一日，迫使回族农民多次掀起反清起义，但起义往往被残酷镇压，致使回族政治地位直线下降，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自然不能例外。尤其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后，陕甘总督左宗棠按照“回民近城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以及“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断者，以便安置”。［24］这样，原来世代聚居在陕西的回民所辛勤耕耘出来的大批良田，建造的住宅，经营的店铺，种植的树木等劳动成果，一时间均烟消云散了。起义失败后，大批陕西回民被迫迁居至偏僻贫瘠、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这些幸存下来的回民迁至新的聚居点后，为改变恶劣的生产条件、重新生存下去，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只能占有很少的贫瘠土地，只得到少量的籽种、农具，从事极其简单的农业生产，勉强维持生计，因此，从总体上讲，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的农业经济一落千丈，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

三、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特点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其农业经济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

首先，农业是陕西回族的生存基础和立身之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清代陕西回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比汉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差，但回族人民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总结经验，变贫瘠的“三边两梢地”为肥沃的田地，前面提到的“不怕你三笼尘土三笼灰，但看我田地里长的麦”以及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就是典型例子。另外，回族农民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和耕作效率，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田引水灌溉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克服了以前靠天吃饭的俗例，迈出了人类挑战自然的一步。总之，能想到的办法，人为可以实现的技术他们都尝试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其他种植业。清代陕西回族农民还根据他们地处土壤的品质，大力发展果蔬等园艺种植业。据《大荔县志•土地志》记载，陕西大荔、蒲城、富平、临潼和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属沙质土壤，“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其中多树果瓜佳于他产”，［22］18《秦疆治略•渭南县》亦记载“与大荔之沙苑接壤者具系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5］故而回族农民根据这一特点，采取“树而不田”方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其中尤以大荔县西瓜最为有名。总之，陕西回族和汉族一起开发农副产品，为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再次，善于搞多种经营。前面已提到，陕西回族多从事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皮毛加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结合）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据《清穆宗实录》记载，同治年间“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现闻陕省回匪猖獗，马匹甚多”。［26］陕甘回族商人经常“私贩马匹”，接洽捻军，引起清军注意。［27］除贩马外，回族人还善于贩牛、羊、驴、骡等牲畜。养殖业、牲畜贩运业成为回族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则牲畜养殖可以帮回族解决耕地问题；二则农闲时节贩卖牲畜或经营运输业可以为回族家庭带来微薄的经济收入。受《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的特殊性要求，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满足他们清真饮食需要，即屠宰业。受回族生活习俗的特殊要求，屠宰业也成为回族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其派生出牛羊肉饮食业和皮、毛加工业。如著名的牛羊肉泡馍、腊牛羊肉、羊肉肉丸糊辣汤等，至今仍然是当地回民独擅的大量经营的食品行业。至于皮毛加工，明清时期东府大荔的羌白镇、王阁村一带，便是关中回族皮毛业的生产和集散地，其商品大量远销外省。这些辅助性的经济活动也为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特色。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清代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的简略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自然社会的体系，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最佳选择。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在和汉族等民族杂居的大背景下，能积极融合于当时的大环境，并受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从事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经济，并且取得一定成就。当时就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而言，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比如在农田水利方面，发展了水浇地，采用了“休间”、“轮作”、“套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在运输工具方面，清代回族发明的“回回车”能一直延续至今，足以窥见其在当时使用时之先进性与超前性。陕西回民所拥有的土地，一般说来，比汉民所拥有的土地差，大多为渭河沿岸及沙苑一带的沙地。但是，回族人民硬是经过自己辛勤劳动，把沙田经营成“金粮”产区。另外，陕西回族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并结合回族先民的传统经营，同时从事于牛羊骡马的饲养和放牧等辅助性的农业经济活动，作为他们主导产业结构的有益补充，这些经济活动对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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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范文篇9

［关键词］丝绸之路;陕西省;旅游小镇

1引言

凭借着文化传播的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已经将文化遗产旅游模式逐渐深入实施。但是，由于陕西省文化遗产分布空间跨度较大，旅游小镇难以完成单独保护与开发，需要遵循创新驱动新发展模式，对旅游小镇的功能进行定位研究，应用小镇旅游业带动陕西省的经济发展。

2“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背景

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一带一路”上的各国打造“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因此，“一带一路”指的就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下陕西旅游经济的定位为，在新的发展机遇下，陕西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资源，确定旅游经济发展定位。陕西作为旅游发展大省，需要契合“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将旅游经济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突破口，统筹陕西城乡一体化旅游，打造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中心，彰显陕西华夏文明，让陕西能够成为旅游强省，中华文化旅游的经典之地，闻名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陕西旅游将会产生更多的新业态、新品牌，智慧旅游将被大力推进，以促进陕西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陕西旅游注重将历史文化全程化渗透，旅游景点实现生态全场化覆盖，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用户个性化的体验设计、旅游方面的基础设施特色化建设，进一步推动市场旅游产品品牌化推广，最终实现陕西旅游产业复合化拓展，为陕西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3陕西小镇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由于国民经济收入不断提升，当人们的物质需要被逐渐满足时，开始寻求精神文化上的追求，我国的旅游业在此背景下发展迅速，各个城市中的旅游小镇可以随处可见，并依然在不断扩大建设范围。但是城市小镇旅游总收入不断增长，旅游产业值逐年提升，并不代表已经完成了旅游发展任务与目标。陕西省凭借自身独特的民风与地域特色，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在乡村旅游模式中，旅游示范县内的村民年收入持续增长，游客的数量也在呈现不断上升的状态，促进了陕西旅游的品牌化发展。在小镇旅游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时下各个城市中似乎都已经开始发展“小镇旅游”模式，它们大多数由老街道、老的建筑群落改造而成，在进行翻新装修之后，形成了一条条的商业旅游街。此种旅游小镇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不断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组合，使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更为丰富。旅游小镇正在被人们快速消费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膨胀发展的阶段。小镇中的旅游纪念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并且缺乏一定的文化特色，由于一些商家从外引进大量雷同商品，令陕西小镇的旅游产品失去自身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对小镇整体的文化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1］当下现代化的旅游产业中，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质量要求日益提升。但是在小镇景区内交通状况仍然有待改善，并且部分景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还有一些小镇景点的文化氛围不足，景点的居住处不够“整洁”与“便利”。陕西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地域，其文物资源应当隶属于全国首位，旅游资源自然数不胜数。尽管陕西省拥有众多的可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在小镇旅游产业模式中，由于商家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旅游产品中普遍缺乏文化创意。再有，一些地方政府管理统筹不规范，导致旅游环境不符合标准要求，一部分具有文化底蕴的小镇被改造成了现代化购物广场，令历史文化资源无法发挥自身的价值。总之，结构单一的旅游产品与低层次的旅游模式，不利于小镇旅游的长期发展，所以对陕西旅游小镇的功能要进行准确定位。

4陕西旅游小镇在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功能定位分析

4.1开发小镇创意旅游产品。开发小镇创意旅游产品需要引进创新创意人才，来提升陕西小镇的审美需求与文化消费层次。对此，小镇旅游模式可以与当地各大高校联盟，来培养旅游产品创新创意人才。比如，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都对历史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启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创意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深刻挖掘陕西小镇中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研发出更具历史内涵的旅游产品。陕西省的各个县城具有独具魅力的自然风景与民俗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可以为小镇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将旅游产业与文化遗产以及创意产业结合，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利用当地的特色资源建设旅游产业链，充分挖掘当地具有特色与代表性的资源，创新创业旅游产品。例如，同样位于西北地区的宁夏银川镇北堡镇，以西夏文化与葡萄酒文化为核心展开建设特色旅游小镇，依地域优势种植“酿酒葡萄”，放大了附近贺兰山旅游的辐射效应，令镇北堡镇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有效传承了当地的酿酒文化。由此可见，陕西小镇也可效仿银川镇北堡镇的创意发展模式，令经济效益与文化产业一同发展。4.2打造文化旅游创新产品。在小镇产业的发展中，要注重与陕西当地文化资源的结合，精确地找到自身发展定位，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小镇当地的文化特色。在“一带一路”经济模式的发展背景下，陕西旅游小镇与当地文化结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必要在建设的过程中紧抓历史文化内涵，以此来创建旅游文化产品的主题。对于具有文化遗产遗迹的小镇，要不断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大力发展民俗文化类旅游产品，在小镇旅游产品中展现出来历史文化深厚性与连续性。在小镇文化街区的建设中，可以将古代战争故事与历史人物故事增添至“小镇文化”建设中，用诗词加以点缀，来增加历史文化的灵性。旅游小镇通过与当地文化特色产业相结合，能够令游客更加了解小镇的生活习俗与历史故事，深化了旅游产品的内涵，对于中外游客来讲，很好地宣扬了我国历史文化。［2］当下“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发展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所以陕西旅游小镇创新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也需紧随时展，利用“互联网+”模式进行智慧旅游建设，注重开发跨境电商创新旅游产品，不断扩大陕西旅游小镇的行业市场，打造品牌形象。4.3加强政府宣传与统筹力度。在旅游经济市场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小镇旅游产品的质量不仅是旅游企业的责任，也是政府统筹管辖范围内的责任。虽说提高小镇旅游产品的质量，关键在于提升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但是，政府作为小镇旅游经济活动的宏观组织者与管理者，需要对当地旅游市场秩序进行维护，促进小镇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对旅游产品的质量加强管理力度。在小镇旅游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统一宣传力度，不断开发小镇旅游市场。比如，以“丝绸之路”为品牌核心，在本城市进行“小镇旅游”宣传模式，并为小镇设计一系列宣传口号“丝路起源，中西枢纽”“唐人故里，丝路源泉”，并根据市场实际需求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产品。［3］运用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不断开发和建设新、奇、特、险、乐为特点的旅游产品，如开通“长安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和“精彩游丝路”等专题旅游线，并同时加强沿线区域的产品配置、交通体系改善和产业优化升级等，实现产品系列营销一体化，产品形象一致化。4.4合理设定小镇旅游发展目标。陕西省可以建立丝绸之路陕西段文化遗产旅游合作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建立的目的一方面打破各自为战的分离局面，统一协调规划该区域的旅游合作;另一方面整合资源，对于离西安较远的彬县大佛塔石窟和张骞墓，完善交通建设，建设互补性的旅游产品，突出区域特色，明确整体形象，形成各区域旅游的互补发展。通过管委会协调，使旅游合作突破政策瓶颈，为旅游者提供方便安全的旅行保障和标准化服务。旅游合作应该注重政府先行，坚持包容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稳定的沟通联络机制，增加人员往来;组织和搭建合作平台，鼓励共同开拓扩内、国外市场。丝绸之路陕西段已经申遗或准备申遗的相关政府应该加快建立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真正做到丝绸之路陕西段旅游的无障碍化。［4］设置合理的旅游小镇发展目标，可以适当发展“第二产业”，比如，以小镇特有文化底蕴建设“西部影视城”，开展手工艺品创意产业园，吸引游客参与剪纸、绘画以及工艺品制作等活动，设定多样化小镇旅游发展目标。4.5完善小镇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对于陕西旅游小镇中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筹集改造资金，对陈旧的基础设施进行集中统一改造，并对小镇内的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对小镇旅游区内的环境进行全面改善。当地的旅游企业需要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在不破坏当地文化遗址的基础上令旅游业与商贸服务业相结合，强化小镇旅游的服务承载功能，进一步提升小镇景区的城镇化水平。在完善小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还可以打造影视文化中心以及休闲度假区，建设起“陕西小镇”文化旅游品牌，令小镇文化旅游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以“富民强镇”为发展目标，为全国特色小镇建设提供借鉴。

5结论

综合所述，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发展背景之下，陕西旅游小镇要寻求更好的发展，必须克服当下其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要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以外，更需注重其文化内涵的传达。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丝绸之路遗产文化产业，令陕西省实现旅游新业态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必强，王会战.丝绸之路陕西段文化遗产旅游合作对策研究［J］．度假旅游，2018(8):85，87.

［2］张武康.“丝绸之路”背景下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演进评价［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30(5):63－71.

［3］王西娅.丝绸之路经济带需求下陕西旅游产品创新开发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28(8):149－150.

陕西范文篇10

1陕西榆林煤炭工业发展成就

1．1地质勘查发展较大。陕西榆林已进行煤田地质勘查的面积为29422．32平方公里，其中预查面积8839．97平方公里，普查面积3244．22平方公里，详查面积2709．11平方公里，勘探面积2386．27平方公里，调查评价面积12242．75平方公里。侏罗纪煤田的地质勘查工作主要在榆阳、神木、府谷、横山4个县区，其中神府矿区勘查程度高，已规划的48个井田中有18个井田完成勘探(精查)，3个井田达详查;榆神矿区已勘探的井田有46个，35个大型、7个中型、4个小型井田达详查;榆横矿区勘查除小面积的波罗井田和樊家河井田以及部分地段进行了详查外，其余均系找煤和普查程度;吴堡矿区横沟井田为勘探，其余为普查。1．2煤炭产能稳步提高“十一五”期间，榆林煤炭产量平均每年以两千万吨级水平递增，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9年全市煤炭突破了两亿吨大关，达到20929万吨，比2005年翻了一番，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7．06%，成为全国第二产煤大市。煤炭工业完成产值658亿元，比2005年增加5．7倍，全行业实现税费12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龙头地位更加凸显，成为全市第一大主导产业。2012年底全市共有煤矿260处，其中资源整合矿井166处，单独保留矿井64处、中省矿井30处，全年生产原煤3．2亿吨，居全省第一，其中市内消费约占11%，向市外输送约2．848亿吨。自“十一五”以来，全市煤炭产量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06年到2012年，全市煤炭产量分别为1．16亿吨、1．2亿吨、1．55亿吨、2亿吨、2．57亿吨、2．83亿吨、3．2亿吨。榆林已成为继鄂尔多斯市之后全国第二个煤炭产量过亿吨的地级市。大型煤矿榆林市规划30处，其中已建成凉水井、冯家塔、中能、韩家湾、榆树湾、柠条塔、张家峁、红柳林等煤矿，全部投产时产能达1．3050亿吨/年。1．3煤炭集团化发展势头良好。为了推动地方企业上市并做大做强优势企业，榆林市政府专门设立了“榆林市企业上市专项资金”，用于加大企业上市培训、宣传工作;制定企业上市规划，确定榆林煤炭运销集团、榆神煤炭公司、府谷煤业集团、神木矿业集团、府谷镁业集团、府谷煤化集团、神木煤化工集团等20户煤炭生产、运销和化工企业作为上市培育对象;聘请高水平的中介机构对煤炭企业进行包装策划、规范管理;加快股份制企业改革步伐，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神华集团、华电集团、中煤集团、华能集团、国华集团、陕西延长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投集团、陕西有色金属集团、陕西银河集团、山东兖矿集团、山东鲁能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均参与了榆林市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集团化发展势头强劲。1．4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加快。认真落实省政府“三个转化”战略，着力煤炭资源转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2］。(1)煤焦化:全市原有271户兰炭企业经产业结构调整已全部关闭。省发改委批复的50户兰炭综合利用项目生产规模达3416万吨，副产煤焦油320万吨。已有40户兰炭主体项目基本建成，其中已进行调试生产的企业26户。煤焦化产品煤焦油加工类项目4个、电石企业46户，产能分别为25万吨/年和168万吨/年。(2)煤转电:已建成的煤转电项目有清水川发电厂、三道沟发电厂、郭家湾发电厂、亚华发电厂、银河发电厂等，在建和规划的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有9处，装机容量594．5万千瓦。(3)煤气化:已建成榆林经济开发区煤化科技10万吨甲醇、神府经济开发区神木化工60万吨甲醇、榆阳区兖州煤业60万吨甲醇等煤气化制甲醇项目。1．5装备和煤矿安全水平进提高显著。“十一五”期间，榆林市整合和新建大中型煤矿普遍实行壁式综合机械化开采，现有煤矿积极利用先进技术、装备进行升级改造。以防冒顶、防火、防水为重点，不断完善安全管理体制;依法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治理，狠抓煤矿整顿关闭;不断加大安全投入，改善煤矿安全基础设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实现了事故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双下降。1．6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认真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煤矿198处，小焦化厂272家。新建、技改煤矿做到防风抑尘网和筒仓建设等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建设“三同时”，单独保留煤矿对储煤场实施了改造，硬化、绿化道路，更换锅炉、风机，完善洒水防尘系统，减少了环境污染。全市煤炭生产、转化、运销企业建立了矿区、厂区绿化责任制，造林绿化面积逐年扩大。进一步加强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邀请煤炭科研单位和院校，对神府矿区塌陷治理与生态修复和榆神矿区保水采煤方法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课题研究报告，对活鸡兔－大柳塔－哈拉沟矿区等四个区域开展了综合治理试点，选择部分煤矿进行了保水采煤试验，取得了较好成绩。

2陕西榆林煤炭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榆林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工业已成为榆林市的支柱产业，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影响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1)地方煤矿企业生产技术与装备水平不高、资源破坏严重，回采率不高。(2)部分煤矿规模小，集中度不高。(3)煤炭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综合利用率偏低。(4)安全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加强。(5)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滞后。(6)煤炭外运能力不足，影响产业发展。

3小结

煤炭是榆林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陕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第二大产煤市，要在新时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就必须根据榆林煤炭工业发展现状及成就，以及发展存在的问题来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确保榆林煤炭工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榆林当地经济乃至陕西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崔荣．榆林煤炭经济发展战略思考［J］．新西部(理论版)，2016，(8):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