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范文10篇

弱势范文篇1

关键词：弱势群体；弱势表现；改变

1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为socialvulnerablegroups。对于弱势群体的概念，不同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给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

社会学中定义的弱势群体从社会保障意义出发，指的是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社会救济和关爱的人群。它侧重关注对象的生理特点或生活状态，常常具体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

经济学中定义的弱势群体则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指的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活动主体。它侧重关注对象的机会缺失，常常具体指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

2弱势群体的弱势表现

在不同的市场活动中，弱势群体的指向与具体表现也有所不同，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1）理想的市场经济中，进行市场交易的参与者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而弱势群体在进行市场交易时是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的，这里又有几种表现形式：

①市场交易双方所处市场的性质不同。交易的一方所处市场是竞争性市场，而交易的另一方所处市场是垄断性市场。因此在进行交易谈判时，处于竞争性市场的这一交易方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常常只能被动接受另一方提出的一些不平等的交易条件。此时，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处于竞争性市场的交易方就成为弱势群体。②交易双方进行交易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对于共同的市场信息，一方比另一方知晓得更多，第二种是对于对方的情况一方比另一方知晓得更多。但无论哪种情况，在进行交易谈判时，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都处于强势地位，常常可以诱使另一方接受一些不平等的交易条件。这时，缺乏信息的一方处于弱势群体。

（2）市场经济是在一定的政策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运行的，而政策制度的一些倾向性甚至歧视性常常会使一些弱势群体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会有一些市场主体由于各种原因在政治上拥有代言人，或是在政策制度制定时有着为自己代言的院外游说者，这些情况都会使得最终政策制度的出台更有利于其自身。考虑到这些政策制度所应该拥有的中立性，故它们的倾向性势必会使另一些市场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在这里这些市场主体成为弱势群体。

（3）弱势群体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

由于弱势群体无论是在交易谈判时还是政策制度的制定上都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因此在市场上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而由于自身不能发展，就会使自身在下一轮的交易和政策制度制定时又处于弱势的地位。这样反复循坏就形成了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样任其发展，即有可能的是弱势群体不但改变不了自身的地位，还会由于循坏反馈而加剧了自己的弱势地位。

3弱势群体的产生

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它的形成与产生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因素，也有着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既有着市场失灵的原因，也有着政府失灵的原因。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由市场机制本身产生。

①在竞争性市场上，竞争的核心是优胜劣汰。被淘汰的市场参与者是由于“劣”而被淘汰的，因此急需发展提高自身的素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缺乏外界的帮助，这些已经被淘汰的市场参与者是难以依靠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来提高自己的。因此，他们在重新进入市场时就成为了弱势群体。同时他们的继任者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难逃弱势群体的命运。②由于一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使得这些行业会出现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当缺乏垄断力量的其他市场主体与其进行市场活动时，就产生了弱势群体。

（2）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产生。满足教科书定义的理想的市场往往是不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市场常常是不完善的，这时一些市场主体就会通过一些非市场手段利用这些不完善的地方谋求获得市场中的有利地位。这一点在转轨经济中尤为明显。

（3）由于政府失灵产生。在市场活动中，政府应当充当的角色是“守夜人”，它的立场应是中立的，它的责任是保证市场活动的公平公正性。然而由于政府也常常因为种种原因具有某些倾向性，因此使市场丧失了公平公正性。由于这种丧失，将会导致一些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活动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产生了弱势群体。

（4）由于个人的禀赋差异产生。个人禀赋包括个人文化技术与体能素质的差异。它的差异既与人的先天性因素有关，也与家庭后天的培养教育关系密切。当这种差异足够大时，拥有较低禀赋的人们就成为了弱势群体。4弱势群体的禀赋

禀赋原意是指人的体魄、智力等方面的素质，而这里我们要分析的弱势群体的禀赋主要是指：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针对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我们来一一分析弱势群体的禀赋。

(1)由市场机制本身所产生的弱势群体。

①被淘汰的市场参与者。对于此种情况，我们主要从其主观的禀赋方面分析。既然其被淘汰，则必然是由于某些方面劣势于优胜者。这些可概括为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识别风险能力、个人天赋等几个方面。②面对垄断主体的市场参与者。由这种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的特征是分散、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处于同样地位的分散的市场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以增强面对垄断主体时的实力。

（2）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弱势群体常常是由于不合理不合法因素所造成的，其自身的禀赋也许并无致命的缺陷，但却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而落入弱势群体。而一旦落入这个群体，生存发展受限，从而难以形成良好的禀赋去改变现状。

（3）由于政府失灵所产生的弱势群体。这种由政策制度的倾向性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相类似，往往自身的禀赋并无很大的缺陷，却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4）由于个人的禀赋差异产生的弱势群体。这种差异有先天、后天的因素，且大多数人的禀赋差异主要是由后天的因素所决定的。先天的因素可以认为是由于其前辈没有给予良好的禀赋遗传，对于其源头这里不做讨论。后天的因素则主要是由于教育使然，教育的质量和数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禀赋的高低。而教育又与一个人的家境有很大关系，笼统地来看，家境与与对后代的教育质量与数量由一定的正比关系。

5弱势群体的禀赋改变问题

从第四部分的分析来看，弱势群体的禀赋缺陷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1）市场能力：包括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识别风险能力等；（2）弱势群体之间缺乏联系，分散、孤立的发展；（3）个人禀赋的差异，这主要又是由于教育的差别。同时十分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改变其的禀赋缺陷。

针对这几个方面，下面分别讨论其禀赋的改变问题。

（1）提高弱势群体的市场能力。从外部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助于给予弱势群体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使其有可能提高自身的市场能力。然而，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考虑，这种改变非常困难。因此，政府需要在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的同时，也应给予弱势群体一定的政策倾斜。

弱势范文篇2

作为被市场边缘化的弱势企业，商务政策这时候更应该体现的是让网络渠道成员有安全感，安全感最直接方式就是基础折扣在行业中是最高的，这样做是企业保持强势时期建立的经销商继续合作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制造企业主导的厂商战略合作伙伴稳定的基础。弱势企业能保持强势时期的网络渠道就是企业重新发展的基本保障，短期看至少可以降低业绩下滑的幅度，中期看企业一旦推出性价比高的产品，企业复苏的周期会大大缩短，长期看企业在网络渠道行业的声誉同样可以保持较高的认同。

商务政策的支持性

作为业绩不佳的制造企业，对经销商仅有保障是不够的。企业难，经销商比企业会更难，因为在企业强势的时候建立的网络渠道，依据目前企业的市场份额，经销商的生存压力比企业更大，经销商不仅按照企业的要求投资所建的专卖店，还有日常的经营运转费用，所以企业给予必要的运营和广告的支持是很必要的。企业一定要为建立的经销商负责，这是企业诚信经营的基础。最忌讳的做法就是无原则调整网络，重新招商，经销商所建的专卖店，企业是支付了一定额度支持费用的，重新招商意味企业在同一地方进行了重复建设，厂家损失更大，况且此一时彼一时，由强转弱的企业是很难招到比现有网络更具实力的经销商了。所以对现有网络的运营和促销宣传支持是企业最明智和理性的选择。

商务政策引导性

即使业绩不佳的制造企业，在厂商关系的天平上，还是主导话语权的一方，商务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引导性，体现在运营的规范性和终端综合项目的设置和考核。由于企业市场影响力有所下降，市场指令的执行力会遇到挑战。在商务政策综合项目设置上，注重终端一线的主要关键点作为考核项目，保证终端营销服务质量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上，确保用户体验达到基本满意的程度。综合项目考核的项目设置方面，一定要将商品启票、销量目标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不可超过35%。

弱势范文篇3

近年来，弱势群体一词已成为最时髦的用语。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寻常百姓，都常将它挂在嘴边。人们在悠然地谈论着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列入到弱势群体中去，但当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似乎每个人一夜间都会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贫困农民是弱势群体，亿万富豪也是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警察也是弱势群体；外来打工者是弱势群体，私企老板也是弱势群体……。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弱势群体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弱势群体认识的模糊性。作为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弱势群体的概念，理解对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保障的意义，并在民事诉讼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则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虽然贫困群体并不等同于弱势群体，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旧中国，贫富差距曾经达到了极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道路，其结果是大家共同贫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一批富翁。不过，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膨胀的时候，他们不少居住在偏僻山村的同胞们却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忧愁，甚至为借不足治病救人的医疗费而绝望。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而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前者的金融资产总值是后者的50倍。有一种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2005年10月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逼近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5。而在我们印象中贫富悬殊的美国，其基尼系数只有0.4。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小康社会也应该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而如今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正，并有逐步拉大的趋势。社会学理论指出，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可以说，目前已经到了获益群体反哺弱势群体的时候了。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为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权入宪”，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力度，如连续多年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农业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调整、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等等政策法规的出台，无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是，由于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发展经济的压力还很大，导致实际工作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还不是很有力，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措施跟不上。因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经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升温，已在全社会中取得广泛共识，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施政的根本出发点。而关注弱势群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需要。据报道，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左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弱势群体有关的。群体性事件不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妨碍社会稳定。所以，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关注，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将难以实现。

二、树立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理念

正确理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辩证关系，切实保证弱势群体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新中国成立后，受经济体制和传统民事纠纷解决习惯的影响，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这种审判模式过分地强调实体公正，而忽略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使得审判效率低下，审判资源浪费巨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开始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断得到强化，而法官的权利相应地被削弱。以2002年4月1日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标志，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已经在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2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机械地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体公正，只注重法律事实，而不顾客观事实。这种抛开具体国情盲目适从的做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国目前仍有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人口，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诉讼权利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如果没有法官的特别引导和帮助，就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不少上访和缠诉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失误而导致败诉的案件。我们所说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其目的是使诉讼当事人都能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并不否定基于符合立法目的的“差别对待”，否则形式上的平等永远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有人将现代诉讼比喻成一场竞技比赛，双方当事人是运动员，法官是裁判，因此，法官在主导诉讼的过程中应象裁判员一样保持绝对的中立。笔者认为，这种比喻有不妥之处。是否参加一场比赛，运动员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根据对手的实力，胜算的大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这场比赛。而对于诉讼，在民事纠纷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即已确定，纠纷的发生并不由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避免，而且诉讼必须在法院中进行，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在开始进行诉讼这场“比赛”时就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法院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以尽可能地使他们获得与强者实质上平等的诉讼权利。否则，就像蛮横而强壮者可以很轻易地将无助而弱小的对手打翻在地一样，正义在形式的平等中沦丧。正确衡量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地位，确认民事行为的效力，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如前所述，在设立民事关系时，弱势群体一方往往不能自由地、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在民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实践中常见到弱势群体在受到欺诈、胁迫以及因对合同内容误解而订立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因此，在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审判人员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详查案件的全部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确定民事行为的效力，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这是在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实体权利的保护。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许多时候，民事纠纷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时甚至是合法利益的冲突。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中，应当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权衡利益的轻重缓急，并依法合理地作出裁判以及执行。其中应把握原则之一就是人的基本权利高于其他权利。而弱势群体应受保护的权利往往都是一些基本权利。如对经济困难正在享受社会最低保障的被执行人，若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债权，而将其基本生活费扣留，或将其仅有的住宅强制变卖、拍卖，从而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做法就是无视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为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六条也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在面临“生存是第一”的时候，也应“退居二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原告，当被告是弱势群的时候，其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受到司法保护。

弱势范文篇4

摘要：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农民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这种弱势群体地位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判断某一群体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不应该以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作为依据。农民虽然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其弱势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一、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表现

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弱势。农业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农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开展生产；而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对水旱、台风、虫害、霜冻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还很弱。这使农民在自然条件面前处于弱势。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我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文化素质方面的弱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在4.6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这种状况，使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层面，农民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文化取向、消极认命的人生态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识等，折射出农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农民博弈中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如基层地方政权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比农民要多，这些部门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压制农民对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的知情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地位不对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后者只能以服从为要旨。而长期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普遍存在着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顺从；农民力量分散薄弱，难以形成一致的诉求表达和行动，在国家制定政策和方针的博弈过程中，鲜能反映其心声，而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得到有力、有效的保护；农民的退出刚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退出这一博弈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更多的只能选择承受。

二、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在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灾害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差。正是农民在自然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弱势，才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难有作为。在市场面前，出现盲目生产、从众跟风等非理性行为；坑农、害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并能得手。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参与国际竞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农村普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在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机构庞大、冗员众多。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调查显示：小城镇党政机构一般都多达30～40人，远远超出编制。平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44.4万元)。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乡镇干部的公款消费、损农肥私现象十分严重。数目庞大的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最终都被基层政权机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乱收费、乱摊派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负担也难以反对。

政策缺乏科学性、公平性。农民的意愿、要求、反应缺乏迅捷有效的上传渠道，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能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较少顾虑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做出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安排。如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政策等抽取农业剩余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的政策执行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仍高达811亿元；这些缺乏科学性、公平性的政策，不仅损害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对于执政者而言，不同阶层是以不同的权数进入其效用函数的，其首先考虑的是某些强势群体的要求和支持。相对农民而言，官员、公务员、工人、商人等都是强势群体，这些群体多聚集在城市。从而，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这是公务员能不断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1500元，而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却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人头地亩征收各种税费。这在客观上使农村发展陷入谬尔达尔描述的城乡扩散效应模型，城乡差别呈现扩大之势，二元结构出现固化倾向：199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农村社会稳定性较低。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扩大，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会越来越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部分农民因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会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成为我国犯罪行为的主体，这些对农村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策略

既然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农业、农村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对于深化我国农村改革，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手段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

促进农业合作化与一体化。单个的农户面对自然、市场风险时，其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多个农户的合作则能有效的增强农户实力。当然，这种合作化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合作化的复制，而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现代合作化完全秉持自愿、民主、互利原则，进退自由，从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合作化应具有开放性，可以实现跨村、乡、镇的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打破农村的封闭保守局面、扩大信息交流也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国家应积极推动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形式的探索、推广。农业一体化，包括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目前已出现的模式有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主导产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它有助于在工贸业与农业之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制约的制衡关系，农户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合同、协定等形式维护其合法权益。这能有效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对于农民积累市场经验、提高科技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等也是有益的。公务员之家

建立农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在各发达国家，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奔走，如日本农民协会、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等等。这些利益代表组织不仅发挥着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而且扮演着政府施政载体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代表组织——美国农场局视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中介，鼓励其开展活动。对于我国而言，设立全国性的农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及基层组织，对于国家和农民都是有益的。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并可得到专业的政策咨询，有助于其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农民来说，有利于其要求、反应等的迅速上传和有力表达，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出面，更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消费者协会成立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可作为例证。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国外农业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支持、鼓励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奉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务、民主监督自治组织领导人的原则。乡镇政府部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非强制性的协商、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有效措施。但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按照《村组法》运作的地方，由于村委会设在原生产大队一级，村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作息时间不一，使开会、议事行使民主权利成本很高，各项民主权利多流于形式，对村委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在面临乡镇政府机关压力的情况下，村委会往往倒向政府部门，为乱收费、乱摊派等推波助澜，不能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指向。为此，在大力推广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对其也进行一些改革，将村民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生产小组）一级，这样，村民居住集中，人口较少，行使民主权利等制度运转成本较低、相关信息也更为充分，能有效增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约束力，促使其成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农民对政策、科技、文化知识等的匮乏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而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可以考虑在完善、健全农村已有的有线广播网的基础上，在省市一级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面向农民的农村频道，节目重点在于宣传、讲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推广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反映农民愿望要求等，以扩大农民的信息量；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的合理流动，这些人能将新的思想观念、经营手段、科技知识等带回农村，对于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当前，无论是农业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还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规范。如在土地经营形式上，当前出现了转包、出租、抵押、全托等多种探索形式，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规范，这些形式难以存续和推广。又如基层政府部门通过随意调拨、调整土地，少补偿或不补偿的批租等侵害农民利益，也需要通过立法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收益权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做好普法推广工作，依法行政，以维护农民权益。

此外，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谋求各阶层在发展机遇、收入、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平等，是现阶段国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念。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也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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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范文篇5

**县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腹地，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虽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传统农业县份的地位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全县80万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口5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06%。虽然在这部分人群当中，向二三产业转移有相当大的人群，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城镇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应该占人口的65%左右，但实际在二三产业中的就业人数约16万，约占城镇有劳动能力人口的80%左右。从各类社会保险参保情况来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人数6.31万人，社保关系封存人数0.8万人，医疗保险6万人，城镇居民医疗统筹4.85万人，工伤保险5.2万人，女职工生育保险4.87万人，农村保险（包括新农保）10.6万人。由此可见，**县各类社会保障人数并不充分。形成社会保障不够充分的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据调查，**县特殊、弱势群体主要由五个方面人群构成：原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后的下岗、失业人员，“4050”就业不充分和身体残疾人员，城镇、农村的特困户，因灾病等特殊原因返贫人员，以及村居干部等等。这些人员分布情况是：乡村集镇大于县城中心区；一、二产业兼顾就业的人群大于二、三产业就业的人群；农村户籍人口大于城镇户籍人口。特殊、弱势群体的形成，有企业改制后，年龄偏大，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企业需求，或由于不可预见的病灾等特殊情况致使家庭返贫，社会救助又不够充分，以及受政策层面的影响，未能及时进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殊、弱势群体若不及时予以帮抚，其后果是令人担忧的：首先，让这部分人员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的网络之外，他们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生存危机加剧，将会给这部分人员造成严重心理和生理上的伤害，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原则，不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其次，直接造成各类社会保险参保的人数下降，缴费工资基数减少，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基金更加不堪重负，降低了社会保险的抗风险能力，对社会保障体系有序建立危害极大。

针对特殊弱势群体，**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从加速小康社会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着积极构建城乡统筹一体化保障体系的思路，密切关注民生，关注特殊、弱势群体，灵活掌握政策，大胆创新机制，为这部分人员排忧解难，相继出台和施行了八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备受省内外同行业广泛关注。

一是大胆拆除人置障碍，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在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本着“低标准、广覆盖”的原则，大胆拆除人置障碍尽量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对凡是能纳进社保网络的人员，在参保资格认定上一律“绿灯放行”。

二是关注中断缴费人员，接续关系一律享受优惠政策。从2007年4月份开始，**县率先在全省出台了接续社保关系的优惠政策，凡自愿接续社保关系的下岗失业人员，一律按历年缴费基数缴费，免收利息和滞纳金。截至今年5月底，**县接续社保关系已有8750多人。

三是倾情“4050”人员，实行社保补贴政策。在上级财政和县财政的支持下，**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长期失业人员，夫妻双下岗家庭、单亲、特困、残疾和零就业家庭，尤其是“4050”人员，倾注了一片爱心，只要申请和符合条件，一律享受三年的社保医疗补贴。补贴金额达到本人应缴费的70%左右。

四是试行“爱心助保”工程，让特困、弱势群体尽享关爱。为了使特困、弱势群体能充分享受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社会捐助、解困金补充和县财政补助等渠道，筹措部分资金，建立“爱心助保”基金。在享受社保补贴终止后仍无力继续缴费的人员、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无力缴纳断保期间社保费的人员以及因病、因伤、因灾致贫而暂时无力继续缴纳社保费的等四种人员可享受“爱心助保”基金的扶持，助保的最高额度可达1万元。

五是关爱村居干部，独辟参保蹊径。今年出台的《关于村居干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凡是经镇（区）一级党政组织任命或被村民选举大会选举产生的干部，只要本人自愿，均可从任职之日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年龄偏大的人员采取灵活政策，既可前补也可后延，凡是需要向前补缴的一律按历年最低缴费基数执行。

六是推行惠民医疗和医疗救助办法，惠及特困家庭。为切实缓解困难群体重病就医问题，努力让他们实现“病有所医”的愿望，**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大胆推行了两项措施：惠民医疗、医疗救助。这两项措施惠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和由相关职能部门核定的特困职工。

七是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从2007年6月份开始，**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适时推出了“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贴和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至推出新农保制度以来，农民的参保积极性明显高涨，截至今年5月底，全县已实际参保缴费13500人。

八是灵活掌握政策，城保农保可以相互衔接。为适应城乡经济发展及劳动力相互流动的需要，为符合参保者自身经济条件和保障需求的期望值，**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据有关政策进行了灵活掌握：对参保农村养老保险的人员和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相互转换。

**县对特殊弱势群体的几条创新措施与实践，对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何有效推进落实这些措施，实现预设目标，应该说还有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

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下决心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在**县80万人口中，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人员明显不足，这说明社保扩面的空间还比较大。这方面应该灵活掌握政策，采取“低标准准入，广覆盖接纳”的办法，要尽可能多地把其余人员尽快纳入社保网络之中。做好这方面工作，关键要突出抓好四项措施：要加大宣传力度，造浓舆论氛围;要强化政策引导，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要严格落实责任，依法规范各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义务;要建立激励机制，让有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得到相应的奖励。

弱势范文篇6

关键词：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犯罪；生存权；人权保障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伴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并愈发严重。如何有效遏止弱势群体犯罪并加强对其的法律保障，进而使社会整体利益能够平衡、和谐、可持续地发展，业已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弱势群体涵义之界定

“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为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2]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3]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处遇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

目前，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产生。随着社会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弱势个体的差异，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转化为中性群体或强势群体。同时，强势群体由于社会性原因亦可以转化为弱势群体，如维权受阻而导致家破人亡者。弱势和强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弱势者要上升为强势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体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配合。

二、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

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所说“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4]因此，探究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趋向。同时，也能审视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实内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强势对抗维系弱势自尊

弱势者总是追求安稳、平静的生活，无祸即是福。而打破这安稳的，往往是天灾人祸，天灾可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无法阻挡、无法克服。而人祸则是人为因素，是可以抗制的。强势群体有欺压弱势群体的本性。历史充分表明，社会的动荡不安往往是强势群体欺压弱势群体而造成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所致，是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极端化的强势反弹。为什么阶级社会斗争不断，就是因为强势阶级过分压迫弱势阶级。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就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专政机器，国家总是代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强势专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语）。农民起义的不断迭起，无可争议地证明弱势群体在遭遇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如若不能得到强势群体的妥协或良心关怀，则惟有用自身潜在的强势——暴力对抗来维系其弱势的生命的存在。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国家才要运用强制力的权力手段制定法律来抑制强势群体力量的肆意扩张并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合理延展。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矛盾的缓和地域，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对法益的破坏会危机其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目前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障的漠视和缺失。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当其权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权时，其最可能的行为就是忍让、躲避。这恰恰迎合了强势群体的虚伪心理，他们以此考验弱势群体的权利缺失容忍度来换取他们的带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实，这往往是弱势群体恶性犯罪的根源。弱势群体违法犯罪，说明其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惟有用最强势的“暴力”才能舒缓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并平衡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

追溯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根源，不难看出，是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以及对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会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其通过对公权力的确认、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有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秩序，法治的价值是崇尚一种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决议来确认和分配权利；司法是通过裁判来公平实现权利的分配；行政是通过司法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权利。而在这三个环节之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行政权的滥用，司法机关的徇私枉法，都会损害立法机关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法治权威性的降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被剥夺。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权利缺损归因于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如果某类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自然就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极易出现群体犯罪的现象。[5]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使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荡然无存。因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理应担负起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任。弱势群体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殊关注和人权保障。法律以其强势的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自由、安全、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行使，从本质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状态，以此来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法治驾驭社会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另外，《世界人权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当然，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社会财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在价值、尊严与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肯定人权的存在，就应该表现出对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不管他处于什么位阶。“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隶，在人身和灵魂上都有同样的分量。”[6]基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法治社会更应该保障其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生存权。尽管国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确立弱势群体保护的优位性。但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甚至被置若罔闻。当危及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时，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难想象。

法治社会下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具体表现为某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消极性、对立性甚或视而不见。消极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敷衍以及对强势群体欺压行为的纵容，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形式性，即弱势群体虽胜诉，但实质上却败诉，因为程序上获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换取实体上的正义内容的真实再现，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得不到胜诉效益的真正落实，胜诉只是一纸空文。对立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领导民而不是服务民，其试图用一种强势的权力压制甚或打击弱势群体的合法、正当的权利的行使，以“平稳、安全”的秩序来换取上级机关对他们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以及自身职务的升迁；另外，行政机关作为特别的强势主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这就决定了妥协性的不可避免。同时，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采取一种不予受理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相对惧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天生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缺损的漠视及其对强势群体肆意行为的不闻不问，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殊现状以及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权的介入与规制、司法的成本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导致的弱势群体权利公力诉求的缺失与受阻，使得弱势群体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7]当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危及到生存权时，捍卫生命底线的行为只有“对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对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强势群体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权利=法的目标是和平，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斗争。”[8]

弱势者用暴力对抗强势者的肆意欺压，来维系他们弱势的自尊，一方面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法律的脆弱性。法律脆弱性的社会影响诠释了弱势群体犯罪原因的社会性，同时也凸现出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紧迫性。

（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权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伴之而来的社会整体意识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变化。人们对利益选择机制的不同认识，使个人的行为抑制力变得十分脆弱。价值观念的混乱与扭曲使得市场经济下的个体行为偏离正常的轨迹，甚至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不再被刻意强调，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在重要，人们的价值观愈来愈偏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职权主义。因此，曾经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赞同，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机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目前的社会机制是否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初始条件？如若条件不公平，那么如何进行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社会公平的规则遭到践踏，使社会的公正秩序得到破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耶林认为，“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一直在反复进行。”[9]斗争的结果是强势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

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不平等的权利分配，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势者运用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势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财富，这必然会损害到弱势者的利益。强势者利用弱势者廉价的劳动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许这其中还有掠夺的成分。而弱势者的天然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走强势者的致富之路，或许他们只能以简单而原始的非法手段获取物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势群体为生存权而发生的违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犯罪学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结构分化严重所引起的被剥夺感、挫折感、无助感、徒劳无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离感通常会引起严重的个人冲突，从而使犯罪增加。这些感受实际上为实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当不同阶层之间的精神和物质距离越来越远时，敌意和妒意可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而犯罪便是其中最直接和最极端的方式。[10]弱势群体由于物质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竞争力的劣势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会遗忘的边沿。惟有其违法犯罪的影响性行为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弱势群体权利自救的最后途径。

另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曲解了公平、正义在弱势群体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使其认识到权利的维护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善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国家公权力的异化，常常会招致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人民遂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机便应运而生。[12]当权势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肆贪污贿赂而很少受到惩罚甚或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时，弱势群体会因特别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这种感觉越强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公平”。

理想的社会公正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现实的社会公正总是蕴涵着实际的不公正。或许，“即使是一个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也还可能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13]弱势群体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不公平导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这种反差越大，其爆发的强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势群体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然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马斯洛认为，越是低级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会越强、潜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满足它，人们将生活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中，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环境时，就会更加急切、更加强烈地获取。当弱势群体遇有一个适合自己欲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环境时，便会不顾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长期的失衡心理已经背离了自己认为的公平与公正，所以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三）社会歧视性因素的恶性反应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则是特殊现象。因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却是小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是普遍的、广泛的、多领域的、多视角的。诸如身份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待遇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都是没有把弱势者当作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看待。

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拒绝，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中去，其任何行为和举措都会受到排斥。当弱势群体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会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时，由一个弱势者转变为犯罪者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当其生存权遭遇危机时才会产生，同时这也是强势者为何长期欺压弱势者的原因所在。弱势者在社会歧视的影响下产生犯罪，是有多种外在因素的驱使。

（1）挫折。弱势群体遭受挫折会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例如农民工从一种乡土秩序进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违法犯罪是从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业的歧视与挫折使其淳朴的思想发生裂变，既然诚实劳动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给社会歧视一种教训。（2）利益。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女大学生）被社会排挤时，因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选择了最优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妇女可能选择色情行业或者拐卖人口，有些妇女可能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来报复别人。女大学生因为性别的原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因歧视造成的困境可能会使其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比如出卖色相、贩卖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会不允许的方式。（3）尊严。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尊严趋于缺失，并产生强烈的压抑感和报复心理。缓解这种郁闷状态的方式有两种：暴力对抗或强势者的妥协，后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势者的妥协是以弱势者的斗争为前提的。一旦弱势者用暴力来对抗，那么对强势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这尤以女性犯罪为代表。巫昌祯教授指出，“女性表现出的一些极端行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报复心理很强；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状态，形成邻里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怪现象。”暴力对抗固然挽回了尊严，可是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选择暴力是他们维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径。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14]（4）诱惑。当弱势群体处于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困境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受到社会亚文化特别是犯罪亚文化的引诱。因为亚文化对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困惑心理。当弱势群体犯罪时，其罪责感因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已经淡化甚或荡然无存。

社会的反应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使其权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当其权利贫困而使生存权遭遇危机时，违法犯罪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摩尔说：“不公正才是社会动乱的社会基础”。[15]

三、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对策选择

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关怀和扶助，成为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呼唤。

（一）加强立法机制，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歧视。

法的价值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以什么形式表现法的公正性，则要由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价值形式决定。经济发展倡导平等的、公开的竞争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须遵循此原则。国家加强立法机制，解决弱势群体受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其人权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文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柏拉图认为，我们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乡二元格局、户籍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措施，健全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制度等，都是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法律确认。另外，对于歧视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对具体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相应的惩罚，真正实现法的公正价值。

（二）提高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力度，并给以特别的待遇。

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应予以特别的关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应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考虑，不能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见，更不能因自身的腐败而使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虚置。另外，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立法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各项保障，使其权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和个人予以强行的抑制，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健全国家司法救助体系，并建立国家先行给付制度。

要实现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质平等”，使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究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灵活、有效的司法途径。不但使司法运作过程简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立案救助。当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请求，行使其诉讼权。（2）公益诉讼。要求律师每年为弱势群体无偿一定的案件。（3）扩大诉讼费用减、缓、免的范围。针对弱势群体不同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优待。（4）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口头立案方式。在弱势群体因文化程度、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写诉状而采用口头立案方式，能够方便其诉讼。另外，当弱势群体胜诉之后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逸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赔偿时，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先行给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国家特别的生存关怀。

四、结语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公法关系角度讲，和谐社会应该是崇尚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重诚信、讲文明，追求良好秩序的社会。[16]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但一定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正因素，才是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关键，同时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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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

弱势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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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分析弱势群体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发展现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论，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尊重人，平等赋予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扩大并由此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需要给予极大关注。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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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弱势群体的界定

社会弱势群体，又叫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主要指老弱病残者及没有劳动能力，需要依赖他人的人群。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剩余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广大下岗失业工人、进城农民工等也加入到弱势群体这一队伍中来。与其它群体相比，弱势群体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这是弱势群体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二是社会地位低下。经济能力的贫乏导致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低下，工作生活基本上没有保障。三是相对剥夺感较强。长期无法与其它群体共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性成果，使得弱势群体将自身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对其利益的剥夺，从而对获益群体产生仇视或憎恨的心理，形成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四是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弱势群体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我国的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等。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弱势群体都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其弱势的状况，而是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五是政治权利没有保障。弱势群体经济地位低下导致了其政治地位的弱势，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往往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远离公共决策中心地带，使得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微弱，其政治权力同样得不到保障。

（二）弱势群体的构成

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总理提出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不仅是“弱势群体”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同时也意味着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当前状况而言，弱势群体并不单指某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一个涵盖面和影响面广泛、结构复杂的庞大群体。有学者估计，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在1.4-1.8亿人左右。主要由以下群体构成：

1、下岗失业人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渐深入，下岗失业人员的规模逐步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到2000年末，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已达1252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65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5万人。登记失业人员为59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从2001年开始，虽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量有所下降，但登记失业人员数量却节节攀升。有学者估计，随着下岗与失业的逐步并轨，届时中国的失业率可能会更高。就当前的状况看来，失业下岗人员仍是弱势群体的主体。

2、“体制外”人员。指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主要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到目前为止，对依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群尚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此外，我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上个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0%，并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同时我国有6000万残疾人，70%的残疾人靠国家接济或家人抚养。

3、进城的农民工。近年来，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的辛勤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调查，一个进城农民工一年为城市创造的价值在25000元左右，除去自身劳动的价值8000元，他为城市创造的净价值在17000元左右。与他们为城市创造的可观价值相比，城市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如居住权、劳动保障权等各种权利保障，再加上他们从事在城市人看来不屑为之的工作，经常受到歧视。

4、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休下来，当时的退休工资本就不高，加上各种津贴，在城市中生活也仅够维持日常花销。由于退休时间过早，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又过晚及原单位效益不景气等原因，很多人员无法享受医疗等社会保险。另外，权威数据显示，赋税负担的日益沉重使农民的福利大不如前。到2000年底，我国仍有些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在700元以内，处于贫困线以下。除去生活富裕的农民，大部分农民属于弱势群体。

近年来，弱势群体的队伍不断扩大。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2年11月，仅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总数已接近2000万。毫无疑问，规模不断增长的弱势群体问题若处理不好，必将给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造成极大障碍，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扶助弱势群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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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助弱势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我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简单说来，它指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社会系统相互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然而无论是经济、政治亦或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少不了人这个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不遗余力地推动。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合作无间，三大系统也才能无障碍运行，社会也才会和谐。由此可见，人际和谐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长期目标的基本条件。而要达到人际和谐，就必须扶助弱势群体，给予他们平等的发展权利与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二）扶助弱势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所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之一就是社会公正，使社会成员能够各得其所，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扶助弱势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国现阶段，广大弱势群体成员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这当中蕴含着一种隐性的对弱势群体成员平等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剥夺。在当前，既要给强势者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又要给弱势者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使社会成员既能合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使其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又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得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一方聚集，而是要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弱势群体享受不到这种普惠性成果，就是一种不公正，这明显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实质精神。

（三）关注弱势群体，是整个社会充满创造生机与活力的需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我党提出要充分、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让整个社会洋溢着勃勃生机，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一切积极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弱势群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部分，妥善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利于调动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激励他们充分并合理地发挥其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这样的社会，其创造力是完整的，其社会氛围也才是充满活力的。

三、扶助弱势群体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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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把发展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发展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应作为首要工作来抓。虽然说弱势群体问题并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但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了，可利用的资源多了，势必有利于尽快和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其次，弱势群体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也应该依靠经济发展。弱势群体的“势弱”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经济贫困上，基本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权利势必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要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必须首先发展经济，大力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继而使其摆脱弱势地位。（二）以社会公平为原则，建立健全保证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性成果既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毋庸置疑，所有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这种成本和代价本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并且合理的承担。然而，因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自身能力有限，再加上基本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不仅享受不到这种普惠性成果，反而过度承担了改革和发展的代价。这不仅非常不公，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因此，应以社会公平为原则，尽快建立健全保证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

1、建立健全开放合理、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机制

社会流动指个人或社会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转变。它分为两种类型，即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大致相同的地位的流动，是人们在同一社会层次上的横向流动；垂直流动则是指人们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较高或较低的地位的变化，是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流动。［4］建立健全开放合理、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机制，从水平流动看，就是要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流动机制，促进成员进行社会流动。从垂直流动看，应为成员提供更多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同时社会地位的变化应当公平合理。具体说就是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影响人们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调整和改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使公共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公平、合理的配置；制定合理的城市化战略，加快城市化进程等。

2、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机制。

初次分配不仅重效率，也要以社会公平为原则，要规范市场秩序，对各种非法收入和腐败行为坚决予以打击，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二次分配领域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同时政府应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支付力度。前两次分配结束后，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建立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如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第三次分配对扶助弱势群体其独特的作用。

3、建立与完善沟通机制。

一项政策是否得到落实,运行是否成功,政府的精心设计固然重要,但建立与完善沟通机制,倾听“用户”的“声音”也不能忽视。在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因为其“势弱”即所拥有的实力,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信息资源不够而被忽视。在政策的贯彻落实过程中,他们又常常因为找不到与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的渠道，而无法反映政策实施的真实情况及政策中可能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为了使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应建立与完善沟通机制。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听见弱势群体的声音，在做决策时综合考虑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利益，找到二者利益的平衡点，确保二者都能各得其所。

4、建立和完善人文关怀机制。

弱势群体的“弱”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同样也表现在精神和情感方面。人不仅仅有自然属性，同样也具有社会属性。弱势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忍受着物质生活及精神和情感的双重匮乏。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能提升其自信心，还有利于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更加和谐。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仅包括在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给予弱势群体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社会营造出和谐关爱的氛围，给予他们支持和力量，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参考文献：

[1]陈成文.社会弱者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弱势范文篇8

街道流动人口多，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频发，弱势青少年群体复杂，是全区各类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综合反映。为了进一步做好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帮扶帮教，我们以街道为试点，决定在全区实施“帮扶帮教弱势青少年群体、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计划”。由点及面，全面铺开。自3月17日开始，我们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对街道书院、前十、后十12个社区和小官路、前钦宿2个村居进行了走访，我们制定了详实的调研方案，在调研过程中，采取发放调查问卷和座谈的方式。通过走访社区、村居，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加强关心、关注弱势青少年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街道14个社区（村居）的弱势青少年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单亲家庭青少年，约有11人；二是贫困家庭青少年，约有18人；三是父母服刊的青少年，约有2人；四是残疾青少年，约有8人；五是网瘾青少年，约有4人；六是触犯法律的青少年，约有2人；七是留守儿童约有3人。

通过抽样调查、分析，我们认为青少年弱势群体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需要“帮扶”的。因家庭经济困难造成辍学、因身体残疾造成学习不便的。我们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积极研究协调解决其学习生活上的难题。弱势青少年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不能够得到保障，为他们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和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二是需要“帮教”的。处于弱势的青少年往往在思想、心理等方面处于弱势，这对于完美人格的塑造，价值理念的形成，道德规范的养成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需要我们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解决其思想问题。部分青少年因为缺乏技能而无法通过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应树立服务理念，为青少年提供培训机会，教授他们从业技能，创造就业条件，解决其后顾之忧。

无论是从青少年自身发展着眼，还是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考虑，都需要给青少年弱势群体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支持。切实保障青少年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发展权和其他方面的基本权利。结合城区共青团工作的特点，针对弱势青少年特殊情况，我们着力从四个方面加大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的“帮扶帮教”力度，为建设和谐贡献力量。

1．打造四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立足于教育、保护和预防，建立“社区、学校、家庭、学生”四位一体的教育工作格局。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发挥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和外来务工人员培训站点等阵地的作用，举办多种培训讲座，开展丰富多彩的“帮教”活动。以学生为主体，配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实施，落实青少年寒暑假向社区报到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五老队伍的作用，开展“街道社区寒暑假学生辅导、书画比赛”等活动。以学校为主阵地，不断深化和完善中小学校法制课教育，做到“课时、教材、教师、教案”四落实。同时，与教育、妇联等部门联合，加大家长学校建设，帮助家长提高教育水平和监护能力。

2．发挥青年中心的作用，为社区青少年提供有效服务。

青年中心是促进各类青年群体和谐相处的平台，加强青年中心建设有利于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不同利益需求的青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他们在共同的活动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我们将依托青年中心，一方面发挥其社会扶助功能。多渠道吸纳社会捐助，扶贫济困。另一方面发挥其服务功能。根据青少年需求，突出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维权服务三大功能，开发项目，为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3．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增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力量。

我们将加大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使更多的志愿者投身到弱势青少年帮扶中来。一方面要充实志愿者队伍。另一方面加强管理，形成良好的志愿者工作运行机制。把贴近社情民生，帮扶弱势群体，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作为社区志愿服务的根本任务，实现社区志愿服务的日常化、小型化、平民化运行。同时注重项目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形成供给有效的志愿服务项目。

4．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夯实服务弱势青少年的扶助基础。

弱势范文篇9

一、造成维权弱势的原因

1、从法律角度看,工会缺乏反制侵权方的法律手段。工会的维权依赖于政府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间接干预，自身没有与用人单位进行有效协调的办法。工会的维权无怪乎维护职工的劳动权、报酬权、休息权等，但《工会法》中有关此类问题的规定基本上都是“有权参与”、“有权要求”或“有权提请”之类的表述，从表述上不难看出，工会维权只有交涉权、建议权、调解权，而没有决定权。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工会没有维权的处罚权，也无法利用工会的集体行动权，造成工会维权的弱势性。

2、从体制上看，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制约着维权作用的发挥。（1）在公有制企业，工会被习惯地列为“三类”部门，有的甚至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被撤消或合并到政工部门，这样的企业地位势必注定工会想“作为”又无法“作为”的结局。另外，工会的经费由行政拨付，使得工会在有些问题的处理方面存在着“腰杆不硬”、“看脸色行事”等现象。（2）在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明晰，劳资利益对立，工会主席或工会干部作为企业的雇员，受制于企业，代表职工就有关权益与企业主及其管理者进行谈判、交涉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对方的利益。这样顾主往往以不再续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解雇工会干部，或者给予其他不公正的待遇。尽管新修改的《工会法》对维护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有明确的规定，但工会干部因维权而受到解雇或被企业罢免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工会干部因顾虑，名则保身，不敢作为。

3、从主客观的角度看，工会干部自身素质不高或企业领导法律意识不强，影响工会维权的效果。（1）由于工会干部的素质不高，对职工所反映的维权事件缺乏应有的对策或在代表职工与企业协商的过程中由于话说不到点子上，维权缺乏应有的艺术，致使问题得不到妥善得解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部分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滥用职权，对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对工会的调解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对反映问题的职工不但不于改正，反而采取打击、报复等手段。

二、改变维权弱势的对策

改变工会维权工作中的弱势现状，涉及到体制、机制层面的诸多问题。体制有赖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需要统筹考虑。但改变现在工会维权工作弱势现状的机制层面应该说没有太多的阻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充实强化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建立维权的预防机制。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和企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兼并、破产、出售等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投资、基建、采购等专项工程的管理项目纳入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建议权范畴中。把企业经济性裁员、职工下岗、分流、安置、再就业和企业领导干部的年薪、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纳入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意或否决范畴中，源头参与企业的决策，避免企业在政策出台时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未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要经全体职工审议，将职工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依托建立健全职工董事、监事制度。要严格民主程序，职工董事、监事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逐步实现工会主席、副主席以职工代表身份直接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要赋予职工董事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上的否决权。

2、以工资集体协商为切入点，建立维权的平等协商机制。工资集体协商是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的“安全阀”，也是促进企业和职工加强沟通、共谋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把工资集体协商作为推进平等协商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由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就企业的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工资支付办法、息工待岗期间的最底工资标准、劳动安全生产、社会保险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协商中要积极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协商的要求和内容提前通知，让对方作好必要的准备；坚持协商代表先深入车间、科室，认真听取、收集干部、职工对企业工资分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把职工反映的热点、难点当作协商的重点；坚持地位平等、人数对等的原则。在协商的基础上签订集体合同，保障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3、积极参加劳动争议仲裁，将现在的行政处理变为有工会组织参加的多方干预机制。各级工会要积极参加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作，加强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代表组织的有机结合，行使工会代表的职责，使各级工会在对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中有话事权、法定建议权和一定的否决权。这样以来，工会维权的威慑性就加大了，恶意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因工会在处理机制上有发言权，对工会的调解行为和维权行为会给予足够的重视，原先不重视的现象将有可能彻底改观。

4、多种手段并举，建立维权的监督保障机制。建立维权的监督保障机制，并加强对这种机制的执行是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一是建立对职工重大问题的监督和调查研究制度。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与工会组织可就贯彻实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问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针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和建议，限期解决。二公开维权监督电话。接受职工群众的举报，并及时调查处理反映的问题。三是建立维护职工权益的目标考核责任制，加大奖惩力度，要对落实重视职工权益维护及落实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工作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对那些履约率底，职工满意率底的企业不得授予任何荣誉称号，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得参与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的评比。四是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要为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指导其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为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特困职工和因维权而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干部、工会组织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在通过机制建立，机制约束，机制的贯彻执行来确保工会维权的正常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前影响工会维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工会干部会不会、敢不敢维权的问题。如果说建立机制是改变工会维权弱势的根本保证的话，那么提高工会干部的法律素质、确立敢于维护的观念则是落实维权的基础环节。

首先，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工会干部依法维权的自觉性，使维权工作不是“瞎忙”。工会组织要做到依法维权，就应该努力学法、懂法，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学好包括国家制定的《工会法》、《劳动法》等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认真研究包括企业内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对职工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在深入调查后，还要进行必要的政策研讨，弄清职工反映的问题，有没有政策文件规定，那些符合符合，那些不符合，做到心中有数，维护起来才能有理有据，才有可能彻底摆脱“维权难”的困惑。不至于因不懂法律对企业的侵权行为“熟视无睹”，也不至于因不熟悉法规而对处理侵权行为“束手无策”。

弱势范文篇10

一、深入开展“春蕾女童”活动

使一批面临失学、缀学的儿童顺利完成学业，尽管每年我都开展不同形式的向孤贫儿童献爱心”活动。但由于天灾人祸、疾病等多种原因，每年仍有新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儿童出现，面临失学困难。为使这些贫困儿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确保她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今年以来，继续深入开展了向贫困儿童献爱心”活动。一是多方协调，广筹资金。把筹集资金的重点定位于区直各部门。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资助贫困儿童的目的意义，社会上广造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对每个单位、每个领导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员他献一片爱心、尽一份义务，为贫困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努力下，民政局、体育局等七家单位在本单位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捐款4万元，提供了活动资金。二是严格筛选，确定人选。为使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得到帮助，首先明确规定此次资助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家庭年收入少于600元、城市家庭年收入少于800元、以前未受过资助的中小学生；而后各基层妇女干部集中时间和力量，深入各村（居）对全区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进行调查走访，把贫困儿童所在学校、班级、学习情况及贫困原因、家庭年收入等情况详细登记造册上报给妇联，对上报的名额严格把关、审核，最终确定名贫困儿童为资助对象。三是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加强资助单位与受资助儿童的联系，六一”前夕，组织了向贫困儿童献爱心”捐赠仪式，为受资助的贫困儿童赠送了学习用品和衣物，资助双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深入报道，将七家单位的义举广泛宣传，全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建立了定期通报制度，加强与受资助儿童所在学校和村的联系和沟通，对她生活、学习变化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并及时反馈给资助单位，进一步增强了双方间的信任和了解。10多个相关报道，使“春蕾女童”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到资助贫困儿童的行列中来。

二、深入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家庭增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