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性范文10篇

平等性范文篇1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各地区家庭、环境数据为2004年数据，环境全国数据为当年数据。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的成果之一。执笔人为蒋永萍、姜秀花、陈方、贾云竹、杨玉静、吴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及各有关部委统计部门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各级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均由招生、在校以及毕业学生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之比3个具体指标按照招生权重为0.3、在校为0.35、毕业为0.35加总合成。

③鉴于分省数据状况，对各省的评估只使用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领域指标，两个领域的权重均为0.5.

④省级评估中，未使用省级人大常委、省级政协常委、各派及省委委员中女性比例4个指标。

平等性范文篇2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设计现代设计平等

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最早的实践行为。这并不因为设计名词出现的滞后而有所改变。由行为催生概念，又由对相应概念的创造、把握和思考，而导致对最初行为的审视和反思，是人类对与自身有关的一切实践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不仅如此，人类还试图通过借助已掌握的知识和理论来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以使之体系化。但是，随着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以及理论的不断创新，对这一过程的完善越来越不可能有一个终结。我们对于设计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已说明这一点。

因此，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中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极为有助于我们发现设计的潜在特性，从而在新时期新社会形态下对于设计做重新的思考。

一、设计——一个关于平等的老而弥新的话题

狭义的设计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广义的设计则是与人的产生相伴生，并且在人类不断的进化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说，设计是人类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人类社会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仅从物质的层面来看，都是通过设计行为产生的相应产物得以体现，这些产物也在特定的阶段和场合被定义为“设计”，因此谈到“设计”的时候，往往包含了行为、构想以及实体化产物，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这种综合性还不仅限于物质化创造的范畴，围绕创造出的设计产物所展开的应用，更是包含了绝对化的综合性，因此，由设计所引发的评价、争论不一而足，并进而影响到人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透过这种种表面的现象，设计真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平等。不分时代、地域、种族，设计的人人参与（人人可参与）已使人类一定程度感受到平等的内涵——设计的这种作用，往往通过具体的产物得以达成，比任何理论的说教都来得生动和具体。即使抽象的理论和学术思想借助设计这样一种手段，也往往能够通俗化并得以普及。设计使人在物质层面求得平等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也同样能使人获得平等，至少，在一些抽象理论对人的意识影响方面是这样。更客观的说，“追求平等”是人的一种理想，设计则是这种理想实现的载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设计不断的在充当着这种载体——使平等愿望部分实现的同时，又生出新的平等想法，再次将平等的希望投入设计之中，再次收获关于平等的满足和缺憾，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激发了人的设计创造热情。

回顾设计的发展，不难看到其中显现出的这种情况——一个个的设计阶段，正是由人类阶段性的平等理想借助有形化的手段得以阶段性实现所构成。在人类最初的头脑中，并没有什么平等概念，自然也谈不上在共同体内部去寻找平等，但是设计这种基于本能的生存行为却在人类不断施行的过程中，首先将平等概念在人与自然之间潜移默化的进行本质的对应——人在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寻找与自然交往的可能，这可能就是人类的设计行为及产物在不断的发展、改进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忽略了使用、享有的主体——人类自身，而一味强调设计本身的一种本质原因；其次，在设计基于生存目的被创造出来的同时和之后，由于构想和产物本身极强的合目的性，使得人类群体内部的所有成员，都能够（也必须）主动的（自然而然的）成为产物的享有者，并在和平或战争的状态下，将产物由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传输，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平等由此开始产生。有意思的是，人类最早设计制造出来的武器在最初充当了平等的载体。也正是武器这种人类早期最为重要的设计产物，在体现平等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了人类共同体内部更为明显的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并与其他人造产物一起促使人类共同体内部等级的分化。随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设计，客观上依然具有追求平等的意味——在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具，无论造型、材料还是用途，无不具有这种朴素的平等本质。

设计产物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满足种种物质需求的作用，也同时成为潜移默化宣扬、鼓吹平等概念的工具：历次农民起义的发生，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能排除其中设计产物这个诱因——封建的皇（王）权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通过设计产物体现出来的吗？

因此，在人类设计历史上，为此而实施的设计行为占到了很大的比重，相应的设计产物也成为人类设计产物的重要组成。在追求人的平等的同时，设计本身由于发展的需要，则体现出另外一种平等——与设计“构想、实施”等环节相关的成分，逐渐成为设计整体中的成分，设计日益成为各种成分共同作用下的整体概念。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却是以逆向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设计只是作为相应行业里的某种组成成分，换言之，只是作为加工、制造技能中的一部分而已。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设计成为独立的行业，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由此日益频繁的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于设计从现象到产物，从理念到行为加以多元化的分析、评价、和批判。

设计这株老树终于萌生了新枝。

二、平等成分的存在引发设计的困惑——究竟为什么而设计

当设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之后，开始应用自己的方式勾画自身的发展，所谓

“应用自己的方式”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其成为独立行业之前或之后的时段中，诸多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理论、观点在设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由此形成的更加适用于现时实际的新见解。绝大多数为设计所接纳的观点和理论中，都包含了相当比重的平等成分，这成为设计与人类现实生活日益紧密的一个非常先决的原因。

“为人民而设计”是诸多理论的核心——无论是国际现代主义，还是以反对它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一点上并没从根本上产生差异：现代主义设计是针对包括工艺美术运动在内的以往那些为个别人设计的做法，从设计产物的形态、加工方式、生产成本等方面审视设计，并从这些方面入手加以革命性的改变，从而使设计产物真正造福于人，成为广泛的人类群体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它所倡导的功能主义正是这种理念的真实体现，也是抛弃性别、种族、阶级等构成人类现实种种不平等的根源之后，以平等的视点检视、反思理想中的人类种种需求所产生的、近乎理想主义的做法；

后现代主义设计在表面上看来与现代主义相对立，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这二者，由于对“功能”理解上的重大差异而存在无法调和性，但在追求人的平等方面，却具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由对功能单纯的关注、转向对于非功能成分的重视，是人自身思维变化的标志，不仅是设计师，也包括设计享有者。

从现代主义设计到后现代主义设计，期间的几十年中，人类的发展并未止步不前，自然需要、并会催生出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设计理论和观念。在追求“平等”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因前期现代主义设计对功能的重视、倡导，使人的物质需求方面很大程度得到满足；而精神方面也相应得到启发——对精神层面的关注成为新时期人类平等意识新的表现，为满足新形式下的新需要，设计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实施重点。从某种意义讲，后现代主义设计对于现代主义的反对，恰是对于所处时代人类的重视，这一主义的产生则是当时的人所具有的平等意识使然。但在人类现实的头脑中，对于设计与“人类平等”之间却并未挂上钩，而只是一味的在强调由设计产物所体现出的显性特征——诸如：功能、形态，并以此为基点，不断进行着设计的实践，相应理论也大抵围绕这些方面形成、展开。这些显性特征被当作设计唯一本质特征，并不断被脱离现实的人而加以孤立的强调，设计日益异化，设计的目的日益丧失，“为什么而设计”成为拷问设计最常用同时也是最无法说清的问题。

深深植根于人类意识深处的平等思想，借助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点，在设计方面形成了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加了设计的理性成分——由具体的设计产物所展现出的另类风格，恰恰是设计师不苟同于前人，不盲从于经典的表现，是设计师进行独立思考后的结果。虽然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依然没有表达清楚设计的目的，但它呈现的另类设计模式，却反映出新社会形态中人们对设计本身的一种平等态度——设计可以非常正统、严肃的形象成为过去主流社会档次的象征，也同样可以非常活泼和轻松的模样作为现实社会流行和时尚的同位语——设计自身的平等性被一定程度体现出来。由其本身不断被以各种理论、观点作为导向加以实践，也不难看出设计与生俱来的平等属性——对各种观点、理念的兼容并包，即使相互之间具有严重对立和分歧，这种基于平等的包容性也并未有丝毫的改变。反观“为什么而设计”，简单地概括为“为人而设计”似乎真的太过笼统和概念化。

三、永恒与嬗变——设计中平等属性的体现

回望整个设计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看到其中“恒”与“变”的交替，在交替过程

中，又无法截然的将二者做硬性的区分——“恒”与“变”的成分以交错、缠绕的方式共同阐释着设计的主旨，也同时共同构成设计真实的存在状态。

依照通常的观点，在设计的发展过程中，设计产物所体现出的作为物的属性是与生惧来的——从最初的设计萌芽到当代的设计，无论构成设计导向的设计思想、观念如何变化，“供人使用”这一点总是被不容质疑的保留下来，成为各种流派的设计产物共同的属性。以“物性使用”这组对应关系作为设计实践的目标之一，其产物自然在不同程度上依旧可以当作某类用具来使用——如设计史上的“红蓝椅”之类，以阐述某种观念为目的而产生的作品，也依然可以作为椅子来使用。由此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设计具有的平等属性——即使是尝试性、概念性的作品，也并非绝对化的高高凌驾于人类现实生活之上。

除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物的属性之外，设计还具有非物的属性，是由有关人的精神、心理等方面因素被纳入设计实践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维、意识不断随之进步，并与具体设计行为相结合，得出的最终结果必然呈现发展的面目——设计产物成为人类思维进步的载体，借助不断涌现的产物，可以清晰的看到人类真正意义上进步的轨迹。正是这种非物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设计的变数：一方面，与相对稳定的物的成分共同承担起满足人类阶段性需求的任务；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变化的思维意识而不断以挑剔的眼光和更进一步的需求，来看待和要求现实的设计——永恒与嬗变的双重性既使设计以平和的状态与现实生活相适应，又使设计以无法完全调和于现状的姿态，成为人类实践行为的先锋——相对于人类共同体而言的另一层平等意味得以凸显：在适应部分人相对平稳发展的思维同时，也满足了具有超前性思维的另一部分人的需要。表面的矛盾性，实质上是设计平等属性的体现。

在以往的设计实践中，由于孤立而表面化的看待最终产物，造成了对于平等性这种设计本质属性的忽视。平等属性理应作为设计的一种本质的社会属性被加以重视，正是由于这种属性的存在，设计才可能在现实社会以一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人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以致在当代社会，出现了“泛设计”的现象：除了艺术设计领域外，其他的领域、专业，也都纷纷将设计的成分纳入自身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中——设计成为“创新、创造”的同位语，这更加说明了设计本身的平等属性。

参考文献：

平等性范文篇3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平等性范文篇4

“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1

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时，“现代”一类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种普遍性、指示一种近数百年、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与否都被卷入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细的阐述、分析、反省和批评。我想，任何一种对“现代”的研究，任何一种对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或“现代性”之独特性的强调，都不宜否认或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在分析“现代”时，不宜如弃敝屣似地匆忙摈弃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畴。

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又是相当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烦恼也无疑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这不仅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换言之，“现代”将越来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所分享和负担，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却可能突出起来。这种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过去。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变，虽然自十九世纪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发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现代”的某些趋势可能在中国内部却早已存在，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学者寻找中国内部固有的“现代”因素的种种努力∶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从宋、明、清，或更早的时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韦伯式问题启发或刺激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乃至东亚发现可以支持工业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念或者某种张力。这些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现代”因素的独特性。因而，他们寻找的东西可能恰恰是虽然“现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相当缺乏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因素和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恰当和全面地理解“现代”，理解“现代”不仅是一个偶然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演变的某种大势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种从中国的内部、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关系的初步尝试。借助于托克维尔考察欧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一个概括，本编试图对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封建世袭制解体以来平等的趋向提出一种概略的描述。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托克维尔以平等的发展来概括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中国与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这一进程，但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也早就发展着这一趋势。

我们可以先大略浏览一下中国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来大致不变和发生变化的方面，对基本不变的方面我们可以指出∶君主制、官僚制、政教合一、士农工商、宗法关系的社会格局，相对停滞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对变化的主要方面我们则可以指出∶版图或经济地域由里向外的扩展，尤其是在北方部族的压力下自北向南的不断拓殖；人口大致有了十倍的增长；土地私有及小农化日益发展，租税由征收实物变为征收银钱，徭役也渐变为募役，货币经济亦曾有过兴盛的发展，农业耕作日趋集约化；中央统一帝国的形成并趋巩固；君主专制加强，相权下降，内部篡代越来越不可能；官僚组织日益完备有序，入仕机会扩大，统治阶层从下层吸收其成员的措施已演成一套客观严密的制度；法令细密，废除了肉刑，刑罚的残酷程度也得以减轻；奴隶日渐消失，贱民也在减少，贵族门弟阶层消失，身份越来越不固定，劳动力渐渐可以相当自由地流动（虽然并无多少这样的机会）；家族纽带在民间社会中虽仍相当凝固，但越来越退出上层政治的领域；文化教育亦趋普及，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扩展，其应用和效果远超过火药和罗盘；儒家意识形态获得统治地位之后，显示了它极大的吸纳、包容和同化力量，这包括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北方部族入侵和入主中原之后的多次大规模汉文化化等等，这些变化当然是就总的趋势而言，尤其是就最后在明、清所达到的状态而言，中间不无曲折和反拨。这些变化是和平的、渐进的和积累的，并无彻底的断裂、变革和创新，这并不是说其间没有暴烈的实践，而是说那些不时迸发的暴烈实践并未带来社会结构实质性的变化，故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总的名称来概括呢？它们是否仅凭自身最终也将把中国带入某种“现代社会”呢？对此还邃难判断。但在上面的变化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不少方面是指向平等、指向等级关系的松解的。

但是，我在本编中尚非全面地考察这一平等的趋势，而只是从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侧面∶即联系中国两千多年来先为荐选（察举），后为考选（科举）的选举制度的发展，来考察一种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平等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平等作为“现代”的基本特征

托克维尔1848年在为《论美国的民主》写的“第12版序言”中提醒他的读者，该书的每一页都在向人们庄严宣告∶“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3那么，他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托克维尔并不很严格地定义和区分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时异名同义，或同名异义，4但他相当清楚和直接地表述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中心思想。他在全书一开始就写道∶他在美国所见到的事物中，最引起他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5身份平等“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615年后他又回顾说，该书“写作时始终专注的一个思想，是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7然后，他又重申了该书“绪论”中所说的话∶

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8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与“平等”（或更确切地说“身分平等”）是相通的，是经常可以互相代用的。这和我们现在常常把“民主”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方式，把“平等”理解为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是有差别的。9托克维尔的眼光是投向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政治。拉斯基指出：托克维尔使用“民主”一词时有些含混，他有时用“民主”一词指“代议制政府”，有时指散漫的“民众”，有时指“普选制”，但他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10雷蒙·阿隆也认为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区分社会状态和统治方式，然而他最常用“民主”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一种统治方式，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即地位平等。11“民主”在托克维尔那里主要不是被视作一种政治统治方式，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的主要特征就是平等。

托克维尔描述了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发生的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平等进程。他回顾了七百年前的法国，当时法国被少数占有土地的家族所据有，权力世代相传，而地产则是强权的唯一源泉，但后来僧侣阶级的权力开始建立并很快扩大起来，僧侣阶级并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大门，本是农奴的神甫现在可以与贵族平起平坐，法学家、金融家、文人，也开始形成一些独立的阶层，并与王室、贵族分享政治权利，而贵族与国王的相互斗争也给下层阶级参政提供了机会，贵族有时为了反对王权而拉拢人民，国王则总是以最积极和最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自诩，如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六，始终关心“全体臣民在他们的王位之下保持平等”，工艺方面的新发现，工商业方面的改进，也都不断在人们中创造出新的平等因素，平等的观念也在广泛流行。过去七百年内所发生的大事都在推动平等：十字军东征和对英战争消灭了一部分贵族，地方自治制度把民主的自由带进了封建的君主政体，新崛起的新教宣布所有的人都能同等地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美洲的发现为平民开辟了千百条致富的新路。

这样，对这七百年，托克维尔说∶

如果我们从十一世纪开始考察一下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不会不发现在每五十年末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革命∶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这样，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一些，以致不久以后他们就汇合了。

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12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了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一场争取平等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革命。13但是，在堤坝被冲决之前，平等的浪潮早已把大堤冲激得百孔千疮了。法国大革命只是给了它公开和最后的猛烈一击。当然，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新的世界性平等潮流则又另当别论。无论如何，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之前的数百年中，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已经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了。14而十七世纪以降，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已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这一切都是中世纪所没有的现象。15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十一至十八世纪这一段平等发展的时间，也正是法国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制解体，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以来世族社会解体，自秦汉开始形成和巩固着一种君主集权的官僚帝国的时期颇有相合之处，当然，这一过程在欧洲只有数百年，而在中国却延续了两千多年。16在此期间，王权的上升与平等的发展差不多正好构成了一对平行线。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谈到的“与专制结合在一起的平等”，这个观念对我们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在新大陆的美国，托克维尔感觉观察到了一个比欧洲社会看来在各方面更为平等、并且是“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平等”的社会。他注意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各州几乎都已废除英国的继承制度。限嗣继承法已被修改得默认财产的自由流通。第一代人逝去了，土地开始被分割。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割的速度越来越快。六十年后，社会的面貌已经全部改观，大地主家族几乎全部进入大众的行列。那些富人的儿子们，现今都是职业的商人、律师或医生了，他们大部分已经默默无闻。世袭等级和世袭特权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继承法到处都在发挥其平均化的作用。

而且，在美国，人们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本身的学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无知识的人如此之少，而有学识的人又如此不多。因此，美国并不存在使求知的爱好随世袭的财富和悠闲而代代相传，从而以脑力劳动为荣的阶级。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此外，不能认为平等在进入政界或其他界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安于在其他方面均已平等而还剩下某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早晚想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17

我们在此不多涉及托克维尔对平等与人性，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对平等极度扩展的忧虑和恰当引导的期望。我们想强调的只是∶托克维尔对平等潮流感受的强烈性；他对平等潮流的必然性、普遍性的强调；以及把平等作为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中心事件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支配事实和基本标志的观点。

托克维尔实际上认为人们已无可选择，必须接受社会将发展为一个平等的、或者说民主的社会的事实，领导者所能做的只是对民主加以引导，重新唤起对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而已。而且，如果说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的话，那么，这一平等的发展就还被赋予了一种上帝神启或天意的性质，企图抗拒它就等于抗拒天意，各民族只有顺应上天的这种安排。18

托克维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在他那个时期正在进入，在我们这个时期部分特征可能已经实现了的“平等”社会的理想图画，他写道∶

我看到，善与恶在世界上分布得相当平等，各占一半。巨富已经不见，小康之家日益增加。欲求和享受成倍增加，但既无特大的繁荣又无极端的悲惨。人人都有奋进之心，但怀大志者不多。每一个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整个社会是活跃的、有远见的、强大的。私人做小事，国家做大事。

精神失去力量，但民情温和，立法仁慈。尽管见不到伟大的献身精神，最高尚、最光辉和最纯洁的德行，但人们的习惯是纯朴的，暴力现象极为少见，残酷更是闻所末闻。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财富越来越有保障。生活虽然不光华瑰丽，但非常安逸舒适。享乐既不高雅又不粗鄙。不讲究繁文缛节，没有低级趣味的嗜好。既没有学问渊博的雅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平民。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人的理性的发展将是众人的微小努力的集少成多的结果，而不是某几个人的强大推动的结果。文艺作品的杰作虽然不会太多，但作品的数量将会大增。种族、阶级、祖国的各种束缚将会消失，而人类的大团结却要加强。

如果让我从这些特征中找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点，我将指出它表现在资产具有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方面。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几乎所有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这些中等的东西比起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东西既不高又不低，既不光彩又不逊色。19

在各个方面都为中等的东西所弥漫、所充满，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所趋。我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详地引述托克维尔的描绘，因为这一图画也许将有助于了解把我们自己所属文化也包裹在其中的“现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有时也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民主的时代”，他说：“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20其他思想家和学者虽然也曾指出过由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类似特征，21但都不像托克维尔如此把“平等”作为一个中心的范畴，并描绘得这样集中和鲜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通俗地解释托克维尔的意思：在“现代”以前，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是等级社会，而自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到处都在走向社会“平等”。

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在思想文化的较深层面上接触西方，并认识到中国将不能不卷入一个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对平等是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现时代是一个平等要求呼声最高的时代，现代与古代就因平等而分野等方面与托克维尔有着类似的认识，例如，五四学生运动的早期领袖、《新潮》主编傅斯年在五四后不久写就的一篇未刊稿中自问：“现在是什么时代？”他的回答是：现代是在一步步以理性为根据、要求平等的长时期中的一级，近世史是要求平等的历史。最初一步的宗教改革，是觉悟的宗教信徒，本著理性，向教会要求平等的运动。后来的政治革命，是觉悟的人民，本著理性，向政权的僭窃者要求平等的运动。他认为：历史是记录人的动作的，人的动作不外两种方向：一是对优越的要求，二是对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内的争是下级对上级争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外的争是罗马人对外族人争优越的要求。希腊各城内部的争是对平等的要求，各城的互争是对优越的要求。对优越的要求是生物学上的遗传，所谓竞争之后最适者得其生。但人却有个超於动物的理性和人的同情心，所以在前一种要求之上又有平等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在近代古代都有，不过有消长的关系。在古代，事迹多从优越的要求而出；平等的要求虽然力量和意味极大且长，而所占据的面积非常的小。近代则是平等的要求向最大的面积伸张的时代，最后的结果将是社会上的“山渊平”。22

什么样的平等？

但是，“平等”的内涵尚须进一步说明。“平等”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字眼，现在的问题是，为了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平等趋向，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合适的分析范畴，因此，我们需要对过于汗漫的种种“平等”概念的涵义作一些区分。

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平等∶一方面是“权利的平等”，即所有公民在信仰、良心、表达自由（言论、出版等），政治参与（投票选举）方面的平等，这方面的平等一般都被现代国家载入宪法，得到至少形式上的保障，不会被断然地公开否定；颇有争议的是另一方面的平等，或许可称之为“状态（条件）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意味着你可以履行这些权利，如去发表言论或投票选举，也可以不去履行这些权利，但如果你可以去而不去，这并不说明你的权利与别人的同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并且，即使你去投票了，而投票的结果不是你赞成的，你投票与不投票的结果实际上一样，你也不可能抗议权利的不平等，只有在你被无端剥夺投票权、或者出现非边沁所说“一票只是一票，不能算作更多”的情况时你才可以抗议权利的不平等。这类“权利”的特点是∶你必须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它，也就是说，你必须履行它们，你才可以说是实际地拥有它们，所以，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潜在的，虚拟的，而不是现成的，它们要求一定的付出，要求某种程度的参与，甚至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培养。它们所含的“平等”实际上只是同等的标准，是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去对待所有的人，即所谓“一视同仁”，它们所持的是一种普遍的观点，所具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而由于现实中的人们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也就有了事实上的差别。

“权利的平等”与否并不是从现实状态衡量，但“状态的平等”无疑是以现实结果为衡量的。“权利的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状态的平等”更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这些份额是实际的，是现实可见的“利益”。“状态平等”无需对主体提出要求，它要求条件平等，利益平等，而由于人事实上有差别，它就实际上要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人，或用庄子的话说，是“以不平平”。23

但我们有必要注意特别重要的一点：即那些有关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利益，又可纳入“基本权利”的范围，而被即便是“权利平等优先”的支持者看作是最优先的“权利”，此即所谓“生存权”，在这方面为所有人保障一种基本的生活水平，被普遍认为应当得到最优先的考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底线的平等”，但它在许多社会里往往是不引人注目的，因为平等的状况不会从下面，而常常只会从上面去衡量。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普遍接受的物质利益的最优先权始终是在“基本生存”的范围内给予的，24它意味着一种弥补和救助，如果超出“基本生存”的范围，涉及到社会可能提供、个人可能达到的最大利益、机会和发展时，那么，在此是否还必须采取措施使所有人达到最终状态的平等就是相当有争议的了。所以，有必要在状态和利益中区别“基本”和“最佳”。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权利平等”和“状态平等”的一些区别：例如前者是用同一标准去对待所有的人，后者则是用不同的标准去对待所有的人；前者是要求人作出一定努力，或至少有一点付出（哪怕是写一张选票）的平等，后者则是无须付出，或至少是不要求付出、不以付出为前提条件的平等；前者是尚有待于个人去实现、乃至去争取的平等，后者是国家立即可付诸实施的平等，因而前者可以说只是一种潜在的平等，由于人的种种差别，实行的结果是社会还会有较大差别，甚至可以说总是导致不平等，后者的平等则是现实的，虽然总是需要某种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能够导致一个状态一概平等，或至少相当平等的社会。25

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随着宗教信仰、良心、言论自由的确立和普选权的获得，首先争取和达到的是第一种“权利的平等”，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亦即这种平等。26然后，随着本世纪以来“福利国家”的种种实践，第二种“状态的平等”也在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实现。

现在我们想联系道格拉斯·雷（DouglasRae）和罗尔斯（JohnRawls）所使用的概念，主要分析一下“机会平等”的含义，下面我先就“机会平等”与其他平等概念的关系提供一张简单的对照表，列表的一个好处是比较清晰，不易含混；另一个好处是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说明，省去许多解释的文字：

一般概念

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形式平等

实质平等

起点平等

终点平等

道格拉斯·雷：

前途考虑的平等

手段考虑的平等

罗尔斯：

机会的形式平等

与差别原则相结合的公平机会的平等

公平机会的平等

列在上表中同一纵列中的概念的含意虽然大致接近，但还是不可能完全相同。比方说，右列中的“结果平等”“终点平等”自然可理解为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而“手段平等”、“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机会公平平等”却还是容有差别，“实质平等”的“实质性”也可以容有程度不同的解释。在左边一列中，“起点平等”的意思不言而喻，“形式平等”主要是指以同样一个标准对待所有人，而“机会平等”被列在左边，与“结果平等”相对立，显然与右边的其他观念也基本上是对立的，“机会平等”有纯粹形式的，完全起点的，但它也可以加入不同的“实质性”因素，比方说作为“公平机会的平等”，从而可能较前更接近于终点的平等。

与前面“权利平等”和“状态平等”的区分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注意“机会”及“机会平等”的这样一些含义∶即它的目的与“状态”有关，指向一种实际状态（地位、权力、财富、声望）的改善，而尤其是指向某些职位，这些职位是一般人所艳羡并且有限的，因而这种改善常常并不止是要达到平均线，而是要超出平均线，甚至力求最大值，即要求“最佳”而不只是“基本”，就此而言，要求“机会平等”就常常不是要状态平等，而宁可说是要状态不平等。27而另一方面，“机会平等”从其性质而言，又类似于上面所说的“权利平等”，即对这些机会可以利用也可以不利用，如果愿意利用，也还需要一定的付出。“机会”虽然可能带来状态的改善，但又并非现实。由于“机会”所涉及的是某些较高的利益，“机会平等”就必须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实行，就意味着在竞争中给所有人提供相等的机会，而这可能只意味着参与竞争的同等资格，同一条起跑线，衡量成绩的同一标准这些纯粹形式的、起点的机会平等，如果要再对条件不优越者给予某些特殊偏爱和关照，则这种“机会平等”就有了一些实质的含义。故此，“机会平等”是容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解释的，从自然放任主义者到平等主义者都可能拥护“机会平等”，但他们所理解的“机会平等”当然相当歧异，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基本生存的问题不很突出，基本权利的问题也难以非议，“机会平等”又与人的最大幸福，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息息相关，“机会平等”也就成为一个注意的焦点，同时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总之，我们在此所说的“机会平等”不是指生存，而是指发展，不是指基本权利，而是指理想前景，以政治领域为例，所有人平等的投票权一般并不意味着这种“机会平等”，而是否人人都能被选举担任某些高级职位却意味着一种“机会平等”。不过，现代社会的“机会平等”似更多或首先应用在经济领域，大量涉及到财产和收入、物质的条件和手段。下面我们来具体地看看道格拉斯·雷和罗尔斯的观点。

道格拉斯·雷指出：“机会平等”有两种不同的涵义∶⒈前途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可能性；⒉手段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手段。如果你主张前一种前途考虑的机会平等，那么你主要是考虑地位和职务，考虑不要给它们围上封闭的外墙，你可以宣称任何地位和职务对每一个人都不是封闭的，都没有任何涉及种族或身份的限制，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达到它们，然而你并不考虑他们实际上是否同等地拥有达到它们的手段和资源，而只是考虑地位和职务形式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就够了。而如果你主张后一种一般考虑的机会平等，你就不仅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权利，而且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手段，就要努力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工具、资源或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平等不能够共存，实行一个必然取消另一个。28

罗尔斯对“机会平等”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机会的形式平等”（farmalequalityofopportunity)，亦即“唯才是举”的“前途的平等”（careersareopentotalents）；另一种是“公平机会的平等”（equalityoffairopportunity）。所谓“机会的形式平等”，就类似于上文道格拉斯·雷所说的“前途考虑的平等”。这种“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在此是受到他的第一正义原则限制的，即是在一种自由市场和立宪代议制的背景制度下，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其中所有地位和职务是向所有能够和愿意努力去争取它们的人开放的，每个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在此权利是平等的，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至于结果如何，机会是否能够同等地为人们利用，则任其自然，只要严格遵循了地位不封闭或开放的原则，就可以说这一结果是正义的，这也可以说是“自然放任主义的平等”。

罗尔斯并不满意对“机会平等”的这种解释，他认为，由于这种解释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或相近的社会条件，就使资源和手段的最初使用仍然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换言之，不仅人们的自然禀赋各各不同，千差万别，而且这些禀赋的培养，训练和发展也受到各人所处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影响，这样，即使有类似天资的人，也可能因为其社会出身的不同而没有同等的机会，这样，分配的份额就不仅受到自然天赋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出身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罗尔斯转向一种对“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即他所称的“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一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

“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比起“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来说进了一步，它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使具有类似才能的人不再因其社会出身而受到妨碍。具体地说，按照这一原则，就有必要通过比方说教育方面的立法，实施一种免费的义务教育或补助金制度，使贫民中有才能的儿童得到和富人中同等才能的儿童大致同样的教育，使他们不致因家境窘迫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以后达到他们凭最初天质本可以达到的地位职务。在这方面对机会平等所需的社会条件的保障，还可以见之于高额累进税制、遗产税等防止产业和财富过度积聚的法律和政策。29

这样，道格拉斯·雷所称的“手段考虑的机会平等”看来就还可以一分为二，即我们可以设想，造成机会和最初起点实际上仍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⑴人们之间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别；⑵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别；罗尔斯在“机会的形式平等”之上加上“公平”的限制，从而把影响机会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因素排除了，但还没有排除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别因素。“机会的公平平等”补偿了人们因社会条件差异造成的手段匮乏，但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各种职务和地位的获得受能力和天赋差别的影响，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天赋高者自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较高地位和职务，这是否是合理的呢？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然和合理的，而罗尔斯却为这还不够合理，仅仅排除了社会条件的干扰还不够，还必须考虑排除自然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正像没有理由让历史和机会的偶然因素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而且，如果不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偶然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地排除。只要家庭制度存在，排除社会和后天条件的任意影响的公平机会原则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地实行，因此，在罗尔斯看来，仅仅接受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就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一原则与另一种有助于同时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的“差别原则”联系起来，即必须实行一种任何差别和不平等都应当最有利于主客观条件最差者的“民主的平等”（demcraticequlity)。

以上所述对我们有一种澄清“机会平等”含义的价值，尤其通过罗尔斯我们看到∶如果要实行彻底的实质性的机会平等，最终就必须像罗尔斯那样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即人们对于他们的天赋是否是“应得的”（desert），他们的天赋是否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能否享有主要由他们的天赋带来的超过平均线的各种利益等等。

除了“机会平等”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这一重要区分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别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机会平等”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亦即“机会”是否是一个复数，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有多种多样的机会，每个人是否都有可能在其所长方面超过平均线而高出别人一筹，并且，这种种高低层次本身是构成一种等级序列还是完全价值同等？30其次，“机会平等”中的“机会”是一般欲求还是最高欲求，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是社会的最大值还是个人的最大值？最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区分“机会平等”的提供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等等，但一般说来，我们大概只能在前一种意义上谈论“机会平等”，因为“机会平等”是对制度的要求，它与要求个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完全不同。

注释

1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11期，北京∶中国文化杂志社1995年7月，封二。

2“现代”（modern）显然不只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现时代”或“当代”的概念，它还有着一个作为社会范畴的丰富性，并隐含着一种与它之前的时代、乃至与整个传统的对照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使之进入一种历史的分析，可以讨论一种“历史上的‘现代’”这一看似悖论的主题。而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常被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或者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性”（modernity）则看来更适合作一个批判性反省的范畴。本文将考虑到这些用法上的差别，而较多使用的还是比较中性的“现代”这一概念。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1。

4这一点自然翻译者感受最深，参见《论美国的民主》中译者董果良所写的“译者序言”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4。

6同上。

7同上书，页1。

8同上书，页1、页4。

9这种差别可以见之于：假如我们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书名改为《论美国的平等》，我们对这本书的感觉和预期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10参见拉斯基为《论美国的民主》所写的“导言”，该书中译本下卷，页949。

11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页674-675。

1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7。

1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页59。

14同上，页275。

15同上，页58-59。

16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等都已注意到这一现象。

1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58-59。注意这些情况是考虑到：美国时尚在今天显然比欧洲风尚对世界和中国有着更大的影响。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8。

19同上，下卷，页882—883。

20同上，页621。

21在类似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指出∶马克思的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认为社会的必然趋势是由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过渡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由按劳分配（这还是“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发展到按需分配（一种实质性的平等）的共产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一沃尔佩曾专门分析过马克思的平等观及其对卢梭平等主义的发展（参见《卢梭和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韦伯以“理性化”概括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颇接近于“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区分，可视作是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一问题，其“世界的脱魅”等观点也指出了现代社会在精神上的世俗化（参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对韦伯这方面观点的概述，尤其是页226-2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法律的角度说明了社会从固定的等级特权过渡到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变迁。然而，对正在到来的“平等”时代最为敏感，并对这种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最为拒斥的抗议态度的思想家首推尼采，尼采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9节，第12节，第16节；《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第37-39节，第48节；《权力意志》（施莱希塔选编本、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111、116、118、120-122，125-126、135-136、141-144、163、167、170-171、175-176、414、459-461等。

22“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载：《中国文化》1996年12月，第14期。

23《庄子·列御寇》。

24“基本生存”当然不是在仅仅能维持人的肉体生命的意义上理解，它还包括一特定时代或社会的文化认为作为人必须拥有的基本物。

25我们也可参考亚里士多德区分“数量平等”与“比值平等”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虽然在本来不相等的人们之间，倘若依据比例而作相应的不等待遇，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平等”。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与他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现在的人们大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公道）的；可是，在实践的时候，各人的主张又相分歧了∶有些人因自己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而要求一切平等；另一些人则凭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所优胜就要求一切优先。由于人们各取两种不同的途径，平民和寡头这两个类型的政体就特别流行于世间。门望（贵胄）和才德在各邦都属少数，但群众和财富却遍地都有。然而，一个按照寡头主义或平民主义（以财富或人数为凭），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观念构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史实已经证明∶这些政体都不能持久。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在某些方面予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见《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234。

26用雷蒙·阿隆的解释是∶“在他看来，民主就是地位平等。不存在等级和阶级的差别、组成集体的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彼此平等的社会才是民主的社会。当然这不是说智力上的平等，因为这是荒谬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平等意味着不存在地位上的世袭差别，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得到各种工作、各种职业、各种尊严和荣誉。”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页240。这一解释从价值欲求上说，大致是符合托克维尔原意的，虽然托克维尔也预测平等的潮流事实上可能浸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想把一切抹平。

27大多数人并不会以与大多数人相等而满足，而是更愿成为至少在某一方面出众的少数。

28DouglasRae,Equl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pp.65-71.

平等性范文篇5

“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1

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时，“现代”一类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种普遍性、指示一种近数百年、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与否都被卷入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细的阐述、分析、反省和批评。我想，任何一种对“现代”的研究，任何一种对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或“现代性”之独特性的强调，都不宜否认或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在分析“现代”时，不宜如弃敝屣似地匆忙摈弃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畴。

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又是相当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烦恼也无疑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这不仅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换言之，“现代”将越来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所分享和负担，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却可能突出起来。这种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过去。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变，虽然自十九世纪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发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现代”的某些趋势可能在中国内部却早已存在，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学者寻找中国内部固有的“现代”因素的种种努力∶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从宋、明、清，或更早的时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韦伯式问题启发或刺激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乃至东亚发现可以支持工业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念或者某种张力。这些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现代”因素的独特性。因而，他们寻找的东西可能恰恰是虽然“现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相当缺乏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因素和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恰当和全面地理解“现代”，理解“现代”不仅是一个偶然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演变的某种大势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种从中国的内部、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关系的初步尝试。借助于托克维尔考察欧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一个概括，本编试图对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封建世袭制解体以来平等的趋向提出一种概略的描述。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托克维尔以平等的发展来概括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中国与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这一进程，但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也早就发展着这一趋势。

我们可以先大略浏览一下中国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来大致不变和发生变化的方面，对基本不变的方面我们可以指出∶君主制、官僚制、政教合一、士农工商、宗法关系的社会格局，相对停滞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对变化的主要方面我们则可以指出∶版图或经济地域由里向外的扩展，尤其是在北方部族的压力下自北向南的不断拓殖；人口大致有了十倍的增长；土地私有及小农化日益发展，租税由征收实物变为征收银钱，徭役也渐变为募役，货币经济亦曾有过兴盛的发展，农业耕作日趋集约化；中央统一帝国的形成并趋巩固；君主专制加强，相权下降，内部篡代越来越不可能；官僚组织日益完备有序，入仕机会扩大，统治阶层从下层吸收其成员的措施已演成一套客观严密的制度；法令细密，废除了肉刑，刑罚的残酷程度也得以减轻；奴隶日渐消失，贱民也在减少，贵族门弟阶层消失，身份越来越不固定，劳动力渐渐可以相当自由地流动（虽然并无多少这样的机会）；家族纽带在民间社会中虽仍相当凝固，但越来越退出上层政治的领域；文化教育亦趋普及，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扩展，其应用和效果远超过火药和罗盘；儒家意识形态获得统治地位之后，显示了它极大的吸纳、包容和同化力量，这包括佛教的中国化以及北方部族入侵和入主中原之后的多次大规模汉文化化等等，这些变化当然是就总的趋势而言，尤其是就最后在明、清所达到的状态而言，中间不无曲折和反拨。这些变化是和平的、渐进的和积累的，并无彻底的断裂、变革和创新，这并不是说其间没有暴烈的实践，而是说那些不时迸发的暴烈实践并未带来社会结构实质性的变化，故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总的名称来概括呢？它们是否仅凭自身最终也将把中国带入某种“现代社会”呢？对此还邃难判断。但在上面的变化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不少方面是指向平等、指向等级关系的松解的。

但是，我在本编中尚非全面地考察这一平等的趋势，而只是从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侧面∶即联系中国两千多年来先为荐选（察举），后为考选（科举）的选举制度的发展，来考察一种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平等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平等作为“现代”的基本特征

托克维尔1848年在为《论美国的民主》写的“第12版序言”中提醒他的读者，该书的每一页都在向人们庄严宣告∶“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3那么，他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

托克维尔并不很严格地定义和区分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时异名同义，或同名异义，4但他相当清楚和直接地表述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中心思想。他在全书一开始就写道∶他在美国所见到的事物中，最引起他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5身份平等“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615年后他又回顾说，该书“写作时始终专注的一个思想，是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7然后，他又重申了该书“绪论”中所说的话∶

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8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与“平等”（或更确切地说“身分平等”）是相通的，是经常可以互相代用的。这和我们现在常常把“民主”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方式，把“平等”理解为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平等是有差别的。9托克维尔的眼光是投向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政治。拉斯基指出：托克维尔使用“民主”一词时有些含混，他有时用“民主”一词指“代议制政府”，有时指散漫的“民众”，有时指“普选制”，但他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10雷蒙·阿隆也认为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区分社会状态和统治方式，然而他最常用“民主”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一种统治方式，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即地位平等。11“民主”在托克维尔那里主要不是被视作一种政治统治方式，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的主要特征就是平等。

托克维尔描述了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发生的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平等进程。他回顾了七百年前的法国，当时法国被少数占有土地的家族所据有，权力世代相传，而地产则是强权的唯一源泉，但后来僧侣阶级的权力开始建立并很快扩大起来，僧侣阶级并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大门，本是农奴的神甫现在可以与贵族平起平坐，法学家、金融家、文人，也开始形成一些独立的阶层，并与王室、贵族分享政治权利，而贵族与国王的相互斗争也给下层阶级参政提供了机会，贵族有时为了反对王权而拉拢人民，国王则总是以最积极和最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自诩，如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六，始终关心“全体臣民在他们的王位之下保持平等”，工艺方面的新发现，工商业方面的改进，也都不断在人们中创造出新的平等因素，平等的观念也在广泛流行。过去七百年内所发生的大事都在推动平等：十字军东征和对英战争消灭了一部分贵族，地方自治制度把民主的自由带进了封建的君主政体，新崛起的新教宣布所有的人都能同等地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美洲的发现为平民开辟了千百条致富的新路。

这样，对这七百年，托克维尔说∶

如果我们从十一世纪开始考察一下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不会不发现在每五十年末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革命∶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这样，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一些，以致不久以后他们就汇合了。

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12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了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一场争取平等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革命。13但是，在堤坝被冲决之前，平等的浪潮早已把大堤冲激得百孔千疮了。法国大革命只是给了它公开和最后的猛烈一击。当然，法国大革命由此开启了新的世界性平等潮流则又另当别论。无论如何，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之前的数百年中，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已经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了。14而十七世纪以降，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已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这一切都是中世纪所没有的现象。15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十一至十八世纪这一段平等发展的时间，也正是法国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制解体，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以来世族社会解体，自秦汉开始形成和巩固着一种君主集权的官僚帝国的时期颇有相合之处，当然，这一过程在欧洲只有数百年，而在中国却延续了两千多年。16在此期间，王权的上升与平等的发展差不多正好构成了一对平行线。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谈到的“与专制结合在一起的平等”，这个观念对我们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在新大陆的美国，托克维尔感觉观察到了一个比欧洲社会看来在各方面更为平等、并且是“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平等”的社会。他注意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各州几乎都已废除英国的继承制度。限嗣继承法已被修改得默认财产的自由流通。第一代人逝去了，土地开始被分割。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割的速度越来越快。六十年后，社会的面貌已经全部改观，大地主家族几乎全部进入大众的行列。那些富人的儿子们，现今都是职业的商人、律师或医生了，他们大部分已经默默无闻。世袭等级和世袭特权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继承法到处都在发挥其平均化的作用。

而且，在美国，人们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本身的学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无知识的人如此之少，而有学识的人又如此不多。因此，美国并不存在使求知的爱好随世袭的财富和悠闲而代代相传，从而以脑力劳动为荣的阶级。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此外，不能认为平等在进入政界或其他界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安于在其他方面均已平等而还剩下某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早晚想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17

我们在此不多涉及托克维尔对平等与人性，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对平等极度扩展的忧虑和恰当引导的期望。我们想强调的只是∶托克维尔对平等潮流感受的强烈性；他对平等潮流的必然性、普遍性的强调；以及把平等作为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中心事件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支配事实和基本标志的观点。

托克维尔实际上认为人们已无可选择，必须接受社会将发展为一个平等的、或者说民主的社会的事实，领导者所能做的只是对民主加以引导，重新唤起对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而已。而且，如果说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的话，那么，这一平等的发展就还被赋予了一种上帝神启或天意的性质，企图抗拒它就等于抗拒天意，各民族只有顺应上天的这种安排。18

托克维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在他那个时期正在进入，在我们这个时期部分特征可能已经实现了的“平等”社会的理想图画，他写道∶

我看到，善与恶在世界上分布得相当平等，各占一半。巨富已经不见，小康之家日益增加。欲求和享受成倍增加，但既无特大的繁荣又无极端的悲惨。人人都有奋进之心，但怀大志者不多。每一个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整个社会是活跃的、有远见的、强大的。私人做小事，国家做大事。

精神失去力量，但民情温和，立法仁慈。尽管见不到伟大的献身精神，最高尚、最光辉和最纯洁的德行，但人们的习惯是纯朴的，暴力现象极为少见，残酷更是闻所末闻。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财富越来越有保障。生活虽然不光华瑰丽，但非常安逸舒适。享乐既不高雅又不粗鄙。不讲究繁文缛节，没有低级趣味的嗜好。既没有学问渊博的雅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平民。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人的理性的发展将是众人的微小努力的集少成多的结果，而不是某几个人的强大推动的结果。文艺作品的杰作虽然不会太多，但作品的数量将会大增。种族、阶级、祖国的各种束缚将会消失，而人类的大团结却要加强。

如果让我从这些特征中找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点，我将指出它表现在资产具有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方面。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几乎所有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这些中等的东西比起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东西既不高又不低，既不光彩又不逊色。19

在各个方面都为中等的东西所弥漫、所充满，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所趋。我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详地引述托克维尔的描绘，因为这一图画也许将有助于了解把我们自己所属文化也包裹在其中的“现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有时也把这一时代称之为“民主的时代”，他说：“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分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20其他思想家和学者虽然也曾指出过由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类似特征，21但都不像托克维尔如此把“平等”作为一个中心的范畴，并描绘得这样集中和鲜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通俗地解释托克维尔的意思：在“现代”以前，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是等级社会，而自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到处都在走向社会“平等”。

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在思想文化的较深层面上接触西方，并认识到中国将不能不卷入一个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对平等是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现时代是一个平等要求呼声最高的时代，现代与古代就因平等而分野等方面与托克维尔有着类似的认识，例如，五四学生运动的早期领袖、《新潮》主编傅斯年在五四后不久写就的一篇未刊稿中自问：“现在是什么时代？”他的回答是：现代是在一步步以理性为根据、要求平等的长时期中的一级，近世史是要求平等的历史。最初一步的宗教改革，是觉悟的宗教信徒，本著理性，向教会要求平等的运动。后来的政治革命，是觉悟的人民，本著理性，向政权的僭窃者要求平等的运动。他认为：历史是记录人的动作的，人的动作不外两种方向：一是对优越的要求，二是对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内的争是下级对上级争平等的要求，古罗马城外的争是罗马人对外族人争优越的要求。希腊各城内部的争是对平等的要求，各城的互争是对优越的要求。对优越的要求是生物学上的遗传，所谓竞争之后最适者得其生。但人却有个超於动物的理性和人的同情心，所以在前一种要求之上又有平等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在近代古代都有，不过有消长的关系。在古代，事迹多从优越的要求而出；平等的要求虽然力量和意味极大且长，而所占据的面积非常的小。近代则是平等的要求向最大的面积伸张的时代，最后的结果将是社会上的“山渊平”。22

什么样的平等？

但是，“平等”的内涵尚须进一步说明。“平等”本身是一个含混的字眼，现在的问题是，为了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平等趋向，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合适的分析范畴，因此，我们需要对过于汗漫的种种“平等”概念的涵义作一些区分。

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平等∶一方面是“权利的平等”，即所有公民在信仰、良心、表达自由（言论、出版等），政治参与（投票选举）方面的平等，这方面的平等一般都被现代国家载入宪法，得到至少形式上的保障，不会被断然地公开否定；颇有争议的是另一方面的平等，或许可称之为“状态（条件）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意味着你可以履行这些权利，如去发表言论或投票选举，也可以不去履行这些权利，但如果你可以去而不去，这并不说明你的权利与别人的同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并且，即使你去投票了，而投票的结果不是你赞成的，你投票与不投票的结果实际上一样，你也不可能抗议权利的不平等，只有在你被无端剥夺投票权、或者出现非边沁所说“一票只是一票，不能算作更多”的情况时你才可以抗议权利的不平等。这类“权利”的特点是∶你必须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它，也就是说，你必须履行它们，你才可以说是实际地拥有它们，所以，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潜在的，虚拟的，而不是现成的，它们要求一定的付出，要求某种程度的参与，甚至需要一定的训练和培养。它们所含的“平等”实际上只是同等的标准，是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去对待所有的人，即所谓“一视同仁”，它们所持的是一种普遍的观点，所具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而由于现实中的人们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也就有了事实上的差别。

“权利的平等”与否并不是从现实状态衡量，但“状态的平等”无疑是以现实结果为衡量的。“权利的平等”更关注人，关注精神领域、关注保持人格，“状态的平等”更关注物、关注经济利益，关注使所有人都得到均等的份额。这些份额是实际的，是现实可见的“利益”。“状态平等”无需对主体提出要求，它要求条件平等，利益平等，而由于人事实上有差别，它就实际上要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人，或用庄子的话说，是“以不平平”。23

但我们有必要注意特别重要的一点：即那些有关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利益，又可纳入“基本权利”的范围，而被即便是“权利平等优先”的支持者看作是最优先的“权利”，此即所谓“生存权”，在这方面为所有人保障一种基本的生活水平，被普遍认为应当得到最优先的考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底线的平等”，但它在许多社会里往往是不引人注目的，因为平等的状况不会从下面，而常常只会从上面去衡量。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普遍接受的物质利益的最优先权始终是在“基本生存”的范围内给予的，24它意味着一种弥补和救助，如果超出“基本生存”的范围，涉及到社会可能提供、个人可能达到的最大利益、机会和发展时，那么，在此是否还必须采取措施使所有人达到最终状态的平等就是相当有争议的了。所以，有必要在状态和利益中区别“基本”和“最佳”。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权利平等”和“状态平等”的一些区别：例如前者是用同一标准去对待所有的人，后者则是用不同的标准去对待所有的人；前者是要求人作出一定努力，或至少有一点付出（哪怕是写一张选票）的平等，后者则是无须付出，或至少是不要求付出、不以付出为前提条件的平等；前者是尚有待于个人去实现、乃至去争取的平等，后者是国家立即可付诸实施的平等，因而前者可以说只是一种潜在的平等，由于人的种种差别，实行的结果是社会还会有较大差别，甚至可以说总是导致不平等，后者的平等则是现实的，虽然总是需要某种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能够导致一个状态一概平等，或至少相当平等的社会。25

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随着宗教信仰、良心、言论自由的确立和普选权的获得，首先争取和达到的是第一种“权利的平等”，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亦即这种平等。26然后，随着本世纪以来“福利国家”的种种实践，第二种“状态的平等”也在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实现。

现在我们想联系道格拉斯·雷（DouglasRae）和罗尔斯（JohnRawls）所使用的概念，主要分析一下“机会平等”的含义，下面我先就“机会平等”与其他平等概念的关系提供一张简单的对照表，列表的一个好处是比较清晰，不易含混；另一个好处是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说明，省去许多解释的文字：

一般概念

机会平等

结果平等

形式平等

实质平等

起点平等

终点平等

道格拉斯·雷：

前途考虑的平等

手段考虑的平等

罗尔斯：

机会的形式平等

与差别原则相结合的公平机会的平等

公平机会的平等

列在上表中同一纵列中的概念的含意虽然大致接近，但还是不可能完全相同。比方说，右列中的“结果平等”“终点平等”自然可理解为是彻底的平等主义，而“手段平等”、“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机会公平平等”却还是容有差别，“实质平等”的“实质性”也可以容有程度不同的解释。在左边一列中，“起点平等”的意思不言而喻，“形式平等”主要是指以同样一个标准对待所有人，而“机会平等”被列在左边，与“结果平等”相对立，显然与右边的其他观念也基本上是对立的，“机会平等”有纯粹形式的，完全起点的，但它也可以加入不同的“实质性”因素，比方说作为“公平机会的平等”，从而可能较前更接近于终点的平等。

与前面“权利平等”和“状态平等”的区分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注意“机会”及“机会平等”的这样一些含义∶即它的目的与“状态”有关，指向一种实际状态（地位、权力、财富、声望）的改善，而尤其是指向某些职位，这些职位是一般人所艳羡并且有限的，因而这种改善常常并不止是要达到平均线，而是要超出平均线，甚至力求最大值，即要求“最佳”而不只是“基本”，就此而言，要求“机会平等”就常常不是要状态平等，而宁可说是要状态不平等。27而另一方面，“机会平等”从其性质而言，又类似于上面所说的“权利平等”，即对这些机会可以利用也可以不利用，如果愿意利用，也还需要一定的付出。“机会”虽然可能带来状态的改善，但又并非现实。由于“机会”所涉及的是某些较高的利益，“机会平等”就必须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实行，就意味着在竞争中给所有人提供相等的机会，而这可能只意味着参与竞争的同等资格，同一条起跑线，衡量成绩的同一标准这些纯粹形式的、起点的机会平等，如果要再对条件不优越者给予某些特殊偏爱和关照，则这种“机会平等”就有了一些实质的含义。故此，“机会平等”是容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解释的，从自然放任主义者到平等主义者都可能拥护“机会平等”，但他们所理解的“机会平等”当然相当歧异，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基本生存的问题不很突出，基本权利的问题也难以非议，“机会平等”又与人的最大幸福，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息息相关，“机会平等”也就成为一个注意的焦点，同时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总之，我们在此所说的“机会平等”不是指生存，而是指发展，不是指基本权利，而是指理想前景，以政治领域为例，所有人平等的投票权一般并不意味着这种“机会平等”，而是否人人都能被选举担任某些高级职位却意味着一种“机会平等”。不过，现代社会的“机会平等”似更多或首先应用在经济领域，大量涉及到财产和收入、物质的条件和手段。下面我们来具体地看看道格拉斯·雷和罗尔斯的观点。

道格拉斯·雷指出：“机会平等”有两种不同的涵义∶⒈前途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可能性；⒉手段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手段。如果你主张前一种前途考虑的机会平等，那么你主要是考虑地位和职务，考虑不要给它们围上封闭的外墙，你可以宣称任何地位和职务对每一个人都不是封闭的，都没有任何涉及种族或身份的限制，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达到它们，然而你并不考虑他们实际上是否同等地拥有达到它们的手段和资源，而只是考虑地位和职务形式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就够了。而如果你主张后一种一般考虑的机会平等，你就不仅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权利，而且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手段，就要努力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工具、资源或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平等不能够共存，实行一个必然取消另一个。28

罗尔斯对“机会平等”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机会的形式平等”（farmalequalityofopportunity)，亦即“唯才是举”的“前途的平等”（careersareopentotalents）；另一种是“公平机会的平等”（equalityoffairopportunity）。所谓“机会的形式平等”，就类似于上文道格拉斯·雷所说的“前途考虑的平等”。这种“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在此是受到他的第一正义原则限制的，即是在一种自由市场和立宪代议制的背景制度下，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其中所有地位和职务是向所有能够和愿意努力去争取它们的人开放的，每个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在此权利是平等的，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至于结果如何，机会是否能够同等地为人们利用，则任其自然，只要严格遵循了地位不封闭或开放的原则，就可以说这一结果是正义的，这也可以说是“自然放任主义的平等”。

罗尔斯并不满意对“机会平等”的这种解释，他认为，由于这种解释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或相近的社会条件，就使资源和手段的最初使用仍然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换言之，不仅人们的自然禀赋各各不同，千差万别，而且这些禀赋的培养，训练和发展也受到各人所处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影响，这样，即使有类似天资的人，也可能因为其社会出身的不同而没有同等的机会，这样，分配的份额就不仅受到自然天赋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出身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罗尔斯转向一种对“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即他所称的“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一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

“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比起“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来说进了一步，它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使具有类似才能的人不再因其社会出身而受到妨碍。具体地说，按照这一原则，就有必要通过比方说教育方面的立法，实施一种免费的义务教育或补助金制度，使贫民中有才能的儿童得到和富人中同等才能的儿童大致同样的教育，使他们不致因家境窘迫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以后达到他们凭最初天质本可以达到的地位职务。在这方面对机会平等所需的社会条件的保障，还可以见之于高额累进税制、遗产税等防止产业和财富过度积聚的法律和政策。29

这样，道格拉斯·雷所称的“手段考虑的机会平等”看来就还可以一分为二，即我们可以设想，造成机会和最初起点实际上仍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⑴人们之间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别；⑵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别；罗尔斯在“机会的形式平等”之上加上“公平”的限制，从而把影响机会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因素排除了，但还没有排除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别因素。“机会的公平平等”补偿了人们因社会条件差异造成的手段匮乏，但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各种职务和地位的获得受能力和天赋差别的影响，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天赋高者自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较高地位和职务，这是否是合理的呢？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然和合理的，而罗尔斯却为这还不够合理，仅仅排除了社会条件的干扰还不够，还必须考虑排除自然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正像没有理由让历史和机会的偶然因素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而且，如果不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偶然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地排除。只要家庭制度存在，排除社会和后天条件的任意影响的公平机会原则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地实行，因此，在罗尔斯看来，仅仅接受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就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一原则与另一种有助于同时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的“差别原则”联系起来，即必须实行一种任何差别和不平等都应当最有利于主客观条件最差者的“民主的平等”（demcraticequlity)。

以上所述对我们有一种澄清“机会平等”含义的价值，尤其通过罗尔斯我们看到∶如果要实行彻底的实质性的机会平等，最终就必须像罗尔斯那样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即人们对于他们的天赋是否是“应得的”（desert），他们的天赋是否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能否享有主要由他们的天赋带来的超过平均线的各种利益等等。

除了“机会平等”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这一重要区分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别的划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机会平等”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亦即“机会”是否是一个复数，在一个社会中，是否有多种多样的机会，每个人是否都有可能在其所长方面超过平均线而高出别人一筹，并且，这种种高低层次本身是构成一种等级序列还是完全价值同等？30其次，“机会平等”中的“机会”是一般欲求还是最高欲求，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是社会的最大值还是个人的最大值？最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区分“机会平等”的提供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等等，但一般说来，我们大概只能在前一种意义上谈论“机会平等”，因为“机会平等”是对制度的要求，它与要求个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完全不同。

注释

1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11期，北京∶中国文化杂志社1995年7月，封二。

2“现代”（modern）显然不只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现时代”或“当代”的概念，它还有着一个作为社会范畴的丰富性，并隐含着一种与它之前的时代、乃至与整个传统的对照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使之进入一种历史的分析，可以讨论一种“历史上的‘现代’”这一看似悖论的主题。而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常被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或者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性”（modernity）则看来更适合作一个批判性反省的范畴。本文将考虑到这些用法上的差别，而较多使用的还是比较中性的“现代”这一概念。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1。

4这一点自然翻译者感受最深，参见《论美国的民主》中译者董果良所写的“译者序言”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4。

6同上。

7同上书，页1。

8同上书，页1、页4。

9这种差别可以见之于：假如我们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书名改为《论美国的平等》，我们对这本书的感觉和预期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10参见拉斯基为《论美国的民主》所写的“导言”，该书中译本下卷，页949。

11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页674-675。

1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7。

1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页59。

14同上，页275。

15同上，页58-59。

16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等都已注意到这一现象。

1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58-59。注意这些情况是考虑到：美国时尚在今天显然比欧洲风尚对世界和中国有着更大的影响。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8。

19同上，下卷，页882—883。

20同上，页621。

21在类似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指出∶马克思的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认为社会的必然趋势是由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过渡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由按劳分配（这还是“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发展到按需分配（一种实质性的平等）的共产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一沃尔佩曾专门分析过马克思的平等观及其对卢梭平等主义的发展（参见《卢梭和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韦伯以“理性化”概括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颇接近于“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区分，可视作是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一问题，其“世界的脱魅”等观点也指出了现代社会在精神上的世俗化（参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对韦伯这方面观点的概述，尤其是页226-2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法律的角度说明了社会从固定的等级特权过渡到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变迁。然而，对正在到来的“平等”时代最为敏感，并对这种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最为拒斥的抗议态度的思想家首推尼采，尼采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9节，第12节，第16节；《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第37-39节，第48节；《权力意志》（施莱希塔选编本、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111、116、118、120-122，125-126、135-136、141-144、163、167、170-171、175-176、414、459-461等。

22“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载：《中国文化》1996年12月，第14期。

23《庄子·列御寇》。

24“基本生存”当然不是在仅仅能维持人的肉体生命的意义上理解，它还包括一特定时代或社会的文化认为作为人必须拥有的基本物。

25我们也可参考亚里士多德区分“数量平等”与“比值平等”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内讧，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虽然在本来不相等的人们之间，倘若依据比例而作相应的不等待遇，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平等”。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与他人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现在的人们大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公道）的；可是，在实践的时候，各人的主张又相分歧了∶有些人因自己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而要求一切平等；另一些人则凭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所优胜就要求一切优先。由于人们各取两种不同的途径，平民和寡头这两个类型的政体就特别流行于世间。门望（贵胄）和才德在各邦都属少数，但群众和财富却遍地都有。然而，一个按照寡头主义或平民主义（以财富或人数为凭），在任何方面要求一律地按绝对平等观念构成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不是良好的政体。史实已经证明∶这些政体都不能持久。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在某些方面予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见《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234。

26用雷蒙·阿隆的解释是∶“在他看来，民主就是地位平等。不存在等级和阶级的差别、组成集体的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彼此平等的社会才是民主的社会。当然这不是说智力上的平等，因为这是荒谬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平等意味着不存在地位上的世袭差别，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得到各种工作、各种职业、各种尊严和荣誉。”见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页240。这一解释从价值欲求上说，大致是符合托克维尔原意的，虽然托克维尔也预测平等的潮流事实上可能浸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想把一切抹平。

27大多数人并不会以与大多数人相等而满足，而是更愿成为至少在某一方面出众的少数。

28DouglasRae,Equl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pp.65-71.

平等性范文篇6

平等是合同的本质和根本属性，《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然而，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它仅仅是确立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法律形式，《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不平等才是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看不到劳动合同的这种不平等性，必然产生理论上的不同认识①，实践中的认识模糊，往往是以合同的平等性特征掩盖劳动合同的不平等，从而无法正确适用《劳动合同法》、也无法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一、劳动合同的性质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当前的劳动法理论和法制实践仍然非常薄弱，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预期大为降低，导致这种薄弱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于劳动合同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认为劳动合同应独立于民事合同；有的认为《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或者说《合同法》是劳动合同的基础性法律规定；有的学者甚至把《合同法》未能在有名合同的种类中规定雇佣合同视为一大憾事。[1]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劳动合同的纠纷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的，按规定由各级法院民庭来审理，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劳动合同确实源于民法的雇佣契约，但劳动合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内容之一是作为当事人的劳动者须提供自己的劳动，这有别于一般的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将劳动者提供劳动，雇主给付报酬看作简单的商品交换。所以，劳动合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协议，劳动合同尽管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也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与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大区别，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的天然属性，劳资双方在竞争上的天然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内在基因，劳动者的弱者特性决定了劳动合同已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把握劳动合同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前提。

考察国外劳动合同的发展历史，完全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9世纪以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一直沿用罗马法的体系，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2]，劳动力雇佣完全被作为财产关系来调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继受了罗马法的分类，雇佣合同关系被当作劳动力的租赁，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劳动关系的调整都置于劳动力的租赁之下，如此规定，尽管劳动者人格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决定与任何的雇主签订合同，表面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可以随时签订，也可以任意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也不会产生其他任何的附随义务，但却掩盖了在强大的资本支配力下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盘剥的无助。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工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劳动立法，并逐步推行社会福利的政策。各国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开始摆脱了传统民法关于劳动力租赁的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的定位上，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有的将劳动合同作为雇佣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典来规定；[3]有的将劳动合同完全取代雇佣合同，仍然在民法典中规定；②有的则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法内容来规定，劳动合同脱离于民法典；③由此不难看出，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脉搏而发展演变，在当前世界各国，虽然对劳动合同的性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对劳动合同作出专门规制。

二、劳动合同不平等的表现形式

单从《劳动合同法》条文本身似乎很难找出对劳动者的不公平之处了，因为《劳动合同法》第1条所规定的宗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已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但是，正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一样，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仍有诸多不平等之处，这也是《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做出倾斜性规定的根本原因。

(一)劳动合同的订立不平等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劳动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权招工信息，有权决定是否招用人员，还可以制定招工条件，对应招人员进行笔试、面试、选拔，直至最终决定是否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即使合同签定的时间、地点都由单位确定，订立合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用人单位手里，而作为劳动者只能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劳动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由于劳动工作的趋同性，用人单位往往按照劳动部门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事先打印好聘用合同，供劳动者签字，表面看起来，这种合同似乎无可挑剔，可是具体条款却总是有利于用人单位自己，实际上剥夺了劳动者的平等协商权。

由于劳动者和雇主所处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只能通过提供劳动才能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在订立雇佣合同时，往往是被迫接受雇主所提供的工资报酬和劳动条件，“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谈论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4]

(二)劳动合同的履行不平等

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是劳动者付出自己的劳动、完成一定工作，从而获得一定报酬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接受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与统一管理，并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受劳动合同的约束，这种不平等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除法律规定的权利外，劳动者几乎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履行义务——付出劳动完成工作，甚至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即使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能或不敢行使(比如随意加班、加点而又不按国家规定给付报酬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却只能接受)，用人单位却凭借法律规定的权力，通过规定规章制度或行使管理权而对劳动者进行奖惩，并通过其建立的管理机构对劳动者进行控制，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并不是双方平等地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过程。

(三)劳动合同解除的后果不平等

在我国现在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就业机会稀缺形成“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结构中，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剧，劳动者的选择余地大为减弱，对于一个用人单位而言，解除一个工人的合同只是失去了一个劳动者，他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迅速找到替代者，甚至是更优质的劳动力，而对于一个劳动者则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甚至是失去了生活的全部。

(四)违约责任不平等

1.追究责任的方式不平等

由于用人单位掌握着权力资源，通常情况下，在劳动者违反规定时可以直接追究劳动者的责任，比如处分、罚款、扣工资直至开除等，无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就可以实现责任的追究，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劳动者却由于不掌握任何有效资源，无法直接对单位追究责任，只能通过国家机关进行仲裁或诉讼，而维权成本的高企和法律执行力的弱化使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对等的保障。

2.责任形式不平等

违反劳动合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与民事合同上的违约责任有所区别，民事合同当事人双方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因此，损害赔偿方式主要是金钱赔偿，但劳动合同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很多情况下以获得劳动权益为目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不同，一旦其权利受到损害，经济赔偿无法完全弥补，双方的要求不同，导致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形式，而且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大多属于行政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在为数不多的违约责任条款中，绝大多数又是以工资为基础的经济补偿责任④，在我国劳动力工资普遍偏低，一般只有数百元，最多不过数千元的状况下，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有限，而劳动者承担的则是无法确定数额的损失⑤，可以是数十万也可以是数百万，同时，承担的责任后果对双方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一个单位即使支付数千元无关痛痒，或许那仅仅是劳动者自己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一个劳动者支付数千元甚至数万元则可能倾家荡产，完全失去了生活保障。

三、造成劳动合同不平等的原因

(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导致的劳动力过剩造成了劳动合同双方签约地位的不平等

伴随着《劳动法》的颁布，我国逐渐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劳动力的双向选择和合理、适当地流动，有利于满足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需求，有利于人尽其才，有利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和消除浪费，但大多数劳动者由于为谋生的压力所迫，或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其它如住房、交通、家庭负担等实际困难的牵制，在谋职时不得不委曲求全，因而企业在双向选择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的双向选择，必然使一部分劳动力得到雇用，而另一部分暂时得不到劳动力需求方面的雇用，失业成为必然的现象，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劳动力近几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⑥，工人找不到工作，即使大学生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能够获得一个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劳动者不得不委曲求全，签下自己不得不签的合同。姜俊禄博士指出：“对于劳动者，劳动合同本身所包含的，比如平等自愿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从根本上是得不到实现的，‘协商’只是幻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在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解除等一系列过程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企业平等谈判”。⑦

(二)由于劳动合同主体地位本身的不平等，决定了合同的不平等

虽然从法律上讲，主体享有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主体之间的地位及其权能的实现往往是不平等的，通常状况下，用人单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而劳动者是一个自然人。作为一个法人组织，有自己的机构，有着雄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实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个人手中掌握的谈判筹码只是用人单位的几十分之一或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几万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根本不具备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可能和用人单位谈出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公平的劳动合同。鉴于这种因掌握资源的数量不同而导致的谈判力极其悬殊的情况，单位总是处于挑选者的地位，劳动者总是处于被考察的境地，用人单位可以把求职者了解的清清楚楚，而求职对于单位却知之甚少。史尚宽先生采用分类方法来解释这种现象：“权利能力又可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与特别的权利能力……。一般权利能力，对于各人，平等的赋予，任何人皆有得为权利主体之抽象的适格(权利能力平等之原则)，不因男女、老幼、宗教、种族、阶级、党派、职业、地位、健康状态，而有差别。然基于各个制度，享有各个权利之能力，依其权利内在之目的或为权利主体者方面之特别情事，不必就各人为同一。自然人与法人基于性质上之差异，对外国人基于政策上考虑，得认有特别权利能力上之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平等和差异乃是效益的必要前提，市场主体的社会的、自然的差异性，就决定了他们参与市场交易过程条件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决定了劳动合同的不平等。

四、对劳动合同不平等性的矫治

(一)矫治的理论依据

由于民法理论的源远流长，民事法律理论被运用到劳动合同中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指出：“民法在我们的各类法律中起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法的其它门类曾以其为模式(行政法)或为某些类的关系努力使之完善(劳动法)”，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劳动法都根源于民法，如德国、日本、瑞士都曾在民法中规定“雇佣”章节，意大利直接把劳动法制定在民法典中。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理论也是以劳动合同为契机，以形式平等为基础，从民事法律理论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观念就成为矫正劳动合同不平等性理论的最大障碍。虽然限制“契约自由”早已成为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法律发展的主旋律，正如梁慧星先生指出的：“19世纪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合同自由，与此相反，逐步限制和缩小这种自由却正是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5]但“契约自由”仍被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讨论契约自由原则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具有意义”。[6]对此，必须彻底消除“契约自由”对劳动合同领域的影响，否则，奉行契约自由原则，将会出现“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压弱者的工具”之情形，从而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危及社会稳定。为达到社会平衡，必须充分承认社会主体之间在资格平等条件下掩盖着的事实差别与利益不平等，确立《劳动合同法》的社会法属性，明确劳动合同关系的“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性质。

(二)法律规定的倾斜性保护

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法律规定的底线，以此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的相对公平。“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不能够真正地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他们意志自由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像真的受到了强迫一样。为了维护这种平等，社会可以进行干预”。[4]《劳动合同法》应当对劳动关系的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具体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劳动者享有较多的权利、承担较少的义务，而雇主承担较多的义务、享有较少的权利，这种立法上的不平等正是针对劳动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平等采取的矫正措施，属于“形式上不平等而实质上平等”，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必须措施。

(三)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门保护

1.实体保护。加大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合同履行的监察执法力度，建立监督体系，规范企业行为，防止用人单位以劳动合同的名义利用自己的特权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管理部门运用行政手段规范企业合同行为是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重要方式，劳动合同管理部门应当对经常发生违反劳动合同、侵害劳动者权利的企业加强管理和监督，对随意辞退劳动者、强迫加班加点、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克扣工资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审理劳动合同纠纷不能完全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必须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某些权利义务不能由当事者完全自由约定。作为具有社会法属性的劳动合同法体现的是一种底线保护原则，对劳动者实行底线保护，不仅体现在立法中，还应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将《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贯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中，甚至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尤其是在具体事实上无法查清、具体法律很难适用的情况下，体现该法核心价值的功能。

2.程序保护。虽然《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做了诸多倾斜性规定，但若仅有实体规定而没有程序保障，劳动者的实体权益将无异于画饼充饥，《劳动合同法》的价值将无法实现。因此，在为《劳动合同法》鼓与呼的同时，更要重视其实施状况。目前，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程序很多，比如：劳动仲裁收费制度；⑧劳动争议时效制度；⑨以及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设置制度等，⑩都严重制约着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实效。一个良好的法律实现机制是法律价值实现的保障，因此，健全劳动合同法律实现机制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司法机关应依法切实履行其对劳动者的保护职责，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中必须确保程序的实质公正。

3.救济保护。目前，困扰劳动者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维权成本过大，劳动者为了几千块钱，为了几个月的工资，花光自己仅有的赖以维持生活的积蓄，常年奔波于单位、国家机关之间，却无法讨到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放弃维权，甚至演变成“绑架”“自杀”“跳楼”等一幕幕悲剧或闹剧，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11)因此，国家机关应该建立劳动者维权的救济制度，对于没有能力自己处理的劳动合同纠纷，通过法律援助或专门组织，帮助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劳动者组织的保护

在当前劳动侵权较多，而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单靠劳动者个体的力量实现与用人单位的抗衡是难以做到的。为此，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其维权与协调职能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挥，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利益，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是，我国企业工会与企业在工会主席的产生、工会主席的待遇、工会主席的劳动关系以及工会经费的拨缴等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甚至非公有制企业中大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这决定了在目前的状况下，企业工会在为劳动者维权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严重制约着工会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工作，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真正承担起为劳动者维权的责任，切实发挥出工会的作用。

注释：

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法博士常凯教授和董保华教授是争议“两派”的代表，他们两位之间的分歧被学界诙谐地称为是《劳动合同法》上的“京派”和“海派”之争。以董保华为代表的“海派”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对劳动者保护“过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以常凯为代表的“京派”则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正是为了平衡我国劳动关系中劳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

②1971年瑞士对其民法典中的债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将其中雇佣合同一章改为劳动合同，条文从原来的44条扩大到121条，为民法典中以“劳动合同”取代“雇佣合同”之创举。落伍的雇佣合同概念从此由民法中消灭，具有浓厚社会连带色彩的劳动合同正式成为民事普通法的一部分。

③法国《劳动法典》其余各卷的内容分别为：第2卷：雇佣劳动条件；第3卷：安置和雇用；第4卷：受雇者的职业协会、代表、分享和物质鼓励；第5卷：劳动争议；第6卷：对劳动法规实施的监督；第7卷：对于某些职工的特殊规定；第8卷：对驻外部门的特殊规定；第9卷：作为终身教育一部分的继续职业培训。法国自民法典颁布后一直将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力租赁来规范，20世纪以来，随着劳动法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法国将雇佣关系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规定了独立的《劳动法典》，该法典共分为9卷990条，其中第1卷关于雇用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劳动合同。

④《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第83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⑤《劳动合同法》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报告认为，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同时，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⑦参见《专家会诊劳动法WTO为白领维权带来八大转机》，人民网2001年11月14日。

⑧在仲裁费用方面收费较乱，很难让劳动者信服，如在法院诉讼费每件劳动案件最多收50元，而一些劳动仲裁则按4％标准收取仲裁费；同样一件标的1万元的劳动案件，在法院诉讼收费是50元，劳动仲裁费却要400元。使不少劳动者难以承受如此高的仲裁费。

⑨《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劳动者在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必须申请仲裁，否则，因超过时效，法律不予保护。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不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也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然而，在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一、二个月工资或加班费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保住工作，往往不敢声张，60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使本应得到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

平等性范文篇7

一、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首先，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既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能否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男女两性社会成员诚信友爱，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条件。

其次，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社会成员，在公共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能够平等相待，平等相处，良性互动。然而，这种和谐必须是建立在两性平等(权利、机会、人格价值和尊严上的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依附、顺从为前提。只有理直气壮地坚持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人格权利、机会、价值尊严等方面的平等，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和谐的理想目标。今天的社会发展，女性在经济政治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可阻挡地要求冲破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解构原有畸形的两性关系，建构现代社会新型的两性关系。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消除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未来两性的发展趋向将是在保留各自性别特点基础上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性别的互补性将使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发展得更为充分、更为全面、更为和谐。

第三，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享有平等权利、拥有公平机会，参与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决策活动。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我们还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协调和推动，有与妇女发展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男女共同享有自己的权利、参与决策。

二、和谐社会中的妇女主体作用

社会和谐要求两性平等，两性平等促进社会和谐。男女性别平等、关系协调，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利于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已经从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我国颁布了宪法和婚姻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鲜明的观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论述的很深刻。同志的著名论断：“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得到”，“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邓小平同志六十年代指出：“党的事业需要妇女群众，妇女解放也只有在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不断得到保障，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男女平等问题上升到了从未有的高度。同志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庄严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志2003年在与全国妇联领导班子座谈时指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显然，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妇女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同时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最终实现也必将为妇女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性平等”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和谐社会中的的不和谐因素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当今社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男女两性协调发展问题上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还存在着不和谐因素。

1、妇女平等就业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权利受到冲击。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是妇女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所有制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就业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妇女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一是妇女就业难。女性职业结构下沉，与就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正规职业中退出，进入非正规职业，统计数字显示，在低技能、低收入、低保障、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女性所占比例较大，在灵活多样的非正规就业、社区就业中女性占多数。二是女性自主创业、下岗失业再就业难度较大，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三是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比较明显。在岗人员也时时被提前裁员所困扰，损害女职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和流动就业的女性劳动权益现象时有发生。

2、妇女参政比例仍然偏低。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是妇女解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妇女参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妇女参政。但是决策层妇女参政比例还很小。一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女干部比例偏低，且任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非经济领域多，经济领域少；二是基层女干部比例下降。特别是村级选举中，女干部进入村委会的比例明显减少，基层女干部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高层妇女参政的数量和质量。

3、妇女素质偏低，轻视、歧视妇女的传统偏见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目前妇女解放运动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存在一个个社会性别的误区，如“妇女回家去”、“美女经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从教育状况上看，据调查，农村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9%；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文化素质偏低不仅使广大妇女面对调整发展的生产技术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而且也束缚了她们的思想和才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构建两性和谐发展的对策

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既存在实现的艰巨性，又有现实可行的路径可供选择，只有从社会各个层面上加以促进，方可加速其落实。

1、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将“男女平等”纳入各项决策中，使其同人口意识、环保意识一样深入人心；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应当兼顾效益和公平，加强配套法规的修订工作，以保障妇女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社会同步发展。要进一步推动妇女发展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计划和项目制定、执行和监测评估的全过程，保证男女两性平等参与和分享资源。

2、将性别意识纳入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妇女的权益。特别要提高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性别意识，他们的认识不到位，在立法中就可能忽视妇女的权益，在执法中就有可能发生偏差。鉴于政策的弹性和法律的刚性，要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宣传等手段，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落到实处。

平等性范文篇8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纳税人权利中国问题改善「正文」

纳税人权利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法制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误解和和纳税人权利的轻视，已经对国家的税收工作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要研究纳税人权利，就要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因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内。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确定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内容，再与纳税人权利现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针对中国纳税人主体的权利现状的改善建议。本文亦将沿此思路展开。

一、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与纳税人权利

有学者定义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在税收活动中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1]简言之，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关系在税法上的反映。由于参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比较复杂，因此也就有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税权划分法律关系（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纳税人、征税机关与相关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税收权益分配法律关系（主权国家之间）等等。可见国家、征税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其他主权国、纳税人都成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国家赋予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意在指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仅为两面——国家和纳税人。

笔者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税收是为满足公共需求，基于法律的根据，将一部分国民财富转移至国家之手，[3]所以税收活动主要发生在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被税法所调整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因此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应放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个法律关系，而只是一个法律关系的两个层面的表现。税收法律关系只是一个法律关系，只有两方主体——国家与纳税人。一方面，公民是纳税人在政治上的称谓，是符合条件依法纳税的公民；另一方面，税务机关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另一方，而仅是具有征税职能的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基于这一理解，纳税人权利当然不应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涉及的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履行具体纳税义务时所享有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要求税务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的许可保障，在其合法利益受到侵犯时所能获得的救助与偿还的资格或能力，而应是广义上的概念，包括在税收立法、税款征纳、税款使用等方面的权利。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与纳税人权利的应然状态

（一）从法治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公权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来源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权力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权力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对资源的控制，以使社会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服从其意志的一种特殊影响力。但实质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正是因为国家受托管理公共事务，设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才使得这些机关取得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强制性权力。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原始主体和最终来源，国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这种权力，国家是权责统一的。具体到税收法律关系，现代租税概念强调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财政民主，即“身为主权者的国民、纳税者应对财政（税的征收和使用）进行民主性统治”[4]纳税者享有以宪法为基础，“仅在租税的征收与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的条件下，才具有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5]，即纳税人有权要求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宪法原则。

在立法环节，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在执法环节，政府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之下有权征收税款，即税款征收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在税款使用上，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的用税行为，有权对违反宪法原则的用税行为提起违宪审查和诉讼。以上都表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法律关系上的平等性。前面已经分析了征税机关是国家在税收工作中的代表，在具体的征纳关系中与每一个纳税人之间也当然应是平等法律关系。

（二）从公共财政和税收价格理论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而言，为避免天然具有“公共所有”属性的商品即公共物品造成“公共的悲剧”——人人作出搭便车的选择，需要政府财政的功能解决个人之间以及眼前和长远之间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最大化。[6]同时，外部效应是市场经济的痼疾，需要政府财政对于外部不经济造成的过度生产采取压缩生产的措施，对于外部经济造成的生产不足，采取鼓励手段。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的角色从对资源配置大包大揽转变到着眼于弥补市场缺陷上来。政府不应干预微观利益，因为这是市场机制自身能解决好的问题；而应着眼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发挥得不够好的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公共财政要求首先在市场经济下公共需要的基础上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再根据这个范围进一步确定财政支出需要，最后，根据支出需要合理安排财政收入。可见，公共财政实质上是用全社会纳税人的钱为社会服务，即税收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非政府自身的需要；同时政府作为用税人，其开支“取之于民”，而非政府创造的自有财富，那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从某种宽泛而有用的概念意义上讲，捐税也是一种由个人或个人团体为以集体方式提供的公共劳务所支付的价格。”[7]按照边际效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每个人都应在税赋方面按自己获得的国家服务的价值评价，缴纳全部货币等值——税收。可见纳税人与国家在经济意义上同样具有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

（三）通过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人权利的定义和税收法律关系实质平等性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性。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互相包含，权利的范围就是义务的界限，义务的范围就是权利的界限。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因此权利义务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8]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实质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履行义务才能享有权利，享有权利

必然要履行义务。履行纳税义务是纳税权利产生和实现的现实基础。不管纳税人权利发生与义务履行是否同时同步发生，权利的拥有都是以纳税义务为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才有可能保证纳税人更好地尽义务。因为保证纳税人在立法阶段、征纳阶段、税款使用阶段等税收活动中的权利，直接有助于激发纳税人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充分实现税收的职能。

第二，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相当广泛。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权利是主动的，表征着利益；义务是受动的，表征着负担。[9]既然税收法律关系双方——国家和纳税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广大人民——纳税人，作为政府支出的目的和收入的来源，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理所当然拥有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以满足自己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

纳税人作为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理应享有如下权利：

税收立法方面，参与税收立法的权利。在民主政体国家，税法由立法机关制订并颁行，在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应当能够参与税收立法讨论，公开发表看法。这是法治国家主权在民的必然要求，同时，纳税人参与立法的讨论也是最为有效的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宣传途径。

税收征纳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税收实体性权利是静态意义上的权利，是纳税人享有法律保护的获得某种实体利益的资格，即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不被非法征收，如税收申请减免权和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基于应能负担原则，为保障公民个人生存权，纳税人应就个人的负税能力大小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的课征不得侵犯纳税人的各项基本生存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纳税人维持健康、文明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否则，超出纳税人负税能力的“苛捐杂税”，必然使纳税人与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税收程序性权利是纳税人享有的动态意义上、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保证程序公正，有效制约税权滥用，保证纳税人参与程序的实现，主要由平等对待权、程序拒绝权、救济权组成、获取帮助和服务权等构成。

在税款使用方面，监督税金“合宪”使用的权利。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目的和程序使用税金，而且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有权提出诉讼。

三、中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纳税人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说明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国家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权利。纳税人义务分担的一部分社会共同费用，是纳税人将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无偿让渡给国家支配。既然是无偿让渡，纳税人就有权利要求国家和政府建设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善市场发展的各种机制，为纳税人提供安全保障和发展机遇。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也是纳税人权利的实现。[10]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身份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得到的法律的保障与承诺——依法确认纳税人能够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和政府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正确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尊重纳税人权利，达到权利义务的和谐统一，使纳税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得到保障，无疑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纳税观念，有利于维护税法的严肃性，真正实现依法治税，进而推动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的发展完善。相反，如果纳税人不享有权利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不可能构造出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法制秩序。从中国的税收发展历史和现状看，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并非是和谐统一的，出现了失衡状态。

中国历史带有长期的浓厚的集权统治色彩，产生了“重权力、轻权利”的历史文化。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权利被贬低、限制。具体到漫长的税收发展史，国家征税的权源在哪里，合理性如何从未纳入公众考虑的范围。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国家契约论，并据此得出了国家和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是平等地位的结论，对以后的税法思想中纳税人权利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另外，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国家分配论，强调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形式。相应地，税收法律关系双方被认为具有不平等地位，国家及其税务机关单方面享有征税权，而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仅强调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这种理论导向下的税收，以取得财政收入、完成税收计划为根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强制性。这不仅导致纳税人迫于某种威慑力而缴纳税收，纳税自觉性、纳税主动性降低，进而出现偷逃税等严重问题，而且导致征税机关在税收工作中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行使征税权，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易于出现不依法行政、侵犯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税收工作中，多年来，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过多强调了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主体的义务，在处理税收征纳关系上，绝大部分税务人员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依法行使征税权，却较少注重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宣传工作中，注重“义务论”，崇尚“义务本位”，系统、细致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宣传如“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却比较模糊、抽象。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失衡状态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纳税人权利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一定的体现，主要包括：依法申请减免税权、依法申请延期申报和延期纳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权、有关税务问题的咨询权、委托权等等。这些权利主要是包含在税收征纳关系之中的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而与纳税人纳税的基本义务相对应的实体性权利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忽视了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承担义务而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不免引起纳税人的厌烦情绪，无法形成税收法律关系双方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纳税人没有感受到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对等性，没有体会到与其纳税义务对等的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因此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偷逃税款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税收相关工作难以有效监督，导致政府工作透明度不高，影响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财政支出不合理，公共产品提供不符合社会需求等诸多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纳税人的权利并加强保护，才能使纳税人切实享有权利，促进国家税收工作良性开展。

四、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2001年9月，国际财政协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第54届会议，其中讨论了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问题，从而使保护纳税人权利第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议

题。各国共同认识到为维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的平等性，保证国家税收工作健康运行，需要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需要在具体的制度的运作中保护抽象的权利的实现。纳税人享有权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明确纳税人权利并予以切实保障，这是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的。[11]这就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相对缺失问题从法律角度加以解决。

（一）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前提。

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税收是由人民为维护自身生活福利而自律性缴纳的，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坚持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要求“租税要件应尽可能在国会（国民代表机构）制定的法律中作明确、详细的规定。”“有关纳税义务的消长以及其他国民权利义务，应尽可能详细、严格地规定在法律中。”[12]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是税收法律的明确立法依据和立法渊源。因此应当对税收的最基本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包括纳税人义务必须履行，纳税人权利必须保护，征税的基本法源等等。但我国宪法仅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仅能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据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这使得纳税人权利义务在宪法的层面上处于失衡状态，无法根本体现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

另外，前面已经论述，从税收的来源和用途来看，税收是纳税人将一部分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家手中成为其收入，并由国家运用这些收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其中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流动，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深层次的平等原则和关系。宪法对于国家和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应充分体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完善是税法完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障和不断完善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建议对宪法作以下两方面的补充：第一，应按照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权利，以实现纳税人的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平衡，为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相关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因此可以考虑将宪法第56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第二，在宪法中设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增补修正案，规定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这一原则在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已得到宪法确认。因为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上升到宪法层面，就使得税收活动及其相关法制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立法是对纳税人权利最深层次的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宪法条文固然需要增补，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决定了宪法只能从宏观上确定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所以，需要将纳税人权利内容更多地体现于税收法律体系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就十分注重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加拿大就在1985年专门公布了《纳税人权利公告》；美国则在国会、财政部、国税局共同努力下，先后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不仅对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还向全社会明确公布了纳税人依法可以享有的税收程序方面的援助和救济的权利。[13]

我国目前存在着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备、不系统、效力层次参差不齐的弊病。因此要尽快制订一部《税收基本法》，明确我国税收法制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纳税人、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基本法则，其中，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明确规定，将使纳税人权利的全面有效保障成为可能。只有在税收基本法指导下的税收特别法、单行法才能构成有机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立法工作的完善和发展，该体系自身的扩充亦将把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长期稳定贯彻。

（三）要坚持主权在民和宪政思想，促进和完善纳税人对税收活动的民主监督。

在法国，每当国会召开专门会议，对税制改革进行辩论时，电视台就开辟专门频道进行现场直播，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4].我们也应当探索灵活适用的途径落实广大纳税人的税收立法参与权等权利。其中最为有效和实用的应属建立有效的税收听证制度，使税收立法、执法和税款使用活动置于广泛的纳税人监督之内，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第一，在立法中，坚持《立法法》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精神，结合税收本身及其立法工作的特殊性，明确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听证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保证立法者立法时能够听到广泛的纳税人意见。第二，在征纳法律体系中确立税务听证程序，即税务机关在进行征税及其相关行为之前，在作出影响纳税人利益的行政决定前应告知作出决定的理由及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的运用可以增强税收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避免国家公权机关滥用权力侵害纳税人权利。第三，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纳税人履行了纳税义务，若不能得到权利的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会从主观上产生抵触情绪，税收就只能变成强制而使税收法律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应保证纳税人享有税款使用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纳税人，才会自觉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会具有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强制纳税转变成自觉纳税。目前我国纳税人只能从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知悉税款的基本使用情况，不能满足纳税人的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在税款使用中，纳税人可以对国家机关进行重大用税行为之前，通过采用听证会形式阐述意见，监督税款的使用，以确保税款的使用符合大多数纳税人的意愿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英国法谚“无救济即无权利”，说明了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方式，完善税务诉讼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因此完善税务诉讼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与税务机关的纠纷。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务机关依法征，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但税收诉讼问题还是有自身的特殊需要的，这一点上，行政诉讼不能完全解决纳税人权利的全面保护问题，在某些领域，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是不充分的或是缺失的。这些问题集中在税收立法和税款使用上。第一，对于税收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的非法操作，比如在应举行听证会时不举行或不正当举行行为，纳税人作为权利人应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对于用税活动中出现的非法行为，比如用税人不合法用税

或用税不公开、不透明时，纳税人同样应有诉讼资格提起诉讼，这样就可以更完整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对于解决税收征纳关系纠纷比较契合，而对于上述事前、事后税收纠纷，则无从适用。要更进一步完善涉税诉讼，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就要在两方面改善现有的司法制度：

第一，扩大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目前我国法院仅对于税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具有审查权，但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本身却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应当赋予法院对于国家机关制订税收法律法规，决定税收开征、停征、减免等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合理征收、使用税款的权利的司法监督途径。[15]这一制度现在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普遍接受，都认为税收、财政的健全和完善需要纳税人的监督。通过赋予个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对于税收问题提起诉讼，社会公众不仅可以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政府支出遵循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在我国无论是司法审查权的扩大还是纳税人诉讼的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和人民需要来循序渐进、认真细致地进行。但我们应当坚定这一改革方向，为充分维护纳税人利益积极探索。

五、结语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和公共财政制度在税收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只有科学界定、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效实现国家税收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而当前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仍不完善，需要破旧立新。可以说，充分维护纳税人权利，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

「注释」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41页。

[2]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3]（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4]（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3页。

[5]（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9页。

[6]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页。

[7]（美）奥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6页。转引自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50页。

[8]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9]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0]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第25页。

[11]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225页。

[12]（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4-65页。

[13]单扬《纳税人权利问题的法律视角》，载于《税务纵横》，2003年第4期，第19页。

[14]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8页。

[15]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5页。

「参考资料」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3、（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7、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

8、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9、王福友《纳税人法律地位的转变与税法理念的更新》，载于《税务研究》，2004年第三期。

平等性范文篇9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西藏、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西藏、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西藏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西藏（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各地区家庭、环境数据为2004年数据，环境全国数据为当年数据。

注释：

①本文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的成果之一。执笔人为蒋永萍、姜秀花、陈方、贾云竹、杨玉静、吴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及各有关部委统计部门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数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各级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均由招生、在校以及毕业学生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之比3个具体指标按照招生权重为0.3、在校为0.35、毕业为0.35加总合成。

③鉴于分省数据状况，对各省的评估只使用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领域指标，两个领域的权重均为0.5.

④省级评估中，未使用省级人大常委、省级政协常委、各派及省委委员中女性比例4个指标。

平等性范文篇10

美国学者迈尔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10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在“上高中”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分轨过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资本缺乏的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