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范文10篇

平等范文篇1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毕业于加尔格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他曾经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并且当选过1982年的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年届的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他为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数项贡献。森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等学科，对不平等的研究被视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平等问题上，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为什么平等？”看成是争论的关键。以为一旦谈论平等，首先必须表示是赞成平等还是反对平等，进而为之辩护。可森坚信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平等观念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平等？(Whyequality?)，(2)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ofwhat?)，后者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

为何这么说呢？森指出，那些探讨如何安排社会才是合理的各种规范理论，其实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寻求着某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正义论要求“基本善”持有的平等。而且，不仅仅赞成平等优先的理论如此，甚至那些被视为反平等的理论也同样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例如诺齐克的个人权利至上体系，尽管强烈地反对效用平等和分配平等，可却要求自由权利方面的平等——无人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许多反对经济平等的经济学家，在政治和法律上却坚决地捍卫平等。所以，“假如我们成功地证明了x方面的平等（无论x是什么——某种成就，某种权利，某种自由，某种尊重等等），那么我们就已经以这种形式——x作为比较的标准——证明了对平等的赞同。”依次类推，即便我们反对x方面的平等要求，也只是表明反对把x作为比较变量，并不意味着反对平等本身。虽然各种理论所要求的平等内容不一样，但他们至少都坚定地赞同每个人应该在某一重要方面获得平等对待，它们都体现为一种“平等主义”。一种理论也许在很多方面要求不平等，但是，当它为此辩护时，最终不得不求助某一方面的平等。如果这是事实，“什么方面平等？”自然要比“为什么平等？”涵盖更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来得更为重要。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把“什么方面平等？”当成核心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可谓纷繁众多，而“什么方面平等？”是区分和理解他们的关键。因为它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把何种变量作为平等量度，每个理论在坚持基本变量方面平等之时，必然容纳了次要变量方面的不平等。当自由和结果发生矛盾时，一个要求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结果平等，而一个要求平等衡量每单位效用的功利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要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于是，只有通过考查不同理论对“什么方面平等？”的回答，才能够看清各个理论把什么当成评价的基本方面，什么当成次要的方面。假如我们把这些理论之间的争论，只是看作“赞成”平等和“反对”平等两大阵营的事，就会忽视平等问题中的那些重要内涵。

第二，“什么方面平等？”是解决“为什么平等？”问题的必由之路。肯定“什么方面平等？”为核心问题和争论焦点，并不意味着问题“为什么平等？”毫无意义。只不过合理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借助对前者的回答。我们无法在不知道究竟谈论什么平等的情况下，就赞成或反对平等，亦即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回答“什么方面平等？”之前，就对平等表态。“为什么平等？”其实在这里转换成，为什么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亦即需要对被选的评价变量进行辩护。为各种规范理论都要求平等这种共性进行辩护，本身就说明了平等的重要性。既然那么多理论都以不同方式要求平等，表明平等确实是一种实质要求。不关注平等，将使一个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没有合理性，平等要求是一个社会合理与否的体现。

第三，把“什么方面平等？”提升到核心地位，显示了分析平等问题的方法论态度。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衡量平等实质上是一个“空间”选择问题，亦即从各种变量（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资源、福利、自由、权利等）中选择人际比较的基础。在这里，评价完全依赖于选择什么作为比较尺度。所以，一定程度上说，争论不在平等本身，而是由选择不同变量所引发的。“什么方面平等？”问题恰恰突现了评价平等的“空间”选择特征。按照森的观点，这种选择又与人类差异和个人利益观念紧密相关。于是，通过“什么方面平等？”又明确了研究平等问题的方法论。

个人利益、人类差异和变量选择

衡量平等和不平等首先需要选择恰当的评价变量。但是，我们可选择的变量很多，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资源、福利、自由、权利等都可以作为标准。为什么会有这种“空间”的多样性呢？哪一个更符合实际呢？森说，这其实关涉到影响不平等衡量的两个重要因素：个人利益和人际差异。

平等衡量尺度的多元性反映了一种深层次差异——人们对个人利益概念理解的多样性，人们价值目标的多样化。平等无非是个人利益的平等，而人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分别从自由、权利、效用、收入和福利等角度比较人们之间的相对有利或不利，相应地也就导致了不同的平等观。平等多元化的原因就存在于个人利益概念的多元化中，如果对利益的看法不同，那么关于平等的评价也就不同。而且，此种多元性并非平等概念独有，一切以个人利益概念为信息基础的其他观念，也表现出多元性。正是这种个人利益概念的多元性，直接促成“平等空间”选择的多元性。同时，这也导致某个理论在坚持某一变量的平等同时，包含了另一变量方面的不平等。于是，收入平等可能与财富上的巨大差异并存，财富平等可能与幸福上的极大不平等共存，幸福平等可能伴随着满足的不平等，需要满足的平等可能有选择自由的不平等相伴。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个人利益观充分与否，而且涉及影响个人利益的现实因素，亦即根深蒂固的人类差异，对不平等的衡量也与这种差异密切相关。

森坚信，假如所有人都一模一样，就不会有不同的平等观，也就没有必要回答“什么方面平等？”。而事实是，人与人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极大差异。我们有着不同的外部环境，例如，一生下来接受的财富不同，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属社会提供的机会不同，等等。除了这些自然和社会环境外，我们的个人内在特性也大不一样，如年龄、性别、体质、智力等。所有这些差异决定了人们可以从一定量的商品或收入中获得什么和需要花费多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都大不一样。生理差异造成了需求不同，病人需要更多的钱治病，孕妇需要摄入更多的营养，但健康人就无需这方面的花费；与热带地区的人相比，寒冷地区的人在取暖御寒上花费的更多；社会的公共教育安排、治安状况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同的传统习惯使不同社会人们的需求也有差异；种族和等级的区别在一些社会严重影响了个人的发展。

人际之间的这种广泛差异，决定了从某一变量判定为平等的，从另一变量比较时又成为不平等的。例如，就算有着相同收入，一个残疾人也不能发挥一个健康人能有的正常功能，如参加他喜欢的某些运动、正常的社交活动等。于是，人际差异使对不平等的判断成为复杂而麻烦的活动：甲有比乙更多的收入，乙比甲享有更多的效用，丙又能做甲和乙不可能做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等问题中必须认真对待两类多样性，一是人类的基本异质性，二是由前者决定的“空间”的多元性（评价变量的多样性）。为了充分地衡量平等，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充分的利益观，另一方面要使利益概念（也就是比较变量）与人际差异事实相适应。以上述方法论态度为出发点，一些常见的平等观明显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当前广为流行的三种平等观：收入平等观，功利主义平等观，罗尔斯的正义论。首先他们都持一种狭隘的利益观。收入平等观仅仅关注物质收入和财富；功利主义（福利主义）把效用看成利益的唯一指标器。虽然罗尔斯把基本善界定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更关切人的自由，从而突破了收入和效用的局限性。但是，基本善实际上关注的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非自由本身。

再者，由于三种方法都忽视了人际差异的存在，就无法充分衡量不平等。因为即使人们获得相同的收入和基本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不同人获得有质量生活的机会不同。我们难以从收入平等推导出人们面对的实际机会平等，因为人们能或不能做某事、能或不能实现什么目标，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收入，还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特性。效用是一个心理度量指标，它不可能精确度量不平等的程度，一个长期过着极端穷困潦倒生活的人，会为一点点小恩惠而感到快乐，并尽力消减自己的欲望以适应恶劣的环境。把基本善转换为成就和自由上也存在人际变化，怀孕或需要看护婴儿的妇女，与无此负担的男人相比，拥有的自由要更少，即便他们在基本善持有上是平等的。人际差异事实显示，一个人是否能营养良好，不仅取决于收入、基本善的多少，还决定于他的新陈代谢率、身高体重、性别、气候环境、怀孕与否等等。由于人际之间的不同，两个拥有相同收入和基本善的人，一个可能容易获得较好营养，另一个可能根本没有能力避免营养不良。

传统方法的不足表明，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分析手段来评价平等。诚如森本人所言，他既要为平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一种方法论，也要提供一种怎样评价平等的实质方法，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能力平等观。

能力平等观

森认为，充分的评价方法首先应建立在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基础上。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人的利益不只包括物质成就，还包括自由和权利等其他价值目标。一个人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既可以从福利方面看待他，也可以从能动性方面看待他，后者包括了个人重视的任何合理目标，而不止于福利方面。传统经济平等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方面的成就视为唯一焦点，忽视了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方面。其次，新的评价方法应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异作为考虑因素，能有效地与现实的人际差异挂起钩来。

为此，森提出了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从广义上讲，个人利益指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生活又被看成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的获得都有赖于个人能力的大小，比如，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能增强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简而言之，能力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能力体现的就是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生活，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

从森的角度而言，用能力方法进行评价至少有着如下优点。首先，能力观拓宽了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能力观超越了收入、效用、福利、基本善的狭隘性，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把人的自由和能力也看成利益的代表，从而囊括了生活中的各种有价值活动。正如森在其所编《生活质量》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

其次，将信息基础扩展到能力，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理解。即便一个人收入与他人相同或甚至更高，假如没有机会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或者没有职业，只是通过政府救济获得高收入的，或者需要花费很多收入来治病，那么他仍然处在不平等之中。家庭收入不可能真实反应家庭内的性别歧视（存在“男孩偏好”），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一些国家中存在的“女性人口失踪”是由女性正常权利被剥夺造成的。饥饿是指一些人没有足够能力得到食物，而非没有足够的粮食，失业、通货膨胀等造成人们丧失了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贫困不是单纯的低收入，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于基本能力的缺乏。在这里，能力平等观没有忽视除收入不平等之外的其他类型剥夺，例如失业、患有疾病、不健康、没有受到基本教育等。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还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自由制度也是防御饥荒的重要手段，由于有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的政策，而这是收入平等无法显现的。

从能力角度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平等状况，结果将更为复杂。比较美国和欧洲，从就业能力来看，美国要强于欧洲，美国的失业率要低于欧洲，但是从生存能力（卫生保健、医疗保障等）来看，欧洲要好于美国。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收入来看，非洲裔美国人的收入可能要高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但是从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来看，非州裔美国人比许多穷国的人民还要差，这是由于一个富裕国家中的人要实现与穷国中的人的同样功能，需要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特定商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来看，预期寿命上，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为五十二岁，印度是六十岁；但印度的营养不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更为严重，非洲的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是20%-40%，印度有40%-60%。上述的多视角比较尽管使问题复杂了，但却使加深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第三，能力观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森从能力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论证，使公共行为观念在解决不平等、饥荒和贫困问题上获得新生。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对消除不平等和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存在与否影响着人们的福利，例如，生活在纽约市哈莱姆地区（黑人居住区）的人很少达到孟加拉国的人均寿命，其原因并非哈莱姆人有着比孟加拉国人更低的收入，而是由于哈莱姆地区没有充分地健康关怀和医疗保障，以及犯罪现象的猖獗。一个干涉的公共政策提供应得权利给予潜在的饥荒受害者，就可以防止的发生。另一方面，与以往较多关注个人物质利益不同，森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等等。在饥荒发生时，公共机构要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它不仅包括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等一般措施，更应采取政策来使灾民取得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和能力。此时，更有意义的不是保证“食物供给”，而是保障“食物权利”。

意义

就总体的方法论而言，森试图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发挥经济学的社会有用性，而这是现在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和不予考虑的。森对平等的考察，就凸显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他主张，解释和描述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和从价值角度评价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并非不可调和。描述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既可以从客观意义角度考察平等的内容，也可用规范观念来评价平等。在对平等进行客观衡量时，必须引入规范的考虑；对平等的伦理考虑，也依赖于对平等的客观分析。“这种方法论观点本质上反映了我们的不平等概念的二元性”，也就是说，平等概念本身就内涵了描述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

当然，“联姻”也非随意的。作为经济学家，森强调描述性分析是必要前提，这也就是为何他把“什么方面平等？”置于“为什么平等？”之前的原因。他考察平等，不是急忙先表态，而是通过缜密地分析，引用大量经验数据和比较各种信息，揭示平等问题的性质、要求和内容，以及它所可能牵扯到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才提出了能力观。比如，在贫困问题上，他明确指出描述应先于规范性的政策选择，第一步是要识别贫困，其次才是选择实际政策。当然，另一方面，描述性方法也无法回避价值考虑，伦理考虑对经济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不仅在于每个人都是价值主体，而且事实上，道德因素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包括了经济行为）。因此，既然经济学要分析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必须关注作为客观要素存在的个人价值倾向。一定意义上说，实证研究预设了价值前提，当每一个社会安排理论描述性分析某一方面平等时，都不言而喻地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因此，森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一书中，强调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的必要性。

更为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分析经济问题还是研究伦理问题，森都主张多元化的方法。他认为，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评价，有多种需要考虑的信息。信息考虑的全面与否关系到分析的效果，在信息上“过于节俭”是明显的“一元论”。从多元论出发，权利和自由，既有内在价值又有工具价值，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粮食短缺和个人应得权利缺乏都是不可忽视的饥荒成因；虽然从收入转到能力可以更好地理解贫穷的存在，但收入下降导致贫穷也非一个愚蠢提法，个人能力的缺乏很可能与低收入相关；平等也并不是唯一的社会责任，还存在效率等要求。在平等问题上，森同样持多元化的立场，“虽然我认为基本能力平等比其它类型的平等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类型平等在道德上毫无意义。”。能力方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没有穷尽一切价值。而之所以强调关注“能力”，除了以往人们忽视了这一方面，更在于能力方法内在就是多元主义的，功能的内涵要比收入、效用等丰富的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功能。

实际上，森敏锐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实际行为以及做出正确评价。既然实际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那么评价包含的信息自然就应具有多样性，缩减多元信息基础必然会失去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无论如何，分析和评价都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各种要素可能都在起作用，有时一种占主导地位，有时另一种又是主要的。所以森说，“我相信，那种复杂性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问题的本性。毕竟，简单性不是唯一的美德。”

森的平等观不仅在方法上富有新意，而且也丰富了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理解。森认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忽视平等，其实他们拘泥于收入方面到是问题所在。即便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一个“拜物教”成分，基本善忽视了物品和人之间的关系，效用虽然触及了这种关系，却是忽视人类差异的心理联系。传统思维方式只考虑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支配这些东西。能力方法超越了经济平等主义只考虑物质因素的狭隘性，摆脱了平等问题上的“拜物主义”，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成功地把对物质和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自由和权利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对不平等的评价从实际状态转向机会，从商品转向功能，从得到什么转向能获得什么。大量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在衡量平等、解析贫困、探究饥荒问题上，这种方法的运用经常更加行之有效。

在强调发展的当今世界，森还扩展了我们的发展观。发展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化的进步、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和能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应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他们能避免可防御的疾病和早亡，能避免挨饿，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投票参加选举，能得到普通教育等。总之，发展应该意味着人们能做更多的事，它要求消除一切剥夺人们正常能力发挥的根源，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个人的选择和机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增强使他们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基础确立为能力的做法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参考文献】

[1]AmartyaSen,OnEconomicInequality,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

[2]AmartyaSen,InequalityReexamined,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1995

[3]AmartyaSen,DevelopmentasFreedom,NewYork:Knope,1999

[4]AmartyaSen,TheQualityOfLife,edbyMarthaNussbaumandAmartyaSen,

Oxford:ClarendonPress,1993

[5]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平等范文篇2

摘要：新中国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来，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主权平等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说明。本人认为，主权平等构成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由于国际法是门世界性学问，有必要做一点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这对认清中国国际法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益。关键词：主权平等；国际法；对外开放Abstract:NewChinahasgonethrough40yearsofhistory.40yearsago,itestablisheditsownsystemofinternationallaw,hasaccumulatedawealthofexperience.Theseexperiences,forbetter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policy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isofgreatsignifican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sovereignequalityofthenewChineselawtheoryandpracticetomakeabriefdescription.Inmyopinion,thesovereignequalityofinternationallawconstitutethecoreofthenewChina.Asthedoorisaworld-wideknowledgeofinternationallaw,itisnecessarytodosomethingtorecalltheverticalandhorizontalcomparison.ThisisaclearunderstandingofChina’sstatusofinternationallawandtheproblemsfaceduseful.Keywords:sovereignequality;internationallaw;openingtotheoutsideworld一、历史的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起源于近代欧洲，是在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中由条约和国家实践逐渐演变形成的国家行为准则，起初只适用于欧洲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扩大，传统的欧洲国际法传到了外部世界，但同时又遇到了危机。国际关系新主体的出现，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传统的欧洲国际法的效力成为疑问。按传统理论，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家同意，而传统国际法在未得到“新国家”承认前，显然不具有普遍效力。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传统国际法的重要内涵，主权遭到践踏，暴力代替和解，而破坏的力量恰恰主要来自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世人不禁怀疑，国际法在大国的强权和扩张的贪欲面前，是否真正具有“法”的权威？然而，与危机并存，国际法又不断出现新的生机。战争摧毁了和平的梦想，也更激励了追求和平的渴望。国际法作为和平、安全和秩序的工具，二次大战后再度受到重视。1945年，五十一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维持和平与安全为首要宗旨的联合国组织。宪章特别强调了国际法的作用，要求尊重条约和国际法的义务，依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并专设国际法委员会，负责编篡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本世纪四十年代，是国际法重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国际法在危机面前必须改进和发展，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需要。在变革的进程中，国际社会的新成员，包括新国家和新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的同意是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法的未来。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同的《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为检验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以宪章为框架包括传统法律原则、规则的国际法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不断由各国的实践加以检验、解释和创新。二、外交政策的召唤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屈辱历史、饱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来自不易的革命成果，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在1949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确认。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新中国在外交上面临一系列重要问题急需解决，这些问题无不与国际法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新政府如何继承旧政府在国际上的各种权益？这主要是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国外、境外的财产问题，以及新政府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这些问题都以国际法的形式出现。第二，新政府如何对待旧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这实际上也是个继承问题。不过，鉴于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新中国面临的条约，都为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也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阐明对这些条约的态度。第三是承认问题。新中国同外国交往、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涉及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承认虽然首先是政治行为，但又会带来法律后果。第四是领土主权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历史遗留的许多边界争议，有香港、澳门问题，还有海上和空中边界的确认及管辖问题。这些都需要国际法。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研究国际法，表明对国际法的态度，是维护独立主权的需要，是外交政策的召唤。新中国必须对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法体系进行检验和评价。赞同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作为一个大国和新型社会制度的国家，新中国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三、主权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早在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是外交政策的表述，同时意味着新中国对于国际法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表明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平等、互利和主权。此后，新中国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重申并发展了这些准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4年4月29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项条约。这项题为《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条约序言，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中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所以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的教科书一直是这样论述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尊重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其他原则都是引伸或补充。不侵犯原则主要是针对领土主权而言，是尊重主权的一个方面。不干涉内政指不干涉主权管辖下的内部事务，是主权对内最高性的体现。和平共处乃是尊重主权的必然结果，只有相互尊重主权才能和平共处。主权和平等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主权意[1][2][3][][]味着独立，互不隶属，必然要求平等，而平等只能是主权者的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实践，基本上是围绕主权平等而展开的。首先，国际法的性质向题。新中国的理论普遍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立法权威，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家通过条约和习惯，参与国际法的制订和承认，并因此而受到约束。国家之上也没有一个更高的司法和执法权威，国际法的实施依靠国家本身。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盛行个人也是国际法主体甚至是基本主体的思潮，认为国际法的基本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国际法扩展到了个人，个人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因此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新中国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个人与国家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权利和义务，因而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主体资格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现代国际法性质的根本问题，承认个人的主体资格，势必会动摇现代国际法主权平等的基础。第二，承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始终坚持三个原则，即：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以此作为承认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在所有的中外建交文件中，都重申了这三个原则。四十年来，新中国同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认为，承认是会导致法律效果的，其中有两个主要效果。首先，承认新政府意味着断绝与旧政府的官方往来。据此，新中国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1981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建议两国外交关系降格。第二个效果，承认意味着承认国同意新政府对旧政府在该国财产的继承。1986年，中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关于“光华寮案”的争端，日本法院对于光华寮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中方的主要反驳论点，就是光华寮属于新政府继承旧政府的中国国家财产，日本承认新中国政府，导致原属旧政府的光华寮转移到新政府手中。第三，继承问题。从广义上讲，新中国主张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新中国把自己的继承看成是政府的而不是国家的继承。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没有变，新中国仍然是古老中国的延续，关键是谁有资格代表中国。如前所述，新中国政府始终把自己视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理应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1949年，中英之间发生了世人瞩目的两航公司资产事件。港英当局扣押了旧中国的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资产，随后，英国法院又对这些资产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为此，中国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公司在港的资产属于新中国中央政府所有，英国的作法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以及新政府继承国家财产的权利，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原则。新中国在权利上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为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组织内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以后，台湾仍窃踞着中国在联合国及其系统内的席位。如何在国际组织中捍卫国家主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外交课题。新中国从政府继承的角度出发，提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是恢复固有的合法权利问题，而不是重新加入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继承旧政府的权利。新中国的这一主张，维护了主权统一完整，避免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恶果，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合法席位也陆续得到恢复。在对旧政府的条约继承上，新中国采取审慎的态度。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旧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缔结的条约，都必须接受新政府的审查，然后才能决定其效力。这表明，新中国对于旧政府签订的条约，既不认为当然有效，也不认为当然无效，而是审查后再作决定。新中国是坚决反对外国通过破坏中国主权的战每或武力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效力。这一立场的法律基础是：非法的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结果。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新中国曾多次阐明了中英历史上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和非法性，拒绝接受三个条约的约束。第四，国家豁免问题，这是目前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1982月中美之间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争端，以及中日之间的“光华寮案”，都涉及这一问题。新中国采取绝对豁免的理论，主张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外国主要是外国法院的管辖，不得被起诉和强制执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即：平等的主权者之间无管辖权。本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采取有限豁免的理论，把国家的行为分成公法的行为和私法的行为，国家在外国的豁免仅限于公法行为，私法行为则不免除管辖。据此，这些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内法，对外国的所谓私法行为实施管辖。新中国对于有限豁免论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在“湖广铁路债券案”和“光华寮案”中，中国政府分别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两国撤消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并拒绝直接出庭应诉，表明了新中国绝对豁免论的立场。第五，领土主权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尊重领土完整作为主权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出来，表明了新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重视。在实践中，新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的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重大胜利。新中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新中国始终认为，香港，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为在两地恢复中国的主权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终于与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97年7月1日起陆续恢复中国在港、澳的主权，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着边界问题。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新中国分别同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确定了各自领土主权的界限。然[][][1][2][3][][]而，由于印度、越南等国采取领土扩张的立场，新中国与它们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新中国被迫采取《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措施，收复了被侵占的领土，表明了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在与印度、越南的边界争端中，新中国基本肯定了传统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一项原则，这就是先占。新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要求，主要是以最先发现、最先占领并控制为依据的。新中国也十分重视领空和领海主权，把它们视为领土完整的重要部分。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曾对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多次提出严重抗议，并给予坚决的回击。早在1958年，新中国就了领海声明，主张对中国的领海及沿海岛屿行使主权管辖，规定了十二海里的领海界限。新中国同意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海内作无害通过，但规定外国的军舰通过中国的领海必须事先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是新中国与一些海洋大国在领海主权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二次大战后海洋法出现的新概念。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加以确认。新中国自始自终地参加了该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并第一批在公约上签字。在实践中，新中国坚持主张对于自己的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力。目前，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东海、南海大陆架问题上存在着争端，争端的焦点在于采用什么原则划分彼此的大陆架。新中国认为，划界应以建立在自然延伸基础上的公平原则，而日本等国却坚持等距离线的划法。第六，主权管辖的内政问题。对内的最高性是主权的一个基本含意。新中国坚持对于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威，这一主张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规定了主权平等，并宣布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第2条第7款）。然而，国际法并没有列举本质上属于主权管辖的内政范围，也无法列举详尽。根据各国的实践，内政包括一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在内政问题上的一个最大争论就是人权问题。西方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由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要尊重和保护人权，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已不再是该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成为国际法的问题，国家负有国际义务尊重和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这种理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频频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侵犯了人权。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人权并指责中国在函藏侵犯了人权。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对于上述指责，新中国驳斥为违反国际法的干涉内政行为。按照中国的观点，一国公民的权利问题，属于宪章规定的本质上为一国国内管辖的内政问题，由该国的法律特别是宪法加以规定，并由国家机构加以保障。这在各国都是一样。新中国并不反对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反，而是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促进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然而，国际法根据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把人权问题交给了国家，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各国自己的力量。新中国尽管反对基本人权的国际化，但不认为所有的人权问题都属于内政范围。新中国主张，凡是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灭绝种族、实行奴隶制、歧视妇女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各国都有权谴责。因此，新中国一贯反对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坚决支持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主权的最高性还体现在对于外国人（不包括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者）的管辖上。在旧中国，外国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外国人在华特权，依中国法律对外国人进行管辖。1982年中国宪法专门规定了对待外国人的两个原则，一是要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外国人要遵守中国的法律。1986年，中国又制定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和旅行管理法》，具体规定了各种管理办法。第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平共处原则就包含着和平解决争端的意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然而，关于解决争端的途径，新中国则更强调依靠主权国家自身，也就是说通过双边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国际机构，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主权者的意志和平等的原则。新中国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基本途径。新中国虽然在国际法院有了自己的法官，但至今未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的住择条款，不受国际法院对于四类案件的强制管辖。在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中，新中国一般都对强制管辖条款提出了保留。不过，在近年的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了仲裁条款，表明新中国朝着利用国际机构解决争端的方向，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四、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国家和新政府的大量涌现。它们积极参加国际法律活动，检验传统的原则和规则，创造新的原则和规则，大大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联系的密切，国际法的内容日益增加，出现了外空法、国际经济法等新的分支。然而，国际法领域内始终存在一场尖锐的斗争，焦点就是人权问题。这实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和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西方企图借人权增进自己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的接受和实现，而主权是东方抵御进攻的坚强屏障，人权的国际化则成为穿透这道屏障的武器。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决定现代国际法的性质，是平等的主权者之间的国际法，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尽管西方极力主张人权的国际化和个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这种主张只是愿望而不是现实。当代国际体制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国家参加国际法的制订，个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在国际司法领域，个人的地位也无法与国家等同。国际法院只接受国家之间的诉讼，个人只有通过其本国，才有可能与外国对抗。在人权方面，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机构有权审理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国内法体制来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在国际上高喊人权的美国，至今仍未参加1966年两个关于基本人权的主要国际条约，也还是通过国内法对本国公民的权利加以规定。

平等范文篇3

平等是作为人所应当拥有的一种资格，而平等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依法所应当享有的一种原始权利。平等不仅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格尊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不被排挤和歧视。而平等权作为一种原始权利，基于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和地位更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因为只有通过平等权的实现才能保障平等的客观存在，平等权也是公民实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法律例证，因为这种例证它证明的不仅是公民的生存状况，更有效的证明应当是公民基于生命的最初意愿-----平等而且享有尊严和保障地位的存在着。这种理解，更加有助于我们廊清迷雾，准确把握平等及平等权的内在意义和原始意义。

平等必须通过平等权的实施来实现，而这种实现的途径不能仅限于宪法的文字规范，当然，文字规范是得以实践的唯一合法根据，我们的平等需要宪法规范性文件加以载明并宣告，但不停留于此，它必须长途远行。

从宪政言，享有平等和行使平等权的宪政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还包括各种社团，但主要是对于公民言平等和平等权的。这里有一个前置，即只要是一国合法公民，则毋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地位、出身背景、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贫富状况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国家元首、普通民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干部、群众、妓女、乞丐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其行为合法、非法、守法、违法都必须依据法律享有平等和平等权。

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平等在宪法实践中却被无情地践踏，任何一个非眼盲的公民都能读懂立在施行宪政面前的国情，这个国情，是一种对宪政最蛮横、最无知的刁难。

平等权的行使和平等的实现，必须有真正体现平等的良性法律来保障，必须有真正能够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来保障，这种保障，必须有能够权衡把握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法官来操作。

平等范文篇4

平等作为当今社会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已被提升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在我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成员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时代背景下，高举平等旗帜、反对两极分化已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平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虽然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平等理念的践行却始终存在价值取向的分歧，即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对立问题。形式平等，又称为法律上的平等，即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将平等权确定下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不问具体的实践问题。实质平等，又称为事实上的平等，即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正视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并且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尽量缩小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如何使得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如何让每一位公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平等成为了当今社会的重大挑战。

二、平等权的概述

“平等权”相较于“平等”而言，是法律化、规范化的平等，使得平等更加有序可言。平等权充分见证了人类发展史的整个过程，从远古时代进化到如今的文明时代，平等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通常来说，越重视平等权的国家，其文明程度就越高，社会秩序则越好；反观之，平等权得不到充分维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则越缓慢，公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低下。由此可以看出，平等权的重要程度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而言是不可比拟的。世界各国关于平等权含义的研究数不胜数，举例来说：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公民作为个人具有两类不同的权利：第一类是平等分配的权利，这是某些机会、资源或负担的平等分配权利；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人而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即与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权利。可见，平等权俨然成为世界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学者研究探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宪法将平等权认定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为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规范化的理论支撑，而且和世界平等权理念接轨，与其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的地位相契合。

三、一般平等权与特别平等权

平等权涉及范围广阔，存在抽象和具体之分，分为一般平等权与特别平等权。平等权因无具体内容，必须与具体权利结合起来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通常借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加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广义上的平等权，无法对其他实体法中的平等权提供可行的法律规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般平等权”和“特别平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释明。（一）一般平等权。一般平等权作为宪法中提及的基本权利、作为与平等原则相近的基本法律规则，为宪法法律提供了整体意义上的意识向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2）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也平等地受法律制裁，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3）公民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基本权利，不因外在条件存在差异而产生任何形式的不公与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该一般平等权条款鉴定了我国遵循平等观念的法律基石，为各类实体法中凸显平等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他下位法在该一般平等权条款的基础上，对平等权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延伸，为公民的平等权提供了进一步的正当化保证。（二）特别平等权。平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有赖于对其进行规范化、系统化，从而涉及到特别平等权这一概念。特别平等权是在符合一般平等权要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实体法关于平等理念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衍生出来的特别条款，是一般平等权条款的细化，更为规范地呈现出一般平等权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施的问题，对平等权在司法实践中的深入贯彻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将着重阐述如下两个特别平等权：1．生命权。虽然宪法并未明文规定生命权，但生命权的重要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任何权利都无从谈起。其中，生命权的平等问题乃权利的重中之重，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值得被同等对待，即“同命同价”。按照民主与平等理念，在界定生命价值赔偿时应当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同命要同价”。在2010年以前，我国在推行死亡赔偿金法律规定的实践中，“同命不同价”现象大量存在。为了维护公平，促进社会和谐，2010年7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其出台无疑是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一大进步，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统一了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国家对平等权的重视，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肯定，实属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受教育权。当今社会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受教育条件的逐步改善，受教育权这一概念已然普遍地存在于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确认并加以保障，主要是指公民有获得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准的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以上条款直接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义务阶段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是针对教育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然而我国受教育平等权未能得到充分落实，主要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经济落后地区师资力量较弱以及国民整体受教育观念普及程度有所欠缺。受教育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国家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充分的教育资源，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让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

四、我国宪法中平等权的不足之处与完善建议

（一）我国宪法中平等权的不足之处。我国宪法将平等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宗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人文因素的影响，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平等权的贯彻落实较之于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平等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宪法学层面剖析，笔者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国民平等意识匮乏平等意识是一个涵射范围很广泛的概念，具体来说，指的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可能由于出身、经济能力甚至肤色种族等无法选择的外在因素，从而导致人们往往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意识，无法从内心深处搭建起平等的桥梁，因此，人与人之间三六九等的等级划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高低贵贱被合理化、正当化，而所有乱象都起缘于国民平等意识的匮乏。平等是典型的现代精神，为人们塑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地影响了公民的价值观念。在平等的诸多诉求中，经济上的平等尤其是分配平等最为突出。但是，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则显示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谋取社会福利的主人翁意识亟待加强，从而彰显出我国的平等观念仅仅局限于法律规定、受阻于形式平等，时至今日仍无法深入至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平等权的贯彻仍不够深入，人人秉承平等的理念行事这一理想状态要得到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2．平等权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形式平等规定于法律条文中，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实现，但是在实践中，实质平等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更加艰巨，使得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形同虚设，难以发挥真正的效用。举例来说：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等是当前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充足的社会保障，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待遇，而农村居民的保障则无法实质上保障其生活水平，这逐渐形成了当今社会中城乡居民之间的一种实质不平等的局面，使得城乡差距愈来愈大，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其次，就业不平等这一问题在实践中也很突出。虽然在理论上一直大力倡导平等就业的理念，但实践中的用人单位却难以深入地贯彻平等权，比如从政府部门制定文件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报考国家公务员、招聘单位对应聘者性别的硬性条件，使得就业不平等普遍化、常态化。再次，受教育权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的阻碍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平等地受教育是每一位公民都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现实中，高校招生计划分配制、倾斜性的高考分数线等现象，都在无形之中侵害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因此，平等权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落实，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平等权实现的难题。（二）我国宪法中平等权的完善建议。平等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在各国宪法体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在理论上对平等权的模糊以及实践中对平等权的漠视，我国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公民宪法平等权的实现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有较为严重的问题亟待完善，给予宪法保护。1．全面贯彻国民平等意识。针对我国国民平等意识匮乏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改善：第一，政府应当适当调控市场经济局势，优化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缩小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理念才能更加深入人心。政府此时应当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完善市场经济秩序，调整经济发展步伐，以达到稳定市场局面的最终目的。第二，相关教育部门应当适当引入平等教育进入课堂，让国民从小就心持平等观念。不光要有尊严、要有“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应当做到不歧视他人、不轻视他人，不能因为出身、经济能力等差异给他人划分等级。只有从小教育，才能够使这种素养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执政效率，从而更好地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党的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必不可少的任务之一。政府应当在税收制度改革、实现精准扶贫工作、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等问题上着手，致力于平衡各种行业收入水平，实现经济全体发展的新态势。2．增强平等权的可实施性。首先，在立法方面，立法机关应当意识到平等权的重要性，加强对平等权的立法保护。平等权的保护首先应体现在立法上，若平等权未被规范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将平等观念和平等原则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切实保护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竞争发展，应当重视其他实体法在细化平等权落实规则方面的关键作用，制定合理可行的具体法律规则，切实保障我国宪法中平等权的具体应用问题。其次，在执法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履行职能，大力推行平等权实施相关政策。针对由于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导致的差异，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齐心协力、积极配合，在均衡地区经济发展力量的同时，推行可行政策以达到缩小差距的最终目标。同时，还应当重视对特殊人群的特殊保护，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加大保护力度，尽力减少乃至消除歧视，以保障平等权更深层次的实现。最后，在司法方面，积极寻求宪法平等权的司法适用途径是实现实质法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遵守宪法法律却不必受到任何惩戒和制裁时，法律俨然成为了一道摆设。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因此，有权利必然有救济，建立健全一个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宪法司法化是现代宪政国家完整的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不仅是宪法实施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立宪国家加强宪政建设、树立宪法权威的内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涉及侵犯公民平等权的案件，应当积极受理，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保障公民平等权免受侵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允许司法机关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适用宪法裁判案件，使宪法成为平等权保护的最终保障，从而对公民平等权提供根本上的保护。

五、总结

平等范文篇5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推翻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

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平等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平等；教育平等；社会平等

教育平等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概念，教育平等的实现受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制约，离开社会发展的现实抽象地谈论教育平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平等之所以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除了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教育平等的内涵

关于教育平等的含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认为，包含四个要点：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它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体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在发展社会的同时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体的天赋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所以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获得最大利益。

当代著名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对教育中的“平等”作了界定，指出了三个条件：首先，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其次，平等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在对待上。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各种不同但都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不论其人种和社会出身情况。再次，在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时应列入一些措施，促使入学机会更加平等，进而使学习成就的机会更加平等。在这一意义上，平等被视为一个目标而追求。

那么，何谓教育平等?到目前为止，虽然人们对教育平等的看法有诸多不同的视角，但对其基本内涵有了较一致的认同。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即教育的平等与平等的教育。教育权利平等(教育的平等)是教育平等在法律上的体现，指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及性别差异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平等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而言的平等，是“平等”的外延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其基础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它从“质”上规定了人们受教育的可能性，是教育平等在形式上的体现。因此就教育的平等这一形式来说人们基本上都已享有了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即平等的教育，是相对于不平等的教育而言的，是“教育”内涵的深化。教育机会是指对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诸种条件的总和，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有注重均等的特殊意义。“教育机会均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社会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使合适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均等地得到质量均等的教育条件。”它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量上规定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充分，是教育平等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操作化内容。

二、教育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教育平等作为社会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学科、多层面、多因素，是一个交叉性学科所探讨的问题。从法学视角来看，教育平等主要是指受教育权利的平等；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主要是指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从教育学视角来说，它主要是指教育活动中对待每个教育对象评价的公平；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教育平等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如何合理分配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和义务，即每个人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权利和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是合理的，就是指每个人在教育中合理的平等表现在哪里。这些界定都是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来认识教育平等的，在2000年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上对教育平等达成的共识：教育公平要受其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制约，教育公平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子系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社会阶层、人口发展等外部因素制约着教育公平。而所谓的教育公平只是相对的，教育公平并不等于绝对的平均，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允许非基本教育权利、非公共教育资源方面存在不平均，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教育公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所以教育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因而会议将教育公平界定为：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

三、结语

平等范文篇7

关键词：平等权基本权利差别对待合理差别

1平等权的基本概念、性质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体系中，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

平等权既是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平等权的性质，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不但具有综合权利体系的性质，同时又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宪法中有所反映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确立其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如果平等权仅是一个基本权利而不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无法保持其完整性，也会影响它在众多基本权利中的指导意义。总之，对于权利性和原则性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对平等权性质的错误理解。

2平等权的基本内容

2.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基本内容的首要方面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的含义有三:①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②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绝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③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制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2.2禁止差别对待与合理差别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到两大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适合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存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罗尔斯的意思是首先要平等自由，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机会平等和合理的差别。

因为平等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两种类型。为了实现平等对待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某种限度的不平等或者倾斜去补偿另一项的不平等。这样就产生了差别原则。差别可分为合理差别和不合理的差别，不合理的差别就是差别对待，合理差别就是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合理的差别。

(1)禁止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也就是不合理的差别，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主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党派、财产状况等理由所采取的法律上的差别或者歧视。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宪法原则。

(2)合理差别

合理差比是指根据实质平等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是为了保障实质平等权的实现，而由国家根据权利的基本价值理念衡量判断的结果。

3公民平等权的保护

保障公民平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保障平等权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平等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平等权不仅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其次，保障平等权符合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所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也就是保障了人权。再次，保障平等权有助于公民其他的权利的保护。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是公民其它权利的基础，对其它权利的实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平等权的保护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权的条款，而且在04年修宪中增加了保护人权的规定，但是平等权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3.1认清平等权的重要性，加强对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的保护首先应体现在立法上，如果没有法律内容上的平等，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就是一句空话。要把平等观念和平等原则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中，无论在制定宪法还是在制定其它法律法规中，以切实保护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竟争和发展。在立法过程中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宪法应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和国际人权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把平等权的基本内容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第二，在其它法律中将平等权与其它权利结合起来，使平等权渗透到公民权利的各个领域，使公民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人格尊严。

平等范文篇8

一、教育平等权及其内容

教育平等权即受教育的平等权，或称“教育方面的平等权”。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权利，有人权与公民权的双重属性。作为人权，它的价值依据是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规范依据是国际人权法；作为公民权利，它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平等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特别是作为青少年的公民，义务主体是国家以及国家授权的实施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学校）。教育平等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双重属性的权利。作为消极的权利，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及其国家授权的主体（以下简称国家）承担不作为义务：不得制定任何在教育方面的歧视性规定，不得有歧视性的决定或判决；作为积极权利，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为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

教育平等权是十分重要的权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作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强调“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平等制约的”。他们同时强调教育是关乎人类未来的大事。可见教育平等权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早在1866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争取的政治目标之一。

受教育的平等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权利主体，它的作用表现在：首先，教育平等权是公民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低层的人士；其次，教育平等权为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提供可能。现代知识型社会中知识是竞争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受教育的歧视必然使公民无法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使表面上向他敞开的机会失去意义。教育平等权对于社会也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平等的教育才能培养良好的公民，教育平等权有利于社会的团结，防止社会分裂。经验证明，歧视的教育将养成公民对社会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心理，对于社会和谐极其不利。

教育平等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受教育需要经济支撑，早期人们从来没有将受教育作为权利来认识，更不用说作为一项平等权来认识。受教育作为权利在19世纪才开始流行，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受教育的权利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教育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为基点来论证教育是一项需要政府保障的权利。[4]平等权向教育权的扩展更要晚得多。西方早期实行赤裸裸的等级教育。

教育平等权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则要到二战以后。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及平等观念，1946年3月国际教育局第九届大会上，列入议程的就有“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这是最早的世界性的教育平等权规定。与其他人权一样，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的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确立了人人平等原则并将教育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6]196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第11届会议，会议通过了两个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ConventionagainstDiscriminationin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1届全会，1960年12月14日（巴黎）；《反对教育歧视建议》RecommendationagainstDiscriminationin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次全会，1960年12月14日（巴黎）。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效力更高的、现今作为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文件的两个人权公约，两个公约都重申了人的平等与人的尊严这一终极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13条、14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WorldDeclarationonEducationforAll：MeetingBasicLearningNeeds（1990年3月5日—9日，泰国），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

我国的国内立法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与上述国际法的规定是一致的。我国1954宪法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宪法（1975）“革”去平等的内容，1978宪法这方面的规定与宪法相同，平等的教育权自然是无从谈起。现行宪法恢复了1954宪法的规定，于33条规定了平等权，46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平等权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对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都有规范意义，教育权毫无疑问在平等权的涵盖之下。宪法平等权与教育权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权利：教育平等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这些法律为教育平等权提供了保障。[7]

教育平等权有丰富的内容。教育平等权是种种平等权的一种，它的价值根基是人格尊严，反对任何在教育方面的歧视性对待，这首先就包括教育内容方面的平等；其次是机会均等；再次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平等的教育设施。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可诉的权利，它的审查标准是是否构成歧视。

二、教育内容的平等

教育内容平等权指公民有权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不得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教育内容的平等权最早出现在《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26条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规定中。[8]1960年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教育一语“指一切种类和一切级别的教育，并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标准和素质、以及教育的条件在内。”，其中的教育“素质”就包含了教育内容的含义。《反对教育歧视建议》则进一步将“教育”一词明确为“各种形式及各种层次的教育，包括入学，教育的标准和质量以及教育的条件。”

教育内容的平等当然是相对的，不过起码在作为基础性教育的初等与中等教育阶段教育内容必须平等的。教育内容的平等最迟为人们认识到。早期人们以人的身份确定受教育的内容，其后是按智力决定受教育的内容。国家举办不同教育目的的学校，通过考试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不同的内容。在英国就相应出现了三种中学：文法中学、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英国在1970年代才取消这种建制，建立“综合学校”。消除课程设置上的等级。1988年英国教育改革法明确规定全国统一课程：基础课程为数学、英语和科学；其它基础课目是历史、地理、工艺学、音乐、艺术和体育等。[9]相同的内容当然还包括不同对象的不同对待，例如，如果国家为民族学生提供本民族特殊要求的教育，则对不同的民族应当平等地提供（如果需要的话）。

在这方面，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分类，这样的分类构成对职业中学学生的歧视，没有为他们提供与普通中学学生相同内容的教育。另外，在高中阶段过早地分班，对分班的学生实行差别教育：文科、理科分班，特别是将学生分为“参加高考”与“不参加高考”两类分而教之的方法构成对不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歧视。

三、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是教育平等权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它禁止的是依据不合理的标准对人进行分类，而后依据人的不同分类提供不同的机会，或者给予某些人优惠，或者对某些人不提供机会。《世界人权宣言》26条规定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高等教育如此，其他阶段的教育更应当如此。

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反对教育歧视建议》及《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的规定，以下做法构成歧视：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特别是：（甲）禁止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接受任何种类或任何级别的教育；（乙）限制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只能接受低标准的教育；（丙）对某些人或某群人设立或维持分开的教育制度或学校，但本公约第二条的规定不在此限；（丁）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加以违反人类尊严的条件。[10]《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三条特别禁止几种歧视性规定：（1）在学费和给予学生奖学金或其它方式的协助以及前往外国研究所必要的许可和便利等事项上，除了以成绩或需要为基础外，不容许公共当局对不同国民作不同的待遇；（2）在公共当局所给予学校的任何形式的协助上，不容许任何纯粹以学生属于某一特殊团体这个原因为基础而定的限制或特惠；（3）对在其领土内居住的外国国民，给予与本国国民一样的受教育机会。依据相关国际人权法和我国上开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教育机会平等权具体化以下四项权利。

1、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这一权利提出两项要求：

首先，进入高校唯一的标准是分数，不得考虑分数以外的因素，否则可能因不合理的“限制或特惠”而构成歧视。中，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实行“推荐”制度，以所谓的“政治思想”作为主要标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歧视。恢复高考以来，“推荐”制度被否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尾巴：少量的推荐生仍然存在，别的人要考试，某些人可以不考试，这构成对其他人的歧视。还有一种分数“优惠”的做法，某些学生可以提高分数，这无疑也构成对其他人的歧视。

其次，高考分数线应当同一，否则构成地区歧视。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实行了一种“分数歧视”制度：不同地区的考生的分数线不同，同样进入北大或清华，北京考生的成绩与“外地”考生的分数相差悬殊。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考生本身受到的教育就比其他地方要好，如果要有“不平等”规定，应当规定本地考生的录取成绩高于外地考生才是合理的。现在的规定构成双重歧视：在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上的歧视和违反机会均等的歧视。这一歧视性规定的得利者是那些有权的或有钱的主：他们可以凭权力或金钱将户口迁向对他们最有利的地方，或者即使没有当地户口，他们可以凭特殊的政策享受这一“优惠”。[11]这一政策引发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高考移民问题。原先向大城市移，现在，人们将目光转向如海南省这样边远的地区。[12]

当然，分数面前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应当有所“不平等”，但是不平等的规定应当对弱者有利，并对所有人有利。例如，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就是合适的，因为少数民族考生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为在机会平等的基础考虑“事实平等”，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考生作必要的优惠。当然，这种优惠应当是“适度”的。

2、外来民与本地人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对不同人的身份认可并据此享有不同的权利之上的，这一制度本身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宣示的基本宗旨，侵犯人的尊严。这一制度涉及多方面的歧视，所谓“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首当其冲。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应当为当地所有居民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这一方面的同等待遇要求：不得以本地与外地的户籍为标准，只能以居住地为标准决定学生就读学校；当然，更不能设立专门的“等外”学校：民工学校，设立这样的学校本身就是歧视。这一方面，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努力，但是仍很不够。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规定，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上海市规定农民工子女在就学问题上享受同等待遇。[13]武汉市教育局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入学可凭暂住证办理一定手续后，到指定的公办中小学或经审批设立的简易学校就读（还是歧视）。[14]这一权利主要禁止下述行为（1）以人的户籍为标准而不是以居住地为标准统一划片就读；（2）民工子女只能进简易的、专为他们设立的学校。（3）禁止对民工子女收取所谓“赞助费”，天下岂有专门要穷人“赞助”的道理？

据统计，中国现有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约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学龄子女700万，小学入学率为90％，初中入学率仅为20％。农民工子女失学问题严重，且有逐年增加趋势。

3、不同身份的人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不能依据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所属团体、思想信仰来决定学生就读学校。这一方面的歧视在改革开放之前普遍存在，当时所谓的“成分”是决定能否升入高一级学校特别是大学的重要因素。一直到现在，我们许多表格上还有“家庭出身”一栏。应当指出，这样的表格本身就构成歧视。现在这一问题在规范上只在少数地方存在，更多的是以权力的形式存在。有权或有钱的孩子进入好的学校是公开的秘密。不过，这样做现在已经不合法。但是在少数落后地方还是明目张胆地存在。例如，2005年6月20日，河北省东光县实验小学和实验小学学前班贴出这样的招生简章：“招生对象——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理由是为了严格控制班容量。

4、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在男女教育平等权方面，我国有了相当的进步，特别是规范性地歧视妇女的现象已经基本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在执行规范时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有些学校或明或暗地设立了不同的分数线，以少收女生。例如，北大在2005年的小语种招生过程中，男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理科女生分数线分别比男生高出8分和17分。[17]吉林大学在招生时“随时找理由，随时找借口录取男生，淘汰女生”，甚至有时为了招到男生不惜降低录取分数线。《对外经贸大学2005年部分外语专业提前录取具体办法》规定，除了笔试和面试以外，北京以外地区每个专业男女生分别排队录取；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时，也实行男女生分别排队，男女生录取比例为1：1.官方的理由为：缓解该院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而这是经过北京市和教育部学生司批准的。[18]这一现象在小学升初中时就存在。2005年7月，南京外国语学校小长初中的分数线为男生97.5分，女生98分。男生女生的入学比例是1：1.[19]应当指出，上述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教育平等的规范，也违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联合国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34/180号决议通过），公约于1981年9月3日对我生效，是我国有效的法律。在这方面，我国香港的做法值得学习。[

四、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承担拟订、发展和实施一种国家政策，促进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特别是：“（甲）使初级教育免费并具有义务性质；使各种形式的中等教育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开放；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保证人人遵守法定的入学义务；（乙）保证同一级的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都相等，并保证与所提供的教育的素质有关的条件也都相等；（丙）对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级教育的人的教育以及他们根据个人成绩继续接受的教育，以适当方法加以鼓励和推进；（丁）提供师资训练，无所歧视。”这就是，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以使公民能（大体上）平等享受教育资源。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基本上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固定的住所，就可以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子女入学。学区内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孩子也不能选择学区之外的学校入学。美国全国10万余所中小学中，3／4为公立学校，容纳了近90％的学生。公立中小学不仅免学费，也免杂费、教材费。除此之外，低收入家庭儿童还享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和“儿童营养计划”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21]韩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教育贫穷化”政策，撤销一批名门学校，实行初中升学面试。他的中小学基本上是公立，老师无论在汉城还是在乡下教书薪水都是一个样，全国统一。日本在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方面三管齐下：拨款一视同仁，教师定期流动，校长定期流动。中央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转移支付比例，从而确保义务教育对于贫富地区的儿童一视同仁。日本中央政府直接负担教职人员的人头费，消除不同学校教师待遇的差异。上述两方面的规定使得即使在边远落后的乡村，中小学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都能达到规范化；有些仅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也建有体育馆、游泳池，音乐、美术、劳动技术课的老师和设备一应俱全。日本的法律规定：一个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校长任期两年，连任者需在校际之间轮换。

按照相关国际法文件的规定，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应当

1、减少地区间在义务教育设施方面的差距，特别是为落后地区提供义务教育最低限度标准的设施，首先是充裕的校舍与合格的师资。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与东部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校舍严重不足，危房多年无法解决。老师待遇太低加上拖欠现象严重，导致一些学校师资质量低下，甚至没有起码的师资。问题严重的是，在一些地区，教育投资的绝对量还在减少。200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熊光林代表说，巴中市年均减少教育投资约2亿元。

2、改变城乡二元教育资源配置体制

我国一直实行城乡二元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在城市事实上较早实行了义务教育，而在农村，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普及起码的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农民的子弟仍然因贫困而无法接受起码的教育，处于向城市转移的那些“新一代工人”的子弟，则由于他们父辈的“农民身份”而不能接受与他的城市同伴相同的教育。上述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其实都是农村，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由于经济落后与城乡二元资源配置体系，使农民子弟的教育平等权受到双重歧视的侵害。

3、取消“重点学校”，实行教育资源的平衡配置

中国的学校一律采取“重点制”：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还有所谓的“实验”小学，这是“重点”的变种。取消重点首先在小学开始。但是重点小学随即变成了实验小学，实验小学又分为区级的、市级的。最近，说是重点中学要取消，还没有取消呢，就要评“五星级中学”，既然有五星，就会有四、三、二、一星，这就将学校分成了五等。一个学校的班级有重点、非重点之分。重点非重点取消了，又出来了各种“特色班”、双语班、强化班，真是五花八门，其用意都是一个，要将学校（班组）分成等级，以不平等地投入教育资源。这些都侵犯了教育平等权。还有更邪乎的，最近某省一所学校竟然按学生缴纳的费用多少，决定学生所穿校服的颜色，钱多的穿红色，钱少的穿蓝色。这就不仅是教育平等权问题，而且构成对学生人格尊严的侵犯。

为实现教育资源平衡配置的目标，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徐州的“无差别教育”。2004年，徐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乡学校交流、促进城乡教育共同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5项措施推进“无差别教育”，缩小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27]所谓“无差别”包括：（1）学校基础设施“无差别”；（2）学校资金投入“无差别”；（3）学校师资力量“无差别”。每年暑期，在一定范围内对所属中、小学教师和校领导按适当比例进行随机调整，确保每所中、小学师资和校领导的配备大体平衡。

再如，广东省的“均衡投入政策”。广东省政府下发《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见（2004—2010年）》，《意见》规定政府对所有学校均衡投入，到2007年，现行的“省、市、区一级”这样的学校等级标准将被“规范化学校”所取代。《实施意见》提出，到2007年，珠三角地区和其它大中城市规范化学校达标率将达到80%，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力争达到50%；到2010年，珠三角地区和其它大中城市规范化学校达标率将达到100%，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力争达到80%.这意味着，5年后广东发达地区将消灭义务教育学校差别，政府对所有学校的投入一碗水端平，没有所谓“好校”和“差校”之分。

五、结论

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保障的重要权利。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内容是教育内容的平等、入学机会平等和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教育平等权对于公民来说极端重要，它决定一个公民的品格及其在未来的社会地位；教育平等权对于社会同样十分重要，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我国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努力，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应当承认，以上开国际法文件观照、以我国宪法规定来看，我们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一努力首先是立法，要对教育平等权给予立法上明确化，取消歧视性规定，对于明目张胆的歧视应当绳之以法。其次，要通过人大立法，规定教育投资比例，提高中央出资比例，特别是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比例，实行中小学教师为“国家雇员”的制度，其工资由国库和地方政府共同开支，且其工资收入应当不低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等等。只要真正贯彻“再苦不能苦教育”的精神，我相信这一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作者致谢：感谢丘晓磊和郭新梅同学为我翻译相关国际法文件。）

[1]马克思说：“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9页，

[2]恩格斯《集权和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94页。

[3]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儿童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4]马克思在论证教育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后说：“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儿童教育：“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卡尔·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5]在这方面，老牌自由主义的英国教育史是有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实行赤裸裸的等级教育；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实行所谓依智力区分的教育，出身高贵的人受“学术教育”，出身低贱的人受大众教育，20世纪初，根据学生阶级出身定教育的政策受到质疑，出现了著名的“11岁考试”，由考试决定接受何种中学教育。这一方法表面看很合理，其实，考试的结果不是由学生天赋决定，更多的是金钱决定：它取决于学生此前接受的教育水平，而这是由支付能力所决定的。参阅吴华清、曾守锤《教育平等与英国教育发展》《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6]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只具有非强行法的性质，但是由于它所宣示的价值为文明国家所共识，所以具有极大的规范效力。现今，它已经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一部分。

[7]当然，与宪法相比，这些法律保障的重在教育权而不是教育平等权，且平等在有的法律中根本没有提及。而在现代国家，教育权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

[8]该条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9]参阅吴华清、曾守锤《教育平等与英国教育发展》《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10]参阅《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一条。

[11]早在2000年，《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里就已经规定，北京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某些人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以后逐渐延伸到其他的一些产业。北京市发改委、财政局、地方税务局、人事局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2005）规定，金融高管的子女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我们的主管官员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不涉及到特权的问题”。参阅《评论：金融高管子女来京高考不涉及特权》人民网，2005年2月18日。

[12]2005年，海南省教育厅为了减少大量外省高考移民对本省考生的冲击，派出6路调查组赴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并锁定数百名在原籍和海南进行了“重复报名”的考生，取消其在海南的考试资格，以达到对“移民潮”发出警示信号的作用。而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在经过了复杂的多方“博弈”之后，海南省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封堵令”，承认了这些考生在海南的考试资格。参阅蔡方华《海南高考移民事件引发的思考》《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6日。

[13]参阅《文汇报》2003年12月18日报道。

[14]据《扬子晚报》2004年2月15日报道。

[15]见四川新闻网2003年3月17日。

[16]见徐斌彬《我们对不起党和全国人民》，《南方周末》2005年7月7日。

[17]见人民网，2005年8月31日。

[18]郭高中、沈亮《“我的大学”北京大学——性别歧视，男女生设不同分数线》《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2005年08月29日

[19]参阅《扬子晚报》2005年7月8日。

[20]香港小学升中学的原“升中派位系统”是实行男女分开派位的。采取三项男女分别处理的措施。在1978年以前，香港小学升中学必须参加中、英、数三门主课的公开考试，依其成绩及志愿获派政府津贴的中学学位。这造成了学校对其它科目的忽视，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1978年9月实行改革，在新制度内，学生的升学派位次序，由两项考试和一项随机编号决定。两项考试一为校内试（含五下和六年级三个学期，考试科目为所有学习的科目，但是中、英、数三门占的比重大），一为全港的“能力试”。问题就来了。能力试的成绩不对具体的考生有意义，只对学校有意义，用来修正本校学生的校内试成绩。学校的能力试成绩男女分开计分。这就是第一个分别处理措施。第二个措施是，将学生按成绩分为五个段，各段随机编号，而这又是男女分开编的，但男女在各段的比例相等，这就是所谓男女“奖牌相等”。第三是男女混合的学校，其男女学生相等。这一系列男女分别处理的措施构成了对女生的歧视。因为校内试成绩女生优于男生，而能力试成绩则男生优于女生，而能力试的成绩却对不同的群体生效，结果是男女生相同的分数结果不一样，男生能进好的学校，这构成了性别歧视。为此，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向法院控告教育置违反《性别歧视法》。2001年法院作出裁决，宣告违反此制违反《性别歧视法》。（参阅候杰泰《香港中学派位的性别歧视诉讼――法律、教育及教育测量上争论》《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20期，2001／秋）。

[21]许桐珲等《国外均衡义务教育的形成》《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日。

[22]资料见许桐珲等《国外均衡义务教育的形成》《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日和合肥报业网

[23]在200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程苏代表说，在乐都县，直到现在仍有70％的山区采用复式教学；民和县有的学校只能用塑料布搭个简单的棚子，支几张旧桌凳上课；有的学校连这样的棚子也搭不起，只好蓝天当屋顶，大地作桌凳；湟中县土门关乡初中每班平均72.3人，明年学生数还将增加；一些学校两名学生挤一张床、5名学生挤两张床、十几名学生睡通铺，甚至在拼起来的课桌上搭铺的情况比比皆是；互助县一所中学甚至发明了3层架床；在一些条件更为恶劣的学校，学校只提供床架，床板还需要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有些学校则连床架也没有，只好搬石头、砖块来支床板。《青海代表展示中小学危房照片金人庆当场指认“豆腐渣”》《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6日报道。

[24]2004年，云南省有中小学危房574.57万平方米，危房率高达13.2%.虽然每年排除80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但每年同时大量新增危房，2004全省中小学新增危房近300万平方米。见（《云南教育简报》第62期［2005年］云南教育网）2002年底，四川绵阳市中小学校舍危房占3.8％（见绵阳教育信息网www.my-2004年7月6日）。据统计，20世纪末全国中小学还有危房约1300万平方米。（见新教室网www.new-）到2002年底，全国中小学危房比率还有7.6%.（见《教育部：我国义务教育取得新进展情况》教育网）

[25]在新疆泽普县偏远的地方，许多干了20年、25年的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仅为200—280元（见《新疆经济报》2006年月25日报道）。甘肃省渭源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参阅《县委书记上书教育部：70％代课教师有工资40元》《南方周末》2005年11月3日。）就是如此低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据中国教育工会1999年上半年调查，中国有2／3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目前已累计拖欠100多亿元。即便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也曾经在1996年至1999年间共拖欠教师工资6.4亿元。这造成了农村学校师资总体素质不高，公办教师人心思走。www.new-.

[26]见四川新闻网2003年3月17日。

[27]《徐州推进城乡无差别教育》《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日。

[28]徐鸣《大力推行“无差别教育”致力实现公民教育平等》《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25日

平等范文篇9

经历了当时的痛快淋漓、欣喜异常的狂热，品尝到了“资本主义头啖汤”的唾余，见识到了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真实嘴脸，再以较为公正与冷静的心态来回顾曾经经历过和熟悉的却已永久逝去的一切，却发现，原来感觉不堪忍受，力图摆脱的种种禁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某种保护。

从历史的一般经验来看，各个方面对人们禁锢得最为厉害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在各个方面对人们保护得最为严密的社会，当然肯定就是人们最为厌恶，极力要摆脱的一种社会了。

最终，我对那些高尚正直，为了至高、至美与至善的理想与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一切——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人们恢复了敬意。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权势之中，摆脱了低级欲望，永怀自由与平等、博爱亦博恨的信念，为之浴血奋斗，一往无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的伟大理想与壮丽事业因人性与智慧的限制而不可行，但岂可因此而痛加诋毁，而忘了所有幸存的人，所有后来的人都因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而深受恩惠？

道德理想的破灭，难道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力提倡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理想吗？！

某些人一贯陶醉于高举大旗的荣耀，一旦发现这面旗帜不那么光彩夺目了，马上就换一面大旗！反正就是要高高举起，根本不愿意退隐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反思！

暴力革命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

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是弱者与穷人对邪恶强权的反抗，是对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的最激烈的抗议。它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社会。

那些崇尚以强凌弱和以智诈愚等邪恶行径的野蛮社会的所大力提倡的种种巧取豪夺、鲸吞蚕食、聚敛无度与发家致富的理想究其实质不过是些原始欲望罢了。却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些原始欲望是具有先进性与合理性。两相对照，这个伟大理想比那些残酷野蛮的原始欲望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了。

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弱者与穷人对当权者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大复仇。这场革命不仅从肉体上几乎彻底消灭了原来的统治阶级，而且按照弱者与穷人的立场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观点改写了历史，营造了革命者与反抗者的法统，把历代统治阶级的家谱扔到了一边。

那些在极度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且赢得了胜利的人，心中永怀着极度的仇恨。原来他们不过是想对私有制做出“限制”，并不是要“取消”，只是希望那些富人们能稍稍大方一点，仗义疏财，有饭大家吃。不料那些富人们把财产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为了永远保持自己绝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惜诛杀一切敢于染指者。

“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顾准文集》，3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你不仁，我不义，最后就诉诸彻底推翻，永久消灭了。

消灭私有制这个提法，据有的学者考证马克思从来没用过，这应该是事实。但是处于极度仇恨中的人们把这一个界限给突破了。（见《书屋》2000年第九期，《〈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李桐）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来个天翻地覆，让“大地象陶钧一样翻转起来”，让最卑贱的成为最高贵的，让最高贵的成为最卑贱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把过去的一切丑恶彻底埋葬，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面任意挥洒，建立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无比幸福美好的人间天堂！

“杀尽不平方太平”，“均贫富、等贵贱”，“分田地，打土豪”等等诸如此类的残酷行为不过是弱者与穷人的极度反应罢了。无非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激烈的措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结束贫富分化与强弱对立，残酷竞争与无情淘汰的局面。

人性与阶级性

革命者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必然怀着壮烈的情怀、崇高的信念，鄙弃物质享受，蔑视荣华富贵。只有战胜这些低级欲望，突破庸俗的生活境界，人们才能获得为伟大的理想与事业献身与奋斗的激情。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倒了骄横霸道与不可一世的反动统治者，终于可以告往圣，慰先烈了——“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革命者真的有改天换地的本领，真理在胸，法宝在手，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写了历史，驯化了人性——“拨开乌云见天日”，“六亿神州尽舜尧。”

只是革命者眼见新一代成长后，照样沉浸在庸俗的生活境界中，追求声色之好，向往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不由得心急如焚。为了防止新社会重蹈旧社会的覆辙，自己的毕生心血就毁于自己的儿孙之手，不得不永久进行革命传统的再教育了。

这样才对那些继承革命传统的种种说教有所理解，有所同情。无非是要下一代永远保持“对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疾恶如仇与对一切强权同仇敌忾的感觉”，与革命先辈抱有同样的感受与同样的理想，以求江山永不变色。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倡到广阔的农村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种种忆苦思甜的拙劣教育方式等等诸如此类。这样做无非是希望青年一代通过这些方式体验一下底层阶级的痛苦，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罢了。

这样也能够理解在某个已逝去的特殊年代里，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刻意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当中栽培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才智与修养不足以当此大任，伟大领袖与那些革命家们见不及此，难道他们连普通人的智慧都没有了吗？这些看起来荒唐轻率的举动其实蕴含了最严肃与最高尚的理想，即革命党人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作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永远保持政权的人民性与革命性。实现这个理想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工人与农民中寻找革命政权的接班人了！

但是任何人如果不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上，就不会与弱者有相同的感受，就不会同情与尊重他们，更不可能与弱者共享志同道合与同仇敌忾的感觉，而这是将弱者与穷人组织起来闹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归根到底，人们只有在经历了极度的仇恨、极度的失望、极度的羞辱与极度的痛苦之后才会产生鄙弃一切低级欲望，痛恨一切不平等现象与打倒一切强权的动力，才会自觉自愿献身于高尚的理想与投身到宏伟的事业当中去，并且由此才能获得革命领袖所必备的大道德、大智慧与大勇气。

试图通过说教者的不断的灌输与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来复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做法，恐怕是过于高估宣传教育与示范的威力，过于低估人的劣根性了。人之善变，隐恶而扬善，隐真而示假，知易而行难，史有明鉴，革命者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焉能不败！

在新社会里人人必读的那些革命先烈与革命英雄们用鲜血与热泪写成的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读之令人顿生不快。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中蕴藏了巨大的仇恨，以至连美感、平衡感与幽默感都丧失了。革命者恨不得将自己的一切仇恨都统统灌输进下一代的脑子里，但是下一代早就有了另一套格格不入的想法了。

没有对屈辱地位与不平等感觉的刻骨铭心的体验，这一切对于青年一代接班人来说是不可思议与无法理解的，因此革命者就只能把革命的激情与平等的意识强行灌输给下一代了。不过最后的效果却是——在青少年看来，对他们进行强行灌输的这帮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才是真正最可恨的人！因为这些人阻碍了“青年的力量，青春的力量！”

随着情欲与权力意志的觉醒，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当大官发大财出大名永远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在革命的激情与魅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将这些鄙俗的念头暂时压制下去。但是当他们一旦在现实的利害冲突与政治权力斗争中醒悟过来后，悲叹被愚弄被利用被耽误之余，就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切角逐中去了。

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

社会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过分高远，它的无非就是——诚实的劳动与正直的生活，有做人的尊严，有闲暇的时间，来求得人的全面发展。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却与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存在与运行相悖。

仔细分析“绝不拉下一个阶级兄弟”，“先进帮助后进，共同进步”，“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等等诸如此类的真挚朴素的宣传与算计，发现其实这不过是弱者希望尽一切努力制止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分化的善良愿望。

但是就利害关系而言，人们只有在共同遇到极大的危险时，才愿意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为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战胜当前的困难，危险过后又会形同陌路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若左右手”，上岸之后则各为其国，刀兵相加。

人们只有在巨大的屈辱、痛苦与仇恨中，才会在政治斗争中投入绝大部分精力，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本性与压抑自己的低级欲望，联合一切与自己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人，以求实现美好的理想，改变自身的处境。在这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状态下，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实现变得有极大的可能性。

只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在永久获得了相对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后，就会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不再需要以一种永远高昂的激情与坚定信念去争取与维护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不再是斗争，而是不断的享受，以至于比其他人少享受了一点就愤愤不平。心里永远在算计是不是少分了社会主义的红利，为了万无一失，最后就按照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按酬付劳了。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弱者要联合起来反抗强者，必然要有一个或一群才能卓著的人来充当领袖，以便能团结与率领弱者去争取相对较好的处境，这个领袖或领袖集团就会处在一个各方面都较原来为好的地位上。但是这些领袖们也许就会发现，如果能维持这种相对有利的地位，还去革命干什么？不如就与既有政治势力相妥协，全力维护这种地位算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革命接近成功时或成功了以后伟大领袖就把当初的誓言、许诺与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全心全意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势，巩固自己的权力法统，并且大杀不识时务与功高震主者。

二十世纪的最新表现则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革命者集团慢慢地蜕变，变成新的旧式统治集团，新社会最后就向旧社会全面回归，以至又需要来一次革命。

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强烈平等主义倾向的社会，对其臣民一视同仁，按材授官，就极有可能将各个阶层的杰出人才都收罗一空。这样下去，统治集团本身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被压迫阶级要翻身将比登天还难。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至与下层阶级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最后统统葬身于王朝末年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大屠杀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某些读书人，除死记硬背，能说会道以外别无长物，又指望借此谋生，甚至出人头地。如此一来，就只有依附强者与富人，为他们的强权与财富的合法性摇旗呐喊，从他们的嘴里分一杯羹。就象秃鹫一心希望分享狮子吃剩的猎物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去为弱者与穷人说话！

当弱者与穷人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后，精明势利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那些一时冲动，心存侥幸者，对革命只有三分钟的热情。革命政权的严厉管制，使他们不能图逞口舌之利，不能以自由之身侍奉强者与富人，于是深悔所遇非人。身处囚笼之中，只觉度日如年，夜夜盼望自由天使从天而降，将自己救出苦海。一旦形势有所变动，欢呼雀跃西天极乐世界马上就要降临，眼中所见全是一片光明，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奋不顾身向前冲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好一群自由奔放的领头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资本在人间。

人性就是如此，认为自己比较聪明能干，就不愿意与其他较为愚钝的人平起平坐；能说会道者就整天嚷嚷他们理所当然要比那些笨口拙舌者多享受一些好处；觉得自己比较漂亮性感，就一心指望受宠爱，被呵护，以至于受到一点冷淡就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要移情别恋，离婚改嫁，弃暗投明。

这类人浊气一涌，慷慨激昂，又是大书火烧某某某，又是表态永远跟着某某某走；热血一冷，顾影自怜，又是反思，又是忏悔。岂有它哉？无非就是自怜自艾，搔首弄姿，粉墨登场罢了。

只有那些不可腐蚀与不可收买的理想主义者，才会迷信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原则，真诚待人。只是这些人并不精于算计，更不会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自己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些人如果去从事政治斗争，或是被人利用，身败名裂；或是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慈不带兵，义不生财，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学术中立，真的能够做到吗？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打算吃或者已经吃了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恐怕在良心上会感到不安吧？再说也违背普遍的道德律令与神圣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是劝百讽一，小骂大帮忙，逢场作戏，点到即止，对得起观众吧。

与弱者与穷人的痛苦相对应是强者与富人的幸福，负一加正一等于零。物质不灭，信念永恒，价值中立，太上忘情。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非几个书蠹所能改变，还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超脱于利害关系之外吧。

强弱之别由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决定

经典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斗争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来应属于强弱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的一种表现。但是强者与弱者并不能特指固定不变的人群，强弱之别完全由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特定的某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决定。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这对范畴更能表达这个意思。

革命党既然已经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不能再称之为乱党。但它是否还能如它自己一贯强调的那样继续以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为宗旨，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而自居也大有疑问。也许在政治法统上可以这样强调，但是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随着官僚制与权力等级制的巩固，革命党必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与党外的一切势力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从力量对比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革命党无疑就是真正的强者，而党外的一切集团与个人都是弱者。

这样强弱斗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不仅意味着革命者集团全面蜕化与变质以至革命者被革命的历史循环的不可避免。更体现在权力结构一旦确定，将发挥不可抗拒与不可战胜的威力，以致任何在内部扶弱抑强，利益均沾的改革都会遭到当权派与既得利益集团最为激烈的抗拒。

随着革命的激情与幻影的逐渐消逝，普通人就会发现掌权者高高在上，既不能监督又不可罢免，现实中种种严密的控制措施与不平等的待遇令人难以忍受，极力要加以摆脱。于是乎人心思变，人心思乱，只要自由，不要平等，一心求解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吃资本主义的回头苦都不怕。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已深知历史的奥秘，因此处处以强者，以先知先觉，先见之明者自居，自觉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与驯化人性。同时又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弱者与穷人的共产主义学名）的先锋队与代言人，扎根于人民群众，为劳苦大众谋福利。这一切岂不是自相矛盾？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革命者的那些狂热宣传与过激行为分明都是些虚矫之举，不过是弱者基于永久的恐惧与不安的极度反应罢了。革命者既嘴硬又死要面子，还不承认自己是弱者，还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的强大。

真正的强者哪会对全世界宣布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的？这些人一贯隐真示假，知雄守雌，能而示之不能，为而示之不为。借刀杀人，坑蒙拐骗，浑水摸鱼，嫁祸于人，一切下流卑鄙的伎俩全都是这些人的拿手好戏。

真正的强者哪会对社会问题与民生福利大包大揽？这些人恨不得将弱者的一切都剥夺得干干净净，一贯拒绝向弱者承诺与提供任何保障，极力将弱者逼得走投无路，以便心甘情愿被他们驱使，为他们卖命。最后还厚颜无耻美其名曰，这一切都是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契约自由，个人奋斗，自力更生等等。

承认自己是弱者，的确不够聪明，不够坚强，不够勇敢，那么就要力求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更高的道德标准，以谦虚的态度更加勤奋地学习与工作，善于团结与自己有相同处境的人。承认自己是弱者，并不是从此就万念俱灰，听天由命，任由强者摆布，而是要以视死如归的勇气与心无旁笃的专著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

黑格尔有言，“罪恶是人类历史的杠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只有强者才会去提倡进步，历史的进步哪次不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的？弱者往往安于现状，害怕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导致的权力结构的变动，凭本能他们就可知道，不管是任何一种变动，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者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共产主义者言必称科学与先进，他们可曾认真思考过，在这些貌似无害的观念下面隐藏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强弱的分化与对立由永恒不变的人性所驱使，由不可改变的权力结构所决定，不可能压制与消除。打倒了原有的强者，新的强者又将产生。由此看来，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扶弱制强，防止强者彻底压倒与奴役了弱者以及由此引起的弱者的激烈反抗造成两类截然对立但是有又必然联系的权力大集中的政治格局，这是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平等与博爱的无尽的旅程中，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就象彼岸的天国，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又象遥远的地平线，永远吸引着人类前进。让我们如实的承认吧，最高理想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人类尤其弱者与穷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进行的斗争永远也不会结束，斗争就是现实，斗争就是自由，斗争就是一切！

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革命导师说，共产主义全面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此言不虚，共产主义不仅全面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未竟的正义事业与未实现的高尚理想，而且基本上符合逻辑地回答了以往历史上的一切哲学政治经济与社会难题。

共产主义也吸取了历史上的一切反面教训，对如何扶弱制强，如何反对独裁专制，坚持民主，以及如何防止革命集团蜕变都做出了精心的设计。只是它的一切政策与制度都建立在一个有着极大说服力却又极不可靠的基础上——改造人性（即大名鼎鼎的改造世界观）！

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人性恶是万恶之源，改造人性可算是认准了革命的对象；极不可靠则是因为，人性绝对不可驯化，兽性与魔性都根植于人脑的生理结构中。

共产主义表面上极为推崇科学，但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却不是实验科学意义上的观察与归纳的笨办法，而是唯理主义的宗教性的冥想与思辩。其必然后果就是自以为全面掌握了绝对真理，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垄断真理的讲坛与现实的权力。

共产主义者本来都崇尚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但为了革命大业的成功，不得不权行领袖独裁与暴力革命的策略。最后发现木已成舟，骑虎难下，崇尚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的魔鬼已经从瓶子里放出，不把全世界杀个天昏地暗，血流漂杵，反动派与革命者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是不可能再把它装进瓶子里的。

共产主义者狂热的非宗教与无神论的宣传下隐藏着的是基督教传统的救世主情结，自相矛盾却浑然不知。共产主义者刻意隐瞒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关系，以及与其它普世性宗教运动在政治境遇上的一致性，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得罪了一切异己的宗教政治势力。一朝受到致命打击，墙倒众人推，雄图霸业，数十年苦心经营，顷刻间灰飞烟灭。

共产主义的哲学政治理论，辞藻华丽，语调煽情，直指向人脑的原始的感情皮层——对群体的依恋、对一致性的渴望与满足一切虚荣心的愿望。不愿意指向人脑的理性皮层——对人性恶的不可改变、人的理性与能力的有限性作如实的承认。

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与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斗争中固然会依照政治斗争的普遍规律而行事，但是应该承认，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苦难还是未能忘情。只是他们的那些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自甘淡泊，艰苦朴素以求保持革命激情与革命法统的种种表演与设计未免有违人性。古人云，“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再次矫情。”革命党人逆人性而动，矫情若此，其能久乎？

一种社会制度一旦激起了人们的厌恶与怀疑，不把它彻底抛弃，人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公众的不信任感一旦被触发，统治者不得不矫枉过正，事倍而功半，并且还未必能如愿以偿。

革命党人对自己与社会都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以至于没有回旋余地，要么就将理想全盘否定与放弃，要么就坚持这种不近人情的制度。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被绝大多数人厌恶，最后被彻底抛弃，连一部分可行的合理的制度也被当作脏水泼出去了！

革命就是循环，革命就是轮回，革命就是报应

革命的历史经验——革命的西方词源是Re´volution（法文），即循环，原指古天文学意义上恒星的周期运动（天空中的星座在同一区域再现）。与革命有关的中国词源是革故鼎新、知天命、移天祚、顺天应人等等。通俗的解释就是尊重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争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其实就是造反与暴力杀戮。中西文化综合起来理解，革命也就可以理解为轮回与报应了。对前人丧失了尊重、理解与同情，将过去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否定与推翻，这将成为历史惯例与行为模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革命者终将轮到自己被革命的一天。

革命的行为模式——不把现在的痛苦夸大一百倍，并且许诺在未来给人们以百倍的幸福，公众是不会对革命者推翻现存制度袖手旁观甚至热情赞助的。但是一旦他们发觉新社会并不象某些宣传鼓动家所说的那么美好，并且还要伴以激烈的频繁的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与斗争甚至还要求节衣缩食，压抑种种欲望等等，就会认为新不如旧，以致又会忘掉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把过去想象得无比美好与人道。人心向背的结果就是大革命所缔造的新社会逐渐向旧制度屈服了。

革命者的利害冲突——同利相嫉，同利相害，革命者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的革命同志。争正统，争法统，抢灵牌，争权夺利闹名，战天斗地整人，斗得气候反常，水土流失，生态失去平衡，得不偿失，还是全心全意与人斗吧。教猱升木，率兽食人，革命的种子千千，反革命的种子万万，杀不完，斗不绝，其乐无穷也。

对革命社会的循名责实——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同一国家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一致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由宗教文化传统决定，而统治手段是由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的。说穿了，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包装，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一种表演，而任何一种统治手段归根结底是为巩固统治服务的。其间最多只有娴熟性与技巧性的区别，不会有本质性的区别。透过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与假象，就可以发现，他们何其相似！

平等范文篇10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想最令大部分语文老师头痛的大概就是批阅学生作文了，我虽有同感，却也乐此不疲。其中原因颇多，但主要是因为希望自己辅导的学生作文能经常见诸于报端。

有一次，当我改完一篇较为优秀的学生作文，把它装入信封后，我就请班上的一位女生回家时顺便替我去邮寄一下，因为她家路过邮局。我对这位学生说：“你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下课后，她一脸惊慌地走进了办公室，可能是认为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总不会有什么好事之故。我并没有过多的言辞，只是在把信交给她时顺便附上了一句：“请替我去邮寄一下。”第二次，我又让她替我寄信，这次较前次有所不同。我把准备好的信亲自拿到教室里交给她，并同样附上一句：“请替我去邮寄一下，谢谢！”这次只是比前一次多了两个字。可就在这周的周记中这位学生这样写道：“……第一次老师您把我叫时办公室取信；第二次是您拿着信来找我，这两次取信的感觉完全不同。第一次被叫到办公室去取信好像是老师布置作业；第二次您好像朋友一样请人帮忙。以前见着老师有点像耗子见了猫似的，现在只觉得好想和老师您多聊几句……”

教师，一种光辉的职业，被社会各界誉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并非是令学生见后敬而生畏的对立面，每一位学生在尊敬的基础上都渴望教师能放下尊贵的身架，坦诚、平等地走进自己的心灵，成为可以倾诉的朋友。我想：如今的社会，教师们也应该自觉地顺因时展的潮流，正确的把握好这种角色的转换。唯有如此，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才能让学生们更自觉地认同你，并接受你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