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范文10篇

女权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男性凝视；女权主义；平权思想；叙事；隐喻

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是由瑟琳·席安玛执导，阿黛拉·哈内尔和诺米·梅兰特主演的影片。该影片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中荣获最佳编剧奖，2019年获得同志金棕榈奖，在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中荣获最佳摄影奖等多个奖项。故事发生在法兰西王国布列塔尼半岛上，讲述女画家玛丽安受富家小姐艾洛伊兹的母亲所托，在艾洛伊兹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作画，目的是把肖像寄给一位素未谋面，但要与艾洛伊兹结婚的富商男子。艾洛伊兹对这一安排极不情愿，画家在为艾洛伊兹作画中，两人相互爱恋，最终无疾而终的故事。

一、平权思想的溯源

1.男性凝视的缘起在提到平权思想之前，需要先关注男性凝视。男性凝视指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被看作第二性，男性通过一些媒介和渠道观看和凝视女性，他们被作为第一性。这是基于生理差异化区别来对待性别，社会发展中对男女的差别化对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文化习俗等。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观看的方式》一书中提到，人们观看的方式中“理想”的观赏者通常为男人，而女人的形象常常是用来讨好男人的。他研究欧洲古今的裸体画像，发现女性模特常是面对观众或画家的，或者通过一个镜子，以画家看她的方式来看自己。2.平权思想的论述平权思想就是对于男性凝视及女性凝视的平等对待，凝视与被凝视的转换与突破，是思想精神的释放，也是突破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观念，在束缚限制中解脱出来，敢于为自己发声。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的解放而努力。

二、《燃烧女子的肖像》影片中的平权思想

影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包括画家、小姐以及伯爵夫人。电影的艺术色彩非常浓厚，画家和小姐的相互暧昧是在她们两次完成画作中结束的，也是在男性的注视中完成的。在《第二性》这本书中写道：男性过于在意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斗争关系，不能相互成为观察者，他们互不凝视。女人处在与他们的活动中，但不参与他们的比武和搏斗，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扮演这个注视的角色。电影中建立起了一个女性主义的世界，处处体现着平权思想，但这种思想是在男权的存在下发生的。1.人物命运中的女性主体性隐喻影片中出现了艾洛伊兹的姐姐和母亲这两个角色，刻画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艾洛伊兹和玛丽安两个人感情面临的难题。母亲的戏份非常重要，虽然镜头语言不多，但她也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者、受害者，代表的是男权社会下的绝对力量，母亲为了今后的荣华富贵，决定把女儿嫁给富商。艾洛伊兹姐姐的婚姻也是一场悲剧——她为婚姻所困跳下了悬崖。在现实生活中，姐姐的死亡加深了艾洛伊兹和玛丽安两人的感情悲剧，也使得她们两人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在这部影片中，男权从未缺位，并且伴随着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在电影中虽然讲述的主线是双女主，但还有一处细节：女仆提到自己三个月没来例假时，画家和小姐在得知女仆不想要孩子之后，极力地帮助女仆堕胎。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所受到的痛苦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但影片也是用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隐藏了女性的痛苦与创伤。电影中这组生与死的控诉，将生育权归还给女性，女性是可以跨越阶级建立认同和友谊的，也可以自由选择孕育生命或者放弃生命。男性的凝视被淡化，女性主义作品的人文关怀被强烈地表达出来。2.影片的细节刻画贯穿蒙太奇表现手法《燃烧女子的肖像》通过很多细节刻画了女性的独立。片中以女性视角展现平等，强调女性的第一性，也实现了从“男性凝视”向女性视角展现的转变。在这部电影中建立的是一个乌托邦世界，影片中仅仅出现了一个男性角色，就连伯爵小姐的父亲都没有出现，小姐要远嫁的富商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出现，但电影中有意无意地刻画了男性形象以及男权的存在，在展现女性主义的同时，用女性审美的视角刻画人物，同时也伴随男权的存在。在影片的开头就讲述了画家玛丽安一个人坐着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艾洛伊兹的家中，全程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完成，没有男性帮助她，行李也是她自己拿的。这充分体现了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可以实现平等。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是玛丽安身穿红裙，艾洛伊兹身穿绿裙，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中的情景相对应，片中的画家玛丽安在感情中脆弱的表现也被深刻暗示。在影片中，艾洛伊兹与玛丽安、苏菲似乎建立了女性共同的情景。在绘制画像时，艾洛伊兹侧卧在床，床边放置了一面镜子，镜子中映照了玛丽安的面容，玛丽安是照着镜子中的自己，在艾洛伊兹的手中小说的空白页作画。画中呈现的是玛丽安的容貌与艾洛伊兹的身体，两人的画像在相融中得以永存。这幅肖像也证明两位女主角摆脱了男性话语权，实现了意识层面的真正独立。在第一幅绘画中，玛丽安因为艾洛伊兹的不满直接将画作抹去人物的脸，这场冲突中玛丽安是作为一个男性视角所作的画，也是反映当时的画作环境和艺术环境，将女性剥离在外，并且贬低女性的作品。玛丽安的作品受到男性凝视的影响，她奋起反抗的同时，艾洛伊兹是以女性的视角反映女性审美，这是由她们的生活环境所造就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是艺术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女性艺术家想要出头也是举步维艰，当时女画家学习雕塑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男性担心女性会画出更好的画作以此来限制女画家，玛丽安的反抗其实是对当时艺术环境的反抗。在第二幅画作中，伯爵夫人同意留下玛丽安，并且艾洛伊兹也同意她作画，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画作是从女性的视角进行作画，在绘画的过程中能够体现细微的表情变化和神态变化，同时被凝视的艾洛伊兹也在凝视玛丽安，两个人产生了感情，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作画中，女性主义的审视达到高峰，反映了女性在极力反抗，她们希望完全摆脱男权的牵制，就此打破男权的限制，由此建立一个完全女性化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平等自由的状态。3.《燃烧女子的肖像》的隐喻同性恋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非常独特，在前半部分出现很多晃动的镜头，后半部分镜头表现逐渐稳定下来，这也预示着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的过程。电影有一个片段，艾洛伊兹的裙子被烧掉了一个下摆，预示的含义不仅包括女性之间炽烈的爱，还有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鼓励女性进行抗争。燃烧被视为一种动作，是伯爵夫人、画家都想将艾洛伊兹定格在画框中，成为一种社会竞争的筹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画像作为载体，承载着女性主义和男性凝视的压迫，深刻打压着艾洛伊兹的独立性与个性，燃烧有形的画像，也充分表达了女性对于自身解放的向往。影片的音乐也选得非常恰当，在音乐与画面相互配合中，完美体现两个女主人公的故事，简单质朴又含义深远。

三、《燃烧女子的肖像》影视叙事方式

1.音乐与简练人物对话、画面的交叉碰撞增强叙事的感染力《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多处运用音乐的表现方式来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在艾洛伊兹与玛丽安最初互生情愫的镜头语言中，运用了《四季》这样一首乐曲来表现两人的情感萌生。这部影片中采用的人物对话非常简练，话语表达丰富但精练。影片整体采用的音乐与简练的人物对话相互结合，以此增强了画面整体的表现力。影片的整体叙事主要以女性的视角来体现，以音乐增加画面的美感，使女性的形象刻画更加逼真，简练的人物对话增强了人物的饱满形象。在这个影片中完全没有刻板印象，几位女性自然地表达女性该有的特点。电影的叙事是通过音乐、画面等组成，运用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手法，充分使用镜头语言进行深刻阐述。2.影视叙事采用油画的特质体现女性主体视角这部电影独特的表现风格和表现方式就如同油画一般，每个镜头语言组装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画面。油画的表现方式是错落有致、线条流畅，从单个画面来看，就像一幅幅油画，这是古典美的象征，也充分体现了人物主体的特质，表现出女性主体的独特性。影片采用双女主的形象，充分展示女性主体的独立性，在影片中极力地表现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她们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一切都是从女性的审美视角出发，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应该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以女性为视角的影片是女性为争取平等自由而努力的结果。油画是一种温婉、含蓄、直接的艺术表现方式，运用在电影镜头中充分展示出女性独特的气质和风格。画面中没有出现男性的镜头，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规的。这部影片想深刻呈现女性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具有主体地位的。

四、结语

《燃烧女子的肖像》反映了女性会在不自觉中被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所影响，陷入自我的困境与矛盾之中。女性想要争取自由，希望被平等对待，改变男权社会下男性凝视的方式。女性的思想、地位不应该被束缚、被压制，可以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一个女性主义者未必是一个女强人，女性主义也并不是逼着所有女人都要做女强人。女性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这是平权思想的深刻内涵。平权思想不仅要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更需要通过现实的观照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昱含.论法语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女权主义[J].东西南北：教育，2019（1）.

[2]陈百仪.《燃烧女子的肖像》：从男性凝视到认同凝视[J].戏剧与影视评论，2020（3).

[3]宋瑞，苑一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隐喻与凝视[J].视听，2012（3）.

女权主义范文篇2

第一阶段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权主义者提出与男人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就业地位和思想解放。1968年以后女性主义者不再局限于同工同酬和职业的认可。1980年以后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以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提出了以强调"女人"为特征的新民族主义，不再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和女性一元化，而是提出多元论，女性不再和男性对立，不再是准男性，从而消弭男性统治话语，使世界成为有新生意义的后现代世界。

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29世纪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中见到。同时一批个性鲜明、反抗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马的玛格丽特,福楼拜的爱玛,易卜生的娜拉等等在世界文库中已成为不朽的艺术没的典型.

现代舞蹈是在反对僵化的前提下产生的历史现象,是现代舞之母依莎多拉.邓肯对陈腐的芭蕾向世界大喊"芭蕾一点也不美"时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但邓肯从未想到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派，而只是想从芭蕾的清规戒律中获得一种肢体与精神的自由，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跳舞。

随着现代舞的发展，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目睹了美国人对舞蹈兴趣的大副度增长--这种兴趣很快就反映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舞蹈是一种女性的艺术，而我们的文明是父权家长制式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男子与女子一样频繁的跳舞，有时甚至比女子跳得更多，甚至主导着舞蹈的走向，在很多女性跳的舞蹈中,他们诠释的却是男性的思想观点,用大部分男人的审美决定着舞蹈的审美,用男人的眼光决定着舞蹈的角色.如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芭蕾舞剧《驯马记》描述的就是一位具有自己思想和个性的女性在社会和家人的责备下被丈夫驯化的过程。在舞蹈中编创者使用讽刺和滑稽的舞蹈语言表现这位"悍妇"，用一种洒脱而尊重的舞蹈语言表现那位丈夫，并宣示顺从男人是女性的最大美德，并认为这表现了人类灵魂中真正女性的方面。

女权主义思想真正影响舞蹈这门特殊艺术的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女性观点。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镜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是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利机构。"

用女性视点看舞蹈及其所表现的意义，从女性的心理及思维去表现舞蹈，使一些舞者进行了有意识的创作。最早由玛莎.格雷姆创作的《悲歌》就是一个从女性心理和视角象征女性的经典作品。作为一种对女性悲哀的描绘，格雷姆的舞蹈表现是隐喻的。她突出了送做特征和女性的情感倾向，使观众了解到"紧身衣壳"带给女性的束缚，反抗并控诉男权思想和文化体系。

女性主义在内容上是对性别意识，对关于性别意识的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探索。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联系，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追求男女社会的地位平等。

如果说现代女性主义的口号是"男人是人，女人是人"，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口号是"女人不仅是人，而且是女人"。这一时期主要强调女人个性化。这种思想也对中国女性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创作的高潮。舞蹈界出现了以舒巧为代表的舞蹈创作主体。主要创作《祥林嫂》、《胭脂扣》等一系列作品，虽然她没有将主要视角集中在女性问题上，但对于舞蹈而言，却启示了一种新思维方向：冲破传统文化艺术色彩，重新痊释作品，把女性最隐私的内心敞开来解读。创作者用自身独特的感受去展示他们对女性自身的不同体验。北京舞院王玫根据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创作的现代舞《雷和雨》重新痊释四凤和繁漪三个女性的情感世界,并以他们为主线展开.其中在繁漪的几段独舞中用跑动、静止、彷徨、旋转、跌倒等等一系列对比强烈的动作，表现繁漪对男权制度的不满，对自由、对爱情的渴望。在这之前也有关于《雷雨》的升毫亿舞蹈作品，但那些作品只着重于表现人物的关系和剧情的合理展现，而不是从人性给予表现。在《雷和雨》的舞剧中用女性主义视点，把他们作为人，作为女人提炼出来。从家庭、经历、爱情各个层面刻画着三位女性，使她们立体起来、丰富起来，从而展现女性完整的心理。

女权主义范文篇3

一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

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第三阶段或第三浪潮女权主义发展在20世纪80－90年代，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gender）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对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作一个综合的考察；同时,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成为有着众多流派分支的理论体系（如下面展述）。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关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性质，对于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有所相左，但是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消灭不平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和对女性性别歧视主义造成的社会现实。为了取得斗争成功，实现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女权主义成了一面旗帜，聚集齐了众多有志之士投入和为之不懈努力。

20世纪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发展的三次相对应的理论波峰。然而，发展仍在继续，近年来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等流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后现代女权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既定的概念和分类，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才把它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针对不合理的社会根源父权制，男性统治与菲勒斯中心主义，与阶级斗争和种族平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环境。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而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权力和反抗的新阶段。在这里，不仅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解放出来，而且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女性文化和女性话语，对女性和被压迫的人们的解放，以及对人类的危机的解决和人类未来发展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改变。

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通过女性文化创造而实现“从边缘回到中心的任务。”新创的女性文化表现为多种形态，比如，女性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在“从家务劳动到社会工作”；在争取平等/自由/发展的时候,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的作用;等等。纵观这一进程，女权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对各种成功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十大方面:：

1,女性境遇的考察,女权主义发现,女性在社会地下的地位和悲惨境遇,不是男性统治者所说的那样,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平的的现实给与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

2,女性存在的缺失,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女性遍布存在于这个社会里,他们只是非存在的,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女性非存在的状态是社会男性强权统治和不合理的历史造成的，表现力人类整体的存在的缺失。

3,女性权力的实践: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力等等.男女平等首先是权力的平等,男女平权意识和真正的权力平等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今天，女性的权利被排斥和被践踏，仍是不期而至和十分严重的；

4,女性安全的毫无保障，需要警示和社会做出保护措施;在家庭或社会公共场所里,女性经常受到男性的攻击和骚扰;男性中心单一性别统治，用强制性的和暴虐的方式对待女性和弱者，导致了女性的性恐怖主义灾难。

5,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和被无视,女性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伟大力量,可是他们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更有甚者，女性的创造力和创造物被男性所抢占豪夺成为他们自己所有的；女性创造力收到压制和掠夺，是社会不合理的状态所致。这是社会的损失,是全人类的不幸;

6,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确立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女性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往往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强不息地自我奋斗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7,女性的人道主义公正对女性遭受歧视的事实揭露,同时女性承担起实现人类的真正的公正、公平、自由和博爱的职责。包括对女性和对自然，对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个体和对整体，都要以人道主义的公正来对待。

8,女性的组织建设重整是亟待实现的以保护女性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可是，在女性的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讨的公道的渠道，没有一个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可以说，是社会组织与男性伤害者成了共谋者，甚至是姑息养奸，是对男性伤害女性的罪责变样的支持；女性组织不仅是妇联一家，法院公安和一切社会组织都应该是女性保护的组织形式。

9,女性话语权力,话语主体和话语实践;由于男性话语和男性统治里面，不包括女性的权利，女性并不存在于其中，而且，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女性必须为了自己的崛起和人类的发展前景，创建女性的话语权力，成为女性话语实践活动的话语主体，以包容与和谐的方式建造崭新的人道主义的世界。

10,女性发展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确立女权主义者发现，女性并不住在这一个世界里,占领这世界王国的人是男性,如此大量的一个男性群体，不管其是否白色人种和拥有财富。这个世界的潜在的可信度,权威，安全和公正的报酬,对一个人的人之身份和能力的承认,是这样一个世界，某些人的行为习惯正如其与生俱来的条件，由在他们之中的不同而定。而不是由这一个社会的人性基本情况来确定,但是身份地位的特权,意向特权,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性属之中。所以女性的发展，是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从而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立足。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三部曲，归结在女性的发展，创造女性的文化，从而对整个人类走出危机境遇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做出贡献。

二

在本书《女权主义哲学》里，编著者从两个方面给与读者关于女权主义哲学认识，阅读它可获得很多启发和收益。本书第一部分是女权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第二部分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和可关注之处，在于对纵横复杂的女权主义思潮不仅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维，而且作了一个较系统的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出现的女权主义理论，按照相对区分的派别和倾向，把女权主义理论多元的价值批判和意义系统充分地反映出来,也反映了其多视角的研究方向和多元的文化创造。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较集中的8种女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积极成果作了介绍。使中国读者对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有了较完整的了解。其中有许多方面的理论见解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引导、借鉴和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不同的女权主义派别特有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论的探究和研究的发展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的主旨是建立社会公正，争取性属间的机会平等，实行家庭自治，获得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最终走出性属，超越社会性别差别，通过人道主义的公正而获得新的解放。

作为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家苏珊·奥金在《公正、性属和家庭》中指出，在美国标榜的自由平等的王国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她写道，“实际上，在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用以经济学术语说来，第一个不平等是全职工作的女性(在一些非常最近的进步之后)赚得的薪水相当于全职工作的男性的71%的所得薪水。第二，一半的贫困人口和五分之三长期的贫困人口，包括有依赖的孩子的、由一个单亲女性家长所供养的家庭。第三，贫困率对老年女性几乎是老年男性的两倍。在政治前沿上看，第一，百分之二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是女性，在高级法院中，在美国高级法院只有九分之一的女法官似乎被认为是足够的女性代表，而且在每一次国会的选举方面，选择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在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被选举的女性的总数。此外，在所有的这些不平等的下面和其中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在家庭中的不计报酬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职责，显示了不平等的分配。所以说，实际上，男性工作一天，女性们却干了两天的工作，女性干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外面赚得工资的，一份是在家里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对于社会的公正和性别平等的努力争取，世人所共知的。与此同时，还积极倡导对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暴虐行为进行斗争和反抗。

(二)，激进的女权主义

激进的女权主义看到，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别阶级和性别阶级间的不平等。正是男性家长制（父权制/男权制，男性沙文主义）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阶级组织和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一个不可能是改革的系统，但仅仅是一个枯枝败根的系统而已。而它却不仅使得家长制统治成为合法的、政治上的、和必然倾覆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机构。(尤其家庭，教堂和学院)。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造成的性属差异和对立的超越，实现“性别的对话”。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对父权制和由此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分离的权力进行各种揭露、斗争和抗争。

众所周知,最近去世的著名的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安德鲁·德沃金,给予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有关色情文学和检查制度的争论带来重大启发。德沃金提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权”，并主张允许单个女性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并应成立这一新罪名。为了把理论付诸实践，德沃金曾和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共同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淫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德沃金指出古希腊的porne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秽出版物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性等同于妓女。她强调说，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其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她的著作、文论和演说都是极力反对色情文学描述、反对和反抗男性霸权的，她的《色情文学描述：男性对女性的占有》等一系列著作引起的广泛重视，争论今亦不绝。德沃金更懂得女性的不幸遭遇也更能激发她的仗义直言，揭开了男性政治的私密所在。

色情图文描述决不是有关自由的言论，在本书里，凯瑟琳·麦金农《色情图文描述，公民权利与言说》一文，揭示了色情图文描述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征服的强制手段。正如她指出的，“男性们都遭到了男性至上主义的伤害。(作为男性，有我所谓的男性气质状态的一致性。对于男性说来，以他们的生物性为基础但却不是他的生物学上的)。然而无论如何男性至上主义对男性的损害，身为男性的存在情形并不是由女性强行定义的从属性。看着女性遭受性滥用的所有的事实，你立马就会看到一个女性是被定义为社会上的一个人，她不管是或不是，随时可能由男性们以这些方式对而待之，并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任何事，都将因由它而发生。正如女权主义者所说，男性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女性是无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色情图文描述做得已经超越它的内容：它是欲望化了的性阶级组织，它是男性至上化的不平等。它把统治支配和/屈从制成了性：不平等的性是它的核心动力机制；连同权力的真实性一起来构述自由的幻影。也许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原因，那受害人想必是看起来自由的，似乎有着自由的行为。……在这各色情图文描述的视野中，被迫的性是一种形式，它是性政治学一个实践力行，是性属不平等的一个组织机构而已。”“淫秽，用这种眼光看来，是一个道德的思想意识，判断一个思想意识是好的还是坏的。色情图文描述，相反地，是一个政治上的力行实践，一种有权力的和无权力的力行实践。”麦金农指出，色情图文描述允许性别的不平等,践踏了公民的权力和社会的公正。

(三)，文化的女权主义

文化的女权主义强调对性属平等，以及对人的关怀，而且这种关怀是独特的和对每个个体的个性的；认为，通过自然（生态），或者通过教育（社会化），或者通过某种自然与教育的合并，男性和女性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女性更注重创造和保持同他人的热烈的、亲密的和关怀的关系，而男性则对肯定他们个人、控制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命运更感兴趣。因此，文化的女权主义者反对把她们所理解的看作是对政治权力、团体地位和医疗专门技术的一种男性的追求。文化的女权主义有一种“成熟的视野”希望把在更进步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竞争的组织关系，转变成基于达到一个共同目标之上的合作的组织关系。大多数的文化的女权主义不停地扪心自问，直到男女性属平等真正实现了：有没有；1，实现了一种人的关怀；2，号召这种关怀的独一无二的和特殊的个体；3，由于社会性属的原因，在一种角色里，不被一个人所产生，因为一种性属从事教育行为，另一种性属从事工具主义的行为；4，被用关怀所回报，而不仅仅用看见一个由于炫耀和追求其他的计划而被关心的人所满足；5，在意识提高的实践和交流的框架内发生。

文化的女权主义注重以爱施以女性关怀与道德的关怀。内尔·诺丁指出，女性通常把她们自己定义为既是人又是具有关怀能力的道德的化身。当我们从自然关怀转到道德关怀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定义的模式有很深刻的心理结构上的基础。这里的表达有两种强迫，必须区分主动关怀和被关怀。它们都是内在的强迫。一个观察者清楚地看到了选择，但是“我必须”把它看作是依赖于它所发生的那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圈子和链条中，我们既是自由的又是受约束的。

而当立足于文化女权主义立场的母性思维时，有女权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她们中有哲学思维和女权主义的母性思维的人——直接反对这种“男性气质”的卓越幻想。她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定义理性、构建它的优先权，以便有思想的人们将能概括出使女性行为可行的可能性，——例如，看护工作——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可行性。她们相信的工作应该是一种选择的基础。道德的和认识论的观点已经被女性执行并且创造了“女性”。尽管她们拒绝二元主义和尊重差异，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代表了“真正的”合理的人类生活秩序。

(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注重的是《女性：地位、阶级或被压迫的性别》等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性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性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女性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女性的家庭奴隶制之上”。第三，女性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女性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

里德声称女性压迫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结束了人类共同体。以往所享有的任何平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社会，为了使女性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的局面。在《********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在********制度下，“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她要消灭公妻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

(五)，后现代的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在著名的《突围》中，西克苏斯揭露了一些二元式的分离主义表现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下的对子，如：积极/消极；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白昼/黑夜；思想总是被对立面所影响；言说/写作；高/低；被双重的、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影响。在西克苏斯看来，所有这些二分法在基础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启示——男性总是和那些积极的、文明的、光明的、高贵的或者通常是乐观的联系，而女性却总是同那些消极的、自然的、黑暗的、卑微的或者通常是悲观的相联系。而且男性/女性二分的第一个术语就是从第二个术语分离或者背离出来的。男性是自私的，女性是他的另一面。这样女性就在他的术语中存在于男性的世界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他的影子，或者她是“不能思考的”，“没有思想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看到，女性解放运动也会遇到特别的阻碍，——如果女性允许她们自己陷入权力的陷阱中，陷入权威的比赛中，如果她们允许她们自己被“患妄想狂的”男性政治运行所玷污，她们作为女性无处可说，无事可做。

女权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权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把时间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历史的时间，而不是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克里斯蒂娃的“代际”概念，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代是指身体和欲望的心理空间，各代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倾向，工业化基础的父权制关系由多种途径得到强化。就业合同为把女性限定在低工资、少收益和较少发展机会的位置上做了许多规定，这是男性至上主义的一个例证或说是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即父权制建立的物质基础。资本与父权制相互联合在就业中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了男女工资差别——同工不同酬和女性承受家务劳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关注女性权力，任何女性都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力，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力。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后现代语境下女权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权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

(六)，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是承担全球化问题解决和治理的重要任务的派别，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们宣扬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他们看到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的）世界的分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裂、以及女性同自然、再生产、材料、他物的跨文化联系、还有男性同文化、生产、形式、自我中心的跨文化的联系，这些是同一西方古老理念的所有部分，即过去常常把贬低和****自然和女性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理念。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权力与承诺》文中，作者希望改变这种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千百年来的错误观念和陋习。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的权力的言行，废止自然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

在《从英雄的伦理到全面的伦理：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挑战》文中，基尔把她所说的“英雄的伦理学”与“全面的伦理学”进行对比，认为前者是男性的、男子气质的或者男权主义者，后者是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英雄伦理学的实践者是好心的。毕竟，他们想援救女性/自然：停止****女性、屠杀动物和污染环境。配备这些理性的工具，英雄伦理主义者提出用理性伦理来保护女性和自然。他们承诺决定哪些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没有）利益和权利，并且照顾那些如此做的人。

但是，正像基尔看到的那样，英雄伦理学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它是作为男性的、男性气质的、男权主义者。作为父权制的文化产生了它。她说，它需要被这种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的伦理学重新代替，这种伦理学全面地看生态系统——使用情感来帮助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成员协调。全面的伦理学使用感官和感觉来填补理性所留下的空白。

(七)，走向多元合金文化的女权主义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来看，女权主义正是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和谐共处的，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多元合金的崭新文化形态，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为女性的发展创造理论和组织形态，而且为整体人类的发展及其前景的有机把握。因为，在父权制和男性统治的理念中，往往是单一的思维用以维护单一的性别统治，而且往往采用战争和暴力等极端的危害人类的方式解决问题。相反，女权主义采用女性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融合各种文化成果，用和平的与会谈的方式，凝聚各种创造成果和各种创造力量，带来了女性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新的前景。在《我们给你打造一个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女性声音”的要求》中，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指出，有人把女性的话语当作文化的帝国主义，是错误的和别有用心的。而《姐妹关系：女性政治联盟》，表现了女性的新的组合方式，正如当年社会解放时期，男性们的“兄弟会”一样，在西方出现了“姐妹会”，成为女性的新联盟和女性的精神家园。

(八)，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运动的态度，男性往往认为是半边天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男性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一方面，支持女性反抗压迫和歧视的斗争，这是社会人道主义公正的对愚昧和邪恶势力的斗争，另方面，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社会运动，不能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的人们，往往是落后的或拉后腿的，是有愧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和有愧于自己人生的。同时，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奋斗的目标，不是采用男权统治的方式为了突出女性单一的性别，剥夺男性权力或把男性打翻并且踩在脚下的，相反，会采用女性话语的方式/女性方式，超越男女性别的对立，实现男女合作和性属融容的局面，给人类未来的发展以合作的、和平的与和谐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各种文化之间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发展。

在未来对人的培养中，不是认为地确定和扩大人的性别特征，而是希望有所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上的“男女共体/雌雄同体”的人的个体，就像“小X”的实现那样。同时，把人的发展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起来，就像《金球的故事》里所表达和描述的那样。

三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和历史的平台上展开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全球化的背景。女权主义成为颠覆和重构的新思想。对于新出现的后女权主义和赛博的女权主义派别等，以及后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都表现了这种努力的进一步成果。

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

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女权主义，缘起于1968年，法国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立，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文化和智识的中心，创办了《女性周刊》。一次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与以往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以及与美国女权运动不同的法国女权运动。他们同样认为女性与男性毫无差别，还强调女性各自都是独特的。安东妮特·弗克强调指出，这个运动有双重指向，其一是平等，其二是认同。这种与惊吓的身份认同必须理解为相对于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

后女权主义是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开始的,但又是对精神分析方法借鉴和批判后的超越。因此，与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倾向和女权运动不同的是，后女权主义认为，不是必须只靠破坏家庭结构和颠覆社会结构，达到改变女性缺席和非存在的黑洞状态，可以通过语言下的话语结构和女性文化创造来完成这场革命。他们通过弗骆伊德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通过认为精神对男女性属的取消等，批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和现实间男女分离对立的差别，以及语言有效性和其潜在的差异规律，对精神分析语言结构进行批判。露丝·伊格瑞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用以赞美女性气质，采用女性写作“躯体描述”。她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话语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有历史和文化决定的。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瑞格对精神分析父亲认同和服从父权法律作为先决条件进行批判。同时，她对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派展开批判，在拉康看来，必须强调语言在决定潜意识结构中的作用，而阳具是将语言和欲望表明出来的优先能指。可是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他把身体先验地看成男性的，女性身体则被贬为黑洞。一个瑞格反驳到，必须看到女性独特的东西需要一面向内看镜子——反射镜。而在男权表达中，女性并不存在。这种缺席依旧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并没有被象征化。伊格瑞格提出了一种文化的女性阅读，结构了父权制，并在后父权未来中到讯一种替代。他还设计了一种未来，即通过给与母性与父性同等地位而使性别差异得到承认。回到语言之前的前父权空间里去。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中心是话语主体，他认为有一种女权主义是在积存的框架中寻求权力的，对于英语国家的女权主义或英美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或自由主义的，这种女权主义变得歇斯底里——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意义的术语，因为她们是被男权话语所俘获的，而男权话语将女性特征与缺失等同起来了。克里斯蒂娃担心，这样一来，女权主义将被男权主流话语所同化。他以自己的属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区分重新规范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母性意义的符号态，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力量而或者。尔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她用柏拉图在《蒂迈欧尼》中的超若（chora），这种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的、神奇的、子宫般的空间。母性超若先于意义并成为意义之可能的基础，但也是动摇其秩序的威胁力量。而那些恐惧和卑下的女性却能破坏无限。

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2－5、54－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理想或后父权制概念及理论

当前人们关注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反对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力统治中心的理论，张扬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正义、和平等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共同体，以性别、种族、阶级的联合斗争；力争聚合起全人类崭新的正义力量。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即后父权制社会，或已经消除了父权制的男女平等合作的社会。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或后父权制或父权制之后的社会强调内在联系和重视超越对立的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倡导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含义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克里丝?威登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认为,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女权主义者米利特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四

随着文化政治学的探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虽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相联系又相冲突，人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解放和女权主义解放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评价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怎样看待文化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虽然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

2，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女性找工作受到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阻止，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都会打出“不要女生”或“只要男生”的牌子，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排斥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恶劣态度！有的干脆用各种方式刁难或者羞辱女性求职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情形非常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亟待改变。

3，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今年，是我国在法律上取得了确定性骚扰罪的进步时刻；但是这并不能迅速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还需要社会和女性个人对性骚扰言论行为的斗争和打击；性骚扰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男性优越的父权制统治的保护。

4，家庭暴力问题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的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控制和特权；有很多的家庭里，性虐待、性滥用，甚至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的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殴打妻子和孩子，性恐怖主义，极端方式的暴力等等。可是社会不干预/干预受阻和当事人的不言语/忍受/恐惧都是对制止暴力不利的。

5，直接的女性性别歧视问题这种歧视表现在各各方面，比如说到女性，人们只是和两件事与之相连：一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通常男性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揭露和批判这些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径，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革新来加以改变，首先要把女性当人看待——这是现代文明创建的基本要求。

6，生殖健康和教育养育孩子问题这是中国女性最多的困惑所在，由于女性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普及女性健康教育和子女教育知识，这是必须的和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女性健康和发展在对一代人的成长，和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女性发展升迁自立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女性中，流行着“玻璃天花板”的说法，意思是说，女性的发展受到阻止，可以看到前途，却永远不属于女性；然而在中国的女性中，所遇到的是“石头的天花板”，处处碰壁却得不到机会。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因为女性的创业和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8，毒滋黄对女性的毒害问题随着开放的的步伐，当今世界的不足之处也在我国出现，吸毒贩毒这毁灭了人性，艾滋病摧毁了人类的免疫性，黄色的出版物和各种途径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极大地迫害了人类文明生活，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和孩子；这直接地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

9，身体写作问题有些女性自我意识和能力有所发展之时，希望展现自己的风采；可是，有的写作者是自觉意识的崛起，但是有一些人用身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主流话语范围中的迎合，是一种对父权制男权统治的谄媚和屈从。需要我们区分开来，更需要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正面的和批判的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女性方式，学要揭露和更改权力关系，女性不仅写作，也要言说。女性话语和语言不只是要有所表达，更要有颠覆力量和建造力量。

10，女性自觉意识的唤醒以自尊、自立、自强、自爱、自由、自觉的精神，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新近一段时间里，一些女性以扭捏谄媚的形象冲出来，成为男性追捧的对象，事实上，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一些女性投男性所好，完全是奴性和低级庸俗的东西作祟！完全不懂得自爱和自尊！

11，女性贫困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指精神的匮乏，知识的匮乏。尤其是欠发达的和边远地区的女性，母亲、未成年的的和老年的女性；贫困导致的不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及其严重束缚了女性在生活生产中的自觉行为和自由发展。虽然有各种社会工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是作用只有九牛一毛而已。

女权主义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女权主义；女性批评

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女权运动在美国展开，既而迅速波及欧洲并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一从性别角度出发的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颠覆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观念。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新女权运动在文学和批评领域深入发展的产物。总体而言，英、美、法三国的女权批评在世界范围影响较大。尽管这三派女权批评都吸收了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lf)、西蒙·波伏瓦(SimonedeBeauvior)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思想，都将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到的歧视作为批评的出发点，但因各派侧重的方法和理论不同，各国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三派女权批评又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法国的女权批评深受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并致力于在语言领域寻求突破。英国的女权批评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在后期又吸收了法国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他们重视批评实践的政治意义，主张参与历史进程，以促进深刻的社会变革。而美国的女权批评则从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注重文本分析，揭露在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并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已的批评原则。本文着重探讨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历程、代表思想及其理论走向。

一、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WomefsImageCriticism，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妇女中心批评”(Women-centeredCirticism，70年代中后期)、“身份批评”(IdentityCriticism，80年代至今)。

“妇女形象批评”的重点在于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解构其中塑造的“不真实”的妇女形象以及形象背后蕴涵的性别权利关系。女性批评家分析，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不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无私的“仙女”，就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因此，初期的女权批评是通过解构的阐释来破坏男性写作和批评的权威性，提醒女性读者在阅读时持抗拒态度。如朱蒂斯·菲特利(JudithFetter—ley)在其《抵抗的读者》中指出：“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妇女形象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的颠覆行动。这一阶段，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的《思考妇女》和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的《性的政治》被称作妇女形象批评的经典之作和理论源泉。

“妇女中心批评”着重挑战父权传统下的经典文学书目(canon)标准。女权批评家认为，父权制美学起到了压制、贬低妇女文学的作用，众多女性作家作品在父权文化权威的垄断下遭受被放逐的厄运。因此，女权批评的重点在于重新挖掘大批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凯特·萧班(KateChopin)的《觉醒》和C．P．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Gilamn)的《黄色糊壁纸》。但在挖掘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批评家意识到，这些单个的个人提供的东西非常有限，不足以挑战父权制的文学标准，于是产生了将妇女文学体系化的要求，从而转向对妇女文学史的研究。苏珊·古芭(SusanGubar)和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和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l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典型的代表。

“身份批评”立足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地位，从种族、阶级、文化、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妇女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突破了单一性别视角的局限，拓展了批评的维度，使妇女批评呈现向纵深发展的态势。长期以来，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中心，忽略了少数族裔妇女及其文学的特殊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向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提出了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批评原则。80年代以来，美国的亚裔、南美裔、印第安人和其他族裔的女权批评纷纷崛起，她们对以往不证自明的“女性身份”展开反思，从各种个人因素所铸成的立场出发，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

这一阶段涌现出的成果有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Smith)的《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艾丽斯·沃克(A1iceWalker)的《寻找母亲的花园——女性主义散文》、德波拉·麦克道维尔(Debo—rahMacDowel1)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新方向》等。

二、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代表思想

(一)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理论

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20世纪60年代米利特积极参加民权运动，1968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年其博士毕业论文《性的政治》出版并成为该年度的畅销书，该书至1990年在美国已重版8次。米利特在书中提出了“性的政治”理论(SexualPolitics)。所谓“性的政治”，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心理学、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

在考察性别斗争的历史发展时，米利特特别指出，思想界“最强大的反动分子”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在战后的美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其迎合了当时男权制意识形态的需要。米利特同时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目的是“强制女人去适应她们的地位”。

在分析性政治在文学中的表现时，米利特指出，男性作家作品在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强者姿态说话，并且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话语霸权也被很多女性习惯性地加以忍受。米利特重点分析了劳伦斯(D．H．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Miller)、诺曼·梅勒(NormanMailer)和让·热内(JeanGenet)的作品。在分析中，米利特将劳伦斯、米勒和梅勒当作反面典型加以批判，她尖锐地指出，劳伦斯是“最具天赋、最热情的性的政治家”在他的《儿子与情人》、《虹》、《阿伦的权仗》、《坎加鲁》等作品中，劳伦斯已逐渐明确表现了男性对女性性器官和女性整体的仇视以及男性实施统治的欲望。尤其，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更是将男权意识推至极端，“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让它国际化，甚至制度化”。“而米勒的作品亦充斥了男性的自我膨胀和对女性的亵渎。相对于兼备文化和理智的男性，女性只是绝对的性的存在形式，仅仅具备简单的生物的性质，是“一团肉”，“一条蛆”，是“没有脚的玩偶”。对于梅勒，米利特指出，他的作品无限彰显了暴力和杀戮，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的自我。在批判地剖析劳伦斯等作家作品中的性政治后，米利特则高度评价了法国作家热内作品中独特的女性视角。热内自身流浪——偷窃——人狱——遭犯人欺凌——沦为男妓这一坎坷的生活经历反映到他的剧作中，使其女主人公都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米利特指出，热内的女性特征“总是假装为男性服务，实际上都是在兴高采烈地讽刺和背叛它”，并且主人公的叛逆在朝着革命的立场转变。女性谦恭卑贱的态度“变成了反抗的、毫不妥协的全新态度”，并进一步发展为“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者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女侍、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下采取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的观点虽常有忽视作品文学性，简化作者、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嫌，但她以其独特的激进方式，将社会、文化、政治和作者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文学文本的政治性和文化现实的联系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对女权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伊莱思·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是美国杰出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其主要论著有《她们自己的文学》、《迈向女权主义诗学》，《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美国妇女批评学》等。在这些著作中，肖瓦尔特建构起她的女性批评理论体系。早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肖瓦尔特便通过研究19世纪英国妇女小说家的创作指出，妇女作家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且这一传统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对主流男性文学的模仿、对男性的文学标准和价值的反抗以及女性权利与价值的自我确立。而在1978年发表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一文中，肖瓦尔特首次提出了女性批评(gynoeritism)这一概念。她把女性主义批评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把女性作为读者或男性塑造的文学消费者。这种批评“致力于发掘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假定(或前提)，也针对文学批评中对女性的忽略和误解，以及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缺陷。这种批评还要探讨通俗文化和电影中的女性观众，分析在符号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另一种类型是把女性作为作家或文本意义的创造者，这种批评“涉及出自女性之手文学作品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女性创造力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以及女性语言问题；涉及女性个体或群体文学生涯的发展轨迹和文学史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肖瓦尔特还强调，女性批评不能只是对已有的男性批评理论进行修正、挪移、颠覆和反抗，而是要建立起女性自己的批评理论来。

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中，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她将既有的女性文学研究理论的视角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生物的、语言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化的。与以生物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为理论基础的女性批评理论相比，肖瓦尔特更倾向于文化的研究模式。她认为“文化理论吸取了有关女子的肉体、语言和心理的观点，又把女子的肉体、语言、心理放在同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作出解释”，因而“依据女子文化模型的理论能够为研讨女子写作的独特性和差异问题提供更完整、更圆满的方法。”同时，肖瓦尔特高度评价了人类学家埃德文·阿登那(EdwinArdener)提出的女子文化模型。阿登那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处于主宰集团主宰域之外的文化空间被称为“野地”，可看作是“女人的空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艺术的所在地。

肖瓦尔特对阿登那用“野地”来表示“失声的”妇女的地位持肯定态度。但她并不同意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构女性自己的“野地”文学文本和理论构架的主张。她指出：“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在我们称自己为批评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女子创作时‘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在肖瓦尔特看来，写作的女性既不在男性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而是同时在这两种传统中，是主流中的潜流。因此，要研究女性著述与男性著述的差异只能从历史形成的复杂文化关系中去认识。

尽管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被男性批评家鲁思文指出是在搞分裂主义，是颠倒的性别主义，不过是男性批评的再版。但肖瓦尔特为建立女性作家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是可贵的，最起码，她以特定的角度深化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三)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思想

美国社会的价值标准建立在男性和白人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之上，因而处于美国白人文化和本土文化夹缝中的黑人女学者则处于双重边缘一一即主流文学批评非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边缘。在种族斗争中，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是主角，黑人女性被边缘化了；在性别斗争中，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是主角，黑人女性再次充当了被边缘化的角色。她们往往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她们的作品既难以被自人女性主义者认同，也常不能被黑人男性文学评论家所完全理解。“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就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

芭芭拉·史密斯可以说是当代黑人女权主义的先驱。她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提出了建立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历史必然，她指出，没有一个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角度，黑人女性作品不但会被误读，长此以往，这些作品终将被毁掉。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在黑人女性作品中，性政治以及种族、阶级的政治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承认黑人妇女悠长的历史，还应旨在发掘黑人女作家的“不同”。她还强调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立足点应是“自治”但不是“隔离”，应该是和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和结合。在史密斯看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应用定会推翻对有关作品的先前的假设，定会挖掘出新的视点、深度和广度。

对于芭芭拉·史密斯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德博拉·E·迈克多尔在《黑人女权主义的新天地》一文中，主张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下一个更清楚的定义，确立更严谨的方法。她界定了以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含混不清的概念，提出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归属和版图问题：黑人妇女研究并不等同于黑人女权主义研究，虽然两者都以黑人妇女为依托，后者则包括美国黑人妇女以外的其他妇女的作品。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也不仅仅只属于黑人妇女，一切要根据不同的文本作具体的分析。文本才是决定批评的准绳。

这一时期最能反映黑人女权主义成熟理论的是艾丽丝·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womanism)。在批评文集《寻找我们的母亲花园》的扉页上，艾丽斯·沃克提出了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妇女主义，这也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根据艾丽斯·沃克的解释，妇女主义者特指黑人妇女或有色妇女，她们“欣赏并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尤其是重视、热爱女性本身，能够“献身于黑人的民族事业、维护民族的整体性”“(黑人)女性主义对于(白人)女权主义，就象紫色于淡紫色的关系一样。"沃克的妇女主义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扩大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内涵。

虽然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过多地强调了自身的“异”，即黑人女性与男性及白人女性的不同，而未能深入考察它们之问的“同”，未能对如何与其他女权主义融合提出有效策略，也因此而未能形成一种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注重研究黑人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黑人妇女的现状。因此，它的发展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的批判结果不仅对黑人女性，而且对白人女性也都有重大意义。

三、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走向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因为不仅“由于它对传统批评之不足的批判、补充与革新，而且也是由于它的深刻性、优势以及不断增长的阵容，都与20世纪最具摧毁力的批评理论相一致，这使它处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中心”。与英法女权主义批评家不同，美国女权批评家的着眼点在于分析文学作品的文本，而不是抽象地在理论上谈论语言他们重新审视男性文学大师笔下的妇女形象，揭示其作品中隐藏的父权思想，彻底披露父权文化传统如何深刻地浸蚀了我们的文学传统。在反对“男性批评理论”的同时，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还力图寻找“真正以妇女为中心的、独立的、思想认识上一致连贯的女权主义批评”。她们从文本人手，通过建立妇女自己的题目、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思考和回答女性经验中涌现的问题。

女权主义范文篇5

关键词：女权主义思潮；和谐社会；重要意义

自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以来，女性便被赋予了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要求。很多哲学大家甚至认为，女性地位低下似乎理所当然。比如，尼采曾评论说，女人需要服从,女人是作为玩具而存在的。而莎士比亚的名句“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展现的也是女性优柔懦弱的个性。长期以来，“女性是作为男人的附属物而存在的”的观念根深蒂固。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明，公平正义越来越被看重，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增强。

一、女权主义思潮的发展

早在古希腊时期，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主张的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女性男性有同样的才能。女性作为社会成员，也享有权利并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然而，在当时背景下，他的主张并未引起重视，女性的地位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受到歧视和压迫。直到17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天赋人权学说”开始被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倡。19世纪马克思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男女平等思想再次受到重视，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看到了曙光。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在国民会议上提出男女平权，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第一次女权运动矛头直指将妇女排斥在外的政治法律，1919年美国明确了妇女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弊端不断出现，对教育、文化诸多领域进行严厉抨击，女权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并由此形成女权主义，开始渐渐活跃在西方政治思潮中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女权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1.自由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1972年,英国妇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所著的《女权辩护》一书中强调了女人具有同男子一样的理性能力。同样作为理性个体的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法律政治权利。在自由女权主义者看来，她们崇尚个人自由、独立和理性，认为传统女性的定位需要被痛斥，女性不该被框定在家庭领域，应该冲破束缚并在社会中发挥自我价值。而社会市场要给予公正的对待。

2.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本质归纳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这里的人不但包括了男性同时也包含女性。女性要发挥自我价值就需要进行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女性在生产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追根溯源，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父权制的结合成为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要改变被剥削状态需要从制度本身考虑，让女性获得经济独立。

3.激进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在激进女权者看来，整个社会压迫的基础实际上来源于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由于男女的生理特征不同，根据两性分工，往往是女人肩负传宗接代的责任，或者在“固定的女性市场”中进行劳动，女性的工作岗位因此被限定。在《性政治》一书中，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对于母性的过度赞扬，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男性用家庭来束缚住女性的一种行为，而“不结婚生子的女性就是不完整的”这一论调的提出，把个人的选择拉到公众视野中，以此来干涉他人的生活。要打破这种状况，就需要取消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

4.生态女权主义基本观点

生态女权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女权主义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被重视起来。这种观点主要将女性受到压迫同自然的某种退化联系起来。她们从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认为女性更接近于自然，并将女性与自然他者性归为一类，而将男性与文化生产和自我性归为一类；而这种人类统治自然、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就致使生态和女人之间联系紧密起来。于是，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

三、当前女性现状浅析

尽管随着女权思想的不断传入，我国民主与法制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也开始在教育、政治、就业上赋予女性权利，但在现实生活里，男女性别之间在社会政治生活、就业、家庭领域和整体社会观念诸多方面仍然体现出不平等。

1.政治生活参与领域存在差异

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大肆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连获得知识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甚至就连古代法律中也没有给予女性参政议政的地位，这体现出了男女的极度不平等。自女权思想在中国兴起后，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参加政治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女性地位得到了尊重。2015年3月份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尽管数据显示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所占据的比重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然而通过对比仍不难发现，在高层的位置上男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被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生活的辅助，大多处在底层位置。这种参政结构不合理现象，从一定侧面体现了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这与男性霸权在政治领域统治的守旧思想是分不开的。

2.社会就业领域处于劣势

目前，我国女性就业率总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在现实生活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用人单位以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作为理由，从而使女性进入职场造成阻碍也正是这种男女生理和心理差异性上的偏见，决定了女性在就业时比男性获得的机会更少，报酬更低和风险更大，女性在劳动市场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女性在职场中往往面临升迁上的歧视。与政治领域相同，女性在职业生涯里往往处于职业结构较为低级的层次，工作辅助性强，而操作性则较低，报酬自然也就不及男性多。近些年来，还出现女大学毕业生为了就业进行整容手术。这也体现出了一些单位忽视女性的工作能力，只注重女性外表，这些歧视均导致女性在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女权主义提倡的是通过获得经济上的平等，摆脱对男性依赖的主张，在中国似乎也变得艰难。

3.陈旧的家庭观念仍然存在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婚姻这样描述道：“婚姻相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男女两性确实是彼此必须的，然而必须却从来没能使之产生平等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从未成为一个等级，从而无法与男人的等级在交换、订立契约等方面平起平坐。”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男女之间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国，受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荼毒，女性在婚姻中毫无权利可言。尽管如今女性在社会中地位有所提高，但当面对家庭和事业时，人们都普遍认为女性该把家庭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诚然这与女性的母性有密切关系，然而“女主内，男主外”的思想还是在束缚着女性。

4.腐朽社会观念未被彻底破除

如今，我们在媒体上仍能看到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人们并未将性别意识真正纳入到心中，女性受教育的幅度小，程度低，买卖妇女的毒瘤还继续存在。而重男轻女思想间接导致了当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对我国人口压力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受封建思想侵蚀，同时也与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宣传力度不强有关，对于女权思想这一舶来品，全社会认知度还不高。

四、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

每一个社会思潮的产生兴起，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同样也有其存在的意义。我党在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背景下，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在十六大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完整定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定有序依赖于整个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发展，而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中至关重要的条件，根本上也要在社会中形成男女平等的氛围。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密不可分的。

1.性别平等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在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整体环境下，两性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关系渗透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处理好两性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应首要考虑的问题。性别的歧视制约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步伐，不利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也对城乡地区的协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不公正的待遇极易造成两性之间的分离，使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有序遭到破坏。因此对于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和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需要加以重视。女性在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中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体现两性平等的重要性。

2.性别平等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指导作用

女性的自我解放涵盖了经济政治及思想上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首先要获取经济上的独立，而就业是其中关键所在。尽管目前大部分的女性已踏入社会，成为职场女性，然而一些以保护女性为出发点的法律却对女性造成了困扰。例如，我国劳动法中规定女性休产假等条文虽然为女性提供了保障，但部分企业往往在法律上做文章，将招工限定在已婚女性群体上，这种隐性的歧视政策虽然可以给企业带来利益最大化，然而对于女性生理上的劣势的歧视，也容易对女性成功入职产生阻碍。这类问题如何协调法律和女性生理差异的现实问题都就值得深思。其次，要想实现女性的全面解放，教育上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要加强对女性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女性独有的优势，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国家还应重用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对自身主体性非常肯定的女性，在经济社会中遴选出优秀女性人才，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适度调整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的地位问题，并提高女性在各领域的话语权。人类世界由男女两性组成，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心理上是互为替补、相互依存的。应以和谐的视角，平等地看待处理两性关系问题，才能有利于促进男女两性发展更加自由全面。只有以人为本，促进性别平等并达到和谐，才能让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万丽.从女权社会主义看和谐社会的构建[J].科学发展观,2009(02).

[3]秦美珠，高雅珍.女权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与出路[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03）.

[4]杨兰.中国当代女性生存问题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2.

女权主义范文篇6

随着本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女权运动的深入，为寻得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女权主义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些女权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术语装点一下门面，以达到使自己的分析合法化的目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的最佳状态是融和二者优势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出现。

尽管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声称崇奉马克思主义，但她们却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妇女受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关系的产物，它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另外，她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政治工具是工会——工厂中的民主自治。他忽视了在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妇女在工厂中不可能得到平等对待的事实。葛兰西没看到有着性别区分的无产阶级不只是文化霸权的牺牲品。事实上，男工对妇女实施霸权的同时也受资本家霸权的支配。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一改初衷，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向其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劳动分工、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全部被女权主义理论‘性别化’”。而“生育权以及生育权的被剥夺，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充分的儿童看护以及可比较的价值”等问题，如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理论分析和政治斗争的对象。（注：（美）安东尼奥·克拉里等：“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通过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成熟。

在20多年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建构呈现出两条对立的发展主线。第一条主线着重探讨了经济因素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影响，它被认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因为它基本上使用同样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等概念，但又试图表明，对于妇女的状况和家庭领域有必要做更仔细的分析。1969年，玛格丽特·本斯通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应用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内部激起了一场长达10年的“家务劳动”争论。这场争论围绕着三大问题而展开：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家务劳动的性质是什么？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经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达成的共识是：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等理论，对妇女工作给予了新的定义，将被忽视的家务劳动揭示出来，指明它是妇女经济落后的关键，强调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特殊意义。可是，以上论点已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有力驳斥。米歇尔·巴雷特（1980年）声称，这场争论没有回答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在家中做家务，而不是男子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依赖、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后备军。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产生。安吉拉·迈尔斯则指责家务劳动的争论滑向了经济主义。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建构的第二条主线倾向于探讨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朱丽叶·米切尔。1966年她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首次对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批评。她把妇女的劳动分为四个部分——生产、生育（再生产）、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并且指出解除妇女的压迫必须从这四种结构上进行革命。这篇文章在新女权运动发展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1971年，米切尔在《妇女的地位》一书中确立了一个决定性的开端——主张用精神分析科学解释妇女的思想意识。米切尔（1974年）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已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和性的手段”。（注：转引自（美）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米切尔重新运用精神分析学，是向把家庭和思想意识解释为物质基础之反映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挑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巴雷特（1980年）也主张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性压迫和阶级压迫。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从阿尔都塞反对把意识形态基本简化成单纯经济条件的机械反映的观点出发，巴雷特把妇女受压迫理解为社会结构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把女权主义理论看作是向传统的经济简化论全面挑战的一部分。她认为，家庭是维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家庭中渗透了产生于社会整体的家庭意识形态，妇女做家庭主妇和男子养家糊口的性别身份正是在家庭意识形态内并通过现实家庭的社会化而建构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巴雷特试图摆脱决定论解释的限制。然而，评论家们指责巴雷特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时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巴雷特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社会性别的主观性——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

女权主义范文篇7

一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哲学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而是经历了理论和实践斗争发展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看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在“普遍化”的背景下考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或第一浪潮女权主义兴起和发展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女权运动与是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早在法国大革命时就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这个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男性与女性是平等的。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sex）来展开的。女权主义性别sex的考察指出，性别是给与的或强加给女性的，描述了女性与男性在身体上的生理特征差别，具有启蒙的作用。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注重生理性别（sex）差异，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特征表现出的自然性别，但是她破除了性别是天生的看法；波伏娃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女性是什么？有人说：‘女性仅不过是个子宫而已’”。但是谈到某些女性，她指出，“在今日，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第二阶段或第二浪潮女权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它引发了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里《第二性》尽管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波伏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推翻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了性属（gender）概念，即社会性别，或称其为历史性别或文化性别。性属理念是揭露性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社会不平等给与性别的印记，可以看到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越从属的区别。在《性属/社会性别机制》一文中，特利沙·德·劳力提指出，对于社会性别而言，“不仅仅是在每个词、每一符号都指代一种物体、一件事情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种意义上的再表现。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所以说，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一个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它为一个阶级而指代一个个人。”可说是“与社会不平等机构有机地连结在一起的”。他认为，性别—社会性别体系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也是一种语言机制，一种指定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身份、价值、声望、在血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社会地位等等）的再表现体系。如果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某个人被表示成或自表为男或女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整个社会性别的意义体系。

发现女性被社会给与的卑下性别和社会性属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性别论的破产。社会性别的再表现也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之间横亘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表现为社会价值观赋予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之间的截然不同。社会对女性的气质的规定打造了女性形象，从而也规定了女性的命运和女性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生活状况。有的人看到，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在于性属"gender"概念，人类才意识到，有阶级历史以来任何人类社会阶段上都有社会性别。只是没有作自觉的观察和了解。在人类认识到了性属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身心被建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这些过程随着时间推演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性属/社会性别概括道，性属/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里，他强调了两点：第一，性属/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性属/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第三阶段或第三浪潮女权主义发展在20世纪80－90年代，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gender）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对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作一个综合的考察；同时,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成为有着众多流派分支的理论体系（如下面展述）。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关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性质，对于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有所相左，但是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消灭不平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和对女性性别歧视主义造成的社会现实。为了取得斗争成功，实现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女权主义成了一面旗帜，聚集齐了众多有志之士投入和为之不懈努力。

20世纪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发展的三次相对应的理论波峰。然而，发展仍在继续，近年来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等流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后现代女权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既定的概念和分类，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才把它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呼应，针对不合理的社会根源父权制，男性统治与菲勒斯中心主义，与阶级斗争和种族平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环境。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而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权力和反抗的新阶段。在这里，不仅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父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解放出来，而且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女性文化和女性话语，对女性和被压迫的人们的解放，以及对人类的危机的解决和人类未来发展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改变。

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通过女性文化创造而实现“从边缘回到中心的任务。”新创的女性文化表现为多种形态，比如，女性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在“从家务劳动到社会工作”；在争取平等/自由/发展的时候,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的作用;等等。纵观这一进程，女权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对各类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对各种成功理论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十大方面:：

1,女性境遇的考察,女权主义发现,女性在社会地下的地位和悲惨境遇,不是男性统治者所说的那样,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平的的现实给与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

2,女性存在的缺失,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女性遍布存在于这个社会里,他们只是非存在的,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女性非存在的状态是社会男性强权统治和不合理的历史造成的，表现力人类整体的存在的缺失。

3,女性权力的实践: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力等等.男女平等首先是权力的平等,男女平权意识和真正的权力平等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今天，女性的权利被排斥和被践踏，仍是不期而至和十分严重的；

4,女性安全的毫无保障，需要警示和社会做出保护措施;在家庭或社会公共场所里,女性经常受到男性的攻击和骚扰;男性中心单一性别统治，用强制性的和暴虐的方式对待女性和弱者，导致了女性的性恐怖主义灾难。

5,女性创造力遭受压制和被无视,女性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伟大力量,可是他们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更有甚者，女性的创造力和创造物被男性所抢占豪夺成为他们自己所有的；女性创造力收到压制和掠夺，是社会不合理的状态所致。这是社会的损失,是全人类的不幸;

6,女性自觉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确立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女性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往往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强不息地自我奋斗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7,女性的人道主义公正对女性遭受歧视的事实揭露,同时女性承担起实现人类的真正的公正、公平、自由和博爱的职责。包括对女性和对自然，对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个体和对整体，都要以人道主义的公正来对待。

8,女性的组织建设重整是亟待实现的以保护女性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可是，在女性的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讨的公道的渠道，没有一个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可以说，是社会组织与男性伤害者成了共谋者，甚至是姑息养奸，是对男性伤害女性的罪责变样的支持；女性组织不仅是妇联一家，法院公安和一切社会组织都应该是女性保护的组织形式。

9,女性话语权力,话语主体和话语实践;由于男性话语和男性统治里面，不包括女性的权利，女性并不存在于其中，而且，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女性必须为了自己的崛起和人类的发展前景，创建女性的话语权力，成为女性话语实践活动的话语主体，以包容与和谐的方式建造崭新的人道主义的世界。

10,女性发展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确立女权主义者发现，女性并不住在这一个世界里,占领这世界王国的人是男性,如此大量的一个男性群体，不管其是否白色人种和拥有财富。这个世界的潜在的可信度,权威，安全和公正的报酬,对一个人的人之身份和能力的承认,是这样一个世界，某些人的行为习惯正如其与生俱来的条件，由在他们之中的不同而定。而不是由这一个社会的人性基本情况来确定,但是身份地位的特权,意向特权,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性属之中。所以女性的发展，是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从而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立足。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三部曲，归结在女性的发展，创造女性的文化，从而对整个人类走出危机境遇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做出贡献。

二

在本书《女权主义哲学》里，编著者从两个方面给与读者关于女权主义哲学认识，阅读它可获得很多启发和收益。本书第一部分是女权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第二部分也是本书的重要特点和可关注之处，在于对纵横复杂的女权主义思潮不仅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维，而且作了一个较系统的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出现的女权主义理论，按照相对区分的派别和倾向，把女权主义理论多元的价值批判和意义系统充分地反映出来,也反映了其多视角的研究方向和多元的文化创造。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较集中的8种女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积极成果作了介绍。使中国读者对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有了较完整的了解。其中有许多方面的理论见解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引导、借鉴和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不同的女权主义派别特有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论的探究和研究的发展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一)，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的主旨是建立社会公正，争取性属间的机会平等，实行家庭自治，获得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最终走出性属，超越社会性别差别，通过人道主义的公正而获得新的解放。

作为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家苏珊·奥金在《公正、性属和家庭》中指出，在美国标榜的自由平等的王国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她写道，“实际上，在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用以经济学术语说来，第一个不平等是全职工作的女性(在一些非常最近的进步之后)赚得的薪水相当于全职工作的男性的71%的所得薪水。第二，一半的贫困人口和五分之三长期的贫困人口，包括有依赖的孩子的、由一个单亲女性家长所供养的家庭。第三，贫困率对老年女性几乎是老年男性的两倍。在政治前沿上看，第一，百分之二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是女性，在高级法院中，在美国高级法院只有九分之一的女法官似乎被认为是足够的女性代表，而且在每一次国会的选举方面，选择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在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被选举的女性的总数。此外，在所有的这些不平等的下面和其中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在家庭中的不计报酬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职责，显示了不平等的分配。所以说，实际上，男性工作一天，女性们却干了两天的工作，女性干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外面赚得工资的，一份是在家里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

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对于社会的公正和性别平等的努力争取，世人所共知的。与此同时，还积极倡导对社会上和家庭中的暴虐行为进行斗争和反抗。

(二)，激进的女权主义

激进的女权主义看到，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别阶级和性别阶级间的不平等。正是男性家长制（父权制/男权制，男性沙文主义）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阶级组织和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一个不可能是改革的系统，但仅仅是一个枯枝败根的系统而已。而它却不仅使得家长制统治成为合法的、政治上的、和必然倾覆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机构。(尤其家庭，教堂和学院)。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造成的性属差异和对立的超越，实现“性别的对话”。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对父权制和由此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分离的权力进行各种揭露、斗争和抗争。

众所周知,最近去世的著名的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安德鲁·德沃金,给予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有关色情文学和检查制度的争论带来重大启发。德沃金提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权”，并主张允许单个女性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并应成立这一新罪名。为了把理论付诸实践，德沃金曾和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共同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淫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德沃金指出古希腊的porne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秽出版物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性等同于妓女。她强调说，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其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她的著作、文论和演说都是极力反对色情文学描述、反对和反抗男性霸权的，她的《色情文学描述：男性对女性的占有》等一系列著作引起的广泛重视，争论今亦不绝。德沃金更懂得女性的不幸遭遇也更能激发她的仗义直言，揭开了男性政治的私密所在。

色情图文描述决不是有关自由的言论，在本书里，凯瑟琳·麦金农《色情图文描述，公民权利与言说》一文，揭示了色情图文描述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征服的强制手段。正如她指出的，“男性们都遭到了男性至上主义的伤害。(作为男性，有我所谓的男性气质状态的一致性。对于男性说来，以他们的生物性为基础但却不是他的生物学上的)。然而无论如何男性至上主义对男性的损害，身为男性的存在情形并不是由女性强行定义的从属性。看着女性遭受性滥用的所有的事实，你立马就会看到一个女性是被定义为社会上的一个人，她不管是或不是，随时可能由男性们以这些方式对而待之，并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有任何事，都将因由它而发生。正如女权主义者所说，男性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而女性是无权力的一种形式。”因此，“色情图文描述做得已经超越它的内容：它是欲望化了的性阶级组织，它是男性至上化的不平等。它把统治支配和/屈从制成了性：不平等的性是它的核心动力机制；连同权力的真实性一起来构述自由的幻影。也许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原因，那受害人想必是看起来自由的，似乎有着自由的行为。……在这各色情图文描述的视野中，被迫的性是一种形式，它是性政治学一个实践力行，是性属不平等的一个组织机构而已。”“淫秽，用这种眼光看来，是一个道德的思想意识，判断一个思想意识是好的还是坏的。色情图文描述，相反地，是一个政治上的力行实践，一种有权力的和无权力的力行实践。”麦金农指出，色情图文描述允许性别的不平等,践踏了公民的权力和社会的公正。

(三)，文化的女权主义

文化的女权主义强调对性属平等，以及对人的关怀，而且这种关怀是独特的和对每个个体的个性的；认为，通过自然（生态），或者通过教育（社会化），或者通过某种自然与教育的合并，男性和女性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女性更注重创造和保持同他人的热烈的、亲密的和关怀的关系，而男性则对肯定他们个人、控制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命运更感兴趣。因此，文化的女权主义者反对把她们所理解的看作是对政治权力、团体地位和医疗专门技术的一种男性的追求。文化的女权主义有一种“成熟的视野”希望把在更进步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竞争的组织关系，转变成基于达到一个共同目标之上的合作的组织关系。大多数的文化的女权主义不停地扪心自问，直到男女性属平等真正实现了：有没有；1，实现了一种人的关怀；2，号召这种关怀的独一无二的和特殊的个体；3，由于社会性属的原因，在一种角色里，不被一个人所产生，因为一种性属从事教育行为，另一种性属从事工具主义的行为；4，被用关怀所回报，而不仅仅用看见一个由于炫耀和追求其他的计划而被关心的人所满足；5，在意识提高的实践和交流的框架内发生。

文化的女权主义注重以爱施以女性关怀与道德的关怀。内尔·诺丁指出，女性通常把她们自己定义为既是人又是具有关怀能力的道德的化身。当我们从自然关怀转到道德关怀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定义的模式有很深刻的心理结构上的基础。这里的表达有两种强迫，必须区分主动关怀和被关怀。它们都是内在的强迫。一个观察者清楚地看到了选择，但是“我必须”把它看作是依赖于它所发生的那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圈子和链条中，我们既是自由的又是受约束的。

而当立足于文化女权主义立场的母性思维时，有女权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她们中有哲学思维和女权主义的母性思维的人——直接反对这种“男性气质”的卓越幻想。她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定义理性、构建它的优先权，以便有思想的人们将能概括出使女性行为可行的可能性，——例如，看护工作——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可行性。她们相信的工作应该是一种选择的基础。道德的和认识论的观点已经被女性执行并且创造了“女性”。尽管她们拒绝二元主义和尊重差异，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代表了“真正的”合理的人类生活秩序。

(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注重的是《女性：地位、阶级或被压迫的性别》等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性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性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女性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女性的家庭奴隶制之上”。第三，女性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女性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

里德声称女性压迫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结束了人类共同体。以往所享有的任何平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女性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扶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的局面。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她要消灭公妻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

(五)，后现代的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在著名的《突围》中，西克苏斯揭露了一些二元式的分离主义表现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下的对子，如：积极/消极；太阳/月亮；文明/自然；白昼/黑夜；思想总是被对立面所影响；言说/写作；高/低；被双重的、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影响。在西克苏斯看来，所有这些二分法在基础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中都能发现它们的启示——男性总是和那些积极的、文明的、光明的、高贵的或者通常是乐观的联系，而女性却总是同那些消极的、自然的、黑暗的、卑微的或者通常是悲观的相联系。而且男性/女性二分的第一个术语就是从第二个术语分离或者背离出来的。男性是自私的，女性是他的另一面。这样女性就在他的术语中存在于男性的世界里。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他的影子，或者她是“不能思考的”，“没有思想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看到，女性解放运动也会遇到特别的阻碍，——如果女性允许她们自己陷入权力的陷阱中，陷入权威的比赛中，如果她们允许她们自己被“患妄想狂的”男性政治运行所玷污，她们作为女性无处可说，无事可做。女权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用时间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种区分的尺度，将女权主义的发展做了代际的划分，以此来解释女性主体概念的变化和女权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异。克里斯蒂娃把时间分为：线性历史的时间和另一历史时间（永恒的时间），她指的是历史的时间，而不是永恒时间（把女性推向母性偶像）。克里斯蒂娃的“代际”概念，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代是指身体和欲望的心理空间，各代可以同时共存，甚至相互交织。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倾向，工业化基础的父权制关系由多种途径得到强化。就业合同为把女性限定在低工资、少收益和较少发展机会的位置上做了许多规定，这是男性至上主义的一个例证或说是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即父权制建立的物质基础。资本与父权制相互联合在就业中绝对的职业隔离，引起了男女工资差别——同工不同酬和女性承受家务劳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还关注女性权力，任何女性都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力，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力。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后现代语境下女权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权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

(六)，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是承担全球化问题解决和治理的重要任务的派别，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们宣扬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他们看到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的）世界的分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裂、以及女性同自然、再生产、材料、他物的跨文化联系、还有男性同文化、生产、形式、自我中心的跨文化的联系，这些是同一西方古老理念的所有部分，即过去常常把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理念。因此，《生态环境保护的女权主义：权力与承诺》文中，作者希望改变这种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千百年来的错误观念和陋习。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的权力的言行，废止自然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

在《从英雄的伦理到全面的伦理：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挑战》文中，基尔把她所说的“英雄的伦理学”与“全面的伦理学”进行对比，认为前者是男性的、男子气质的或者男权主义者，后者是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英雄伦理学的实践者是好心的。毕竟，他们想援救女性/自然：停止强奸女性、屠杀动物和污染环境。配备这些理性的工具，英雄伦理主义者提出用理性伦理来保护女性和自然。他们承诺决定哪些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没有）利益和权利，并且照顾那些如此做的人。

但是，正像基尔看到的那样，英雄伦理学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它是作为男性的、男性气质的、男权主义者。作为父权制的文化产生了它。她说，它需要被这种女性的、女性气质的或者女权主义者的伦理学重新代替，这种伦理学全面地看生态系统——使用情感来帮助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成员协调。全面的伦理学使用感官和感觉来填补理性所留下的空白。

(七)，走向多元合金文化的女权主义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来看，女权主义正是强调文化的多元性与和谐共处的，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多元合金的崭新文化形态，这不仅表现了女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为女性的发展创造理论和组织形态，而且为整体人类的发展及其前景的有机把握。因为，在父权制和男性统治的理念中，往往是单一的思维用以维护单一的性别统治，而且往往采用战争和暴力等极端的危害人类的方式解决问题。相反，女权主义采用女性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融合各种文化成果，用和平的与会谈的方式，凝聚各种创造成果和各种创造力量，带来了女性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新的前景。在《我们给你打造一个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女性声音”的要求》中，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指出，有人把女性的话语当作文化的帝国主义，是错误的和别有用心的。而《姐妹关系：女性政治联盟》，表现了女性的新的组合方式，正如当年社会解放时期，男性们的“兄弟会”一样，在西方出现了“姐妹会”，成为女性的新联盟和女性的精神家园。

(八)，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运动的态度，男性往往认为是半边天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男性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一方面，支持女性反抗压迫和歧视的斗争，这是社会人道主义公正的对愚昧和邪恶势力的斗争，另方面，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社会运动，不能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的人们，往往是落后的或拉后腿的，是有愧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和有愧于自己人生的。同时，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奋斗的目标，不是采用男权统治的方式为了突出女性单一的性别，剥夺男性权力或把男性打翻并且踩在脚下的，相反，会采用女性话语的方式/女性方式，超越男女性别的对立，实现男女合作和性属融容的局面，给人类未来的发展以合作的、和平的与和谐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各种文化之间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发展。

在未来对人的培养中，不是认为地确定和扩大人的性别特征，而是希望有所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上的“男女共体/雌雄同体”的人的个体，就像“小X”的实现那样。同时，把人的发展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起来，就像《金球的故事》里所表达和描述的那样。

三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和历史的平台上展开的，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全球化的背景。女权主义成为颠覆和重构的新思想。对于新出现的后女权主义和赛博的女权主义派别等，以及后父权制的概念和理论，都表现了这种努力的进一步成果。

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

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女权主义，缘起于1968年，法国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立，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的文化和智识的中心，创办了《女性周刊》。一次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与以往女权主义不同的理论形态，以及与美国女权运动不同的法国女权运动。他们同样认为女性与男性毫无差别，还强调女性各自都是独特的。安东妮特·弗克强调指出，这个运动有双重指向，其一是平等，其二是认同。这种与惊吓的身份认同必须理解为相对于他者的独特性而非同一性。

后女权主义是从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开始的,但又是对精神分析方法借鉴和批判后的超越。因此，与以往的女权主义理论倾向和女权运动不同的是，后女权主义认为，不是必须只靠破坏家庭结构和颠覆社会结构，达到改变女性缺席和非存在的黑洞状态，可以通过语言下的话语结构和女性文化创造来完成这场革命。他们通过弗骆伊德的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运用，通过认为精神对男女性属的取消等，批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和现实间男女分离对立的差别，以及语言有效性和其潜在的差异规律，对精神分析语言结构进行批判。露丝·伊格瑞格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用以赞美女性气质，采用女性写作“躯体描述”。她指出，精神分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话语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有历史和文化决定的。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瑞格对精神分析父亲认同和服从父权法律作为先决条件进行批判。同时，她对拉康的心理分析学派展开批判，在拉康看来，必须强调语言在决定潜意识结构中的作用，而阳具是将语言和欲望表明出来的优先能指。可是在拉康的镜像阶段，他把身体先验地看成男性的，女性身体则被贬为黑洞。一个瑞格反驳到，必须看到女性独特的东西需要一面向内看镜子——反射镜。而在男权表达中，女性并不存在。这种缺席依旧没有得到承认，是因为女性的差异并没有被象征化。伊格瑞格提出了一种文化的女性阅读，结构了父权制，并在后父权未来中到讯一种替代。他还设计了一种未来，即通过给与母性与父性同等地位而使性别差异得到承认。回到语言之前的前父权空间里去。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中心是话语主体，他认为有一种女权主义是在积存的框架中寻求权力的，对于英语国家的女权主义或英美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或自由主义的，这种女权主义变得歇斯底里——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意义的术语，因为她们是被男权话语所俘获的，而男权话语将女性特征与缺失等同起来了。克里斯蒂娃担心，这样一来，女权主义将被男权主流话语所同化。他以自己的属于“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区分重新规范了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母性意义的符号态，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力量而或者。尔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她用柏拉图在《蒂迈欧尼》中的超若（chora），这种存在于可命名形式之前的一种无法命名的、神奇的、子宫般的空间。母性超若先于意义并成为意义之可能的基础，但也是动摇其秩序的威胁力量。而那些恐惧和卑下的女性却能破坏无限。

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家广泛地使用罗兰·巴特的方法，分析通俗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的暗示。注重话语分析和话语主体的法国后女权主义，认为比一定已通过改变家庭和劳动关系中的社会结构来动摇父权至的根基，并以之为一个目标。后女权主义则是企图通过颠覆男性主流话语结构，实现动摇父权制的根基的目的。（《后女权主义》第2－5、54－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赛博女权主义

赛博的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积极认同且赞扬后现代数字化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和远程控制,它存在于后女权主义的具体技术化中。赛博（cyber）是一个柯自我调试的普遍理论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科学，从这种系统理论中，得到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在因特网上全球性的互动空间。赛博格（cyberg）是通过化学药品、仿生修复和神经系统一致而得到加强的人类主体。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意识史教授丹娜·哈瑞卫于1991年发表了《赛博格声明》，这是一份女权主义的关于西方世界后现代生活的先进的技术境遇的分析。哈瑞卫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方法论来分析种族、性别和阶级话语怎样被技术的进步改变的。赛博格自我是哈瑞卫把赛博格作为女性贴切的后现代隐喻。赛博格打破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限制：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等，它是“父权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为“文化话语”自身和女性没有参与并且学会控制这些技术。她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又重组的存在，是一种后现代的聚合性而有个人化的自我，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必须学会破译的自我。

萨迪·普兰特则试图利用赛博病毒来颠覆父权制叙事。作为一名技术理论家，她宣称父权之中的机器是女性的，因为她们是无法预料的，并由男性们操作的，他们没有能动的作用，没有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男性将技术作为其发展至高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一个类属，那边是男性：人类。没有其他任何成为人类的东西了，女性只是一个存在而已”。然而，赛博病毒的作用不可忽视，其非线性的超文本，能够打乱父权制文本的叙事方式。超文本是电子文本，它允许读者在信息中无序地穿梭，现在它是世界宽带网的核心新技术。普兰特指出，数字化和传统的女性编制艺术相似，她认为现在技术已经极易“受到赛博女权主义的侵染”了。

女权主义的赛博朋克是另一种对赛博科技运用的方式。“赛博朋克”是评论描述威廉·吉普森的科幻小说中影响力巨大的《神经控制者》的一个术语，这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体，在本质上却对技术闯入人类生活持欢迎态度的。一个妄想矿的及早兰的未来降临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或人道主义的余地。不是政府而是由全球化公司操纵大权，黑客是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者。赛博朋柯女权主义作家，如凯西·阿克便歌颂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脱离现实的主体将性别定位看作是可任意选择的。（《后女权主义》第138-14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有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即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根本差异在它的跨学科性和政治倾向的温和性，此等见解是很正确的。所谓跨学科性，正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跨学科：历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纪，跨学科被定义成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我用跨学科一体化互换等形容词来表达融合不同观点的设想或渴望。后女权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来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觉悟，来循序渐进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全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意识不等于社会性别觉悟。它们二者之间有一个过程。女性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是有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备社会性别觉悟，她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有一种挑战传统的两性结构的战略影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机制才能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上说，争取女性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主张激烈变革，通过颠覆和消解男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通过提高全体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觉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理想或后父权制概念及理论

当前人们关注法国思想家拉康的反对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权力统治中心的理论，张扬平等、自由、博爱；公正、正义、和平等精神；在全球化条件下建立男女平等合作的文化共同体，以性别、种族、阶级的联合斗争；力争聚合起全人类崭新的正义力量。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即后父权制社会，或已经消除了父权制的男女平等合作的社会。男女平等合作/雌雄共体的社会或后父权制或父权制之后的社会强调内在联系和重视超越对立的差异、推进文化多元化，倡导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含义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克里丝?威登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于是,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认为,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女权主义者米利特则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四

随着文化政治学的探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虽然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相联系又相冲突，人们看到，后殖民主义的解放和女权主义解放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评价第三世界女性解放？怎样看待文化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在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取得了进步的时候，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女性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缺席。即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女性是明显缺席的。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女性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种族的和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女性是本土的与外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莫汉蒂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范畴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无视在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通过把第三世界女性当作与第一世界女性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女性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女性的“成熟”相比较。把第三世界女性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女性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身体。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男性/女性（male/female）、积极／消极（active/nassive）、思想／身体（mind/body）、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理性／感性（rational/irrational）、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自己人／他者(self/other)）言说/写作（speak/wright）等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之一，使得中国女性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平等意识的极端倒退，在封建主义大张旗鼓回潮的同时，出现了现代性的恶果之一：男性统治强权和暴力。急需思想启蒙和尽快地发展。

当然，斯皮瓦克的文化政治学分析了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论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渴求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女性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她们说，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女性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女性，她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斯皮瓦克的质疑在于，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有“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女性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旨趣好像有自我中心之嫌。

面对这样的讨论，中国女性不能在沉默下去了！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虽然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

2，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女性找工作受到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阻止，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都会打出“不要女生”或“只要男生”的牌子，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排斥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恶劣态度！有的干脆用各种方式刁难或者羞辱女性求职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情形非常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亟待改变。

3，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今年，是我国在法律上取得了确定性骚扰罪的进步时刻；但是这并不能迅速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还需要社会和女性个人对性骚扰言论行为的斗争和打击；性骚扰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男性优越的父权制统治的保护。

4，家庭暴力问题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的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控制和特权；有很多的家庭里，性虐待、性滥用，甚至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的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殴打妻子和孩子，性恐怖主义，极端方式的暴力等等。可是社会不干预/干预受阻和当事人的不言语/忍受/恐惧都是对制止暴力不利的。

5，直接的女性性别歧视问题这种歧视表现在各各方面，比如说到女性，人们只是和两件事与之相连：一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通常男性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揭露和批判这些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径，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革新来加以改变，首先要把女性当人看待——这是现代文明创建的基本要求。

6，生殖健康和教育养育孩子问题这是中国女性最多的困惑所在，由于女性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普及女性健康教育和子女教育知识，这是必须的和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女性健康和发展在对一代人的成长，和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女性发展升迁自立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女性中，流行着“玻璃天花板”的说法，意思是说，女性的发展受到阻止，可以看到前途，却永远不属于女性；然而在中国的女性中，所遇到的是“石头的天花板”，处处碰壁却得不到机会。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因为女性的创业和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8，毒滋黄对女性的毒害问题随着开放的的步伐，当今世界的不足之处也在我国出现，吸毒贩毒这毁灭了人性，艾滋病摧毁了人类的免疫性，黄色的出版物和各种途径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极大地迫害了人类文明生活，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和孩子；这直接地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

9，身体写作问题有些女性自我意识和能力有所发展之时，希望展现自己的风采；可是，有的写作者是自觉意识的崛起，但是有一些人用身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主流话语范围中的迎合，是一种对父权制男权统治的谄媚和屈从。需要我们区分开来，更需要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正面的和批判的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女性方式，学要揭露和更改权力关系，女性不仅写作，也要言说。女性话语和语言不只是要有所表达，更要有颠覆力量和建造力量。

10，女性自觉意识的唤醒以自尊、自立、自强、自爱、自由、自觉的精神，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新近一段时间里，一些女性以扭捏谄媚的形象冲出来，成为男性追捧的对象，事实上，这里的实质问题是一些女性投男性所好，完全是奴性和低级庸俗的东西作祟！完全不懂得自爱和自尊！

11，女性贫困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是指精神的匮乏，知识的匮乏。尤其是欠发达的和边远地区的女性，母亲、未成年的的和老年的女性；贫困导致的不仅是愚昧和无知，而且及其严重束缚了女性在生活生产中的自觉行为和自由发展。虽然有各种社会工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是作用只有九牛一毛而已。

女权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男女平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对西方女权运动和解决当代中国妇女权利问题都有着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价值。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科学的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在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逐步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中，将妇女问题放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分析，指出了妇女受到压迫和歧视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和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妇女解放，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社会历史生活中，人类劳动的异化现象导致了男女两性关系成为了从属与支配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女子的地位被贬低，女性被禁锢于家务料理的私人劳动中，脱离了社会生产，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西方女权主义思潮起源于19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思潮既引起了女权运动的兴起，又在女权运动中得以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的女权主义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极为空泛、缺乏说服力。为使女权主义的理论能够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妇女处于压迫从属地位的根源。女性得到解放就要使其从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社会化劳动。还强调社会关系包括阶级、性别、地域等各种形式的关系，而且认为各种社会关系相互联系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在当今西方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突破了传统女权主义理论的局限，在批判与继承中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其他理论加以整合，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完善自身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它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的流派，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提供有效、统一和具体的指导。并且打破传统女权主义理论阶级性的桎梏，它让更多阶层的妇女认识到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全体妇女的运动。此外它还认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妇女的解放，因为妇女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妇女受到压迫和束缚的根本原因。妇女的解放活动要依赖于整个人类解放的运动中，在妇女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与统一中求得发展的途径。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女权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思想意识上得以反思，并且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中，成为了家庭经济的贡献者和社会经济的奉献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为当代中国妇女的权利问题的探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在当代中国“实现男女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更是和谐社会议题的应有之义。”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一直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加之妇女自身在传统的性别歧视的文化下难以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难以真正实现其现实含义。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主张，妇女解放要使妇女脱离于繁琐的家务料理，让更多的妇女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经济地位，改变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摆脱男性的从属地位，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提升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价值已深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政治权力生活中，也成为了经济贡献的生力军。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我们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时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应从整体的高度全面理解和把握，正确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一)顺应时展的要求，批判的继承与发扬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女权主义浪潮席卷全世界，女性权利成为了备受各界关注的话题。妇女权利的国际保护和国内保护都在不断地发展中日臻完善，我国的宪法和有关选举、劳动、教育、婚姻家庭和继承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都鲜明地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精神。这说明我们的国家高度重视女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享有的权利。我们在保护女性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抬眼看世界，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制度，为我们保护女性的权利保驾护航。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与发扬，既要看到其真理性，也要看到其存在的片面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和超越西方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性别特色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纯粹地依据男女性别来研究女性受到压迫和束缚的理论困境。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乌托邦社会主义坚持唯有两性在知性、权利、财富上皆达到平等，社会主义追求人性全面改造的目标方能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则背离这项理念，过于强调阶级剥削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使得其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够指导所有妇女，特别是黑人妇女获得解放。(二)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且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从而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在当代保护妇女权利、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钻研。首先应立足中国国情，充分肯定和发挥女性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女性走入社会进行经济建设，为女性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继续研究和解决女性就业权利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建设中。其次，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男女在智力、地位、人格、权利的平等。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传统思想的桎梏，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女性解放不仅是全社会的事情，更是女性自身的事业，要充分发挥女性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平等权益。在立法方面应积极探索和完善妇女权益的保护。开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结合本国国情，对马克思的经验方法我们要进行学习和借鉴，对其中脱离实际和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内容要予以摒弃。(三)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它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是在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指导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学习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发挥其根本指导作用，在实践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首先应顺应国际趋势，对妇女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及时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要顺应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促进妇女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我国是人口大国，女性占全部人口的半数，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妇女理论要有整体和全局的观念，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以及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下，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男女平权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淼．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J］．甘肃理论学刊，2006，9:84－87．

［2］李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3］吴美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研究［D］．扬州大学，2014．

［4］曲艺．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简要评析［J］．法治与社会，2011，09(中):236－237．

女权主义范文篇9

关键词：外国文学；《小妇人》；写作特征

一、外国文学《小妇人》简介

（一）作者简介。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是美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由于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超自然主义者，因此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从小就担负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成长阶段做过很多工作，例如护士、裁缝、工人、佣人等，得益于丰富复杂的生活经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积累下诸多写作素材。1840年，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一家搬到拥有秀丽自然风光的新英格兰康科德，新的家庭环境不仅使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美好，而且因此结识梭罗、艾默生等文学巨匠的孩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自身的思想由此受到这些传奇人物的极大影响[1]。（二）内容简介。《小妇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代表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表达女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小妇人》的背景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主要描述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四个姐妹，从刻画四个不同性格女性的成长经历和爱恨纠葛，充分表达对女权主义的独特解读。受到自身经历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作者对《小妇人》中的角色刻画都深深烙印上自己的影子。在小说女性人物的刻画上，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主要描述四姐妹为追求各自的人生目标所经历的故事，由于其价值观完全契合美国文学审美，因此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和欢迎。

二、《小妇人》的写作背景及主题

（一）背景简介。1.工业革命。《小妇人》的创作时正值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西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与思想的发展与更新获得优质的土壤环境，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此很多反映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出来，《小妇人》就是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典型作品。2.美国内战。19世纪中期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小妇人》的创作是在美国内战刚刚结束的时期。战争结束后，美国民众的生存环境逐渐趋向和谐稳定，因此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拥有一个思想复杂但是环境稳定的写作环境。另外，战后人们更多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对文学作品的需求量逐渐提升，作者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小妇人》。3.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诞生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也发生极大的转变，尤其是女性主权意识的觉醒，使很多女性逐渐走向社会，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与男性取得相同的就业地位。这些教育及社会女权主义兴起，成为《小妇人》创作的重要条件[2]。（二）主题分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所表达的女权主义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从写作背景来看，美国正处于思想启蒙的初级阶段，很多女性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逐渐从传统文化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产生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愿望，并且渴望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获得平等职位，以劳动和工作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独立。因此作者笔下所刻画的女性人物性格都具有新时代的女权主义特征。二是善良仁爱。真善美在作者的精神世界中有着深深的烙印，因从小接受父亲的内心教育，同时接受梭罗、艾默生等文学巨匠的思想引导，其所倡导善良仁爱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小妇人》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因此在这本小说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真善美情感，由此也使读者更加容易受到打动。三是自由平等。《小妇人》中的四个女性角色都追求独立自主，渴望与男人一样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因此四姐妹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将自身看作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通过不断充实自己，使自身变得自由而独立。作者在小说中梅格能够与丈夫一起处理家务、抚养孩子，同时追求平等公正的社会职位，因此达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独立[3]。

三、《小妇人》的写作特征分析

（一）塑造新时代的女性新形象。《小妇人》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印有作者的影子，作者结合自设对女权主义的认知，在小说中塑造出新时代的女性新形象，因此《小妇人》能够在当时诸多的女权主义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且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文中的写作内容来看，虽然四姐妹的人生路线是小说的主线，但是马奇太太在其中发挥出重要的教育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口头或者行动上的教育，还在于马奇太太本身的新女性形象。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马奇太太勇敢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计责任，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仍然带领女儿对更加困难的人们给予帮助，充分体现出女性的自强精神。（二）灵活应用暗示的写作方法。作者在《小妇人》中描绘出一个亲和友善的普通家庭，家中的四姐妹互敬互爱、亲密友爱，但是作者却灵活应用暗示的写作方法，使四姐妹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梅格与艾米为同一类型，乔与贝思是同一类型。以乔与贝思对比为例，虽然乔是贝思的人生导师，但是二者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乔性格火辣、坚毅独立，更加具有男性的性格特征，而贝思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充分展示出传统的淑女形象，前者因为性格特色无法受到周围人群的肯定，而后者因为腼腆怯懦无法融入学校生活，这两种女性形象是矛盾对立的，同时也是协调统一的，而作者对二者的刻画充分暗示女权主义妇女应该具备的形象。（三）注重描绘不平衡的人物性别。《小妇人》主要刻画女性角色，整个小说中对男性角色的描写都是浅尝辄止，并且只承担刻画女性角色的辅助作用，因此《小妇人》在写作手法上体现出明显的人物性别不平衡特征。小说所描写的男性角色基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例如妇女必须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各种责任，才能够使家庭得以圆满，这也避免小说出现“以男人上位”的伪女权主义，从而使女性角色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另外，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还非常擅长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小说中很多细节都能够使小说主题得到升华，例如在小说结尾对庄稼丰收的景象进行刻画，暗示主人公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妇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小妇人》不仅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反应女权主义的重要作品。作者在写作中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对新时代的女性新形象进行塑造，同时灵活应用暗示的写作方法、注重描绘不平衡的人物性别、善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

[1]王路瑾.《小妇人》背后的女性———路易莎•梅•奥尔科特[J].海外英语,2011，(09):312-313.

[2]杨晓强.外国文学《小妇人》中的写作特征分析[J].文学界(理论版),2011，(08):138-139.

女权主义范文篇10

学术及艺术界对性别主题重要性的关注来自于全球性的女性意识的关注。在当前的全球表演语境中，不同文化礼仪和习俗相会合、相溶合并且相碰撞，这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思想的交流所引起的全球和民族语境的关系。性别符号的竞争机制通过节日或旅行途径而昭然于世。

纵观二十世纪，戏剧导演、剧作家、舞蹈设计家、学者和评论家对性别问题记录下许多假设并争论不休。著名的美国舞蹈家和舞蹈设计家伊萨朵拉·邓肯深受戴尔莎特（Delsarte）对姿势系统的诠释之启发，将女性身体表情最大限度地溶入古希腊舞蹈、古典音乐、灵性及爱情之中。她努力地将思想、身体和灵魂从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审美习俗中解放出来。邓肯还把摆脱审美惯例与社会习俗的解放联系起来。

当代南亚舞蹈设计家Chandralekha认为自由体现在不同的意义之中。她创作的大型舞蹈《拉伽（Raga，印度音乐中一种即兴演奏的方式。—译注）：寻找女性气质》以十世纪的一首诗歌作为开头：“如果他们看见酥胸和长发／他们称她为女人；／如果看见大胡子和胡须／就称他为男人：／但，注意／游移于两者之间的，／既非男人，／又非女人，／＠①，罗摩纳萨。”舞蹈者流动的姿势构筑了性别的宇宙概念，其间男性和女性组合成一种超人的力量。Chandralekha受过印度古典舞蹈形式之一婆罗多舞的训练，因此对古典舞蹈与现代及其后现代社会的关联提出疑问。她认为印度古典舞蹈既不是古老的又非传统的，而是一种对英国殖民主义形成的古老风俗的重新构造。她不遗余力地在发现和创造与时代相合拍的舞蹈传统。

在其过程中，她排斥精致的服装、预先制定的舞蹈设计结构及阿比那亚（Abhinaya，表演）——即《舞论》（Natyasastra）中所规定的、以及被传统舞蹈的大师们所重新解释的一种传达情感的表演。相反，Chandralekha设计的舞蹈将印度及非印度成分兼容并蓄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她追求的新色情得到统一（在印度，色情与圣灵相连，这一点对Chandralekha来说依然十分重要）。Chandralekha象邓肯那样也生动地表现了她本人的情欲。当有人问她如果生命中没有婚姻或孩子会怎样时，她将自己比作迦梨陀娑诗中描写的乳房没有被吮吸过的印度女神。她再现了一个永恒的没有生育过却充满情欲的女性形象。

然而这一纵情于自身圣洁躯体的女性形象却不时遭到诱惑的斥责。日本舞蹈舞蹈家MasakiIwana的舞蹈《名叫Shokushi公主的传说》便取材于十二世纪一位圣洁的女诗人，其主题为强烈的自恨。Iwana男扮女装，小心地撩开覆在胸部的布巾取出两小块当作乳房的面包。他将面包塞入口中，然后吐在地上，只吮吸了几口。Iwana虽然扮演的是女性，但其表演却极其男性魅力。他对十二世纪独身者的描述显示禁欲并不是为了避孕、或对性屈从的排斥、或是另一种欲望的展示。

Iwana表演时几乎裸体。阴茎被绑在最细的G形绳子下，而睾丸则凸出在剃过毛的阴部。他腿上套着全白长筒袜，至双臂及乳头下穿着紧身白褂。身体的其余部分均裸露在外。Iwana将生殖器表现为身体的轴心，正如达·芬奇将人表现为宇宙的中心。他几乎裸露的阴茎便是表演的神物。

那么Iwana的展示与东京红灯区的性表演有何联系？与日本的裸体崇拜有何联系？与世界舞台上裸体的运用又有何联系？仅仅局限在日本或印度来理解Iwana的表演和Chandralekha的表演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舞蹈因其十足的“地域”形象而使妇女和性别主题（日本尼姑和印度神圣观为半男半女）和行为（舞蹈和婆罗多舞）以及“全球形象和行为”（作为拥有国际观众的世界舞台语境）复杂化。

在此，性别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变得模糊不清。Chandralekha的作品的挑衅性之一是，尽管它源于印度并在那里拥有政治积极分子、艺术家和女权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她的兴趣、忧虑和审美观已经延伸至全球市场。她的作品对印度保护传统人士以及对惧怕改变传统和全球化的人士两者都是一种挑战。Chandralekha用传统形式来表现全球问题。她在地域性和全球的意义“之间”起着重要的文化作用。而象Iwana这样的舞踏表演者亦起着同样的作用。因此两位艺术家代表的是一个日益壮大的并且不仅仅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殊群体。

而且我们还有同样出色并享有国际声誉的另一些艺术家。他们不一定追求象Chandralekha和Iwana那样的跨文化意义的创造。这些艺术家会宣称他们的作品是“全球性的”，尽管他们同时也声称其作品的文化特性。这一矛盾部分来自于人们如何看待性别的态度。德国舞蹈设计家庇娜·鲍许认为性别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之间——性别是社会的，而不是孤立的。在这一方面鲍许与布莱希特多少有点相似。布莱希特通过表现社会来披露政治；鲍许则把社会与政治孤立起来，并将其表现为生物的必然。舞踏创立者土方巽把性别作为一种手段来探索他认为的日本人的基本特性。而Chandralekha则认为性别是一种宇宙概念；在马克·莫里斯（MarkMorris）眼里，是带有同性恋色情主义的公众游戏；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e）认为它是对女性的讴歌；珍·康弗德（JaneComfort）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说教。不过这些种类各异的看法如何在全球语境中被接受以及被重新定位依然有待讨论。

知识界却将注意力集中在探索把不同的表演如何处理性别的政治及审美意义理论化的方法论上。当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宣称妇女的优势基于与生俱来的女性特征时，唯物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将其注意焦点转向包括性别在内的所有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领域。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性别有别于生物文化。阳刚之气与女性特征从文化演示较之生物决定论来理解更占优势。人们可以利用鉴别方法及表现的其它形式——作为符号的系统——来考查性别。从这一角度来看，“身体”不是交流的显而易见的媒介而是体现文化价值的工具，它需要特定的语境来解读。

但我一直在争辩的是人们再也不能从孤立的历史及孤立的地域来看待文化。随着艺术家的漫游，影响也随之扩大。所以戏剧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国界之内的某一历史范围；相反，它是一种对贸易、政治、文化和艺术产品日趋国际化的世界的研究。始于第三个千年的新生事物是，“全球的”也是一种文化，正如“印度的”、“日本的”或“德国的”是文化一样。当然戏剧艺术家们并不一定遵循那些在学者和评论家们看来有用的范畴。这样我们必须再次审视戏剧理论家、学者、舞蹈设计家、剧作家和导演所进行的努力，尤其在二十世纪他们将全球而非某一地域连接了起来。这一新秩序将如何影响我们对性别的解读恰恰成了一个公开的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这里我想举一个戏剧思想的跨国运动的例子。

布莱希特的戏剧手法常常被当作是一种女权主义修正戏剧现实主义的有效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篇文章——一篇从历史眼光，另一篇从理论角度——将布氏手法与女权主义戏剧来源结合起来，提出了布氏理论和女权主义戏剧实践之间的交点：卡伦·罗芙林（KarenLaughlin）的《布莱希特理论和美国女权主义戏剧》（1990）和艾林·戴蒙德（ElinDiamond）的《布莱希特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对肢体动作的女权主义批评》（1988）。认识布莱希特对女权主义戏剧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十分重要，但人们却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中的政治与性别含义早已在中国得到明确表达，特别是被中国妇女所明确表达，这比布莱希特的著名论作《中国戏曲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1964）要早得多。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不同解读使女权主义与布莱希特的联系更加值得人们的注意。

布莱希特在其1935年于莫斯科撰写的《中国戏曲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陌生化效果的理论，这是在他观看了梅兰芳（1894—1961）即兴表演的中国京剧片断之后。他在文章中指出在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中，两者均成为对演员的表演进行评判的观察者（通过移情作用）。与其说是“真实生活”，不如说布氏在梅氏的表演中看到了一种可操纵的符号和所指物体的体系。他推崇中国戏曲创造及利用“动作”的能力；其动作既有自身的意义又具有广泛社会实践意义的符号性，如果不是象征性的话。布莱希特对在演员与行为之间嵌入楔子的表演的特殊理解开创了一个空间，其间演员可以与观众一起讨论角色及正在表演的动作。梅氏展示给布莱希特的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透明关系，这一点便是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布莱希特产生兴趣的关键所在。当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见梅兰芳扮演旦角时，没有服装、灯光和任何明显的室内装置。观看梅氏的表演更加证实了布莱希特业已酝酿之中的想法和实践：即戏剧中的角色可以并且必须独立于演员而被操纵。舞台上的演员不能完全沉湎于角色之中或与角色产生认同。象梅兰芳式的布莱希特式演员不是角色本身，而是角色的表现者。

布莱希特所见到的是：中国传统戏曲演员没有假设第四堵墙的存在；他们表现出自己被观看的意识，而这一意识又是与观众共享的。他们还必须放弃不被看见的假想（布莱希特1964：92）。演员与观众共同承认所发生的一切只在戏剧意识上是真实的：表现的意识取代了“暂停怀疑”。对布莱希特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玄学的或神秘的过程；中国演员的间离效果是一种“可以移动的技巧”（1964：95）。

但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表演的解读只是一种可能的解读。法国外交官贝尔纳·布尔里斯科特（BernardBouriscot）与一名中国女伶的恋情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丑闻：女演员实际上是一名男子。当被问及如何搞错情人的性别时，布尔里斯科特回答道他从未见过他心目中女朋友的裸体，其理由是“我以为她非常腼腆。我以为这是中国习惯”（Worthen1995：987）。戴维·黄（DavidHenryHwang）在其受《纽约时报》上登载的一篇有关布尔里斯科特事件的文章之启发，所创作的《蝴蝶君》（1986）中考究了西方人对中国戏曲演出的想象、陈见以及异常别样的解读。布尔里斯科特的误解在于他没有将中国戏曲表演视作呈现在演员和角色之间的一个透明载体，而将它当作一个不透明的媒介，而此媒介却把一个理想的亚洲女人的幻影再现在过于轻信的观众眼前。在黄的剧作中，布尔里斯科特成了加利马尔“Gallimard”，其恋人则为宋丽玲“SongLiling”。黄并没有写一出记实戏剧的初衷，但却利用这起国际事件展示了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色情的并且透过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的东方（见Worthen1995：987）。这一事件中，这些幻觉被中国演员／间谍为其自己的目的所利用。

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表演的解读清晰地展示了他的间离效果理论；而法国外交官布尔里斯科特对中国戏曲表演在台上或台下的解读则是令人信服的性别描述；黄氏对布尔里斯科特误解的解读却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正因为这些相抵触的不同解读，我们有趣地发现深受布莱希特思想和理论影响的女权主义戏剧学者并未直接了当地审视中国戏曲表演的实践、历史或理论，以期对构筑戏剧实践和剧作文本的不同途径进行自己的探索。

布莱希特从梅兰芳的表演——京剧《打渔杀家》——中只能领略到一点点中国戏曲表演的意指系统。京剧（梅兰芳是此传统表演风格之大师）通常既强调表现手法又强调表现内心活动的技巧。梅兰芳时代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四大显著特征为流畅性、可塑性、雕塑性及程式化。程式不仅仅指形式，同时还指“写意”，它还可以被理解为“本质”。这一源于中国画手法的传统戏曲表演形式自二十世纪初一直被人运用。

因此当布莱希特看到“间离效果”时，梅兰芳注重的是本质，具体表现为四大本质：生命、动作、语言及舞美（服装、普通布景）。梅的手法在布莱希特似的西方人眼中是形式，但就梅而言，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超乎自然的戏剧形式并且升华为更高境界的人类动作、诗歌式语言及戏剧视觉效果（Wu、HwangandMei1981）。因此用梅兰芳同时代的人的话说，他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事物的表象”（1981：28）。

梅氏表演体系的另一种解释恰恰与布氏的相对立。孙惠柱在一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的比较研究文章中写道：然而梅兰芳体系在这一方面与布氏方法相悖：外部动作与生活的自然形态相去甚远，连最小的一举手一投足、每句说白都要循一定之规——程式，都要合音乐的节奏；但是内心却要力求摒弃“做戏”的想法，使内部动作尽可能与角色接近。否则观众就会看不出所以然。梅兰芳在谈到《贵妃醉酒》中闻花的那个“卧鱼”时说：“要点是于当时我的心中、目中都有那朵花（其实台上空无一物），这样才会给观众一种真实的感觉。”（1999：175—76）

根据孙的解释，梅的哑剧似的表演与他的内心活动是相符的但同时又不失辩证性。高度程式化和预先设计的舞蹈、姿势及唱腔对表演提出了外在的要求。然而，演员同时还必须创造内在的真实来把虚假的表演转化为他本人欲以表达的现实。布莱希特似乎对梅兰芳的中国戏曲表演中外在和内在的双重结构兴趣不大。

西方现实主义者认为外在与内在是相和谐的；观众也乐意接受这种看不见的和谐。而在中国戏曲表演中，观众都乐意看到演员如何游刃于外在与内在之间。人们会设想表演者出现在其本人及角色之中，不过他们也理解两者是分离的，个中奥秘便在于将连接两者的火花呈现给了观众。其感召力和愉悦表现为外在技巧与内在意义并存。布莱希特也意识到这种分离：其理论核心为观众与角色的分离。演员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作为角色的观众的作用。观众和演员两者均被要求对角色的处境及抉择作出判断。戏剧便成了批判的观察及变化的实验室。愉悦就在于看到演员如角色控制演员那样控制着角色。

此谈话中明显的主题是现实主义的长处与短处。布莱希特当然希望象许多当代女权主义戏剧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那样摒弃戏剧的现实主义。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在内容、接受以及再现机制上歪曲了日常生活以及作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和政治一部分的现实。现实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舞台现实主义掩盖了性别如何成其为社会结构（而非自然生物现象）这一事实。而布莱希特却认为现实主义隐藏了使社会环境看似必然（而非阶级差异所产生的结果）的政治机构。现实主义以掩盖其戏剧手法使舞台上的一切显得真实而促成了这一歪曲。西方现实主义的主要手法为：模仿、心理刻划、日常语言的使用、想象中的第四堵墙将观众隔离起来的具体布景以及随意勾勒的故事情节。布莱希特用陌生化效果打破模仿（指以逼真的逻辑性对日常生活的模仿）；用社会分析打破心理学上的人物塑造，用音乐和歌曲打破日常语言，用非写实构成的戏剧环境打破充满细节的布景。用直接向观众叙说、陌生化以及表现式表演打破第四堵墙，用史诗戏剧、即一系列插曲打破线性情节，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时便对剧作主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内容提出了质疑。而对那些注意性别问题的女权主义戏剧工作者来说，布莱希特对现实主义的纠正为舞台再现永恒的社会传统模式以外的妇女生活提供了评判手段。

但是当布莱希特钟情于中国戏曲表演时，中国（以及日本）的戏剧工作者则热衷于借鉴西方表演及编剧方法来使自己的戏剧现代化。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也演过话剧（或现代戏剧）并十分积极地探索改革中国古典戏剧的方法。他的剧作《一缕má＠②》被誉为过渡性创作——传统与现代之过渡——因为它用易卜生的手法探讨传统的婚姻制度。梅兰芳想把传统成分植入正在发展的现代戏剧之中，但这一努力常常遭到激烈的抨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评说道：“梅使用唱腔、杂耍和翻筋斗实际上减弱了他作品中的现代精神，因为在理想主义的现代戏剧中，一切表演都应该以日常姿势为基础。”同样，中国戏剧学者钱玄同（见Chou1997：47）认为“（中国戏曲中的）脸谱常规是荒谬的，而传统的空白舞台则是原始的。”（46）

梅兰芳与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人同期来到莫斯科。他不仅仅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古典戏曲演员，而且还是一座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戏曲与对他来说全新的西方表演理念连接起来的桥梁。我们时常会忽视这么一个事实，即传统形式同时也具当代性——它们成型于产生于斯的时代。

梅的旅程包括日本（三次：1919、1924、1956）、美国（1930）及莫斯科（1935）。在那几年中，他遇到了许多国际艺术家们：TedShawn、RuthSt.Denis、MaryPickford、卓别林（CharlieChaplin）、CecilB.deMille，保罗·罗伯逊（PaulRobeson）以及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著名的美国评论家史达克·杨（StarkYoung）在《新共和报》上精辟地阐述了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性：

人们常常以为中国戏剧是完全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其特征表现为彻底的理想主义……但梅兰芳的戏剧艺术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它有别于一幅立体派绘画、一帧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一部几何形的舞蹈设计。与之完全相平行的是中国画和雕塑。它们给人的印象是抽象和装饰性的，但我们却不时地惊讶地发现它们何等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大自然：一片叶子、一根树枝、一只鸟、一只手或一顶斗篷；我们还惊讶于它们令人眩目的特征细节描写以及替代和浓缩其真实性的表现手法……从最为普通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来判断，中国人一定从这些巧妙地将现实主义与传统、常规及抽象图案相结合的作品中感到了巨大的愉悦。当我们听人评说梅兰芳艺术是完全非现实主义时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记住中国戏剧艺术教给我们的并非现实主义与否，而是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处处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姿势、叙述、表演、甚至议论颇多的旦角假声唱法、动作等等均与真实生活保持着同等的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得了风格上的一致性。（Wu、Hwang&Mei1981：55—56）

杨有意将中国戏曲表演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体系来理解。他的评论还表明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是重新审视戏剧以及颇具争议的概念的开端，它无法被简单地界定为日常生活的模仿。相反，杨指出现实生活——姿势、情感、动作——是借助程式化及戏剧化方法所表现的中国戏曲表演的一部分，正如西方舞台上的现实主义一样，可以从符号学传统及其内在可信度加以理解。中国戏曲表演鼓励认同与幻觉，不过其结果却与西方世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

布莱希特以牺牲中国戏曲表演的内在过程来强调其形式，他有意忽略男人扮演女性角色的意义，这是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对产生传统中国戏曲表演的历史条件的理解以及演员能够并且应该进入角色的主张的探索。

实际上，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戏曲的许多相关形式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1919年至1949年出现在现代中国舞台上被评论家称作“新女性”的女性角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激进的女性艺术家们对反对妇女登上舞台的禁忌提出挑战。有趣的是，或许是现实主义的中国版本的话剧便应运而生。现代中国艺术家们借用西方理念来改革中国戏剧。此语境中的现实主义不象当初西方的那样折射日常生活，而是“构筑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模式并借助电影和戏剧得以发展。”（Chou1997：ix）因此，男扮女装、女扮男装这一中国对性别的老套概念所采用的手段必须受到挑战。

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扮演女角是激进的性别意识的新形式（ix）。这一性别的再现将妇女从由男人创造并编码于女性角色表演中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周慧玲写道：“如今妇女可以用自己的嗓音说话并自由地展露自己的身姿。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的表演对中国现代主义者来说是摆脱传统桎梏的手段。”（ix）

早在十九世纪以来，很多中国人东渡日本考查并参与1868年明治维新带来的变革，这为学习西方文化和重筑传统社会结构铺平了道路。春柳社在日本成立并于1907年先后上演《茶花女》（片断）和《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开拓性作品。但其思想并不单单来自于春柳社，而是日本新剧的改编。后者效仿西方戏剧，为日本现代戏剧，它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叶。如中国新女性运动那样，新剧利用现实主义的常规允许妇女走上舞台。性别不再受到隔离而被体现在超越社会秩序的符号体系之中。被间离的是扮演女子的惯例——正是这一习俗使布莱希特着迷。除了运用说话的文本，业余演员，不用音乐来上演一个西式话剧之外，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制作还体现了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含义：增添的新的结尾让黑奴们暗杀了白人贩奴者而获得自由。（17）

不论布莱希特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实践知之几多，他并未将它们放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但中国表演中的政治含义，布莱希特在他与梅兰芳的简短会面之前就评论过。戴蒙德（Diamond）将间离效果作为布氏理论的奠基石（1988：122）。她还指出布氏手法至少在理论上将演员与表演者的身体符号置入历史语境之中：

我就女权主义和布莱希特理论建立的混合结构中，女性演员有异于其电影同仁，并不意味着“被人看”（见Mulvey1975：11）——完全受崇拜——而在于“看到自己被人看着”或者甚至于仅仅是“看”。这一布氏女权主义体系自相矛盾地既适用于分析又适用于认同，其矛盾性表现在拒绝固定性的再现之中。（129）

一旦观众能够将熟悉的思想及姿势与惯例分离开来便能开始理解性别的社会及物质结构。同样，罗芙林（Laughlin）注意到梅甘·特里（MeganTerry）和乔·安·希德曼（JoAnnSchidman），于1974年在欧马哈魔力剧院（OmahaMagicTheatre）制作的《大屋里的人儿》中启用男女演员扮演女犯人。这一作法将布氏表演手法推进了一步：

特里等人认为男人习惯于对男性声音作出反应；他们在儿时便养成不把女人的话当真的习惯。因此跨性别选择演员体现了“间离”演员和角色的价值：给男人穿上一件衣裳，令其承受剧中女性角色受到的同样的压力，观众中的男人们便会意识到女人在反抗。（Laughlin1990：150）

罗芙林还引用了布氏思想的另外两个观点：强调历史语境、戏剧叙述的史诗结构它们对戏剧尝试给妇女经历重新定位起着重要的作用（147）。借助于间离演员与角色间距离的表演、观众与主题的关系、历史的解读、叙述连续性的刻意打断，布氏手法为女权主义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创造女权主义戏剧的必要工具。

戴蒙德和罗芙林的观点均有其道理。他们将五十多年前戏剧对政治的干预归功于布莱希特，同时还来自那些对性别表现的政治含义具有相同兴趣的戏剧工作者们。剧本如何定位性别与某一特定的演出如何定位性别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美国女权主义戏剧认为跨性别选派角色一直是暴露性别习俗的主要途径。而对中国新女性运动来说，这一作法则将妇女拒之于舞台之外。女性扮演女角是一个将演员及表演者的身体作为物质符号而置入历史语境的十分新颖的方法。

诚然，看见中国妇女在舞台上扮演女性角色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然的”性别。当这一行为所指日常生活时，它同时又正因其不被利用而触及男性扮演女角的惯例。妇女在舞台上扮演自己角色的这一激进行为既表现了日益变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的需求又表现了传统戏剧的再现机制，此刻的现实主义不失为一种暖昧的概念。在长期形成的男扮女装的语境中，舞台上的妇女也许会显得比虚构更加不真实。如果人们像杨（Young）那样将真实界定为抽象、装饰及确定的话，问题便明了多了。确定的东西恰恰正是抽象的。

黄在写作《蝴蝶君》时声明他有意创作一个“解构主义的《蝴蝶君》”。（见Worthen1995：987）他从性别幻想方面着手探讨了西方对东方在性别及政治上的统治。他的剧作例举了性别特征的可表演性。宋丽玲（SongLiling）不仅仅男扮女装，而且还是以女性扮相著称的京剧名角。他的表演既公开又隐秘。公众对京剧表演传统的认同使丽玲（Liling）的公开性别表演（舞台上男扮女装）及其他“究竟”是谁的问题变得混乱。那么“宋”到底是什么呢？加利马尔有错吗？因为加利马尔的性欲与殖民主义倾向相溶合，他的“错误”实际上道出了社会和政治真相。加利马尔在剧终时坦言道：“我是一个爱上男人创造的女人的男人。”（986）他那难言的恋情是的、文化的以及非历史的。

我以为布莱希特在女权主义戏剧和理论上的显赫地位使中国妇女（以及男人）对二十世纪戏剧实践的复杂性的认识及贡献大为逊色。我们不得不充分注意貌似与我们自己无关的历史，否则将有可能重蹈加利马尔之复辙：对自己看见的事物全然无知却爱上自以为看清了的东西。

在女权主义理论家及艺术家们将布莱希特的作品当作自己的思想样板之同时，我们有必要回到布氏理论的源头。其结果是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梅兰芳的表演和思想深受话剧和新女性运动的启发，同时还应该看到布莱希特对美国女权主义戏剧理论者和实践者的影响。这一阐述说明女权主义戏剧具有跨越文本、跨越历史以及国际联姻的功能，并使不同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女权运动在二十世纪戏剧创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再也不能忽视亚洲戏剧理论。布莱希特的中国戏剧阐述背后还有着深层的意义。人们应该直接地而不是借助布氏的偏颇理解去审视中国戏剧及其它亚洲戏剧形式，考查其理论和实践含义以及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不同的政治内容。我提出的问题是：亚洲和西方戏剧美学和实践的其它方面怎样才能为双方的女权主义戏剧工作者服务？

周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的政治含义并不稳定。西方现实主义的再现机制强化了舞台上的传统模式，它并不适用于中国和日本现实主义的出现，在这些国家里，妇女根本没有登上舞台的权利。

布莱希特过的是二十年变幻莫测的流亡生活。他本人便是体现“间离”而客居异国的人。自布莱希特时代以来，全球化早已有之。殖民主义式的西风东渐必须从逆向来认知。因此戏剧历史和理论将开始对二十世纪艺术家及其思想的革命性运动之影响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BrechtBertolt，《布莱希特论戏剧》（1964）译者：JohnWillett.NewYork:HillandWang。

Chou，KasherineHuiling《舞台革命：女演员、现实主义和中国话剧及电影的新女性运动（1919—1949）》“（1997）博士论文，纽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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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hlin，Karen1990《布莱希特理论和美国女权主义戏剧》——选自《再现布莱希特》Piakleber和ColinVisser编著，147—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Mulvey，Laura1975《视觉享受及叙述电影》Screen，16，3：6—18.

SunHuizhu1999《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选自《从孔子时代至今的中国戏剧及表演理论》费春放编著并翻译，170—78.AnnArbor：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Tatlou，Antony，andWongTak-Wai1982《布莱希特与东亚戏剧》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

Worthen,W.B.1995《现代戏剧：剧本、批评、理论》ForthWorsh，TX：HarcourtBraceJovanovich。

WuZuguang，HuangZuolin，andMeiShaowu1981《京剧与梅兰芳》北京：新世界图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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