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08:41:15

女权范文篇1

[关键词]男性凝视;女权主义;平权思想;叙事;隐喻

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是由瑟琳·席安玛执导,阿黛拉·哈内尔和诺米·梅兰特主演的影片。该影片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中荣获最佳编剧奖,2019年获得同志金棕榈奖,在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中荣获最佳摄影奖等多个奖项。故事发生在法兰西王国布列塔尼半岛上,讲述女画家玛丽安受富家小姐艾洛伊兹的母亲所托,在艾洛伊兹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作画,目的是把肖像寄给一位素未谋面,但要与艾洛伊兹结婚的富商男子。艾洛伊兹对这一安排极不情愿,画家在为艾洛伊兹作画中,两人相互爱恋,最终无疾而终的故事。

一、平权思想的溯源

1.男性凝视的缘起在提到平权思想之前,需要先关注男性凝视。男性凝视指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被看作第二性,男性通过一些媒介和渠道观看和凝视女性,他们被作为第一性。这是基于生理差异化区别来对待性别,社会发展中对男女的差别化对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文化习俗等。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观看的方式》一书中提到,人们观看的方式中“理想”的观赏者通常为男人,而女人的形象常常是用来讨好男人的。他研究欧洲古今的裸体画像,发现女性模特常是面对观众或画家的,或者通过一个镜子,以画家看她的方式来看自己。2.平权思想的论述平权思想就是对于男性凝视及女性凝视的平等对待,凝视与被凝视的转换与突破,是思想精神的释放,也是突破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观念,在束缚限制中解脱出来,敢于为自己发声。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的解放而努力。

二、《燃烧女子的肖像》影片中的平权思想

影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包括画家、小姐以及伯爵夫人。电影的艺术色彩非常浓厚,画家和小姐的相互暧昧是在她们两次完成画作中结束的,也是在男性的注视中完成的。在《第二性》这本书中写道:男性过于在意男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斗争关系,不能相互成为观察者,他们互不凝视。女人处在与他们的活动中,但不参与他们的比武和搏斗,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扮演这个注视的角色。电影中建立起了一个女性主义的世界,处处体现着平权思想,但这种思想是在男权的存在下发生的。1.人物命运中的女性主体性隐喻影片中出现了艾洛伊兹的姐姐和母亲这两个角色,刻画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艾洛伊兹和玛丽安两个人感情面临的难题。母亲的戏份非常重要,虽然镜头语言不多,但她也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者、受害者,代表的是男权社会下的绝对力量,母亲为了今后的荣华富贵,决定把女儿嫁给富商。艾洛伊兹姐姐的婚姻也是一场悲剧——她为婚姻所困跳下了悬崖。在现实生活中,姐姐的死亡加深了艾洛伊兹和玛丽安两人的感情悲剧,也使得她们两人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在这部影片中,男权从未缺位,并且伴随着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在电影中虽然讲述的主线是双女主,但还有一处细节:女仆提到自己三个月没来例假时,画家和小姐在得知女仆不想要孩子之后,极力地帮助女仆堕胎。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所受到的痛苦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但影片也是用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隐藏了女性的痛苦与创伤。电影中这组生与死的控诉,将生育权归还给女性,女性是可以跨越阶级建立认同和友谊的,也可以自由选择孕育生命或者放弃生命。男性的凝视被淡化,女性主义作品的人文关怀被强烈地表达出来。2.影片的细节刻画贯穿蒙太奇表现手法《燃烧女子的肖像》通过很多细节刻画了女性的独立。片中以女性视角展现平等,强调女性的第一性,也实现了从“男性凝视”向女性视角展现的转变。在这部电影中建立的是一个乌托邦世界,影片中仅仅出现了一个男性角色,就连伯爵小姐的父亲都没有出现,小姐要远嫁的富商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出现,但电影中有意无意地刻画了男性形象以及男权的存在,在展现女性主义的同时,用女性审美的视角刻画人物,同时也伴随男权的存在。在影片的开头就讲述了画家玛丽安一个人坐着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艾洛伊兹的家中,全程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完成,没有男性帮助她,行李也是她自己拿的。这充分体现了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可以实现平等。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是玛丽安身穿红裙,艾洛伊兹身穿绿裙,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与《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中的情景相对应,片中的画家玛丽安在感情中脆弱的表现也被深刻暗示。在影片中,艾洛伊兹与玛丽安、苏菲似乎建立了女性共同的情景。在绘制画像时,艾洛伊兹侧卧在床,床边放置了一面镜子,镜子中映照了玛丽安的面容,玛丽安是照着镜子中的自己,在艾洛伊兹的手中小说的空白页作画。画中呈现的是玛丽安的容貌与艾洛伊兹的身体,两人的画像在相融中得以永存。这幅肖像也证明两位女主角摆脱了男性话语权,实现了意识层面的真正独立。在第一幅绘画中,玛丽安因为艾洛伊兹的不满直接将画作抹去人物的脸,这场冲突中玛丽安是作为一个男性视角所作的画,也是反映当时的画作环境和艺术环境,将女性剥离在外,并且贬低女性的作品。玛丽安的作品受到男性凝视的影响,她奋起反抗的同时,艾洛伊兹是以女性的视角反映女性审美,这是由她们的生活环境所造就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是艺术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女性艺术家想要出头也是举步维艰,当时女画家学习雕塑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男性担心女性会画出更好的画作以此来限制女画家,玛丽安的反抗其实是对当时艺术环境的反抗。在第二幅画作中,伯爵夫人同意留下玛丽安,并且艾洛伊兹也同意她作画,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画作是从女性的视角进行作画,在绘画的过程中能够体现细微的表情变化和神态变化,同时被凝视的艾洛伊兹也在凝视玛丽安,两个人产生了感情,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作画中,女性主义的审视达到高峰,反映了女性在极力反抗,她们希望完全摆脱男权的牵制,就此打破男权的限制,由此建立一个完全女性化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平等自由的状态。3.《燃烧女子的肖像》的隐喻同性恋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非常独特,在前半部分出现很多晃动的镜头,后半部分镜头表现逐渐稳定下来,这也预示着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的过程。电影有一个片段,艾洛伊兹的裙子被烧掉了一个下摆,预示的含义不仅包括女性之间炽烈的爱,还有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鼓励女性进行抗争。燃烧被视为一种动作,是伯爵夫人、画家都想将艾洛伊兹定格在画框中,成为一种社会竞争的筹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画像作为载体,承载着女性主义和男性凝视的压迫,深刻打压着艾洛伊兹的独立性与个性,燃烧有形的画像,也充分表达了女性对于自身解放的向往。影片的音乐也选得非常恰当,在音乐与画面相互配合中,完美体现两个女主人公的故事,简单质朴又含义深远。

三、《燃烧女子的肖像》影视叙事方式

1.音乐与简练人物对话、画面的交叉碰撞增强叙事的感染力《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多处运用音乐的表现方式来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在艾洛伊兹与玛丽安最初互生情愫的镜头语言中,运用了《四季》这样一首乐曲来表现两人的情感萌生。这部影片中采用的人物对话非常简练,话语表达丰富但精练。影片整体采用的音乐与简练的人物对话相互结合,以此增强了画面整体的表现力。影片的整体叙事主要以女性的视角来体现,以音乐增加画面的美感,使女性的形象刻画更加逼真,简练的人物对话增强了人物的饱满形象。在这个影片中完全没有刻板印象,几位女性自然地表达女性该有的特点。电影的叙事是通过音乐、画面等组成,运用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手法,充分使用镜头语言进行深刻阐述。2.影视叙事采用油画的特质体现女性主体视角这部电影独特的表现风格和表现方式就如同油画一般,每个镜头语言组装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画面。油画的表现方式是错落有致、线条流畅,从单个画面来看,就像一幅幅油画,这是古典美的象征,也充分体现了人物主体的特质,表现出女性主体的独特性。影片采用双女主的形象,充分展示女性主体的独立性,在影片中极力地表现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她们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一切都是从女性的审美视角出发,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应该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以女性为视角的影片是女性为争取平等自由而努力的结果。油画是一种温婉、含蓄、直接的艺术表现方式,运用在电影镜头中充分展示出女性独特的气质和风格。画面中没有出现男性的镜头,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规的。这部影片想深刻呈现女性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具有主体地位的。

四、结语

《燃烧女子的肖像》反映了女性会在不自觉中被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所影响,陷入自我的困境与矛盾之中。女性想要争取自由,希望被平等对待,改变男权社会下男性凝视的方式。女性的思想、地位不应该被束缚、被压制,可以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一个女性主义者未必是一个女强人,女性主义也并不是逼着所有女人都要做女强人。女性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这是平权思想的深刻内涵。平权思想不仅要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更需要通过现实的观照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昱含.论法语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女权主义[J].东西南北:教育,2019(1).

[2]陈百仪.《燃烧女子的肖像》:从男性凝视到认同凝视[J].戏剧与影视评论,2020(3).

[3]宋瑞,苑一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隐喻与凝视[J].视听,2012(3).

女权范文篇2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07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07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07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07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5、妇女人身权利得到维护。2007年公安部门破获强奸案件11起,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案件2起,有效维护了妇女得人身安全。在刑事犯罪案件被害人中,妇女受侵害的比例为2.9%,同时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为基础,在市妇联、总工会、市残联等多家单位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07年有30名妇女等到了法律援助。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妇女参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没有人否认,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继续面临歧视。

二、存在问题

第一、妇女参政权利不能彻底实现。我市女干部已占到干部总数的43%,她们正朝气蓬勃地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领域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可以说妇女参政已以赢得了长足发展。但参政议政的层次不高,正职偏少,副职偏多,实职较少,虚职较多,领域分布基本上在科教文卫部门,重要经济职能部门少,加之在男女退岗、退休的年龄不同规定,无形中阻碍了我市妇女参政权利的实现。

第二,就业结构和特殊保障不尽人意。从就业方面看,我市妇女就业率达到了48.3%,但是就业结构不如男性,大多数妇女从事落后低层次的生产劳动,就业妇女中83%是体力劳动者,同时性别职业被强化了,妇女就业多集中在卫生、社会福利、金融保险、餐饮营销家政服务等行业,而且劳动时间长,加班加点现象严重,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在女工劳动特殊保护方面很少或没有相应措施,女职工“四期”保护得不到落实,生育保险覆盖面小,参保率低。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仍有部分人在从事禁忌的劳动且劳动强度达到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企业劳动设施简陋,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使,重生产、轻保护,劳动条件恶劣,致使一些女职工长期在有职业危害的环境中作业。部分女职工由于缺乏维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许多人不知道自身拥有哪些权利,无法判断自身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不敢向企业提出合法正当的要求。有些知道但为了保住饭碗,也只能忍声吞气,息事宁人。

第三,成年女性继续教育投入缺乏。受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中角色的冲突,女性继续教育在时间、空间、财力受到比男性更多的限制,同时缺乏专责妇女培训机构,使得女性在结婚以后很少参加继续教育,即使参加也多以子女教养,家政教育或才艺职业训练为主,主动进行提高学历和提升素质的学习不多,因而妇女全面提高素质存在瓶颈。。

第四、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妇女法规定侵犯妇女权益的执法主体为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职能部门以及妇联,有这么多执法主体,妇女权益应该是能得到彻底的保障和落实,但事实上正是妇女法的执法主体多重性、才使得妇女部分权益的保护在各行政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落实成一难题。首先,司法机关他们只有在妇女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犯受到严重侵害、婚姻家庭纠纷形成诉讼时,才启动司法程序,而对那些涉及妇女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他们都有鞭长莫及,只有靠行政职能部门去处理。其次,职能部门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他们的行政行为往往是要受置于政府的调控的支配。最后就是妇联,妇联的机构性质是一社会团体,其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能和作用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发挥功效。而其自身无执法权,对违反妇女法的个人或单位、组织无纠正和强制权。

三、全面维护妇女权益的思考

1.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营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氛围。

要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为重点,大力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为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和妇女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方面积极争取将男女平等国策知识作为市委中心学习小组学习内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其率先成为基本国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奠定基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培训内容,设置专题,不断推动党政各部门领导特别是决策层领导强化性别意识,将男女平等的观念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积极贯彻落实《丹阳市“十一五”妇女发展规划》,为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政策、组织、机制和经费保障。

2、积极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

一是要做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学习宣传工作。维权领导小组及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精神,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习,层层开展培训,准确把握法律条文,明确本部门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中的职责,增强依法维护妇女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二是广泛开展多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要抓住“五五”普法的契机,通过在新闻媒体开设以案讲法专题讲座、依法维权大案要案媒体跟踪报道评点、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及创建平安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成员学法、守法、护法;深入开展禁毒、禁赌、抵制黄色淫秽、邪教、预防艾滋病、反对家庭暴力等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在家庭中形成追求真善美,抵制邪恶丑的风气,以家庭稳定促进社会稳定;同时,组织巡回讲演团在全市城乡妇女中广泛开展以案说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

3、切实加强妇女思想教育工作,努力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一是开展“四自”精神教育,促进女性素质提高。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二是树立妇女典型,发挥优秀女性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市范围内评选表彰一批“三八”红旗手、“十佳创业女明星”、巾帼示范岗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培育树立一批身边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先进妇女典型,通过新闻媒体和报告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她们的突出贡献和时代精神,展示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让更多的妇女正确认识自己,学有榜样。大力颂扬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推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的价值取向。

4、不断完善妇女维权机制,全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和妇女权益考评机制。通过维权机制的建设,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维护妇女工作的新发展、新跨越。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要争取各级领导的得重视,加快出台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细则和政策,从源头上实现妇女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健全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引导妇女通过理性合法有序得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努力使妇女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得轨道;健全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完善信访网络、司法保护网络、社会救助网络和维权监督网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妥善处理妇女问题;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工作体系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支持体系;健全妇女权益考评机制。完善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目标考核制度,将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年度考核有机结合,科学考核评估,严格奖惩兑现,切实将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

女权范文篇3

一、农村妇女发展状况

我市现有农村妇女364.1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49%,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经济参与平台不断拓宽,在生产发展中挑重担。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原来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被现在的“男工女耕”所替代。我市农村妇女从事种植业988300人,从事养殖业108100人,从事加工业184300人,从事服务业573900人。农村妇女在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二)求知求新求发展,在生活宽裕中闪亮点。通过学习和实践,部分农村妇女不断提高知识层次和技能,成为增收致富的先行群体,掌握实用技术的114万人,获绿色证书的3.7人,获农民技术员职称的2.1人,全市共有科技致富女能人2125名,“妇”字号龙头项目和示范基地33个。如曹县大力发展芦笋种植业,面积12万亩,从业妇女5万人,人均年收入万余元。

(三)生活方式日益改善,在乡风文明中占主导。在基层妇联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农村妇女发挥自身性别优势,踊跃参与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投身文明村镇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传播的主力军。80%的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主导作用,重视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着力整治生活环境,在村容整洁中唱主角。在美化、净化庭院的基础上,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不断优化家庭生活环境。牡丹区妇联组织农村妇女20多万人次开展“四清”(清草堆、土堆、粪堆、垃圾堆)和“四学”(学政策、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比赛,动员广大妇女改厕、改灶,推广“母亲沼池”,大力发展循环生态农业。

(五)参政意识不断提升,在民主管理中作代言。农村妇女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乡镇女书记、女镇长,村妇女主任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为妇女利益的代言人,在人大代表、村“两委”选举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影响农村妇女发展的具体问题

参政议政比例较低。由于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基层妇女干部竞争能力相对不强,加上当前“两委”职数减少,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目前我市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比例仅有40.1%。土地权益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城郊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增加迅速,部分村干部缺乏性别意识,在土地承包中,部分农村妇女不能平等地分到土地,主要是外嫁女及其子女、离婚或丧偶妇女,户口仍在娘家的外嫁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近几年,市妇联接待农村妇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投诉占每年信访总量的一半以上,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占离婚案件总数的30%左右,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是受传统夫权意识影响,一些无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过于依赖男方。在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问题上,重男轻女、侵害乃至剥夺妇女合法权益的情况仍然存在。女工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缺陷。部分乡镇企业女职工工作环境恶劣,超长加班现象较为突出,“四期”保护无法落实。家政服务业是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集聚点,但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低下。综合素质低制约了妇女在农村经济领域的发展。调查中显示我市农村妇女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0.04%,小学文化程度占21.1%,初中文化程度占50.01%,高中文化程度占14.28%,接受过中专教育的有3.52%,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05%。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村级妇女组织建设,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确保基层妇女组织有人员、有阵地、有载体、有经费;保证村“两委”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培养一批女村支书、女村委会主任;推广“妇代会+协会”模式,开展“双培养、双带动”工作,把女能手培养成为妇代会干部,把妇代会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

(二)全面拓展素质培训,提升新型女农民发展能力。建议划拨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农村妇女培训体系,依托扶贫项目带动,对文化程度较高、学习愿望较强的农村妇女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依托农业产业大户和基地,对文化层次偏低、离不开家庭的农村妇女开展培训;与大、中专学历教育、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经营管理知识培训相结合,对农村女能人、女经纪人、女农民技术员等进行科技含量高的技能培训,培养一批新型女农民。

女权范文篇4

第一阶段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权主义者提出与男人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就业地位和思想解放。1968年以后女性主义者不再局限于同工同酬和职业的认可。1980年以后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以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提出了以强调"女人"为特征的新民族主义,不再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和女性一元化,而是提出多元论,女性不再和男性对立,不再是准男性,从而消弭男性统治话语,使世界成为有新生意义的后现代世界。

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29世纪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中见到。同时一批个性鲜明、反抗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马的玛格丽特,福楼拜的爱玛,易卜生的娜拉等等在世界文库中已成为不朽的艺术没的典型.

现代舞蹈是在反对僵化的前提下产生的历史现象,是现代舞之母依莎多拉.邓肯对陈腐的芭蕾向世界大喊"芭蕾一点也不美"时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但邓肯从未想到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派,而只是想从芭蕾的清规戒律中获得一种肢体与精神的自由,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跳舞。

随着现代舞的发展,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目睹了美国人对舞蹈兴趣的大副度增长--这种兴趣很快就反映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舞蹈是一种女性的艺术,而我们的文明是父权家长制式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男子与女子一样频繁的跳舞,有时甚至比女子跳得更多,甚至主导着舞蹈的走向,在很多女性跳的舞蹈中,他们诠释的却是男性的思想观点,用大部分男人的审美决定着舞蹈的审美,用男人的眼光决定着舞蹈的角色.如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芭蕾舞剧《驯马记》描述的就是一位具有自己思想和个性的女性在社会和家人的责备下被丈夫驯化的过程。在舞蹈中编创者使用讽刺和滑稽的舞蹈语言表现这位"悍妇",用一种洒脱而尊重的舞蹈语言表现那位丈夫,并宣示顺从男人是女性的最大美德,并认为这表现了人类灵魂中真正女性的方面。

女权主义思想真正影响舞蹈这门特殊艺术的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女性观点。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镜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是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利机构。"

用女性视点看舞蹈及其所表现的意义,从女性的心理及思维去表现舞蹈,使一些舞者进行了有意识的创作。最早由玛莎.格雷姆创作的《悲歌》就是一个从女性心理和视角象征女性的经典作品。作为一种对女性悲哀的描绘,格雷姆的舞蹈表现是隐喻的。她突出了送做特征和女性的情感倾向,使观众了解到"紧身衣壳"带给女性的束缚,反抗并控诉男权思想和文化体系。

女性主义在内容上是对性别意识,对关于性别意识的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探索。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联系,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追求男女社会的地位平等。

如果说现代女性主义的口号是"男人是人,女人是人",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口号是"女人不仅是人,而且是女人"。这一时期主要强调女人个性化。这种思想也对中国女性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创作的高潮。舞蹈界出现了以舒巧为代表的舞蹈创作主体。主要创作《祥林嫂》、《胭脂扣》等一系列作品,虽然她没有将主要视角集中在女性问题上,但对于舞蹈而言,却启示了一种新思维方向:冲破传统文化艺术色彩,重新痊释作品,把女性最隐私的内心敞开来解读。创作者用自身独特的感受去展示他们对女性自身的不同体验。北京舞院王玫根据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创作的现代舞《雷和雨》重新痊释四凤和繁漪三个女性的情感世界,并以他们为主线展开.其中在繁漪的几段独舞中用跑动、静止、彷徨、旋转、跌倒等等一系列对比强烈的动作,表现繁漪对男权制度的不满,对自由、对爱情的渴望。在这之前也有关于《雷雨》的升毫亿舞蹈作品,但那些作品只着重于表现人物的关系和剧情的合理展现,而不是从人性给予表现。在《雷和雨》的舞剧中用女性主义视点,把他们作为人,作为女人提炼出来。从家庭、经历、爱情各个层面刻画着三位女性,使她们立体起来、丰富起来,从而展现女性完整的心理。

女权范文篇5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又过了2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于是感叹道:“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大异矣!”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彊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彊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彊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憮”。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奻[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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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刘向传》。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专政,常常导致“国家俱敝”。

[3]《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汉书·夏侯婴传》。

[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6]《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彊》。

[8]《汉书·东方朔传》。

[9]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白虎通·三纲六纪》。

[15]《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女权范文篇6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描写主体都是以男性为注脚,其作品笔下叙事中的女性亦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小说,如《上元灯》、《将军的头》、《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描写带有诗意的论调,但经常把传统的文化心理诉诸笔端。如《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文中认为石秀的行为是情欲和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性变态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尔会偷窥男性。对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认为西方生活方式属于“新潮”和“时髦”的代名词,同时也暗示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新潮”的生活。诚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在这个阴阳合一的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远古时代,女人属于天然被保护的对象,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生育,这犹如现代的男耕女织。但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将每个生活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统统地抛弃。波伏娃曾说过,宗教、诗歌等文艺形式中推演出来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因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届舞女,但其非常厌恶现实社会给予她的舞女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脱离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为如此,在男性视界中,女性时常成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总是习惯性地撅起嘴:“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其实,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其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中,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画男子的猎艳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诠释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构造的爱情神话中,女性在构建主人角色的同时,也赋予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关照。男性却在维持固有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女权符号的外化标签:异性互引的伦理界限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国文人都会将翩翩起舞的蝴蝶视为自由的象征。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梦还是《梁祝》中的化茧成蝶、比翼双飞,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性文化镜像中都清晰可鉴。不难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范式来研究性别的互引还比较鲜见。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欲一脉相承,情和欲的争辩也时常跨越时空的距离。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但是,在老的小说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施老通过妖妇的描写直入人心,给“妖妇”以平凡,从而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妖妇的本源意义。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灯》这两篇写得婉约优雅,隐约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灯》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记》里的陈小姐———曾经被林语堂大师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可爱的妙龄女子。施老作品《将军的头》中对“溪边的青春少女”,“凯旋而归的无头将军”,有点类似聊斋中对正义的内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伦理界限不仅在于性别的对等性,而且也在于对女性更多的期望与重视。波伏娃曾说过,男人使神话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书本中对“女妖”的认知与解读。《蝴蝶夫人》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与有着爱神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与和谐的象征。作为爱情指向的尤物,对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老宁愿将她夸张美化,使其变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号,于是凭着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为受众加以褒扬的另一半。这样一来,女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对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时时处处顶礼膜拜。在笔者看来,所谓神,在唯物世界里也仅仅是供人玩赏的翩翩蝴蝶标本。施老作品对蝴蝶的研究与对女性自由权利相互耦合,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妇“可敬”与“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妇为什么“可敬”与“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权作为一种符号来诠释,通过女权彰显出男女性别互引的伦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角色塑造与权利彰显

女权范文篇7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社会保障措施的立法必要性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原则。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庄严地载入《宪法》之中。《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第44条和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社会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和最高准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权益规定具体保护措施,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宪法》原则,从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将社会保障原则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

严格履行我国承诺的国际公约义务。早在**年联合国就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提出了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该公约自**年1月3日生效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我国也包括在内。该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国政府于**年9月29日批准参加该公约,该公约于**年9月3日生效。该公约第11条规定: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相同权利,特别是:……(e)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特别是在退休、失业、疾病、残疾和老年或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以及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f)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①既然我国已签署了上述国际公约并得到立法机关批准,就必须履行承诺的义务,采取包括立法行动在内的各种实际措施,保障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利。

充实丰富《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社会保障权利的原则规定。在**年该法制定之时,专家学者就提出应增加有关实现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但限于当时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条件,公布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针对妇女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做出详细、具体的立法规定,只是在第一章“总则”的第2条、第3条中原则性地规定了“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②经过10年的实践,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已经有条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妇女社会保障的原则规定加以充实和丰富,使《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容与该法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实现妇女权益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消除我国妇女享受社会保障利益的现实障碍。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1年2月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奠定了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该条例对劳动妇女在工作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作了相应的规定。此后,国家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扶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实现男女平等制度提供了一定条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了。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和制度创新③。这些成就,对我国妇女享受社会保障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妇女在享受保障方面的状况还是令人忧虑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日益增多,但涉及针对妇女特殊权益的社会保障立法却明显不足。第二,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具体实施方面仍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针对妇女特殊权益实现的保障措施难以落实。第三,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较窄,广大农村妇女还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给她们带来的诸多利益,如社会保险中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方面的利益。

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社会保障措施的立法模式及主要立法内容

(一)关于立法模式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实现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可以有两种立法模式:

第一种立法模式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各章中分别规定维护妇女权益的各类社会保障措施,例如,在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一章中规定对妇女生育权的生育保险措施;在妇女的“劳动权益”一章中规定对妇女的就业和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对妇女失业后给予适当的生活帮助;在妇女的“文化教育权益”一章中规定对妇女的教育措施。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是法律措施操作性强,不足之处是社会保障措施分散。

第二种立法模式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独立设置“社会保障措施”一章,较全面、系统地规定实现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这种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突出社会保障措施的鲜明特色,强化社会保障措施在实现妇女权益过程中的特有功能。笔者建议采用第二种立法模式。

(二)关于立法内容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实现妇女权益的保障措施,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在社会保险方面:

(1)《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明确规定:妇女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生产等情况下有权获得经济帮助和相应补偿。用人单位和妇女劳动者应当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按法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未按法律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妇女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强制用人单位限期缴纳。妇女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障金必须按照规定足额支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按规定发放社会保险金的,妇女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强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

(2)为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妇女劳动者建立补充商业保险。对为妇女劳动者建立补充商业保险的用人单位,国家适当减少该用人单位的税收数额。实现妇女权益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3)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过窄的现象,《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妇女劳动者无论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的职工,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职工,社会团体的专职工作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的雇佣劳动者,都应纳入社会保险的对象范围。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逐步为农村妇女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

(4)为解决某些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强迫妇女劳动者提前退休的问题,《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妇女劳动者办理退休手续。对违反国家规定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部门应宣布已办理的提前退休手续无效,并对有关用人单位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罚。

(5)为解决妇女劳动者患女性特殊生理疾病的医疗负担,《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规定:妇女劳动者基本医疗保障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为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中的必要的妇科用药,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

(6)针对失业保险条例中的缺陷,《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规定: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妇女劳动者因本人健康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又得不到岗位更换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失业保险金。待其恢复健康后,用人单位应按原劳动合同给予安排工作。对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妇女,当地的劳动保险部门应当对她们进行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费用从当地财政收入中支出。

(7)针对工伤保险法规定的缺陷,《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规定:妇女劳动者在发生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8条规定的情形而引起中止妊娠或失去生育能力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8)为鼓励用人单位为妇女劳动者建立生育保险,减少用人单位负担,针对生育保险法规中的不足,《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国家鼓励为妇女劳动者缴纳生育保险费,已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按照缴费数额的10倍,免征各种税金。

2.在对妇女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及社会互助制度方面:

(1)针对《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缺陷,《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无扶养能力的农村妇女在吃、穿、住、医等方面给予不低于当地村民一般生活水平的基本生活物质保障。对其中应当接受义务教育者,还应当为其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2)针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不足,妇女权益保险法》应当规定: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妇女,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基本生活物质保障。同时,还应为其中有劳动能力者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对患病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对未成年人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

(3)为保障残疾妇女的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还应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从地方财政收入中拨出专款用于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人的残疾妇女的救济和补助。

(4)针对社会互助领域的空白,《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建立社会互助基金会,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妇女提供物质生活帮助。对提供捐助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相应减免其缴税义务。实现妇女权益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3.在社会优抚安置方面:

(1)为保障军人配偶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不足,《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服兵役的现役军人家属应当提供不低于当地居民一般生活水平的物质保障。

女权范文篇8

关键词:妇女;国外经验;权益保护

一、相关概述

有关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可谓是常谈常新的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规定了每年的三月八日为妇女的节日,从此中国妇女有了自己的专属节日。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这个群体贡献了巨大力量,如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可现实中仍然有诸多损害妇女权益、婚姻关系的不利因素,需要进一步找寻问题所在,为更好保护妇女权益,并促进社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保护妇女权益的必要性和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妇女一词词典中的解释是泛指成年女性,《民法》规定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是从18周岁开始,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女性占48.73%,达到六亿多人,真正是“顶起了半边天”,在人口数量上妇女是经济建设、社会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实施者,毋庸讳言,女性不同于男性,如何保护妇女相关权益这个问题,是消除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全面发展的有利武器。在社会发展中婚姻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小细胞,细胞充满活力健康,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积极向上的,家庭幸福安康,国家才更加繁荣昌盛,如果细胞肌体出现问题,那么国家层面上也终会受到不利影响。其中涉及到妇女权益,如何处理好这是一个双赢的问题。(二)中国相关制度的变革和进程。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社会发展历史,形成自己民族的独有文化传承,随着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关于妇女权益的体现在世俗、宗法、律法之中的规定,大致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在短暂的母系社会,妇女占有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如今还从位于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摩梭人的独特婚姻方式所体现。由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以父权为主的时期,妇女群体几乎没有政治地位的体现,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妇女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人格权,事实上连自己的姓名权也会被剥夺或忽略。关于妇女权益和利益的规定多数是体现在家庭方面,从秦到清,妇女的地位由相对的平等到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状态,呈现越演越烈之势,最初是从汉朝起,儒家思想开始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贡献来自于西汉初时董仲舒,他是一位儒学大家,其提出规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从伦常到律法各方面进行推行,从而规范整个社会的行为。时间上面一直到唐宋期时妇女都还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妇女在经济上、婚姻生活上都有一定保障和自由,根据《史记》和《唐律疏议》等相关内容表述,妇女一般享有有限的继承权,未嫁与丧夫女子都拥有份额少于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宋代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在一些情况下仍有享有部分继承权;婚姻相对自由,唐律中亦规定了夫妻感情不好的“和离”制度,汉、宋朝亦有二婚妇女当上皇后的例子,对妇女管束严酷是从明时开始加强的,至清时到达了顶点,另外还有中国特有的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出”,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此指公婆);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妇女有这七种情况的,丈夫可以提出休妻,视为正当理由。三不出是指当妻子是以下三种情况:有所取(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丈夫不能提出休妻,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妇女权利是一种限制同时也相当于一种最低程度的保护。这是正式出现在《唐律》之中,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到民国初期,执行了上千年。(三)国外相关制度的做法。由于东西方文化、地域、宗教、气候等等各方面的差异,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妇女的权利与中国不同,但经济等原因的束缚,古代妇女的权益谈不上有多大的保护问题。近现代以来,对妇女的保护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家庭、人身各个方面,由于资本的发展和扩张,妇女不再只是男子的陪衬,西方国家的女性率先掀起了争取权利的“女权运动”,建立了维护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并且对其它国家的妇女维权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1981年联合国为保障妇女权利,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成为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国际法基础,英国公布了《同工同酬法》《性别歧视法》,美国公布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怀孕歧视法》,以保证妇女的平等就业、消除男女不平等起到积极作用。北欧国家经济发达,两性平等的意识是深入人心,各国相继有《男女工作平等法》《家庭法》的系列法律。改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20世纪,妇女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世界各地妇女担任要职重职已经成为常事,为了保障职场妇女权益,各国也纷纷出台相关法律和制度制裁职场歧视行为,其中包括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相关内容,德国是以出台相关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规范这种职场行为的,并为此施行的“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在人身方面,着力于对家庭暴力的规范处理问题,许多国家都设置了专门审理家庭暴力的法庭,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和庇护所制度以保证妇女的权益[1]。

二、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

(一)对妇女的权益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焕发出了活力与动力,与新中国同龄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中国妇联”,在其章程中开篇明义地说明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担负有组织引导、代表中国妇女参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同时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地履行大国义务,为全世界妇女儿童争取更多的权益。有以下的一些数据显示:2018年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孕产妇死亡率18.3/10万。中国孕产妇保健覆盖率比之以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中国排名第53位,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7.6岁,高于男性3岁。总体上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大大优于以前,政治权利方面: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只有12%[2],第十三届全国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组成中有多个选举单位女代表比例有呈现出普遍上升的趋势。但距离联合国确定的女性在权力机构中占比30%的目标,仍有差距。2019年中国女性就业率为49.08%,在亚洲国家中是居于首位,远高于日本、韩国等等发达国家。并明确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受教育的权利,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女童所占比重为46.7%,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重为46.5%,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重为50.8%。(二)婚姻家庭等制度的相关规定与实践。随着2011年10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中国已经形成一系列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中国特色法律制度,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并在时展,社会进步的情况下及时地在2005年对该法进行修改,为更好体现法律的作用,保护妇女的诸多权益,国家相应修改系列法律规章多达几十件,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从物权、人格、婚姻家庭各方面全面规范,充分体现时代的特征。联合国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为保护妇女权益提供助力,中国方面也是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数据显示:2014年法院依法严惩侵害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2019年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卖、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7万件。

三、有关完善对婚姻妇女权益保护的一些思考

(一)对于妇女权益的一些思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妇女地位与权益与传统相比,有了天壤之别,但一些方面,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应当给予妇联组织这一部门在其《章程》里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中设置更多可以量化的权利,将维权工作做到更具体更细致。另外,在《章程》第五条中,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的内容,应该细化着有一个可操作的流程,便于全面保护妇女儿童权益。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妇幼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如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西部是东部的2.3倍,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存在,这需要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撑解决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暂排名第100,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仍然存在有人数较小、决策层中比较边缘化、正职少副职多等等问题以待解决[3]。(二)对于婚姻制度方面的思考。在各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制建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1980年通过了新的《婚姻法》,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修订,对于热点、重点问题也进行了相关解释,笔者认为,基于男女天然性别上的不同,社会传统的影响等等因素,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首先是婚姻破裂后的相关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婚姻法》《民法》规定是不全面的,纵容了某些人有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很多在婚姻生活中造成了实际伤害的行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受到伤害一方是无法对此要求赔偿的,比如通奸、骗婚、婚外生子等等,比如对于婚姻外的“第三者”进行侵权追责等等问题,其次是对全职家庭妇女的权益的保护仍有不到之处,借鉴其它多国的相关制度,都有在经济收益、房产分割方面的对全职妇女的保护条款,日本、法国、德国都有配偶工资是直接打到女方账户,对离婚主妇还有抚养费的规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法律并未对离婚后给予配偶抚养做出具体规定,显然是对弱者一方的权益无法形成有效保护。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结语

近些年来,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对于民主政治权利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女性这个群体的重要作用也更加突现,另外结婚和离婚的数据刷新着大家的认识,家庭亦是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最小单位经营好,才能成就健康成熟的社会系统,只有意识到我们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还有不足,然后进一步的完善,才能充分体现妇女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贤华.国外保护家庭妇女权益的司法制度[J].公民与法,2012(3):53-54.

[2]何文校.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及现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女权范文篇9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

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

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

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⑧]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全区妇女犯罪较多的特点,决定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部门设立“妇女犯罪审控组”,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成立的首家以保护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为对象的专业化办案组。该办案组主要负责办理全区范围内妇女犯罪案件的批捕和起诉工作,同时办理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如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拐卖妇女等案件。该办案组成员均为女性。为使该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制定了《办理妇女犯罪案件规程》,规定了办理该类案件的主体、程序和特殊保护措施,明确了“结合妇女特点,灵活运用法律,教育、预防为主,惩戒、保护并用”的工作方针。此种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女权范文篇10

一、基本情况

自《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我县不断加大维护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工作力度。一方面从宣传入手,利用“3·8”妇女维权周、“11·25”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12·4”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加大对农村妇女维权宣传,增强妇女维权意识。另一方面从执行入手,建立健全维权机构,截止目前,全县先后成立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家庭纠纷调解站、110家暴报警服务中心和妇女维权合议庭,年均帮助农村妇女解决实际困难60余起。一系列措施的执行取得了明显效果,侵害农村妇女权益的现象得到了一定遏制,农村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医疗、财产、婚姻家庭等权益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一是农村妇女参政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在今年第十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全县女性进村“两委”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村民委员会中有妇女成员的村达到了100%。全县333个行政村,共有352名女性进入村“两委”,比换届前的60名增加了486.7%。其中,担任村书记的女性有9名,比换届前的5名增加了80%;担任村主任的女性有10名,比换届前的4名增加了150%;担任村党支部委员的女性有108名,比换届前的33名增加了227.2%;担任村委委员的女性有328名,比换届前的47名增加了697.9%;村主任、书记一人兼女性有7名,村“两委”委员一人兼女性有101名。

二是农村适龄女童失学辍学现象明显减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逐渐缩小,女童的受教育环境不断改善。根据《2012年垦利县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达到100%,小学辍学率为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9.73%,其中女童为99.69%,女童辍学率仅占0.31%。“家庭经济困难”和“自己不愿意上”是目前造成适龄女童失学的两个主要原因,性别歧视因素的影响已很小。

三是农村妇女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提高。城市医疗组织机构志愿定时定点的为农村妇女提供义诊和体检。妇联系统与卫生系统联合免费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普及卫生保健知识,增强农村妇女的自我保健能力。自2012年6月起,我县全面推行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截止2011年9月,共检查农村妇女38901名,查出宫颈癌癌前病变32例,乳腺癌15例,为农村妇女健康保驾护航。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迅猛,农村妇女受益匪浅。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100%,实现了在镇街卫生院、县城或城市正规医院生育小孩的目标。

四是农村妇女在婚姻关系的的地位显著改善。目前农村妇女的婚姻多为自主婚姻,农民的婚姻关系比较稳定。2012年10月,县妇联面向全县发放了150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财产管理方面,有60%的农村妇女表示会通过外出打工等形式增加收入,有80%的农村妇女表示是由本人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在管理家庭支出,农村妇女在家庭中拥有了更多的家庭财产管理权。

五是农村妇女维权意识不断增强。《2012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结果显示,随着法制宣传教育的不断深入,分别有81%的农村妇女、88%的男性农民知道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妇女还表现出了维权意识提高的特点,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直接找他说理”的行为方式比例最高,有51%的农村妇女采取这种维权方式。其次,26%的农村妇女采取“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的方式。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农村妇女已经对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听说过”、“很了解”、“接受过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的农村妇女达77%。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女委员自身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农村女委员绝大多数担任“助手”角色,服从安排工作的多,主动思考、积极作为工作的少。如在村“两委”会上,女干部能主动承担打扫卫生、烧水倒水等后勤服务,但对于决策内容,女委员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征求她们意见时,多数女委员都表示没有想法和意见,主动放弃参与决策的权利。部分女委员进入角色较慢,工作中缺乏经验,方式单一,缺乏果断性,不敢负责、不敢创新、不敢实践,特别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相比男性,有些时候反应不够快速、决策不够果断、处置不够妥善,造成工作被动。村“两委”女委员参加培训机会较少,除了“两委”主职女干部外,其他的“两委”委员很难有接受各种学习培训、外出观摩的机会。

二是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现象仍然存在。两年来,县妇联受理的农村妇女上访案件中,家庭暴力占86%。这类案件隐蔽性强,化解和处罚难度大,施暴人难以受到法律的严惩,虽然妇联、公安、司法、法院等单位全力介入遏制家庭暴力,但一些受害妇女顾及脸面和家庭子女,在报警后又要求公安机关不予处罚,一旦公安机关坚决依法处罚,受害妇女便纠缠,造成执法机关进退两难。有的农村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没有保留证据,不利于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还有一些农村妇女因收入偏低,经济不能独立,在面临家庭暴力等问题时,忍气吞声,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是农村妇女婚姻家庭、财产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不容忽视。农村妇女在涉及家庭纠纷、离婚中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费方面的权益受侵害的现象较普遍,离婚妇女无住房、生活困难等问题比较突出,对妇女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些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以政策或村规民约等形式将农村出嫁女排除在集体财产收益分配之外,严重侵害出嫁女在土地承包、征地补偿、林权分配等方面的权益,多数妇女没有为此提起诉讼进行维权,为数不多的维权诉讼案件,也因为法官认识和维稳需要导致妇女权益无法保障,妇女财产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三、意见建议

一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优化尊重和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社会环境。农村妇女活跃在农业第一线,不但挑起了发展生产的重任,而且在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应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妇女和女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将这一工作摆上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位置。一方面,通过举办电视专栏、普法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妇女维权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各界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水平,使全社会形成人人保护妇女、人人尊重妇女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利用文化大院、远程教育,组织农村妇女学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她们的学法用法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农村妇女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