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制范文10篇

农业税制范文篇1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已开始大声呼吁取消农业税和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发表了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孙东升的文章《论农业税的取消》。孙东升的观点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农业税应该取消，只是现在还不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过程”，要形成“取消农业税的几个必要条件”。为了向决策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况，笔者以一个基层实践者的身份，也谈谈尽快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并与孙东升商榷。

一、税费剖析

所谓现行农业税体制，我把它作了一个概括：在农村依据耕地、户头或人口、劳力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征收的以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为主体的税费体系。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的税。二是付给上级行政事业单位或部门使用的费，如水电费，血吸虫病防治集资等。三是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性集资，有些是乡镇自己支出的，有些是上交县级有关事业单位或部门的，即所谓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民办交通。四是村社区内的公用事业费用支出，即所谓“三项提留”，如公积金、公益金、行管费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乡镇政府统收的其他费用，如畜禽防疫费以及其他一些债务等。

（一）税的部分

当前在农村对农民和农村企业征收的税共有15种之多，包括农业税、特产税、牲猪屠宰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等。其中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牲猪屠宰税。这三项税要占乡整个税收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把其他税种也摊进了农民负担。

农业税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征收的，到现在已有43年，中国农村的情况在23年以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条例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改革，是农村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之一。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农业税的纳税人主体，主要是合作社（后来是生产队）。对农业税征收的执法主体，在第二十三条中规定得并不明确，实际上是由（后来的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改革以后，集体组织变成了千家万户，纳税人由集体组织的法人变成了千万个自然人，这样收税的成本成倍地增加，仅由税务部门已无法完成税收计划，只好交乡镇人民政府收。乡镇人民政府也因农业税的存在而变成了向农民收钱的政府！

农业特产税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而是农业税的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开始单独对农业土特产品征税。它所规定的纳税品种，在农业税《条例》中已基本包括。它和上述农业税的区别主要在于耕地与非耕地，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无法做到这样的区别，因而乡镇就只好将上级下达的税收指标摊到农户，形成了耕地上的重复征税。

屠宰税更是玄乎。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屠宰税暂行条例》，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下放到地方管理。屠宰税应是屠宰牲畜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但在纳税的过程中却演变成委托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又演变成由农户饲养户，最后变成向农户摊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但农业税制度却没有改。1992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农业税等税收的征收管理“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九十条却规定，农业税等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而这个办法到现在也没有制定出台。人民法院在受理农业税等涉农税费诉讼案件时，没有法律可以依照，只好不予受理。这就是说农业税的征收管理，过去没有依照《税收征管法》征收，现在是等待“另行制定”办法，是“无法”，而全国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却仍然还在这种无法可依的环境下为国家创造税收！

（二）费的部分

根据2001年的执行情况，在从农户直接收取的费有如下部分：

1．水电费。在其他省没有这项费。湖北省由于防洪排涝的费用支出过大，地方政府无力全部承担这项费用，因而随农业税摊派到农民头上，征收以后上交到县水利部门，其征收的额度是农业税的一半，俗称“公粮水费”。

2．“五项统筹”。主要是留在乡镇一级用的相当于税收性质的公益性事业集资和政府性集资。在湖北省有这样几项：（1）计划生育费。（2）教育附加费。（3）民政优怃费。（4）民办交能费。（5）民兵训练费。这些征收后有的是本级政府用，有的还要交到上级有关单位使用，如上交县武装部的民兵训练费。另外，由于湖北省是血吸虫病疫区，为了筹集血吸虫病防治资金，在“三提五统”之外，省政府又下文按耕地面积摊派了“血防集资”，上交到县血防办公室使用。

3．“三项提留”。主要用于村一级的资金包括：（1）公益金。（2）公积金。（3）行政管理费。

4．共同生产费。主要用于村和乡镇的生产性费用，如集体泵站排灌费用等。

5．畜禽防疫费。农户的畜禽安全也是一件大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防疫法》，农户畜禽要实行强制防疫。但防疫是要经费的，乡镇兽医站是自谋生计的单位，既没有主动防疫的动力，也没有自己防疫的能力，因而湖北省也将畜禽防疫费纳入乡镇统筹，交兽医站进行防疫。

6．其他款项。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还款，改造低产田世界银行贷款水利项目的还款等，这些都要摊到农户。

199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与劳务管理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等进行了规定，并在第十六条对征收主体进行了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民政府组织收取”。但是这个文件却没有像《税收征管法》那样对征收程序进行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税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而及时作出配套改革，使得本不该充当执法主体征收税费的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已而开展的农村税费的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无序可循。因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对抗状态愈来愈严峻。现在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保留了农业税，只是把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总量减少了，即所谓“除费并税”式改革，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税制的框框，只能是一种减轻农民负担的过渡性措施。

二、现行农业税制弊端

1．现行农业税制不符合按收入纳税的现代税制原则。它不管你是否有收入都要纳税。它是以耕地数量、每亩的常年产量和价格计算税额的。孙先生的文章说农业税“只有在农产品出售时才收取”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税额负担计算出来以后，纳税人有不有收入都要纳税。这对当前我国已经加入WTO，已经处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是极不公平的。目前我国至少还有7亿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农民全年的纯收入为2300多元，每个月不到200元。我们向月收入不到200元的这么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征税，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即使基层再无法运转了而去征农业税，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2．现行农业税制是农村其他杂派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农民负担是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的总称。在整个负担中，国家的农业税、特产税等，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农业税却是农民负担中最能说服农民交纳的，农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交纳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种田完粮，买卖当行”。农村其它的各项费用却是搭着农业税这辆大车，随着农业税一起下达并一起征收的，农业税如果增加一点，其他费有可能增加二点，甚至增加的更多。农民只知道是农业税，并不知道“二税”、“三税”是什么，有多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

3．对农业税的征收过程无法约束和监督。农村税费主要是依靠村级组织征收的，即使税费改革以后，只要还向千家万户小农征税，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改变，税改以后农民负担只是“量”的减少，村一级仍然可以用收取“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乱收，而对这种多摊乱收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监督和约束，仅靠体制内的行政强制事倍功半。村一级在行政体制之外，行政处分对村一级的约束并不见效。村一级和乡镇是两口锅吃饭，村级首先要看自己的锅里有不有米。所以，村里一方面打着征收“皇粮国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滥派，另一方面把钱收起来以后，在向乡里交纳税费时又讨价还价，截留克扣。

4．农业税征收主体无法明确，征收程序无法规范，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因为农业税的征收对象是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税的征收如果仅靠税务部门是难以征到的，必须借助基层政府的权威和力量。这可能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没有规定农业税征收主体的原因。农村的其他费用，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管理条例》对征收的主体规定的很明确，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但是却没有规定征收程序。这是因为对千家万户小农是无法按程序理顺的，只能用行政强制性命令。收税是靠“税收征管法”来约束的，征收农村税费，法律没有作这样的规定。所以每到大综农产品收获之际，基层政府包括村一级干部会全力出动，向千万户小农去征收税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征收与反征收的对抗格局就形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相互致伤致死的恶性案件就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并且这些事件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是秋粮登场的七、八、九月所谓“秋征”时节。所以，农业税的征收是农村社会的动乱之源！

5．征收农业税使基层干部行为过激、违纪违法而有恃无恐。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因此县乡两级政府为了完成税费入库，对下级在征收税费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就抱着一种容忍的态度和原谅的态度，这就使乡村两级干部在税费的征收过程中违法违纪而有恃无恐。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各地处理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来证明：没有哪一起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不是在媒体暴光、上级加压，甚至是省、中央的领导追究之下才处分当事人的。没有哪一个县、哪一个乡是自己发现了问题而处分当事人的。这就不难怪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依然如故了！

6．农业税的征收还给农村干部的腐败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因为收钱的面大、量大，人人都可收钱，人人手里就有钱，乱花滥用，用完了就去做假证明，有的乡村干部还从农户手中收钱后不开收据，或者打白水条子，将从农户中收起来的钱化为已有。另外，在税费征收中的时期，如夏征、早稻旺征时，乡里对干部征收追进度，催得紧。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在农户收的钱有缺口时，就四处去借高利贷，能够有钱借出来的，也一般都是干部或者是干部的亲朋好友。借钱完税，其结果，一方面是村里要承担利息增加负担，另一方面，有的干部也从利息中获利。

7．农业税的征收，是乡镇行政人员不断增加和膨胀的制度性因素。我们现在总是埋怨乡镇人员庞大，吃皇粮的多了，但要把千万个小农手里的钱收起来，人少了行吗？现在乡镇的工作主要就是征收税费，平时感觉人多了没事可做，但一到征收时节，干部实行包村包户，又感到人手不够，还到处向其他单位抽掉人员，组织小分队、突击队等等。现在的税费改革配套措施中把精简人员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如果还是有向农户收钱的任务，把人减了，钱又怎么收得上来呢？有的说，交给财政税务部门去收，难道财政税务部门的人不需要发工资？他们的人少了收得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要向农民收钱，就要增加人员，而人员增加了，又要增加支出而增加农民的负担。

8．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地阻碍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实际上是要求从基层开始，比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是由于要征收税费，乡镇对村民直接选出的当家人是不放心的，他们担心选出来的这个人不能向上负责，保证完成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所以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乡镇是一定要干预的。

9．农业税的征收是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村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明显，平均摊派的税费一下来，对富裕的户算不得什么，但对困难的户就难以完成。但农业税费上交是不能有缺口的，税费的征收却是有缺口的。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就借债来完成，所谓“垫税”，这就形成了乡村两级的债务黑洞。

农业税制范文篇2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已开始大声呼吁取消农业税和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发表了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孙东升的文章《论农业税的取消》。孙东升的观点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农业税应该取消，只是现在还不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过程”，要形成“取消农业税的几个必要条件”。为了向决策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况，笔者以一个基层实践者的身份，也谈谈尽快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并与孙东升商榷。

一、税费剖析

所谓现行农业税体制，我把它作了一个概括：在农村依据耕地、户头或人口、劳力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征收的以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为主体的税费体系。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的税。二是付给上级行政事业单位或部门使用的费，如水电费，血吸虫病防治集资等。三是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性集资，有些是乡镇自己支出的，有些是上交县级有关事业单位或部门的，即所谓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民办交通。四是村社区内的公用事业费用支出，即所谓“三项提留”，如公积金、公益金、行管费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乡镇政府统收的其他费用，如畜禽防疫费以及其他一些债务等。

（一）税的部分

当前在农村对农民和农村企业征收的税共有15种之多，包括农业税、特产税、牲猪屠宰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等。其中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牲猪屠宰税。这三项税要占乡整个税收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把其他税种也摊进了农民负担。

农业税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征收的，到现在已有43年，中国农村的情况在23年以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条例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改革，是农村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之一。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农业税的纳税人主体，主要是合作社（后来是生产队）。对农业税征收的执法主体，在第二十三条中规定得并不明确，实际上是由（后来的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改革以后，集体组织变成了千家万户，纳税人由集体组织的法人变成了千万个自然人，这样收税的成本成倍地增加，仅由税务部门已无法完成税收计划，只好交乡镇人民政府收。乡镇人民政府也因农业税的存在而变成了向农民收钱的政府！

农业特产税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而是农业税的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开始单独对农业土特产品征税。它所规定的纳税品种，在农业税《条例》中已基本包括。它和上述农业税的区别主要在于耕地与非耕地，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无法做到这样的区别，因而乡镇就只好将上级下达的税收指标摊到农户，形成了耕地上的重复征税。

屠宰税更是玄乎。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屠宰税暂行条例》，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下放到地方管理。屠宰税应是屠宰牲畜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但在纳税的过程中却演变成委托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又演变成由农户饲养户，最后变成向农户摊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但农业税制度却没有改。1992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农业税等税收的征收管理“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九十条却规定，农业税等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而这个办法到现在也没有制定出台。人民法院在受理农业税等涉农税费诉讼案件时，没有法律可以依照，只好不予受理。这就是说农业税的征收管理，过去没有依照《税收征管法》征收，现在是等待“另行制定”办法，是“无法”，而全国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却仍然还在这种无法可依的环境下为国家创造税收！

（二）费的部分

根据2001年的执行情况，在从农户直接收取的费有如下部分：

1．水电费。在其他省没有这项费。湖北省由于防洪排涝的费用支出过大，地方政府无力全部承担这项费用，因而随农业税摊派到农民头上，征收以后上交到县水利部门，其征收的额度是农业税的一半，俗称“公粮水费”。

2．“五项统筹”。主要是留在乡镇一级用的相当于税收性质的公益性事业集资和政府性集资。在湖北省有这样几项：（1）计划生育费。（2）教育附加费。（3）民政优怃费。（4）民办交能费。（5）民兵训练费。这些征收后有的是本级政府用，有的还要交到上级有关单位使用，如上交县武装部的民兵训练费。另外，由于湖北省是血吸虫病疫区，为了筹集血吸虫病防治资金，在“三提五统”之外，省政府又下文按耕地面积摊派了“血防集资”，上交到县血防办公室使用。

3．“三项提留”。主要用于村一级的资金包括：（1）公益金。（2）公积金。（3）行政管理费。

4．共同生产费。主要用于村和乡镇的生产性费用，如集体泵站排灌费用等。

5．畜禽防疫费。农户的畜禽安全也是一件大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防疫法》，农户畜禽要实行强制防疫。但防疫是要经费的，乡镇兽医站是自谋生计的单位，既没有主动防疫的动力，也没有自己防疫的能力，因而湖北省也将畜禽防疫费纳入乡镇统筹，交兽医站进行防疫。

6．其他款项。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还款，改造低产田世界银行贷款水利项目的还款等，这些都要摊到农户。

199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与劳务管理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等进行了规定，并在第十六条对征收主体进行了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民政府组织收取”。但是这个文件却没有像《税收征管法》那样对征收程序进行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税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而及时作出配套改革，使得本不该充当执法主体征收税费的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已而开展的农村税费的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无序可循。因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对抗状态愈来愈严峻。现在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保留了农业税，只是把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总量减少了，即所谓“除费并税”式改革，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税制的框框，只能是一种减轻农民负担的过渡性措施。

二、现行农业税制弊端

1．现行农业税制不符合按收入纳税的现代税制原则。它不管你是否有收入都要纳税。它是以耕地数量、每亩的常年产量和价格计算税额的。孙先生的文章说农业税“只有在农产品出售时才收取”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税额负担计算出来以后，纳税人有不有收入都要纳税。这对当前我国已经加入WTO，已经处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是极不公平的。目前我国至少还有7亿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农民全年的纯收入为2300多元，每个月不到200元。我们向月收入不到200元的这么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征税，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即使基层再无法运转了而去征农业税，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2．现行农业税制是农村其他杂派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农民负担是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的总称。在整个负担中，国家的农业税、特产税等，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农业税却是农民负担中最能说服农民交纳的，农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交纳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种田完粮，买卖当行”。农村其它的各项费用却是搭着农业税这辆大车，随着农业税一起下达并一起征收的，农业税如果增加一点，其他费有可能增加二点，甚至增加的更多。农民只知道是农业税，并不知道“二税”、“三税”是什么，有多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

3．对农业税的征收过程无法约束和监督。农村税费主要是依靠村级组织征收的，即使税费改革以后，只要还向千家万户小农征税，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改变，税改以后农民负担只是“量”的减少，村一级仍然可以用收取“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乱收，而对这种多摊乱收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监督和约束，仅靠体制内的行政强制事倍功半。村一级在行政体制之外，行政处分对村一级的约束并不见效。村一级和乡镇是两口锅吃饭，村级首先要看自己的锅里有不有米。所以，村里一方面打着征收“皇粮国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滥派，另一方面把钱收起来以后，在向乡里交纳税费时又讨价还价，截留克扣。

4．农业税征收主体无法明确，征收程序无法规范，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因为农业税的征收对象是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税的征收如果仅靠税务部门是难以征到的，必须借助基层政府的权威和力量。这可能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没有规定农业税征收主体的原因。农村的其他费用，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管理条例》对征收的主体规定的很明确，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但是却没有规定征收程序。这是因为对千家万户小农是无法按程序理顺的，只能用行政强制性命令。收税是靠“税收征管法”来约束的，征收农村税费，法律没有作这样的规定。所以每到大综农产品收获之际，基层政府包括村一级干部会全力出动，向千万户小农去征收税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征收与反征收的对抗格局就形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相互致伤致死的恶性案件就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并且这些事件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是秋粮登场的七、八、九月所谓“秋征”时节。所以，农业税的征收是农村社会的动乱之源！

5．征收农业税使基层干部行为过激、违纪违法而有恃无恐。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因此县乡两级政府为了完成税费入库，对下级在征收税费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就抱着一种容忍的态度和原谅的态度，这就使乡村两级干部在税费的征收过程中违法违纪而有恃无恐。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各地处理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来证明：没有哪一起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不是在媒体暴光、上级加压，甚至是省、中央的领导追究之下才处分当事人的。没有哪一个县、哪一个乡是自己发现了问题而处分当事人的。这就不难怪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依然如故了！

6．农业税的征收还给农村干部的腐败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因为收钱的面大、量大，人人都可收钱，人人手里就有钱，乱花滥用，用完了就去做假证明，有的乡村干部还从农户手中收钱后不开收据，或者打白水条子，将从农户中收起来的钱化为已有。另外，在税费征收中的时期，如夏征、早稻旺征时，乡里对干部征收追进度，催得紧。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在农户收的钱有缺口时，就四处去借高利贷，能够有钱借出来的，也一般都是干部或者是干部的亲朋好友。借钱完税，其结果，一方面是村里要承担利息增加负担，另一方面，有的干部也从利息中获利。

7．农业税的征收，是乡镇行政人员不断增加和膨胀的制度性因素。我们现在总是埋怨乡镇人员庞大，吃皇粮的多了，但要把千万个小农手里的钱收起来，人少了行吗？现在乡镇的工作主要就是征收税费，平时感觉人多了没事可做，但一到征收时节，干部实行包村包户，又感到人手不够，还到处向其他单位抽掉人员，组织小分队、突击队等等。现在的税费改革配套措施中把精简人员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如果还是有向农户收钱的任务，把人减了，钱又怎么收得上来呢？有的说，交给财政税务部门去收，难道财政税务部门的人不需要发工资？他们的人少了收得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要向农民收钱，就要增加人员，而人员增加了，又要增加支出而增加农民的负担。

8．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地阻碍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实际上是要求从基层开始，比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是由于要征收税费，乡镇对村民直接选出的当家人是不放心的，他们担心选出来的这个人不能向上负责，保证完成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所以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乡镇是一定要干预的。

9．农业税的征收是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村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明显，平均摊派的税费一下来，对富裕的户算不得什么，但对困难的户就难以完成。但农业税费上交是不能有缺口的，税费的征收却是有缺口的。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就借债来完成，所谓“垫税”，这就形成了乡村两级的债务黑洞。

农业税制范文篇3

在法国，农业税制并没有设置成独立的税种，而是散布在各个相关的税种中，涉及农业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

1.法国实行大范围的增值税

在法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即所有法国境内有偿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都应当缴纳增值税。纳税人相应地包括从事上述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即包括自然资源采掘企业、制造加工企业、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建筑企业、提供劳务的企业、同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企业和部分农场主。课税对象是从事采掘业、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税率共有四种：基本税率17.6%；低税率7%；高税率33.3%和“零”税率。农产品主要按基本税率或低税率计征。免税规定包括：一是彻底免税，即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二是一般免税项目，主要包括某些农产品的销售、特定旧物的贩卖、有价证券的交易等等。对于免税环节，一般都确定在商品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环节上。课征方法有：税款扣除法；核定征收法；简化的据实征收法；据实申报的征收方法。农业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于每年应缴增值税税额低于3500法郎的免征增值税，农业纳税人年收入在30万法郎以下的免征增值税，但也可以自行选择缴纳增值税。因为农民生产要购买机器、肥料、种子等，这些都包含增值税。农民如选择按增值税办法的缴纳就可以扣除这部分税款。城里的商人喜欢到实行增值税办法的农民那里去购买东西，这样税款可以扣除。

2.包含农业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

在法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一切自然人和特定的法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为纳税人的净所得总额，应税所得总额包括下述各项净所得之和：工商业利润、地产收益、农业收益、工资所得、特定公司成员的报酬、自由职业所得、流动资本收益等。其中，农业收益为自耕农、分成农、佃耕农以及农场主经营所获的农业所得、山林所得以及培育树苗、蘑菇、养蜂、饲养家禽、养殖（鱼、牡蛎等）所得。农业收益应税所得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一是协商征税，即由税务部门根据每个经营种类历年的总收益，减去必要费用，协商决定每单位平均收益，再按照每公顷平均收益额乘以经营面积计算出应税所得；二是据实征税，即在征税年度中，就总收入减去经营上必要费用及折旧费后的实际收益征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见下表：

课税所得额级距税率%

0-256100

25610-5038010.5

50380-8867024

88670-14358033

143580-23362043

233620-28810048

288100以上50

法国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税额的计算是按家庭系数来确定的。所谓家庭系数制是法国于1954年实行的一种按总所得征税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按家庭成员的系数划分为若干份，每份纳税义务乘以系数就是该家庭应纳税额。家庭系数确定的一般原则是：大人为1，小孩为0.5。但根据各人的状况不同，也有所不同。家庭系数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

法国个人所得税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纳税两种课征方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法，比如：农业应税所得由税务检查人员决定，农业纳税人每年定期向税务检查官提出记载被雇人和助手的人数、支付的报酬、使用车辆情况等情况的申报表，检查官据此决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纳税人按期交纳税款。

3.对农业有优惠的公司所得税

在法国，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中，农业纳税人主要有：各种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公共团体、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征税对象为各公司和法人的应税毛所得减去费用后的余额。如工商业利润、经营农田、林地获得的收入等。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33%，并实行完全估算制，不论是估算分红利润还是保留利润都适用。但对公共团体和其它各种团体的农林业收益按24%的减轻税率征税。公司所得税只对在法国国内经营的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征收。而农业合作信贷银行、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组织的收益，免征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实行预交制，纳税人须按上年度税金总额的90%作为本年度预交公司所得税税额，分四次预交。

我国农业税制的借鉴

随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正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税制改革，既要从现实出发，又不能局限于既有现实；既要考虑产业特点，又不能脱离国民经济整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改革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取消相互脱节的农业各税，将其分别并入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资源税中，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体税，消费税、资源税与之相配套的双主体税制体系。具体说：

1.实施大范围的增值税并以消费税与之配套调节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额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农业部门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全部销售额减去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纳税人为农林特产的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林特产品税中的农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课征，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土特产品先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调节，比如：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烟叶等；改革后税负显著下降的产品，如毛茶等；贵重或非生活必需品，如海参、鲍鱼、干贝、燕窝等等。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对农业投入物实行免税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某些农产品的销售，年增值额在一定限额以下的，在零售环节免税。实行核定征收法，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农业部门的流转额同样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既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又便于农业生产者扣除购买农机、化肥、农药种子时已交增值税，还便于工商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时取得合法的扣税凭证，以利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2.开征农业所得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开征较为规范的农业所得税。课税对象为农业收益和地产收益即纳税人来自农业部门的全部净所得以及其他所得，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把各项净所得综合计税，应税所得按农业实际收入扣除生产成本、费用，再加以必要的政策调整后确定。纳税人为所有在农业部门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的确定应着重考虑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农民的负担能力、调节功能发挥等因素，对个人以一定时期内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免征额，实行累进幅度较缓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农业企业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课税方法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征税两种办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办法即纳税人提供有关所得资料，由税务人员核定应税所得。该税可并入统一所得税制，作为相对独立的计征项目。

对农业部门的所得额，开征统一的所得税，既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对农村纳税人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进行调节，减轻偷漏税现象，缓解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3.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土地使用税，归入资源税类。税制设计可遵循“农业用地的总税负低于非农用地的总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的原则进行。土地使用税的课税对象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利用的行为，其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计税土地面积全部依据土地详查的结果。纳税人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和利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对将农业用地或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均一次性课征土地使用税，其税率应比现在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非农业用地实行税负为重的原则，以4-5倍的幅度提高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针对土地使用者从土地上因肥力和位置不同而获得的级差收益，应制定相应的差别税率对农业用地进行课税。对从事山地、荒地、滩涂等开发性生产的项目，可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收；对贫困地区、劣等耕地或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绝收的应该减免税收；对达到征税条件，超过免税期限的新垦和复垦耕地，及时调整农业税收任务。

开征土地使用税，可以保护极度稀缺的耕地资源，控制滥占、滥用土地的行为；还可以调节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级差收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调节土地使用行为，促使土地使用者合理、节约使用土地。

总之，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税制体系与工商税收体系相一致，既有利于我国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又有利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还有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促进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法国财政制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农业税制范文篇4

三、政策建议

人们担心的是，乡镇有这么多人要吃饭，需要这么大的支出，农业税及其他税费又是乡镇“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取消了农业税，必然会导致“乡镇一级财政难以运转”。所以孙东升文章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也许是决策者下不了决心取消农业税的缘故。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乡镇的实际，也只是人云亦云。要知道乡镇在取消了农业税以后是否能够运转，一是要看农业税收起来之后作了哪些用途，二是要看这些用途是否得当。鉴于此，笔者建议：尽快取消现行农业税制，政府不再向农民收钱。

1．改农业税为耕地使用税。耕地使用税可以归类到财产税中。现在税费改革试点中，媒体宣传说，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加起来每亩不超过100元。笔者工作的乡、村的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为每亩80．24元，还有每亩田15元排水费和人均15元村内公益性事业集资，农业综合开发还款等，一亩田仍然要达到130元甚至更多，对比一亩田的农业收人来看，广义的税率仍然高达25％以上。如果将农业税改为具有租金性质的耕地使用税，根据土地收益情况确定税额，如果每亩征税绝对额在30元以下，税率可真正控制在7％以下。这样改的好处，一是容易操作，简单易行，不易反弹；二是税率降低，征收的难度变小；三是农民负担确实可以减轻，农村矛盾会缓解。

2．取消乡镇财政。有很多人呼吁要撤销乡镇政府。取消乡财政的好处是可以确立乡镇敛财和进入两种约束机制。一是乡镇政府敛财的机制。过去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为什么样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增加农民负担？是因为他们有必须要支出的项目不得已而为之，县乡分灶吃饭，一旦锅里没有“米”了的时候，乡镇就会去找农民收，其实这也是农民负担为什么总是减不下来的根源。二是乡镇进入的机制。乡镇本来就是一级不完全政府，因为乡镇所有的人事权都在县一级，不论是行政干部也好，还是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好，管人的权限都在县里的主管机关。但县里管人却不管发工资，工资由乡镇发，县里不仅不承担发工资的责任，而且在乡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县里还要到乡镇督办。这是乡镇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取消乡镇财政以后，今后谁进入由谁承担工资。没有工资来源了，谁还能进入？取消乡镇财政以后，县里根据乡镇应有的人员和实际工作范围来核定支出，县乡一家，也不存在县里克扣乡镇经费的现象了。取消乡镇财政实际上是从制度上为农民负担不再反弹提供了保证。

3．政社分治。这是回答废除农业税以后，乡镇运转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要实现这个目的，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是实现“乡村自治”。乡村自治的好处是：乡村自己的事自己做，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管又管不好，农民总以为政府把他们的钱收去挥霍了，对基层干部意见大，这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矛盾尖锐的原因之一。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办法由政府去全面动员向农民收取税费，不仅乡村自治搞不好，就是当前推行了的税费改革也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但是，乡村有许多事又要做，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又有限，这就是“政社分治”要解决的问题。

“政社分治”，是指政府拿钱做政府的事，农民拿钱做社区的事。这就要区分哪些是政府应做的事，哪些是社区应做的事。这个区分可用法律形式界定，也可由政府一方和社区一方谈判确定。大致上，如教育、行政管理、计划生育、民政优怃等，应由政府出钱；道路修建、生产费用、村级行管费用和农村五保户、特困户的供养等应由社区出资。

农业税制范文篇5

一、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必须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第一，单独设置的农业税，本质上是一种地租，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或者是对商品流转额征收，或者是对生产经营净所得征收，或者是对企业和居民拥有的财产征收。我国的农业税既不是商品税（流转税），也不是所得税或财产税。它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用地，以常年计税产量为依据，不论农产品商品率如何，不论农业生产效益如何，只要用地，都必须缴“税”。农业税计税过程中，不扣除生产成本和农民自食口粮，连农业简单再生产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种农业税制虽然在建国以后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起，曾为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国民经济进入客观上要求工农业平行发展、逐渐以工补农的阶段时，继续维持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不仅直接妨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二，农民作为生产者，其税收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工商业者，也大大超出其负担能力，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从间接税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统一规定最高为8.4%，如果换算为进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农产品的增值税率，那么它比一般工业商品的增值税率最多高出8.56个百分点。另外，在城镇，增值税纳税人达不到起征点（销售额2000～5000元/月）的，不用缴纳增值税，以此标准来衡量，一般家庭联产承包户根本达不到增值税起征点。从直接税角度看，如果对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扣除其生产成本，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应税所得；如果从个人所得税角度看，绝大多数农民根本达不到800元/月的免征额，不应该缴纳所得税。

第三，征收农业税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制约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由于我国农业税不属于规范的商品劳务税，对进口的国外农产品，国家除征收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为l3%）以外，无法再征收相当于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负的某种形式的进口环节税收；对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国家除给予农产品增值税退税（最高可退13%，实际上尚未退足）外，无法将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款退还给农民。这样，在农产品进出口税收制度上，打击了本已脆弱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农业发达国家纷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而我国目前对农业的支持总量水平很低的背景下，农业税这种“不补反取”的性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现行农产品增值税制度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现行增值税制规定，一般货物增值税税率为I7%，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3%，如果农产品加工后按工业品出售，即使在本环节没有实现增值，即原价进原价出，也会额外缴纳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再加上有的企业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原料时，根本就没有发票作为进项抵扣，因而连13%的进项抵扣也不能实现。这就造成农产品加工业的税负高于一般工业品加工业，从而制约了“订单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生产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高附加值化经营，不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最终损害的是农民的利益。

第五，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单独开征农业税经济效率低下。从全国来看，2002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正税合计420亿元，加上附加总计为494亿元。全国负责农业税收征收的人员总计29.2万人，人均征收农业税及附加16.9万元。2002年全国农业税灾歉减免与社会减免共计52.98亿元。农业税收征收的全部成本，假定按每年人均2万元计算，全国合计为58.4亿元，农业税收征收成本比率高达13.24%.

第六，农业税征收事实上成为基层政权机构向农民收钱的“载体”。一些基层政权机构借合法收税之名行非法收费之实，引发了众多涉农恶性案件，损害了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之所以存在所谓“黄宗羲定律”隐忧，就是因为现行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是“只减负担未转机制”。机制转变固然反映在若干方面，而在税制上，没有废除农业税这个载体显得尤为突出。虽然说，调整机构职能，精简机构冗员，改革管理体制，是治本之策，但是，革除这一“载体”，从制度上杜绝非法借用税收的名义，亦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保留或变相保留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在农业税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2%左右），农业税就应该彻底废除。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取消农业税后，还应另外开征某种形式的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如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以替代农业税。

所谓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是对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农用土地面积、分别土地等级、规定不同的税额而征收的税种。其纳税人为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其征收对象就是农用土地，其税率采取级差定额分档税率，平均税负为农用地年均生产收入的2%，按年实行从量货币征收，继续实行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的做法。

与现行的农业税制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在实质上与农业税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大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农业税，本质还是一种地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的目标。

第一，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跳出城乡二元税制格局的窠臼。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仍然是一种针对农民单独设置的、游离于国家整体税制之外的税种，开征这一税种，仍然秉承对农民土地课税的陈旧理念，没有贯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及财产征税的原则。

第二，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考虑中国农村的基本现实。中国农业人口众多，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1.99亩。这一份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全面覆盖农民的情况下，还是维系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生命保障线。对农民课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有可能破坏这一生命保障线，从根本上损害农村社会稳定以至全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三，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符合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现行农业税一样，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是规范的商品税，国家既不能对进口农产品征这种税，也不能对出口农产品退这种税，这将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成本过高，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管理方式与现行农业税的征收管理方式几无二致。按照这一思路，现行负责全国农业税征收的近30万人的队伍仍需继续保留，征收成本仍居高不下；现行农业税先征收再减免的运行机制仍然不变，农业税减免款被随意截留挪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广大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仍无法建立。

第五，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铲除“搭税收合法便车，向农民非法收费”的机制。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无论是计算土地面积、划分土地等级，还是确定级差税额，都将强化基层政权机构在征税事务中的地位，不利于改善干群关系，不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三、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必须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1.关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

对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这句老话，有些同志将其理解成，单独对农民开征的农业税自古有之；这种“自古有之”的含义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描述，而且隐指与这种“自古有之”的农业税以及与之类似的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是有历史和理论依据的。对此，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层面加以辨析。

第一个层面，是就广义的税收而言的。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税就是国家税收的主体，承担着为政府筹集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职能。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言的“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虽然具体所指的就是农业税，但是其实际的含义是整体的“税收”，其阐明的道理是政府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不能没有税收作为物质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仅就农业税而言的。如果说，“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中的“税”是仅指农业税，那么这个说法就值得推敲。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税收亦有其不同的形式。在农业社会，对人头征税、对土地征税自然是税收的主导形式，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征税就成为税收的主导形式。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为以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体之后，税收的主导形式还将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单独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最近的如阿根廷）相继取消农业税的内在原因。

2.关于废除农业税后“农民处于无税状态”

不同意彻底废除农业税的同志认为，不对农民单独开征农业税或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农民就会“处于一种无税状态”。据此认为，城镇居民要给国家纳税，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不给国家纳税，似乎也不公平。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前中国农民税负结构的事实情况。

首先就是农业税（牧业税）。在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的综合税率最高达8.4%，与历朝历代税负水平相比，也是很高的。

其次是各种流转税。农民在缴纳农业税之外，作为工业消费品的消费者，一直都是流转税的纳税人。通俗地说，农民在买台电视机、买包香烟的时候，就已经向国家缴纳了增值税和消费税。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1467.62元，其中仅“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和“其他商品”几项消费现金支出中所含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即为38.96元，据此，全国乡村总人口78241万人，即通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向国家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304.83亿元。再次是利息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银行储户，也同样向国家缴纳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这种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分钱都没有用到农民头上，全部用于城镇居民的失业保障。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国家社会保障的农民，在为城镇居民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作贡献。

最后是隐性税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组织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与农产品收购商、农业投入品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出售价格往往较低，农业投入品（如种子、化肥、薄膜、农机、农药、农业技术服务等）价格往往又较高，农民因此承担了部分本应由交易对方承担的税负。农民承担这种隐性税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职能在相关领域不到位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即使农民不缴农业税，农民实际上仍然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相当的税收，这是由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财政管理体制以及市场环境决定的。

3.关于在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农业税制范文篇6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1]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广大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也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2]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

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3]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4]

三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5]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6]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7]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8]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9]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10]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体制，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用和基金的做法；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11]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12]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虽然本文看似重在探讨“农业税制”，好像与“农业税制立法”之题不太相称，但法制本就是法律与制度的总称。[13]制度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法制的核心问题是依法办事，[14]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又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15]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国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2]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3]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第33页。

[4]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第38页。

[5]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6]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9]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0]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1]参见戴海先：《略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问题》，《税收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28页。

[12]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

务报》1997年4月25日。

[13]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84页。

农业税制范文篇7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

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4]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8]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9]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11]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礁慕笆樟⒎ㄌ逯疲丛谧菹蛐ЯΥ邮艄叵瞪弦侠怼⑹识然种醒胗氲胤剿笆樟⒎ㄈㄏ蓿谌舾上薅ㄌ跫赂秤璧胤娇餍滤爸值娜Γ梢愿谋淠壳靶矶嗟胤揭蛭蘅餍滤爸值娜Χ湎嗟乜饕恍┚哂兴笆招灾视胱饔玫姆延煤突鸬淖龇ǎ辉诤嵯蛐鞣峙涔叵岛土⒎ㄐ问椒矫妫侠砘秩赜胄姓刂涞乃笆樟⒎ㄈㄏ蕖？[12]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2001年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第90条规定：“…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税收征管法》对农业税征收的规定还是很不够的。

[2]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3]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4]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

[5]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6]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9]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0]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12]参见戴海先：《略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问题》，《税收经济研究》199

6年第7期。

农业税制范文篇8

一、现行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1.农业税征收制度与实际严重脱节

在纳税人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自留地的农民早已成为历史，实际上农业税纳税人已不再是税法规定的具体纳税义务人了；在税率方面，平均税率和纳税人适用税率与我国1958年颁布实施的农业税率已经相差甚远，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减免优待方面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已面目全非；在农业税征收方面，折征代金和实物征收并行造成负担不公。

2.农业税征收基础变化很大其表现在：(1)计税田亩。我国农村土地面积情况很复杂，再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工业用地、滩涂改造等多种原因，有税无地、有

地无税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农田地亩是农业税的征收基础，农田地亩不清，农业税根本无法征收得清楚明白。(2)按常产计税。常产的含义与高估常产在实际操作中已是两码事。因此，农业税已起不到鼓励增产的作用。

3.农业税的地位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农业各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50年的39％、1951年的29％、1952年的28％降至1978年的5.5％、1988年的3.1％，再到2001年的不足3％。不仅如此，农业税的征收已经不再是粮食生产和农村农民向城市居民、工人提供粮食的主要调节手段。

除上述问题外，更为严峻的是现行农业税已成为乱收费的载体。各种附着于农业税的税外收费，名目繁多，使农民负担加重。这方面笔者难以提供准确的数据，仅从2000年安徽全省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当年取得的成就来看：(1)全省征收的农业两税及附加，比改革前的农业两税、乡统筹、村提留减少了23.6％，加上取消的屠宰税、农村教育集资，农民总的负担下降了31％；(2)农民人均负担从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3)农民人均“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负担由29个减少到20个；(4)省政府取消了各种行政性收费、集资、摊派和达标项目50多种。由此可见，农业税负担只是农民负担的一小部分，更有乡统筹、村提留、集资、摊派、基金等数不清的税外收费项目，还有所谓的“两工”负担。据有关资料透露，全国农民的农业各税负担一年仅三四百亿元，可税外收费等负担高于税收负担三倍多，一年达1200多亿元。所以，现行农业税似乎成了乱收费的载体。

二、我国农业税制应该怎么改

用现代税制取代传统税制，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为主体，所以，农业税依然有着生命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税这一农业社会的伴生物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目前，正在兴起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不适应性。

第二，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从而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农业生产力，在政治上还有增强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拥护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彻底改革的农业税制作基础，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产业相互渗透，甚至相互交叉，传统社会的产业分工被取代，产业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工农商联合体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的粘连。这样，那种按产业、按部门设置税种的传统做法，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过去，工商业有工商业税，农业自然也有农业税。现在工商业界限已模糊，“工商业税”作为一个税种已被取消。自然，农业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税收制度是什么？显然就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收益税，以及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复税制体系。主张用现代市场经济税制取代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对农业不课税，而是主张用增值税、所得税等取代农业税，实现农业税的彻底改革。

三、国外的农业税收制度值得借鉴

世界各国对农业、农民的税收制度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专门针对农业、农民课征的农业税税种，国外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对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实行统一的税制，不专门设置农业税。

2.对农业、农民比对其他行业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3.把对农民、农业的课税纳入现代市场经济税制体系，即纳入增值税、所得税等课税制度中。

农业税制范文篇9

在法国，农业税制并没有设置成独立的税种，而是散布在各个相关的税种中，涉及农业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

1.法国实行大范围的增值税

在法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即所有法国境内有偿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都应当缴纳增值税。纳税人相应地包括从事上述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即包括自然资源采掘企业、制造加工企业、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建筑企业、提供劳务的企业、同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企业和部分农场主。课税对象是从事采掘业、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税率共有四种：基本税率17.6%；低税率7%；高税率33.3%和“零”税率。农产品主要按基本税率或低税率计征。免税规定包括：一是彻底免税，即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二是一般免税项目，主要包括某些农产品的销售、特定旧物的贩卖、有价证券的交易等等。对于免税环节，一般都确定在商品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环节上。课征方法有：税款扣除法；核定征收法；简化的据实征收法；据实申报的征收方法。农业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于每年应缴增值税税额低于3500法郎的免征增值税，农业纳税人年收入在30万法郎以下的免征增值税，但也可以自行选择缴纳增值税。因为农民生产要购买机器、肥料、种子等，这些都包含增值税。农民如选择按增值税办法的缴纳就可以扣除这部分税款。城里的商人喜欢到实行增值税办法的农民那里去购买东西，这样税款可以扣除。

2.包含农业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

在法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一切自然人和特定的法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为纳税人的净所得总额，应税所得总额包括下述各项净所得之和：工商业利润、地产收益、农业收益、工资所得、特定公司成员的报酬、自由职业所得、流动资本收益等。其中，农业收益为自耕农、分成农、佃耕农以及农场主经营所获的农业所得、山林所得以及培育树苗、蘑菇、养蜂、饲养家禽、养殖（鱼、牡蛎等）所得。农业收益应税所得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一是协商征税，即由税务部门根据每个经营种类历年的总收益，减去必要费用，协商决定每单位平均收益，再按照每公顷平均收益额乘以经营面积计算出应税所得；二是据实征税，即在征税年度中，就总收入减去经营上必要费用及折旧费后的实际收益征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见下表：

课税所得额级距税率%

0-256100

25610-5038010.5

50380-8867024

88670-14358033

143580-23362043

233620-28810048

288100以上50

法国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税额的计算是按家庭系数来确定的。所谓家庭系数制是法国于1954年实行的一种按总所得征税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按家庭成员的系数划分为若干份，每份纳税义务乘以系数就是该家庭应纳税额。家庭系数确定的一般原则是：大人为1，小孩为0.5。但根据各人的状况不同，也有所不同。家庭系数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

法国个人所得税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纳税两种课征方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法，比如：农业应税所得由税务检查人员决定，农业纳税人每年定期向税务检查官提出记载被雇人和助手的人数、支付的报酬、使用车辆情况等情况的申报表，检查官据此决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纳税人按期交纳税款。

3.对农业有优惠的公司所得税

在法国，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中，农业纳税人主要有：各种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公共团体、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征税对象为各公司和法人的应税毛所得减去费用后的余额。如工商业利润、经营农田、林地获得的收入等。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33%，并实行完全估算制，不论是估算分红利润还是保留利润都适用。但对公共团体和其它各种团体的农林业收益按24%的减轻税率征税。公司所得税只对在法国国内经营的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征收。而农业合作信贷银行、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组织的收益，免征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实行预交制，纳税人须按上年度税金总额的90%作为本年度预交公司所得税税额，分四次预交。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国农业税制的借鉴

随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正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税制改革，既要从现实出发，又不能局限于既有现实；既要考虑产业特点，又不能脱离国民经济整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改革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取消相互脱节的农业各税，将其分别并入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资源税中，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体税，消费税、资源税与之相配套的双主体税制体系。具体说：

1.实施大范围的增值税并以消费税与之配套调节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额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农业部门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全部销售额减去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纳税人为农林特产的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林特产品税中的农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课征，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土特产品先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调节，比如：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烟叶等；改革后税负显著下降的产品，如毛茶等；贵重或非生活必需品，如海参、鲍鱼、干贝、燕窝等等。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对农业投入物实行免税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某些农产品的销售，年增值额在一定限额以下的，在零售环节免税。实行核定征收法，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农业部门的流转额同样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既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又便于农业生产者扣除购买农机、化肥、农药种子时已交增值税，还便于工商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时取得合法的扣税凭证，以利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2.开征农业所得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开征较为规范的农业所得税。课税对象为农业收益和地产收益即纳税人来自农业部门的全部净所得以及其他所得，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把各项净所得综合计税，应税所得按农业实际收入扣除生产成本、费用，再加以必要的政策调整后确定。纳税人为所有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的确定应着重考虑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农民的负担能力、调节功能发挥等因素，对个人以一定时期内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免征额，实行累进幅度较缓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农业企业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课税方法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征税两种办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办法即纳税人提供有关所得资料，由税务人员核定应税所得。该税可并入统一所得税制，作为相对独立的计征项目。

对农业部门的所得额，开征统一的所得税，既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对农村纳税人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进行调节，减轻偷漏税现象，缓解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3.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土地使用税，归入资源税类。税制设计可遵循“农业用地的总税负低于非农用地的总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的原则进行。土地使用税的课税对象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利用的行为，其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计税土地面积全部依据土地详查的结果。纳税人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和利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对将农业用地或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均一次性课征土地使用税，其税率应比现在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非农业用地实行税负为重的原则，以4-5倍的幅度提高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针对土地使用者从土地上因肥力和位置不同而获得的级差收益，应制定相应的差别税率对农业用地进行课税。对从事山地、荒地、滩涂等开发性生产的项目，可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收；对贫困地区、劣等耕地或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绝收的应该减免税收；对达到征税条件，超过免税期限的新垦和复垦耕地，及时调整农业税收任务。

农业税制范文篇10

一、我国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1]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4]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8]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9]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注释」

[1]2001年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第90条规定：“…农业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税收征管法》对农业税征收的规定还是很不够的。

[2]有关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观点，参见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61页、第1720－1723页、第1745－1747页。

[3]赵复蔚：《改革现行农业税制的意见》，载乌杰主编：《中国经济文库·税收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4]黄健儿：《现行台湾农业税赋之演变及检讨》，《台湾经济》1995年第4期。

[5]唐仁健：《农业税赋制度改革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6]农民的负担还包括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断扩大而使农民承受的“隐性负担”。

[7]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

[8]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