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思想范文10篇

农业思想范文篇1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教育模式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模式上，刘瑞龙通过加强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者的紧密结合，以此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刘瑞龙多次强调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要服务农业生产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学习了生产技术，反而不从事生产，害怕劳动，只愿搞科学研究、考博士、当专家，不愿到农村参加劳动、指导生产，不去做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者，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假如科学不为我国生产发展贡献力量，试问人民要科学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来服务的。在教育方式上，刘瑞龙十分关注以实践为本位的教育方式，他指出：“要使学生不仅有基本科学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不仅要读好书本，做好室内试验，而且要深入田间，通过生产实习，把课堂讲授、实验研究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使他们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就从目的和方式上确立了“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农业职业教育以农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农业教育模式。

二、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如何使这种互动向互利双赢的方向转换，其中，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所具有的职业教育性与现代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确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我们不难发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注重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和区域化，在遵循我国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原则和方向下，应该根据本地区、本校实际，制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单一地就教育而论教育，而是把整个农业教育放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全局中去把握，在发挥农业教育服务农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和突出区域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当展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而新型农民培养的重要基地则是各类农业职业院校，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必须面向农村，以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为目的，搭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平台，实现学校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

2.从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出发，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来调整专业设置

目前，“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已进入了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来开发课程，调整专业设置，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方面应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吸取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有益经验，他认为，“为生产各部门培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但必须注意到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只能在一门专业中当状元，而对其他方面缺乏必要的常识，要想有效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困难的。”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一方面，可以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出发，设置一些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短线”专业，动态地培养社会紧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有些专业设置可以与职业资格证书联系起来，学生学完某门课程体系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从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还必须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长线”专业，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发展的整体性以及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如开设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村家政服务以及小型农场管理等相关专业，从而使专业设置符合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3.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刘瑞龙指出：“农业生产，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工作，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是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为此，在农业院校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贯彻教育、生产、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方针”。由此可见，刘瑞龙早年对农业教育模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就有所思考并付诸实践。今天，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我们更应该要求有条件的农业高职院校实施以学建产、以研兴产、以产促学的产学研模式。首先，建立自己校内的农业生产基地，将现实的农业生产环境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先做后讲或边做边讲的教学方式；其次，要加强校企合作的步伐，注重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加大对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从生产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最后，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为出发点，将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使学校对农业生产需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农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可以适当聘请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进行实践教学，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源，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从而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

农业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所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论述，为我国农业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今天回顾和整理邓小平的年代的农业思想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1958年的“”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如何恢复农业生产是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题。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及解决市场问题。

(一)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主题。农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邓小平立足于国情，始终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业发展的主题。邓小平认为农业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践中，应该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认为，首先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各种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让农民的个人利益和生产的结果挂起钩来，通过包工包产到组、包工包产到户或实行“大包干”，即包干到户这种形式。但具体以哪种形式好，他认为要以是否符合群众的愿望来决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指出，农业生产就要像打仗一样，我们之所以能打败，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此外，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其次，邓小平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还需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城市人口多，挤走了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恢复起来较困难。二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好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他认为，现在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大队一级只要设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农民也可以缓过气来，而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二)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是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的支援，“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要任务”。他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高了，农村就会稳定，整个社会就会稳定，所以为农业服务，是中国工业的重大任务。另外他还从当时国情出发，强调支援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不能减弱，他认为，农业机械，过去搞了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没有解决好；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灌溉效益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工业方面要着重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以减轻农业的负担，如建维尼纶厂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棉花供应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市场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通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市场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或自由市场。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有三大好处：“首先是可以增加群众收入，方便群众生活；第二是群众收入增加了，也可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第三，可以稳定物价，安定人心，也会产生很好的政治影响。”他主张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他认为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二、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的主要特征

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很丰富，综观他的农业思想，主要有下面两个特征：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长期实践中，邓小平从“实事”中“求”来许多办法，如在如何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发挥他们潜力时，他指出：“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如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关系问题上，他指出，城市人口多了，农民的口粮就会被挤走，农民就要从自己的手中拿出更多的粮食，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更困难，他举了一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城市多1000万人，就要增加粮食40亿斤，多2000万人，就是80亿斤，多3000万人，就是120亿斤。120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30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300多个县，所以他认为要恢复农业生产，要调动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就需要减少城市人口等，这些主张都是切合当时实际的，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转(二)心系群众，尊重群众。邓小平一生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心系群众、尊重群众，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在用调整生产关系来解决农业问题时，他始终坚持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群众的愿望来决定，他主张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当时对于“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种做法阻力很大，但是在各种关系的调整中由于它最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受群众欢迎，所以邓小平还是支持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种生产关系形式的；在制定农村相关政策时，他一再强调要充分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不要轻易实行全国“一刀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多打点粮食，能够多吃一点。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实践工作中时刻心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

三、学习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

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是邓小平农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首先要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切实为农民群众谋福利。农民群众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体，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尊重群众、切实为农民群众谋福利，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建设。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尊重群众，增强群众观点，倾听群众呼声，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尊重群众是当前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前提，广大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在基层工作中的位置，在工作中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志和权利，要听得进农民群众的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因为正是有了不同意见、不同要求，才能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在科学决策中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另外，事实也证明，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只有尊重群众，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才能理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真正确立自己的领导威信。

农业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陈云农业发展现实意义

陈云整个思想理论体系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坚决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农业则是陈云农业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长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并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制定了许多今天看来仍具有先进性的建议和政策。在新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就是敢于挣脱既有成说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发展中国农业的表现之一。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强调或证明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真正起到发展农业的目的。因此，陈云进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所以，尽管“”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经过短短几年就恢复了元气并飞速发展。当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中国农业确实先天不足，而后天又营养不良等原因，陈云在农业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上，一向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应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陈云并未因此而轻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应以市场调节为辅，而且强调市场调节的比例应逐步扩大。这些观点和提法虽然与我们现在的提法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农业发展的理论探索

陈云是我党的一位卓有声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战斗在经济工作战线上，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摸索、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窠臼和外国现成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到农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陈云农业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这也是和陈云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娴熟了解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就必须确立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否则，农业就会扯工业的后腿。因为陈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它方面才会好转”.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的后腿。”因忽视农业基础地位客观性而导致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挫折从反面证明了陈云“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重要性、正确性。仅从陈云对国民经济的两次大调整就可以看出，陈云农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安排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建设发展.:

陈云农业思想的落脚点：为人民群众谋福利。陈云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安排、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放在首位。这就是陈云思想的人民性、群众性。早在战争年代，他就认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如果不去关心农民生活，不为农民利益去斗争，甚至里农民的痛痒于不顾，要发动广大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革命战争是很困难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因此，陈云一贯坚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P.348）当我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时，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2](P.201)重积累，轻消费，重基本建设而轻生活的作法是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在“吃饭”和“建设”关系问题上所奉行的原则。对此，陈云反复强调，生产与建设不能离开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基本点，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该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生产。

陈云农业思想的主线：一切从农业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贯穿在陈云思想的所有方面，成为其中的一条主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总是强调要注重国情。指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建国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1980年12月陈云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2](P.253)各项工作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国情，否则就会走弯路。

陈云农业思想的创新点：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市场调节作补充。外界的印象认为陈云是坚定的计划派，因为陈云是5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确立者之一，似乎与市场调节沾不上边。其实不然，早在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怀疑与挑战，在许多方面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之先河。陈云是最早将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正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提出，才会有后来的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进而彻底冲破把计划与市场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樊篱。因此，陈云在这方面的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对近十几年来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自然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陈云对农业发展的实践举措

陈云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而且更是一位执著的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执行者、实干家。在长期的财经工作实践中，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仅从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紧要关头，为把我国经济从危局中扭转过来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中就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陈云根据当时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经济上的重点恢复首要的是农业的恢复，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实行，解放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赋税，发放农业贷款，疏导供销，推广农业技术等的政策措施。在陈云的力主下，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批资金用于水利建设。由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的制定及实行，我国的农业恢复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建设进入正常轨道奠定了重要的物资基础。

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建国初期，伴随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进行，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供求之间出现了紧张的矛盾。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施“一五”计划，陈云首倡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落后的保守的传统农业跟不上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建设的步伐。陈云制定此策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陈云认真负贵、殚精竭虑，力图使它真正达到稳妥的程度。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国农业极端落后、工业化刚刚起步、粮食等供应不足的困难情况下，实行这一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别无选择惟一可取的抉择。

“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在三年恢复时期的1951年，陈云就考虑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从1951年酝酿，到1955年公布执行，共编制了5次，其中有4次是在陈云亲自主持下编制的。“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无可置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农业也十分重视。表现在，强调农业是基础，要注意强本固基，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在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上，农业也必须占一定份额并且其比例要逐步增加；尽量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工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排挤农业，而是更应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缺一不可。这从陈云“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能够表现出来.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会改变，况且农业紧密牵扯到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3](P.1)因此，如何正确而妥善地解决“三农”难题，对于能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能否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陈云农业思想的真正目的和现实意义所在。

陈云农业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国农业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一系列新的难题。如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耕地锐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投入减少，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农民负担沉重，生产积极性严重下降。所以，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3](P.2)这就要求:：

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农业，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的实践表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阻；粮食上不去，社会就会失去稳定。大力发展农业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的要求，也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需要。要确实调整国民投入和分配格局，在投入和分配政策上向农业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坚决摒弃和反对“口号农业”，即明则重视实则忽视甚至歧视的错误做法。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支持和保护农业，真正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政策。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必须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并且把发展多种经营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粮食需求量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1/4。如果粮食一旦出了问题，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必须抓好粮食生产，保证粮食能自给或基本自给。在这个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摆脱传统落后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模式，适应当代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江总书记指出:“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建设是一项有革命性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4]乡镇企业的兴旺发达以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1995年，从事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力1.26亿人，占农村总劳力的23.7%，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占75%，乡镇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47%。在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方，农民收入70-80%来自乡镇企业。[5]可见，只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才能多渠道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的富裕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巨额资金，弥补“以工补农”，“以工支农”的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农民收入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是保护农村生产力，保持农村稳定的大事。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近年来，农民负担“一重二乱”，主要表现在：农村税收增长过快，重复征税，过度征税、错征税收问题较为严重;农民提留统筹费负担增幅较大，承担的“两工”数额过多;各种集资性摊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长过猛，“三乱”久治不顺，甚至边治边乱；农民负担日趋隐性化、复杂化，农村税费收取的不规范现象较为盛行。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已经影响到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因为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的背景下，增加农民负担的负面影响更大，往往成为农村引发恶性事件的导火索。因此，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已是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对此，江总书记明确指出:“减轻还是加强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4]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来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是人口基数庞大，已接近13亿。庞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二是资源相对短缺。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加上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加剧了资源短缺。特别是水资源紧张状况尤其突出。三是生态环境恶化。突出表现是荒漠化，沙化面积扩大和水土流失严重。四是环境污染严重。7大水系中，1/3以上的河段水质不能达到使用功能要求。各大淡水湖泊均为中度污染。大气污染、酸雨成灾，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因此，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注重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只有真正贯彻上述措施，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无疑，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和难题，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内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陈云提出的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思想，其指导精神对今天我国的农业仍然是适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全国人民为实现农业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关键时刻，重温陈云的农业思想，结合当前实际，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继续坚定不移抓好农业[N].人民日报，1996-7-15.

农业思想范文篇4

吸收和创新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思想。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农业化学》一书，他在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化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李比希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顾土地肥力所能承受程度，不惜一切手段对土地肆意利用。这样一来，带来严重后果就是土地的荒芜、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农民的流离失所。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城乡分离，社会阶级矛盾的严重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营制度造成了土地贫瘠的一个根源。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给土地环境的污染，而有机的营养成分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这是农业土地贫瘠的又一根源。最终得出结论，单靠农业化学和土壤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农业危机，解决土壤贫瘠的问题只有在原则基础上合理农业。李比希所说的合理农业更多停留在对资源循环利用的认识层面。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人与动物的排泄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循环系统，使粪便中的营养成分重新回归土地，从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养分。在制度层面，李比希并没有提出构建农业发展制度框架，更多是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但是把农业土地肥力得不到合理的回归，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掠夺性的耕作，这些思想却是现代生态农业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深受李比希农业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农业发展理论方面又有所超越。这在于马克思注重批判理论的构建，提出资本主义农业“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不仅存在于自然系统中，而且还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自然系统具有独特性，它是独立与人类活动自然循环，又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特殊代谢，它实质上受制于人类物质交换的特定机制。如土壤营养元素的补充，氮、磷、钾等物质相互循环，带来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结果，保证了整个农业系统正常运转，从而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所以说：“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给劳动者提供了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了活动场所。”［2］马克思还用此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的交往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是通过积累来实现的。积累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主观目标和马达动力”。［3］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扩张是通过竞争和资本的积累、集中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从而影响了生态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概念，但是在他们对农业思想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保护农业自然环境、维持土地肥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较为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第一，生态农业技术维度———生态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生态农业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农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对土壤的改良，农作物的生产，农产品的增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在于农业化学和机械技术的进步。在谈到土壤肥力的时候，马克思说：“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4］这些化学和机械的方法，实际是指利用自然循环的原理改造生态农业技术。在当时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认识条件限制，生态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物理学和农艺学等科学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土壤结构和各种元素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利用土地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提高，土地的效能和适用耕种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土地的好坏标准也是随着生态技术提高不断改变。“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了好地了。”［5］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主要指生态农业技术，马克思认为农业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对土壤的利用率，扩大土壤的基本用途，提高土地的基本效率。第二，生态农业环境维度———持续发展。在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所以人们对保护土壤肥力、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意识还很淡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有关农业思想论述中，对不合理农业生产方式危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作了详述。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谈到土地利用的情况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马克思认为“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土地的受益者，要想保持从土地中长久地获取利益，就必须从长远的眼光来利用和保护土地。这是站在一位“家长”的角度，认为只有保护土地、珍惜利用土地、改良土地，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在以后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危害生态环境短视现象做了进一步揭露。在小亚细亚等地，由于森林的大肆砍伐，结果带来是“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7］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马克思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他告诫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在谈到人类进步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人类社会每进一大步都是与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分不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要真正理解规律必须“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9］因为只有把握了自然界内部发展规律和人类农业生产活动规律，才能正确处理人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的持续发展。第三，生态农业组织维度———集约化经营。小农经济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生产交往形式方面也存在不足，它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仅与自然交往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专业的分工，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导致居民之间、村与村、省与省之间，成为缺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个体。马克思以法国作为例子，把法国的农民形容“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0］这深刻地揭示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与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技术手段的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这有效地整合了农业发展资源，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另外，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又离不开规模化的农业，它要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从而达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目的。“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1］第四，生态农业消费维度———绿色环保。人类用的所有食品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农作物，农作物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健康的消费制度对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他们看到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变质食品，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同情。

工人喝的各种饮料，原料中充满了各种掺假、伪劣的东西，有的不仅是变质的，还有的是有毒的，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会产生巨大的危害。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往往具有隐蔽性，但对人身体的伤害却是长期的，产品的质量从表面上很难辨别真假。如“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12］这种劣质的食品和简陋的生活条件对工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是巨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只能靠吃大量劣质、有毒的食品来维持生命。这些劣质的食品往往很难消化，不仅在工人当中存在，而且在孩子之间也普遍存在，这样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一旦疾病开始流行起来，就会迅速地在社会上蔓延。所以马克思说，“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13］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活饮食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深切注意到食品安全对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些思想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关注，暗含着对健康消费的生态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特点

我们如果重新审视他们的生态思想，就可以看出思想背后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第一，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民性，这是由他们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决定的。马克思学说从创立自己的学说之日起，就旗帜鲜明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为全人类的幸福谋利益，在如何发展农业方面，深深地体现了对人类利益的关注。关于农业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农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能够世世代代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同时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幸福。在对农业组织形式上，马克思认为农业发展的前提必须从所有制方面实现对整个农业的完全占有。“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职责是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公有。”［14］马克思恩格斯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认识和分析农业发展的出发点，深深地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的深厚情感。

第二，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批判性根源于时代特征。在资产阶级处于长期统治的形势下，广大从事农业劳动者深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还不适合通过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生态农业思想的论述，而且这种论述从反思视角，运用批判的方式和话语来剖析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压迫给农民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最大限度获得利润，这种目的促使农业资本家从土地和农业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尽可能多价值，有时会铤而走险。这样不仅会损害农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而且往往是破坏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在农业技术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劳动者本身素质的进步，相反是对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伤害。“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技术进步，都不合适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5］在农业组织形式方面，马克思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有效的农业发展形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将消除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制度根源，有力的改变农民的地位，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将会带来农业发展的制度性变革。“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到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16］

第三，科学性。科学性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深刻把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知识进步，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异彩纷呈。自然科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对土壤化学和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认识到土壤中元素与农作物生长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一些科学家开始思考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德国化学家李比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土壤贫瘠的重要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吸收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的基础上，揭示了物质变换理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这种认识不仅为我们从自然生态环境视角来认识农业发展提供了思路，而且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农业问题。从人类社会农业发展阶段看，人类自然活动和社会活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物质能量的相互变换”。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观、历史观、生态观三方面实现了内在统一，把科学规律和现实人文关怀的融为一体。这为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认识和分析人类环境危机和社会内在矛盾等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农业思想范文篇5

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

莫尔不与时政合流的政治活动和对理想社会探求的科学态度，是那个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莫尔放弃显赫的政治地位，以死与英王抗争，如果不解读《乌托邦》所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无法找到答案；如果不分析《乌托邦》中的农业思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空想与科学的真正含义。

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仅仅是借用了莫尔的“乌托邦”一词，认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著作，因而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都视作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进行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以人来划分空想与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也极大的妨碍了我们对四百多年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求实的分析。因此，当我们对莫尔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莫尔是一个空想者，也不使用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乌托邦》一书中。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译音，原出希腊文oo（无）和topos（处所），按希腊字的原意，“乌托邦”就是“没有的地方”。

《乌托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未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的描写。

《乌托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莫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理性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不仅仅是莫尔一人。《乌托邦》在当时欧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它的第二部分。它详尽地阐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包括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一切财产公有的经济制度；按需分配的劳动制度。莫尔在规划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同时，也为我们构画出一种全新形态的天国农业生活，我们称之为“农业乌托邦”。

1、乌托邦没有以农为业的农村。在莫尔看来，城市是乌托邦的政治中心。在乌托邦首都亚马乌罗提设有元老院，它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的三名年高而阅历深的人组成。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商讨全岛事务的分工，编造各城市的预算，调配各城市物质供应的过剩与不足。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

因此，乌托邦的农村是临时的生产单位。它由若干个农场组成，备有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1]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将回到城市，因而这里不存在城市中的政治生活。

乌托邦农村的人员是流动的，它由年长者进行管理。全体乌托邦“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2]

2、乌托邦实行有计划的农业。由于乌托邦不存在以农为业的农村，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每个城市和它的城郊究竟需要多少粮食，他们虽已估定，并且估定得正确，但他们却种了比需要更多的谷物，养了比需要更多的牲畜，这就可以把剩余的送给邻近的人民。”[3]“在元老会议上，一听说某处某种产品太多，某处某种产品奇缺，马上就在甲乙两地以盈济虚，调剂一下。乌托邦人彼此互通有无，毫不计较报酬。他们决不因为接济了某一城市，而对该城有所需要，相反地，他们一旦感到什么缺乏，也可以无补偿地从其他城市得到接济。这样，整个乌托邦岛就好像一个大家庭。”[4]

由于生产是有计划的，是直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产品不是商品，因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交换也就不存在，货币也随之而废除。莫尔指出：“农村里缺乏的必需用品，可以毫不费事地向当地政府申请后从城市领取，无须用物品交换”。[5]而对外贸易中保留的商品交换与货币也主要是为了进行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至于乌托邦所需的各项农产品一般由自己的农村生产。

在乌托邦，不论农业或手工业的生产劳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也就铲除了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着的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因此，乌托邦人每天只要劳动六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把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组织共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这是莫尔的理想社会方案的中心点，也是他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莫尔以前，古希腊的一些社会思想家，原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异端“共产主义者”，也曾提出过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他们大都没有论及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而把公有理解为消费品的公有，或传布禁欲主义。莫尔是第一个具体描写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组织社会生产的人，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因此，“在乌托邦，人人精通法律。”[6]。乌托邦的法律是全体公民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

乌托邦的计划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进入农村参加劳动的职责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饲养青年驰骋锻炼的良种马，饲养牛来耕犁及驮运。

3、乌托邦没有专事农作的农民。在乌托邦，没有专职农民，人们都住在城市，轮流下乡从事两年的农业生产，以解决全社会的粮食、燃料、肉类、蛋品、饲料等供应问题，两年期满后，仍回城市继续再搞原来的手工业，有人觉得农村有兴趣，也可以多住几年。

乌托邦的每个公民都要求学会以农为业。在乌托邦，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7]。由于每天只劳动六小时，因而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他们学习文学、哲学、音乐、数学、农业、医药和科学技术等各种知识。乌托邦对于学习和科学研究卓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一个工人倘若在闲暇时热心做学问，勇猛精进，成绩卓著，那末，可以脱离自己的手艺，去专做学问”。[8]莫尔强调乌托邦居民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考虑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剥削阶级垄断科学文化的特权的有力抨击。

乌托邦人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每人除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

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手工劳动。由于当时英国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因而莫尔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在这里，莫尔已经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以务农为乐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决不允许浪费。

4、乌托邦的土地农资均为公有。一是土地公有。乌托邦的土地均为全体公民所有，只有耕种的义务，没有占有的权利，“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所有与经营权能分离的思想。

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但这些土地仍为全体居民公有。“如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从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两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对两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两方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10]可见，莫尔的土地公有，仍只是乌托邦城内的公有，对于不能与乌托邦人融合的民族的土地，仍存在着无偿占有。

二是农具公有。乌托邦农村的全部生产性农具均为公有，随着城市不断分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进入而分配到各个家庭，也随着他们离开农村也将全部的农具交还给新来的劳动者。

三是市场公有。乌托邦也有市场，但不用于产品的交易，而主要是用于生活所需。在全民公有的食品市场上，“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全部血腥污秽在城外专地经过流水冲洗掉，然后从这儿将由奴隶屠宰并洗涤过的牲畜躯体运出。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而且，他们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11]

“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12]

5、乌托邦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的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也是消费单位。各家庭把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都交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共仓库领取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乌托邦人很自觉，谁也不会多领物资。在乌托邦，“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13]乌托邦实行的这种按“需”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但莫尔把组织好生产、产品的丰富和人们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实行按需分配的主要依据，这就使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以前的思想家们所提倡的那种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第二节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

杰腊德·温斯坦莱（约1609—1652）是十七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杰出思想家。如果说十六世纪英国有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社会主义者莫尔的话，而十七世纪则有来自贫民社会的代表温斯坦莱。

目前有关温斯坦莱生平资料很少，只能根据他本人的著作略有所知。他出生于兰开夏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学过生意，在伦敦经营过布匹买卖。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内战开始时，在伦敦中心区开过小店铺，因内战引起的经济危机而破产，后迁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靠替人放牧牛羊为生。1649年1月，温斯坦莱发表了《新的正义的法律》，提出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649年4月，他率领一群贫苦农民到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荒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派运动。作为掘地派运动的领袖，温斯坦莱留下的主要著作有：《新的正义的法律》（1649）、《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1649）和《自由法》（1651）。

温斯坦莱领导的这场掘地派运动，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革命中，广大城乡贫民虽然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流血牺牲，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独吞。正如温斯坦莱所说，由于他们的自私的本性，不仅没有实现对人民的允诺，使英国的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反而使广大城乡贫民遭受更大的奴役和更加沉重的压迫。广大城乡贫民被迫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

温斯坦莱在《给英国当局和全世界当局的宣言》中，申述了掘地派采取行动的理由。指出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象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只有使人民在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使英国成为一个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因而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得到了广大贫民的热烈响应，迅速扩展到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都，有的地方出现了千人组成的公社。尽管掘地派一再声明，“不是依靠刀剑和枪炮，而是依靠爱的精神”，“用爱来赢得他们的心”，但是克伦威尔政权还是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在掘地派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一年，即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了《以纲领形式叙述的自由法或恢复了的真正管理制度》（简称《自由法》）一书。

《自由法》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是论证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是真正的自由共和国或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并对错误意见提出警告。第二章，批判了国王管理制度或君主制度，阐明了共和管理制度的一般概念。第三章，提出了共和管理制度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监督以及如何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设想。第四章，对自由共和国的各种公职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了共和国的管理系统。第五章，对生产、分配和学校教育等制度提出了设想。第六章，批判了旧的国王的法律，阐述了法的概念，并拟定了自由共和国的各种法律。

《自由法》是温斯坦莱最成熟的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他在书中不仅继续捍卫掘地派关于土地自由的观点，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共和管理制度的方案。因而体现在《自由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他的共和管理制度立足于土地，来自于贫民，反映了贫民对土地的要求，强调的是贫民对土地占有与使用的自由。因此，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才能全面把握他的共和制度。

1、依靠统治者的恩惠来实现共和管理制度，并使贫民获得土地占有的自由。在《自由法》的正文之前，附有给克伦威尔的信。在信中，温斯坦莱列举了革命胜利后压在城乡贫民身上的许多沉重负担，并且得出结论说：“共和国的政府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上”，[14]是根据弱肉强食的原则办事的，而不是根据正义的法律办事的，人民仍在领主、乡绅、僧侣、法学家和暴政的重压下呻吟。他要求克伦威尔实现自己提出的把他们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的诺言和保证，让曾经支援和帮助过他的压迫的平民自由占有土地和享受自由，并且警告克伦威尔说，如果你和其他与你一起掌权的人沿着国王的足迹前进，你的智慧和荣誉就将永远丧失，就不能防止自己或你的后人不被推翻。最后，他针对反对共和管理制度的种种理由作了回答。并且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纲领敬献给克伦威尔，请求他利用握有的权力，利用这个新的有利机会来为“普遍的自由效劳”。[15]

2、共和国管理制度真正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温斯坦莱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贸易自由、传教自由、与女人交往的自由、地主剥削农民的自由，只能导致奴役，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作为共和国基础的真正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温斯坦莱对此进行了论证，指出，人是由造物的四大元素——水、火、土和空气组成的，他的生命也是靠这四大元素构成的物体即土地的果实来维持的，缺乏这种果实，他就不能生存。你不让他自由享用这些东西，他就会虚弱下去，精神就会受到奴役，最后离开躯体，不再成为身体的动力。为了证明“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温斯坦莱不仅以“长期的自然经验”为证明，还从“国王和征服者的习俗”和“《圣经》的证据”两个方面作了证明。他说，我们如果看看到《旧约》，就会看到以色列征服了各国，并占领了敌人的土地以后，用抽签的办法把土地分给了所有支派，每个人正是把使用土地看作是他们最大的自由。因此，在温斯坦莱所设计的理想共和国中，土地及其全部果实都是公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使用土地、耕种土地、在土地上建筑房屋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限制地享用土地果实的自由。土地由每个家庭通力协作进行耕种和收割，土地的果实（包括森林、矿产、牲畜等）和手工业者的所有产品都要送进公共仓库，然后再按照需要发给每家和个人使用。

3、土地使用的自由的前提是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他警告说，不能错误地认为实行全部土地及其果实公有，就会使人游手好闲，或以为可以依靠他人劳动来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这里没有寄生和乞丐存在的余地。温斯坦莱把生产和科学活动分为五个方面，即农业、矿业、林业、畜牧业和天文气象水利，“谁要在一个或所有五个方面从事活动，谁就是人民有益的儿子；谁只是袖手旁观和空谈所读过和听过的东西，而没有把自己的才干应用到某种个人的活动上来提高生产率、发扬世界上的自由和和平，谁就是无益的儿子。”[16]共和国的“游手好闲法”规定，如果有人拒绝学习手艺或者拒绝在播种或收获时工作，或拒绝充当仓库看守人，而又想和劳动人民一样吃穿，最初要受到劝诫，如不悔改，将受到鞭打并从事强迫劳动。他说，每一个少年之所以必须学习一种劳动，是为了使共和国得到丰富的食物和一切必要的东西，也是为了使他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预防高傲自大和不满情绪。

4、土地公有的使用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财产使用的自由。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共同的主张。莫尔和康帕内拉都笼统地把一切东西，包括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家具以至于衣服都视为公共财产，实行共同消费。康帕内拉更错误地把家庭婚姻视为私有制的起源，主张破除家庭婚姻关系，实行“公妻制度”。他们都不懂得区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其归属。温斯坦莱虽然也把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称为“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没有提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但在实际上已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归属做了不同的处理。他在强调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源使用自由的同时，并没有提出生活资料的公有及自由使用。在温斯坦莱看来，土地及其果实、仓库属于公有，可以自由使用，而家庭财产则属于私有，不能自由使用，共同消费，它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他指出：“虽然土地及其全部果实都是公有财产……但是每幢房子及其全套家具还是居住者个人的财产，每个家庭从仓库或者商店里拿来供用的衣服、食物或某种装饰品都是这个家庭的财产。”共和国的法令保护每个人的安宁和他的私人住宅，使之不受到人们中间可能出现的粗暴和无知行为的侵犯。如果有强占他人的住宅、设备、粮食、妻子或孩子，说这些东西都是公有的，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节英国十六

七世纪农业思想的比较分析

一、古希腊思想家农业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莫尔还是温斯坦莱的农业思想，都受到了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而最为突出的是古希腊的公有制思想开山祖柏拉图的启发。

柏拉图在人文主义及社会分工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如下农业思想：

1、随着人类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向农业的转变，需要农业立法来维持。柏拉图认为，促使社会改变及其不平衡的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向农业的过渡。由于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到共同生活的集体中来，人们开始在山坡上耕种土地。过去分散的各个氏族现在逐渐接近，但是它们的习惯和传统是不一样的。于是，便需要统一的立法。这种立法首先是采取社会公约的形式，集合起来共同生活的氏族，从他们中间共同选出某些人，责成他们审查一切现有的习惯，挑选出最适宜的习惯并加以明确的阐述，以及设立一些政府职位，这就是国家大法。

其次，就是要制定一部有效的农业法典，法典以解决土地和水资源产权问题为核心。关于土地问题，柏拉图确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认为，“地界之神的第一个法律将这样规定：不管是邻近边界的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即他拥有毗邻边界的土地)，任何人不得移动土地的边界标志；应该懂得，这样做就是真正犯有‘触犯神灵’的罪恶。宁可让一个人去试图搬动—块最大的，但不是作为边界标志的磐石，也不能让他动一块在敌对和友好的地界之间作为标志，并已得到上天承认的小石子儿。因为本部族的神祗和异地的神祗目睹着这一切；他们一旦被激怒，就将带来殊死的战争。凡是服从这个法律的人不会遭到它的惩罚，凡是轻视这个法律的人都将受到双重惩罚——一重来自上帝之手，另—重来自法律。任何人都不得擅自移动相邻土地的边界标志。如果有人移动了地界标志，谁都可以向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告发，他们将把移动地界标志的人带到法庭上去。如果有人由于暗中或用暴力把土地并归自己而被判定有罪，那么，法庭将裁决犯人必须受到的何种惩罚或付多少罚款。”[17]

柏拉图进一步论证说，各种对邻人土地的侵损，由于一再重复，会造成极大的敌意，也将造成邻里关系的极度紧张，因此，“最重要的是特别注意永远不要侵占他人土地。无论谁跨越边界侵占他人土地，都要赔偿损失；而且，他还要为此向受害一方付出两倍的罚款，以惩戒他的无耻和无礼。”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由相应的监察人员做出处理。“土地管理员将作为检查员、法官、估价人——全区的支柱——进行处理，……如果别人侵犯了牧场，这些官员将检查、判定及估计损害的程度。如果一个人对蜜蜂发生了兴趣，用萎叶发出响声引诱蜂群，把别人的蜂群搞到手，他将因此而赔偿对方蒙受的损失。如果—个人在焚烧自己的木材时引燃了邻居的木材，他将被课以官方规定的罚金。如果一个人在植树时未在树和邻人地段之间留出一定距离，同样也要受到处罚。许多立法者对此已经作过申明，我们将利用他们的法律，而不需要国家的总组织者对所有大量的细节再予立法。这些细节是任何立法者都有能力加以解决的。”[18]

关于水的问题，柏拉图认为，“过去已经为农民制定了许多卓越的法律。在我们看来用不着再加制定：只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足够了：—个人想从公共蓄水池开沟将水引到自己的地里，这样做是允许的；只是决不能穿越任何私人的露天水井；只要不通过房屋、寺庙、陵墓，他可以用他愿意采用的任何方式引水；不过决不能在实际开掘之外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在任何地点，如果土壤自然干旱，雨水渗失，缺乏必要的水分，那么，本人便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掘井，一直深挖到白垩层。如果在这一深度仍未找到水源，他将从邻人那里获得恰好满足全家人需要的饮用水。如果他的邻人在水的供应上也受到了限制，他就应向土地管理员申请水的配额然后逐日领取与他的邻人共同享用。当大雨来临时，如果住在低地的人因为防止洪流而损害了住在高处的农民或近邻；或者相反，住在高处的人由于粗心放跑了水，以致损害了住在低处的人；而后双方又拒绝协商解决事端，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诉诸城市管理员(如果事情发生在城市)或土地管理员(如果发生在乡村)，以便得到一道关于各个当事人如何行事的命令。不遵守命令的人将要因此被指控为妒忌和无法无天。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将因拒绝服从行政长宫而向受损的—方交付加倍的赔偿金。”[19]

2、农业和手工业是城邦的基础的思想。在柏拉图看来，贵族需要依靠农业的收入为生。《理想国》中规定，贵族将以赋税的方式从其他居民那里取得生活资料。在《法律篇》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更加简单，更加接近历史上实际存在的贵族制度的情况。贵族直接和土地发生联系，他们靠农业提供的收入为生。从而，贵族集团各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制度也就接近现实情况。柏拉图承认，对目前的这一代人来说，完全的财产共有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因此，土地不是共有的，它的收入不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归一切人共同享用的。土地按公民人数划分成若干块，即划分成份地。但是，共有制作为一个原则还是被保留着：每一个获得借地的人仍旧应该把自己的份地看作是整个国家、即整个统治集团的公共财产。同样，归各个公民所有的房屋也应该说是国家财产。

3、土地平均分配的思想。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成员的全部财产实质上都属于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各代人的整体。但是，人们还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为了既限制财富的积累，又防止贫困化，实现平均主义，柏拉图提出土地和住宅在公民之间的原始分配应该尽量平均。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他认为每个城邦可以说是在空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份地的总数既不应该增加，也不应该减少。份地在传给下一代时不得加以分割。份地永远只传给所有人的某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则分得那些没有后代的所有人的份地。如果公民的人数终于超过份地的数目，柏拉图建议把多余的人口迁往殖民地。但是，最好是用及时地减少生育的方法来预防人口的这种增长。在相反的情况下，即当公民的人数少于份地的数目时（由于瘟疫或战争），便要把不是公民的人补充到公民的队伍中来，但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看来，柏拉图还打算把重新分配作为摆脱这种状况的第二条出路。帕拉图曾提到重新分配，而且也是从扩大份地这一角度来谈的。

不言而喻，公民不能通过买卖来扩大或缩小份地的面积。土地不许买卖。在动产方面，公民享有稍多的自由。在这方面，允许一定限度的不平等。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最好在这一方面也一律平等。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注意的只是不要出现超过限度的贫富现象。这方面的最低限度显然是保有份地；最高限度是财产相当于份地价值的四倍。一个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拥有超过限度的财产，他必须把多余财产上交国家，否则便要被罚款。国家要清查每一个人在份地以外所拥有的一切财产。超过上述限度的任何财产，国家均予没收。犯罪者将名誉扫地；如果重分土地，他将失去参加重分的权利。财产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并根据清查的结果，确定每一个公民应向国库缴纳的款额。

土地的全部收入显然被看作国家的公共财产。如果是这样，份地所有人便好像是各块共有土地的管理人。“一切属于国家”的原则获得了极其现实的运用，并把个体所有人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

4、农畜产品均由国家或市场进行分配的思想。农业和畜牧业的全部产品，在柏拉图看来应当由国家政权或通过市场来分配。他认为，由农民生产的农畜产品必须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给公民，一部分给奴隶，一部分给外国人。前两部分归公民支配，由他们供给家中的自由人和奴隶以生活资料。第三部分给外国人即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一部分通过市场出售进行分配。“关于收获水果的分配规则如下：女神赠给我们两件礼物。一件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玩物，无需储藏；另一件是天生就要储藏的。可以让关于收获水果的法律这样颁布：在酿酒季节之前，无论什么人只要想尝尝劣质的葡萄或无花果的滋味，不论长在自己的地里还是别人的地里，都要向酒神进献贡品。如果是从自己的树上采摘的水果，就向酒神进献。”[20]

毫无疑问，莫尔在创建自己的乌托邦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拉图的启发。莫尔承继了柏拉图公有制社会的主要原则，但在农业思想上却比柏拉图更具有小国寡民的特征。

第一，柏拉图公有制的国家是以当时最为先进的雅典为其规划的蓝本，而莫尔的乌托邦则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小岛为对象，因此，柏拉图的农业思想的历史意义要比莫尔深远得多。柏拉图的理想天国是城邦国家，这些健全的城邦需要由三个层次的人来组成，在这三个层次的人中，其基础是各类劳动者。因此，他在《理想国》第二章中，首先列举了各类劳动者，并论证了他们的生存权利。在柏拉图看来，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基本的劳动者，他们以其个体商品生产者的形态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他们不宜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在他们中间存在着符合事物本性的分工，他们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这种交换也不需要任何有计划的调节，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者社会中通常采用的买卖方式来进行的。

为了便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行买卖，需要固定的交换地点即市场，需要交易的媒介即货币。柏拉图的公有制社会无疑存在着市场与货币。但是，柏拉图指出，当农民或手工业者去市场以后，不一定能够碰上需要他的产品的人。难道他应该放下工作坐在广场上等待吗？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消除这种不便，需要特殊的一类人专门从事交换工作。这类人通常是一些体力较弱的人。他们坐在广场上，以货币换进卖主的产品，然后再把这些产品卖给需要者以换进货币。这样便在逻辑上证明，除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还存在商人，是合理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划的这一切，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是没有的。在乌托邦，不存在人的分工，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而城市的基本职业是手工业，农产品作为手工业产品的附带物是由这些手工业者轮流下乡进行的，因此，乌托邦没有市场，也没有货币，一切都以城市的计划为主体，其产品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这种被我们颂扬了几十年的理想化模式，除了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外，在一个大国里宣扬这种思想无疑于天方夜谭。

第二，柏拉图区分了土地与农畜产品的分配，他规划的城邦的土地是由国家按照公有的原则在农民中平均分配使用的，它不需要通过交换，但是手工业者和外国人不参与城邦的土地分配，而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农畜产品的分配。这样的区分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是没有的。乌托邦的土地不是归农民所有（因为没有农民），而是为全体公民所有。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而不是象柏拉图那样要求最好是节制人口的生育，其次是迁往殖民地。乌托邦的农畜产品是不需要分配的，只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消费。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因为在这个小岛上农畜产品极为丰富。我们认为，柏拉图关于区分土地与农畜产品分配的思想要比莫尔土地公有与农畜产品按需消费的思想要有现实意义得多，这种理想化的天国恐怕在世界上永无实现的可能。

第三，柏拉图提出了依法调整土地和农村关系的思想，他要求城邦国家通过国家大法和农业法典来解决农业资源和土地分配问题，并在他的法律篇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与分析。但是莫尔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来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

二、英国十六七世纪农业思想的影响

英国中世纪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土地占有方式与利用方式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它的农业思想在中世纪前期大都以巩固封建制度与自然经济为准则，后期则适应变革中的社会经济形势，曾出现了许多分歧甚至对立的主张。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就是这种对立主张的一部分。

1、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流思想。

英格兰作为统一国家是从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1027～1087）时开始的。威廉通过强有力的征服，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王权，也形成了对全国土地的拥有权。1086年的土地查清册肯定了英王是一切土地唯一的最终的所有者，确立了全英土地均受自英王的观念。除直接属于英王的王田外，其余的土地则按封建原则进行封授。英王把土地封赐给大领主，以换取承担服兵役与交纳租税等义务，与土地一起授予的还有对该土地上一切成员的统治权。大领主还可以通过再分封把土地分给其下属使之成为小领主。从而结成封建的君臣关系，上一级为封君，下一级为封臣，封臣之下还可以再有封臣，但根据规定即使土地几经分封，对原来封君应负的义务也不能疏忽，拥有既是封臣又可成为封君的双重身份，使他对作为封土的地产，既能领受，又可再往下分封，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在名义上一切土地均归英国君主的这一规定竞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维护以上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威廉结束了英国以习惯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局面，创立了以土地法为主要内容的普通法。普通法对于各种土地占有的名分，权利及所受的法律保护，都有较为详尽的说明。普通法最初通过王室法院的判例来实现，不是有意识地来加以制定的。爱德华一世（1239～1307）的政治制度改革使法官成为专职,不再由教士兼任，对判例进行了整理汇编，并同时制定了三个以威斯敏斯特命名的条例。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条例》规定有对教会土地等财产加以保护的内容。英国中世纪的农业思想中有土地人格化的倾向，即认为土地具有人的属性，可依据其占有者的身份门第分成自由土地与不自由土地两大类，它在法律上的差别是不自由的土地不受王廷、普通法的保护，即普通法保护的是只限于自由人领有的自由土地。1285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第二条例》规定地产应世代相替的传给受地者本人的后代，其目的在于防止因土地分散而不利于封建制度的维护。这一规定虽适合部分领主的利益，但却违反了土地商品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根嗣继承地产权后来发展为与罗马法有重大区别的长子继承权制度，而这一制度竞延袭到本世纪初才被取消。1290年的《威斯敏斯特第三条例》规定自由人能自由转让其土地。即不经上级领主同意也可把土地转移给他人。根据这一条例，实际上是取消了领主对土地分封权，使领主权集中在王室手中，作为妥协的方案，它规定转移的方式应采取代替的办法，即新土地的得主仍要承担原来的一应义务。这样在直接的领主可得到完全的转让自由，而上级领主作为封君的一些权益，如收取继承金与对婚姻，及监护等特权，可不受损害而仍得保留。可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地产要采取纯经济形态，逐步成为法律上的完全意义的私有财产，而摆脱加在其上的来自政治与社会上的束缚。这就是英国在13世纪普通法趋于定型过程中通过威斯敏斯特三个条例所透露出来的有关土地立法总的思想倾向。

莫尔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占主流，而资产阶级关于土地问题对立主张还没有出现的时形成的，因而他没有吸收到17世纪的一些科学的农业思想。

2、英国新兴农场主的技术与管理并重的经营思想。

英国十六七世纪农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的思想直接受到了荷兰的影响。十六世纪，荷兰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芜菁和金花莱，从休闲地播种饲料作物开始由三圃式农作法向轮作制的过渡，并由此引起了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变革，在荷兰出现了农业协会，尝试发给农民新型作物的种子，分配种畜，设立苗圃和试验田，提供栽培新型作物和使用新型肥料的补助金，乃至成立农业信用机构向农民提供资金等等。这些先进的方式首先从荷兰传到了英国，对英国的农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七世纪，英国的农业学家们就不断介绍荷兰人在农业方面的进步，把荷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到了英国。在这种介绍与传播过程中，英国的农学家们吸取经验，并结合英国的实际，很快又超越了荷兰，提出了技术与管理并重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约翰的《农业全书》（初版1523），安东尼菲茨赫伯特撰著的《土地管理论》（初版1539）和托马斯·塔撤的《优良农业五百点》（初版1573）等。这些著作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批判了旧有的生产与经营方式，提出了新制度应当革新农业技术，注重农业的管理与经营的思想。布利思在《英国进步的改良者》（初版1652）的农书中，除了论述有关的土地评估规划，也介绍了排水灌溉，改土施肥及引种新的经济作物与牧草等具体的新技术措施。他不仅关注技术的可能性，也留心于经济的可行性，他极力主张对实行土地改良的土地占有者应予以报偿，租地的期限也要酌情加以延长。

3、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上的对立主张。

17世纪中叶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封建时代的结束，在1642～1648年两次内战之间，革命阵营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力量对比的调整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即长老派代表上层新贵族与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独立派代表中等贵族与资产阶级利益，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出现了第三个政治派别，即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和部分劳动群众利益的平等派。1649年宣布为共和国的英国革命顶点到达之后，由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又出现了自称是“真正平等派”的代表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掘地派。

（1）国会长老派推行的反农民的土地法

由长老派控制的长期国会，非但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1646年通过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律，取消了贵族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从而使地产成为能受其完全支配的私人财产，使国王政府再也无权干预土地问题。内战期间及战后所没收的属于王室、王党及英国国教会的土地，分期加以拍卖。而买主大都是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早在1643年下院就曾通过决议，成立废除封建领有制和撤消监护法庭法令的委员会，但工作进行得异常迟缓，因为长老派当时设法与国王妥协，象废除封建领地制对国王特权给予沉重打击的举措，一时是难以提到日程上来的。1646年2月24日单方面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令反映了英国革命的保守性质。通过这样的立法也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应得的合法权益。因持有土地的小农权益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新的资产阶级外壳下保留封建大地产，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在法国是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而这一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发展进程。

（2）独立派与平等派提出的温和主张

独立派与平等派在革命进程中，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受独立派控制的下层士兵已倾向于平等派，曾于1647年10月通过《人民公约》这一纲领性草案。其中除要求废除君主制，解散长期国会，也提出了应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归还给农民，并取消什一税等要求，但平等派缺少具体的土地纲领与实施办法，因而依然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只强调政治民主，而忽视了广大贫民的土地要求，以致失去他们的支持而陷于失败的困境。

（3）掘地派的激进经济纲领与解决土地问题方案

1649年英国一度取消了君主制，但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彻底废除，加上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广大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日益困苦，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掘地派运动。他们占用公有地与荒地进行垦殖，要求得到土地并消灭土地占有的不平均现象。克伦威尔以保护财产为名禁止开荒共耕，并派军队驱散镇压。

温斯坦莱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提出的经济要求比平等派更为激进，因为平等派认为新社会的基础仍是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不可动摇的私有制。而掘地派则要求以和平的手段实行土地公有制。并企图在原始共产主义与农民反封建愿望结合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革。

通过对十六七世纪英国农业思想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完全是作为统治阶级农业思想对立物出现的。

第一，对封建土地王权所有及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形式的否定，成为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主流。

这一批判是从莫尔开始的。他对英国早期圈地过程的批判是极为生动的，他指出：“‘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因此，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的全部家当，如等到买主，本来值钱无多，既然他们被迫出走，于是就半文钱地将其脱手。

“‘他们在浪流中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外（这是罪有应得，你会说），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作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是对种田素有专长的，可是找不到种田的活，由于已无供耕种的田。一度需要多人耕作才产粮食的地，用于放牧，只要一个牧人就够。

“‘这种情况使许多地区粮价剧增。而生羊毛的价格又如此高涨，一向织毛呢的英国穷人买不起它，于是大批赋闲。因为，牧场既然扩大了，曾有许多头羊死于一场瘟疫，好像老天在羊身上降瘟，作为对贪婪的惩罚，其实在羊的主人的头上降瘟才更公道些。可是，不管羊的繁殖量多么地提高，羊的价格丝毫未跌，因为，售户不止一人，固然未便指为垄断，但出售方式无疑地是寡头操纵，所有的羊落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是少数富有的人，他们不想卖，就不必卖，而他们得不到要求的价格，就不想实。

“‘到了这时刻，其他全部牲畜也由于这个理由而同样涨价，而且变本加厉，其原因是，农庄遭到破坏，农业趋于萧条，无人从事饲养牲畜。富人不象自己养小羊那样养小牛。他们从国外用廉价买进瘦弱的小牛，在牧场上喂肥后，用高价卖出。照我看来，这种方式的全部危害还不曾被人感觉到。直到现在，这些商贩在把牲畜脱手的地方才大抬价格，可是，一旦他们在产地采购频繁，超过该地饲养的速度，那么，来源市场既然供应逐渐减少，结果一定远远供不应求。”

莫尔的这段批判性文字一致是我们描述圈地运动的经典，然而对这场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却视而不见。只知有血醒的本质，而不知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圈地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的社会革命。无论从新旧贵族地主的兴起和没落，还是从农民的阶级分化看；无论从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和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看，十六世纪圈地运动的后果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首先，封建贵族阶级在来势猛烈的圈地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贵族日趋没落，中小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资产阶级化。其次，圈地运动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农民(包括自由自耕农、公簿持有农、租地农在内)中的少数上层富有者在圈地高潮中，通过租地、买地、圈地、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扩大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经营，成为真正的租地农业家或农场主，另一方面，自耕农的下层，部分转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即农业雇工阶级，这个阶级也初步产生了。第三，是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作为世界产业史上的“农业革命”，其实质在于它是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圈地运动破坏了封建庄园制度，使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有利于资本对农业的投资，有利于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有利于实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革。第四，圈地运动推动了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它不仅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从而为工业资金积累、原料和粮食保障方面提供了条件，而且直接为工场手工业准备了大批劳动力，为扩大国内市场创造了前提。因此，当我们今天需要借鉴世界市场农业发展的经验过程中，对莫尔的批判也应当有一个求实的态度。

第二，莫尔的设想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形式要比同时期的其他农学家要落后得多，毫无先进性可言。莫尔乌托邦的农业不是一项产业，而是一种活动，是基于乌托邦岛生活需要的人人都要参加的辅助性劳动。在莫尔看来，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原始的手工劳动。莫尔不同意许多农学家和经济学们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而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能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因此，乌托邦的农业是一项劳动而不是经营性活动，它的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和种树都采取一种极其原始的生产方法，这里只有对手工业的革新，而没有农业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农学家深层次的农业研究和试验来，就要落后得多，其空想性成份使其对当时的农业毫无指导和现实意义。

三、十六七世纪

其他社会主义者农业思想的比较分析

莫尔的农业乌托邦与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是十六七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最为突出的代表。莫尔代表着哪个时代上流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最高水平。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农业的憧憬，来自上流社会与来自贫民的呼声是不一样的。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莫尔承继了柏拉图的农业思想。他们都企图从总体上规划理想社会的农业，试图把农业问题纳入自己的总体方案之中予以解决。因此，他们这种总体解决方案对统治者无论如何都形成不了政治冲击，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仇恨无论如何都是贵族式的批判与仇恨，他们都能得到当时社会中新生力量的理解，而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也能在上流社会中找到同情和支持者，莫尔《乌托邦》的广泛传播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他之所以能够当上英国的大法官也与他发展《乌托邦》一书有关，而他规划的极为浪漫的农业也得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青睐。如果说柏拉图的农业思想比莫尔更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柏拉图更多地反映了贫民的思想倾向。

十七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1568－1639）在柏拉图“理想国”和莫尔“乌托邦”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太阳城”。太阳城的国家管理和公民生活按照“天赋理智”的要求来安排，它要求把太阳城建立为一个庞大的公社，公社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一切财富和产品，从土地、房屋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皆为公共财产。由公社有计划地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太阳城不存在阶级的区分，根除了贫富的根本对立。太阳城的生产主要是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

“太阳城”的农业更具有共产主义色彩，也更具神秘性。康帕内拉理想国没有任何一寸土地是不能收获的，太阳城的人们“根据风向和星座所处的良好位置来进行农业生产。到耕耘、播种、培土、除草、收获粮食和采摘葡萄的时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一听鼓声和号声，一看到旗帜，就带着工具到田野去，一切工作都能在不多的几个小时内完成。”[21]在田间，还有武装的卫兵来回巡逻，并经常换班。太阳城的“土地既不施粪肥也不用污泥作肥料，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败坏种籽，如果食用这种作物，就会使体质变弱而缩短寿命，就象靠装饰打扮而不靠自己的活动锻炼出好身体的女子那样，生出来的后代是孱弱的。因此，他们的土地并不施肥而是进行深耕细作，并利用各种秘密方法，来使作物加速生长，来增加收获量和保护种籽。”[22]而指导太阳城农业生产的是一种古希腊神秘的“稼穑诗”。

太阳城的人们也很重视马、牛、羊、狗以及各种家畜和训练畜牧的良好的繁殖饲养方法。“在牲畜交配时，他们很注意如何使它们能产良好的仔畜；在进行交配时，把良好的牛、马、羊等等的画图放在牲畜面前。他们不让种公马在牧场上去找母马交配，要在适当的时刻，即观察到人马座处在星占表中火星和木星的良好方位上的时刻，才让它们在野外的马厩中进行交配。他们让牛交配时注意金牛座的位置，让羊交配时就注意白羊座的位置，等等；同时他们也根据科学的指示让这些动物交配。”[23]，太阳城人在昴星团的庇护下饲养很多的鸡、鸭和鹅，而这些家禽的饲养则是由妇女以很愉快的心情在置有禽舍的城下来饲养的；同时，她们也在城下制造干酪、食油和其它乳制品。太阳城的饲养是根据一本古希腊名为《田园诗》的书来指导的。

由此可见，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农业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其空想性成份远远超过了莫尔。至于另一位同期的科学巨匠培根的《新大西岛》则根本就没有农业的地位，因而也就无法阐发他们的农业思想。

这一时期的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1489—1525），在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建立“千年天国”的理想方案，在“千年天国”社会里，一切财产都要实行共有和共同分配，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人们之间必须实现完全的平等，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闵采尔主张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千年天国”，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并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闵采尔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旧政权，变革现存社会，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思想，这是他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对“千年天国”的理想农业基本没有涉及，对农民问题的转化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思想。

与来自上流社会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不同，来自贫民中的思想家温斯坦莱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他阐发出来的土地自由的思想由于真实地反映了贫民的呼声而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影响。温斯坦莱首先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他认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是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上的”，这个自称为“公正的政府”并不公正，它只给乡绅、富人以发财致富的自由，而给予穷人的则是必须象奴隶那样做工，否则就只有饿死的自由。他首次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这种本质，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同时提出了如何防止和解决国家的公职人员蜕化变质的问题。这些思想不仅远远超过莫尔、康帕内拉的政治观点，而且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及，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卓越的贡献。

温斯坦莱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制度下教育的见解，也是很深刻的。他揭露了旧的传统教育的弊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片面注重书本知识，只能培养书呆子和烦琐哲学家。它实质上是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产生出了僧侣和法学家这些王权的支柱。他提出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成了改革旧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温斯坦莱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新社会的设想，也都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和人性出发的。但是他这种理性不是上流社会统治者的理性，而是在寻求一种哲学根据来替贫民立命，因此，使他能够从贫民的最基本问题――土地问题来解决农民的问题。也使他明确地提出了理想的社会要实现人人享受自由和平的幸福生活，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和按需分配；同时他也模糊地意识到建立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那种公有制社会，并不能杜绝土地买卖、商品交换以及种种置个人利益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甚至会重新出现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强调自由共和国要有简短有力的法律，要对全体居民每年四次宣讲法律，要对发生上述行为者实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等等。这种注重法制建设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都是欧洲上流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们所不具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

温斯坦莱虽然清楚地看出，在实现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的事业中存在着一场羔羊与毒龙之间的战争，但是，由于他不懂得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区别，笼统地把暴力都看成“一种扼杀创造物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不正义的权力。”因而他反对依靠刀剑获得土地和财产，主张“以充满爱和容忍的精神同领主这些巨龙进行斗争”，“真心诚意地希望用爱来赢得他们的心”。他谦卑地把《自由法》敬献给镇压了掘地派运动的克伦威尔，把实现理想的共和管理制度的希望寄托于克伦威尔的恩施。这一切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早期先驱——城乡贫民的软弱性和幼稚性，也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

[1]《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页。

[2]《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51页。

[3]《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

[4]《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

[5]《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页。

[6]《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页。

[7]《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6页。

[8]《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9]《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页。

[10]《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2页。

[11]《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63页。

[12]《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

[13]《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3页。

[14]《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93页。

[15]《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99页。

[16]《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178页。

[17]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7－108页。

[18]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8页。

[19]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8－109页。

[20]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15页。

[21]《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第2版，第34页

[22]《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第2版，第34页

农业思想范文篇6

一、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

1．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构想

现代城市规划经典理论对城市农业问题的关注，有着浓厚的社会背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出于救济和安抚失地农民及城市劳工的目的，英国一些慈善机构和资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划分成小块进行廉价出租，形成了份地农园(Allotmentgarden)这种小规模的城市农业形式［4］。19世纪中后期，份地农园在欧洲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并影响至北美。二战期间，欧美国家城市农业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例如美国，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农园、救济农园和胜利农园运动。1944年，美国2000万块胜利农园生产的农产品，满足了全国44%的食物需要［5］。尽管城市农业随着危机的缓和逐渐衰退，但总体上看，其发展规模较大、参与度较高，形成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必然对亲历其中的城市规划先驱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关注城市农业、思考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文献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索中并不鲜见。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当时英国的份地农园有着密切关系［6］。在田园城市中，霍华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农园整理成宅地农业和环城农业两种类型:在城市，5000英亩的永久农地环绕1000英亩的城市进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内部，5500块独户住宅用地平均每块有20×130英尺(约6×40米)，建房之余，足够进行养活5口之家的农业生产。为了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城市，霍华德强调农产品直供城市市场的重要性，并对食物加工、运输、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计划。他指出，通过居住与工作、生产与消费的紧密关联，每一个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市场，城市居民也无须为农产品支付过多的额外运费，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铁路运费［7］。柯布西耶这位坚定的现代主义旗手，对城市农业的思考达到了广泛而多样的程度，不过他遵从另一套逻辑。1922年，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方案中构想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农业:紧靠城市起防护作用的大规模农田、郊区独立住宅区中的集中式社区农园、城市中心区集合住宅(细胞或蜂窝式街坊)中的空中农园及公共绿地上的果树和果园［8］。柯布西耶对份地农园以户为单位的农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方式只是收获“一篮苹果和梨子、一些胡萝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为了创造新型社区农园，他主张从每个住宅地块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为公共商业菜园，并提议以职业农民为主，采用现代技术集中管理和生产［9］。柯布西耶还构想了一种带有悬挑花园的两层别墅叠加而成的高层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园城市”取代霍华德水平向发展的田园城市。除了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现代主义大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农业提出了构想。赖特在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为每户配置了1英亩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录了他提出的一种城市农业规划布局模式，与今天北美郊区的住区农业非常相似［6］。德国景观建筑师麦基(L．Migge)把城市农业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认识，他主张德国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创建大量的园圃和公园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园［10］。德国现代建筑大师、包豪斯学院教授希伯赛默(L．Hilberseimer)改进了霍华德田园城市中城市与农业间半集中化的包围关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农业空间嵌入工业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实现更加交融一体的格局［11］。尽管当时的城市农业规划思想并没有发展出真正适合生态时代的城市新范式，但这些探寻城市根本走向的经典理论，却为当今学者研究城市农业、探讨其规划设计模式提供了宝贵借鉴。霍华德立足城乡融合，把农业和食物问题作为关键要素纳入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想中，展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系统的思考，为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赖特等所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城市农业形式，则实质性地成为当今一些“有农”城市形态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区农业的思想与实践

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水平使得食物供应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农园土地开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设，私家后院和保留下来的少数公共园地，也从种植果蔬普遍转向发展装饰性绿化和休闲活动的空间，城市农业从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迅速消退［5］。然而，战后城市重建对社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业空闲;同时，工业化发展的环境弊端在1960年代开始显露，引发了发达国家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农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城市农业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再度复兴。在城市中，社区花园、份地花园等形式的小规模农业成为社区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续发展至今，为当前城市农业研究奠定了广泛的实践基础;在乡野间，出现了一些在住区上重建农业、构建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1970年代生态城市探索中较为显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态学家莫林森(B．Mollison)与霍姆格伦(D．Holmgren)受澳洲热带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现象的启发，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农业Agriculture组合而成，台湾译为朴门永续设计)的思想，发展出一套整合农业与住区的规划设计方法，是城市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范。永续农业是一套模拟自然系统的综合设计体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农业、动植物等各种社会及环境要素融为一体，构成相辅相成、循环交换、“高效率、低维护的最佳生产组合”［13］。在永续农业的完整结构中，农业和食物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与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复杂的生物和自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低熵、高伦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赚大钱，因为你周围到处是食物，也没有任何能源成本开支”［14］。永续农业的思想，是希望通过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体化来创建“永久的人类文明”。

1970年代末，科贝特兄弟(J．Corbett和M．Corbett)在加州戴维斯设计并建造的乡村家园，延续了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和尺度，把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良好的步行环境、自然排水和“食用景观”有机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12］。70英亩的总用地中，有四分之一专用于小规模农业，包括两个葡萄园、两个社区菜园和几处果园，食用植物占全部绿化的55%，使得果蔬自给率达到了25%。生活中，居民还普遍利用自家有机废物进行堆肥，大大减少了垃圾排放［15］。乡村家园注重培育土壤，把农作物视作更有效的绿化方式，通过细心构建环境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创造健全的整体系统，这一点与永续农业的思想十分相似。建筑生态学的创立者索勒里(P．Soleri)于1970年开始的阿科桑底生态实验，“尝试把食物生产融入城市设计”。他保留了上佳的土地用于农业，建设23个果园台地，引入“生产性植被”［16］，在建筑中大量设置南向附加温室，这些温室在长年种植蔬菜的同时，还能够收集太阳能为建筑供暖［17］。坎菲尔德(C．Canfield)于1974年提出的共生社区(Symbi-oticcommunity)思想，在自然承载力的约束下构建与生物圈的共生关系。在塞罗戈多社区规划建设中，他保留肥沃的农地和林地，把社区、农场和森林联接成整体，并严格践行生态林业和有机农业，让社区居民参与生产并自给自足［12］。1970年代西方出现的各种早期生态城市探索方案，往往置身于乡村或自然环境中创造自给自足的住区，农业重回住区遂成为这些思想倾向的自然选择。尽管这些探索的关注点主要停留在住区层面，其方法对于庞大的城市系统来说也尚须调适，但由于其与当今城市农业思想有着更加接近的背景和愿景，因而成为CPULs、农业城市主义等思想最重要的养分来源之一。

二、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

城市农业思想在1970年代的涌现，只是其在乡村环境和住区层面上的一度繁荣。事实上，整个20世纪中后期，欧美城市规划设计的主流思想，极少关注城市农业问题，因而留下了令人尴尬的空白。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珀秋卡奇(K．Pothukuchi)、查尔斯(W．Charles)等人进行过深入的总结分析［18－19］。在资源与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城市农业内在的多重价值和曾有的智慧之思，再次受到瞩目。以可持续发展为宏愿的当代城市规划、建筑及景观设计，很快就与国际组织的城市农业研究与实践相融交汇，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当代城市农业运动和思潮的再次高涨，与城市和农业在长期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负面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的本位思想及掠夺式发展模式，严重忽视了供应食物等人类生存必需品所须付出的环境代价，因为城市食物系统的生态足迹占到城市总生态足迹的三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现代农业高度依赖石油、化肥和农药投入，同时也是高度商品化的产业，其跨越区域和国度的庞大产品分销系统也要完全依赖于矿物燃料，资本控制下的工业化食物体系严重影响到公民的食物安全。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发展地方农业，赋予市民参与农业生产、消费适宜食物的权利，成为欧美城市的一种普遍觉悟，从而激发了大量以城市农业为主题的创新性思想探索和规划设计实践。

1．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把城市农业作为重要要素纳入到城市整体理论建构中，偏重在理念层面上构建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价值基础;第二类是以城市农业为研究对象，较为完整地提出城市农业规划的设计方法，包括空间系统研究和技术系统应用两个方面。第一类理论研究出现较早，相对独立于当代城市农业理论体系之外，并以共同的思想动力与之保持呼应。1987年，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主席瑞杰斯特(R．Register)最早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在伯克利的城市研究中，他把农业视为“决定伯克利城市命运的关键之一”，提议成立城市农业部来帮助人们自己种植，“把无法由私人实施耕种的城市土地投入到食物和木材生产中”，以便发展各种尺度和形式的城市农业［20］。1995年，加拿大景观学家霍夫(M．Hough)将城市农业与水、植物、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气候并列为兼有自然过程和城市过程、应当主导城镇规划的城市环境要素，从而把农业问题嵌入城市整体思考中［21］。2004年，吉拉尔代(H．Girardet)以生态足迹理论解析城市这个人类主要栖息地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提出以能源、资源和食物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要参考框架”，来“重新设计人类住区系统”，以便构建代谢良好的“再生城市”［22］。第二类理论研究更多地受当代城市农业理论的影响。在欧洲，英国布莱顿大学建筑系教师维尔容(A．Viljoen)与建筑师波恩(K．Bohn)编辑出版的《CPULs连续生产性城市景观:为可持续城市设计城市农业》一书，跨学科地汇集了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将城市农业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并加以连贯，作为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基本要素［6］。维尔容第一次提出了城市农业设计较为完整的方法，“为建筑学打开一个新的领域”［8］，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荷兰发达的农业产业和农业技术为城市农业的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瓦赫宁根大学建筑系的提莫伦(A．vanTimmeren)与建筑师洛灵(W．Roling)提出可持续植入理论，将城市农业作为功能组件嵌入城市基础设施系统，构建分布式“关键流”代谢循环技术体系［23］。2009年，荷兰建筑师格拉夫(P．deGraaf)以其领导的“食用鹿特丹”研究项目为依托进行城市农业的设计探索，从空间、技术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整合，提出了针对鹿特丹城市特征的五层次空间布局构想［24］。在北美，新城市主义旗手DPZ和加拿大HDLa-narc事务所在2008年共同组织一次设计工坊后，分别提出农业城市主义的思想，重新思考城市居民与土地、食物及社区的关系，并把食物生产的需求从各个层面融入城市结构，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理论。DPZ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美国城市特点建构起贯通城乡的城市农业空间规划布局方法［25］;HDLanarc则重点解决了纳入城市农业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技术整合方式及空间设计方法［26］。同年，爱荷华州立大学景观学系的瓦格纳(M．Wagner)等在CPULs的基础上，提出将食物系统与城市空间连接成点、线、网的食物城市主义概念［27］。201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生态创新实验室又提出了食物敏感型规划与城市设计(Food－sensitiveplanningandur-bandesign，FSPUD)［28］理论。

2．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实践探索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理论研究往往结合设计实践进行成果表述，上述城市农业设计理论都进行了相应形式的设计实验。但目前设计实践数量仍然较少，更普遍的是从设计着手，较为具体地探索城市农业在各个层面的规划设计方法。1999年，香港大学的弗朗西斯(F．Francis)结合中国华南沿海某建筑设计方案，提出整合生态建筑与城市农业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是较早把建筑与农业联系起来的案例［29］。2000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戴斯博米尔(D．Despom-mier)首次提出“垂直农场”的概念，随后又不断深化技术系统，与建筑师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设计方案［30］。英国建筑师林纯正(CJLim)从2001年起，在设计实践中以创新生态城市模式为目标，探索城市融合农业的设计方法，提出了包括深圳光明智慧城市在内的一大批城市设计方案［31］。荷兰建筑事务所MDRDV于2001年提出的“猪之城”垂直养猪场设计方案，亦是国际上较早的设计案例［32］。2004年，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赞助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领导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建筑学教授布哈特(V．Bhatt)开始负责为期三年的“创造食用景观”(MakingEdibleLandscape)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融合农业到低收入住区的设计实践［33］。非盈利组织“纽约太阳”的创始人开普罗(T．Caplow)于2005年开始探索将农业与建筑相结合的生态技术方法，提出建筑农业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开发出集成雨水收集、光伏发电的Brightfarm建筑立面垂直栽培系统［34］，并计划在2020年设计提案中进行验证。2008年以后，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尤其是建筑与景观设计领域的实践探索进入爆发期。在宏观层面，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与摩洛哥本地专家合作，开展卡萨布兰卡大都市区“未来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2008－2013年)，把城市农业作为气候优化的整合因子和生产性绿色基础设施(PGI)纳入该地区的城乡空间结构中［35］。在微观层面，出现了WORK建筑师事务所的PS1公共农场景观装置［36］、Vincent的蜻蜓垂直农场、SOA建筑师事务所融农业生产与居住空间为一体的生命之塔、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联手威廉•麦克唐纳进行的2015年米兰世博会总体规划［37］等一大批以城市农业为主题的探索性设计。

农业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邓小平、、

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无论在各个时代，都是关乎国家和人民命运。我国的第一代集体领导核心、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邓小平和第三、四代集体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为了使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个领导人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认识不同以及性格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们的农业思想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对、邓小平、和三个时代的农业思想的差异作初浅的分析。

、邓小平、、从中国是个人口多，特别是农业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的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刻地认识到了农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都对农业尤其是粮食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农业问题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从农业开始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农村拉开序幕的，第三四代领导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首先从解决三农问题开始。

虽然他们都认识到了农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农业极大的关注，但由于个人处于时代背景不同，造成他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处地位的认识程度上的差异。

一、的建国时代

1、对农业地位的认识

建国后，由于我们一无资金，二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领导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因此是在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的。以重、轻、农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就把农业放在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后来的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指导等正确思想都是在社会主义出现曲折、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为纠正错误而在实践中逐渐提出来的，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的许多正确思想不能贯彻到实践中，造成了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贫困的严重后果。

2、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和管理体制

在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一结束，就及时提出了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在生产关系层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建立起社会主义所有制后，才着手在生产力层次上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搞群众运动，是发展农业的基本方法。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是坚持群众路线，符合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认为只有搞群众运动，才能激发群众的干劲。但这一理论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不仅达不到使农业跃进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建国始，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个体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比较而言，集体经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相反还有所增长。受建国初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的大好形势的影响，以为只要建立起先进的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过分看重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忽略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由此直接导致了超越我国生产力水平的管理体制的建立。这种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权力过度集中，吃“大锅饭”。觉察到了化中出现的弊端来就主动进行纠“左”调整，但纠“左”是在肯定的大前提下进行的，造成了许多正确有价值的思想在实践中被扭曲。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弄清楚，他坚持集体经济，却把集体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混为一谈，因此，这种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的体制，在实践中必然遭受挫折。

3、发展农业的政策构思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但，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基础上，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才能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把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等同起来，过分看中劳动者实现富裕的过程中在时间上的同步与程度上的同等，把共同富裕的着眼点放在单一的公有制和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上，导致了实践中“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批判“盲富”等，结果助长了平均主义的风气，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造成了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对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极大损伤，从而落得共同贫困。

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1、对农业地位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扭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从战略高度确立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先地位，并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强调农业是根本。为解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又把粮食作为农业的重中之重来考虑。由于摆正了农业的位置，高度重视了农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从实际出发，在农村改革的实践重，制定了一系列调动农民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仅迅速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为城市改革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2、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和管理体制

在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等问题上，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邓小平不可能扭转农村的局面。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就必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唯一的出路就是对传统的旧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后，邓小平把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领导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它是对我国传统农业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和根本性变革。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这种双层经营体制，在统分结合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灵活性，可以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对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的充分肯定。这就彻底克服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端，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验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发展农业的政策构思

邓小平深刻把握了的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的精髓，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决定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底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提了出来。这一政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目的论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发展方法论的统一。使中国逐渐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

1、对农业地位的认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从计划经济逐步过度到了市场经济，在初步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结束了长期供给不足的局面后。在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发展农业作为发展我国经济的重点。在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三农”问题逐渐突出，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如何确保农民增收的问题，这不仅关涉我国8亿农民的生活质量，也与我国社会稳定和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利害攸关。因此，十六大就明确提出了首要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国民经济。

2、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和管理体制

随着农业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我国农业有了高速提高，农村面貌也有了巨大改变。但仍存在贫富差距加大，农村教育滞后，农民收入低等问题。、等第三、四代领导人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中出现的问题，并着手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对农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在继承邓小平的发展农村的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农民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3、发展农业的政策构思

、等第三、四代领导人秉承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深化改革，在大前提不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新的“西部大开发”，将东部沿海等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的资源来带动西部落后农村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并强调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全局战略举措，推动现代化农业技术在整个农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等第三、四代领导人，进一步发展农业，中国农业将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并最终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实现现代化。

【参考书目】

1、石仲泉《的艰辛开拓》（增定本）[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2、唐春元《巨人与大地----邓小平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M]湖南人民出版社

农业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一、科教兴农战略

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在继承邓小平科教兴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战略，提出农业根本的出路在于科学与教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振兴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科学与教育。早在1989年12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就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1991年10月，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到了科教兴农战略问题，指出：“近年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我们注意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了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解决了农村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实施科技、教育兴农战略，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认为“我国农业发展中科技因素在不断的提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创造条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他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坚持不懈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水平和综合生产力。”“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革传统农业，尽快缩短我国农业科技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看，振兴我国农村经济，最终将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在报告中要求，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

农业科技的应用是科教兴农的关键，而科技研究则是科教兴农的基础。提出：“农业科技进步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抓好常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适用技术成果的推广，二是要加强现代高科技和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工作；要在高度重视常规科学技术的同时，加强提高科技的研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应用开发研究和推广工作，积极把新技术成果推广到千家万户；当务之急是抓好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要加强基础研究，充实科技储备，组织农业科技项目的攻关，尽快推出一大批重大成果”。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必须抓好科技成果的的推广和应用，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者试验田里；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也有两个：一是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二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大量的农业人才”。“农村科技工作的重点，要转到先进适用科技成果的引进、示范、推广上来，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进一步稳定和壮大农村科技队伍。”1999年2月，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采用生物工程等方面的高新技术，特别是大城市近郊的农业，必须加快高新技术来武装。同时，发展农业高新技术，要坚持因地制宜。”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91年11月，他在谈到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时提出，“必须按照大农业的观点，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在确保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农林牧副渔各行业和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与其他作物的结构，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谈到如何千方百计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时，认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关系农业稳定增长，增强农业后劲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把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放在与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不懈的开展以改土、治水、植树造林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治理的步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1996年6月，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从农业增长与农业自然资源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互相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他进一步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受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中国农业逐步走上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鼓励农民根据生产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以解决农民一家一户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1996年2月，他致信全国供销合作社会议，指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力要求。希望供销合作社自觉履行这一历史重任，坚持为农业服务的宗旨，不断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真正成为农村综合性的服务中心，成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强调：“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要引导龙头企业同农民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得到实惠，实现共同发展。”

四、城镇化发展战略

李高东等：论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有着高屋建瓴的论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城镇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要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小城镇结合起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高度赞扬乡镇企业，认为“我们的乡镇企业在世界上是个独创，是我国农民的一个新的伟大创造。这是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出路，对于保持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视其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由之路。”他阐述到，“国外经验和我国发达地区的实践都证明，根本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大力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农业富裕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战略重点。”“只有把乡镇企业搞起来，才能安排农村富裕劳动力，解决农村的劳动力富裕问题；才能以工补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也才更好地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拓宽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

积极发展小城镇，提高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的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他再次指出：“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对如何做好小城镇的发展工作，的具体要求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他还特别强调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市场机制、民间投资、政府引导的作用，把发展小城镇同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科技型农业结合起来。

农业现代化战略发展思想紧扣中国国情，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深刻的内涵，是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新时期的新发展，为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农业思想范文篇9

一、建平农业的现状分析

全镇共有耕地面积3.1万亩，坝地仅占5.7％，坡台地占94.3％，属于典型的西部盆地中丘区农业大镇。田土中：水田1.1万亩，旱地2万亩，农业人口2.8万人，人均占有耕地1.1亩。日照、气温资源优越，大面积能实现2－3熟，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7.6万亩左右，复种指数245，其中，粮食作物常年播面6.1万亩左右，经济作物常年播面1.5万亩左右。六大优势主导农作物为小麦、水稻、玉米、红苕、花生、油菜等。

从目前情况来看，建平农业优势明显，是粮、油、猪生产基地镇。全镇粮食总产量近年来一直位列全县前茅。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率较低。建平人均占有耕地仅1.1亩，单位面积产值不足1500元，复种指数还有提高的潜力。二是农作物品种多，但精品少，注册商标只有一个。建平有六大优势主导产业，但均为传统农业作物，产量提升空间小，经济效益低。经济作物播面小，占总播面比重小，难以明显提高经济收入。三是农副产品转化率低。农副产品加工能力弱，生产规模小，加工水平低，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滞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四是土地耕作精细化程度低。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全镇部分村、社出现农业简业化、农村空心化、劳力老龄化现象，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这部分人往往凭经验种田，不去追求什么新品种、新方法，满足于自己的口粮够吃就行，精细化耕作难以保障，对农业增产、增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五是劳动力科技水平低。农民文化素质的普遍较低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源性因素。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素质整体较低，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差，对科学种田的积极性不高，影响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和科技生产力的转换，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科技致富的步伐，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六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近年来，建平农业产业结构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变动比较缓慢,依然是一产业占绝对优势，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从农业生产结构看,种植业产值远高于养殖业，种植业中粮油作物产值远高于经济作物产值。

二、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少典型。好的领头羊，是羊群的保证；好的带头人，是集体前进的保证。建平虽是农业大镇，但没有特别突出的典型增收、致富典型。农业生产停留在传统模式上，农业机械设备利用不充分，农业产业规模化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就连旱地改制，在一定时期都出现了一定的回潮现象。

2.投入不足。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御自然灾害，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资金投入。农业投入不足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一，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是低利润产业；第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防控疫情能力差；第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农民预期支出的负担沉重，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加上家庭意外随时发生，农民不敢大量投资农业生产，农民手头仅有的一点存款用于防病、防老。

3.竞争乏力。农民以家庭经营为主体，实行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经营分散，影响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不利于农业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生产，也使农产品生产费用普遍偏高，导致了许多农产品缺乏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难以给农民带来许多利润，农业综合效益低下。

4.缺乏开拓进取意识。建平六大优势主导农作物均为传统农作物，虽然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但过高的成本和过低的价格导致农民收入有限。同时，农民思想保守，满足于当前的收入水平，无经济实力作后盾，怕投入，怕风险，不敢尝试种植新品种或经济效益高但风险也高的作物。

5.缺少就地创业环境。一是外出打工或农业种植收入已基本满足农民日常开支需求，满足于现状，无富而思进的思想；二是物价过高、不断上涨，筹资困难；三是缺少适合本地创业，且效益高、见效快的项目；四是不易找到创业场地，特别是需地面积大的农业项目；五是缺乏支持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

三、推进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的着力点

1.走出去学先进。由于农村大量精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由先进带动群众致富的任务就落在农村党员干部的肩上。一方面通过远程教育设施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另一方面组织党员干部和能干的人、有先进理念人到外地考察、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管理能力、种植技术。通过让这一批先进分子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种植新品种，增加收入，为当地思想保守的农民当好带头标兵，作好模范作用。使老百姓能够主动破除小农思想，学习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增强市场观念，增强竞争观念，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要求，适应竞争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开拓新境界，干出大事业。

2.大力整合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生产资源。农村精壮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要解决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三大问题，只有整合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生产资源。一是整合技术资源。学习银家湾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利用合作社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的作物品种，一起讨论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技术难题，更能创造和分享新技术。二是整合农村劳动力资源，根据农民所掌握的技术，划分专业，促进精细化分工，形成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专业生产队伍。三是整合资金，加大合作社的融资力度，争取上级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各专业银行的存款增加额用于投放农村的比例。四是整合土地资源，推进土地流转，以专业合作社为单位使用土地，增加土地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五是整合农业机械设备。将全镇的农业机械设备登记造册，合理调度，使每一处需要的地方都能使用设备，使每一台设备都能得到合理利用。

3.推进小集镇建设，营造农产品加工流通环境。调整集镇规划，完善小集镇功能设施。一是建立农产品流通市场，使更多的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提高流通速度；二是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加大对农产品的加工力度，增加农产品的转化率；三是培育产业支撑，增强整体实力。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形成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将小集镇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提高全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四是通过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区的建设，带动和辐射农村小集镇的发展。

农业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生态经济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毋庸置疑的主题。而在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系列讲话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对其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对于指导我国当前农业发展十分必要。本文从农业产业发展视阈分析的生态经济思想，以期能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推进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思维理路。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乎我国经济基础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团结。结合在地方任职期间的经历，不难发现不仅对于农业问题非常重视，并站在生态经济维度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生态农业理论。

1坚持因地制宜为主导，建设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河北省正定县与北京、河北省石家庄相毗邻，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优势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到1985年期间，主席在此担任领导职务，而他的生态农业理论，也在此初步得以实践。河北正定县作为20世纪70年代有名的“高产穷县”，在主席的治理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席在正定县任职期间，积极走访，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实际情况。通过调研走访，对于正定“高产穷县”的窘境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正定作为一个产粮大县，却难以解决当地人民的吃饭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主席主动承担责任，向上级部门沟通反映实际情况，要求降低当地上交粮食任务指标，缓解当地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但调整上交粮食总量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正定贫穷的经济状况，对此主席进一步对正定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改革。首先，从分配方面入手，他提出实行“大包干”，将土地分产到户，极大地提升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其次，针对当地农业经营管理僵化的问题，他提出产权分置经营管理的原则，主张便宜行事，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和特色种植，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1]。如何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先级关系，是正定农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一大问题。主席指出正定农业发展应当面向市场需要，支持经济作物种植，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可以适当压缩粮田面积，鼓励开展多种特色种植[2]。最后，根据正定沙荒面积较大且无法有效种植作物的实际情况，主席提出将荒滩变废为宝大力发展林业。主席主张的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充分发挥了正定现有的资源优势，使正定的土地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得以可持续；不仅改变了“高产穷县”的落后面貌，还开创了正定特色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3]。主席治理正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农业发展要结合本地实际，不断挖掘区域优势，建设特色种养业和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业，使当地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2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抓好生态海洋农业发展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与多省地相毗邻，同台湾省隔海相望，海上交通便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南线起点，地理位置优越。福建的海岸曲折，陆地海岸线漫长，多优良港湾，海洋资源丰富，适宜海洋生态农业的发展。1985年到2002年期间，主席在福建各地主持工作期间的经历，不仅催生出了他的生态海洋农业理论，而且使生态经济思想得以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主席十分重视海洋农业的价值，他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出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抓好生态海洋农业发展。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他曾多次提到当地农业发展要“靠海吃海念海经”。所谓“念海经”就是指依托临海资源优势，除了开展传统海洋捕捞业以外，还要有长远眼光，充分利用滩涂资源，开展特色养殖业。福建省海域面积广阔、海岸线绵长、滩涂众多，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因此，要根据资源优势做到合理开发、物尽其用、有效利用滩涂，着眼于海陆生态农业协调发展，以科技引领农业创新，拓宽海洋农业产业链，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生态共生型海洋农业发展，而且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耕地面积紧张的问题[4]。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生态海洋农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主席多次强调海洋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生态建设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性。“改善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这句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要真真正正深入到我国生态海洋农业发展的实践之中。那么，如何发展生态海洋农业呢？主席在福建任职期间的工作做法给了人们重要的指引：必须研究和把握高端生态海洋农业的发展规律，即依托科技和管理创新实现海洋大生物圈中整体生物链多层次良性循环，并与外界形成互动机制，释放巨大的生态生产力，形成生态、经济、社会和健康综合效益[5]。遵循和运用“生态生产力”“多层次循环经济”原则是其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3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浙江省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地带，经济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但陆地面积较小、人口密集、对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对农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2002年到2007年期间，主席主政浙江，结合浙江实际情况，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他的“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理论都是在此期间得以升华发展的[6]。浙江省陆地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稀缺，传统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浙江省农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剂毒药。农药、化肥、农机具的大规模使用，不仅难以为浙江省的农业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还会给浙江的生态环境带来永久性损害。高效生态农业在强调高投入与高产出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价值。强调将现代生态原则和经济原则运用于农产品的销售与开发，力求将广泛农业和二、三产业相结合来[7]。因此，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主席认为,高效生态农业应当是现代农业的典范，是要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与生态化为目标的有机结合体。“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特征。”高效生态农业应当包含有以下品质：第一，农产品更加绿色，更有特色，更具品牌效应；第二，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结合，产品产业链有效加长，产品的附加值得以提高；第三，农业发展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和生态化生产，对农业资源的使用更加节约、高效、可持续；第四，农产品科技含量显著提升，产品具备高产、优质、绿色和安全等特质；第五，建立工农商业，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产业体系，反映出专业化、企业化的生产主体与工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使我国农业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契机[8]。对于如何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这一问题，主席在浙江任职期间已经有了详尽的解决措施。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技术的投入，提高管理水平，采用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和现代化工业管理，提高土地出产力和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不断提高外向型农业发展水平，进一步做大做强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特色优势产业。对生态经济思想新时代的解读，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以新时代生态经济思想指导我国农业生产实践也必将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9]。但人们可以从因地制宜、面向海洋、科技引领这三个方面去深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生态经济思想中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思维理路，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中国区域生态农业经济效益区的建设，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1）.

[2].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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