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范文10篇

内生性范文篇1

责任中心主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20世纪影响巨大，深深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等领域之中。韦伯在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就是走向形式合理性和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层制是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最为典型的表现。科层制由于推崇“价值无涉”而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效率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产生巨大怀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摆脱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不足，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组织在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化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其实，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作为现代权力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提出了权力集中以强化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认同，依系于权力集中的有效社会整合能够纠正科层制所存在的动力不足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运行动力机制。除此而外，韦伯还提出了政治领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感召力量，在强调法理型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带有的特定魅力，因而政治领袖本身的道德养成必须引起重视。然而，韦伯的努力并不成功：“韦伯如果想把‘价值理性行为’也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就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种类型只能具有信念伦理的行为取向，而不能带有责任伦理的行为取向。这样就忽略了一种根本的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新教伦理才被确定为生活方式的方法论框架。”由此可见，韦伯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触及科层制的核心原则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分，而仅仅是在弥补二者日益增大的罅隙，由此所进行的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无法带来科层制的创造性提升和根本性转变。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关注到了科层制的缺陷与困境，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集中分析评价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种科层制由于无限放大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造成了现代人在道德表达、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障碍，片面强调客观责任的现代管理系统实际上却造成了不负责任行为的频繁发生，在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公共权力正在以理性的名义在无情地宰制着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在遭到压缩。针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根据这种商谈伦理学，人们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促进各种各样的现代公共领域，当言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纠纷与矛盾发生时人们就不会再诉诸于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社会共识在自由交谈中逐渐形成，人们乐于将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议题并将之推到社会舆论的焦点加以关注、讨论、分析、解决和评价。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构思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实现科层制的扬弃具有积极意义。必须要看到，近代科学的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一种理性精神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近代社会成为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社会，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落，就意味着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权”。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就是这种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典型体现。科层制推崇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其体制安排和结构设计从属于权力本位和效率第一的目标。“这种形式理性却成了工业社会广泛应用的工具理性，在制度设计、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被作为理性的原则加以贯彻。结果，事实的多样性遭到扼杀，以至于再度物化的事实违背了人的本性，对人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必须要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二分以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现代公共管理需要科层制作为其基本的结构框架，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更为审慎精细的道德思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体系的科学和完备，人才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力量的因素，要关注人的道德素养所激发的积极行动，在程序设计与组织弹性的基础上构思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换言之，我们需要从伦理内生性的角度对现代公共管理进行重新诠释，才能找到超越现代科层制的根本途径。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诠释

现代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广大非政府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影响力，广泛地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资源和方法，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关系进行协调的活动。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伦理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将公共管理伦理仅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或部分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要将伦理问题贯穿于现代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因为现代公共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要的道德教化与伦理规治实现个体有效的社会融入，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公共管理面对的千差万别的具有道德自觉和伦理意识的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只有尊重个体差异和社会团体施加于其成员之上的影响，才能在促进个体科学发展和团体和谐运转中实现现代公共管理的真正效能。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拥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行动中不仅要体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更要注重管理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公共管理仅仅是外在行为约束的超越与提升。公共管理内生着道德因素和伦理价值，这是公共管理行为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必然要超越简单物质需求满足的生物性特征而上升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伦理道德就突显了人的这种超越性。对于基于现代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共权力的公共归属与私人掌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道德建设和伦理规划才能化解。以政府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组织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契约组织，必须要遏止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私欲，以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氛围并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我们无法避免政府等公共组织所代表的公意中存在的分歧，分歧存在是正常和现实的，容忍这种分歧并为之化解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才是体现现代公共管理之真正价值的根本所在。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现代公共管理行动中，积极协调政府与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突破简单的制度设计依赖，积极发掘信念养成、道德引领、伦理教化的积极社会作用才能真正营造积极、生动、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才是现代公共管理行动真正富有成效的依据和根源所在。现代公共管理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管理规律的科学性，更应该是管理行动的艺术性。公共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此而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因而我们无法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准则。由此，公共管理的艺术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公共管理的刚性规定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在众多时候需要公共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和道德判断做出自主决定，能否灵活运用既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巧妙地化解已经出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效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职位和规则的消极应对，而是在坚持固有原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置。要看到贯穿公共管理行为始终的是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离开了这一点，积极的公共管理行动无法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现代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充分意识到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才能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实现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统一，这才是突破简单的责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过分信赖制度设计而对道德信念有所忽略的责任中心主义，看不到公共管理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结果造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从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这些责任冲突，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行动中对之加以化解。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现代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责任冲突：（一）权力冲突。权力冲突主要就是由矛盾的权力来源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客观责任冲突，如法律要求与组织上级的要求冲突；组织上级的要求与社会公众的要求冲突。面对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责任；运用价值观和道德感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界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无论何时，公共管理最主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更广大的公众利益相符合。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由公众产生，为公众服务，并对公众负责。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关系，因为政府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以其名义进行治理。因此政府必须满足其为之服务的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二）角色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社会角色担当，而是处于复杂网络系统的角色群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责任义务冲突。在处理角色冲突时，我们必须审查和界定自己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公共管理人员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其首要义务就是“扮演”好受托人的角色，真正履行好为公众服务的责任。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设计或重新设计角色、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公共组织人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诸如价值观、信仰等内部控制资源，以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情景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个体灵活处理不同角色所赋予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三）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价值的相对性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存在，公共管理人员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的管理者。利益冲突可以说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关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作为最低现代的道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一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正当私人利益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保证公共管理主体的积极作为和责任履行，道德作为一种渐次形成的内生性力量能够弥补法律效用的不足，保证公共管理主体在私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当的选择。总之，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道德评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主要是由于岗位所产生的客观责任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基于个人良知、道德感、价值观和信仰所产生的主观责任相对模糊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责任内涵缺乏全面而科学的把握和理解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实现协调一致。“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上述的责任中心主义恰恰是忽视了主观责任而过分强调了客观责任，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化解现代公共管理的责任冲突中应该重点突出的。

四、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交换正义的道德责任

内生性范文篇2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内生性范文篇3

一、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

1.（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内生性因素。战略管理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AdamSmith）关于“经济人”的论述。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企业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在制定企业战略时是完全理智的，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在各种影响条件下盲目的跟随“乐队花车（Bandwagons）”（Abrahamson，1993），而是在判断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决策。在本文的讨论框架下，从企业“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就要求企业考虑自己能干什么？精于干什么？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准确定位内生性的核心能力。

（1）企业核心能力的资源基础论。Penrose在其成名之作《企业成长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企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具有一系列潜在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框架将它们汇聚到一起企业（Penrose，1959），并由此将学界对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从之前的企业外部（Porter战略定位等）转向了企业内部，而Penrose在此所提到的“资源”也被后人进一步解释为实体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Barney，1991）。资源基础论的观点的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资源基础论的核心假设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企业核心资源，所谓的异质性主要包括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这些异质性的核心资源形成了某种被模仿或者复制的隔离机制，从而保持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而也是这样的前提假设最终瓦解了整个建立在资源基础论上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正如Leonard-Barton提到的建筑在这些异质性资源（尤其是那些专有性较强的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核心能力同时也在动态的环境中构筑了企业的核心刚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战略优势（Leonard-Barton，1992）。尽管如此，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不可否认是企业在制定其战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内生性因素。

（2）企业核心能力的能力基础论。企业战略理论内生性因素的另一个学派是以Prahalad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作为正式标志的能力学派。经过大量学者的探讨，现在的能力基础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派：一种是从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来定义核心能力，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另一种则着重从核心能力的知识特性方面来定义它，即从知识能否被外部获得和模仿来定义企业核心能力，认为专有知识和信息是企业能力的基础，学习是提高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企业的动态能力（Teece，1997）成为企业能力基础论的有一个发展方向。

（3）内生性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整合—知识基础论。企业的资源基础论和能力基础论均源自对于企业内生性战略因素的研究，但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很融洽，Eisenhardt就在其一项研究中试图推翻能力基础论的观点（Barney，1991；Conner&Prahalad，1996；Nelson，1991；Peteraf，1993；Wernerfelt，1984、1995）并提出在动态环境下适用的修正的资源基础论，主张企业的能力是依附于特定企业资源的企业而产生的（Eisenhardt，2000）。

那么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竞争优势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直到格兰特提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基础论学者主张：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基础理论最终都将走到了企业知识理论这一轨道上来，组织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基础，核心能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从研究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笔者在（1）、（2）、（3）中所论述的“理性人”假说下企业战略制定的内生性因素，即资源、能力和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为图1所示。

2.新制度理论（社会理性假设）下的内生性因素。新制度理论的学者强烈抨击了建立在传统（经济）理性假设上的理论在面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上存在严重不足，认为这些理论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从而构建更完善，解释力更强的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Theory）。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考虑企业战略制定的内生性因素，我们将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1）企业文化。所谓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员工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观和信念体系（StephenP.Robbins），他和企业的成长历史有关，企业文化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企业成立之初，与企业领导人的特质有关，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StephenP.Robbins也通过实验证明大约只有40%的工作价值观是遗传获得的。这也证明了企业文化的具有长期稳定性。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主要源于其对企业成员行为模式和心智模式的塑造过程，从而长期影响企业可选择的战略范围。

（2）企业政治。企业中的政治一般和企业中个人或团体掌握的权利有关。而所谓的权利是指个人或团体提供建议或影响别人或其他团体的信念和行动的能力（HaroldKoontz）。在企业这样一个特定的讨论背景下，这样的权利可以是基于他（们）的地位，身份、职务、年龄，掌握特定资源、知识、专长情况等一系列要素获得的，而这样的权利在原有的企业环境下将会有自我加强的倾向，一旦企业面临战略决策，特别是战略变革决策，原有的“实力派”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利干预，甚至左右企业战略的选择和执行，以巩固其自身地位或进一步获取更多的权利或经济利益。

Fiss的一项对德国大型企业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甚至在企业已经做出战略决策的条件下（股东利益导向），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也还是有能力使企业的之际战略执行偏离企业的战略目标（Fiss，2004）。Leonard-Barton也在其研究中观察到，即使在企业已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企业中原有的“实力派”也将本能的扭曲战略决策的意图，阻碍企业中的新力量的发展。（Leonard-Barton，1993）

二、企业战略的外显过程及影响因素

1.企业战略的外显过程。一般的企业意图的战略外显过程都从企业的既定战略（IntendedStrategy）出发，经过战略执行过程（Implementation），最终外显为企业的已实现战略。其大致的过程如图2。

所谓的既定战略是指企业精心定制或计划好的，期望组织遵循的战略方向。要注意的是既定战略很多情况下都有一套经过计划的执行过程与之配套，如资源配置，控制体系和组织结构等。所以，既定战略和其实施过程够可以被看作为企业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企业的既定战略不一定能够变成企业的外显战略，其原因是在于企业实际的战略执行过程中有很多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始料未及的因素出现，从企业内生性的角度来看，如企业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核心资源流失等等，这样将导致企业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完全按照设计的路径完成外显过程，而是对原有的战略进行逐步的修正，也就是所谓的战略偏移，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战略偏移会导致企业战略的质变-断续性平衡（PunctuatedEquilibrium），即战略渐进式发展中伴随着阶段性质变的趋势，最终将导致企业的外显战略和既定战略完全不同。

那么，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企业战略外显过程中各个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更关心的是企业已实现战略，那么我们应该重视外显过成中的哪一个步骤？

2.战略外显侧重点及影响因素。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之所以已实现战略和既定战略之间存在差距，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战略制定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认识不足，这样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主要是指企业可获得的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1）企业的环境不确定；（2）企业的目标不确定；（3）企业决策的方法—目的链模糊（Means-EndsChainAmbiguity）。进一步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在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不存在以上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那么企业既定战略和已实现战略间的差距将大大缩小，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计划未来。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企业具体应重视外显过成中的哪一个步骤应视情况而定：如果企业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中进行决策，其可获得的信息相对充分，并且企业可以以此降低不确定性的干扰，那么决策者更应该将目光放在企业的既定战略设置和配套步骤的安排上。因为，此时执行过程中的战略偏移影响相对较小；如果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进行决策，可获得的信息相对缺乏，不足以降低企业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决策者更应该关注企业的战略执行过程，并时刻注意在此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从而对企业的战略执行不断的进行相应的修正。因为，此时既定战略对企业的已实现战略的影响在战略执行过程的修正下已经可以降到最低程度。

三、内生性因素决定的企业战略过程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讨论基础上，笔者绘制了以下这张企业战略制定过程示意图，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企业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战略的影响。

在图3中，纵轴所表示的是企业战略制定的前提假设，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述，它可以分为经济理性假设和新制度理论（社会理性假设）；图中的横轴表示对企业已实现战略关注的侧重点，如文章第二部分所述，它可以分为：重视企业的既定战略制定和重视企业战略执行过程。

图中情景①表示：企业在（经济）理性假设下，在相对静态环境中并且重视既定战略的设置。在这样的情景下，企业将理性的对自身的核心资源、能力和知识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所掌握的充分信息，对企业做出符合逻辑的战略规划。这时的企业战略特点表现为一个建立在精细思考和复杂规划过程基础上的，和企业自身资源、能力及知识严格匹配的战略目标和详细的战略执行方案。

图中情景②表示：企业在（经济）理性假设下，在动态的环境中并且重视企业战略执行过程。在这样的情景下，企业无法依靠现有的信息降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将被迫在战略执行过程中不断的通过实践反馈进行学习，也就是所谓的边学边干（LearnbyDoing），精心打造，并以此补充企业的知识，从而可以更为合理的促使资源，能力和知识的优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情景下的企业可以不断通过内生性的学习机制，辅助支撑自身知识、能力的快速增长，以更好的应对动态环境下的竞争。

图中情景③表示：企业在新制度理论（社会理性假设）下，在相对静态环境中并且重视既定战略的设置。在这种情景下，企业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将沿袭原有的战略路径，即战略选择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企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企业文化、行为模式和心智模式，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中这样的一套既定范式将很难被打破，从而始终左右着企业的战略选择。

图中情景④表示：企业在新制度理论（社会理性假设）下，在动态的环境中并且重视企业战略执行过程。在这种情景下，企业将在不断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得到相关信息的反馈，但与情景②不同的是，此时的反馈信息将被组织中的“实力派”所利用，并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影响组织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以达到其经济或政治目的。如果组织中存在多个这样的“实力派”，那么这将是一场多方实力的较量，而最终企业的战略很有可能是一种妥协的成果，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景下，企业的战略将是组织政治的产物。

最后，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

内生性范文篇4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内生性范文篇5

摘要：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证券公司规则化甚至僵化的业务流程显得复杂、笨拙，信息技术的发展则直接推动证券公司流程变革的步伐。作为ERP理论的核心思想，业务流程优化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证券公司的业务流程优化有其特定的步骤与内容，同时加强对业务流程的控制也是证券公司迫切的任务。

一、证券公司具有流程优化的内生性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企业外部生存环境（顾客、竞争、变化的3C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生存的压力日益加大（迈克尔•波特，2002）。传统企业中规则化甚至于僵化的业务流程显得复杂、笨拙、并且易于出错，同时由于传统企业中的业务流程往往使工人或管理层囿于规则，过于注重本部门或本人的工作和业绩，程序化的办事，而对整个流程不甚了解，无法意识到企业的真正需要，忽视了过程最后达到的总目标，从而产生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导致本位主义和内讧。（张砚，200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迈克尔•哈默（2002）提出了业务流程再造地理念，他认为业务流程是有组织的活动，相互联系，为客户创造价值。他还强调了该定义的不可更改性。从这一简洁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蕴涵的深刻含义：首先企业的业务流程不是杂乱无章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是跨部门、跨职能的，从起点到终点包括多个业务活动；其次，企业的业务流程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并且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再次，企业的业务流程是要实现企业的目标，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企业中，任何产品或服务都不可能脱离流程而存在，同时，任何流程也不应脱离产品或服务，企业的业务流程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它决定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和效果。走过十多年风雨历程的中国证券业现状堪忧，“问题券商”的层出不穷，由券商问题的表象透视出：1•券商亏损已经成为一种全行业的持续性现象；2•“问题”券商已蔓延到全行业，成为带有行业体征的问题；3•“问题”券商的暴露与重组已成为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爆发的行业性“痼疾”。（张伟，2005）证券业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经营环境等外部原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我国证券公司体制僵化、流程复杂、内控缺失等内部原因所致。证券公司管理当局应树立创造性经营理念，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创新机制，增强自身创造能力，如服务创新、业务创新等，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孟焰，2004）对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金管理、会计系统等方面加以严格有效的控制。通过不断发展优秀的业务流程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打造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证券公司流程优化的路径分析

（一）流程优化的模式

尽管迈克尔•哈默并没有系统地总结归纳流程再造的方法步骤问题，但是有学者通过对他著作的研读，基于对迈克尔•哈默观念的深入理解，替他总结出了一个四阶段模式。第一阶段，确定再造队伍；第二阶段，寻求再造机会；本论文由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第三阶段，重新设计流程；第四阶段，着手实施再造。乔•佩帕德和菲利普•罗兰（2003）认为，第一阶段为营造环境；第二阶段为流程的分析、诊断和重新设计；第三阶段为组织架构的重新设计；第四阶段为试点与转换阶段；第五阶段为实现愿景。威廉姆•J•凯丁格等人（1996）在调查33家咨询公司在企业推行流程再造的实践经验以后，归纳出了流程再造的六个阶段21项任务。此六阶段按先后顺序包括：构思设想、项目启动、分析诊断、流程设计、流程重建、监测评估。在国内，芮明杰、袁安照较早对流程再造的步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业务优化应该包含七个阶段31个子步骤。包括：设定基本方向、现状分析、确定再造方案、解决问题计划、制订详细再造工作计划、实施再造流程方案、继续改善的行为。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潘国友的四阶段模式，包括：再造策划（Plan）、重新设计流程（Reengineering/Rede－sign）、流程规范化（Systematize）、再造实施（Do）。虽然以上的优化再造模式并非完全针对证券公司，但这些模式对于证券公司的流程优化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证券公司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模式来规划实施流程优化。

（二）证券公司流程优化的内容

1•流程优化的一般内容。消除流程中的不增值环节只是流程再造的手段而已，推动生意模式的转型，以适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已经成为流程再造的主要目标。在此目标下，迈克尔•哈默（2002）进一步提出流程再造似乎让人感觉到信息技术和流程再造之间并无紧密地联系，但是信息技术是流程再造的有效工具。Davenport和Short同样认为，信息技术是流程再造的有效工具和基本条件。信息技术将带来组织层级的减少，有助于决策过程的强化。（Chamry，2003）因此，信息技术的改进是流程优化的重要保障。对企业信息系统的持续关注是流程优化的重要内容。流程优化与再造还是企业再造工程的核心领域。企业再造是从顾客需求出发，以企业流程为改造对象，对企业流程进行根本的思考和分析，通过对业务流程彻底的重新设计，从而获得企业绩效的改善。企业再造工程由两种必要的活动组成，一是根据企业正式的活动来确定它的运作方式；二是分析评价每一个流程，包括度量和给出流程的各方面标准流程再造包括企业观念、企业流程重建和企业组织重建三部分。因此流程再造强调的是顾客至上、以人为本与彻底改造。

2•证券公司的业务流程优化的内容。证券公司的核心部门营业部、技术支持部门以及客户服务部门的最优化需要通过流程的整合来完成。因为三大部门领域中每个领域的行动对于其他两个领域都有直接的影响。营业部系统的差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流程的耗时及成本以及增加客户服务部门的工作量，增加客户服务的非增值服务量。低效的技术支持流程会导致后台活动耗时增加从而减少了销售、客户服务的时间；交易和头寸处理差错会导致客户对帐单差错从而增加客户服务处及营业部的客户查询量；客户服务处理的低效率会导致营业部的客户查询量增加从而增加营业部去后台询问量（降低了后台作业的效率）。只有通过上述三个部门领域的同时改造才能获得巨大的盈利性和客户服务水平的提高。证券公司业务流程优化主要涉及营业部经营、技术支持以及客户服务三大功能。

以往的观念不重视三大功能的协调，将其视为各自独立的成本中心，每个功能的优化也只是从自身出发，缺乏系统思考。成本的削减与业绩的改善只是短期的，不能从根本上削减公司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在营销视角下，证券公司的业务流程优化是将经营组织的功能性（成本中心）观念转变成业务流程观念，更加关注顾客和业务的需要，强化营销意识。从分割地看待各个成本中心的业务，转变成视其为一组业务活动，最后将其整合为一组业务流程。尽管对证券公司流程再造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为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为更好满足顾客需要服务的、系统化的、企业组织工作流程的改进哲学及相关活动的业务流程再造，为证券公司经营管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三、证券公司的业务流程控制

（一）对业务流程进行控制的必要性按照COSO于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定义，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Process），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组成部分（Components），随后，其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将风险评估扩展为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五要素扩展为八要素，强化了风险意识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意义，《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确定的内控目标增加了战略目标（朱荣恩，2003）。现代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提出了对企业流程进行柔性化的要求（张砚，2005），这时企业进行强制性控制会影响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速度和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的学习能力，因而，在既要保证企业的反应速度，又要实现决策有效性的要求下，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对流程的作用只能是引导性的，就是通过各种政策和程序提高流程执行员工的自我控制程度，引导其行为符合企业价值去向，防止其发生违反企业利益的行为。

如有发生，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可以实现内部控制功能的飞跃，从“防治”型的内部控制走向“免疫型”的内部控制，促进基层员工融入自主化的行为优化过程。我们可以把内部控制视为“管理系统内部的控制子系统”，这一系统主要解决组织优化、职权制衡、流程规范、信息通畅、检查监督等方面的有机整合问题。传统的内部控制包括岗位分设互相制约，业务活动的有效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及资产运作的安全性等内容，自然包含其中而得到解决。（方红星，2002）企业的发展是依赖于对流程长期持续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对于不增值流程的适时改进，不能容忍流程的不完善积少成多，生成痼疾，达到需要再造的时候再推倒重来。公务员之家

（二）流程优化与内部控制目标的统一性在前文，我们论述了流程优化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组织价值增值（迈克尔•哈默，2002）或者说组织价值的最大化（迈克尔•波特，2002）。由于企业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JensonandMechling，1976），因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杨瑞龙，1999），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最优化模型（方红星，2002）。另外，组织的目标本身也是动态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组织自身的演进，其目标也会不断演变。针对目前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过程。而提高组织效率和实现组织增值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涵义（IIA，1999）。从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看（COSO，1992），显然它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而且，它主要属于管理当局———实际对组织的财产及其经营行使控制权的利益关系主体———的职权范围之内。（方红星，2002）事实上，对组织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对组织实施内部控制，以及二者自身的产生，演进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耦合，都是追求组织效率的必然结果。

（三）业务流程控制发展的新趋势①在信息社会中，业务流程的发展必然导致自我控制成为新的业务流程特征，面对这一条件，传统企业强制性的内部控制已经不能适应，因此需要对企业内部控制理论进行新的发展。现代企业而对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满足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和快速行动的要求。业务流程的自我控制是指完成某项任务时相关业务流程的建立和变化不再完全依赖于上级的直接指示，而由执行员工自行决定，它是企业实现快速有效反应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也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业务流程的自我控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快速反应，业务流程的自我控制一方面使得流程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获得相关的决策权力，从而避免企业内部信息的层级性传递，节约反应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变化速度的加快，处在企业第一线的流程执行员工相对于管理层拥有更多的对于外部环境的信息和专业的知识技术，这就使得企业决策和执行的有效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流程执行员工的知识水平、积极性和创造力，业务流程的自我控制使得企业能够在快速反应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反应。

内生性范文篇6

[关键词]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内生性嵌入；外生性嵌入；内生性嵌入缺陷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

(一)FDI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关文献回顾

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最初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地区实践和当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典型产业集群云集着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但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FDI的关注较少。因此，在为数不多的研究FDI与产业集群形成的国外文献中，对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内生的观点，即在国内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探讨内生产业集群对外生产业集群形成的引致作用。Head、Ries和Swenson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对日本投资选址起主要作用的是美国既有的产业集聚效应，指出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美国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美国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而且美国垂直产业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Guimaraer等人对集聚在葡萄牙的FDI定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集聚经济是影响FDI投资的决定性定位因素。

相对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多来自于外力的作用，即FDI的作用，如波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产业的集群。Head&Ries对中国1984－1999年引进FDI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现有工业规模和利用外资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集群研究进行跟踪，在国内众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中有一部分与FDI相关。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1．指出FDI是导致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魏后凯、徐康宁、梁琦等人从FDI区位选择的角度，指出某些地区特有的区位优势因素导致FDI流入并形成地区集聚。我国学者朱华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及全球联系一直受到关注。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受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对后者的技术依赖性增强。茹玉骢指出是跨国公司垂直型的FDI导致了我国FDI产业集聚的形成。王剑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FDI集聚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刘义圣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类：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外生式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并指出外生式产业集群是FDI与当地的区位优势结合形成的以外商投资为主的产业集群。李锋从实证的角度对江苏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江苏产业集聚很大程度上是FDI推动型集聚，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对集聚网络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胜利通过台商在大陆投资特征的分析，指出台商目前已在大陆形成地域集聚，但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合作，根植性不足，对当地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国内的区位优势与FDI链合的结果。黄德春指出，在开放型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跨国公司将会影响技术型集群的知识辐射、生产型集群的集群结构，并成为市场型集群的枢纽。开放型集群的形成会给地方性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形成大量的地方性企业。

2．认为产业集群或集群因素形成了吸引FDI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新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状况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贺灿飞用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来解释我国207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实际利用FDI和协议FDI的分布，验证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FDI的重要作用。王焕祥以FDI双集中为背景，提出并论证了东道国吸引FDI的二重优势，即基础性优势和集聚性优势。随着各国吸引FDI的竞争日趋加剧，基础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不断弱化，而集聚性优势吸引FDI的竞争力日益强化。祖强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FDI纷纷投向中国，跨国公司的FDI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将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折衷，指出我国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首先是因优惠政策、市场、资源等因素导致FDI流入，在路径依赖以及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又成为进一步吸引FDI流人的区位优势。如李锋指出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增强了区域的整体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降低了商务成本，从而增强了区位的引资能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而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区位优势，如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等，吸引了大量FDI进入我国。由于历史与偶然因素使FDI驻留于某一地区，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开始形成产业集群，并引致本地与外资企业加入，导致更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效应的示范与带动下，更多的FDI进入，从而使集群效应成为吸引FDI的区位优势。因此，我国的外资利用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已进入良性循环：区位优势——FDI进人——形成集群效应——区位优势增加——更多FDI进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效应。

(二)FDI与我国产业集群区域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我国加工制造业利用FDI数量最多，相应地外生性产业集群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中。随着近年加工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形成了三大经济核心区和若干制造业带。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各地工业增加值与FDI的地区分布相一致，利用FDI多的地区，相应的工业增加值也高。

注：①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②FDI实际利用额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内蒙古、广西、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7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粤)、长江三角洲(苏浙沪)和环渤海地区(京津冀鲁辽)三大经济核心区，随着FDI在这些地域内的集聚，在沿海地区初步形成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带和辽中南(沈大)制造业带。这些制造业带，由最初的简单聚合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产业集聚后，由于集聚体内企业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已经开始由集聚向集群转化，形成产业集群化趋势。

2．FDI区域分布与各地产业集群数量分布呈现一致性。根据表2数据，2004年我国东部lO省市(不包括海南省)利用FDI实际额共计46714984万美元，占全国FDI利用实际额的比重高达83.11％。2005年我国25个省(市、区)的产业集群数共计748个，而东部10省市的产业集群数为569个，占25省(市、区)集群总数的76.07％，产业集群数排名第一至第五的省份均在东部。通过FDI利用额与产业集群数量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FDI利用多的地区，产业集群的数量也位于全国前列，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FDI的区位分布存在高度的相关性，FDI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网络组织，它兼有企业与市场的某些特征，是建立在网络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地理接近、相互依赖、持续交互作用以及产业组织间柔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生产网络、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

嵌入性的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观点时用到的三个概念之一，即嵌入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最早形成于美籍匈牙利学者波兰尼的思想中。嵌入性一词的普遍应用归功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工作。西方产业集群网络的嵌入性研究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实践，经历了由内生到外生，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一方面要重视内生的本地化基础与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因而产业集群的嵌入性可分为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前者指集群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企业同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联系；后者指集群中的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同区域外部成员之间的网络联系。本地化嵌入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embedded-ness)。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关系性嵌入)，即集群成员间的互动联系；行为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结构性嵌入)，即集群受其所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球性嵌入主要是指集群对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简称GVC)的嵌入。

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之所以会经历由本地化嵌入到全球性嵌入，原因在于一些过于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集群，由于嵌入性依赖，导致“锁定效应”，致使集群走向衰落或解体。在相对较早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强调本地化嵌入的重要性，认为集群本地企业间网络、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研究都往往忽视过密、过强的集群本地化联系可能导致集群创新能力的退化和竞争力的下降。因为过度嵌入会导致集群的“锁定效应”，即集群网络互动模式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能力的弱化或丧失问题。集群对本地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完美适应将削弱本地经济的外部适应性。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便可能因资产高度专用性所带来的高转换成本，放弃进行内在调整的努力，转而沿着既有路径演变甚至衰落。

为弥补本地化的区域研究范式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从集群与外部联系的角度探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的路径。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弱关系的强力量》一文，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互动频率高、相互间感情投入多、亲密程度高和互惠互利多的互动交往关系；弱关系是指偶尔联系的互动频率低的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是集群交易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可以增进集群内各成员之间的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集群内信息的共享与创新效率。但集群的弱关系可以使集群规模增大，信息量增多，信息的重复性降低。强关系网络适合显性知识的传递，而弱关系网络适合隐性知识的传递。随着全球化中不确定性的提高，隐性知识对集群的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弱关系可能给行动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使具有弱关系的集群由于具有更多与外界的联系而使集群更稳定，并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与发展的机会。

Burt于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从网络整体结构性特征来探讨网络关系的多余程度以及网络关系的位置对于行动者资源的影响。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接触间的非多余的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网络的结构洞越多，则行动者所可能获得的资源、机会就越多，能带来的收益便越高。跨越结构洞的网络成员至少可获得两方面的优势：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信息利益)，占据影响交易结果的主导位置(控制利益)。Ow—en－SmithandPowell提出“全球性管道”一词，对集群与外部知识体的互动渠道进行描述。认为如果本地化网络可以为集群企业互动提供大量自发及不可预期的环境，并形成某种解释性社区，从而促进集群的创新，那么全球性管道则能为本地集群的创新提供大量新的信息，并能为本地企业提供大量可行技术。

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等人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定义、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过程。全球价值链包括生产商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在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包括其上下游联系)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比较典型的有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产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贸易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很普遍。

新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相对于工业时代的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时代，价值链各环节中的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高，而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较低，所以企业以内部一体化取代市场一体化，以企业组织形式代替市场形式以规避市场不完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在新经济时代，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价值链各环节中，研发、设计与营销等环节的价值量迅速提高，而制造环节的价值量最低，形成“u型”价值链曲线(见图1)。

由于价值链各环节价值量的变化，使众多跨国公司发现将非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可增强其竞争优势。于是跨国公司借助世界各国及众多企业之间存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将生产过程分解为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诸多步骤而将全球价值链分割。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跨国公司将自己不再具有优势的、使用标准化技术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集中自己的资源优势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从而获取最大的价值量。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分割价值链以及将制造业外包的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得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过程，其集群的嵌入性研究相应地经历了由本地化联系到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本地化嵌入与全球性嵌入在促进集群稳定发展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本地化嵌入是集群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的来源，全球性嵌入是保持集群发展基础、扩大集群优势的方式与手段。相对于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具有先天的外生性，即首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形成集群，然后通过培育集群的内部优势，促使集群中的企业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通过外生性嵌入，培养内生性嵌入的基础与优势，最后利用内外嵌入性的共同作用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

三、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与“OEM锁定”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是在利用外资过程中FDI的技术、管理与品牌等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其形成之初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这种嵌入对于我国来说属于被动性嵌入，是FDI为保持和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投资区位，进行产业链分割与产业外包的结果。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以及我们的实地调研，本文将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目前这两类集群都以OEM方式承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在集群内由于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严重依赖，使内资企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

我国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嵌入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一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垄断全球生产环节的大型制造商，其通过控制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的R&D能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全球营销网络，以强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优势与工业资本，构筑起以全球投资为基础的纵向网络，形成对新进人者强大的产业链高端生产环节的进人壁垒。在这类集群中的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不具有或欠缺研发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与全球营销网络，只能围绕集群内的跨国公司，以OEM方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被动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有限并处于受控地位。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分布这样几类生产方式：接单产品组装(OriginalEquipmentAssemb-ling，OEA)、接单加工生产(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ing，OEM)、设计生产加工(OwndesignManufac-turing，ODM)、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wnBrandManufacturing，OBM)、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Manufac-turingService，EMS)。从OEA—OEM—ODM—OBM—EMS，随着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量的创造也由低到高。EMS、OBM、OD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与销售等价值量的高端环节。OEA、OEM等生产商一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量创造的最低环节。以当今世界计算机生产为例，其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美国(EMS)，核心技术集中，利润率高达25％以上；第二层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ODM、OBM)，利润率达15％；第三层在东南亚和中国(OEM)，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规模高达几十亿美元，但利润率却不到5％。在我国信息设备制造集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凭借垄断计算机硬件生产的核心技术、CPU、存储器及其关键材料单晶硅的制造，独占该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国内中小企业，由于使用标准化技术，产品的专用性低，与EMS、OBM、ODM厂商之间的关系松散，被其他厂商替代的可能性大，讨价还价能力差，价值捕捉与创造能力差。

我国外生劳动密集型集群嵌入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在全球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零售商和经销商，其通过控制设计和销售环节，掌握着产业发展中的设计优势、品牌优势与全球营销网络，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构筑零售商、经销商与设计者之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水平网络，从而形成对新进入者强大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较高的生产环节进入壁垒，供应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由于其技术难度不高，生产环节进入相对容易，但市场进人壁垒较高。在我国劳动密集型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在产业的上游不具有设计优势，在产业下游不具有品牌与全球销售优势，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及各种自然资源，被动地以OEM方式为全球大型供应商提供产品，嵌入其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获取微薄的工缴费。。

外生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共性是：二者目前都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价值量创造有限。由于无法进入到研发、设计与销售环节，缺乏生产的自主性，被动地依赖于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这种“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使国内企业日益呈现出OEM锁定趋势。但二者的外生性嵌入也有差异，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集群的嵌入性发展好于技术密集型集群。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高，技术决定市场进入，加之国内缺乏产业发展的传统基础，因此，国内企业要想由生产环节进入到设计、研发与销售等高端环节面临的困难较多，摆脱OEM锁定还需要时日。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技术壁垒，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壁垒较低，且国内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传统与基础，因此生产进入相对容易。国内企业通过多年为外资企业进行OEM生产，已开始普遍采用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差别日益缩小。因此，外生性的劳动密集型集群已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上下两端扩展，一方面向上游的设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向下游的自有品牌的市场开拓环节延伸，从而能够分享来自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量，集群所获利润相应提高。从内外资企业在集群内的融合发展来看，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导致了集群的产生，也促进了本地民营企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与完善，使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加深，增加了其对当地的本土化嵌入，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单纯合作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国内企业在依托OEM赚取稳定收益的同时，开始积极自创品牌，开拓国内市场，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内近年来在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等众多产业中已经涌现出大批知名国内品牌。但在追求品牌竞争优势、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矛盾开始暴露，即内资企业间的竞争多于合作，彼此间的无序竞争已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使竞争优势难以形成，集群发展后劲不足，不仅没能获得集群所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而且也较难摆脱OEM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将威胁到集群的存续。

综上所述，导致“OEM锁定”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存在的内生性缺陷。我国的外生性集群的形成是在外资作用下被动形成的，虽然形成的时间短，发展速度快，但不具有或缺乏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集群在长期自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嵌入优势，而内生性嵌入优势才是产业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催生”了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但在一些外生性集群中，由于跨国公司大力借助于其内生性嵌入网络提高竞争优势，将与其配套的上下游厂商、服务商整体移植到我国，形成孤立于本土企业的具有较强的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复制群居链”，如东莞的台商IT集群。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要素价格的上升，廉价劳动力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因而基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也同样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不能在廉价要素存续期间培育出内生性嵌入优势，争取集群发展的自主权，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四、我国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缺陷

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要包括各类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见图2)。各类主体在集群的内生性嵌入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是集群中的各类企业，它们是集群的核心主体，企业在经济利益和企业家精神的驱动下，会平等互惠地进行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成本。其次是与企业具有各种联系的中介组织、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等主体。政府是产业集群中的建设主体，在产业集群的网络活动中，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产业集群的活动方向，并刺激大学与研究机构同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和协调创新主体间的矛盾。产业集群中的一些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在产业集群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们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节点，通过其自身的专业化服务促进集群内各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这些主体间的群内相互作用形成集群的关系性嵌入，与集群网络所处区域或国家宏观环境体系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性嵌入。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缺陷主要表现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不足。

关系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集群网络主体不健全，许多集群内的各种中介组织缺失，如商会、行业协会不健全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少教育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发育以及缺少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等；二是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间的联系不密切。目前许多外生性集群中的企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形成集群内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基于生产流程的上下游垂直分工体系。集群内的信息由跨国公司控制，呈单向流动。集群内地方企业之间(企业与竞争者、与协同者、与同一价值链上的供应商、销售商)、地方企业与本地其他行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政府、公众)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网络水平联系没有形成，网络的本地嵌入性不强，导致集群内集体学习能力有限、创新严重不足。而只与跨国公司结网，不与本土企业联系，会造成对国外企业的严重依赖，成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网络中的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最终将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

结构性嵌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不当及市场的不健全，具体表现为：(1)行政审批效率差，不适应某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家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报国家审批，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2)海关的通关时间长，通关渠道不健全(如缺少全天候通关渠道)，境内外人员出入境手续繁琐，通关环节多，通关效率低，导致外生性产业集群中高科技人员流动不便，企业的产品运输不畅，影响集群的持续发展。(3)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缩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降低了企业的筹资能力。(4)优惠政策存在瑕疵，没有顾及价值链上的配套与协作企业，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与发展。(5)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对集群内各类企业的规范与管理，也不利于集群的创新与知识在集群内的传播，更不利于集群内公平竞争氛围的形成。(6)缺乏技术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缺少竞争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固有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国内缺少创新环境与人才培养机制密不可分。

五、结论

1．随着我国FDI利用规模的扩大，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中日益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即是在FDI的引致与孵化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主要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两类。

2．我国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一开始就外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外生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时间缩短，发展速度提高，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现有的外生性产业集群陷入“OEM锁定”状态，很难沿着产业链进行产业升级。

3．根据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嵌入性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内生性嵌入是集群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竞争优势的源泉，外生性嵌入是保持与扩大竞争优势的手段。没有充分的内生性嵌入作基础，想通过单纯的外生性嵌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内生性范文篇7

分析货币供给问题,有三种观点:一是,货币内生性,即货币供给是经济内生的,其供给数量由经济运行情况决定的;二是,货币外生性,即货币供给不依据经济运行状况,而由一国货币发行当局决定发行数量;三是,货币混合论,即货币供给不完全由经济内生,也不完全由货币发行当局决定,而是两者的综合。对货币供给研究,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学说是货币学派的“单一货币规则”,主要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该理论核心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货币供给也给出了不同答案,但都缺乏实证验证;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利用VEC模型和VAR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但都不太系统,如冯玉明、袁红春、俞自由在《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的实证》一文中指出我国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但其在分析方法上比较简单;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在《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利用VAR模型对货币供给进行分析,但其在选择变量方面只是用财政预算支出,出口额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变量来分析广义货币M2,并且在分析时也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货币供给问题,在选择模型变量方面和深入分析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

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2.2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和协整性(Johan2sen)

检验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也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同样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再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协整性(Johans2e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3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分析

经过分析模型选择滞后阶数3最好,因为在滞后阶数3时,施瓦兹AIC值最小并且此时赤池SC值也最小,但考虑到要建立的模型,由于样本期限较短,并且样本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本身合理的自由度,使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并且为了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2.4VAR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把M2,GDP,CPI,PPI,HUILV这五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带入模型,并利用计量统计软件,得出如下VAR模型估计结果,具体整理如下:

M2=0.5843M2(-1)+0.8903M2(-2)+0.0183GDP(-1)-2.2103GDP(-2)+0.1583CPI(-1)-1.4493CPI(-2)+0.1803PPI(-1)+0.9113PPI(-2)-0.2793HUILV(-1)+0.0953HUILV(-2)+12.130

R2=0.90F=16.03

由于,本文主要是对广义货币供给M2进行实证分析,在此主要讨论M2的VAR模型表达式,而对于GDP,CPI,PPI,HUILV的VAR模型表达式不作深入讨论。在M2的VAR模型中,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0,说明模型拟合得还是比较好的,但与真实值相比,拟合效

果还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

2.5VAR模型系统稳定性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常,对于VAR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是很困难的,如欲对一个VAR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可以运用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其中,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即在误差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影响。一般地,非稳定的VAR模型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此,需要对该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分析得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在此,只对广义货币M2进行脉冲响应分析。M2分别受到自身,GDP,CPI,PPI,HUILV,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如下分析:来自自身的冲击,总体响应都是显著的,都为正。这说明,对自身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较强,并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来自GDP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对广义货币供给M2冲击还是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快速增长;来自C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居民物价水平升高,导致货币需求增加,从而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P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工业品出厂价格提高,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进而也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HUILV的冲击,总体上不显著,表明我国汇率变动对货币供给增加不敏感。

2.6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在建立的VAR模型中,每一个内生变量都有一个独立的方差分解序列,通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可以发现随机新息的比较重要性信息。GDP,CPI,PPI,HUILV的预测方差分解表明,对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从第2年开始分别被GDP,CPI,PPI,HUILV所感应,各自占比分别为0.35%,0.74%,8.59%,1.96%。经过分析发现第7年到第15年,M2的方差分解被GDP,CPI,PPI,HUILV感应的值一直比较稳定,M2的方差分解被M2本身感应的值一直比较大,说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本身增长受其自身系统扰动比较大,其次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也受我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影响也比较大。

3基于VAR模型分析的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主要结论

本文对时间序列变量M2,GDP,CPI,PPI,HUILV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并构造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表现出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快,要求货币供给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货币供给适度地增加时,也会刺激我国经济增长。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并不是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全部原因,还有其他因素,也即说明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完全内生的。

(2)尽管广义货币供给M2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说这不是长期的,但这也对我国短期货币供给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在分析短期货币供给时,一要考虑当前的通货膨胀情况,二要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

(3)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着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货币供给变动是引起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因果。我国目前人民币还在稳步升值,但升值幅度一定要考虑到我国国内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货币供给情况。还可以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以证明,我国货币供给变动对汇率波动不敏感。

(4)要充分重视我国目前货币供给变动受其自身影响比较大。在建立的VAR模型方程式中,可知M2与其滞后一期的值,滞后二期的值关系都比较显著;并且在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中,货币供给自身受自身影响已达到将近一半的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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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双正.基于VAR模型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内生性范文篇8

[关键词]数字金融；家庭信贷约束；金融可及性；数字支付

一、引言

信贷约束，是指信贷需求主体在信贷市场现行条件限制下，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即借款人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贷款金额不能被信贷机构所满足的情况(Blinder&Stiglitz,1983)。已有文献指出，信贷约束的形成受到资金配给制度(Boucher，2008)、人情面子观念(王芳，2005)、高昂的信贷交易成本(Blinder&Stiglitz,1983)、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管制(Cater，1988)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尹志超(2018)的计算方法，使用2019年CHFS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家庭总体信贷约束为17.04%，远超发达国家信贷约束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家庭信贷约束依然较为严重。已有研究指出(尹志超，2018)，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因此缓解信贷约束，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1月，央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明确提出要将数字元素与金融服务相融合，推动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金融交易方式和服务模式在不断地演进，使得数字金融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的主流。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具有覆盖区域范围广泛、服务成本更低、服务群体更加普遍多样等特征(杨米会，2021)。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模式，通过先进的服务方式，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王修华等，2022)，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而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家庭信贷约束，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机制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缓解家庭信贷约束的理论机制在于：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实体机构对数字金融的限制逐渐减轻。数字金融通过先进技术使得金融服务迅速普及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大大延伸金融可及半径，提高居民获取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而且基于长尾效应，数字金融为大量零散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获取了大量受众(王华等，2018)，金融可及性逐渐提高，而金融可及性提高会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业务竞争，降低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居民获得贷款的难度降低(顾俊青，2019)，因此金融可及性可以有效提高家庭信贷需求。第二，在传统金融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凭借有限的手段掌握的客户信息不够完善，于是在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Stiglitz(1982)指出，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会阻碍部分家庭享受需求的金融服务，并且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除此之外，信息不对称会使得放款人出于安全的目的加大对贷后资金的监督从而增大成本(尹志超等，2018)，促使利率高于均衡水平，导致还款人负担过重而违约，不利于信贷约束的缓解。另一方面，在数字金融的诸多功能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支付功能(尹志超等，2019)。数字支付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多样化金融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居民家庭在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时往往需要先绑定银行卡、信用卡(Mishra&Bishtss，2013)，通过与银行卡绑定的移动支付软件进行直接支付，因而交易双方会为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交易数据，掌握客户更多的金融信息痕迹，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数据处理技术的运用，精准判断客户的信用风险等级，避免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从而提高信贷利用率(Mbiti&David，2013)，同时，金融机构通过客户信息积累，为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差异化金融产品，进而使家庭更有可能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综上，提出本文待验证的假设如下：H1：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提升金融可及性，放松家庭信贷约束。H2：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带动的数字支付可以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所用微观家庭数据主要来自于2017年以及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于《2018中国统计年鉴》。1.信贷约束的衡量。信贷约束的识别以及衡量问题是影响实证结果的重要方面。我们参照尹志超(2018年)的做法，使用“需要但没有申请、或者申请被拒绝”来衡量家庭信贷约束。此外，根据“申请被拒绝”及“需要但没有申请”，分别生成虚拟变量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2.数字金融家庭。本文以家庭购物结算方式来判断该家庭是否为数字金融家庭。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及家人在购物时(包括网购)，通常会使用如下哪些支付方式？”这一问题，回答使用银行卡、信用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的家庭认为是互联网那个金融家庭，而使用现金结算的家庭为非数字金融家庭。3.机制中间变量的衡量。数字金融促进银行卡的使用，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信贷约束。因此我们使用家庭拥有银行卡总数作为中间机制变量。本文参照林毅夫等(2005)对于金融可得性的衡量方法，将居民家庭在生产经营、以及非生产经营(如金融资产投资、非金融资产投资等)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总和对家庭金融可得性进行衡量。4.其他变量。为分析数字金融对我国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年龄平方、户主性别、户主是否为党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家庭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进一步，我们剔除了其他变量的缺失值，最后样本量为9506个。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选取户主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以便于实证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内生性讨论

我们首先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鉴于研究对象是涉及家庭信贷约束的虚拟变量，故选用Probit回归模型，具体的模型为：Prob(Ci=1|Xi)=αHLWi+Xiβ+μi(1)其中，被解释变量Ci表示家庭信贷约束，具体来看，又分为需求型信贷约束与供给型信贷约束。解释变量HLWi为是否为数字金融家庭。Xi为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选择“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缓解，后文也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进一步，为验证数字金融影响家庭信贷约束的内在机制，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交叉项，将模型设定为：Prob(Ci=1|Xi)=α0HLWi+α1HLWi×Ai+α2Ai+Xiβ+μi(2)其中，Ai为机制变量，代表金融可及性或数字支付。其他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重点关注交叉项系数，并预期α1系数为负。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

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1)、(2)列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有显著负向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在一阶段检验中，F统计量为388.71(p值=0.000)，大于10的经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第(2)列Wald内生性检验显著，说明工具变量“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的选取是合适的。第(2)列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会使得家庭信贷约束显著降低70%的概率水平。第(6)列结果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在1%水平上能够显著降低供给型信贷约束62.3%的概率水平。第(3)、(4)列结果虽然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但第(4)列未通过Wald内生性检验，表明内生性问题不严重，进一步说明第(3)列估计结果无偏。第(3)列结果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会使得家庭需求型信贷约束在1%水平下降低34.0%的概率水平。

(二)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路径之一：金融可及性

数字金融通过金融可及性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与表2分析类似，第(1)、(5)列的回归结果有偏；第(3)列结果无偏。从第(2)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家庭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显著缓解信贷约束水平。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家庭的金融可得性每提高1单位，供给型信贷约束显著降低4.3%的概率。第(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金融可及性提高1单位。需求型信贷约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7.6%的概率，这充分验证了假设H1。

(三)数字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路径之二：数字支付

数字支付对家庭信贷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4。与表3分析类似，第(1)、(5)列的回归结果有偏；第(3)列结果无偏。从第(2)列回归结果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与信贷约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即数字金融家庭的储蓄卡数量越多，家庭就更倾向于摆脱信贷约束的影响。从第(6)列回归结果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具体来讲，数字金融家庭的储蓄卡数量越多，信息不对称就越能得到缓解，家庭更有可能摆脱供给型信贷约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家庭储蓄卡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需求型信贷约束的概率，即家庭储蓄卡数量增加1单位，显著降低需求型信贷约束6.49%的概率水平。这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

(四)异质性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

我们分别使用城镇与农村样本进行回归，实证结果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并表明，成为数字金融家庭对于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城乡都较为显著，但城市缓解作用更强，农村缓解作用偏弱。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与家庭信贷约束之间的关系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金融可及性，显著降低了家庭信贷约束；同时加快了数字支付的发展，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提高了居民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进而降低家庭约束。结合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广金融app，降低资金需求者获取金融信息的成本及难度，便于选择与其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缓解信贷约束。第二，政府加强对贷款流向的监管，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或股票市场投机，缓解结构性资金紧张，强化家庭信贷供给。第三，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信贷市场的应用，发挥其去中心化优势，形成新型信用生成机制，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总之，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降低家庭信贷约束，从而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助力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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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修华,赵亚雄.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金融可得性差异[J].中国农村经济,2022(1):44-60.

内生性范文篇9

“安全链”与项目安全建筑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同时，建筑业是典型的基于项目的行业，讨论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离不开项目。因此，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管理应是一个双层次的管理体系，第一层面应该立足于企业管理，第二层面应立足于项目治理。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管理的核心是安全管理责权配置和行为规范问题，应坚持历史的、比较的和系统的立场和观点，从管理体制机制上找原因，从制度创新上找出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面向双重对象的三层次分析框架，框架在横向上包括企业和项目两种组织形式，纵向上涵盖了体制、治理和管理三个层次。从该框架出发，可以得到一条“链”。该链条以安全行为管理体制为起点，以企业的安全行为为终点，在治理与管理两个中间环节上，存在着企业和项目两条平行的轴线。根据对企业的“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的认识，可以推测出建筑企业安全行为问题层出不穷，一定是“链条”上的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对“链条”进行梳理，或许能够解开前面提出的问题。（1）从企业安全管理来看：建筑市场产业结构失衡，僧多粥少，供给远大于需求，过度的竞争，再加上部分建筑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导致了企业内生性安全行为的不合理：安全投入的减少，安全机构尚不健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足，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企业安全问题。（2）从项目治理层面来看：一是建设项目法人缺位；在实践中，项目法人往往被等同于业主或使用单位，项目法人的缺位和非项目法人的越位问题显著，项目法人责任制浮于形式。二是控制方、咨询方，主要包括监理单位、项目公司等监管失控，尤其是工程监理机制形同虚设。由于项目外生性安全行为的选择，必将消减项目的经济利益，项目及建设项目法人以及第三方的博弈应运而生，但是项目法人的缺位以及第三方监管的失控滋生了项目短视的安全目标，最终导致企业不合理外生性安全行为的出现。（3）从国家安全管理体制方面：外部规制对提升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目标达到社会可接受水平是必要的，政府安全规制主体和企业经济目标的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企业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的水平。但是在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职业卫生部门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使得企业经济目标起了主导作用，其实施内生性安全行为和外生性安全行为水平降低，即企业存在不安全行为选择，最终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2优化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的路径

选择建筑企业行为的不合理既要从微观上治理，又要从宏观上改革；因此建筑企业安全管理模型应该是双层次的结构模型：第一层面应该从微观方面入手，立足于项目治理，企业管理；第二个层面应从宏观方面入手，立足于国家宏观调节机制和政府监管。（1）在微观方面，建筑企业安全行为合理化改革路径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1）在企业安全管理层面①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生产行为，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建设。②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安全氛围在改进企业的安全行为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建筑企业可通过“亲情文化”、“不谴责”安全文化的建立，促进职工的安全行为的养成，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③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也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的主体，建筑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完善和改进安全生产，按规定提取安全费用，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建立安全费用台账。④以人为本，提高企业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人是安全生产实践的主体，人的素质决定着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因此，紧紧抓住“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通过行为路径管理体系的建立，养成职工良好的作业习惯，降低企业生产事故率。2）在项目治理层面项目治理层面关键是合理配置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能力、资源和态度的最优匹配，充分激励协调参与主体的行为，项目治理模式应根据建筑市场和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合理选择，实现风险分担和激励强度有效可行的组合，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促进内生性安全投入和外生性安全投入的增加，保证企业安全行为的实施。（2）宏观层面，建筑企业安全行为的合理化改革路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1）强调要建立全面的宏观的建筑安全管理调节机制，机制应包括三个内容：行政指导系统，主要功能是制订建筑安全生产中长期规划，制订并完善一些安全生产规范，为企业的安全生产行为合理化指出方向、提供条件；经济系数系统，通过价格、利率、税率的变动调节建筑企业的微观活动；信息指导系统，其功能是为建筑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引导企业内部决策趋向国家安全生产宏观目标，避免企业信息闭塞，盲目指导安全生产。2）政府的经济增长偏好要逐步向经济秩序目标偏好方向转化，努力实现建筑市场竞争环境秩序目标、建筑市场竞争规范目标、建筑市场组织秩序目标，从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促进合理化安全行为的形成。3）创新企业资质管理，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企业资质管理的创新，形成健全、完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淘汰安全事故率高，安全生产水平不达标的企业，从源头上规范企业的安全行为，促进企业良好安全行为的养成。4）加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力度。突出重点，分类监管，加强对建筑安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的监督管理。监管企业履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精细化、程序化、标准化建设，促进企业安全生产行为路径的体系的养成，从而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5）建立安全生产的风险抵押金制度只有解决了约束问题，才能保障责任规则对安全提供的有效激励。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事故频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的建立，在建筑安全事故发生后，可以提供事后救灾、抢先和善后工作所需要的费用。通过以上努力来强化过程监管主体权利的独立性、完善规章制度、增加规制的普适性以及促进各项机制的协调，从而达到强化安全规制的目的，进而促进外生性安全行为选择。

3结束语

内生性范文篇10

一、引论

财政监督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般是从财政监督的对象考察的。即财政监督首先约束政府人员主要是财政人员的行为，要求其严格按程序和规章制度办事。其次是监督财政资金的支出。使用及其效益。这主要是从财政监督的外在作用方面说明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实际中财政资金的效益往往是很难估量的，财政人员只能按程序或按规定用途分配资金，财政监督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增强。如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行为非常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很容易测量的，财政监督依然会存在，这是因为财政监督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它作为财政制度的内在机制，影响着财政制度运行和变迁效应。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结构和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在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制度也在演进，即从计划经济的建设财政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变迁。一方面是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财政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取得这样长期均衡的内在因素之一，就是财政监督起到了无以替代的调整作用。

因而有必要从财政监督与财政制度关系的方面，去考察财政监督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这样有益于看清财政监督机制对财政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并进而发挥财政监督对财政制度变迁的客观作用，及时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建成。

二、财政监督方式变化与财政制度变迁

财政制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分配关系、财政分配原则及财政管理程序的总合，而狭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则。分析财政监督在财政制度运行时所运用的是狭义的财政制度概念。财政制度由统收统支制到分税制的转变，由完全的预算管理，到预算内与预算外制度并列，再到建立综合财政管理制度，都是财政制度发生阶段性转变，即财政制度变迁的具体表现形式。

财政制度变迁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制度环境变化作用的结果，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财政作用方式和财政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政府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计划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就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二是政府经济角色的变化，政府从微观经济的直接组织者转变成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每一级政府成为同级资源的配置者，需要掌握相应的财力，分税制就因应而生。可以说，政府角色的变化也是经济体制变化的产物。因此，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制度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二者之间，财政监督起着反应和调节的作用，使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这一点从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上看得最为清楚。计划经济时期，几乎一切财政资金均由预算内安排，支出要严格与宏观计划和企业计划相符合。财政监督职能表现于对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约束。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外资金范畴形成，并一度与预算内资金并驾齐驱。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支配权的增大，财政监督主要任务就是检查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测量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证了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权，又保障了财政制度的运行。

但是随着预算外制度的拓展和制度外行为的增加，财政监督的压力增大，不得不采取突击性措施来补充监督力量，比如存在多年的“三查”措施。如果没有财政监督有力控制作用，财政制度运行会由于预算内预算外制度的矛盾而受阻。在公共财政框架内，预算外制度被纳入综合财政，以及被全面的预算制度取代，财政行为需要日益规范，财政过程需要法制化，这样，财政监督从针对具体细节，转变到健全财政制度、优化政府服务程序，提高公共财政的宏观效益上来，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相符合。

三、财政监督的发现功能与财政制度变迁

财政制度运行要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它们的总合构成财政制度的成本，其中包括决策成本、组织成本、监督成本以及服从成本。财政监督的直接效用之一，就是通过规范财政程序，约束财政人员行为及分析财政资金效益，降低财政制度的成本，使其净收益最大化。我们说财政监督具有发现新制度的功能，是指一旦财政监督的边际成本过高，长时间超过了财政制度的边际成本，就说明财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向更加合理的制度变迁，比如几年前当预算外行为冲击预算内时，以“三查”为主要措施的财政监督其成本也是巨大的，甚至难以为继。这样才有了后来的综合财政制度。一旦当某一行为突破了固定财政监督的界限时，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将制度外行为和现象纳入稳定的财政监督之中。可以说，没有财政监督的发现功能，就没有财政制度的合理变迁。

在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过程中，财政监督的这种发现功能也很明显，公共财政与原来计划财政比较起来，收入范畴和支出范围、结构都有显著变化。公共财政范围更广了，财政监督范围也会扩大，但是财政监督成本必须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公共财政制度的净收益才会有所提高。这就要求财政监督的方式和重点发生变化，同时对于公共财政的格局变化又有作用，也就是发现更合理公共财政制度的作用。比如由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点多面广数量大，财政对其监督的成本也不小，如果财政监督只对非竞争性企业进行监督，即会降低监督成本或提高了监督效应，即财政监督也会对财政支出范围有约束作用。

四、财政监督的信息功能与财政制度变迁

除去财政行为的外部性，财政行为本身也需要财政监督，这源于财政组织内部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指违背规则的随意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在组织内的效应是传递错误信息，增加组织内部的认识成本和摩擦成本。这也是财政部门存在内部监督，其他部门有时自动请求监督的主要原因。比如一个组织由于存在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变得复杂，负责人收集和整理全部信息以及发现问题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财政监督介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使负责者得到全部信息，便于进行评估和决策，因此，财政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的，是一个组织存在的必然约束机制。

由于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全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效益，因而精简机构，减少层次，使信息尽量完全，就十分必要。政府部门的人员一般是理性经济人，即在保证政府职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兼顾个人利益。当机会主义行为达到一定界限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政府人员自身需要财政监督来维持财政制度的运行。当财政监督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同时作用于对象时，就更有利于某一财政制度运行良好，当外生性与内生性严重失衡时，即财政监督长期只是外部的强制要求时，机会主义盛行就会阻碍某一财政制度的运行，或者说财政制度变迁的时候到了。

其实财政监督的信息功能只是监督的一个正外部性，是客观上为被监督者提供了比较真实全面的信息，为组织制度的改进创造条件。组织制度中的机会主义的负外部性——降低信息的真实可信程度，被财政监督的这一正外部性所压制。财政制度变迁途径就是通过将制度的外部性转变为内部性，用更新的制度来克服外部性，提高整个制度运行的效用。

五、重视财政监督制度内生性的意义

从理论上，财政监督制度的内生性，首先说明了政府行为也满足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由于政府人员是社会资源的支配者，他们的价值就是地位、支配力及个人收入的综合，就是追求一种满足程度，而不是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潜在利益的一致性，存在着使财政制度运行成本最少的可能性，以及财政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