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化范文10篇

内生化范文篇1

（一）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要遵循的原则。

（1）符合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当前情况下，要求我国的大型企业既要注重技术内生化，还应注意在技术的选择、开发与应用上，要兼顾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产业持续发展，而不能只顾企业的商业利益。美国许多涉及国家安全和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内生技术开发都是由大型企业承担的，如1982年美国在无线电和电视通讯设备、制药、半导体、照相设备方面技术创新统计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大型企业完成的。

（2）经济可行性原则。尽管我国大型企业在实现技术内生化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在转向内生技术开发进程中，应结合现有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主导技术的国际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到远中近期技术变化与市场需求特征，在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的投入以及技术战略选择上，量力而行，尤其要与自身的资金调配和筹资能力相适应，以免大量的研究与开发（R&D）投入给企业资金运行造成困难，引起中下游生产和营销资金的不足。

（3）塑造核心技术能力原则。大型企业不仅是规模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更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巨人”。技术内生化是打造和催生大型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系统机制和孵化器，国外大型企业如福特、西门子、丰田、诺基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型企业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引进、改造以及自主研发，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当大，但总体上，企业和产业核心技术数量和竞争力仍然有限，尤其是未能形成有效的技术内生机制。因此，大型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技术积累以及区域优势资源，以塑造核心技术能力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和集聚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利于技术内生化的一切资源，加快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科研攻关，确立大型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4）技术内生化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大型企业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并未实现外生技术的有效吸收与创新，长久以来的一些技术瓶颈也未能得到根本克服，大型企业一直在走外延式增长的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的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在制定全新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中，应将技术内生化战略与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和增长模式有机地衔接起来，尤其要明确技术内生化在企业发展不同时期的程度与比重，这样才能保持基于外部投入形成的大型企业获得持续注入的内生技术的支撑，实现我国大型企业的内生型增长。美国企业在19世纪组建之初主要通过采购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但很快就实现了企业规模与技术内生化的有机结合，并在20世纪中后期，大型企业基本实现了依靠内生技术扩展的竞争局面。如贝尔实验室（AT&T）在1947年开发出的晶体管技术，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在1959年开发出的集成电路、1988年的量子隧道三极管，科学数据公司和施乐公司在60年代末形成的第3代电子计算机制造技术等。

（二）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标志性成果。

1．企业在R&D活动中获得的原创性发现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企业在技术改造或更新等二次开发中拥有的衍生性创新成果，并获得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这两方面成果的应用巩固或加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技术能力，进而确立了在市场中的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地位。

2．围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开发，形成了适应技术内生的技术、组织、机构、科研队伍及经费等保障和供给机制，具备了持续的自主开发或更新技术的能力。

3．内生技术在企业商业化、产业化开发中具有现实与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尤其是具有替代外来技术并能更好地与本地资源或企业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技术，由此为企业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

4．内生技术具有在同类行业技术中的领先优势和扩散价值，能够对所在区域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整体竞争力水平提高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

二、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路径分析

总结国外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条件与能力，我国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路径有如下两种主要模式：

（一）引进技术的二次或多次开发，获得创新型经济效益。

从技术生成规律看，我国许多大型企业的核心技术或设备都属于“嵌入式”的外生型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围绕引进技术和设备不断进行适用性开发和技术人才的培养，逐渐地与所在区域资源相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了引进技术和设备的二次开发和升级，即实现了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内生化转变，（[韩]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第95-216页）大型企业由此确立区域技术领先优势，并获得技术创新带来的持续地经济效益的增长。

这种内生化技术路径的实现应注意如下问题：

1．引入的技术或设备在二次开发的每个阶段都要有相当的科技人员和配套资金支持，这是必要前提和保证；

2．在中间试验阶段，最好要求技术发明者的继续参与或紧密配合，以及时改正技术或工艺设计的缺陷，这种合作双方可以在技术交易中经过协商来确定；

3．对引进的已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引入者必须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即缩短技术差，为下一步技术创新做好准备；

4．将引入技术或设备与现有技术和生产能力有机重组，实现技术资源的整合；

5．技术内生化是包括市场开发在内的系列创新活动，是包括从技术源头到实现产品市场效益的过程；

6．技术内生化是一个对引进技术进行多次、持续开发的过程，包括二次开发技术在区域扩散中的再次开发和多次创新。

这样，经过一系列技术和经济的整合，在大型企业和所在区域内，就会形成二次或多次开发基础上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内生系统，为企业和区域获得创新型经济效益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二）原创性发明与自主R&D技术成果，实现企业和区域技术资源强势结合，互动发展。

大型企业以自主R&D能力为依托，整合社会R&D资源，通过宏观政策导引和加大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不断完善企业的技术中试和生产设备更新改造，实现基于企业原创性发明或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名牌产品的开发，并实现企业和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机制与局面，可以认为是实现了技术内生化。通过自主R&D实现的技术内生化会产生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果，给企业和所在区域的投入带来非线性增长的价值回报，对形成以该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链和企业群族，具有决定性影响。

大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1．多方筹措R&D资金，尤其是提高R&D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形成企业内部科学的R&D投入——产出机制和灵活有效的R&D联合体，夯实内生技术知识基础；

内生化范文篇2

适应性理论认为，人们可以根据原因变量的实际值对结果变量进行预期，但实际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结果，需要对变量的预期值进行调整。于是，在消费函数的研究中，假设第t时期的消费预期值Cte是收入的函数，即Cte=α+βYt（1）表示消费者按收入决定自己的消费预期。而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消费与预期消费值之间存在如下关系：Ct-Ct-1=λ(Cte-Ct-1)（2）其中λ为调整系数。可以将该式写为：Cte=1λCte+λ-1λCt-1（3）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模型（Cagen,1956）是非内生化理论模型，模型没有引入适当的内生与外生参数，其量分析方法过于一般化，没有考虑微观因素。因此，在对现实消费状态的模拟中，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拟利用拉姆齐模型跨期消费的动态分析参数对适应性预期假说模型进行内生化改进，以期使改进后的模型能够合理地对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模拟与动态分析。

1跨期消费与拉姆齐模型中的外生参数拉姆齐模型是描述实现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决策条件下的跨期消费动态模型，得到这一模型应构建消费的目标函数模型和消费约束条件等基础模型。

假设U(c)为家庭消费的效用函数，并假设家庭获得的总效用是在无限期界内得到的，即t→∞；用L表示家庭的规模，其在0时刻规定为1，则在t时刻有L(t)=詛nt，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从而有lnL(t)=nt，lnL(0)=0，即L(0)=1，詛-ρt为调整因子，ρ为贴现因子。这样，家庭的消费效用模型为：u=∞0乙u[c(t)]詛-(ρ-n)tdt（ρ>n）（4）以上方程通过汉密尔顿函数可以推出:r=ρ-du''''(c)/dtu''''(c)=ρ-u''''''''(c)cu''''(c)=ρ-u''''''''(c)cu''''(c)·cc（5）（5）式中r是资本报酬率（储蓄回报率）；ρ是现在消费可以避免的效用贬值损失的比率，即时间偏好率。它的意义在于表明了消费选择的准则是使资产报酬率要等于时间偏好率和由于人均消费提高而引起的边际消费效用下降的速度之和，说明了现在储蓄回报率必须等于消费的回报率。消费函数为c(t)=c(0)詛（1/θ）[r(t)-ρ]t，总效用函数u(c)詛-(ρ-n)t中u(c)的选择必须要满足消费决策的基本条件，即当r和c觶/c（消费增长率）为常数时，u''''''''(c)u''''(c)·c就要近似的为一个常数，所以得到：u(c)=c1-θ-11-θ。其中θ为风险规避系数，即期效用函数u(c)=c1-θ-11-θ，分别求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就有u''''''''(c)cu''''(c)=-θc-1-θcc-θ（6）这里的θ为常数，所以风险规避系数θ为外生参数。可以得到：c觶c=1θ(r-ρ)（7）2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的内生化改进本文拟将拉姆齐跨期消费模型的外生参数引入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函数模型，其中引入的内生变量包括无风险利率r、人均消费增长额C觶，外生变量包括风险回避系数θ、时间偏好率ρ，从而使原有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函数模型内生化。式（2）变形可得Ct=Ct-1+λ(Cte-Ct-1)（8）将Cte=α+βYt代入式（8），可得Ct=λα+(1-λ)Ct-1+λβYt（9）将式（7）变形可得Ct-1=C觶/1θt(rt-ρ)（10）建立联立方程组Ct=λα+(1-λ)Ct-1+λβYtCt-1=C觶/1θt(rt-ρ)（11）得出内生化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模型Ct=λα+(1-λ)C觶θrt-ρ+λβYt（12）3内生化适应性预期消费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3.1指标选择与计算根据式（12），建立我国内生化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计量模型所需的数据包括，居民人均消费额Ct，居民人均收入额Yt，居民的风险回避系数θt，无风险利率rt，时间偏好率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最终消费Ct是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的GDP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计算的。我国居民人均收入Yt，是在中国经济年鉴中查得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以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为权数，加权平均后得到的我国人均收入（见表1）。无风险利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某一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能得到的利息率，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无风险的利率。相对而言,国家发行的债券尤其是短期的国库券,有国家信用和税收的担保,因此通常把它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中国的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我国的国债的发行利率的变化受宏观经济形势、发行期限长短的影响，且每年发行的国债的期限都不相同。国外的文献中，大都采用三个月的短期国债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但是我国的国债大都是三年及以上的，所以本文采用我国三年期的国债利率数据。如果数据缺失，则以近似期国债利率代替。

时间偏好率ρ在拉姆齐模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指“现在消费可避免的效用贬值损失的比率”。论文巴罗曾以经验数据为基准，设ρ值为0.02。应用基于最优消费决策的ρ值经验估算模型测算θ值[2]，对测算结果的检验表明，ρ值在0.01~0.03之间的变化对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很小，因而本文的数据使用ρ=0.02。

本文应用基于阿罗—普拉特风险测量的θ值经验数据测量模型A-P[2]进行风险回避系数的测算，计算结果如表2。求得各个时期θi的平均值θ，即外生参数θ。其测算公式为：θi=rie-rini=1Σ(rie-ri)2/nθ軈=ni=1Σθi/n（i=1,2…n）（13）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全国人均最终消费（元）634.5714.1886.2990.61057.51216.71468.21847.82439.93034.03588.53894.14135.04423.14853.65240.15581.15993.36695.57481.38399.8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元）540.5599.2709.2804.4903.9975.81125.21385.11869.72363.32813.93069.83250.23477.63711.84058.54518.94993.25644.66366.67174.7无风险利率0.10000.14000.14000.10000.10500.13960.13960.14500.14020.14000.13060.09180.06690.03510.02890.02890.02210.02320.02570.03320.0324全国人均消费增加额（元）6979.6172.1104.466.9159.2251.5379.6592.1594.1554.5305.6240.9288.1430.5386.5341412.2702.2785.8918.5表1消费选择模型所需指标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含风险利率re0.42910.15760.30490.37320.14160.06190.36930.42250.40190.40960.29950.18930.17570.10870.07420.25120.19670.12930.21620.29160.23010.2211无风险利率rf0.10.10.140.140.10.1050.13960.13960.1450.12790.09180.07110.03280.02890.02890.02240.02320.02520.03240.03140.080.1re-rf0.32910.05760.16490.23320.0416-0.04310.22970.28290.25690.28170.20770.11820.14290.07980.04530.22880.17350.10410.18380.26020.15010.1211(re-rf)20.10830.00330.02720.05440.00170.00190.05280.08000.06600.07940.04310.01400.02040.00640.00210.05230.03010.01080.03380.06770.02250.0147θ值9.131.604.586.471.15-1.206.377.857.137.825.763.283.972.211.266.354.812.895.107.224.173.36表2基于A-P模型的中国居民消费θ值测算结果注：结果由A-P模型计算得出。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Mt2200.41226.02138.13767.37006.11999.92741.8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Mt4361.66668.79327.114371.88612.511917.423324.4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Mt8170.69598.013689.99218.811344.816411.720041.7表3各期M的值计算变量CMtYtAR(1)AR(2)系数263.67-0.011.171.50-0.67标准差193.780.000.050.210.23t检验1.36-2.6024.207.09-2.92P值0.200.020.000.000.01表4模型检验结果式（3）中rie为含风险利率，ri为无风险利率，θi式为各年度θ值经验估算数据。由（13）求出的外生参数θ为4.39。将式（12）中的C觶θrt-ρ定义为辅助变量Mt，计算各期Mt的值，如表3。

3.2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式（12）是所建计量模型的理论模型，即Ct=λα+(1-λ)Mt+λβYt（14）经过怀特异方差修正后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141.08+0.012Mt+1.15Yt（15）t=(85.13)(23.77)（702.85)AdjustedR2=0.99DW=0.71F=577494.4经检验，式（15）存在自相关性，应用广义差分法进行模型修正，模型为：yt*=A+b1x1t*+b2x2t*+…+bkxkt*+vtut=ρ1ut-1-ρ2ut-2+…+ρput-p+vt!（16）经过修正后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263.67-0.01Mt+1.17Yt[AR(1)=1.50,AR(2)=-0.67]（17）AdjustedR2=0.99DW=1.58F=7106.5其中，AR(1)与AR(2)为模型ut=ρ1ut-1+ρ2ut-2+vt中ρ1，ρ2的估计值，其中ρ赞1=AR(1)，ρ赞2=AR(2)。由表4可知，式（17）通过F检验与t检验，拟合效果很好，符合现实经济状况。3.3内生化的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系数测算由式（17）的各项系数，可以推算出改进后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模型的各项系数值。由式（14），所求系数的方程组为：λα=263.671-λ=0.01λβ=1.1"$$$#$$$%7（18）解方程组，各项系数为λ=0.99；α=266.33；β=1.18。3.4内生化的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的经济意义解释将系数代入式Cte=α+βYt，得出t期消费预期函数模型，即Cte=266.33+1.18Yt（19）做出全国人均收入增加额与消费增加额对比图，结合模型进行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人均消费增加额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人均收入增加额。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式（17）和式（19）与现实经济状况相吻合。式（19）表示，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消费预期值增加约1.18元。式（17）表明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居民实际消费增加约1.17元。式（17）考虑了跨期替代的影响，所得的实际消费值与预期消费值存在关系如式（3）所示，将λ=0.99代入式（3）可得:Cte=1.01Ct-0.01Ct-1（20）通过模型可以看出，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实际增加值比预期增加值略低，我国居民消费状况呈平稳趋势。

内生化范文篇3

度的二阶段发展模式。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外生化

外生化是指通过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设置独立董事，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外生化的独立董事制度，可以在制度空白的基础上迅速构建较为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而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进行强制性的纠正。

1．尽快确立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在《公司法》中，要确立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充分考虑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考虑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之间的权利分工，考虑独立董事运作的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利润分配以及其他制度环境，增加有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以及权利、义务、职责、作用的法律条文。在此基础上，由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制定《独立董事条例》，对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产生程序，发表意见的原则以及薪酬等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并对独立董事的过失追究提出原则意见，要求上市公司的章程中必须载明独立董事行权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证券交易所依据上述规定，制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意见和章程指南，对不同主导产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具体人数、具体条件、独立性解释、薪酬范围、发表意见的具体方式以及责任追究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也应对独立董事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进行规范。

2．设立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推行独立董事的专业化。

在外生化阶段，由中国证监会和国资委等部门组建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在证监会的领导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依据《公司法》等法规制定《独立董事执业规则》等实施办法，负责监督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推广工作。同时，要设立独立董事的自律组织“全国独立董事协会”，一方面通过其建立协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一安排独立董事的专业职能培训，促进独立董事行权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形成专业化的独立董事阶层。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协会的工作进行指导，同时，在具体实施措施的制定上征求协会的意见。在独立董事协会的管理协调机能逐步形成时，独立董事管理委员就可以减少管理职能，实现从外生化阶段到内生化阶段的过渡，建立以独立董事协会为主的运行模式。

3．确立以独立董事分委会为主体的行权机制。独立董事以自然人的身份参与董事会的工作，一方面个体的知识与信息有限，可能制约其行权的能力；另一方面，以个体对公司是一种不对称的博弈。因此，通过设立独立董事分委会，可以弥补个人在知识和信息方面的不足，扩大独立董事的影响力。为此，必须着重强化独立董事三个方面的权力。一是知情权。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定的时间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二是独立声明权。对于包括董事的提名和任免、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关联交易等事项，如果独立董事分委会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可以直接对外予以公告。三是否决权。对于关联交易、分红派息、资产重组和并购四项活动，必须赋予独立董事分委会直接否决的权力，使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被制止。

4．实行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激励约束机制。在经理人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经济利益是激励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的主要手段，应当按照其提供的专业性服务给付报酬。独立董事的报酬可以分为固定收入和浮动收入两部分。固定收入是相对其监督职能而言的，浮动收入是相对其参与决策职能而言的。在外生化阶段，监督职能是主要职责，因此固定收入占比重大。固定收入的数额，可以综合考虑地区经济水平、行业、公司规模等因素，确定在执行董事固定收入的40%~60%左右。浮动部分是独立董事对公司合理化建议的酬劳，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金额，但需要经由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转交并备案。与此同时，要明确独立董事在消极不作为、违规违法时应受到的处罚。独立董事在被上市公司聘用时，需交纳与其固定收益相当的风险保证金，由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保管。如果独立董事公示失实、泄露公司机密，或者是违规违法对公司造成损失，由上市公司举证确认后，没收其保证金，并追回其当年从公司获得的收入。如果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可能受到追加的经济处罚。三、独立董事制度的内生化

在外部环境趋于成熟，独立董事市场基本形成之后，就可以转入到内生化阶段。内生化是指通过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优势，吸引上市公司主动设立独立董事，促进该制度的完全市场化。

1．推广独立董事事务所。在内生化阶段，由全国独立董事协会负责独立董事的相关管理工作。为推行独立董事的职业化，可以在一些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省份和城市，比如深圳、上海等，设立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事务所，集中招收独立董事会员。独立董事事务所在全国独立董事协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其指导和监督。通过建立高素质的、规范的独立董事事务所，一方面便于把独立董事办成一种专门性的职业，实现独立董事职业化。该中介机构通过设立独立董事人才库，为上市公司提供独立董事后备人选。另一方面，可以从行业内部对独立董事的行为规则加以约束。上市公司可与独立董事事务所签订服务契约，由事务所根据公司的行业性质和特点派驻独立董事对公司行使职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这样不但可以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形成单个独立董事所没有的整合力，而且有利于独立董事自身监督机制的完善，从而促进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内部人的监督和制衡。

2．建立以专门委员会为主体的行权机制。进入内生化阶段后，由各专门委员会替换独立董事分委会。专门委员会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即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这三个委员会中，独立董事需要占委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并主持日常工作。审计委员会负责定期与公司内部审计员或财务官协同工作，适当借助公司外部审计力量，监督公司的财务报告和内部审计程序，详细讨论审计业务中的问题，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定期地向股东、债权人等有关方面会计信息。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决定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一揽子报酬方案，定期对董事和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考察，监督报酬支付的实施情况。这些委员会所涉及的是企业的一些重要事务，其中有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以独立董事为主体来处理这些事务，可以体现其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也巩固了独立董事的地位，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3．建立以固定收入和股票期权相结合的激励制度。多数观点认为，独立董事的薪酬不能与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关系。作者认为，设立独立董事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公司运营良好，不断赢利。因此，独立董事的薪酬不能与公司绩效完全无关，否则如何衡量其作为董事参与决策的作用。随着独立董事的作用日渐得到广泛认同，独立董事的报酬有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的趋向，国外主要是向独立董事提供股票期权激励，而且实施这种激励的公司比例持续增长。鉴于上述原因，独立董事的报酬分为三个部分，即总报酬＝必要开支＋固定津贴＋股票期权。必要开支包括到公司花费的差旅费、食宿费和办公费（如资料复印费），经公司批准到外地调研的相关费用，其标准比照公司副总经理的标准。固定津贴类同外生化阶段的固定收入，但在数量上相应减少，参照执行董事年固定收的30%~50%左右发放。股票期权的具体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等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作更深一步的研究。

四、结束语

现代化、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是由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结果，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资本市场等因素密切相关。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仅是诸多公司的治理环节中的一个，其作用能否发挥还取决于其他各环节能否共同发挥作用。本文针对当前独立董事制度赖以生存的市场大环境和公司治理小环境都没有成熟的实际，提出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两阶段发展模式，期望通过借助政府部门的推动，加快建立适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独立董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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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百均．独立董事在公司利益制衡机制中的作用探析．中国软科学，2004，（7）：97-99．

5．陈伟民．关于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有待探讨的几个问题．软科学，2001，15（5）：17-20．

6．桑桔．关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现代管理科学，2004，（6）：106-107．

内生化范文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综述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需要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行为获取的人力资本流量、存量究竟为多大，这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进行测度，本文从人力资本的概念入手，力图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一、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对劳动力要素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的提出，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本概念不同程度的理解也决定了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活的资本、投资的结果、能带来收益的资本。作为活的资本，它凝结于劳动者体内，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体能，其中真正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是劳动者的智能，人力资本数量即为拥有智能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的数量。但是对这种无形的劳动力智能本身无法进行精确度量。因此测度人力资本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即认为人力资本由投资费用转化而来，没有费用的投入就不会得到，因此对人力资本的计量,是对人力资本投入费用的归集；二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的角度度量，认为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可通过生产劳动的转移、交换、并实现价值的增值而体现，对人力资本贡献的度量实际上也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

二、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

应该说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的，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伴随着对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阐述中可以找到有关人力资本测度的基本思想，其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型：L=G÷q，其中L为劳动力数量，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他们不否认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但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测度模式,人力资本存量等同于劳动力的数量，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

具有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的是经济学家沃尔什、丹尼森。沃尔什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丹尼森在他的劳动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分得比较详细:dG/G=α+β·dK/K+y·dL/L+…+φ·dX/X,式中K、L、…、X为丹尼森对投入的分类,β、γ、…、φ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份额,且β+γ+…+φ=1。其中,对劳动投入的细分和测量是丹尼森模式在前人方法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他把劳动力构成的各种因素,如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都考虑在内,并利用各种不同特征的劳动小时收益作为权数对劳动投入进行加权,得出劳动投入指数。丹尼森运用该模式不仅测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贡献,而且还进一步度量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无疑确立了经济增长关系中具有人力资本要素内涵的理论框架,也是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测度的首次尝试。

之所以称他们的研究是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完整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测度模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投入产出比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测度。然而,这些不太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定量分析方法,却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形成和日益完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三、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1．舒尔茨的研究。

舒尔茨是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逐步踏上研究人力资本的道路的。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迅速扩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人力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和劳动力迁徙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标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个人预期收益和社会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它的成本，即：收益率＝预期收益/成本,其收益率原则上同物质资本收益率测算相同。

尽管舒尔茨的计算方法的边界条件还存在一些值得人们探讨的不足之处，如不应仅把工资差别的原因看作为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也不应完全由工资收入来代表等等，舒尔茨还是第一个提出了人力资本测度模型，从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2．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同样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投资获得，并影响以后时期的生产率和收益，因此，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本研究。贝克尔的研究以微观为主从人类家庭入手，他的贡献之一是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同时,他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教育、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开创意义。

四、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技术内生性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是阿罗《边干边学》中指出的，阿罗把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技术的外部效应，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一步内生化,根据这一理论思想，罗默、卢卡斯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最终动力源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重要性,卢卡斯则更是强调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而从人力资本测度角度来看，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是从产出价值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做的一个测度。

罗默在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书中他建立了两个增长模型：简单的两时期模型和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罗默的增长率方程显示，人力资本尤其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两部门模型的思路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HA创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知识和技术进步用新资本品种类和数量A体现，进而A和生产部门的L和Hy产出Y，但在此过程中罗默忽略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引起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只将知识和技术内生于资本的积累，而忽略了知识和技术在人力资本自身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严格地讲罗默模型并未解决人力资本度量的任何问题，只是阐述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提高了该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索罗的技术进步和罗默的知识积累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以期解释持续经济增长问题。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型的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部效应”与阿罗的“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评述：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不仅把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使之内生化，而且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即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无形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强调，此理论原意是在经济增长中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以此为根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方法和工具。然而，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这种测度角度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自身积累不同方式的量化描述，这种计量体系使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具体化、数量化了，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种类型。

五、人力资本测度方法评述

无论是舒尔茨、贝克尔,还是卢卡斯、罗默的测度体系，其方法上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被不断出现的新的方法所完善。统计计量工作不会永远停留在原有的高度上,它只会向前发展。然而,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尚有一些难点有待突破。

首先，从方法上看，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益往往不直接表现为实物产值的增加，而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只有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时,人力资本的价值才间接地由经济活动的结果中体现出来。投入的教育、卫生保健、培育子女等生产性支出有多少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增量，经济活动的结果增量中有多少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不确定性使人力资本价值必然存在难以精确估量的问题。因而从宏观层次上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作用程度，则显得更为力不从心。

其次，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独形成生产能力，人类活动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综合产生的，是两者结合的过程。人们很难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这“集体产品”中分离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不同的人力资本也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不同质人力资本和不同产权人力资本的如何综合计量的问题，应该说评价单个人力资本对集体生产的贡献必然涉及到更多的研究领域，所以,即使舒尔茨、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研究业绩是这方面的杰出的成果，也未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夸大某些因素的作用，或缩小了另一些因素的作用。

再次，人力资本与其他任何资本的区别正在于，其承担者是人，而不是实物，人有思想，有意识，有个性，有情感，有社会交往和个体经验等。难以想象其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感情不会影响其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现代激励理论早已证明：人力资本的激励水平将极大地影响其存量价值的体现。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最后，在一定经济体制条件下，政策、体制运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考虑这些因素,理想化套用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则很难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吻合。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中华书局．1949．

内生化范文篇5

摘要：本文从人力资本概念入手，着重介绍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为基础和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并试对人力资本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综述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需要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行为获取的人力资本流量、存量究竟为多大，这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进行测度，本文从人力资本的概念入手，力图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一、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对劳动力要素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的提出，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本概念不同程度的理解也决定了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活的资本、投资的结果、能带来收益的资本。作为活的资本，它凝结于劳动者体内，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体能，其中真正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是劳动者的智能，人力资本数量即为拥有智能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的数量。但是对这种无形的劳动力智能本身无法进行精确度量。因此测度人力资本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即认为人力资本由投资费用转化而来，没有费用的投入就不会得到，因此对人力资本的计量,是对人力资本投入费用的归集；二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的角度度量，认为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可通过生产劳动的转移、交换、并实现价值的增值而体现，对人力资本贡献的度量实际上也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

二、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

应该说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的，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伴随着对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阐述中可以找到有关人力资本测度的基本思想，其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型：L=G÷q，其中L为劳动力数量，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他们不否认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但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测度模式,人力资本存量等同于劳动力的数量，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

具有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的是经济学家沃尔什、丹尼森。沃尔什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丹尼森在他的劳动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分得比较详细:dG/G=α+β·dK/K+y·dL/L+…+φ·dX/X,式中K、L、…、X为丹尼森对投入的分类,β、γ、…、φ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份额,且β+γ+…+φ=1。其中,对劳动投入的细分和测量是丹尼森模式在前人方法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他把劳动力构成的各种因素,如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都考虑在内,并利用各种不同特征的劳动小时收益作为权数对劳动投入进行加权,得出劳动投入指数。丹尼森运用该模式不仅测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贡献,而且还进一步度量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无疑确立了经济增长关系中具有人力资本要素内涵的理论框架,也是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测度的首次尝试。

之所以称他们的研究是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完整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测度模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投入产出比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测度。然而,这些不太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定量分析方法,却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形成和日益完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三、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1．舒尔茨的研究。

舒尔茨是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逐步踏上研究人力资本的道路的。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迅速扩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人力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和劳动力迁徙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标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个人预期收益和社会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它的成本，即：收益率＝预期收益/成本,其收益率原则上同物质资本收益率测算相同。

尽管舒尔茨的计算方法的边界条件还存在一些值得人们探讨的不足之处，如不应仅把工资差别的原因看作为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也不应完全由工资收入来代表等等，舒尔茨还是第一个提出了人力资本测度模型，从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2．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同样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投资获得，并影响以后时期的生产率和收益，因此，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本研究。贝克尔的研究以微观为主从人类家庭入手，他的贡献之一是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同时,他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教育、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开创意义。

四、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技术内生性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是阿罗《边干边学》中指出的，阿罗把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技术的外部效应，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一步内生化,根据这一理论思想，罗默、卢卡斯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最终动力源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重要性,卢卡斯则更是强调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而从人力资本测度角度来看，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是从产出价值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做的一个测度。

罗默在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书中他建立了两个增长模型：简单的两时期模型和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罗默的增长率方程显示，人力资本尤其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两部门模型的思路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HA创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知识和技术进步用新资本品种类和数量A体现，进而A和生产部门的L和Hy产出Y，但在此过程中罗默忽略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引起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只将知识和技术内生于资本的积累，而忽略了知识和技术在人力资本自身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严格地讲罗默模型并未解决人力资本度量的任何问题，只是阐述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提高了该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索罗的技术进步和罗默的知识积累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以期解释持续经济增长问题。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型的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部效应”与阿罗的“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评述：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不仅把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使之内生化，而且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即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无形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强调，此理论原意是在经济增长中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以此为根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方法和工具。然而，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这种测度角度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自身积累不同方式的量化描述，这种计量体系使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具体化、数量化了，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种类型。

五、人力资本测度方法评述

无论是舒尔茨、贝克尔,还是卢卡斯、罗默的测度体系，其方法上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被不断出现的新的方法所完善。统计计量工作不会永远停留在原有的高度上,它只会向前发展。然而,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尚有一些难点有待突破。

首先，从方法上看，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益往往不直接表现为实物产值的增加，而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只有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时,人力资本的价值才间接地由经济活动的结果中体现出来。投入的教育、卫生保健、培育子女等生产性支出有多少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增量，经济活动的结果增量中有多少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不确定性使人力资本价值必然存在难以精确估量的问题。因而从宏观层次上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作用程度，则显得更为力不从心。

其次，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独形成生产能力，人类活动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综合产生的，是两者结合的过程。人们很难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这“集体产品”中分离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不同的人力资本也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不同质人力资本和不同产权人力资本的如何综合计量的问题，应该说评价单个人力资本对集体生产的贡献必然涉及到更多的研究领域，所以,即使舒尔茨、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研究业绩是这方面的杰出的成果，也未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夸大某些因素的作用，或缩小了另一些因素的作用。

再次，人力资本与其他任何资本的区别正在于，其承担者是人，而不是实物，人有思想，有意识，有个性，有情感，有社会交往和个体经验等。难以想象其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感情不会影响其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现代激励理论早已证明：人力资本的激励水平将极大地影响其存量价值的体现。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最后，在一定经济体制条件下，政策、体制运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考虑这些因素,理想化套用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则很难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吻合。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中华书局．1949．

内生化范文篇6

关键词：孙伟；湿热伤肾；慢性肾脏病

经验介绍孙伟教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中医肾病专家，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第二批中医药师带徒传承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肾病重点学科带头人，师从朱良春、邹燕勤国医大师，曾任中华中医药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肾病分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医防治慢性肾脏病的研究。本人有幸专程在孙伟教授身边随诊学习6个月，兹就个人学习之心得做一简要总结以飨同道。慢性肾脏病是我国最主要的慢病之一，2012年在Lancet上发表的“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成年人群中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10.8%，估计我国现有成年慢性肾脏病患者1.2亿[1]，一旦发展到终末期阶段，都要进行肾脏替代治疗，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02年KDOQI提出慢性肾脏病根据分期不同患者的治疗方案和目标就不同，早期）（CKDG1-3a期）主要针对危险因素（血压、血糖）的干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的合理使用、其他代谢因素（脂代谢紊乱、肥胖）的控制、饮食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中晚期（CKDG3b-G5ND）除上述治疗措施外重点应放在CKD并发症的处理（如肾性贫血、酸中毒、电解质紊乱）和合并症的防治策略上[2]。多项研究结果表明，CKD的早诊断、早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预后[3-4]，但我国慢性肾脏病存在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筛查率、低治疗率的特点，往往发现时已进入中晚期，而此阶段现代医学治疗有限，很快发展至终末期肾病，给我国慢性肾脏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困难，而中医药治疗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利用祖国中医学深入挖掘慢性肾脏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治方案势在必行，有利于积极有效得防控慢性肾脏病向尿毒症进展。孙伟教授对该病专研四十余载自出机杼提出“湿热伤肾”理论，在该理论指导下治疗慢性肾脏病其临床疗效显著，具有重要的学术和临床价值。

1“湿热伤肾”理论提出

慢性肾脏病属于中医的腰痛、水肿、慢性肾风、关格、虚劳等范畴，多因先天禀赋不足，外感六淫之邪，内伤饮食、劳倦所致；现代医家诸多认为此病在于脾肾亏虚，夹有水湿、湿热、浊毒、血瘀所致，属本虚标实，病情缠绵难愈，病程长、预后不佳。孙伟教授守正创新提出了慢性肾脏病以肾虚为本，湿热为基，血瘀为果的理论[5]，明确提出肾虚湿瘀为基本病机，湿热是慢性肾脏病进展的启动因子，确立了“湿热伤肾”理论。孙伟教授认为，慢性肾脏病是肾之本气自病，以肾虚为根、湿热为要，《医方考》云：“下焦之病，责于湿热”，因此“肾虚湿热”可看作慢性肾脏病病因病机的总概括[6]。近年来，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湿热证是肾脏病的常见证型，在其发生、发展、转归及预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慢性肾脏病缠绵难愈和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故从湿热论治是中医治疗肾脏病的重要方法[7]。湿热伤肾体现在湿热盛行、损伤肾脏病理及产生瘀毒等方面，是慢性肾脏病进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1.1湿热盛行是启动因子

孙伟教授认为现代人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社会活动与古人大相径庭，使得今时之人湿热盛行，湿热为患深蕴于肾难以消散，久而久之发为肾病，详见如下：1.1.1由表及里内生湿热朱丹溪《格致余论》曰：“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孙伟教授认为现在空调、冰箱等制冷装置的广泛使用，使风寒湿之邪四季皆存，由表入里损伤人体阳气，阳衰阴盛，寒湿内生，入里郁久而化火、化热，湿热丛生诱发或加重肾病。1.1.2饮食不节湿热内生孙伟教授认为现代人尤其酷爱奶茶、碳酸饮料等饮品，日久损伤脾胃，脾虚土不制水，土湿水旺，内湿所生，《素问•至真要大论》[8]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人虽有体质不同，但其化热则一，如王孟英《温热经纬》曰“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故孙伟教授常常告诫慢性肾脏病患者生冷、海鲜不食，肉类、奶类、水果也要少食，以免损伤脾胃滋生湿热。1.1.3七情内伤湿热互结《素问•上古天真论》[8]曰“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孙伟教授认为现今之人物欲横流，所欲不得七情郁结，木郁土湿火旺，肝郁乘脾生湿，胆郁上逆相火升腾刑金，肺热壅滞，不能输布津液、及通调水道，故出现湿热互结之证。1.1.4劳倦内伤湿热蕴胶由于劳损过度，损伤肾脏，肾虚不能蒸腾水湿，膀胱气化不利，导致水液输布和排泄障碍，水液内停，湿为阴邪，愈久化热，变为湿热，湿热之邪蕴胶于肾，难以消除，也是本病缠绵难愈的关键[9]。1.1.5药毒伤肾酿湿生热在肾脏病的整个病程中，患者不可避免地接受多种药物的治疗，药邪瘀滞肾脏，耗气伤精，损伤肾络，酿湿生瘀。尤其是现今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大量运用，可耗肾精、损肾阳、竭肾阴，导致阴阳失衡，阴虚生热，阳虚生寒，寒热夹杂，导致湿热内生。综上，孙伟教授认为由于现代人摄生、治疗不当，湿热之人颇多，湿热之邪亦害人颇广，继而损伤肾脏。《南病别鉴》云：“热得湿而热愈炽，湿得热而湿愈横。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交合，其病重而速。”

1.2湿热与病理息息相关

孙伟教授贯通中西，将中医病机与肾脏病理相结合，深刻阐释了二者之间关系。孙伟教授认为湿热之邪盘结在下焦，缠绵不愈，在肾脏病中会引发一系列病理反应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炎症因子释放，盛梅笑等[10]通过病理和证型的联系可见湿热证系膜细胞增生、间质炎细胞浸润、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积分高于非湿热证，进一步证实了慢性肾脏病是一个水湿化热、湿热相合，蕴结不解的过程，最终导致“久病入络”—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球硬化，这也是由湿致瘀的过程。在这一进展过程中，湿热之邪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是其基本环节[11]。

1.3湿热致瘀毒为病之果

慢性肾病日久，正虚邪恋，正虚则运行无力，湿阻则气机不畅、热壅则气滞，都会导致瘀血内生。湿热为始动因素，湿热互结，瘀、毒内生，瘀阻肾络，肾络瘀痹，引起肾小球硬化，故瘀阻肾络是慢性肾脏病的重要机制[12]。朱丹溪谓“湿热熏蒸而为瘀”在这点上可以说湿热是因，瘀血是果。随着慢性肾脏病的进展，气血阴阳耗损，湿热、瘀血、浊毒等病理产物蓄积，形成慢性肾衰的标证[13]。因此，孙伟教授常在方中配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利湿泄浊之品。

2湿热证辨证要点及治疗

2.1辨证要点

孙伟教授在诊治慢性肾脏病患者过程中坚守“见微知著、四诊合参、以舌诊为要”的基本原则，注重“望闻问切”，尤其善用舌诊。孙伟教授指出湿热辨证要点为口干、口苦、苔薄黄或黄腻，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晦浊、虚浮，浮肿、腰膝酸软、纳呆脘痞、恶心呕吐，脉象多以沉、滑、弦、数为主。临床上脉有舍证从脉、舍脉从证，孙伟教授认为舌象最能如实反映体内阴阳虚实情况，故善用舌诊来判断湿热虚实盛衰情况。具体从舌体、舌色、舌苔、舌下脉络观察，若舌体胖大有齿痕质润色白为水湿内盛，恐有伤阳；舌色瘀暗为夹瘀；舌苔或白或黄，然而必腻，白腻为湿重于热，黄腻为湿热并重，黄腻苔与湿热证关系密切[14]，若质燥而干为热重于湿；舌质鲜红无苔或少苔，考虑为上燥水竭、肺燥肾寒；脏腑气血运行不畅、脉络不通，可以出现舌下筋脉异常迂曲[15]，孙伟教授根据舌下筋脉迂曲情况分为小于1/3、小于2/3、大于2/3来判断血瘀轻重。此外孙伟教授善用舌象判断预后，若舌苔薄而不腻，舌色由暗红转为红润，舌体由胖大、齿痕转为舌体适中、无齿痕，舌下筋脉无瘀血，表示病欲解向愈。

2.2辨证治疗

湿热为患所致的耗气、血凝、炼津成痰均可成为慢性肾脏病病情加重或恶化的因素[16]，故孙伟教授提倡分阶段、分病位、分虚实来辨证治疗湿热。2.2.1补气护阳，以截湿热补气为先：湿热之邪耗气伤阴，孙伟教授提出“补气为先、三气同补”。补脾气，脾胃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旺“为胃行其津液”、主运化水湿功能正常，则水湿无以内生；补肺气，肺为水之上源，输布津液，以滋肾水，此乃金能生水，在水液代谢方面，肺与肾相互依存，共同完成水液代谢[17]，若肺气虚则内生湿邪；补肾气，肾气充足，则肾主水液功能正常，若肾气虚则内湿所生。中医认为“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故方中常用黄芪、党参以补气行水。徐灵胎曰：“有湿则有热”，内无水湿，热邪无以依附，湿热自去。护阳为先：《素问•生气通天论》[8]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者，卫外而为固”，孙伟教授提出“护阳为先”的治则，以固护人体阳气，原因有三：一是生化作用，人体靠阳气生化气血、精血津液，使脾健肾实；二是湿邪靠阳气宣化，阳气虚弱则津液输布失常，而内生湿邪，加重病情；三是卫外作用，慢性肾脏病往往因为感受外邪而加重，阳气有防御和卫外作用，即抵御外感之邪，防止感染发生。故方中常用续断、仙灵脾、菟丝子等平和之药以固护肾阳，很少用附子、肉桂、干姜等温阳之药，因其性燥烈有耗损精血、津液之弊[18]。2.2.2宣畅三焦，因势利导孙伟教授强调，清利湿热当分清病位，区分上中下三焦及肺脾肾的不同[19]，提倡三焦分消。上焦湿热者，常用川连、淡竹叶、荷叶之品；中焦湿热者，常用霍香、蒲公英之属；邪在下焦者，多以石韦、土茯苓、积雪草、六月雪、槐花、蚕砂、泽泻、虎杖、蜀葵花等清热利湿、调畅气机、张显肾气，湿热下行，使湿热无所依，湿热去则精微固[20]，邪去则正安[21]。2.2.3化瘀祛毒，以治未病孙伟教授强调慢性肾脏病初期以湿热之邪为主，随着病情进展血瘀渐露，晚期更是瘀毒显著，故兼用清利活血解毒的药物，防止血瘀、热毒等病邪产生，体现了治未病思想。临床上常根据舌下筋脉迂曲情况判断血瘀轻重，轻者用鬼箭羽、郁金、当归、泽兰、益母草活血和络，稍重者用莪术、川芎、丹参等活血化瘀，久病瘀血重者用全蝎、僵蚕、水蛭以破血逐瘀；同时用马鞭草、荔枝草、蛇舌草等以清热解毒[19,22]。2.2.4清利湿热，佐以疏风孙伟教授在治疗湿热时常配伍祛风药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因有二：第一、控制蛋白尿是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的关键环节，大部分蛋白尿患者都伴有泡沫尿，符合了风性开泻的特点，故佐以祛风药物；第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8]曰：“风胜湿”，在清热利湿时常佐以疏风之品，一可助化湿之力，二可宣肺解表，预防和控制感冒，常用药物有豨莶草、青风藤、荆芥、防风、蝉蜕、浮萍等[23]。

3病案举隅

洪某，女，51岁。2021年5月20日初诊。患者缘2006年起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双下肢水肿，未给予重视。2014年水肿加重，至南京某医院就诊，理化检查示大量蛋白尿伴镜下血尿，尿常规示蛋白尿3+、隐血2+，24h尿蛋白定量3.66g/24h、血肌酐123μmol/L，行肾脏活检穿刺示：lgA肾病（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治疗上给予雷公藤多苷片2片1天3次口服后患者自行停药，至合肥当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自诉此后双下肢水肿未发作，但血肌酐进行性升高，今年5月查血肌酐190.7μmol/L，当地医院给予口服硝苯地平片、酒石酸美托洛尔降压，口服尿毒清颗粒以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病情无明显改善，现为求中医药进一步诊治就诊于江苏省中医院。刻下：患者腰酸痛、乏力，记忆力下降，双下肢无水肿，纳可，寐欠佳，入睡困难，大便成形，小便少量泡沫，24h尿量约1600mL。舌质暗红、苔黄腻、舌下筋脉迂曲大于2/3，脉沉细。查体：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双肾区无叩击痛。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既往高血压病病史7年，自服硝苯地平片，酒石酸美托洛尔降压；否认“糖尿病、冠心病”等其他慢性病史；否认重大手术外伤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理化检查：血生化示肌酐190.7μmol/L、尿酸494μmol/L、白蛋白40.7g/L，24h尿蛋白定量0.54g/24h，尿微量蛋白/肌酐242mg/g。诊断：西医：lgA肾病、慢性肾脏病3期，中医：肾衰病，证属肾虚湿热型。治疗：益肾清利、和络泄浊，予慢性肾脏病3期基本方加减：生黄芪30g、潞党参15g、炒白术15g、淮山药15g、老苏梗12g、广郁金15g、川芎15g、炒当归15g、虎杖20g、石韦20g、土茯苓30g、六雪月30g、厚杜仲20g、川断肉15g、菟丝子20g、鬼箭羽20g、绵茵陈20g、荷叶20g、穿山龙40g、白花蛇舌草30g、积雪草30g、马鞭草30g、猫须草30g、葫芦瓢20g、晚蚕砂15g、蓬莪术15g、豨莶草30g、炙甘草6g，共14剂、每日1剂、每日3次、水煎服。方中黄芪大补肾脏元气为君，肾气足主水之令正常，则湿无所生、热无所附；潞党参、炒白术、淮山药、老苏梗健脾益气化湿，厚杜仲、川断肉、菟丝子等益肾、维护肾气，虎杖、茵陈、石韦、白花蛇舌草以清热利湿解毒，合为臣药；土茯苓、积雪草、六月雪、晚蚕砂清热除湿、泄浊解毒，郁金、当归、川芎、穿山龙、鬼箭羽活血化瘀和络，马鞭草、猫须草加强清热利湿解毒之功，共为佐药；炙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为使药，纵观全方以补肾气为根，清热利湿为要，共奏益肾清利和络之功。此患者主症为腰酸重疼痛、乏力，且舌下络脉迂曲明显，考虑肾气虚不能主水，湿浊下注、阳气不得布达，无以推动血行瘀血内生，经络肌肉失于濡养所致，故加荷叶、葫芦瓢化湿升阳，使湿从小便而祛，如叶天士在《外感湿热篇》所云“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此外加蓬莪术破血祛瘀、行气止痛，加豨莶草祛风湿、通经络。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坚持治疗慢病的恒心，嘱其做八段锦等养生操，忌寒凉、咸味食物，注意防风寒，避免感染。2021年07月22日二诊：腰酸痛较前好转，偶觉腹胀，无水肿，纳可，寐欠佳，入睡困难，大便成形，无尿频尿急尿痛，小便无泡沫。复查血生化示肌酐181.2μmol/L、尿酸534μmol/L、白蛋白38.2g/L，24h尿蛋白定量0.67g/24h，尿微量蛋白/肌酐248mg/g。患者舌体较前胖大伴有腹胀，恐其水湿之邪较前加重，内经云“肾聚水而生病”，孙教授也指出湿伤于下，首先归肾而发肾病，故在前方基础上加草果仁6g，以增强化湿温中、健脾行气之功祛除湿邪，再服14剂，余方案不变，嘱其定期复查，建议患者少吃或不吃螃蟹、虾子、海货、牛肉、羊肉、狗肉、水果，同时禁止喝奶茶、牛奶等饮品，防止湿邪内生，损伤肾气。2021年9月29日三诊：无腰酸痛、水肿，纳寐尚可，二便调，舌质红，苔微黄不腻、舌下筋脉迂曲大于2/3，脉沉。复查血生化示肌酐137.3μmol/L、尿酸327μmol/L、白蛋白38.7g/L，24h尿蛋白定量0.36g/24h，尿微量蛋白/肌酐209mg/g。患者经治疗后诸症好转，舌苔不腻，故前方去荷叶，因其舌下络脉迂曲明显，考虑患者“久病必瘀”、“久病入络为瘀血”故加全蝎12g，增强破血逐瘀之功，有效防止肾小球增生、硬化以巩固疗效，再服14剂，余治疗方案不变。患者经服用中药治疗后，尿蛋白减少、肾功能逐渐改善、肾小球滤过率得到提高、病情稳定，嘱其注意生活调护、定期复查。

4小结

内生化范文篇7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增长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早期经典理论经济学中，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可能性曲线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新帕尔格雷夫经学大词典，1996）。[9]理论界通过经济增长核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研究的兴趣高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使经济增长模型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得更加有解释力。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是被塞进总量生产函数作为一项来分析的，包含一切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准确描述技术进步的原因，易忽略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丝毫不依赖资本积累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使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技术进步无需成本，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额技术转化成本的事实不符。四是为使稳定增长成为可能，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机制使得技术进步正好是哈罗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举的诸多原因，以一个不变比率进行的非物化技术进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提出更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界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试图解释发明和创新的速率与偏向内在地由经济系统决定，基本沿三条路径展开研究。一条路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要素的内涵，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通过“有效生产要素”的概念改变先前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性质的某些假定，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如时期性经济增长模型（Solow，R.M.1960）。[10]该模型认为，新的投资是新思想的传导机制，提高新投资的比率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率；其逻辑传导路径是资本形成→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种新投资的比率影响技术进步速率的内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为测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新依据。人力资本模型是将技术进步物化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另一尝试，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改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条路径是将知识和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的外溢效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有效地统一起来，仍然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种内生化技术变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泽弘文尝试（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罗默、卢卡斯和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第三条路径是提出一些新的生产函数来代替总量生产函数对技术进步的刻画。如技术进步函数（Kaldor，N.1955，1962）与创新可能性边界（Kennedy，C.1962，1964，1966）两种经济模型一改先前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分开描述的不足，阐述了要素积累率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积累率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但是，技术进步的原因与速度在这些模型中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理论界沿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内生化的机制将研究继续深化。罗默从知识积累产生于资本积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卢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机制。以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为起点，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来源及传导机制，指出只要创新的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的溢出效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理论界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完全竞争均衡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产品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纳入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尝试在垄断竞争的新经济环境下，注意非均衡动态路径，引入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行业领先者等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根源和传导机制，得到了许多对中国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色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Solow，R.M.1957）。[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Denison，E.F，1962）。[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Jorgenson，D.W.，1967）。[18]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27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如全球创新指标（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区（TimothyF.Slaper，2010）、一个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DavidJ.Spielman，2011）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总的来说，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关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1776）。[23]还有学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生产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要素间替代本身就是刺激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这种分析思路被后来一些学者发展为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式，用来分析某一特定行业技术变迁的原因和发展路径（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等创新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2]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阿罗（Arrow，K.J，1962）的“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开创性地将无意识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教育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化来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促进了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原因的内生化，特别是当理论界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那些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分析经济增长原因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模型被艾林•杨继承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形成了博兰德—杨、基母—莫塔迪、贝克尔—墨菲三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26]（P546-576）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技术进步的成本、依托载体、经济背景等，并以更规范的研究范式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当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代替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后，技术创新的成本、研发投入、专利、市场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和产权组织等会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的观点逐渐形成理论界的新共识。[27]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学术界对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认为资源投入量、企业的作用、隐含知识存量，外部性、获利能力与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将影响或制约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扩散与转移

内生化范文篇8

［关键词］生物增效；炼化废水；生物菌剂；高盐

废水化学驱油技术〔1〕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加工原油劣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石油炼化行业废水处理难度加大，废水水质和水量的波动对现有污水处理装置的处理能力造成巨大压力。国内某炼化企业高盐废水处理系统2018年4～5月的外排水COD和氨氮超标率分别在15%和39%，企业外排压力加大。由于生产来水中含有HPAM为15.3～56.9mg/L，影响了后续涡凹气浮和溶气气浮的除油功能，油质量浓度从2～8mg/L提高至13～19mg/L，对后续生化单元的处理效果造成影响；生化单元进水COD最高达到4700mg/L，超出设计进水COD的15%，加之水中结构复杂的大分子有机物含量的增加使得生化单元的降解难度随之提高；BAF单元设计出水COD为55mg/L，但实际BAF出水COD为53～82mg/L；另外生化硝化体系也不稳定，导致出水氨氮超标。来水水质和水量的波动对现有生化单元造成较大压力，要在现有水质情况下达到原设计出水要求，可能的解决方法〔2-3〕主要有：工程改造、化学投加和生物增效。工程改造因存在占地大、经费高、建设周期长等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企业外排水质超标问题；化学投加可短期起效，但运行成本高，容易引起二次污染和易掩盖生化单元本身存在的问题。而生物增效〔4-5〕是在生化单元直接投加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菌剂和提高营养或降低毒性的生物助剂，并辅以生化工艺运行参数调整，进而改善生化系统处理效果的处理技术。生物增效技术无需新增设施设备，可直接提高活性污泥的降解能力，只要所需成本在可以承受范围内，该技术则是企业解决外排水水质不稳定的优选技术。

1工程概况及排放标准

该炼化企业同时拥有炼油和化工主要生产装置16套，原油加工规模为1200万t/a，主要生产汽油、航空煤油、柴油、苯、液化气、丙烯、乙烯裂解料、硫磺、石油焦等15大类1150多万t石化产品。其废水处理系统包括含油和含盐2套系统。针对含盐废水的水质特点，企业决定采用生物增效技术来提高现有生化工艺的污染物处理效率。该含盐废水处理系统处理水量为150～200m3/h，外排水主要水质标准如下：COD≤60mg/L，氨氮≤10mg/L，石油类≤5.0mg/L，TN≤40mg/L，pH6～9。处理工艺流程见图废水首先经水质调节、气浮除油、均质等进行预处理，然后采用A/O（MBR）进行二级生物处理，最后经臭氧催化氧化、BAF等深度处理达到外排要求后外排或回用。A池有效容积为3120m3；O池（包括膜区容积）有效容积为5640m3，O池分为4格（1#～4#）；BAF池有效容积为1200m3，分为12格（1#～12#），反洗周期24h。

2生物增效方案

2.1生物增效方案。国内生物菌剂生产厂家通过取样发现，生化池进水中含有56种有机污染物，主要为烷烃类（23.3%）、芳香烃类（49.6%）、多环（15.2%）和杂环芳烃类（9.7%）污染物。另外，生化O池的污泥色泽黯淡且松散，SV30高达87%～93%，污泥沉降性差；O池硝化体系破坏严重。统计最近2个月的外排出水水质：pH7.0～8.3，COD51～70mg/L，氨氮28～56mg/L，TN158～252mg/L。针对废水可生化性差，系统出水COD、氨氮和总氮超标以及生化污泥活性差的问题，可以从生物增效技术作用原理的如下2个方面〔6〕入手：（1）高效降解菌的直接作用。投加高效菌株快速繁殖形成优势菌群，包括强化烷烃和芳香烃生物降解的高效COD菌剂和氨氮降解菌剂。（2）提高污泥体系的协同作用（包含共代谢作用）。投加增效剂，增强原有污泥系统中菌胶团活性和分解能力，促进微生物快速繁殖，与生物菌剂共同改善和维持良好的微生物种群系统平衡，促使不能直接降解污染物发生共代谢现象。在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企业和菌剂生产厂家决定首先在O池1#廊道和BAF池1#廊道进行部分生物增效试验，待确认现场中试增效效果后再进行生化系统的整体生物增效试验。菌剂厂家根据实验室评价结果制定的现场实施方案如下：（1）部分生物增效试用方案。在O池的1#廊道以及BAF池的1#廊道中投加药剂，具体投加方案见表1。其中，氨氮降解菌剂投加位点为O池1#廊道的中后段；O池的2#廊道和BAF池的2#廊道作为空白对照组。分别对试验前后A池进水、O池（1#、2#廊道）出水、BAF池（1#、2#廊道）出水水质进行监测，以考察生物增效效果。监测期为2018年7月8日至2018年8月10日，药剂投加从7月18日开始，加药周期为15d。（2）整体生物增效试用方案。在部分试验方案取得效果的前提下，于2018年10月20日至2018年11月4日对O池和BAF单元进行整体生物增效试验。整体生物增效方案与部分生物增效方案基本保持一致，由于部分增效试验表明，氨氮降解菌起效时间快，故将O池氨氮降解菌的投加时间由15d调整为10d。取样监测点为旋流沉砂池的进水口（BAF单元出水），主要监测COD、氨氮和总氮3个水质指标，并对旋流沉沙池出水COD进行定期监测。2.2生物增效产品介绍。（1）增效剂。根据废水处理微生物营养学理论，增效剂由微生物代谢所必需的无机盐、酶以及多种营养物质复配而成，可有效解决工业废水营养缺乏对微生物造成的影响，加快微生物生长繁殖速度。（2）COD降解菌剂。高效COD降解菌剂是由自然界中获得的高效降解炼油化工废水中几类特殊难降解底物的菌株经过合理配比制成的产品，主剂成分为戈登氏菌属（Gordoniasp.）、微杆菌属（Micro-bacteriumsp.）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sp.），主要针对性降解烷烃和芳香烃。（3）氨氮降解菌剂。该产品为经过反复筛选所得的高效菌株复合物，可以有效解决不同行业废水处理系统氨氮超标问题，主剂成分包括硝化球菌属（Nitrococcussp.）、硝化杆菌属（Nitrobactersp.）和亚硝化球菌属（Nitrosomonassp.）。

3实际应用效果

3.1部分生物增效实际效果。3.1.1COD去除效果。图2为部分生物增效试验期间O池1#和2#廊道COD去除情况。由图2可以看出，生物增效前O池1#廊道出水COD略高于2#廊道。加药5d后，1#廊道出水COD开始呈下降趋势，加药10d后，1#廊道对COD的去除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生物增效期间，O池2#廊道平均出水COD为89.3mg/L，1#廊道平均出水COD为77.6mg/L，相比2#廊道，1#廊道平均出水COD降低13.1%。图3为部分生物增效试验期间BAF1#和2#廊道对COD的去除情况。由图3可知，BAF1#廊道对COD的去除优于2#廊道，从生物强化的第9天开始其出水COD出现下降，第13天后出水COD基本达到稳定。经计算，1#廊道平均出水COD比2#廊道降低7.6%。3.1.2氨氮去除效果。图4为部分生物增效试验期间O池1#和2#廊道对氨氮的去除情况。由图4可以看出，加药2d后，1#廊道出水氨氮明显降低，投药6d后，1#廊道出水氨氮低于2mg/L，经计算，1#廊道平均出水氨氮比2#廊道降低87.1%。3.1.3污泥性能变化。试验结果表明，部分生物增效试验期间，O池1#廊道SV30由93%逐渐降至47%，2#廊道SV30基本在87%～93%间波动，说明生物增效明显改善了污泥沉降性能。镜检发现，1#廊道的污泥菌胶团变大，并且开始出现钟虫等指征污泥成熟的指示性原生动物。综上所述，生物增效技术可以在现有工况下提升O池对COD和氨氮的处理效果，且具有优化污泥结构和改善污泥沉降性能的作用；BAF单元经生物强化对COD也有7.6%的提效，为下一步生化单元整体生物增效试验奠定了基础。3.2生化单元整体生物增效应用效果及对深度处理单元的影响。3.2.1生化单元整体生物增效情况。生化单元整体生物增效7d后，观察发现O池中污泥沉降性能明显好转，测定SV30为41%。测定SV30过程中可以发现上清液较为清澈，絮体间隙水也较为清澈，说明污泥的凝聚性能得到改善。整体生物增效生化出水COD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经过生物强化后BAF出水COD均值明显减低，投药8d后，BAF出水COD稳定在50～60mg/L，与强化前相比降低21.9%。对生物强化BAF单元出水样品检测发现，其所含有机污染物种类由初始的56种减少为13种，大部分烷烃、芳香烃和取代酚得到有效降解，残余污染物的丰度显著降低，其中含量最高的3，5-二甲基苯酚、甲基4-甲基-4-亚硝基-2-［（三甲基硅烷基）氧基］戊酸酯（CAS80998-48-7）和大牛儿烯D因空间位阻效应和电子效应不利于微生物与其结合而有所残留〔7〕。由图6可知，生物增效投药8d后，BAF出水氨氮为1mg/L左右，总氮稳定在70～80mg/L，生化系统总氮去除率相比增效前提高44.6%。BAF单元由于缺少反硝化过程所需的碳源，对总氮脱除贡献较小。因此，如考虑进一步脱除总氮，可在A/O池运行方面进行优化调整。3.2.2生物增效对深度处理单元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生物增效后，臭氧催化氧化单元平均进水COD由生物增效前的118mg/L降至87mg/L，有机负荷大幅降低。按照设计参数核算可以减少臭氧投加量90mg/L，可降低深度处理单元的直接运行费用达4000元/d。核算该企业生物增效产品成本为3600元/d，采用生物增效技术稳定运行，企业每年可节约14.6万元运行成本，增加了企业应用该项技术的内生动力。

4结论和建议

（1）整体生物增效试验结果表明，相比于生物强化前，生物强化后BAF出水COD降低21.9%，氨氮降低77.2%，总氮去除率提高44.6%，生化污泥沉降性能得到明显改善，BAF单元出水COD稳定在50～60mg/L，氨氮为1mg/L左右，总氮为70～80mg/L，整体生物增效效果明显。（2）生物增效技术的实施有利于降低深度处理单元处理压力，可为污水处理厂的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提供保障，实现降本增效。（3）生物增效试验总氮未达标，今后可以考虑通过在A池增加总氮降解菌剂、提高硝化液回流比和调整A池C/N比等工艺运行参数等来实现总氮达标。建议污水处理厂可常备生物增效产品进行间歇投加，作为应对水质冲击对污水处理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应急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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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化范文篇9

关键词:木郁达之；乳腺癌；和法；逍遥散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情志不畅是其主要致病因素。本病中医病机为肝郁脾虚，以情志失调致肝气郁结、木郁乘土为致病之主因，故治疗可遵循“木郁达之”的基本原则。而“木郁”主要责之于少阳肝胆，“达之”即顺从肝木之性使其舒畅条达，不至于过旺而克制脾土。因此，本病的治疗关键在于疏肝健脾，即以和法和解少阳、调和肝脾，使木郁得以条达，土虚得以复健，二脏调和，则诸症自除。

1乳腺癌之中医认识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经成为中老年妇女健康的重要威胁，其病因复杂，目前多认为与遗传、激素、生殖、营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关。本病临床主要表现为乳房无痛性肿块，质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且多伴有乳头糜烂溢液、“橘皮样”皮肤改变以及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症状[1]。乳腺癌可归属于中医学“乳岩”范畴，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情志不畅、气机不舒是其主要致病因素。《妇人大全良方》明确指出：“肝脾郁怒，气血亏损，名曰乳岩。”《女科撮要》认为：“乳岩属肝脾二脏郁怒，气血耗损。”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亦提出：“乳癌由肝脾两伤，气郁凝结而成。”乳腺癌在临床上大致可分为脾虚肝郁、气虚血瘀、痰热凝结、冲任失调、气阴两虚及肝肾亏虚6个证型，治疗上应针对不同证型，辨证施治[2-3]。肝之性喜条达，恶抑郁，主疏泄和藏血，助气血运行通达乳房。女子以肝为先天，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而中老年女性因经、孕、产、乳已数伤于血[4]，若复加后天不足，脾胃亏虚，则气血更伤。肝脾二脏功能失调，气血亏虚，气不行血，瘀血内生，气不化津，津凝为痰，进而使脉络不利，痰瘀癌毒循经上扰乳络，遂成乳癌[5]。若正气不足，加之肿瘤长期消耗，后期亦可出现久病及肾、气阴两虚。

2从“木郁达之”探讨乳腺癌之病机治法

2.1木郁乘土，正虚邪实，久则成岩

人体以气血流通为贵。朱丹溪在《内经》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怫郁致病论”，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6]《青囊秘诀》中有云：“乳岩乃性情每多疑忌……失于调理，忿怒所酿，忧郁所积，浓味酿成，以致厥阴之气不行，阳明之血腾沸。”若患者长期敏感多疑，忧思忿闷郁结于胸，使肝木失于条达疏泄，气机郁滞，内生怫郁，进一步发展为津停、痰凝、血瘀、化热等，从而导致机体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此外，从经络角度而言，手足少阳经络均循行过乳房及其周围。若外感邪气，或内因情志过极，致少阳肝胆疏泄失司，内生怫郁，则易致气血津液壅滞于内，循经上扰，停于乳络；木郁又可乘土，致脾胃亏虚，气血生化乏源，正虚邪实，久则成积。三焦为气血津液运行的通道，如运转失常，津液布散失司，则气聚痰凝成核，亦可化生癌肿。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提道：“盖胆为少阳……输转一身之阳气，体本阳也。”若少阳枢机不利，致阳失疏布，内生寒邪，凝滞气机，津液聚而生痰，或怫郁化热，炼液为痰，久则成瘀，迁延日久，酿生阴毒[7]。寒、痰、瘀、毒，既可单独致病，亦可相兼为患，流窜互结，循经损伤乳络，使其成为众邪汇聚之所，内外合邪，稽留日久，胶着积聚成实。

2.2木应肝胆，宜升发条达，通畅气机“木郁达之”

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木应东方，五季属春，在脏为肝，与胆相表里，顺应少阳春生之气，主人体升发。其中“木郁”意指少阳肝木之气郁滞不通，“达之”则为顺应木性使其升发条达，气机通畅，从而解除木郁。张景岳曰：“但使气得通行，皆为之达”，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亦指出：“木郁者……当条而达之，以畅其挺然不屈之常。”故“达之”为法，不应局限于升发、疏泄、宣透等某一种治疗方法，而是一条治疗总则，然后根据病因采取相应的具体治法，使“郁”得解。

2.3和解少阳，疏肝健脾，则木郁得达

六淫、七情、内生五邪及正气亏损，皆可形成怫郁而致广泛病变。情志失调是乳腺癌的主要病因，可致少阳肝胆疏泄失司，气脉不通，内生怫郁，以致病理产物寒、痰、瘀、毒内伏，循经上扰，聚积成核。根据其病情演变和临床表现，不外乎是正虚和邪实，可进一步总结归纳为：肝郁气滞，内生怫郁，木郁乘土，脾胃亏虚，实邪内结。所以乳腺癌无论何种证型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病基础，即木郁乘土。由此可见乳腺癌发病主要责之于肝脾二脏，而和法的关键即在于和解少阳、疏肝健脾，使二脏调和。因此，和法是“木郁达之”指导下的一种治法，乳腺癌的治法源于“木郁达之”的思想，和法是其治法关键。

3和法在乳腺癌治疗中的运用

3.1和法是乳腺癌之主要治法

和法起源于《黄帝内经》，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将其发展创新并运用于临床，为和法的形成演变及组方用药奠定了基础。至清代程钟龄明确提出和法为“八法”之一，由此确立了和法的重要地位，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8-9]。和法原为治疗伤寒邪入少阳而设。少阳属胆，位于半表半里，不宜发汗、吐下，唯宜和解。然胆附于肝，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响，且肝胆疾病又常累及脾胃，导致肝脾不和。故以和法调和肝脾，即“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结合乳腺癌的主要病机是木郁乘土，发病主要责之于肝脾二脏，运用和法疏肝健脾理应为正道。

3.2逍遥散是和法之代表方剂

逍遥散是和法中治疗肝郁脾虚的代表方。全方深合《素问·藏气法时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之旨。方中以柴胡疏肝行气，解少阳怫郁；当归养血和血，且其味辛散，乃血中气药，白芍养血柔肝，归芍与柴胡同用，体用并调。“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故以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实土以御木侮，且使气血生化有源。方中再加入少许辛凉之薄荷，在疏散郁遏之气的同时可透达肝经郁热；烧生姜运脾和中，亦可辛散疏郁；甘草尚能调和药性。诸药合用，可使肝郁得疏，脾弱得健，血虚得养，实为肝脾同调之名方。

3.3随症加减变化无穷

和法虽属于一种祛邪的方法，但不应该认为其是一种单一的治法。在乳腺癌的治疗中应将和法与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清热化痰、补益肝肾等其他治法相结合。正如程国彭《医学心悟·论和法》中认为：“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要让和法在乳腺癌治疗中发挥最大作用，就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现代标准治疗如手术、放化疗、内分泌治疗等进行辨证论治。如术后病人往往会出现气血亏虚、瘀血阻滞等变化，治疗应在和法的基础上加以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放疗目前多认为属于热毒之邪，可耗气伤阴，故治疗上应注意配合益气养阴；化疗药物其性猛烈，亦可损伤正气，加之化疗过程中常易出现消化道反应等影响脾胃功能，故应辅以健脾消食、和胃止呕等药物。

4验案举隅

魏某，女，47岁。2018年9月25日初诊。主诉：乳腺癌术后放化疗后1年余。2016年10月患者因体检发现右侧乳腺肿块行手术治疗，术后分期为T2N1M0，病理提示：浸润性导管癌，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术后行6周期AC方案化疗及放疗，后一直口服他莫昔芬治疗。刻诊：右侧胁肋部胀痛，神疲乏力，口干，烦躁，纳食可，夜寐差，盗汗明显，大便稍干，小便正常，舌体胖大、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弦数。治以疏肝清热、养血健脾。以逍遥散化裁。处方：柴胡15g，白芍15g，炒白术10g，茯苓10g，当归10g，牡丹皮10g，栀子15g，川芎15g，薄荷10g，青皮10g，枳壳10g，香附15g，炙甘草5g。7剂。水煎服，每日1剂。2018年10月2日二诊：患者诉胀痛明显缓解，口干、盗汗减轻，睡眠仍差，在初诊方基础上去青皮、枳壳，加黄连5g、阿胶5g、酸枣仁30g，7剂。2018年10月9日三诊：患者精神明显好转，诉夜间睡眠改善，在二诊方基础上加用生麦芽30g，长期坚持服用。随访2年余，症状基本消失，定期复查未见异常。按语：本案乳腺癌患者历经手术、化疗、放疗及内分泌治疗后，要求中医治疗。考虑到木郁乘土是乳腺癌的致病基础，故治疗重点仍是肝脾同调。结合本案患者烦躁易怒、舌苔黄等表现，考虑为肝郁血虚日久、生热化火所致，故初诊时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加用牡丹皮、栀子以泻肝热、清伏火，香附、川芎行气开郁，青皮、枳壳破气消胀。二诊患者睡眠仍差，合黄连、阿胶滋阴泻热除烦，酸枣仁养心安神，此后患者症状大为改善，后期加用生麦芽健脾养胃、疏肝解郁、行气消积，使补中有利，养而兼疏[10]。本案全程坚持调和肝脾的基本原则，始终以逍遥散为基础方进行加减，使和法贯穿于乳腺癌的整个治疗过程中，故收良效。

5结语

乳腺癌的病机错综复杂，临床辨证论治时需把握关键，方可化繁为简。和法是“木郁达之”指导下的一种治法，应贯穿于乳腺癌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临证时要结合现代标准治疗方法，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论治，才能让和法在乳腺癌的治疗中发挥最大作用，获得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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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化范文篇10

———三次产结构进一步优化。20*年，我市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已由1999年10：44：26调整为7：46：47，三次产业的比重赵向合理。

———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2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为18.4亿元，比1999年增长41.1%；全市财政收入1.64%亿元，比1999年增长65%；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857元，增长19.7%；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3元，增长11.4%。

———一批新的经济协长点初步形成。1999年以来，我市续实施工业调产“三五”工和，即每年完工投产5个项目，开工建设5个项目，完成前期准备工作5个项目，霸王药业、瑞洁生化、汤荣汽配、建邦集团、汇丰建材等一批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

———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我们认真实施农业种植业调产“6531”规划，全市15万亩耕地已形成4万亩优质专用小麦、2万亩以红枣为主的经济林、2万亩以中药材为主的经济作物和4000亩花卉苗木的种植结构，共完成总调产规划的70%，“百千万”规模养殖规划也初见成效。

———第三产业规模化发展。20*年我市各类专业市场已有38个，市场成交额达到22亿元，上缴税金2400万元，比1999年增长35%。桥头品牌服装市场、亚欧桥汽车摩托车城、金世纪家居城、南西庄家和超市、绿苑花卉市场等一批大型专业市场建成运营，图书音像市场、太阳商城、华翔购物广场等重点商贸服务业项目开工在建，进一步扩大了我市商贸流能优势。

回顾总结必年来我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扭住一条主线，抓好重点项目，创新人才机制，优化发展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扭住一条主线，明确工作思路。

为了认真落实少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年起步、二年入轨、三年初见成效”的调产目标，我市立足实际，紧紧扭住产业结构调整这要主线，确立了“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发展三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调产思路。工业结构调整确立生化制药、精密铸造、清洁能源、轻型加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农业结构调整坚持调精调优种植结构，扩大示范园区，发展规模养殖；第三产业调整坚持稳中求进，拓展领域，充分发挥*的交通枢纽和区位优势，发展大市场、大流通，建设现代物流中心。

2、抓好重点项目，打造发展平台。

项目是调产的支撑，是经济建设这个大舞台的活剧目。我们坚持把项目建设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龙头地位，努力培育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不断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式。1999年以来，我市以工业项目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实施“三五”重点项目建设，同时要求各乡办和各部门每的都要新上2至3个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去年，我们又根据发展需求和自身优势，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和“四市”建设目标，通过对市场需求结构和规模的深入调研，认真把握项目的发展定位，确立了“1221”项目发展规划，即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培育10大工业调产项目，鼓励发展20个具有成长潜力的工业调产项目；充分发挥我市区位优势，加快建设20个重点第三项目；全面完成10大基础设施项目。目前已基本落实的十大工业调产项目和20个亿元左右，新增税收1.5亿元以上,相当于再造一个*经济；20个三产项目的建设将进上步巩固和提升我市在晋南地区的商贸优势；10大基础设施项目将大幅度提升城市的档次和品位，增强城市凝聚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截止目前，“1221”项目发展良好，第一批项目中的瑞洁生化、欣益药业、联发黄姜提取皂素、汤荣汽配和寰达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大运高速公路连接线和华翔购物广场工程等已经开工建设，进展顺利。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落地，*经济将会跃上一个超常规发展新阶段。

3、创新人才机制，构筑人才支撑体系。

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实就是观念、体制、金融和环境创新的过程，但这些创新都需要靠人来实现。几年来，我们坚持把人才机制创新作为实施“五项创新”的突破口来抓，不断探索和实践面向市场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的激励机制，初步形成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一是以引进为重点，建立企业高级管理人才队伍。针对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提出的新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眼界向内、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拓宽视野，高薪竞聘，选贤任能。*霸王药业公司以年薪50万元，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总经理。总经理到任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两个企业的有机整合和GMP认证，实现了产值的利税的当年翻番。瑞洁生化公司以18万美元的年薪从美国聘任发酵专业博士做技术总监。目前，我市各类企业已引进和吸纳技术、管理和营销人才4000余人，其中20多位走上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层。二是搞好人才对接，加强“产学研”联姻。本着“只求所用，不求所在”的原则，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进步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鼓励引导调产企业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中聘请技术专家或由他们代培技术人员，加强调产企业与科研院所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密切合作。汤荣公司从中国铸造协会和清华大学聘请专家，成立企业研发中心，实现了连续四年企业销售收入的利润的翻番。三是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市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万元，扩建职教中心和职业技术学校；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引导它们面向调产项目调整专业设置，签定向培养合同，较好地解决了一线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与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乡土人才1万余人次，基本满足了农业调产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四是构筑流动平台，激活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市人才交流中心作用，为人才流动创造了一个开放、平等、自主的活动平台。从1999年至今，我市先后举办大型人才交流会25次，接纳流动人才1万余人次，接待用人单位300多家，我市已初步成为山西南部人才交流的中心。

4、优化发展环境，搞好协调服务。

从*年开始，我们坚持软硬环境建设同步推进。在硬环境方面，坚持大力度地推进城市拆迁、绿化和综合整治，先后完成了“1142”的“11233”工程建设。目前，以新世纪广场为代表的一批园林城市建设项目已成为新世纪、新*的标志，居民离开居室不用10分钟即可出入游园绿地晨练和休闲，各具特色的庭院绿化更是遍布各个单位的社区，市区绿化覆率达35%，人均绿化面积7平米，为广大居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的居住环境。*已成为全省家园林城市和“全国环境优美城市”。为了进一步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良好的信用环境，我们按照“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切实部门对现有的审批项目和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凡保留的项目一律进入行政审批中心，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在项目建设中史们建议了严格的市级领导牵头，各职能部门和项目法人参加的项目工作机制。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优化环境领导组，由市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市长和纪检委书记担任副组长，并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关于损害我市经济发展环境的责任追究办法》等规定。在治理发展软环境中，我们坚持下猛药、用重典、了重拳，对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坚持从严从重处理。

5、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