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范文10篇

目的范文篇1

大家好！我先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在非洲的一片茂密的丛林中，走着四个皮包骨头的男子，他们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在密林里踉踉跄跄地往前行走。他们跟随队长进入丛林探险，可是，队长却在任务即将完成时患急病而不幸长眠于林中了。临终前队长把他亲手制作的箱子托付给他们，并十分诚恳地说：“如果你们能把这个箱子送到我的朋友手里，你们将得到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埋葬了队长之后，他们便扛着箱子上路了。道路越来越难走，他们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了，但他们仍然鼓着劲往前走着。

终于有一天，绿色的屏障突然拉开，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走出了丛林，找到了队长的朋友。可是那个朋友却说：“我一无所知啊！”于是，打开箱子一看，竟是一堆无用的木头！

就这么个故事，看起来，队长给他们的只是一箱无用的木头。其实，他却给了他们行动的目的，使他们获得了“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生命。从哲学角度上讲，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具有高级思维能力。所以人不能像其它动物一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的行动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奋斗的目标。

目的范文篇2

不同的专业和职称论文的等级要求对发表的时间会有一定的要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论文的准备阶段了。如：时间什么时候开始，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以下这些时间段千万不可错过。

1、省级与部级的期刊上的论文需要提前1-3个月进行论文创作的准备。主要是由于论文的投稿数量在不断增加，此时就不能保证编辑部何时看到你的文章，而投稿的论文都是按照顺序呈现,所以要提前创作等等。

2、核心期刊的论文则需要提前5-10个月。核心刊物本身就要比普刊类的刊物要就严格，当然在审核中的要求就会更多了，有关论文所产生的退稿、返修几率随着增大，流程上耗费的时间也就会更久，因此提高自己论文的创新度和针对性，并且核心期刊版面有限，即使被录用，排刊也很慢，因此需要更早准备。

3、SCI期刊的论文就需要提前18个月。现在的SCI是面向全世界作者征稿的，对论文的美式英语表述，创新性，图表，数据等要求更高，这时我们要提前准备资料信息以及对投稿的事项等等。

1、期刊选择

，最终是发表到某本期刊上面的，因此期刊的选择是不容忽视的。其实发论文的首先想到的就是选择合适的期刊，当你明确了所要发表的期刊，那么对你写作论文也是很有帮助的。

看单位具体要求。一般情况下评审条件会对职称的评定做相关要求，比如对期刊等级、所发文章数等，你可以按照要求来选择期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以单位要求为准。

各区域有不同的评审体条件，每个单位也不同，比如单位会指定一些期刊，这时候最好是按着单位的要求走，不然到时候你的成功了，单位也不会认可的。

目的范文篇3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

如何界定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

也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

还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刑罚活动过程中，亦即国家在制刑、量刑、行刑过程中对根本效果的最终期望。

上述关于刑罚的目的的定义存在的分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是仅限于人民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还是指国家有关机关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二是刑罚的目的是对刑罚根本效果的最终期望还是仅指刑罚预期的效果。笔者赞同上述不能将刑罚的目的界定为人民法院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的观点，其理由是：虽然人民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但立法机关在制定刑罚、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时也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立法机关在其制定的刑法总则中关于刑罚种类、刑罚制度、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规定，刑法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本身都有威慑作用，从而具有一般预防的目的。执行刑罚的机关对犯罪人被判处的刑罚的执行，既具有一般预防的目的，也具有特殊预防的目的。所以，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及刑罚执行机关分别进行的制刑活动、定罪量刑活动以及刑罚执行活动，都是具有目的的。理论上那种认为“将刑罚的目的延伸到刑事立法阶段不尽合适”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并不妥当。

关于刑罚的目的究竟是对刑罚根本效果的最终期望还是仅对刑罚预期效果的期望，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说法都不尽妥当。首先，将“对刑罚根本效果的最终期望”作为刑罚的目的，违背了关于直接目的与长远目的关系的基本原理。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应该是先有直接目的而后有长远目的，在没有论及直接目的的情况下就将刑罚的目的界定为“对刑罚根本效果的最终期望”，并不妥当。其次，虽然刑罚的最终目的是存在的，但是鉴于刑罚直接目的的实现与刑罚最终目的实现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原理，刑法理论上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刑罚的最终目的，因为刑罚直接目的的实现也意味着刑罚最终目的的实现。

（二）刑罚的目的与相关概念辨析

1．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属性。属性，其语词含义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⑸根据“属性”的这一语词含义，刑罚的属性应是指刑罚的性质。那么，刑罚究竟具有何种性质呢？应该说，刑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惩罚的性质。刑罚的惩罚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客观的。由于作为刑罚属性的惩罚性是客观的，因此，与作为主观范畴的刑罚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作为客观范畴的刑罚属性与作为主观范畴的刑罚目的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毫无关系，相反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刑罚的属性决定刑罚的目的。因为刑罚具有惩罚性，才使得刑罚的制定、适用及执行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否则，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反过来，刑罚目的的实现则是对刑罚属性的一种检验。（2）刑罚的目的不只是消极地受刑罚属性的左右，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刑罚的属性。如基于刑罚目的的考虑而增设的新刑种可能使刑罚的属性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增设侧重于教育的刑种就会使刑罚不仅具有惩罚性，而且具有教育性。

2．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功能。功能，从语义上讲，是指事物或者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⑹据此，刑罚的功能，则是指刑罚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关于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功能的关系，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使刑罚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刑罚的积极效果得以实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罚的目的虽然与刑罚的功能有一定关系，但刑罚的目的不能等同于刑罚功能的发挥。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是大有疑问的。所谓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使刑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刑罚积极效果得以实现的说法，是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正确的表述是，刑罚的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刑罚积极效果实现的前提，因为刑罚的功能本身是指刑罚的积极作用，刑罚自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只能是为实现刑罚的目的服务的，而不能反过来说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使刑罚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根据刑罚对社会上不同的人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同，可将刑罚的功能分为对犯罪人的功能、对犯罪被害人的功能以及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功能。其中，对犯罪人的功能包括惩罚功能、改造功能和感化功能；对犯罪被害人的功能则包括安抚功能和补偿功能；对社会上其他人的功能又包括威慑功能、教育功能和鼓励功能。⑼上述刑罚功能的实现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前提，而不是刑罚目的的内容。

3．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本质。本质，是指事物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⑽据此，刑罚的本质，是指刑罚固有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由此可见，刑罚的本质具有客观性、根本性，它决定着刑罚的性质、面貌。而刑罚的目的具有主观性，是一定的主体制定、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么，什么是刑罚的本质呢？刑罚的本质应是报应。所谓报应，是指种恶因得恶果⑾，换句话说，就是恶有恶报。犯罪是一种恶，刑罚也是一种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就是以恶报恶，以恶报恶是刑罚固有的属性。刑罚的本质与刑罚的目的也是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范畴。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刑罚的本质表明的是刑罚自身的内在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刑罚的目的则是一定主体主观上所追求的结果。两者的联系表现在：报应这一刑罚的本质衍生出刑罚的目的，报应可以衍生出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也能够派生出特殊预防的目的。

二、刑罚的目的的内容

（一）刑罚目的的内容的学说之争

关于刑罚的目的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我国刑法理论上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双面预防说。此说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其内容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两个方面。特殊预防，是指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制定和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威慑、儆戒其他人，预防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2．报应与一般预防说。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报应与一般预防。

3．报应与双面预防说。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包括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报应作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犯了罪，通过惩治犯罪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刑罚的预防目的，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社会功利效果。预防犯罪具体包括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罪力。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指对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

4．教育改造说。此说认为，我国刑罚既有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惩罚、改造与保护说。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惩罚犯罪人；（2）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3）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

目的范文篇4

关键词：赤水市；旅游品牌；营销；策略

一、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内涵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这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载体。英国的蒂弥崔•布哈利(Dr.DimitriosBuhalis)明确提出旅游目的地的概念，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这一区域被旅游者公认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有旅游规划和营销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由统一的机构进行管理的趋区域。旅游目的地品牌是指旅游目的地根据要向旅游者传达的信息，将自己的欢迎语与自己设计的象征物或者标志放在一起，向旅游者传递自己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包括传递旅游目的地特点、优势与价值等方面。消费升级背景下，旅游也从之前的观光游时代进入了休闲游时代，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具有独特性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少，如此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旅游者消费市场日渐成熟的当下，构建旅游目的地品牌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中的重要一环。

二、品牌对旅游目的地营销的重要性

(一)提高知名度，促进旅游消费

品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基于这种考量，旅游目的地品牌的打造能够有力的推动区域旅游产品的销售，同时为该地区的旅游产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旅游业是战略性的产业，其资源消耗较低，深化旅游业改革开放、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有利于促进旅游消费，带动目的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有利于突出目的地特色

品牌是产品个性化的表达，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打造品牌是对目的地的一种差异化营销。通过打造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使得在日渐增多的旅游市场中突出该旅游地的差异化特色以应对目标消费人群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品牌定位与传播，赋予目的地品牌独特的价值，树立鲜明的目的地形象，从而突出品牌的竞争优势。目的地品牌的构建有利于突出目的地的特色，实现品牌在细分市场上的目标聚焦，取得领先优势。

(三)有利于旅行者形成品牌偏好

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建立有利于保持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之间的持续沟通，通过旅游良好的体验分享，可以对潜在旅游者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激起更多消费者的旅行需求，让用户对旅游目的地感兴趣，吸引有价值的游客。旅游者如果去了该旅游目的地，并且对该目的地产生良好的目的地形象，有利于形成二次旅行需求，使旅行者对该地形成品牌偏好。

三、旅游目的地品牌营销的策略

(一)打造旅游目的地品牌定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营销专家艾尔•里斯与杰克•特劳特提出定位理论，认为“定位是你对未来的潜在顾客的心智所下的功夫，也就是把产品定位在你未来潜在顾客的心中。”品牌定位的目的是将产品转化为品牌，以利于潜在顾客的正确认识。旅游目的地品牌是一种有效的营销工具，需要结合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特征对旅游目的地进行有效的定位，了解旅游者心目中的目的地形象，与同质产品进行比较，进行差异化定位。赤水是贵州省的红色旅游胜地，“四渡赤水”让该地本身带有红色资源，这种红色资源在上世纪确实为赤水的旅游业占领了一些市场，但如今80、90后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消费主力军，他们对红色旅游的兴趣大不如上一代的热衷，于是在打造旅游品牌中，针对赤水的人文历史和自然资源的特点，赤水市重新把赤水旅游定位为“野”，这野代表的是田野，原野，野心。同时，也把核心客源地市场确定在本省和周围省市。

(二)超级IP的使用

IP原意为知识产权，在旅游行业中IP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延伸。IP代表的是内容创造，流量支配，是注意力稀缺时代旅游目的地商业模式打造的必然选择，能够增强旅游目的地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距离。随着消费者生活环境的变化，旅游目的地需要打造具有IP性质的内容，形成流量的传播转化。举办音乐节活动，将目的地打造成“旅游+音乐”的IP模式也是旅游营销的一种模式，这样的国外先例不少。例如美国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和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音乐节就将曾经毫不知名的小镇打造成了如今吸引无数年轻人造访的文化地。赤水河谷音乐节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赤水。在赤水音乐节中，崔健、朴树等本身就自带IP的知名艺人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前往。

(三)与用户的情感沟通

在今天的社会，旅游所认可的价值，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而是一种体验价值。随着旅游品牌市场的竞争激烈加剧，为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旅游体验成为在这场品牌之战中出奇制胜的关键因素。在营销方面，兼顾不同方面的因素，通过旅游产品打造与消费者的情感共鸣空间，才能吸引游客。赤水这个目的地的自然环境的特点是原始，有丹霞、瀑布、河流、田野，还有很多的古村落，不像被众多被过度开发的古镇，这个地方特别野性，从人文历史角度来说，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说明赤水也是非常有野心的目的地。而对赤水旅游目的地的主要营销对象——都市白领人群来说，情感沟通共鸣点在于野心、梦想。赤水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野心的保留地，当你累了觉得野心被渐渐消磨的时候，这是个可以让你回归并且重新激发和唤醒你的野心的地方。

(四)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平台存在，本身不是一种营销，但各类社交媒体上的用户群体能够进行UGC内容生产，进行内容分享，开展话题讨论。以80、90后年龄段为主的游客一个重要特征是“热衷于分享”，而旅游消费中消费者通常容易受到身边人或者社交媒体内容的影响，因此如果能充分调动起这群年轻人分享的积极性，通过分享打造口碑，就能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获得相当有效的营销成果。赤水河谷音乐节主办方不仅有赤水当地政府，还是由马蜂窝和摩登天空共同合作打造。大多数90后对赤水这个地方比较陌生，但凭借马蜂窝的流量平台和摩登天空的音乐品牌优势，此活动帮助赤水河谷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游客。马蜂窝在自己的平台专门开辟了赤水河谷音乐节的专题页面，提供全套的自由行攻略。年轻人来到赤水河谷音乐节，通常会通过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将自己的活动、感受分享，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加强目的地的吸引力。

(五)产品多样化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着旅游产品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旅游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走马观花，纯粹的观光游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的要求。因此，深耕某一特殊领域的细分产品以及更加主题化、特色化的产品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主流。不同的旅游产品在功能上各不相同，定位人群也有不同，打造产品多样性能够满足各类游客不同的需求，存在很强的互补和协同效应。

针对目前不同的客户群，赤水将旅游产品主要划分为三大类，第一个是亲子游，亲子游群体是鼓励家长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释放童趣。第二个是年轻人组成的户外游，户外游一般是三五成群的小团队一起去感受体验不同的生活。第三个是情侣群体，情侣群体可开发的旅游产品有婚纱照旅拍，在赤水丛林里婚拍体现野性美。针对这三部分群体的不同特点，开发出合适的旅游产品，让不同群体都能在赤水找到各自的野。

四、总结

品牌是旅游目的地在市场竞争中的最关键的竞争力。随着旅游市场变化和消费不断升级、技术的不断革新、目的地的增多，旅游消费者在选择范围上大大扩大，目的地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也促进目的地在营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徐朝霞.对我国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运营的思考[D].西南财经大学，2007.

[2]郭英之.旅游目的地品牌营销[J].旅游学刊，2006(07).

[3]赵晓燕.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应关注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8，6(1).

目的范文篇5

1在集体早晨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

集体早晨活动主要针对早操活动内容、形式及材料的组织和分配上，我做了新的尝试。

1.1丰富早晨活动中的内容

以往早操内容主要由教师创编或利用现成教材进行锻炼，这种方式虽然能使学生得到系统全面的身体锻炼，但也存在活动过程中使幼儿被动地接受和模仿动作，不利于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和幼儿一起自编早操，使幼儿成为学习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大大提高了幼儿在早操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我们为幼儿园播放一段表现小海军的音乐，让个幼儿根据音乐的旋律自己创编动作，在教师引导下，幼儿通过自己对海军已有的认识和了解创编各种各样的动作；有的做出眺望的动作，有的做出练兵和大旗的动作，还有的小朋友创编了吹螺号的动作……惟妙惟肖，既生动又有趣，既简单又符合幼儿特点，不但增强了幼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在活动中使幼儿获得积极愉快的心理体验和成就感。另外，在音乐的选择上，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对大中小班的音乐内容作了补充和调整。对小班的幼儿提供一些鲜明、节奏感强的音乐，模仿操、进行曲；对于中、大班的幼儿提供一些能充分激发幼儿想象力的音乐，如《学做解放军》、《蓝皮鼠和大脸猫》等，以激发幼儿的创新意识。

1.2优化早晨活动中的形式

早操活动形式如何，直接影响到早操活动质量。以往的早操活动大多数强调的是军队的整体划一，这种形式使得早操气氛过于严肃，幼儿的创造力被无形中制约了。我们认为在早操过程中，应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为其营造一个宽松、和谐、民主、合作的环境氛围，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例如：在早操过程中，我们允许幼儿随音乐自由组合队形，对于小班的幼儿，我们不做队形上的限制，可让他们自由站立，并在教师的带领下做操；而中、大班的幼儿则在音乐的伴奏下自己选择同伴，或两人一组或五人一组，组成圆形、方形等不同队形进行自编动作。这样幼儿的情绪愉悦，活动自由，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创编出了各种各样生动活泼，有鲜明特点的动作语汇，互动形式不仅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的创新合作意识，促进了他们交往能力的提高。

1.3更新早晨活动中早操材料的使用

在早操活动中，材料是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物，即材料产生兴趣，兴趣产生动力。我园将以往用过的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为幼儿准备了易拉罐、哑铃、响筒、花环、彩带等不同的材料，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选择材料进行创编活动。在活动中，幼儿体验了使用新的材料的乐趣，他们参与早操活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防止幼儿在选择材料时的混乱局面，我们在游戏中，加强了对幼儿的常规训练。我们把每个班的幼儿分成四组，分别用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命名，并将材料依次分为四筐，每个筐上都贴上与上述名字相应的图标，当音乐响起时，孩子们一边做准备动作，一边自由组成一排，依次从自己图标相对应的筐中选择材料。在音乐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孩子们根据材料的不同特点，创编出了不同的动作。或轻柔优美，或铿锵有力，或天真活泼，或诙谐顽皮。尽管孩子们的动作不像以往那样整齐，但早操活动的气氛却是十分活跃的，幼儿的心情是极其快乐的。

2在自选早晨活动中培养幼儿创新意识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实行）健康领域明确指出：“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体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在自选早晨活动中，我觉得不仅要让幼儿达到锻炼目的，更重要的是为幼儿达到锻炼目的，更重要的是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幼儿真正获得活动自主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幼儿感受到自我探索和自我创造所带来的快乐，也只有获得了这种快乐感，幼儿的童年才真正是幸福的。

笔者认为，在为幼儿创设环境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目的范文篇6

【关键词】刑法目的；刑法任务；刑法机能

【正文】

目的从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大问题，因为人类是目的性动物。但是，人们实际上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特别是不知道为了什么。除了个别的国家——看上去法治欠发达，我们几乎看不到太多的国家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刑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是根据《刑法》第1条并结合第2条推导出我国刑法目的及其内容，阐述集中于刑法教科书当中，但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争议。本文不去全面论述刑法目的问题，仅就这一大问题中的三个重要的具体问题谈谈看法，也许，不是有助于减少，而是进一步地增加了分歧与争议。

一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吗？

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刑法学界认为，这一条文属于立法目的与根据的规定。所以，大多数刑法教科书所接受的通说认为，刑法（制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是，我国刑法学界普遍接受“刑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的直觉判断，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惩罚是手段而不是刑罚的目的。由此，问题就产生了：惩罚犯罪不是刑罚的目的，又怎么会成了刑法的目的呢？对此问题，学界大致形成三种观点：

第一，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并与保护人民有机统一。“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是制定刑法的目的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只有惩罚犯罪，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只有保护人民，才能有效地惩罚犯罪。”而“保护人民”，就是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就是《刑法》第2条规定的刑法任务。“刑法任务是刑法目的的展开”。[1]“制定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由我国刑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与刑法的任务一致。”[2]按照这一观点，刑法任务是具体化了的刑法目的，刑法目的与任务之间大致上可以画等号。

第二，同前种观点一样，主张“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之间的统一性，但不同的是，将惩罚犯罪看成是最直接的刑法的目的，是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我国刑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统一。把它们割裂开来，认为惩罚犯罪就是刑法的目的，或者认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两个平行的目的，都是不正确的。惩罚犯罪从其最直接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是刑法的目的，但是它不是独立的目的，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保护人民才惩罚犯罪，从这一点来说，它又是实现保护人民这个根本目的的手段。”[3]这一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承认“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但是不承认其独立性。

第三，直接从《刑法》第2条中得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否定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而是将“惩罚犯罪”看作保护法益的手段，因为“《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同时也是关于刑法目的的规定”。也就是说，“刑法的任务与目的都是保护法益”。而且，“现行《刑法》第1条也规定，制定该法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其中的保护人民，应指保护人民的利益即法益；惩罚犯罪本身不是刑法的目的，而是保护法益的手段”。[4]“我国刑法的目的和刑法任务是一致的。《刑法》第1条规定，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和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第2条的规定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刑法要保护人民的哪些具体利益，而‘惩罚犯罪’当然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刑法的目的与刑法的任务一样，都是为了保护法益。”[5]。也有论者将《刑法》第1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解释为制定刑法的价值根据，其中“保护人民”属于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根本目的），“惩罚犯罪”是刑法的主要功能。[6]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刑法》第2条，并对照第1条，不难发现，第2条规定刑法任务的含义，是指“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也就是通过“惩罚犯罪”，以“保护……”。如此一来，“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之间形成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且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上述第一种观点，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作为刑法目的的两个基本面，而且似乎是两个平行的基本面，不完全符合《刑法》第2条的规定。但是，“为了……”的语句属于目的表述，《刑法》第1条“为了惩罚犯罪”的规定就摆在明面上，如果“为了惩罚犯罪”不是目的表述，如果不把“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看成是刑法目的的两个基本面，又当如何呢？第二种观点认为，“惩罚犯罪”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是刑法的目的，但不是独立的目的，实际上倾向于否定“惩罚犯罪”是刑法的目的。对此，有意见批评说：否定惩罚犯罪之刑法目的的独立性，逻辑上自相矛盾。[7]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观点明显地顾及到《刑法》第1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看来，“为了……”这种表述目的的语言结构似乎存在着问题。第三种观点主张，《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同时也是关于刑法目的的规定，这与第一种观点大致相同，但与第一种观点直接从《刑法》第1条的规定得出刑法目的不同，这一观点直接从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中抽象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并将《刑法》第1条作为印证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的具体规定，通过使用“应指”、“当然”这样的表述，直接地、有意地忽略了《刑法》第1条中“为了惩罚犯罪”的规定。这样一来，就克服了第二种观点所存在的问题。这种忽略是合理的吗？能做这样的忽略吗？对此，第三种观点作了一种理论上的论证：犯罪侵犯法益，运用刑罚与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正是保护法益；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预防犯罪就是为了保护法益，这正是刑法的目的。

我基本赞成并主张第三种观点，“刑法是用来保护利益的法律”。[8]刑法目的应当归结为保护法益。在我看来，第三种观点在刑法体系内部正确处理了犯罪与刑罚这两个基本概念（范畴）的关系。刑罚是刑法概念体系中与犯罪和犯罪人相对应并有着密切而复杂联系的基本概念，作为刑法概念的下位范畴，刑罚不以惩罚犯罪为目的，[9]“惩罚犯罪”合乎逻辑地不属于刑罚的上位概念——刑法目的。犯罪所侵犯的，就是刑法所保护的。刑法以刑罚为基本手段保护法益，就是制定和适用刑法所追求、希望的目标。所以，不能像有的学者那样将刑法目的等同于（或者说归结为）刑罚目的。刑法目的与刑罚目的不可混淆。

二刑法目的等同于刑法任务吗？

《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任务与目的二者之间密切关联且极为相似，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去仔细区分二者的差异，常常将目的等同于任务。问题是，刑法任务与刑法目的之间可以画等号，可以相互置换，从而由刑法任务的规定中直接归纳出刑法目的吗？我认为不能。

日常生活中，任务就是指定担任的工作、指定担负的责任，例如人们使用生产任务、政治任务等用语。所以，“任务”在语义上暗含着“上对下”的指令、指使、下达之含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乃主体（人）基于自身的需要由内及外的要求、追求与希望，反映了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实践关系。目的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据。看来，任务是个普通用语、政治用语，而目的不仅是一个日常用语，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哲学概念。哲学上讨论主体概念时，必定讨论目的而不是任务。

历史地看，刑法典中规定刑法任务与工具化地使用刑法密切相关。刑法典当中规定刑法的任务起源于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的特色，为当时的东欧以及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反映而不是隐藏刑法的阶级本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的阶级性决定了刑法是多数人统治、镇压、压迫少数人的工具，社会主义刑法的这一鲜明特性不必像剥削阶级刑法那样遮遮掩掩，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不规定——也不敢规定刑法的任务。马克思的法阶级性理论无疑是深刻的，但斯大林时代的实践却是将刑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工具化”到极端，结果是灾难性的。如果1979年《刑法》规定刑法的任务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局限，那么1997年《刑法》依然保留这一“不曾光彩”的记录，甚至于还在第1条中继续添足“为了惩罚犯罪”，就有点遗憾了。

现实地看，“刑法任务”蕴含着人（统治者、政府、民众、学者）工具化使用、看待刑法的意义。立法者将刑法作为工具加以设计——仔细看《刑法》第1条“为了惩罚犯罪”而“制定本法”的语言结构；司法者将刑法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警察、检察官，相当程度上还包括法官，以及他们背后的组织系统，将惩罚犯罪视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责任。说低俗些，“惩罚犯罪”与他们的工资、奖金、业绩乃至背后组织系统的经费紧紧挂钩。若是向着崇高的方向去说，司法人员、司法机关发现、揭露乃至于最终惩罚犯罪，将罪犯绳之以法是刑法赋予自己的任务。将崇高的逻辑倾向推得更远一些，在更高的意义上，惩罚犯罪也就是实现（刑事）正义，满足民众对于刑罚报应、报复价值的希望与要求。在这一意义上，政府、检察院乃至法院会倾向于为了惩罚而惩罚，这是他们的工作、责任，也是他们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刑法的目的。

的确，法律是一种工具，是人类为了自身需要而创造的工具，人们工具化地适用刑法并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律又应当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理性实体，凝结着人类的精神与价值。当我们讨论刑法的目的时，我们是在主体意义上讨论目的问题，这时候法律是理性的实体，而不是人的工具。就像人的目的必须合乎功利并符合正义原则一样，刑法目的也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和功利要求，否则刑法就会丧失其理性品质，失去其存在价值，而沦为纯粹的统治工具。所以，正是刑法任务而不是刑法目的可以包含“惩罚犯罪”。当立法者以惩罚犯罪为目的制定刑法时，当司法者以惩罚犯罪为目的而行动时，实质上都是将刑法作为工具，给刑法指派任务，而不是刑法目的理性的自我展开。仅仅以惩罚犯罪为目的的刑法，只能是丧失目的理性、丧失主体性地位的统治工具。综上所述，笔者大胆地假设，《刑法》第1条“为了……”的语句结构并不是刑法目的的表述，而是立法者工具化地设计刑法——赋予刑法以任务。确切地说，是立法者在表述其世俗性、政治性动机。

三刑法以人权保障为目的吗？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法不以保障人权为目的吗？保障人权不是刑法目的吗？显然，制定和适用刑法不仅是“为了”保护社会，还是“为了”保障人权，如此，保障人权怎么就不在刑法目的之中呢？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是否意味着忽视人权保障呢？

目的，需要在主体的这一意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统治工具的意义上讨论。如果说刑法目的是刑法的目的，无疑是什么都没有说，莫名其妙。前面说到，刑法应当是理性实体，具有目的理性，但是刑法以至整个法毕竟不是“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目的又从何谈起呢？刑法目的如果不是立法者的目的又是谁的目的呢？法律是理性实体，法的精神与价值凝结其中，这一理性实体有个“代表人”，那就是国家。“刑法的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和适用刑法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10]刑法的目的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与目的。

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伦理、政治、法律问题。如果把国家看成是正义的存在，看作是正义的化身，那么国家的目的与权力的范围就应当是无限的。正如波普所评论的：“国家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错误，只要它是强大的；国家有权对它的公民使用暴力，如果这会扩大实力的话，不仅如此，国家也有权进攻别的国家，假使这样做不致削弱它自己。”国家以善或者至善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只要符合经济性原则而没有加重公民的负担，没有削弱个人自由，当然符合正义——普遍的正义的要求，是正义的；但是，国家不能以善或者至善为目的，去管理社会，否则，必然走向正义的反面。国家之初，人们神话般地看待和描述国家。现代社会，国家的目的问题虽仍需进行抽象的思辨，但是同时需要进行世俗的功利体验。国家正当目的应当采取保护主义原则。正如波普所说：“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保护，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别人。我要求保护我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我不希望生活在有大拳头或大枪炮的人的任意摆布之下。换句话说，我希望受到保护，不致被别人侵犯。我希望侵犯与防御之间的区别得到承认，并且希望由国家的有组织的权力来支持防御。”[11]个人与社会是可以相对区别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对社会规范提出自己的要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12]“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对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13]刑法目的必须立足于保护主义立场，必须以保护主义为原则。

刑法目的保护主义的中心词、关键词是“保护”，以“保守”、“消极”（动用国家暴力）为底蕴，而不是无限地积极地扩张政府权力，因而也就意味着保障人权。在我看来，保护主义原则有益于我们正确地处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这两大人类基本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保护个人自由和有利于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刑法目的保护主义要求刑法目的必须是正义的，因而必定指向、导向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人道主义等诸多基本原则，而且，刑法目的保护主义可以经验性地推论出上述原则，这既符合正义又合乎功利，兼顾了正义与功利，协调了正义与功利的辩证关系。

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也同样存在密切联系，但这里无论如何不能将二者混淆、等同。刑法机能可以区分为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这是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角度界定刑法的积极作用，刑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这种基本功能的平衡发挥，刑法目的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但不等于人权保障。保护法益，就是保护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直接指向人权，尤其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人格、尊严等基本权益，本身就是保护和保障人权，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是一种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具有宪法价值的共同利益。因而，以保护法益为目的的刑法，就是保障人权、保护社会的刑法。个人（个体）与社会（整体）是相对应的，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甚至于相对立的两个概念，但是法益与人权并不是相互对应，更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相对应，法益保护不能与人权保障相对应，所以将刑法目的归结为“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并不可取。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时常与社会保护机能，而不是与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相冲突，以保护法益为目的的刑法，是与人权保障机能相协调的刑法；具有人权保障机能的刑法，是有利于法益保护目的实现的刑法。

人权保障机能集中地体现为保障无辜者不受追究，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之刑，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及其与社会保护机能的协调，有利于刑法目的的实现，而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反过来又有益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发挥。人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本身就是刑法上法益的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人道主义等基本原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原则当然有益于刑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发挥，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刑法基本原则是为了保障人权并有利于保护法益之刑法目的的实现。刑法任务的规定是我国历史上以至于现在过于工具化地使用刑法的可能因素（或者说表征）之一，刑法一度被定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长期以来，人权保障不足，这才有人权入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强调乃至于采取各种措施去突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价值“偏好”。但是，将刑法目的归结为人权保障，或者将刑法目的归结为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两个并列的方面，[14]并不符合逻辑。而有的年轻学者甚至于将刑法的目的归结为“保护犯罪人”，[15]则属于矫枉过正了。

【注释】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页。

[5]刘艳红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6]陈忠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7]牛忠志：“刑法目的新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5期。

[8]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9]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之一，这里先抛开这一非通说观点不论。在我看来，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不可混淆。刑法的本质是严厉的惩罚性和痛苦性，惩罚犯罪是刑罚的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与刑法的其他诸多功能结合在一起服务于预防犯罪之刑罚目的，最终服务于保护法益的刑法目的。

[10]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1][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116页。波普主张，要解决国家正当目的问题必须采用政治要求或者政治建设的语言，“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回答本质主义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它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不应回答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国家如何起源的，政治义务的起源是什么？我们倒应把我们的问题这样提出：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建议把什么视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为了发现我们的根本政治要求，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我们宁愿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里而不愿生活在无国家的情况下，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呢？用这种方法提出问题，乃是一种理性的方法。”

[1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80页。

[1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祟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目的范文篇7

一

《论可能生活》初版完成几年后的一篇讨论文章中，赵汀阳表示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目的论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标识（1998：209）[注1]，我相信，其中的理由部分在于目的论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不明确性。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目的论先后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内在目的论，尽管与赵相比在结构上和人性论上有少许相似，但亚氏仅给出了断言而未有详细理论推演。[注2]至于功利主义，这种被赵汀阳称为经典目的论的伦理学理论，由于“欲望的推不出欲望是合理的”而无法成为有资格的目的论候选者，应该说功利主义确实对目的论作了静态的理解。而在人类历史上，生物学、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在同样使用着目的论理论。

尽管目的论有着特定的基本内容，即事物朝向某种特定目的状态，并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德性论与功利主义这两大伦理学理论，但它仍是不明确的，何况以往的目的论并未从哲学理论的基础层面得到过详细论证。赵汀阳对目的论作出了新的界定，在其伦理学理论中，目的论获得了新的内含。

当人们讨论赵汀阳的伦理学时，不管是其理论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是，人们在作出赞同与批评的时候，从未明确使用过目的论这一概念。尽管我认为，不管任何一方在讨论过程中都感觉到了它，但问题在于一种理论对我们的触发与对之的深入理解毕竟很不相同。事实上，虽然可能生活理论是《论可能生活》最容易吸引人们的部分以及重要结论，但在达到可能生活理论之前，目的论却已先行走过了很长的论证之路，对之的铺陈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以说，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论证根源，若目的论成功了，可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而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有任何缺陷，那么，一定是其理论根基存在着某些问题。因此，分析新目的论的各个层面、厘清其逻辑关系，也就不仅能直接回应许多对其伦理学理论的错误理解，亦可使问题变得更为清晰，并带来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认为在赵汀阳的伦理学中，目的论有着明确的概念，有着对目的论的专门的详细规定，这同样是一种误解。这也许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因为，既然目的论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的核心，那么它就不应该在阐释上具有与之地位不相称的模糊。我认为，看待目的论的最佳方式是将之视为赵汀阳在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哲学策略，它包含着一些彼此关联的内容，并且由于目的论的特殊理论秉性而贯通了伦理学与哲学，成为在哲学基底上的独特伦理学论证。从以下几个句子，可以了解赵对目的论的基本规定，它们构成了任何更广泛理解的起点：“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就只能去发现存在自身的目的。”（2004：20）“如果说从存在论中能够生长出价值根据，那么只能是目的论。”（1994：38；2004：46）“目的论承诺则表明一个存在的目的论意义，它说明的是：存在着X，并且X的存在必须满足X所意味着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方式。”（1994：74；2004：88）

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谈到目的论的地方，赵汀阳都同时谈到了存在论，不仅如此，赵汀阳将目的论视为对存在论的一种超越。后者包含着对经验事实的认肯，是与目的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样，存在论也就与赵所极力反对的一个伦理学方面，即规范理论产生了冲突。事实上，规范伦理学密不可分地关联着存在论、价值判定理论以及目的论。规范论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它遭到赵汀阳被人们所皆知的批评，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价值观与伦理学观点，而是由于规范伦理学无法在其价值论证中取得任何成功。[注3]既然目的论超越着存在论，而目的论又对立于规范论，那么，目的论能否超越规范理论？赵汀阳肯定了此回答，认为存在论的逻辑表达形式（tobe）与规范论（形式为oughttobe）同样应被目的论超越。由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段落：

在伦理学中，oughttobe或tobe如果被当成是分析框架，就不能够解释幸福和生活意义，而且，诸如正义和权利等问题如果不以幸福或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则是无意义的，甚至不存在。所以，伦理学的根本观念只能在一种由存在论所引出的目的论形式中来表述，即tobemeanttobe的形式。（1994：24；2004：26）

赵汀阳不仅说过，目的论是伦理学中唯一的依据，而且也同样说过，伦理学的真理只能是价值真理。通过对价值真理判定形式即“是”的发现，价值真理相对于事实真理的存在得到肯定，之后，价值判断真理在超越tobe与oughttobe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一个有效的价值判断不可能超越tobe，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tobe的范围，但它又不可以局限于tobe，因为价值是在tobe之上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能表现在tobe的扩展式即tobemeanttobe这一目的论形式中。”（1994：19；2004：20）“价值真理的一般形式是：存在着X，X是好的，当且仅当，X做到了（实现了）X所意味着的事情。”（1994：72；2004：87）

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又一个方面是，赵谈及价值真理的部分比目的论要多出许多，尽管赵汀阳不是将目的论处理为完全是后来才发现并补充上去的部分，但他确实未像对待价值真理论证那样以相同程度对待目的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伦理学中，用价值真理的判定去分析规范伦理学的逻辑缺陷，比用目的论这样范围广阔的表述手段要方便有效得多，况且，相比于目的论，价值论证毕竟是更吸引人的论证过程。[注4]话虽如此，一旦目的论与存在论的关系可以被价值分析所表达，则也就能期待目的论的伦理学论证被价值分析工作完成。在赵汀阳唯一解释目的论优势的原因之处，正好证明了这种推断。[注5]

赵汀阳的目的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对目的论所作出的严格要求。这样的目的论不仅需要符合存在论的基础，即承认事物存在的经验性，而且，还以该事物存在所“注定”要进入、要转换的状态作为更重要的附加要求。超越存在论的目的论从意义理论的角度来说，亦即在存在论的经验认肯的同时，明确地要求存在论所蕴含的“意味”。存在论注定要实现它所意味的状态。不难看出，目的论关于意味的观点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观，不同于许多其它的哲学视角，在这样的观点里，想像与思考一个存在，就是想像与思考它的意味目的。重要的是，这样的目的论在将观点超越原先的存在之余，也并非是在指向存在论的最终目的形态。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新目的论是在确证、强调着存在论之余的目的性，或用价值论的话来说，是在强调目的论的价值判断合理性本身，对它的确证将把我们带向真理的领域。赵汀阳几次强调伦理学与哲学的真理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目的论的这种存在论意味要求，它的合理性为何？如果肯定了这样的目的论，这个世界的事件效果会发生什么影响？它们都是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在认真回答它们之前，这篇论文想要做的乃是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目的论的存在论预设，以及目的论的自身结构层次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与紧张。这样的分析不仅由于目的论总是需要发现，存在论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发展出它想要的意味结果，而且也由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化身，目的论总要涉及到非常根本的元哲学方法问题。

一部分对目的论的可能质疑意见将会直接表现为对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区分，我在这里正好想作此可更有效讨论问题的尝试。把哲学世界中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划分来源于一种自然而合理的直觉，其中，思想方法域主要指涉哲学理论中基本哲学方法论的部分，而存在域则是在哲学方法之余的客观存在。张盾对此有过相当集中的讨论，在提出该两域区分之余，他正确地指出：“赵汀阳的问题意识永远指向思想问题”，（张盾，第71页）[注6]除此之外，张盾以对这两域的差异还向赵汀阳提出如下不同看法：“存在判定是思想判定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因为存在的有效性不可在思想中判定，只能由存在者在它自己的存在事态中构成。”（张盾，第70页）

不幸的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都含有自身的特定问题。为了回答质疑，就需要对这两个领域作出进一步的分解，这能使一些问题更容易展现出来，但那也就要求提出较为复杂的解释。先从思想方法域开始。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立场方法与目的论没有关联，然而，在以下著名段落中，赵汀阳明确说道：

只有通过无立场的思考才能真正证明某种立场是错的或坏的。无立场的伦理学思维的根据就只能是目的论，目的不是一种立场。一辆汽车意味着它是一辆能够有效使用的汽车而不是一辆不能用的汽车，这显然不包含立场。当以目的论方式去思考时，伦理学问题必然落实为道德层次或者说生活层次上的问题，从而超越了规范观点的不公正性。（1994：106；1995：71；2004：133）[注7]

很明显，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胶着在一起。无立场方法的最佳理解方式是把这种哲学方法论视为发现各种立场和道理背后真正有效底牌的元哲学方法论。目的论契合无立场方法，并被认为是其伦理学根据，原因就在于目的论是一种贯通着伦理学与哲学的理论，它的一端触及存在域，另一端则连接着方法论，无立场方法相当鲜明地成为目的论中在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唯一代表。然而，既然无立场方法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指导，那么，目的论理论的意味含义所指向的原初对象也就只能经由无立场方法得出。这样的对象指向必然完全被无立场所限定，且目的论应用所产生的存在域对象仅仅是每种特定存在域中的唯一方面。

思想方法域中，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呈现着交互的关系，而在目的论的存在域中，情况初看起来似乎更简单一些。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包括两种最重要的存在，即人与生活，它们代表着最重要的道德存在。人与生活的目的论即人学目的论（修订版表述为人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生活的目的论”），相比于思想域的抽象，它们由于更为具体，受到了评论者更多的关注。不过，这里仍准备从抽象角度作出讨论，我将试图揭示，这两种存在域的目的论结构特征是如何引起了可能的问题。赵汀阳在“做事与做人”一节中最为集中地涉及到人学目的论，下面这句话明确地做出了人学目的论的最初规定：“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人的存在是特殊的存在论问题，关于人的存在论必定要讨论做人的目的，于是，人的存在论必须生长成为人的目的论。”（1994：38；2004：46）

根据之前的论述，这句话似顺理成章，但是，赵汀阳接着说道：“如果要彻底分析行为的道德价值就不得不去分析行为的实施者，因此，伦理学的有效理论单位必须是‘人’而不是‘事’。”（1994：37；2004：44）事实上，只要想到各种伦理学一贯的分析领域，就能发现这句话多么地与众不同，虽存在着许多精神化的趋向，但伦理学的理论历史基本即为行为分析的历史。赵汀阳将道德哲学的存在域之一诉诸确定的人而不是道德事件，它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目的论中的元哲学方法。如果说这一做法尚不能使人产生质疑的话，那么，将其眼中的道德行为者视为一个以创造性为核心的人，则能引起足够的可能反驳。对于这样的人性论，也许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创造性冲动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所以它是普遍必然的人生目的。各个人所想做的事情的确因人而异，但不管每个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都力图使“做”这一活动本身成为有创造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从所做的“事情”而只能从“做”的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选择的对象（人各有所好），但是创造性的生活却不是选择的对象，而是普遍一致的目的。（1994：86；2004：102）

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人性观，撇开创造性人性观的事实切合与否，这里需解决的是，赵汀阳为什么给创造性赋予了人性观中最为重要的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知晓赵所做的人与其它生物的存在区分（1994：85；2004：101），我们还需要注意赵提出的一个关于创造性的解释理由。（1994：126；2004：159）此外，还应知道的是，赵汀阳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创造性所带来的疑难，在修订版一个易为人所忽视的地方，赵汀阳说道：“道德问题难免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必须把创造性考虑在内，这样就似乎失去了最后的绝对标准，而另一方面，创造性又正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生活。”（2004：135）

人们的疑惑非常自然，赵汀阳为什么会在将道德视角从道德事件转移到人性上之外，进一步将人性的最重要特点赋予人的创造性。因为无论如何，在人的构成中，除了创造性以外，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成为丰富的候选。这样的提问恰好将把我们引向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目的论的存在域所产生的诸问题，都需要在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人学目的论有某种缺陷，其原因正在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还未获得完整的分析与解释。

回顾这一节之前所提及的方法论单一对象指向，该问题将变得十分清晰。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存在域内寻找着单一的最终存在对象，但每个特定的存在域都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它们效果虽有差异，却毕竟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效果贡献。赵汀阳的伦理学具有与其它理论相同的特点：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总是去优先论证那些在哲学方法指向里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其它的方面，不仅因为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由于理论施展空间上无暇兼顾。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考虑一种理论所涉及的部分是否在其特定的方法论与视域中是自足的，如有人认为，创造性不可能占据生命时间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管怎样，人们总是会因为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限制而无法做到，甚至指出这样的反驳理由，即规范性的成分恰恰也在维护着人的创造性，人的生活价值应该是共生的。但赵汀阳的意思却是，人的创造性是否就是人性中最主要的价值，而一旦将这种主要价值最为各价值中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据主要时间），它就将给人的其它生活领域产生积极联动影响。

三

另一方面，作为可能生活理论的紧密前奏，生活目的论是人学目的论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拓展：

无论是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还是工业、艺术、科学，都是相对于生活的目的而具有意义的，而这一总背景本身却不再有背景，任何其他的目的都产生于这一背景，所以无法被用来说明这一背景。人的创造性使生活失去了规定性的背景。生活只能自己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活本身，它自足地具有目的，确切地说，生活自成目的（autotelic）。（1994：83；2004：99）

生活目的论与人学目的论在目的论的结构上完全相同。正如人学目的论将存在域置于人上一样，生活目的论的存在域被放在生活上，并且，由于这一推理过程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与存在域的创造性无关的空间问题，赵汀阳的生活空间观几乎得到了哲学界的一致赞同。人性的自成目的性是做一个人的创造性行动能力本来意义上的人，生活的自成目的性是过生活本来所意味着的好生活。其它事物的自成目的性尚有更多拓展机会，但到了生活则已达到极限。需意识到，赵在此处将无立场空间置于生活层次而不是许多理论惯于着眼的社会领域，亦表示了将生活看作产生本质价值意义，而不是把人的集群社会性视为道德根源的独特视界。我认为，赵汀阳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最终给了绝大部分问题以答案。

除了目的论诸方面的区分，赵汀阳事实上已在修改版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许多对目的论的理论完善。其中，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完善可以说是在先验论证方面的增添，而先验论证的这种要求又使存在域的非普遍性客观真理成为必须，它们构成了对目的论的直接辩护。

先验论证的方法域完善来源于对经验有限性的不满，从这种不满开始，赵汀阳寻求真正有效的知识论解决。有论者认为，赵汀阳“用一种隐蔽的经验立场去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何中华，第41页）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赵汀阳曾多次明确指出经验论的不足。[注8]在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篇新论中，对先验论证有如下说明：“先验方法仅仅是反思性的，它是对知识基础的反思，它试图证明知识的必要基本设置，这无非就是检查清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2005：100）这种先验论证观更鲜明地表明了其方法域的知识基础论性质，并有力地保持着此基础性质。另外，在伦理学中，赵汀阳同样赋予了目的论以先验的性质，例如，在整体的目的论方面：

tobe虽然不能直接导出oughttobe，但如果能够发现基于tobe的先验目的，那么就能够建立走向oughttobe的合法途径。我们知道，在tobe和oughttobe之间显然缺少一种合法的过渡，而假如它们是不能过渡的，就似乎说人是精神分裂的。所以，价值问题必需有个与存在论相通的目的论先验论证。（2004：28）

而且，先验目的论也同样被赋予了人道目的论（2004：86）与生活目的论（2004：95）。此外，赵汀阳特别强调，在目的论中，先验论证应该成为一种“先验方向性”（2004：14）与“先验意图”（2004：76、84、95），应该说，将知识论领域的先验论证与方法化为目的论方面的先验方向性与意图，这恰当地发展了先验论证，而且对目的论的存在意味作出了知识论方面的基础论证。这样的先验性补充是为了使目的论的哲学方法论取得更好的自我证明，此举更大程度地将其目的论限制在元哲学中。不过，该限制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利无弊，因为先验论证的补充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深刻鸿沟，一旦两者之间的跨越轻易无法真正有效，更明确地划清两者就对各方都有益处。

值得说明的是，目的论的先验性虽然无法干涉各种具体的存在，但却可以在思想方面对之进行涉及。此时，这种涉及也就不再是一种界限不清的含混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知识基础论限制的跨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也就是，当人们想要针对目的论进行知识基础上的批评之时，也必须随之从知识反思的先验性角度作出。此外，上文所提及的存在域的范围这一容易引起问题的方面也在修订版中被进行了理论辩护，虽然他还未完全对之加以发挥（2004：58）。这一补充之处的创意在于对真理的普遍性作出了新的“非普遍性”认定。一般认为，在一个命题的判定对象范围问题上，应该理所当然地寻求普遍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赵汀阳却启发人们，在普遍性的判定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存在域中“非普遍性”的状态。这是对真理问题一个很有价值的改观，它由无立场方法的指引而沟通了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并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有限存在域指向的理由，存在域的眼光使自身获得了更周全的围护。这样一来，人们在评价赵汀阳于目的论中所倚靠的存在域形态时，就不仅需考虑目的论的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也需要对无立场方法、价值的自足论证等艰深方面进行论辩，这有很高的难度。

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根源，它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这种目的论以价值论证的形式强调目的论的存在先验本意方面的要求，并用它来对待那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目的论在价值论证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更重要地，目的论对伦理学真理的追寻，令它在一些不同的方面与规范伦理学、教化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的其它理论分道扬镳。然而，目的论的价值真理性质又使它又在某些方面与其它伦理学理论有着一些相似的面孔与要求。对于伦理学，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也都极为不同，新目的论以特别的方式增加了伦理学的讨论，其性质使之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功哲学理论，代表了中文世界里深入的哲学探索。尽管人们也许在纷繁的事实面前会一时失去对存在的目的体察，就像赵汀阳所说的，利益与规范是使人遗忘生活目的的两种重要方式。

当我们直观于周遭的世界事实，并将道德观点延伸到更为广大、深入的视角，就能发现目的论作为价值真理的合理性与境界。当然，对于可能生活理论与目的论等各个方面，还有更多的话需要说。

注释：

[1]本文的页码标注说明：由于对赵汀阳的著作要进行较多引用，因此，在引文末尾的标注中，以年份和页码的形式进行标明；对于《论可能生活》的1994年初版与2004年修订版，如果两个版本都同时具有的引文，则同时标注出在各自版本中的页码，例如，“（1994：74；2004：88）”即表示该引文位于1994年初版的第74页与2004年修订版的第88页。若新旧版本对同一个引文均有表述但有不影响内容的差别，仅列出修订版引文。

[2]神学目的论被称为外在目的论，赵汀阳对神学思维作出了著名的抵制，提出伦理学不需要宗教。

[3]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人们并未从目的论角度讨论规范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般要么认为赵汀阳对规范论的抨击毫无道理，要么认为虽然规范论有着缺陷，但认为赵未看到规范论对价值的维护部分。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在其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评论都没有注意到目的论本身，这显然是糟糕的。

[4]我认为对目的论的更专门的讨论仍有必要，尽管这会相当困难。因为，在认为目的论是一种价值真理，或者在用价值真理证明了目的论的结构形式之余，要针对目的论说更多的东西却十分不容易。它靠近一些非常基本的哲学观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直观。这也说明了哲学问题的艰难。

[5]“只有目的论命题适合作为价值论证的绝对前提，因为一种存在努力进入某种对自身好的状态，这显然是个充足的理由。”（1994：88；2004：104）

[6]用陈嘉明的话说，赵汀阳“将‘传统存在论’排除在外，改换为一种‘观念存在论’，仅用为证明观念有效性的‘特别方法’”。（陈嘉明，第77页）

[7]同样可以参考在另一个地方的下列表述：“目的论的解决不再是为某种立场的蓄意辩护，而是力图发现不属于任一立场的真理。”（1994：97；2004：113）

[8]比如，“经验总是当场当时有效的，而且经验的积累也不能必然地推知未来（休谟定理），所以，仅仅根据经验并不能判定什么是对生活真正重要的。”（1994：66；2004：81）

参考文献：

陈嘉明，1994年，《哲学观念的性质及判定方式——关于赵汀阳<哲学的元性质>一文的想法》，载《哲学研究》第4期

何中华，1997年，《“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评一种“新”哲学观》，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张盾，2000年，《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评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载《哲学研究》第4期

赵汀阳，1994年，《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

——2004年，《论可能生活》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无立场的伦理分析》，载《哲学研究》第7期

——1998年，《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先验论证》，载《世界哲学》第3期

梗概：目的论是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构成了可能生活的根源。要追问可能生活，就需要首先对目的论作出分析。赵汀阳的目的论建立于存在论基础上，并强调存在论注定“意味”的价值论证方式，成为伦理学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关涉到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对目的论的讨论更为复杂。此外，赵汀阳还为目的论提出了先验论证等维护性理论。

目的范文篇8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有人担心将“预防犯罪”（即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在此处仍采用通说中的称谓，但内容已不相同）作为刑罚的目的就会导致刑罚漫无边际的严厉，甚至为了威慑他人而对没有犯罪的人适用刑罚，换言之，只考虑“预防”的目的刑罚便没有上限。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在研究刑罚目的的同时是不可能脱离刑罚的本质的，目的受到本质的制约（刑罚目的与本质的关系前文已经论及）。笔者认为，刑罚的本质是报应，这便给刑罚划定了上限，即只能在罪刑相适应的范围内科处刑罚，刑罚的目的只能是在这一报应本质制约下的目的。二者相结合，不仅弥补了报应刑不能解释免除处罚、缓刑、减刑、假释制度的不足，也克服了预防刑无法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缺陷。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刑罚的目的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但并不是意味着目的沦为本质的奴隶，人们要充分利用刑罚的本质去实现刑罚的目的，也就是说“预防犯罪”是第一位的，报应是第二位的。因为，刑罚本身是一种对犯罪的恶报，“与恶行发生后期待恶报相比，人们肯定宁愿期待没有恶行。显然，恶有恶报是不得已的，而没有恶行才是最理想的状态。”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刑罚的程度会越来越轻，非刑罚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罚目的在本质的限制下，可能使刑罚朝着时代进步的方面发展，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就不必一定要采取刑罚这种痛苦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犯罪不需要处刑时，可以考虑免除处罚，在需要使用刑罚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刑罚目的的需要，即对社会的警戒作用，其次考虑报应的要求，以报应的标准限定刑罚的程度。

参考文献：

①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②田文昌：《刑罚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③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④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目的范文篇9

一、立法中的争议

关于中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无论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还是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都存在争论，莫衷一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去我们曾经颁布过一些关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法规，但极不完备，以致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投告无门，或者由于管理机关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而使公民的控告、申诉长期不得解决，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①这是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中，出现了保护公民权益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观点之争。“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对此并不否认，但同时强调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还在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认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①《行政诉讼法》最终采纳了第二种观点。②

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查行政案件”理解为是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明显居于立法目的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如果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解释是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语义诠释学上也可以说得通。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争议，不仅没有因《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停止，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其中不乏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行政诉讼法》第1条中“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目的载入《行政诉讼法》，既有主观认识的误区，也是彼时现实使然。在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经过法院审查后，合法的不支持原告的请求，固然表现为被告行政机关没有败诉，但这只是诉讼结果的客观反映，并不能改变行政诉讼的宗旨，不能把行为或制度的目的与行为或制度产生的附随效果混为一谈。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认识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不健全等有关。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宜将维护行政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目的，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目前，可以见到的不同版本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均删除了这一内容。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预见，维护行政权力这一目的会为未来的《行政诉讼法》所摒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再会出现。事实上，针对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学术界争议的焦点已悄然发生转换。近十年来，对此问题的争议集中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上或三者关系的处理之上。④

在这三重目的中，解决行政争议并未出现在《行政诉讼法》中，是学术界对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的本质反思的结果。较早将解决行政争议或行政纠纷作为行政诉讼目的探讨的，见诸《行政诉讼程序目的论》一文。⑤虽然该文是从批判工具主义（诉讼）程序观角度展开分析的，但却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与区分中推演出行政诉讼具有解决争议或纠纷的目的。这一认识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和认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明确出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之中，但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是重要问题。表面上看，将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权益并置为行政诉讼目的似乎没有问题。监督行政机关可以达成保护公民权益，而保护公民权益正需要将行政机关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就一般意义上分析，这一论证很合理、很完美。然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并因此会给行政诉讼安排带来重大的不同。监督行政机关着眼于促进行政的正当、合法、有序地运转，致力于营造客观的良好的行政秩序，因此行政诉讼的安排必然聚集于对行政行为合法与违法的判定。相反，保护公民权益的立意在于保护个体的权益，而不是客观的行政秩序，相应的行政诉讼的安排主要围绕着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如何予以救济。

二、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单纯的行政诉讼目的确定而言，目前修改《行政诉讼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议，是如何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应把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将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排除在未来行政诉讼目的之外。这一观点意在强化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初衷及设想总体上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方向，但仅将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却有绝对化之嫌，并不具有现实性。作为复杂系统或制度安排中一环的行政诉讼，其建立往往并非基于一种目的，而常常是多重目的。客观而言，目前世界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确也展现出多种面相，存在不少多重目的并存的安排。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行政诉讼中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并存，①甚至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③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公民权益与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虽然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但保护公民权益与后二者之间并非绝然对立，相反在诸多情况下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依赖于后二者。行政诉讼作一种诉讼形态，其必须满足诉讼所必需的结构特性。行政诉讼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主体的对峙、对抗为前提，围绕双方的行政争议而展开，并通过消除、解决争议最终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争议各方诉诸行政诉讼的预期目的并进而成为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所追求的目的，脱离开解决行政争议，则保护公民权益无从实现。同时，正是由于行政争议的一方是掌握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的建立必然带有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司法监督之下的目的，而要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使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受到审查和监督，否则保护公民权益也可能成为空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为典型的行政诉讼制度，系通过审查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目的的。这一诉讼安排契合依法行政原理要求，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具有行政合法性控制的主张顺理成章。即使在“重视人民权益保护之今日”，这一观点“亦仍占有关键性地位”。④

因此，在我们看来，允许多重目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三者地位同等重要。修改《行政诉讼法》必须解决保护公民权益、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三者的关系和优先顺序，以避免上文已论及的三者之间特别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就行政诉讼产生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其本质正在于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同等地位，矫正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居高临下的局面，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说理、表达不满和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正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和监督行政机关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凌驾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之上。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三者之间出现冲突和不一致。基于此，可以考虑将直接确定行政诉讼目的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内容修改如下：“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①

我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或者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理由在于：相对于已然非常强大的政治国家或权力一方而言，用法律来保护相对弱小的个人权利是相当必要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符合宪政的这一要求。而中国本身具有极深厚的官本位传统，此种背景下强调民权保护具有相当大的时代意义。从行政诉讼的产生看，行政诉讼是适应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一方的不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行政主体一方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即不会存在行政诉讼。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只能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其他。②

从行政诉讼的性质来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对相对人提供保护的救济途径。民之所以要告官，原因在于行政管理中“民”始终处于服从于“官”的地位，对于违法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必须忍受；若无行政诉讼，难以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对于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免受其约束，从而达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法律上的平衡。行政职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无须通过行政诉讼加以维护。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享有实现自己意志的全部特权，行政机关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无从谈起。③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审查，违法的作撤销判决，合法的作维持判决，这不是表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维护吗？若法院判决维持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即必须执行，否则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不正是保障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④因为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的特性，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便假定其合法有效，除非被国家有权机关依法撤销，否则效力始终存在。由是观之，行政行为的效力来自其自身而非法院的维持判决，法院只是可能在一定情形下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维持判决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而决不是赋予。至于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以及对于行政机关申请的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只是人民法院承担的一项执行职能，其本身与行政诉讼要旨相去甚远，不在行政诉讼目的考虑之内。当然，我们说中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不排除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的功能，也不否认行政诉讼客观上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作用。

三、行政诉讼制度安排应落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至关重要，它直接宣示了行政诉讼的宗旨和意图。然而，行政诉讼目的并非只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将其落实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之上。如果行政诉讼的目的不能充分体现在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中，行政诉讼的目的就会落空，甚至会导致公众和社会对行政诉讼制度产生负面评价和失去信心。因此，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行政诉讼目的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的语词之中，还不如说体现在行政诉讼具体规定和各项制度中。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关注行政诉讼目的确定的多，而深入分析如何落实行政诉讼目的的少，表现为多侧重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修改的研究。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指出应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或根本目的，但在具体安排上却不主张或者没有论及对现有行政诉讼制度的调整。而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具体安排上偏离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

如前所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被明确载入《行政诉讼法》之中，而且从起草者的意图和条文规定本身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目的被置于相对较高的地位，至少不是屈从于维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目的。然而，这一设计或理想先是在落实到具体安排时出现了偏差，继而遭遇行政诉讼外部环境不佳，从而使行政诉讼不仅没有达到既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又监督行政机关的理想效果，反而走向相反。具体而言，这表现为现行行政诉讼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以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进行制度设计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权益保护为核心安排的，相反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建立的。该制度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作为基本原则，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原、被告双方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展开争议，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对其是否合法作出裁判。①

不可否认，这一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撤销甚至变更行政行为以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效果，但从整体后果上无法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救济。同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运转所面临的困境，放大了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从而导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不力。因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确定行政诉讼的首要目标和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而且要致力于纠正现有制度安排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上出现的偏差。

一是将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因此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公认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是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将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似与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制度精神不合。因此，为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建议把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②以替代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一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涉及对行政行为认定的，合法性审查仍然是法院判断是否支持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给予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基础和前提，法院理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二是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和权益保护是否成立作为审理和裁判的中心。行政诉讼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权益保护而启动，理应围绕这一请求是否成立而展开，并以此作为裁判的对象。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完全把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安排的中心，导致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关注不够。因此，应予以一定的弱化。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都需要围绕行政行为展开，在不少情况下，审理行政行为并对其合法与否作出判定，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无所助益。当然，这不是要根本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不是要彻底打破现有行政诉讼安排，推倒重来，若如此行事，可能导致历经20年所建立起来的行政诉讼基本做法和累积的基本经验丧失，甚至可能出现混乱。较为合理、可行的方案是，仍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程序，并借鉴《民事诉讼法》立法方式针对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和行政不作为案件等设置特别程序，以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保护的需要。

三是致力于根本性解决争议。现行行政诉讼时常会出现法院虽作出了裁判，但却无法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特别是在涉及到民事权益时更是如此。表面上，原告或第三人争议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实际追求的是民事权益保护。由此，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循环诉讼、反复诉讼的情形，这不仅无法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而且增加了诉累和成本以及社会不安当因素。因此，应当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或同时解决民事争议提供空间或可能，同时允许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可以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原始争议开始审理，以利于根本性解决争议。

目的范文篇10

智能化建筑弱电工程的实施与进度管理是目前国内智能化建筑行业关注的热点。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智能化系统已逐步成为建筑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配套的弱电项目越来越多。弱电项目系统所包含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防雷接地系统、电子巡更系统、楼宇自控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不间断电源系统、家居智能化系统等专业属于不同承包商实施，技术牵涉面广。在项目管理中，弱电工程往往又在最后进行，因此给进度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智能建筑弱电安装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存在的问题

弱电系统安装工程是高新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产物，主要内容包括设计、施工、质量、安全、成品保护、系统测试、调试验收等多个阶段，主要特点是系统技术含量高、管理的对象复杂、综合协调要求高。针对此类工程进行项目管理需要系统的考虑与统筹安排，在时间上、空间上、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的合理的综合利用，以保证项目的成功建设。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即通过全面分析工程项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持续时间和逻辑关系的基础上编制进度计划，要科学合理，力求使拟定的计划实际可行、经济合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工程进度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一系列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项目进度管理总目标是使工程建设工期得到有利的控制。在项目进度管理过程中，因弱电安装工程通常都是最后进行，在土建、机电、装修之后，所以项目关门时间的进度压力非常大，如何控制进度、如何保证进度、如何调配资源成为进度计划的关键。面对部分工作赶工、部分工作延后，局部验收、局部甩项等等这些常见情况，如何安排人力物力控制进度是弱电安装工程进度控制的重点。本文将进度管理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实践中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分析。

2加强智能建筑弱电安装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2.1进度计划编制智能化系统项目相对主体工程来说是分项工程，需要配合主体工程的进度。因此，进度管理人员必须获得与弱电工程相关的主体工程和配合工程进度计划数据，根据弱电工程进度经验以及人力、物力资源情况估计各工作的持续时间，通过网络计划计算方法，获得关键路径、总工期、各项活动最早开始时间、最迟开始时间、最早完成时间、最迟完成时间、工作总时差、自由时差等数据。受主体工程工期限制，在弱电安装项目进度计划编制中，倒排工期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从竣工验收、系统试运行、系统联调、单系统调试、设备安装到穿线布管乃至深化设计工作，各阶段需列

出最短工作时间，排出可并行的工作进程，缩短可简化或不重要的工序所占用的工时，预留出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工期延误，最终提出总控计划，用以科学监控工程进度。2.2进度控制

2.2.1进度控制的原则弱电安装项目进度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但要配合土建主体施工，还要配合装饰装修施工，同时还要确保自身弱电安装施工进度。因此，弱电安装工程的进度控制必须建立完善的计划保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施工管理主动权、控制施工生产局面，保证工程进度。一般来讲，智能建筑弱电安装项目进度计划保证体系以施工总进度为宏观调控计划，并作为总体实施计划，以月、周、日计划为具体执行计划，并由此派生出各专业进度计划和材料进场计划、技术保证计划、商务保证计划、物资供应保证计划及后勤保障等一系列计划，使进度保证计划形成层次分明、深入全面、贯彻始终的特色。

2.2.2进度控制措施

①编制月（周）作业计划和施工任务书。项目经理每周工作计划表：项目副经理每周星期五向项目经理提交下一周工作计划表。项目经理结合项目总体进度进行安排，确保能按时按质完成工作计划中确认的各项任务。施工队每日工作进度表：施工队长必须掌握施工队每日的工作进度，每日提交上一个工作日的工作进度汇报，供项目副经理现场督导与跟踪。特殊情况下的工作计划表：特殊情况指甲方现场工地不能具备施工条件而影响计划中的工作，项目负责人有责任及时追踪了解甲方现场的条件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工程进度报告：可针对情况每周或某一阶段对工程进度详细的汇报。②做好进度检查记录、掌握现场施工实际情况。在施工中，如实记载每项工作的开始日期、工作进程和结束日期，为计划实施的检查、分析、调整、总结提供原始资料。要求跟踪记录人如实记录，并借助图表形成记录。施工进度的检查与进度计划的执行是融汇在一起的。计划检查是计划执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施工进度调整和分析的依据，是进度控制的关键步骤。进度计划的检查方法主要采用对比法，即将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偏差，以便调整或修改计划，甚至在图上对比。③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更改控制。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变数比较多，所有这些变化和更改，大都会影响到项目实施的进程和进度，所以必须对施工过程中的更改加以控制，以确保项目按时、按合同要求高品质地完成。智能化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更改控制必须按照正常的处理程序操作，具体如图1。④调度工作。调度工作主要对进度控制起协调作用。协调配合关系，排除施工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克服薄弱环节，实现动态平衡。调度工作的内容包括：检查作业计划执行中的问题，找出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督促供应单位按进度要求供应资源；控制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的使用；计划进行作业条件准备；传达决策人员的决策意图；调度令等。要求调度工作做得及时、灵活、准确、果断。⑤尽量避免“直进度”现象。“直进度”现象在弱电施工中经常会出现，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对项目的质量、工程各专业间的配合造成影响。在“直进度”过程中，施工会出现偷工减料，安全会被忽视，质量检验得到保证，造成严重的质量隐患，这对系统将来的运行和维护带来许多麻烦。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量避免“直进度”现象的发生。⑥合理的奖惩制度。实行奖罚制度，施工班组开展劳动竞赛，采用双班、加班或轮班制，保证连续施工，提高劳动生产率。

3弱电智能化工程施工进度保障措施

除施工中要求人员、工具、设备材料的资源供应应满足要求外，还可从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保障措施，确保弱电工程满足总工期的要求。第一，工程部、物资部、财务部等全力配合弱电安装工程项目部的工作，按总承包要求进度安排工程施工工作，安排设备、物资、人员到场，确保施工计划按期完成。对分包的进度进行严格管理和监控，确保分包进度满足自身和相关专业的总体要求。第二，按土建、装修、机电等专业施工进度相应安排弱电系统施工工作。项目部每周召开一次施工例会，作好月、周阶段的施工计划安排，安排好设备、物资、人员到场，并严格按照计划实施。第三，解决现场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在作业交叉施工方面，积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按照工程总体施工计划，配合土建及其它专业进行穿插交叉施工，作好工序配合，真正做到有计划合理安排工序，为其他工种创造有利条件；布线、设备安装施工阶段，要求各系统的施工尽可能及早进行，避免发生因其他专业影响而错过最佳施工机会，造成影响总体进度或其他专业下道工序的不良后果；严格把好质量关，避免因过程质量不合格引起返工并拖延施工总体进度的局面。事实证明，返工的时间和资源耗费比一次完工平均多出15%；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作好完成项目的成品保护，避免因损坏而引起的返工和浪费拖延工时的问题发生。加强管理和教育，定量限时分配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树立高效的工作意识和作风。第四，调试或测试阶段，做好相应的前期物资和技术准备，在系统软硬件要求满足的前提下，敦促其他专业满足调试条件要求。并且根据现场情况，在具备调试条件的分步进行，确保调试的进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