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04:27:59

目的论范文篇1

《论可能生活》初版完成几年后的一篇讨论文章中,赵汀阳表示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目的论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标识(1998:209)[注1],我相信,其中的理由部分在于目的论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不明确性。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目的论先后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内在目的论,尽管与赵相比在结构上和人性论上有少许相似,但亚氏仅给出了断言而未有详细理论推演。[注2]至于功利主义,这种被赵汀阳称为经典目的论的伦理学理论,由于“欲望的推不出欲望是合理的”而无法成为有资格的目的论候选者,应该说功利主义确实对目的论作了静态的理解。而在人类历史上,生物学、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在同样使用着目的论理论。

尽管目的论有着特定的基本内容,即事物朝向某种特定目的状态,并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德性论与功利主义这两大伦理学理论,但它仍是不明确的,何况以往的目的论并未从哲学理论的基础层面得到过详细论证。赵汀阳对目的论作出了新的界定,在其伦理学理论中,目的论获得了新的内含。

当人们讨论赵汀阳的伦理学时,不管是其理论的赞同者还是反对者,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是,人们在作出赞同与批评的时候,从未明确使用过目的论这一概念。尽管我认为,不管任何一方在讨论过程中都感觉到了它,但问题在于一种理论对我们的触发与对之的深入理解毕竟很不相同。事实上,虽然可能生活理论是《论可能生活》最容易吸引人们的部分以及重要结论,但在达到可能生活理论之前,目的论却已先行走过了很长的论证之路,对之的铺陈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以说,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论证根源,若目的论成功了,可能生活也就水到渠成;而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有任何缺陷,那么,一定是其理论根基存在着某些问题。因此,分析新目的论的各个层面、厘清其逻辑关系,也就不仅能直接回应许多对其伦理学理论的错误理解,亦可使问题变得更为清晰,并带来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认为在赵汀阳的伦理学中,目的论有着明确的概念,有着对目的论的专门的详细规定,这同样是一种误解。这也许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因为,既然目的论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的核心,那么它就不应该在阐释上具有与之地位不相称的模糊。我认为,看待目的论的最佳方式是将之视为赵汀阳在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哲学策略,它包含着一些彼此关联的内容,并且由于目的论的特殊理论秉性而贯通了伦理学与哲学,成为在哲学基底上的独特伦理学论证。从以下几个句子,可以了解赵对目的论的基本规定,它们构成了任何更广泛理解的起点:“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就只能去发现存在自身的目的。”(2004:20)“如果说从存在论中能够生长出价值根据,那么只能是目的论。”(1994:38;2004:46)“目的论承诺则表明一个存在的目的论意义,它说明的是:存在着X,并且X的存在必须满足X所意味着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方式。”(1994:74;2004:88)

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谈到目的论的地方,赵汀阳都同时谈到了存在论,不仅如此,赵汀阳将目的论视为对存在论的一种超越。后者包含着对经验事实的认肯,是与目的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样,存在论也就与赵所极力反对的一个伦理学方面,即规范理论产生了冲突。事实上,规范伦理学密不可分地关联着存在论、价值判定理论以及目的论。规范论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它遭到赵汀阳被人们所皆知的批评,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价值观与伦理学观点,而是由于规范伦理学无法在其价值论证中取得任何成功。[注3]既然目的论超越着存在论,而目的论又对立于规范论,那么,目的论能否超越规范理论?赵汀阳肯定了此回答,认为存在论的逻辑表达形式(tobe)与规范论(形式为oughttobe)同样应被目的论超越。由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段落:

在伦理学中,oughttobe或tobe如果被当成是分析框架,就不能够解释幸福和生活意义,而且,诸如正义和权利等问题如果不以幸福或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则是无意义的,甚至不存在。所以,伦理学的根本观念只能在一种由存在论所引出的目的论形式中来表述,即tobemeanttobe的形式。(1994:24;2004:26)

赵汀阳不仅说过,目的论是伦理学中唯一的依据,而且也同样说过,伦理学的真理只能是价值真理。通过对价值真理判定形式即“是”的发现,价值真理相对于事实真理的存在得到肯定,之后,价值判断真理在超越tobe与oughttobe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一个有效的价值判断不可能超越tobe,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tobe的范围,但它又不可以局限于tobe,因为价值是在tobe之上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能表现在tobe的扩展式即tobemeanttobe这一目的论形式中。”(1994:19;2004:20)“价值真理的一般形式是:存在着X,X是好的,当且仅当,X做到了(实现了)X所意味着的事情。”(1994:72;2004:87)

容易令人产生困惑的又一个方面是,赵谈及价值真理的部分比目的论要多出许多,尽管赵汀阳不是将目的论处理为完全是后来才发现并补充上去的部分,但他确实未像对待价值真理论证那样以相同程度对待目的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伦理学中,用价值真理的判定去分析规范伦理学的逻辑缺陷,比用目的论这样范围广阔的表述手段要方便有效得多,况且,相比于目的论,价值论证毕竟是更吸引人的论证过程。[注4]话虽如此,一旦目的论与存在论的关系可以被价值分析所表达,则也就能期待目的论的伦理学论证被价值分析工作完成。在赵汀阳唯一解释目的论优势的原因之处,正好证明了这种推断。[注5]

赵汀阳的目的论,最特别之处在于对目的论所作出的严格要求。这样的目的论不仅需要符合存在论的基础,即承认事物存在的经验性,而且,还以该事物存在所“注定”要进入、要转换的状态作为更重要的附加要求。超越存在论的目的论从意义理论的角度来说,亦即在存在论的经验认肯的同时,明确地要求存在论所蕴含的“意味”。存在论注定要实现它所意味的状态。不难看出,目的论关于意味的观点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观,不同于许多其它的哲学视角,在这样的观点里,想像与思考一个存在,就是想像与思考它的意味目的。重要的是,这样的目的论在将观点超越原先的存在之余,也并非是在指向存在论的最终目的形态。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新目的论是在确证、强调着存在论之余的目的性,或用价值论的话来说,是在强调目的论的价值判断合理性本身,对它的确证将把我们带向真理的领域。赵汀阳几次强调伦理学与哲学的真理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目的论的这种存在论意味要求,它的合理性为何?如果肯定了这样的目的论,这个世界的事件效果会发生什么影响?它们都是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在认真回答它们之前,这篇论文想要做的乃是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目的论的存在论预设,以及目的论的自身结构层次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与紧张。这样的分析不仅由于目的论总是需要发现,存在论中的哪些部分能够发展出它想要的意味结果,而且也由于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化身,目的论总要涉及到非常根本的元哲学方法问题。

一部分对目的论的可能质疑意见将会直接表现为对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区分,我在这里正好想作此可更有效讨论问题的尝试。把哲学世界中的问题进行这样的划分来源于一种自然而合理的直觉,其中,思想方法域主要指涉哲学理论中基本哲学方法论的部分,而存在域则是在哲学方法之余的客观存在。张盾对此有过相当集中的讨论,在提出该两域区分之余,他正确地指出:“赵汀阳的问题意识永远指向思想问题”,(张盾,第71页)[注6]除此之外,张盾以对这两域的差异还向赵汀阳提出如下不同看法:“存在判定是思想判定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因为存在的有效性不可在思想中判定,只能由存在者在它自己的存在事态中构成。”(张盾,第70页)

不幸的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都含有自身的特定问题。为了回答质疑,就需要对这两个领域作出进一步的分解,这能使一些问题更容易展现出来,但那也就要求提出较为复杂的解释。先从思想方法域开始。人们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无立场方法与目的论没有关联,然而,在以下著名段落中,赵汀阳明确说道:

只有通过无立场的思考才能真正证明某种立场是错的或坏的。无立场的伦理学思维的根据就只能是目的论,目的不是一种立场。一辆汽车意味着它是一辆能够有效使用的汽车而不是一辆不能用的汽车,这显然不包含立场。当以目的论方式去思考时,伦理学问题必然落实为道德层次或者说生活层次上的问题,从而超越了规范观点的不公正性。(1994:106;1995:71;2004:133)[注7]

很明显,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胶着在一起。无立场方法的最佳理解方式是把这种哲学方法论视为发现各种立场和道理背后真正有效底牌的元哲学方法论。目的论契合无立场方法,并被认为是其伦理学根据,原因就在于目的论是一种贯通着伦理学与哲学的理论,它的一端触及存在域,另一端则连接着方法论,无立场方法相当鲜明地成为目的论中在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唯一代表。然而,既然无立场方法是目的论的思想方法指导,那么,目的论理论的意味含义所指向的原初对象也就只能经由无立场方法得出。这样的对象指向必然完全被无立场所限定,且目的论应用所产生的存在域对象仅仅是每种特定存在域中的唯一方面。

思想方法域中,目的论与无立场方法呈现着交互的关系,而在目的论的存在域中,情况初看起来似乎更简单一些。赵汀阳的伦理学理论包括两种最重要的存在,即人与生活,它们代表着最重要的道德存在。人与生活的目的论即人学目的论(修订版表述为人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生活的目的论”),相比于思想域的抽象,它们由于更为具体,受到了评论者更多的关注。不过,这里仍准备从抽象角度作出讨论,我将试图揭示,这两种存在域的目的论结构特征是如何引起了可能的问题。赵汀阳在“做事与做人”一节中最为集中地涉及到人学目的论,下面这句话明确地做出了人学目的论的最初规定:“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人的存在是特殊的存在论问题,关于人的存在论必定要讨论做人的目的,于是,人的存在论必须生长成为人的目的论。”(1994:38;2004:46)

根据之前的论述,这句话似顺理成章,但是,赵汀阳接着说道:“如果要彻底分析行为的道德价值就不得不去分析行为的实施者,因此,伦理学的有效理论单位必须是‘人’而不是‘事’。”(1994:37;2004:44)事实上,只要想到各种伦理学一贯的分析领域,就能发现这句话多么地与众不同,虽存在着许多精神化的趋向,但伦理学的理论历史基本即为行为分析的历史。赵汀阳将道德哲学的存在域之一诉诸确定的人而不是道德事件,它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目的论中的元哲学方法。如果说这一做法尚不能使人产生质疑的话,那么,将其眼中的道德行为者视为一个以创造性为核心的人,则能引起足够的可能反驳。对于这样的人性论,也许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创造性冲动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所以它是普遍必然的人生目的。各个人所想做的事情的确因人而异,但不管每个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都力图使“做”这一活动本身成为有创造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从所做的“事情”而只能从“做”的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可选择的对象(人各有所好),但是创造性的生活却不是选择的对象,而是普遍一致的目的。(1994:86;2004:102)

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人性观,撇开创造性人性观的事实切合与否,这里需解决的是,赵汀阳为什么给创造性赋予了人性观中最为重要的位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需要知晓赵所做的人与其它生物的存在区分(1994:85;2004:101),我们还需要注意赵提出的一个关于创造性的解释理由。(1994:126;2004:159)此外,还应知道的是,赵汀阳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创造性所带来的疑难,在修订版一个易为人所忽视的地方,赵汀阳说道:“道德问题难免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必须把创造性考虑在内,这样就似乎失去了最后的绝对标准,而另一方面,创造性又正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生活。”(2004:135)

人们的疑惑非常自然,赵汀阳为什么会在将道德视角从道德事件转移到人性上之外,进一步将人性的最重要特点赋予人的创造性。因为无论如何,在人的构成中,除了创造性以外,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成为丰富的候选。这样的提问恰好将把我们引向问题的关键,那就是目的论的存在域所产生的诸问题,都需要在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或者说,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人学目的论有某种缺陷,其原因正在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还未获得完整的分析与解释。

回顾这一节之前所提及的方法论单一对象指向,该问题将变得十分清晰。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域总是在一个特定的存在域内寻找着单一的最终存在对象,但每个特定的存在域都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它们效果虽有差异,却毕竟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效果贡献。赵汀阳的伦理学具有与其它理论相同的特点: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总是去优先论证那些在哲学方法指向里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其它的方面,不仅因为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由于理论施展空间上无暇兼顾。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考虑一种理论所涉及的部分是否在其特定的方法论与视域中是自足的,如有人认为,创造性不可能占据生命时间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管怎样,人们总是会因为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限制而无法做到,甚至指出这样的反驳理由,即规范性的成分恰恰也在维护着人的创造性,人的生活价值应该是共生的。但赵汀阳的意思却是,人的创造性是否就是人性中最主要的价值,而一旦将这种主要价值最为各价值中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据主要时间),它就将给人的其它生活领域产生积极联动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可能生活理论的紧密前奏,生活目的论是人学目的论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拓展:

无论是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还是工业、艺术、科学,都是相对于生活的目的而具有意义的,而这一总背景本身却不再有背景,任何其他的目的都产生于这一背景,所以无法被用来说明这一背景。人的创造性使生活失去了规定性的背景。生活只能自己说明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活本身,它自足地具有目的,确切地说,生活自成目的(autotelic)。(1994:83;2004:99)

生活目的论与人学目的论在目的论的结构上完全相同。正如人学目的论将存在域置于人上一样,生活目的论的存在域被放在生活上,并且,由于这一推理过程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与存在域的创造性无关的空间问题,赵汀阳的生活空间观几乎得到了哲学界的一致赞同。人性的自成目的性是做一个人的创造性行动能力本来意义上的人,生活的自成目的性是过生活本来所意味着的好生活。其它事物的自成目的性尚有更多拓展机会,但到了生活则已达到极限。需意识到,赵在此处将无立场空间置于生活层次而不是许多理论惯于着眼的社会领域,亦表示了将生活看作产生本质价值意义,而不是把人的集群社会性视为道德根源的独特视界。我认为,赵汀阳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最终给了绝大部分问题以答案。

除了目的论诸方面的区分,赵汀阳事实上已在修改版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许多对目的论的理论完善。其中,思想方法域方面的完善可以说是在先验论证方面的增添,而先验论证的这种要求又使存在域的非普遍性客观真理成为必须,它们构成了对目的论的直接辩护。

先验论证的方法域完善来源于对经验有限性的不满,从这种不满开始,赵汀阳寻求真正有效的知识论解决。有论者认为,赵汀阳“用一种隐蔽的经验立场去处理超验的形而上学问题”,(何中华,第41页)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赵汀阳曾多次明确指出经验论的不足。[注8]在讨论第一哲学的一篇新论中,对先验论证有如下说明:“先验方法仅仅是反思性的,它是对知识基础的反思,它试图证明知识的必要基本设置,这无非就是检查清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2005:100)这种先验论证观更鲜明地表明了其方法域的知识基础论性质,并有力地保持着此基础性质。另外,在伦理学中,赵汀阳同样赋予了目的论以先验的性质,例如,在整体的目的论方面:

tobe虽然不能直接导出oughttobe,但如果能够发现基于tobe的先验目的,那么就能够建立走向oughttobe的合法途径。我们知道,在tobe和oughttobe之间显然缺少一种合法的过渡,而假如它们是不能过渡的,就似乎说人是精神分裂的。所以,价值问题必需有个与存在论相通的目的论先验论证。(2004:28)

而且,先验目的论也同样被赋予了人道目的论(2004:86)与生活目的论(2004:95)。此外,赵汀阳特别强调,在目的论中,先验论证应该成为一种“先验方向性”(2004:14)与“先验意图”(2004:76、84、95),应该说,将知识论领域的先验论证与方法化为目的论方面的先验方向性与意图,这恰当地发展了先验论证,而且对目的论的存在意味作出了知识论方面的基础论证。这样的先验性补充是为了使目的论的哲学方法论取得更好的自我证明,此举更大程度地将其目的论限制在元哲学中。不过,该限制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利无弊,因为先验论证的补充更明确地表达了思想方法域与存在域的深刻鸿沟,一旦两者之间的跨越轻易无法真正有效,更明确地划清两者就对各方都有益处。

值得说明的是,目的论的先验性虽然无法干涉各种具体的存在,但却可以在思想方面对之进行涉及。此时,这种涉及也就不再是一种界限不清的含混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知识基础论限制的跨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也就是,当人们想要针对目的论进行知识基础上的批评之时,也必须随之从知识反思的先验性角度作出。此外,上文所提及的存在域的范围这一容易引起问题的方面也在修订版中被进行了理论辩护,虽然他还未完全对之加以发挥(2004:58)。这一补充之处的创意在于对真理的普遍性作出了新的“非普遍性”认定。一般认为,在一个命题的判定对象范围问题上,应该理所当然地寻求普遍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赵汀阳却启发人们,在普遍性的判定范围之外,还存在着存在域中“非普遍性”的状态。这是对真理问题一个很有价值的改观,它由无立场方法的指引而沟通了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并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有限存在域指向的理由,存在域的眼光使自身获得了更周全的围护。这样一来,人们在评价赵汀阳于目的论中所倚靠的存在域形态时,就不仅需考虑目的论的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也需要对无立场方法、价值的自足论证等艰深方面进行论辩,这有很高的难度。

目的论是可能生活的根源,它构成了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这种目的论以价值论证的形式强调目的论的存在先验本意方面的要求,并用它来对待那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目的论在价值论证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更重要地,目的论对伦理学真理的追寻,令它在一些不同的方面与规范伦理学、教化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的其它理论分道扬镳。然而,目的论的价值真理性质又使它又在某些方面与其它伦理学理论有着一些相似的面孔与要求。对于伦理学,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也都极为不同,新目的论以特别的方式增加了伦理学的讨论,其性质使之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功哲学理论,代表了中文世界里深入的哲学探索。尽管人们也许在纷繁的事实面前会一时失去对存在的目的体察,就像赵汀阳所说的,利益与规范是使人遗忘生活目的的两种重要方式。

当我们直观于周遭的世界事实,并将道德观点延伸到更为广大、深入的视角,就能发现目的论作为价值真理的合理性与境界。当然,对于可能生活理论与目的论等各个方面,还有更多的话需要说。

注释:

[1]本文的页码标注说明:由于对赵汀阳的著作要进行较多引用,因此,在引文末尾的标注中,以年份和页码的形式进行标明;对于《论可能生活》的1994年初版与2004年修订版,如果两个版本都同时具有的引文,则同时标注出在各自版本中的页码,例如,“(1994:74;2004:88)”即表示该引文位于1994年初版的第74页与2004年修订版的第88页。若新旧版本对同一个引文均有表述但有不影响内容的差别,仅列出修订版引文。

[2]神学目的论被称为外在目的论,赵汀阳对神学思维作出了著名的抵制,提出伦理学不需要宗教。

[3]正如我在上文说过的那样,人们并未从目的论角度讨论规范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般要么认为赵汀阳对规范论的抨击毫无道理,要么认为虽然规范论有着缺陷,但认为赵未看到规范论对价值的维护部分。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在其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评论都没有注意到目的论本身,这显然是糟糕的。

[4]我认为对目的论的更专门的讨论仍有必要,尽管这会相当困难。因为,在认为目的论是一种价值真理,或者在用价值真理证明了目的论的结构形式之余,要针对目的论说更多的东西却十分不容易。它靠近一些非常基本的哲学观点,以及人们的经验直观。这也说明了哲学问题的艰难。

[5]“只有目的论命题适合作为价值论证的绝对前提,因为一种存在努力进入某种对自身好的状态,这显然是个充足的理由。”(1994:88;2004:104)

[6]用陈嘉明的话说,赵汀阳“将‘传统存在论’排除在外,改换为一种‘观念存在论’,仅用为证明观念有效性的‘特别方法’”。(陈嘉明,第77页)

[7]同样可以参考在另一个地方的下列表述:“目的论的解决不再是为某种立场的蓄意辩护,而是力图发现不属于任一立场的真理。”(1994:97;2004:113)

[8]比如,“经验总是当场当时有效的,而且经验的积累也不能必然地推知未来(休谟定理),所以,仅仅根据经验并不能判定什么是对生活真正重要的。”(1994:66;2004:81)

参考文献:

陈嘉明,1994年,《哲学观念的性质及判定方式——关于赵汀阳<哲学的元性质>一文的想法》,载《哲学研究》第4期

何中华,1997年,《“无立场的思想”可能吗?——评一种“新”哲学观》,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张盾,2000年,《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评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载《哲学研究》第4期

赵汀阳,1994年,《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

——2004年,《论可能生活》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无立场的伦理分析》,载《哲学研究》第7期

——1998年,《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5年,《先验论证》,载《世界哲学》第3期

梗概:目的论是赵汀阳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构成了可能生活的根源。要追问可能生活,就需要首先对目的论作出分析。赵汀阳的目的论建立于存在论基础上,并强调存在论注定“意味”的价值论证方式,成为伦理学真理的一种形式。由于关涉到哲学方法论与存在论,对目的论的讨论更为复杂。此外,赵汀阳还为目的论提出了先验论证等维护性理论。

目的论范文篇2

功能翻译理论是由德国译论家费米尔(H.J.Vermeer)、莱斯(K.Reiss)、诺德(C.Nord)等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功能翻译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目的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rule)、忠实性法则(fidelityrule)和忠诚原则(loyaltyrule)。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比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比如启迪读者);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但通常“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除目的法则外,“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前者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coherence)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而后者是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inter-textualcoherence),即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来决定。[1-4]并且功能目的派认为,语际连贯从属于语内连贯,这两种连贯性法则又同时从属于目的法则。作为德国功能理论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诺德发现了“目的论”的重要缺陷:片面夸大了目的功能和译者的作用,由此可能会出现“激进功能主义翻译”,针对这一不足,诺德对“目的论”进行了完善,进一步提出了忠诚原则。忠诚原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中对各方参与者负责,兼顾考虑各方利益,即当译文发起者、译文读者和原作者三方有利益冲突时,译者必须充当协调员,努力实现三方的利益。[1,4]总之,忠诚原则为了防止译者随心所欲地篡改原文原意,一定范围内应考虑译文发起者、译文读者和原作者三方的利益,实现三方利益共赢。综上所述,“目的论”主张为适应译文文体目的、新的文化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忠实法则和忠诚原则,采用归化翻译法,从译文读者的需求出发,根据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

二、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

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基本上属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主要向读者传递信息,注重语言功能效应。而商务英语翻译其本质就是把原语商务文本根据其目的转换成目的语商务文本的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商务交际活动。由于商务活动的特殊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与其他一般翻译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商务英语的语言和词汇方面。

(一)语言特点

1.专业性强商务英语涉及众多的行业术语,如:FOB(离岸价格),CIF(到岸价格),forcemajeure(不可抗力),balancesheet(资产负债表)等[5],并且其翻译必定涉及这些术语,同时专业词汇的准确运用也是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一大特点。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才能很好地把握翻译的目的。2.用词与句式非常正式、规范商务英语在用词和句式上非常规范严谨,并且常用一些动词非谓语形式来表达。如:WearedelightedtoreceiveyourletterofMarch20askingwhetherwecansupplyyouwithArt.No.54.(很高兴收到你方3月20日来函询问我方可否供应货号54的产品。)因此,译者必须事先了解商务英语的文体风格。3.语言表达准确具体商务英语注重写实,并且在修辞方面广泛使用被动语态。如:Theliabilitiesincludesumsordamagesasmayhavebeenawardedbythearbitrationboard.(债务包括由仲裁委员会指定的那些余额或赔偿损失费。)所以,商务英语的语言特征决定了商务英语翻译不可小觑。

(二)词汇特点

1.词汇本身具有很强的派生能力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再加上商务英语本身涉及的行业领域也比较多,词汇上不断更新和派生。如:freeloan(无息贷款)、shortsale(卖空交易)等,这些派生词汇的不断涌现要求译者必须不断更新词汇知识,掌握各种新的构词方法。2.缩略词的广泛使用为了避免长而繁的语言现象,提高商务沟通效率,在商务英语中缩略词被大量地使用,并且这些缩略词通常是带有行业特征的,容易被人所接受。如:4Ps(营销组合)、WTO(世贸组织)、ICC(国际商会)、CWO(订货付现)等,[6]这些都是从事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应该掌握的基本词汇。3.古词语、外来词和重复词的大量使用由于商务英语的文体比较正式和规范,因此常用一些古词语、外来词和重复词来取代普通的英语词汇。如:商务英语中经常使用以where、here、there为词根,与一个或几个副词搭配形成合成副词whereas(鉴于)、hereby(下述)、thereof(由此)等这样的古词语,专业词汇的外来词asper(拉丁语)、Proforma(法语),以及合同、协议中termsandconditions(条款)同义或近义的重复词,[6]这些都是译者事先应该熟知的。

三、“目的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目的论”既是译者的行动指南,又是翻译的归宿点,其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必定以“目的论”作为指导。同时“目的论”的法则决定了其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交际性和跨文化性。因此,“目的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目的法则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目的论”的目的法则,在翻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特定目的的满意程度。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目标语境中译文的目的;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8]。以广告翻译为例,译者应立足于广告语受众的有效沟通,在充分掌握广告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以地道的翻译语言,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促使跨文化的消费者认可异域的产品或服务,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引发潜在的消费行为。广告语言因其特定的目的(为吸引受众)而有别于其他的语言形式,其翻译追求的不应是对原文的忠实移植,而是译文是否起到了与原语相同的交际功能。在广告翻译中译者可以采用增译(adding)、删减(deleting)、改编(adaptation)、改写(rewriting)等策略来达到译文的预期目的。例1:成就大家,应有尽有。译文:EndlessOpportuni-ties,RealizeYourDreams.(第25届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广告语)该广告虽然汉语不是对偶句,但其译文采用了尾韵,具有音韵感。另外,与汉语原文截然不同的是,其译文采用了增译的策略,增加了Opportunities和Dreams,使“成就大家”的内容与“应有尽有”的内容具体化,把汉语的笼统所指转换为英语的具体所指,实现了译文的预期目的。例2:CanonDelightingYouAlways.译文:感动常在佳能(佳能电子产品在中国的广告语)。该广告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推销佳能电子产品,把英文Delighting可译成对等中文“喜悦”,尽管“喜悦或快乐”与西方英语国家推崇个人感受的文化价值一致,但有碍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根据“目的论”的目的法则,以预期目的为目的,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运用了改写策略,没有选择英文Delighting的对等中文“喜悦”,而是用了“感动”来代替“喜悦”一词,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消费需求,实现了与目标消费者的共鸣,达到了较好的营销目的。由此可见,商务英语翻译,特别是广告翻译和宣传资料的翻译,采用译写法处理,本土化运作,往往会让商家或经营主收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和市场效应。

(二)连贯性法则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论”提出的连贯性法则强调语篇内连贯,以译者对原文本内容的理解为重点,而商务英语翻译是以译者对商务英语语言的灵活运用为重心,在翻译过程中,着重体现交际性,这两者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以商务合同翻译为例: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翻译时,除了准确传达内容外,还应注意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得体性以及目标受众的心理和文化感受,突出合同法律语言的特点。例如:Thesellersshallguaranteethatthecommodityismadeofthebestmaterials,withfirstclassworkmanship,brandnew,andcompliesinallrespectswiththequality,specificationsandperformanceasstipulatedinthiscontract.Thesellersshallguaranteethatthegoods,whencorrectlyassembledandproperlyoperatedandmaintained,shallper-formsatisfactorilyforaperiodof36monthsbeginningfromthedateonwhichthecommodityarrivesattheportofdesti-nation.译文:卖方保证货物全新,未曾使用,材料质地优良,做工一流,在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诸方面均符合合同规定,并保证在安装和操作正确,适当维修条件下,货物正常运转36个月,自货物到达目的港之日算起。[7]为了让商家充分理解合同条款,避免法律纠纷,此译文采用了“增译”的策略,例如:“Thesellersshallguaranteethatthecommodityismadeofthebestmaterials,withfirstclassworkmanship,brandnew,andcompliesinallrespectswiththequality,specificationsandperformanceasstipulatedinthiscontract.”被翻译成“卖方保证货物全新,未曾使用,材料质地优良,做工一流,在质量、规格和性能等诸方面均符合合同规定”,尽管译文读起来显得有些绕口,甚至给人啰嗦的印象,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体现了这类文本的语言风格。因此,合同法律文本翻译不仅要体现正式性和规范性,而且还要体现严谨性和重要性。在不影响原文信息的前提下,译者应深入了解目的语文化和交际环境,尽量保证译文准确清晰,避免理解差异,做到语篇内连贯。

(三)忠实性法则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论”的忠实性法则保证语篇间连贯(即忠实于原文),这种译入语与原语之间的忠实,必须符合逻辑,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要求译者准确无误地将原文语言信息通过译文语言来表达,实现信息等值,体现跨文化性。由于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很多内容比较严肃、庄重,如商务信函、商务规约、产品说明以及单证等,而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忠实性不仅要求译文准确传达原文信息,而且还要求译文应精确传译商务术语,做到译文既简洁、规范、严谨,同时又确保礼貌、信息、功能对等,从而实现商务交际目的。例如:Thepartiesheretoshall,firstofall,settleanydisputearisingfromorinconnectionwiththecontractbyfriendlynegotiations.Shouldsuchnegotiationsfail,suchdis-putemayberefereedtothePeople’sCourthavingjurisdic-tiononsuchdisputeforsettlementintheabsenceofanyarbi-trationclauseinthedisputedcontractorindefaultofagree-mentreachedaftersuchdisputeoccurs.译文: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合同而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如果协商未果,合同中又无仲裁条款约定或争议发生后未就仲裁达成协议的,可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7]此译文充分表明了商务英语翻译的忠实性。忠实性法则要求译文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准确性,这种准确性首先表现在商务术语的正确运用上,其次是要求在传递原文基本信息时尽量不要违背本意。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必须避免失真和模棱两可的现象出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译文要忠实于原文。

(四)忠诚原则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对一般商务英语翻译只要以“目的论”的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作为翻译指南就可以实现其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对一些特殊商务文本的翻译(比如商品广告和说明书的翻译),必须同时坚持忠诚原则,兼顾翻译各方的利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坚持客观公正,不能对原文本利用篡改、增译、删减等策略来帮助商家(翻译发起人)欺骗消费者(读者)。最后译者要以忠诚的译文推向读者,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例如:CLINICARETimeRenewalcollectionhelpsrepairseverelongtermdamagetomakeyourhairmoreshiny&smooth.Tryitoutforafewweeks!译文:CLINICARE时光损伤修护产品组合,可以在短时间内修护头发长期以来受到的严重损伤,让你的秀发更加闪亮顺滑。尝试几周,惊喜立现!该译文采用了“直译”的策略,用简洁、严谨、流畅的语言既表达了原文本的信息,又没有欺骗读者。例如“Tryitoutforafewweeks”被翻译成“尝试几周,惊喜立现”,其中“尝试”一词,既做到了宣传产品的效果,又体现了对读者的忠诚。[8]以上译例说明,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必须采取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原则,才能保证功能的实现和翻译各方利益的统一,从而顺利实现商务交际。

四、结语

目的论范文篇3

[关键词]目的论;广告;广告翻译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费米尔(Hans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iesthemeans)(Nord,2001)。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isthenonpersonalcommunicationofinformationusuallypaidforandusuallypersuasiveinnatureaboutproducts,servicesorideasbyidentifiedsponsorsthroughthevariousmedia.(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据此可知,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itshortand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ScenicAreaisthicklycoveredwithtreesofmanyspecies,whichaddcreditforitsscenery.Amongthemover300areconsideredrareandprecious,halfofwhichareunderStatetop-levelprotection.Themostfamousspeciesincludegingkoand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Whisper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Cola”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a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burdensomepossession)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Ducks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ofSichuan''''sfinestspotsisHuanglong,whichliesinSongpanjustbeneathXuebao,themainpeakoftheMinshanMoutain.Ithaslushgreenforests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inging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NidaEA.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M].Leiden:Brill,1964:23-25.

[2]NordChristiane.TextAnalysisinTranslation[M].Amsterdam-Atlanta:GA,1991:28.

[3]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9.

[4]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0,(4):9-12.

目的论范文篇4

我在我的《引力与广义力学、整体天体》的文章中的开头,就表达了我的"属性"原则,由于是在杂志上发表的,没有在本网站上论述,所以,我就在此网络上再多论述一下。

我在与一些也"研究"广义相对论的人谈话时,我就说我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的。通常的反映是"不屑一顾"地说:什么哲学,哲学顶什么用。每当我听到此话时,我就不说第二句话,谈别的话题得了。那我就在下面说一说关于"属性"的哲学,如果你没有此"哲学"的认识,你还研究什么科学,还研究什么相对论!你没有明确的哲学观点,明确的哲学前提,不是"瞎"研究吗,研究得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地研究吗。岂不知每个人在研究时,一定是在某种哲学观点下思想的,区别的仅是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罢了。

一、关于属性的哲学

一物(本体)的属性是由其本身内部结构等等因素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从该物对他物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有不同的关系,其属性就有不同的表现。关系有其相对性;属性有其绝对性。违背属性原则,就是抛开物体的内部特点或属性,只注意关系,或把关系当作了属性。

整体的属性不仅体现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也体现在对其部分的关系上,而其部分不具备该整体的属性。非整体则相反,其部分仍具备该非整体的属性,其属性仅体现在对他物的关系上。这也是整体与非整体的区别标志。

逻辑学中有一类概念,分为本体(实体)概念、关系概念与属性概念。实际上还有中间状态的概念,分为关系本体概念、属性本体概念与属性关系概念。属性概念一般是独立的抽象词。(注:此"中间状态的概念"的分类是我在逻辑学上的研究成果,原来的逻辑学中没有此新的分类,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二、关于力学的有关概念

当我们已经获得了事物的属性(本质或本能)的认识(确切的认识)时,就已经是认识的"最终结果"了。然而有许多人好"画蛇添足",还要问什么"为什么"、"是什么"。比如:牛顿第二定律中的外力的反作用力就是物体本身的惯性力(只不过是在其定律里没有反映出来罢了,在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里的广义惯性力定律里就反映了出来),是实实在在的"作用"。惯性力,惯性力,就是由于物体本身的惯"性"(属性)的原因对外力的反作用力,这就已经认识到了"本质",就已经是"最终结果了",有人至今还要问"惯性力"是哪来了,岂不"画蛇添足"!………

"力"是纯关系概念。推、摩擦、碰撞等都是作用方式,都是关系词,与"力"加起来还是关系概念,如推力、碰撞力等,并且都有直接作用的涵义。在"由于力"这句话里,不仅指作用,同时还有区别其它类作用的涵义,如区别于热辐射作用等。但人们又常常说"由于力的作用"时,其涵义就容易向错误涵义转化了,无形中会产生力是存在于被作用物之外的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的作用,力成了某种"东西"的代名词,此时,力成了"本体概念",这种错误的涵义的转化是在许多人那里经常看到的。为什么有人热衷于"虚构"什么"引力子、斥力子"等等,也有此错误转化思想原因的一个因素。

力学还有一类力,像弹性力、磁性力、惯性力等,叫属性力,是属性关系概念。属性力是指由于物体自身属性的原因,具有某属性的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作用。属性力与前面讲的纯关系的力不同,因为其涵义是作用物的作用的原因,而不是作用的结果与被作用物。然而人们没有此区别之,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思维的混乱及思维混乱的结果。

我在我的《用我的惯性力学三定律解力学习题》的文章里,提到"接触力"就是"广义惯性力"的涵义,接触力是关系概念,而广义惯性力是属性关系概念。如果在解题时不以属性力而仅以纯关系力来分析,就容易思维混乱。我说用我的新三定律解力学习题可以变得简单明了,也有此原因意思。因为"纯关系"具有"相对性"。没有属性概念的纯关系分析,就容易"相对"迷糊了。有人对"相对论"的理解之所以"相对"不清楚,也是由于不重视"属性"的绝对性。

物体的惯性对外关系的体现有两种,一种就是"力";另一种就是"运动"。力是作用关系;运动是对某物(参考系)的"位置"关系。"关系"就有相对性。之所以在我的广义惯性三定律中,有广义惯性定律;广义惯性力定律与广义惯性运动定律之分,就是由于此哲学前提的结果。

"引力"是什么概念呢?是纯关系概念?还是属性关系概念?说不准,谁也说不准。"引"是属性?如果世界上仅有一个物体,它"引"谁去?"引"是纯关系?那么你还是没有"属性的认识。所以,仅从本节的概念角度,引力就是混乱的概念。然而可悲的是,目前许多人还是舍不得扔下"引力"。扔不下,你的思维还是会混乱不堪!那怪谁?

"场"是本体概念。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不依赖"被作用物"的存在而存在的特点。无线电台所发出的"电磁波"(电磁场)不会因为没有收音机而不存在。有人在给我的E-mail中问我这个力与那个力的存在与否,我没有回答,我也不好回答,因为"力"不是个"东西"(本体),在物体互相作用的时候就存在,没有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不存在。"引力场"概念还是混乱的概念。而"重力场"概念的涵义应该这样理解:物体有一个"广义惯性"属性,重力场有一个让物体在其中可以表现其惯性(重性)的属性。而绝不是重力场有"施力"于物体的属性。如果你不这样认为,就会造成这样的思维混乱:当你着重从"力"的角度来表达时,"场"就容易变成了"纯关系概念";着重从"场"的角度来表达时,"力"又从何而来?还是回到超距作用的引力那里去吧,而"场"(或弯曲时空?)又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而超距作用还是不可理解。如此的混乱结果,在目前的许多书中及许多人的议论中不是经常看到吗。

有人有"力"的传播速度的说法(引力波?),"力"又成了本体概念,又是某种"东西"了,又要虚构什么在"云室"里永远看不到的"力子"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有多少个虚构的东西,如燃素说、以太等等,其命运怎样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的庄一龙教授的主页的名为《论惯性和惯性定律》的论文,我觉得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引力"内容的所有文章中最接近我的"惯性三定律"的内容,他说: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情况下,将保持静止和沿引力等势面的匀速圆周运动。然而可惜的是,又画蛇添足地假设什么"斥力子"。他的定义已经探到了"重力的本质(属性)",已经是认识的最终结果。

如果上面的论述有人有了一定的理解,就会感到"哲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了吧。

三、理论就是有内在逻辑的知识"系统"

十多年以前,我对一位有名的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教授说: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来认识"相对论"的,他很生气地对我说,我不管什么哲学,我计算对了,就是好理论,就是证明了理论。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计算对了"星光在太阳附近的偏转角度",有人就认为证明了他的广义相对论,那我就感到纳闷了,爱因斯坦在没有建立他的广义相对论之前就发表过名为《论引力对光线传播的影响》论文,其论文中就已经计算了其"角度",那么,此"角度"的证实是证实了此论文理论,还是证实了后来的张量引力场方程及时空弯曲的理论?当我们把广义相对论归于理论物理学的时候,我不反对把运用数学方法的物理学叫理论物理学,但容易给人们一个误导:理论就是数学方程式,进而扩大化以后,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激,忽视了对理论基本概念的注意,忽视了理论内在的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然而,之所以叫理论,其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概念及概念的逻辑关系。一个理论的数学方程式推导得再巧妙,什么"严格解"再严格,如果其概念及概念体系如此地"混沌",能算是个"严格"理论吗?没有确切的物理涵义的数学方程式是物理学吗?不还是数学吗?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式中的能量动量张量项,没有确切的物理涵义,能是成功的理论物理学吗?抛开狭义的"理论物理学"的理论涵义,广义的科学理论的含义应该是有内在逻辑的知识"系统"。既然是"系统",就意味着是有诸多要素的有结构的"整体"。所以,理论的证实问题是很复杂问题,之所以科学哲学家们有"好的理论"与"差的理论"之分,而不说有"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理论"之分,就在于此理。(有人会问:地心说与日心说就是对与错的理论,怎么解释?这两个学说不是关于"属性"的理论,仅是现象层次的"判断性质"的学说。)单纯的一件客观事实的"证实",不能简单地就能证明理论,也许仅证明了该理论中的某一个要素。"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这一客观事实是证明了"地心说"还是证明了"日中心说"?"光线在太阳附近的偏转"这一客观事实是证明了"时空弯曲"还是证实了太阳附近有"光折射媒质的存在"?

四、作为结尾的箴言:

(1)我们现在关于"引力"方面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牛顿的"惯性"为出发点的探讨,这就是构成"外力"观的根源之一(认识论方面的根源,我在适当的时候再说一说。)。外力观的错误就容易引发这样的恶性思维因果链:外力是由另外的"东西"造成的,另外的"东西"的运动状态的变化,又是由另外的外力造成的……,没完没了。那些人的人为"虚构"的"粒子"不就是如此恶性思维因果链的结果吗。如果你看到有人还"虚构"什么粒子,你就可以追问他,那"虚构"的粒子的运动又是由什么力造成的?所以,总得有一个不靠"外力"而靠"自己"的属性而"主动作用"的东西。我的惯性三定律中的"重力",就是靠"属性"(广义惯性)主动作用的(就是原动力,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要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有人说"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这是最容易造成思维混乱的提法。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外力是改变物体"惯性"(已经是广义惯性)运动状态的原因"。如果谁还以牛顿"惯性"观念来理解我的"广义惯性",那当然不容易了,但是只要"重新"换一个出发点,就非常容易(脑筋急转弯)。我说中学生就容易理解,就是因为中学生还没有完全形成牛顿"惯性"的"思维定势"。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总想把"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不就是总感到这"四种相互作用力"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又说不清道不白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不就是因为都是"纯自然"的吗,不就是都是靠"属性"而作用的吗。为什么不考虑把"碰撞力"也加进入"统一"的行列?就是因为"碰撞力"不是"属性力",是作用方式力。那是不是它们的属性是共同的呢?我的看法,这不可能。都分别是"宇观、宏观与微观"的"东西",怎么能有共同的"属性"。"惯性"与"重性"可以统一。如果四种相互作用力的"属性"不能统一,那还要统一它干嘛!

(2)如果你把科学也当作"信仰"的话,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信条:世界上没有神秘的东西,你之所以感到神秘,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不了解就神秘,神秘了就复杂。如此神秘复杂的理论你就觉得"高深"了。如此"高深"的理论也就成了"专家"们的"专利"。

(3)都知道自然科学是揭示大自然规律的学问,但现有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否都是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问题是哪些知识是真的揭示了大自然的规律,哪些知识又是由于人们的认识的局限性及错误而成为强加于大自然的东西且成为阻碍继续认识大自然规律的东西,这也许是永恒完不成的课题。

(4)有人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问题是什么问题。有大量的问题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提出的,反而成了"科学"的垃圾。这在目前"相对论"的大讨论中不是经常看到的吗。

参考文献

[1]马英卓:引力是产生出来的,〈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1998年第五期。

[2]马英卓:引力与广义力学、整体天体,〈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1999年第三期。

[3]马英卓: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2000年第七期。

[4]马英卓:等效原理的对与错,《当代物理世界-物理论文集》网站。

[5]马英卓:万有引力真的失灵了吗?《当代物理世界-物理论文集》网站。

目的论范文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7)05.0005.09

AReflectionof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

WANGChang.le

(InstituteofEducation,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212013,China)

Abstract: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inourcountry,todevelopsuccessors,arethepoliticalexpectationinthespecificperiodofhistory.Thetermssuchasrevolution,proletariatandsuccessorsarethewordshavingnothingtodowithrationaleducationinmeaning,andtheycreateagapbetweentheeducationalaimsandthecommonstandard,tohavebetterman.Thus,therewillbedisorderinthevaluesystemineducationalactivities.Moderneducationneedstosurpasstherevolutionaryclassstandardanddevelopmoderncitizenswiththenotionofdemocracy,freedomandequality.

Keywords:educationalaim;revolutionarysuccessor;moderncitizen

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历时数十年,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所以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教育某些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现在许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以往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片面认识。在诸多的片面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误识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该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的健全人格为基础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

[摘要]我国传统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是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性期待,作为其理论要素的革命、无产阶级、接班人等概念,缺乏理性的教育学的内涵,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培养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普世性标准存在着差异,其通行容易造成教育活动的价值系统混乱。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教育需要超越以革命为主旨的阶级性标准,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以培养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素养的现代公民为教育目的。[关键词]教育目的;革命接班人;现代国家公民[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7)05.0005.09

AReflectionof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

WANGChang.le

(InstituteofEducation,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212013,China)

Abstract:Thetraditionalaimsofeducationinourcountry,todevelopsuccessors,arethepoliticalexpectationinthespecificperiodofhistory.Thetermssuchasrevolution,proletariatandsuccessorsarethewordshavingnothingtodowithrationaleducationinmeaning,andtheycreateagapbetweentheeducationalaimsandthecommonstandard,tohavebetterman.Thus,therewillbedisorderinthevaluesystemineducationalactivities.Moderneducationneedstosurpasstherevolutionaryclassstandardanddevelopmoderncitizenswiththenotionofdemocracy,freedomandequality.

Keywords:educationalaim;revolutionarysuccessor;moderncitizen

科书中,还是在正式的会议决议或文件中,教育目的都被表述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表述历时数十年,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所以至今仍然是教育文件及政策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然而,在近年来对教育某些不良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却发现现在许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我们以往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片面认识。在诸多的片面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误识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该误识使教育偏离了以培育善良、正直、理性、高尚、自由的健全人格为基础的教育方向,从整体上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一、传统教育目的的概念解析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目的中贯穿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性需要,其中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概念,也是一种政治性目标,其内蕴的是政治的要求和意志。该教育目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以培养继承、发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接班人”为教育的直接及唯一目的,其对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曾经长达30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该教育目的曾经被广泛讨论,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曾经被质疑,但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该目的又成为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主流话语,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然而,由于教育的基本形态及活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教育的主体地位,并且在促进教育主体地位恢复中肯定了教育的经济利益诉求,致使该目的对教育的影响有所减弱,亦即由直接影响转化为间接影响,并且持续至今。而随着社会领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追求超过了政治利益追求,经济功利主义已经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活动核心,导致教育目的在迷失于政治之后又迷失于经济之中,使教育成为形式壮阔、装饰华丽、灵魂空虚的精神流浪者,倍受社会指责和诟病。对于教育方向的迷失原因,作者拟通过对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来陈述。

1.关于“革命”概念

在我国传统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革命”为其核心概念。然而,该目的中所指称的“革命”内涵是什么?教育者怎样贯彻和弘扬革命的主旨,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对此,制定者虽然微言大义,早已有宏伟理论,但对于执行者而言,革命概念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变动不定的状态,往往会使他们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流行的定义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这表明在革命的概念中,内含了造反、暴动、推翻对方统治、夺取对方政权等意识和思想。而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典型的诠释,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那么,教育要培养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否就是这种具有造反精神、坚持武装斗争道路、以革命理想为精神主旨的革命战士呢?他们是否要象革命导师要求的那样,在思想上信仰革命,忠诚革命;在行动上敢于革命,勇于革命,对敌人要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目的在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统一、政治稳定、特别是革命者转化为执政者且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后,是否还应该倡导这样的教育目的,则是有待商榷的,也是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难以把握的。因为如果革命的定义没有变化,并且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体现革命主旨的阶级斗争,那就会造成理论上的教育目的与本真的教育本质之间的逻辑矛盾。因为一方面,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要求“接班人”应该是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的斗士,是能够对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战士,他们要能够为革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包括理想、尊严、权利,甚至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另一方面,本真的教育却要求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接受文化和知识中内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品格,修养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修养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学习意识和精神,修养宽容、善良、理智、通达的气质和胸怀,养成文明、理性、智慧、高尚、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主见、负责任的人格。二者相较,可见教育目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普世性的目标和标准,注重的是普通人心智和能力的正常发展;而革命体现的则是社会中部分特殊人群的特征,反映的是社会在某一个时期的特殊性需要,政治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标准与教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目的和宗旨具有明显的差异,二者难以相通并有机融合。又由于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理论,张扬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思想和意识,显现的是一种片面化的情绪和胸怀,这种思想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教育目标过于狭窄和具体,易于造成教育生态的失衡。而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模式,会使学生在革命化的过程中变成缺乏正常人品格和情感的“半面人”。我国在上世纪60、70年生的“”中的许多“红卫兵”不仁不义、残忍暴戾地对待他们的老师、父母、亲朋的恶劣行径,就是对学生思想革命化、接班人教育结果的形象诠释。而执政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革命行为的中止或否定,亦即要“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其时没有继续对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进行肃清,以至于在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识。难道我们还能够将教育的目的确定为这样的标准吗?

3.关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

我国传统教育目的中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概念,很难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谁能说一个实际从事某项社会工作(比如农民)但没有文化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文盲)不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如果接班人单指各级领导人,那任何一个大学生都不敢保证是接班人;而如果接班人是指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那任何一个将要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则都可以说是接班人。这样,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便显得空洞而缺乏针对性,成为虽然见之于各种文件之中但却谁都不将其当真的假问题。由于这种名义上周全、实际上空洞的教育目的占据了本真的教育目的应有的空间,造成了真实的教育指导思想的空缺,从而造成我国教育事业表面上繁荣异常、实际上缺乏核心理念的现象,以至于教育的微观领域天马行空、乱象丛生,以功利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气势磅礴、根深蒂固。而为了落实这个教育目的,建国后在各级学校中都设置了带有政治威严的政治课,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政治课程要“雷打不动”地进行。这样,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在实践中就演变为各级学校教育中强化政治性课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也自信只要设立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课程,学生就能够自然地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可以自然地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这类课程是否会失效或异化。然而,这种依据体制强力、从上而下确定教育目的及其教育方式的做法,从表面看似乎是重视政治教育,但实际上割裂了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联系,既使学校中大量的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游离于学生品格教育之外,从而缺乏必要的途经和措施“教书育人”;又使政治课内容脱离丰富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哲学、艺术、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枯燥的意识形态说教,致使政治课成为各级学校中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的“鸡肋”课程。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各级各类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中,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吗?如果有,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学校的知识性教育内容之外专门设置政治课呢?难道现实的学校组织不能承担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吗?如果能,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正常的教学机构之外设立专门领导政治课教学的“政教处”等组织呢?显而易见,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忽视了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打乱了教育的逻辑结构和知识秩序。因为在所有学校教育的内容中,无疑都包涵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无论是在作为学生基础课程的语文、政治、历史、艺术等社会科学课程中,还是在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中,都包含着丰富且生动的科学和文明意识、精神、价值,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独立于学校普通教育课程的做法,则要么是对教育本质和宗旨的陌生,要么是过于迷信和欣赏“战时政治教育方式”。由于学校政治课中的灌输方式与传统的道德及思想教育中的内省、克己、力行方式难以兼容,因而政治课效果不佳的现象成为学校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事实上,不仅培养接班人的社会实践不成功,培养接班人教育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这种教育目的直接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教育目的的片面性。比如,发生于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并被称之为“历史性浩劫”和“疯狂的活动”。在那种空洞的革命观念中熏陶出来的“接班人”,多是一些口里高喊革命口号,狂热信奉“造反有理”,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目空一切、六亲不认的“造反派”,他们不仅为知书达理的仁人志士所厌恶,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反感,而且也令倡导接班人教育的革命导师所头痛,只有无奈地打发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望通过农村的艰苦环境,磨掉他们身上的“造反派”习气。那么,置身于现代国家建设时期及统一状态中的中国教育,其目的难道是要培养这种以造反、推翻、颠覆、动乱为特征的、坚持阶级斗争观念的“革命”接班人吗?

二、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分析

通过上述对教育目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可知我国传统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具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主导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是革命理论;二是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三是教育目标为培养具有特定标准的革命接班人。如上所述,这样的精神主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论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语境中,便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一是革命理论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普适性理论,能否让其长期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我国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终止长期持续的革命意识并将其置换为改革开放?二是我国曾经长期秉持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观念,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否有本质的区别?是否实现了对“中体西用”、党化教育的思想超越?三是教育作为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专门性事业,是否具有自己本真的灵魂和追求?而在强调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是否为教育主体力量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或空间?显而易见,这些难题是传统的教育目的难以解答的,其矛盾症结是潜伏于教育目的的精神主旨之中的。

第一、教育目的的政治性内涵使教育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使教育目的符号化和空洞化。我国长期秉持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完全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意志和需要,并且明确地要求教育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完全为政治服务,这种将教育目的绝对政治化的做法,抑制了教育本真宗旨的实现,使教育的方向偏离正常的目标。因为产生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关照社会所有方面的、以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为宗旨的教育,是一项具有专门特征、目的、规律的活动,其功能和价值只能产生于正常的教育活动之中。教育的正常活动,则只能存在于由教育本然目的和宗旨主导的、遵循教育规律的教育机制和氛围之中,这是教育深层次的逻辑和原则。而在教育与社会各个要素的关系中,教育自身是本,社会各要素是末。有本才会有末,只有教育正常发展了,才能谈得上为社会服务。若以政治意志和规则主导或代替教育本质,是舍本而求末,终究什么也得不到。我国教育长期遵循的“谁出钱谁主导”、“为我所用”的社会原则,使教育成为被“钱”或“我”所左右的“异物”。此时的教育已经不是教育自身,而是出钱并因此而主导它的社会政治或政府的工具或附庸。教育追求的目的或目标,已经不是教育自身的目的或目标,而是社会政治或政府的目的或目标;教育活动所遵循的规律,已经不是教育的规律,而是政治或政府活动的规律。这种教育在本质上迷失方向的现象,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前30年教育的基本形态。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教育方针的规定也从建国后延续30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这个转变反映了在我国社会活动重心由政治向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教育目的也相应地实现了由政治性目的向经济性目的的转化。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前提下,这种变化可以说只是表面性的。虽然其时社会的经济性要求淹没了政治性要求,市场经济的潮流使教育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乱收费、产业化、庸俗化、功利化、学术腐败等与教育本质完全相悖的不良现象,造成教育完全被经济左右的表象,但“政治化”的教育目的仍然是教育不言自明的基本内涵。因为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理论和思想革新的中国教育,是不可能自然地消除深入其骨髓的政治化观念的。而我国高校政治课内容至今仍由国家高层研究决定的现象,则说明中国教育的政治化程度是极深的。在政治与经济对教育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政治无疑是主要的。因为政治可以通过它的权力限制或冻结经济对教育的影响,而经济却缺乏相应的控制力量。所以,比之于经济对教育的表面化影响,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事实上,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有意转让的结果,并非是经济天然的力量。而教育政治化仍然象一座巍峨的大山,阻挡着教育回归自己本质的道路。当然,这样的制度设置及文化营造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政治在使教育成为自己附庸的同时,也阻碍和抑制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产生。很难设想一个缺乏教育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其发展的理性和文明动力会来自何方。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先进的教育,绝对不可能有先进的国家”、“没有伟大(一流)的大学,也绝对不会有伟大的国家”的原因。

第二,我国教育目的中刚性的政治性诉求使教育变成“上施下效”性质的被动性活动。由于教育目的的确定和贯彻是不容置疑的刚性政治性指令,因而执行者们对于教育目的的价值趋向、精神意蕴则未必是胸有成竹的。比如,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泛指还是特指?教育目的的内涵是一以贯之,具有确定的内容呢?还是不断更新,随时展而变化呢?教育工作者们在对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且缺乏自己独特体悟、尤其是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其行动则难免会左支右绌,呈现盲目被动的状态。而反观以往的教育实践,可知一方面,教育者们在面对来自于政治系统的教育目的时,对政治的恐惧感使他们往往采取机械的“坚决贯彻、执行”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只是“贯彻执行”的纪录,而少有“发明、创造”的纪录。我国教育东西南北中千校一面、鲜有特色,正是贯彻同一指示、追求同一目标、服从同一标准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者的“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以贯彻“中央决议”为原则的,因而“中央”才是教育目的的最终决定者。但由于一则即使是同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于教育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其指示也可能是前后不同的,教育目的若以此为依据,则极难形成与“百年树人”性质一致的稳定的教育观念及文化。二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也难免会犯错误(如晚年),而将教育目的的确定权完全集中于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亡政息”的结果,使教育始终处于恍惚及不确定的气氛之中。三是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更替或交接班的现象,因而由他们思想决定的教育目的也会随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其时虽然名义上的教育目的没有发生变化,但教育目的在本真意义上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易于形成虽然教育目的的理想标准很高,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却缺乏真实的基础,从而使教育目的成为说者说之、听者听之但谁也不会当真的官样文字。其所以产生如此差距,一是因为他们以政治为主旨的教育思想,往往与人类渴望和平和安宁生活的天性相羝牾,与安定环境中社会和国家追求的安定团结、和谐友善形势和风气相冲突,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主旨相矛盾。二是由于对于许多具有教育经历和经验,特别是具有坚定的教育理念的人们而言,是难以淡漠教育良知和职业责任,用政治家的浪漫代替现实的教育规律的;难以用革命的理念中内涵的偏激的价值观念及斗争冲动,代替教育应该遵循的关怀、平等、尊重、自觉、理性等品质的;特别是难以漠视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聚的教育精神和规则,漠视教育既有的宗旨和逻辑,将以传授知识、育人品德为主旨的教育办成专门灌输革命道理的“党校”的。因为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专门训练干部的、在教育意义上只具有权宜性质的党校制定的,那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如果是为已经具有几千年历史且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校教育制定的,则会遇到教育目的内容与教育数千年来积淀的本质、宗旨、精神、传统是否一致、是否相通的问题。中国教育历史上的“育,使子始作善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原则,则是新的教育目的必须能够有效整合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三是由于传统的以培养接班人为主旨的教育目的,是我国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与国家文化目标模糊时期的水平相一致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虽然进行了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及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社会大环境,应有的改革没有进行。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特征的教育目的虽然在“”后的改革开放活动中被保留下来,但由于没有在新形势下对教育目的进行与时俱进的评价和更新,因而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方面都还只是复原了“”前的模式。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致使教育目的在其高标的信仰和理想之下,却缺乏实际可行的实践路径,尤其是在上世纪末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之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都为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以及就业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教育目的极易与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一样,沦为没有实效的虚无主义。

第三,“革命”内涵的复杂性与教育普世的真善美追求及温和特征难以协调。我国在建国后之所以将革命作为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是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及历史原因的。作者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依据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亦即人们经常见诸宣传的“发扬革命传统”。其时的革命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必须向人们灌输革命的理论,其主导的教育活动也必然地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为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只能是革命在夺取政权时期的特殊现象,而不能是社会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正常时期,建设社会各阶层人群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主要任务。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体现社会各阶层人民权利和意志的法律,代替革命时期的“成王败寇”逻辑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维护和遵守的行为规则。现代法律中蕴涵的自由、公正、权利、责任、理性、协商、非暴力原则,成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国家中的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不能推行包含有人身歧视或不平等的思想和观念,不能制定包含有人身不平等内涵的制度或规则,以维护教育的文明和正义本质。而“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中强调的为“接班人”服务的价值趋向及“革命者优越”的意蕴,显然不符合现代国家中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教育与政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要素,双方在社会功能和价值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影响和支持。因为一个国家既不能没有政治,也不能没有教育,双方的合作与和谐不可缺少。所以,政治和教育既不能相互对立,也不能相互代替。如果政治控制或包办了教育,那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就无法生产出真正的教育价值和作用。而缺少教育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则无疑是可悲的,是无法保持真正的和谐和稳定、无法实现社会真正的繁荣和发展的。

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作为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与教育“使人向善”及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目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是政治“统帅”教育的产物,从而使教育的目的变成“非教育”的目的,使体现政治需要及意志的课程成为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的课程。这样的政治与教育关系无疑存在着这样的危机:一是由于政治“统帅”了教育,政治权力便自然地成了教育领域中的主宰力量,教育必须按照政治意愿和要求来活动,教育则自然地失去自己本真的性质和品质,成为政治所要求或需要的教育,也必然无法产生真正的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个缺乏真正教育品格和精神的教育,其异化和堕落到任何程度都是不足为奇的。二是在政治对教育的“统帅”过程中,政治中聚集的权力张扬着令人眩晕的荣耀和利益,引诱人们产生对政治的顶礼膜拜意识和趋炎附势观念,形成教育领域中的官本位风气和文化,这种官本位风气与市场经济掀起的趋利潮流相结合,便滋生了教育界中的各种腐败现象。而在不良现象风行的过程中,教育本真的真、善、美意识,良知和文明意识、理性和求真知意识,都自然地荒芜和被人们遗忘了,以至于有些学者呼吁应该进行大学ABC知识的教育。

第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和理论,只有在与传统文化取得认同后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中蕴涵的政治功利主义诉求,显然难以与传统教育中追求“至善”、“明德”的圣贤趋向达到和谐,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化基础。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中,教育自古至今都是社会的公共、公益甚至慈善事业,其活动一般以社会约定俗成的目标、目的、价值为方向,教育方向中的善良、文明、仁爱、温和、理智、尊重等内涵,一般没有具体的阶级性,是普通民众进行交往的行为原则。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目的的阶级性内涵中,强调普通人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仁爱的内容被强调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不“善”指令所代替了,这无形中与我国传统的“和为贵”、“礼为上”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突。这样,建国后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密切结合的时期,在取得了建构以面向普通群众的人民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教育目的中以特殊性需要代替普遍性价值原则的理论和思想缺陷。其典型表现为教育目的中内涵的政治性需要和意志过强,片面化、绝对化地强调阶级斗争,漠视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活动规律,以为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工具来随意地使用,以政治主观性的价值需要代替了教育本质性的目的和宗旨。或者一边倒地移植和推行苏联经验,或者强制性地将教育完全纳入政治活动的系统之中,参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使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奴仆。这样的选择一是抛弃和拒绝了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中止了解放前一些大学中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的传播和影响,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逐步中断,割断了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的可能。二是没有以高远的境界和开阔的视野,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以此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和拒绝了教育普世性的真善美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了强烈的反智倾向。

而教育被挟裹其中的一系列漠视教育及知识尊严的政治运动,使教育本质性的社会良知、自信及道德灯塔资源被抛弃,教育的价值和风气则完全工具化和庸俗化。这种趋向在“”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而产生了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反思及改革开放的思路,也成为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对教育方针中政治性内涵降温的原因。教育目的精神主旨的深远性后果,便是造成了持续至今的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对于学校政治教育的不以为然和消极敷衍态度。

三、反思传统教育目的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概念及精神主旨的分析,折射出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这样的教育目的规定强化了我国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使政治对教育的控制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样既阻断了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对于教育的引导和影响,又抑制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在前者,表现为建国后许多在中国历史上见解卓著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被抑制和批评,有的还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比如,陶行知、蔡元培、梁簌溟等。他们的教育思想都曾经被视为是改造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极其有效的教育思想,但是在建国后都被否定了。在后者,是因为教师自古就被视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师”,负有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化、精神熏陶、人格培育、技能传授的职责。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道”,一般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要求传授的“道”,而是自己自觉认同、信奉、赞赏、钦佩的“道”。这种“道”与教师的心灵相通,与教师的境界和品格契和,是教师发自内心认同和乐意传授的“道”。教师职责的“传道”性质,表明教育工作是教师们自觉、自愿、愉快从事的活动。教育在以往活动中所认同的教育学家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教育学家们在对教师们的教育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和充分体验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师们的理想、意愿和追求,与教师们的精神和事业追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很容易为教师们认同和接受。而我国传统的由政治需要确定的“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应该说是“上级”以“组织”的权威或力量要求教师们接受的,或者是通过持续性的组织活动(一般为政治学习)灌输给教师们的,很难说是教师们在自愿认同的基础上接受的。而在组织要求的过程中,这种国家教育目的的合理内涵或者由于强加的过程而被削弱,或者由于教师们对其内涵的意蕴理解和体会不深而减少其意义。特别是由于这种教育目的的传送是一种伴随政治强力的组织性活动,而与此同时的、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具有恐惧意味的政治活动,使教师们不敢对教育目的的意蕴进行自由、深入地探讨,只能是机械性地接受和执行,因而其时人们对于教育目的的呼应虽然在表面上是热烈的、积极的,但内心却可能是麻木的、冷漠的、消极的。在没有完全认同(并非主观上不愿意认同)、理解的情况下,教师向学生的传“道”便往往是机械的、教条的,从而使教育方针的内涵在无形中出现了流失现象。

其次,我国的现代教育至今尚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国家的层面上,应该怎样理解教育的性质和本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教育是应该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或自主地活动,还是要在政府严格的管理及指导下活动?另外,政府出钱办教育,是否就有权利或应该主导教育?教育与政府的关系是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还是应该建立在行政的基础上?这些在教育基本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缺失,是一种根本性缺失,它造成了教育基本关系的混乱和无序。

而探询传统教育关系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应知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事业,是有其特定的活动目的、精神主旨、活动规律、行为原则的,而最了解和理解这些原则和规律的人,就是直接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及其研究者,也就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如同科学成果是由科学家创造、艺术成果是由艺术家创造一样,真正的教育成果则是要由教育家与教师们创造的。没有哪个执着于政治事业的领导人能够比教师或教育家更理解教育的性质、目的、宗旨、规律了。我国教育向现代化转型的经历、国外的教育经验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所期望或需要的教育目的,往往是政治需要的教育目的,而这并非是教育应然或合理的目的。他们要求的教育模式,也往往并非是教育应该或理想的模式。有些人虽然掌握着教育政策的制定权,但却未必理解和了解教育规律,理解和了解教育应然的性质和宗旨,由他们规定的教育目的,不仅无益于教育的正常发展,反而会影响和阻碍教育的进步。而长期的不问是否为真知或内行、只唯是否为官大的社会活动规则和文化,形成了教育活动中极坏的唯官是从的传统和风气,滋生和加速了教育的庸俗化和工具化,导致教育的方向迷失和本质蜕化,使教育神圣感顿失,声名扫地。所以,传统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教条性的戒律,而应该是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适和修正、能够不断吸收新鲜内容和理论的活的思想和文化机制,能够与时俱进、实现本质性的超越和进步。

再次,基于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及政治领导方式转换的需要,执政党曾经对作为教育目的基础的许多政治理论进行调试,比如: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抛弃,对“社会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声明,以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然而,这些调试目前还没有进入教育理论领域,没有引起教育理论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2]?为什么“1950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解放后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3]?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学校中人们对学术腐败司空见惯,考试作弊不以为然(真是另类的“上行下效”)?而面对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学校”的疑问,面对总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询问,我们应该真诚地反思,诚实地探询,再不要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了。只有真诚地反思,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本文对于建国50多年来一直推行的“培养接班人”教育目的的分析,是作者在对我国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形成的,是在推进教育进步的责任心驱使下进行的。由于国内教育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极其谨慎或视其为禁区,因而作者的研究是满怀顾虑的。

然而,如同任何科学的进步都是对以往的定律进行突破一样,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不对人们视为戒律的传统思想和观念进行突破,那教育永远不能进步。所以,基于学者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作者仍然冒昧地踏入这个禁区,期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对教育的实质性进步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4.

目的论范文篇6

[关键词]市场细分新思考市场泛化

市场细分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选择企业的目标市场。在具体细分的过程中,细分变量的选择十分重要,变量选择失误往往会导致整个市场细分的失败。

一、市场细分过于单一的表现

在市场细分时,有的企业由于盲目自信、过于乐观而对市场不加细分,或者为了图方便、省事而选择单一的细分变量。

1、没有界定细分市场范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高论:“全国各地都是我们企业的市场,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潜在用户。”咋听起来很有大企业家的气魄,但这恰恰是企业进行市场选择时常犯的错误:将全部市场看成是自己的市场,不进行市场细分。因为消费者需求客观上存在着差异性,不进行市场细分将使我们很难确定明确的营销对象,企业也将面临浪费资源、丧失顾客的风险。

2、仅以产品作为市场细分的基础。以产品为基础进行市场细分是企业根据产品的不同种类来寻找自认为适合的目标市场,这是明显的以生产为导向的做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以产品为基础进行市场细分会认为所有奶粉的目标市场都是相同的。事实上,由于消费者年龄的差异,他们在购买奶粉时往往具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奶粉一般根据年龄作为主变量来细分市场,如婴儿奶粉、成人奶粉和老年人奶粉。通过这样的细分,每个市场需求的差异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3、仅以地理因素为标准。处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消费者,对于同一类产品往往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如在美国,东部人对咖啡的味道要求清淡,西部人则喜欢浓郁一些的。因此,地理因素一直是一种传统的市场细分标准。实际上,在早期,由于产量有限及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许多企业只需要也只能以其所在地区的消费者作为目标顾客。现在,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产品同质现象日趋明显,因此仅以地理因素来进行市场细分是远远不够的。

4、仅以人口统计因素为标准。人口统计变量比较稳定,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家庭人数、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职业、教育、宗教等多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这些资料比较容易,所以常常它成为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的重要标准。但是,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单纯取决于人口统计因素,而是往往要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单以人口统计因素细分市场并不十分可靠。

二、市场细分过于复杂的表现

和第一种情况刚好相反,有的企业为了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市场,在市场细分时,一味强调要采用多种细分变量,殊不知,“物极必反”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风险。

1、错失一些有利的市场机会。在市场细分的过程中,市场如果分割得过细,一方面会造成市场支离破碎,会给企业将来的市场管理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细分后的子市场过多,也会给企业目标市场的选择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旦选择失误,企业很容易错失一些很好的营销机会。

2、会造成营销资源的浪费。对于一个同时针对几个相关细分市场的企业,往往会因为市场的过分细分而影响了其资源共享,从而导致营销资源的浪费。曾经出现过一家企业的三支销售队伍在同一天上午拜访了同一个客户的事例。因此企业如果把几个细分市场分别作为服务对象,还必须密切注意细分市场在成本、经营和技术上的联系。

3、会导致营销成本的增加。在市场细分时,如果细分过细,随着财务、定价、促销、人力资源等方面决策的差异化会引起多项额外的成本。

(1)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为了满足不同细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而对原有产品进行外观、功能上的一些修改,通常需要额外的研究开发费用,这必然会导致一定的产品修改成本。进行过分市场细分之后,企业必将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不同类型的产品,于是生产成本比原先就会有所提高。

(2)会引起存货成本的增加。差异产品的存货管理成本一般要比单一产品的存货成本高一些,因为企业必须为之做更多的记录和审核工作。而且为了避免缺货的风险,多种产品的安全库存量之和也将大于单一产品所需的安全库存量。因此过分的市场细分,必然也会使产品的存货成本有所提升。(3)会引起分销成本和促销成本的上升。由于销售渠道的多样化,企业将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分销商,这必然会导致渠道费用的提升;实施过分细分策略后,企业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通常会采用不同的促销策略,这会降低个别媒体的使用频率,同时失去媒体费用的数量折扣优惠。此外,对原有产品进行修改或推出新产品等行为也必将引起促销费用的相对提高。

(4)会引起其他成本的增加。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增设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这样也会额外地增加人工成本。企业在制定不同的营销计划时,也需要额外的市场调研、预测、销售分析、促销、计划工作和销售渠道管理。此外,还必须依据各细分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财务、定价决策等等,这些决策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也会增加行政管理费用。

由于采用多种变量细分市场会给企业带来较多的风险,所以企业在采用多种变量细分市场时应考虑配合运用市场泛化策略。

三、市场细分新观念——实行市场泛化策略

市场细分理论产生之后经过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初,人们认为把市场细分得越细越能适应客户的需求。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营销管理者看到过分细分市场必然导致企业总经营成本上升,因而导致总收益下降。因此,在市场细分理论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市场泛化”的理论。

1、“市场泛化”的理论。市场泛化是指企业将客户在消费上具有某种相关性的不同需求综合起来,或者说将不同的市场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市场,并通过推出具有多种功能的产品,来满足这个新市场的需要。在当今市场上,市场泛化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组合音响是CD、VCD、卡拉OK等功能的综合,它针对的是那些有多种娱乐需求的细分市场。

2、“市场泛化”与市场细分的关系。“市场泛化”的理论不是对市场细分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过度细分的反思和矫正,它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市场细分。市场细分是对客户的细分,是在一个大市场上辨别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并加以分类的过程;而市场泛化则是将客户不同的需求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消费群体。由此可见,市场泛化也需要一个辨别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并加以分类的过程,只是它进一步看到了不同客户在消费上具有某种相关性并加以综合而已。因此,没有市场细分就没有市场泛化,不懂市场细分就无法进行市场泛化。

市场细分是从“分”的角度认识、分析和开发市场,而市场泛化则是从“合”的角度去认识、分析和开发市场。企业的经营者不仅要认识到市场是可分的,而且要认识到市场是可合的。同市场细分一样,市场泛化也是一种发掘机会、开发市场、应对竞争、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3、“市场泛化”与市场细分的结合运用。在结束初步市场细分时,所细分出的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对企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虽然

目的论范文篇7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英语界名家的研究指导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带头的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们给读者引进一系列世界名著及世界畅销书等。WhenaWomanMeansBusi-ness(《女人•事业》)就是其中一本。本书的作者是德比•穆尔女士,十五岁步入社会,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成为世界超级模特儿。1979年,她在伦敦创立了菠萝(Pineapple)现代舞中心,并将其发展为世界闻名的娱乐购物中心,三年后将其发展成为公开上市的公司。后来她又用买进股份的方法将公司变成私营公司。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背景介绍,第二章是作者如何开始做生意,第三章是员工问题,第四章介绍作者的私人生活,第五章生意的发展扩张,第六章谈到公司的上市,第七章介绍公司如何成为私营公司。书中作者以知心朋友聊天的方式介绍她和几位成功女性的创业经历,属于非文学性作品,旨在给那些没有经商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女性提供建议、意见和启发。笔者(即本章的译者)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第三章———员工问题作为选题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鉴于原文的特点,遵循目的论原则,根据具体文本的特点灵活运用了各种翻译策略,尽量使译文的效果达到预期写作目的。

二、目的论概述

在翻译传统上,很长一段时间翻译理论家更关注的是翻译对等问题,大多数翻译都是建立在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认为只有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才算是最好的译文。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K.Raith)率先把文本功能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思想,给翻译界提供了新视角。在此基础上,费米尔(H.J.Vermmer)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并强调了其在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中地位的重要性。曼塔莉(JustaHoly-Manntari)建立了行为翻译理论,其中指出“翻译时受目的驱使”,“目的”就是指处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诺德(Chris-tianeNord)对所有功能翻译理论进行总结。其中,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是核心,这个理论主要讲行动皆有目的,行动者根据实际所处的情况采取策略达到预期目的。翻译活动也是一种行动,翻译者应对照翻译的目的选定翻译策略[1]12-17。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首要原则也是翻译的最高法则。这样一来译者面对翻译策略选择上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就像诺德提出的“这项原则有利于扭转直译和意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之间的内部对立的局面。[2]29即在目的论的指导下,译者面对作品的时候不再苦恼于选择单一的翻译方法,不用对使用直译或意译法的问题上徘徊,也不用对采用归化是异化原则的问题上纠结,而是根据文本的翻译目的再对翻译方法做出选择,从而从整体入手看译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功能和目的。

三、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选择———以译文文本为例分析

总体来说,翻译可以分为文学文本的翻译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两大类。WhenaWomanMeansBusiness(《女人•事业》),即接下来要分析的文本属于非文学文本,也可以说是应用翻译。应用翻译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适用性翻译。根据这个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避免拘泥于单一的翻译方法,试图做到灵活多变。下面可以结合实例分析译者(也就是笔者本人)是如何在目的论的指导下翻译过程中所用到的翻译方法及技巧。经过这些实例进一步考证目的论在非文学作品中的适用性。

(一)直译和意译

谈到翻译方法,自然会想到直译和意译。直译(literaltranslation)方法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尽量把原文内容按原文的形式逐一翻译出来,并保留原语的表达形式及内容,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所谓意译(freetranslation)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原文形式,而是将原文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做释义性解释[3]15。直译和意译并不是一对针锋相对的概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使用直译方法的实例:(1)原文:Ihavealwaysfoundthathoweverbadyouarefeelingaboutonedoorclosingforyou,anotherwillalwaysopenifyouaredeterminedenough.译文:我始终坚信,当一扇门在你面前关闭,不管你有多么难过,只要坚信不疑,总有另外一扇门对你敞开。(2)原文:Theartisinstrikingexactlytherightbalancebe-tweenpointingoutthedrawbacksandsellingthepluses.译文:真正的艺术在于怎样在指出劣势的同时推销优势。(3)原文:I’magreatbelieverinnippingproblemsinthebud.译文:我比较提倡把错误消灭于萌芽状态。分析:例(1)中的“door”指的是机会,直译成“门”,整句读下来也表达这“机会”的含义,而且比起直接翻译成“机会”更有一层哲理性的意味。这个句子是作者鼓励女性朋友在失去机会的时候不要放弃,要时刻努力等待下次机会,所以放在这个语境中非常适合。例(2)中的“艺术”也是如此,这个句子中意思大体跟“智慧”差不多,不过“艺术”更显现出技巧的成分,而且这种说法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容易被读者接受。例(3)中nippingproblemsinthebud直译成“把错误消灭于萌芽状态”更能形象的表现出错误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该解决掉的意思。以上三个句子的翻译基本上把原文的意思逐一翻译出来,既说明了原文的意思,也能让译入语读者接受,基本上能达到目的论指导下翻译的要求。使用意译法的实例:(4)原文:Muchofitiscritical,whichisgreat-theanar-chistsarethegreatchange-makers!译文:带有批判眼光的人们是最好的改革者!(5)原文:EENYMEENYMINEYMO译文:挑选环节(5)原文:“Love”shouldbeshouteddownthecorridorsofbigcorporations.译文:“友爱”应该在公司里广泛宣传。(7)原文:THEBIG’E译文:重要的环节———“法律”分析:本译文中运用意译的地方比较多,例4中anar-chists直译的话“无政府主义者”不符合我国政治大环境,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所以翻译成“带有批判眼光的人们”既能保留了原文的意思,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读。例(5)中的EENYMEENYMINEYMO是儿歌句式,是在挑选出一位小朋友出来表演节目的时候唱的,在文中的意思是面试完一批应聘者之后最终要挑选出合适的人员招进来,所以作为一段的标题翻译成“挑选环节”能完全传达作者的意思。例(6)“Love”shouldbeshouteddownthecorridorsofbigcorpora-tions.翻译成“友爱”应该在大公司里广泛宣传能更好地表达原文的意思,如翻成“友爱”应该在大公司里大声喊出,那有可能就不能给读者清晰的概念。例(7)THEBIG'E'中'E'的在文中代表的是相关的法律。所以直接翻译成“大E”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所以翻译成重要的环节———“法律”。这些例子采取意译法的策略,将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形式的语言做了解释,没有拘泥于原文形式,充分说明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翻译策略选择的灵活性。

(二)异化和归化

近年来,异化法(foreignizingmethod)和归化法(domesti-catingmethod)的说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异化法采取的是相应于原语的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它是指译者接受原文和译文的语言、文化等差异,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将读者带入异国情景。规化法则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关照的态度,使原文符合译文的文化价值观,把原文作者带入译语文化之中。[3]19-22祝吉芳还强调一点是:“异化和归化与直译和意译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从历史角度而言,前者是后者概念的延伸和传承。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重点关心的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译的关系;异化个归化则突出语言的范畴,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广阔的领域。[3]19使用异化方法的实例:(8)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O'levels:普通水准课程;GCE:通用教育证书(9)人名的翻译:AnitaRoddick:阿妮塔•罗迪克,Chris-tinaSmith:克里斯汀娜•史密斯,SpencerJohnson:斯宾塞•约翰逊等。一些词在句子中的翻译:(10)原文:Wearedifferent;wewantpeoplewhoarelov-ing,peoplewhohaveacommitmenttotheenvironment,toedu-cation,tothecommunity-forheaven’ssakeweevenhavede-partmentswiththosenames-sopeoplewhoareembarrassede-ventotalkaboutsuchthingsarenotforus.译文:“我们则需要有爱心的人,对环境,教育和社区付出爱心的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甚至有以这些命名的部门———那些谈起这些就局促不安的人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分析:例(8)中一系列考试名称,翻译时采取了异化法,虽然读者读起来会有点疑惑,但可以通过译者附加的脚注正确理解到意思,这样既避免了对原文的扭曲,也做出了完整的概念解释。例(9)人名的翻译都保留异国特色,本文中出现的人名都是真实存在的人名,针对这个特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遵循了一般姓名翻译的规则还通过网络查询核对了名字翻译的准确性。例(10)中forheaven’ssake和译成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比较符合译文的整体文风。这种译法在中文中经常出现,已被读者接受。使用归化法的实例:(11)原文:Othersarenotquitesogoodandseemtosimplysendyouthefirsthalfdozenpeoplewhowalkthroughtheirofficedoorthatday,noneofwhomisremotelysuitable.译文:还有一些就纯属应付,他们逮着谁就派谁,没有一个能符合条件的。(12)原文:'ThecompanythatgetsMarySmithtoworkforitwillbeveryluckyindeed!'cancertainlybereadtwoways.译文:“能拥有某某的公司真是太幸运了!”的说法可以被理解成两种意思。(13)原文:Oneofourtopsalesgirlswashead-huntedandIwasreallyupset.译文:我们公司一名金牌女销售被猎头公司挖走,我非常沮丧。分析:例(11)中tosimplysendyouthefirsthalfdozenpeoplewhowalkthroughtheirofficedoorthatday,noneofwhomisremotelysuitable原文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些职业介绍结构特别部负责给公司推荐员工的时候很随意,所以在这种上下文中翻译成“……纯属应付,逮着谁就派谁,没有一个能符合条件的。”特别是“逮着谁就派谁”特别符合中文表达方式。例(12)中得MarySmith,事实跟中文的“张三,李四”意思差不多,不过翻译成“张三,李四”跟文本的整体风格有点不符,所以翻成“某某”。例(13)译文中的“金牌销售员”,“猎头公司”,“挖走”都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从这些句子中,也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本着让读者得到准确消息的目的,应对这几个句子的翻译采取了归化法。

(三)增益法的使用实例

除以上介绍的四种翻译方法,介于原文的风格及想要达到的翻译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还用到了增益技巧,增益法(Amplification)又称增词法(Addition)。根据祝吉芳的说法,增益法的目的在于“使译文的语法结构、表达方式、修辞、语气以及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既能保持“洋腔洋调”,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且更能突显语义”[3]198。不过,增益并非“添油加醋”,而是增加原文虽无但有其义的词、词组或句子。译文中为了能使原文的意思表达充分多处运用增益法。(14)原文:Forcertainjobs,amagentamohicanhairstylewouldbeallrightaslongasitwaswelldone.译文:对于某些工作岗位,只要修剪得体,即使是新潮个性染成紫红色的莫西干人发型也是可以接受的。(15)原文:Iftheytrytobesmart-arsedandsay“Myhe-roisAdolfEichmann,orBiggles”,weknowwewouldhaveproblems.译文:如果有人自作聪明的回答“我的偶像是屠杀犹太人的纳粹阿道夫•艾希曼或是穿越时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比格尔斯”,我们就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分析:例(14)中,对于普通中国读者来说“莫西干人发型”的意象肯定不是很清晰,在译文中加了个形容词“新潮个性”充分表达了原语中文字背后隐含的意义。例(15)中出现的两个人名“阿道夫•艾希曼”和“比格尔斯”也未必能让读者意识到他们俩一位是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另一位是穿越时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在文中加上这种解释一方面不会打断读者的阅读节奏,也起到了充分表达原文隐含意义的目的。这两个例子中译者虽然增词,但是没有增意,只是把原本躲在原文背后的意思表达出来,让读者能充分感受到异国文化,也能准确理解个中滋味。这种做法也符合翻译目的论的原则。

目的论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工程监理实践中。建设监理制度为确保工程质量。提高工程建设水平。发挥投资效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由于该项制度实施的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社会缺乏对建设监理的认识。以及监理实施中由于管理不规范和制度不完备的原因。造成目前监理行业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力图从监理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完善监理制度的构想。

论文关键词:监理法律制度完善

工程建设监理是“指针对工程项目建设。社会化、专业化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接受业主。建设单位。的委托和授权。根据国家批准的工程项目建设文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以及其它工程建设合同所进行的旨在实现项目投资目的的微观监督管理活动”。

一、现行监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影响监理制度发展的认识问题

1.未认清监理服务关系中监理的独立法律地位。监理服务是由独立的社会化的监理机构来实施的。在工程建设中。监理单位与委托单位。业主。、被监理单位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监理的独立性是保证监理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建筑法中明确规定。委托单位。业主。和监理单位之间是通过监理委托合同确定的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等价有偿的服务关系。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但在监理实践中。不少业主认为。监理单位是其委托的机构。是为其提供监理服务的。因此。应该服从业主的领导。应该按照业主的旨意行事。而不论这些要求是否合理和合法。

2.未正确认识为业主服务与履行社会职责的关系。监理单位受业主委托。为业主提高投资效益服务。同时。监理单位还要从国家和社会利益出发。履行监理职责。独立公正地行使监理职权。维护业主和被监理单位的合法权益。目前。部分业主为了局部利益而作出损害国家、社会或承包商利益的行为。

二监理制度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建设监理单位行业化、系统化现行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通常情况下。国有监理单位都是采用。或实质上是。行业系统所属企业的管理模式。这种监理行业从属于主管系统的模式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产生的。是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逐步推行监理制的必然产物。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不规范模式。弊端较大。由于经济体制上的原因。行业特点较强的监理单位多数未从根本上独立。即使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监理单位。最大股东仍是原来的上级单位。仍然属于原来的行业系统管理。监理单位往往没有人事、财务的独立自主权。出于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考虑。监理只能接受合同之外的上级指示或意图。无法真正做到科学、独立、公平、公正。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在建设项目中。投资方或建设方、承包方可能同属一个主管行业系统。甚至有时上级单位成为被监理方。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都不会诉诸法律。并且在习惯于论资排辈的重大场合。监理意见常被轻视而搁置。

其二。建设方是项目法人。但却不是投资者。不是业主。建设方是业主组建的管理机构。仅执行经营管理职能。但监理合同却与同是三元一体之一的建设方签订。建设方掌握监理费和工程款的拔付权。监理范围、深度由建设方确定。不少情况下监理只能主要承担或只承担质量控制。无法真正落实业主意图。

其三。在大型工程建设中。除建设、承包、监理等三个主体之外。上级部门往往成立指挥部等现场机构。直接介入工程管理。指导监理工作。掌握主要决策权。当意见不一时。监理人员态度暖昧。

这种监理模式从根本上讲。与工程建设监理的本质内涵不同。监理方不具备独立性和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建设方或投资方自行管理工程的模式。由于建设方的现场管理人员往往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能严格地按合同文件办事。加之对监理的工作程序、制度和行业特点知之较少。因而实现监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就难于做到。监理行为存在的基础被淡化。三元一体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合理建设市场结构体制也就难于形成。这种监理模式在建设监理制度发展过程中会造成诸多不良后果。

第一。违背了我国推行建设监理的初衷。不利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不利于建设方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第二。不利于对工程建设的控制。上级领导的行政干预、建设方的全面参与使参建各方责权不清、效率变低。第三。不利于将社会监理进一步推向市场。这种模式不利于形成一个真正由建设方、承包方、监理方三元主体组成的管理体制和以合同为纽带。以建设法规为准则。以三大控制为目标的社会化、专业化、科学化、开放型管理工程的新格局。

2.工程项目建设监理组织机构不健全。岗位职责不明。通常在管理层次上分三个层次。决策层、中间控制层和作业层。根据对各个层次人员的要求制定岗位职务和职责。选派监理人员。一些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组织机构不健全。管理层次模糊。职责不明。运作无章法。一些监理企业的上层领导的约束机制欠缺。一方面领导层收入不高与贡献不对称。另一方面弄虚作假。化公为私现象不少。在职消费现象严重。

三建设监理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现有的建设监理法律、法规在立法层次和范围上不能满足监理实践的需要。目前。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使监理法律制度的立法层次得到了提高。建设部及相关部委也相继颁布了各类监理规章。如《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等。但这些法律或规章在不同方面都存在立法不完备的问题。如建筑法中第4章“建筑工程监理”。仅用六条法律条文原则概括了监理制度。没有充分说明监理制度的全部内容。使得这部分法律规定过于简单。

目前我国的工程监理。绝大部分限于工程施工阶段的监理。设计阶段监理工作开展不利。使得建设监理仅在施工阶段得到了局部发展。在工程建设的设计阶段。监理工作形同虚设。监理工程师仅有建议权。没有出图权和修改权。使得在工程设计阶段无法体现工程监理的作用。在工程设计阶段。由于没有配套的设计阶段监理规范。造成这一阶段的监理工作无章可循。流于形式。

3.现阶段。我国工程合同的各类合同文本和条款不完备。条文简单。过于原则。许多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没有定量化和定时化的标准。使得监理工程师无法对这类合同的履行开展监理工作。如现行的《设计合同》示范文本条款中未明确监理工程师的地位和权利。《施工合同》中未对工程分包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未对监理工程师在工程分包问题的权利作出规定。国内这类合同文本与国际上通用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编制的工程合同条件相比差距较大。由于合同文本的编制水平较低。直接影响监理制度的执行。

二、解决工程监理存在问题的对策与完善建设监理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的监理服务机构是完成监理任务的关键。监理工作开展主要依靠工程项目的监理组织机构实施。在重视监理工程师个人素质的同时。更要强化监理机构的组成。从工程项目的性质、施工工期、工程的技术复杂程度以及工程质量的关键问题等各方面。优化组合。选派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的监理机构。

二。监理单位在监理委托合同中的委托关系。不影响其监理工作的独立性。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产生于监理委托合同关系。处于受托方的法律地位。在执行监理任务中必然按照委托合同的要求为业主服务。实现业主所期待的目标和利益。但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一种监理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在执行监理任务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工程规范、规程。在这一点上。具有独立的执行职务的独立性。不应受业主违反法律、法规及工程规范、规程指令的制约。若要体现监理工作的作用。必须认清监理服务关系中监理的独立法律地位。

三正确认识监理单位为业主服务与履行社会职责的相互统一。目前存在业主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行为。而执业的监理单位为了维护原则或执业规则。必须要坚持监理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这种情况导致了业主与监理单位的矛盾。业主必须提高认识。充分理解监理制度设立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工程项目效益和质量的最优化。保证国家工程建设行为的规范。在保护国家利益和业主利益问题上是相互统一的。

四针对监理行业管理机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规范化管理。严格执行建设监理法律、法规。从严审核监理单位的资质。根据工程建设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监理单位管理规划。控制监理单位的数量。保证监理单位具备执行监理任务的责任。并与工程建设监理任务质量相协调。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严格监理单位设立审批制度。制定区域监理单位发展计划。保证监理单位的资质和实际水平相一致。在选择监理单位时。应从高、从严对监理人员的素质要求。在签订监理服务协议书时。既要给予监理工程师以充分的权力。也要规定有效的制约措施。要适当提高监理服务费标准。保证监理人员享有比较优厚的待遇。有较强的检测手段。并使监理单位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使之具有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的财力。要避免监理人员“滥竽充数”。监理单位“薄利多销”。同时。加强对监理人员的培训。规范监理工程师培训制度。对各级各类培训机构进行考查、审核后。重新核定培训独立资格。以保证监理人员的素质。

五监理单位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监理企业是一种中介服务机构。是“高智能”的服务咨询组织。监理单位注册资金一般不高。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从这层意义上讲。监理单位是小型企业。但监理单位最大的资本是人才。监理企业水平、能力、资质的高低决定于人才优势。所以监理工程师的质量与数量决定了监理企业的素质。如何调动监理工程师的工作积极性。形成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如何从根本机制上建立起一个有凝聚力、战斗力、责任感的现代企业就摆在每个监理工作者面前。

目的论范文篇9

目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富特色,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要么对此关注不够,要么产生一些误解。在参与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尤其是自然哲学部分)的过程中,笔者愈益觉得有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也积累了一些想法,现扼要呈献给学界诸君,期望得到专家指正。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是一个内容丰富、论证充分的系统理论,由自然目的、技术目的和理性目的三部分构成,其基本性质是一种与神学目的论有本质区别的理性内在目的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全面详述有关内容,只重点讨论几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目的学说的根据;目的与目的因的含义及关系;亚氏目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亚氏目的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目的学说,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两方面根据。

从理论上讲,他所规定的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家的任务决定了他必然要提出目的学说。

按亚氏的说法,哲学起源于“好奇”(thaumazo),即不理解不明白而又想知道,要追问为什么,寻找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应该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和原因,尤其是最初的、第一位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些第一位的根本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说:“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应该通晓所有的这些原因,并运用它们——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1998a22~25)也就是说,哲学要研究根本原因这一目标,决定了哲学家的任务必然是:考察事物的四种原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是此物而非他物、为什么能运动变化、主了什么东西而如此这般等各别学科无法回答也无权回答的问题。

亚氏进一步认为,在这四因中,如不认真研究目的因,就无法深刻理解其他三因。因为首先,从目的因与质料因的关系看,“尽管这两类原因都要被自然哲学家研究,但尤其要研究的是目的因。因为它是质料的原因,而并非质料是目的的原因。”(200a33~35)其次,从目的因与形式因、动力因的关系看,由于三者由“常常可以合而为一”,所以,如不研究目的因,就很难把握形式因和动力因在事物存在及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美国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才断言:“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根源于他的目的因和形式因相同一的观点。”[1]

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对前辈的失望也决定了他必然提出目的学说。

在《形而上学》A卷等处,亚氏系统评析了先哲们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前人对事物原因的探讨至少有两大根本缺陷。一是重质料因轻形式因和动力因,绝大多数人都在质料问题上争论不休,虽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讲到动力因,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使用了形式因,但都说得不正确。二是用必然性来解释一切,忽视目的因。尤以德谟克利物为甚,他把“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必然性”(789b2~3)。客观地讲,亚氏的第二条批评有些苛刻,因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了目的论学说,亚氏不该断然否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目的论观点与亚氏的想法不合拍,才导致他得出“柏拉图也只使用了两种原因,即形式因和质料因”(988a10~11)的结论。

总之,事物的特性行为需要用目的来解释,哲学应该研究目的和目的因,而前人们又没重视这一解释原则,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建立目的学说的重任。“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目的论范文篇10

目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富特色,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要么对此关注不够,要么产生一些误解。在参与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尤其是自然哲学部分)的过程中,笔者愈益觉得有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也积累了一些想法,现扼要呈献给学界诸君,期望得到专家指正。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是一个内容丰富、论证充分的系统理论,由自然目的、技术目的和理性目的三部分构成,其基本性质是一种与神学目的论有本质区别的理性内在目的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全面详述有关内容,只重点讨论几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目的学说的根据;目的与目的因的含义及关系;亚氏目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亚氏目的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目的学说,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两方面根据。

从理论上讲,他所规定的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家的任务决定了他必然要提出目的学说。

按亚氏的说法,哲学起源于“好奇”(thaumazo),即不理解不明白而又想知道,要追问为什么,寻找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应该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和原因,尤其是最初的、第一位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些第一位的根本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说:“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应该通晓所有的这些原因,并运用它们——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1998a22~25)也就是说,哲学要研究根本原因这一目标,决定了哲学家的任务必然是:考察事物的四种原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是此物而非他物、为什么能运动变化、主了什么东西而如此这般等各别学科无法回答也无权回答的问题。

亚氏进一步认为,在这四因中,如不认真研究目的因,就无法深刻理解其他三因。因为首先,从目的因与质料因的关系看,“尽管这两类原因都要被自然哲学家研究,但尤其要研究的是目的因。因为它是质料的原因,而并非质料是目的的原因。”(200a33~35)其次,从目的因与形式因、动力因的关系看,由于三者由“常常可以合而为一”,所以,如不研究目的因,就很难把握形式因和动力因在事物存在及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美国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才断言:“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根源于他的目的因和形式因相同一的观点。”[1]

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对前辈的失望也决定了他必然提出目的学说。

在《形而上学》A卷等处,亚氏系统评析了先哲们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前人对事物原因的探讨至少有两大根本缺陷。一是重质料因轻形式因和动力因,绝大多数人都在质料问题上争论不休,虽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讲到动力因,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使用了形式因,但都说得不正确。二是用必然性来解释一切,忽视目的因。尤以德谟克利物为甚,他把“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必然性”(789b2~3)。客观地讲,亚氏的第二条批评有些苛刻,因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了目的论学说,亚氏不该断然否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目的论观点与亚氏的想法不合拍,才导致他得出“柏拉图也只使用了两种原因,即形式因和质料因”(988a10~11)的结论。“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总之,事物的特性行为需要用目的来解释,哲学应该研究目的和目的因,而前人们又没重视这一解释原则,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建立目的学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