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比较范文10篇

模式比较范文篇1

苏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临上海，南接浙江，全市面积8488平方公里。2011年，全市户籍人口642.3万人，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70元，比上年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070元，比上年增长13.2%。①苏州市围绕保障惠民和改善民生，按照“统筹城乡，全民保障”的指导思想，设置“建立人人享有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不断创新、完善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

（一）苏州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

苏州是“苏南模式”板块的典型代表，早在1983年，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首先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实行国营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随后逐步扩大到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种社会保险险种和各类用人单位及城乡居民。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苏州市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范围全员化、执行制度规范化、基金来源多元化、管理操作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的目标，社会保险制度创新领先于全国，参保覆盖率稳步增长，城乡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率先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目标。苏州市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医保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之一，从1997年4月开始试点，2000年11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苏州全面实施，并逐年逐步提高待遇水平。2010年，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超过起付线以上的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为90%～95%，不设置封顶线。①2005年，苏州市政府出台《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继续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和水平，积极推动新农合制度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部分统筹地区建立起医疗保险接轨互换的渠道，所有参保人员能根据自己的就业状态及时办理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疗保险转移手续，通过个人账户转移实现险种衔接，保证农民能顺利转入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2007年11月市人民政府颁布102号令，修订出台《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苏州市已形成以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和学生医疗保险为重点，覆盖面比较广、功能比较齐全和制度间相互对接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为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009年开始，苏州大力推进农保转城保，因此农保参保人数显著下降（见图1）。截止2010年，苏州市已经建立了以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代表的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全市城镇职工参保覆盖率达到98.6%，职工医疗保险以中断且无力续保人员中的下岗失业、灵活就业人员等为重点，制定专项扩面措施，继续实行劳动合同备案人数与社保参保人数进行比对等办法，在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不断提高扩面征缴。由人社部门管理的城乡居民参保覆盖率达到99.5%，全市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的九个统筹区中已有七个（除吴中区和相城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本统筹地区户籍的全体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为保障本统筹地区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部分统筹地区将其纳入城乡居民医保，其中吴江在本市居住满2年的新吴江居民、太仓持有2年以上暂住证的外来务农人员、张家港持1年以上暂住证并在本市从事农副业生产的非本市籍居民均可通过个人全额缴纳居民医疗保险费享受当地居民医保待遇。通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推行，扫除全市所有户籍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盲点，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目标。

（二）苏州城乡医保制度的主要做法和特点

1．建立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是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按照省厅工作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整体部署，苏州市通过2009～2011年三年的工作推进，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努力实现职工医疗保险在覆盖范围、保障项目、待遇支付标准、医疗救助办法和内外管理制度的“五个统一”。②二是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七个统筹地区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完成由新农合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与转换工作。吴中区、相城区正在加快推进新农合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过渡。2010年苏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三年的时间，坚持以政府资助为主的原则，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争取到2013年，实现由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全取代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征地人员医疗保险等多险种并存的局面。2010年，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平均筹资每年约400元/人，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每年约280元/人。2011年，全市各统筹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达500元左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各统筹地区均建立了居民医保门诊统筹，门诊、大病及住院政策性报销，比例达到61.02%。三是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救助制度：将由卫生、民政、总工会、残联等部门分散管理的医疗救助对象统一纳入社保部门管理，整合政府医疗救助资源，对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之一的所有参保人员，均按同一标准认定救助对象，按同一救助程序、同一救助方式，享受同一标准的医疗救助待遇。①通过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机制，对各类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统一医疗救助制度，使全市参保居民和参保职工享受同等的医疗救助待遇。2．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贯通一是苏州市各统筹地区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接轨运行：凡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进入用人单位就业的，可转移参加职工医保；与单位解除用人关系后，可转移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二是部分统筹地区积极探索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转换衔接机制：如太仓市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做好三大险种的衔接和延续工作，从而确保居民参保无险种转换困难的顾虑，太仓市政府出台《关于社会医疗保险险种衔接的有关规定》，针对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仅限被征地农民）、居民医疗保险三大社会医疗保险险种的转换衔接及转换后的待遇享受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折算比例为1：2：4，做到险种衔接规范，待遇享受明确。它的推行体现灵活性、人性化的特点，有效地保障全民参加医疗保险，并且参保后不断保、能续保，不仅从制度上填补居民医疗保险与其他险种间转换衔接的空白，也促进了统筹城乡的发展。昆山市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贯通：对已按月领取社会养老金的参保人员，按城镇职工医保的最低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一次性补缴，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暂按四年折算一年的办法进行抵扣；对还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按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进行参保，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时，进行实际缴费年限、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后合并计算，不满城镇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男25年、女20年）进行一次性补缴，补缴后即可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待遇。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保管理服务体系一是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对参保人员进行有效地整合，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统一的医疗保险诊疗目录、药品目录和特殊医用材料目录。做到无论参加哪类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同一经办服务流程、同一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同一稽查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完成所需的医疗消费，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二是建立统一的管理服务制度。主要通过制定《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转外和居外人员医疗管理办法》、《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项目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进行统一的医保管理。三是实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同步结算。被救助人员参保后，社保经办机构在其医疗保险IC卡上加注救助身份标记，相关信息资料进入统一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网络。在医疗保险“一卡通”基础上，纳入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网络的万余名被救助参保人员，凭手中的一张医疗保险IC卡，可以在市区任何一家定点救助医疗机构“划卡”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同时得到医疗费用的实时减免救助，完成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同步结算。4．建立城乡医保基金的衔接通道苏州市计提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5%作为风险准备金，列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②社会医疗保险风险准备金的建立打通各类医疗保险制度基金之间的通道，任何一种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均可予以调剂使用，极大地增强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例如2009年苏州市区居民医保人均基金支出已经超出550元的缴费标准，基金赤字1921万元，2009年12月，从社会医疗保险风险金中提取2500万元给予弥补，保证参保居民待遇享受。2005年，苏州市政府出台《苏州市城镇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建立城乡医保基金的通道，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险问题，办法要求各统筹地区建立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推行新农合制度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开始探索对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之后，一些地区的新农合保险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昆山市、太仓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中区等县市区的农民，实现凭医保卡看病，两种医疗保险成功转轨。具体规定：（1）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对象：未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具有本市户籍，女年满50周岁、男年满60周岁以上的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纯务农人员。（2）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按每人每年200～260元的标准筹集资金，其中农村居民个人负担60元，其余部分由政府财政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中当年不足支付的部分，由市、区二级财政统一弥补。医疗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门诊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住院医疗补助、住院大病医疗补助、门诊大病医疗补助、门诊医疗补助和医疗救助支出。（3）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待遇。在医保年度内，参保农民发生的各项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门诊医疗费用可以连续累计计算，先从个人账户中划卡结付，余下部分①由医保统筹基金在门诊医疗定额内按比例补助支付，在医保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超过起付线以上的住院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分别给予55%～75%的比例支付，封顶金额在10～20万元之间。（4）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两种制度接轨互换的渠道。根据自己的就业状态，所有参保人员可以随时办理转移手续，通过个人账户在两个险种之间转移实现衔接，以保证农民进入各类企业就业时，能顺利转入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2010年，苏州纳入由社会保险管理的居民医疗保险的纯农民已有100多万人；由卫生部门管理的新农合人员为161.1万人。

二、南通模式

南通市位于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T型结构交汇点和长江三角洲洲头，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全市总面积8001平方公里。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762.9万人，比上年增加0.2万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25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市区（不含通州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41元，比上年增长12.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914元，比上年增长14.0%。②

（一）南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

2003年，江苏省南通市区开始建立农村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制度，由政府扶持推动，集体组织和农民共同集资，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2004年，南通市区建立起新农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矛盾。③2007年，南通市区全面启动并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解决长期以来城镇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的突出问题。南通的医疗保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自2008年起，南通市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用三年时间组织开展了以“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为宗旨的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实效显著的医疗保险“千千万万”行动，走进550家社区，送政策到97万城乡参保居民家庭，送温暖到299家医院、558名患者病床前，做到“规定动作”质量高，宣传无缝隙；“自选动作”实效强，行动无盲区，实现了广泛接受监督、多方倾听民声、切实改进作风、显著提高效能、百姓普得实惠的行动宗旨。2008年，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升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服务与管理水平，保障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服务需求，促进医疗保险事业发展，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南通市市区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布局规划》。同年5月，印发《南通市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试行办法》，对定点零售药店进行规范管理。从2008年1月起，为满足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刷卡的就医需求，对3600余名长期居住外地的市区退休人员，将其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通过养老金发放渠道，一次性以现金形式发放给本人。此后，经过多次修改、论证，最终形成所辖县（市）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和转院人员住院刷卡结算方案。自此，南通下属六县（市）在市区长期居住、因病转市区住院治疗的这两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都可在市区的四家定点医院④实行异地持卡即时结算。长期居住在南通下属六县（市）的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以在居住地的人民医院刷卡即时结算。2008年7月9日起，江苏省南通市区和其所辖6个县市实现医保异地互通，参保人均可实行在此范围内异地刷卡就医。2009年，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内。2010年，印发《南通市流动就业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以解决流动人员的医疗转移接续业务的办理问题。截止2010年末，南通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9.93万人（其中在职100.51万人，退休39.42万人），比2009年末增加7.1万人。参保人员结构得到优化。2010年末，全市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比例达到2.55：1，但负担系数仍达0.39。①医保基金征缴率保持较高水平，基金总体运行平稳。南通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25.7亿元，基金支出21.42亿元，当期的基金征缴率为99.72%，基金总体运行稳定。2011年6月，南通市新农合参合人数为500.85万人，参合率达到99.53%，人均筹资标准为258元，其中政府财政补助达到200元。南通市平均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为46.31%，县乡两级政策补偿比平均值达到66.48%，进一步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实现二项医保制度并轨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南通城乡医保制度主要做法和特点

1.实现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在上述过程中，南通市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着力提高市区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水平。市政府200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就是将市区农村居民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网上向市民征求意见时，这一项目得票数在几十个实事项目中高居第二位。2009年1月起，南通市政府对市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实行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将市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停止办理市区新农合。②文件规定具有南通市区户籍的居民，均可参加市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形成医疗保险制度的无缝对接，建立起覆盖市区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项新政策生效后，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高，缴费踊跃。南通市区农村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以家庭为单位，到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和社区劳动保障服务所、站统一办理，以2009年2月至3月为登记缴费期。南通市社保局经办机构抽调人员，加班加点，将各区劳动保障服务所农村居民参保人员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制证（卡），保证所有的参保农村居民及时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截至2009年6月底，南通市区农村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已达12.03万人，实现参保率98.6%。2.逐步提高筹资和报销标准2010年，南通市新农合筹资标准以县（市、区）为单位人均不低于160元，2011年为200元，有条件的地区力争达到250元。③自2009年1月1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对接并轨以来，筹资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多次提高。2010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标准为成年居民每人每年320元，老年居民由个人承担120元，财政承担200元。在法定劳动年龄段的其他非职工居民，由个人承担200元，财政承担120元。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由个人承担30元、财政承担60元。2012年，将成年居民筹资标准提高到460元、未成年人筹资标准提高到260元。在“十二五”期间，南通市将进一步降低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患者自付比例。以住院和门诊大病保障为重点，将普通门诊费用逐步纳入医保及新农合基金支出范围。新农合年人均筹资标准力争达到500元以上，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新农合制度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80%、65%、65%以上。④

三、淮安模式

淮安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中心地域，北接连云港市，东毗盐城市，南连扬州市和安徽省滁州市，西邻宿迁市。2010年，全市户籍人口538.7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2010年，淮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9042.57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80.16元，增长13.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233元，比上年增长14.7%。⑤

（一）淮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

淮安市自2003年被省政府列入试点以来，目前已形成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三项医疗保险制度，并且正式启动大中专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工作，把大中专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纳入医疗保险安全网中。同时实现市直参保人员在南京的省人民医院等六家医院住院持卡实时异地结算。2011年4月，淮安在国内率先实施病种分值结算办法，成为国家医疗保险付费改革典型。“病种分值”结算办法的突出特点是“强化总量、淡化定额”，形成一条医、保、患三方共存、制约、和谐的生态链。该办法在适当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的同时限制个人负担，从根本上保障参保患者利益。2011年，淮安市出台文件，提高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统一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其中城镇一般居民每人每年缴费100元，各级财政每人每年补助26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①新标准的实施：一是实现全市统一标准，二是财政补助力度加大，三是低保人群完全免缴。在实施新标准的同时，淮安还将进一步提高居民医保待遇水平，除实施居民普通门诊费用统筹外，还将降低住院起付标准、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增加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特别是在社区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这一新政将惠及70多万城镇参保居民。

（二）淮安城乡医保制度主要做法和特点

1．筹资标准及分担比例三项保险均以区、县为单位进行统筹，筹资来源均以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相结合。政府出大头、个人出小头，政府经办的管理模式不符合新农合发展趋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筹资水平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比要低得多。在筹资标准方面，以市区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例，2012年的筹资标准为360元/人年，城镇居民每人每年承担缴费100元，财政每人每年承担260元，市、区财政各承担50%。2012年的新农合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300元，农民每人年缴费60元，其中政府补贴部分由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40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2007和2008年的筹资比例分别是4∶1和2∶1，与同期2.43∶1的城乡人均收入比例逐步相适应。目前，已有3家市级医院、8个县（区）合管办和省新农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联网。淮阴区和涟水县已经能够通过省平台和省级联网医院实现转外就医网上预约转诊、病人在线管理、24小时全天候监控和病人出院网络直报。2．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淮安市两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均执行国家和江苏省的药品目录，即淮安市内统一，适当增加部分儿童用药。以西药和中成药的通用名计，2010年共收录2479种药品。同年的新农合的药品目录仅占居民医保药品目录的32%，共有781种药品，且各个县（区）的药品目录不一致，给医生处方操作带来不便。3．医疗保险就医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均规定就医必须首先经过社区定点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初诊。新农合规定农民就医必须经过当地乡镇卫生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则允许居民每年在所在区内的数十家社区定点医疗机构中自行选择首诊定点社区医疗机构，通过“选择定点”实现“社区首诊制”。如需住院时，居民医保可持社区首诊后计算机系统出具的《社区初诊表》，在区内自由选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新农合实行逐级转诊审批制，转诊手续比较繁琐，报销比例逐级降低。2010年，新农合在淮安各县、乡就医已基本实现计算机联网结算，但各县（区）各自为政，给市级医院网络结算带来困难。4．医疗保险门诊待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每人每年50元的标准建立个人账户制度，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结转使用和继承。个人账户的设立对居民门诊消费具有约束力，居民实际发生门诊人次占当年整个门诊人次比例为20%，次均医疗费用为36.4元，次均补偿费用为26.8元，人均享受补偿额为50元。新农合由于不设立个人账户，实际发生门诊人次占整个门诊人次比例、次均医疗费用、次均补偿费用、人均享受补偿额分别为46.8%、58.3元、8.7元和4.2元。从两项医保制度的数据对比可得，新农合的门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高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次均补偿和人均补偿费用则低于居民医保。5．医疗保险住院待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均实行按年度分段累进比例的补偿方式。居民医保住院的起付标准根据不同情况在150～500元之间，新农合从2006年起取消了住院的起付标准。两项制度报销的比例差别较大，居民医保的住院最高享受报销金额为2.9万元，新农合的住院最高享受报销金额为1.45万元。新农合住院待遇较低，受益患者得到补偿的金额有限，对“看病贵”的问题解决能力不足。

四、三种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一）三种模式的发展水平比较

从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见表1），苏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2003年苏州试点新农合时，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并且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2010年后苏州城市化水平继续提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至39.4%，人均GDP突破13000美元，为推进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州模式为全省建立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2010年，淮安的人均GDP才达到4268.3美元，而且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8.2%，是苏北地区的典型代表。南通的人均GDP达到7030.6美元，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在苏州和淮安之间，为43.9%。虽然依据目前情况而言，南通和淮安的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在制度模式设计、财政责任、影响范围方面都显得有限，但是南通、淮安二地建设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的可行性将为江苏省统一建立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提供重要启示。从苏州、南通、淮安三个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状况来分析，苏州市为1.7：56.9：41.4，南通市为7.6：55.1：37.3，淮安市为14.1：46.6：39.3。按照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倒序（比重从低到高的排序方式）排列为：苏州市、南通市、淮安市。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在地区国民经济中比例越小的地区，对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的财政补贴规模、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相对比较优越，制度覆盖面较大。

（二）三种模式的共同点

1.覆盖范围扩大化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的医疗保险覆盖率都在95%以上，基本覆盖全民，已形成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代表的三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三项制度构成政策上相互补充、参保范围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体系。参保对象包括年龄在年满16岁或18岁，男60岁、女在55岁以前具有当地户籍的人员。2.筹资机制多元化三个地区都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地方财政补贴”三方分担保险缴费的筹资机制，且基本上都明确规定市、县（区）、乡镇、村分级补助的标准或范围，较好地体现政府的责任，从而激发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3.管理更加规范化一是医疗保险机构通常都使用信息化管理方法，对参保人员进行有效地整合，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分别明确城乡医保的医疗保险目录。二是建立规范的医疗保险制度，各地都出台相应的医疗保险等管理服务制度。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使医疗保险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三是坚持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方向，按照统一管理、管办分离、延伸机构、分别运行的思路，整合现有医疗保险资源，建立一体化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逐步将三项医保归口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避免职能重复交叉，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三种模式的差异

1.缴费标准和财政补贴力度2010年，苏州全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平均筹资每年约400元/人，其中各级财政补助每年约280元/人；2011年，全市各统筹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达500元左右。其中，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200～260元，其中由市、区、镇财政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担140元至200元，农村居民个人负担60元左右。南通2011年的统筹标准为成年居民每人每年460元，老年居民由个人缴纳120元，财政补助340元；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250元，其中政府补助提高到200元。淮安市居民医保以市区为例，2012年医保筹资标准为360元/人年，一般居民每人年缴费100元，财政每人年补助260元，其中市、区财政各负担50%；2012年的新农合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300元，农民每人年缴费60元，其中政府补贴部分由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40元。2.待遇水平苏州市职工医疗保险超过起付线以上的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90%至95%，不设置封顶线，个人负担水平已经由2000年的40%以上逐步下降为2010年的25%左右；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在一个医保年度内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超过起付线以上的住院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分别按分段金额的55%至75%的比例支付，封顶线在10～20万元之间。南通市区新农合住院医疗费用最高限额（封顶线）为8万元。淮安统一实行以大病统筹为主，同时兼顾普通门诊的补偿模式。居民医保基金统筹年度内可支付的医疗费用额度为18万元。凡连续参保1年以上的城镇居民，每满1年其医疗费用额度增加1万元，最高不超过23万元。断保后重新参保的城镇居民，按新参保人员政策执行。3.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苏州是国家人社部指定的城乡一体化唯一试点城市，在包括医疗保险体系的各个方面具有领先性，特别是2012年已经明确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制度并轨，他的部分做法对江苏省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从实际经验来看，由于苏州对医疗保险的补贴金额最大，2010年达到11亿，因此，他的人均寿命也是江苏省中最长的，达到81.1岁，其中男性78.53岁，女性83.7岁，比江苏省平均寿命超过7.1岁，比南通也要高出3.2岁。换句话说，医疗支出的加大对提高人民健康程度的作用非常明显。

（四）三种模式的启示

模式比较范文篇2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

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

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

3、倪红日，“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涉外税务》，1999.9。

模式比较范文篇3

[关键词]控制模式内部控制机制控制权市场

公司控制问题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表现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将各国有代表性的公司控制模式作如下划分：美英的市场控制、德日的银行控制、东亚的家族控制和东欧的内部人控制四种类型。了解各种控制模式的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及其利弊，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控制模式。

一、全球公司控制模式特点

1.美英的市场控制模式

美英两国的公司控制模式都是外部控制主导型，又称市场导向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公司所有权较为分散，依赖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来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外部市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美国上市公司的典型特征就是公司股权的分散化，这必然导致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的决策机构来管理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层负责制是美国上市公司通常采用的形式。

丹尼斯和萨瑞恩（Denis、Sarin，1999)的研究显示，董事会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而CEO对公司拥有较强的控制力。从董事会的组成看，董事会成员中内部董事比例平均为39%，还有20%的席位由和公司有关联利益的外部董事持有，因此一般情况下都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层控制着董事会。管理层中的CEO在公司中的所有权比例均值是7.22%，几乎占整个董事会的一半，CEO可以联合其他内部董事有效地控制董事会进而控制公司。

美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持续增加的并购兼并活动对公司内部的经理构成威胁，促使其更加努力地为公司股东服务。在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中，养老基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到1993年，养老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值是15560亿美元，占整个股市的比重为31.3%。养老基金自1986年以来推行参与公司控制的积极投资策略，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控制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2.德日的银行控制模式

德国和日本的公司主要采用了组织导向型公司控制模式，又称内部控制主导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以内部监控机制为主，主要通过严密的有形组织结构来制约企业的经营者，法人股东和银行在公司控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控制权市场基本无效。

德国的股权集中度明显高于市场控制型的美国、英国和财团控制的日本，在德国股票市场前十位的上市公司中最大三家股东的所有权比重平均为48%，而美英和日本的相关比重都在20%以下。

德国公司采用独特的监事会—管理委员会双重内部控制机制：监事会的职能与其他国家的董事会相似；管理委员会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德国的法律规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有较高的比例，股东和雇员代表结合的监事会对公司有强大的控制力，银行受大量中小股东的委托，通常就是监事会里的股东代表。

由于强大的全能银行能够为公司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德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缓慢；银行和职工组成的监事会通常倾向于反对外部接管，使接管者很难取得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制约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

日本的所有权相对于美英是比较集中的，日本最大的四家公司前五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都在17%以上，而且长期保持稳定。

日本公司董事会的规模通常比较大（20-35人），董事会成员主要是本公司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少数外部董事一般来自同一财团内的其他公司或银行，公司总裁实际上有权任命董事，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由财团内的核心公司总经理组成的总裁会定期会晤，由于核心公司间大量的交叉持股和定期的会晤，总裁会对下属的众多公司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代替董事会行使控制权。

日本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抑制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主办银行控制和公司间交叉持股的结构使日本的公司很少面临外部投资者的接管威胁，公司控制权市场基本上不存在。

3.东亚和东南亚的家族控制模式

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家族控制模式，建立在家族为主要控股股东的基础上，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内进行权利分配、实施制衡机制。家族控制董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阶层，家族及其控制的经理阶层全面主导企业的发展。克莱森等（Claessenetc，1999）的研究显示，东亚和东南亚的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50%左右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家族手中，香港和印尼更是高达71.5%和67.3%。

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家族公司自办银行，实行产融合一，未涉足银行的家族公司采用所属子公司互保的方式获取银行贷款，因此，银行贷款成为东南亚家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但是，银行对公司形不成有力的约束。

4.中东欧的内部人控制模式

原苏联和中东欧等转轨经济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重组，原有的法律体系较为混乱等。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公司治理的最大问题是内部人控制(InsiderControl)，即在法律体系执行力度微弱的情况下，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际的企业所有者。

薄弱的投资者保护和所有权集中影响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初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变动困难，成为许多转轨经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问题。转轨经济国家另一个特点是预算软约束的持续和强化，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社会压力下对大量的国有企业提供再融资，而银行部门的约束并未强化，预算软约束削弱了企业寻求外部融资的需求和重组的压力，从而使低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得以延续。

二、各种控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美国和英国，企业投资者更多地依赖于法律的保护，强调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的透明度，并产生了对绩效不良的管理者进行替代或接管的持续性的外部威胁；而在日本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中，公司治理更多地依赖于大投资者和银行的作用，而较少依赖于完备的法律保护，主要银行和大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助于达成所有者目标并减少问题。

在理论上目前尚很难说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优于另一种公司治理模式，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在某些方面的趋同将是有效率的。在公司实践中，随着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美国开始吸收在日本和德国流行的长期关系型投资战略，金融机构作为重要股东的作用正逐步增强；德日进一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如加强公司管理行为和财务状况等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等。

家族企业作为企业与家族的统一体，具有成本低、决策效率高、内部交易成本低等优点，适合于初创期的企业。但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其弊端日益显现，如重人治轻法治，企业产权不明晰，企业领袖独立决策的风险性，缺乏外在的制约力量等。这些弊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突出地显示出来，并促使有关国家政府大力推动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如制定与完善公司治理法律规范、加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引入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约束和监督等。可以想见，在吸收了市场控制模式和银行控制模式的优点后，家族控制模式将被注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东欧的内部人控制模式的内部控制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影响自身再融资的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转轨经济国家法制的逐步健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模式必然转化并消亡，在此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三、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模式的启示

无论是英美等国以外部控制权为依托的外部控制权体系，还是德日以内部控制权为依托的内部控制体系，包括东亚的家族控制模式，都有其存在和环境相适应的一面，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具体到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体系建设，不应拘泥于某种具体的模式，应博采众长，全面发展。

要完善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解决国家股的产权主体问题，确定真正对国有资产负责的持股主体，使公司的行为符合国家作为所有者的目标；改变股权过度集中的状态，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实现公司各类控制权之间的制衡和监督。

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大力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完善其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使其能够在公司治理、公司监管以及资源配置上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发挥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保险资金）在公司控制权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董秀良,高飞.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问题和对策[J].当代经济研究,2002(3).

[2]封文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与体系构建——兼论国有资产运营与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马克·J.洛.美国公司财务的政治根源——强管理者，弱所有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模式比较范文篇4

论文摘要：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公司治理模式会在保持特殊性的前提下实现某些方面的趋同，公司治理的核心在所有模式中是一样的，即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之间的监督和制衡。

公司利益的实现通常表现为资产增值，规模扩大，信誉度的提升等。公司利益实现将带来股东及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利益的实现。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具有制衡关系的组织结构”(吴敬琏，1994)，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以保证公司利益的实现。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

公司治理并不是随着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有独立的发展历史过程。

(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治理开始萌芽

早期的公司规模很小。股东人数不多。几乎全体股东都参与到公司事务的管理决策中，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的资合性特征增强，股东人数急剧增多，无法继续通过简单商议的形式和基于互相信任管理公司。因此，股东大会应运而生，它使得各投资主体参与公司事务，又协调各方意见并达成一致，保持公司良好运转。平衡股东之间的利益，保持公司运营，使公司治理初露端倪。

(二)追求经营效率的提高，带动公司治理初步发展

由股东大会来管理公司耗费大量的管理成本，而且是低效的。因此，由能力较强的股东组成董事会管理公司，不仅高效，而且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董事拥有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与其他股东在整体利益上保持一致，却又存在分歧。同时，公司中担任董事的往往是持股份额较高的股东，他们极易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牺牲小股东利益的决策。因此，公司治理不再仅限于股东大会内部利益的平衡，开始发展为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制衡。

(三)公司间竞争加剧，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最终形成

公司为适应竞争的挑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对经营管理的质量要求迅速提高，职业经理人作为专业管理人被引入公司，管理开始走向专业化。他们的薪酬通常是固定的，不与经营状况挂钩，这使得高级管理人与公司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决定了他们成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之外的又一利益主体。因此，监督高管人员忠实勤勉的管理公司，而不背离委托人的利益，被纳入公司治理的范畴之中。

二、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模式

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

(一)英美模式及其特点

英美模式以外部监控为主要特征。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主要依赖外部人和市场体系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监控。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由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组成。是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决策机构。公司不设监事会，在董事会中设外来董事，或由外来董事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董事会聘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对董事会负责。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股权高度分散，导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x模式。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公司中存在数量庞大的小股东。单个小股东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他们缺乏参与公司事务的热情，也很难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当公司不能满足其预期利益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退出公司。公司的大股东信赖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证券市场，对公司管理的积极性也不高，越来越多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公司经理，使公司经理掌握较大权力，而股东则进一步丧失对公司的控制。经理权力的膨胀导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模式形成。

2不设监事会，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责。美国公司法沿袭了英国合资股份公司的传统，起初就没有设监事制度。由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美国董事会由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组成，以外部董事为主，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独立董事通常不任公司的其他职务，有一定的经营经验或良好的专业知识结构，并且拥有投票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实行监督。但实践中，其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3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和证券市场体系形成外部制约体系。美国模式虽然经历了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等事件的冲击，但依然保持较高的治理效率，是依赖于其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公司并购市场和证券市场体系对管理者的有利约束。美国模式中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由于这种监督存在很多弱点，导致产权交易市场也很发达，通过产权变动达到控制权转移形成外部制约机制。其基本路径是：公司绩效低——股东抛售股票——公司重组并购——新经理层掌管公司。

(二)德日模式及其特点

1法人持股。法人之间的交叉持股是德日模式的主要特点。日本公司的法人持股比例由20世纪60年代的40％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75％。日本的法人持股多是集团内企业。德国公司中股权主要由银行、工商业公司掌握。法人互相持股有利于保持企业间关系的稳定性，防止恶意收购的发生，确保了商业关系，使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去干预对方的运作。

2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日德模式中占据重要位置。银行在公司治理中通过在监事会里派驻代表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它还是小股东股票的托管人，除非小股东反对，银行可以代表这些股东行使表决权。机构投资者持股造成了股权集中的特点，这些股东比较积极地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重视战略性利益。

3通过内部监督机制实现控制。德国公司中设有监事会，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度。公司的业务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分离，分为执行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是股东、职工利益的代表和监督机构。日本公司中不设监事会，设有独立监察人，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结构。

(三)家族控制性模式及其特点

家族控制模式主要以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公司为代表。家族企业的股权一般比较集中，控制在创始家族手中，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家族通过控制核心公司和非营利财团，对下属公司实行间接控制。家族企业成长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融资渠道狭窄，同时，亚洲重视血缘联系的人文传统使发起人更愿意将经营权传递给信任的家族内部人，通过自身利益和亲情利益激励经营者尽勤勉义务。

三、公司治理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演进趋势

(一)三种模式面临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模式受到了挑战，安然事件等会计丑闻，使独立董事这种外部监控模式受到质疑。经理薪酬增长过快，与公司绩效不符；许多美国企业在投资、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落后于日本和德国，引发人们对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方式的思考。

日本80、90年代的泡沫经济，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其中贪污现象泛滥，使其内部监控模式面临挑战。日本企业之间以及与银行间着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也使其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与市场治理机制的薄弱，使内部监控模式寻求重置。

家族监控的模式长期以来面临问题使企业规模扩张受限和缺乏有效的监控型人才。因此，其监控机制和股权模式要求变动。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现有的三种公司治理模式中，约束机制失灵是导致公司治理失衡的通弊。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正吸收它种治理模式之长，积极探索更适合国情的制度模式，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趋同。具体表现在：

1从美国看，各种机构投资者持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由1970年的12.4％上升到1997年的48％。机构投资者资金占企业份额的增大，使他们开始积极地参与对公司的干预和管理，对经营管理不善的公司迫使董事会更换总裁，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和人事结构，保证新的战略迅速实施，公司绩效及时发挥。机构投资者也更加偏好多样化的“关系投资”，强化与公司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董事会对经理人的约束逐渐加强，这标志着美国的企业制度开始从经理掌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为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并且公司越来越重视与投资者的联系和沟通，以保持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增强公司的良好形象和融资能力。

2股东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加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企业家认识到忽略股东是完全错误的。因此，2002年1月通过的《商法修正案》规定，加强对公司经理层的控制，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维护股东的利益。英、美等西方国家也逐渐出现了以股东价值衡量管理层业绩的趋势。

3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中董事会和主要委员在更早的阶段加入公司战略计划的制定，对公司兼并和其他重大投资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地认同。日本在1993年修改了《商法》以强化监事的监督职能。

模式比较范文篇5

世界会计模式的分类与比较研究是国际会计的重要内容，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种会计模式的优势及每一种会计模式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利于各个国家正确选择自己的会计模式，决定本国会计的未来发展方向。但是，会计模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的。世界会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英美会计模式

在国际会计领域中,"英一美"一词时常被用来描述英国和美国的会计方法。荷兰的会计方法也很相似，更精确地说，人们应该称这为"英国-北美-荷兰"会计模式。其会计目标主要是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庞大而发达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公司从中获得大量资本。他们还拥有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比如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他们的国民教育水平很高,会计信息使用者分析和利用财务报告的能力很强。"英国-北美-荷兰"会计模式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墨西哥、牙买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等都属此类。

二、大陆会计模式

这种会计模式包括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和日本。与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银行提供了企业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其财务会计具有较强的法律向导，会计实务十分谨慎。他们的会计目标主要不是满足资本提供者的决策需要。相反,会计实践要满足政府计算所得税的强制性要求,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法语语系国家,一般都追随这种会计模式。属于这种会计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丹麦、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埃及、马里、象牙海岸和日本等。

三、南美会计模式

这种会计模式包括南美的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除巴西讲葡萄牙语外，一般都讲西班牙语,他们从殖民国那里沿袭了很多传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南美会计模式与英美会计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南美各国使用通货膨胀调整会计。一般地,他们的会计目标是满足政府计划的需要,实行统一形式的会计体系,而且,税收基础的会计也时常用于企业的对外财务报告。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洪都拉斯、秘鲁、尼加拉瓜等国属于这种会计模式。

四、混合经济会计模式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前苏联发生政治巨变。由此产生了一种与当地具体环境相适应的会计模式,它们试图对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经济控制的残余物和新兴市场导向的企业活动都作出了回应。一方面,会计人员要为习惯于以前经济、会计系统的经理人员提供他们认为有用的财务信息,仍依赖于统一的帐户体系；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有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性质,在会计上他们很想追随英美会计模式(特别是参考国际会计准则),因此,在财务会计中协调这两种概念体系极具差异的会计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混合经济会计模式中最大的挑战是合资企业会计问题、在私有化过程中为企业的生产性资产建立相关价值的问题、有效的地方和全国性会计职业组织的建立和教育问题、会计体系转换过程中的法规控制问题。实行混合经济会计模式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等。

五、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

正在兴起的具有独特会计实践特点的会计模式,可以称作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的兴起有很多原因:一是欧洲共同体正在努力使它的会计指令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标准相一致；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证券市场调节者正在寻求让资本市场上的外国公司正式接受国际会计准则。近年来证券管理者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紧密合作充分说明,国际会计准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三是上述混合经济模式中,很多国家把会计发展的目标定在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上,这也扩大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势力范围。总之,该模式扎根于财务会计的国际协调中,这种协调主要为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服务。

模式比较范文篇6

关键词：中外酒店管理模式比较分析

国外酒店管理集团凭借他们强大的资本和管理经验占领了中国酒店业的高端市场，而我国的酒店业从1997年开始亏损。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外来的企业在中国能生存，而本土的企业却水土不服。通过现象看本质，经营业绩只是一种表现，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内外酒店管理模式的不同。我们只有研究清楚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出合适的对策，改变在竞

争中的地位。我们研究西方的管理模式并不是要照办照抄，而是要师夷长计而治夷。

一、国内外酒店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酒店业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旅游饭店业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增长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到1988年可以称为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旅游饭店业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状态，酒店数量从262家发展到1000家。但是由于发展基数较小，所以每年增长包含的绝对量不大。从经营来看，这个阶段正是处于短线制约时期，旅游饭店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各个方面都下了决心要大力发展旅游饭店。同时也使各个方面看好这个市场时机。在当时社会观念还非常保守的情况下，努力进入这个市场，在这一阶段总体来看瓶颈制约的因素有所缓解。主要表现为供不应求的局面，全行业处于垄断经营的状况。第二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1年，称为波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市场大起大落，也使我国新兴的旅游饭店业第一次体会到市场残酷的滋味。在这个阶段旅游饭店的增长速度显著下滑，整个市场从高峰骤然下滑市场的残酷性竞争的激烈性马上体现出来了。酒店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打破了垄断经营的格局同时也培育了市场的竞争意识。这一阶段也是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竞争比较无序的的阶段。各种各样的恶性竞争行为不断发生。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6年，是起飞阶段。这一阶段是旅游饭店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发展总体速度迅猛，以每年800家酒店，10万间客房的速度递增。完全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并逐步培育了良好的竞争机制。第四阶段是从1997年到今天。这个阶段又是一个下滑的阶段。酒店的总量不断扩大，但客源与市场供应结构不对称致使全行业进入恶性竞争阶段。主要表现为无序的恶性的削价竞争，酒店之间相互打价格战。杭州市1998年饭店客房地平均出租率为65%，同比下降不大，但是酒店的效益下降了30%。统计资料显示，自1996年以来全行业利润急剧下降，且自1998年以来出现了行业的全面亏损。1996-1999年四年间利润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共有110余家饭店管理公司，管理饭店700余家，星级饭店集团化程度7.2%。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数量占管理集团的17%，但管理的饭店房间总数占连锁化管理的60.49%。在中国饭店业20强中，国际饭店著名酒店集团入选12家，中国饭店集团入选8家(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建国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如家和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旅饭店总公司、华天国际酒店酒店管理公司、开元旅业集团)这8家饭店管理公司经营规模均己达到国际饭店300强的标准，反映出中国饭店的扩张能力和市场占有率，以及在全球饭店市场中均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国有饭店集团凭借自身优势，在国内饭店中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白天鹅宾馆、昆仑饭店、金陵饭店等都己成为国人管理，令同行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饭店。

（二）国外酒店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次大战”之后，伴随着欧美等国出现的相对持续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历史机遇和五天工作制，高速公路及私家汽车的日益普及，针对在某一国家及其周边地区的休闲度假旅游或商务公干旅游对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的连锁酒店产生了强烈的市场需求。如1946年成立的“洲际酒店集团”(INTER-CONTINENTAL)1949年成立的“希尔顿国际集团”(HILTONINTERNATIONAL)。

伴随着波音707的问世和波音747的大批量投用，世界各国的民航也在20世纪60-70年代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从而使乘飞机出行逐渐成为大众休闲度假或商务旅游的首选，而不再是达官贵族的专利特权。此间在欧美国家逐渐普及的带薪年假制度又进一步催生了跨国旅游和跨洋度假的大众旅游消费市场。为了满足国际旅游的市场需求，并使本国出境游客在异国他乡同样能感受到“家外之家”的温馨，安全舒适，众多的欧美酒店集团纷纷联姻航空公司，并先后走出国门到本国出境游客流量较大的外国旅游目的地或中心门户城市接管或开设酒店。譬如:美国的希尔顿国际与环球航空公司的联姻，法国的子午线与法航的联姻等成功案例催生了一大批跨国，跨洲，跨地区经营的国际酒店集团。

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以及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在各国酒店经营管理业务中的日益普及，那些兼具规模经济和经济效益的欧美酒店管理集团在基本完成了全球酒店市场的瓜分之后又呈现出整合发展的趋势，即:酒店集团的扩张模式逐渐从单一酒店接管向管理公司或酒店集团之间的兼并、收购或联盟的转型。从1981年大都会(GRANDMETROPOLITAN)兼并洲际酒店集团开始，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香港新世界集团(NEWWORLD)对华美达集团(RAMADA)的收购兼并，英国巴斯有限公司(BASS)对假日集团和洲际集团的收购兼并，以及法国雅高(ACCOR)集团对6号汽车旅馆公司(MOBILE6)的收购兼并。通过重新整合，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横跨国界，纵跨行业，品牌多元，管理统一的超级酒店集团(如:英国的洲际集团，美国的万豪集团和法国的雅高集团等)。其中，2004年跃居国际酒店集团三百强首位的“洲际酒店集团”就是通过在2003年成功收购兼并了美国的“蜡木酒店式公寓集团”(CANDLEWOODSUITE)而一举夺魁的，并把连续6年稳坐世界三百强头把交椅的美国圣丹特集团(CENDANT)拉下了马。目前，洲际酒店集团是世界上客房拥有量最大(高达535，000间)，跨国经营范围最广(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接管酒店最多(多达45家)的超级酒店集团(MEGAGROUP)。国外酒店业集团化发展的方向，速度与形式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的牵引力。而国内酒店业集团化发展的方向，速度与形式则主要取决于行政命令的驱动力。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欧美等国的酒店集团始终在集团化进程中扮演着领跑和助动的角色。而国内的酒店集团则基本上都是在扮演着模仿或陪练的角色。

二、中外酒店经营宗旨的比较分析

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的经营宗旨(missionstatement)，它表明酒店为什么存在，主要的旨趣是什么。

外国酒店的经营宗旨强调顾客利益，股东与员工利益三者的统一。从许多酒店的经营宗旨上可以看出，至少在书面上把顾客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其次是员工的利益，最后是企业的利润，即股东的利益放在最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注重以义取利，如各种的优惠，免费服务，但这些义举的受益者是酒店的顾客而非其它，酒店更多的是致力于顾客满足，提高质量赢得顾客。

中国人受孔子的“义主利从论”的影响，在企业经营中强调酒店经营的社会效益。我国酒店对经营宗旨不明确，至少可以说没有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酒店经营的第一优先。中国酒店的员工较外国酒店的服务意识差，顾客至上意识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酒店的经营宗旨不明确。实际经营与高悬的经营宗旨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像没有航标，在黑暗中漂流的航船，盲目而无序。酒店盲目经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许多酒店不是真正的商业酒店，还带着浓厚的政治接待性质，酒店的经营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政治服务目的。对上服务而非对客服务，总经理于上属部门作行政指派，总经理只要把上级主管服务好，职位就保住。因此部分酒店把大量工作放在满足上级上，而非改进服务质量上及满足顾客赢得利润。中国酒店的一些“以义取利”行为是向政府的寻租或是社会公关。从“义举”中获得的不是酒店的顾客，而是酒店人事，财政有决策权的人士。中国酒店管理人员工作重点不是在满足顾客而是上级的根本原因是满足顾客，盈的利润不是评估酒店管理层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顾客满足于企业利润无法保证管理层的地位稳定。而上下级关系是保证管理层地位的关键。

在我国服务质量比较好的酒店，多是较早实施了政企分开，员工的提升与其工作绩效密切挂钩，这样才能激发管理层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满足顾客。

三、中外酒店服务质量管理的比较分析

对于酒店而言，标准化是基础，个性化是趋势。标准化服务，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是标准化服务的核心。目前中国酒店的服务质量管理处于，推销不力;员工缺乏纪律，经常三五成群聊天;浴池太小;楼面服务可以取消。领导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意识浓厚;.有章不循，员工过于散漫;形式主义，许多改革走过场。基本上属于情绪化服务，其弊端是服务质量的一致性(consistency)差，波动大。服务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标准化管理是克服情绪服务的良方。标准化意味着用数据说话，依规矩才能成方圆。要求制定操作规范，服务程序，服务标准与奖惩规则，标准应尽量具体化，使之易于考核与评判，员工依据标准行事。中国酒店业无法跳越标准化而直接进入个性化阶段。

外国酒店的标准化服务己不是什么时髦的方式了，大多数酒店已经推行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的优点是:同客户建立密切的关系，容易促成额外的销售，容易得到顾客的满意;顾客的忠诚度加强;顾客参与酒店活动，如产品/服务开发:一线员工能表现个性。个性化服务的缺点是:每个服务时间更长;顾客可能变得更苛刻;员工必须受到良好的培训能应付各种不同的交往场合;成本太高;个性化依赖顾客数据库，但它要受到严格的立法限制;非常难以得到顾客的真正需求信息;顾客并不总是需要个性服务。

四、中外酒店竞争比较分析

酒店之间的竞争形式无非一是硬件:建筑，装饰风格，设施性能，环境营造等方面的竞争;二是价格的竞争;三是;社会公关水平的竞争，看谁的公众形象与知名度高;四是:软件的竞争及管理水平，服务质量的竞争。

目前外国酒店市场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品差异竞争上，产品差异化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1、物资属性差异化2、服务差异化3、员工差异化4,区位差异化5、形象差异化。

外国酒店集团竞争靠的是管理技术，服务质量与企业品牌。外国酒店的竞争是集团化竞争，网络化经营。中国酒店市场近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升级与价格的竞争方面。中国酒店近年的市场竞争策略与国外差异巨大，重点放在客源结构调整，产品服务改造升级与削价竞争上，对产品与服务的特性方面注重不够，也就是说注重的是档次而非差异。中国酒店竞争靠的是关系与价格，这是与外国酒店竞争关系中一个根本的差别。中国酒店与外国酒店竞争体现在形式上是个体与集团化竞争。

五、中外饭店管理模式比较

首先在经营思想上，国外酒店立足点是强调顾客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三者的统一，一切资源配置都以满足客人的需求为企业最高宗旨。而中国酒店强调企业经营的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营效益。因此中国酒店转换经营思想势在必行。第二，在经营风格上，国外酒店注重产品差异化，酒店寻找独特的消费方式推销自己，使自己在顾客心目中定位。我国酒店重点放在价格竞争上，通过旺季提高价格和淡季降低价格的方式来吸引顾客，赢得市场份额。我国酒店业的市场定位模糊，一味追求用价格的杠杆来占领市场。所以我们要转变经营风格，以质量竞争代替价格竞争，从而取得经济效益。

战略意识关注现金流量，力争在保持己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稳步提高.缺乏明确科学的战略，发展规划流于形式化、简单化关注企业核心竟争力增长，以形成长久竞争优势为战略目标，强调以战略管理作为基本模式，以对市场的控制力为规划依据组织结构典型的科层式结构，组织沟通主要通过汇报、会议等正式手段，决策反应相对滞后倾向于扁平式结构，以流程作为组织设计依据，强调建立基于现代IT信息技术技术的学习型组织，鼓励基层员工参与管理管理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彻底，行政干预随意性大，职业经理人尚未成为主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职业经理人群体则担负起日常营运管理责任规模经济以单店经营为主，集团化进程缓慢集团化、连锁化经营为主，产品高度标准化人力资源素质基层员工相对素质高于管理人员，缺乏系统的职业生涯设计，培训手段原始专业教育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市场规范，培训系统，员工有良好的职业预期技术研发以简单的模仿创新为主，企业研发在经费、人员、组织等要素上缺乏制度保障集团总部职能以集中研发和提供智力服务为主，对社会技术资源获取反应敏捷市场策略以低效率的人员推销为主要营销手段，企业形象及品牌建设意识较差注重对顾客群体忠诚度的长期培育，会员俱乐部制度盛行，围绕着企业市场定位的企业形象及品牌意识强烈成本水平劳动力成本低，但规模偏小、硬件更新频率高、员工流失造成成本结构严重不合理劳动力成本较高，但规模经济显著，硬件更新周期较为合理，财务预算机制健全价格策略以竞争对手为参照的“随行就市”，缺乏严谨的成本分析，价格变动及执行很随意以自身的成本水平和财务预期作为价格基础，价格变动及执行严格制度化，价格进攻以变相的信号试探为主服务质量大力提倡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但受制于员工素质，服务质量不稳定，顾客投诉多稳定的服务质量基于较高的员工素质和流程的合理化，大规模定制成为趋势

国际化竞争能力侧重于在本地区或国内范围内扩张近年来侧重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张。

在运行机制上，国外酒店的产权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合理，组织结构健全，管理严密和效率较高。而中国酒店业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产权模糊，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现象比较严重，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成本过高。这些运行机制上的弊端带来了管理上的疏漏和效率低下，直接导致了中国酒店业整体竞争力和效益低下。第四，在服务质量管理方面，国外酒店倾向于个性化服务，而我国酒店仍旧处于从情绪化服务向标准化服务迈进的阶段。

结语

研究的是西方管理模式的思想，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西方的管理在东方依然好用，而我们本土的东西为什么变得水土不服。其次找出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虽然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通过适当的手段和方法，一定能够扭转局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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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秋香,程玉贤.酒店客房包装特色刍见[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模式比较范文篇7

关键词：衍生金融单一监管体制多头监管体制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虚拟性已经日益成为显著特征和不可更改的趋势。虚拟经济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存在而独立高速运行，其中衍生金融市场就是最突出的体现之一。在世界上，最早的衍生金融交易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初衷是为了规避风险，但客观上却以其高收益为投资者提供了投机的机会。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的衍生工具品种已多达1200多种，几乎达到了“量身定做”的程度。2002年国际衍生金融市场的市值更是达到了147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GDP的4.5倍，其交易量则是1986年交易量的13.5倍。对于这样一个日益庞大的市场，各国都纷纷成立监管机构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实施监管，以促进衍生金融产品的顺利发展并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外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

通常，各国对衍生金融市场监管的目的不在于控制市场供求，不让投资者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不完善，有效地维护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通常，一国的监管结构是否合理，其评判标准是这种监管模式能否实现监管目标所要求的效率和公正。当然，各国在选择监管模式时还要受到该国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监管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在美国，对衍生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机构主要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它们根据不同金融产品的功能来决定监管权的划分。具体而言，1974年的《商品交易所法》将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无形和有形的所有商品，例如证券、利率。CFTC对《商品交易所法》所规定的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商品期权享有管辖权，而证券期权和证券指数期权则受SEC的约束。当出现既有证券又有商品属性的混合工具时，CFTC和SEC则通过“目标测试”的方法来决定双方的管辖权。其中，CFTC的目标是促进价格风险的转移，因此，它所监管的是“具有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市场与工具”，如期货合约和期货期权；而SEC的目标是促进资本流动，因此，它应当监管“以基础投资为目的的市场和工具”，如货币期权。但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许多金融公司同时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行业，因此对其进行监管的机构远不止于此。这样的一个公司除了要接受CFTC和SEC的监督外，通常还要面对银行业监管机构，如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及州银行监管者的监管，以及保险委员会的管理。作为各种自律组织的会员，该公司还要受到全国期货协会、同业公会等的检查。此外，联邦商业委员会也通过建议或名不副实的监管权力在CFTC和SEC对监管范围的扫荡间分得一杯羹。

英国，在1997年之前采取的也是多个法定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模式，其中，监管衍生金融交易的部门主要有证券期货局、投资管理组织和个人投资局。但到了1997年10月，新成立的金融管理局（FSA）开始接管除银行外的其它金融部门的监管权力，而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于1998年6月将对银行业的管理权让渡到FSA。通过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授权，FSA更是于2001年12月1日起正式成为集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于一身的唯一的法定监管机构。在新结构下，FSA下设证券及期货管理组织，其职责包括对申请成为该组织会员的资格进行审核；登记从业人员；监视及检查会员公司的财务及资讯状况；处理客户申诉案件等等。另一方面，FSA还是保留了英国市民社会厌恶监管侵入的传统，虽然其监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仍然属于非政府机构。

与英国不同的是，在日本金融监管的实践中，并未存在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状况。二战后，由于银行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形成了由日本银行（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大藏省制订其它所有金融政策的独特的监管体制。作为日本金融业独一无二的监管机构，大藏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掌控日本经济，只为央行留下非常有限的监管空间。虽然，大藏省在早期管理经济过程中成果显著，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和美国相抗衡，但是在金融市场日趋复杂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损失补偿”丑闻以及最大的证券公司Nomura卷入丑闻的事件，使得改革大藏省管理金融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1998年6月，日本终于成立了单一的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厅，享有制订金融政策、管理证券、衍生金融、银行业等的权力。应该说，在日本，从大藏省到金融管理厅的转变，还是沿袭了政府监管和掌管经济的传统，所以日本相对于英国的单一监管机制并非简单的东施效颦，而是基于本身需要作出的变革。就衍生金融交易而言，金融管理厅有权随时检查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出台衍生金融内部风险管理的措施，对衍生市场出现的欺诈和违法事件进行防范和处理。但是，从实践中看，金融管理厅的权力仍然部分受制于大藏省。

国外监管模式的优劣比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各国所采取的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的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和英、日等国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存在多个监管机构的优势在于：首先，至少对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竞争还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这是因为单一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可能不很明确，对金融机构和产品之间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区分。例如，就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远期而言，由于远期的利润较低，因此CFTC对其并没有太过烦琐的要求，有关内幕交易的限制也较少。但是，如果仅存在单一的监管机构，并且该机构偏向于SEC的监管思想，那么对远期制定过高的标准就不可避免。当然，如果该机构采取的是CFTC的监管观点，那么有关证券的规则与标准则可能降低。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无法促使其努力成为更高效廉洁的监管者，因此具有垄断因素的单一机构通常效率较低，市场参与者也不能通过比较判断哪个监管者更加合理。而且，单一机构还可能采取过度监管的手段，甚至象日本早前的大藏省那样试图通过官僚命令控制经济。

但是，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美国，不只是CFTC和SEC间，其它金融监管机构间有关监管竞争问题的争论也旷日持久。从事多项金融服务的公司通常要同时面对多个法定管理机构，满足各式各样甚至是冲突的监管标准。多个机构并存的混乱、复杂、昂贵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欧洲及日本在竞争时处于劣势，促使许多大型公司将衍生金融交易转移到伦敦、东京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监管竞争经常会意味着更多的监管，管理者对权力的要求从来都不会觉得充分。因此，在每次金融丑闻过后，监管者多会颁布更多新的规则，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欺诈的规定就可以覆盖大部分涉案的犯罪。而且，监管竞争还促使监管者争取更多的资源，促进该机构的发展、膨胀以得到更多的与其它机构竞争的资本。

因此，至少在目前，英国和日本的单一监管模式得到了更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首先，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可能涉足不同领域的各种产品，几乎没有一家银行现在或以后还停留在传统的储蓄和贷款业务，而且不同金融产品间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例如，现在的大型经纪商并不局限于中介业务，它还出售保险、提供银行服务、从事证券投资，参加各种各样与大银行相竞争的金融服务。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间传统的界限已经不能反映目前金融部门划分的需要。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采取的区分监管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发展趋势和监管目标的实现。其次，单一监管机构的采用使其有能力从更高的角度来监控整个金融市场。该管理机构可以为达到监管目标采取任何其认为合理的的监管手段，而不会碰到监管竞争等问题。作为单一的监管者，它对如何实现监管目标不存在任何偏见，同时还会提醒公众不可能不遭受投资失败，认识到作为消费者或者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完全依赖于金融系统来消除所有的风险和失败。最后，单一监管机构还可以充分降低成本并产生人力资源上的规模效益。现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在吸引国际金融业务方面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监管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更多的金融机构和衍生金融交易流向这些市场。

中国衍生金融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参加境外衍生金融交易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金融监管配套机制，曾经出现地下衍生交易猖獗、投机盛行等现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6月发出通知，明令禁止国内金融机构非法参与境外衍生金融交易业务。而另一方面，国内衍生金融交易则开始得较晚。最早开展的是1997年中国银行推出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后来，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此引发了商业银行纷纷涉足衍生金融市场，运用衍生金融产品组合，为企业进行资产管理的热潮。当时，约束金融机构进行衍生金融交易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各类外汇管理规定，因此并不利于金融机构对衍生金融业务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也不利于监管部门实施审慎监管。为了促进金融衍生交易的有序发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于2004年2月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04年3月1日正式施行。该《办法》针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性，提出了一系列审慎监管的措施，并且交由银监会对衍生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公务员之家

模式比较范文篇8

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出口规模较大，而进口规模较小。分析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能够看出，近几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出现适合，由于进口的商务比重较低，交易规模逐年增长，跨境网购市场的逐步开放，物流基础设施与环节的优化以及，其法律政策的完善，会使得进口电商的比重在未来时间内逐步增加。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城市主要有广州、杭州、重庆、郑州、上海、宁波，各试点城市的侧重点不同，郑州依托中部物流枢纽，上海则依托自贸区，杭州则负责出口贸易[1]。

2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外贸间的差异

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外贸业务流程相比较为简单，传统外贸是由某一国家的进出口商，再向另一个国家进出口商品或者是集中进出口商品，通过境内的企业进行分级分销，从而满足具有进出口需求的企业，或者是消费者。跨境电子商务相比较传统外贸业务，减少交易环节，消除环节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各类问题，成本较低并且时间较短、具有高效率、直接、多边、小批量等众多特点[2]。

3跨境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3.1海外代购模式。海外代购就是找人帮忙购买国外的商品，可以直接携带，也可以快递发货。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海外代购网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海外代购模式指的是个人或者是商户身在境外，能够为有需求的大陆消费者提供所需要的商品，通过当地采购，可以选用跨国物流，将商品送至消费者手中。海外代购商品品类较多，用户需求量较大，所以海外代购必须具有品牌优势与价格优势，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需求。3.2直发平台模式。电子商务平台收到消费者的订单信息，将信息发送给厂商或者是批发商，根据订单信息采用零售的形式发送货物。供货商可以是厂商，也可以是批发商、品牌商，由此可以看出，执法平台模式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第三方模式。直发平台模式的特点在于，平台，寻找供货商时，可以与海外供应商进行直接谈判，签订跨境零售鞋业，并且深入了解跨境供应链，有助于解决跨境物流问题，此类电商会选择特定的国家邮政，或者是自建国际物流系统进行战略合作[3]。3.3自营模式。自营跨境平台指的是多元化、多品类的电子商务模式，垂直型自由跨界模式指的是，通过细分市场，或者是某一行业进行深化运营的电子商务模式，此网站内的产品都是同一品类。垂直自营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在于专业化，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特定的产品，满足某一领域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与特定习惯，从而取得用户信任，也加深了产品与口碑的宣传和印象，独具品牌价值。3.4闪购模式。闪购模式指的是电商平台，通过定期的推出海外商品，由于电子商务具有便捷性，能够规避现场特卖的缺失与不足，再加之国际品牌商品的稀缺性，也营造了良好的抢购氛围，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海外商品闪购模式，成就了一批蹲点守候抢购限量国际名品或者是习惯海外购物的消费群体，有助于缩短消费者决策时间，提高购买海外商品效率[4]。3.5批发模式。海外商品批发模式也指跨境平台模式，跨境商运用跨境平台与国内的讲述商展开跨境贸易，将优质的商品以低价供应给平台接触的最终卖家。当前我国大部分批发模式都是小额批发，扮演了中介作用，搭起境内企业与境外商品的沟通桥梁。

4创新跨境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的策略

由于海外代购维权困难，所以，电子商务平台应当充分衡量海外商家的信用，政府也应当协助电子商务，构建网络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消费者可以通过全程物流单号进行商品位置追踪，有效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换货的问题。部分地区的品牌产能有限，并未进入中国市场，再加之跨境电子商务渠道可能会与现代的渠道布局与国际产生冲突，所以部分国际性品牌的招商较为困难。对于此种情况，可以实行招商外包，将招商业务承包给专业招商的企业，有助于解决招商问题，实现两者共赢。当前我国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由于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严重制约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网站的具体业务挖掘新亮点，加强与品牌合作商沟通交流，通过化解线下的利益冲突，进一步拓宽线上产品线，完善售后服务，有助于实现自营物流，切实保障物流的配送效率与质量，从而增强客户粘性[5]。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与电子商务模式的创新、跨境物流的支持有着紧密的关系。跨境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应用过程中较为高级的模式，能够从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运用互联网邮件或快递等方式进行交易。此形势下，必须加强完善运营模式中的不足之处有效创新，切实提高运营效率，即增强我国进出口额效益。

参考文献

[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及政府监管问题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9):3-18.

[2]徐艳,严怀旭.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研究[J].中国市场,2015,(16):144-146.

[3]冀芳,张夏恒.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模式创新与发展趋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5,(6):14-20.

模式比较范文篇9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江苏省的三大城市圈，现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个从南向北的梯度，苏锡常最发达，南京次之，而徐州则排老末。最发达的苏锡常建设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曾经的华夏第一县已不复存在，这个早先的无锡县，后来的锡山市并入了无锡市成为锡山区，具有巨大经济总量的锡山区，使无锡市在迅速长大……看来江南特大城市会迅速崛起。

经济欠发达的徐州准备怎样成长为特大城市和构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和近现代战争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迹。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往经济都不甚发达，徐州只有将自己变作商家必争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苏省赋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历史重任。

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徐州选择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强的运行机制。

城市化进程提速，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职业变迁、农业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徐州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摒弃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力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上。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徐州准备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实行以合法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准迁制度，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要清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或类似费用，淡化行政对户口的干预，尽可能地打开城门，降低门槛，逐步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集聚。对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还要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大力引进并留住外来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积极鼓励投资移民，特别是符合徐州市发展方向的项目的投资移民。同时，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方向，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为主体，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调整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可以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民力，广聚民资，引导个体私营业户和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入城镇投资兴业，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应注入城市建设，就要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设之中，转化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徐州确定，今后要尽快建立土地市场，依法规范供地方式，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还要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城镇闲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进三或企业破产、搬迁等需要调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或收购，统一实施出让供应。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承包经营和有偿使用的，其使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实行国家作价折资、入股或租赁、出让使用。

对全市土地要实行总控制，优先保证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将积极鼓励离农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解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逐步使转移人口“离乡”又“离地”，为农民进城定居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必须改变财政投入的单一体制。实行多元化投资，徐州市的各级政府要在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法人和个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变一方投入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

要变兵家必争之地为商家必争之地，徐州还要进一步学习运用市场机制来经营城市，把城市当做最大的国有资产，把城市建设当作一项产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运作、经营，提高城市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识到“借力发展”的重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基金并组建城市投资公司，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等投资和政府特许专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扩大增量，促进城市建设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业也必然长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业改革，走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城市交通、园林、公用设施、可利用空间等城市资产，都是价值可观的资源。但长期以来，许多城市都是将其当作公益设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难以长大。徐州人已经有“城市设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识，正在把这些资源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对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建筑等设施的“冠名权”，对公园、交通、园林绿化的“经营权”，城市可利用空间的“使用权”，都可以进行公开公平竞争，或租赁或拍卖。闲置资产变成了“摇钱树”，无效状态下的公用行业变为有效资产，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资建设，补贴亏损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步伐，才能实现在城市长大的同时，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同步进入良性发展。

江苏的“西部地区”？

在江苏省确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经济欠发达的，它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2％，2000年GDP达到658.2亿元。人均7420元。三个产业的结构由24.5／45.3／3.2调整为目前的18.1／16.1／35.8。从这个调整结果看，徐州经济在“九五”期间自定位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徐州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综合实力不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江苏的能源基地，采煤对徐州的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在江苏全局的棋盘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都没有在徐州布点，造成全市工业体系明显不合理。十年前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部分没有跳出五小工业的范畴，经济调整时，“刀”就自然落在这些企业头上，结果是徐州的工业产业对全市的支撑作用不强。从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苏人口第一大市――――人口达到708万，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5.8％和47％。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个产业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苏南经济板块中，苏州无锡主要是靠县域经济支撑，徐州则主要是靠市区。徐州弱就弱在六个县市，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徐州国有经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国有经济改革比较滞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较低。

看来，徐州与苏州、无锡（这二位是全国地级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经济总体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江苏省的战略目标，要建设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苏南地区和南京有更长和更难的路要走。

设立目标锁定目标

徐州市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陇兰经济带东部商贸都会；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新兴旅游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徐州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规模设立目标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市区人均GDP达到3万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市区人均GDP达到5万元。建成面积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镇发展整体水平跃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徐州市未来的总体布局是建设“一城两翼”的特大城市，构筑“一主五副”紧密城市圈，形成“两轴一带”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区做大做强。“两翼”，即建设贾汪和双沟两卫星城，使之成为两个增长极，开成以主城区为中心，向两翼扩大发展的特大城市构架，做到主城强，两翼丰；“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为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县、丰县、睢宁五个城区建成中等城市，成为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紧密城市圈；“两轴”一是徐连（连云港）、徐丰城镇聚合轴，二是徐淮、徐沛城镇聚合轴，形成特大城市为辐射源，中等城市和重点中心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带”即徐连经济带，要抓住徐连高速公路和新亚欧大陆桥贯通的机遇，充分利用连云港桥头堡优势，加快徐连经济带建设，使之成为南接沪宁，北连胶济的，带动全市和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新高地，也从而带动全市城市化进程。

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东进”：城区向东跳过三环路形成新的城市组团；“南扩”：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城市组团，并逐渐与主城区对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区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组团；“西延”：综合开发，完善功能，增强对外辐射力。

鲁南济宁将组群式成长

在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速之时，山东省也不示弱。山东省的“十五”计划中，确定了重点建设四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宁即为其中之一。

横览纵观，各国把城市做大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全国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国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摊大饼，逐渐外延城区空间；其三是老市区不动，在邻近区域建设数个卫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组群结构，大约以50公里为半径，建设城市群，城与城之间不超过半天车程。

山东济宁市被省里定为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请北京大学9位城市规划专家，经过充分的专题论证，选择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种模式―――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并很快编制了“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复合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对济兖邹曲复合中心实行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以求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

济宁市组群结构大城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济兖邹曲四个城市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

组织管理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的关键。

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联系4个城市的纽带，是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证。济宁市的目标是在四城市之间形成22万伏大双环电力网络；实现4个城市同城票据交换和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当日通”；建立都市区动态数据网络平台，四城市间网话变市话；重组四城市广播电视系统；统一规划交通体系……

生态环境一体化。济兖邹曲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四城将统一规划治污和绿化。

模式比较范文篇10

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主要有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英美模式、日本的主银行模式和德国全能银行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的融资模式，即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多元化融资模式。任何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在特定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中，单个企业选择的具体融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数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却具有某种共性，即经常以某种融资方式为主，如以银行贷款筹资为主或以发行证券筹资为主，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模式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不同特别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证券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以上；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银行贷款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80%以上①。不过尽管日韩等东亚国家与德国的企业均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但东亚国家与德国在银企关系、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市场约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将对第二种融资模式再进行细分研究。为此，下面我们将对这几种融资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力图找出一些可供我国企业融资得以借鉴的经验。1英美企业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1.1英美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企业行为也已高度的市场化。因此，英美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集长期资本，证券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导形式。由于美国企业融资模式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着重从美国企业融资的实际来进行分析。应该说，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企业制度也已非常完善，企业行为也非常的理性化。一般地，美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遵循的是所谓的“啄食顺序理论”②（ThePeckingorderTheory），即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换言之，企业先依靠内部融资（留利和折旧），然后再求助于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企业一般优先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资金不足时再发行股票融资。这一融资顺序的选择反映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是内部融资占最重要地位，其次是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最后是发行新股筹资。美国企业注重证券融资的特点可以从其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反映出来。其一，美国企业内源融资比重高。例如，从1979年至1992年，美国企业内源融资占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5%以上，最高的1992年甚至达到97%，平均为71%；其二，美国企业在外源融资中优先选择债务融资，而股权融资则相对受到冷落，例如，整个80年代美国企业新股寥寥无几，多数年份新股发行为负值，这意味着许多企业通过举债来回购股票，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企业注重债务融资而相对忽视股权融资。表1美国企业1979—1992年融资结构比较（%）年份资金来源内源融资外源融资新增债务融资新增股权融资19797918319806531419816637-319828018219837420619847145-1619858336-1919867741-1819877937-1619888046-2619897945-2419907736-13199197-1419928695资料来源：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再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资金来源结构的横向对比中也可以发现证券融资在美国企业资金来源中的份量。表2美、日、德三国企业资金来源结构对比（占融资总额的%）国别美国日本德国内源资金753462外源资金256626得自金融市场1373得自金融机构125923其他0012外源资金合计256638注：美国为1944—1990年的平均数，日本和德国为1970—1985年的平均数。资料来源：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从美、日、德三国企业融资结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内源融资，在其外源融资中，证券融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美国证券市场极为发达有着相关的原因；德国企业的内源融资比重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类似，但在其外源融资结构中，德国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日本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66%，而在其外源融资中，主要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其证券融资的比重只有7%，银行贷款在企业总资金来源中占到了59%的份额。可见，从外部资金来源来看，美国企业主要依靠证券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1.2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美国企业的持股主体经历了由个人股东完全持股到个人股东与法人股东共同持股的历史演进。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是以个人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美国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由个人股东持股的，但近二十年来，美国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50%，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③，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是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把众多、分散的小额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应该说，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为美国个人投资于企业开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中介机制。尽管美国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实行分散投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单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比重并不高，因而使得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许多企业往往有成千上万个

股东，而且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高度分散化的企业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融资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一，明确清晰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是实现现代公司资本有效配置的基础，因为不管企业是以个人持股为主还是以机构持股为主，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或所有者始终是清晰可见的，所有者均有明确的产权份额以及追求相应权益的权利与承担一定风险的责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润滑剂，因为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意味着作为企业所有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很多，当股票的买卖者数量越多，股票的交投就越活跃，股票的转让就越容易，股市的规模发展就越快，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就越便捷④。这种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是，投资者作为所有者（委托方）难以真正对企业经理人员（人）起到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占有股权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左右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机构性的人，基金的受益人运作基金，他们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investor)，主要关心企业能付给他们多少的红利，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和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当机构投资者发现所持股票收益率下降时，就会立即抛出所持股票套现退出，而根本无意介入改组企业经理人员。因此，由于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企业所有者无力、也不愿意采用投票选择的方式约束或改组企业的经理人员，换言之，通过“用手投票”机制来约束经理人员，借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是很小的，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市场力量的作用包括股票市场、商品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形式。这些市场机制都能对企业经理人员施加影响，使其目标行为有利于所有者。这些市场力量中，数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最强，也最直接。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脚投票”机制对经理人员的约束。由于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股票交易成本较低，当企业股东对企业经营状况不满意或对现任管理层不信任时，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所持的股票，股东在股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的结果，使得该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而股价的大幅下跌往往会使企业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危机，如企业形象不佳、产品销售受阻、市场份额下降、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甚至提前收贷，财务状况恶化。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往往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通常，当企业股价大幅下跌时，董事会便会认为经理表现不佳，从而很可能直接将其撤换，这就是“用脚投票”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二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经营业绩下滑时，其股票价格将会随之下跌，当股票下跌到远远低于企业的资产价值以下时，由于股票价格较低，其多数股权极易被其他战略投资者收购，然后这些收购者凭借所掌握的股权，提议召开新的股东大会并接管了公司，将原来的经理层撤换，这就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即企业经理人时时存在着被“恶意收购”的风险。企业经理人为了避免企业被接管以致于使自己失业，就会尽力经营好企业，使企业保持良好的业绩，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股票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不易被收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企业兼并接管市场是美国企业治理的基本约束机制，尤其是80年代兴起的杠杆收购方式，使得美国企业出现恶意收购的狂潮，据统计，在接管活动达到高峰的1988年，美国企业接管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411亿元，为当年世界收购总额的70%以上⑤。1.3法律对金融机构持有企业股份的限制从法规和监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法律一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企业的股份。对于银行而言，1933年的格拉斯—斯廷格尔法几乎完全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份，例如，该法案不允许银行拥有任何一个单个公司5%以上的股份，就是持有少数的股份也不得参与股利分配，银行信托部门虽然可以代客户（受益人）持有股份，但是不能把其受托资金的10%以上投资于任意单个公司，并且有其它的法律鼓励信托机构持股进一步分散；除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在公司股份方面的投资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任一人寿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于其它公司股份的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总资产的20%，并且投资于单个公司的股份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资产的2%⑥；此外美国法律也限制非金融企业持有其它企业的股份。2日本及东亚国家企业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模式2.1日本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相对于英美等国家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外源融资模式，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从银行获取贷款。在这种融资模式中，以日本的主银行融资模式最为典型和突出。据青木昌彦的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包括三个相互补充的部分⑦：（1）银行与企业建立关系型契约；（2）银行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管的特殊关系；（3）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别的监管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主银行为首的信用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日本主银行融资模式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战后，日本所需的重建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随着经济的增长，所需资金越来越多，来自银行资金的比例不断增长，相对应的是股权融资迅速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57年到1974年间，在日本企业的资金构成中，内源融资（折旧和利润留成）所占的比重仅为25.6%—37.7%，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债券融资所占的比重则从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4年的8.3%⑧，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这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而证券市场又不发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而且日本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一旦结合就很难变动，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主银行体制这种独特的融资模式。主银行体制融合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个银行保持着密

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被称为系列（Keiretsu）⑨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但也涉及债券发行支持、股权投资、支付结算以及各种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值得注意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企业经营战略的转变和日本股票市场的发展，日本企业逐渐增加证券融资的比重，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格局并未改变。2.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从企业股权结构来看，与英美国家企业不同的是，日本的企业产权制度主要是以法人为基础的，即日本企业法人持股占有绝对的比重，据统计，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持有的股票只占22.6%，如果按股票时价金额计算只占20.5%⑩，而70%以上的股份是由各种法人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和大企业所持有。与英美等国企业之间单向持股不同，日本的企业之间往往相互持股，若干相互持股的公司形成了一个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形成了所谓的“企业集团”。产生这种持股结构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可能是与日本1945年以前的财阀传统相关，其二是日本法律与英美等国的法律不同，对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几乎没有限制，其三同日本的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有一定关联，这种东方文化体现在企业控制机制方面，就是日本企业之间的兼并接管活动很少发生。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由于企业股权结构的原因，日本企业之间的接管交易很少发生，类似于英美企业之间的恶性收购活动就更少了，因此，日本企业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主要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银行体系。由于以主银行为首的银行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资金来源的唯一渠道，且银行往往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就牵头对企业实施相互控制。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支付正常，则主要由各有关企业依相关持股关系进行，基本上是被动的监督；而一旦企业经营出现异常，财务危机显现出来，整个治理结构马上就转入由主银行牵头的积极干预状态。一般地，如果某个企业不能对其某一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就会将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银行，由银行决定采用何种干预方式。当然，主银行体制与相关公司是一种动态的监督关系，对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相机控制几乎毫无作用，但对出现财务危机的企业，控制权常常会落入主银行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主银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2.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对金融机构持有其它企业股份管制较少，反垄断法可能是其唯一的约束。一般地，日本并不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份，尽管这些银行受到反垄断监管，直到1987年，单个银行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才被限制到10%（后来为5%）。同样，保险公司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被约束在不超过10%。并且，日本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并不象美国那样的严厉。但是，与英美等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不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政府对非银行金融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日本直到80年代中期，法律和管制环境一直限制企业从银行以外的金融源融资，例如，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仍然难以直接从外部金融市场筹资，国内债券市场只对少数政府拥有的公司或电力等公用事业开放，1987年以前，日本完全禁止企业发行商业票据，直到1987年政府才允许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对股票的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的限制，但对股票交易课以重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88年；其二是政府的利率管制。在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严厉的利率管制政策，政府以官定利率的形式人为地压低存贷款利率。通过保持低储蓄利率，银行可以以低市场利率贷出资金并仍然获利，这样就可以使非银行金融逐渐丧失竞争力。韩国的企业融资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并辅助以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模式，具体不再细述。3德国企业的全能银行融资模式3.1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德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基本上与日本相同，都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不过，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全能银行融资体制。顾名思义，德国的全能银行是“全能的”，可以自主地从事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也就是说，银行既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也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并且，全能银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任何数量的股票。与英美等国的融资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制度体现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由于德国企业许多都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许多家族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很大。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德国企业普遍推崇追求长期价值，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再投资和银行贷款。与日本相似，德国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规模较小，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最小的，例如11，1990年末整个德国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纽约交易所为3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交易量为84.5万股，而纽约证券交易所1989年的交易量为4100.7万股。从上市企业来看，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如1990年底上市公司不到德国股份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德国持有股票的家庭只有7%，而美国则高达30%以上。1989年，德国家庭的储蓄率为12.2%，而美国为5.6%，这反映了德美两国企业资金来源的差异。3.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由于个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甚少，德国企业的持股结构多为法人持股，这与日本企业相类似。德国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为银行、创业家族、基金会、其他公司和政府等。虽然德国银行一般并不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它持有的股份只占德国国内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9%，但是，银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还能代表其所托管的许多个人股份参加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例如12，在1988年末，德国银行中储存的客户的股票就达到4115亿马克，约占国内股市总值的40%，再加上银行自己持有的股票，银行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到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并且，一些全能大银行常常从债权人开始发展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样，银行在许多公司监事会中占有席位，并直接影响着管理层，因此，德国的全能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权利，德国银行已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一

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3.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德国对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如前文所说，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全能银行实质是一种垄断银行制度，银行既可以从事存贷款等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又可以从事证券投资等投资银行业务，还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等，并且，银行可以持有任何比例的公司股份，仅有许多谨慎的法规来限制银行对企业的持股，但是这些谨慎性的法规约束力并不太强，在持股的集中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也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这一点也与日本相类似。一直到90年代以前，德国的非银行金融都受到政府的约束。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严格而烦琐的发行审批制度，二是对证券交易课以重税。当局一般要求企业发行申请必须得到德国经济部的批准，这样，企业往往不能在所选择的最佳时间发行证券，及时得到所需的资本，因此，相对于银行贷款融资而言，发行债券的实际成本较高，并且，证券交易税还会给二级市场加上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两个因素，德国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长期受到阻碍，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同样受到各种税赋的制约，结果是，客观上使得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作为一种外部融资形式与银行贷款相比缺乏竞争力。4国外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现实选择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模式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融资模式：一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financing）的融资制度13，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企业所需要的外源资金，主要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来筹集，银行则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主要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发达的证券市场，确切地说，是来自证券市场中的兼并与接管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另一种是以日、德等国家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在日本和德国分别称为“主银行制度”和“全能银行”融资制度，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制度14，在这种融资模式中，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一家企业一般都与自己的主办银行有着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主银行几乎“包办了”这家企业所有的融资需求，但是，银行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状况不佳时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融资模式都是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或改良，例如，东亚国家的融资模式就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这包括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而中国的融资模式也有类似的性质，因为中国曾模仿日本要求国有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的变革。但这两种融资模式究竟哪一种更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应该说，这两种融资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它们都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所适用的环境不同而已。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则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有助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团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可以为政府实施“赶超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载体，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地增长，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在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证券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难以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而排斥了市场竞争，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和爆发，而以证券为主的融资模式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证券市场又易于分散、释放和化解金融风险，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引起整个经济金融领域的动荡。例如，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暴露了企业过分依赖银行，政府通过大银行保护大企业，形成所谓保护舰队的后果，可以说，透明度低、制约力差和不良贷款加剧了经济泡沫和日本银行业的危机。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实际上我国一直实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15，八十年代初，在制定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我国金融管理层学习和研究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种是欧美强化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作用，另一种是日本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忽视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我国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连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可以通过银行集中大量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在增量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节；（2）银行贷款弥补了政府无力拨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3）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货币发行，结合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速度快、效果明显16。但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单一的银行贷款式间接融资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这表现为，首先，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图贷款，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贷款，政策性强，效益差，不良贷款有增无减；其次，约束力弱，由于透明度低，再加上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大锅饭”关系，贷款的制约力差，人情关系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想还贷，成了典型的关系型融资；最后，震动力大。政府通过变动贷款规模调控经济，速度快，一个命令下达后，全国立即可以收紧贷款或放松贷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弹性，效益好的企业首先受到影响，效益差的企业已经占用了贷款，也归还不了，而且，不能通过市场随时进行微调，只能是到了问题严重时才发现，不得

不从上到下用行政手段调控，对经济震动大，损失也大。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处于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证券市场也不太发达，经济证券化的水平还不高，并且，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推进的经济改革。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的融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作为近期过渡模式，可以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即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但是并不是照办日本和德国的做法，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实施国有银行商业化、股份化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努力提高证券融资的比重，同时，还要吸取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防止政府通过银行对企业的过度保护和政府对银行行为的过度干预。在此基础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将逐步过渡到未来的目标模式。未来的过渡模式应是自行发展、平行定位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融资模式。注释：①⑧参见小宁，“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及启示”，载《国有资产管理》1999②参见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理论契约：一个综述”，载《改革》1995.4③④⑤⑥⑨⑩1112郑文平、罗中伟，“美日德企业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中国工业经济》1997.4⑦1314见青木昌彦，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615实际上，间接融资内涵远远大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只是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但在我国，银行贷款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方式，理论界也常常将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视为银行贷款。因此，我们用间接融资来代替银行贷款来说明我国的企业融资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论。16见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定位”载《金融研究》1999.8参考文献1.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日2.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3.郑文平、罗中伟，“美日德企业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中国工业经济》1997.44.小宁，“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及启示”，载《国有资产管理》19995.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定位”载《金融研究》1999.86.青木昌彦，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