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选择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20:35:02

模式选择

模式选择范文篇1

关键词:会计计量;计量模式;计量单位;计量属性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企业要遵照国际惯例开展世界贸易,会计作为企业间贸易交往的媒介,作为一门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所起的中介作用十分重要。现代会计就是提供确认对象及其以货币形式计量的信息,并利用该信息对对象进行反映和控制。这就要求现代会计在定性确认的基础上,还需要会计计量来进行货币量化。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井尻雄士在他的著作《会计计量理论》中指出:“会计的灵魂在于会计计量,会计计量是会计核算的核心问题”。所谓的会计计量:是指针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进行衡量、计算和确定,将其转化为以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状况,也即完成了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中确认和计量有关财务报表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额的过程。

一、会计计量模式的类型及特点

(一)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就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用名义货币来计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这种计量模式认为只有交换的商品,其价值才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中投入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增值,而只有在对投入价值补偿保全的基础上,才算得上增值。针对不同的会计对象,选择不同的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计量模式,例如:历史成本/名义货币,现行成本/名义货币,现行市价/名义货币,可变现净值/名义货币,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名义货币,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现行市价/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二)介绍几种常见或可能运用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特点

1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依据了货币计量假设,配比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它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可验证性,有利于资产保管责任的履行。缺点在于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动,不能较好的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不适于制定经营与投资的决策。

2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与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相比,所不同的是它考虑了一般物价变动水平,但没有考虑个别物价的变动,而且一般物价指数的选择也比较困难。

3现行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这种会计计量模式否定了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所依据的货币计量假设,计量的收益中包括了资产置存的收益,属于按投入价值计价。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正确计量企业的收益,并做到计价在时间上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它的缺点在于现实成本很难予以确定,而且报表项目之间也缺乏纵向的可比性。

4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这种会计计量模式试图通过现行成本计量属性来消除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通过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的调整来消除一般物价变动的影响,从而全面的解决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问题,不足之处在于取得会计信息的成本较大,缺乏客观性与可行性。

二、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所谓理论依据是指在不考虑会计信息本身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及其可能的经济功效与影响,纯粹从理论角度来推定应选用的会计信息加工、生成操作手段的主要内容———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会计目标对会计计量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会计目标是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石,不同的会计目标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另一方面,会计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环节,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的侧重点不相同。由此,决定了会计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不同。目前,有关会计目标理论存在两种最基本的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1受托责任学派。它是在公司制盛行的时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一种思想流派,是以资源的“委托———受托”的形成为经济前提的,而资源的“委托———受托”关系的建立又是以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只有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发生以后,作为经营者主体的受托者才有义务对所有者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委托者才有必要对受托者受托经营责任的过程进行监督,对受托责任的结果进行评价,受托经营责任主要包括对委托者财产的保管责任,以及有效使用委托资源并使其保值增值的责任。受托责任学派主要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认为历史成本是以资产取得时的交易价格并经交易双方认可为基础,能够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主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2决策有用学派。它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经济背景下发展的,即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思想流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建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大量而且相关的会计信息,而会计信息的供给又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会计信息,服务于投资者决策为目标取向。由于会计持续经营假设的存在,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依照时间序列表现为: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历史成本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历史状况,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因此,决策有用学派在会计计量上主张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以便为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相关的且有用的会计信息。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受托责任学派是倾向于事实性基础的,是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关系出发的,而决策有用学派则是更倾向于目的性基础,是考虑从信息使用者的利益要求出发的。

(二)现实依据

所谓现实依据是指计量模式的确定并不是纯粹理论的推理与演绎所能完成的,在计量模式的选择,确定过程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往往会影响以至决定这一选择过程。

总起来看,影响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环境的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其中,又以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1经济因素。由于会计信息代表的是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且会计信息因公开披露,还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一些具有经济后果的影响,因而,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例如,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的标准会计惯例公告第十六号《现行成本会计》要求用现行成本代替历史成本,但后来因遭到公司经理阶层的普遍反对,最后不得不予以放弃。

2政治因素。政治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但相形之下,它对会计的影响不是很直接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对会计准则委员会只允许采用“递延法”处理投资贷款项目进行了干预,使得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以并用。

3技术因素。这里的技术因素是指会计职业的发展水平,如果现实中会计人员素质低下,则影响复杂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的选用。

4环境因素。会计计量模式的选用一般应以能够符合经济环境的规定性为其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十分恰当的体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当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科技和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新经济时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不足也显现出来,采用新的计量属性如现行成本、公允价值,也就成为可能。

三、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会计计量包括资产计价与收益决定两个部分,这儿我们集中讨论资产计价的模式选择问题。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的资产计量模式的主流是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计量的对象和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货币币值的波动、资产价格的升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新经济事项的出现使历史成本的计量不再适用,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等的计量使会计计量对象扩展,这些都冲击了传统的会计计量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应选择以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计量模式,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当前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其总数的极少部分,且其中占大部分的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仍用直接方式,委托与受托关系广泛存在,所以,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普遍适用,应采纳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

(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讨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时,概括出两个基本的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其中可靠性就是施加在会计计量上的现实限制,可靠性一般由客观性、中立性和可验证性三个要素组成。尤其在我国国有企业占主体的经济体制中,会计信息更是关乎社会的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会计信息质量倍受关注,而在五种会计计量模式中,历史成本又是最客观的信息,最容易取得。

(三)除上述因素外,计量模式在付之于实施时,还必须要满足可操作性的要求,目前,我国会计职业的发展水平和会计人员队伍的素质不高,会计操作手段也不十分完善,使得采用一种全新的计量模式会遇到各种困难,并增加了工作量,显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四)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用其他的计量属性作为一种补充和完善:例如,对于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用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值计量属性,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对于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用现行成本来计量。

参考文献:

〔1〕陈今池。会计理论与方法〔M〕

〔2〕财会月刊〔J〕。2001,(8)。

模式选择范文篇2

所谓会话模式,即DiscourseModes,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运用语言进行的一利一面向连接的可靠通信方式。会话模式选择由交往主体所处的对话环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构成。从现代语用学的发展源流来看,有多种主要的语言运作理论成为了会话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石。

(一)WilliamJames等人的语用学理论

WilliamJames等人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符号学家Peirce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观点。他们认为将交际中的主体、社会、历史归入语用理论中的因素,强调它们在无尽释义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行为理论传承并发展实用主义哲学,主张行为哲学的分析,强调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对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Searle)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Searle认为,讲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语言行为,如陈述、命令、询问、允诺等。语言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理论,说话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实施行为方式。Wunderlich以经验为根据的调查研究,克服了Searle等人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应当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预设言语行为,注重交际情景的重要性,提出领会(understanding),即领会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图;接受(acceptance),根据说话者的意图接受说话者的态度;成功交际(fulfillment),说话者和听话者根据言语行为的性质满足交际所需条件,实现成功交际。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哈贝马斯将他研究的语用学称为“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言语是往来于“客观外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性世界”之间的交往行动。交往有三个内容,一是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交往;二是社会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三是主体与自身及他人的主体性关系层面。语言的交往体现为“认知、交流、表达”三种方式。他认为,人能够根据不同的交往内容和交往主体,选择不同会话方式从而达到交往的有效性。从现代语用学阐释角度来揭示会话交往行为的普遍有效性基础和语用的普遍特征,我们能发现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一般规律。

二、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现代语用学的交往行为理论来分析,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交往主体的宏观环境,而且包括交往主体自身的微观因素。运用语用学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来分析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会话主体的性别差异、身份差异、思维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

(一)性别差异导致会话模式选择不同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家罗宾·托尔马奇·拉可夫认为,纵观种种文化,男性语言表达强硬,女性语言偏柔弱。男性语言体现权利与威望,女性语言体现谦恭和附属地位。他认为这是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和处世方式不同造成的,女性语言实际上是远离权利,或对权利毫无兴趣,并非是一味地恭顺和服从。

一般认为,在男性长者掌权、以父系结构为扩展的家庭模式中,由于男性在家庭中始终体现出权利和威望,年长者受人尊重,男、女性别等级差异显著,各自分别有单独的活动范围。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会话方式选择不同。我们经常能听到恋爱中男性向女性表达他的爱意时会说“我爱你”或“你真漂亮”,而相反女性以“你真坏”来回答男性。尽管他们所说的字眼截然不同,但是他们表达的意义都是赞许和肯定。但男性表达得直接而女性表达方式则更为间接。在公共交往场合,如会议或讨论会,常常是男性会激情地谈论并控制着话题,成为这场景中的核心,而不是女性。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寻求他人的观点。而女性和男性相比,她们往往采用更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想谈论太多,更避免与他人就某个思想或观点发生激烈的争论。

在英语会话用词上也能体现这种男女性别的差异。女性语言更加充满多姿多彩的表达形式。在相同的语境中,女性倾向于使用更加正式的句型与发音。擅长语音语调的运用。喜欢使用升调结尾以强调会话双方文化背景的一致和对他人观点的赞同。表达礼貌。使用高升调表示惊讶和“出乎意料”。女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较多。这些词语可以缓和会话的强硬语气。

(二)身份背景差异导致的会话模式选择不同

一是年龄差异导致的会话模式差异。一般来说,由于年龄阅历的缘故,也有传统文化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行为规范要求的不同等等原因,导致年轻人会话比较直接,而老年人则倾向于间接,最得更为成熟谨慎。所以在会话过程中,如果是双方存在年龄差异。要注意会话的语气和态度,要避免冒犯长者,间接问话可能是更好的策略。

二是身份地位差异导致的会话差异。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在与上级说话时,都会注意用谦卑委婉的态度,言辞谨慎,经常使用肯定的回答。以表示赞同上司的意见。即使出现观点不同,也会采用商量式的口吻。而一般上司说话带有强力意志的特点,善于沟通的上司也许能以赞许或宽容的态度对待下属。通常见到的例子是,东方人,特别是日本人善于使用这种间接会话方式,他们很少对别人说“不”,他们说“Yes”的同时,意思其实相当于“No”,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避免会话双方由于观点利益不同而导致的正面摩擦和冲突。

三是职业表达差异导致的会话方式不同。在某些特定的行业中,会话语言强调要简洁明了。而不是间接婉转。如:一位在香港的中国警察因为母亲要做手术想请假。这位中国警察委婉地解释,用着温和的语调。诱导的方式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他的上司能够允许他请几天假,但这位英国官员可能太忙,出于职业习惯希望直截了当,因为听很久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请求。所以失去了耐心。这个警察的间接表达使得他迷惑不解。可能认为这位警察的母亲要做手术,想从他这借钱,这使得官员很尴尬甚至生气了。他不喜欢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即使这位警察想要从他这借钱。也应该直接点会受欢迎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合作原则的方式,会话要表达清楚,表达要避免晦涩和模糊不清,不能碍于面子表意不清。在这个谈话中,警察啰嗦的话语违背了表达清楚这个原则,这使得他的话对于上司来说是晦涩模糊的。

(三)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会话模式选择不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思维模式具有其民族性,各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对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文化形态必然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又必然会影响各自的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因而出现不恰当的言行,这是产生交际故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社团价值至上,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价值至上。如:在英文的书面中,“I”字无论何时都要大写,而“我们”,“你们”,“你”,“他(她)”则不要大写,充分体现了“我”在社会中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用谦虚称。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交往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导致交往主体观察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不同,从而导致会话模式的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差异,在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中极其容易导致会话的差异。

三、结论

随着国际、国内交流的不断增加,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交往机会。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会话中各自表达的礼貌方式及其语言不尽相同,由于社会地位、文化传统等因素差异使会话语言、行为及效果发生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改变。因此,在日常交往中,应该遵循礼貌原则,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减少冲突,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总之,把握好会话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要注意会话主体的性别差异、身份背景差异和思维差异等,要深入到会话主体的会话背景中仔细选择会话模式,才能减少不同交往主体之间的语言误解,促进交往行为的有效性。

模式选择范文篇3

关键词:会计计量;计量模式;计量单位;计量属性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企业要遵照国际惯例开展世界贸易,会计作为企业间贸易交往的媒介,作为一门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所起的中介作用十分重要。现代会计就是提供确认对象及其以货币形式计量的信息,并利用该信息对对象进行反映和控制。这就要求现代会计在定性确认的基础上,还需要会计计量来进行货币量化。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井尻雄士在他的著作《会计计量理论》中指出:“会计的灵魂在于会计计量,会计计量是会计核算的核心问题”。所谓的会计计量:是指针对会计对象的内在数量关系进行衡量、计算和确定,将其转化为以货币表现的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状况,也即完成了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中确认和计量有关财务报表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额的过程。

一、会计计量模式的类型及特点

(一)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就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用名义货币来计量,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这种计量模式认为只有交换的商品,其价值才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中投入价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增值,而只有在对投入价值补偿保全的基础上,才算得上增值。针对不同的会计对象,选择不同的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计量模式,例如:历史成本/名义货币,现行成本/名义货币,现行市价/名义货币,可变现净值/名义货币,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名义货币,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现行市价/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

(二)介绍几种常见或可能运用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特点

1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依据了货币计量假设,配比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它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可验证性,有利于资产保管责任的履行。缺点在于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动,不能较好的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不适于制定经营与投资的决策。

2历史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这种会计计量模式与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相比,所不同的是它考虑了一般物价变动水平,但没有考虑个别物价的变动,而且一般物价指数的选择也比较困难。

3现行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这种会计计量模式否定了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所依据的货币计量假设,计量的收益中包括了资产置存的收益,属于按投入价值计价。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正确计量企业的收益,并做到计价在时间上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它的缺点在于现实成本很难予以确定,而且报表项目之间也缺乏纵向的可比性。

4现行成本/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这种会计计量模式试图通过现行成本计量属性来消除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通过不变购买力货币单位的调整来消除一般物价变动的影响,从而全面的解决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问题,不足之处在于取得会计信息的成本较大,缺乏客观性与可行性。

二、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所谓理论依据是指在不考虑会计信息本身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及其可能的经济功效与影响,纯粹从理论角度来推定应选用的会计信息加工、生成操作手段的主要内容———计量模式。

会计计量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会计目标对会计计量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会计目标是会计计量的理论基石,不同的会计目标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另一方面,会计计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重要环节,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的侧重点不相同。由此,决定了会计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不同。目前,有关会计目标理论存在两种最基本的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1受托责任学派。它是在公司制盛行的时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一种思想流派,是以资源的“委托———受托”的形成为经济前提的,而资源的“委托———受托”关系的建立又是以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基础的。只有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发生以后,作为经营者主体的受托者才有义务对所有者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委托者才有必要对受托者受托经营责任的过程进行监督,对受托责任的结果进行评价,受托经营责任主要包括对委托者财产的保管责任,以及有效使用委托资源并使其保值增值的责任。受托责任学派主要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认为历史成本是以资产取得时的交易价格并经交易双方认可为基础,能够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主张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2决策有用学派。它是在证券市场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经济背景下发展的,即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思想流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建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大量而且相关的会计信息,而会计信息的供给又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会计信息,服务于投资者决策为目标取向。由于会计持续经营假设的存在,经济决策所需要的会计信息依照时间序列表现为: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历史成本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历史状况,现行成本和现行市价用来衡量经济活动的现实状况,因此,决策有用学派在会计计量上主张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以便为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相关的且有用的会计信息。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受托责任学派是倾向于事实性基础的,是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关系出发的,而决策有用学派则是更倾向于目的性基础,是考虑从信息使用者的利益要求出发的。

(二)现实依据

所谓现实依据是指计量模式的确定并不是纯粹理论的推理与演绎所能完成的,在计量模式的选择,确定过程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往往会影响以至决定这一选择过程。

总起来看,影响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环境的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其中,又以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1经济因素。由于会计信息代表的是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且会计信息因公开披露,还会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一些具有经济后果的影响,因而,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例如,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的标准会计惯例公告第十六号《现行成本会计》要求用现行成本代替历史成本,但后来因遭到公司经理阶层的普遍反对,最后不得不予以放弃。

2政治因素。政治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但相形之下,它对会计的影响不是很直接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对会计准则委员会只允许采用“递延法”处理投资贷款项目进行了干预,使得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以并用。

3技术因素。这里的技术因素是指会计职业的发展水平,如果现实中会计人员素质低下,则影响复杂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的选用。

4环境因素。会计计量模式的选用一般应以能够符合经济环境的规定性为其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十分恰当的体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当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科技和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新经济时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不足也显现出来,采用新的计量属性如现行成本、公允价值,也就成为可能。

三、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会计计量包括资产计价与收益决定两个部分,这儿我们集中讨论资产计价的模式选择问题。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的资产计量模式的主流是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计量的对象和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货币币值的波动、资产价格的升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新经济事项的出现使历史成本的计量不再适用,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等的计量使会计计量对象扩展,这些都冲击了传统的会计计量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应选择以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的计量模式,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当前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其总数的极少部分,且其中占大部分的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仍用直接方式,委托与受托关系广泛存在,所以,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普遍适用,应采纳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

(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讨论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时,概括出两个基本的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其中可靠性就是施加在会计计量上的现实限制,可靠性一般由客观性、中立性和可验证性三个要素组成。尤其在我国国有企业占主体的经济体制中,会计信息更是关乎社会的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会计信息质量倍受关注,而在五种会计计量模式中,历史成本又是最客观的信息,最容易取得。

(三)除上述因素外,计量模式在付之于实施时,还必须要满足可操作性的要求,目前,我国会计职业的发展水平和会计人员队伍的素质不高,会计操作手段也不十分完善,使得采用一种全新的计量模式会遇到各种困难,并增加了工作量,显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四)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用其他的计量属性作为一种补充和完善:例如,对于人力资源,无形资产用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值计量属性,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对于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用现行成本来计量。

参考文献:

〔1〕陈今池。会计理论与方法〔M〕

〔2〕财会月刊〔J〕。2001,(8)。

模式选择范文篇4

我国休闲农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经历了90年代的初期发展阶段,21世纪初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目前,我国休闲农业主要有田园农业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农家乐”旅游、村落乡镇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科普教育旅游和回归自然旅游等模式类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潍坊市在充分挖掘、整理本地民俗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民俗旅游的先河,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民俗旅游区。近年来,潍坊市的休闲农业有了较快发展,涌现出了潍坊金宝乐园、安丘青云山民俗游乐园、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昌邑绿博园、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青州黄楼花卉休闲农业观光园、寒亭益民合作社市民农园等典型模式。综合来看,潍坊市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休闲农业多以经济功能为主,在社会和生态功能方面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与发达国家休闲农业相比有明显差距,且存在许多问题。

(一)开发盲目,定位模糊

目前,我国多数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基本上以乡、村和工商业主自主开发为主,缺少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很多项目在设计初始,对周边环境与潜在市场、园区功能、产品定位没有进行翔实调研、周密论证,开发建设不是量力而行、量需而择,而是简单搬用、盲目追新,随意性较大。虽然有些地区的建设、农林、水利和旅游部门都制定有相应的标准评定景区景点的等级,并实施相应的管理办法,但这样又形成多头管理,各自规划、缺乏宏观控制和指导。项目开发的无序性和盲目性,造成项目设置布局不尽合理、功能不配套、定位不明确、产业链不衔接、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

(二)模式雷同,特色不浓

许多投资者仅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作为“摇钱树”,忽视可行性研究和资源评估,单纯模仿、仓促上马,项目设置雷同甚至重复,既缺乏特色、无吸引力,还容易出现“非均衡博弈”,造成无序竞争、多败俱伤。另一方面,与城市旅游、工业旅游、商贸旅游、探险旅游等相比,休闲农业的特色和价值在于其返朴归真的田园风光、品种繁多的土特产品、参与体验的农事活动、绿色鲜美的农家小吃和多姿多彩的乡情民俗等等。然而,有不少园区并没有充分展现出“休闲农业”的特色,或因规划地域逼仄遮蔽田园自然风光,或为模仿城市公园丢弃乡村特有“土”味,或为追逐现代时尚失去少数民族风韵,或因农事安排失真难遂游人体验意愿,等等。

(三)底蕴浅薄,品位不高

我国是农业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戏曲文化以及茶文化、酒文化、花文化等等,大量蕴藏在民间,可供休闲农业的开发和利用。许多园区在农业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滞后、挖掘不足,致使项目内容缺乏文化底蕴,不能充分展示地方文化和民俗风情,文化主题不够鲜明,仍然停留在观赏、采摘等表层繁荣阶段,园区印象模糊、内涵浅薄、品位不高,不能满足游人精神层次的需求。

(四)服务落后,管理不善

不少休闲农业园区偏重设施、轻管理,重建设、轻服务,食宿卫生欠佳、活动内容单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缺少正规培训,导游知识浅薄、服务态度恶劣等等,成为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休闲农业是集农业和旅游业于一体、综合性、多功能性、开放性的经济实体,对管理者的要求高。目前不少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层的人员多来自其他行业,知识结构不完善,管理经验不匹配,“懂农业的不熟悉休闲业,懂休闲业的不熟悉农业”现象较严重,制约了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壮大。

(五)急功近利,破坏环境

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生命力之所在,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休闲农业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许多地区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与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过分依赖非自然的技术手段,大兴土木、生造景点,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仅如此,有的园区为节约成本、减少投入,解决游人食、宿、行、游问题,靠违规扩张非农业用地的办法,致使生活垃圾、废物、废水污染肆意蔓延,严重危及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六)资源单一,内容贫乏

农业资源丰富,项目功能齐全,活动内容新奇,是开发休闲农业项目的关键。许多地方攀比跟风,仅凭几块农田、几棵果树营造休闲园区,总体规模小,没有综合性的休闲观光场所,园区景观杂乱无章,既没有少丰富多彩、可参与体验的活动内容,又缺少鲜活新奇、供启智怡情的教育内涵,难以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休闲需求,吸引力不够,游人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

(七)调控出偏,缺场越位

在休闲农业发展调控中,许多地方政府部门角色定位出偏,存在缺场、越位或错位现象。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在许多本该由政府做的事情上缺场:对园区用地、宣传推介、项目经营、安全卫生等方面监管不力,导致休闲农业市场秩序混乱,游客权益受损;有的地方财政未设立专项资金,对休闲农业园区扶持力度不够;有的园区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落后,交通运输不发达、不配套,通信网络系统不齐全、不畅通,无法对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不清,在许多不该做的事情上越位:无视市场规律,沿用计划经济体制决策方式,确定项目产品,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以财政拨款包办垄断,造成休闲农业发展对政府的依赖;直接投资开发资源、兴建项目、负责经营,效益甚微、浪费严重,个别地区甚至有官商勾结侵吞利益的案例发生。

二、国外休闲农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休闲农业最早起始于欧洲,休闲农业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传统农业的替代产业。世界各国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以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发展起来的“度假农庄”和“民宿农庄”等经营方式最为普遍。目前,发达国家休闲农业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其发展模式、经营管理、政策法规、理念导向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有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并突出地方特色资源

从发达国家休闲农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各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呈高度多样化、差异化,不仅每个国家之间,即便是一国范围之内、一个地区之内,休闲农业的发展程度、发展模式、经营类型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阶段的一通百通的成功发展模式和经营类型。不重视与地方特色资源的结合,即是不重视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休闲农业发展中有过失败教训。因此,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促使各个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即必须高度重视并突出地方特色资源和地方性要素(时间因素、历史遗迹、空间分布、名称概念等)的开发利用。

(二)政府起重要而有限的作用

各国政府对休闲农业的发展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励政策,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类型和政策工具内容尤其广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除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外,还应该协调休闲农业的发展环境,协助信息和促销宣传,提供适当的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应逐渐、适当放松管制,创造健康、和谐的经营环境,提升经营效率。

(三)规范完善标准和法律法规

发达国家休闲农业在项目用地、服务内容、文化条件、基础设施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考核等方面设立了质量标准和评价细则,推动了休闲农业的有序发展。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休闲农业的计划、用地、经营、纳税等方面制定有全面、具体的法律法规,保证了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使休闲农业有序、健康发展,必须规范行业标准、健全法律法规,既要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还要不断补充或扩展市场。

(四)民间团体的作用不可替代

休闲农业具有地域性和季节性特点,要实现产业化和规格化,市场推广和宣传促销至关重要,经营者个人难以独立完成。在发达国家中,这项业务更多的是依靠联结农户与市场的纽带———行业协会来进行。此外,除了政府的有效管理,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行业协会来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休闲农业经营管理咨询服务、进行休闲产业评估等,以提高休闲产品质量、规范休闲产业的发展。可见,在休闲农业的市场推广、合作经营、标准制定、监督检查及评估培训等方面,行业协会能够起到政府和经营者个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三、潍坊市休闲农业发展前景分析

山东省潍坊市具有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厚资源,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道路交通的日益发达、闲暇时间的明显增多、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以及传统农业的战略转型,休闲农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

(一)资源条件

潍坊市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名胜遍布、古迹众多,加之旅游业起步早、农业基础雄厚,发展休闲农业潜力巨大,主要表现在:1.区位资源优越。潍坊市南依沂山,北濒渤海,东连海港名城青岛、烟台,西接工矿重镇淄博、东营,是山东半岛的交通枢纽,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南部是山区丘陵,中部为平原,北部是沿海滩涂;市域共有大小河流112条,其中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55条,主要分属潍河、弥河、白浪河、胶莱河、小清河水系;海岸线西起淄脉河口,东到胶莱河口,东南-西北走向,全长143公里;国土绿化水平不断提高,林业事业长足发展,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到30%以上。休闲农业的多样化、多功能化条件较为完备。2.农业基础雄厚。潍坊是农业大区,是山东省农副产品的集中产区之一,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发祥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业科技水平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一定位次。经过近几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全市已经建成了寿光蔬菜、青州花卉、诸城板栗、安丘樱桃、昌乐西瓜、潍坊萝卜等一大批名优特稀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既能创造经济效益,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是发展观光、采摘、种植、喂养等模式休闲农业的基础条件。3.风景名胜众多。潍坊市南部山区丘陵地带,自然风景名胜数不胜数。“小泰山”沂山,层峦叠嶂,河流湍急,既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又有古老的人文景观;青州云门山,危崖峭立,景色迷人;青州仰天山“,一窍仰穿,天光下射”;安丘青云山,林幽溪清,植被丰富;临朐石门坊,漫红嵌黛,瑰丽如画;潍城浮烟山,依偎符山水泊,山水相映,景色秀丽;有“北国江南”之誉的临朐老龙湾,泉水喷涌,四季恒温。此外,还有世界级地质旅游资源巨厚沉积页岩硅藻土“万卷书”、“化石宝库”景观,规模宏大、景观独特、蓝宝石资源丰富的昌乐古火山群胜景等等。得天独厚的风景名胜,是开发森林氧吧、水面垂钓、生态农园等模式类型的休闲农业的前提和依托。4.潍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遗产遍布各区。青州偶园,是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冯溥的私家花园,结构严谨,布局得体,园内假山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康熙风格的人造假山,浓缩九州山川秀水,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范公亭及三贤祠,为后人祀三位青州知州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之所;范公亭北邻有李清照故居,宋代词人李清照、金石学家赵明诚夫妇寓居此处14年,写出了著名的《金石录》30卷和多篇传世诗作;建于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的安丘庵上石坊(节孝坊),岩石建筑与石雕艺术有机组合,繁而不乱,工艺超群;诸城王尽美烈士故居和王尽美纪念馆,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道德理想教育的课堂。千百年来,出生或活动于潍坊的历史文化名人有100多位,宗教的发展与融合也留下了具有较高旅游价值的名寺古刹、石窟佛像等遗址遗迹,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是潍坊市休闲农业的重要内涵。5.乡村民俗多彩。潍坊市现辖奎文、潍城、寒亭、坊子4区,青州、诸城、寿光、高密、安丘、昌邑6市,昌乐、临朐2县,含68个乡镇、49个街办,全市总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868万人,有汉、满、回等51个民族①。市辖农村地区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颇具特色。安丘石家庄民俗村,每年都有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西欧等国的游客,来到这里随农家俗、学农家活、住农家房、吃农家饭,体验民间风俗、饱享田园之乐;建于1988年的石家庄民俗博物馆,由民间礼仪厅、民间工艺室、民间文娱室、农事用具室、农家生活室、农家纺织室、私塾学堂室及婚俗院等组成,陈列、展示、再现了鲁中一带清末和建国初期的农家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建于1986年的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现已形成以木版年画文化、风筝文化、古店铺街民俗文化、郑板桥书画文化4大景区、20多个景点的民俗文化观光园,游客在这里可以尝试年画、风筝制作。依据民俗村和民俗博物馆,开发民俗文化休闲农业,可以让游客真切体验和感受潍坊的民俗文化。6.旅游品牌知名。近年来,随着潍坊城市建设及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城市、乡村风景更加亮丽,“中国潍坊—逍遥游”品牌知名度大幅度提高,旅游业已成为推动潍坊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显示,2009年潍坊市接待国内游客2313.4万人次,同比增长23.7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81.41亿元,同比增长26.37%,相当于GDP比重为6.66%。国内旅游人数全省排名由2006年的第9位上升为第7位,国内旅游收入排名由2006年第9位上升为第4位。按旅游目的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活动、探亲访友、会议等,其比重分别占34.16%、24.26%、22.48%、7.56%、3.89%。游客比较感兴趣的是民俗风情、山水风光和生态旅游,其中民俗风情、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农业特色旅游、生态旅游、主题公园,比重分别占78.52%、60.39%、52.28%、38.66%、18.35%、15.27%。其中,生态旅游所占比重同比上升26.87个百分点。②“中国潍坊—逍遥游”,是潍坊精心打造的山东第三大旅游品牌,目前,八大“逍遥游”精品线路逐渐走向全国,在国外也有了一定影响。

(二)发展机遇

潍坊市不仅具备发展休闲农业所需的资源条件,而且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潜力巨大,前景广阔。1.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潍坊市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上世纪80-90年代,潍坊市GDP居全省第二,在全国25个国民生产总值过百亿城市中居16位。2005年,潍坊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5017元,增长13.1%。在全市12个县市区中,寿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以5566元位居第一,潍城等6个县市区农民人均收入突破了5000元大关,其它5个县市区收入也均在4000元以上。③其中,6个县市区全部达到小康县标准,4个县成为全国百强县。2006年,潍坊市人均GDP达19677元(相当于2659美元),已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④2009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7267.3元,比上年增长10.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2484.1元,增长7.9%;农民人均纯收入7695元,增长8.8%,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240元,增长8.5%。⑤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居全省前六,增幅全省第一。⑥截至201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6%,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8.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2.6%。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675元,增长13.9%;农民人均纯收入8872元,增长15.3%。⑧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为城市居民外出休闲旅游和我市休闲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守基础。2.消费观念转变。随着收入稳定增长,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也日趋合理,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支出大幅增加,服务性消费的需求连年上升,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2000年,我市城区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4.02%①。到2006年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回落约1.83个百分点,降至32.2%,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②这一变化说明,潍坊市城镇居民的生活已越来越不满足于衣食住行,而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追求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工作节奏的加快、休闲空间的减少,促使城市居民将目光和兴趣转向郊区、转向城市周边的农村,希望体验清新恬静的田园生活。为拉动旅游消费和相关服务业发展,潍坊市推出了“旅游一卡通”“、惠民一卡通”。有拉动内需政策作保障,潍坊市发展休闲农业的市场前景看好。3.闲暇时间增多。休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自身的一项重要精神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休”,即有效地休整和恢复机体功能,满足娱乐或享受的精神活动需求;“闲”,指可自由支配、合理利用的业余时间,或可转化为人力资源时间资源。故“有闲”,亦是休闲的前提之一。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一样,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潍坊市城乡居民的闲暇时间随之增多,追求身心放松、精神闲适的需求渐趋高涨。1995年起我国实行双休日制,1999年起实行“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黄金周”制度③。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2008年1月1日,我国又开始实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目前我国已经有法定假日114天,再加上国家正在逐步推广的带薪休假制度,我国公民每年可享受的节假日增多,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宽裕,普通工薪阶层的闲暇时间一般能达到120天,每年约有1/3-1/2的时间在闲暇中度过,休闲日渐成为城镇居民的常态。闲暇时间的增多、文化生活和旅游消费的增长,将促进潍坊市休闲农业更快发展。4.传统农业转型。潍坊市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传统农业正处于转型时期。自1993年开始,潍坊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组织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转换为追求效益增长,并越来越关注人、资源、自然三者间的协调发展。近20多年来,特别是自我国加入WTO之后,潍坊市农村纷纷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依靠农业产业化,从本地出发不断创新模式、丰富内涵,制定区域农业发展规划、品牌农业、创汇农业、有机农业等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为我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传统农业的转型中,潍坊市多功能农业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农业多功能理念也得到了广泛认同,逐渐形成全面开花、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良好局面。发展休闲农业,既是农业多功能性的体现,也是农业战略转型的方向。

四、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选择的原则

各国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各有不同,故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不过,基础理论的导引、异域经验的启示及实践问题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国家、地区畛域,发现休闲农业共性,从而依据本地资源条件和发展前景,科学选择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具体说来,潍坊市及国内其他地区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市场导向

市场是休闲农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首先必须要明了服务对象和利润来源,从市场需求出发并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变化,进行投资决策、设计项目、开发产品及服务,并适时更新升级,避免盲目投资,降低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资源优势

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首先要找准本地资源优势或特色,在景观、生产、消费、住宿、疗养、度假、观赏、品尝、参观、体验、娱乐、学习、购买等方面,开发新的服务产品,或赋予服务产品以新的内容、新的样式,在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游览方式、时间选取、消费水平等方面提供多种方案、多种服务以供选择,满足游客不断增加的新的消费需求。

(三)以农为本

作为山东省的农业大区,潍坊市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目的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因此,选择休闲农业模式,应该在确保农业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挖掘农业产业的新功能、延长农业经营产业链、拓展农业发展新空间,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把农业基地建设、产品开发与人们观光、参与、体验等需求有机结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四)科学规划

从潍坊市实际出发,近期宜以城市郊区型为主、景区周边型为辅,进行开发规划;长远来看应重点开发景区周边、特色农村、高科技农业基地等为主。由于客源主体人群是城市居民,距离城市近、基础设施好、开发成本较低、效率效益较高,目前潍坊市休闲农业主要集中在城郊。城郊休闲农业的开发近期宜以观光、农家乐为主,长远应以休闲、度假、购物为主。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休闲需求将趋向多样化、高级化,现有的城郊普及型“农家乐”模式将难以满足新的需求,城郊休闲农业应当向特色化、专业化、科技化,多功能、高品位、绿色环保方向发展。城郊以外的休闲农业因其客源广泛、距离城市远,应当以度假旅游为主。总之,项目规划要依据本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市场需求,不能攀比跟风、一哄而上或重复建设;项目开发要充分考虑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统筹安排休闲资源,做到景点区域分布合理、规模适度、档次适中,产品及服务内容丰富、特色突出;规划设计要发扬传统文化,融汇现念,展示休闲农业的奇趣性、参与性和多功能性特点;客源及市场定位应从实际出发,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立足本市、带动省内、推向全国、影响国外。

(五)可持续性

发展休闲农业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做好农业发展远景规划,充分利用荒山、荒滩、荒地等后备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休闲农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休闲农业模式建设和经营不能破坏环境、污染环境,要做好水土保持、自然生态保育、公害防治及废弃物处理等工作,做到开发与保护并举、生产与生态并重。

(六)民间主体

休闲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农户或企业,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政府规划项目、制定政策的前提是农民同意、愿意,不能强制性安排,更不能强制性推行。选择休闲农业发展模式,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出发点,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使农民切实从休闲农业的发展中真正得到实惠。

(七)兼顾协调

模式选择范文篇5

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专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专政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

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

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

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

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

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

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

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

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

四、俄罗斯的西方化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

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

五、

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

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

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

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

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

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

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福利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单位:%

年份瑞典荷兰前西德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198025.928.325.716.415.015.214.515.012.811.9

资料来源:OECD,转引自“EconomictheoryandtheWelfareStatebyNicholasBarr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une1992,P759

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30~0.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模式选择范文篇6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模式选择范文篇7

关键词: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作者:张天赐 张良彬 何鹏辉 赵 飞 王长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2]高田甜,陈晨.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J].上海金融,2013.10.

模式选择范文篇8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并且房地产价格又一次快速上涨。因开征物业税对房价会起到明显有效的抑制作用,可以缓解现行房地产市场过热,抑制房地产泡沫,因此,开征物业税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几年来一直有消息说要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2010年以来物业税开征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如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北京最早2011年底开征物业税。由于我国物业税改革既承担着普通的税收收入功能,又肩负着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任,因而,物业税推出的时机、物业税改革的模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

对于物业税改革的模式,目前争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要不要并入物业税当中;二是对居民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要不要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土地出让金不能并入物业税中。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应该对所有的物业类型进行征税;但从国内的现实看,主流声音主张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本文分别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和免征物业税两种模式的税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二、全面征收物业税的税收效应分析

目前,对所有物业征收物业税的税制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实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这一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因为是对所有住宅征收,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甄别是第一套房还是二套以上住宅;二是税收覆盖面广、税源稳定,政府可以获得一项稳定而充足的税收收入。这一方案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一是居民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有可能加重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二是不利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成本;三是由于普通居民的税负可能增加,因而物业税改革的阻力较大,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物业税开征后,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

1.税负递增效应。物业税具有税负难以转稼、税负水平随着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不断提高的特点,并且由于征税对象是人们的基本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增加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反而会因为升值而需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因此,物业税收入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定的持续不断增长的额度,为自己的住宅支付物业税;这意味着人们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假定收入不变),即产生税负递增效应。

我们以深圳市的数据资料对物业税税负递增效应进行分析。假设物业税税率为1%,计税金额按房屋市场价值的70%进行估算,单套住房以100平方米计算。根据表1中数据,可计算出2006—2009年深圳市各行政区的物业税税额,计算结果见表2。表2数据显示,由于房价上涨,从2006年到2009年,各区的物业税都有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宝安区上涨了88.5%,龙岗区上涨了78.6%,福田区上涨了82.1%,南山区上涨了80.8%,盐田区上涨了57.8%,罗湖区上涨了76.2%。因为物业税是根据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的,因此房价上涨越快,物业税上涨幅度也越大。当然,从2006—2009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2567元增加到29245元,增长幅度为30%。但与房价和物业税的上涨幅度相比,要小了许多,因此,如果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居民的税收负担将随着房价上涨而不断上升。

2.地区差异效应。从地区角度看,如果两个地区的房价不同,物业税税率标准相同,则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为自住住宅支付更高的物业税,而房价低的地区的居民家庭将支付一个相对较低的物业税,因此,在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一个税收差异效应。因属于自住住宅,房屋增值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因此,这也意味着房价高的地区居民家庭将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在这里,物业税将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的居民将不得不离开房价高的地区,而转向房价低的地区寻求就业和居住场所。“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高的地区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少,而房价低的地区则房地产需求增加,因而不同地区的房价差异将逐渐缩小而趋于一致。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房价不同,深圳市6个区的物业税税额有较大差异,其中福田区税负最高,2009年税额为13220元,而龙岗区物业税最低,2009年为6716元,福田区物业税比龙岗区高了一倍,这就是物业税的地区差异效应。而这只是一个城市不同区域的物业税差异,如果是不同城市之间,由于房价差异更为突出,因而物业税的差异也将更为突出。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对其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且房价高的地区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将迫使众多中低收入家庭从房价高的区域向房价低的区域迁移,以减轻物业税负担。如深圳市内福田、南山区的居民向龙岗、宝安区迁移。

3.结构冲击效应。在商品房销售市场中,征收物业税后,由于所有房屋均需缴纳物业税,且需按房屋的市场价值来缴纳,根据理性选择规律,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而减少对大户型、豪华型住房的购买。需求的改变必将引起供给层面的变化,也就是住房供给结构中,小户型住房将增多,大户型、高档公寓以及别墅的供应将减少。

4.行业差异效应。物业税的开征,对房屋租赁市场、房屋买卖市场、土地市场都将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1)房屋租赁市场。由于征收物业税,住房投资成本增加,投资者要么自己承担增加的税收,要么将增加的税负部分或全部转嫁给租房者。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房屋“租售比”较低,租房收入只够抵消资金成本,投资者主要是通过房屋的“低买高卖”来获取投资收益。因此,征收物业税后,投资者自己承担税负的程度有限,只能通过税负转嫁将大部或全部税负转嫁给租房者,这意味着租赁市场上租金将较大幅度上涨。同时,由于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这将使部分居民放弃购买住宅,而通过租赁住房来满足居住需要,这使得租赁市场上房租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租售比”较低的状况,可从深圳市的房地产市场得到证实。表3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深圳市各区的住宅租金上涨幅度都不大,上涨幅度最大的福田区涨了17.1%,上涨幅度最小的盐田区仅涨了3.2%,远不及同期房价上涨的幅度。我们以2009年的数据来分析投资者对物业税的承受能力。这里有以下假设:投资者贷款额度为房屋价格的70%,贷款期限为20年,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

R=Pi(1+i)n/(1+i)n-1

其中R为每期还款额,P为贷款额,i为贷款利率,n为还款期数。将表1中各区的房价数据乘以0.7,再乘以100(住宅面积100平方米),即为贷款额,利率以5年以上贷款利率计算(贷款期内利率会有变动,根据历史数据,这里取7%作为平均利率水平)。根据等额还款公式,可得每年还款额、每年偿付利息额及本金,计算数据见表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罗湖区外,其他5区的房屋租金收入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支出,说明房地产市场“租售比”严重偏低。因此投资者投资房屋的收益并不是来自于房屋租金收入,而是通过房价上涨来获取房屋买卖的差额利润。由于房屋出租的利润率很低甚至为负,因此,如果提高物业税,那么投资者自身的消化能力非常有限,势必会通过税负转嫁将提高的物业税转嫁给房屋承租者。如果投资者将物业税全额转嫁给租房者,按表2中2009年的物业税数据计算,宝安区房屋租金将增加26.1%,龙岗区将增加25.3%,福田区将增加23%,南山区将增加24.9%,盐田区将增加28.3%,罗湖区将增加19.9%。由于自住住房也需要缴纳物业税,因此租赁市场上将保持较高的租赁需求,使得房屋租金可以大部或全部甚至超额转嫁给租房者。

(2)房屋买卖市场。物业税的开征对房价的影响又如何呢?一方面,由于开发与流通环节的税费减少,因而房屋开发与交易成本降低,这将有利于降低房价;另一方面,由于房屋保有环节成本提高,房屋需求将减少,特别是投资性需求有可能大幅减少。具体地说,自住型需求虽然是刚性需求,但由于每年需要缴纳不断增长的物业税,因而理性的购房者会更多地购买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这样,从面积与价格上看,住房需求减少,房价降低;而对于投资性需求,虽然物业税占其月供支出的比例相对较小,但物业税开征将使房价上涨速度下降,房价涨幅的降低将使投资利润率加速下降。据王晓明、吴慧敏(2008)的研究结论,房价上涨速度从10%下降到8%,投资利润将下降20%。因此,物业税开征对投资性需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现阶段我国房地产需求中,很大部分是投资性需求,因而,物业税开征后将使住房需求减少,而房屋供给有可能由于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房价(包括新房和二手房)下降或上涨速度减缓。

(3)土地市场。在房地产市场中,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也就是说,地价将随着房价的变动而同向变动,但土地价格也将从成本途径影响房屋价格;在这二者中,房价的影响是主要的、长期的,而地价的影响是次要的,更多是短期内的影响。因此,物业税开征后,房价上涨幅度将趋缓或下降,地价上涨幅度也将趋缓甚至下降。

综上所述,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可能大幅提高,而房价则有可能下降或上涨幅度趋缓,因而有可能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上长期以来“租售比”过低的情况,使得房屋租赁市场与买卖市场实现平衡发展。

三、基本住房免征物业税改革模式的税收效应分析

这一模式是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者是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第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其优点在于:一是保证了居民的基本居住需要,普通居民的税负不会增加;二是更加着重于物业税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功能,重点抑制住房市场的投资性需求;三是减少了物业税改革的阻力,有利于物业税改革的顺利推进。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一是提高了物业税的信息监管成本,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居民的第一套房与二套以上住宅进行甄别;二是税收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物业税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模式可能带来如下税收效应。

1.财政收入效应。如果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那么物业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工商业房产和经营性住宅。而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中,工商业房产的市场价值只占全部商品房市场价值的17%,住宅占了83%;对于住宅中用于投资性的住宅比例,据有关资料,目前北京市住房销售中,投资性购房比例达到61%,上海为51%,深圳亦达到50%以上。从这几个城市来看,投资性比例很高。当然,这是增量住宅的投资性比例,存量住宅中,由于2004年之前的投资性需求较小,因而从总体来看,投资性需求应比前面数据要小。这里假设为50%的投资性比例,则可计算出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房产比例为58.5%(83%×50%+17%)。不过,物业税开征后,投资性需求预计将下降,那么投资性比例将减少,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税收收入将可能不断下降,直至达到一个稳定水平。同时,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考察,则投资性比例将远低于上述几个城市。这里假设为20%,则所有房产中应征收物业税的比例为33.6%(83%×20%+17%),并且,随着物业税的开征,物业税税收收入也将经历一个下降过程,直至稳定。

因此,从财政收入角度来看,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对于一线城市来说,物业税收入将减少一半以上;而从全国来看,物业税税收收入将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样,来自于物业税的收入少且将不断下降,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其财政收入功能将大为减弱。

2.结构冲击效应。由于对居民的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免征物业税,在购置第一套房时,人们可能追求大户型、高档次的住房;当然,这是在有能力购买的前提下。而对于二套以上住房或投资性住房,需要征收物业税,物业税的征收将使租赁市场上租金提高,房租的提高,将使租房者更多选择小面积的住房,这样,租赁市场上房屋的供给与需求主要是小户型住房;而在自住型房屋供给结构中,根据购房者的经济条件与偏好,收入高的人可能会更多选择大户型、高档公寓和别墅,而中低下收入阶层可能更多选择中小户型。

3.行业差异效应。一是房屋租赁市场。由于二套以上住宅需要征收物业税,目前房地产市场上严重偏低的“租售比”,将使得物业税开征后房屋租金有较大幅度提高,这将减少对房屋租赁的需求;又由于基本住宅不需缴纳物业税,因此,只要经济能力许可,大部分的居民会选择购置住房,而不会选择租赁住房来改善居住条件。因此租赁需求将减少,反过来又使得房屋租金难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是房屋买卖市场。由于对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而对二套以上住宅征收物业税,加上租金提高,因此,将使得更多居民选择购置自住住宅。我国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基本住宅和改善型的住宅需求量很大,因此,房屋需求将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而增加,房价将会上涨,但投资性需求由于投资成本增加以及投资利润率减少等原因,与物业税开征前相比,投资需求将受到抑制,因此总体来说,房价可能会涨,但上涨幅度将比较平缓。三是土地市场。旺盛的自住型住房需求和较为温和的投资性需求的存在,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城市化还没完成阶段,房价仍有较大的上涨压力。土地是房屋需求的引致需求,因而土地价格也将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上涨,但上涨幅度和波动程度比开征物业税前要小。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模式选择范文篇9

关键词:银行保险;经营模式;资本融合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行保险的快速扩张逐渐引起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关注。银行保险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银行保险的发源地欧洲,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在部分国家的寿险总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0%-35%;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银行保险发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接近25%;新加坡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加权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年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2004年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人渠道。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银行保险甚至在南美洲、澳洲、南非等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银行保险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蓬勃之势,中国银行保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也使得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一、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

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国内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尝试涉足银行保险。表现为,银行以兼业形式销售寿险业务,主要在商业银行和寿险公司的基层网点之间开展合作,寿险公司没有针对银行销售渠道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的总体规模也一直很小。

2000年以后,银行保险在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8月,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千禧红”。随后,其它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银行产品,如中国人寿的“路路顺”、“家家福”、“事事达”、“鸿泰两全”、“鸿星少儿”、“鸿信消费信贷”;太平洋的万能寿险、“红利来”;新华人寿的“红双喜”;泰康人寿的“千里马”、“世纪之星”、“福寿两全保险”等。自此,银行保险对中国寿险业务的影响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1423.96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44.5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3.13%;2002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2274.83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388.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7.07%;2003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为3011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达764.9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5.4%,同比增长96.9%。其间,银行的保险业务甚至超过团体保险,成为中国人身保险产品的三大销售渠道之一。除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各家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银行保险的组织架构方面也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以配合业务的发展。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中资寿险公司和少数外资寿险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部门,一些公司还实行银行保险事业部制,加强银行业务的独立运营和核算;此外,部分商业银行也设立了一级或二级的保险业务部门。

然而,进人2004年,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主动收缩银行保险业务,导致银行保险的发展速度放缓。2005年第一季度,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9.5%。整个2005年,银行保险机构由2004年的76437家下降为65853家,银行实现的保费收入为803.25亿元,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1.7%。2006年开始,银行保险又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中国银行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保险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业务起伏较大,目前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一)产品结构单一,影响持续增长潜力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结构单一,在市场上常见的多是保险责任、保单费率基本相同,保险金额、分红方式等略有不同的五年期、十年期趸缴型分红产品。这些产品与银行储蓄产品较为相似,在业务发展初期,易于为银行客户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还可能对寿险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可能透支潜在的优质保险资源,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保险公司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推出万能保险的同时,期缴业务的比重也大幅提高。然而,与银行业务具有一定关联性和互补性、能充分激发银行分销潜力的银行保险产品,如捆绑销售的住宅火灾保险与银行抵押贷款等,仍属空白。

(二)手续费恶性竞争,导致经营成本增高

目前,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缺乏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更多的是在手续费上进行博弈。一方面,各银行网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主要以手续费的高低作为选择合作公司的标准,而且有的银行网点在手续费的支付上要求寿险公司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寿险公司不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费用进行恶性竞争,导致有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了不少,但利润却反而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手续费要价过高已经使理论上寿险公司通过银行网点降低保险产品分销成本的结论落空。例如,2002年,国内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同比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

2002年10月修改的《保险法》取消“11”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实践中,有的银行网点同时与多家寿险公司签订协议,销售多家寿险公司产品,但具体以手续费高低为标准决定推销力度,从而加剧了寿险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手续费率的不断攀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导致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制约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三)激励机制不畅,引发诚信问题

虽然银行高级管理层从总体战略考虑,愿意发展银行保险以拓展中间业务,但是银行的中层及基层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多以存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增加保险业务并不能增加存款,银行基层人员办理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保险在崭露头角之初,不乏借力于银行较保险营销员更好的信用和品牌这一因素,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上,忽视了对银行、邮政网点业务人员的培训,客观上致使这些代办人员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产品的条款内容及宣传要求,在对客户说明讲解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或误导,导致退保或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对误导风险的认识不够,也导致误导现象的发生。误导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判断,混淆寿险公司和银行的责任,而且损害了银行渠道的形象,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银行保险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

中国银行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与目前所采取的初级经营模式有关。Sigma的研究指出,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在金融业严格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国内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还不涉及资本的融合,银行保险的经营还停留在分销协议和战略联盟这些相对初级的模式上。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浅层次的合作下,协议期限较短,伙伴关系变动频繁,很难保证寿险公司未来稳定的保费收入来源,也无法实现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银行代售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保险分销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才能通过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网点的稳定性较差,寿险公司不愿也不敢加大对银行业务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进而影响到银行保险的持续发展。而从国际银行保险的成功经验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共享的关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就是资本融合。例如,在银行保险发展较快和较好的欧洲,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多由紧密的股权纽带形成。

(一)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政策环境

目前,依据中国金融业三部基本法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必须实施分业经营,不能从事交叉业务,也不得设立非本行业的附属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保险法》也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寿险业和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不允许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更不允许投资于商业银行。

然而,在实践中,金融集团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在它们当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目前,平安已经形成了以保险为主,融银行、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为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预留了政策空间;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也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各类社会资金投资保险业,探索和研究银行、邮政投资保险业,不断为保险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中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

(二)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可行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银行保险的四种经营模式中,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是较为高级的、涉及资本融合的两种模式,也是银行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模式。针对目前银行保险经营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国内银行业务的发展亟需模式和机制上的突破,寿险公司和银行也正在积极探索银行保险合作的新模式。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成相互渗透或是建立合资企业即专业的银行保险公司,正好符合上述形势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从机制角度解决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利益共享,避免银行业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银行向成熟的银行保险制度转变,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保险业的实力和影响。

采取金融集团模式则是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从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借鉴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经验,实行金融控股集团制是较为稳妥的选择。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监管挑战

在国内寿险公司和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规范银行保险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3年4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力口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寿险业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寿险业产品,不把保险产品作为储蓄产品介绍,不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从加强机构资格管理、加强业务内部管理、规范手续费管理、规范销售人员资格管理、规范产品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外沟通与交流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保险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行业自律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9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60家保险公司签署的《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面世。《自律公约》从销售人员资格管理、手续费支付方式、手续费比例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维护银行、邮政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信用社合作过程中的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持续和健康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监管规定的出台,仍是以中国银行保险采取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为背景的。而银行保险一旦涉及资本融合,将产生比分销协议、战略联盟模式下复杂得多的风险,这必然会给监管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产品的界定问题、监管套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逐步将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一种正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实现双方共享监管信息,建立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是监管机构在引导和规范银行保险未来发展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胡浩.银行保险——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丛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黄金财.欧洲银行保险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保险研究,2002,(7).

[4]黄金财.法国、意大利银行保险制度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2002,(3).

[5]郭琳.亚洲地区银行保险经验借鉴[J].保险研究,2006,(1).

模式选择范文篇10

关键词:会计准则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多元计账计量模式

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出台了包括39项企业会计准则的中国新会计准则,并规定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实施。在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要素计量这两个方面,新准则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计量成为此次准则修改的重要方面,侧重知识经济价值充分体现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历史成本作为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为计量原则的。它不能对经济事项作全面、立体、动态的衡量,从而无法促成一个健全的知识型经济下的资本市场的运行,而且不能准确地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相关的可靠信息。以价值计量为代表的多元会计计量模式正在形成。

会计计量是以数量关系来确定物品或事项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是把数额分配于具体事项的过程,是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中确认和计列有关财务报表的要素而确定其货币金额的过程。会计计量本身包括着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计量模式。通过对新准则的理解并结合现时展的要求,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该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和多元记账为主要特征。

以历史成本为主兼具多种计量属性

(一)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这是资产的计价模式,其优点是: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并有利于反映资产经管责任履行情况。但是容易受物价水平波动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这种计量模式应主要用于对货币性流动资产和各种负债进行计量。其理由如下:对于货币性流动资产,由于其持有时间较短,受时间因素、风险因素影响其价值变动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忽略,故可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由于负债是过去经济业务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会使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二)现行成本计量模式

现行成本计量模式指用于资产计量的价格是为了获取企业现有资产的市场牌价,如果企业没有适用的现时牌价,则需要利用资产的价格指数并通过估价方法作出近似的现时重置成本来计量。这种计量方法考虑了市价因素和资产的置存损益,可以更有效地评价企业管理人员置存资产的经营活动是否成功。这种计量模式应该用于对非货币性投资这类资产的价值进行计量,包括企业的债券和股票投资。

(三)现行市价计量模式

它是指商品存货用当期可售价格作为计量基础,其主要用于对市价稳定的商品存货进行计量。这种计量模式能够较好的反映了商品存货实际经济价值和预测未来的现金流量,可避免武断的成本分配,从而提高这部分资产的信息质量。

(四)可实现净值计量模式

它是指把可实现销售价格减去预计销售费用,来对商品存货进行计量。由于企业销售商品必然会发生运输费和收款费用等,因此只有正确估计这些费用,并在商品销售价格中予以扣除,才能更合理地确定收入和费用,更合理地计量本期收益。

(五)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模式

它是指对资产在正常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计量。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计量应当主要采用这种计量模式。采用这种计量模式有利于固定资产的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的实现。无形资产的计量从本质上说就是对该项无形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折现。

多元记账方法

会计计量手段不应仅仅局限于货币,而应实现多元化。既可以是多种货币计量,也可以是同时有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

当前,知识、技术、人才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企业无形资产对利润的贡献将会超过有形资产,在资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会逐渐加大。然而,货币计量是基于一定的交易价格而发挥作用的。企业内部自创的专有技术、商标、人力资源和商誉等无形资产,因为并未对外进行交易而缺乏较为客观和公允的评估价值,使这部分未来对企业最为重要的资产的计价一直非常模糊。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网上交易也渐频繁,为便于结算,电子货币已经出现并不断地推广、使用,无纸化趋势将成为货币未来发展的一大主流,这将对以某种纸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的传统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只要是对决策有益的一切手段都应该为会计所采用,不能仅仅局限于运用货币这一工具来反映企业的各种状况(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我们不能因为单一计量手段带来的便利而丧失了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手段应服务于目的,在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变得日趋复杂、多样化,会计应当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货币仅仅可以反映能予以计价和量化的事项。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企业经营理念为员工和社会的认可程度、管理人员思想素质及经营技能的高低、关于管理人员和股东的信息、前瞻性信息等,对于企业经营的成败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都应设法予以反映。

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对于实物资源而言

由于现今的经济对实物资源的计量影响相对较小,同时考虑到会计计量的实际可操作性和会计计量的连续性,若物价变动不大,则可仍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计量模式,将物价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在表外补充揭示;若物价变动幅度较大,则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可按可变现净值/不变购买力计量模式,把历史成本调整为不变价格,从而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确定各项资产的现行成本的变动。

(二)对于人力资源而言

人力资源会计计量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本的概念、本质问题。一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计量模式,它应用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把会计主体用于人力资源身上的投资即人力资源成本,按照其具有提供未来服务或经济效益潜力的性质,确认为资产,并进行计量和报告。另一个是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计量模式:该模式是把人作为价值的组织资源,对其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因此,人力资源也应像其他经济资源一样,其计价的前提应是商品化和市场化,即对人力资源的计量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按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进行计价,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

(三)对于衍生金融工具而言

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业的衍生金融产品。它是一种交易手段。它们的价值是从基础资产或某种作为基础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衍生交易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利率、汇率、商品价格、股票价格及其他指数。现行会计制度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入账后一般不再变动。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种尚未履行的或处于履行中的合约,若按传统的确认标准,它们一般是不能在表内确认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种风险,这时,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可采用现行市价/名义货币计量模式将衍生金融工具单独立项反映,在交易完成前逐期归结,交易结束后再一并结转。

(四)对于无形资产而言

传统的无形资产确认的范围过窄,价值的计量缺乏合理性,使得企业账面上的无形资产不能完整的反映企业拥有的全部无形资产。这一方面不利于衡量企业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投资者了解无形资产的构成以及无形资产方面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含量的高低,从而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相关性。现时代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增加无形资产项目核算的内容。诸如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等新的无形资产等。二是对于传统的无形资产项目如专利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以及购入的商誉等,为了真实地反映无形资产的完整形态,应改变无形资产摊销直接冲减其账面价值的处理方法,设置备抵账户,反映其摊销价值。要能反映企业的无形资产原始价值和累计摊销价值,了解企业期末无形资产的净值。三是企业自创的商誉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无形资产,它是使企业长期存在超额利润的重要因素,应根据其可以带来的超额收益来计量。四是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上,企业因此对研究与开发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使其对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所产生的支出,应予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还是确认为费用,应该严格区别、分析后确认。五是人力资源是企业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高新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已将企业间的竞争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

(五)对于未来需要预计的事项而言

一般意义上讲,未来事项的计量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最终未来子事项的影响。一个完整的未来事项往往可分为若干个未来子事项,最终未来子事项的结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事项的最终结果;二是未来的经济状况和物价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事项的计量;三是未来的法律要求、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对未来事项进行计量时应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合理的进行估计,并运用最合适的计量属性。由于未来事项属于尚未发生的事项,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计量中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而往往采用现值和未来现金净流量的贴现值作为其计量属性,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求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它对企业财务后果的计量。

(六)对于通货膨胀环境而言

通货膨胀对传统会计模式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会计计量中的币值不变基本假设。通货膨胀会计是消除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特定影响的会计,实际上是消除一个特定企业具体的物价变动影响。有三种通货膨胀模式:一种是基于历史成本计量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该模式在会计表述上以货币的一般购买力表述,称其为不变币值会计模式。第二种是以现行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这种模式在否认货币计量单位假定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因为在该模式下,编表所依据的物价指数不是一般物价指数,而是个别物价指数。第三种是以不变币值现行成本计量为基础的通货膨胀会计模式,这种模式是以现行成本为计量的基础,而且以不变币值为计量的单位,以反映企业的经济资源、获利能力和现金流动的真实变化。

综上所述,由于交易和事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单一的计量属性已经不能满足会计实务的需要。历史成本计量已经不能是会计实务中唯一计量属性。目前会计计量是多种计量属性同时并存,这符合会计计量的未来实际。现阶段和未来会计计量模式应该是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混合计量模式、虽然人们对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中逐渐引入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必要性都不再持有异议,但在怎样引入、引入多少、在哪些项目上引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空间,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