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变革范文10篇

模式变革范文篇1

关键词：畜禽；养殖结构；养殖模式；变革；资源化

养殖工作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规律，需要围绕着动物福利实施、环境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来开展，才不会被大自然抛弃，这样养殖户的收益不单是来自饲养的动物本身，养殖户的收益可能还会有来自天然的回报。近年来国家层面倡导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模式都是在引导养殖户敬畏自然，合理保护自然资源。笔者以家乡所在的黄淮平原地区畜禽养殖模式为基准，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以下个人见解。

1调整畜禽养殖结构，大力发展草食家畜

草食畜禽以饲草和秸秆为主食，用粮少，将植物秸秆等转化成可食动物性蛋白产品，既能缓解人畜争粮，减轻粮食带来的压力，又能丰富百姓肉食供应种类及质量。黄淮农区不同于草原牧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利用率十分低下，大部分被焚烧掉，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农区要充分发挥农作物秸秆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牛、羊、鹅等以饲草秸秆粗饲料为主的畜禽品种，推动农牧业生产良性结合，提高种植户及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

2林下生态养殖

林区或果区一般选择放养形式，主要以养鸡、养鹅等家禽为主。这里没有提到养鸭，因此笔者认为鸭用水量大于鸡和鹅，半散养鸡符合动物福利鸡群更健康，鹅又称为草食禽类林牧结合解决林下除草除虫问题生态可循环。也可采取林下搭建棚舍，实行半舍饲养。利用果园养鸡、养鹅，一般每10亩（1亩约为667m2）果园可放养1000～2000只（山区果园500～1000只），观察林下草场生态，适时出栏，采取轮牧，深耕土地粪污变肥料。

3适度规模的种养结合

淮河以北农区建养殖场。规划应遵循：适度规模分区饲养、分散建在非耕农地上。养殖场周围要有足够的污物消纳农地。经过多年经验结合全国第二次污染普查部分汇总，如果不经过任何处理，一年两熟地区1亩土地播种面积可消纳2～5头猪或者0．5～1头牛或者150只蛋鸡或者300只肉鸡的粪便。以猪场为例农区年出栏在1万头以下的生态猪场比较便于种养结合（1万头出栏，需要500～1000亩农牧结合消纳农田）。若规模增大，配套农地也需要增加，运输距离、途中污染、土地流转、生物安全距离、管道铺设等难度和问题会出现增多的情况。降低饲养密度，降低限位栏使用时间，要有充分利用舍外活动空间达到健康饲养。

4污物减量化、资源化、生态化处理与利用

“先冲水后固液分离”方式增加污液量和处理成本，应废止。众多养殖场设计之初就已过时，造成后期管理费用粪污处理成本增加。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多年基层工作对比众多粪污处理方案，建议结合异位微生物发酵床粪污处理法综合设计养殖场。利用生物菌发酵迅速腐熟粪污把废弃物等转换为高品质的再生能源、去除粪便臭味、消除病虫害、杂草种子和富集养分，然后进入养殖场周边的消纳农田循环农业。

5向农业科研工作者问计施策

模式变革范文篇2

关键词：会计计量；可靠性；公允价值

会计计量是指根据被计量对象的计量属性，选择运用一定的计量基础和计量单位，确定应记录项目金额的会计处理过程。会计计量由两个主要因素构成：一是计量属性，二是计量单位。计量属性解决“计量什么”，而计量单位解决对选定的计量属性“用什么去计量”。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计量属性是内在的、根本的问题；计量单位是外在的、形式的问题，计量单位的选择随计量属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作为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会计计量的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损益等，并以资产（负债往往可称为负资产，而所有者权益为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剩余资产或净资产）计价与盈亏决定为核心。其中，资产计价就要用货币数额来确定和表现各个资产项目的获取、使用和结存；而损益决定则是指通过量化和比较来确定经济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转移、消耗或折耗同所产生结果之间的数量差。会计计量的目标，是在账面上及时地反映实际价值的变动，使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格始终保持一致。

历史成本计量是传统会计计量的核心，历史成本原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二是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按照历史成本原则进行会计核算时，某项资产要求按其取得或交换时的实际价格计价入账，入账后的账面价值（历史成本）在该资产存续期间内一般不作调整。在强调收益计量且相对稳定的传统会计环境中，历史成本因其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有利于反映资产经营责任履行情况的优势而被广为推崇。然而，现代会计环境及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性通货膨胀促成了现行成本法等通货膨胀计量模式的适时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高新技术被大量地采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大规模的企业联合和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加之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决策的相关性及充分披露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成本计量受到了严峻挑战。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价值计量基础，可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化和风险，具有高度决策相关性，并且能披露传统会计所无法处理的自创商誉、衍生金融工具、人力资源等会计信息，使资产负债表更能体现企业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在经济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因而打破了历史成本法“一统天下”的神话，引起了会计计量模式的变革。本文拟从会计计量的质量要求谈谈从历史成本到公允价值的发展趋势。

一、可靠性与相关性的两难选择

在传统会计模式下，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所谓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如实表达所要反映的对象，一般由客观性、可验证性和中立性三个要素组成。可靠性原则与历史成本原则及稳健主义紧密相联，反映了会计人员传统的价值取向，即会计应以事后反映为主，而这种反映必须是客观、中立、证据确凿的，且排斥主观的估计和预测，以降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财务风险，更进一步说就是降低会计人员的职业风险。

对于当今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信息要对决策有用，还必须能够帮助用户预测将来事项的结果，或者去证实和纠正预期的情况，从而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相关性就是会计信息所表现出的这种影响判断和决策及决策差别的能力。通常由及时性、预测性和反馈价值三个要素组成。

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很难两全，可靠性是面向过去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相关性是面向未来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可靠性的目的在于事后反映，而相关性的目的在于决策；相关性中的预测和及时性要求，可能影响信息的可靠性，而为了追求完全可靠而忽略了信息的及时性和预测性，再可靠的信息，其相关性也会大大削弱。正如葛家澍教授所说：“相关性是体现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属性，而可靠性则是体现财务会计固有特点的属性。若从相关性衡量，显示的往往是财务会计的缺陷，但从可靠性来衡量，似乎又成为财务会计信息的优势。”

历史成本计量是所有会计计量方法中最具可靠性的，而更具相关性的价值计量将取代其成为会计计量的中心，这无疑是可靠性与相关性权衡的结果。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历史成本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历史成本法存在大量的确认、计算、分配和备选方案，使损益计算严重失实。其次，通货膨胀和知识经济时代资产新概念的冲击，使历史成本法的根本优势———可靠性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在物价变动的环境中，既不能反映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一般物价变动，也不能反映被计量对象的个别价值变动，这样，历史成本不再可靠。而诸如商誉、技术、人力资源、衍生金融工具等则可能根本无历史成本可循。因而，无论从客观实际还是从历史成本法的本身性能上看，以可靠性为借口强调成本计量而排斥价值计量是站不住脚的。

二、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适用

历史成本原则之所以在计量属性中独领风骚数百年，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的。在前工业社会，社会进步缓慢，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然也十分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缓慢性，不但决定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变化缓慢，而且决定了货币本身的价值变化也是缓慢的。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商品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历史成本原则自然成为近似科学、合理的最佳计价模式。

然而事实上，劳动生产率从来就不是恒久不变的。从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再到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从手工劳动到作坊劳动，再到工业化大生产、自动化生产，每一种变革都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标志，每一种经济内部都有劳动生产率量变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有差异而已。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空前地显现出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关于各种新的计量属性的大讨论在20世纪延绵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会计计量：从历史成本到公允价值

现行的会计准则规定在关联方交易、非货币性交易、资产租赁交易等诸多交易中必须按规定采用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美、英等国的准则制定机构也对公允价值下了类似的定义，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所下的定义为：“在现时交易中，在非强制或非清算性销售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据以买卖资产（承担或结算负债）的金额。”公允价值强调公平交易，而公平交易是在交易双方自愿和熟悉市场情况下进行的，从而形成的交易价格应当是公允的。公允价值的确定在交易双方熟悉市场情况的前提下，往往需要依靠诸如资产评估、证券评价等中介机构的专业判断（估计），再由当事人做出最终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成本也可以说是过去（原始交易时日）的公允价值，但在会计报表时日（或入账后的任何时日），公允价值不再是原始交易价格（历史成本），而是要按报表时日的市价重新计量，所以，公允价值计量就包含了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问题。只是一般而言，公允价值是指公允的现时价值。

在财务会计中，计量属性是指资产、负债等可用财务形式定量方面，即能用货币单位计量的方面。经济交易或事项因可从多个方面予以货币定量而有不同的计量属性。在会计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84年发表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中所表述的五种计量属性：

其一，历史成本是会计计量中的最重要、最基本和最普遍采用的属性。当价格变化较小时，它可用以提供相关、可靠而有用的会计信息，且信息成本较低；否则，在价格变动明显时，相关信息的质量就会大大降低。

其二，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实投入成本，是假定在某期取得相同或类似资产时将支出的现金数额或其他等值物。如：重新购置或制造同类新资产或具有相同生产能力的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成本，其优点是：①可以避免在价格变动时虚计收益，能确切反映企业维护再生产能力所需生产耗费的补偿；②期末财务报表提供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的现时信息，而非过去的历史信息；③以现行成本与现行收入相配比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可增强收入费用配比决定的收益的可比性与可靠性。其缺点则主要体现在现行成本确定的难度较大，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用它不能消除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财务报表项目之间将因此而缺乏可比性。

其三，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在正常清算情况下，销售资产时可望获得的现金或其他等值物。其特点是：①在企业决定是否持有资产甚至是否持续经营时，可为其提供资产潜在变现价值（在此种状态下是一种机会成本）这一重要信息；②可用于提供评估企业财务应变能力和变现价值的相关信息；③可用以对资本性支出项目（如固定资产）进行较客观的评估，以消除费用摊配上的主观随意性。其缺点是：在理论上以变现价值进行计量，有悖于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应于对企业预期使用的资产（与变现价值无关）和某些不存在变现价值的资产或负债（如无形资产、专用设备或厂房等）进行计量；它未考虑一般购买力的变动，也不能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四，可实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是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它考虑了资产能导致经营性收入或支出这一资源特征，但只适应于计划未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数额的负债，且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因而其适应范围无法囊括全部资产。

其五，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又称资本化价值，指资产在正常经营性使用中可望带来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或贴现值）减去为实现这一流入所需的现金流出的现值后的净额，它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以及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因素，在理论上较全面，但确定性差，且计算过程较为繁琐，因而在实际中较少运用。

这五种计量属性各有优劣，但并不完全排斥，往往可以在会计计量时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属性，以加大会计信息组合的有用性。计量属性的选择，应当从特定计量对象、计量内容和计量的目的出发。例如物价变动会计所要计量的对象，包括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以及物价变动对这些经济业务的影响。所要计量的内容，包括会计主体的一切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计量的目的，是反映和消除物价变动对计量对象及计量内容的影响。由于计量对象和计量内容的复杂性，选择单一的计量属性有时不能够达到计量的目的。因此，就需要恰当地结合、采用各种计量属性。但尽管如此，企业仍必须有一个主要的或基本的计量属性。一般说来，主要的或基本的计量属性的选择应当以物价变动对企业主要资产的影响程度以及企业主要资产的特点为依据。由此可以得出，历史成本计量已难以保持其为单一计量模式的主导地位，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用的混合计量的多元模式已经是无可争辩的现实。

应当指出的是，公允价值取代历史成本成为21世纪的主要计量属性，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工具的计量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失败陷入财务困境，但在此之前，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会计报告显示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安然事件引起美国和国际会计界的极大震动，IASC和FASB在开发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都确立了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工具的目标。

参考文献：

模式变革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家庭模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620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家庭结构有了较大改变，在家庭类型上转变为以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在家庭规模上呈现缩小趋势。过去那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已经很难看得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老祖辈加年轻父辈及幼小孙辈的直系家庭和一夫一妻加一个个孩子的核心家庭。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家庭中，基本沿袭着与农业文化相适应的“男主女从”的传统核心家庭模式，丈夫为家庭的主要角色和支配角色，妻子为次要角色和服从角色，在家庭重大事情如农业生产安排、经济投入等等问题上，丈夫具有决定性权力，而妻子的职责是服从和执行丈夫的决定。此外，妻子主要负责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例如洗衣、做饭等。丈夫的角色具有外向性特征，为家庭创造的价值是能够得到承认的；而妻子的角色具有内敛性特征，对家庭劳动价值是不被承认的。这种“男主外女主内”“夫妻朝夕相处”主从分明的家庭关系模式和家庭权力结构由于受到两性的认同，长期以来有效的维持着农村家庭的平衡。

然而，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工业化、城市面上化的发展，加之城乡隔离政策的松动，在农村，大量农民工进城正在改变着农村不少家庭。数千年来传统和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可能是有史以来少有的深刻变化。他们中，有的拖家带口一起进城，但由于举家外出在城市立足存在重重困难，这种家庭通常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妻子留在家里照顾老人、抚育孩子、种田看家，也有少部分是妻子外出打工，丈夫留守家里。于是他们被称为“半流动家庭”。如夫妻一方在外流动打工，一方留守的“半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又分为“主妇留守家庭”和“丈夫留守家庭”；夫妻双方都在外流动打工的被称为“双流动家庭”，“双流动家庭”又可分为夫妻双方一起居住的“双流动家庭”和分开居住的“双流动家庭”等。“双流动家庭”留给农村的是“空巢家庭”，即带来的是孤苦的留守老人和跟着老人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半流动家庭”和夫妻双方分开居住的“双流动家庭”都同时隐含着“迁移婚姻”家庭。

“半流动家庭”、“双流动家庭”、“空巢家庭”、“迁移婚姻”家庭这些新家庭模式正取代农村原来的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成为打工潮下农村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并带来农村养老、婚姻、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危害农村社会稳定和谐。

一、半流动家庭：忍辱负重的留守女、心力疲惫的留守男

据调查，在打工潮中，男性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过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的比例较小。丈夫出去打工挣钱，妻子带着孩子在家生活，这造成了农村一种主要的家庭模式，即“留守女”家庭。这些“留守女”丈夫多半一年回来一趟，有的甚至两三年才回家一趟。不仅家里的农活全压在她们肩上，还要照顾老人、教育孩子，完成公派的修桥、修路任务。除了这些体力上的压力，她们更要承受感情上的、精神上的压力。一些留守妇女缺乏丈夫的体贴和照顾，缺乏来自男人的温存和，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大多数妇女虽然有着丈夫遥远的问候或长期分居之后重聚的欢乐，但就夫妻的和关怀而言，也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因而“留守女”在生理及心理上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严重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而对于少数的“留守男”则过着既当爹又当妈的生活。更有甚者，部分“留守男”面临“休夫”的现象。随着农村进城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在知识结构、语方交流、思维方式方面，与长期呆在农村的丈夫产生距离，加上这些女性在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增强，很多女性面对不思进取、缺乏家庭责任感的丈夫开始说“不”。诚然也有部分进城女经不起城市“实惠婚姻”的诱惑，出现了“诉夫离婚”现象。

二、双流动家庭：孤苦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一)孤寂无助、望眼欲穿的“空巢老人”

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父母五十岁左右时，他们的子女就已经成年，女儿嫁出去，儿子结婚成家后通常是小两口单独过，造成“空巢”家庭的“空巢”期前移。而近年来掀起的民工潮更是将老人们的成年未婚子女席卷出去打工，一些子女已经成年的夫妇追随打工潮出门打工，造成“空巢”家庭增多。使得以往的直系家庭大大缩水而转化为小型化直系家庭，即子女与父母分开过，住一起的家庭子女也长年在外务工。

另外，随着年轻人出门或单过，“空巢”老人普遍缺少亲情。虽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电视机、收音机、音响等娱乐消费用品已成为农村普遍生活用品，但是“机器保姆”带给人的感官上的享受不能排解老人精神上的寂寞。孩子一旦离开农村，“空巢老人”不但日常生活受影响，连精神慰藉也没有了，养老水平大打折扣，一些留守老人因得不到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健康状况每日愈下，只能在孤独和忧郁中苦度晚年。多数老人因为儿女不在身边而缺少依赖和关爱，变得非常的孤独和寂寞。加之因为年老体衰，对自己的饮食起居的照顾相当困难。

再者，家里青壮年离开年老体弱的父母到城里打工以后，很多老人们要拖着虚弱的身躯没日没夜地在田间地头忙碌，农村中原来的耕田好手如今绝大多数已经到异乡务工赚钱去了，留下来的老弱病残根本无力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更有甚者，有些老人不但自己生活窘迫，还得替子女照看家中的一大帮孙儿孙女，成了“老保姆”。

（二）情感饥锇、成长危机的“留守儿童”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亿万农民工进城务工，有4200多万未成年的留守儿童。农民工在城里工作，将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交由(外)祖父母监护，或寄宿他人。这些孩子虽然不愁吃、穿，但感情上缺少父母关爱，精神上容易受到创伤。通过对农民工流出地留守儿童的调查，90%多的孩子希望在父母身边，100%的孩子羡慕有父母相伴的同龄人。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一些留守儿童心理缺乏稳定感：主要体现在缺乏自信心、情绪不稳定、逆反心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比例高于其他儿童，90%的留守儿童遇到不开心时会选择独处，仅有10%的儿童会选择去邻居家找朋友倾诉；20%的儿童会大发脾气，甚至摔东西。如果不能采取多种形式让这些孩子感受到家庭温暖，将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给他们成年后的正常交流、沟通带来障碍。

三、“迁移婚姻”家庭：名存实亡的婚姻

诚然，这种迁移婚姻对于打破了我国农村传统婚姻低素质高稳定的状态，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半流动家庭还是分开居住的双流动家庭其中夫妻双方都存在婚姻危机。首先是对传统家庭和婚姻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农村家庭的夫妻模式是朝夕相处，现在这种长期分居的夫妻生活无疑是对他们家庭和婚姻关系的一大冲击：对于半流动家庭而言，在很长时间的夫妻分居生活中，他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群发生交往，丈夫或妻子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变化的，而另一方则处于相对静态的、封闭的、少有变化的，生活环境中客观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二人在生活方面难免产生差异；同时也从客观上出现名存实亡的婚姻，对于大多数抛妻（夫）别幼的农民工来说，由于长期过着性压抑、性饥荒的“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身处异乡，孤独难熬，稍有风吹草动，其婚姻的稳定性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意志薄弱者、感情脆弱者很容易见异思迁，另笕新欢。即使是夫妻双方在一块打工，都市生活的感染，外界交往的频繁，稍不留神就有第三者闯入生活，打破平静，掀起风波，甚至引起婚姻危机发生。时下，不少地方的农村存在的这样一种不安定心理：“留守男”怕妻子“飞了”，“留守女”担心丈夫有外遇。牵挂中隐藏担扰，眷念中夹着不安。伴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农村家庭日渐“空心”，因长期分居，夫妻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较少，双方缺乏交流与沟通，彼此逐渐产生了距离，感情日益疏远，有的男性在外面挣了钱之后，渐渐有了第三者，抛弃了留守家中的糟糠之妻；而个别意志不坚定的“留守族”也可能会心旌摇动，寻找合适的异性朋友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打工导致家庭解体的现象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的社会中，没有农村和农民工家庭的和谐，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当前农村家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是伴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将在一定时期存在。这些问题和危机不仅影响到单个家庭的和睦，而且引发了养老、婚姻、教育等社会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四、相应的策略

（一）把留守在家的妇女集中起来进行技术培训。使人人都能掌握一手致富本领。然后，

招商引资，在家门口办起工厂，使一些不便远征打工的妇女们不出家门口就能“抱上金砖”。同时落实对打工族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正确处理流动中的婚姻家庭关系，改变农民工教育空白的误区，使流动在外的一方学会对留守一方实行相应的弥补感情创伤与家庭伤痕，建立健康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建立相应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留守学生”档案。配备“家长”，设置“亲情电话”，使留守孩子在学习之余，也能得到生活上的温暖。

（三）应当实行民工“市民待遇”让民工子女在城市里就地入学，扶持专门对民工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社会办学。

（四）企业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如为职工提供一些小型的“夫妻临时周转房”。可以把大的集体宿舍改造成小型夫妻间，可以解决部分双流动家庭中尽管夫妻近在咫尺却远隔千里的性压抑、性饥锇。

模式变革范文篇4

［关键词］大数据;统计模式;困境;影响;成效;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稳步推进，新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复杂，政府对各类经济数据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众对行业统计数据等方面的信息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在数据挖掘、处理和分析等方面，可以在巩固传统统计模式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从而更好地提高数据统计效率和质量，推动统计工作实现更大的价值。加强大数据时代统计模式变革研究和对策分析，对统计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1大数据时代对传统统计模式带来的影响分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产生、变化、传播和应用速度不断提高，常规的统计模式和技术已经不能对海量的信息进行及时准确地处理，需要引入大数据相关技术来进行处理，才能更好地彰显统计数据价值，对传统统计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1)传统统计权威性产生影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海量的数据资源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来进行及时处理和分析，这种处理技术可以在政府宏观决策制定、微观分析以及行业研究等领域得以广泛的应用，国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电子企业等率先引入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采集和挖掘处理等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咨询、预测等服务，且在商业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已经打破了界限限制，更好地加以融合，公共统计数据既可以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来进行调查和分析，公众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等及时了解相关的行业资讯，传统的统计模式背景下统计效率低、统计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不能满足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统计部门的权威性受到质疑。(2)统计方法和技术有待进一步创新。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价值日益凸显，在信息的产生、传递以及链条集成等方面都需要加以深度应用和分析，才能更好地提高信息利用价值。传统的统计调查模式，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协调、逐层分解落实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统计，往往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判断整体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具体开展抽样调查过程中，样本选择的代表性、典型性，样本覆盖的范围等都会对统计数据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加上在统计过程中调查对象对统计工作缺乏科学的认识，不愿意主动提供和配合完成相关的统计工作，基层统计人员本身素质和能力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计数据的效率和质量，传统的统计技术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政府、公众等对数据需求方面的要求。(3)数据整合和共享程度有待进一步放开。政府在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结构和模式比较固化，往往是各级有关部门分类进行数据上报，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和沟通，不利于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同时不同的政府部门对于统计数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目的也各不相同，导致在统计调查过程中很多调查事项重复，增加了基层负担和统计部门的工作任务，造成了资源浪费。此外，官方数据在开放共享等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融合机制，由于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不一致，增加了数据整合负担，造成统计数据混乱，数据资源难以有效进行共享应用，不利于统计工作的高效开展。

2大数据时代优化统计模式的具体路径和对策探析

(1)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大数据技术具有传统统计工作相关技术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海量信息采集、生成和深度开发以及共享等方面优势明显，为了更好地提高统计工作整体服务价值，需要结合大数据技术，建立有效的融合机制，通过大数据助推统计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具体路径分析如下:①依靠大数据提升统计工作效率。目前大数据技术在社会行业发展的很多领域都得以广泛的应用，可以为政府提供更多便捷高效的信息，进而为政府决策等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大数据技术在数据采集和整合等方面效率明显提升，有助于减轻统计人员的工作压力，快速完成信息整合。对于统计部门而言，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等及时全面地收集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各类信息，动态监控信息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扩大和丰富统计信息资源，从而更好地加以预测，为提高政府宏观决策的科学性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在统计工作中引入大数据方法开展统计调查，也有助于降低工作成本，提高数据生成效率，更好地提升数据资源的深度应用水平，为国民经济核算等奠定基础。②借助大数据技术，不断优化统计服务。可以依靠大数据技术，及时全面详细地了解各个领域的相关数据信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规律研究，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优质的服务。③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统计信息全面共享。针对不同的部门分别开展统计，导致基层负担压力较大，信息不能有效转化和应用的问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统一的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和沟通，减轻工作压力，降低工作成本，提高数据转化和深度利用水平。信息共享还可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更好地便于开展数据挖掘、预测分析，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在具体统计工作开展过程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①提高对非传统数据的重视和利用水平。除了要关注传统数据中的相关信息以外，还要高度重视非传统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要深入挖掘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传统数据，针对不同的行业，加强综合指标库的建立，并开展非传统数据的整合，从而建立更加综合反映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指标体系，提高对经济指数规律的分析和利用水平，深入研究经济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规律，为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②加大互联网经济规律的深度研究力度，提高辅助决策水平。要积极探索“互联网+传统行业”发展的新路径，不能够只借助互联网平台，摸索相关的经验，还要对互联网相关数据在辅助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进行全面分析，有效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更好地处理各类矛盾和纠纷，推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衡实现、全面发展。③借助大数据技术提高公共产品服务能力和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一方面要在传统的统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统计数据仓库和面向大众的官方数据分析机制，完善保障机制，借助互联网等相关的平台进行信息收集，了解民生关注的问题，并做好预测分析，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积极应用新媒介渠道等，搭建统计官方微博群、微信群等，提高统计数据深度开放水平，还要构建官方统计数据的汇聚和共享机制和数据共享信息平台，加强统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从而更好地为统计创新、职能优化等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3结论

总之，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统计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大数据技术加强与统计工作的深度融合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寻求更优的发展路径，不断提升统计服务效能。

参考文献:

［1］吉鹏宇.关于大数据时代统计模式变革的思考［J］．中国统计，2018(6)．

［2］马正涛，张伟东，马海红.大数据环境下铁路统计模式存在的问题与重构路径［J］．科学技术创新，2018(5)．

模式变革范文篇5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现行宪法在有些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价值理念更新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现行宪法进行解释和修改都是必要的。

一、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

（一）宪法变革及其模式选择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宪政史的经验证明，宪法不稳，缺乏权威，是造成宪法危机和国家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宪法的变更必须十分慎重。

但是，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意味着宪法一成不变，宪法稳定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动态的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①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经历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和形成的有的宪法规范相对于社会实际的发展而言带有某种滞后性。当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时，对宪法规范进行解释和修改就成为基本的方式。宪法不仅在本质上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发展是宪法解释和修改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宪法是基本价值理念的根本体现。当宪法规范正确反映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但当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发生一定变化，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和新认识时，特定时期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就要受到重新审视。通过对宪法某些内容的解释、变更或补充，使宪法体现基本价值追求，反映改革要求、时代特征和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有益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在宪法学上，通过正式的修改或非正式过程对宪法的变更，被称为“宪法变革”（constitutionalchanges），宪法变革一般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②宪法解释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由有权解释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界限和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阐释和说明。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有效而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③宪法修改，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宪法规范全面或部分地进行删除、增加、变更的活动。宪法修改是宪法变革正式的方法，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必要方式。对宪法制定后能否进行修改，在宪政史上有不同看法。在18世纪，有思想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如瑞士公法学家华特尔（Vattel）等认为，宪法是一种国家成立的契约，其成立是基于人民的相互承诺，因此，只有经全体人民同意之后才能变更。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因为随着社会实际的变化，宪法本身也要变化、发展，而宪法修改是使宪法适应社会实际变化发展的必要形式。但是对宪法的修改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看，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如内容限制、程序限制和时间限制等。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对宪法修改内容和宪法修改时间上的限制，只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

在我国，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中，都提出有些问题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还指出了需要用宪法解释解决的问题。而时至今日，宪法解释的工作并未取得进展。实践证明，坚持“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并优先考虑采用宪法解释是正确的，有利于保持宪法的稳定；而适时修改宪法是必要的，有利于宪法与时俱进，增强活力。

（二）现行宪法的修改方式

关于我国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学术界主要有重新制定说、修改说和尽可能解释说三种。⑤这里，实际上主要说的是宪法修改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和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前者表现为颁布一部新宪法取代旧宪法；后者表现为通过宪法修正案。

全面修改是指宪法修改机关按照宪法修改程序对原有宪法内容、结构等的全面变更。宪法的全面修改适时解决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和剧烈冲突，但频繁的全面修改宪法可能破坏宪法的稳定，甚至引发宪法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各国一般对宪法全面修改持慎重的态度。

部分修改是指宪法修改机关按照宪法修改程序对原有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废除或增补的活动。一般而言，宪法部分内容的修改多见于社会相对稳定、宪法需要变更或补充的内容较少的情形。

但各国修改宪法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宪法比较稳定，如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在21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27条已经生效的修正案而没有经历过一次全面修改（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5月7日经批准生效的第27条修正案）；而有的国家宪法修改比较频繁，如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在120多年的时间里，共经历过140多次部分修改，直到2000年1月1日才被新的《瑞士联邦宪法》所取代。我国的情况是，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来，共进行过三次全面修改（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五次个别条款或部分内容修改（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和1999年）。

宪法的部分修改一般表现为变更、废除和增补三种。这三种形式在我国修宪实践中都采用过。

（1）变更，即改变宪法的某些条款，如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1982年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改，将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废除，即废止宪法的某一条款，如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改，取消原第45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3）增补，即另行增加新的条文，如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1982年宪法进行的第三次修改，在宪法第5条中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对宪法修改应采用的方式。在1993年部分修宪时，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了“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⑥；1999年部分修宪时，中共中央提出：“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⑦。关于这次宪法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强调：“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对现行宪法作适当修改，是必要的。在修改宪法过程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依法办事。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要求加紧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任务。”⑧这为本次修宪方式确定了指针。

关于部分修宪的文本形式，一般有条文修改式和修正案添附式两种。前者按修正案将原文改过来，后者按顺序将修正案附于原宪法之后。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利于“知新”但不利于“温故”；后者利于“温故”但不利于“知新”。“1988年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党中央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1988年2月27日举行的委员长会议上研究宪法修改时，……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从此，这一修宪方式就被正式确定下来。”⑨

我国1993年继续沿用了1988年的修宪文本形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明确提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但当时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用了这个式样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文本并未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修宪中，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都重申，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但除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外，大多数出版社仍然没有这么办。这样，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版本的宪法文本。

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既保持宪法的完整性，也便于人们学习、掌握宪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做法。因此，今后修宪，应出版统一式样的宪法文本，以利于维护宪法的尊严。

另外，从最近三次修宪情况看，都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然后由后者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根据十六大关于“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精神，可以考虑部分修改宪法也采用公民参与或讨论等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关于修宪动议、修宪原则、修宪方式、修宪通过、公民参与、修正案公布和生效等制度。⑩

二、现行宪法修改的部分内容

（一）关于宪法指导思想的新表述

宪法指导思想，是指导修宪和行宪的基本准则。宪法指导思想的发展，是宪法理论不断深化的体现，也表现了现行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

1982年宪法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宪法总的指导思想；1993年第二次修宪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从而使修改后的现行宪法在指导思想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即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11）；1999年第三次修宪，“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是这次修改宪法的最主要内容”。（12）邓小平理论之载入宪法，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宪法地位，也使现行宪法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重要阐述；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由于“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13），党的指导思想通过法定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成为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有必要考虑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一句的“邓小平理论”之后增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写入宪法序言。这样修改，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的指导思想地位，提供了宪法依据，也为今后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现行宪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改奠定了宪法基础。

（二）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尽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一定阶段性，没有超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框架，而且政治文明建设在现行宪法中也有所反映，但为保障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突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宪法地位，有必要在宪法序言中用明确、概括的文字增加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

（三）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语），是“公民权利之保障书”（孙中山语）。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全面规定人权最重要的法律文书；在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原则体系中，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基本人权字样，但用显著位置和标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且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机构就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人权和财权保障条例；新中国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也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我国官方文件中，早已使用“人权”的概念；十五大、十六大都肯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和重要原则。特别是我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在研究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切实维护公民宪法权利，人权事业取得了较大进展。

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民民主意识和有序政治参与的增强，公民的民主和权利应进一步扩大，民主形式应进一步丰富，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应得到宪法和法律更加完善的保护。因此，应当旗帜鲜明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总原则单独专条载入宪法总纲或写入宪法序言，并在第二章相应增加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四）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群众基础的新表述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都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对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作了经典性的描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使人们对于宪法序言中的有关规定的理解，更加充实和开阔了。（14）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可以考虑将现行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五）关于国家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

现行宪法有关规定强调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虽然对公民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保护作了规定，但主要是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写入宪法总纲的，实际上侧重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护，没有明确对生产资料的保护，也没有规定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经正当程序征用私人财产的补偿条款，更没有将私人财产权纳入公民权利体系。

公民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首要基本权利。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有过精辟的论述，如被马克思誉为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黑格尔指出：“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义，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15）。他认为，随着自由的发展，产生了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集中表现就是财产所有权。侵犯了所有权，就是侵犯了自由。因为“人惟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16）。

世界著名政治宣言也都有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条款，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夺取政权，其基本目标就是要让广大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1999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并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有力保护，应当修改宪法中私人财产的条款，除了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外，还应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个人的私有财产。”另外，还要增加规定“国家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国家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征用私人所有的财产”等。

实践证明，私人财产能否得到有效和充分的保护，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资本外逃以及民间投资活力不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修改宪法中私人财产的条款，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既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监督和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财产安全、促进民间投资的需要，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六）关于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

对一国如何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尤其是宪法的关系，国际上通行有三种做法：宪法优位、条约优位和条约与宪法同等效力。（17）但在我国，宪法除了在第67条、第81条和第89条对缔结、批准、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职权和程序外，未对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对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宪法优位；二是条约优位。实际上，任何宪法与国际条约关系处理的模式选择，都要综合考虑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文化、法律传统等相关因素。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承认我国已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法律效力甚至高于宪法的法律效力，使某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受国内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还受国际法承认的正当标准和人类理性的评价和制约，有利于我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培养更加开放的世界观。（18）例如，我国宪法第18条规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但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合作者范围之外，这不符合WTO的公平原则，似应修改。（19）

因此，从长远看，可以借鉴有的国家宪法的做法，明文规定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问题。在宪法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完善我国宪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又是我国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并履行其义务的具体体现。

（七）关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5年，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面向21世纪实施科教兴国的政策建议。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和“十五”计划过程中，都确定了我国长期教育和科技发展目标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十六大提出，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写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

（八）关于宪法监督机构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这符合中国的国家体制。但是应当看到，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宪法监督基本没有启动，主要是对监督宪法实施还缺乏相应的程序和制度，也没有建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1993年修宪时，针对关于在宪法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建议，中共中央指出：“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20）。

对建立何种性质的宪法监督机构，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应成立宪法委员会，由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是否违宪实行监督，但对如何设立宪法委员会，主要有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方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委员会方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方案三种。第二种意见，主张在现有国家权力体系之外设立以监督宪法实施为主要职能的宪法法院。第三种意见认为，可以采取综合性或是复合型宪法监督模式，即由普通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如涉及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则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处理。（21）应该说，根据同志提出的“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和十六大关于“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上述方案都是可以考虑的。建议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国家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组织、职权和程序由法律规定。”这样规定，不仅符合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精神，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宪法监督的发展趋势。

（九）关于有的法律规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制定了一大批法律。其中有些法律与宪法规定不一致，如地方组织法以及立法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宪法第100条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和第107条关于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不一致；立法法第88条的规定与宪法第62条、第89条、第99条和第104条规定的有关机关的改变或撤销权的规定不一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并组团参加全国人大的事实和有关规定与宪法第30条关于全国行政区划的规定和第59条关于全国人大组成的规定不一致；等等。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对这些下位法性质应如何认识。应当指出，尽管“作为一个法的部门的宪法，除宪法典本身，还包括国家机关的组织法、代表机关的选举法以及其他的宪法性法律在内。”（22）但这主要是针对世界各国宪法而言的。在中国，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法律部门的分类，我国的这类法律被称为“宪法相关法”（23）。尽管这类法律在内容上具有某些宪法性质或与宪法相关，但它们仅仅是法律，而绝不是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其本身不能超越宪法的规定，也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或不相抵触。

其次，还要看到，这类规定本身不少是合理的，只是由于宪法难以及时修改或宪法相对滞后造成了目前不一致甚至违宪的情况，但这些问题涉及宪法权限和宪法实施的重大问题，不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范围，为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有必要通过修宪，使之取得合宪性。而且随着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和启动，今后应尽量避免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①转引自陈方：《“十六大”后的中国宪法与法制发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185页。

②RobertL.Lineberry，GovernmentinAmerica，（Boston，Toronto：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p94-98.

③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④转引自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⑤转引自陈方：《“十六大”后的中国宪法与法制发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185页。

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3年3月14日）的附件——《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载《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⑦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9年3月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⑧参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法制日报》2003年3月20日。

⑨刘政：《现行宪法修改方式的确定和完善》，载《中国人大新闻》（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11月20日。

⑩李忠：《浅议现行宪法修改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律师报》，1997年11月19日。

（11）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12）乔晓阳：《关于这次修宪的背景、过程、原则、内容和意义》，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

（14）许崇德、任端平：《对现行宪法20年的几点回顾》，载《中国法学》——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特刊，2002年。

（15）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页。

（16）同上书，第50页。

（17）田中和夫：《条约与国内法——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内法效力》，载王家福、刘海年、李林主编：《人权与21世纪》，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秦前红著：《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3页。

（19）此前有学者也有此类观点，如王明月：《加入世贸组织后宪法发展展望》，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3年3月14日）的附件——《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载《宪法修正案学习辅导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21）莫纪宏：《宪法学界对宪法监督机构的几种意见》，载《法学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模式变革范文篇6

关键词：会计计量；可靠性；公允价值

会计计量是指根据被计量对象的计量属性，选择运用一定的计量基础和计量单位，确定应记录项目金额的会计处理过程。会计计量由两个主要因素构成：一是计量属性，二是计量单位。计量属性解决“计量什么”，而计量单位解决对选定的计量属性“用什么去计量”。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计量属性是内在的、根本的问题；计量单位是外在的、形式的问题，计量单位的选择随计量属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作为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会计计量的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损益等，并以资产（负债往往可称为负资产，而所有者权益为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剩余资产或净资产）计价与盈亏决定为核心。其中，资产计价就要用货币数额来确定和表现各个资产项目的获取、使用和结存；而损益决定则是指通过量化和比较来确定经济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转移、消耗或折耗同所产生结果之间的数量差。会计计量的目标，是在账面上及时地反映实际价值的变动，使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格始终保持一致。

历史成本计量是传统会计计量的核心，历史成本原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二是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按照历史成本原则进行会计核算时，某项资产要求按其取得或交换时的实际价格计价入账，入账后的账面价值（历史成本）在该资产存续期间内一般不作调整。在强调收益计量且相对稳定的传统会计环境中，历史成本因其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有利于反映资产经营责任履行情况的优势而被广为推崇。然而，现代会计环境及信息需求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性通货膨胀促成了现行成本法等通货膨胀计量模式的适时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巨大变化，高新技术被大量地采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大规模的企业联合和兼并，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加之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决策的相关性及充分披露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成本计量受到了严峻挑战。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价值计量基础，可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化和风险，具有高度决策相关性，并且能披露传统会计所无法处理的自创商誉、衍生金融工具、人力资源等会计信息，使资产负债表更能体现企业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在经济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因而打破了历史成本法“一统天下”的神话，引起了会计计量模式的变革。本文拟从会计计量的质量要求谈谈从历史成本到公允价值的发展趋势。

一、可靠性与相关性的两难选择

在传统会计模式下，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所谓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如实表达所要反映的对象，一般由客观性、可验证性和中立性三个要素组成。可靠性原则与历史成本原则及稳健主义紧密相联，反映了会计人员传统的价值取向，即会计应以事后反映为主，而这种反映必须是客观、中立、证据确凿的，且排斥主观的估计和预测，以降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财务风险，更进一步说就是降低会计人员的职业风险。

对于当今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信息要对决策有用，还必须能够帮助用户预测将来事项的结果，或者去证实和纠正预期的情况，从而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相关性就是会计信息所表现出的这种影响判断和决策及决策差别的能力。通常由及时性、预测性和反馈价值三个要素组成。

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很难两全，可靠性是面向过去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而相关性是面向未来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可靠性的目的在于事后反映，而相关性的目的在于决策；相关性中的预测和及时性要求，可能影响信息的可靠性，而为了追求完全可靠而忽略了信息的及时性和预测性，再可靠的信息，其相关性也会大大削弱。正如葛家澍教授所说：“相关性是体现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属性，而可靠性则是体现财务会计固有特点的属性。若从相关性衡量，显示的往往是财务会计的缺陷，但从可靠性来衡量，似乎又成为财务会计信息的优势。”

历史成本计量是所有会计计量方法中最具可靠性的，而更具相关性的价值计量将取代其成为会计计量的中心，这无疑是可靠性与相关性权衡的结果。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历史成本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历史成本法存在大量的确认、计算、分配和备选方案，使损益计算严重失实。其次，通货膨胀和知识经济时代资产新概念的冲击，使历史成本法的根本优势———可靠性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名义货币为计量单位，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在物价变动的环境中，既不能反映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一般物价变动，也不能反映被计量对象的个别价值变动，这样，历史成本不再可靠。而诸如商誉、技术、人力资源、衍生金融工具等则可能根本无历史成本可循。因而，无论从客观实际还是从历史成本法的本身性能上看，以可靠性为借口强调成本计量而排斥价值计量是站不住脚的。

二、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适用

历史成本原则之所以在计量属性中独领风骚数百年，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的。在前工业社会，社会进步缓慢，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然也十分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缓慢性，不但决定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变化缓慢，而且决定了货币本身的价值变化也是缓慢的。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商品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历史成本原则自然成为近似科学、合理的最佳计价模式。

然而事实上，劳动生产率从来就不是恒久不变的。从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再到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从手工劳动到作坊劳动，再到工业化大生产、自动化生产，每一种变革都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标志，每一种经济内部都有劳动生产率量变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有差异而已。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空前地显现出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关于各种新的计量属性的大讨论在20世纪延绵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会计计量：从历史成本到公允价值

现行的会计准则规定在关联方交易、非货币性交易、资产租赁交易等诸多交易中必须按规定采用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美、英等国的准则制定机构也对公允价值下了类似的定义，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所下的定义为：“在现时交易中，在非强制或非清算性销售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据以买卖资产（承担或结算负债）的金额。”公允价值强调公平交易，而公平交易是在交易双方自愿和熟悉市场情况下进行的，从而形成的交易价格应当是公允的。公允价值的确定在交易双方熟悉市场情况的前提下，往往需要依靠诸如资产评估、证券评价等中介机构的专业判断（估计），再由当事人做出最终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成本也可以说是过去（原始交易时日）的公允价值，但在会计报表时日（或入账后的任何时日），公允价值不再是原始交易价格（历史成本），而是要按报表时日的市价重新计量，所以，公允价值计量就包含了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问题。只是一般而言，公允价值是指公允的现时价值。

在财务会计中，计量属性是指资产、负债等可用财务形式定量方面，即能用货币单位计量的方面。经济交易或事项因可从多个方面予以货币定量而有不同的计量属性。在会计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84年发表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中所表述的五种计量属性：

其一，历史成本是会计计量中的最重要、最基本和最普遍采用的属性。当价格变化较小时，它可用以提供相关、可靠而有用的会计信息，且信息成本较低；否则，在价格变动明显时，相关信息的质量就会大大降低。

其二，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实投入成本，是假定在某期取得相同或类似资产时将支出的现金数额或其他等值物。如：重新购置或制造同类新资产或具有相同生产能力的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成本，其优点是：①可以避免在价格变动时虚计收益，能确切反映企业维护再生产能力所需生产耗费的补偿；②期末财务报表提供以现行成本为基础的现时信息，而非过去的历史信息；③以现行成本与现行收入相配比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可增强收入费用配比决定的收益的可比性与可靠性。其缺点则主要体现在现行成本确定的难度较大，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用它不能消除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财务报表项目之间将因此而缺乏可比性。

其三，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在正常清算情况下，销售资产时可望获得的现金或其他等值物。其特点是：①在企业决定是否持有资产甚至是否持续经营时，可为其提供资产潜在变现价值（在此种状态下是一种机会成本）这一重要信息；②可用于提供评估企业财务应变能力和变现价值的相关信息；③可用以对资本性支出项目（如固定资产）进行较客观的评估，以消除费用摊配上的主观随意性。其缺点是：在理论上以变现价值进行计量，有悖于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应于对企业预期使用的资产（与变现价值无关）和某些不存在变现价值的资产或负债（如无形资产、专用设备或厂房等）进行计量；它未考虑一般购买力的变动，也不能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四，可实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是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它考虑了资产能导致经营性收入或支出这一资源特征，但只适应于计划未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数额的负债，且未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因而其适应范围无法囊括全部资产。

其五，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又称资本化价值，指资产在正常经营性使用中可望带来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或贴现值）减去为实现这一流入所需的现金流出的现值后的净额，它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时间分布以及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因素，在理论上较全面，但确定性差，且计算过程较为繁琐，因而在实际中较少运用。

这五种计量属性各有优劣，但并不完全排斥，往往可以在会计计量时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属性，以加大会计信息组合的有用性。计量属性的选择，应当从特定计量对象、计量内容和计量的目的出发。例如物价变动会计所要计量的对象，包括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以及物价变动对这些经济业务的影响。所要计量的内容，包括会计主体的一切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计量的目的，是反映和消除物价变动对计量对象及计量内容的影响。由于计量对象和计量内容的复杂性，选择单一的计量属性有时不能够达到计量的目的。因此，就需要恰当地结合、采用各种计量属性。但尽管如此，企业仍必须有一个主要的或基本的计量属性。一般说来，主要的或基本的计量属性的选择应当以物价变动对企业主要资产的影响程度以及企业主要资产的特点为依据。由此可以得出，历史成本计量已难以保持其为单一计量模式的主导地位，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用的混合计量的多元模式已经是无可争辩的现实。

应当指出的是，公允价值取代历史成本成为21世纪的主要计量属性，主要是由于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工具的计量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失败陷入财务困境，但在此之前，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会计报告显示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安然事件引起美国和国际会计界的极大震动，IASC和FASB在开发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都确立了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工具的目标。

参考文献：

模式变革范文篇7

机构改革

根据目前乡镇供电所工作的特点，要充分利用乡镇供电所现有人员，按照营配业务末端融合，建立网格化供电服务模式，构建快速响应的服务前端，人员一专多能、服务一次到位的全能型乡镇供电所工作思路。供电所岗位设置可按照如下情况设置：供电所设供电所长、配网技术员、营销技术员、综合事务员、安全员、业务员（报装员）、台区经理（AB级）七个岗位。供电所长：负责本部门的全面工作，做好安全生产，优质服务，指标管控、队伍建设；负责全所员工完成制订本所年、季、月度的工作计划，负责本所人员的工作安排和业绩考核，负责对外联络和协调工作。配网技术员：负责完成所辖区域内的供配电设备和项目的管理工作（10千伏线路工作时，组织台区经理参与工作）；负责组织开展低压配网设备台账、图纸、资料的记录管理；负责配网检修和“两票”的典评和流程跟踪、归档；负责采集系统运维类数据的管控、考核；负责台区经理的管理工作。营销技术员：负责本所营销专业技术指导和营业厅的管理工作；负责完成上级主管部门的营销类指标，考核台区经理完成指标；负责开展营销优质服务工作，查核客户服务投诉；负责组织开展电费发票的领用、发放、回收和上缴工作；负责采集系统营销类数据的监控，采集失败、计量异常和用电异常等信息；负责计量周转柜的管理工作。综合事务员：协助所长做好内部协调工作，负责安全工器具、施工工器具、备品备件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本所费用的报销、领取、发放工作；负责所内物资领用、办公环境整治、食堂管理、物品发放和会议记录；负责本所党政工团类的具体工作。安全员：负责对本所范围内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检查现场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对违章行为及时制止和处罚；负责供电所的交通安全、防汛、防火、防盗、防灾、减灾的监督检查工作；负责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例会，组织开展安全活动。业务员（报装员、资料员）：负责业扩报装管理、业扩流程跟踪、营业档案管理；负责督促台区经理、配网技术员、营销技术员、综合事务员、安全员资料、台账的建立和更新；负责营业厅的具体工作以及多元化收费的宣传、指导工作。台区经理（A、B级）：台区经理构建末端融合机制。分别设置A、B级两个岗位，根据所管辖的台区数量和是否参与10千伏线路的运维工作划分，A级台区经理岗位高于B级台区经理岗位。A级经理：负责现场查勘、装表接电、用电检查、低压线路巡视、优质服务、配合停送电管理、低压故障消缺。负责线损管理、采集装置、总保、中段保护维护和户保检查记录；负责完成监控平台异常数据的现场处理工作；负责台区内电费的收取，票据的分发；负责台区内客户信息和低压配网设备台账资料的收集；负责完成值班周期内的各项故障报修工作；负责参与10千伏线路的管理、运维和抢修工作。B级经理：负责现场查勘、装表接电、用电检查、低压线路巡视、优质服务、配合停送电管理、低压故障消缺；负责线损管理、采集装置、总保维护；负责完成监控平台异常数据的现场处理工作；负责台区内电费的收取，票据的分发，负责台区内客户信息和低压配网设备台账资料的收集；负责完成值班周期内的各项故障报修工作。

薪酬改革

公司的管理日趋规范，各种工作考核、指标日趋严谨，工作量和压力日益增加。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省、市、县公司的工作任务、指标到了县公司和供电所长这一级就迟滞不动。主管负责人急得团团转，而基层员工却纹丝不动。逼得紧了做做样子，一不安排便自由散漫，缺乏工作激情和积极性。究其原因，是公司负责人和供电所负责人只有绩效考核这一张牌可打，奖惩力度不足。如何杜绝基层员工的推诿扯皮现象，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由被动工作转化为主动工作？首先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将目前供电所员工的薪酬与设备维护等相关费用打包，集约化管理。除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发放的薪酬外，其余费用按设备、设施、客户数量等内容和工作量测算后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和维护设备。签订责任状，任务完成，费用兑现。充分调动员工工作激情，由被动工作变为主动工作。既发挥了基层员工技能强，处理问题水平高的特长，也有效减轻了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压力。其次智能型电网的发展，为我们的工作管控提供了便利，管理部门应对每个岗位、每项工作制订严格的惩罚标准。工作出现纰漏，任务未完成，在月度考核中予以扣分。从目标费用中扣除相应的费用，从而让每位员工保持高度的责任心、任务指标不再需要管理部门和主管领导时刻提醒和嘱咐，员工会主动积极完成任务、指标。

管控制度改革

值班制度改革：供电所的值班人员数量由两人增加到三人，避免了出现事故后，两人同时外出抢修，造成所内无人值班的局面。值班人员至少应由两名台区经理担任。考勤制度改革：现行的考勤制度并不适用于基层供电所，供电员工的居住地大多在市区，其业务均与县公司相关部门衔接。多数情况是公司相关部门上班，在对应的部门做好业务上的衔接后，再前往供电所处理日常事务。建议现行的考勤制度适用到值班人员之中。其余人员执行业绩、任务、指标考核。从制度上鼓励台区经理巡设备、巡线路、跑市场、访客户。作业互补制度：建立岗位AB角制度，供电所各岗位之间，台区经理之间各自建立AB角制度。A角对本岗位工作主要负责，B角应主动熟悉并协助做好该项工作。当A角不能单独参加工作或请假、外出培训时，由B角参与或替代A角，切实负起责任。AB角两个责任人不得同时外出。岗位竞争制度：根据目前供电所的各项工作，探索建立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合理流动岗位管理机制。现有的各岗位采取超市化双向选择机制，坚持人尽其材、盘活人力资源，挖掘员工的潜力。对于在岗位上工作不得力，指标任务连续完不成的员工予以待岗，其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及费用公开在供电所内部竞争。个人能力越大，技能越强，所负责的工作量越大，目标费用也相应的越大。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管理理念。任务指标制度：根据目前供电所的各项工作，县公司各衔接业务部门只作为管理部门，制订各自的考核制度。制度与目标费用挂钩。制订培训、指导计划，服务、管控和考核供电所的具体工作。

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模式变革范文篇8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特点与趋势；循序渐进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急需转型和变革，农业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是推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肩负着管理模式变革的历史使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过程，就农业经济转型的本质而言，农业经济转型包含管理方式的变革、调节机制的更新，还蕴含着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在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由粗放型逐渐走向集约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将会引起管理模式的变革。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方法，对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特点

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工农生产结构的性质由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发展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为平衡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国家需要加强对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1］城乡二元结构下，虽然城市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实现城市反哺农业，推动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平衡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我国农业发展现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来看，转型期间的变化和特点有：现代化农业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内部结构和生产方式在不断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流转加速向规模化经营转变，科技投入的产出比将会有所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增长点，农业生产组织将向专业化靠拢。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提速

国家历来对农业非常重视，几乎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是关于三农问题而提出了，特别是中央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指导意见。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指标，特别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现实农业现代化建设直接关乎9亿农民的切身福利和小康水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变革转型的关键期，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没有改变，因此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被赋予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时代烙印，理应成为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一大特点。

（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二三产业的大幅度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份额在逐年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却不能被我们所忽视。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大大提高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应用对二三产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农业也在可以应用方面进行了改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有限，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我国的、电子产品、家电产业、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远洋贸易、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迅速，为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观农业由于一直牺牲农业来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对经济贡献的增长速度一直增长缓慢。从目前看，随着国家政策调整，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终达到合理区间，从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需得到重视。

（三）劳动就业结构有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速，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精细化作用越来越明显，需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型，随着国家对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的打破，有利于人口流动，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农村人口外移。特别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从就业、服务、子女升学、医疗等方面对城市中的农村人进行政策鼓励和倾斜。让原来农业人口有了到城市生活的更好愿景。随着农村的内在推力和国家政策的吸引力，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城镇化推进速度加快，劳动力就业结构还会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模式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二、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趋势

（一）土地流转加速，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未来趋势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速，为了更加有效的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土地规模化经营势在必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有效流转，实现土地集中连片进行和管理将成为未来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

（二）科技投入的产出比将会有所提升

现代农业的一大标志就是科技投入不断增加，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单位土地产出比例将会达到很大提升，在种子、化肥、农药、大型机械、滴灌喷灌等新技术手段的使用，将极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形成“互联网+农业”新兴经济形态，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转型并成为未来的一大发展趋势。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随着国家对农业改革的不断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必将得到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在代耕代收、烘干储藏等服务体系建设上将会进一步完善。不断加强和推广基层农业技术，提高农技人员福利待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服务，对农作物保险和粮食补贴等政策加大推行力度，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和风险，提高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将成为未来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得到强化和支持。

（四）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新亮点

国家强，必须农民富，农民富就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国内外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传统农业为载体，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的运用，不断推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不断融合，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成果的结合，进而形成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农业经济转型之路。［2］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三、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的必要性

（一）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现代农业是基于生产资料配置更加合理，管理方法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于传统农业来讲，现代农业从种子的优选、化肥和农药的科学配比使用、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机械手段的运用以及产品的营销渠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原来传统农业作为农民一种谋生手段相比，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在生态农业建设方面，现代农业正在向着观赏、休闲为主的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转化，从提供农产品的主要功能逐渐增加生活休闲、生态保护、旅游教育等功能，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现代农业的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农业类型、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选择后，逐步探索了四种现代农业建设和运作模式，作为当代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的重要代表。一是东部沿海为代表的外创型农业管理模式，通过政策扶持和龙头企业带动逐步形成了特色蔬菜、优质花卉和名优农副产品及水产品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管理模式，通过外销出口，带动地区经济转型和农民增收。二是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管理模式，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生产方式，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公平的转移，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基地，推行农业科技成果和产业开发，创新农业经营管理模式。三是建立农业科技园管理运行模式，由政府指导企业和农户参与，以企业化方式进行运作，加大对高新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使用，对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实验，逐步形成开发基地和生产基地，继而推动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模式。四是依托山地自然资源，立体化、层次化的对当地农业进行重新开发，通过印记新技术和品种不断丰富山区农业产业种类和农业生产方式，待成熟后进行大面推广，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以上四种是现代农业管理模式的变革的具体体现，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和“互联网+”对农业变革的推动，农业管理模式还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一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就会出现。历史证明每当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经济就会出现新的特点，农业管理模式也会出现新的变化。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规模必将由原来的分散经营模式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的农业组织形式必将随着农业改革的深入，充分发挥农业方式新模式的带动示范作用，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上也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农业发展的新变化必然会带来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革命性的变革。反过来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新变革，在国家政策指导和引领下，也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发展的新道路。因此，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有其变革的必要性。

（三）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贯彻实施国家政策的有效途径

国家农业政策有效实施需要具体农业发展模式的支撑和具体实践，通过实践验证国家政策的实施是否真的能为农民增收，盘活农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反馈到国家层面，有助于国家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因此，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在贯彻国家政策的实践者和践行者，也是政策通信兵和信息站。从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合作社建设，加强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这些卓有成效的变革创新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但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贯彻实施国家政策的有效途径。

四、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模式变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肯定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农业经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现实，还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实际都要求我们在管理模式上进行变革与创新。我国提倡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的。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再加上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些因素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为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管理模式上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明确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变革管理方式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利益

农业经济转型时期，旧的传统农业管理模式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推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坚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前提。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机械化生产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然而新的管理模式要想有效实施，必须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发挥好农民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管理模式转型的关键。要做到以人文本可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模式的设定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前提；另一方面，现代管理模式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还应积极培育相关人才，发挥人才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就农民自身而言，应帮助农民树立科学管理意识，指导农业经济的科学生产，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经济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就专业人才而言，应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农业管理模式转变提供助力。

（二）循序渐进，合理有序的推进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

我国现实的国情决定，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人口众多、地区生产差异大、资源分布不平衡等，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诸多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规模偏小。虽然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流转规模还需扩大。如何在土地经营和管理中得到农民的支持，如何解决传统思想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做到提高质量也提高速度等等，以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我国在推进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的过程中需从整体布局，按步骤推进，创新农业管理模式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

（三）因地制宜，鼓励引导创新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我国各地气候均有差异，因地制宜是农业发展的准则，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应不尽相同，突出各地方的特色。同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应坚持在总体上把握方向，在具体实施上突出地方特色。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因此在农业生产时便于使用机械化生产，因而要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实施统一规范化的管理；我国南方地区人口比较密集，自然资源较为缺乏，因而应重点开发新资源。总之，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方式的变革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同时，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不断探索和创新科学管理方式，以使用转型期间农业发展的需要，为缩小城乡差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

作者:田丽 单位:河南工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模式变革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产品;创新;银行营销;模式

1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人们的目光不仅局限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而是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当前大多数人都会将手里的闲钱存入银行。随着银行营销模式的转变，为了实现快速的发展，出台了较多的理财产品，人们对理财产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产生了强烈的购买欲望。面对这样的背景，银行为了快速发展，需要对金融产品和营销模式进行创新，促进了银行多样化的发展，提高了银行的经济收入。

2金融产品创新与银行营销模式创新的问题分析

2．1产品创新的整合性不强。我国当前的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存在着金融产品创新性不强的现状，缺乏相关的业务创新部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创新缺乏整体规划，各业务部门之间在进行产品创新的过程中，难以摆脱部门利益的限制，在开展产品创新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组织化和系统化的管理，使各业务之间的关联性较差，无法实现对产品的统一规划。其次表现为产品的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中的产品存在着单一性的特点，没有建立完整的产品管理体系，不能对银行的盈利和亏损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不利于对银行风险的掌控。最后表现为无法对产品进行精细的管理。产品的后续管理工作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竞争力，在向客户进行金融产品推销的过程中，对后续的服务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导致企业的品牌形象受损［1］。

2．2营销与产品研发缺失互动。在银行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缺乏对市场需求的了解，导致产品的营销和产品研发互动性不强。首先表现为缺乏产品创新精神，对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主要是从企业的局部利益出发，无法实现对客户信息的有效整合。产品的整体性和吸引力较差。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其次表现为对市场的调研重视程度不高。在进行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没有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研，就开展产品销售工作，导致产品的营销效果不好。最后表现为技术与产品的融合度相对较差。当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创新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情况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的管理运营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相关的业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3配套机制的建立有待完善。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励，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注重对外部信息和内部管理的交流和联动。我国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机制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首先表现为产品开发的组织不健全，没有成立专门的产品开发小组，项目在开发过程中，没有与其他部门进行有效的整合，无法对开发项目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有效的开发，不利于后续工作的有效开展。其次，产品创新缺乏优质的人才，国内的银行面临着产品经理短缺的现状，通常身兼数职，无法实现对产品的创新［2］。

3金融产品创新与银行营销模式创新的建议

3．1完善产品创新管理机制。首先应该选择适合的产品创新体制，应该采用集中式产品创新体制和分散式产品创新体制，对于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应该交与业务部进行新产品的营销工作，产品开发部门在进行新产品营销的过程中，应该给予技术方面的支持，有利于降低新产品的创新成本，实现对产品的统一规划。其次，应该建立产品创新分级授权制度，在对新产品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应该缩短产品的创新链，对产品实行分级授权管理，结合产品自身的种类和风险等因素进行了解，对业务创新管理进行授权，建立创新试点［3］。

3．2重构整合营销框架。营销部门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着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制定有效的产品营销，是银行产品创新的关键。首先，需要强化金融产品的创新理念，通过市场营销的形式，实现对新产品的研发，以便促进营销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建立营销系统工程的方式，能够强化商业银行的营销意识，促进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和协同。其次，在银行内部推行一站式服务，在银行各项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面对较强的技术性问题，产品经理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加强产品的服务理念。

3．3挖掘客户价值，开展交叉销售。为了促进金融创新体制的建立，应该促进银行营销模式的转变，充分利用银行的优势，挖掘客户的价值，促进银行竞争力和企业效率的提高。首先，应该利用交叉销售的形式来挖掘客户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对客户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的形式，发掘客户的潜在需求，以便给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促进产品的销售。其次，是利用交叉销售的形式发掘客户的需求，该种模式主要是以客户的导向为营销的理念，引导客户购买价格比较高的产品，能够发现客户的多种需求，分析客户的购买习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产品的销售［4］。

4结论

要想促进银行的发展，应该对当前的银行营销模式进行创新，促进银行的健康发展和银行经营体制的不断变革，通过对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银行经营模式的变革，有利于发现银行营销模式存在的问题，以便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快速的解决。银行通过完善产品创新管理机制，重构整合营销框架和挖掘客户价值，开展交叉销售等形式，促进了银行营销模式的转变，转变了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促进了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王昊 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曹思维．基于营销组合理论的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模式变革范文篇10

关键词：德育；教学模式；变革；核心素养

“德育模式是在一定的德育思想、德育理论指导下，在丰富的道德教育实践基础上，为完成特定的德育目标和德育任务所形成的稳定而鲜明的德育结构理论框架，以及具体可操作性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程序和方式。”[1]欧盟对核心素养这样界定：“核心素养是所有个体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成为主动的公民、融入社会和成功就业所需要的那些素养。”[2]它包括沟通素养、自我调控素养、批判素养、德育素养等，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要以核心素养为基础。

一、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的必要性

（一）我国高校现有德育教学中存在固有模式。由于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我国高校德育教学主要以教师单一传授知识为主，学生往往被看作“听话、顺从”的主体，其需求和创造性被忽略，德育教学特征可以用“尊师重教”“服从”来简单概括。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了苏联高校德育教学模式，之后，也一直对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探索。可见，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德育教学也始终备受重视，但这些德育教学模式都没有以核心素养为基础。因此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我国高校现有德育教学中仍存在不良模式。1.德育师资队伍缺乏高校德育教师队伍缺乏，素质不够，这主要由重智育轻德育的理念导致。2.教学目标陈旧在课程标准设定方面，还是沿用培育学生德、智、体、美、劳这几方面教学目标，没有明确以培育核心素养为目标。现阶段德育教学目标围绕政治教育展开，没有进行深层次多层面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比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困难、如何负责任、如何更加独立等，因此课堂教学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升很难起到作用。3.德育评价单一德育评价形式以应试为主，用分数来量化学生德育素养。然而分数只是结果，并不能概括学生整体素质。这种德育评价方式忽视了学生德育素养的培育过程，并不能使学生德育素养以至核心素养得到全面发展。4.教学方式固化课堂上教师主要以灌输方式进行教学，不能很好地启发学生思考，教师成了课堂的唯一主体，忽略学生主体地位，没有与学生形成互动模式。并且现阶段德育教学主要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课本，教学内容主要以课本为主，不能进行有效拓展，无法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政治学等形成联动效应。一方面这与教师个人素质有关，一方面与全国范围内教学大环境有关。5.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分离现有德育教学中主要是给学生灌输枯燥的德育理论，缺乏相应实践德育教学环节。学生对于枯燥的理论教学反感，也很难将理论联系实际，难于理解，无法达到内化于心外表于行的效果，也就很难形成多层次高水平的核心素养。这些固有模式导致学生被动地接受道德理论，很难将其融入到思想意识中去，更不用说内化为道德素质。因此，容易形成德育与学生素质自由发展两极分化局面。（二）沧州四所地方院校对高校德育教学方式变革效果差强人意。河北省沧州市是一个地级市，虽处于环渤海经济圈，但以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高校教育发展也相对缓慢，主要是以大中专院校和职业院校为主。近几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沧州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以沧州师范学院和河北水利电力学院为本科院校，以沧州医科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为主的专科院校模式，涵盖了文科、理科、医学和技术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四所高校也在德育教学模式改革上以核心素养为基础进行了一些变革和探索。通过发放网络问卷形式，将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对这四所学校部分德育工作者进行了调查，最终收到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0份，并对个别教师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学校德育工作以及德育教学工作方式变革情况，以下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第一，德育工作受到学校重视。对问及教师“您认为贵校对德育问题的重视程度怎么样”时，选择“重视”、“一般”和“不重视”的分别是99%、1%、0。第二，德育工作者普遍认识到德育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对教师问及“您更看重自己学生的哪方面发展”时，选择“成绩”的占14%，选择“身体健康”的占30%，选择“道德品质”的占40%，选择“能力”的10%，选择“其他”的占6%。第三，学校德育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丰富。在调查中，对问及教师“贵校开展德育为主题的课外活动数量是什么情况”时，选择“非常多”“比较多”“一般多”的分别占46%、32%、22%：第四，学校德育工作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影响对学生的培养。当问及教师其“请问您觉得传统德育方式存在的问题有哪些？请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时，25%认为德育教育目标片面化，可见占比很大。第五，德育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与学生脱节，不利于学生的成长。25%的人认为学校德育工作脱离学生需要，37.5%的人认为德育工作方法单一，50%的人认为学校德育工作忽视隐性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教育者与学生未能形成可靠交互。第六，德育工作缺乏合理评级机制，较难进行深一步工作。当问及教师“您怎样评价德育教学效果”时，12.5%认为没有衡量标准，50%仍然选择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角度，只有37.5%的人开始从核心素养体系评价德育效果。第七，德育效果实效性不强，与学生成长需要脱节。当问及教师“您认为贵校安排的各项德育活动的实效性总体上来讲如何”时，选择“很好”“好”和“一般”分别为：13%，20%和77%。而德育活动实效性差的，给出的原因有德育活动流于形式，不符合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德育活动过程中只顾红火热闹，缺乏有效的引导；德育活动开展敷衍应付，活动设计不精心等。第八，几乎所有教师都已开始德育教学方式改革，但只有37.5%的人认为效果很好，62.5%的人认为针对某些学生有效果。从对沧州四所高校德育教学模式调查研究情况来看，核心素养被融入其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细究起来，变革效果并非令人十分满意。学校和教师虽然已经有了变革意识，但是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的变革并非多数，而且德育效果实效性不强，变革效果差强人意。因此，有必要加大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的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力度和研究，以此来指导高校德育教学更好的发展。（三）新时代下学生素质发生了明显变化。现阶段大学生主要是1995年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定发展后成长起来的，网络化使其接受到的信息更加多元，头脑灵活，应变能力强。接触到的新鲜事物多，充满自信，但自我意识太强，不能为他人着想，交际能力薄弱。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吃苦能力差，遇到困难也不能很好地克服，心理承受能力差。95后大学生虽然有其性格和能力优势，但也有劣势。然而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不仅是高智商的人才，更需要高情商的人才。因此，必须以核心素养为基础进行德育教学，提升学生整体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和情感能力，培育新时代下高素质的大学生。

二、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的可行性

以核心素养框架培养人才能够“实现成功生活与发展健全社会、指向终身学习、关注21世纪职场需要”[3]，也备受推崇，国际组织和先进国家很多已经构建起以核心素养框架来培养人才。德育目标与核心素养目标具有一致性。“德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健全人格的人，在哲学意义上是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学生和老师都具有主观能动性，都应该是道德的主体，都应该全面发展。”[4]核心素养关照的是人的各方面素质，构成要素多种多样，一个人的核心素养越高，能力就越高，情感越丰富，这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因此，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的高校德育教学才能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只能考高分和索取的自私之人。核心素养是人在学习生活中的素养，而德育教学则指向教学事业，因此高校德育教学模式改革必须以核心素养为基础来培育人才。

三、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对策分析

（一）提高德育教师队伍素质。教师在德育教学中具有关键作用，好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打开学生心灵，启发学生学习，激发其学习兴趣，提升学生情操，因此德育教学模式变革关键在于培育具有高素质的德育教师。一方面要保证德育教师数量能够完全胜任工作量，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师理论素质。教师首先应该拥有崇高的师德，热爱德育教学；其次，还应该具备较高的德育理论素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学生心理更是变化多端。因此教师不仅要了解时代对于学生的要求，还要分析学生心理特点，进行适当的德育教学。（二）完善课程设定标准，突出培育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社会的发展使学生认知提高，情感更加丰富，核心素养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高校开展德育教学提供了依据。首先，核心素养对于课程内容设置有指导作用。“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课程标准是指导学校教育的基本准则。”[5]每门课程都要根据学生核心素养水平、学科特点设置教学内容，其中核心素养的核心要素———德育素养更是高校德育教学模式变革的依托。因此，如何将课程内容与学生核心素养水平结合起来，将知识、能力、情感与社会相统筹成为新的课程设置任务。将核心素养的培育融入课程内容，明确核心素养在课程标准中的定位。核心素养应当作为课程教学目标，核心素养所包含的语言素养、批判性思维、科技素养、人文素养等都是教学所要达到的标准，在这种多元标准的衡量下，教师和学生才能具有多元思维，才能获得更多能力。更好适应社会应当被作为德育的最终目标，学生遇到挫折时懂得如何处理和渡过难关才是德育目标，而不是期末试卷上的高分。注重提升道德教育比重，尤其是增加道德实践课时和进行综合等级评价。对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这三方面的教学应该权衡好，让学生能够懂得和学会如何爱自己、爱他人、爱祖国，政治教育从显性趋于隐性，爱国从被动变为主动。（三）实行多元德育评价方式，淡化唯分数的应试影响。重视对学生能力和素养的考查，提高测验技术和流程的科学化、规范化。摆脱传统意义上“听话”的评价标准，让学生勇敢地表达内心的想法，激发起对社会的热爱，使得情感素养、语言素养、科技素养等得到提升，用多元评价标准来对待学生成长，让学生感受到分数不是唯一评价标准，只是一种显性标准，应该增加更多隐性评价标准，如道德、情感、交流能力等。德育培养的不仅是合格公民，更是具有核心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如果学生和周围人关系不好，很大程度上说明这个学生自身存在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多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学生心理和生活动态，关注学生需求，及时鼓励学生和做出相应举措，而不能到最后用分数来评价。（四）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兴趣。正如德国教育学家R•温克尔所言，课堂教学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教学相长的心态来面对课堂，将学生融入课堂，要以学生为主体，对学生进行思维引导，让学生从关注身边生活做起。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课堂生活化，让学生觉得上课很轻松，愿意表达内心想法。面对社会问题，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力，编排成相声或小品等形式加深理解，提升核心素养中的价值判断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6]（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学生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在对学生进行抽象理论教学后要及时进行实践教学，如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参观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组织社会志愿活动等。高情操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氛围，而且能够让更多学生参与进来，提高学生素养，如沟通素养、领导力素养、审美素养、合作素养等，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

四、结束语

核心素养体系涉及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素，其中德育素养是构建核心素养的核心要素。学生只有树立了良好的思想品德，才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具有良好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主动，才能成为一个热爱社会和国家的人，有才而无德终会无益甚至危害国家。一个积极的有丰富情感和高尚道德的人，才是我们德育教学应该培养的人。高校德育模式变革要想有所发展和突破，就必须以核心素养为目标。以德育素养为核心搭建学生核心素养能够更快促进学生价值观和情感的培养，因此加快德育教学模式改革是如今德育教学的重中之重，更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何欢.互动德育模式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5）.

[2]张华.论核心素养的内涵[J].全球教育展望，2016（4）：10-24.

[3]师曼，21世纪核心素养的框架及其素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3）：29-37.

[4]杨晓津，胡明丽.高校德育模式教育改革探讨———浅析人本化综合德育模式[J].科技信息，2010（10）：472.

[5]姜宇，辛涛，刘霞，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途径与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6（6）：3-16.

[6]何克抗.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5）：7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