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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10:11:04

民工荒

民工荒范文篇1

关键词：民工荒；供给；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而形成的“民工潮”，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劳动力转移的一道巍巍壮观景象。但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却陆续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成为了中国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民工荒”原因分析

（一）企业较少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一是贸易环境限制。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企业无力承受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我国民工输入集中地，很多生产企业情愿开工不足也不愿意提高工资，因为这类企业大多数为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价格是企业成本的主要构成因素。当前贸易环境下，产品利润低，企业又无法提升出口产品价格，因此无法给农民工更高的工资；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由于我国以劳动力的低廉作为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在贸易竞争激烈的条件下，若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则意味着失去其比较优势，从而给企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造成困难。

（二）政策刺激，国家投资加大，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加。以前是“孔雀东南飞”，绝大多数农民工前往广东地区，现在随着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给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农民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能找到工作，所以现在是“孔雀满天飞”，许多农民工选择在自己的家门口打工，放弃了外出务工。

（三）农民工的结构及观念发生变化。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式”的生活；他们维权意识更强，希望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仅仅是生存下去。“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不断增加，使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务工城市及相关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调查：务工人员预期平均工资涨幅高于企业预计工资涨幅。对企业调查中，企业预计员工工资平均上升幅度为9%。对务工人员调查中，打算继续外出务工的人员预期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14%。由此看出，对平均工资增长幅度的预期，务工人员比企业高出5个百分点。

（四）户籍管理模式不合理。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在管理内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虽然近年来一些城市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但优先保护城市户籍就业人口的政策导向，使其对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内容远不及户籍人口。随着城市社区组织的建立和日趋完善，户籍人口，包括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社区组织表达个人和群体意愿，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获得心灵慰藉；而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却始终未能被居住地社区所接纳，成为城市中既缺少话语权，又孤立无助的边缘群体，“同城不同权，同工不同酬”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二、解决“民工荒”对策建议

（一）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面对招工难的问题，企业应提高民工工资，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满足民工维持生存、发展和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否则，诸如就医、职业培训、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等便无从谈起。劳动力投入成本与实际收入的强烈反差，致使大批民工不得不离城返乡。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作为劳资双方尤其是资方应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作为劳动者的民工应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是各地制定的基本生活保障，企业应依照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并随着企业的发展相应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但这一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改革已迫在眉睫。只有废除了不合理的户籍管理模式，取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一元户籍制度，才能使农民工社会地位获得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进而获得更多本应享有的基本生活保障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就业选择权、迁徙权、选举权等。

（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消除社会观念歧视

第一，加强普法教育。由于受文化水平不高的限制，绝大部分农民工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因此，推行以《宪法》和《劳动法》为重点，辅于其他法律的宣传教育十分必要。

第二，抵制封建思想中的糟粕。人们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观念不强。封建糟粕中的歧视农民思想依然遗留下来，影响着当今社会。歧视农民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积淀。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使人们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树立起“人生而平等”、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第三，通过主流媒体宣传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在传播大众文化、宣传人物形象、塑造大众心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应倡议记者面向基层，深入工厂车间，深入农民工生活，了解农民工的疾苦，大力宣传先进农民工所获得的荣誉、感人事迹和对城市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四，为农民工正名。“农民工”的称谓带有很大的歧视性，不利于建设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社会，不利于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只会提醒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牢牢记住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忘“本”，从而强化其自卑的心理。“人生而平等”，农民工亦不例外。

（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民工荒”中出现的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凸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滞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力总量和质量，从而扩大民工的有效供给，是解决“民工荒”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投入机制还不完善，教学基本建设特别是师资和实训条件建设明显滞后于规模的发展。一些学校的培养模式还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因此，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扩张职业教育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实现政府从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的转变。同时，要加快技工学校的发展，尽快缓解由于技工短缺产生的“民工荒”现象。特别应该扩张高级职业教育的规模，从而缓解高级工、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严重紧缺的局面。

民工荒范文篇2

最近，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相继发生“民工荒”。据有关报道，在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劳动力市场均呈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大部分企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在石狮市，不少企业的招工人员明确表示，每帮助挖一名工人，支付100元的酬金。在长江三角洲，这种现象也开始出现。

——如何看待“民工荒”现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让我们从一些最简单的事实开始。

基本事实之一：民工短缺现象的客观存在。在媒体对“民工荒”现象进行了大量报道之后，有关方面开始有意淡化“民工荒”问题。即便如此，有关方面还是不得不承认，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难问题，甚至存在着“大量的空缺岗位”。

基本事实之二：“民工荒”最基本的原因是工资水平低和社会保障不健全。有关官员强调：“说到底是价格问题。如果工厂保持正常的利润水平而并非盲目追求高额利润，只要提供正当的劳动力价格，就不会找不到工人。”但问题是，这里的“正当的劳动力价格”是假设的，而现实恰恰是，正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达不到“正当”的水平，“民工荒”的现象才得以出现。

基本事实之三：在“民工荒”中，最紧缺的是熟练工。正如媒体报道的，无论在珠江三角洲还是在长江三角洲，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比比皆是，而最缺乏的则是熟练的技工。而“低工资、轻保障”的问题，在企业迫切需要的熟练技工身上就显得更为突出。

——“民工荒”形成的原因

从最直接的角度说，这次“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密切关系。

一是过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说起这次“民工荒”，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仍、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为什么此前没有引起“民工荒”而现在引起了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几方面在2004年出现了更为恶化的迹象。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物价的上升与农民工生活费用的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5%。但这个数据远远不能表明物价上涨对农民工生活费用的影响程度。我们都知道，在农民工的生活费用中，食品的开销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整个物价水平上涨3.6%的时候，许多地方大米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仅此一项，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就可能上涨几十元。这还不包括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家陈淮的数据，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2年间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这半年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1000元。在一些企业中，民工在正常时间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要剩下钱，就只能靠加班。因此可以说，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过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凸现出来。

二是农业收入的缓慢增长。我们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农民工调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即一部分民工(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打工者)的收入与开销几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在打工时获得的收入几乎都同时消费掉了。这就说明，农民出来打工固然是为了获得打工的收入，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要更为复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不能赢利的“产业”，一些村庄更是衰败得成为一种无法令年轻人忍受的场所，这是许多人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原因。但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今年出台了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据有关专家透露，今年各级财政支农达40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可得到政策性补贴50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18.9％，农民的整体收入实际增长7.8％。正因为如此，人们又从农业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这说明，只要农业稍微有利可图，农民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就不会出现，那种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打工者的供应都是源源不断的逻辑难以成立。

第三个原因，是与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有关。有报道说，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2003年则达到27个亿，增长速度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显然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在整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这说明目前的“民工荒”不仅有供的因素也有求的因素。

——维持过低价格劳动力供给的条件

尽管对这次“民工荒”现象的严重程度不能过分夸张，但毕竟这一现象的出现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这个现象在支撑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过去，相当一部分学者曾经论证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之所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这三者之间似乎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不错，在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这个逻辑的存在。

工资低似乎打不破这个链条。有人说，在东莞和深圳等地方，在20年的时间里打工者的工资没有变化。原来是三四百元，现在是五六百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没有增加。而且，从打工者的工资上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全国，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大城市小城市，也不论该城市的物价和生活费水平如何，打工者的工资几乎都是一样的。在像北京这样生活费昂贵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工资也只有区区五六百元。而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一个普通农民工每月平均吃住行都算在内，生活成本就要500元。一个打工者干一年，到年底也只能剩两三千块钱，还要扣掉回家的路费。

拖欠工资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新华社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调查，72.5%的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全国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人民币1000亿元。这意味着全国有几千万的打工者被拖欠过工资，还可以换算为有上千万的打工者白白干了一年。

工作条件差甚至身体受到侵害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重庆晚报》的数字则是，中国每年因工伤被轧掉的手指头超过5万个。

对于这种现象，解释是蛮横而有力的：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你不干有人干。蛮横的解释代表着现实中蛮横的逻辑，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资改善他们工作条件的呼吁在所谓“无限供给”的逻辑下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一，日本、韩国等国家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同样长的时间、同样快甚至更快速度的增长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在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可观的增长。然而，在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作为许多工厂生产者主体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消费率持续走低。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2003年更是下降到56％左右。

更多的人则将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看作是形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条件。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一份分析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近1200美元，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至6％，不足发达国家的3％。与发展中国家比，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其制造业人工成本在2000至6000美元之间，我国不到这些国家的50％，相当于马来西亚的22.7％、泰国的44.2％和菲律宾的48.3％。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略低于印度，相当于印度的95.6％，但仅相当于巴西的18％和墨西哥的11.3％。许多人认为，正是较低的人工成本，加上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得以保持高速的增长。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对出口快速增长的促进作用上。

——开始断裂的链条

“民工荒”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逻辑的链条开始断裂。尽管我们承认，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有了根本的改变，或打工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打工者毕竟是第一次用“离开”这种方式向这种逻辑链条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还是非常弱的。

这种链条开始破裂的另一种迹象，是雇主一方在用工上出现竞争甚至争夺。在这次“民工荒”中，一些企业为了留住工人，开始在工资待遇等问题上做出新的承诺，以增加对民工的吸引力。在温州，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许多工厂把招工车开到了马路上，对工人进行现场招聘。有的企业甚至采取扣身份证、强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这种现象，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几乎是没有过的。尽管这也许并不会意味着劳动力已经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但无论如何，过去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劳方的绝对弱势地位”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模式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还有人仍然寄希望于这样的模式还能维持几十年。但“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模式可能开始走向尽头。这时，难免有人担心由此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下降。不能说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思维明显过于简单和僵硬。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的，吸引投资和保持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条路，培养竞争优势可以有多方面的选择，如提高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的先进性、良好的发展环境等等。这也许会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二，如同人们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论证成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一样，伴随着“民工荒”而导致这一链条的松动和终结，也是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使然。事实上，这种模式的终结，对于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雄厚国内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链条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目前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20亩土地。这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这不到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一亿个劳动力。如果再去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在乡村工业和城市中的打工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多达上亿人。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首先，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速度。比如房地产是近些年来最热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产业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有关农村政策造成农民增收的效应将很快稳定下来。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力度是如此之大，其潜力的释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目前有关农村政策的力度，并不会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工荒”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基本供求关系。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在，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有限度的改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结果。

——“民工荒”中的“技工悖论”

“技工短缺”问题不是始于今日。早在几年前，“技工短缺”的问题就已经频频见诸报端。在成都举办的一次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聘请会上，一个企业开出年薪30万元的高价招聘高级技工，居然未能如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现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技术工人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不到七成，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而这与合格技工短缺的问题密切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衰败。全国各地的技校、职业高中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职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据报道，2001年武汉市38所技校中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余所也难以为继，处于半瘫痪状态；陕西省173所技校中几乎有一半学校只能勉强做到“一校一班”，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办。而且，就是在职高和技校中，绝大多数学生的职业选择也是白领工作，而不情愿做技术工人。相反，每年的高考则是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进入大学的校门成为共同的追求。

一方面是企业对熟练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不愿意学技术做技工。我们可以将这称之为“技工悖论”。如果将这个悖论置于就业困难、甚至每年有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之中，这个悖论就显得尤为令人费解。

对于技工的短缺，有人将之归咎为所谓白领情节。即在人们的观念上轻视体力劳动，当干部、当工程师、坐办公室，成为许多人求学和就业的首要标准。有人认为原因是在教育体制上过于偏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这特别表现为国家对技术人才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用人单位只看文凭。

其实，熟练技术工种是一种投入大(如果费用由个人承担的话，而且理应由个人承担)、地位低、收入少的工种。也就是说，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7000到1万元，最高也不过2万元左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市，初级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1万元，而技师也只有1.5到1.8万元。而且，一般地说，技术工人身份地位偏低，职称难评。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的费用往往不低于学历文凭教育，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原材料让学生操作实习。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通过企业提高熟练技术工人工资待遇的方式造就人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动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起作用)？

民工荒范文篇3

1.企业用工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

自2004年年初东莞市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以来，此波迅速波及整个珠三角。据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2007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企业表示将招用新员工。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岗位用工需求仍然旺盛，预计今年企业用工需求将增长10％－15％。据估计，东莞今后5年内企业用工需求每年都要新增10万以上。据调查显示，在企业新的用工需求中，75％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34％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45％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60％的岗位需求女工。

2.不同类型企业招工难易程度不一，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招工困难。

调研情况显示，2008年劳动力供求的特点是，电子、鞋业、服装等传统制造业仍有较大的用工需求。企业招聘人员难易不一，优质的企业由于工资福利、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但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时间长的企业则会存在一定的招工难问题，这类企业约定的月基本工资通常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相应增加员工的收入，预计这类企业需求员工不少于30万人，其中普工约24万，技工约6万。

3.拖欠民工工资现象时有发生，民工流失率不断攀高

在走访中，不少民工表示这个月的工资经常会在3个月甚至4个月后才能拿到，甚至会被拖欠，这种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在建筑业尤为严重。据东莞市劳动监察大队介绍，2007年5月－8月，全市发生外来工群体性事件86起，其中29起是由企业主拖欠或者逃逸民工工资引起。农民工讨薪不成，去告状又苦于因当初没签订劳动合同而没有证据，反而遭受欺凌殴打，最后，农民工被逼无奈，只有一走了之。据调查，东莞市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为10％左右，而毛纺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是高达20％－30％。

二、“民工荒”的成因

1.“三农”政策的利民效应

随着中央减免农业税、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等措施相继出台，农民负担减轻，农作物价格上涨，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如果外出打工挣的钱与务农的收入差别不大，农民当然愿意留在家中务农而不是撇下一家老小去外地打工。

2.企业用工的短期行为

首先表现为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在走访的几家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问题。如东莞市东城镇有家电子厂，该厂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车间很乱很脏，通风也不好，而且这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近10个小时，而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800元左右，有时还会因为迟到或者其他原因被老板扣除一部分，一月到头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600元左右，除去自己的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

其次表现为用工不规范。如很多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他们缴纳劳动保险金。在受访的企业中，只有两家企业与农民工签订了一个手写的协议。不少农民工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劳动保险金是什么，也没有向工厂老板提出要签订劳动保险合同的意向。

最后表现为企业对民工“只使用不培养”。在珠三角，很多企业最大限度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费用，使之无法获得培训和提高，长期这样的行为，使得那些曾经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在被过度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后，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

3.中国的地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自2005年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加速，中国在最近几年的GDP增长都保持在10％左右，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十分旺盛的要求。随着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以及东北三省扩展，劳动力的需求由一中心变为多中心并存，各地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猛增，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增多。在2006年公布的城市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中，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后于长三角。在这样的情势下，民工的流向自然发生了改变，民工更多地被分流到其他地区而不是硬挤在珠三角。

4.农民工结构重整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军中，可以大致将他们分为以下三代：上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37岁以上、8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70年代出生、现年27－37岁、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二代农民工；80年代出生、现年27岁以下、近几年外出打工的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一群体中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分化：第一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低，职业竞争力低下，加之迫于生计，所以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及临时性的非正规岗位。第二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以初中程度为主体，且年龄不大，精力充沛，又处于婚龄或者育龄期，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大，因此，他们在选择工作时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工作的舒适度大小在整个效用中所占的权重逐步升高。第三代农民工则与前两代农民工完全不同，年轻、学历较高、基本上没有负担、生活压力小是其的主要特点，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增收，其目的趋于多元化，例如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渴望有认同感和成就感等。

在这种背景下，加之遭遇企业的用工不规范、环境恶劣、工资低等因素，农民工们在付出大量的血汗后得到的却与自己预期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用脚投票”，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三、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建议

1.政府的对策

(1)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民工荒”则警示我们：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移经济发展战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移，提高现有产业的技术含量，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源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城市住房和劳动条件层次的规定，使得大城市形成较高的雇佣成本，迫使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这样既缓解了大城市工业资源紧张等难题，又解决了中小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产业空洞”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要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有意识地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促进地方产业结构升级。(2)加强政府职能，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创造和谐社会氛围

首先，政府在农民工的流动中要做好引导工作，要设法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加快劳动力需求信息的传递速度，减少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的盲目性。其次，政府要“以人为本”，打破传统的政府本位主义，消除制度性的就业歧视，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的问题，要减轻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心理负担及成本，使其将精力全部用于工作中。

(3)深化各项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管理体系

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以身份和出生地划分人口类型的传统户籍制度，改变成以职业和居民地划分人口类型的新型户籍制度，承认已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的社会地位，保障其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合法权益，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身份。

其次，积极推进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尤其要加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从长远来讲，要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和保障机制。

(4)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对农民工的输出地来说，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要搞好农民工外出前的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对农民工的输入地来说，政府则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各类教育资源，统筹规划和实施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委托具备一定资格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来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

2.企业的对策

(1)企业要适度提高农民工待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首先要提高民工的工资，改善其工作环境，缩短其工作时间。

其次，企业在雇佣农民工时应与其签订正规的用工合同。按劳动部门的规定制定工资标准，并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不无故克扣、拖欠民工工资，为农民工提供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保护性措施，不断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

(2)拓宽人员招聘渠道

企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在工厂门口贴一张招工启事来实现招人的目的了。企业要制定相应的招聘计划，拓宽招聘渠道，追加招聘投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招聘效果。

此外，企业还需改变招聘策略，调整用工标准。缺工企业应适当放宽年龄、性别、经验等限制，扩大用工范围。

(3)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企业培训体系

企业要致力于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蓝领阶层。从效果来看“校企联合、市场调节、订单式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校企共同培养人才，才能整体提高劳工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技能的培养，单靠职业技校，往往缺少实践经验，难以满足企业的用工要求；完全靠企业来培养技工，又缺乏系统理论，成本也太，虽然容易上岗，但潜力不大。通过职业技术培训不仅可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将非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

(4)积极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组织气候，营造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企业若想在行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留住农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业需要积极塑造“以人为本”的组织气候，除了在物质方面善待农民工以外，还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突出每个人都是企业重要的一员，让农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和谐、上进、融洽”的氛围，才能增强农民工同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在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民工荒范文篇4

但自2004年春季开始，在曾经“民工潮”汹涌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种令人关注的“民工荒”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开始蔓延到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一些中西部省份。在湖北省内，享有“中国非织制布制品名镇”美誉的仙桃市彭场镇、享有“湖北纺织第一名镇”称号的汉川市马口镇，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在“民工荒”背景下，怎样进一步发展劳务经济呢？关键是要基于劳务产品的特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借鉴成熟的市场营销理论拓新发展思路，树立“劳务营销”的新理念。

“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同样是劳务营销的原则“市场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将营销概括为四个方面：（1）战略营销计划过程，包括“市场营销调研”、“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和“市场定位”。（2）战术营销组合，包括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3）营销技巧的能力。（4）营销活动中的“人”，即营销活动既要满足外部顾客需求，让其在购买和消费中感到满意，又要满足内部员工需求，让其在工作中感到满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学理论得到广泛重视，不仅适用于产品或产业推广，而且适用于地方政府所组织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旅游产品推介等经济活动；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工商领域，而且适用于今天地方政府发展劳务经济、培育壮大劳务产业等。总的说来，营销理论要求地方政府树立以下劳务营销理念：（1）顾客需求导向观。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企业的一切营销活动应以消费者（顾客）为中心，正确确定目标市场的需要与欲望，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提供目标市场所期望的产品或服务。其核心理念是：“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借鉴这一市场营销观念，地方政府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活动，应树立两类劳务营销观、两种顾客需求导向观。即：在外部劳务营销活动中，应视劳务输入地的劳务用工方为外部“顾客”，要善于开展劳务需求调研，了解用工需求，有组织地培训、输出劳务，提高用工方的满意度；在内部劳务营销活动中，应视劳务输出地的外出务工者为内部“顾客”，要善于开展外出务工者需求调研，了解务工者的需求，有组织地提供相应的服务，提高务工者的满意度。

（2）整体产品观。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指的是建立在“顾客需求=产品”这样一个等式基础之上的“产品整体观念”。它包含五个基本层次：核心产品（向顾客提供的基本效用或利益）、形式产品（核心产品借以实现的形式，由品质、特色、式样、品牌、包装五大特征所构成）、期望产品（顾客购买该产品时所期望得到的一组属性和条件）、附加产品（顾客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服务和利益）和潜在产品（现有产品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

产品整体观念充分体现了以顾客为中心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对地方政府树立整体劳务产品观、开展劳务输出活动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即：劳务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地方政府应明确劳务用工方在购买劳务产品时所追求的核心产品（如劳务工的技能素质、人文素质等），有组织地采取“订单培训”方式开发用工方所需求的劳务工；应积极塑造劳务品牌，满足劳务用工方对形式产品的需求；应有组织地输送外出务工者，满足用工方对附加产品的需求；应视现有的外出务工者为未来的返乡创业者，注意引导、鼓励外出务工者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藉此既可激发劳务工的工作热情，提高用工方对劳务工的满意度，又可为吸引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积累人力资本。

（3）整合营销观。以注重企业、顾客、社会三方共同利益为中心的整合营销观念认为，企业所有部门为服务于顾客利益而共同工作时，其结果就是整合营销。它强调企业的各种营销要素的作用力应统一方向，形成合力，共同为企业的营销目标服务。

整合营销观念对地方政府整合各种资源合力推展劳务输出活动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如：在劳务需求调研上，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政府外派机构、劳务中介机构、外出劳务工等各类组织、个人的作用，广泛收集用工需求信息；在劳务工技能培训上，应充分发挥官办教育机构、官办培训机构、民办培训机构的功能作用，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广泛开展劳务技能培训；在劳务输出渠道上，应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劳动就业管理、工会、妇联等部门）、劳务中介组织、外出劳务工协会或社团组织在劳务工与用工方之间的“桥梁”作用，拓宽劳务工的分销渠道；在外出务工者劳动权益维护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劳动就业管理、工会、妇联、共青团、法院等部门），以及外出务工者群体中的党组织、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多途径、多渠道地构筑外出务工者维权网。

“民工荒”源于供求结构失衡

“民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状况发生了逆转，并非真的“荒”。其实质是由于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作出相应调整，致使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尤其是技能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而造成岗位空缺。“民工荒”更多的是表现为知识型、技能型民工供求失衡型“民工荒”和民工供求信息不对称型“民工荒”。“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工荒”的根源是“权利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早在1960年就指出，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工资报酬缺乏吸引力（如工资过低、工资拖欠、不缴社会保险等）以及劳动条件差（如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工伤事故频繁等）是引致“民工荒”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民工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劳技荒”。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的知识型、技能型劳务工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用工者的需求，引致技术工、熟练工的短缺。

因此，“民工荒”的实质是“教育荒”。技能型、高素质岗位人才的供给短缺也凸现出我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不足。而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又造成了务工农民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形成民工群体的“教育荒”。

湖北需要推进劳务品牌建设

（1）建立完善劳务输出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构筑健全的工作体系。鉴于劳务信息收集与、劳务培训、工作岗位安排、劳务权益维护等工作分属不同职能部门管辖，缺乏有机的协调，应加速组建劳务输出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加强劳务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以及信息工作，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工作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目标考核管理，藉此提高对劳务输出的宏观调控力度。

民工荒范文篇5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民工荒范文篇6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二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三

民工荒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民工荒；农民工

Abstract:Inrecentyears,China''''s"LaborShortage"isareflectionofChina''''ssocialsecuritysystemflaws.Improvethesocialsecuritysystemformigrantworkerstoaddressthe"LaborShortage"Thequestionistoimplement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isanurgentrequirementtoachieveanecessaryrequirementforsocialharmony.Migrantworkersshouldbe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group,duetolowerpaymentrateandstrengthenthesocialsecuritysysteminurbanandruralareasofconvergence,theclassificationoftheestablishmentofmigrantworkerstheminimumlivelihoodguaranteesystemformigrantworkersgroups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stratifiedsocialsecuritysystem.

Keywords:SocialSecurity;shortageofmigrantworkers;migrantworkers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初开始，福建、广东、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短缺形势相当严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有近200万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私营、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三类企业目前农民工短缺数量相当于这些企业就业人员总数的12%左右。据此推算,广东省农民工短缺数量超过100万人，且这一数字仍有上升的趋势。[1]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2006年对珠江三角洲的缺工问题做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缺工的占64%，比2005年增长了10%，其中认为缺技工的占18%，缺普工的占了53%，认为两者都缺的占26%。2007年，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2]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都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深入研究“民工荒”问题产生的原因，有效解决“民工荒”问题迫在眉睫。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二、“民工荒”现象折射出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缺陷

造成“民工荒”的原因较多，工资水平低并长期不见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固然是重要的诱因，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高需求与低参保率的矛盾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农民工在城市大多数从事的都是苦、脏、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工作，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自身技术水平低、企业拖欠工资等情况又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他们面临生存风险的可能性较大。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亟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

但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非常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21.6%、31.8%、5.5%和33.7%，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3]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承担比例对农民工来说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

民工荒范文篇8

春节过后,珠三角地区再爆“民工荒”。据笔者近日对中山市部分镇和企业的调研情况看,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趋暖回升,劳动力的结构性缺口不同程度上存在。

从调研情况看:一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招工要好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相对低,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缺工现象比较突出。二是大中型企业的招工要好于小企业。因为前者用工比较规范。三是技工比普工要好招。因为技工队伍相对较为稳定。以前农民工是见厂就进,现在则选择更加审慎,有的是待业观望、“待价而沽”,这就造成职业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职业的稳定性也进一步降低。

一、“民工荒”说明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过去珠三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将比较优势建立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低端制造业上。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加点,为了与家人团聚却只能利用春节往返于城乡之间,职业薪酬微薄且没有保障,等等。这是过去一代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也正是这一代农民工的汗水,换来了珠三角经济的腾飞,换来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过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接受这样的条件,离不开两个前提:在城乡和区域分割体制下,一是生活所迫,当农民没有出路,只有往外走；二是即使打工收入微薄,但相对于农民种地来说,打工收入仍较可观。

但是现在,这两个前提都发生了变化。一是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惠农支农政策的逐步实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境遇,有些地方甚至当农民比当市民好,出现了“非转农”；二是非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当地就业机会增多,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况且珠三角消费水平相比内地高,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就削弱了。

所以,“民工荒”的出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因为原先支撑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由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低利润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从全球范围看,一旦越南等地的加工企业比国内更具优势,订单外流就是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必须要转变发展思路,从原来以农民工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中尽快走出来。公务员之家

在这个意义上讲,“民工荒”其实是一件好事。

二、出路在于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农民工产业工人化

民工荒范文篇9

一、逐年升级的用工荒、招工难的现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用工制度和劳动力流动情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内陆地区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其中流动的农民工立下了不小的功绩，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2.4亿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历了几次大的“民工潮”。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农民工开始进城务工，想挣得一份糊口的钱，形成第一次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有了坚定的信心，农民进城期待挣得一份改善生活的钱，出现了第二次民工潮；20世纪末随着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等纷纷在我国沿海城市投资办厂，吸引了我国广大农民工到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第三次民工潮；本世纪的近几年正经历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约有1亿人）进城打工的第四次民工潮。

如今求职者的期望和用工的要求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求职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局面。尤其是2011年初，春节刚过，就出现了“东部招工难，西部在截留，中部要留人”的局面。不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出现了用工荒，中西部一些省份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各地纷纷使出招数来吸引农民工，例如，广东省的“关爱农民工，就业送春风”活动；湖南的“孔雀何须东南飞，雁城金窝已筑成”、“家乡工作就是好，工资福利也不少”的宣传；重庆“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的承诺；成都“衣锦还乡选好房”的号召等。

尽管沿海地区用工荒已有几年的历史，但现在发生了新变化，由过去春节后的短暂用工荒转向了长年的招工难。这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留人“魅力”在减弱密切相关。

二、“民工荒”背后隐藏的实际问题

1、“荒”的内涵——诸多顾虑、多项担忧

（1）民工“慌”才造成了“民工荒”。第一，民工荒的一个核心是为孩子的教育而“慌”。原来老一代的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低，在城里只要能挣到钱，脏活、苦活、累活等都愿做。但新一代农民工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重走他们的老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据最近对几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查显示，有49%的农民想留在家乡工作，这其中有18%的是为了孩子）将来能够自然成为城市里的一员。这是目前民工荒的一个核心原因，也是农民工新的价值取向。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其中有30%以上的儿童由于其父母已外出打工5年以上，导致他们任性、孤僻、冷漠和忧郁。“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生活无希望”，这种现象深深困扰着农民。为照顾家和孩子，有的农民就选择在家门口打工。

第二，民工荒的“慌”是为工资薪酬而“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物价也水涨船高，尤其是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的生活成本也随之直线上升，农民工的工资尽管这些年也涨了不少（由过去的几百元到2010年的月平均工资1640元），但始终涨不过GDP和CPI的速度，打工挣的钱除了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不仅没有幸福感，连基本的满足感也在逐步消失。

第三，民工荒的“慌”是整体上的待遇“荒”和权益“荒”。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后顾之忧即要工资、要保障、要待遇。民工荒整体上是待遇荒，不只是工资问题，还有保险、保障、工伤赔付等问题以及子女教育、养老、看病等市民待遇。

第四，民工荒的“慌”是心理发“慌”。漂泊在外多年，没有归属感、幸福感。只是“潜在的城市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温总理说“让人们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才是幸福。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我国有近1.82亿没有户籍且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还有多达4000万的失地农民。当前我国城市化率的46.6%中，户籍人口占33%，则非户籍人口占13.6%，即1.82亿是属于“半城市化”人口。

第五，民工荒也是人为的年龄荒。由于各行各业都要35岁以下的人，35岁以上的农民，就是想到城市来打工，也很难找到工作。如果把年龄延长到35岁以上，那就有很大一批人都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缓解“两荒”的问题（求职者“荒”，用工者也“荒”）。尤其是服务行业，非体力的，应该把对就业的年龄歧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研究解决。

（2）产业转移、升级造成的“荒”。近年来，沿海城市的一些加工贸易型企业，由于受工资成本上升（2010年全国的最低工资平均上涨幅度22.8%）、原材料价格上涨、海外市场低迷等原因的影响，为了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一方面将生产基地向内陆省份转移，如富士康把部分工厂搬到重庆、河南；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对劳动力素质、技能的要求也提高了，导致了薪水低的加工制造业的普工岗位以及餐饮、住宿、零售等传统服务业，是“工作找人”；而薪酬较高，对劳动者素质、技能要求较高的技术岗位是“人找工作”。为了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相匹配，中西部的各省份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新举措，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出台了各种招商引资的政策。所以整个中西部的大城市也聚集了很多人气，吸引了很多企业到那里投资。加之中西部的房价相对低，离家又很近，就近打工，既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安心工作，因此一部分人不愿意外出了。

（3）不同时代农民工的诉求造成的“荒”。新一代农民工心理上有着与时俱进（加速城市化、市民化）的追求，但他们自身的技能和素养及社会现行的运行体制，又不能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导致了结构性的用工荒。

2、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不同夙愿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理念都有了很大变化，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追求平等、享受和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只要能挣到钱就行。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是寄钱回家，而70%的新生代挣的钱是自己花销、休闲、娱乐。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同时又具有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特点是“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着农民工的主流。据国家计生委统计，2010年在劳动年龄人口中，80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到42.8%，逐步成为主体。在郑州70万农民工中有44万是80、90后，占农民工总数的62.8%。他们有六个特点：第一，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第二，生活经历简单，过半未婚。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第三，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42.3％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第四，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第五，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老一代农民工大多主要在建筑工地打工，现在建筑行业很难招到20岁左右的人，大多是35岁以上的。第六，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了，不像老一代农民工可以“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而已经成为“全职非农化”。他们不会务农，也不愿回家务农，但在城市里又难成为真正的市民。

三、解决民工荒、招工难的思路及对策

1、“民工荒”的正面效应

该效应有利于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提升发展质量；在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西部的竞争力，；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用工条件和环境，提高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有利于促进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之，“民工荒”的正面效应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企业的转型升级，为国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倒逼机制，迫使我们尽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市民和农民、为城市和乡村、为东部和西部共同和谐发展，健全更好的行政、法规等管理体制，推动城乡一体化、东西部联动发展的步伐。

2、解决民工荒、招工难的对策

第一，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和过低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农民工最关心的还是薪酬待遇问题。

第二，推动社会保险、保障、就业、求学等政策法规的改革和落实，让这些政策，能惠及到已进城的农民工。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医疗等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上学权利和各种补贴权利。

第三，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例如，成都已出台了2012年取消城乡户籍制度界限，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享受公共服务的政策。

第四，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

民工荒范文篇10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农民工的社会经济作用也远远超过农民。农民工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而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农民只能以这30%的商品农产品参与社会交换，为城市提供有限的原料、粮食、蔬菜等产品。农民庞大的人口数量因货币收入的微薄而不能成为工业品的巨大市场，不能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半封闭的农民经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不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任何主动的作用。农民工则不同，农民工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仰赖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原料、燃料、设备、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为其他部门提供各种劳动密集性的产品，如建筑、煤炭、矿石、食品、服装、建材、电子产品等。农民工创造了整整一个部门，而且是作为国民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元而存在的。农民工谱写出一张新的经济表，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图，以致于在社会再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市场需求和农民工的供给能力。和半封闭小农经济不同，农民工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开放的，这个部门的发展既得益于又施惠于整个国民经济。不独如此，以廉价工资为吸引力，农民工还积极作用于世界经济，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影响，使世界工厂不得不重新考虑选址问题。所有这一切，又是农民所远远达不到的。

不仅经济地位是如此，政治地位也是农民工高于农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进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尽管在乡农民工尚未获得这一政治待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③]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相反他们总是善于建立起自己敌对阶级的政权。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昭示着这个真理。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旗帜下进行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阶级内部缺乏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统一组织。农民阶级的这个特点注定了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民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更具有现代阶级的本质特征。因此，即使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义上，农民也不如农民工。农民工在其发展中能够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则只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解放自己。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农民工阶级意识也大大超过了小农意识，农民工阶级尚处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竟然是小农意识永难企及的高度。小农意识是个体农民对集权官僚阶级统治意识的依附性意识，是个体意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即使是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也是一种独立意识，是在与雇主阶级斗争中萌发的，而不是一种依附性的意识。正因为农民工阶级意识是独立的，因而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而农民阶级历次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奋斗的结果一定是个贫富不均的社会，打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旗帜。数千年了，农民几无自己的思想家，自己阶级的圣经，反而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消遣。

农民工是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阶级性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劳动者历史发展划分了几个大的阶段：奴隶—农奴—农民—雇佣工人—自由人。现在，对中国劳动者来讲，在农民之后是农民工，雇佣农民工与雇佣工人是不同的，其利益地位是有区别的，不过雇佣农民工以雇佣工人为发展方向。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不仅创造了人、延续了人，而且发展了人、提升了人。农民工将中国农民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人本质的一次大发展和人性的又一次升华。在向自由人发展的漫漫征途上，农民工向前跨出了最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想一想时隔两千多年才跨出这一步，可见其伟大之至；想一想已经跨出这一步的工人仍然保留农民的身份，可见其艰难之至。

农民工作为农民的一个历史发展，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论证。问题不在于农民工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民，问题在于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农民却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不仅如此，在乡农民工本人还保留了农民的职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家人还在种地。传统社会以户为社会单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经济人为基元。若以经济人观点来看，农民工已不再是农民，起码对于进城农民工可以这样讲。但即使是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民。我们把这种在发展水平上高于农民，但在社会地位上还依然保留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称为末代农民。凡是身份具有世袭性质的社会，在实际地位失去后，都会形成“破落的”、“末代的”社会阶层，如破落贵族，末代皇帝等等。

中国户籍制度赋予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这种世袭身份不随农民实际职业而变化，不随劳动者实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提高而改变，当农民工发展在人本质和人性提升方面远远超过农民时，就必然产生末代农民。

如果说农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阶级的话，那么作为末代农民的农民工就是中国这个特有阶级发展的最高因而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

在末代农民身上积淀着一部中国劳动者数千年发展史，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末代农民是个转折点，把历史与未来联结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真正走向现代。

翻开沉重的中国历史，那是一部农民多少次更朝换代的历史。有多少人明白过：为什么农民千百次反抗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农民总是受欺压的对象？不管哪朝哪代，为什么农民总是最苦最穷？在走投无路的条件下官逼民反，结果不是被别人利用，就是替对立阶级建立政权，皇帝姓氏变了，可是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使到中国革命的崭新时代，贫雇农也只配打江山，不配坐江山，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农民。农民人数众多，但每户农民都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④]孤立的小农，经验再丰富也是针对自然的，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在社会交往中，小农总是被欺压的对象，力量的弱小，只能使他忍辱负重，农民历史就是一部饱尝屈辱的历史。分散的农民使组织成本高昂，分散的农民缺乏共同利益使组织产出几近乎零。经济上缺乏共同利益，政治上缺乏统一的组织，这根本算不得一个阶级。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在意识上不可能有一个农民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决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个体农民意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农民都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对个体事务的精确与敏感，同对总体事务的模糊与迟钝并行不悖。

农民工是个突破。农民工阶级的出现将改写由农民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轨迹。农民在经历了数千年的试错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农民历史的道路，那就是改变历史主体的农民本身，使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民开始转变成农民工，最终转变成工人。一个没有农民的历史一定不是更朝换代的历史，一定不是个专制统治的历史，一定不是依赖几个知识精英奋斗的历史，一定不是需要少数脊梁的人支撑的历史，一定不是古代史；而是一个靠选举定期改朝换代的历史，一个民主的历史，一个真正依赖阶级力量对比而变化的历史，一部现代史。

末代农民的意义不只是体现在纵向历史轨迹的变化上，还体现在中国人展开自己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的空间上。多少年来，我们活动空间只局限在帕米尔高原以西，喜玛拉雅山以北，白山黑水以南，东至大海的东亚范围。大概只有蒙元时期才将活动的范围往西往北延伸到欧洲。不过那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事例已经证明这些草原帝国都是昙花一现。[⑤]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那也是牧民的，而不是农民的。

农民基本上象一株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动弹，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挥洒在一小块土地上，外面遥远的世界作为轶闻听听可以，从来不认真去考察研究，实在说来也无研究之必要，因为离那一小块土地太远而不起任何作用。除非是那一小块土地处于河流的下游，上游发生的事情影响到灌溉用水，那就必须打探清楚。所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⑥]这样一来，假若无外来入侵，农民的活动空间异常狭小。东亚这一大片土地的农耕区内部老死不相往来。每户小农在狭小的空间里与天、地打交道，与熟人打交道。不具有侵略性，反倒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性。色诺芬很早就注意到农民对这一狭小空间的爱护与反侵略性的养成。[⑦]

狭小的生产生活空间，限制了农民的视域与胸怀，加之历代抑商主义政策，使农民的实践活动局限于土地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细分，小块土地愈来愈小，终于将整个经济活动归结为基本生存问题。在内部资源和活动空间日感局促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缺乏全球战略。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把全球战略等同于霸权主义，这是小农意识的反映。我们不赞成侵略扩张，不赞成霸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提高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等于说不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全球战略制定的基础和必要性不可能源于小农经济。小农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无力主动参与竞争，这是为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了的，又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小农经济陷于瓦解，首先瓦解的是小农经济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结构，廉价的机织布取代土布；现代缫丝业取代手工缫丝等。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战胜家庭手工业后，又在流通中把小农经济纳入剥夺的对象。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了国际资本的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今天，我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2亩多，而美国为700多亩，法国每个农业经营者平均耕地577亩。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小农日益感受到外来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压力。据吉林省的调查，1997-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种植玉米的投入加上各种费用大体在每公顷4200元左右，正常年景玉米产量每公顷7500公斤左右，生产成本为每公斤0.6元，扣除成本，1996年收益每公顷3450元，1999年只有1950元。收益下降就是竞争的生存空间的收缩。1998年底，吉林玉米批发价为每吨1159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玉米期价为每吨87美元左右，合人民币每吨720元。两者相较吉林玉米价格高出60%左右。1999年，河南省小麦每吨151.8美元，美国为98.1美元；吉林大米每吨198.3美元，美国为143.3美元；黑龙江大豆每吨207.2美元，美国194.1美元。玉米、小麦、水稻是我国三大主粮品种，价格一律高于国际市场40%~60%[⑧]。

由此可见，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民在狭小的空间上经营的小农经济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资本和商品的竞争。这种与世无争的经济形式却被迫面对外来的挑战，狭小的经营空间既因内部土地细分而愈益狭小，又受到外来侵略的强力挤压。个体农民经济是古代文明辉煌的基础，是近代屈辱的根据。到了现代，重建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相反只能引向古代化。

这种个体小农在末代农民身上终于显露出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春去樱花无可挽回地随风飘去。农民工以离土和离乡为特征告别了土地。从否定意义上是告别了那山那水那块土地的狭小空间，从肯定意义上将全国和全球的资源置于自己的劳动之中。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国内只提供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末代农民活动空间由此迅速扩大，东南亚的市场、中东拉美的石油、澳洲的木材与铁矿、日本的技术、欧美的设备，还有万国的资本和市场都是农民工劳动的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产品销售地。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的罢工、WTO的谈判、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这一切都与农民工的状况紧密相联，再也不是局限于小块土地上求雨祈年，再也不是只为灌溉用水与上游村庄械斗，竞争的对手在遥远的国度，活动的舞台是整个世界，农民工是“世界工厂”的工人。

农民工阶级给予的希望不仅在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二、“民工荒”——农民工对资本的特有的抗议方式

2004年9月12日至20日《经济日报》陆续刊出“追踪民工荒”系列报道，报道了东南沿海出现普遍的民工荒消息。

记者洪敏报道：“今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往年难以招架的民工潮相反，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使当地各方措手不及，也成了上半年社会关注的焦点。”

编者按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三角乃至全国劳动力供需市场在今年春天以来凸显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农民工短缺！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大军。一度使珠三角等地区长期为大量涌来的‘民工潮’所困扰。而今，珠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企业却又为‘民工荒’所困惑。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怎么会发生大范围的民工短缺？据记者了解，不只是珠三角，同时在长三角、闽东南，甚至内地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农民工短缺现象。一种现象的背后，必定隐含着内在的变数。”[⑨]

记者刘麟报道：“今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在广东的306家企业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28家缺技术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缺普工，总计8.7万人。另一则消息表明，东莞市委政研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估计，仅东莞2万多家企业缺工就达60万人。”[⑩]

2005年春节刚过，网上就有消息称，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民工潮退潮”现象。可见，2004年“民工荒”还不是因为2003年“非典”带来的年度特殊现象，而带有一种规律性。

在我们探讨民工荒“隐含着内在的变数”以前，有必要对民工荒问题的性质加以明确。

“民工荒”中讲的“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自从90年代末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以来，进城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民工荒”的出现之所以意义重大，值得关注，是因为“民工荒”涉及到进城农民工发展前途问题，涉及到末代农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如果“民工荒”意味着从今往后进城农民工大批回到乡村，重新成为纯粹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如果“民工荒”是农民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付资本进行野蛮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那么“民工荒”不仅不是劳动者发展的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了。

究竟是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民工荒”提出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察“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廉价工资和漠视农民工权益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经济日报》记者张建军的报道，“来自珠三角各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显示：信誉度不高的中小企业缺工最为严重；而生产条件好、薪水高的企业招工并不难。”[11]

据广东省农调队调查，民工短缺对不同企业而言，状况不尽相同，大型企业由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用工比较充足，而中小企业民工短缺现象较为严重；大型民营企业和欧、美、日、韩外资企业也基本不缺工人，相反，部分台资和港资企业，出现了招工不足的情况。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坦言：工资低，待遇差，是目前企业缺工的直接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的典型特征是价格竞争而不是技术和质量竞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产品在价格上有竞争力，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者福利保障，来获得利润。2004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的面对广东全省12市开展的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显示：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

在珠三角及其他地区普遍存在企业漠视工人基本权利，劳动环境不理想的状况，这也是招不到工人的重要原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还是处于10多年前的水准：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员工吃住条件恶劣、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第一个口号是向妇女和儿童开战。珠三角的资本是知道这个口号意义的。“只招年轻女工”已成为许多企业招人“硬指标”。企业在用工上“挑肥拣瘦”，使得用工的性别、年龄需求失衡，从而自缚手脚，招不到工人。有调查表明，珠三角不少企业用工男女比例为1:5，年龄在17-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5岁之间的仅占一成多，而且不少企业还想找熟工。因此，缺工主要是缺女工，在年龄结构上，缺工的87%以上为17-25岁之间的青工。女孩子高中毕业一般已经十八九岁，做两年工才算得上有熟练经验，这样计算，一个女孩只有4年的工作时间。这样的用工标准，使许多正值成熟期的男工被堵在门外，企业缺工不是民工造成的，而是企业自身造成的。

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形成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内地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农民工离开东南沿海。在农民工中，曾经流行“东西南北中，打工去广东”的口号，现在已经变为“东西南北中，处处可打工”。

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并由沿海向内地延伸，长三角崛起了，京津唐地区进入了新一轮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振兴，国内很多地方投资增加，新增企业多，社会用工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沿海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不仅外出打工者减少，更有农民工回流家乡的趋势出现。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逆向发展趋势明显。对珠三角来说，广东力倡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使广东近邻的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区经济发展迅速升温，使得其用工量增加，而这些省区又是珠三角的主要民工供给地。

甚至连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南昌，随着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大量的农民工被吸纳。河南亦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在广东的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河南不少企业也出现了缺工现象。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记者张建军提供的材料，2004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同比增长16.1%，每月平均现金收入达到了224元。这意味着外出农民工的纯收入要达到300元以上才会有农民外出打工。何况农民在家可以服侍父母、教育孩子、享受清闲，整体收益不会比外出打工差。

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产生“民工荒”不容忽视的原因。

连续七年获“中国出口创汇第一镇”的东莞长安镇，有2000多家企业，只有3万多本地人口却有近70万外来农民工。镇长梁荣业说：农民工是一支最为“革命的力量”，他们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繁荣。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价值却被扭曲，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是市场的力量凸显了农民工的价值。长安镇由于完全依赖农民工发展起来，所以比较注意农民工待遇的提高，因而缺工现象就不太严重。

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分析说，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家里条件好了，他们找工作的选择性强了，求职观念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味地被选择，而是开始选地区选工厂了。因此，一个地区与当地企业整体形象决定着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取向与流动方向。新一代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从学校毕业后甚至没干过农活，不象他们的父辈能在城市“忍辱负重”，而且还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要求公正的待遇。张建军采访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乡23岁的陈娜与22岁的丁玉珍，她们已经在东莞高埗镇劳动力市场找了半个月工作，她们说：“我们先后去了五六个厂，进去发现不仅工资低，而且生产环境差，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最多呆了两三天就跑出来。”东莞虎门镇一台商投资10多年，深感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中国劳动力的劳动权利观念显现，表现为农民工较强的“反叛”精神，这就迫使老板更多地关心农民工。

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曾经在外“受够了苦”的父辈们，就不再让子女外出“再受罪”。当年留下的黑职介、传销、色情场所等阴影仍然活跃，他们不愿子女再受骗。

中国农民工面对资本的种种非人待遇萌发的具有集体“反叛”特征的阶级意识，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其实，只要有合理的薪酬与劳动保障，中国劳动力供给将长期供大于求。“民工荒”正是在萌芽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农民工对资本的“总示威”。

结构性缺工也是“民工荒”成因之一。目前，珠三角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相当一部分表现为技工严重缺少，普工并不缺乏。“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据了解，广东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已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宏观环境上看，民工短缺不应该发生。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会短缺，相反存在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据测算，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当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远未完成。

所以，“民工荒”表现出来的结构性民工短缺是个事实。但企业连普工招工亦感困难主要是因为资本自身的原因，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有一个适当的提高，劳工安全有一定的保障，用工观念有相应转变，就会有足够的农民工走进工厂。

通过上述对民工荒成因的考察，有几点值得注意：

（1）低廉工资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主要原因；

（2）资本间竞争分离了一部分沿海寻职的农民工；

（3）大量使用年轻女工；

（4）农民工回乡创业；

（5）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

（6）农民工观念更新通过代际更新得以实现；

（7）结构性缺工，技工真正短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沿海地区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资低、工作日长、劳动条件恶化、权益得不到保障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特征。女工的大量使用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资本增值本性决定的。外地资本竞争、农民工回乡创业以及因农业收入提高而重返土地，与其说是别处资本和土地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增大，不如说沿海资本的残酷剥削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减小造成的。这是因为无论就经济发展速度、起步时间和经济实力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享受特殊政策和待遇而来得快、来得早、来得强。西部开发、东北重振、京津唐地区的繁荣无力与珠三角一较短长，即使是长三角亦不能望其项背。如果珠三角的资本普提农民工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农民工基本权益，那么在缓和劳资矛盾的能力、条件和水平上无出其右者。然而，东南沿海是资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资本一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面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展开的是掠夺式使用。当外地资本尚未出现，珠三角的资本引来大批农民工，产生“民工潮”，只是因为农民工无处可去，而不得不“打工到广东”。一当外地资本出现，条件稍有改善，沿海“民工荒”就产生，“处处可打工”使自由劳动力有了可选择的空间。

农民工原本是亦农亦工的双栖动物。正因为在“一号文件”政策支持下，使得农业收入稍有增加就把农民工吸回土地，这本身就说明，资本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太低。刘易斯讲发达国家早期的城乡收入之间差距是“峭壁”，在中国实乃“沙滩”。廉价工资的危险性在于，它极有可能将劳动者发展从已达到的农民工高度推回到纯粹农民阶段。从这一点看来，“民工荒”对农民工是好事而非坏事，不是动摇了而是有利于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与生存条件。

农民工观念更新和对资本反抗精神的增强，那不过是资本对农民工这根弹簧压力过大而形成的反弹。阶级意识只能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民工荒”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影响在于促进阶级意识的增长。

对于结构性缺工，一般见解以为与资本无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这是离开总体孤立看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本身是资本再生产和积累的一个条件。“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12]技工难道不是农民工吗？“技工荒”不就是“民工荒”吗？为什么改革开放1/4世纪了，即使从大规模出现进城农民工以来也有15年了，民工仍然停留在普工阶段，没有转变成技工呢？有哪种技术农民15年都学不会呢？珠三角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第二产业如制衣、制鞋、玩具、家具、机械制造、建筑施工[13]，这些行业的技术并不难掌握，并非高新技术，何以农民工掌握不了呢？

在考察进城农民工工资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农民工劳动力价值只包括养活农民工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农民工繁育后代的费用由农民工家庭的农业收入来支付，至于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不包括在廉价工资当中，易言之，廉价工资之廉价是根据这两部分费用“不包括”来规定的。对于资本来讲，具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当然是其利益所在；不过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本身不需要昂贵的技工。如果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不得不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用新技术，从而使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廉价工资就维持不下去了，如果资本坚持维持廉价工资，支付不包括劳动力教育和培训费用的工资，那么农民工就不可能由普工发展为技工，又由一般技工发展为高级技工，就会出现技工短缺和技工型的“民工荒”。

当然，农民工从普工向技工的发展，克服廉价工资还只是一个基础，要完成这一转变尚需其他条件：首先是资本不能规定农民工过于漫长的工作日，使得农民工有时间从事受教育和培训活动；其次，政府要为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提供相应的服务；再次，要建立农民工教育和培训基地；最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为新一代农民工打下应有的文化基础。所以，“技工荒”的产生是个复杂问题，但是，资本需要技工而不能再生产技工是问题的关键。

由此看来，“民工荒”的出现根源于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民工荒”不过是农民工对资本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反抗，是农民工在现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罢工方式。在进一步考察“民工荒”的作用之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种罢工方式的独特性。

工人反抗资本剥削和统治的方式是随着资本的剥削方式和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在历史上有怠工、偷懒、捣毁机器、游行示威、罢工、起义、没收资本的革命等方式。我们把“民工荒”视为比“示威”更为严重的罢工方式。所以作这样规定，理由在于：示威仅仅是显示工人的力量，并未实际使用这种力量，因而是一种单纯的警告；罢工固然也有警告的作用，但主要是实际使用工人阶级的力量，这种使用是通过暂停工人阶级力量的使用来显示这种力量，因而，罢工对生产和资本增值发生了实际影响。“民工荒”同样是通过暂停农民工的作用来显示这个阶级的作用，因而直接影响了资本的增值活动。所以“民工荒”实乃“资本慌”。

但是，“民工荒”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罢工，工人罢工一般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领导下的集体抗争；罢工一般也都有明确的抗议对象，工人反抗的对象可能是具体某个工厂的厂主，也可能是整个资产阶级，那就是政治性罢工了；罢工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统一的口号与斗争纲领；一般经济性质的罢工的目标都很具体，或提高工资，或缩短工时，或增加福利等。近年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作为一种变相的罢工；既无组织领导，也无明确抗争的对象，因而没有哪个具体的雇主惊慌失措，反抗的对象只是抽象的资本；罢工纯粹属于经济性质的，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没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纲领；没有明确的可与厂主谈判的罢工目标。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人们很难认识到“民工荒”的实质就是一场罢工。

但是，这的确是一场经济性质的罢工。虽然没有统一组织，但有统一行动，“民工荒”不是一时一地一厂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年度性特征；上年底所从事的工作，今年初不再复工了；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但不等于没有目标，这就是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待遇，消除歧视性体制与政策限制；没有具体的抗争对象却以一定范围（东南沿海）的资本为抗争对象，这倒起了一般性警示作用。

“民工荒”这种独特的罢工形式是与农民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工基本上保留了农民的个体活动方式。尽管已经具备了《工会法》规定的加入工会会员的条件，但因维权意识不强，普遍未建立起工会组织。工资收入水平低，几乎承担不起组织工会的费用。工作时间长，没有节假日，工人无法从事社会活动。阶级意识淡薄，刚刚处于萌芽阶段，不能形成明确的斗争纲领与目标，甚至连一句象样的口号也没有。频繁的流动进一步增加了组织的难度。大多数农民工把希望寄托在雇主发善心和社会力量支持上，没有意识到自身阶级力量的重大作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状态，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之间，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农民工内部相当一批个体户尚未出现分化，一部分个体户上升为资本家给不少农民工形成一种通过个人辛勤打工能成为老板的幻想。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抗议方式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分散的以个体方式活动的农民工会发生统一的抗议斗争呢？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时间选择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知道，统一的罢工时间是工人只有在严密组织条件才能确定的，并约定统一行动的信号。“民工荒”中的罢工时间是怎么确定呢？这不能不涉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农民工的巨大作用。

农民工迁移于城乡之间，但迁移的时间在春节前后。春节前由打工所在城市流往乡村，春节后再回到城市。农民工所以选择春节迁移，这是由数千年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受自然支配而具有季节性，春节是这样一个节日，即上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结束，而下一个农业生产周期尚未开始的分界线，是季节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休止。作为上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一年收入是多少只有在年底才能清算；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又必须实现各种物质补偿，所谓“备耕”。由于介乎两个生产周期之间，是个农闲时期，有利于农民全家团圆做好上述辞旧与迎新两件大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春节期间与农业收入汇在一起，成为安排来年总支出的总收入来源。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一般都要在春节返乡，以安排好大事，也是孝敬老人照顾孩子的需要。农民工返乡后，会把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加以比较，如果感到满意，过了年会重新外出打工；如果感到不合算，他会对年后是否继续打工抱犹豫态度。春节也是全乡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互相碰头和交流信息的机会，如果得知哪个城市工资高，待遇好，则年后外出打工的去向会发生改变。这样一来，春节成了几乎所有农民工同时决定年后是否外出打工以及去何处打工的统一时间，当珠三角低工资、长工时、多克扣、久拖欠、待遇低、环境差形成一个共识时，即使无任何人组织，一场统一行动的罢工时间实际上已经确定，那就是年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2003年春节开始，2004年与2005年节后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民工荒”。从某种意义上讲，春节起到了农民工酝酿罢工的作用，而节后就是统一罢工的时间。

“民工荒”作为农民工特有的罢工方式，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个健康因素。

“民工荒”对于农民工廉价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起了推动作用。资本利用中国初级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客观现实，尽量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以积累资本。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60元，长三角6省市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8.5%，深圳高出5.4%，而东莞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8%。广东省经济增长率多年来在两位数以上。经济增长目的，应是为了广大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按同比例增长，在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早就应翻番了。可实际情况是，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仅增长68元！还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民工荒”的结果，迫使一些企业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待遇。

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确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增长不应以牺牲环境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可是资本初到中国，尽干些杀鸡取卵的事。企业主把农民工当作随心所欲的劳动工具，没有技术培训，没有“三险”保障，宛如大观园的丫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订单时，把农民工赶出门外；订单雪片飞来时，又迫使农民工夜以继日工作，竟有个别企业让农民工一个月加班300小时！农民工工作条件之差，是有目共睹的；更有甚者，为防止农民工因劳动强度过大而离去，将门窗用铁栏杆焊死，致使意外发生火灾时，几十名工人无路可逃而活活闷死。这种“血汗工资制”势必引起农民工的反抗。“民工荒”是弱势农民工对强势资本的消极抗争，这种抗争相信不会毫无结果。

“民工荒”有利于技工的增长。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什么样的工资就能再生产什么样的劳动力。廉价工资只能生产出普工，含有劳动力教育与培训费用的较高工资才能生产出技工。一个高级技工月薪在4000—6000元，而一个普工月薪只有600—700元。普工工资怎么能生产一个技工呢？生产不出技工又怎么能雇到技工呢？资本只想支付廉价工资，却想雇佣技工，怎能不发生“技工荒”呢！“民工荒”的出现给企业主上了一堂课：要雇佣技工就要支付技工工资，而不是廉价工资；农民工物美就不能总是价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汇回款对农民工输出省的经济意义巨大，以致在“民工荒”打击下，东南沿海的资本尚未普提工资时，农民工输出省政府自己开始投资培训农民工，这样一来，就部分抵销了“民工荒”的积极作用，继续维持着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列支于农民工工资之外。由于政府行为不能保证经常性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因此，在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同时政府行为的介入是短视的，其发挥的作用尤如非工会会员在工会会员罢工时期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四川省全国第二大劳动力输出省，从1983年起，四川省劳务输出走过了起步、加速、稳定、持续发展的路程。20多年来，工资收入已成为四川省农民收入的主渠道。2004年仅上半年，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204.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1万人，增长5.2%。其中向省外输出709.3万人，同比增加62.7万人，增长8.8%。上半年四川民工实现劳务收入314.12亿元，同比增加28.58亿元，增长10.01%，其中从银行和邮局汇兑回川152.69亿元（不含卡汇等渠道），同比增加6.06亿元，增长4.13%，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475.94元，同比增加73.06元。在四川农民工大军中，流向广东省珠三角的“川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来，在粤“川军”常年保有量为360万，约占广东外来农民工总数的28%，高峰期在500万人左右，占四川全省外出“川军”的50%。

2004年开春直到夏天，珠三角地区遭遇“民工荒”，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川军”素质跟不上用工单位技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省历史上最大的农民培训工程——“千万农民培训工程”已正式启动。计划在两年内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拨出1500万元财政专款，配套农业部和国家扶贫办培训资金达6100万元，各市（洲）、县（区）用于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更是多达1.5亿元以上，惠及像“川妹子”这样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旨在使现已转移和输出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普遍接受一次系统的技能培训，掌1~2种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川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巩固“川军”在珠三角的地位，四川省还积极参与“泛珠三角（9+2）洽谈会，”签署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14]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民工输出大省。2002年，外出农民工已达1300多万。这些人大都流向东部地区，近年来向中部和西部的也有较大增加。据统计，2003年，河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235.6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1/4以上，而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又占工资性收入的一半以上。从1999年到2002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达63.3%。河南省政府近年来提出多层次输出劳动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创立品牌、跟踪服务等。[15]

象四川与河南这样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更多是出于省际间的竞争需要，而不可能将一个普工转变为技工，更不可能将一般技工转变为高级技工。以四川2004年为例，全省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省财政投资1500万元，人均不过1.5元，即使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人均不过10元。一年10元，焉能将一个普工转变成技工？所以，尽管有政府行为参与进来，如廉价工资不能从根本上突破，“技工荒”仍不可避免，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就会遇到技工短缺的限制。

“民工荒”显示出全国进城农民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与增长。在“民工荒”出现后，由于全国农民工缺乏组织，这种消极罢工很容易遭到破坏。陕西咸阳在2004年得知珠三角发生“民工荒”以后，立即组建“劳务输出办公室”，积极招募农民工进行培训后输往珠三角。咸阳市秦都区“劳务输出办公室”还派专人分驻深圳和苏州，“民工荒”给秦都区带来大机遇，他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以咸阳“远水”解珠三角“近渴”的目标。中国疆域庞大，绝非泰国可比。廉价劳动力优势支撑的泰国纺织业繁荣只有短短15年[16]，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发展已有1/4世纪，还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许多“远水”不断流来。这种“远水”对罢工的农民工工资增长不利，但对延长东南沿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繁荣是有利的。（可见对农民工不利的，对资本总是有利。所谓超阶级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民工荒”作为一种罢工，由于是无组织的，其目标会因没有参加罢工的农民工的破坏行为而难以达到。不过，在这种复杂的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互动中，非常有利于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生和增长。

“民工荒”有利于巩固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成果，而不是弥合这种分化。“民工荒”出现后，一般见解以为会造成“民工东南归，再扶犁把手”的所谓新潮流，“农田变成了抢手货”[17]。这是对“民工荒”的一种误读。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工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是中国劳动者的一次大发展，巩固这一成果是劳动者利益所在。“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罢工，客观上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因而它不是弥合了而是巩固了这种分化。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巩固这种分化。处于罢工状态的工人一般无事可做；但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虽不务工，但可务农。所以绝不要被处于罢工状态的农民工暂时回乡耕地所迷惑；一当罢工结束，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有所提高，更大规模的复工就会到来。

三、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阶级

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为农民，心却不在农业；从事工商业，却不是市民；住在城里，家却在农村；和城里人相比，他们被认为处于社会低层，但在农村他们却成了富户；他们比城里人穷，却比留守的老乡们有钱；他们在乡间有宽敞的住宅空置不住，宁愿花钱租几平米小屋或挤身狭窄工棚；他们年前赶回家，是为了过了年又回来；他们在城里舍不得花钱，衣衫褴褛，吃食简单，少于交际，回到家却有大手笔，盖房娶妻，酒桌，唱戏修庙；他们经营着农工两业，有着二重收入；他们重农但不抑商，重末但不忘本；他们像一只候鸟，冬去春来；又像一架秋千，摇荡与城乡之间；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进可入城，退可返乡；根扎在乡间，果却结在城市；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乡间又找了回来；就他们自己来讲，现有的身份不明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还处于失语状态……

一般来讲，过渡性的事物都具有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特点；过渡性的事物还有抛却旧形式，获致新形式的动力与希望；不稳定、易反复是过渡性事物的常态。进化谱系中的鸭嘴兽和始祖鸟、人猿相揖别中的人猿和猿人，都是如此。农民工作为过渡性社会阶级，其特征是由农民工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二重存在决定的。

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阶级，最终要走向何方，是研究末代农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向来看，有三种可能：回到农民、突进到工人、长期停留于农民工。让我们分别来考察一下。

回到农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使用权，只要他本人不放弃，这块土地不会失去。正因为这样，农民工在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时，部分地、暂时地重新回到农民就不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不能作为工人发挥职能是可能的。资本使用的农民工在35岁以下的占88%，45岁以下的占95%[18]，属于体力型最佳劳动力年龄。一旦过了35岁，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只好被迫回原籍种地，重新回到农民。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令不少农民工难以承受，即使未过最佳劳动力年龄，也会回到农民。资本喊出了向妇女开战的口号，致令许多男工回到农民。工资收入与农业收入差距未明显拉开，对农业的政策性扶持会使农业收入在一定时期有所提高，会吸引一部分农民工回到农民。农民工在对资本进行抗议的“民工荒”时期会暂时回到农民。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农民工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以后备军形式滞留城市，也会暂时回到农民，一俟经济形势好转再外出寻工。如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就发生过这种大规模农民工返乡现象。春节回到家乡的农民工，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往往要到春节农忙结束再回城，这中间有短暂的回到农民的现象，至于在乡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更多更大，时间更长。

因此，只要资本对农民工的掠夺式使用继续维持，只要农民小块土地制度长期保持不变，只要乡镇企业不向城镇集中而维持当前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农民工部分地、暂时地回到农民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随着农民工工资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建立，小块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场制的建立，乡镇企业布局调整和向城市的集中，根除农民工回到农民的可能性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当前，在“民工荒”打击下，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问题虽不可能有根本改观，但已作为一个问题提到了社会各阶级的面前，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样，小块土地制度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应对类如“九八抗洪”的需要。小农经济已经作为“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提高了产品制作成本，污染了农田和环境，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及服务业不能获得相应发展和吸纳在乡农民工能力的下降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将乡镇企业向中小城市集中，使在乡农民工向进城进镇农民工转变已成为一个趋势。所以，无论进城农民工或是在乡农民工大规模地、永久性重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也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突进到工人。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了，何需“突进”呢？这里讲的“突进”是指在素质技能、经济政治地位、享有的社会福利和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城市传统工人阶级的水平。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工来讲，这个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农民，没有了农民的身份，既不要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利，也不承担各种税费义务。他可以参加工会组织，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小农意识即使存在也以小市民意识形式存在。他不再有原籍的户口，他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上学。他失业了将作为滞留城市的产业后备军存在，农村天地虽广阔但已无他的去处。他退休后在城市领取养老金，不必也不可能老死乡里。总之，他完全成为一个市民。

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从上述意义上讲是中国劳动者又一次大发展，不仅在素质技能上，而且社会地位上都有质的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农民工最终必然发展到工人。现在的问题是，阻碍这一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从逻辑上讲，这些因素也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工人的条件，必须从这些条件的变化出发认识农民工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户籍制度。户籍在许多人看来仅仅是由户口和籍地两个因素构成，入籍后取得相应的户口仅仅是一种身份标识。应当说这是一般户籍制度的规定，却不是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规定。中国户籍制度与粮油供应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生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乃至丧葬制度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取得一种户籍身份可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经济社会地位都大致确定了，变化少于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制度限制有所松驰，但从农民工和城市正式职工的区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户籍制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深刻。问题是，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户口，当你未出生时已由父母户口性质先天命定了，以致为后代着想，居民自动划出了不同的婚姻圈子。农民工的婚姻圈子仍在原籍，当城里人的涉外婚姻发展起来的时候，内部两个婚姻圈子的隔绝却依然不能打破。由于不了解中国户籍制度的厚重性，人们以为只要取消农民工的农业户口就能实现农民工向城市正式工人的转变。其实，在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流产。

土地制度就是与户籍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目前的户籍制度，取得农业户口的居民才能在籍地获得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一个下岗职工由于没有农业户口，即使想种地也无地可种。农民工是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所以即使他本人不耕种，他也有小块土地使用权，或由家人耕种，或转包他人代耕。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党在目前阶段农业政策的核心，家庭承包根据现有政策至少还要坚持30年。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当然也就取消了城市户口，又要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那等于13亿人都有了平等的土地承包权，本来就被划分得异常细小的地块，还会更加细小。不能排除城市市民想拥有这样的地块。问题复杂性还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这里的“农民群众”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是清晰的，一旦农业户口取消了，谁是农民呢？如果13亿人都有权承包土地，那么人人都是农民，土地等于国有化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牵涉土地使用权，还牵涉到土地所有权。可以设想在农村建立大农场制度，但是谁是农场主，农场主如何在坚持长期不变的承包土地上建立农场，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所以，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相互衔接，单纯户籍制度改不动。

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又联系在一起。农民是要交纳各种税费的，承担各种摊派和集资义务，还要出各种劳务工和义务工。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仅中央一级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24个国家部、委、办、局；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269项；还有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19]。农民现在承担的税费负担比市民繁重多了。即使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问题不会根本改观。乡镇一级、村一级的财务开支都由农民负担。如果取消农业户口，谁是农民，税费谁交，义务工谁出？乡村干部和基层政权运转经费谁来负担？这都成了问题。除非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县政府作为最基层政权，这是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所以，户籍改革又牵涉税费制和行政体制。

城市就业体制也是与户籍制度有关。过去，城市居民的就业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体制，由于重工业化道路满足不了就业需要，加之人口增长失控，使“包下来”的就业体制难以为继。尽管后来不得不允许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尽管劳动就业制度有了巨大变化，但是城市企业正式职工就业始终由国家安排，即使下岗也要国家发放基本生活费和解决再就业。如果不再区分城乡户口，城市企业正式职工概念也不复存在，整个就业体制完全市场化，这本身又是一场重大改革，牵涉许多人既得利益，决非朝夕可以完成。

住宅分配、教育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因为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享受福利房或住房补贴、优质教育资源、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及其它福利，一旦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取消，所有居民便一视同仁，现有城市福利资源按什么标准分配？这是一个真正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简单一个市场化所能解决的。因为市场化运用在非经济部门必然产生巨大社会不公平。这些多年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各种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新制度不是设计者可以安插到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破除旧的体制或许容易，形成公正有效的体制就困难多了，以致我们会发现，与其费力费时改革这些体制，不如延续现有的体制。这样就使现有户籍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有根本性变革。当然，不是说这些体制不可以改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总体趋势是城市正式工人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如，终身就业废除了；免费分房随住宅商品化取消了，只有单位住房补贴；免费教育不存在了；公费医疗也作了重大改革，个人帐户设立了；养老金实现了统筹。总之，福利更多需要个人花钱去买。

由于上述各种制度都与户籍制度结合为一体，可以断定的是户籍制度短期内决不会有实质性变革。因而农民工的农民户籍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不可能立即废除，而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所赋予的各种福利农民工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我们没有条件让农民工和所有明天能成为农民工的农民享受现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废除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以求和农民工达到同等地位。简单地说，既不能让农民工福利上升到工人水平，也不能让工人福利降到农民工水平。而一致的福利水平达不到，户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继续降低城市工人福利，与继续改善农民工福利有可能实现双向对接，在中间某个点达到一致。这是一个较为现实的考虑。如果这一点达到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仍不能废除，因为农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必须与农民户籍身份脱钩，这样才能取消农业户口。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废除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需要创设两大条件：（1）在农村，要使现有农民享受的权利与义务同农民身份脱钩，使土地分配与税费交纳同户籍赋予的农民身份无关；（2）在城市，使农民工各种福利改善同城市工人福利的继续下降达到一致水平。做不到这两点，现有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改比改要好。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决非短期能够形成。如果家庭承包坚持30年不变，第一个条件30年不能形成。至于第二个条件，工人福利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而农民工人数之众，增速之快，要在短期大幅度普遍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根本不可能。结论是：今后数十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不会有根本变革。

而户籍制度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革，农民工继续拥有土地使用的权利和上交税费的义务；农民工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工人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是硬道理，但至少30年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变。既然如此，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趋向就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三、农民工作为农民向工人突进的过渡性阶级将长期存在

严格来讲，农民工继续作为农民工存在，不应看作是一种发展趋势，倒是应该看作停滞趋势。不过，如果考虑到这种停留不是一种完全不动的停滞，而是带有向工人突进的量的渐变，那么，当作一种发展趋势未尝不可。

一方面，农民工大规模永久性地回到农民不是一种趋势，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短期不可能根本改革，妨碍了农民工向工人的突进；后退不可能，前进短期内有困难，长期停留就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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