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范文10篇

贸易政策范文篇1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贸易政策范文篇2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因此，这种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国工业的进步。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民族工业，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成本较高，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无竞争压力，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2)容易致国内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国内资源会争相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3)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力的机会。总之，这种政策使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原来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由国家统制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统一领导、控制和调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随着出口贸易政策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这种高度保护的进口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二、适度保护

贸易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选择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和产业方面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但科技水平和科技转换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综合国力还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条件地全面地开放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占领我国市场，对消费者来说暂时可以得“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冲击我国的民族工业。那么，如何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出发，如何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我国的科技水平、资源、产业结构等情况出发，把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笔者认为，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是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行适度保护贸易政策。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对我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国际竞争限制在我国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惯例接轨，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与国际市场保持有机联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采取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充分理由实行适度的保护贸易政策。

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开放是前提，贸易保护是在开放基础上的保护。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和范围，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必须逐步开放市场，把我国的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而不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并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培养它们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国内幼稚产业采取动态的保护措施，对在国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品，实施鼓励出口措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三、把握好适度保护贸易政策的“度”

我国不久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中国继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既要对外开放市场又要保护民族工业。开放型适度贸易政策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有目的、有选择的保护，并不是什么都保护，更不能保护落后的产业或企业。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好开放和保护的适度性。其包括的内容有：如何选择保护的对象；确定保护期限；保护要有高度的透明度和适当的保护高度。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已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某些行业或企业已达到或接近同行业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大企业相竞争的一些条件，并且已进入或占领了国际市场。如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等，对这些行业没必要进行过度保护，而应让这些行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竞争力。那么受到保护的应是哪些行业或产业呢？笔者认为，受保护的应是幼稚产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所谓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如何界定和选择幼稚产业是一个关键，选择不好就可能导致保护落后，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付出一定的代价。关于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国际上有三个：(1)穆勒标准，如果某个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方面的经验，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保护下，该产业能够提高效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下去，并取得利润，该产业即为幼稚产业。(2)巴斯塔布尔标准，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的保护期后能够成长自立，为保护、扶植幼稚产业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不能超过该产业未来利润的现值总和，符合条件的即为幼稚产业。(3)肯普标准，除了前两个标准的内容外，应考虑产业在被保护时期的外部效应，如具有外部性，该技术可以为其他产业所获得因而使得本产业的利润无法增加，将来利润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国家应该予以保护。对这三个标准要正确理解，在选择幼稚产业时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也可以用两个或三个标准综合衡量。可以肯定，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保护的目的在于使得受保护者得以进步，最终不需要保护，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我国目前的一些高科技产业比如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都属于幼稚产业，国家应予以适度的保护。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如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国家也应予以适当保护。

适度的贸易保护应使贸易壁垒具有透明度，并应确定适当的保护高度和保护期限。所谓保护壁垒的透明度是指以关税保护为主要手段，统一并公开有关贸易保护的法令和法规，同时利用关锐的价格机制，使国内外市场的商品保持直接联系，实行贸易保护通常有两类措施：一是关锐壁垒；二是非关税壁垒。过高的关锐壁垒以及由此保护的进口替代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抨击。各国的关锐税率呈下降趋势，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致力于降低关锐，消除壁垒。非关锐壁垒的作用也在逐渐缩小。关锐保护壁垒的透明度可体现在这次中美达成的协议中，我国目前的关锐率已从22.1%削减为17%，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到2004年将农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7%。适当的保护高度是指考虑我国经济对国际竞争的承受能力，逐步接近WTO成员国的平均保护水平，并且这种保护不是全面保护，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当的保护期限是指对所选择的幼稚产业的保护必须明确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根据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保护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作为幼稚产业加以保护。汽车工业的进口关税一直很高，可是20多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没有走出幼稚产业的局面，竞争能力依然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高度保护使得汽车工业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也就是说过度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国家调整了对汽车的保护期限和进口关锐，到2006年，汽车进口关税将从目前的80%—100%降至20%，在进口汽车的竞争下，必然会挤跨大部分汽车整年生产企业，这对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未必是坏事，相反，已经成长起来的若干家具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会进一步壮大，参与进品汽车的竞争，同时实施汽车出口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贸易保护水平将会逐步降低，最终走向全面开放和自由贸易。

综上所述，我国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体现了开放和保护的特点，这一政策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客观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的，也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由之路。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培养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让其成长壮大后再去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适度保护贸易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不合理和落后的产业。收稿日期：2000—06—17

【参考文献】

[1]陈长民,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林毅夫,胡书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J].国际经济评论,2000,(3)

[3]李健.力争可持续增长-2000年进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J].国际贸易.2000,(5).

贸易政策范文篇3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其实是把贸易政策当成了国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贸易理论时，考虑到公众等方面的因素，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做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候要考虑到公共选择，也就是要从政府自身的目标，利益集团等方面着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达相对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一样的。贸易政治决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在发达国家各种利益集团游说要进行注册登记，是合法的行为，是一个很庞大的团体，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很有影响力。虽然有各种利益团体存在，利益表达并不是非常明显，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进行联系。相对来说中央政府在服务贸易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关于政治决策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有阿兰•希尔曼（ALHillman）构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与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与威尔士（Wellisz）提出游说支出模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与动机便是通过捐献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上述模型对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研究。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通过1995年的游说揭露法案第一个收集了关于利益集团联合游说花费的数据，建立数据系统来来记录美国行业部门政治性组织游说的程度。指出行业竞争越激烈，更倾向于一起游说。有更高集中度和产品差别的行业则倾向于独立游说。在最近文献中，特定利益集团也被用来加入模型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兴法尔（MonicaSinghal）关于财政联邦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团的潜在作用来影响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罗•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调查中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特定利益集团参加公共政策决定。发现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发展更多明显和直接的利益集团行为。竞争贡献，游说和诉讼之间的权衡也被体制环境的性质影响。强调公共机构环境的作用来理解利益集团策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运用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许多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从小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特点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美国贸易政策带有重商主义，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采取的相应对策，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3]。胡海波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综述了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并对国内进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进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政治原因进行分析，并进行数学化推导[5]。

以上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在模型设立上有很大缺陷，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同的，他们把地方政府作为分析的目标，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国内部市场按地区划分，但是中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占的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变量的时候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综合做出判断，并且在选取的也是按服务贸易部门来分类的，而不是按照地区来划分。

二、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面分析影响我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各部门开放度的具体影响因素，这里我们考虑比较重要的和服务贸易关系比较大的因素，按照服务贸易中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方面来分析。

（一）国家自身利益，实现经济和产业发展

1.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首先体现在该国的GDP上，因此反过来说对GDP贡献度比较大的服务贸易部门开放度也会比较大，这是相互促进的。

2.服务贸易各部门发展。竞争力越高的部门，在国际中占据市场份额越大，其抗风险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国家对这些部门开放度都比较高。

（二）各方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1.因为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在研究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候，国家的目标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会被放在第一位，并且占有比较重的比例，因此各种利益团体对我国服务贸易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主要考察国家层面上会考虑的对服务贸易整个产业来说比较有利的因素，进行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收支平衡，充分就业等目标[6]。

2.投资水平。一国的投资水平首先代表着一国的繁荣程度，而且里面也涉及到了外企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外商对各服务部门的投资数也是国家会考虑的因素，同GDP相似，投资水平和开放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

（三）国家经济安全因素

1.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对一国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分为两方面。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国家利用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稳定，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外汇储备对维护一国金融和币值的稳定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会控制外汇。

2.保护政治敏感行业中国对涉及健康，娱乐服务贸易领域，采取抵制开放，因为西方国家的企业进入本国的媒体、娱乐和等服务业后，会带来诸多社会文化、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有可能损害本国利益，所以一定要保护，这些行业都是服务贸易的敏感行业。

三、中国服务贸易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服务贸易部门的选取和变量的设定

本文选取服务贸易开放度作为因变量来进行衡量，因为货物贸易的保护或者开放程度可以用关税来衡量，但是服务贸易有很多是不受关税限制的。所以现在通用的检验服务贸易壁垒的指标就是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服务贸易开放也可称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种服务贸易政策。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一般用服务贸易壁垒的削减程度来衡量。也就是说服务贸易壁垒水平较高，则开放水平较低。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频度指标法、数量指标法、价格指标法和财务指标法。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服务贸易而非整个服务产业，所以在定量分析上以有贸易的服务行业数据为基础的评价指标和中国服务贸易保护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根据郭浑仪的研究可知中国对通讯，金融商务，旅游等都作出了减让承诺。所以本文选取了通信，旅游，金融，运输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实证分析[7]。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选取下面的变量作为因变量。1.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一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比较，其核心是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竞争力[8]。一个行业的竞争力与这个行业的开放水平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服务贸易竞争力用cop表示。2.中国服务贸易对GDP的贡献率。它代表了我国服务贸易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撇开贸易结构问题，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肯定。胡日东利用中国1985年～2004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长期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进口则产生抑制作用，但二者净效应为正；而短期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潘爱民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表明：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服务贸易进口的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化比较明显。服务贸易对GDP的贡献率越大，国家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考虑，应该对此行业的开放水平越高，所以二者之间应该是正相关的关系。这里用excontr表示[9]。3.中国服务贸易部分行业用汇集中度。一个行业的进口额与总服务贸易总进口额的比率即是用汇集中度。出于对国际收支平衡和节约外汇资源的考虑，国家会进行进口限制。所以用汇集中度和行业开放水平应该是负相关。用汇集中度用yhjzhd表示。4.中国服务贸易部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数。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所以国家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多的行业提高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数与开放水平应该是正相关。这里用wsh表示。变量关系如下图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郭浑仪和盛斌通过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赫克曼在1995年提出的“频度指标”），根据中国的入世协议书和相关附件，对中国入世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进行量化分析，并将结果进行国际横向比较，从中探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有效程度。以我国制造业为基准的，可以直接从Wind数据库中获得各行业的算术平均销售毛利率，用open表示。因为频度数据比较广泛的应用于某些研究估计数量或者价格的工具，也经常作为服务自由化分析的投入数据[10]。

（三）模型的建立和回归实证结果

贸易政策范文篇4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贸易政策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经济是如此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lf缶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问题严重等问题，国内劳工组织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贸易保护措施由过去以关税为壁垒和直接贸易限制逐渐变为间接的贸易限制；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贸易保护制度越来越转向管理贸易制度；三、国际贸易壁垒由国家间转变为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组织之外则实行保护贸易制度。

贸易政策范文篇6

1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综述

1.150年代的进口替代内向型战略

这一时期，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主要实行的是以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而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该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这样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内向型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使得国内一些企业获得了保护，但这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外国企业，国内购买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终导致进口大量增加，赤字扩大。因此，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60年代初特别是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始，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进口替代内向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转变。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政策

1.2.1朴正熙时期的贸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长第一的理念朴正熙时期，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针对韩国60年代初的经济现状，确立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方针。以下根据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关前的贸易政策。这一时期主要是韩国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韩国正式确立了“贸易立国”、“经济增长第一”、“输出立国”的策略，其实质就是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策略。②1967年入关至1979年的贸易政策。入关之前，韩国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关之后，在坚持贸易立国的基础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也预示着韩国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1.2.2全斗焕时期的贸易政策（1980～1988年）：大力改善出口结构由于韩国一味的追求出口高增长，经济的发展已经趋于畸形。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资本、技术、原材料及中间产品严重依赖国外；侧重于发展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导致国内经济比例失调，国内市场萎缩等等。政局的不稳、经济的恶化是的韩国急于寻求经济发展的转机。全斗焕总统时期，注重改善出口结构，不再一味追求出口贸易额的单一增长，逐步转变为以民间为主导、鼓励市场竞争机制，力争实现经济的稳定化、效率化和开放化。这一时期，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阶段，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1981年出口贸易额为212.5亿美元，进口为261.3亿美元；而到了1986年出口贸易增长到了347.1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315.8亿，并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

1.2.3卢泰愚时期及以后的贸易政策（1989年至今）：政府主导性相对弱化9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竞争惨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本利率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存在，韩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表现在贸易上是连续出现贸易黑字。为改变这种状况，韩国主要是继续强调出口贸易，但是重点转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进口自由化范围，改善国际收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本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品。2008年韩国出口额达422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6%，进口为4533亿美元，是世界第11大贸易国。

2韩国贸易政策演变特点及原因探析

综上所述，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概括为进口替代时期，出口增长立国时期，进口自由化时期和出口创汇时期四个阶段。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国家制定并实施贸易政策的目的是能够极大的获得贸易利，增加本国经济福利，改善贸易收支。事实证明，韩国在各个阶段所实行的贸易政策效果是明显的，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韩国每一阶段贸易政策的演变的背后都隐藏着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和原由。

2.1出口立国阶段———出口贸易额增长

朴正熙总统上任之后，韩国确定了出口导向经济模式。50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对国内劳动密集型进口市场是开放的，并且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是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的政策。韩国主要利用西方国家不断转移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增强的机遇，主动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说“，汉江奇迹”的成功与美国这一时期倡导的贸易秩序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此时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特定的国际经济关系和韩国适时抓住机遇造就了韩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成功。另外，在出口导向发展初期，韩国经济基础薄弱，进口仍然受到严格限制。

2.2出口富国阶段———出口导向工业化

70年代以后，美、日等发达国家处于黄金发展阶段末期。此时，日本处于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时期，欧盟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引资政策给韩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构成压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出口加工工业，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往美国，而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市场规模有限，韩国就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轻工业产品出口规模增长潜力减弱。韩国单纯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极大地制约，表现在韩国在90年代初期，国际贸易收支严重恶化，贸易赤字加大。因此，单纯依靠出口增长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

2.3出口强国阶段———政府主导弱化阶段

贸易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1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参考文献

[1]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1992-2004.

[3]何茂春.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规则[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程宪，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贸易政策范文篇8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工业上还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学家这竭力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代表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他们都提出以保护幼稚工业来促进后进国家的发展。

1.3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垄断国内市场和争夺世界市场，纷纷实行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

1.4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时期

新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1.5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

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倾向逐渐减弱并趋于停顿，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演进过程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性是本质性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进，即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2)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若干次自由贸易时期，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总的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3)在二战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4)世纪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

2国际贸易保护新趋向

2.1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

贸易保护多样化的措施主要包括：(1)按照有效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2)加强了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的活动。(3)非关税壁垒不断增高。(4)强调管理贸易。由于关税壁垒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以提高关税水平来实行贸易保护已不现实了，各国更多的采用以上措施来实行进口限制。

2.2被保护的商品项目不断增加

被保护的商品从传统商品、农产品向高级工业品和劳务部门。从商品类别上分，主要的有四大类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某些钢铁产品；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电子产品。

2.3“奖出限入”措施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

二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往往会加剧国和国之间的摩擦，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把“奖出限入”的重点从限制进口转向鼓励出口方面。从经济、组织等多方面促进商品出口。如向出口厂商提供各种财政上的优惠，利用出口信贷、出口信贷的国家担保制、出口补贴等措施鼓励商品出口。

2.4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体中一个最主要特征。区域性集团的建立本身就带着排他性，在对内加强自由化的时候，势必排挤、打击集团外的竞争者。区域化贸易集团的这种作用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一些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抗衡，否则就会削弱在国际经贸中的竞争力。这种现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限制和反限制、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重要特征。

3保护性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3.1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WTO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材料显示，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财富70%为发达国家所获取，分给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仅仅30%左右，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获得好处，有时损失甚至超过其获得的利益，这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任何国家都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3.2国内经济矛盾的转移

每当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经济贸易的保护也必然抬头。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都在走低，特别是在去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是必不可免的。美国经济走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随着走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西方国家不时笼罩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凭借着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世界贸易组织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宗旨，但是由于各国竞争力不同，自由贸易体制受益的程序不同，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3.3国内政治矛盾的转移

西方民主政治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后妥协的产物，政治家为了迎合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强行推行其国内市场保护的“国内法”。例如，美国经常引用的“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该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其中“不公平”指不符合国际法或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不一致；“不合理”则不一定是非法行为，只要严重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都是“不合理”。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还有一个406条款，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商品对美国的进口的。根据这个条款，无需有“严重损害”，只要有较轻的“重大损害”，就足以采取报复行动。”

4面对保护性国际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处于国际贸易保护环境中的中国对贸易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得进一步深入和有新的思路。

4.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出于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但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应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只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4.2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关税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利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是多次大幅下调，税率已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重要有：

(1)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虽已大幅缩减，但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2)进口配额。从今后的改革形势来看，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就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3)进口检验措施。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察、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的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

(4)行政控制。为了加强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控制相关产品的进口，实施行政控制这一措施主要是对机电产品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许多透明度不高的内部规定、目录管理及进口替代清单。2001年入世以来，为了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进程，在透明度方面，我国已经清理修订了全部原有内部行政控制措施，并及时公布了一大批符合世贸要求的法律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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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基于此,本文从消费者最优跨时条件出发,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对一国贸易收支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使用该理论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一般是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三类: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由于汇率渠道从理论上直接解释了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的途径,因此,大多研究文献是从汇率渠道出发,研究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

Obstfeld等(1995)将汇率因素纳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分析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Faust等(2002)研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汇率的影响问题。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的研究,盛朝晖(2006)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贸易收支变化是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汇率变动不是贸易收支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赵进文等(2004)认为我国货币供给量对进出口影响显著,货币供应量直接作用于贸易收支平衡。Zhang等(2007)认为中国贸易失衡是实体冲击的结果,货币手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Groenewold等(2007)、Zheng等(2006)都表明人民币币值调整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不大。

从非货币因素考察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刻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等(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张二震等(2009)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背景,我国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2)中国廉价资源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晋斌等(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认为贸易顺差扩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不存在任何低成本快速降低贸易顺差的短期措施。余芸春(2007)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3)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等(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4)从跨时贸易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赵文军等(2008)认为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张碧琼(2009)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互利的跨期交易,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表明中美之间存在顺逆差转换关系,体现了两国的跨期消费模式的互补性。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Obstfeld等(1995)的理论模型。他们的分析是建立了一个价格事先确定的完全预期的两国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指出在价格完全弹性条件下,永久性的货币冲击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世界经济立即调整到现存财富分配下的稳定状态。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我们着重分析了两国货币政策、汇率、世界实际利率、产品价格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短期影响过程。

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的人口假定为1。这个代表性的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消费两国的所有商品,作为生产者均为垄断厂商。两国都只生产贸易品,不存在非贸易品,每种产品被指数化为z(z∈[0,1])。假定本国垄断厂商只生产[0,n](0

1.基于消费的购买力平价

假定不存在贸易障碍,每种商品的一价定律都是成立的。若使用ε表示名义汇率(以本币表示外币的价格),商品z的本币价格为p(z),外币价格为p*(z),则由一价定律知,p(z)=εp*(z),p*(z)=p(z)ε。本国和外国货币价格指数也满足一价定律,即P=εP*,P*=Pε。

2.生产者的行为

由于商品z只能由垄断厂商提供,所以生产者对于商品z面临的需求就是所有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之和。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任意商品z的需求为c(z),总消费指数为C,收入约束为Z,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满足下列条件:maxC=∫10c(z)θ-1θdzθθ-1s..t∫10p(z)c(z)dz=Z求解这一最优化过程可知,本国和外国(外国同理,下同)代表性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分别为:c(z)=p(z)P-θC,c*(z)=p*(z)P*-θC*。商品z的需求曲线yd(z)为:yd(z)=p(z)P-θ×[C+C*]=p(z)P-θ×Cw(∵Cw=C+C*,ε=p(z)p*(z)=PP*)用y(z)和y*(z)表示本国生产者生产商品z的产出量,本国和外国总产出为:Y=∫n0y(z)dz,Y*=∫1ny*(z)dz3.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假定两国唯一可以交易的资产是用复合消费品表示的无风险的Arrow-Debreu债券,那么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t的预算约束用实际项表示为: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rt为t-1期到t期的债券实际利率;Bt为国内代表性消费者从t-1期到t期持有的债券,Bt+1为t期到t+1期持有的债券;Mt-1、Mt为t期初和t期末持有的货币余额;Pt为t期的货币价格指数;pt(z)为代表性生产者生产商品z在时期t的国内价格;yt(z)为商品z在时期t的产出量；∫n0pt(z)yt(z)dz表示生产者在时期t的生产性收入;Ct为代表性消费者在t期的综合消费额;τt表示政府在时期t的累进税(负的累进税表示转移性收入,本文的分析均假定τt<0)。

4.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

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s的消费指数为Cs,实际货币余额为MsPs,生产中付出的劳动的偏好为k2Y2s,主观贴现率为β。国内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函数贴现到t期为Ut=∞s=tβs-tlogCs+χlogMsPs-k2Y2s。

那么,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为:maxy(z),M,BUt=∞s=tβs-tlogCs+χlogMsPs-k2∫n0ys(z)dz2s..t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C=∫10c(z)θ-1θdzθθ-1(θ>1),P=∫10p(z)1-θdz11-θ,χ、k为常数。

Bt+1,Mt,yt(z)的一阶条件分别为:Ct+1=β(1+rt+1)Ct,MtPt=χCt1+it+1it+1,y1θt=1k(Cwt)1θ1Ct。定义为1+it+1=Pt+1Pt(1+rt+1),it+1为t期到t+1期本币的名义利率。均衡的横截性条件为limT→∞R,tt+TBt+T+1+Mt+TPt+T=0。同样,对于外国消费者能得到类似的条件。

5.约束条件的动态化

令^Xt=dXtXt,使用Aoki(1981)的方法可以求出约束条件的动态化方程为:^Bt+1=c1^Mt-^M*t-^et+1δ[^et+1-^et]+c2^Mt+1-^M*t+1-^et+1+1δ[^et+2-^et+1]+c3^Mt+c4^Mt-1+c5^pt(h)+c6^pt+1(h)+c7^rt+c8^rt+1+c9(-^τt)+c10^Bt假定a3γ1θ1-γ1>a4时,c1=-γ1(1-θγ1-γ2a2+a3(1-1δ×γ1θ1-γ1)+a4(1+1δ)<0c2=1δ×γ1(1-θ)γ1-γ2(a3γ1θ1-γ1-a4)>0,c3=-a2(1-b1)+a3γ1θ1-γ1-a4>0c4=a2b1>0,c5=[a2+a3+(a3+a4)(1+1δ)]>0,c6=-(a3γ1θ1-γ1+a4)1δ<0c7=a1δ1+δ>0,c8=-(a3γ1θ1-γ1+a4)11+δ<0,c9=(1-a1-a2-a3-a4)>0,c10=a1>0其中:γ1、γ2表示本国和外国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假定γ1<γ2);δ=r为长期不变的均衡世界实际利率;ai(i=1,2,3,4)、bi(i=1,2)分别表示各分量在总量中所占比重。

6.贸易收支动态化

(1)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令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第t期的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贸易收支的逐期变化率为CAt^=d^Bt+1-(d-1)^Bt。

令Et{^mt+1}=^Mt+1-^M*t+1-^et+1,^mt=^Mt-^M*t-^et,Et{^et+2}=^et+2,Et{^et+1}=^et+1,Et{^pt+1(h)}=^pt+1(h),Et{^rt+1}=^rt+1,则:CAt^=1Et{^mt+1}+2^mt+3^mt-1+1δEt{^et+2}+2δ-1δEt{^et+1}+3δ-2δ^et-3δ^et-1+4^Mt+5^Mt-1+6^Mt-2+7Et{^pt+1(h)}+8^pt(h)+9^pt-1(h)+10Et{^rt+1}+11^rt+12^rt-1+13c9(-^τt)+14(-^τt-1)+15^Bt+16^Bt-1(1)其中:1=dc2>0,2=dc1+(d-1)c2>0,3=-(d-1)c1<0,4=dc3<0,5=dc4+(d-1)c3>0,6=-(d-1)c4<0,7=dc6<0,8=dc5+(d-1)c6不能确定,9=-(d-1)c5<0,10=dc8<0,11=dc7+(d-1)c8不能确定,12=-(d-1)c7<0,13=dc9>0,14=-(d-1)c9<0,15=dc10>0,16=-(d-1)c10<0(2)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在两个国家中,长期一国的消费应该等于其长期的实际收入;在不存在政府支出的条件下,一国的铸币税收入完全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公众,Ricardian等价定理恒成立。本国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约束条件变为:B=(1+r)B+YP-C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CAt=φ1^Ct+(1-φ1)(^Yt-^Pt)(2)综合上述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主要性质性质Ⅰ: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相对供给量的预期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本国贸易顺差随着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预期本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前期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增加而减小。其最终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三种作用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完全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

性质Ⅱ:短期内,如果仅考虑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那么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会减少贸易顺差,这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相同。

性质Ⅲ:短期内,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虽然当期汇率下降(本币升值)会出现逆差,但预期的汇率下降却能导致贸易顺差。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作用的大小。

性质Ⅳ:一国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四、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1.模型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1),考虑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我们设定的短期模型为:^CAt=φ1Et{^mt+1}+φ2^mt+φ3^mt-1+φ4Et{^et+2}+φ5Et{^et+1}+φ6^et+φ7^Mt+φ8^Mt-1+φ9^Mt-2+φ10Et{^pt+1(h)}+φ11^pt(h)+φ12^rt+φ13(-^τt)+φ14^Bt+μt(μt~ⅡD(0,σ2))(3)由上述短期模型的分析,模型(3)的参数应该满足下列条件:φ1>0,φ2>0,φ3<0,φ4>0,φ5>0,φ6<0,φ7<0,φ8>0,φ9<0,φ10<0,φ13>0,φ14>0,φ11,φ12的符号不确定。

根据长期贸易收支动态方程(2),考虑到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我们设定的长期模型为:^CAt=0+1(^Ct+^Pt-^Yt)+2D*(^Ct+^Pt-^Yt)+vt(vt~ⅡD(0,σ2))(4)其中:D为虚拟变量且D=0,1979—19931,1994—2008。当^Ct+^Pt>^Yt时,国内实际消费大于国内实际产出,贸易收支应该为逆差。针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际情况,模型(4)的回归系数满足1>0,2<0。

由于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而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所以我们选择进出口差额和国家外汇储备代替我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净值。中国货币供给量使用历年的M2,外国表1序列ADF检验结果变量名检验类型t-统计值5%临界值结论^Mt-^M*t-^et(c,0,4)-5.52957***-2.99806平稳^et(c,0,4)-3.99318***-2.97626平稳^Mt(c,0,5)-3.19786**-2.99806平稳^pt(h)(c,0,6)-4.73328***-2.99806平稳^rt(c,0,4)-4.45179***-2.99806平稳^τt(c,0,4)-4.74934***-2.99806平稳^Bt(c,0,4)-4.39488***-2.99806平稳^Ct+^Pt-^Yt(c,0,7)-5.12943***-2.97185平稳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通过检验。

货币供给量使用美国的同期货币供给量(M2)。本国产品价格指数使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货币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模型假定τt为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使用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似代替。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联储网站和EIU数据库。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伪回归问题,导致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的估计结果毫无意义,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前须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如表1所示)。

3.短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3)的回归,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虑到我国自1994年以后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和模型(3)本身具有滞后项的特点,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是1994—2008年的年度样本数据。短期模型的实证结果、显著性检验和变量的样本期均在表2中得以体现。

表2影响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短期模型的回归结果(1994—2008)^CAt模型Ⅰ仅考虑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当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时,中国贸易顺差增加0.17个百分点;预期未来中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促进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到0.58个百分点;前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本期中国贸易顺差将减少0.44个百分点,起到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但这种缩小贸易顺差的作用小于扩大顺差的作用。

模型Ⅱ仅考虑汇率因素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汇率下降1%,中国贸易顺差减少0.40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我国的贸易顺差。

模型Ⅲ仅考虑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前期和前两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绝对增加1%,中国贸易收支分别增加0.93个百分点和降低0.61个百分点。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增加0.32个百分点。

如果单独选用中国产品的价格因素、世界实际利率、中国财政赤字以及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外汇债券进行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时,这些变量不能单独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

因此,本文把它们加入到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上,形成模型Ⅳ、Ⅴ、Ⅵ和Ⅶ。

模型Ⅳ考虑中美两国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和预期本国产品价格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Ⅴ是在模型Ⅳ的基础上再加上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模型Ⅵ将中美货币政策与中国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模型Ⅶ分析加入了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债券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观测到,加入这些因素后并没有改变货币供给量相对变化对贸易顺差影响的符号,国际货币政策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将其余变量加入到回归中来,结果均不显著。综合看来,中国贸易顺差受美国货币相对供给量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4.长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模型(4)的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具体见表1),对模型(4)进行回归,可以得到1979—1993年的方程:^CAt=-0.05+1.84×(^Ct+^Pt-^Yt)(1.93)和1994—2008年方程:^Ct=-0.02-2.79×(^Ct+^Pt-^Yt)(14.49)(1.93)R2=0.96F=327.24DW=1.95通过上述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4—2008年的贸易顺差恰巧可以由消费不足说明,但这种消费不足却无法说明我国1979—1993年的大多数年份的贸易逆差问题。两个阶段符号相反的回归系数表现出跨时消费的特点,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体现了我国为平滑消费进行的最优跨时贸易特点,说明了我国与他国跨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五、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最优跨时贸易的两国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一般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国际货币政策传导贸易收支只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无效。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影响受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2),相对供给量的预期(1)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3)影响。其最终作用取决于这三种因素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当外国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会导致本国产品价格上涨,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取决于当期汇率和预期的汇率之间作用的大小。

(2)长期内,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取决于该国实际消费和实际产出的相对变化,一国的货币政策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3)通过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表现出输入性的特征,它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将所有可能因素都考虑到短期模型中去,那些起显著相反作用的变量也难以消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4)本文的实证结论显示,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较小。同时,实证分析也说明消费不足只能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却不能解释在这之前的贸易逆差。使用长期模型对此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我国和其它国家跨时贸易往来的互利性、互补性。至于为什么会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跨时贸易顺逆差的分水岭,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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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范文篇10

（一）欧盟2005年前后纺织服装产业分层状况纺织服装行业在欧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欧盟各成员国共有280万人在纺织服装行业从业。2004年欧盟纺织及服装业的年产值达1888亿欧元，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经济体，但欧盟内部存在明显的纺织服装产业分层现象。从价值增值指标（表1）来看，意大利是主要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2004年意大利在纺织、服装产业的价值增值分别为9478亿欧元、7465亿欧元，分别占整个欧盟27个国家部门价值增值的296％和318％。另外，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也是欧盟的主要纺织品生产国，分别列居第2位、第3位和第4位；而法国服装行业的价值增值占整个欧盟27个国家的133％，列居第2位，超过了德国、英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纺织品价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是东欧的几个小国家，而服装价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国家还包括挪威和瑞典。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纺织品行业就业人数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而罗马利亚从事服装产业的人数占欧盟27国的202％，位列其后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排名最后5位的是丹麦、瑞典、塞浦路斯、爱尔兰和挪威。2005年，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27国的集团，虽然一体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最高，但是在统一的贸易政策面前，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不仅与成员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关，而且与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分层有关。如果欧盟各国在某个产业上的发展水平均等，则欧盟形成统一贸易政策的阻力就较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纺织服装产业来看，欧盟内部已经分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阵营，这一阵营包括瑞典、挪威、爱尔兰、德国及东欧等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不存在纺织服装产业，或者该产业的作用微不足道。因此，这些国家能从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自由贸易中获得自由贸易的低价实惠。另一个是倡导纺织服装产品贸易保护的阵营，这一阵营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这些国家目前还存在数量可观的纺织服装产业，但由于欧盟的纺织服装行业已是夕阳产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大量涌入必将对这些国家的相应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欧盟内部的纺织服装产业本身缺乏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下，贸易保护能为这一阵营带来更多利益。（二）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层、国家决策机制与纺织服装贸易政策欧盟纺织服装产业的分层分化致使欧盟各成员国在实施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这给欧盟委员会协调各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带来了困难。比如，法国是欧盟纺织服装的主要生产地，若欧盟制定统一的纺织服装配额保护政策，则可以有效防止外来竞争对法国产业的冲击，这显然对法国有利，但这一政策肯定会遭到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阵营的反对。如果欧盟制定统一的纺织服装自由贸易政策，则更符合欧盟内部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国家的诉求，但同时又会对某些国家（如法国）的纺织服装产业造成极大的冲击。总而言之，欧盟纺织服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欧盟应对产业分化紧密相关，因此产业分化是欧盟制订和实施纺织服装贸易政策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民主国家中，行政机关的谈判协商必须得到国内其他政府机关（通常是国会）的认可才算有效，因此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谈判通常会受到较多的国内或者区域组织的限制。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欧盟执委会所完成的谈判协定除了要获得欧盟理事会的认可之外，还不能引起欧洲议会的反对。另外，欧盟理事会由欧盟会员国组成，欧盟理事会需要考虑或反映欧盟会员国的个别利益，因此在决策机制上，欧盟部长理事会的表决多数情况下采用条件多数的原则（QualifiedMajority）①，当欧盟内部存在产业分层现象时，欧盟执委会提案被否决的概率比单个民主国家（如美国）要大。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化在欧盟理事会的投票机制就体现了这一原则，这就约束了欧盟执委会在国际贸易中（比如和中国的贸易）的谈判行为。也就是说，欧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谈判与降低贸易逆差等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谋求中欧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成员国的利益，进而会在欧盟内部引起更大的对立。我们如果将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层和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决策体制综合起来考虑，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欧盟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明欧盟对中国实施纺织服装配额约束政策时“心慈手软”的原因。

欧盟纺织服装非对称性贸易利益集团与配额政策

（一）欧盟纺织服装贸易利益集团欧盟纺织服装利益集团包括：（1）代表零售商或者进口商的对外贸易协会（theForeignTradeAssociation）、欧盟商会（EuroCommerce）和欧盟纺织品零售商国家组织协会（EuropeanAssociationofFashionRetailers）。（2）代表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Euratex。（3）代表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国家消费者组织（NationalConsumerOrganizations，简称NCO）。NCO在欧盟BEUC（theBureauEuropéendesUnionsdeConsommateurs）组织下协调各成员国在欧盟的利益。（二）欧盟纺织服装贸易利益集团的非对称性与代表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相比，代表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国家消费者组织NCO是贸易保护的反对者，其政治影响力比较弱小，这是因为：（1）零售商和消费者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在组织中很难规避“搭便车”的行为，从而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组织。（2）消费者利益集团在现实中往往缺乏资源，从而对欧盟政策的影响力有限。（3）由于消费者数量众多，因此单个消费者反对生产者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边际收益往往比较低，从而导致消费者缺乏游说的内在动力［6］。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存在明显的产业分层特点，其生产主要聚集在欧盟某些特定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法国等，从而导致生产者的组织成本较低，生产者的集体行动较容易实现，这有利于促进纺织生产者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欧盟贸易自由化会导致纺织服装行业的利益受损，当欧盟的纺织服装行业集聚在少部分国家时，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利益损失将直接体现为该行业利益集团的损失。从而，利益集团比单个生产者更有动力去游说政府，进而影响贸易政策走向［7］。此外，由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昂，因此这些国家很难在纺织服装产品上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企业追逐利润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但是，通过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游说来寻求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①。同时，欧盟（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纺织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也使得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的组织性很强，因为在配额体制下经常需要以集体行动来增强谈判和协商配额的能力。（三）欧盟纺织服装非对称性贸易利益集团的游说收益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游说是贸易利益集团干预政策制定或实施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来说，游说的净收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贸易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2）游说的潜在有效性；（3）社会其他利益集团能否接受游说集团的政治结果［8］；（4）产业类型。一般来讲，游说者对没落产业游说的积极性更高，因为与新兴产业相比，游说者在没落产业保护游说成功后得到的收益更高。显然，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集团拥有良好的组织程度、游说资源充足、游说的潜在有效性高、纺织服装产业在欧盟已是没落产业等优势，故在相同的资源投入条件下，生产者集团得到的游说净收益最大，而零售商次之，消费者最低。所以，欧盟在纺织服装产业即将开放的关键时期，欧盟的非对称贸易集团的游说收益差异将导致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比零售商和消费者更有积极性去游说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按照此逻辑，欧盟纺织服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似乎更应该偏向于生产者利益集团，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这既取决于贸易集团的非均衡游说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游说结果的可接受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另一个关键因素的影响，那就是特定的政治事件。

欧盟对中国纺织服装配额政策的执行：以法国公投为例

欧盟在2002年2月28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正式制定《欧盟宪法草案》，并于2004年6月18日在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正式签署该条约。2005年1月，欧洲议会也批准了宪法条约，该条约规定《欧盟宪法条约》必须在欧盟所有成员国批准后方能生效。截至2005年5月27日，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斯洛伐克、希腊、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比利时等10个欧盟成员国分别通过议会表决或全民公决的方式正式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但是，这部寄托着很多欧洲人光荣与梦想的宪法还需要法国的全民公决通过，按照当时的计划，法国在2005年5月29日就欧盟宪法进行公投。由于法国在欧盟内部纺织服装产业分层中处于没落行业的领先者地位，因此法国有潜在的寻求纺织服装贸易保护的需要。当然，纺织服装贸易保护政策能否实施还取决于法国的生产者、零售商或进口商以及消费者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影响力。在欧盟宪法公投和全世界纺织服装产业自由化时期，欧盟新闻媒介起到了关键作用。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5月29日（欧盟宪法公投日），欧盟报纸中关于生产者的消息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达到66％。2005年5月29日之后，提及纺织服装零售商的文章增加了39％，所占比例达到73％［8］，取代了生产者消息在总数上占绝大比例的时期。但是，关于消费者的文章在这两个时期所占的比例都很低。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这说明在欧盟宪法公投之前，媒体围绕生产者讨论得很多，普遍关注生产者贸易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在欧盟宪法公投之后，媒体将注意力转移到零售商身上，有关纺织服装贸易开放之后零售商的利益及政策诉求被普遍讨论。在法国宪法公投之前，为了寻求法国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欧盟政府倾向于接受有利于纺织服装生产者的政治主张①。这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高，以及退出市场的游说努力要比进入新兴市场更大等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拉拢生产者集团以获得对欧盟宪法投票的支持，进而使得欧盟对保护生产者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可接受性变得更强。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在法国公投（2005年5月29日）即将来临之际，欧盟于2005年4月份要求中国自动放慢对欧盟纺织服装的输入，开始与中国就输欧纺织服装产品的“市场扰乱”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实施配额政策的主张，这可能和这一政治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欧盟的这一举措理解为欧盟在法国公投前夕为博取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好感，获取法国政府和民众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而进行的一项政治活动。然而，事与愿违，法国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据俄新社报道，约56％的法国民众反对欧盟宪法。欧盟宪法法国公投失败之后，欧盟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极力支持保护欧盟纺织服装产业的配额政策。大多数其他利益集团之所以在宪法公投之前接受配额的保护政策主张，原因在于他们寄希望于换取法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生产者团体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选票。但是，在公投之后，法国全民公投拒绝接受欧盟宪法这一结果使得除生产者之外的其他贸易利益集团对纺织服装保护政策的支持力度下降。特别是在法国公投失败之后，虽然欧盟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对纺织服装产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但可能会更加意识到保护零售商或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故欧盟在配额政策执行上体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欧盟非对称贸易利益集团政治游说净收益状况在法国公投前后也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虽然影响政治游说净收益的第一个因素（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贸易利益集团游说的有效性在法国公投前后发生了彻底变化。法国公投之前，纺织服装生产者集团的政治游说收益最高，零售商较低；法国公投之后，欧盟政府及其他贸易利益团体对纺织服装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态度发生了逆转，这导致不同贸易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潜在有效性和可接受程度发生了方向相反的转变。法国公投之后，纺织服装生产者游说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都下降了，形势转而对纺织服装零售商和消费者有利［8］。如图1所示，生产者游说曲线的斜率下降，而零售商政策游说曲线的斜率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游说对零售商和消费者更加有利。法国就欧盟宪法公投的失败让欧盟各社会团体很失望，欧盟政府试图在这个特定时期为成本高昂的贸易保护措施（配额政策）进行一些补偿，具体表现为在2005年5月29日之后，政策朝着有利于欧盟零售商、进口商和消费者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中欧纺织品贸易协定虽然在2005年6月10日就签署了，但一直到2005年7月12日才正式开始执行实施，这段时期是欧盟纺织服装零售商和进口商的关键配额缓冲期。此外，欧盟在这段时间内给了中国数量可观的纺织服装进口配额，大量的中国纺织服装产品进入欧盟，甚至还发生了大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滞留欧盟港口的情况。其实，这些现象都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欧盟非对称贸易集团政治游说收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