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收支范文10篇

贸易收支范文篇1

关键词:对外贸易顺差收支平衡

一个国家能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通常可以被认为,该国的出口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由此积累了相当的对外支付能力或对外债权。但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则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降低资金使用的收益率。贸易顺差本身就说明放弃了同期相应的进口,若未将顺差资金运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引进国内所需的先进技术或人才,而只是表现为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或购买外国债券,则其收益率往往不如进口国内所需的先进设备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压力,而让本币升值,则可能对随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有关企业要将其中大部分兑换成本币,以满足其继续经营的需要,而迫使货币管理当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增加本币投放。货币当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对冲、收回这些本币,则将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将承受对外谈判的巨大压力。顺差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逆差国,势必设置多种贸易障碍、甚至可能不惜牺牲其国内消费者利益,以贸易失衡为由,要求顺差国减少出口或增加从逆差国进口,使顺差国经济遭受巨大困难。

巨额顺差加大了国内经济受外来冲击的风险,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大陆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特别是贸易顺差令世人瞩目,并引发若干国际争议。鉴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将少于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其顺差局面一时还不会改观,因此,本文仅就贸易顺差展开讨论。

我国贸易差额的基本分析

(一)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概况

原本经济落后的国家,采取了符合其国情的经济发展方针策略,随着经济发展,其对外贸易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逆差后转为顺差。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曾如此。我国也不例外:上个世纪80年代,进出口贸易1年平衡,两年顺差,其余7年逆差。合计为42.9亿美元逆差。而从1990年起,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亿美元,1990-2005年,累计顺差达3977.5亿美元,其中2000-2005年累计顺差额为2291.7亿美元,2005年为1018.8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近年以来,有关部门多次提出平衡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但2006年上半年顺差仍达到615亿美元,超过2005年同期水平。

(二)我国贸易顺差剧增的主要原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2004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加工贸易总顺差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3.6%、67.9%、70.1%、74.1%和77.8%,同期,外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顺差中所占比重依次为56.7%、62.2%、61.8%、73.6%和76.7%。正是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推动下,2004年我国大陆的加工贸易顺差达1063亿美元,2005年攀升到1424.5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更达58.47%;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度增加,替代了进口,如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对华贸易报告就指出:2003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34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仅290亿美元;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大量地从我国进口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严格限制其具有先进技术的产品向我国出口,人为地扩大了贸易差额;

2005年顺差突然扩大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口(主要是设备进口)增速(17%)放慢,与出口增速(28%)拉开缺口;

外商投资企业伪报进出口额以转移资金。有学者运用比较法(即比较贸易伙伴贸易统计数据估算转移定价规模)对进出口伪报的研究结果认为,“仅2001年一年,中国大陆通过进出口伪报方式进行的变相资本流动,就高达662.2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0%。当然上述估算忽略了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的影响而并不十分精确,但足以说明进出口伪报规模之大已不可忽视。”

“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兴起,进出口伪报的目的,日益从资本外逃转向资本内流,方式也从过去的高报进口低报出口,转向高报出口低报进口。”这样的变化虚扩了我国大陆外贸顺差。渣打银行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由于进出口企业虚报数据等原因,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远没有官方公布的1020亿美元那么多,估计实际上只有350亿美元,其余的670亿美元实际上是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也很突出:

对贸易差额观念和政策的滞后。我国曾长期外汇短缺,改革开放初期,把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作为政策的重点;将“外汇自求平衡”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本要求。应该肯定这些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但是,发展至今,我国外汇储备以至国际债权债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我国已有对外净资产1203亿美元,2005年,该项资产达到2875亿美元。尽管如此,在许多地方或部门,人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当初,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出口对国民经济有贡献,而进口则相反。体现在政策上,各级政府鼓励出口换汇、创汇的措施不少;鼓励进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励进口的措施,则相对不足。

经20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且许多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以至于许多国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取代了进口品,而且在相关的国际市场上也占据了很大份额。这种转变是好事,但也使相关产品贸易由原先逆差转变为顺差。

骗取出口退税。虚报出口的动因,除了上述资本内流,以获取人民币升值好处外,还有骗取出口退税的好处。出口退税本是国际惯例,意在避免双重征税,以降低消费者负担。同时也降低出口商经营的成本,鼓励了出口。我国大陆的出口退税额从1985年的19.7亿元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4200亿元,同期占出口额的比重从2.4%提高到8.6%。然而,并非所有的退税都有真实的出口。虚报出口,骗取退税案件时有发现和披露,就说明了这点。

我国内需不振影响进口增长。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已多年,但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标志之一是城乡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布数据,我国大陆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从2000年初的59321.83亿元增长到2006年6月底的154996.87亿元,短短五年半时间,增长了161.3%。高储蓄率的成因除了传统消费观念因素外,更多的是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而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消费前景的担忧。在消费欲望不强的情况下,消费品进口的增长自然也就难以理想。公务员之家

此外,还应看到,虽然我国贸易顺差较大,但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产品还很有限,许多产品出口靠低价竞销,效益并不理想。

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若干思路和建议

(一)切实转变观念

要辨证地认识顺差的利弊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正确、全面理解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意义,特别要从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国情和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出发,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在制定和修订发展规划、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应以实现贸易平衡为出发点,同时,加快统一中、外资企业税收制度。

(二)转变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

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积极发展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的贸易,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方式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出口商品以数量增加为主转变为以品质提高为主;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改变靠外延发展为主的外贸发展思路。要明确:靠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能成为贸易强国的。

应考虑根据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商品的经营效益等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出口税率和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进一步提高效益,进而促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应进一步加强引进先进技术工作,并着力在真正吸收和消化所引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同时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定牌加工为主向委托设计、生产,以至自有品牌生产、营销为主转变的贸易。

(三)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

我们必须冷静对待贸易摩擦和外国施压,据理力争,从长远发展观点出发,处理争议。同时,我国已经与东盟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并与新西兰、智利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些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利于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四)谨慎处理有关战略物资储备建设

我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且石油进口规模还将继续扩大。而近两年来,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屡创新高。对此,有人提出大量进口石油,建立国家石油储备,既稳定保障国内石油供应,又降低国家外汇储备。对其他一些战略物资,也有类似建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十分谨慎,认真分析石油价格持续上扬的原因和趋势,考虑我国大量购进对价格的冲击。

此外还需要加强海关、外贸管理、外汇管理、银行、商品检验、运输管理等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验核进出口商申报的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及其报价的可信性,以核实相关的统计数据,确认贸易差额的准确性。

同时应加强经济发展规划,严格防止重复建设,有效地缓解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着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效地扩大内需,降低国内高储蓄率。

平衡贸易收支的前景

目前我国政府已开始采用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市场开放、汇率浮动以及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来改进国际收支平衡。

笔者认为,由于上述造成贸易顺差的原因,都是长期存在、并在随后多年继续存在,2-3年内不可能全都扭转,实现贸易收支平衡需要多方面相当时间的综合努力。鉴此,笔者认为提出“适度顺差,综合平衡,中长期平衡”的方针比较合适。

所谓“适度”,是指在外贸一时还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应努力将顺差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所谓“综合平衡”,是指不要求所有商品贸易和所有贸易方式都实现收支平衡,而允许在不同商品领域和贸易方式顺、逆差互见;所谓“中长期平衡”,是指从现在起,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而且不硬性要求每年都实现平衡,只要逆差或顺差不超过一定限额,可以若干年为一个阶段,实现阶段平衡即可。

参考文献:

1.周小川.中国的贸易平衡和汇率有关问题[N].金融时报,2006

2.梅新育.多种暗箱成就外资暗流[N].国际商报,2006

3.翟志宏.外资加工贸易持续推高中国外贸顺差[N].国际商报,2006

贸易收支范文篇2

文献回顾

汇率对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汇率弹性和收入弹性的角度来分析。一般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升值）可以影响该国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而进口量减少（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最终引起国际贸易收支的变化。但这种影响只有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才成立，即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本币贬值才能达到改善国际收支的目的，反之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小于1则会恶化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短期内生产者调整和消费者反应都存在时滞，本国货币贬值最初会使国际贸易收支恶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时滞逐渐消失，货币贬值会改善国际贸易收支，这就是所谓的“J曲线效应”。与此相对应，货币升值则会产生“反J曲线效应”。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所选样本期不同，获得的结果也不一样，至今尚未对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之间关系达成一致见解。Rose和Yellen(1989)根据美国1963-1988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汇率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真实汇率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Marwah和Klein(1996)采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1973年1月至1990年2月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国对外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系，发现除意大利之外，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中，美元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2]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短期内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对美国贸易收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在长期中美元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3]Lal和Lowinger(2002)用Johansen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模型对亚洲7国进行研究，发现除日本以外,其余6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收支均存在“J曲线效应”。[4]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分析了1973-1998年日本和其最大的9个贸易伙伴间贸易的汇率敏感性，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日本对外贸易的“J曲线效应”都不明显。[5]国内学者借鉴国际收支理论和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协整分析和冲击分解，研究了中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则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6]马丹、许少强（2005）从中国贸易收支和贸易结构两个方面考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间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能够改善中国贸易收支，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7]李卫群（2005）根据凯恩斯总需求理论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指出国际收支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8]高运胜等（2011）用1999-2008年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数据和中国与欧元区贸易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初期会引起中国对欧元区贸易收支的短期恶化，但一段时间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数量增加，贸易盈余趋于稳定，中国对欧元区贸易存在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9]于友伟（2011）基于中国与13个亚太主要贸易体的贸易数据以及最新的面板协整计量方法，对贸易平衡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在有限程度上能够减少我国的贸易盈余，改善伙伴国的贸易平衡状况。[10]从中国和各贸易伙伴角度进行研究的有：沈国兵（2005）研究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1]叶永刚等（2006）对中美和中日国际贸易收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和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12]王胜等（2007）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关系进行实证，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升值都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13]周逢民等（2009）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发现，中俄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俄贸易收支总体上不存在“J曲线效应”。[14]黄安仲（2011）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经过效应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但能改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其差别的原因就在于贸易定价的不同。[15]

实证结果分析

贸易收支范文篇3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市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口方面，出口额从1993年的657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7351亿美元，增长了约11倍。在进口方面，进口额从1993年的7935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8651亿美元，增长了约11倍。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上海市的进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当。从1999年开始，进口的规模开始全面超过出口，因此从当年起上海市的贸易收支逆差开始不断加大，2004年，贸易逆差达到了1301亿美元。

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在上海市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图-1给出了上海市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上海市外资企业的进口一直高于出口，二者的增速大致相当，因此外资企业的贸易收支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逆差状态，这一点与上海市进出口贸易整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地区对外贸易受国内外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过，本地的产出会对其出口产生系统性影响。根据上面的分析，外商投资企业在上海市对外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应该将外商直接投资（FDI）纳入到模型当中。同时，由于本文考察的是上海市整体对外贸易状况，因此应该使用人民币有效汇率，最终设定的上海市进出口模型如下：

IM=f(GDP,FDI,REER)

EX=f(GDP,FDI,REER)

TB=f(GDP,FDI,REER)

其中，GDP是上海市实际GDP，FDI为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REER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是某一货币对所选几种货币实际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值，它能够反映该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本文增加了贸易自由化变量T，以时间趋势项来代替，用以反映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变动的影响。同时，为了分析实际汇率与贸易自由化的综合影响，本文还增加了T×REER项。

2.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采用年度数据，样本期为1993-2004年。为了便于分析，本文采取对数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取对数后变成无纲变量，可以直接进入模型。

进口IM为上海市进口的对数值，出口EX为上海市出口的对数值，贸易收支TB为出口/进口的对数值，各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

GDP是以2000年价格水平衡量的上海实际GDP的对数值，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值，各年数据均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

REER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值，各年数据来源于IMF《国际金融年鉴》，统一调整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指数。

3.ADF检验。

为了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基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展的迪基-富勒方法（ADF）来进行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每个时间序列，采取如下的估算方程：

检验结果显示，各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平稳数据，不存在虚假回归问题。因此，下文将使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进出口方程和贸易收支方程，确定方程的最终依据是其整体拟合效果、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以及主要解释变量是否显著。

（二）人民币汇率与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本地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促进了上海市的进口和出口，但其对出口供给能力的影响强度高于进口需求方面。因此，总体上看，上海市GDP增长增加了贸易收支的顺差，GDP每增长1%，当地的贸易收支顺差增加0788%。可见，上海市有较强的出口能力。

2.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促进了上海市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上海市进口需求的释放，因此总体上增加了上海市的贸易逆差。

3.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促进了上海市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其在进口方面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因此总体上扩大了上海市的贸易逆差。

4.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出口弹性值到2004年达到了-192。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其作用力度不大，样本期的平均弹性仅为029。综合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上海市减少贸易收支逆差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样本期内的平均弹性达到-1.33（见表-2和表-3）。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贸易收支范文篇4

[关键词]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价格传导效应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2年以来快速增长的趋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20%以上。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顺差规模高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6亿美元。

人民币的低估一直被许多境外人士认定为巨额顺差形成的重要因素。虽然从2005年7月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接近6%，但由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许多境外人士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无疑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压力下的贸易摩擦不断，许多发达国家不断违反WTO规则和自由贸易精神，制造和滥用多种不合理的贸易壁垒，保护主义滋生。那么人民币升值是否会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呢？从理论上讲,汇率主要通过价格传导效应影响贸易收支,包括长期和短期的。

一、短期范围内，人民币汇率的改变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汇率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机制来影响国际贸易收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即不考虑运输费用和贸易壁垒，根据一物一价法则，以同一种货币表示的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应是相同的，此时，汇率的改变通过价格对贸易的作用是完全的,这也是多数人坚持汇率对贸易有强作用的理论源泉，但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远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个受国际产业组织结构、消费者偏好、政府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在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影响上述价格传导机制的因素有很多，导致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它的传导效果差异很大。

在短期范围内，有些因素的可变动性很小，如进口厂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而有些因素却不受时间范围限制，具有多变性，如与生产成本有关的投入要素的来源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人民币汇率改变下，对贸易的影响有多大呢？

外国进口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价格的制定上。若进口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强，无论对方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他都会尽可能压低价格，提高自己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大大削弱出口国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效果。反之，当进口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弱时，出口国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效果就比较大。中国几个大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这些国家的进口商都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效果很有限。

与生产成本有关的投入要素的来源主要是指在出口商品时，有关的原材料或中间品主要是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就一般而言，出口产品所使用原材料或中间品完全由本国提供时，出口产品的价格（以需求国货币计价）变动比率与汇率的变动比率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汇率变动的效果将完全作用于出口产品的国外市场价格；当该生产原料或中间品部分来自国外时，汇率变动在对出口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其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的贸易效果与进口原材料或中间品在出口生产中所占比重的高低有关，若该比重越大，汇率变动的作用效果就越小；反之，汇率变动的作用效果就越大。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有50%左右的是加工贸易，这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改变无法产生很大的贸易作用。

二、长期范围内，人民币汇率的改变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汇率在长期范围内的贸易作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中性论和非中性论。持中性论观点的人认为在短期内，那些制约汇率变动产生短期贸易效果的因素都将发挥作用，从而在长期时间范围内相互抵消，使得长期贸易效果为零，显然这种观点是支持本文看法的，在此就不加以赘述。而非中性观点则认为汇率变动不仅具备短期贸易作用，还会激发一国的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该国贸易在长期范围内能稳定增长。结合上面对短期汇率改变下的价格传导效果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认为中国暂时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短期贸易作用，就无从谈起短期带动长期，形成比较竞争优势。现在我们先假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使中国获得了这样的短期贸易作用，那是否在长期中国就一定能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呢？显然还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

第一，出口产业应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短期的贸易作用形成的是暂时的价格竞争优势，要想有后续的发展，必定需要相关的产业支撑，而这往往又是以一定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出口产业暂时还不能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企业那样具备相当的规模经济，不能及时的将这种价格竞争优势转化为其他优势，这也是中国企业及政府亟需思考的一个方向。

第二，出口国需具备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充足的人力技术资本。完善的产业体系能保证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合理结构和紧密联系，使得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连锁反应有效发挥。中国的对外贸易过多依赖于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飞地经济模式弱化了我国产业体系的构建。而人力技术资本的积累和供给则是转化短期价格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虽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并未将其转化成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技术方面的投入跟西方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导致我们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

第三，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根据弹性理论，一国货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具备改善效应的条件是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其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当EX+EM>1时，其货币贬(升)值可使出口收入增加(减少)，进口支出减少(增加)，贸易收支逆差(顺差)减少，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否则，当EX+EM<1时，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不具备改善效应(会分别导致其贸易收支差额不变和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不少学者通过对我国进出口弹性的计算和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小于或接近1，基本不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如：张明，2001;殷德生，2004)。有些学者也算出大于1的情况，但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通常对贸易小国适用，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开放经济大国却未必适用，因为对于开放经济大国而言，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和政策效率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收入水平、贸易管制程度及管制效率等），或者说其进出口贸易收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外贸易情况和各种理论依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短期范围还是长期范围，人民币汇率的改变对贸易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结语

笔者认为，中国持续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旺盛、进口需求不足、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高比例、国际间产业转移、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等形成的。汇率改变所形成的贸易作用相当有限，所以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贸易顺差问题。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即使人民币升值50％，中国仍然是贸易顺差。这也启示我们：应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和西方国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在开放中谋求我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并通过各种适宜的产业振兴政策主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不是把目光单纯地局限在汇率改变的贸易作用上。

参考文献：

[1]李健: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原因、影响和需要研究的课题[J].中国对外贸易，2006年9月

贸易收支范文篇5

区域财政差距扩大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区域间公共产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现行的体制下，效果不够理想。首先，转移支付随机性较大，规模有限。转向转移支付大多成为特定区域改革的资金支持。其次，在进行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备相应的配套资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地方预算风险加大财权与事权的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动机。预算外的收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各类乱收费、费大于税便是其典型表现。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资渠道，隐形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初衷是为了协调财权和事权，减少各级政府间无休止的谈判，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社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命运的评价主体存在差异。对于地方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带来后果，直接表现为该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这些指标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地方的百姓。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其动机也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现实的无奈，在任期内尽快做大GDP，提升规模和数量，是其最关心的事情。为了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时也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指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成为长期以来处于决定地位的指标。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创造出了类似大型企业绩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绩效对各级政府进行奖惩。至此，各级政府便开始围绕政绩展开激烈的角逐。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始终没有减弱。一方面，在本区域内，地方政府利用资源配置的行政权，操控土地买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费增减等等，利用各种方法挖掘本地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各地政府进行是市场封锁，恶性优惠政策竞争，最终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以牺牲本地资源和居民的辛苦劳动换取较低的利润回报，还带来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

财政分权对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影响

国内外对于贸易收支顺差的研究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因素，即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为，各种分析模型中的一个核心变量是GDP，而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受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很大。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矛盾，更是大大加深了这一影响，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便是其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财政分权加快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的，受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影响。主观原因是政绩工程带来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客观原因是国民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现实制约。

1．政绩工程带来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

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支配部分财政收入的权力，还获得了配置地方经济资源的权力，包括项目审批，土地买卖等等。同时，中央政府将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考核官员的绝对指标。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更好的政绩，地方政府每一任官员，各级官员，都会充分利用手中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用各种手段，将地方GDP规模做大。而招商引资作为大多数地方经济腾飞的起点，地方政府给予了投资企业长期优惠政策，其中以税收、土地和融资优惠为典型。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大量转让或租赁到投资企业手中，使得入驻企业获得较低的启动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减退税，低利率的银行借款，来吸引企业的入驻。全国各地的政府为争取有限的投资，互相竞争，大大压低了投入要素的价格。这样的优惠组合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首先，入驻企业在土地、劳动力、税收、融资等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大幅度降低，在国际贸易中，我国产品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非常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带来巨大的贸易顺差。其次，各地政府互相竞争，市场分割严重。重复建设和投资盲目扩张，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在市场分割及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进行消化，出口企业必须全球化地寻求市场。而海外市场的不断突破和垄断，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投资规模的再度扩张。

2．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现实制约

我国工业化发展在财政分权以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此时的产业层次水平很低。全国各地极其渴望发展经济，而此时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十分稀缺。而FDI是地方发展经济的原始动力，廉价的投资要素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是我国换取FDI的重要砝码。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后，承担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如何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以支持地方公共产品等支出的，成为让各地地方政府头痛的难题。因此，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充分利用本地区各种要素，吸引企业投资办厂，扩大出口产业规模，创造就业，成为必然选择。而此时，一方面内需远远无法消化制造业各类产品的产出，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三来一补”等多种形式的国际贸易，绝大部分产出都销往海外。凭借廉价的投入要素及极大的优惠政策，2000前后，我国进入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全盛时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也随之迅速扩大。然而，财政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持续异常。财政分权地不完善以及政绩考核的不科学，才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持续异常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选择较少。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财政分权对贸易收支顺差的消极影响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产业升级已从战略层面落实到实际行动，东部沿海地区的低水平出口扩张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高技术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第二，国民财富积累开始激发内需的爆发，出口转内销及进口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由于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相比以往以下降很多，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国家的冲击大大压缩了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市场份额。第三，官员的考核指标也有了较大改进，GDP规模和增速的影响已大大减弱。因此，尽管地方政府的政绩角逐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过大的制度根源，而我国经济特定的发展阶段也客观决定了这一结果的产生。但两者的影响同样也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及经济发展步入中级阶段而发生改变。

结论

贸易收支范文篇6

论文摘要：“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不应提倡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既给我国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同时导致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2010年3月份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及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可能是一定形势下中国“去顺差”的结果。

一、问题的提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逐步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体系，包括汇率、税收、融资、保险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自1994年以来进入持续顺差阶段，2007和2008年顺差额分别达到了2622亿美元和2955亿美元。

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外贸造成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趋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下的中国仍然存在1960.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IMF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甚至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升级。

二、从“压顺差”到“去顺差”

如果说对于2006年底“压顺差”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和贸易政策，试图主要通过“压制”出口或者说减少出口，进而达到“平衡”贸易收支的话，那么，在为了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后仍将坚持的“稳外需、保出口”政策下，试图主动地并且主要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来“平衡”贸易收支，则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些专家学者所称的“去顺差”。我们认为，2010年3月份出现的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4月份出现的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现象，既不意味着中国贸易形势骤然恶化、从此将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也不能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将会从此平衡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主动地“去顺差”的结果。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进口的大幅增加是导致中国2010年3月份贸易逆差和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的直接原因。3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而进口额高达1193.5亿美元，同比增长的幅度却高达66%，其增幅接近于出口增幅的3倍；4月份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199.2亿美元，同比增长30.5%；进口贸易额为1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49.7%，其同比增速也是高于出口贸易的近20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一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去顺差”的结果，即进口的“大幅度”增加具有“人为”因素，而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结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从对3月份贸易收支的预测来看，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在3月份就“预言”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逆差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诧异。而在此之前，除贸易摩擦不断外，由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引发的汇率之争”就异常激烈，到了3月份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国会约有130名议员联合上书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有操纵汇率之嫌，并扬言要求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名单，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第二，从贸易差额构成的企业主体来看。3月份，国有企业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仍然保持了小幅贸易顺差。其中，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1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净增加94.6亿美元，增长1.4倍，贸易逆差的绝对增加额也超过了72.4亿美元的总体逆差额。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分别保持了28.2亿美元和60.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4月份，国有企业名下的贸易逆差为159.3亿美元，同比增长49.8%。国有企业名下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去顺差”的存在性。

第三，从贸易差额构成的贸易方式来看。3月份，一般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657.2亿美元和455亿美元，逆差额为202.2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出口额分别为358.6亿美元和587.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229亿美元4月份，一般贸易向下的逆差也达到了127.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项下则实现了217.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与上述第二点密切相关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中国加工贸易的80%以上，逐渐成为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而一般贸易的企业主体大部分则是国内企业。因此，一般贸易项下所出现贸易逆差的大幅增加和加工贸易项下所保持的贸易顺差局面，再次说明了“去顺差”存在性的可能性。

三、“去顺差”不能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

面对中国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局面，“去顺差”的方式能否有效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问题?是否应该“去顺差”?如何“去”顺差?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必须对中国现阶段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及其持续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要正确分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虽然，促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因素很多，既有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原因，也有政策激励因素；既有产能过剩的影响，也有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等体制因素导致不同生产技术的企业首选进入国外市场的作用，等等。但是上述因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并非是中国外贸顺差形成的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认为，中国持续性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因素在于：在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以其特有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转移，进入了承接产业国际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快速增长，从1992年FDI的162亿美元利用额快速上升至2008年的8700亿美元的累计利用额。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有了大幅提高，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这对中国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持续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影响。

概言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承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转移，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因素。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促成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会长期存在，因而，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虽然不断变化，但其趋势不可逆转，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仍将继续，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仍将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和重组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公司受利益驱动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发达国家，要想走出危机的阴霾，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是根本之道，这必然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重组，这会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而产品内分工实质上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内进行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不断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第二，中国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具有长期性。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劳动力工资出现不断上涨的现象，但是，这种上涨并非是由于劳动供给短缺所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劳动者自身素质变化等因素所致。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农村人口在13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在50%以上。因此，在未来几十年，即便在不考虑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中国将有近3亿－4亿的农业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

总之，中国劳动禀赋优势的长期存在性，以产业国际转移和产品增值环节国际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决定了由此而形成的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

四、“去顺差”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些决定因素将在长期内存在，因此，中国贸易顺差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长期贸易顺差局面，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使然，是实体经济的一种均衡，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的表现形式，所以无论是“压顺差”还是主动地“去顺差”，都是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首先，“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经验证明，历史上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济腾飞阶段都曾经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并因此而遭受剧烈的贸易摩擦。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也必将在充满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的环境下发展成长，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试图通过“去顺差”的方式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贸易摩擦，不仅不是根本之道，而且也没有必要。

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其实主要来自于美国。美国以“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一直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但是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已表明，中美贸易失衡并非由人民币汇率造成，人民币升值根本平衡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一点，美国人自己，无论是学界和是政界，也是很清楚的。其实美国试图“胁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在于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顺带让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缩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跃，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扩张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胁迫”人民币升值，从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美国真正目的之所在。

其实，美国这一出戏在历史上就曾上演过。20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的国际经济摩擦就是典型的案例。随着日本的崛起，美国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比肩的军事大国的出现，而一国的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军事实力。出现一个经济大国，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削弱，即便日本是美国当时的一个“要好”同盟国。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逼迫日元升值。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是“去”不了的。虽然“去顺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促进贸易平衡的作用，至少可以再次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非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是，中国外贸顺差的必然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因此，即便是为了暂缓贸易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去顺差”的方法也不宜长期使用，否则会造成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

贸易收支范文篇7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格兰杰检验

在长时间内，巨额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国际收支来说是常态，我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必有通货紧缩的压力，因此其他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此减少本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随着政府继续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汇率波动引起的贸易收支变动再次引起广泛关注[1]。

1文献回顾

马丹和许少强（2005）[2]利用季度数据，经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我国贸易收支余额随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下降。MarquezJ.和SchindlerJ.（2007）[3]通过分析1997—2004年的月度数据得出相同结论。余珊萍和韩剑（2005）[4]、Thorbecke认为，我国贸易不受汇率变化的显著影响。李宪铎和黄昌利采用ARDL边限检验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出口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苏海峰和陈浪南（2014）[5]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贸易顺差增加。邱冬阳等（2018）[6]通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有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影响没有统一定论。基于此，结合研究数据，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比较了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以期为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人民币汇率结构化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2数据来源以及变量选取

为保证实证分析的准确性，选取了2015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月度数据（共48个月），其中贸易收支差额（NE）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IP）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来自国家商务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的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用lnNE代表贸易收支差额的对数值，用lnREER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值，用lnIP代表工业增加值的对数值，用ln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值，lnEX表示贸易出口额的对数值，lnIM表示贸易进口额的对数值。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方法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各个变量的影响。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3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建立回归模型，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伪回归指数据之间本来没有联系，建立模型后，运用模型检验出的结果显示两者存在关系。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运用Stata14.0通过单位根检验来验证数据的平稳性。如果检验结果得出的t值小于一个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数据就是平稳的。为了避免出现异方差问题，将收集到的数据转变成了对数。3.1单位根检验。非平稳变量lnREER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5％的临界值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成为平稳序列。而lnNE、lnEX、lnIM、lnIP、lnFDI均为平稳序列，一阶差分之后也均呈现平稳序列状态。3.2格兰杰因果效应。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虽然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某些变量的变动对另一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未必都存在意义，因此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否是引起进出口变动的原因。通过格兰杰因果效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REER不是lnNE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19，表示在5％水平上拒绝lnREER不是lnNE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因此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变化有显著影响。3.3脉冲响应分析。3.3.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差额变动的脉冲响应分析。在短期内，根据脉冲响应值的轨迹可知，我国对外贸易收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响应值在0附近，基本没有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收支差额增长率逐渐受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长率的反向冲击，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和贸易收支差额变动呈现反方向变动，达到约0.08％之后，变动趋势开始改变，贸易收支差额增长率受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增长率的反向冲击开始减少，并逐渐转为正向冲击，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和贸易收支差额呈同方向变动，并且影响作用逐渐减小，维持在一定水平。我国贸易收支扰动项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扰动项的冲击一直处于0，说明我国贸易收支的增长并没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在短期内，中国工业增加值对中国贸易收支差额的冲击是负向的，并在第一期达到最低值-0.25％，之后工业增加值扰动项对贸易收支差额扰动项的负向影响开始减少，直到冲击基本保持在0附近。据此可以得出，短期内工业增加值与贸易收支是负相关的关系，而在长期内影响不大。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差额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为负值，两者呈反向变动关系，但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有限。3.3.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和进口贸易的脉冲响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值对出口贸易变动的影响为负，在第1期影响达到最大，约为0.03％，之后影响逐渐减小，大约在第3期开始保持在0附近。说明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扰动项对出口贸易收支扰动项的影响为负；从长期来看，影响基本为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口贸易变动的脉冲响应在短期内影响为负，从第3期开始影响逐渐转为正，大约第5期开始，影响为0。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使用国家统计局及国家商务部等部门2015年10月至2019年9月的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变动在短期内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会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增加，反之亦然。因此，当我国出现贸易收支失衡时，短期内可以通过小幅度调整汇率使贸易收支恢复平衡。汇率的调整幅度不能太大，否则会严重影响国内与国际经济环境。其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再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在短期内对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均有负向影响，长期影响不明显。4.2启示。首先，促进我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平衡国内外的经济发展。主要举措包括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市场潜力等，实现对外贸易与对内贸易的同步平衡发展，避免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中遭受牵连。其次，中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我国更加需要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更加灵敏的汇率机制，以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改革，加强我国的外汇市场建设。

参考文献：

［1］李宪铎，黄昌利.新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影响：2005Q3—2013Q3［J］.宏观经济研究，2014（4）：32-40.

［2］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23-32，42.

［3］MarquezJ，SchindlerJ.Exchange-rateEffectsonChina'sTrade［J］.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7，15（5）：837-853.

［4］余珊萍，韩剑.基于引力模型的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J］.新金融，2005（1）：23-27.

［5］苏海峰，陈浪南.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时变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半参数函数化系数模型［J］.国际金融研究，2014（2）：43-52.

贸易收支范文篇8

首先以1981—2011年间的M和H做回归并写出回归方程看两组数据整体的拟合度以及反映相关性的系数是否明显，然后再按照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分别做分阶段回归并分析其结果。回归方程及相关参数的系数显著性检验值如表2所示。从上述方程及输出结果来看:反映拟合度的R^2以及修正的R^2与反映整体线性相关关系的F值都相当低。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M与H相关性极不显著，甚至可以说几乎不相关。即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相关。但从M与H参数前系数符号为负号可知，汇率升值将使贸易顺差减小，即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这与汇率理论和实际经验也相符。

2关于结论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收支除个别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实现了顺差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人民币低估造成的结果。但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并不显著相关。那么也就是说单纯的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善中国对美国贸易失衡状况。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巨额贸易逆差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美元作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个国家客观上都需要不断增加美元供应。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还是靠贸易顺差来偿还。也就是说，这种贸易结算体系本身决定了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必然经常账户贸易收支逆差，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一种国际经济制度问题。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因此，其经济增长模式一般都属于投资驱动型，并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国际需求自然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与汇率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4］。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几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国际产业转移。而这也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综上所述，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主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制度、货币传导机制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人民币低估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因而单纯强调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贸易收支范文篇9

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接二连三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严峻的挑战。综观影响较大的三次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它们爆发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贸易收支的长期失衡和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却是基本的共同点。深入探讨贸易收支和短期资本流动在金融危机形成中的作用机理，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危机的再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在虚拟经济运行日益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今天，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金融市场运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从贸易收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只有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资源才能确保继续参与到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进程中去；如果能长期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则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利用，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币值稳定目标的实现将更有保障。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极不稳定，贸易平衡通常很难实现，全球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做到持续的贸易收支顺差；相反，贸易收支逆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大量闲置，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失衡，并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方面看，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的不稳定性来自于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的相对性。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取的只能是一种相对竞争优势。这种相对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竞争优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与绝对竞争优势相比，相对竞争优势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依靠这种竞争优势所取得的成本优势、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等随时随地会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夺走，因而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第二，相对竞争优势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比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产要素的不流动为前提条件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比较利益的空间明显地受到压缩。在缺乏足够效益支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现恶化的局面。

第三，相对竞争优势的不稳定性常使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跟不上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经济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丰富，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展开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大大缩短了比较优势和相对竞争优势变迁的时间。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就不可避免。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只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而相对竞争优势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收支上必然处于长期逆差的状态，而是仅仅提供了这种可能。事实上，真正摧毁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并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是伴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来的短期资本无序流动。

二、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

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国际上对其还有争议，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指“国际资本交易本身及其支付和转移均不受限制，并且不仅支付和转移的作出，而且居民接受非居民的支付和转移也可自由进行”。[1](P.48)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表明，尽管已经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然而当今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却是建立在绝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仅仅是适应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尾随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实施金融自由化，在对外的资本项目领域也快速解除管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客观上极易对建立在相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形成一种有效的金融抑制，从而阻碍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汇率机制本来是发展中国家调节贸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但在短期资本无序流动的影响下，失去了它应该发挥的传统作用。首先，由于贸易收支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上决定汇率的惟一因素，有的甚至已不是主要因素，只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外经济交往中的风险和成本，通常只能实行固定汇率制，至少也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次，由于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是一个系统且长期的过程，而短期资本的反应迅速得多，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往往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第三，由于外汇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联度大大下降，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调整贸易收支平衡的预期效果。第四，由于货币市场的灵敏度远高于商品市场，汇率在政府干预下常常会出现超调现象。第五，由于预期在短期资本流动中的巨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在贸易收支恶化而是在贸易收支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大大压缩了汇率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

再从资本流动机制上看，短期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更为不利。第一，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收支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属于资本净流出地区。相对竞争优势也许会带来较高的收益，却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赤字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第二，短期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大小。当比较优势未充分发挥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当相对竞争优势较为明显时，短期资本一拥而入，经济发展又会受到过热的困扰。第三，实践证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除了使汇率过高或过低、变幻不定外，还会不适当地抬高利率，使有限的资金不是流向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商品和劳务生产部门，而是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又发展滞后的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泡沫，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第四，短期资本自由流动最直接的危害是掩盖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失衡的事实和严重性。由于短期资本在表面上维持了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收支失衡引起的国内经济失衡普遍重视不够，导致国内经济矛盾日积月累。当短期资本的这种弥补功能达到一定极限而经济结构又尚未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时，仅仅是短期资本的停止流入就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贸易收支失衡是表面现象，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失去，金融危机就开始酝酿，短期资本流动发挥的作用不过是使金融危机的酝酿时间有长有短，金融危机爆发的严重程度有强有弱罢了。

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肆无忌惮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长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得不到发展中国家应有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对美国经济学家钱纳利和斯特劳特提出的储蓄和外汇“两缺口模式”的误解。传统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资。事实证明，资本自由流动所吸引的大多为短期资本，真正对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有帮助的长期资本流入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关联度极小，而短期资本的流入不仅不能弥补储蓄缺口，相反还会对国内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提高国内经济效率及生产力。实际情况是，智利、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均是在没有实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实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早有定论。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教授提出的“切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实质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必须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2](P.444)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瑞克的实证分析则干脆得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的结论。他明确指出，“当一个国家缺乏正确控制、规制手段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时就贸然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金融市场是特别危险的”，而“即使具备上述保障，短期资本流入也是极不稳定并具有较大风险的”，[3](P.23)由此可见，让资本流入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是有条件的，相反，脱离现实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特别是短期资本的自由出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却是巨大的。作为“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倡导人之一的麦金农近年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的最后阶段”，[4](P.14)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从目前情况看，一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大致有三点：①有助于建立地区或全球金融中心；②有助于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③有利于本国居民对冲来自国际贸易的风险。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全球化程度低、金融市场规模过小且发育不完善等原因，这些好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受。发展中国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主要的后果只能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动成本，使短期资本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大进大出，随心所欲。这种短期资本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它通过削弱发展中国家本就很不稳定的相对竞争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金融抑制。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抑制，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做到使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与本国竞争优势的大小强弱协调起来。

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和最终目标

从长远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目标之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这一基本格局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将始终处于防御地位，贸然让落后的本国经济与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全面接轨，只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即使想通过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引进短期资本，也应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短期资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最终的目标。

目前，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应侧重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牢牢把握相对竞争优势这个中心，以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贸易收支平衡作为抵御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风险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虽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却是发展中国家惟一有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并用于弥补非贸易逆差特别是资本逆差的国际收支项目，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主要的保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确保贸易收支带来的盈余足以抵挡短期资本恐慌性流出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本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足以偿还一切形式的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

第二，根据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体经济部门最具有竞争力也最先得到发展，而虚拟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不仅发展滞后，而且要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面对高度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如果意识不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重大差距，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抑制。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的步骤与力度应取决于它对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盈余常常担负着弥补资本项目收支逆差的重任，所以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应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不能因为存在资本的净流入就对贸易收支的失衡丧失警惕。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目的不仅仅是引进外资，而是通过引进外资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巩固贸易收支平衡，保证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国发生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往往会马上蔓延到其它国家。当代国际金融市场虽然从总体上适应了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发展的需要，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在稳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和金融监管，以便从整体上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如，全球最后贷款人的空缺、监管机制存在漏洞、各国缺乏协调和合作机制、国际债权债务破产程序出现空白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制度安排等问题得到解决，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当然，要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仍在于发展中国家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经济的平衡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相对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焦海松.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涵义的讨论[J].中国外汇管理，1997,(6):46～48.

[2]［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美］丹尼·罗德瑞克.让开放发挥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倪瑛.资本项目自由化：开放还是管制？[J].国际经济合作，2000,(4):43～44.

[6]李山，李稻葵，朱天.中国应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J].国际经济评论，2001,(7/8):13～17.

[7]高海红.资本项目自由化：模式、条件和泰国经验[J].世界经济，1999,(11):3～11.

贸易收支范文篇10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