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范文10篇

贸易摩擦范文篇1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WTO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贸易摩擦范文篇2

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

(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

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

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

(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

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

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

二、启示

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

(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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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综述及评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顺差额不断增多，这就必然引起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通过反倾销、反补贴、配额和保障措施与特保条款等政策措施限制进出口，中国遭受到国外的贸易救济调查多至600余起。因此，国内外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就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做出了许多研究。我们从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和政策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研究。黄晓凤和谢利娟在《制度差异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摩擦分析》中指出制度差异通过影响生产成本和价格导致不同商品具有比较竞争优势，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并且建议通过接受贸易伙伴的经济制度、改善制度差异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赵建在《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的文章中认为国际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是国际分工和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而各国经济政策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只是关键因素。张二震、魏浩指出我国现行的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于铁流和李秉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策略》中运用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上文献在讨论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方面都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主要从文化制度层面、产业结构、贸易政策的方面研究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采用重商主义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现阶段的贸易保护主义现状以及解决贸易摩擦的措施。

2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贸易政策

中国现阶段的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手段。自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以扩大出口，创造外汇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出口，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从而增加外汇收入。出口导向是着重于利用国外资源与开拓国际市场，以生产出口产品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即主要以出口的增长来带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属于外向型经济。为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国采取了以下经济政策：

（1）本币贬值。在货币对外贬值的条件下可以使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现在，人民币面临着不断升值的压力，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使得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由于汇率的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国外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贸易顺差。

（2）对出口部门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和外汇担保等。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给本国出口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同样可以降低出口价格，增加企业的出口动力，扩大出口规模。因此，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新重商主义政策无异于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不断增加贸易顺差额。

（3）大量的招商引资政策，如：税收优惠、降低贷款利率等，以便大量吸引外资，增强经济活力，扩大出口。中国对于国内的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及中小企业、工商业的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条件的优惠等等，都是不断地放松银根，使得企业中资金流动性更强，经济充满活力，企业进而活跃地参加各种进出口业务，增大出口规模，又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这些经济措施不仅开发、创新市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发挥国际分工优势，使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增大，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出口创汇战略的实行，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弊端也日益显著，笔者认为贸易摩擦不断深化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中商主义思想所致。

3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不断受到贸易国的贸易救济和贸易制裁。例如：机电出口产品受到欧盟环保双指令影响、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美国将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欧鞋业贸易摩擦、中美钢铁业、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中日纺织品等等。中国已经处于贸易摩擦的风口浪尖之上，总体贸易摩擦态势不断加剧。中国饱受争议的贸易顺差几乎没有逆转的迹象。世界银行最近预测，2010年中美两国24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2011年将增至2730亿美元，2012年将增至3140亿美元。贸易国对我们采取的贸易限制和制裁手段，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十年前，中国加入WTO，移除了其进出口的限制，我们看到中国激起了全球化贸易的繁荣发展。但现在，中国却背负着种种“罪名”，被指以不公平的手段窃取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科技，以及企图保持中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实质上，真正阻挠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业务扩张的障碍是中国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巨大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在海外股票市场上所持有的国企股份很少，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并没有因此减小。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已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模式，这和西方崇尚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有根本的不同。这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可能加深人们此前的担忧，即中国正在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正盯上海外的销售市场，并大举进行收购。尽管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想要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适应这种新的中国模式的资本模式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中国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应对措施

中国在面临着风口浪尖之上的贸易摩擦，应该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和方法，不仅要保证方式的法律规范性，也需要保证其有效性和针对性。从多方面考虑贸易摩擦的根源问题，不断缩小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减少贸易争端。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遵守和利用WTO机制。中国入世已经十年了，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中国和美国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就应该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和保护，将贸易摩擦的解决方式放在一个更加公平和法制化的环境下进行。其次，中国应该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信任程度的差距，不断缩小制度上的差异，使得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能够与世界接轨。第三，中国应该考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在贸易伙伴的角度上认识和思考贸易摩擦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换位思考，可以避免在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使得贸易改善有针对性。

贸易摩擦范文篇4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1中美贸易摩擦现状

经过几个月的沟通谈判，中美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7月6日美国正式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8月23日，美国对中国价值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一一立刻予以回击，对同等规模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双方贸易摩擦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围绕着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和日韩、加拿大、欧盟等国都有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国内贸易战的口号甚嚣尘上，一片激情中股市汇市应声下跌，市场忧虑情绪不断加重。2018年9月7日，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征询公众意见结束，尽管超过9成参与者持反对意见，但有消息称特朗普寻求继续推进对华关税措施，商务部明确回应将反制。市场担忧一旦贸易摩擦扩大，对整体经济增长势头将有较大的冲击。

2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严格配额管理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多，中国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华实行了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政策，这是影响其贸易平衡的关键。本轮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来是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国政策的调整导致，但是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全球贸易格局长期失衡后的必然结果。美国作为当前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长期保持着贸易逆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美国通过进口商品，输出美元，再让其他国家将超额美元投资美国资产，从而实现维持美元霸权地位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乏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是有阶段性的。美国输出美元换回商品，维持了本国高消费水平，同时又控制了通胀，但是代价是美元价值的不断稀释和美国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膨胀。换句话说，美国这种模式，就相当于负债扩张，总会到达一个极限转折点。特朗普是一个非常有眼光和魄力的政治领导人，他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勇于改变这种趋势，他的核心诉求，就是减少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因为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会削弱美国的国力而让其他国家获得快速发展机会。

3针对这次贸易摩擦的基本态度

笔者更愿意称这一次摩擦为中美贸易摩擦，窃以为“贸易战”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非常不当。因为美国的核心目标是减少贸易的不平衡，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美国国家政策方向的调整。打个比方，美国相当于中国最大的客户，现在大客户发现自己内部账目不平衡，所以要减少给中国的订单。国内的部分人士缺乏对经济规律和国情的清醒认识，张口闭口贸易战，把两国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争，这样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舆论绑架了政府，一旦以贸易战作为口号，政府就陷入了舆论被动，有任何让步就会给人战败的感受，导致政府不得不态度强硬地应对，而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强硬态度对解决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是容易错误地估计形势，带着敌对的心态和眼光，认为美国的出发点是遏制中国打击中国，事实上，美国的目标是消除贸易不平衡，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连传统盟友加拿大和欧盟都在打击范围内，中国只是作为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两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是这一次特朗普是下定决心要扭转贸易失衡局势了，以世贸组织或者既定规则作为理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美国战略的重大调整，极端情况下美国可能会选择退出WTO；二是任何短期解决贸易失衡的手段都难以奏效，不管是一次性进口，还是短期的去补贴，都不足以改变贸易失衡的趋势，而以特朗普的眼光，这种应付性的手段并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就无法达成谈判结果。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能错误的期待贸易摩擦下受损的美国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会让特朗普改变主张，虽然贸易摩擦引发的舆论和影响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特朗普看似狂妄实则精明，他对美国贸易失衡的判断非常准确，又具有足够的政治魄力去推进，美元回流和其支持率并没有大幅下降其实就已经反映出资金和市场对其战略的认可。要警惕各种势力和其他国家不断煽动中美扩大摩擦从而削弱中国实力的企图。

4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和资金的影响

本轮贸易摩擦的影响分为短期和中期影响。从短期来看，贸易摩擦会导致企业收入和利润受到影响，一些科技类型企业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方面会受到更多限制，部分产品价格会受到关税影响有所上涨；从中期来看，部分企业为了分散关税风险，会减少在中国的产能投入，资金会流向周边地区和回流美国，另外一些技术领先的公司在制造和技术研发方面和中国的合作会更加谨慎。

5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和长期对策

由于本轮贸易摩擦的发展进程非常快，政府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目前的局势下，需要有短期和长期的两种对策。

5.1短期对策的核心，是控制摩擦规模，减少摩擦范围，降低影响，同时配合短期政策进行内部对冲

(1)放弃贸易战的称呼，不用对抗的态度进行宣传，尽量舆论上冷处理，用贸易摩擦或摩擦来替代，以避免政府被迫一直采取对抗的谈判姿态。

(2)在关税层面尽可能避免进一步扩大化，等量关税制裁没有意义，因为本来中国就有大量顺差，从目前公布的关税清单来看，美国方面也在避免过度扩大，此时政府需要冷静应对而不是一味地等量对抗。

(3)人民币适度贬值，对冲关税压力。

(4)适度增加进口，减少对科技企业的高调扶持，更多采取低调补贴和支持的方式助力发展。

(5)贸易摩擦背景下，宏观政策不宜继续紧缩，需要对企业和市场有一定的流动性支持，虽说大幅放水不可取，但是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再一味强调去杠杆收缩，很容易导致局势发展失控，企业成片倒下。

5.2长期对策的核心，是多元化出口市场，增加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平衡

(1)增加出口国家和地区，鼓励多元化出口和小微企业及个体跨境出售商品。

(2)扶持出口企业进行出口转内销的转型，增加高品质产品的国内供应。

(3)加大知识产品和技术成果的保护力度和转化速度，鼓励优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推广。

(4)下定决心抑制房地产发展，大力发展内需，通过抑制地产促进消费，必须对两个市场有清晰的政策指引。

(5)稳定企业对政策的预期，增加政策稳定性，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经营要素成本。

参考文献

[1]唐宜红.中美贸易之争的演变特征、动因及走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8(20).

贸易摩擦范文篇5

关键词：制度，差异，贸易摩擦

一、引论

制度摩擦的定义(赵瑾，2002；李秀娟，2003)对“制度摩擦”的称谓笔者不大赞同，因为制度本身并不存在摩擦，只是因贸易国双方的制度之间存在着差异或双方不能认同的部分，才会引发了摩擦，因而本文将制度摩擦定义成为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制度差异可以进一步界定为：进行双边贸易的两国在同一领域存在不同的规则或对其中一国的某规则认同不一致，这种规则包括一国国内法律和市场结构、竞争结构等方面，体现于不同的国家经济政策、交易习惯、不同产业的规则和反规则的冲突。从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来看，制度差异引发贸易摩擦的案件屡见不鲜。比如，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美欧转基因产品摩擦的发生是由于双方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区别；日美胶卷贸易摩擦起因于两国在流通政策、零售法、促销措施方面有着不同。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美专利摩擦频发的原因是两国的专利法中对专利客体限制、专利取得方式、专利性的要求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差异；美欧生物专利制度引发的摩擦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实行的法制分别是判例法和成文法。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美欧在香蕉的进口、销售和分销体制上存在认同上的差异诱发了美欧香蕉分销体制的摩擦；美墨电信业的摩擦是由于美国对墨西哥的电信服务措施不认同而导致的。综上所述，一些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间的分歧，这些制度和政策影响了国际竞争的条件。制度差异如何会导致贸易摩擦、制度差异导致的贸易摩擦如何减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二、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

(一)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宏观分析

在经典贸易理论中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制度因素，或者说这种贸易理论暗含这样的假设，即制度是既定的或者制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交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制度环境，因此制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埃瑞克·G·菲吕博顿，1998)。从而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研究，开创了国际贸易问题研究的一个新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交易成本来宏观地解释制度差异对贸易摩擦的诱导机制。首先，制度差异可以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使一国的竞争优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贸易关系恶化时会引发贸易摩擦。由于交易成本存在于一切交易中，国际贸易自然不能例外，在分析竞争优势构成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交易成本。传统的经济学讨论交易时多注意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和市场外部环境的保障，而对产权的界定往往假设为既定的，实际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却并非如此，产权不清是常有的现象，这常会导致效率低下。如果将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前者的交易成本会明显偏高。其一，社会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大量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现象出现，还会使寻租行为滋生，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成本的增加。其二，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难以理清产权关系，无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效率难以提高。因此制度上的缺陷会加大社会交易的成本，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结构，削弱该国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制度差异还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使贸易进行的阻力增大，从而引发贸易摩擦。可以将一国自有的制度视为内部制度，将与其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制度以及国际社会制度视为外部制度。在国际贸易中，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需要在运行过程中进行磨合。若一国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小，其磨合成本或制度运行成本就较低；当一国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大时，其制度磨合成本或运行成本就较高，比如当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不相容时，就会导致制度歧视，制度运行成本的高昂可能会严重抑制甚至完全中断相互之间的对外贸易。再如，当不同国家的市场制度存在差异时，就会放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增加信息搜寻成本。当产权安排、企业制度、商业习惯等制度因素难以兼容时，就会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的增加使交易的达成变得困难，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一致性增强，使得摩擦产生。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制度差异能够影响一国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对该国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制度较之另一国的制度完善，那么该国发生的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比另一国要小，从而这种有利于交易行为的制度进一步地会内生地增强该国的竞争优势。另外从国际交易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间的差异会导致制度运行成本变得高昂，从而增大两国贸易进行的阻力，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贸易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增大。

(二)制度差异导致贸易摩擦的微观分析

在影响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中，影响企业运行费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最强。为了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说明制度差异对贸易摩擦的诱导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国两产品贸易模型，在此基础上，再以两国企业制度差异为例来分析制度差异是如何导致贸易摩擦的。模型的假设条件如下：第一，世界上仅有A和B两个大国，生产产品l和产品2。第二，对于两国的生产者或企业来说，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是给定不变的，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种类是有限和一定的。对于两国的消费者来说，各种产品的偏好是给定不变的。第二，各国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第四，不管是在哪种经济主体(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之间，都不存在不以市场为媒介的直接相互依存关系，即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是不存在的。产品不计运输费在国内外自由移动，而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不流动，只在一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第五，A国企业是在劳动市场上雇佣劳动者，对于雇用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他们在这个企业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他们仅仅是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目的表现为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假设A国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目的严格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第六，B国的劳动投入是终身雇用的劳动投入。对于终身雇用的劳动者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是终身在这个企业内进行工作，企业的扩大和发展也就意味着他们地位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因而他们会希望企业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成长。相应地，B国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目的也就不同。

由于A、B国均为贸易理论中的大国，随着B国企业对世界市场，即对分析框架中的A国市场所投放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世界市场的价格就会趋于下降，具体变化如图1所示。

图中QB>QA，PB

国际价格PA会由于B国出口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地向B国国内市场上的价格PB靠拢，在这个过程的某一点上，世界市场的价格便不是在PA，而是某种比PA略低的P0。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PA最终会向PB接近。在国际价格的这种变动中，会引起世界市场也就是A国市场的变化，导致A国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此会形成调整费用问题，并通过这种调整费用，引起A、B两国在贸易上出现摩擦。

调整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可由图2来说明。

横轴为产品1，纵轴为产品2，产品1为A国的出口产品，产品2为A国的进口产品。当国际交换率为PP，即产品2的价格为PA时，A国的生产在E点进行，消费在F处进行，贸易三角形为FCE，A国出口CE的产品2交换B国生产的CF的产品2。当B国对A国的出口数量增大，并导致国际价格变动PP，比如从PP变为PP时，A国的生产点和消费点均将发生变动。

在无约束条件下，国际价格从PA向P0的变化对B国并不发生什么影响，而对A国企业及其经济来说，A国消费者将享受比F1高的效用，因为资源在两类产业中得以更有效地配置，实现了更高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地，如果两国的企业制度存在差异，该模型便出现了两个约束条件：(1)经营目的的变动和特定要素的移动困难。A国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极大化，它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它的生产和经营目的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和经营目的，这种调整显然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和时间。另外，不同的生产经营目的使得两个产业间生产要素转化困难，在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所形成的一些特定的劳动投入要素并不能立即适用生产产品1的产业，存在特定要素移动的障碍。(2)工资收入存在向下刚性。从企业的劳动投入来看，如果生产产品1的产业劳动者的工资低于生产产品2的产业劳动者的工资，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的劳动者在调整的过程中很难用较低的工资率进行再雇用，因为存在着工资的向下刚性。因而，对于产业调整来说，由于以上约束，其调整并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在调整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和纠纷，因而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从E、F顺利过渡到E1、F1具有较大的困难。

在只有第一种约束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由于进行产业调整，劳动者将在产业间进行流动，两个产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量也将调整，直到两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劳动力的反比时，劳动流动才会停止，新的生产均衡才会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产品2的产量将减少，而产品l的产量将增加。但是，由于生产产品2的一些特殊的技能和特殊的熟练能力并不能直接地用于生产产品1，结果在产品l的增加中便会出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这样，A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也许会缩减到图2中原生产可能性曲线MEE1X之内，例如缩减成MEE2X1的形状。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除一部分和原生产可能性曲线重合外，另一部分将在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内部，以这种生产可能性曲线为基础，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只能达到(E2，F1)，那么A国消费者所获取的效用将小于均衡(E1，F2)的水平。

当第二种约束发生作用时，由于工资收入向下刚性的作用，通过工资变动来调整劳动投入数量将是困难的，劳动者这种生产要素将不可能在产业间顺利地流动，由于工资水平被维持在一定的高度，结果较高的工资水平只能是导致更少量的劳动者被雇用，从而在生产产品2的产业中，有一部分劳动者流出后将较难找到工作，出现失业问题，由于不能完全利用既存的生产要素，产品2的生产在减少的同时，产品1的生产也难以增加。如果产品1的产量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A国的生产和消费均衡将在(E3，F3)处。这时A国消费者只能拥有更低的效用水平。不论是在第一种约束还是第二种约束的条件下，A国国内的经济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损失，这种损失便是调整费用。当这种损失过于巨大时，会引起一部分人对进口贸易的反感，由此导致A、B两国之间出现经济矛盾和纠纷。所以A、B两国贸易摩擦的源头在于两国间企业制度以及与企业制度相关的经济体制的差异(胡方，2001)。

三、引发贸易摩擦的制度差异的协调

(一)制度差异协调前的博弈分析

制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贸易双方在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前的策略空间为(放弃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而且各国的效用函数只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行为，即各国效用的最大化只是自身变量的函数。从而在博弈的过程中就存在囚徒困境，我们用图3所示的模型分析如下。

给定B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的情况下，A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同样，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情况下，B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而且，无论对方如何选择，一国的最优选择就是固守本国制度，比如，给定A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则B国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9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获的效用8；若给定A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还是最好选择固守本国制度，因为选择固守本国制度所获效用3大于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时所获效用零。可见，不管A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选择固守本国制度，B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固守本国制度。同理可证，不管B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还是固守本国制度，A国的最佳战略选择也是固守本国制度，因此博弈解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的纳什均衡，即(固守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实际上，如果A、B两国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所有国家的效用即福利水平均会增加，但如若一国选择了固守本国制度，另一国就得不偿失，所以，本着极大化极小的原则，每个国家最后选择的都是固守本国制度，但是不难看出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都得不到提高。

(二)制度差异协调后的博弈分析

图4所示模型反映的是三种选择下的两国制度博弈，现在假定有一种介于放弃本国制度与固守本国制度之间的选择——双方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在此前提下进行分析。

图4矩阵中有六个效用组合：A、B两国均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固守本国制度；A、B两国均采取制度差异协调；A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A国采取制度差异协调，B国采取放弃本国制度；A国实行制度差异协调，B国实行固守本国制度。从社会总的效用水平，即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看，最低的是两国均实行固守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6；最高的是两国都实行放弃本国制度，社会总福利为16。由此可见，放弃本国制度是贸易各方追求的最优目标模式，而固守本国制度是最差的目标模式。

加入制度差异协调这一选择后，纳什均衡变成了(制度差异协调，制度差异协调)。在图4的模型中，给定B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A国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制度差异协调；给定A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B国的最优战略选择也是制度差异协调。而且，无论对方如何选择，本国的最优选择都是制度差异协调，比如，给定A国选择放弃本国制度，B国三种选择所得的效用排列是：UB协调>UB放弃>UB固守，所以B国的最好选择是制度差异协调；再给定A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B国仍最好选择制度差异协调，因为此时仍是UA协调>UA放弃>UA固守。同样道理，不管B国如何选择，A国最好也选择制度差异协调，因为在任何情况下，UA协调>UA放弃>UA固守。由上分析得出结论，制度差异协调是各国在无法达到最优制度目标模式时所能选择的次优制度目标模式。

此模型可推广至世界上现有的有限多个国家。用数学表达式表述如下，设

1.国家有n个，则i=1，…，n

2.第i个国家的所有可选择制度的集合Si={放弃本国制度，固守本国制度，制度差异协调}

3.第i个国家选择的特定制度方式为，n个国家各选择自己的特定制度方式，则战略组合为

s=(s1，si，…，sn)(1)

4.第i个国家的效用水平是，n个国家的效用水平组合为

u=(u1，ui，…，un)(2)

5.根据博弈的原则，一个国家的效用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对制度方式的战略选择，还取决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战略选择，则u.是所有国家的战略选择的函数：

ui=ui(s1，si，…，sn)(3)

6.均衡是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方式的组合：

s*=(s*1，…，s*i，…，s*n)(4)

s*i是第i个国家在均衡情况下的最优战略，它是i在给定s-i情况下的所有可能的制度方式战略选择中使最大化的战略，即

经济,政策探讨-[飞诺网]

图3所示模型和图4所示模型显示了从固守本国制度向制度差异协调的变迁，降低了交易费用，获得了有效率的效用产出，从而提高了各国贸易的效用水平。一种制度方式的均衡解的达到需要经过多次博弈，并且制度差异协调的运行也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从固守本国制度到制度差异协调的变迁仍在继续着。

可将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思路借用到制度差异协调中(2001)。在进行制度差异协调前，每个行为者的制度都被其他行为者视为贸易顺利进行的阻碍，这时，贸易双方可以选择进行制度协调和不进行制度协调，如果选择不进行协调，会引发双方的贸易冲突，如果选择进行协调，又会有两种可能，即行为国的制度是否变得与别国的制度更相容，如果是，双方顺利合作，如果否，双方仍会出现贸易纠纷。制度差异协调正是一种提高各国适应效率的制度安排，也是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下的理性选择。不过，进行制度差异协调也要达到与他国制度更相容的效果。如图5。

贸易摩擦范文篇6

（一）贸易摩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

20世纪日本与美国在纺织品发生激烈贸易摩擦后，欧美对日本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抵制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面临很大的压力，贸易立国的政策受到挑战。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汽车、计算机产业实施了关税税率和进口外汇比例等方面的行政指导，以实现对这些个别产业实施保护的目的[1]。日本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重化工业贸易摩擦的困扰，加之两次石油危机对重化工业打击很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将重化工业产业结构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与美国的宏观经济摩擦，《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和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提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2]。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重心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发挥信息产业的联动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贸易摩擦的压力产生了动力，日本抓住时机调整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配合下，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纵观日本战后对外贸易史，贸易摩擦是与产业结构调整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二）贸易摩擦有利于规避潜在的政策风险

在《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兑美元汇率在1985年是255∶1，1987年达到152∶1，1988年达到127∶1，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整整升值一倍。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央行两年里连续五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从5%降至2.5%。这种低水平利率坚持到1989年5月，长达27个月。长期低利率促使金融贷款大量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大幅上升，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宏观贸易摩擦促使日本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由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虽然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并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但经济发展战略本身的调整是符合当时日本的境况和利益的。

（三）贸易摩擦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20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数量减少，出口价格由于供求的影响而上升，反而改善了企业的盈利状况。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也是如此，日本在1981年与美国谈判签订了针对日本汽车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配额使日本汽车出口减少了，但日本汽车的价格却因为市场上供不应求而提高了，1981—1982年几乎每辆汽车售价提高了1000美元，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汽车出口企业收入每年增加20亿美元。而且，日本汽车出口企业为了维持自愿出口限制前的盈利水平，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加了高价车的出口数量，从而提高了出口汽车整体价格水平。因此，贸易摩擦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四）贸易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回避贸易摩擦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步将国内纺织工业转移到东南亚各国，以回避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日本国内的纺织品生产逐步减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本土的纺织业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与美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基本结束。钢铁企业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并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和中南美的国家和地区[3]。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彩电、机床行业与欧美发生激烈摩擦，为了回避摩擦，日本增加了对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等汽车公司相继与美国的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合资。从1986年开始，日本投资大举进入美国，1985年是50亿美元，1986年达到了100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10亿美元，1989年激增达到了320亿美元，四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4]。

二、贸易摩擦正经济效应产生机理分析

倒逼机制迫使贸易摩擦各利益相关主体采取自救措施。

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当一方成功地限制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时，它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出口企业的出口量和盈利，进而削弱该产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国经济发展。而且贸易摩擦是一国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加深而愈加频繁。

在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中，日本汽车企业就是通过质量升级的方法增加高质高价车的出口来增加盈利。另外，日本企业除了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摩擦外，还积极利用公关策略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在日美轻型卡车关税贸易摩擦中，日本企业成功的运用公关策略，以美国通商代表、财政官员为公关目标，使日本轻型卡车与轿车一样以2.5%的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为此，日本支付了300万美元的酬金，而获得的收益，仅关税一项，日本企业就少缴纳5亿美元[5]。另外，日本的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代表，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和咨询等服务，在应对贸易摩擦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多数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低姿态妥协的方式进行自愿出口限制，以缓兵之计阻止贸易摩擦升级，一方面积极进行产业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扩大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降低对单一国别的市场依赖度，并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主导型”。日本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处境，不但没有在贸易摩擦中损伤元气，反而使贸易摩擦的正经济效应充分地发挥，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三、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倒逼机制的作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1.积极利用贸易摩擦，提升产业结构

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成本优势，即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出口的主力军。但这种成本优势从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持久，依靠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也是不现实的。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出口的产品也大部分属于低端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低下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中国应当以贸易摩擦为契机，积极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和投入，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逐步改变加工贸易独揽大局的局面。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出口品牌，实现出口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从价格优势转移到质量、技术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上来。2.积极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目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增加了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微观摩擦上升到宏观制度摩擦，人民币在外部压力下已经升值，中国应该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居民购买力也达到较高水平，国内市场十分庞大。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扩大内需，提高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改变舍近求远发展外贸的策略，降低外贸依存度。

3.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走国际化道路

在贸易摩擦频繁暴发的情况下，中国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海外并购，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既缓解了摩擦又获得了东道国的资源、技术、市场、人力资本等要素。而且走国际化道路也是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咨询、信贷等服务，增加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动力。

4.适当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

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贸易顺差来源国的地理方向比较集中。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据中国统计，2004年，中美贸易顺差为802.7亿美元，2005年这一数值达到1141.7亿美元，2006年更上升到1442亿美元。与日本在20世纪的经历类似，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在不减少出口的情况下，采取主动扩大进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顺差，缓解频繁暴发的贸易摩擦。并根据与各个经济体贸易顺差的不同程度，来决定扩大进口的规模，其中重点扩大对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进口的种类应优先考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国内紧缺产品，以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注意降低出口的地理方向集中度，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孙亚锋.日本产业政策变迁研究[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12）.

[2]苏贵光，路迹.日本产业政策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合作，2004，（7）.

[3]彭敬.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摩擦及其现实意义[J].世界经济研究，2004，（4）.

[4]赵瑾.全球化和贸易摩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王厚双.公关在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中的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2003，（1）.

贸易摩擦范文篇7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对策

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2017年我国和美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已经超过了5800亿美元，占到了我国总贸易额的14.2%。但是，从2017年崇尚“美国优先”的总统特朗普执政开始，中美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贸易关系不断恶化。到了2018年，以特朗普为主导的美国政府更加频繁地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使得中美的贸易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深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和对策，能够有效防止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

1中美贸易现状

从中国加入到WTO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用品以及资本商品，而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出口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近年来，中美贸易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从图1中能够看出，除了2009年与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出现了明显降低之外，其他年份中美贸易总额都在不断增加［1］。而且，从图1的数据中也能够得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中美双边贸易的比重也在持续增加，这也就表明了中美双边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此外，为了能够体现出中国对于美国贸易的依赖度，本文使用贸易依存度的相关内容展开深入的分析。具体的计算公式是:中对美贸易依存度=中国对美国进出口总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如图2所示。从图2的数据中能够看出，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对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逐年降低，但是，依旧保持在4%以上。在贸易商品的种类方面，近几年我国在持续出口纺织品的基础上，调整了出口的商品，其中机械设备、电子商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在持续增加。随着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中美经济的不平衡性也越来越明显［2］。我国的纺织品等优势出口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在美国的市场上有着明显优势，因此也就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一些限制高新技术出口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使得其出口难以弥补进口导致的逆差，从而导致中美的贸易顺差与美中的贸易逆差都在不断扩大。

2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2.1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里，中国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在中国进入WTO十五年之后，欧洲、亚洲等多达50个国家都已经给予了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是，一直以来，美国都觉得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因此也就始终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把中国看作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中美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故意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例如，对中国企业进行的倾销行为调查等。2.2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但是，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3］。此外，在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的过程中，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逐渐从“中国制造”朝着“中国智造”的方向发展，从目前来看，已经在互联网、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也导致了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不断加剧。虽然长期以来，我国秉承的都是“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市场中所占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这使得美国的国际空间受到了挤压，也就造成了美国的担忧以及其对于中国的抵制。2.3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严重存在。近几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这也是因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但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差异越来越大，并且逐渐演变成美国经常制造贸易摩擦的借口之一。相对于2016年来说，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同比增长了10%，总金额为2758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也成为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直接因素之一。此外，因为美国目前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美中贸易逆差，之前已经制定的政策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也就造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加剧。

3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3.1在和美国的经贸往来中争取合作共赢。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致力于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内市场的活力，并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美进口，以此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此外，也可以由两国政府共同引导开发一些新的经济合作项目，以此来实现两国企业的长期合作、发展与共赢。3.2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产品结构。在中美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始终保持着对美贸易的顺差，但是，因为出口的大部分都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商品，而进口的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这使得我国的科技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例如，2018年，“中兴通讯”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严重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对于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只要发生摩擦，该企业的市场经营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企业必须要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合理调整与优化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应对与承受市场风险。3.3面对美国的反倾销等调查，鼓励企业积极应诉。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正式确定了浙江加泰尔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在美的销售没有构成反倾销的裁决，这给我国的企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在面对美国立案调查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应该积极地去应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可以和本行业的企业甚至是其他的行业联合成立协会，并完善对应的内部交流机制，以此来确保信息的交流畅通。此外，对于我国的政府部门来说，可以设置应诉资金来给企业的应诉提供有力支持。

4结语

总而言之，导致中美摩擦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所以，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基本上不可能完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政府部门不但应该要摆明自己的态度并积极进行磋商，而且也应该引导我国的企业合理地调整市场经营方向，努力去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以此来提高自身的自主发展水平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就能够强化对于贸易摩擦的承受能力，确保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曲越，秦晓钰，黄海刚，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产业与经济的影响————以2018年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18(5).

［2］余淼杰，金洋，刘亚琳.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5):42－47.

贸易摩擦范文篇8

1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

1.1大豆。作为美国对外出口的农产品命脉，大豆在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中一直保持在15%左右，是美国对外出口最主要的农产品之一。2016年，美国大豆对外出口总额一度占到了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7%。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大豆出口接收国，在其大豆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置否的。从2013年开始，中国基本上承接了美国60％左右的大豆出口，单从大豆这一种农产品的交易中，就能够控制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9%。2018年4月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美国的大豆、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的大豆出口受到了严重限制，出口量与出口额迅速下降。2018年，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仅为824万吨，同比下降了74%。据USDA数据统计，2019年1—9月，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量已达到1344万吨，较2018年有所回升。然而，中国的大豆进口合作国除美国之外，还有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对美输华大豆进行制裁后，2018年4月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联合了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大豆补贴，并鼓励农民提高大豆的种植面积。这些因素都将进一步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大豆进口依赖。从出口额上看，2018年的大豆出口迅速跌到谷底，同比下降了74.5%。2019年1—5月，中国自美国的大豆进口额降幅达到了66.8%，2019年的情况仍旧不容乐观。于美国而言，作为一个大豆产量严重过剩、一半左右的大豆用于出口的国家，对中国大豆出口的迅速下滑会对自身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巨大的出口缺口意味着美国国内庞大的大豆冗余，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也必然威胁其国内众多农场的生存。如果中国继续限制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增加别国进口，并提高国内大豆种植，美国农业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持续下降。1.2玉米。美国是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产品大国，玉米作为其中部平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在其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对外出口的农产品中也有较高的比重，常年保持在6%～8%的水平范围。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玉米出口呈现高低交错的局面。2018年，对中国的玉米出口量与出口额降幅均超过了60%。USDA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截至9月的对华玉米出口量为25.29万吨，预计2020年出口总量与2018年相当。即使中国在美国的玉米出口中排名靠后，无法排进前十名，但对于美国而言，玉米对中国出口的下滑仍将带来一定的损失。由于中国玉米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产量位居世界第二，玉米进口依存度不高，且自2015年以来，国内玉米产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未来对美国玉米的进口量将很难有大幅度的上升。同时，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都有提高对中国玉米出口的明显意愿。受上述因素与限制美国进口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玉米需求的减少趋势会更加明显。1.3小麦。美国大平原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高，小麦产量巨大，是美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农产品。在对外出口中，小麦所占比重常年维持在4%左右。由于美麦品质较好、价格合适，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然而，美麦对中国的进口量并不多，这与中国小麦进口来源多元有较大的关系。中国作为小麦的产量大国，对于小麦进口的依赖性已经越来越小。同时，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美国在小麦进口中的排位处于前六名中的最后一名。其中，自法国的进口量激增，由2018年同期的553.5吨增至13.1万吨，而自美国进口同比减少85.9%。对美国而言，尽管小麦在对外出口中的位置远不及大豆等重要，中国也不是自身小麦的主要出口对象，但2018年以后小麦对中国出口的骤降仍是自己的巨大损失。

2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历程

2.11978—2000年：贸易壁垒高筑。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造成数人受伤。进出口商受到双边政治冲突的威胁，其贸易行为受到巨大影响，而农产品的贸易量受到强烈影响。此时中国还未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置了很多关税壁垒和农产品贸易保护壁垒，南斯拉夫事件更是火上浇油，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基本持平。2.22001—2007年：关税下降，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按照组织规则，逐步降低关税并规范非关税措施，扩大市场准入，为农产品进口提供了优良的市场环境。美国的家庭大农场模式下，其生产管理经验日趋成熟，拥有机械化程度高、规模化、集约化等特征，因而生产出大批量、专业化的农产品，大量出口。2005年，中国进一步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总水平至15.35%，成为世界上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数量也达到承诺的最高点。2003—2007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量持续上升，农产品贸易顺差开始增长。2.32008—2012年：国际市场波动，保护主义抬头。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加剧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2009年世界农产品价格经历了由持续下跌到不断回升的波动过程，包括谷物、肉类、油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自2009年8月后持续上涨。2008年农业法案对大麦、大豆、棉花等美国优势农产品的补贴力度加大。200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以及确保农业稳定发展”等目标。2009年美国农业直接补贴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43％，我国农业直接补贴占第一产业增加值已经上升到3.59％，两国在农业补贴方面水平相当。2010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村，落实和完善农业补贴制度。随着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产品进口与国际市场形成了大致两种关系：一种是以大豆为代表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另一种使以小麦和玉米为代表对国际市场是调剂型的农产品。在出口信贷保障计划下，商品信贷公司向美国农产品的出口方提供期限为三年的信贷资金。2011年出口信贷保障资金达41亿美元，主要用于出口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2012年美国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为8.5%，低于WTO的其他成员国。截至2012年，美国整体的农业支持政策仍然以“直接干预”“高补贴”为基本思路。2.42013—2018年：贸易结构调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家减少了出口量，而中国农产品进口选择也不断调整，渐趋多元化。2014年，美国出台农业法案，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农业发展财政支持力度。其中，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大幅提高了包含大豆、小麦、玉米在内的15种产品的参考价格，与2010—2012年相比提高了近一半。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实施了对农民的临时性援助补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所下降。2.5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加剧。2018年3月，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2018年7月6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对第一批清单上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2019年8月13日，USTR公布新调整，3000亿加征清单分为两部分执行，一部分于2019年9月1日加征10%关税，另一部分于2019年12月15日加征10%关税。2019年8月24日，USTR宣布9月1日及12月15日即将生效的3000亿美元关税将从原来的10%上调至15%(原500亿和2000亿关税同样提高5%，即从原来加征的25%上调至30%)。在最新公布的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关税加征商品清单中，包括利马豆、棉花种子、玉米油等在内的300余项农产品，统一征收了15%的关税，而这些商品的最惠国进口税率在3%~8%波动，最高不超过10%。美国每年对华出口大豆3000多万吨，贸易额约占特朗普抛出600亿加征关税的23%。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2018年美国265个选区对华出口下降，其中157个下滑速度呈两位数，出口大豆和其他农作物的中西部及平原地区受贸易争端的打击最为严重，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正使美国加速失去市场份额。7月19日以来，一些中国进口企业与美企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达成新的交易，中国有关企业还将继续询价，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据路透社9月13日报道，USDA当天证实，中国私人进口商新采购了一批美国大豆，重量为20.4万吨。9月16日，USDA再次证实民间出口商又向中国出售25.6万吨大豆。

3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美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及出口

2017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208.89亿美元，2018年锐减至98.63亿美元，相比2017年减少52.78%。由于中国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提高农产品加征关税，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成本提高，进口额大幅下降，对美国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等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3.1对生产的影响。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2018年美国农作物生产总值提高1.08%，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农产品产出对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存在时滞，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预计2019年美国农作物生产总值1936.8亿美元，同比2018年下降1.67%。据USDA数据所示，油料作物产值预计下降14.05%。以大豆为例，2018年7月6日起，中国被迫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黄大豆(税号：12019010)、黑大豆(税号：12019020)加征25%的关税，反制措施使美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截至2018年6月28日，中国取消了61.5万吨美国大豆订单，大幅增加对巴西等国的进口以实现供给替代，美国第四季度对中国大豆出口量仅40.77万吨，相比2017年减少97.67%。从贸易额上看，2018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贸易额仅31.19亿美元，相比2017年降低74.49%。美国大豆大量滞销导致豆农推迟新设备采购，预计2019年豆农将减少大豆种植。3.2对收入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使美国加速失去中国市场份额，导致全美农产品总收入下降，严重损害了美国普通农民的利益。根据2019年8月美国农业局的《农业部门收入预测》，2018年全美农场净收入为840.17亿美元，预计2019年净收入达880.21亿美元，同比增长4.8%，通货膨胀调整净收入仅增加25亿美元，同比增长2.9%，低于200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2019年农场收入的资产收益率仅为1.3%，远低于十年平均值2%。为稳定农民收入，2019年5月美国农业部宣布计划发放16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预计2018—2019年政府对农业直接补贴将增加58亿美元。美国农业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美农场负债额达4020亿美元，相比2017年提高2.29%，预计2019年负债额将达4157亿美元。美国农民申请破产率呈上升趋势，2018年明尼苏达州的破产申请数达45起，堪萨斯州的破产申请数量达39起。2019年1月以来，经过中美多次经贸磋商，中国加大了对美国大豆的采购，以表示谈判诚意，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量迅速增加至483.33万吨。然而假如美国违背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再次升级贸易摩擦，中国极有可能采取反制措施调整加征关税，并减少对大豆等农产品的采购，届时将对美国农业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眼下时政热点，在分析了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的背景下，就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与出口的影响展开了探讨。并为之后中国如何更好地面对贸易争端，维护自身权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纵观全文各部分，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作为美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中美贸易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大豆贸易的贸易额，除此之外，小麦、玉米也不同程度受影响，因此，中美贸易争端会给中美农产品贸易状况带来负面影响，极大可能缩小美国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上的顺差。其次，中美贸易争端不仅挫伤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更波及美国农民的直接利益，美国希望借此贸易争端来拖慢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虽然短期内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生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应当抓住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优势，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在谈判中争取到更好的有利地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在WTO框架下积极与美国进行磋商谈判，尽可能减少贸易争端带来的负效应，尽可能维护自身权益，必要时以打促和。当下中美贸易争端，体现了传统大国美国与新兴强国中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美国为遏制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因而对中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阻碍，贸易争端则是其中之一。而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会直接对世界经贸发展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因此，中国应在WTO框架下积极与美国寻求谈判磋商，促进两国农业交流，进而最大程度上解决贸易摩擦，减少其对世界经济带来的负效应。但是，中国同样要坚持自身的谈判底线，必要时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有效地反制，维护自身利益。在2018年，中国多次通过WTO与美国寻求磋商，但效果甚微，中国不得已采取反制措施，先后对美国近千亿的商品加征不同程度的关税予以反制。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除了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抑制中国崛起之外，更希望通过贸易争端促使资金回流美国，提振美国经济，为自己中期大选服务，而特朗普当选最大的优势和选票来源是美国的农民及工人，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对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及飞机、汽车等工业制品加征关税来实现反制。同时，中国还可以通过对能源、矿产、林业以及旅游、教育等加征关税，以缓解中国的贸易逆差。二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优化农产品进口国别结构，减少对某一国家农产品进口的过度依赖。以大豆为例，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前三的国家分别为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而到了2018年则为巴西、美国、加拿大，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进口额从122.25亿美元骤减至31.20亿美元，骤减的进口额部分转从巴西和加拿大进口。因此导致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前三国家发生细微改变。其次，2018年6月2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孟加拉国、印度、老挝等国的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及其他大豆关税税率从3%降至零关税，进一步优化大豆的进口国别结构，摆脱对美国大豆进口的依赖。三是深化农业改革开放，优化我国农业结构，规范农产品生产标准。中国应清楚地认识到，农业结构性问题仍有待解决，大豆等粮食作物的过度依赖进口使得中国未来在面对不可控风险时的抗风险能力不足。因此，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结合当下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改革，改变当下农产品过度偏向经济作物的现状。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农产品在“走出去”时面临了很多技术层面及质量层面的严苛要求，这也提示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让更多高质量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形成良性市场竞争，带动国内农产品生产厂商提高质量和生产效率，促进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农产品生产规范。同时，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农业生产科技创新，以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改善国际贸易环境。本次贸易争端，使得世界原有的贸易秩序遭到冲击，原有秩序下的世界贸易受到极大影响。然而，现在也是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的良好时机，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与美国展开谈判，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及贸易自由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制定，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形成更为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参考文献

[1]宋海英,胡冰川.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农产品贸易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

[2]郑适,李睿,王志刚.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上的影响:机遇与挑战[J].教学与研究,2019(06).

[3]杜娟.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及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3).

[4]韩一军,纪承名.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J].AO农业展望,2018(10).

[5]李瑶函.浅谈2018中美贸易战对农产品的影响及对策[J].河北企业,2018(09).

[6]周祥,朱静,张磊.浅谈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经济师,2019(09).

[7]李开鹏.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及策略[J].对外经贸实务,2018(11).

贸易摩擦范文篇9

贸易摩擦是指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体之间，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为了某一特定的经济贸易利益导致的争端和纠纷。近几年来，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保护国内市场，纷纷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隐蔽而具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引发了与我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由于我国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以及双方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一致，中美、中日和中欧间的贸易摩擦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中美之间，由于双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推行贸易上的霸权主义，经常在国家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中打制度牌，因而中美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制度摩擦方面，如中美知识产权摩擦、农产品市场准入摩擦等；2.中日之间，摩擦源于日本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为了限制中国产品对日出口，日本千方百计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因而中日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微观领域，如农产品摩擦；3.中欧之间，由于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中处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以及欧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对产品的技术和环保要求十分严格，因而中欧贸易摩擦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性贸易摩擦方面。

二、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

贸易摩擦往往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筹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关系对于双边贸易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愿意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欧盟始终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仍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长期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在贸易实践中，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不久前发生的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就有强烈的政治背景。

（二）经济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生产的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国外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成为贸易摩擦的“矛头所向”。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展开和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所占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大，中欧、中美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从而引起欧美国家的警惕和重视。例如，欧盟便以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过快、威胁到欧盟成员国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导致失业上升为由，对中国产品设限，并且增加其对华反倾销诉讼的数量。

（三）利益集团因素

利益集团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行业、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相关产业利益集团在历次贸易摩擦中都在以各种资源和手段推动政府部门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政策。贸易摩擦常常演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还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手段。2005年12月，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就向欧盟提出中国汽车发展政策的所谓“六大问题”，并在2006年3月份，欧盟还与美国一起就我国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向WTO起诉中国。可见，利益集团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巨大。

（四）出口产品结构因素

除了飞机等少数品种外，我国几乎出口所有的制成品，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然而，不管我国出口的是传统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产品，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的加工环节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进口国壁垒的限制。（五）贸易管理因素

我国外贸体制经过改革，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对外贸易过于分散和分权放权有余而集中统一不足的局面，结果是使国家利益受损，外商坐收渔利。例如，个别出口企业对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国际贸易惯例知之甚少，容易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反倾销的口实；再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各自为政，为了能够创汇和争夺客户，不惜高价买进，低价出口。尽管目前由各进出口商会来协调出口产品的价格，规定了最低限价，但由于缺乏强制性手段，而且由于产品存在质量、品种以及其他非价格因素，出口价格很难调控。

三、缓解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第二，政府应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第三，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助机制经验，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与贸易摩擦相关的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企业积极应对

企业要练好内功，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一要转变国际市场经营战略，积极创新，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行“以质取胜”战略，以良好的性价比和服务占领国际市场；二要建立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要研究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容量、价格走势，竞争对手的信息，注意理顺出口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合理调整出口规模和价格水平；三要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方面积极主动采用国际标准，如贯彻实施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等，提高环境绩效和社会形象，更好地为走向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加强相应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价格体系。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早日建立；另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四）重视发挥社团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一是要建立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沟通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二是要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自身建设及业务培训，提高应对技术壁垒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帮助行业协会等履行好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承担起保护企业的职责，及时引导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形成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出口产业保护的快速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赵晓，柳阳．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J]．国际经济评论，2005，（4）．

贸易摩擦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成因；贸易结算

一、前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和提高本国就业率，逐渐采取以保护国内企业和产业的贸易保守政策，来提振本国经济。2016年后，逆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肆意，全球贸易保守主义抬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采取单边“高强度”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冲击全球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市场对于贸易战的忧虑。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就2008年到2016年间，贸易补救措施就高达2400项。2016年，全球市场震荡不安，全球贸易保守主义持续发酵，导致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就爆发了309项贸易保护措施。就中国而言，中国2017年共遭遇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国。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遭遇了75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分别为55起、13起和7起，涉及到的金额高达110亿美元。目前，我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贸易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等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投资环境。

二、四种常见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式

贸易摩擦是指国家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出现了贸易的失衡，导致一国出现贸易顺差，另一国出现贸易逆差，而贸易参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贸易、投资、汇率和经济制度等领域设置一定的条件，从而产生纠纷和摩擦。国际贸易摩擦有4种较为常见的形式，包括倾销与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保护措施和补贴与反补贴等。1.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从而导致了该国已建工业或者生产项目受到威胁或者损失。倾销与反倾销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最常见，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反倾销案例248起。其中，欧美国家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创历史新高，占到全球反倾销案例的21.8%，反映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非常盛行，已经成为全球头号贸易保护国。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摩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成员国有权利和义务来制定技术标准来保护本国的安全利益、保障人权和环境等。这些技术标准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根据商务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中，近90%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90亿美元，并且在对贸易壁垒国分析中发现，欧盟、美国和日本的、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比例最高，占比分别为41%、30%和24%。3.相关保护措施的贸易摩擦。根据《保护措施协议》规定，保护措施是对特定进口产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其主要是为了避免产品对进口国造成严重的损失或者威胁。保护措施包括暂停关税减让、限制进口数量或者提高关税等。这种措施的实施需要具备较为严格的条件，例如进口产品数量巨增、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会对国内企业造成损失或者威胁等。4.补贴与反补贴的贸易摩擦。根据《补贴与反补贴贸易》规定，补贴是指一国政府向生产企业提供财政扶持，包括对价格或者收入等，以增加该企业的产品出口或者抑制进口，从而造成其他企业利益受损，这种措施跟保障措施类似，其实施需要具备严格的条件，例如政府提供资助、资助有特定公共机构提供并且具备授予某种利益等。

三、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和趋势

近几年，全球国际贸易摩擦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在贸易保护的实施主体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实施主体有两个深刻的变化，其一为发达经济体贸易保守较为严重。从历史经验来说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贸易保守主义会比较严重，这些国家为了保护刚起步的国内企业，为了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不得不实施较为严格的关税等保护措施。但是近几年，以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为主的欧美发达经济体采取贸易救济的措施不断增加，升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其二为新兴市场也开始蔓延贸易保守主义，例如欧美国家作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国，以往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国，但是随着我国对新兴市场，例如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等出口的增加，每年出口增加率为25%以上，出口贸易摩擦开始呈现出“小问题不断、大问题较少”的情况。2.在贸易摩擦领域方面。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对于贸易摩擦的产品较为集中，主要针对的是金属及其制品；新兴经济体对于贸易摩擦的产品较为分散，针对的产品从化工、机械到纺织原料等都有。不仅如此，从外贸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摩擦从早期只针对单个产品，随着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和贸易交往的深入，国际贸易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得到了不断完善，贸易摩擦已经发展到针对产业和产品群。这将导致今后的贸易摩擦，不仅仅是平息贸易争端的问题，而是考验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国际贸易摩擦即将进入全面的、全领域的碰撞阶段。3.在贸易保护措施和摩擦方式方面。随着贸易摩擦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断提升，贸易摩擦在强度上也在不断加强，根据WTO的统计数据显示，每七起反倾销调查中，就有一起是涉及到中国。而贸易保护措施的不断延伸，增加了我国贸易摩擦的负担，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贸易保护措施已经向更加隐蔽性、不易预测性和监控性等方向发展，贸易摩擦的方式已经从最开始的质量和数量控制，深入到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规定等领域，这些都为贸易保护开通了道路，为贸易摩擦提供了路径。4.在产业领域方面。贸易摩擦已经从传统的商贸领域，逐渐向中高端产品领域蔓延。由于发达经济体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上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其对于相应的跨国并购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管制，例如美国以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企业背景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美国的芯片企业莱蒂斯的决定。导致了国际资本很难吸收优秀的技术或者管理，妨碍了国际资本合理、有效的流动。

四、国际贸易摩擦的成因

1.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取消货币刺激政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5%，欧洲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3.2%，美国增长率将达到2.5%，日本的增长率将达到1%。虽然全球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但是经济下行的风险仍然很大，尤其是金融市场的震荡将进一步加强。发达经济体为了在经济下行期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增加贸易争端的方式，来赢得发展的机会。2.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各个国家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希望本国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决策、行动和措施，维护本国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要求。例如美国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中，一方面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给予其盟友更多的市场份额。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采取了针对中国和美国不同的贸易策略，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中美之间摩擦和冲突。3.贸易摩擦无法完全避免。随着国家贸易交流的扩大，由于贸易参与主体无论在语言习惯、商务规则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贸易摩擦的存在就无可避免。各国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必然会面临更多的物力、财力和智力的较量和博弈。甚至贸易国为了获得更加可观的利益，人为设置贸易障碍。所以随着贸易交往的频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贸易摩擦的存在不可避免。并且，由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所以其不受规律的控制。

五、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1.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贸易摩擦中，中国总是被冠以“大规模倾销”。这是因为中国的产业较为低端，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人力成本不高，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有竞争力，往往会设定一个很低的价格，所以经常被认为倾销产品。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提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企业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挺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逐渐规范市场竞争，让市场起到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这需要政府一方面投入资金来扶持本国高新技术企业，强化人才的培养，尽最大的可能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应用；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扶持新兴产业，对于新事物和新发现等，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培育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2.扩大内需，提高出口市场的多样性。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国过分的依赖于别国产品，所以在经济独立、有序发展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出口市场的多元性，可以增强经济的抗打击能力，减弱外国经济对于本国的不利影响。就中美贸易而言，中国对于欧美国家产品的依赖性较高，欧美国家在中美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中国有很多的出口对象，则会加大改善国际贸易的劣势。我国的出口企业较多，企业的实际情况、特点和优势等千差万别，如果每个企业都可以针对自身资源，结合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积极寻找全球市场资源，摈弃过分依赖欧美国家的策略，可以在保持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更好的发挥自由贸易的优势。3.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提高企业能动性。如果出现了贸易摩擦，作为企业应该积极的应对来保护自身合法利益。首先，做好应诉准备，尤其是面对调查机构取证时，既要积极配合，提供有效证据，也要充分运用国际法律法规的知识为自己争取权益。如果消极对待，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或者关税；接着，要与贸易对手等相关受益方协作，一起辩护。一般情况下，进口商和消费者等都不希望进口产品被强征关税，不然其成本会上升。如果能联合相关的产品受益方，争取司法支持，则可能会在贸易摩擦中获得胜利。4.加强对WTO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WTO有较为详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运用起来，保护自身权益。并且，贸易保护措施的制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其他国家对其审核也有一定的程序，所以在面对贸易摩擦时，需要冷静对待，利用现有规则来反击。不仅如此，我国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应对争端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可以使用法律来保障权益。而且，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研究，建立起专业的法律队伍，积极带动相关企业学习和熟知WTO的规定，尽可能的在贸易纠纷中，减少经济损失，在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的同时，也为国际贸易的和平、友好进行做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婷婷.国际贸易摩擦的类型、原因及化解策略探讨[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12):17.

[2]成夏愉.中美贸易的新壁垒及我国应对策略[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