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选择范文10篇

路径选择范文篇1

关键词：科技扶贫；天祝；困境；路径选择

自1978年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多地区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更是进入了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即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然而，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贫困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为“造血”，更持续稳定地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仍然是我国所面临的一大课题。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推进，产业扶贫已然成为了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但若没有科技的支撑，产业扶贫将寸步难行，因此科技扶贫已经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也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梳理当前科技扶贫的困境和发展路径，是做好未来民族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天祝县作为甘肃省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县之一，因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特性等因素，造成了其脱贫攻坚的特殊性，对其科技扶贫的研究和探索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一、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及意义

科技扶贫是行业扶贫，更是开发式扶贫和内源扶贫，其宗旨是针对贫困地区的资源特性和人口特性，应用先进的并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科学技术，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培训、教育、技术手段等，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科技扶贫，尤其是2016年10月16日，科技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了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启动了科技扶贫信息共享暨成果交易平台，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精准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科技扶贫精准脱贫迈上新台阶。天祝县是藏族自治县，有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农牧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条件较差、居住方式较为分散、贫困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脱贫难度较大等；但也有其特殊性，如其隶属甘肃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在中药材、高原菜、白牦牛等种养殖等方面都极具挖掘潜力。无论是共性还是其个性，科技扶贫对其都极为重要，而且只有科技的力量才能为其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性，科技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也应更有针对性：一是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合理开发优势资源，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的自我良性循环，如天祝县的白牦牛产业，可以寻求科技转化并与高原自然风光相结合；二是针对其农业发展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引进先进的应用技术，并有技术人员的保障和带动；三是针对民族地区人口素质较低的情况，切实将治穷与治愚结合，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通过农科教结合等形式，大力提高农牧民素质和生产技能，提高其开发资源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我国有学者对贫困地区农民进取性的研究表明，文化水平与进取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高者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较高；贫困者中因缺乏技术、不善经营、效益低下而导致贫困所占比例约为30%～50%，因此，知识、技术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甘肃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现实困境

随着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深入，国家对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甘肃民族地区虽然在优势产业培育、劳动力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科技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科技扶贫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化效果和对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效果仍然不太显著。以天祝县为例，虽然当地政府在白牦牛养殖、高原菜、青稞、油菜种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但发展效果仍然不明显，农牧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农村发展后劲不强，还存在诸多发展困境和脱贫攻坚压力。（一）科技扶贫基础条件薄弱，历史欠账多。由于天祝县特殊的自然地域环境和历史原因，导致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水、电、路、渠和仓储设施、冷链物流等设施不完善，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加之干旱、冰雹、洪涝和冰雪冻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和科技扶贫效益发挥。（二）科技支撑扶贫力度仍然较小，科技转化率不高。当地政府相关信息显示，农业科技当地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大概在20%左右，形成规模化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约10%左右，产业化的技术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并未能在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存在广种薄收、效益不高的问题，群众增收困难，成为制约贫困人口脱贫的瓶颈因素。种养殖业大多还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三）科技扶贫缺乏资金支持，发展后劲不足。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技术成果示范推广、富民产业培育、农民培训、技术人才引进等环节，都需要专门的经费支持，虽然甘肃省每年在扶贫领域投入的资金不算少，但专门针对科技扶贫领域的资金投入却不多，大多散见于各行业的资金支持，形不成合力。技术人才和农业技术攻关缺乏动力。政府人员大多专注于完成硬性的政策性扶贫任务，无暇顾及科技力量的推动。（四）科技扶贫缺少科技人才力量的带动和支撑。一方面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有效指导。虽然省、市、县每年都派科技工作者到基层开展技术培训，但对于天祝县这样的民族地区却没有常年指导的技术人员，过去的技术培训大多也都流于形式，或者没有很强的针对性，没有起到技术引领的效果；另一方面因为民族地区生存条件差、收入不高，本地的优秀劳动力也逐渐在向外流失，常年留在本地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本地政府缺乏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的有效激励机制。同时，由于农牧民文化水平低，所以农业技术培训的接受效果不好，不能有效用于指导农业实践，转化为产业发展能力。（五）缺乏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科技扶贫没有好的载体。受地理条件制约，民族地区龙头企业普遍较少，而且规模小，带动能力弱，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特色优势产业的整体效益，也形不成品牌效应，更不能拉动长期的技术支撑和引领。再加上民族地区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形成市场效应。

三、民族地区科技扶贫路径选择

脱贫攻坚行动的实施需要加强科技引领，然而，随着农业发展不断走向市场化、现代化，国家和农民对于科技扶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找到适合于本地区发展的正确路径，才能使科技扶贫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事半功倍。（一）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在扶贫开发中的科技支撑力度。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脱贫攻坚中更需要科技作为支撑，只有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才能后发赶超其他地区。而若要有效发挥科技扶贫优势，必须做到精准，特别是对象精准、产业选择精准、措施精准。首先，必须因地制宜，探索适宜当地的产业，选中合适的项目，比如，天祝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大，劳动力对农业保障能力也在减弱，针对农村留守的人群（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更需要的是轻简化技术和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科技扶贫也应适应这一新变化；其次，依托于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应该精准选择合适的实用技术；最后，当地政府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推进民族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二）民族地区的科技扶贫须与生态扶贫相结合。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往往与贫困问题纠缠交织在一起，基于其特殊性，国家也特别注重生态扶贫新模式，因此必须将科技扶贫与生态扶贫相结合，在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手段保障生态安全。同时，以科技为支撑，努力实现生态产业与脱贫攻坚的有效对接，实现转型发展。（三）民族地区的科技扶贫需有人才振兴战略的支撑。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鼓励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是科技扶贫的关键所在。首先，应由县级政府主导，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重点，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资源与扶贫项目直接挂钩；其次、根据贫困人口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提高农民的种养殖技术，实现增产增收，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最后，利用手机网络渠道，在贫困人口中成立网络学校，采取学习激励机制，不断为农民推送新技术、新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四）扶植大型龙头企业发展，发挥典型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使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能选得准、落得下、成效好。应注重科技示范企业的培育壮大提高，建立更加规范的科技示范基地，通过示范引领，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引导贫困群众通过特色产业脱贫致富。（五）建立一套系统的民族地区科技扶贫体制机制。民族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要想规范有序地推进科技扶贫，还需建立一套系统的科技扶贫体制机制，比如，人才引进机制、科技扶贫项目激励机制、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等，应把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社会扶贫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扶贫合力，也为科技扶贫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之，扶贫致富路任重而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扶贫理念和扶贫方式也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科技扶贫已经成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奋力开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只要让扶贫插上科技的翅膀，民族地区的小康梦一定能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2］黄成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2）.

［3］黄祖辉.中国三农问题解析：理论述评与研究展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韩建民，韩旭峰，朱院利.西部农村贫困与反贫困路径选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5］王碧宁.燕山贫困集中区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实证分析———以河北省平泉县为例［J］.经济论坛，2016（4）.

路径选择范文篇2

关键词：生态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社会发展极其迅速，从原始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经济社会，从农业过度垦荒到工业尾气大肆排放，世界生态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全球变暖的趋势不容乐观，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倡导生态经济，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守卫好自己的家园。我们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做好务实，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参与，一起为生态的和谐、生活的美好而奋斗。主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1生态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1）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绿色发展要求把生态化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说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近几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渐得到改善，森林覆盖率提高，使得我国由生态赤字转变为生态盈余，也因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绿色发展成果。我们要把生态经济整合到绿色发展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绿色发展要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本途径，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绿色发展要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实现绿色，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更要重视生态的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亦稳步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绿色发展的金标准。总之，必须时刻坚持生态经济建设的途径，希冀早日全面实现绿色发展。（3）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同时生态环境亦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因此促进以生态建设为目标的绿色发展的建立、促进经济向生态型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如何增加生态的承受力、减少生态的破坏力是永久不变的话题。十二五期间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坏境友好型社会，标志着我国绿色发展进入转折性的阶段。

2实现生态经济建设以促进绿色发展的途径

（1）加强绿色生态的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我们要注重生态的教育，动员全民参与，从根本上改善环境状况。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走进社区进行说教，让人们认识到坏境保护不止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更是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定期开展讲座等相关活动，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2）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以提供制度保障：国家要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提供相关保障，以利于绿色发展的进行。虽然目前法律已非常重视生态的建设，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针对这些地方理应加强修改完善；要利用法律的威严性去引导集团和个人进行绿色建设的投入；可以建立奖惩制度，对破坏环境的行为适当处罚，对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个人给予一定奖励。（3）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将科技放在重要位置：邓小平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一个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动力，只有利用好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态经济，如新时代诞生的太阳能发电机等等，既方便了生活又节约了能源又维护了生态。为此必须要把科技放在重要位置，加大创新力度。（4）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要通过法律或规章制度等，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对破坏环境的企业进行处罚，对保护环境的个人进行奖励，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使经济活动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绿色发展的瓶颈问题。

3结语

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以生态经济建设为路径，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忽视环境所遭受的破坏。走好绿色发展这条路，有始有终，为后代谋幸福。之所以说生态经济建设在绿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三方面：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基本目标与基本途径。而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本文提供了三方面举措，包括加强绿色生态的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以提供制度保障；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将科技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做好上述方面，则实现绿色发展指日可待。

作者:程飞 单位:河北省清洁生产技术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路径选择范文篇3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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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路径选择范文篇4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立法；城乡一体化；医改

一、立法体例的选择

（一）理想的立法体例——独立立法。鉴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缺乏统一性、强制性、系统性的完整条例，各零散法律法规衔接不当，基本医疗保险运行尴尬，无固定法律准绳和完整法律框架。建议在不断完善修正各零散条文规定、促进相互衔接的同时，由人大常委会督促国务院出台一部独立、专业、完整的《基本医疗保险条例》，提高立法层次，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相吻合的系统性基本医疗保险法律体系，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现实的立法体例——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法。基本医疗卫生由四大体系构成，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医疗卫生主要内容则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救助、基本药物、基本诊疗项目、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设施与基本医疗服务人力等。由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尚无独立条例，因而其立法被涵盖在基本医疗卫生法中。然而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立法滞后、观念滞后，卫计委在2014年才将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正式纳入工作议程，至今日只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法》（草案），由此看来单独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还任重道远。2012年《“十三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积极推动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以及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制度、全科医生制度、公立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了规范医疗卫生发展，推动基本医疗卫生领域立法，考虑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法治现状，只能先将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法中进行。

二、立法的基本思路

（一）建立“整合型”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十三五”期间，全面整合“碎片化”社会保障体系启程，这将推动长期滞后的、零散的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从初级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要立足于全面改革的战略高度，遵循社会保障体系规律，以科学理念为统领，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基础制度整合带动全面整合，构建整合型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完善医疗保险方面的司法审查机制。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深入推进与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类矛盾和纠纷将层出不穷。要使基本医疗保险法真正成为一项“活”的法律，必须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纠纷的解决开启“司法之路”，通过司法途径切实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当下建议在人民法院内部分设社会保障法庭，主要处理涵盖基本医疗保险法的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参保人在其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受不法侵害时通过司法途径可获得有力保障。经过医改定型后，尝试借鉴域外的独立法院审判结构，由社保部门、医疗卫生单位的专业人员参与审判，成立我国专门的社会保障审查机构。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事务审判的专业性，也有利于提高公民通过司法渠道实现社会权利保障的信心。

三、立法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为各项制度的衔接预留接口，促进城乡一体化。目前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主要由国务院出台的意见、通知以及地方法律法规构成，相互衔接不当形成的法律障碍严重阻碍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改革。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当前和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职工医保，完善居民医保，整合城乡医保”。构建城乡统筹的基本医疗居民保险制度，需要法律制度的高度融合。维持和迁就城乡“分割”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二）“三医改革”齐头并进。“三医改革”是指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管理、医疗保险制度三项改革。几十年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完善戚戚相关。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各项制度改革的进度具有明显不平衡性。在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立法时，必须做到三医统筹，同步制定医药分离、管办分离、药品价格管理、药品流通管理、医院付费结算方法等规定，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否则，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难以单兵突进。（三）与其他领域法律相结合。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内容包括保障对象、筹资机制、待遇水平以及基金管理等，就其法律制度自身规范内容来说，与其它法律体系是相互交融相互联系的，既有涉及人权法和刑法，也有涉及经济法范畴。例如基本医疗保障对象范围较窄在某种程度上则违反宪法规定中关于保护人权的条例；对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不善或擅自挪用则是触及刑法属于犯罪行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在选择定点医疗机构的过程中，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加以结合，规定严格的审核程序维护医疗市场的正当竞争。由此可知，基本医疗保险立法应充分加强与其他法律体系的联系和协调，以保证医疗保险法规的顺利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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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高建.医疗保险法治建设的意义、难点与前景[J].中国医疗保险,2016(8):9-11.

路径选择范文篇5

关键词：精准扶贫；陈营村；贫困户；对策；机制

陈营村坐落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中部，利辛县是部级贫困县和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片区县，属于黄淮平原资源贫乏区。皖北地区以其贫困程度之深、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17年6月，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从结构上看，现有贫困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1]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

一、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实证研究：以陈营村为例

本研究基于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为探究脱贫攻坚的实施现状并廓清内在困境，借以探寻可行路径，我们的调研团队赴陈营村实施了共计三次的驻村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对乡镇干部、驻村干部、扶贫工作队、贫困户等不同主体进行访谈及观察，借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在该村的实际开展情况。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位于镇东南部，是部级和大别山片区重点贫困村之一，陈营村下辖10个自然庄，共677户，人口总数为3540人，现有贫困户121户，贫困人口为249人，贫困发生率为20%。其中，一、二级残疾人口26人，五保户32户，农村低保户62户，一般贫困户27户。村内有小学一所、标准化卫生室一所，主导产业为小麦、玉米，村民大都发展种植业或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外出务工人员700余人。我们以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贫困人口已建档立卡的121户贫困家庭的贫困基本信息为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研究与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一）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统计户主年龄描述可知，在121户贫困家庭中，户主年龄最小为26岁，最大年龄为98岁，贫困户主平均年龄64岁。如图1所示，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并且随着贫困户户主年龄的递增，贫困家庭的数量先逐渐增加后逐渐减少，其中在70至80岁年龄段的贫困户数量达到最大，说明该村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二）因病、因残为主要致贫因素。由贫困因素频率表可知，陈营村贫困户中因病、因残、因学、缺乏劳动力是导致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66.1%、36.4%、17.4%、15.7%，详见图2。（三）家庭人口数与致贫因素关联密切。由家庭人口频率表可以看出，贫困家庭人口数为1人、2人的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41.32%、31.40%，家庭人口为3人及以下的累计百分比为86.78%，说明大部分贫困家庭的人口为3人以下，并且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多，人口数对应的贫困家庭数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从贫困家庭人数分布图可更加直观看出家庭人口分布情况：当该村贫困户家庭人口数为1至2人时，致贫主要因素为因病、因残，而当家庭人口数大于等于3人时，致贫的主要因素为因病、因学。以上贫困程度的因素分析均是针对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虽能看出贫困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影响程度大小，但无法得知各因素对贫困程度影响的具体程度。我们运用SPSS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个贫困因素对贫困程度的影响，并获取可以体现影响程度的具体数值。由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因残、缺劳动力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在统计上无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残、是否缺乏劳动力对贫困程度均无显著的影响；因病、因学的p值均小于0.05，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病、是否因学分别对一般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有显著的影响。

二、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深层阐释

（一）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皖北地区整体经济基础薄弱，人均纯收入低于安徽省内平均水平，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青壮年普遍向大城市转移，留守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设主体缺失，随即衍生出经济、教育、养老等诸多社会问题。陈营村以发展玉米、小麦种植业与外出务工为主，外出务工人员高达700余人，且该村贫困家庭户主平均年龄偏大，为64岁。城镇化的进程致使皖北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3]。（二）“疾病-贫困”恶性循环，贫病交加难以治本。在深度贫困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因此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刻不容缓。由陈营村贫困因素频率表可知，陈营村贫困户中因病、因残为主要致贫因素，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66.10%、36.4%。近年来，陈营村在对口支援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的帮扶下医疗卫生事业得到稳步发展，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然而，专业技术人数总量不足、技术不高，基层卫生条件和妇幼保健力量较为薄弱等问题突出，成为全村卫生工作发展的“短板”，且部分常见高发疾病成为因病致贫和返贫的重要因素。（三）脱贫内生动力欠缺，自我发展能力匮乏。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的积极性不高，消化和吸收现代生产方式和技术的能力较弱，对未成年人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现象普遍；生产经营资金少、物资匮乏、技术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信息闭塞、开拓市场能力较弱、营销手段落后，等等。因此，应着力培育其劳动致富的能力，激发其脱贫奔康的内生动力，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掌握一项致富技能。

三、典型贫困村“精准扶贫”路径选择

从长远出发，一个地区的长久脱贫，外部帮扶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脱贫不返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离不开贫困个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个人而言，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为其提供适宜的劳动技能培育方案；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家庭而言，关键在于使其具备可持续维持生计的能力。贫困人口身为贫困主体，应积极探索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路径，以“治本”为导向增强“造血”功能，助推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对各致贫因素斩草除根，使其抗逆力得到增强，巩固短期扶贫成果，为摆脱“贫困陷阱”提供强力支撑与不竭动力。创新精准扶贫思路，应建立复合型扶贫模式：以政府为主导、贫困个体为主体，并整合社会各界扶贫力量参与，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一）政府主导，攻坚克难。1.精准识别，夯实基础精准识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做到贫困人口信息全面、分类准确，才能做到因人施策、精准发力。例如2016年11月底，陈营村驻村第一书记发现错漏2户，据2017年最新访谈数据显示陈营村贫困户为123户，贫困人口为250人。当地政府应以建档立卡数据为基础，不断扎实开展“回头看”工作，继续对贫困村逐村逐户走访调研，对贫困人口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核查。确保精准识别无错漏，脱贫奔康基础实。2.精准帮扶，突破难点政府应围绕“保健康、扶智力、兜底线、促发展”四大任务，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因事为制，以更完善的“政策包”打好脱贫奔康的“攻坚战”。心心相惜，筑起医疗卫生新希望。解决“贫病交加”问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也是脱贫奔康攻坚战的主攻方向。政府需不断完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加快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尤其应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体系。息息相关，教育孕育未来新力量。抓好智力扶贫，阻断代际传递。“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愚致贫”并称为精准扶贫的“三大顽症”。政府应全力以赴，斩断因学致贫与因贫辍学的代际传递，落实“寒门圆梦”助学计划，带动其家庭脱贫奔康。生生不息，坐实民生兜住底线。保障与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新起点，因此政府应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效果更显著的举措，以贫困人口需求为导向，为其织牢织密保障民生的“兜底网”。对丧失劳动能力或通过开发式扶贫仍无法脱贫的全体特困户进行基本生活兜底保障。欣欣向荣，孵出特色产业金凤凰。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最有效的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贫困地区应结合当地实际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创新。如：调研地利辛县陈营村政府实施光伏产业扶贫，分享阳光财富，采取大小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依托电站解决全县所有行政村经济收入“空壳村”问题。3.精准管理，汇聚合力脱贫攻坚是一场时间紧、任务重，且必须胜利的硬仗。打铁还需自身硬，扶贫队伍各级需上下联动，从队伍建设、服务方式、督查管理等方面作全方位完善部署。充实县乡村三级帮扶力量。地区扶贫办应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抽调县直优秀干部到扶贫办集中办公，对口联系乡镇。建立“培训+考试”的考核机制，提高扶贫干部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掌握水平和工作能力，打造一支真正爱岗敬业、求真务实、乐于奉献的扶贫干部队伍。创新网络化服务方式。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扶贫工作应加强信息化管理，对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实现信息化、便捷化、透明化，实施“网上扶贫帮办”，为贫困人口提供更为精准、方便、快捷的帮扶服务。4.精准考核，强化督查流于形式的“数字脱贫”和“被脱贫”等现象屡屡发生，精准考核切忌“自说自话”式的扶贫督查。以问题倒逼变革，政府应明确具体问责方式及范围，制订出台相关工作督查问责办法，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要增强对贫困地区的审计督查力度，地方政府应构建多元化系统监管机制，积极引进第三方独立督查，并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可有效避免帮扶过程中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尴尬。（二）个人主体，内生发展。“等、靠、要”思想是精准扶贫的绊脚石，绝不能让精神匮乏成为脱贫奔康的“短板”，要使贫困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能够“获得感”十足，与全国人民携手奔康。1.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激发奔康干劲；治穷先治愚，鼓舞脱贫斗志。应采取形式多样的措施加强舆论宣传，大力宣传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勇于创新创业、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先进典型，注重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和就业创业的技能特长，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奔康的内在活力，培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更多贫困劳动者通过就业创业脱贫奔康。2.增强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量村民可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生产技能、医疗保健、法律常识等活动，也可通过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吐心声、话发展，参与趣味运动会、知识竞赛，在合作交流、互帮互助中增进感情、积聚正能量，补齐文化短板，为脱贫奔康筑牢群策群力、同心同向的文化基石。（三）社会助力，多样帮扶。贫困内涵的多维性、贫困成因的多样性、贫困人口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精准扶贫工作复杂多样，仅依靠政府的有限力量难以完成。参与生产经营是贫困人口获得收入来源的基本途径，企业与产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决定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该贫困地区的减贫速度与发展潜力。一是要改变“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局面，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明确政府与社会在精准扶贫开发工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引导其有序参与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有效协调与管理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开发工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二是要完善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引导多方社会力量有机结合、汇聚合力，鼓励社会力量的扶贫潜能向贫困地区聚集，积极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构筑“社会各界力量皆愿为、皆可为、皆能为”的大扶贫格局。1.企业参与精准帮扶，实现多元发展共赢企业与产业的发展在促进贫困个体与贫困地区的协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例如皖北地区可发挥平原土地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大棚蔬菜种植与畜牧养殖业，拓展生猪、肉牛、蛋鸡、肉鸭等养殖产业，创新特色产业扶贫。2.学校发挥智库作用，阻断贫困代际相传学校在精准帮扶当中应主动承担起教育的社会职能，应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从贫困地区实际出发，加大智力扶贫力度，阻断代际传递。据调查结果分析，陈营村“因学致贫”对贫困户的贫困程度有着十分显著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着力扩大教育资源，普及农村学前教育，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依托当地特色，促进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协同发展，做到从根源上拔除“穷刺”。努力提高高等教育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农村学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加强对贫困学子受教育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拓宽寒门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提高资助帮扶力度，保障留守儿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在保护寒门学子自尊心的基础上促进其成长成才。3.医疗救助贡献力量，为民健康保驾护航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降低因病、因残致贫、返贫的风险，以打破“贫病交加”的循环圈。第一，应加强疾病预防工作。以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为主，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控机制与工作机制。例如陈营村患有慢性病中老年人众多，应高度重视贫困人口的健康管理，提高对高血压、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规范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力度，改善贫困人口尤其是婴幼儿营养状况，降低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患病率和死亡率等[4]。第二，重视老年贫困人口健康问题。针对贫困人口的疾病特点，制订与落实老年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案，增加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条件，出台中老年疾病的防控措施；建立基于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探索以农村家庭为主、社区为辅、能提供上门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5]。更应创新探索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模式，组织精准服务，构筑医疗扶贫兜底保障。精准扶贫是“政府、个人、社会”三大参与方的互动过程，因此，扶贫攻坚应建构政府主导、个人主体、社会参与三者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政府应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核心环节展开；个人应树立主体意识，拥有脱贫的干劲和决心，自力更生，“撸起袖子加油干”；社会各界应广泛参与，勇担责任，贡献智慧，集结力量。国家、个人、社会合力形成“三位一体”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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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择范文篇6

关键词：食品浪费；全球比较；立法论研究

一、引言

2020年8月，对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不足，随着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扩散，国际经济贸易受到空前阻力，农产品进口量大幅缩减。我国食品供给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从“鼓励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美德倡导，升级为“加强立法、强化监管”的政策方针，对我国短期和长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的调查显示全球每年食品浪费超过13亿吨。然而，全球8亿人仍然生活在饥饿中。食品浪费发生在食品供应与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低收入地区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但高收入地区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环节，每年人均浪费超过100公斤。中国内地因没有全面的垃圾分类机制，缺乏准确可靠的食物浪费统计机制。2018年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全国2017年餐饮业在餐桌上浪费量约1800万吨，相当于3000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香港理工大学环境管理与工程学院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香港地区从2002年至2016年的统计，香港平均每天产生餐饮浪费约3237吨，人均每年产生约160公斤食品浪费[1]，远超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无论从国际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还是考虑到我国紧迫的粮食供给问题，在我国进行食品浪费的规制立法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二、我国食品浪费规制的现状与问题

（一）立法需求。我国的餐饮文化极为特殊，自古以来将餐饮铺张和面子结合起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提倡节约。但随着居民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铺张浪费的风气又有所回潮。党中央考虑到食品浪费风气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消费安全，对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弥补该领域法律空白成为我国的立法重要任务。（二）制度缺失。我国对食品废弃管理体系尚十分粗放，至今没有全国性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有关于节约食品的规定，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当采用节能、节水、节材和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减少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没有处罚性措施，缺少约束力。地方政府有一些食品废弃物的专项行政规章，以《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为例，主要规定各种厨余废弃物的处理办法，对杜绝浪费缺乏相应的规制。从政策制定方面来看，我国对规制食品浪费的制度极其欠缺。不论从防范食品浪费还是加强食品废弃物的回收相关的制度设计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三）执行不力。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求，“到2020年，力争将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35%以上。强化城市保洁工作，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垃圾处理处置，大力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推进垃圾收运处理企业化、市场化，促进垃圾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接。通过限制过度包装，减少一次性制品使用，推行净菜入城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厨余垃圾家庭粉碎处理。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但至2020年已近5年，我国依然只有极少数地区真正做到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回收以及科学处置。由此可见，对于这类问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依然不强。这个结果可能是我国一直以来在食品废弃物管理问题上，政府职能部门分工模糊造成的。我国包括食品废弃物在内的废弃物管理与循环经济发展工作是以国家发改委为核心，多部委协同管理的模式。国家发改委主管循环经济发展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住建部负责管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市政市容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等工作；生态环境部负责污染监督管理；农村农业部负责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商务部负责饮食单位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管理等工作。由于涉及管理机构众多，难免协同难度大。中央与部委的政策落实到地方，结合地方行政政策法规执行便会更加困难。

三、食品浪费规制的代表性政策

2015年9月，联合国第70届会议上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第十二个目标呼吁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要求2030年全球人均食品浪费减半，粮食收获后的生产供应过程减少粮食的损耗。各国纷纷响应，通过立法及政策对政府部门、食品供应商、消费者的责任从不同角度进行明确，同时规定了处罚措施、奖励措施、责任免除、税收优待等实施细则。这对我国下一步的立法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美国。1.政策概要。美国削减食品废弃的行政管理由美国环境保护局（EPA）与农业部（USDA）两家独立的联邦机构合作负责。2015年9月16日，EPA与USDA联合共同发表“到2030年为止食品废弃物减半”的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明确关于减少食品浪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直接引用了美国的政策。该目标是奥巴马政府环境恢复与保护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的两家执法机构EPA与USDA对“食品废弃物”的定义十分严格，一切食品生产消费环节中被废弃的可食用部分都被定义为食品废弃物，包括骨骼、血液等难以被直接食用的食品加工废料都被扩大解释为可食用部分。可见美国在实现食品废弃物缩减目标时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标准。以此标准计算，美国USDA统计2011年的食品废弃量多达6033万吨，占消费环节食品供应量的31%，价值高达1620亿美金。根据EPA同年的统计数据，这个数量在美国全部固体废弃物的占比为36.8%，可见食品浪费在美国不仅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产生的垃圾也对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对“食品废弃物”这一概念采用严格的定义方式与美国的国情息息相关。美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食品供应体系，食品大多经过精细的加工。在食品加工与消费环节中，大部分的食品废料都产生于加工环节。因此，美国的政策方针也集中规制了生产加工环节中的食品浪费。2016年美国USDA和EPA分别设置8600万和1750万美元的预算规模推进各项政策，以实现食品浪费的削减。其中包括的政策手段有三个方面：第一，削减食品加工过程的损耗，政府主要对改善商品开发的支出进行补贴，并对改善仓储条件、销售条件、运输条件的企业进行支持；第二，加强食品废弃物的回收，对于销售环节可能损失的食品，鼓励其捐赠给食品银行等福利团体，并通过立法免除食品捐赠者因不可预期的因素造成受赠者受到侵害时的法律责任；第三，促进食品循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回收食品废弃物，制作饲料、废料或是生物能源，加强资源的循环。2.相关政策法律。（1）《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esourceConservationandRecoveryAct）该法案是由EPA规制食品废弃物处理行为的执法依据，法案第四章规定家庭与食品工业产生的非有害食品废弃物的管理、规制、执行都完全授权由州及地方政府进行，EPA仅提供指导方针及政策制定上的帮助。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没有单一制国家在执法上的制度优势，因而该法案的执法力度有所欠缺。食品浪费规制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并且耗费财政力量，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公共选择，短期上不会使公民感受到明显的福利效果。州及地方政府很难将该法案放在较高的执行顺位上，这直接限制了该法案的政策效果。（2）《善良的撒玛利亚人食品捐赠法》（TheBillEmersonGoodSamaritanFoodDonationAct）美国有著名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指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为其善意的无偿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可以免责，美国联邦及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基于这项基本法律，美国立法将该法律精神延伸至食品捐赠行为。受到法律认定的非营利组织在捐赠食物时，除非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违法行为，如果对受赠者造成损害，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使安全的食品也有可能由于食用者的体质差异，对食用者的身体造成一定影响。善意的捐赠者所捐赠的食物如果引发受赠者出现疾病、过敏等问题，就有可能遭致诉讼，并使捐赠者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或者巨额的诉讼成本。这无形中阻碍了捐赠行为的发生意愿。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将剩余的尚可食用的食品捐赠给有需要的人，1996年美国联邦立法依据《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的法律精神，颁布了《善良的撒玛利亚人食品捐赠法》，设置了关于食品捐赠行为的免责规定，以排除善意捐赠者的法律责任与诉讼风险。该法是美国食品废弃物削减政策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法令，能有效地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支持捐赠，减少废弃。（3）《美国税法典》170（e）（3）（InternalRevenueCode）《美国税法典》170（e）（3）（InternalRevenueCode）规定，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对食物等进行实物捐赠，可按照规定减免税收。一般企业的税收减免，以成本的基准价值进行计算，而不能按照贩卖价格进行计算，最多减免税收总额的15%。除了联邦层面的税收优惠，各州还有附加的优惠。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捐赠者运输成本的50%可以免税，食品制造业、加工业、农场等剩余食品捐赠时，运输、包装等费用可以减免税收。但实际这些并不能算是规制或鼓励措施，因为废弃、焚烧等手段廉价且方便，税收减免并不能促使企业减少浪费。（4）《联邦食品捐赠法案》（TheU.S.FederalFoodDonationAct）美国2008年的《联邦食品捐赠法案》中规定，食品行业可以通过与联邦政府签订2.5万美金以上的食品供应服务合同，将剩余的食品捐赠给非营利组织，费用将由联邦财政支付。该法案通过直接财政购买来收集剩余的食物，通过非营利组织作为基础社会福利发放给需要的公民，同时达到有效利用资源，削减食品废弃的效果。3.施策效果。美国非营利组织BSR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美国的食品废弃物削减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国食品加工制造环节中废弃食材的循环利用率由37.7%增加至93.0%，大量的废弃食材被制作成饲料、肥料以及生物燃料，极大地节约了资源，仅此一项数据，就使美国每年削减1100万吨食品废弃。而食品流通销售环节中，由于联邦政府对捐赠行为的大力支持，捐赠比例由1.6%增加至17.9%，食品废弃比例从60.8%降至44.4%。4.同类政策———英国、韩国美国的政策结构特点是“财政支持+民事侵权责任免除”，采取同类政策结构的国家还有英国和韩国。美国、英国及韩国在鼓励食品捐赠的政策上采取相对消极的态度，大多数支持消费者和食品行业依照社会责任意识进行节约，采用少量的税收减免进行激励，并鼓励将过剩的食物捐赠给贫困人群。英、美、韩的立法着重对捐赠的行政手续进行简化，其最大特色是对捐赠者的免责规定。在英国，由于大多数食品增值税都采用0税率，因此没有特殊的关于剩余食品捐赠的税收优待政策。对于过期的食物采取生物方法进行发电，政府会以10.54英镑/千瓦时进行购买，因此英国的剩余食物大多数会成为发电的原料或者肥料来处理。这种优先能源化的处理方式被一些欧洲国家所诟病。英国与美国类似，同样有捐赠的免责规定。2015年颁布的SARAH法案规定，捐赠人除非明知食品已超出保质期限，捐赠食物产生的任何后果无须承担法律责任[2]。韩国由环境部下属的国营公司专门负责处理食物废弃的问题。韩国是资源匮乏的效果，1986年就制定了《资源回收法》，1992年、2002年分别对食品回收和处理的相关责任进行明确。2006年，韩国通过《食品捐赠事业法》规定食品经营者只要加入相应的损害保险，可以就再利用食品时出现的事故免除责任。（二）法国。1.政策概要。根据法国环境能源管理局最新数据，法国人平均每年丢弃29千克食物[3]。这一数据相比于世界其他高收入国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需要归功于法国施行的《食品废弃物管制法》。但在法国人均食品废弃量中，其中7千克是未开封的食物，45%的食物废弃来自家庭。这体现了法国政策规制的不足，法国《食品废弃物管制法》的执法重点针对的是食品零售业，而缺少对消费者饮食浪费的实质性约束。这导致家庭成为食品浪费的主要来源，这也将是法国规制政策下一步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法国食品废弃物削减的行政管理工作由环境能源管理局（ADEME）承担，法国环境能源局是法国生态环境部（MEDDE）与教育部（MEES）共同设立的职能机关，负责制定与支持各类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同时法国农业部（MAAF）下属的食品总局（DGAL）负责对法国“食品废弃物削减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协同法国国家统计经济研究所（INSEE）各类报告。法国的食品废弃物削减计划执行是多部门协同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同时法国作为欧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欧盟各国的食品废弃物削减目标执行效果都主要由法国进行汇总，评估报告。2.相关政策法律。（1）《食品废弃物削减法案》（Loianti-gaspillagealimentaire）2016年2月11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共同通过了《食品废弃物削减法案》。该法规定任何个人与组织不得浪费食物，否则将处以不低于3750欧元的罚款。这是法国首次通过立法限制个人对自有财产的处分权，并制定明确的罚则。该法规定不得以保质期到期等理由丢弃食品，应当赠予慈善团体，或是转用为肥料或饲料进行再利用，违反规定将处以罚款。该法明确规定了过期食品的处理顺序。原则上应防止废弃食物；不影响食用的食物，应首先通过捐赠或加工将剩余的食品让人食用；人不可食用的食物，应用于制作动物饲料；不能制作成动物饲料的食物，应用于农业堆肥。该法对个人及组织如何合法地处置食物给出了明确的指引，并在制度层面进行科学规定，通过限制少量私有财产的处分自由最大限度地限制食品浪费的行为。该法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大中型零售店（GMS）必须与受到认定的社会公益团体签订捐赠协议。经营面积在400平方米的零售店在法国被认定为大中型零售商（GMS）。法律规定有责任与认定的慈善团体签订赠予协议，在到达保质期48小时前将食品赠予慈善机构。不签订赠予协议的处450欧元罚款。如果，连续五年赠予量不超过营业额的千分之五，可以减免60%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学校、养老院等机构有责任对国民进行避免饮食浪费的教育。企业有避免废弃食物的社会责任。（2）GrenelleII法案法国的GrenelleII法案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施行，该法明确了大量具有实效性的食品废弃物的管理目标和方针：第一，产生有机废弃物的经营主体应当分门别类地精细化管理，食品零售商、餐饮业、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公园等主体义务应当分配明确；第二，限制废弃物焚烧与存放设施的容量，提高废弃成本，以促使经营主体提高循环利用率；第三，分门别类设置削减目标，无价值化处理量减少15%，家庭废弃减少7%，食品循环利用率提高至45%，家庭废弃物循环率提高至75%。3.施策效果法国的《食品废弃物管制法》在明确企业和个人防止食品浪费的义务，并在责任、处罚、捐赠协议的订立上有明确细致的强制性规定和行政指引作用。在法案通过时，食品行业与零售业企业反抗强烈，法国零售业的食品废弃比例约为11%，大型超市废弃率不到5%，远低于当时的家庭食品废弃率。漂白等常用的食品无害化处理手段也被认定为破坏食物，这项法案一度被指责为过度规制。但从2016—2019年国民议会的报告来看，慈善团体获得的食品供应大幅增加。法国食品行业协会调查，2016—2018年三年间，食品废弃量相比2015年分别减少4.1万吨、8.7万吨、13.5万吨。法国环境能源管理局指出，禁止食品行业废弃食物使法国食品零售行业废弃减少14.5%。法国旅馆—餐饮业独立经营雇主团体（GNI-Synhorcat）的调查显示，餐饮门店食品废弃每年减少约20%。法国Ipsos调查公司提供的报告指出，98%的大型超市食品废弃率减少38%。尽管成效显著，但法国《食品废弃物管制法》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一是家庭食品浪费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二是监管处罚不充分，民间调查指出仍有大量大型超市每天损坏50千克以上的食物，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法国关于这些问题将进一步强化立法和执法，强化管理与处罚，研究征收环境税、垃圾税，从田地到餐桌全面防止食物废弃的措施[3]。4.同类政策———荷兰、瑞典等欧洲多国法国的政策采用严格管控的治理思路，提高食品垃圾处置与填埋的税收，从而提高浪费食物的成本，尤其是食品零售行业的废弃处理税收与罚款金额巨大。同时，采用强制性要求食品零售商在食品尚可食用时进行捐赠。以荷兰、瑞典为代表的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采用这种政策思路。其中荷兰与瑞典的税收力度堪称欧洲之最，食品垃圾填埋税率为全欧洲最高水平。同时荷兰2015年修订的《食品捐赠基本法》规定捐赠的食品必须符合安全标准，在食品未超过保质期前，超市等零售商就必须制定捐赠计划，将剩余且合格的商品捐赠给慈善组织。（三）意大利。1.政策概要。意大利的食品回收立法由来已久，但与法国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以奖励节约为主。意大利2016年8月19日通过了第166号《食品药品废弃物管理法案》，该法案建立在2003年通过的第155号《食品分配法案》基础上。依据2003年的《食品分配法案》，公益机构此后十年间在260万个餐桌上收集了约170万千克的面包和水果，免费提供给穷人。意大利2016年的第166号法案在第460号、第133号、第155号、第147号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奖励[4]。2.相关政策法律。（1）法律第166号该法案颁布于2016年8月2日，全称《限制废弃物目的的食品药品废弃物管理的有关规定》，要点如下：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没收的可食用的食物会优先赠予非营利组织用于社会福利工作；赠予食物的手续简单化；避免废弃食物，人可食用的食物优先用于食用，不可食用则用于饲养动物和能源使用；捐赠食物、分配食物的费用可由国家财政提供；对有效减少食物废弃的企业、消费者、自治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在官方媒体进行表彰，并可以减免税收或进行奖励；将2月5日定为防止食品废弃日。法律166号是最主要的食品浪费规制法律，但这符合意大利的法律思想特点，主要以鼓励与政策支持为主。（2）法律第155号该法案被称为《食品分配法》，颁布于2003年，该法规定了政府会尽可能通过财政力量支持和促进食品的回收捐赠，避免浪费。此外，该法案参考美国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食品捐赠法》，对意大利民法上的侵权责任进行了例外规定。该法规定在善意捐赠时，除非是重大过失造成受捐赠人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捐赠者不承担责任，由政府财政进行补偿支持。（3）法律第460号、第133号、第147号这些法律分别从不同角度涉及了食品浪费的规制措施。第460号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减免食品捐赠者或非营利组织的废弃物税，或是进行相应程度的补贴。第133号法律规定，对于企业捐赠者，官方媒体应当进行宣传和鼓励。第147号法律规定，食品加工行业应当对剩余的食品废料或废弃物的可食用性、最低品质保质期、动物食用安全性等信息进行标注，避免直接废弃。同时政府主管机关应当尽量简化捐赠手续，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进行负担。3.施策效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生产团体Goldiretti在2019年防止食物废弃日公布的数据，从2016年起，四年间，食品捐赠量提高21%，每年人均食品废弃量从95千克降低至65千克。71%国民至少减少了22%的食物浪费。超市、生鲜市场等食品零售业的食品回收量增加70%以上。此后，意大利政府提出要采用更积极的政策，将每日人均食物废弃量降低到100克以下，即实现每年人均36千克的目标。（四）德国。1.政策概要。德国和日本关于食品废弃的立法主要设立的专门的行政组织。2012年德国为了减少食品废弃物，设立了名为联邦粮食•农业•消费者保护局的机构，并修订《循环经济法》（KrWG），将食品废弃排除，专门由联邦粮食•农业•消费者保护局进行管理。联邦粮食•农业•消费者保护局制定了极其详细的指导方案，对食品的回收和废弃进行指导性管理。细化到食品的分类、期限、容器、处理流程等技术细节，联邦粮食•农业•消费者保护局名为“Toogoodforthebin”的消费指导手册。一般家庭在食物废弃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指导手册中找到答案。2.《循环经济法》。德国的《循环经济法》与其他国家的食品规制制度大有不同，几乎未对一般民众与企业组织有任何强制性规定，全部用于明确政府机关的职能。要求政府机关严格履行职责，引导教育国民进行食品的节约、回收和利用。依据该法制定各项指导方针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处理方式进行指导，例如“Toogoodforthebin”“EssensWert”“REFRESH”等行政指导文件，帮助消费者学习如何保存食物、利用剩余食物、合理饮食配置、改变消费习惯等生活知识。通过行政法律制度要求联邦和地方政府积极地教育和引导公民减少饮食浪费。3.施策效果。在政府各项面对消费者的指导手册后两年内，德国从每年人均废弃82千克食物，降低至每年人均废弃29千克食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4.同类政策———日本。日本作为全世界浪费食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食物浪费超过600万吨。2019年5月，日本第198次国会通过《食品浪费削减推进法》，仿照德国模式，设立大量行政职能机构，明确政府职能，力求减少食品浪费[5]。（五）总结从各国政策来看，各国的政策可以总结出以下要点：第一，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经验来看，通过税制的调整可以限制食品加工与销售行业的浪费行为，鼓励企业循环利用废弃的食物；第二，从各发达国家的食品回收政策来看，剩余食品处置的最优顺序是，捐赠食用———制造饲料———制造肥料———废弃处置；第三，美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国政策鼓励商品零售业对食品进行捐赠，可以大量减少食物浪费；第四，从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于企业严格处罚，可以快速有效地缩减食品浪费；第五，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经验来看，政府行政指引，对国民进行教育指导，同时鼓励宣传食品节约的理念，可以帮助国民减少家庭食品浪费；第六，从各国未来的政策发展方向来看，如何减少家庭消费者对食物的浪费，是能否彻底解决食品浪费问题的关键所在。世界各国的立法政策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管制政策、奖励政策、（捐赠）免责政策、行政指导政策。各国通常会采用其中数种政策对食品浪费情况进行改善。但尚未有国家全面采纳这四种政策解决食品浪费规制问题。从各国政策实行经验来看，单项政策的执行成本都远远低于食品浪费削减为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受益，并且效果往往具有长期性，可以有效矫正全社会的行为及认识。可以推测，我国若是全面采纳各种类型的政策，各类政策必能互相补充产生协同效果，可以有效改善我国的食品浪费现状。但是，各国政策的规制目标大多是企业或社会组织，对消费者规制不足。原因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所造成的，国民的私权高于一切，政府的政策不可过度限制国民的私权。只能选择曲线政策，尽可能通过经营者及团体组织的责任削减食品浪费。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国民具有良好的国家及民族意识，因此我国立法既重视经营者的责任，同时明确消费者的义务。

四、立法路径选择

我国在立法路径的选择上可采用如下方式。第一，结合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域外政策。从域外现行的食品浪费规制政策来看，都具有很好的施策效果，并且不需要过高的政策成本。预测结合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应当可以产生较好的协同效果。第二，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制的优越性，采取立法创新，强化消费者义务。国外的食品浪费规制政策具有共同的特点，片面地强调经营者的责任，以及鼓励经营者在加工环节进行食品浪费的规制。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市民法中心主义”的立法方式。同时，“小政府”的体制特点使其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对居民的行为进行执法监管。此外，西方国家国民的私权意识强烈，出于社会公益目的的立法规制手段通常依从性不好。而我国则在法制体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当坚持立法创新，完善消费者义务规范。第三，加强食品浪费监管执法队伍的建设，从法律层面对行政组织及执法程序进行明确。做到能够依法行政，依法执行。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应当能在现有的行政法框架下进行有效的救济。在规制的同时，避免执法权滥用，防止不恰当的执法方式对公民的权益造成侵害。（一）借鉴域外政策经验对我国而言，各国的政策经验都可以为我国借鉴援用，这样将会产生良好的政策协同效果，也可以实现各项政策平均执行成本的降低。我国食品供应链中，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产生的食品浪费量并不低于一些域外国家，这些国家通过不同的方针政策充分有效地降低了食品生产销售环节的浪费量，这些经验无疑也适应我国现阶段的食品行业现状。充分吸取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度经验，多管齐下，相信可以大幅降低供应环节中的浪费，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减少垃圾的处置压力。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在执行了食品废弃物削减政策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食品加工与零售废弃量的下降，家庭食品废弃比例相应上升。甚至有近1/4的食物还未拆封就已经被丢弃。这就是所谓的“餐桌上的浪费”。所强调的杜绝食品浪费，其中重点便是针对这类浪费。中国由于特殊的餐饮文化，对餐桌上的剩菜剩饭甚至等同于“面子”“排场”等个人需求，这导致中国家庭消费者的浪费问题比法国等欧洲国家更为严峻。为何各国都回避采取规定消费者义务的方式解决政策效率问题？尽管德国、日本采取立法手段对政府施压，迫使政府耗费其公共资源引导教育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与直接立法明确消费者行为义务相比，缺少政策的效率性。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采用这样的立法手段，明确消费者义务，是因为在英、美等普通法国家，由于选民意识强烈，执政者通常不会出台具有长期性政策效果的法律法规，而追求能够短期见效的政策。尤其是限制大多数选民私益，耗费国家财政，实现长期社会效果的政策，通常很难被施行。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体系发展，使“市民法”思想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改变。近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是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法律规则，坚持法律主体之间自由、平等、独立的相互关系，尊重所谓的“市民法原理”。《消费者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有关食品浪费规制的各项政策是《消费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法律体系的整体性，避免过多的法律竞合引起争议，其他法规关于规制食品浪费的规定也需要与《消费者法》一致。这就导致有关食品浪费的规制政策整体上都需要坚持“市民法原理”所崇尚的绝对平等、自由、独立原则。因此，《消费者法》的立法论中，对消费者需承担的义务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这导致德、法、意、荷、日等国都很难通过消费立法来规范限制家庭消费者对食物的浪费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缺陷。食品浪费的规制问题在全球都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各国政策各有千秋，但是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优点和不足。取各家所长改进移植可以帮助我国快速建立起一个合理且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制度框架，但是大多数可参考的现行制度大多数都来源于西方国家，或是日本、韩国这类资源匮乏并历来在饮食上有节俭传统的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情和文化都与我国大有不同。因此除了借鉴他国的制度框架，还需要结合我国独特的饮食文化制定出切合我国实际的制度规范。这就需要我国在立法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创新。（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的理论创新各国关于食品浪费规制的立法或从经营者责任，或从非营利公共团体功能，或从行政机关职责设立各种法律规范对食品浪费进行削减，而对消费者义务不明确。我国从食品浪费现状来看，餐桌浪费最为严重。在食品供应链上参考国外规定，规制从田地到餐桌的过程，尽管可以减少浪费，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德国、日本通过行政指导方式减少餐桌浪费的模式值得我国学习，但是行政指导缺少强制力，若照搬引入中国效果令人担忧。要想通过立法政策真正解决食品浪费问题，《消费者法》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市民法中心原理”不同，我国的立法从理论上更加倾向于“社会法中心原理”。这给我国《消费者法》明确消费者义务的立法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我国《消费者法》引自大陆法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消费者法》最重要的体现形式之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纠纷的解决机制。大陆法系中，《消费者法》通常被定位成民法的特别法，是保护作为合同中相对弱势群体的消费者的私益而制定的民事合同救济的法律规范。大陆法系现行的《消费者法》从理论上是由“合同规制”与“安全规制”两大支柱原理构成的。“合同规制”原理关注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缔结合同的内容与过程，通过消费者合同法进行一般性规定，并通过“行业法”这一体系对特定领域进行特别补充。其法律效力的保障在理论上是通过民法上的违约责任来保障实现的。与之相对，“安全规制”原理指的是消费者参加市场活动时，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能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财产等法益造成侵害，通过法律规制排除不合格的经营者，禁止提供具有危险性的商品和服务。同时，经营者有自我检查和质量保证的义务，其法律效力是由行政法以及刑法上的强制执行手段来实现的。在日本法学家大村隆治的广义消费者法体系下，“合同规制”原理下的《消费者法》被称为“消费私法”，“安全规制”原理下的《消费者法》被称为“消费公法”[6]。“消费公法”的视阈下，我国的《产品质量管理法》《食品安全法》《反不当竞争法》等法律规范则从经营者义务的视角保护消费者权益，即将经营者的不法行为设定为对社会公益的侵害，通过行政权力保障公益。而整个《消费者法》体系都缺乏消费者义务的视角。消费者由于自身消费行为而对社会公益造成侵害时，如何进行规制，在立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失，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国外法学理论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中民事法律规范的立法原理总结为“社会法对市民法原理的必要修正”，被推崇为更加科学灵活的一种立法原理。近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是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法律规则，坚持法律主体之间自由、平等、独立的相互关系，尊重所谓的“市民法原理”。但是伴随着自由的经济活动进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距加大，“市民法原理”所崇尚的绝对平等、自由、独立原则受到挑战，就必须要依靠“社会法原理”加以修正，才能兼顾更大的公共利益，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消费者法》义务观在立法论上成立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独有的社会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体现。日本《消费者法》立法论专家后藤卷则认为，《消费者法》是复合法学领域的重要一员。《消费者法》除了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能得到有效救济，具有民事法要素，还有《行政法》《竞争法》《行政程序法》《刑法》等要素混合的复合法律领域[7]。在我国《产品质量法》《市场监管法》《刑法》《行政法》乃至《广告法》《竞争法》等都渗透了《消费者法》的整体性立法需求。立法的复合化为消费者义务的明确提供了转机。从现代《消费者法》的构成来看，用于明确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私法救济规则虽然依然是《消费者法》的核心，但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则已经多于民事规则，消费者行政规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当代法治国家中，行政是限制市民国家的国民自由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由于民法领域中社会法意识对消费者法的深刻影响，现代“消费者行政法”也是消费者的保护行政法，几乎所有的消费者行政法都用于整肃生产质量、市场规范、合理宣传等领域，一切目的都为保护公共利益。社会法意识将弱势群体的利益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一点的理解上是狭隘的[8]，至少在食品浪费这一行为上，公共利益的理解是不足的，这也造就了消费者义务观在立法活动中缺失的现实状况。消费者行政法不仅应作为保护消费者的事前救济与损害防范的法律规制，更应成为规范消费行为，防止其对全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的制度规范。未来《消费者法》的立法目标应从单纯“保护社会公众的消费者权益“延伸到“保护市场秩序与全社会消费安全”的立场上来。那么通过增加消费者义务来防止食品浪费对粮食消费安全就具备了立法学上的正当性。从“保护市场秩序与全社会消费安全”的目的上来看，权利—义务视角下的消费者法立法应当在公法—私法积极协动的体系下来建立。一方面，民事法为基础建立的消费合同法律规范维持社会法的基本思维，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行为，明确其责任义务，保护公平稳健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行政法从产品质量、公平竞争、合理宣传等领域规范经营者行为的同时，明确消费者合理消费的义务，保护市场秩序的同时兼顾保障全社会消费安全。例如，消费者不得过度浪费，不得囤积居奇，不得过度消费推高物价等消费者义务。同时设立罚则，对消费者破坏“市场秩序与全社会消费安全”进行严格适度的处罚。（三）完善执法机制，建立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我国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食品及餐饮浪费问题，需要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两个方面来抓。切实有效的政策给予执法规制明确的依据，而严格高效的执行程序也是政策效果的保障。我国可以根据需要，将规制食品浪费、食品循环利用、食品质量监管等的职能整合为专业化的执法队伍，以确保规制食品浪费的政策得以有效执行。

在食品浪费的规制问题上，各国立法各有所长，却有共同的制度缺陷。我国可以在参考其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兼顾好奖励、处罚、责任分配、行政指引等方面，多管齐下。更需要依靠我国法制体系的优势，完善消费者义务，明确奖惩措施，使规范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切实可行，为实现保护市场秩序与全社会消费安全的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越性，依法杜绝食物浪费的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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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择范文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铁路，建设，标准

国际化，路径经过多年创新发展，我国铁路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标准体系，与性价比高的工程建设周期和成本、先进的技术装备、成熟的运营经验一同成为中国铁路承揽国际项目的主要竞争优势[1]。推动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1现状综述

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建设标准需求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地质地貌复杂多变。恶劣的地理环境对建设标准要求较高。加上运量普遍不大，项目经济效益较差，建设资金筹集比较困难，使用标准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的推进。我国在“一带一路”铁路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国际和发达国家地区标准需求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ISO）、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标准（EN）、美国铁路工程协会标准（AREMA）等。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美洲及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大部分未形成自成体系的铁路标准体系，通常不会设置技术壁垒。但从已开展的项目建设经验看，在铁路欠发达地区也存在一些障碍，如要求采用本国、欧盟、UIC等铁路标准，或者虽然决定采用我国铁路标准，但会在合同中附加“不得低于欧洲同类标准”等额外说明，还有一些项目虽然采用我国铁路标准，但要求由第三方进行监理。上述情况都会给我国标准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壁垒。以伊朗德伊高铁为例，伊朗希望全面采用欧洲标准开展设计，其电气化工程业主明确要求不得采用我国标准，并请欧洲咨询公司开展咨询。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与我国公司开展标准之争，以欧洲标准如TSI、EN等的理念要求我国承包商按照欧洲习惯开展工作，不仅是设计标准，而且设备标准、RAMS标准都要求按照欧洲方式[2]。“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非洲法语区国家，在铁路工程领域使用的标准以法国标准为主，其他各国标准为辅，标准包含原法国标准中没有录入到欧洲土木工程技术标准主体的大量内容。例如：科特迪瓦、乍得、卢旺达、中非、多哥、加蓬、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喀麦隆、刚果（布）、贝宁、尼日尔、布隆迪、塞内加尔、吉布提、马达加斯加、海地、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纳哥等国家。我国标准并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中采用的主要标准。我国铁路建设标准主要应用于中部非洲国家以及采用中国贷款的项目中。大多数项目是采用欧洲标准，或采用以国际通用或认可的标准为基础，结合使用中国标准这样一种混合的标准体系。即便是采用中国标准的项目，其技术标准也会结合项目情况以中国标准为基础进行局部的调整和修订[3]。1.2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标准体系差异情况。我国铁路标准是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适应中国地理、环境及资源，充分反映市场需求的条件下，以创新成果为支撑，借鉴国际标准和先进技术，系统总结铁路建设和运营实践基础上制定的。现行铁路工程建设主要标准共1,882项，其中现行国家标准160项，现行行业标准数量为国家标准数量的10.6倍。2017年，我国铁路团体标准数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对于缩短铁路标准制定周期、提高铁路标准化活动的社会参与度具有积极作用[4]。我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覆盖了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铁路工程建设领域全过程各个环节，基本上能够“自成体系”，相比EN标准对铁路特点直接相关的线路、轨道、信号等做了详细规定，而对于测量、地质、基础设施（桥、隧、路）等采用与交通、水利、建筑等土木行业通用的技术标准，我国标准体系组成内容更全面。我国铁路标准体系与国外标准在标准体系结构框架、制定理念、指标规定方式、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EN标准是按照安全、功能等不同类型划分，采用相互关联的模块化方式编制，各标准文件之间引用十分普遍。另外国际及发达国家标准更侧重于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而我国标准更侧重于制造要求，规定较细。EN标准通常是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相关设计参数或技术指标，而中国标准多数未给出计算过程，而是根据计算基础或试验结果，直接规定了具体要求及技术指标，更注重可操作性。与世界其他国家铁路技术标准体系相比，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兼容性更强、适用性更广[5]。1.3我国铁路标准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融入状况。我国推进铁路技术标准融入国际标准体系的范围与深度不断加强，参与铁路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包括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269）、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9）和UIC，承担了相应的若干领导层职务，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及技术交流工作。ISO/TC269自2012年3月成立以来共6项国际标准，其中我国主持制定1项。IEC/TC9的99项铁路相关标准中我国主持制定8项；已立项32项，其中我国牵头负责3项。UIC约600项标准，其中我国主持制定20项[6]。在标准互认方面也快速推进。

2国际借鉴

2.1日本。日本通过构建以政府为核心的技术标准国际化体系、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担任要职、力推优势技术进入国际标准、提交新国际标准原案、加强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结合、简化国内审批程序、加强技术标准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手段和措施积极推动实现铁路技术标准国际化。ISO/TC269现任主席由日本资深研究员担任，秘书处曾由日本承担，设立在日本铁道国际标准中心，日本铁路界69人担任专业委员会秘书、23人担任分科委员会秘书。IEC共有会员国86个，日本为常任理事国，现任IEC副主席和召集人由日本三菱电机公司顾问担任。在184个专业委员会中，日本承担TC秘书处一直保持23个。欧盟对IEC/TC9可以采用“快速程序”审批法，简化工作草案提交等流程，在2006年CEN以“快速程序”提出涵盖车辆、电力、信号设备的IEC/TC9/WG44（铁路设施-设备的环境条件）项目的条件下，日本通过担任该工作组的组长，主导了标准方案的审议，淡化了欧盟采用“快速程序”带来的不利影响[7]。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十分重视加强对国内标准国际化机构的指导和协调工作，注重开展技术标准国际化政策、流程等的宣传贯彻工作，增强业内相关企业的国际标准化意识，加大对优势技术重点提案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技术标准领域专家型人才的培养力度。2.2欧洲国家。1991年，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与ISO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即“维也纳协议”，设计了双方联合制定标准的基本模式有ISO主导模式和CEN主导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有ISO标准时，CEN直接采用为欧洲标准。无ISO标准时，CEN优先向ISO提出制定标准的计划。ISO参与CEN的标准草案阶段工作，双方都确保一致性确认和批准过程同步，同步，互派代表参加技术会议。CEN负责对来自ISO成员中非欧洲成员的意见做出充分回应。1996年，欧洲电工委员会（CENELEC）与IEC达成“德累斯顿协议”，双方共同计划新工作项目，双方对国际标准草案进行并行投票表决，以适应市场需要，加快标准制定过程。CENELEC统计报告指出72%的CENELEC标准等同采用IEC标准，6%的CENELEC标准以IEC标准为基础。欧洲电信标准学会（ETSI）与国际电信联盟（ITU）也有密切合作关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通过欧洲三大标准化组织，既实现了欧洲国家的标准互认，又实现了与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互合作和标准互认。2.3美国。美国积极用美国标准和美国标准化工作来影响国际标准和国际标准化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80%的工作有美国参与，美国目前承担138个ISO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494个召集工作的工作组和25个IEC/TC/SC秘书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同其他政府机构和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及其成员都把参加ISO，IEC及其他国际标准组织的重大活动作为工作目标，排除对美国出口构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际标准的制定。NIST工作人员在大约180个国际标准化委员会和国际工业合作组织中代表美国利益，以防止在重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制定歧视美国产品和技术的国际标准，并为此而协调本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关系。美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已形成了以ANSI为主导，政府、协会及企业积极参与的国际标准化活动参与体系及跟踪体系，在战略政策上以美国标准国际化为目标。在策略方式上抢占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ANSI制定的《美国参加ISO国际标准活动的程序》（简称“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参与处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件的程序；二是组成与认可美国技术顾问组（TAG）的程序。为参与ISO活动，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ANSI设有ANSI/ISO理事会，并下设ANSI国际论坛。ANSI设有名目繁多的技术顾问组，便于更加深入地参与ISO工作。ANSI顾问组的核心目标是参与ANSI对ISO政策和技术文件及活动的工作，并通过通信方式提出代表美国立场的主张。“程序”规定美国所有的ISO技术顾问组都必须得到ANSI的认可，并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工作。ANSI还设有针对IEC的理事会，下设技术管理委员会。另外，ANSI还设有国际政策委员会，专门开展国际标准政策的研究。美国国际标准化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民间标准化组织的实力雄厚，影响力强大。包括ASTM、AREMA在内的许多民间标准化组织，其所制定的标准被各国广泛采用，形成了事实上的国际标准，这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标准国际化的实力和进程。

3路径选择

3.1标准主导者定位的国际化路径。标准主导者指能够发起新标准提案，拥有基本知识产权，能够主导和控制标准化过程的技术开发者。标准主导企业或技术机构要充分利用我国铁路建设先进技术标准，依托UIC、ISO/TC269和IEC/TC9等铁路国际标准舞台，积极主持、承担相关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提升我国铁路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将推广应用我国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国际标准作为标准国际化的路径和主要内容方式。3.1.1标准翻译和使用。对于已有中国企业承揽在建铁路项目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如肯尼亚，应努力将承揽项目作为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示范工程进行建设，积极推动和使用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对于采用我国标准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如埃塞俄比亚，由国内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中国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根据国家标准英文版的制修订工作程序制定后，由我国的标准化主管部门向这些国家提供标准英文版。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为当事国培养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让其了解、熟悉并使用我国标准。对于具有一定铁路技术和标准基础但尚无铁路示范工程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如南亚和东非，可以通过参与其标准体系建设、重要标准制修订，开展标准双边交流等形式，不断推进中国标准被这些国家认识和接受。3.1.2国际标准制定。对于双方联合制定国际标准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由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国内技术专家，与标准使用对象国的技术专家加强沟通，对国际标准的目标、范围与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联合提出国际标准提案，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程序推进标准研制工作。3.2标准参与者定位的国际化路径。标准参与者与标准主导者相比话语权较弱，处于模仿创新和追赶阶段。标准参与者，例如企业或技术机构，要利用信息优势和后发优势选择标准体系，剖析相关标准实际运用情况，以选择抢占多标准共存的市场为首要目的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实现技术和产业的国际化。标准参与者应注重标准和标准体系差异研究，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和交流，主动跟踪国际组织铁路标准的制定。3.2.1标准比对和借鉴。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原有铁路标准要兼容、融合，开展标准技术内容差异比对分析，学习美国、日本、欧盟等铁路标准发达国家的标准产出模式，提高标准的创新能力。利用团体标准的灵活机制，加快实现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的形成，借助工程和装备国际贸易及时输出中国标准，并获得所在国认可。3.2.2标准互认。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成为UIC、ISO/TC269和IEC/TC9正式成员的国家，应以国际标准作为双方铁路标准互认及标准化合作的基础。对于能够相互认可对方国家标准的国家，应根据铁路建设发展需求研究提出标准互认清单，积极组织双方签署标准互认协议，通过履行标准主管部门正式行文，在标准化机构官方网站上公布标准互认清单等程序保证互认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对于采用发达先进国家铁路标准提出我国标准提案，应遵循我国标准制定程序要求，由相应技术委员会完成标准立项、征求意见、送审、报批等工作流程。当标准跟随者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国际化之后，其路径与标准主导者的路径会趋于基本一致。

4结语

路径选择范文篇8

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担保体制的产生，这种体制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抵押担保难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虽然各类担保机构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担保机构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政策、法规不到位；规模普遍偏小；经营不规范、存在超范围经营；没有建立稳定的担保资金追加补充机制与风险补偿机制；商业银行对担保机构风险承担能力的担忧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担保公司的发展，限制其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发挥作用。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设计与运作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设计。中小企业集群组团融资，是集群内一组企业把各自的资金需求集合起来向金融机构进行批量融资的行为与过程。具体是指集群内核心企业牵头组建集群财务公司，并由集群财务公司汇集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将这些贷款申请组团后，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再由集群财务公司将所融得的资金在集群内部分配（具体见图一）。图一：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图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运作。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运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组建中小企业群。中小企业群的组建必须围绕核心产业生产经营，并且每个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要明确，能在一段时期内较为稳定，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地理接近、产业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很频繁，同时集群内企业家之间要有较好的人缘、地缘、血缘关系，能形成复杂的社会资本网络，集群内部信息传递速度要快，集群财务公司能够很容易获得与集群内企业相关的信息。组建集群财务公司。组建集群财务公司的关键在于选定集群内核心企业，并有其牵头组建集群财务公司，集群财务公司的主要工作在于汇集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将这些贷款申请组团后，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再由集群财务公司将所融得的资金在集群内部分配。组团担保与融资。集群财务公司将这些零散的贷款申请一起汇总，利用收集的相关信息，对这些贷款申请作筛选，决定是否为某一笔贷款作担保以及担保的额度等，然后将通过筛选的贷款需求统一组团，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集群财务公司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各自对自身的债务负责，组团成员间不承担连带责任。

建立健全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与体制。一是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允许符合条件的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运用企业债券、中期票据、信托计划、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发行股票等多种融资渠道，形成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在内的多元化融资结构，改变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结构。二是推进项目融资创新。大力开展建设—转让（BT）、建设—运营—转让（BOT）、转让—运营—转让（TOT）和政府项目与民间合作（PPP）等多种融资方式，吸引各种社会闲散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这样可以消化融资平台风险，促进项目投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建立健全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和偿债机制。一是把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偿还纳入预算进行安排，按期足额偿还。二是建立与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中公司债务规模相适应的偿债风险准备金，除了将集群财务公司平台的投资收益纳入其中，加强对风险准备金的监督和管理。三是细分集群财务公司平台的性质，实行差别管理政策。如对融资平台的借贷、用资、偿债等环节实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的压力和降低潜在的债务风险。集群财务公司应拓宽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目前集群财务公司大多数采用贷款融资方式，直接融资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直接融资的条件较高，另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融资平台，因此，集群财务公司应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一是吸引风险投资资本，将发展前景较好的部分优质中小企业资产进行组合，向PE和VC(私募基金和风险资本)推销，以引入较好的投资者，带来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二是集群财务公司推进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计划，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解决资金问题，以增长企业凝聚力，留住优秀人才。三是集群财务公司搭建股权债券交易平台，使中小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股权和债券的转让，优化中小企业的资金机构四是加快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商业银行应建立更为审慎的融资平台风险管理机制。一是规范贷款担保方式。要求集群财务公司提供合格足额的抵押物，所有抵押资产的价值应在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基础上，参照当地同类资产市场价值进行综合评估，落实合法有效的土地房产抵押或接受有代偿能力的第三方担保，杜绝地方政府纯行政性或政治性担保行为。二是督促集群财务公司融资平台建立切实可行的偿债机制，明确偿债资金的来源、用途及具体还贷安排。三是建立足够的风险拨备基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呆坏账。四是严格界定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对于融资平台支持的纯政策性项目融资业务，应审慎经营。

本文作者：胡年芬工作单位：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路径选择范文篇9

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政府旅游宣传促销工作体系

旅游业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旅游宣传促销的一个宏观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地方旅游总体形象，改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知名度。这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尤其是客源市场的开发、整体形象的塑造，不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加强政府导向，实现政府主导。政府作为宣传促销的主体，是宣传促销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在一些旅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旅游业总体宣传促销早已成为创国家、地区形象的政府主导型工程，旅游业的竞争，已经成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综合领域中竞争的重要阵地。在我国，随着旅游业自身发展和壮大，随着扩大内需引导消费政策和假日经济的出现，很多地方在不同程度地实现着这种转变。近年来很多省市组织了省市政府主办、省市领导亲自带队的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思想重视阶段向实际推进阶段的一次跨跃。值得欣喜的是，十堰市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旅游宣传促销工作，并做了相关工作。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旅游宣传促销重要性的认识，把如何做好旅游市场的营销工作，开拓客源市场，作为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关注和重视的首要问题。一是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进行旅游形象宣传。在宣传促销过程中，企业往往不够积极，有的甚至极少开展，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和整体优势。政府应在旅游宣传促销上发挥更大作用，将宣传促销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来研究、规划、组织、协调和推动，凝聚各方力量，在经费和人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一些大的宣传促销活动，努力提高宣传促销效果。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市场制定相应的促销策略，明确主题，形成整体宣传促销方案和体系，内引外联，牵头组织好跨区域、跨行业的合作和交易，如旅游博览会、展销会、洽谈会等，为旅游企业提供产品促销平台，创造商机。二是要形成旅游部门牵头、部门联动的局面。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产品一般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需要联合不同的地区、部门、行业共同开展宣传促销。因此，要充分运用各个部门的宣传力量和宣传渠道，发挥各部门的宣传优势，形成旅游宣传促销的立体攻势。旅游部门作为旅游宣传促销工作的主体机构，应主动担负起策划、组织、协调的作用，为各相关部门服好务，为各旅游企业服好务。要从宣传主题、宣传材料等方面，给予各部门、各旅游企事业单位以支持或指导，促进部门联动，发挥整体效应。

二、调动企业积极性，实现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

整合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旅游的社会热点效应，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整体合力，营造强大的旅游宣传促销攻势。一是要建立政府搭台、企事业单位唱戏的模式。由于资源的共有性，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者并不必然是客源的获得者或客源的独占者，不进行宣传促销的企业也可获得一定的客源，客观上存在着不种粮只收粮的可行性和现象。这种现象阻碍了联合促销的整体推进，势必出现宣传促销乏力的局面。因此，要着力提高企业自主营销能力，千方百计调动和发挥旅游经营单位市场营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消除旅游经营单位对政府宣传促销的依赖性。二是制订营销激励政策，调动旅游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要尽快争取出台各种奖励措施，引进竞争机制，对积极参与宣传促销工作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给予优惠和经费上的扶持。要把旅游企业参加国家、湖北省、十堰市组织的重大宣传促销活动的情况作为考核、表彰的依据。三是充分发挥旅行社的带动作用。旅行社是旅游产品的采购者和组合者，也是旅游产品的销售者和代销者，在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各旅游企业应在政府牵头组织下，与旅行社一起，做好旅游线路设计和产品包装，做到宣传在前，旅行社促销迅速跟进。要把旅行社的组合功能与景区等企业的形象宣传要求结合起来，把形象和产品结合起来，以产品带动形象，以形象促销产品。

三、制订宣传促销总体方案，提高旅游宣传促销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旅游宣传促销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国家旅游局从1992年开始连续五年推出系列促销主题，在此基础上，1997年为中国旅游年，1998年－2000年又推出华夏城乡游、生态环境游和神州世纪游活动，全面地、系统地、有计划地推出我国的旅游产品，让世界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有针对性地在国际旅游市场开展宣传促销，使旅华人数和创汇额逐年增长，在世界旅游业的排名中不断升位，就是对旅游宣传促销进行规划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例子。一句话，策划和设计是获得市场的必要手段。十堰也应如此，要根据市场情况，结合自己实际，制定一个几年宣传促销总体方案。对周边市场怎样开发，远程市场怎样开拓，如何巩固和发展传统市场，如何开辟和培育新兴市场，各类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十堰旅游产品开发如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并系列推出，今年做什么，明后几年做什么，旅游部门、企业、相关行业如何围绕总体目标开展工作，几年内各种宣传促销如何有机联系，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整体推进等重要方面进行富有创意的策划、科学的设计和系统的安排。克服并改变“各自为政、孤立零散”、“宣传促销无长远计划，想到什么做什么”等无系统性整体性的被动促销状况，使宣传促销工作具有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这份宣传促销总体方案应主要包括市场调研计划、方法、手段；市场发展预测的工作安排；在以市场导向开发旅游产品的基础上系列推出十堰市旅游产品的方法、步骤、措施；宣传促销的形式、内容、手段、计划，相互的联系、衔接与配合；效果的检验及措施的调整等。旅游宣传促销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目前，十堰市还没有制定出全市旅游宣传促销总体方案。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旅游宣传的整体思路出发，根据市场情况，结合自身实际，尽快制定一个几年宣传促销的总体方案。宣传促销方案经过充分研究论证，提交十堰市委和市政府审定。各级旅游部门、旅游企业和相关部门行业依审定后的方案实施。

四、重视并利用好网络等新兴媒体，创新媒体宣传渠道和手段

当今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必须重视和利用好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对十堰旅游进行宣传促销。一是要建设好自己的旅游品牌网站。建设好一个好的旅游网和各景区的官方网尤为重要，既能展示十堰旅游资源，又可对十堰境内的知名景区进行整合包装。官方的网站应大气、美观和艺术，最好有英文版、法文版、繁体版，以方便日韩、东南亚、欧美和台湾网民访问。同时，可以建设、包装一个好看、好听、好玩的十堰旅游便民大型网站，与政府官方网站形象不同，此网站更为实用，里面有旅游地图，标注十堰和周边境内景点位置、车程路线等，充满娱乐气息，能看景点视频，能听景区歌曲，还可以看到描写有关十堰各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诗歌民歌、散文小说等，以及经典的影视剧作品。网民在这里看到各景区交通、住宿等条件，查询得到旅游线路，也可以预订酒店、车票和飞机票，同时回答游客或潜在游客的咨询和疑惑，化解一些小纠纷等等。一句话，网站尽量贴近百姓的实际需求，“食、住、行、游、购、娱”的旅游六要素都能在网站上查询和表现到，使他们的访问和浏览轻松而有趣，能够得到有效信息。二是网络宣传“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走出十堰，联合国内外知名商业网站、旅游网站和公益网站推介宣传。可以多在搜狐、新浪、腾讯、网易、人民网、中新网等门户网站新闻信息，还可适量投放十堰旅游的网络广告。接受或创造这些媒体的专访、在线直播、网民交流等，也能联办一些旅游专项活动或栏目，保持十堰旅游的温和、亲民和有活力的精彩网络传播形象。还要与国内外知名旅游机构、旅行商网站进行链接，上传十堰旅游电子宣传册等。另一方面，多邀请网络媒体来堰采访或制作节目。可以开展“魅力十堰游———中国网络媒体十堰行”大型采访团来十堰实地采访采风活动。活动可以每年举办一次，最好能与传统媒体的此类活动分开。邀请主要门户和旅游网站，到十堰来走一走，看一看，既能调动网络媒体的积极性，又能长时间实现十堰旅游资源的网络传播。三是开发一部蕴含十堰旅游资源的商业网络游戏。网络游戏深受网民喜爱，网民参与者较多，其对参与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大，如《三国风云》、《热血三国》等游戏的开发上市取得较大成功。十堰的各景区历史文化深厚，传说众多，还有较多的神秘色彩，尤其是武当山的知名度较高，这些都能成为网络游戏创作的素材，比如游戏的背景和道具、游戏的内容主题等。可以开发一部名为《武当》或《武当风云》的商业游戏。一切设计与武当山水、人文、历史、地理等结合，情景模式可仿效《三国风云》游戏。可在游戏中设计武当山景区内以打斗通关为形式的武侠对打或枪战，丹江口水库上的水军大战，汽车城里的赛车飙车，房县、神农架的野外探险之旅等等。这部网络游戏里既有十堰的真地真名，又有十堰的风光美景，既有十堰的历史传说，还有一些隐形植入式旅游广告。虽是游戏，但在娱乐中起到很好宣传十堰，提高十堰知名度的作用。爱好网络游戏者大多是中青年人，尤以青少年为主，他们是旅游市场重要的客户或潜在客户。这种游戏是可以上市发行的，已有成功的盈利模式可循，能够在互联网和手机上运行，必将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是开展十堰虚拟旅游在线游戏项目。这个项目是基于网络的，以十堰的旅游宣传为重点的开发项目，目前有技术和宣传推广做保障，项目的实施能够顺利进行。此项目将通过在线游戏的形式，利用流畅舒适的交互、精美的游戏界面及角色、互动的游戏内容等方式综合加深浏览者的用户体验。在游戏中既可以浏览景点，获得最为直观的旅游信息，又可以结交旅友，直接与十堰本地旅游机构进行交流，增加了游戏的社会效应和推动能力。虚拟旅游游戏的主核心为互动及展示两个模块。互动指的是此游戏的玩家可以通过游戏方式，与数据库、NPC以及其他玩家产生互动，并可以通过小游戏的方式赢取游戏点数。在游戏中，玩家可以自由地选择主角的性别、外貌、服饰等个性化元素，并可以在游戏进程中进行低对抗性的人机游戏（如知识问答、拼图等等），若获胜后可取得相应的点数，以获得更多的游戏权限及奖品（景点门票、企业提供的旅游赞助等）。展示指的是相关旅游信息的传播方式，通过整合视频、动画、图片、文字、声音等多元媒体元素，让玩家在游戏进程中欣赏到相关景点的风景、人文信息，增加景点对玩家的吸引度。在无形中传播旅游信息，吸引更多的玩家到十堰游玩，达到旅游网站的宣传目的。据笔者了解，此项目开发周期为2个月，费用大致不会超过10万元（包括制作及宣传）。游戏既可挂置在专门网站上，也可开发成为手机游戏。它将是我省第一个以在线游戏作为卖点的旅游宣传工具，在本省占有文化产业开发以及旅游宣传的两个优势。据笔者了解，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就曾开发有“骊威”连连看游戏，把汽车销售与虚拟游戏结合在一起，“骊威”汽车销量大增。

路径选择范文篇10

一、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坦然面对

《吕氏春秋》说：“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也就是说，生与死的现象及其本质问题都是圣贤所要认真面对并加以审慎思考的问题，有了对于生与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就会以相应的适宜的态度对待之。《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话，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人的生命也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

杨雄把“有生必有死”视为“自然之道”，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在他看来，有生命者必然就有死亡，有开始则一定会有终结，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也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始无终者，乃长生不死。”二程也说：“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正是基于这种对生与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儒家更重视现实人生问题，而对死采取一种比较坦然和淡定的态度，正如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当问及鬼神和死亡的问题时，孔子教育学生从现实出发，要重视人事和人生的现实。李贽说：“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失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仍可伤尔。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通过对生与死的必然性的认识，提出可以不必悲伤于死亡，重要的是关注今生，把握今生。

王夫之也从生与死的自然现象，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说：“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离事近忧，乍亡必惊，徐来非故。则哀戚哭踊所以留阴阳之生，靳其离而惜其和，则人所以绍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依之为哀，而不依之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由此，王夫之也主张并充分肯定了对于生与死的“顺”与“宁”的态度：“盖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存顺而没也宁。”不仅如此，在生与死、成与败的问题上，他还提出了“守气”说：“生之于死，成之于败，皆理势之必有……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凡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在对待死亡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即正视生死，坦然面对死亡，既爱惜生，又不畏惧死，亦即不为生死问题所累。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

二、儒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反对在生死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

天地生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儒家天人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认为，人与宇宙万物一样，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又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不同，有着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拟的价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与人相提并论。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话，反映了他对人的存在地位及其价值的肯定。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也就是说，人是天地基本品质的体现，是阴阳交感的结晶，是鬼神精灵的荟萃，也是宇宙间五大元素的英华。《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论述，都反映和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超拔万物，具有崇高地位和价值的思想。周敦颐提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灵”者，他说：“(阴阳)二气交感，生化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既然人“最为天下贵”，是世间万物之“最灵”者，那么，人就应当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当季路向孔子请教“死”的问题时，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这一回答，反映了其重视人生现实、关注人的现实生命的思想，也确立了儒家“重生”的基本人生态度。《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有没有危及人的生命，有没有人受伤，而不问及马的情况。在今天看来，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在孔子当时的时代，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和牛马一样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因此孔子特别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则有着不同于寻常的意义，反映和表现了他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和关心。孔子还明确提出反对人殉，对殷商以来残害生命的人殉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认为即使使用偶殉也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残忍而不仁的：“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孟子·梁惠王上》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来，即使用木偶土偶等来殉葬，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即使是奴隶的生命也同样有着作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孔子及其儒家学者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还反映和体现在其反对战争的思想上。《论语》载卫灵公向孔子请教用兵打仗之法，孔子的回答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并在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其实，孔子并非不懂军旅之事，他以礼、乐、射、驭、书、数“六艺”教授弟子，其中的“射”、“驭”两项技艺都与军事有关。孔子之所以拒绝回答卫灵公的问题，是因为他深知战争意味着对于生命的伤害和杀戮，而这正是孔子所深切担忧和强烈反对的。孟子也对战争和杀戮持一种强烈反对和深恶痛绝的态度，针对春秋以来战争频繁、大量杀戮和生灵涂炭的情况，他特别评价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就是因为“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而驱使百姓作战，致使其暴尸郊野，骨肉糜烂。大败后

为了再战并获胜，又驱使他喜欢的子弟去死战。在孟子看来，这是极为不仁的。面对当时各国君主穷兵黩武，“未有不嗜杀人者”的情况，当梁襄王问他究竟谁能够统一天下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认为不好杀人的国君才可以统一天下。当有人说“我善为阵，我善为战”时，孟子却认为其实这是“大罪”。正是从关爱生命、珍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孟子强烈反对和谴责大量杀戮和残害生命的战争，提出了“仁者无敌”的主张，他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作为一项道德要求和一种人生态度，不但是对人的，也是对己的。儒家认为人作为天地间的最高价值，要尊重、关爱和珍视他人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和珍惜自身的生命。所以，儒家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也反对轻生自杀等在对待生命和死亡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论语》载孔子的话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孔子看来，徒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是不能让人赞同的，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无谓的死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的，也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孔子提倡“临事而惧”，主张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孟子也提倡珍惜生命，主张遇事小心谨慎，不作无谓的牺牲，所以他说：“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

《论语》曾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围绕管仲是否应该自杀、不自杀是否合于仁德等问题的讨论。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师傅，当公子纠被其兄齐桓公杀害后，召忽自杀，这体现了对于君主的忠诚，是符合当时所要求的君臣之义的道德行为。但是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了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对此，子路和子贡都提出了疑问，认为管仲没有仁德，而孔子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管仲帮助和辅佐齐桓公得以不用武力而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同时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百姓一直蒙受到他的好处和恩惠，而没有“被发左衽”沦为夷狄，这些都是管仲的仁德，我们不能要求他像普通男女那样讲求小节小信，自杀于山沟之中。可见，在生死面前究竟何去何从，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关键是看其目的和效果，如果选择生是为了大众百姓，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仁，那么这种选择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孔子对于管仲没有选择自杀轻生的行为和不做无谓牺牲的人生态度不仅没有加以指责，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称其“如其仁，如其仁”。

正是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关爱和珍惜的理念，儒家注重养生，主张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尚书·洪范》把长寿作为人生五大幸福之首，而把不得善终作为人生六大不幸之一。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孔子根据不同年龄段人们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修身养性的不同要求。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不可以伤害身体，更不能危及生命，这是人们进行道德修养，达到君子的理想人格所必须要做到的，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身体基础和前提。

三、儒家主张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

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对死又持一种慷慨凛然、泰然处之的态度。在孔子看来，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仁”的原则，那么，当需要在生与死面前做出选择时，也应当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一味地贪生，而在于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实现“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孔子还把“见危授命”视为“成人”必备的一种品德和素质，他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孔子看来，见到利益便能想到义的要求，见到危险能够献出生命，长久处于贫困仍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备的人了。他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生死关头，当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时侯，决不能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应当义无反顾，舍生取死。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里，孔子以“见义不为”为“无勇”，认为见到该做的事，即使面临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才是真正的勇、最大的勇。荀子也把“重死持义”视为“士君子之勇”，他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与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主张相一致，孔子把对于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主张以身殉道，提出“仁以为己任”，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认为为了真理(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也是无怨无悔的。朱熹的话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备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隗。”

孟子在谈到生死问题时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体现了儒家在生死问题上的崇高气节。孟子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在应该挺身而出的时侯，决不能怯懦退缩，袖手旁观，否则就是贪生怕死，不仁不义；为了坚持道义，就应该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乃至视死如归。

《吕氏春秋》中说：“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里也是主张生死由义，在生死面前以“义”作为取舍的标准。张载对生与死持一种“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的轻松淡然的态度，他说：“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可见，“当生”与“当死”的标准不是别的，而正是“惟义所在”。朱熹也说：“义无可舍之理。当死而死，义在于死；不当死而死，义在于不死：无往而非义也。”

荀子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王夫之也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人人都知道生命的可贵，都有求生的欲望，并且人们希望生存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厌恶死亡的心情也是很强烈的；然而人们在生死面前，有生存的机会却选择死亡，自觉自愿地舍生取死，这并不是不希望生存而但求死亡，而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应当舍生取死，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生是不对的而选择死才是对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贵生恶死的要求，但自愿的“舍其生”，“不欲生而欲死”，是因为“死得其所”，选择死合乎仁义道德的要求。

四、儒家推崇死而不朽，并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建功立业，为宗族、家国而献身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日：‘古人有言日，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

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对于“不朽”的理解和追求，有着不同的境界。范宣子讲的是宗族的不断发展和延续，而叔孙豹讲的则是“虽久不废”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追求的是永远的不朽。这种追求精神不朽的思想，为孔子、孟子和后来的儒家学者所吸取和发展。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就是说，君子最害怕离开人世时，不能著名于世。一个人死后，如果名字不为人所称述，是该引以为憾的。《论语》中曾对比齐景公之死与伯夷、叔齐之死，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齐景公奢侈腐化，一生无功无德，所以死了后，人们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好的行为可以称述。而伯夷、叔齐所以至今还被人们称颂，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气节。孟子曾称赞伯夷为“圣之清者”，并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可见，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即使穷困潦倒，只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其行为和于仁德、高尚正直，死后也会为人所赞颂。

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认为君子终身之忧是不能死而不朽：“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忧患，达到死而不朽呢?孟子认为，君子有垂创之举，即为不朽，“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不论孔子还是孟子，在认识到死亡的不可抗拒性后，都不主张任其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与死亡抗争，在有生之年要奋发努力，建功立业。即使在衰暮之年，当死亡即将到来时，也仍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通过发奋努力，建功立业，从而名垂青史，这就超越死亡而达到永恒。孔孟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韩诗外传》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尾生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存乎身，名传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则非恶生而乐死也，恶富贵好贫贱也，由其理尊贵及己而仕，不辞也。”这里，比干、尾生、伯夷、叔齐以杀身成其忠、成其信、成其廉，所注重和追求的，是“名传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张载也说：“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长在。”这里所强调的都是追求死而不朽，即将个人的生命投入到社会人群的大生命之中，以对社会、他人的贡献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强调对于仁义的追求重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