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力范文10篇

领导权力范文篇1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力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力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力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

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公务员之家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力范文篇5

一、把握关键，要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领导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不仅党的领导和机关要严格遵循，政权机关同样要严格遵循。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实践一再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得好，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就有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班子就会出问题，个人也会出问题。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是要严格落实“十六字”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凡涉及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按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而且一经作出决定，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二是要严格落实个人分工负责制。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的落实。对那些过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要严格规范、合理配置和科学分解，使分解后的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减少或杜绝在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正职对党委和上级负责、副职对正职负责，切实加强班子的内部监督。三是要严格检查、赏罚分明。要加强对贯彻集体决议的检查，及时总结经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坚持做到奖惩分明。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执行集体决议过程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各行其是，把自己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拒不执行决议者，以及失职渎职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二、突出重点，要在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上下大力。党的十六大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从严监督，关口前移，防范在先，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事前监督，一是要抓好决策民主化，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切实根据上级精神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切忌主观臆断，想当然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脑袋，事后拍屁股的现象。二是要确定重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监督管理范围，加强对敏感的人和事及腐败易发高发行业、易发对象、易染时期、易染部位的监督，把拥有执法权、行政审批权、人事权、财权的个人、部门作为重点。防止越权、侵权、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三是要拓展监督空间，实施全方位多层面的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的一条是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运行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干部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具有“双重人格”，台上讲的和台下做的不一样，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不一样，加之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活动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分散性，自认为无人监督，放弃自律，所以什么事都敢干，什么地方都敢去，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忘记了党纪国法。因此，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的活动也应纳入监督范围，实施全程监控。此外，对领导干部岗位变动，职务升迁及家庭有婚丧嫁娶、乔迁新居、逢年过节等特殊时期，做到未雨绸缪，早打招呼、早提醒，保证事前监督落实到位。

三、塑造观念，要强化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如何，对群众具有强烈的影响、示范和导向作用。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道德内涵。可以说，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是政治与道德的高度统一。一是要着力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政治判别力、政治敏锐性，坚定政治立场、党性观念和理想信念。二是要着力加强正确的权力观教育。权力观是观察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直接、最集中、最具体的窗口。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反复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就是服务。要教育领导干部牢记“一个宗旨”，坚持“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弘扬优良传统，强化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三是要着力加强法纪教育，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党的十五大以来，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相继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初步实现“有法可依”。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一要把领导干部普法用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进一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坚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二要强化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的法制化水平。三要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广泛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治展览、警示教育等。使领导干部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四、拓宽渠道，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的网络。要克服监督上的局限性，消除监督的“空白区”和“中间地带”，必须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形式，形成有效的机制，使权力运行始终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第一，要切实发挥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教育功能，着力提高党委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杜绝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现象，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原则性和战斗性，才能使一些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得到有效的纠正和制止。第二，要建立领导干部相互监督责任追究制度。领导班子中，如果有领导干部发生严重问题，不仅要处理当事人，也要追究党政领导及相关领导成员的责任。对知情不报、急情缓报、隐情漏报、重情轻报的要加重处理。第三，要加强群众监督。设立群众举报专线，建立群众举报中心和信访约谈、提醒制度。要切实组织好述职评议。既述职述学述廉，还要述德。现在领导干部犯错误多数是人品官德出了问题，要把述德作为述职评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经查实要严格处理，给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取信于民，保护群众监督的积极性。第四，要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上级要求的个人收入申报，授受礼品登记收缴等廉政规定，要认真抓好落实。领导干部长时间外出参观学习，回来后应及时向党组织报告情况。第五，要严格落实干部交流制度。领导干部在一地任职达到或超过规定时间应及时进行交流，以摆脱各种复杂关系。同时在干部的使用上，要注意纠正重选拔任用，轻监督考察的现象，要加大跟踪考察监督的力度。第六，要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作用。为他们的有效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揭短亮丑，以达到“一人曝光，警示一片”的社会效果。

领导权力范文篇6

一、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

所谓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职务权威（即权力）和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职务权威是组织和人民赋予的。职务权威具有强制性、外在性，它是由领导者的职位和社会观念决定的，对于一个基层领导者来讲，职务权威是外来的东西，当在其位时，它与你结合在一起，一旦职位解除，它就自然和你分离。信任权威则是基层领导者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渗透性和内在性，是由基层领导者的品德、才能，实践经验、思想水平、群众关系、执政能力、工作方法等因素产生的，在一般情况下，职务是个常数，不论哪个领导者，只要是同一等级和同一范围的领导职位，就具备相同的权力，相同的职务权威。而信任权威则是一个变量，它可因领导者素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可以因一个领导者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有所差异，所以基层领导权威的大与小、高与低起决定作用的是信任权威，是人格的力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领导者的信任权威和普通常人的信任权威等同时，或不及常人的信任权威时，就说明该领导的领导权威丧失殆尽，就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了。一般来说，领导者没有和领导者职位相适应的信任权威时，就应该调整其职务。

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面：

（一）职务权威（即权力）是进行领导活动的必备条件。人类社会的领导活动总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领导权力可以使领导拥有强制下属的力量，凭借权力可左右下属的行为、处境、前途和命运。随着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其领导职务权威逐渐弱化。

（二）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与领导功能是同向同步，水乳交融，密切联系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古训也正是对领导权威特别是领导者信任权威作用的最好注释。具体的讲，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领导功能的基础，从现代领导的特点看，领导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施加影响的过程，领导者所以能够率领被领导者（包括群众）完成领导任务，实现领导目标，原因就在领导者具有影响力，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领导的信任权威。领导功能的发挥和作用大小，都依赖于领导信任权威的高低，信任权威越高，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一个没有相应领导信任权威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担当领导重任，实施其领导功能。

2、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领导活动成败，事业盛衰，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同志、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而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则是领导功能基础。所以，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较高的信任权威，不仅直接关系着领导者的业绩，而且也关系着领导活动的成败，事业的兴衰。

3、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风范力量。领导干部身居领导岗位，掌握有干预和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权力和手段。因此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对国家机关的防腐拒变，对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大的道德作用、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

4、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等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提高的领导力量。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是领导者由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对社会产生的某种影响力，从而获取人民群众信任拥戴的一种精神力量。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作用都有赖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这种信任权威。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这种信任权威的力量，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都难以落实，再健全完备的组织机构也是空泛、无力的。

二、当前基层领导权威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基层领导权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领导干部的事权、财权、人权逐渐上划，而责任确下放无限大。随着近几年基层政府职能转变，领导的事权、财权、人权逐渐被上级政府上收。使其领导权威不断下降，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带来了阻力。

（二）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威意识淡薄，不注重建立自身较高的领导权威。领导干部有无领导权威意识，领导权威意识是否端正，这直接关系到领导行为是否科学和富有成效。然而现在不少基层领导干部权威意识淡薄，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不去追求建立应有的权威，而是一味地追求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效应，以至放松了个人才智、能力、品德和政绩的提高，加之滥用职权，使其领导权威不断下降，贻误了事业，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三）部分群众的领导权威意识淡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影响依然存在。一些人崇尚拜金主义、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盛行，不能很好贯彻或不愿意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四）滥用职权出现某些权力蜕变的现象。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谋取政策和制度之外的特殊待遇。如超规定用车，超规定医疗以及为子女亲友谋取各种好处等，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些领导跑官要官；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本人职务的旗号经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来谋取非法利益，借婚丧嫁娶活动，收钱敛财等行为，这种吃权现象已发展成为社会公害，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三、怎样建立基层领导权威

基层领导权威的建立和提高是一个长期的锻炼，修养和改造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何建立和提高领导权威，我以为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基层领导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和服务观，正确使用权力、使领导权威中的权力常数切实有效。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基层领导干部要立足基层，紧扣实际，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几件实事，使老百性从心底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所以基层领导干部要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有办小事的成就感。

同志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基层领导干部要利用手中权力去多做顺民心、得民心、暖民心、稳民心的事。倾听群众呼声，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作执政用权的第一信号。权力的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不能丝毫的背离。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原则，秉公办事，勤政为民，不能也不允许把权力作为商品进行权钱交易。

权力是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权力和义务是不可分离的观念。权力和义务同时存在于一切领导活动之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权力来讲，权力就意味着服务。绝不可忘记服务这个宗旨而一味地追求伴随权力而带来的荣誉和待遇。

在正确处理职位权力和非职位权力的关系，发挥职权投影能力和非职务影响力的作用时，作为领导者应该做到：

1、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使用职务权力，不施加职权影响力，主要应用信任权威，实施非职权影响力。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靠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同志间的友谊，靠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来影响、带动、说服、帮助下属、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2、在紧急和关键时刻，必须大胆果断地使用职位权力。在一些紧急关头和重大问题上，要勇于负责，敢于拍板。当断不断，优柔寡断就会耽误工作，贻误战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3、在运用职位权力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求实，切忌主观武断，不以感情用事，讲实话、办实事、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把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统一起来，讲究实效。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不放弃职权，也不乱用职权，大胆而谨慎地做好工作。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二）要经常开展自由化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全体人民进行领导权威意识的教育，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领导。

（三）努力塑造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要培养和塑造，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树立起较高的权威，关键要能够做到“六要”：

职务观念要对。作为领导者必须明确领导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的权利。

政治素质要高。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和复杂情况面前，旗帜鲜明，不随波逐流。

领导才能要强。领导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能科学分析和鉴别各种信息，敏锐地观察事物，认识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预测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目标方针。具有较强的科学决策能力。要善于倾听和采纳群众的意见，多谋善断，依靠集体智慧，避免决策失误。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要善于把自己管理的系统组成一个功能齐全，高度统一的整体，有效地协调各个层次，各个部门的关系，运用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较强的业务工作能力，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娴熟业务本领。

务实形象要佳。基层领导干部努力培养和树立自己务实形象，要下功夫做到：知民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使实劲。以上对下高度负责精神，认真指导基层办实事、把劲头使在提高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和基础工作基层建设上。抓落实。树立“实干、公正、廉洁、奉献”的形象。讲实话。对上对下，以诚相待，绝不可虚情假意，不可为讨好上级报喜不报忧，不可欺上瞒下，特别要敢讲真话，绝不可阿谀奉承。

权力观念要正。能否具有正确的权力观，进而正确地行使权力，关键还在于基层领导干部的自身，因此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在履行职务、行使权力一定要牢记权力属于人民、如果用权来谋取私利，那就必然从根本上丧失掉为人民掌权的资格，二更要明确领导权就是服务，要把掌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放在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三应该慎重地对待权力，切记权力是一把“双忍剑”，人民的权力不容亵渎，从而严格自律，树立牢固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权力范文篇7

【摘要】当前，我国腐败渎职事件时有发生，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要遏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行政领导权力异化防范

近年来，新闻媒体上不时传出有关领导干部违纪违规之事，纪检监察立案查处，无不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凸现出政法、监察机关工作的力度和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加强，要遏制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

一、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

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力范文篇8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表现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

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领导权力范文篇9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文化领导权显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有别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但支配着物资生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又在不断的强制推行中，试图抹去它的"虚假意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止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zzari(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之后的世界图象，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9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在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到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0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2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23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攥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攥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24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对传媒和文化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的新文化观念，正象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25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三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交个人的生产任务。27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时代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社会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您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的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资生活上看，实际上我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28

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不可抗拒的魅力。但也正是在同一时代，另一种倾向也在悄然地发展着。这就是不断发动的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整肃运动。对知识分子似乎总是缺少信任，一方面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真诚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帮助共产党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目标。因此当知识分子表达了向往革命愿望的时候，是可以礼贤下士的。延安时期，与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等文化人的交往，都表明了毛的胸怀和气度。但是，当知识分子表现出另外一种性格的时候，毛则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在看来，知识分子的"不洁"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时不时就会翘起尾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对知识分子的恶劣成见，很可能与他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痛苦记忆有关。在王明之前，他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情感上的怨恨。这一痛苦记忆仿佛使他从骨子里认清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因此，建国以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不仅对党内知识分子不断的进行整肃，就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开始丧失了倾听的耐心。1953年，与梁漱溟的交恶，典型地表现了"文化领导权"向"文化霸权"的转化。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不断插话，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并说他是个用笔杀人的伪君子。这一情形与延安时期能认真倾听一个农民的怨恨漫骂相比，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历次思想整肃运动，都要通过传媒播散到全国，无数次的重复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传媒的真理性，因为所批判的对象有悖于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道德。没有人会怀疑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胡风，右派等的政治复杂性。而这时的传媒已经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中，民间的，同仁性质的报刊已经被全部关闭。甚至黑板报，标语乃至民间文艺等在民间传播的媒介，也因流于对主流传媒的简单"转述"而形同虚设。在不断的整肃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进一步纯洁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也确立了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他曾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心态是"唯一"的。因为他们相信，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无可怀疑的代表，他一个人的思想足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问题。这种绝对的"文化领导权"虽然仍被人民"热烈地赞同"，是因为作为"属下"的人民已别无选择。"属下"在这时是不能说话的。但是，就在这一领导权达到极至的时候，也正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也同样因这样的基础而导致失败。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的净化中演变为一种道德的宰制力量，它不再是一种询唤和感召，而变为一种向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社会道德的净化，是以排除全部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任何与人相关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视为是"不洁"和不道德的。这时，"文化领导权"事实上已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替代。这是道德理想走向幻灭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德精神的渗透，还是转向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更广大的人民来说，他们都是首先从传媒上获得消息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夸耀地说，由于中国传媒的神秘性，"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29而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和其它传媒是获得各种消息的唯一来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遏止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为传媒带来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各种传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关怀，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他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密切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的表面形式之一。

因此，当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在重建中得以缓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文化逻辑：即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一逐渐实施的美国文化战略，不仅引起了第三世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发生。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政治的警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2，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523页，523-52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1978年伦敦版第57-58页。转引自李青宜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4，5，同上，138页。，139页

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39页。

7同上，459页。

8周穗明等著：《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4页。

10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页。

11，12，13，17《葛兰西文选》5页，237-238页。

14，16，《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20页，200页。

15，《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151页。

18，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57页。

19，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页。

20，21，22：《新民主主义论》

23，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217----218页。

24，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1期。

25，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26，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载《客观》第4期。

27，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2期。

领导权力范文篇10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文化领导权显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有别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但支配着物资生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又在不断的强制推行中，试图抹去它的"虚假意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止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zzari(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之后的世界图象，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9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在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到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0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2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23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攥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攥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24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对传媒和文化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的新文化观念，正象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25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三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交个人的生产任务。27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时代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社会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您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的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资生活上看，实际上我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28

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不可抗拒的魅力。但也正是在同一时代，另一种倾向也在悄然地发展着。这就是不断发动的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整肃运动。对知识分子似乎总是缺少信任，一方面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真诚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帮助共产党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目标。因此当知识分子表达了向往革命愿望的时候，是可以礼贤下士的。延安时期，与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等文化人的交往，都表明了毛的胸怀和气度。但是，当知识分子表现出另外一种性格的时候，毛则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在看来，知识分子的"不洁"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时不时就会翘起尾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对知识分子的恶劣成见，很可能与他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痛苦记忆有关。在王明之前，他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情感上的怨恨。这一痛苦记忆仿佛使他从骨子里认清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因此，建国以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不仅对党内知识分子不断的进行整肃，就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开始丧失了倾听的耐心。1953年，与梁漱溟的交恶，典型地表现了"文化领导权"向"文化霸权"的转化。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不断插话，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并说他是个用笔杀人的伪君子。这一情形与延安时期能认真倾听一个农民的怨恨漫骂相比，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历次思想整肃运动，都要通过传媒播散到全国，无数次的重复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传媒的真理性，因为所批判的对象有悖于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道德。没有人会怀疑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胡风，右派等的政治复杂性。而这时的传媒已经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中，民间的，同仁性质的报刊已经被全部关闭。甚至黑板报，标语乃至民间文艺等在民间传播的媒介，也因流于对主流传媒的简单"转述"而形同虚设。在不断的整肃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进一步纯洁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也确立了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他曾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心态是"唯一"的。因为他们相信，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无可怀疑的代表，他一个人的思想足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问题。这种绝对的"文化领导权"虽然仍被人民"热烈地赞同"，是因为作为"属下"的人民已别无选择。"属下"在这时是不能说话的。但是，就在这一领导权达到极至的时候，也正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也同样因这样的基础而导致失败。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的净化中演变为一种道德的宰制力量，它不再是一种询唤和感召，而变为一种向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社会道德的净化，是以排除全部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任何与人相关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视为是"不洁"和不道德的。这时，"文化领导权"事实上已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替代。这是道德理想走向幻灭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德精神的渗透，还是转向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更广大的人民来说，他们都是首先从传媒上获得消息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夸耀地说，由于中国传媒的神秘性，"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29而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和其它传媒是获得各种消息的唯一来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遏止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为传媒带来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各种传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关怀，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他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密切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的表面形式之一。

因此，当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在重建中得以缓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文化逻辑：即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一逐渐实施的美国文化战略，不仅引起了第三世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发生。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政治的警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2，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523页，523-52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1978年伦敦版第57-58页。转引自李青宜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4，5，同上，138页。，139页

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39页。

7同上，459页。

8周穗明等著：《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4页。

10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页。

11，12，13，17《葛兰西文选》5页，237-238页。

14，16，《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20页，200页。

15，《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151页。

18，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57页。

19，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页。

20，21，22：《新民主主义论》

23，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217----218页。

24，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1期。

25，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26，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载《客观》第4期。

27，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2期。

28，《人民记忆5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18---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