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领导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9:21:11

领导权

领导权范文篇1

一、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

所谓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职务权威（即权力）和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职务权威是组织和人民赋予的。职务权威具有强制性、外在性，它是由领导者的职位和社会观念决定的，对于一个基层领导者来讲，职务权威是外来的东西，当在其位时，它与你结合在一起，一旦职位解除，它就自然和你分离。信任权威则是基层领导者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渗透性和内在性，是由基层领导者的品德、才能，实践经验、思想水平、群众关系、执政能力、工作方法等因素产生的，在一般情况下，职务是个常数，不论哪个领导者，只要是同一等级和同一范围的领导职位，就具备相同的权力，相同的职务权威。而信任权威则是一个变量，它可因领导者素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可以因一个领导者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有所差异，所以基层领导权威的大与小、高与低起决定作用的是信任权威，是人格的力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领导者的信任权威和普通常人的信任权威等同时，或不及常人的信任权威时，就说明该领导的领导权威丧失殆尽，就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了。一般来说，领导者没有和领导者职位相适应的信任权威时，就应该调整其职务。

基层领导权威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面：

（一）职务权威（即权力）是进行领导活动的必备条件。人类社会的领导活动总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领导权力可以使领导拥有强制下属的力量，凭借权力可左右下属的行为、处境、前途和命运。随着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其领导职务权威逐渐弱化。

（二）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与领导功能是同向同步，水乳交融，密切联系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古训也正是对领导权威特别是领导者信任权威作用的最好注释。具体的讲，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领导功能的基础，从现代领导的特点看，领导就是领导者，对被领导施加影响的过程，领导者所以能够率领被领导者（包括群众）完成领导任务，实现领导目标，原因就在领导者具有影响力，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领导的信任权威。领导功能的发挥和作用大小，都依赖于领导信任权威的高低，信任权威越高，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一个没有相应领导信任权威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担当领导重任，实施其领导功能。

2、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领导活动成败，事业盛衰，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同志、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而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则是领导功能基础。所以，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较高的信任权威，不仅直接关系着领导者的业绩，而且也关系着领导活动的成败，事业的兴衰。

3、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风范力量。领导干部身居领导岗位，掌握有干预和调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权力和手段。因此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对国家机关的防腐拒变，对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大的道德作用、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

4、基层领导的信任权威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等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提高的领导力量。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是领导者由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对社会产生的某种影响力，从而获取人民群众信任拥戴的一种精神力量。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作用都有赖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这种信任权威。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这种信任权威的力量，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都难以落实，再健全完备的组织机构也是空泛、无力的。

二、当前基层领导权威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基层领导权威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领导干部的事权、财权、人权逐渐上划，而责任确下放无限大。随着近几年基层政府职能转变，领导的事权、财权、人权逐渐被上级政府上收。使其领导权威不断下降，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带来了阻力。

（二）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威意识淡薄，不注重建立自身较高的领导权威。领导干部有无领导权威意识，领导权威意识是否端正，这直接关系到领导行为是否科学和富有成效。然而现在不少基层领导干部权威意识淡薄，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不去追求建立应有的权威，而是一味地追求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效应，以至放松了个人才智、能力、品德和政绩的提高，加之滥用职权，使其领导权威不断下降，贻误了事业，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三）部分群众的领导权威意识淡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影响依然存在。一些人崇尚拜金主义、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盛行，不能很好贯彻或不愿意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四）滥用职权出现某些权力蜕变的现象。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谋取政策和制度之外的特殊待遇。如超规定用车，超规定医疗以及为子女亲友谋取各种好处等，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些领导跑官要官；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本人职务的旗号经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来谋取非法利益，借婚丧嫁娶活动，收钱敛财等行为，这种吃权现象已发展成为社会公害，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三、怎样建立基层领导权威

基层领导权威的建立和提高是一个长期的锻炼，修养和改造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何建立和提高领导权威，我以为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基层领导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和服务观，正确使用权力、使领导权威中的权力常数切实有效。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基层领导干部要立足基层，紧扣实际，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几件实事，使老百性从心底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所以基层领导干部要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有办小事的成就感。

同志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基层领导干部要利用手中权力去多做顺民心、得民心、暖民心、稳民心的事。倾听群众呼声，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作执政用权的第一信号。权力的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不能丝毫的背离。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原则，秉公办事，勤政为民，不能也不允许把权力作为商品进行权钱交易。

权力是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权力和义务是不可分离的观念。权力和义务同时存在于一切领导活动之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权力来讲，权力就意味着服务。绝不可忘记服务这个宗旨而一味地追求伴随权力而带来的荣誉和待遇。

在正确处理职位权力和非职位权力的关系，发挥职权投影能力和非职务影响力的作用时，作为领导者应该做到：

1、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使用职务权力，不施加职权影响力，主要应用信任权威，实施非职权影响力。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靠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同志间的友谊，靠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来影响、带动、说服、帮助下属、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2、在紧急和关键时刻，必须大胆果断地使用职位权力。在一些紧急关头和重大问题上，要勇于负责，敢于拍板。当断不断，优柔寡断就会耽误工作，贻误战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二）要经常开展自由化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全体人民进行领导权威意识的教育，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领导。

（三）努力塑造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信任权威。要培养和塑造，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树立起较高的权威，关键要能够做到“六要”：

职务观念要对。作为领导者必须明确领导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的权利。

政治素质要高。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和复杂情况面前，旗帜鲜明，不随波逐流。

领导才能要强。领导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能科学分析和鉴别各种信息，敏锐地观察事物，认识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预测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目标方针。具有较强的科学决策能力。要善于倾听和采纳群众的意见，多谋善断，依靠集体智慧，避免决策失误。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要善于把自己管理的系统组成一个功能齐全，高度统一的整体，有效地协调各个层次，各个部门的关系，运用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较强的业务工作能力，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娴熟业务本领。

务实形象要佳。基层领导干部努力培养和树立自己务实形象，要下功夫做到：知民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使实劲。以上对下高度负责精神，认真指导基层办实事、把劲头使在提高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和基础工作基层建设上。抓落实。树立“实干、公正、廉洁、奉献”的形象。讲实话。对上对下，以诚相待，绝不可虚情假意，不可为讨好上级报喜不报忧，不可欺上瞒下，特别要敢讲真话，绝不可阿谀奉承。

权力观念要正。能否具有正确的权力观，进而正确地行使权力，关键还在于基层领导干部的自身，因此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在履行职务、行使权力一定要牢记权力属于人民、如果用权来谋取私利，那就必然从根本上丧失掉为人民掌权的资格，二更要明确领导权就是服务，要把掌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放在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三应该慎重地对待权力，切记权力是一把“双忍剑”，人民的权力不容亵渎，从而严格自律，树立牢固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权范文篇2

行政领导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而权力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行政领导权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制约机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就有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变成贪官污吏。腐败行为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严峻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2、权力寻租现象突出

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在行政领导权力归少数人所有与支配的社会形态中，利益错位、权力角逐和特权化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权权交易、权法交易、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权力腐败现象涣散党心民心，损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危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3、对权力流程监督不力

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我国大部分的领导腐败案件，都是在领导调离原岗位后，才被揭发出来，领导任职时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走过场。像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可以不按法律程序，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近年来，媒体报道腐败案件中，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集体腐败”特征明显，领导的部属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目睹了领导权力的“至高无上”，以致于习以为常，这些现象暴露了没有及时的监督与约束，领导们就容易将手中的权力异化。

二、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顿解释权力腐败的铁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造成我国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严重欠缺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失去制衡，从而利用或滥用手中的权力却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罚代刑，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严重渎职犯罪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当遇到权力行使对象不明、范围不清，或有利可图时，行政越权就可能发生；当遇到不利情况时，就可能利用权力进行规避。

2、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权的行使主体不遵守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有关的法律限制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无法预测一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行政机关据自由裁量权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解决了法律滞后和利益冲突的很多现实问题。行政机关存在着以习惯代替法理的思维惯性，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只考虑到政府的管理效率与便利，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护。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设上，我们还是相信大卫·休谟的假定原则：对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规蹈矩。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3、非正常的“权力崇拜”

行政领导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从历史根源上看，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崇个人独裁专断，行使权力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政治根源上看，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性差，缺少制约与监督；从经济根源上看，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矛盾突出，诱使权力行使者谋取私利。因此，在“权力崇拜”这一意识支配下，领导者有可能为追求权力而角逐，甚至把权力追求作为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其结果，导致行政领导权力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事实上，行政领导权力虽是社会少数人行使的权力，但它是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的，是用于保障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行政手段。

三、行政领导权力异化的防范1、以道德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机制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效果更持久；道德制约机制侧重于事先预防，期望将问题解决在可能出现之前，通过增强抵御外部不良诱惑的能力而减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道德制约机制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去驯化刚性力量。通过学习和教育使社会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道德信念，培养勤政廉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能自觉以内心道德力量抵制外在不良诱惑，行使好手中权力。

2、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建立在承认公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一是让公民权利作为一种标识，提醒政府不要逾越权力界限。当政府逾越、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促使公民作出积极回应，提起行政诉讼，迫使政府纠正不当行为。二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法律法规建设。三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在制度与法律上给予保障，对不按规定公开的要有相关的处罚制度。四是推行“电子政府”，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办理相关手续。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3、以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于行政领导权力的制约应与行政领导权力同生并存。必须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约机制，以求最大限度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我国的权力监督早在古代就有了。封建社会的监督分为三类：一为谏官，主要针对皇帝；二为御史，主要针对官吏；三是采风，即社会舆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定监督机制，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权力机关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的监督；政府系统的监察部门对公务员的监督；反贪污贿赂局对违反刑法的犯罪分子的监督；有审计监督；有司法、检察、审判机关的监督；还有社会团体监督、民众个体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要使监督与制约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分清部门职责和界限，做到有法必依；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预防腐败的新机制。

4、以规范行政程序制约权力

英国早在中世纪就形成了程序先于权利的诉讼原则，主要体现在越权无效和自然公正两大原则中。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对于中国愈演愈烈的行政腐败，行政程序的特殊疗效主要体现为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行政公开是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

5、以公共舆论制约权力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事件的批露、曝光与批评，引发、唤起舆论，使被曝光者不得不面对群众的压力与监督，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对权力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以保证行政领导权力的正确行使。要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非典”引咎辞职后，已逐步形成了责任追究制度。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黑龙江省水源污染请辞，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黑煤窑”事件离任。由此可见，责任政府的意识已在政府公务员中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2)。

[5]赵瑞涛：行政领导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变异现象及其克服[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6）。

[2]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3(12)。

领导权范文篇3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自这个伟人逝世后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无论‘葛兰西派’（Gramscians）还是‘阿尔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实都一样。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1]

――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大约是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这表明：全神贯注于“文化领导权”问题，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建国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

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一，引言：“政治”对文学的专制？

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17年”（1949－1966）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由于建国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从而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对待遗产态度的的简单化，由于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2]。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建国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

例如，这里的“政治其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Michel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3]，甚至就意味着从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带作用而已。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Antonio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4]。

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

根据他们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和“认同”（Identities）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审美、价值和性别诸方面，但是，它也涉及国家乃至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

而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5]。

当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将所谓“一体化”趋势归咎为建国以来所发动的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并认为这些运动本身作为以“简单粗暴的”政治的方式干扰文艺的恶果，表现了的“反智主义”和“反文化”的专制偏好。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并无特殊的恶感（起码与他的党内同志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使发动“”时期，他依然这样告诫党内的激进同事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右派，那怎么成呢？那有那么干净的？”“一个党行吗？党员都那么好吗？派就那么坏？――派还要，政协还要。”[6]

不过，也无庸讳言，整个建国到“”爆发的17年，对于党内“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合法性危机”的警醒。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

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7]。

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直率地称并非某个特定门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而对此欣然接受[8]，由此既可见毛的胸怀，也表明从来也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的介入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的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9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的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的武器，竟然就是福科、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名义）。

1980年代对文艺思想的简单抛弃，与当年对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宣传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这种“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态度，无力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一场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革命，最终未能摆脱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而只是通过笼统的“告别革命”，从话语的层面帮助和加强了现代专制主义的永世长存。

突出的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曾经参与、介入的那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的姿态的批评，首先还不是与其在理论进行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力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过于轻而易举的频繁运用“政治专制”这个词汇，而很少分析：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反专制的方式。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是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的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种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是要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尝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

二，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区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税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实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来，乡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有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地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的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条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家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说，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就是。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民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2，“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是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出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

柯鲁克夫妇在他们的杰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inaChineseVillage:TenMileInn）则从中国农村生产性资本、资金的严重缺乏这个深刻的角度论证了“赢利型经济”实际上作为高利贷经济，其对于中国农村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并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村生产崩溃和贫困的根源。

柯鲁克夫妇的调查性研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资本、资金的缺乏，这当然与近代国家税收的加剧有关，但这同时又反过来更加促使了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膨胀。换句话说，税收的加剧使得本来就缺钱的农村更加缺少货币，结果造成，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因为大多数农民总是需要它。”根据柯鲁克夫妇的研究，在1947年的河北农村，1825％的年借贷利率是很平常的――这显然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5]

而且，要理解高利贷的蓬勃发展，仅仅从债权人的逐利冲动来解释时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使得农村地主不愿往生产上投资，而热衷于通过高利贷来逐利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后者有利可图，而更在于高利贷这种方式比生产性投资――或者投资生产“更安全”。高利贷之所以比生产投资更安全，恰恰是由作为杜赞奇所说的“赢利性经济”的高利贷者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正如杜赞奇指出，这是因为“赢利型经济”在农村扮演着“非正式的国家机构”的作用――或者柯鲁克夫妇指出：“整个治安机构，如警察、民兵组织。部队和民政机关，由地主把持着，他们有权强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或在债务拖欠的情况下实行抵押品的没收。有这样的统治手段紧紧地作为后盾，金钱的借出是这么安全可靠而且有利可图”。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靠警察武装力量作后盾所发放的高利贷产生出的利率，比从事生产性企业所得到的利率要高得多。”[16]这显然意味着：近代中国农村，农民严重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而赢利型经济更对于投资生产性活动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有更为有利可图的赢利手段――高利贷。上述分析触及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崩溃瓦解的根源所在。

杜赞奇与柯鲁克夫妇奇的研究，像许许多多建立在实际的调查和数字统计基础上的同类作品一样，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高利贷经济，其实是对毛所谓的“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收取田租、放高利贷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得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之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少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上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7]。

1950年的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理”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

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也就是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规划，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通过这种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么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过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中共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18]，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肯定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和增加每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的“始作俑者”（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的，几乎只有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王谦的反对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时，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的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19]

赵树理上述深刻论述，揭示了大批中共干部，特别是农村出身的革命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而却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原因所在，而这就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使得中国农村的生产活动在军阀战乱、劣绅破坏中恢复过来，它并不能、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走向现代的两大根本瓶颈：内部人多地少，外部帝国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解决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两性互补和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这两大矛盾；如果不走这条道路，中国社会将会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一治一乱”，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长期保住。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时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才说：“个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轻易地批评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似乎更不应忘记，所谓“历史循环论”，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史观，这种循环论史观，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时代以降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之上，――所谓“循环”，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所谓“一治一乱”作为儒家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指在小农经济的产出和王朝国家的“取予之间”必须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于小农经济历史循环的突破，也表现为对于中国王朝史观的突破，而“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则是这种现代史叙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围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老解放区农村山西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争论。这种争论立足于现实问题，但是却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

4，现代历史观与文化领导权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目的论”？这种对“历史”的“现解”是如何提出的？

“现代历史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黑格尔之所以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乃是因为现代历史（在欧洲）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开、而发生的。现代人类历史与以往人类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根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现代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解放运动”，现代历史是人类“绝对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权）自我实现的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深刻地补充哲学家黑格尔说：黑格尔所谓的“启蒙”，不是单纯的在精神中，在哲学家矛盾的内心中自动展开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千百万人的具体而真实的斗争展开的。真理不是在书斋里、精神中和内心深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闪光。而“历史精神”（绝对精神）的最高目标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身”。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正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出发得出结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即：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在那里，绝对历史精神（彻底的实现人权）才最终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

所谓历史进步，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由在头脑中掌握了历史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人（哲学家们）来承载，而是为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了历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推动，所谓历史的基本矛盾（历史辩证法），也不是指“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指“绝对精神内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这样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长历史中，精神成为“精神者”的特权和专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历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异化）――也正是这种“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构成了劳动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历史分裂，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这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具“历史可能性”，这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真实的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它是对自我的“双重否定”，即不但是对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否定，同时，更是对自己文化蒙昧的精神贫困的否定。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不是在历史中，而是象黑格尔那样，充其量是在自我内心中、在精神自身中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能掌握“总体的历史”，资产阶级作家也没有能力叙述历史，他们不懂得历史的真正矛盾，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阶级对抗和文化的斗争，因为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无非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内心的精神分裂。

卢卡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解释了“史诗”在现代欧洲文学的丧失，心理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在分析现代欧洲小说时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义，遁入内心和精神分裂，正是这种丧失了历史精神的“无能的主体”的写照。[20]――这就是他所谓：现代欧洲文学的趋势是小说代替了史诗，小说是勉为其难的“市民社会的史诗”。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是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是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共产党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英国思想却惊人地肤浅（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不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没有思想。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裂，当然，这里的所谓“精神者”，绝不是一般地指由于社会分工而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或者“知识分子”，而是指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文化－知识结构，这一结构赋予社会生活以形式和规范，并塑造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就是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集中体现，正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使得劳动者越劳动，从而就越增加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富量，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对劳动的统治关系愈加基于强化，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生产资料对于劳动的统治关系，那么劳动者只能是越劳动就越贫困。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人的异化的起源于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根源于生产资料统治劳动――即资本雇佣劳动这一文化－知识结构的合法性，而不是抽象的人的意识。于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于这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批评――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用意所在。

根据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体。这就是在建国之后反复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工作”，而不是紧跟着中心工作转，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21]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这种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而是“哲学的贫困”。于是，我们既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的运动中将自然的、物质的空间转化为相对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的、规范的、人造的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为“有意识的知识丰富的主体”开辟了空间，通过实践，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中，推动生产的继续发展。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2]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离真正“解放”的距离还非常遥远[23]。这就是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整个1950年代的“过渡时期”，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化任务，它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但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大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学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也不需要学习了？[24]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的前页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机关枪”。[25]（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风”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是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地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样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的认识，那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醒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画传》（作者为李士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作服务大众的义工，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钟惦斐（当时分别为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长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武训历史调查团”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并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心而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报告的典范）。[26]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的另一个“武训”的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7]

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8]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梁漱溟、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道路，如何评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社区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却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织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无论陶行之的“个人之爱”还是梁漱溟的家族伦理之爱，都不能挽救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他们的抽象之“爱”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一近代中国的根本局势。[29]。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30]。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的，这使得不禁感慨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作了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31]

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的长子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1]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Position，V，13，N3，Winter2005

[2]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教材是在原洪子诚、张钟、佘树森所著《当代文学概观》基础上，以洪子诚教授的理论观点为核心修改而成，关于“一体化”的观点主要是由洪子诚教授提出的。

[3]FoucaultM(1984a)TheFoucaultReaderedPRabinowHarmondworth:Penguin

[4]GramsciA(1971)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

[5]，《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6]，《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7]，《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8]多次承认自己不是艺术方面的专门家，而是“门外汉”。不仅仅1942年在延安这样讲过，1950年，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高庄否定了政协已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且给毛写信说“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伟大的艺术家”，毛则欣然接受了高庄的国徽设计方案。

[9]按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西周的井田制及其竖立于其上的礼乐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完成，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秦的郡县制完成了中国土地的国家化，其后，西汉武帝时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而到了三国曹魏时代，曹操大规模的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屯田一方面使得农民通过土地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则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直到唐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即每年夏秋两季纳税，而不以人民定居与否，人民从此有了居住的自由，地租也开始由谷物变为钱粮，这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革命。参见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参见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华北农村乡绅地主角色变迁的形象教材。

[13]，《寻乌调查》，《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伊莎白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6]Ibid，第11页。

[17]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18]指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以土地、劳力入股的方式巩固集体经济的举措和引发的争论。详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参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0]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1]王晓吟，《王匡人生的三个脚印》，《粤海风》杂志，2007，5

[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实际上，建国后对其党内战友的最激烈的否定和批评就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马克思主义）”。

[2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25]，《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28日连载，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

[27]《赵树理文集》第四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8]参看马社香，《前奏：1965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56页。

[29]早在1938年，就与访问延安的现代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梁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过8次讨论，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不过是帝制瓦解之后政治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内部紊乱，因而改造方法一方面是上层统一政令，另一方面是下层通过乡村建设光大中国传统伦理社会高于西方社会文化之优点，即通过这样的改良，而不必进行革命即可解决中国之问题。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部人多地少，近代以来外部的帝国主义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崩溃，这两点是造成中国完成现代转化之根本障碍，而这两点只能通过民族和民主革命――也就是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同时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超越，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同时也是对五四以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二元论模式的超越。与梁漱溟的谈话有两次是从上午6时谈到第二天凌晨，但双方均没有说服对方。只是在梁晚年之时，他才慨叹：这个谈话已经有了结论，就是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可惜毛已经作古了。有关材料，可参见陈晋，《1938年与梁漱溟的一场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领导权范文篇4

【关键词】领导权术；领导艺术；领导者；同构；异质无论

我们说一个领导者是精通权术也好，还是极具艺术也罢，都毫无疑问是对其领导能力的肯定。有趣的是，当我们把权术与艺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给人的感觉却是大相径庭、高下立见，甚至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权术这一概念总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阴谋诡诈之术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内涵也从最初的“权衡之法”变成了如今所理解的“权谋之术”，通常给人的感觉是贬义的；艺术一词则恰恰相反，往往是创造性和超功利性的体现，一般多为中性的或者是褒义的。那么这样两个概念在具体转化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时，它们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和共性呢？

一、领导科学：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建立在领导者对领导科学高度的领会和深层次的把握之上的，任何脱离领导科学而空谈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行为都是极度危险的。有不少人容易望文生义，一看到权术或艺术的字眼就片面地认为领导艺术和领导权术只是个人风格化的东西，却没有认识到领导科学构筑了二者的基本形态和架构。也正是因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以领导科学作为其共同的结构，所以二者都是领导能力的体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乃是对事物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总结，并且都以系统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呈现出来。领导科学当然也不会例外，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领导权术还是领导艺术的形成，都必须重视系统性的理论学习。对领导力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是领导者提升领导能力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并且有助于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树立全局意识、统筹意识和创新意识，使其能够做到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当今时代背景下，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领导者每天需要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决策和判断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科学的领导观念、系统性的工作方法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做到权衡利弊，统筹全局。当然，科学并不是只谈理论，而是要作用于实践的。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292他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292同样地，领导科学也不只是简单地通过理论的学习就可以掌握的，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来源于领导者日常生活中领导经验的积累。片面地重视理论并不是科学性的体现，对于领导活动而言也是十分危险的。“纸上谈兵”的故事就是个最好的案例。赵括自幼熟读兵书，对兵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赵奢，但在之后的长平之战中，因为缺乏实战经验而不知变通，导致四十万赵兵被秦军坑杀，从此赵国江河日下。这种只知道夸夸其谈的行为绝称不上是权术或是艺术。不过，如果只是单纯地积累经验，并将理论作用于实践，那么这个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还远远达不到权术或艺术的高度。那些优秀的领导者除了是理论的实践者，往往还是理论的修正者和创造者。他们或许并未对理论工作进行过最后的梳理，但一定都对理论有着自己独到和创造性的理解。这是因为，领导科学作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既重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注重对实际生活中领导工作和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以达至理论的第二次飞跃。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1］293可见，只有做到自我创造、自我实践和自我修正，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保证；领导者也只有通过理论的学习、经验的积累和规律的总结，才能真正打开通往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之路的大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善良的人可以用它来造福人类，邪恶的人也可以用它来危害人间。领导科学同样如此，这世界上既有像诸葛亮这样极具领导艺术之人，同时也存在像司马懿这样精通领导权术之人。虽然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以领导科学作为基本形态，从而保证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其在实践中所造成的结果是天差地别、完全不同的。有不少人将权术与艺术的这种差异性完全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即领导主体的人格的好坏。这些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好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艺术，而坏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权术。这种判断无疑是不准确和错误的，它并没有从权术与艺术的内在性质出发来看待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因此也无法真正指导我们避免领导艺术向领导权术的堕落性转化。实际上，造成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在结果上的差别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二、领导信念：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分野所在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领导信念的有无。信念并不只是一个固执的念头或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某种具有崇高性和理想性的观念。当然，与一般的那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同，信念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融合，同时往往具有真理性。就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心想着赚钱或谋利，而是将自己的灵魂与信念倾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当我们说某位领导者极具领导艺术时，就意味着他的领导行为并不是单纯地受到权欲或利益的驱使，而是被统摄在其内心深处的领导信念之下。这种领导信念往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理想、有抱负。理想与单纯的目标不同，不是单纯的谋利，尤其是谋私利。理想必须具备一定的崇高性，是对真正的美好事物的向往。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都是理想信念崇高性的体现。也正是这种信念的崇高性构筑了领导行为的艺术性，使其与领导权术脱离开来并与之对立。领导权术的驱动力正好相反，是纯粹由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所驱动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无论是早期的法家代表，如倡导“势”的慎到、倡导“法”的商鞅以及倡导“术”的申不害等，还是后来融合“法”“术”“势”三家而集法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子，无不将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利益放在首位，无任何崇高的理想信念可言。在这些权谋家手里，领导之术只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其自身统治的一种工具罢了，所以这些人的领导行为也只需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无任何真正的道德责任可言。当然，这个问题须放置在特定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去分析，才能保持论证的科学性。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责任、有担当。这是由领导信念所具有的理想性所决定的。一个人有理想就意味着他同时要有责任，对自己的理想负责，以及对自己实现理想的行为负责，否则这个人就算不上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或保护自己的作品一样，拥有真正领导艺术的领导者也必须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诱惑面前不动摇，担负起其应有的领导责任和担当。就像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只有真正的大丈夫才配得上领导艺术这一称号。领导权术却全然不讲这些，因为没有理想，所以也就无所谓责任。而且在领导权术一脉看来，不仅领导行为中无所谓道德责任，而且这个世界就压根儿不存在所谓的道德责任。典型的代表就是韩非子：“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诮或怨者，皆挟相为不周于己也。”［2］亲生父母，血脉相连尚且如此，这世间平常的人与人之间，又如何会有所谓的伦理道德可言呢？故鼓吹权术之人，必定同时信奉道德虚无、利益至上观念，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伦理，所谓的责任，不过都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是一种束缚，一种影响权力运作从而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桎梏。既然理想是空，责任是无，那么对于这些领导权术的拥趸来说，也就无所谓敬畏、无所谓底线了。领导信念意味着领导者必须有敬畏、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底线实际上是一种节制，一种对自己的欲望和行为的节制。《论语》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底线思想。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也曾经将节制作为社会管理者所需要拥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德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的较好的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的部分，就可以称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3］。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来理解，领导信念中的底线思维实际上就是用理想与责任来约束自己的权欲或私利。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有底线的，他们对于艺术创作也都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的。从来没有哪个真正的艺术家会因为外在因素而放弃自己对艺术创造的标准和要求，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匠精神”的体现。追求领导艺术的人也必须具备这种精神，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自己的理想有敬畏，履行自己的责任从而有底线，是领导艺术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反观追求领导权术的人，为了权力和欲望无所不用其极，嫉贤妒能、造谣中伤、排斥异己等行为不过都是些家常便饭罢了。正因为如此，权谋家往往也呈现为冷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形象。领导信念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或许会让人产生疑惑，有理想、有责任、有底线，这么多美好的品质难道还会有错不成？答案是，会！因为理想不一定是合适的理想，责任不一定是正确的责任，底线也不一定是恰当的底线。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有理想、有担当同时又有敬畏、有底线的领导者，但这些领导者所秉持的信念未必都是合乎历史规律的，未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们的确都是领导艺术的持有者，却未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领导科学只能保证手段可以实现其目的，但不能保证领导信念自身方向的正确性。就像所说的那样，“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想让领导艺术战胜领导权术，就必须保证领导信念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只有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信念，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转化才是真正可行的。

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必由之路

“以人民为中心”乃是正确领导信念的基本内核。只有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完成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过渡。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同样地，“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领导为了人民，领导依靠人民，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以民为资本”到“以民为根本”的转变是“领导为了人民”的关键所在，也是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关键所在。民本思想其实古已有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早就是老生常谈了。不过在领导权术的框架内，所谓的民本不过是“以民为资本”，故而才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一说；而在领导艺术的范畴里，人民并不是利用的对象，而是服务的对象，是理想信念的真实载体，所以人民并不是“资本”，而是“根本”。党的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做了阐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可见，只有把“为了人民”纳入领导信念，领导艺术才真正具有正义性和崇高性。但是，仅仅“为了人民”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一个方向，理想信念的实现还需要动力，即科学的途径和正确的依靠对象。这个依靠对象就是人民。所以，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依靠人民。很多信奉权谋之术的领导者刚愎自用，不敢发动群众。这些人从骨子里害怕人民，甚至瞧不起人民。他们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被法国大革命吓坏的帝王一样，认为人民只是一群盲流，危险而又不稳定，是愚昧的。这实际上是自绝于人民，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自绝于人民就是自掘坟墓。这也就是为什么领导权术总是赶不上领导艺术的境界的原因。真正深谙领导艺术的人深知“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依靠人民的结果就是为人民所拥护。毕竟，个人的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人民群众的力量却是无限的。所以，领导权术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领导艺术的力量则是无限的。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转化的第三个关键在于“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由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领导艺术总是超功利性的，是凌驾于个人私利和感官享受之上的，所以领导艺术的践行者也就不可能独享领导成果而不与人民分享。而且，“领导成果由人民共享”也符合消灭私有制，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马克思早就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4］但领导权术就不一样了，他们只想自己获利，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拿破仑就有一句名言：“革命队伍里有两种人，扛梯子的和摘果实的。”这些权谋家就是让人民当“扛梯子的”，而自己却充当那个“摘果实的”。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其实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让自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领导权术和领导艺术所具有的同构性构成了其科学基础，异质性的分野造就了其本质上的差异，只有揭示二者的本质特性和运行规律，才能结合时展脉络创造性地赋予其时代新内涵。在民主声音尤其洪亮的当今世界，要实现从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过渡，唯有“以人民为中心”才是可行之路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魅力和伟大之处，乃是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性和宗旨使然；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作为先锋模范的深层动因，就源自有强大的政治信念作为其强有力的支撑。任何执政党要实现从领导权术向领导艺术的华丽转变，不仅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更需要依靠包括基层在内的每一个领导者躬身亲行的实践，如此才能做时代潮流的弄潮儿。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9.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0.

领导权范文篇5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k.Lewin的领导作风理论，R.Blake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F.Fiedler）。他于1962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modelofleadership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R.J.Howse）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goal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W.G.Evans）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V.H.Vroum）和耶顿（P.W.Yeton）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model）。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Heller和Wilpert（1984）进一步提出Heller—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领导权范文篇6

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被称为"印刷资本主义"的早期现代传媒的出现，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生产和交流方式决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传媒为中心。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带着它的观念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与"两报一刊"等等。因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1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文化领导权显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有别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但支配着物资生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又在不断的强制推行中，试图抹去它的"虚假意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止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zzari(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之后的世界图象，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9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在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到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0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2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23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攥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攥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24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对传媒和文化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的新文化观念，正象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25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三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交个人的生产任务。27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时代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社会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您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的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资生活上看，实际上我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28

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不可抗拒的魅力。但也正是在同一时代，另一种倾向也在悄然地发展着。这就是不断发动的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整肃运动。对知识分子似乎总是缺少信任，一方面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真诚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帮助共产党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目标。因此当知识分子表达了向往革命愿望的时候，是可以礼贤下士的。延安时期，与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等文化人的交往，都表明了毛的胸怀和气度。但是，当知识分子表现出另外一种性格的时候，毛则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在看来，知识分子的"不洁"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时不时就会翘起尾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对知识分子的恶劣成见，很可能与他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痛苦记忆有关。在王明之前，他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情感上的怨恨。这一痛苦记忆仿佛使他从骨子里认清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因此，建国以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不仅对党内知识分子不断的进行整肃，就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开始丧失了倾听的耐心。1953年，与梁漱溟的交恶，典型地表现了"文化领导权"向"文化霸权"的转化。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不断插话，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并说他是个用笔杀人的伪君子。这一情形与延安时期能认真倾听一个农民的怨恨漫骂相比，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历次思想整肃运动，都要通过传媒播散到全国，无数次的重复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传媒的真理性，因为所批判的对象有悖于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道德。没有人会怀疑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胡风，右派等的政治复杂性。而这时的传媒已经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中，民间的，同仁性质的报刊已经被全部关闭。甚至黑板报，标语乃至民间文艺等在民间传播的媒介，也因流于对主流传媒的简单"转述"而形同虚设。在不断的整肃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进一步纯洁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也确立了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他曾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心态是"唯一"的。因为他们相信，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无可怀疑的代表，他一个人的思想足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问题。这种绝对的"文化领导权"虽然仍被人民"热烈地赞同"，是因为作为"属下"的人民已别无选择。"属下"在这时是不能说话的。但是，就在这一领导权达到极至的时候，也正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也同样因这样的基础而导致失败。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的净化中演变为一种道德的宰制力量，它不再是一种询唤和感召，而变为一种向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社会道德的净化，是以排除全部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任何与人相关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视为是"不洁"和不道德的。这时，"文化领导权"事实上已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替代。这是道德理想走向幻灭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德精神的渗透，还是转向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更广大的人民来说，他们都是首先从传媒上获得消息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夸耀地说，由于中国传媒的神秘性，"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29而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和其它传媒是获得各种消息的唯一来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遏止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为传媒带来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各种传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关怀，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他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密切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的表面形式之一。

因此，当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在重建中得以缓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文化逻辑：即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一逐渐实施的美国文化战略，不仅引起了第三世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发生。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政治的警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2，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523页，523-52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1978年伦敦版第57-58页。转引自李青宜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4，5，同上，138页。，139页

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39页。

7同上，459页。

8周穗明等著：《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4页。

10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页。

11，12，13，17《葛兰西文选》5页，237-238页。

14，16，《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20页，200页。

15，《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151页。

18，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57页。

19，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页。

20，21，22：《新民主主义论》

23，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217----218页。

24，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1期。

25，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26，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载《客观》第4期。

27，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2期。

28，《人民记忆5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18---119页。

领导权范文篇7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领导权范文篇8

**镇共有9个村，是在原19个村的基础上于2001合并而成的。从**年开始，我镇在**村实行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2008年，通过村委会换届选举，支部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村有3个，分别是大庄子村、巴扎街村、和**村，其他还有3个村是党员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为推行“一肩挑”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

二、对村干部的监督方式：

由于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可以说村上的大小事情，最后拍板决策的似乎就是“一人”了，财务审核审批也只有一人签字了。针对干部权力相对集中的实际情况，**镇对村干部的监督采取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农经站、村理财小组监督，按时公布、公示支出。二是党员或群众代表、群众会议监督。重要事项在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或村民大会（很少采用，只有“一事一议”等事上采用）上讨论通过，然后实施。三是领导监督，通过检查工作，或进村入户了解情况进行监督。

三、目前存在的不足：

一是对“一肩挑”村领导在事务性决策方面监督不够，有决策随意性倾向。在原村组合成的大村，“一肩挑”村的主要领导和小组长相互监督不规范、不到位，在没有产生村主任的组的村民不关心村主任的事，只关心本组组长的事，不太过于关注监督“一肩挑”的干部，甚至还有村民（没有选“一肩挑”干部的村民）不愿让“一肩挑”的干部关注该组事情；二是发挥村“两委”专职委员作用不够，仅仅是让他们开开会、议议事、听听通报、学学文件，没有安排具体负责的工作，这样一来，村“两委”专职委员对村中重大事情了解的不够深、不够细，无法在议事决策上提出可行性意见建议；

领导权范文篇9

一

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