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劳动力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1:24:00

劳动力

劳动力范文篇1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议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农民工从城市返乡或回到离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镇，于是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一现象与劳动力迁移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相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刘易斯模型。他将经济的发展分为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边际生产率高的现代化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由于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较大，便会出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2］。之后，刘易斯又对此模型补充了刘易斯拐点的说明，即当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就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接着，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差距消失，也就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这样的转折即“刘易斯第二拐点”［3］。我国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尝试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现象，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存在很大争议。例如:蔡昉(2008)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认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好表明了劳动力稀缺，进而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4］;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5］;吴海民(2012)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结论，并预测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6］。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借鉴，从劳动产出弹性视角证明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7］;余宇新、张平(2012)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中国刘易斯拐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并不存负向关系而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并未真正到来［8］。

(二)托达罗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由于刘易斯模型是以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即托达罗模型。其核心思想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也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预期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为:Mt=f(d)，f’＞0。其中Mt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指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d表示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代表就业概率，w•π便是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r则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9］。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尝试以托达罗模型分析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例如:张海涛、杨为燕(2007)认为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和托达罗模型提出的背景极为相似，并以托达罗模型为分析基础，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10］。盛亦男、孙猛(2009)以托达罗模型为框架，尝试从劳动力供需角度解释农民工返乡的现象［11］。也有学者探究了托达罗模型在中国实际状况中运用的局限性，并尝试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达罗模型忽视了大国经济中的区域差异，并引入区域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然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能较好揭示劳动力省内转移现象［12］。肖文韬、孙细明(2003)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费用，从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从生活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就业概率还有农村实际工资率以及非货币性收益和成本四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修正，但并未运用实际数据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4］。焦克源、张彦雄、张婷(2011)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传统农民工区分开来，虽然他们加入非经济收益的变量，尝试解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但也同样没有对拓展过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15］。

二、限制劳动力迁移模型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因素

(一)农村和城市生活费用的巨大差距

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其核心都是基于农村与城市实际工资差距进行分析的。然而，这种只从收入方面进行的分析忽略了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和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差距极其悬殊。据Econo-mists杂志2013年2月的《全球生活成本指数排行》显示，在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我国城市上海排名最前，排在第30位，与去年相比大幅上升了11位，与排名第27位的纽约相差无几，其次上榜的还有深圳、大连、北京、广州等城市。而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纷纷上涨的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国外同等城市却仍旧相差甚远(例如纽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上海的将近5－6倍)。所以，越来越高的生存成本和压力，无疑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向一、二线大城市的流动。因此，这就造成了在实际中，虽然农村(或者说欠发达地区)与城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仍存在工资的差距，但由于生活成本过高，一部分劳动力便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去生活成本相对更低的三线城市或乡镇发展，如此，虽然从工资角度他们的收入不及在大城市，但是实际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这也正是造成目前“民工荒”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户籍，也叫户口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之一，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具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在一线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之又高，例如在很多大城市，虽然户籍政策不断改革，如广州、上海已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但这些政策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人才，对学历和职称要求很高，因此即便是大部分一般本科毕业生找到一份一般性工作也很难拥有当地户口，就更别说教育层次较低的农村外出务工者。再者，如果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需要连续缴纳5年社保或者5年个税完税证明，而对于很多外来务工者而言，他们的工作单位与地点流动性很强，常常是经由朋友亲戚介绍，在春节返乡回来后再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很少有人在同一家企业连续数年工作，而且时常具有间断性，因此也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家落户。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在城市打工赚钱，其主要生活仍旧在农村，因此也就并未实现实质上的劳动力迁移，最终定居在城市。这与托达罗模型中所定义的劳动力迁移相去甚远。

(三)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隐性成本影响劳动力转移

除了直观的高生活费用，如高昂的物价与房价，另一限制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便是诸多的隐性成本，也可以称为非货币性成本。还是由于户籍制度，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无法在城市中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政策，想要留在城市读书通常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而即便如此也很难参加本地的中考和高考，例如虽然有部分省市已逐渐放宽异地高考政策，但实际上却仍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和要求，例如江苏省2013年仅有347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了当地高考，广东省虽然也放开异地高考政策，但是依旧需要以积分入户为前提，而广州2012年转入当地户籍的外籍务工人员也仅有2000人左右，这样的数量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可谓是九牛一毛;再有，由于常常无法与当地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这些外来劳动者不得不自己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同时也无法享受诸如公积金贷款、养老保险或政府补贴等政策。再加之诸如背井离乡、受到当地人歧视等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非货币性的成本所起到的阻碍甚至高出了实际的生活成本，成为劳动力在决定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时的最大顾虑和障碍。（本文来自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三、对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修正及其解释

根据上述分析，为了增加托达罗模型在我国应用中的解释程度，应将其拓展为Mt=f(d－c)，f’＞0。其中Mt依旧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新增加的变量c则为城市与农村生活成本差异。d－c具体表示为:d－c=(w•π－r)－(cu－cr)，w、π、r依旧分别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就业概率、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而cu与cr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成本，由于只要劳动力迁移至城市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需要承担生活成本，因此cu不需要乘以π。所以新模型的含义为，劳动力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数量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减去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可见，即便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大于零，但是如果城乡生活成本差异很高，便会抵消工资差异所带来的迁移的动机，农村劳动力依旧不会发生向城市的转移。而模型中所提出的c即生活成本的变量，不仅包含日常生活所需要支出的吃、住、行等生活费用，还包括了之前提到的非货币性成本，例如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也包括其他心理因素所带来的成本。然而对于此变量的这一部分，却很难用实际的数字和指标予以统计和衡量，而恰恰这些变量又在农村劳动力实际迁移决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对生活成本的难以具体量化，决定了很难用实际统计数据对拓展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在应用中就没有实际借鉴意义。不管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都是建立在劳动力为理性人的假设上，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将自然而然决定劳动力迁移的动向。丁守海(2005)也分析发现，对于劳动力的跨省转移，托达罗模型只能解释市场体制较为完善的地区。对于拓展后的托达罗模型，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后便不难发现，c变量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因素是生活费用，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那些无法量化衡量的指标恰恰是由政府影响或决定的。因此，政府如果将这些变量的影响缩减得越小，那么该模型在实际运用中也就会越可行进和有效。

四、政府在引导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城市生活费用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计算，近30年来我国平均年CPI高达5．4%左右。这还仅仅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未将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疯涨囊括在内。对于城乡生活费用差距，由于生活费用支出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所以很难严格界定在某地生活的费用成本是多少。但假如我们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侧面衡量这一指标，不难发现城乡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与相对落后地区农村存在巨大差距。例如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70元，而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仅为每人每月90元，而即便是河南省生活成本最高的郑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仅为每月300元。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控制物价及房价的进一步上涨，有效控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生活费用成本，这样才不会致使因高额的生活成本抵消城乡工资差距所带来的劳动力迁移的动机。

(二)放宽户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迁移

目前户籍制度的开放主要依旧是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新技术人才，而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而言，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门槛。因此，大部分打工者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人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本就没打算留在大城市生活，而只是作为短期打工者赚取财富，即便是由于收入增加准备转移至城市生活，也会选择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在各个方面减少户籍限制所带来的不便。因此，如果想要劳动力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就应该进一步放宽户籍政策的范围，解决由于户籍问题所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子女教育问题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劳动力范文篇2

区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要突出“三农”工作重点，用50%的时间，保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抓好“三农”工作，确保年内打牢“三农”工作基础，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实现户户加入“公司+农户”的种养经营，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进厂工作的目标；要大力推行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机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为此，组织力量对我区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我区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截至2004年底，全区农村劳动力总数57302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数10050人，男性有5703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6%，女性有434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44%，在本区范围内务工的1540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5%，在市内其它县区务工的2922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29%，在市外出务工人数的5588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5%；另外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共有10478人，这些人中，初高中学历的共有8703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83%；其它学历的有1775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17%；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中，有外出工作意向的有8585人，占8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来看，城区的xxx办事处农民工在本地从事经商、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和入厂务工的人数较多，而xxxx农民工除少部分在本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外，大部分以外出打工为主，主要区域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发达地区。

二、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存在问题

近年来，在重点做好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城镇居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加快城乡就业协调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但在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过程中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在落实工作责任制方面。虽然各级政府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机构，并健全了就业目标考核制度，目标层层分解下达。但由于部分镇(街道)主管领导工作分工多，事务重，难以兼顾，缺少对劳动保障所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其次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是双重机构管理，行政上属镇(街道)管理，业务属劳动保障局指导；所长、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具有双重性，工作两边走，难以专心做好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有关工作。

(二)区财政就业经费投入不足，影响农民工就业转移速度。一是由于缺乏资金,没有综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使农民工转移就业前的技能培训受到影响，导致农民工就业能力低;二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由于缺乏经费,不能实现和省市区的劳动力市场系统联网,实现劳动信息资源共享,不能对我区农民工外出转移就业提供快捷的就业信息服务。三是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由财政发基本工资，其它补贴工资靠收取企业调配费解决，难以兑现，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三）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政策未够完善。如农民工转移就业未能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其子女入学困难及收费高。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就业形势不相适应。一是就业观念不适应，认为到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工作不光彩，不稳定，工作辛苦，收入低，因而不愿找工作；二是文化偏低，年纪偏大，没有专业知识和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

（五）企业招工要求高，工资水平低，制约了就业工作。一方面企业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追求高利润，招工门槛较高，大多数企业都要求招用文化高、年纪轻、有技术专长或熟练工等高素质人才，从而使许多求职者不能就业；另一方面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低，除个别技术工种和管理人员外，大多数企业工人的工资都在500-600元左右，致使有的人不愿意做，有的人即使入了厂，干的时间也不长。

(六)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人少，工作量大，对少部分企业损害农民工利益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查处。

四、对策及建议

1、加强领导，提供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

2、加快发展，创造条件。要加快发展城市经济，充分利用大中城市的区位、资源、市场优势和第二、三产业等朝阳产业发展空间较大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旅游业等二、三产业。同时，要大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乡镇企业。本着与城市工业结构互补的原则，重点在小城镇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些市场前景较好的

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乡镇企业安排农民就业的能力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

3、制定政策，强化服务。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工商、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同时进一步完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及农民转移就业的优惠政策。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放活土地使用权。并严格执行国家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规范农村合理分配，不得向外出务工的农民加收其他任何费用，从源头上堵塞各种乱收费渠道，从根本上减轻外出务工农民的负担。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应针对当前我区在乡镇务工的农民子女入学难的问题，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教育体制，制定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的，应允许其子女在住所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地就近入学，所需费用与本镇居民学生同等对待，并按当地中小学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工向城镇居民的转化

4、强化管理，营造环境。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完善的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有关部门在为外出务工农民办理相关手续时，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各行业向社会招收所需的各类人员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逐步取消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户籍限制。使长年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取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加快本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依法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要依法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对提供虚假信息、克扣工资、收取抵押金、扣押身份证等违反规定的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罚。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劳动力范文篇3

调查范围为全国的城镇人口，具体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委会和县辖镇的居委会范围内的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

调查对象：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对调查范围内被抽中的住户中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进行调查，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全国约抽取25万人。

调查内容是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前一周即调查周的就业与失业情况。

调查时间：当年三季度的调查周为9月30日前的一周，四季度的调查周为12月15日前的一周，次年一、二季度为季中间月15日前的一周，入户时间为调查周的下一个星期。

劳动力范文篇4

装卸工作是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环节。从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角度讲，装与卸不仅关系到运输生产的起始和终结，而且贯穿于运输生产的整个过程。因此，装、卸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装卸工作是集劳动者、装卸搬运设备设施、货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项因素为一体的作业系统，只有按照装卸作业本身的要求、在进行装卸作业的场合，合理配备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合理安排劳动力，才能使装卸搬运的各个环节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按照作业方式分，铁路装卸工作可以分为人力装卸、机械装卸和人机结合装卸3种，目前我国铁路装卸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成件包装货物主要依靠人工装卸或人工与机械配合装卸作业。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国铁路装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保证装卸劳动力供给、提高装卸工能力和素质对提高铁路装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铁路装卸工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铁路从事人力装卸作业的装卸工主要是40～50岁的农民工，70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装卸工作的越来越少，后备人才接续不足。大部分装卸工在职时间短，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多，装卸技术知识欠缺。最近几年出现的全国性用工荒，使各铁路局装卸企业招工困难，对铁路装卸行业冲击较大。特别是在春节或农忙时节，车站装卸工紧缺，限制了货场吞吐能力的加强及车辆的快速周转。装卸工紧缺而且面临断层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人工装卸费率较低。目前铁路装卸工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路职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劳务公司的农民工。聘用劳务公司农民工主要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装卸费用按吨计算，根据工作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支付给农民工。以敦煌站为例，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装卸费率水平远高于铁路装卸费率，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员，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应对集中到达或发送时的装卸任务，装卸队每人每月发放保底工资，导致装卸劳动力支出成本加大，装卸队经营压力很大。再如兰州东站，货场内1个装卸队有装卸工30余人，据估算，一个月需要收入22万～23万元才能维持经营，其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社保、水电费、工作服、小型工具、税收等，如果装卸人员最低工资不能达到市场其他同类用工企业的水平，很难招聘到满足装卸工作量需要的装卸工。（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发生变化。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与这些诉求相比，装卸工的工作体力支出大，工作环境较差，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装卸工的工作比较排斥。因此，与车站对装卸工的需求相比，装卸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是在春节、农忙时期更加紧缺，制约了车站装卸工作的开展。

3铁路装卸劳动力供给对策的建议

3.1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

在物流业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加快提高机械化、集装化水平，这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措施包括：发展货运托盘化，实现货物包装标准化，为装卸机械化创造条件；加大装卸设施设备投入，加强安全、高效、环保的装卸机械的配备[1]，提高装卸机械的运用效率及安全保障；考虑按固定资产的现价计提装卸设备折旧，提高装卸部门更新改造设备的能力；调整装卸费率和利润返还机制，定期从装卸上缴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提升装卸机械化水平；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积极性，探索装卸机械投融资新渠道，吸引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及铁路多经企业投资货场、专用线等装卸机械设备；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解决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背景下装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2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会对工种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单纯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现实。因此，应调整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收费标准的比价关系，引导车站、货主选择机械化装卸。同时，应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人工装卸费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劳动力供给情况及时对装卸费进行调整，在农忙、春节等劳动力需求较大时期适当调高装卸费率，劳动力供给充裕时降低装卸费率，使铁路人工装卸费水平与市场接轨，稳定装卸队伍。

3.3加强装卸队伍建设

装卸机械化和现代化对装卸管理和作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铁路装卸队伍应吸收和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术水平的人员，优化装卸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针对装卸工不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专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用管理和现场、理论和实作并重的做法，培训内容上应增加货物装载加固、运输组织和物流服务等内容，拓宽业务视野，通过培训，不断提高装卸质量和效率。加强装卸人才开发和培养，建立和完善人才成长渠道，实施人才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注重区域性、领域性技术人才团队的建设和交流，为装卸人才搭建职业发展的成长平台。

4结束语

劳动力范文篇5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劳动力范文篇6

一、x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结构及转移状况

（一）农村劳动力的资源与结构

从抽查的11个自然村来看，总人口为7092人，其中劳动力人数为4362人，占总人口的61.51％；从劳动力性别比例结构看：男劳动力占52.1％，女劳动力占47.9％；农村富余劳动力1441人，占劳动力资源数的33％，从农村富余劳动力性别比例结构看：男劳动力1035人，占71.8％，女劳动力406人，占28.2％；从农村富余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16—35岁之间的男劳动力797人，占77％，36—60岁之间的男劳动力238人，占23％；16—35岁之间的女劳动力307人，占75.6％，36—50岁之间的女劳动力99人，占24.4％；从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文化以下1322人，占91.7％，高中、中专以上文化119人，占8.3％。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经济迅速扩张和县有关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民增收及城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此次调查统计，从抽查的11个自然村来看，有1050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有效转移，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的73％。

从转移途径和方式看：中介组织推荐197人，占18.76％；自由外出（含老带新、亲朋好友引荐、广告信息引导和自发性结伴外出）853人，占81.24％。曾经参加培训的235人，占22.4％，未曾参加培训的815人，占77.6％。

从转移去向看：京津地区207人，占19.71％；长江三角洲地区207人，占19.71％；珠江三角洲地区147人，占14％；省内东部地区294人，占28％，其它地区195人，占18.57％。

从转移人员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分类看：男777人，占74％，其中在16—35岁之间的577人，占74.3％，在36—60岁之间的200人，占25.7％；女273人，占26％，其中在16—35岁之间的207人，占75.8％，在36—50岁之间的，占24.2％。小学文化107人，占10.2％；初中文化856人，占81.5％，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87人，占8.3％。

从职业、工种及收入分类情况看：建筑工229人，占21.8％，月收入1100元左右；电汽焊工54人，占5.1％，月收入1200元左右；电子231人，占22％，月收入1050元左右；服装31人，占3％，月收入860元左右；汽车驾驶26人，占2.5％，月收入1500元左右；保安22人，占2.1％，月收入850元左右；铁路施工7人，占0.7％，月收入1160元左右；缝纫25人，占2.4％，月收入750元左右；食品加工42人，占4％，月收入760元左右，机械（车工钳工）14人，占1.3％，月收入1100元左右；其它369人，占35.1％，平均月收入800元左右。

二、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几个特征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经亲朋好友的介绍或引路而实现，通过政府或社会职业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劳务输出的人数不到流动总数的20%。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左右，举家外出的亦大有人在。

2、流动区域相对集中。xx县农村外出务人员遍及全国各地，近至邻县，远至中外边境。但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在京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省内东部等地区，其它地区不到20％。

3、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特点。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一般而言，农村家庭劳动力较多，从事劳务收入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较长，反之则较短。据调查，xx县外出兼业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比重超过50%以上。

4、从事纯体力劳动仍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主要途径。由于当前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而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向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快速转变，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是工作难找，钱难赚，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据调查统计，从事此类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外出劳力的70%以上。

5、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身份正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农业开发大户、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走向管理阶层、技术岗位；还有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通过多年的实践积累，视野拓宽了，知识增多了，有了一定资金积蓄，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搞各种开发，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盲目性。自改革之初，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外出人员最主要的方式，同时由于基层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导致盲目性很大。据初步调查统计，在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经中介组织推荐的仅占18.76％。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无序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其次，增加了流动成本，一些急于实现流动就业的青年，不从自身条件或家庭条件出发，也不办理相关证件（如务工证、计生证），仅凭个人意愿或偏信虚假劳动信息而盲目外出求职，其结果是皆因各种原因或“无业”而返，或上当受骗，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和不应有的损失。此外，无序化的流动也给输入地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农村劳动力就业尚没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且就业也相对不稳定；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不仅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而且没有保障。近几年，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有些地方并未完全落实。

3、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较少。据调查统计，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的91.7％，高中文化、中专以上文化只占8.3％，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2.4％。受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的客观条件影响，因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而且从各地经济发展的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必将越来越窄。

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日渐增大。一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以及生产力水平飞速发展，对素质较低的纯体力型民工做了一些限制，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减少。二是近几年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工矿企业不景气,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接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日趋减少,同时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大幅增加，城市面临安排待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双重压力。

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健全组织，搞好服务。无论是现在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转移就业仍将是解决就业问题、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保护广大劳务人员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要与司法等部门联合加强劳动法、社会保险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劳务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其次，要积极寻求驻外办事机构的支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在流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城市建立相应的管理、服务组织或机构，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相关法律政策咨询、劳务信息、就业指导等一系列的就业跟踪服务，帮助他们具体解决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突发事件处理等等。

2、下大气力搞好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和劳动教育机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按照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

3、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在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能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增加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二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组织结构调整，着力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壮大和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三是要进一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大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扩大企业规模和效益，充分发挥好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四是要进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城市化建设，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带动房地产业、商贸业及各类服务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就业和居住。

劳动力范文篇7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生产经营设备的现代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企业为了适应未来时期的劳动力需求，必须制定劳动力资源计划，以保证企业在未来时期有足够的能够操纵高难度现代化生产经营设备的专业技术人员。

一、企业劳动力资源计划的确定。企业劳动力资源计划，主要包括企业发展目标、企业劳动力使用计划和企业劳动力发展计划三部分。

企业发展目标是指企业今后若干年所要生产的产品及其所需劳务的种类、数量、质量的预测和要求，以及其现有的生产经营资金、同行业的产品和所供劳务的市场竞争情况、现产品和现供劳务的衰减曲线，以及新产品或新供劳务的生产经营周期、经营场所、设备等，而且要考虑现有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新产品或新供劳务所要达到的专业技术程度。

企业劳动力使用是指为了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而对未来时期各类劳动力的需求情况进行的测定。这是制定企业劳动力资源计划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生产经营规模相对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往往会使企业所需的职工总人数减少，而专业技术水平更高的人员将要增加，在编制劳动力使用计划时要充分考虑这一情况，如果对需要增加的各类劳动力的时间及数量测算得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机器无人会操作，或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新的机器可操作。因此，制定劳动力使用计划，既要考虑企业现有各类劳动力的适应程度，又要对企业在未来时期需要新增劳动力的类型、数量和时间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

企业劳动力发展计划是指对企业现有人员工作技能的检验和企业在未来时期需要新增各类劳动力的预测。制定企业劳动力发展计划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对现有人员从事新产品生产或新供劳务的适应能力进行技术测定，以便为未来时期提供现有人员的技术数据；二是在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基础上，预估需要新增技术人员的类型及数量。新增专业技术人员的来源，一是由专业技术学校分配；二是对有技术基础的现有人员进行再培训；三是调剂其他单位过剩的专业技术对口的人员。不论采用哪种形式，确定流进人员的流进时间和培训人员的再培训时间是必要的。

二、企业劳动力资源的管理。为了有效地实施企业劳动力资源计划，企业应根据计划要求从管理思维角度出发，对企业的劳动力配置、劳动力管理和劳动报酬等作出管理决策。

1、实行全员合同化管理制度。不论是固定职工，还是合同制工人、临时工，均实现合同化管理。企业对职工应坚持先培训、后上岗，考核合格并签订上岗合同后方可上岗，转岗也需要接受转岗培训。这样，不仅有利于鼓励职工走岗位成才之路，钻研技术业务，而且也有利于增强职工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责任感、光荣感，提高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稳定生产第一线的骨干力量和企业的生产发展。

2、采用先进的劳动报酬制度。职工的工资所得与其劳动技能的高低、劳动责任的大小、劳动强度的轻重、劳动条件的优劣，以及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作量的多少相挂钩，通过考工晋级促使技能晋级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这样，可以鼓励职工学技术、学业务，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妥善安排各类人员，克服分配上工资等级与技术等级相脱节的现象。

劳动力范文篇8

本地劳动力已难以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随着*市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开发区内企业用工近年来呈现迅猛上升趋势。2003年经济开发区仅有在职工人2300多名，到2007年底已达23310人，短短数年内增长了10倍。2008年初至今，*经济开发区又新增工人5000人，达到28000余人（不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据预测，2008年开发区必须新增15000名劳动力才能基本满足辖区内工业企业的用工需求，也就是说，开发区还需再增10000名劳动力才能满足今年企业用工需求。

"本地劳动力能消化的基本上已消化完了，从现在开始本地工人不够了，我们正在设法帮助企业到樟树、上高等周边地区招工。"据经济开发区劳动就业局局长王小军介绍，3月14日起，他们已在樟树市黄土岗镇专门设立了一个招工点，帮助企业招收员工。"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樟树的昌傅镇、临江镇、吴城乡再设立几个招工点，帮助辖区内企业招工。据我们调查，这一带有四五万劳动力，如果做得好，解决今年开发区企业用工应该没有问题。"他说。

*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李福科认为："*的农村人口只有50多万，在外务工的有23万，加上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等实际已就业的共有30多万人。另外在农村从事种养业的有16~17万，剩下的基本是老人、孩子，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按*工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必定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

"今年我们还能勉强应付。"李福科说，"但是，赛维LDK的硅料项目投产后，赛维的用工人数将达到4万人，企业目前有员工7000多人，至少还要增加3万多人。这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用工压力。这还仅仅是赛维公司一家企业的情况，江锂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江锂还没有全部投产，从去年起已开始到安福招收了600多名员工，如果全部投产必然会出现用工短缺情况。"

结构性紧缺造成*部分企业招工难

据*经济开发区劳动就业局局长王小军介绍，目前*经济开发区缺工企业主要为新能源、电子、纺织服装等行业。新能源行业主要缺中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等高技术人才，工资高到每月收入5000~6000元仍然人才难求；而电子行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待遇相对偏低，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经常要加班加点，普工难招；纺织服装行业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工资待遇偏低，噪音、灰尘污染重，工作环境差，缝纫工、纺织女工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原新纺女工有不少不愿意再从事这一行业，纷纷转到赛维做普工。

从目前全国形势来看，电子、纺织、服装行业招工难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实际上，*电子、纺织、服装行业的普工多为外地务工返乡人员。一方面，这几类企业由于受季节性影响，订单多时需要大量普工，一旦进入淡季则大量裁员，导致员工流失严重。另一方面，相对来说这类企业工资较低，条件较差，也造成了员工难留。"飞宇电子我们曾经帮助它至少招了9000名员工，现大概还有3300人。"王小军认为，*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几大行业的同类企业少，无法做到员工根据企业的订单在同类企业中相互流动，易造成人员流失。

择业者的观念更新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又一大问题。一方面我们不缺大中专毕业生，大中专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技校生十分受欢迎，*职校的很多学生毕业前早早地就被"预定"一空。而许多大中专毕业生不愿意放下架子从基层做起，一毕业就想进入中层管理层或白领阶层，实际上管理岗位是有限的，刚毕业的大中专生放到管理岗位上还做不过工人。

*民办院校毕业生留在*工作的不到10%

*职业教育发达，拥有各类职业学校50多所，其中万人以上的职业技术学院4所，共有约8万多名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按理说，*的民办院校每年可为*提供大量的劳动力，缓解本市劳动力紧缺矛盾。然而调查发现，*民办院校的毕业生留在*工作的不到10%。这意味着，*民办院校优势并未能转化为本市劳动力资源优势，众多民办院校对本市企业劳动力供应贡献甚微。

何以出现这一现象？中山计算机学院院长张亢的回答是："学生在本地就业的很少。工资待遇比沿海低是主要原因，另外年青人希望到沿海地区去闯一闯。"

渝工学院电子工程与管理专业大三学生翟国安的回答是："毕业后*如果有好的企业可以暂时在*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再去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工作。"

而渝工学院物流专业大三学生姜红志的回答是："想留在*工作，这里有发展潜力。但是正在联系广州三九物流公司。因为*的物流市场还没有完全做开，在*私人物流小企业做怕没保障，业绩不好被裁员。"

实际上，*同类企业普工工资只比沿海低200~500元，不会低很多。然而沿海开支大，除去路费等在外的开支，真正能进到口袋的钱并不比在*多。因此，近几年来外出返乡务工人员占了经济开发区在职工人的大多数，*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意愿强烈。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引导学生到本市的各类企业去实习，让企业了解学生，让学生了解企业，以留下更多的学生在*就业。

劳动力紧缺呼唤人口聚集战略

劳动力范文篇9

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实现农村社会小康成为当前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党的大确定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要致富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因此，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成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根本途径。永川市市委、市政府也在年初的两会”上提出：未来7年内，让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把永川建设成为渝西地区的大城市。为了贯彻落实重庆市农业局召开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试点县(市)工作会议”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培训班”有关精神，切实有效地搞好永川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早日实现把永川建设成为大城市。永川市农业局科教信息中心组织人员对永川农村劳动力整体状况、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和存在问题及转移方向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劳动力整体状况

农村劳动力43万，全市总人口106万。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20余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8亩，重庆辖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市)之一，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达14.9万人，每年带回的经济收入总额在4亿元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永川要在未来7年内建设成为大城市。这其中，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

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68%3040岁占27%40岁以上占5%农村劳动力特别中40岁以下的人将是转向城镇的主要人口，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转移情况、务工收入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市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市农村劳动力在永川范围内转移4万人，去年。重庆市区转移2万人，重庆市外转移12万人，境外转移累计人数1498人(次)重庆市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境外转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迁、日本北海道等十几个国家从事渔业捕捞。外出人员中，86%人员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各占7%永川范围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在城区、集镇从事运输、建筑、餐饮、服务业，重庆市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服务、经商业。

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已经呈现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目前，经过近年的努力。市建成了高规格的综合服务大厅和交易大厅，成功与重庆市劳动力市场联网，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框架。二是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据调查了解，市先后建立了劳动技能培训基地26个，建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储备基地3个，劳务输出基地5个。同时，对各类外出民工分别进行登记造册，促进民工有序流动。仅去年，就帮助民工追收工资96万元，清退保证金1.8万元，督促用工单位替民工参加社会保险850人，处理民工工资争议案件156件。三是职工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制度进一步健全。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市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制度和预备制度的同时，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培训机构18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增加到4家。三、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