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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22:14:55

科学观

科学观范文篇1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1)01-0061-07

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

1919年7月21日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通过对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

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

首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

其次，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解放和发展。他指出，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注：：《论联合政府》）。在这里，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论及到解放人民个性的需要，提出自由发展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说明个性解放和发展决不是任意的。第一，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广大人民群众个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的个性解放。第二，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个性发展离不开其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并由社会集体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只有立足于中华大地，在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的上述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

三、的个性发展思想

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其有关教育的论述中，展示出十分丰富的内容。

早在建党初期，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因此，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自修大学就是一种新型学校，“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就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注：：《“新时代”发刊词》）等问题上。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

从以上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讲的“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后，在全面总结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为工农服务的新式学校教育，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十分周祥、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的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具体表现为，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制度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主要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实现的。为此，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虽未提及个性，但认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发展人，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潜能或优势，把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教育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内涵。

1964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反对注入式。”而现在一些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破袭击。这三项都不利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1949-1982)第3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特意给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加上了“生动活泼地”、“主动地”两个限制语，实际上是对他以往主张的“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一贯主张。

科学观范文篇2

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个性”，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一、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呐喊“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在杨昌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讲堂录》）进而，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1919年7月21日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通过对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首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其次，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解放和发展。他指出，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注：：《论联合政府》）。在这里，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论及到解放人民个性的需要，提出自由发展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说明个性解放和发展决不是任意的。第一，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广大人民群众个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的个性解放。第二，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个性发展离不开其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并由社会集体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只有立足于中华大地，在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发展。的上述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三、的个性发展思想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其有关教育的论述中，展示出十分丰富的内容。早在建党初期，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因此，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自修大学就是一种新型学校，“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就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注：：《“新时代”发刊词》）等问题上。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从以上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讲的“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在全面总结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为工农服务的新式学校教育，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十分周祥、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的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具体表现为，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制度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主要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实现的。为此，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虽未提及个性，但认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发展人，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潜能或优势，把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教育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内涵。1964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反对注入式。”而现在一些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破袭击。这三项都不利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1949-1982)第3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特意给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加上了“生动活泼地”、“主动地”两个限制语，实际上是对他以往主张的“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一贯主张。从的上述思想中可以看到两层最新的思想：一，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是学生确立和发展良好个性，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允许和鼓励学生发展其特长或优势。二，良好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各个方面以某种结构有机地统一在其身上的和谐发展。充分发展个性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何况个性心理品质中的许多要素本身就与全面发展中的德、智、体三大基本要素同属一种范畴。所以，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的科学个性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搞改革开放，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发展人的个性，没有众多独具个性的改革家、实干家的共同努力，就不能成功、鼓励和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对于增进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活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党性与个性并非对立的，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这毫无疑义，但坚强的党性又必须充分体现在每个党员为党的事业忘我的创造性工作和具有真知灼见的独立思考之中，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国两制”等科学创见和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实践，不正说明了他们都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典型的个性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战斗集体。就个体而言，的科学个性观也是指导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展个性的行动指南。

科学观范文篇3

一、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我们党执政兴国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要义。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刻理解第一要义，始终贯穿第一要义，切实抓好第一要义。

一是要把握发展的中心地位。*报告强调，“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只有把握发展这个主题，才能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就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执政后的中心任务。党的八大全面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邓小平同志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蓬勃生机，是与我们党始终扭住发展不放松、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义分不开的。科学发展观继承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深化了对发展这个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性问题的认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把发展放在中心位置。

二要把握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志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而且符合历史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三要把握发展要尊重规律、讲究效益。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从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的联系，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的联系中把握发展。发展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既包括经济也包括社会，既包括人也包括自然，既要看局部和眼前也要看全面、看长远。发展要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朝着技术、知识、服务密集的方向发展的新的调整时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确保实现党的*提出的发展目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应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四要把握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失去机遇就很难实现发展的突破。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真正的发展机遇是不多的，要珍惜机遇、善于抓住机遇。正是因为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抓住了90年代国际和平发展、世界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内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才使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基础。当前，尽管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国内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从整体上说，我们面对的形势依然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多于不利。只要我们善于抓住机遇，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坚持正确的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平。

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概念，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的认识。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

一要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强调社会主义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深刻反映了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前进方向，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进一步丰富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的认识。科学发展观一切内容都贯穿以人为本的要求，都以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最根本的区别，科学发展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紧紧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才能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灵魂。只有把握以人为本才能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二要把握以人为本的深刻含义。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以人为本，主张人民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主张人民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主张人民是发展的受益者，发展的成果应当惠及全体人民，回答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成果“归谁所有”的问题。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归人民共享，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

三要把握以人为本的实践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就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引导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尊重和保障人权；就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建设，要着眼于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治建设，要着眼于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合法权益，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质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社会建设，要着眼于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三、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发展，不是不计代价、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理解和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个基本要求。

一要把握什么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总体要求，体现了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方针，是一系列的基本观点、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路的依据。全面发展，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局部的、不平衡的发展；协调发展，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各个环节的发展要有机衔接，各个阶段各个步骤的发展要良性运行；可持续发展，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可再生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二要把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就缺乏物质条件。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没有政治建设，就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没有一个以健全法制为保障的发展环境，其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没有文化建设，就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就不能形成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主流精神。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没有社会建设，就不能形成促进其他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社会，是人与自然相和谐、持久永续发展的社会。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才能妥善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系，真正构建起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和谐发展、永续发展。

三要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一要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二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三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五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进循环经济较大规模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使我国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和科学运用，是指导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理解和把握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

一要把握统筹兼顾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继续坚持统筹兼顾的重要方针，并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同时要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要鼓励沿海先发展，同时要统筹两个大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志坚持和发展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提出要处理好关系现代化全局的12种关系，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使统筹兼顾方针进一步具体和丰富。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赋予这一重要方针和原则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对我们党关于统筹兼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深刻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

科学观范文篇4

关键词：实践；认识论；权力；解释学

Abstract:Kuhnrealizedarevolutioninthetheoryofscience.Theessenceofthisrevolutionisreplacingrepresentism’sconceptionofsciencewithpracticalone.Throughinterpretingtherelationbetweenepistemelogy,powerandpractice,discussingtheconstructionofknowledgeanditsrelationwithcontext,thepaperconstituteavalidplatformforre-understandingscience.

Keywords:practice;epistemelogy;power;hermenutics

一

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自然科学在理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已使地球表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这些重大的转变无疑会引发众多对科学知识及其本性的反思。事实上，对知识的反思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亚氏将他的工具论分为分析和论辩。在分析篇中，他创导了普遍性证明的逻辑手段，并将这种知识确立为分析的、确定的和普遍有效的；但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修辞学”与“论辩篇”（“topica”，指有立场的论辩），以这种方式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实践的知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通过商谈和论辩而达成的一致。我们称前者是knowthat的知识，后者是knowhow的知识。

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都在试图为knowthat的知识奠立牢固的基础。这一对阿基米德点的笛卡尔焦虑引发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哲学探讨，与此相关的合理性话语（discourse）几乎支配了之后所有为科学奠基的哲学思考。20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逻辑原子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沿此思路发展的。这些学派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诸如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理论等发展的推动，并最终促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一20世纪初英美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

但是，由于奎因对其两个教条的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衰落。这一批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语言游戏”理论，以及波普尔对归纳逻辑的批判中得到进一步加强。1960年前后，皮特•温奇（PeterWinch）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著作，伽达默尔出版了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著作，意义的确证观念和说明的普遍法则（covering-law）的观念均受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论点很快就为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应用到自然科学中。1962年，库恩出版了其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书中，库恩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标志了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从knowthat转向了knowhow——实践的知识。引入“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库恩区别于以往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当代科学论转向的一大贡献。然而，真正的实践论转向并非库恩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由诸多思潮共同汇集而成的潮流。其中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言语行为论和解释学，以及稍后兴起的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之后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文化建构论者、众多解释学家和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转向的基础上谈论科学的。

其实，实践的科学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实践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早就提出过替代康德先验论的辩证法。根据辩证法，知识失去了其无时间性的特性，并在辩证过程中不断生成、被中介和进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进一步明确声明，以往的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而新的实践论哲学则以改造世界为宗旨，该宗旨要求我们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理解。之后，在尼采主义者那里，实践则更明确地作为权力的形式表现在对知识的理解中，因为只有实践才具有支配的力量，而支配就意味着权力的介入，从而有效地拒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知识、真理或合理性的基础。20世纪以后，实践的观念在大陆哲学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作为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告别了胡塞尔的科学主义迷梦。在其后期的实践解释学中，他将科学知识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并根植于语言体系中的世界观结构，即将科学知识实践地纳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来理解。

本文所涉及的实践问题，既与历史上的实践概念有联系，又具有当代语言学转向所赋予它的新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实践哲学”（PhilosophiaPractica）就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围，而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实际问题的领域，“实践智慧”则是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做出明智决断与妥贴应对的能力。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是想弥合近代认识论在自然的本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之间所造成的断裂。在这之后，尼采与福科等人则力图展现一个通过权力而不断打造的新的世界。而60年代以来的库恩、哈金、戴维森、罗蒂以及拉托尔等人则是在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引入实践概念。这个概念首先体现了言语行为论的成果。正如奥斯汀所说：“说话就是做事”，话语能引发行为，并能产生效果，说话获得他人的实际认同才叫有效。其次，实践是一个参与的概念，是科学家、工程师们置身于科学实验室、田野等场所构造科学事实的行动（action）本身。另外，实践的概念也体现了一种解释学的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对行为的理解只能通过行为者对自身的不断追问来进行，因而，理解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理解行为与理解整体的情境之间的循环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此意义上加以改造的实践概念，为我们在表象主义之外寻找到了一条重新理解科学的途径。

二

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知识就是世界的表象。科学作为“被大量书写的常识性知识”，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手段。科学哲学的任务是为成功的描述做出解释、说明和辩护。科学的成功通常是这样完成的：先观察对象，记录其相关特征，进而检验其理论表述，随之对那些与观察不符的理论进行修改或替换。当然，科学的表象主义模式无疑也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世界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对其的表象是有差距的。正因为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象，我们的表象也可能并未正确地描述世界，因此，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用不断积累的经验事实来弥合这一差距。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结论，这两点结论事实上对这种表象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用于获得和积累经验事实的观察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或无偏见的，否则这些经验事实就不可能为理论提供独立的、唯一合法的检验标准。可是这种“中立的”观察者毕竟是理论上的抽象。任何实际的观察者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少要受到历史、文化情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象主义是一种“无主体”的哲学。二是，除了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征得他人的认同外，一个人凭什么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在这里，表象主义封闭了自己，很难摆脱唯我论，至少是卡尔纳普所谓的“方法论唯我论”的困境。

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也许会提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其目的何在？如何达到目的？科学研究的成就如何得到公认？等等。当这么思考时，我们已经转换了看待科学的视角。事实上，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有科学的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科学史上，有多少正确的，已经证实的观点被人遗忘，悄然消失，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只是由于对当下的科学事业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罢了。试想一下，哪一种规划是值得实施的？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是值得重视的？哪些实验和计算工作是必需的？何种设备和技能是必需具备的？什么样的成果才值得推广、出版？“除非我们了解了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1]

如果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一系列实践过程的集合，又会怎样呢？首先，你不必再为证明或者证实一个命题而颇费苦心，因为科学是一个尚未被给定，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与之相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施行过程。其次，这个过程不只是某一个体或抽象的类主体的实践，而是不同文化群体公共地参与的社会行为。对这样一种科学实践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中的知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与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乃至与权力相关的政治学（福科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引入了实践，才使我们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束缚，使科学论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用实践的观点如何看待认识论问题？早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就已提出，认识论不是独立于本体论，而是与本体论相一致，联接二者的纽带就是实践。在他们的理解中，本体论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或存在着什么，而是存在着的感性的人具有改变对象的物质力量，这使认识论与本体论得到统一。因而，马克思指出，实践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更是改造世界的能力。确切地说，认识与改造是同时进行的，认识就是改造。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感性的活动、物质的力量，是力的较量和碰撞，体现了认识主体与对象间的力量对比。而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从而在认识主体与对象间建起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尼采、福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劳斯那里，实践则体现为权力问题。认识论也是与权力相一致的。劳斯将构造科学现象、生成科学知识的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场。他认为，实验室小世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有工作台空间、材料处理空间、设备运行空间、储藏空间等，这种被分割的空间使得其中发生的事件被监视与跟踪成为可能。在福科的军营、监狱、学校、医院等规训机构中，人们被监视、封闭、隔离和分割。这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而“实验室里对现象的构造、操作和控制的策略必须被视为贯穿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使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生成的实验室活动也直接包含着对人的强制（约束）形式。”[2]鉴于权力在实验室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斯将权力刻画为场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场中的事物或其关系的特征，这一点与福科的“权力之网”是一脉相承的。在劳斯看来，既然对实验室中权力的说明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与实践，那么说实践包含着权力关系，权力对实践有极大影响，也就是说“实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可能行动的场”[3]。总的来说，一方面，权力本身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控制与改造外在事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而这也正是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本意所在。另一方面，对权力的任何言说与讨论，仅停留在说的阶段是不完整与不充分的，只有身体力行，对权力的充分诠释才是可能的。

三

在实践的科学观中，实践的解释并非只是对科学知识做出辩护与奠基，而是通过实践本身来实际地构成知识。因为只有实践才直接相关于知识的发生，我们不可能脱离知识的发生来构成独立的辩护理论，发生本身已经包含辩护了。前边我们提到了“know-how”，这很重要。早在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明白，所谓“episteme”（知识或科学）就是，知道X意味着知道如何把X做出来，当时的工匠，乃至诗人只有在干活时才显示出知识。同样，在马克思及其尼采、福科、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解中，对知识的认识就意味着改造、权力的较量，或对自身的追问。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不应只看到那些文本的，业已形成的知识，而应该回到知识实际发生的情境中去构造并理解知识。在1975-1977年期间，拉托尔（BrunoLatour）和沃尔加（SteveWoolgar）着手尝试这样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萨克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亲自体验构造科学事实的全过程，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分析科研活动的实情。他们发现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规律的表象，不如说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相互协商，通过说服政府和企业获得经费资助等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过程构成的。[5]1987年，拉托尔出版了《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通过社会追踪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该书中，他带着读者直接跟随科学家本人进入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去。发现科学领域并非一片圣土，这里的争论比在其它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持不同观点的人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甚至列出一大堆数据、资料和文献，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正如拉托尔所描述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进入科学行为，从街上的行人到实验室人员，从政治学到专家意见，我们不是从嘈杂走向安宁，从激情走向理性，从热烈走向冷静。我们是从争论走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6]只要我们仔细想想那些铺天盖地的科学论文、不可计数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争论和说服行为在科学中是极为普遍的，更不用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中所进行的磋商行为，以及两个反对的实验室之间为证明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所做的一切辩论了。科学事实就在论辩、说服、协商这样一些“行动”过程中呈现出来了。

行动中的科学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它是一项集体参与的行为。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包括科学研究的对象、仪器设备以及以往的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学生、投资者等。因此，主体并非传统意义上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所研究的客观世界也不是被看作与主体对立的客体。相反，这里的主体是一个扩大了的共同主体，在这个共同主体中，所有参与研究的人与物都被纳入其中。其次，科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所有参与者——共同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磋商和谈判在情境中共同构造出来的。最后，行动中的科学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科学永远处于进行中，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并持续重构的情境之中。

说到底，科学不是描述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纵并介入世界的方式。科学家不是对所看到的东西作中立的记录，而是以感兴趣的方式直接介入科学实践的活动。因此，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科学知识的性质直接取决于构成它们的情境条件的性质。我们知道，在解释学中，若想揭示个体的行为，必须揭示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整体情境；反过来，对整体情境的揭示也须通过个体的行为进行。这就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解释学问题。解释学是欧洲大陆哲学发展的，但却对英美哲学，尤其70年代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库恩就是最早在科学哲学中提及解释学的哲学家之一，他曾说：“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7]

然而，这里所提的解释学概念与狄尔泰意义上不同。在狄尔泰眼里，解释学的方法只适合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但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行为本身就具有反思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指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其实，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与认识相割裂的本体。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它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本身就具有反思性。海德格尔将这种解释学称为“实践解释学”，关注的是事情的发生，或者行为所引发的现状的变化。

四

刚才已经提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本身就具有反思性，因为我们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在反思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这是科学的实践活动与其它躯体（body）活动的重要区别，也是科学之所以成为典范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它与整体情境的关系如何？

首先，在实践的解释中，解释不是别的，而是解释的行为本身。事物是什么，如何存在，这些都是通过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处理而揭示出来的。参与世界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世界会成为什么，以及事物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解释。从而，我们理解世界的情境不再是“信念之网”，而是“生活形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在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情境，即生活形式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只有，并且必然已参与其中了。例如，在燃烧理论中，拉瓦锡抛弃了传统的燃素说而选择了氧化说，但是实验所用的材料、操作程序以及表达新学说所用的语言等都是他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的，“生活形式”对拉瓦锡实验来说不再是假设，而是别无选择的前提。[8]

其次，解释的情境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情境是不断变动更新的，我们找它却无法找到，因为它处于不断扩展、变迁与修正之中。”[9]事实上，情境不是一种理论，也并非外在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各种科学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因而，一旦构成情境的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整体情境也就随之改变。劳斯将这种科学的实践活动比作“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故事之中了，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包括讲述者在内的故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共同叙事”（common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共同构成的情境来叙述他人，同时也是其他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在互相讲述中，我们与他人一起构成并共享这个新的情境。[10]

第三，情境不仅是变迁的，而且还是重构的，是“持续重构”（continualreconstruction）的过程。叙事并不是已经完成的（completed）行为，而是正在进行中的（ongoing）。“我们与各种正在进行着的故事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能够讲述它们的情境条件，或者是做其它任何可称之为行为之事的情境条件。”[11]科学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含对自身的辩护。正是批判与辩护的统一，使我们不致简单地认可，并委身于一种既成的情境，而是不断地重构它们。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就不存在确凿无误的意义，意义也始终处在重构和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12]也正因如此，科学研究才能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并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更具开放性。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已经不是一套信念或对象的规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而是内在于我们身体中的全部技能（即实践的知识），只有将我们、实践的对象以及物质环境一起置于一个实践的解释的情境中加以构造，才可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世界，同时我们的解释性行为也才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获得同样也不是通过学习和使用规则或依据信念行事，而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例的学习。这样所获得的技能或实践知识才具有创造性，具有向外延伸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之所以能从所教会的单个的词句中衍生出无穷多的句子，既不在于先天的深层结构，也不在于一个被给定了的文化与历史的语境，而是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实践地参与了生活。同样，只有实践地解释并参与科学，科学对我们才是开放的，其自身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10][11][12]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in:Inquiry,Vol.33,1990,186,183-185,181.

[3]J.Habermas:“交往能力的预备性考察”，in:TheoriederGesellschaftoderSOZIALTECHNOLOGIE:WasleistetdieSystemforschung?SuhrkampverlagFrankfurtamMain,1971,118,120.

[4]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53.

[5]BrunoLatourandSteveWoolgar:LaboratoryLife,London:Sage,1979.

[6]BrunoLatour:ScienceinAction,OpenUniversity.Press,1987,30.

[7]T.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V页。

科学观范文篇5

面对转型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主动调整发展思路，致力于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矛盾。发展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包括“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也包括“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应当说，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上，全党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但是“为谁而发展”，“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些年我们都有深切的体会。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30％以上的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相当突出，发展的成果还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共享；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代价惨重，节能减排压力很大，生态文明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分配不公引起广泛关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翻越警戒水位。这些现象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发展究竟是为了谁，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发展？

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但人均发展水平仅居全国第六。讲广东发达，主要指珠三角，而粤东、粤西、粤北则比较落后，有的甚至相当落后。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个话虽然不够准确，但却尖锐地指出了广东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现状。就是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没有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大量加工贸易型企业仍停留在为外商加工组装、贴牌生产的产业低端，只能赚取几个“血汗钱”。广东尚且这样，全国更是如此。传统发展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面对转型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转变发展思想，转换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路子。

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揭示了这样的深刻内涵：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创造潜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共同富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加深对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涵的理解，切实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发展为民，既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又要兼顾好他们的具体利益、现实利益。过去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往往走入这样的误区：一讲改革，就一定要人民群众做出牺牲，一讲发展，就一定要人民群众付出代价。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似乎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牺牲他们的具体利益、现实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与他们的具体利益、现实利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没有一项项具体利益、现实利益，哪来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和现实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地方领导人，如果我们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漠然视之，何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去年，随州市政府投资5000万元建设神农公园，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老百姓的拆迁安置。市政府腾出临湖最好的地段建设还建小区，公园没有开工，还建小区先开工；项目没有建成，老百姓从过去的棚子屋已经搬进了环境优美的花园小区。公园开园那天，我们用交通车将拆迁群众接到公园，作为首批客人组织参观，感谢他们为公园建设做出的贡献。这些富有人情味的做法，温暖了拆迁群众的心，既有效推动了项目顺利实施，又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今年随州市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从一开始就紧紧贴近人民群众来展开。把创建延伸到背街小巷，着力解决背街小巷脏、乱、差的问题；延伸到地下管网，着力解决城区下雨就渍水的问题；延伸到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着力解决老百姓缺少休闲空间的问题。这些深得民心的举措，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创建工作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从而有效凝聚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

科学发展观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当前，践行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对过去发展的完善而不是否定。一个科学理论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离不开实践的推动和挑战。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显露，才推动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思想的形成。所以科学发展观不是对过去发展的“纠偏”，更不是否定过去的发展，而是为我们立足新起点、研究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实现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科学观范文篇6

根据区委的统一部署安排，我与大家一起探讨政绩观问题，我讲的题目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绩观的基本内涵；二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一、政绩观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绩观，主要是指怎样创造政绩和如何衡量政绩两个问题。其内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价值取向，即其为官一方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用什么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它是区分不同政绩观的基本量标。二是方法论取向，即用什么来取得政绩，特别是在主观需要和客观基础之间，决策需作何种取舍。它决定了政绩的效果。就我理解，政绩观还有以下几个特性：

一是政绩观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政绩观存在于每个从政人员的思想意识中，统治阶级都要求从政人员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政绩观。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政绩观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为谁创造政绩，就这点来讲，不同的统治阶级，其政绩观必然有明显的差异。如在封建社会实行“家天下”，是皇权统治，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支配下，更多的官员搞横征暴敛，以致官逼民反，造成中国历史上平均每30年左右就有一次战乱或动乱，这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柏杨研究得出的结论。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宪政政治制度，但各级官员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身份一直未曾改变，其衡量政绩的标准，大财团的看法是关键。从其价值取向来说，资产阶级政客之所以要出政绩，基于二方面考虑：一是要对扶其上台的垄断集团负责。政客竞选需要大笔的经费，而经费只能自筹，谁给他大笔的经费，谁就是他的股东。其上台后自然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美国就有驴象两党说，总统上台委派官吏原被称为“政党分肥制”。有的专家称：小布什之所以实行单边主义，就是为了迎合支持他上台的军火商的利益。而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竞选纽约州议员时，为了取得美国犹太富翁的支持，一反过去限制以色列的主张，提出要帮助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后来干脆称自身就是犹太裔。（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以色列采取袒护政策，其根源就在于犹太富翁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了其政治生命的存亡续断）。可见，每一个政客都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对选民负责。票数的多少决定了政客的政治生命。政客在竞选前后必须尽可能满足选民的需要。在从政时，尽可能取悦选民。什么方式合适就干什么，如克林顿在朱钅容基访美时，原决定马上与中国签订WTO协议，但鉴于美国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的巨大压力（这两个工会组织掌握着几百万钢铁行业选民和纺织行业选民），在最后关头却退却了。以至朱幽默地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客在迎合选民需要的时候，确实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但“选民”并不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了财团和政党的自身利益，他们也可以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如国会弹劾克林顿案，就是某些国会议员为了所谓“政绩”而“小”题大作的典型写照。这种事在韩国也出现了。卢武炫现在被弹劾，说到底，就是议员们为了政党利益公报私仇，而导致韩国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损害了整个韩国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陈水扁不也是做着同样的事么？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宣称：“不要问是否作恶，而要问是否善于作恶”，这正是资产阶级在政绩方面取向上的座右铭。

二是政绩观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政治经济环境，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政绩观。如在解放战争年代，战绩就是政绩。谁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谁就是统帅之才，邓小平能27岁就走上正军级领导岗位，也是27岁就当军长，就是对其战绩的肯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有过“多快好省”的建设高涨阶段，在“超英赶美”等不正确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出现时期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在当时，都曾作为值得表扬的“政绩”。虽然今天，看到这种政绩观显然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在时代，政绩观更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直至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到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发展是硬道理，使我国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广大干部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的演变过程，实际也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三是政绩观具有导向性。决定领导干部晋升的因素，最大的标准就政绩标准。政绩观就象“高考”指挥棒，考什么内容，学生肯定得学什么内容。一个时期形成的政绩观，容易使各级干部的从政行为目标共性化，价值取向一致化。我们国家有搞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础，有跟风从众的心理基础，有一哄而上的社会风气，无疑会使政绩观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上面讲要做什么，下面就一行百效、千篇一律，紧跟照办。一些地方发展某项产业大获成功，那各地就会快速仿效，遍地开花。如全国有23个省市区发展汽车产业，整车厂比世界其它国家总数还要多。这种盲目发展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比如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产生的“GDP”崇拜现象。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GDP不是万能的，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正像砍伐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中国的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呈现高投入、高耗能、高增长，低效益。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GDP依然在增长。”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要增加一次。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各地都普遍扩大开发区建设规模，国土资源的利用呈失控状态。据统计，全国解放以来，建城区面积有3.1万平方公里，而近年来开发区的规划面积达到3.4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台湾省，超过我国50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这实际上就是追求GDP增长起着导向作用。

四是政绩观的检验标准具有实践性和群众性。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不管是哪个国度，真正的政绩应该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实践和群众检验是判断是否是政绩及政绩大小的根本尺度。心中想着群众，有群众观点，即使没有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老百姓却会把政绩一笔不漏地记在自己的心上。古人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疏浚西湖而用淤泥堆成长堤，千年后还被百姓称为白堤、苏堤。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治风沙种下的泡桐树被称为“焦桐”。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流芳百世。

二、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这种新的发展观呼唤新的政绩观。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科学的政绩观”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并丰富起来，但真正明确提出“政绩观”概念的，却是最近的事。**年11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最近结束的人大会议上，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科学的政绩观轮廓逐渐明晰起来。综合起来看：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民为本观念凸现出来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突出的就是一个“民”字，即解决政绩观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而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则要解决求政绩的方法取向问题。与此相对应，对干部考核的改革与研究也正在悄然兴起。据我所知，有这样四件事：一是北京市于1月7日起，专门邀请公共政策专家研究、制定群众评价政府部门工作的有关方案。二是由国家行政学院牵头《公共管理部门绩效评估和领导人员素质评估》课题，以及由中组部研究室开展的同类课题也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三是一些地方对干部考核改革也正在进行：如曾轰动全国的南京万人评议领导干部活动已进行了两年，据李源潮称：通过群众的意见，罢免不称职的干部获得了成功，今年还将继续做下去。四是最近出台了《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由此可见，政绩观正在逐步成为党的建设问题的焦点。因此，要充分理解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树立科学政绩观的重大意义。

1、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两个凡是”，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由此走上了经济建设的快车道，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中国现象。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世界榜首，为10.7%。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可堪媲美。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中国也为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是资源浪费严重。**年中国消耗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创造的GDP则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1美元生产总值能耗计算，我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至5倍。第二是城乡差别大。在经历了25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不算财政对城镇居民的补贴，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11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是1.72。第三是地区差别加剧。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情专家胡鞍刚称之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不同的省份如此，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如此。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的人均GDP差距，1978年是9.1倍，2002年12.9倍。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没有错，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同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建设也不同于社会全面建设。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过去3年里，党中央先后作出了“西部大开发”（2000）、加入WTO（200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等重大决策，分别回应了地区差距、全球化、执政基础等重大问题。而**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第一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应该说，这是中共执政50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其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可见，我国这艘巨轮正在进行艰难的调整。从这点看，提出政绩观问题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政绩的汇集、积累则是对一个党执政能力的检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创造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绩就是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西方有个著名学者提出“政绩合法性”概念，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如资产阶级财团等）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做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这个政绩合法概念就是相对执政能力而言的，对我们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条。”他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根据世界发展进程规律，在人均GDP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是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的关键时期。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比如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全国有近4000万“三无”农民），不注重农民及城市失业人员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很可能会落到“拉美陷井”里头去。“拉美陷井”是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失调的现象，这些国家都有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生态恶化等原因，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危机，经济社会发展趋于长期停滞。阿根廷在2001年12月，爆发了南美洲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先后有4位总统在半个月时间内走马上任。在经济领域，失业率高达20%，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为预防“拉美陷井”在我国重演，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20多年改革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现象。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呈扩大之势，影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民意基础，“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老百姓采取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上访呈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之一。

3、领导干部存在的追求政绩的不良倾向，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近来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针对目前政绩观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和如何创造政绩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

一是追求政绩的“物化”倾向，表现为重视显绩。专干“显山露水”，只求表面风光。只重视看得见的“硬环境”，不重视看不见的“软环境”，只把硬环境当政绩，不把软环境当政绩。一些干部认为基础设施等硬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因为这些政绩既能让人一目了然，让群众有所感受。这些干部陶醉于“工程政绩观”之中，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前阶段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1994年到东南亚转了一圈，回来后脑子一热，提出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并亲自起名为“龙潭虎穴”，要在动物园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设想，这将使阜阳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观光旅游中心。王怀忠没有经过规划和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就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最终动物园工程历时三年，耗资千万，半途而废。王怀忠所搞的政绩，并非学识不够，头脑发昏而决策失误，其出发点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个人仕途的升迁而搞的形象工程。

二是追求政绩的“短期”倾向，表现为急于求绩。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从不科学计算投入产出比，不顾社会和人的发展，以为经济搞上去，其它诸如生态、资源都可以不管，“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三是追求政绩的“超前”倾向，表现为政绩作秀。不惜民力、借债开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一任政绩，几任包袱”、“前任政绩后任债”。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立志要把阜阳建成中国第一大市，要建设与“大都市”计划相匹配的“大机场”。机场建设项目共耗资3.2亿人民币，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勉强营运1年之后，现在只剩下两条短途航线，每年财政要贴几百万元搞维护，飞机场成为野鸡、野鸭的乐园，成了“飞鸡场”。

四是追求政绩的“数字”倾向，表现为谋求假绩。把数字指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数字论英雄、定优劣，导致“政绩不够数字凑、数字不够水分凑”。“政绩注水”的背后“以数字论英雄”的倾向，引起某些追名逐利者推波助澜，以至于“层层加水，水到渠成”，“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朱钅容基视察安徽粮库成为一个经典的笑谈），给国家政策的制订造成了误导，如目前阶段的“圈地运动”，就与一些地区粮食统计“注水”有某种联系，使有关决策者误以为国家粮食储备很高，减少种植面积，或者改种各类经济作物不影响大局，去年年底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急剧变化，已经危及国家安全，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去年，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怀疑态度，因为中央和地方的统计机构在数据方面自相矛盾，这个就是受数字虚报的影响。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追求政绩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以外，还受观念、体制及官场不良文化的影响，对政绩观的认识还有几个误区：

一是“唯名”。搞“面子政绩”，对自己任内能看到政绩的抓，不能增加政绩的不肯抓；对容易出政绩就肯抓，对难啃的硬骨头，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唯恐避之不及，不肯承担责任，只做保险事。对本届明显利益好处的，就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对当前没有明显得益的，工作推动力度明显缺乏。

二是“唯新”。“一个艄公一道河”，“新官上任三把火”，月月都有新思路，年年都有新规划，陷于“浮躁政绩观”，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树政绩脱离实际，抓工作似蜻蜓点水，浮而不深，详而不入，汇报起来新思路层出不穷，客观情况却问题多多。

三是“唯稳”。有的干部守摊子思想严重，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有的干部面对复杂的工作局面，不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以拖应变，过分求稳，反而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使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不可收拾。有的干部一事当前，总是计算个人得失，避实就虚，避难就易，能推则推，生怕接手后一着不慎，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自己的形象。

四是“唯上”。已受到查处的王怀忠有这样的“政绩观”，“只要你能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唯上”，凡事都以上级领导的所好是瞻，“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树立科学政绩观方面存在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思想根源。这些不正确看法，不同程度地误导了施政行为，导致了浮躁作风的蔓延，不但给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影响了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长。从这种角度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非常必要的。

三、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折射，是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反映。科学的政绩观的基本内涵是为公为民、全面发展、求真务实。根本价值取向要符合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国家官吏应当是人民的公仆”。则把为人民服务定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条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同志则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求干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尽管言辞不一，但应该说，从其根本观点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如何树立科学政绩观，我想可以从自身的、组织的、社会的三个方面去把握：

（一）要准确理解、把握科学政绩观，在谋求政绩时实现价值观取向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做到五个统一：第一，要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第二，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看政绩，坚持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统一；第四，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开拓进取与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统一；第五，要用全面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客观公正地看成绩与实事求是看问题的统一。总之，要用科学的发展观评判领导干部政绩，有利于走出评价政绩单纯以几项经济指标论成败甚至单纯以GDP论英雄的误区，而是以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对政绩进行评价，促使领导干部注重三个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

（二）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为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提供制度保证。

在我党历史上，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乃至考核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但具体标准和方法却因时而异，它反映了每个时期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战争年代对干部的考核标准以战绩为主；“”年代则看谁放的“卫星”最高；“”时期，则把能否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作为考核干部的最高标准；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干部的选拔和考核主要强调“德才兼备”。这没有错，但关键是它仅着眼于干部本身的素质，而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一个干部具备了好的素质就能够做出成绩的。

真正为干部的选拔和考核标准赋予了具体的内容的，是1989年邓小平提出的“要让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要让人民感到满意”。这段话为后来选拔和考核干部的标准定下了基调，即今后在选拔和考核干部时要遵循三个标准，第一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第二要让人民满意，第三政绩突出。我党注重和强调干部要有政绩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使干部选拔有了可操作的尺度，推动了一大批干部作出实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点又开始出现，因为对官员政绩的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是很难量化，而且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给写了一封信，提出怎样才能科学地鉴定一个干部的政绩，他以省长和部长为例，说现在考核省长的政绩主要看他所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完全看国内生产总值行不行？财政收入很重要，但是不是有了财政收入什么都好？

其后，1994年至1996年，中组部出台了一个“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核标准体系”，并在部分县市试点。这个考核标准体系共分三大类十八个指标体系。三大类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标。1996年，中央正式颁布了这个指标体系，并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它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注意了统筹协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太偏重于经济发展的内容，特别是偏重GDP考核。第二，它是按照全能政府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譬如这套指标体系中设立了企业应减亏多少，这就明显不是现代有限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五大“绿色”标准，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强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出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

我认为，要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在目前，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从“硬指标”与“软任务”的成果上检验绩效。要以“三个成果”来衡量干部的实绩，既注重干部在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又注重干部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在评价标准上，既要重数字，又不能唯数字。防止“数字出干部”的倾向。

二是要从个人实绩与集体实绩的区分上看待绩效。一个班子工作上能够取得成绩，往往是班子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又与班子成员的努力密切相关。要根据干部在班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责任和应发挥的作用，通过仔细考察，实事求是地看每个成员所起的作用。要在突出对领导班子正职考核的同时，强化对领导干部班子副职的考核，解决好干部在实绩上吃大锅饭的问题。

三是要从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透视绩效。既要看干部局部工作成绩，又要看干部对全局利益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贡献。领导干部在局部范围内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局利益的影响和作用越大，绩效就越大。

四是要从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完成上衡量绩效。日常工作体现了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而重点工作则体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考核中既要重视日常工作的完成情况的考核，又要把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绩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重点内容。

五是要从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上考核绩效。我们在考核干部时，就不能只看干部近期取得了多少成果，还要看这些成果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否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是要从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程度上把握绩效。由于干部的岗位不同，物质条件、工作基础不尽相同，取得实绩的难易程度就有所区别。在考核中既要看干部的主观努力、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等，也要看实绩的外因条件，分清哪些是主观努力得到的，哪些是客观环境带来的。

七是要从领导和群众的统一上评价绩效。考察干部实绩必须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主要依据。

八是要从真实绩与假政绩的辩别上判断绩效。要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辩别，剔除那些贪大求洋、短期行为、形式主义等与求真务实和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所谓“政绩”。

九是要从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的结合上考察绩效。在重视定性考核的基础上，要加大定量考核的力度。没有质的考核，就难以作出基本评价；没有量的考核，考核工作就难以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完善深化。要建立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在明确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制订好领导干部年度工作目标，为实绩考核提供依据。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没有具体指标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也要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等方式，将抽象变为具体。

十是要从成绩和失误的识别上洞察绩效。成绩总是与失误相伴产生的。在处理二者关系上要做到一看主流，二看发展，特别要善于把握成绩的发展态势和失误的发展态势。善于分析过失的性质、程度、因素及其关系。同时还要观察干部对过失的态度。

（三）在全社会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破除“官本位”的社会土壤。这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治本之策。要树立科学政绩观，必然要求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要有正确的宗旨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要正确对待权力，进一步解决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掌权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干部政绩观之所以出现偏差，说到底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孕育而成的“官本位”观念作怪。美国一名学者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撰写了一本书，当他成为州政府部门主管和州内阁成员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他想见面的时候，商业和社团领导人会随时恭候，经常有上电视、报纸的机会，而当职务终止的时候，不再“重要”，没有“地位”了，就没有再受到邀请，也没有媒体的采访了。这种突然间得到朋友，又突然间全部失去的现象，他经历了多次，他经过思考认为与成功相伴而生的荣耀和失落，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个学者提出不管在位不在位，你都应善待得意时遇见的人，因为他们和你失意时再次遇到的人是同一群人。作为领导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得失皆坦然，善待自己的职责，切实践行“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而要破除“官本位”，就是要树立“民本位”，即人本位。“以人为本”观念恰恰是从根本上树立干部科学政绩观的基石。首先，它决定干部在执政时必须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它决定了干部必须在执政中破除“GDP神话”。本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可有段时间，人没能成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没能成为万物的灵长，反倒为GDP所驱使。而现在要把它重新倒过来。再次，它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贯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以，如果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都能牢记并践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科学的政绩观在每一个干部中的树立就已经指日可待了。

科学观范文篇7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表述和高度概括，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几个维度中，笔者认为要特别着重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内涵。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和最终归宿，是核心和本质。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深厚的历史、现实背景，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我们党深刻的执政理念。

一、“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还是西方古希腊时期普罗太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蕴含着朴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要求提高人的地位，维护人的尊严，肯定人的现世幸福生活，真正开始了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发现，形成了后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真实本质，对以人为本思想作了最根本的规定和最有力的说明。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写道，“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社会的一切发展，离开人就无从谈起，社会的一切进步，离开人都无法实现，“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在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人的发展是其理论的核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实践出发，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以人的发展为尺度考察社会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所以，“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2]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同志告诫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他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多次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4]“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5]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重要标准，就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的具体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6]同志指出，“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里既有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7]。

由此可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有着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又是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时代的新高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观念。

二、“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基本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我国的发展面临很多新机遇新挑战，也面临很多新课题新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重视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也是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理念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曾尖锐描述道，“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这些马克思曾经批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事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一定程度存在，金钱至上主义，“以物为本”主义等等，造成了人的被异化和物化，社会道德的败坏以及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

其次，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出现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明显，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现象。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地理解为GDP增长，“效率优先”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出现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经济总量扩张、轻结构优化，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环境生态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等现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在对当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中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对于反对和克服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以“物”为本或以“经济”为本的偏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科教更加进步、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就要克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执政施政的各项活动中去，落实到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三、“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我党深刻的执政理念

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使得追求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目标,为了人而发展的思想也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尊严和权利不断得到重视和强化,人的素质和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和改善，“以人为本”的理念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来面对新的挑战，超越单纯的经济眼光，树立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全面发展的标准，以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共同需要和长远需要，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人民的政党，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党的这些执政理念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首先,以人为本与党的执政建设的目的的一致。“以人为本”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既是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功能的全面开发,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这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和历程是一致的。其次，“以人为本”与党的执政建设的任务的一致。在我国，强调“以人为本”的“人”就是肩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占劳动者中的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党提出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不但揭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也提出党完成执政任务的路径。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我党深刻的执政理念。[8]

党的“以人为本”这种执政理念在“5.12”在今年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体现，成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战胜重大灾难的一面伟大旗帜。

科学观范文篇8

一、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是好中求快、又好又快的发展，是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近几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最显著的是，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大的起落。2003至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平稳程度高的最好时期之一。

我们始终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按照这一目标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切实防止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一是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努力提高调控的有效性。我们既注重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履行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有效克服市场缺陷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冲击。二是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努力提高调控的针对性。我们及时发现和解决影响全局的倾向性、关键性问题。针对粮食减产、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了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严格把好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合理调控货币总量，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和关税税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使“三过”问题得到缓解。针对结构性、输入性的物价上涨问题，采取增加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通胀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三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努力提高调控的灵活性。既合理控制总量，又积极调整结构。一方面，坚决抑制投资需求膨胀，遏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大对农业发展、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改善民生、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我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快速增长，实属不易。要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更为艰难。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今年是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明显减速，整个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国际油价虽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波动，通胀压力还不小。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并会继续显现，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不少。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煤电油运供应紧张，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明显回落，股市、房市波动较大，财政减收增支压力增加。近期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今后几个月，还要密切观察和有效应对形势变化，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明年打好基础。我们不但要看到今年和明年，还要看得更长远一些，要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从宏观上看，必须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把握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物价水平较低，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国际经验看，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困难的。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高位回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形势不利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还会加重。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难度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形势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把握好发展经济与控制物价两者平衡点，防止顾此失彼。必须清醒地看到，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财政收入、社会发展都会出现困难，民生问题难以改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多。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动荡的形势下，要把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危害性，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我国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始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虽然总需求比较旺，但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逐年下滑，居民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农村消费增长较慢。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出口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防止经济下滑尤为重要。从中长期看，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这是我国的优势，也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统筹解决影响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问题，减轻和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这是我国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保持必要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对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抗御风险是必需的。但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也会加剧贸易摩擦，加大金融调控和外汇储备资产经营管理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会挤压国内有效需求，增加外部冲击的风险。这是需要努力缓解和避免的。我们必须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际收支调控体系和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懂得，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农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几年，我们不断加强“三农”工作，把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业连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这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处在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相当突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科学发展，关键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用更多的力量，解决好“三农”问题。

一是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粮食和农业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我们。寄希望于大量进口粮食，既不现实也存在极大风险。必须努力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粮食产量过低，粮食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粮食供大于求，粮价就会下跌，谷贱伤农。在有限的耕地和一定时期内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种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保持粮食供求紧平衡，既有利于粮食产量和价格的基本稳定，也有利于开展多种经营，满足群众对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

在具体措施上，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两个制度”。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力。中央要求，**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坚守到2020年，这是一个极为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节约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要运用好价格和补贴“两个杠杆”。目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偏低，需要逐步适当提高，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但农产品价格一时上涨过多，城乡中低收入群众承受不了。所以，对农产品价格问题要统筹兼顾，努力把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今年我们给农民的补贴达到1028亿元。今后如果财政状况好，还要下决心大幅度增加。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要向主产区倾斜，国家对粮食大县的财政奖励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要强化科技进步和农田基本建设“两个手段”。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争在农业科技的关键领域、前沿领域有所突破，加强科技成果推广，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同时，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切实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全包下来。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国家财政也要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给予鼓励。

四是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要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五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深受农民欢迎。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但必须遵循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因为经济发展是有波动的，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就业是不稳定的，只要承包地还在，即便农民失业回乡，生活也有最基本的保障。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是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落实。要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

三、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实现科学发展，关键要在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突破口，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科技经济竞争力，建设经济强国的有效途径。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形成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特别要把自主创新的战略重点放在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上，重点支持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要加快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完善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充分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科技宏观管理体制，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特别要全面发挥人才资源在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新时期，世界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作为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就是重视和鼓励创新。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加快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前，必须着力加强的薄弱环节是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我国服务业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才40%，发展潜力还很大。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优先发展运输业，提升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特别要加快软件业发展；有序发展金融服务业，鼓励发展科技服务、法律咨询等服务业。进一步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形成服务业的新增长点。加快构建服务业市场体系，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水平。

装备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一定要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目前，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产品可靠性差，成套能力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提高重大装备研发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集成能力，发展重大成套装备、高技术装备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推进装备制造业绿色化、信息化和国产化。同时，要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继续推进钢铁、化工、建材、纺织等传统工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竞争优势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必须积极支持。但要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高水平和效益。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长期任务。这几年，在继续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重大进展，东中西开始出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局面。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长期花大力气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关大局。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必须关心这个大局，维护这个大局。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加快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必须看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随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既有的优势在减弱，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走得更远，加上国际形势变化和周边国家竞争加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已经刻不容缓；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发展空间还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加快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东部地区要率先发展，就必须早下决心，加快调整，优化结构。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辐射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避免走弯路。要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动性，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与自身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和节能环保等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培育区域发展的新优势。西部地区缺水，生态条件差，决不能把那些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引进来。不能饥不择食，来者不拒。还是要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坚决破除地区壁垒和保护主义，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政策，统筹考虑生产力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形成东中西协调互动、相互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支持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矿产资源枯竭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政策，一定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与时俱进地逐步完善。

四、必须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资源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大都具有不可再生性，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很大，付出代价很高，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紧缺，环境承载能力较弱。随着经济总量扩大和人口不断增加，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由此带来的水质、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居世界前列。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的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也不可持续。今天的人们，只要还有一点长远眼光，还在为子孙后代的福祉考虑，就必须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赢得较快的、更长久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节约环保的政策措施，正在收到积极成效，但是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现阶段集中显现出来；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度发达后花几十年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在五到十年里逐步解决，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把这两项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抓紧抓好，努力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一是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国内外经验表明，资源节约的发展模式、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正在成为新的竞争优势。节约资源就是增强发展后劲，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不仅对发达地区十分重要，对欠发达地区同样不可或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统筹考虑，将资源接续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二是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资源、影响环境，单独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推行节约环保，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就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更广阔的范围，全面系统地落实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等各个领域，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推行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三是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重点抓好节能、节水、节地、节材，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特别要搞好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把水、空气、土壤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落实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防治任务，提高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加强水源地保护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四是健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要逐步建立政府引导、法规支撑、企业为主、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节约环保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硬任务、考核各级干部的硬指标，实行有利于节约环保的财税、价格政策，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健全节约环保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环境法规和排放标准。要把节约环保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之成为全体公民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五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观测表明，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是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造成冰川退缩、海平面升高、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很多问题，对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在减排问题上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我们要认真履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维护国家环境与发展权益，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贡献。

五、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着力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要把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始终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只有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激发人民推动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在新的形势下，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强薄弱环节，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尽最大努力解决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实际困难；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要把教育切实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是百年大计、千秋工程。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这几年，我们在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在全国城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健全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制度，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但总体上讲，教育还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教育体制亟待改革，教育水平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坚持教育兴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要以改革为动力，以加强薄弱环节为重点，集中力量办一些让社会公众满意、给教育发展增添动力的事情。目前，国家正在抓紧制定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对今后12年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力争制定出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立足基本国情，体现优先发展、促进公平、改革创新精神的规划纲要。要把规划纲要制定的过程作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推进工作的过程。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级地方政府都必须从科学发展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做好这项工作。

要把提高人民健康素质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断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正着力加强的重点。近几年，各级政府加大投入，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比较齐全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扩大到全国90%的县，城市社区医疗服务明显加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覆盖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地级市；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卫生工作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立足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坚持公平效率统一，实行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坚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与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要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完善医药卫生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律建设。近期的重点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要切实加强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共同发展，全面提高人民体质。

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亿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是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必须努力把经济发展的过程作为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创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多元化就业格局。同时，充分发挥服务业容纳就业多、消耗资源少的优势，继续鼓励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鼓励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大学生到基层、企业和落后地区就业和创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特别是对农村适龄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要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安邦兴国的根本大计。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和1.8亿人；做实基本养老个人账户试点扩大到11个省份；在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的基础上，今年起再连续提高三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去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这些措施发挥了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覆盖面窄、统筹层次较低、转移接续难、基金支付压力大等突出矛盾。我们必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统筹考虑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针对性地满足城乡不同层次群众的保障需求，合理确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模式和待遇标准。当前，要突出抓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重点，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结转办法。

要把解决保障性住房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视解决保障性住房问题。要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特别是要花更大的力气，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问题。要进一步健全城市廉租房、住房公积金和经济适用房三项制度，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同时，逐步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连续出现了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需要常抓不懈、不可有丝毫放松的重大民生问题。绝不能以损害人民健康、甚至牺牲职工生命来换取增长，谋求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鲜明的立场、严明的纪律、有力的举措。要落实领导责任，强化行政问责。要切实加强对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整顿市场秩序，提高食品、药品质量，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安全责任重于山”，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起“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的观念，切实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使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尽快出现根本好转。

我们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要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要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公民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繁荣文化市场，为人民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六、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将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构筑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