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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23:25:31

科技体系

科技体系范文篇1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概念内涵、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方面，而对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尚浅，只是粗略概括各个主体的大致角色，并没有去深究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也没有关于各个创新主体联动机制的模型。本文在分析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各个创新主体的角色分工的重要性，并提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创新主体联动机制模型，以此来说明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促进创新主体联动机制对策建议。

二、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目前，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大都已经处在成熟时期，完善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法律的规范作用以及长远的战略规划，已经成为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具备公益性体系市场化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尽管在科技创新企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数量上以及质量上的飞跃，但是由于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起步晚，至今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二)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是制约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性，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共享建设以及科技创新素养普遍偏低。而在我国，当下区域发展落后地区却是资源的集中地。这些资源急需科技创新使之得以利用并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

2.配套政策与行业规范不完善

政策与法律环境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政策与法律的完善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但就目前而言，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方面我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尚不如意。首先，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政策与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出台的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规章条例，内容相当粗略，没有做到细化，且界限相当模糊，甚至某些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相关方面法律与政策几乎是空白的。其次，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执行不规范，表现为扩大或缩小政策法律范围与严格度、歪曲政策法律意图、钻政策与法律漏洞等等。这些不规范的执法行为必然带来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运行的低效率，甚至增加创新主体的创新风险。最后，关于科技创新体系主体之一的科技创新中介组织的法律认可尚未明确，这就造成了科技创新的中介组织地位不明确，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利于科技创新体系运行达到“零距离”与“零成本”。

3.缺乏战略规划，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

美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直重视战略规划，从而一步步推进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相对美国，中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战略规划欠缺，这不仅带来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带来了科技资源重复建设以及科技资源浪费问题，由此加大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本。

4.市场供需不景气，服务利用率低

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不断发展与变化，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也提出了相关要求。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提供的服务内容单一，大多局限于技术咨询，而这与企业的需求往往并不匹配，表现为现实服务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即供给与需求差距问题;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认识不够，意识不高，由此导致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需求有限，这进一步限制了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健全。

5.人才队伍素质建设偏低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科技新兴产业，这种产业需要的是能够跨学科的专业技术管理型人才。而在我们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专业结构存在偏颇，年龄结构达不到优化，经验欠缺;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工作专业化导致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缺乏整体认识，可能出现对技术咨询在行但无法实际操作等问题。

6.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低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但是，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很多科技成果由于与企业的现实技术水平无法进行转化，更无法产业化。一方面，科技创新服务中介在进行难题对接时，发现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技术难点脱节。另一方面，部分科技创新主体由于资金有限，在研发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技术还处在“青苗阶段”就被进行交易“套现”，这样的技术风险使得企业在交易时也心存顾虑。

(三)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根源性问题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根源性问题在于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创新主体的磨合性，即创新主体的角色意识以及角色边界性问题。创新主体之间的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就导致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内部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体系内部运转的不协调、无效率。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创新主体指的是为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以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开发、利用以及成果转化为共同目标，致力于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行动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府部门，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协调、导向主体;第二类是企业组织，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应用以及科技产业化的主体;第三类是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中心主体;第四类是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服务主体。四类创新主体之间的角色意识以及角色边界问题是产生问题的根源。首先，政府部门的角色应是致力于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提供政策与法律环境，为其发展提供战略规划，而现实中的政府部门职能出现“错位、越位”现象，导致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应有职责。其次，企业本是市场的主导，应该积极探寻市场需求，主动寻求市场供给，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供需提供市场感应器，但是现实中企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大，缺乏主动探索精神，对自身的职能以及角色的认识不足。再次，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的科研主体以及人才队伍的输出主体，但是往往由于其对市场实践尚浅，导致对企业需求认知与现实的差距，进而带来科研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问题。最后，科技创新中介组织是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走向社会化与市场化的桥梁，但现实中科技创新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成了行政隶属关系。

三、创新主体的创新联动机制框架

创新主体的无缝隙磨合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互流

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无形的手”对于创新主体之一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互动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政府应该站在战略规划的高度为高校、科研机构提供政策与法律环境，为其发展提供导向、规划作用。通过高质量的政策与法律引导，形成高校、科研机构严谨、科学以及具有科研精神的运作体系。第二，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高校、科研机构的资源分配与激励作用，大力支持高校、科研机构的运作。第三，政府作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需求者之一，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可通过外包方式、利用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设备进行研发。第四，高校、科研机构将科研成果报于政府，结束一轮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互流，在这个环节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成果上报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成果改进这一循环。

(二)政府与科技创新中介服务组织的互流

政府与中介组织的互流对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向社会化、市场化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在发达国家中，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具有非营利性与中立性，其运作却遵循着市场化模式，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并优化资源配置。而在中国中介组织一部分是由对科技创新服务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另一部分则归功于政府的放权，由原本隶属于行政机构向社会服务机构转型。第一，政府进一步出台与完善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的法律条文。目前而言，关于规范我国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的法律尚且不足且不完善，尤其在规范其运行、赋予合法权威性等方面。第二，政府对于科技创新服务进行考核监督直接关系到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的绩效与长远发展。第三，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应该为政府提供相关的信息反馈。例如，市场对科技创新服务的需求、科技创新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颈瓶等等，以便政府作出进一步规划。第四，政府与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同样存在外包互流。

(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组织与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的互流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组织与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三者不同于政府具有法定的权威性，三者相对独立平等，但是三者之间相互存在互流关系，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织而言，两者对市场中科技创新服务的供需双方角色是相对的。为了更好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转化，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需要市场企业组织的相关信息与科研资金，例如，现实需求、现实技术等，此时高校、科研院所是需求方，而企业组织则是供给方。另一方面，企业组织需要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科技创新成果，并将这一成果转化，进而产业化以实现自身对利润的追求。这时，企业组织是需求方，而高校、科研院所是供给方。就科技创新服务中介与企业组织，相对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运作更偏向市场化，两者都属于市场主体的一部分，遵循着市场的运作规则。一方面、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更多的是为企业组织提供信息、技术、人才、咨询、机器设备等相关服务，企业组织享受相关服务并支付服务费用;另一方面，企业组织的需求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中介组织的服务内容丰富化、服务水平高效化以及管理机制完善化。

(四)政府部门与企业组织的互流

政府部门作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创新主体的一部分，同样也承担着提供科技创新服务的职能，但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政府提供的科技创新服务资源属于公有资源，更偏向的是公平性与资源共享的多元性，更加注重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益。因此，加强政府的开放性，增强与企业组织的互流是必要的。首先，政府提供给企业的是一套规范性的法律条文、资金补贴等科技创新服务资源;另一方面，企业组织要将科技创新服务资源进行物化，实现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并提供相关的反馈信息。

四、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创新主体联动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界定政府与其他创新主体职能范围与角色

创新主体间的职能范围与角色直接关系到各自的分工，尤其是政府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任务分配。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职责，促进政府更好的为其他创新主体提供服务，以此来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二)加强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流，让资源充分流动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中存在供需关系，这就要求加强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相互交换信息与资源，避免信息不对称现象，以此来实现科技创新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探索创新主体间的激励机制与考核机制

创新主体联动机制的完善与发展离不开基于创新主体发展的激励机制与考核机制。激励与考核是各个创新主体寻找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积极探索创新主体间的激励与考核联动机制具有迫切性。

(四)扩大国际视野，增强国际合作

科技体系范文篇2

关键词：科技金融；指标；权重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科技卡脖子越发受到关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驱动，而科技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源的大力支持，加强科技与金融的合作，不仅能增强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行业新发展。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发展高新科技企业，加强对科技成果的重视，使科技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优势。因此，研究科技金融发展状况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学者对科技金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部分文献从科技金融概念界定、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发展以及科技金融对经济发展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由于国外没有科技金融这一词汇，所以对于科技金融的理解大多是从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出发。King等（1993）得出金融与科技相结合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Hsu等（2013）通过对3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研究，证明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科技创新。Pradhan等（2016）指出欧元区金融行业的发展导致地区科技创新的增强，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科技金融进行研究：第一，在科技金融概念方面。房汉庭（2010）明确提出，科技金融是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相结合，用科技创新去引发一系列的金融创新行为；胡苏迪和蒋伏心（2012）认为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产物，基于政府、企业和科技市场三个角度，总结国内外研究，探究如何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政策体系。第二，在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发展方面。芦锋和韩尚容（2015）将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分析每个阶段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刘姝璠等（2021）通过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发现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在科技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谷慎和汪淑娟（2018）实证检验中国科技金融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时空异质性；揭红兰（2020）基于“科技金融—科技创新—经济发展”这一路径对三者之间的传导关系进行梳理和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在东部、西部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纵观上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角度对科技金融进行研究，但对于区域科技金融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构建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测度科技金融综合权重和分项权重，研究各项指标对科技金融的影响，为研究区域科技金融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一、指标体系设计

（一）科技金融指标特点

在构建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时，选取的指标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点：第一，选取的指标可量化。存在客观的数据，能够避免主观因素对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构建产生影响，这些数据还应当具有权威性，确保得出结论能够符合实际情况。而对于缺失的数据，宁缺毋滥，避免造成结论的失真。第二，具有可比性。由于各地区的经济等条件发展状况不同，绝对量的数据难以支持不同地区的比较，不利于数据的深入研究，为了确保不同地区可以相互比较，应当选取相对量数据。第三，数据应当多角度。科技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影响因素较多，为了最大限度构建科技金融指标体系，使得科技金融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应当从多角度去选取参考指标来综合评价科技金融。

（二）科技金融指标组成

对于科技金融指标体系的设计，主要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权重和分项指标权重。将科技金融按照资源投入进行区分，分为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公共科技金融资源投入以政府为主。在科技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科技企业发展的影响较大，而政府投资又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构建王晨鹏摘要：本文采用2013—2019年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面板数据，构建科技金融指标体系，分别计算出11省市科技金融发展此，运用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公共科技金融。财政科技拨款占比对科技金融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科技拨款越多，公共科技金融对科技金融综合指数的影响越大。在科技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科技金融的投入对整体科技金融的发展影响深远。在市场科技金融方面，企业自身资金投入和市场资金投入对科技金融的影响占主要方面。本文选取R&D经费投入、专利授权数作为企业自身资金投入；选取技术市场合同数、技术市场成交金额作为市场资金投入对科技金融的支持。而专利授权数、R&D经费、技术市场合同数、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对科技金融都有正向影响，数量越多，在科技金融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权重越大。R&D经费是指研发机构用于研发支出的实际支出。专利授权数是指发明创造经过审查审批，由专利局依法授予发明人或创造人专利权的数量。技术市场合同数是指从事经营活动市场进行交易的合同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金额是指在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技术交易而发生的总金额。

二、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19年相关数据研究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发展状况，构建科技金融指标体系。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指数计算方法

1.数据选取。选取m个指标，n个样本，则Xij为第i个实证对象的第j个指标的数，i=1,2,3…n；j=1,2,3…m。2.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不同指标所用的度量单位不同，所选择的年份不同，为了避免数据非标准化所带来的影响，选用正向指标（越大越好指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指数权重设置

对于科技金融发展指数权重的研究，目前有的学者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重要性次序的排列，专家打分来确定权重。有的学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但在进行跨期运算中缺乏可比性，随着面板数据的增加，难以进行跨年比较，使得数据缺乏可比性。主观赋权法是通过询问专家的建议，来判断各指标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相应的权重。客观赋值法是依据熵值法求出具体数值，赋予每个指标权重。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专家的主观确权可能差别较大。本文运用客观赋值法，通过熵值计算，得出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2013—2019年综合指标的权重。

（四）科技金融指数权重计算结果

按照东部11省市相关数据，分析2013—2019年科技金融指数权重构成。1.东部11省市的科技金融指数发展权重如表1所示。财政科技拨款比率在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中所占权重相对较高，专利授权数、R&D经费、技术市场合同数、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在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中所占权重相对较低。从财政拨款角度来看，北京、河北、上海、山东、广东5个省市对科技金融发展的财政投入较多，表明政府重视科技金融发展，支持科技创新。从R&D经费角度来看，江苏、浙江两省企业在科技金融发展中投入的研发经费较多，说明整体科技创新氛围较高，市场较为活跃。2.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综合指数权重如表2所示。在科技金融综合指数权重的测算中，相对于公共科技金融，市场科技金融对综合指数的影响更大，所占比重超过公共科技金融。但公共科技金融主要由财政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构成，财政科技拨款比重作为单一指标对科技金融综合指数的影响更大，而市场科技金融中的各项指标权重低于财政科技拨款占比权重。

（五）东部11省市科技金融指数结果分析

在部分省市，公共科技金融对科技金融的发展仍起重要作用，北京、河北、上海等财政科技投入所占比例较大，说明当地政府更加重视科技发展，在财政支出中给予科技更多投入，企业依靠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实现科技金融的整体发展。同时，也应当在给予科技企业更多金融支持的同时，加大对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降税减费，使科技企业有更多资金投资于科技研发，享受公共科技金融带来的发展红利。在市场科技金融方面，市场科技金融对科技金融综合指标权重的影响高于公共科技金融，但相对于各单一指标来说，市场科技金融的各指标又低于公共科技金融的财政科技拨款占比。江苏、海南的R&D经费投入占比较高，在其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中占有重要组成部分，说明两省企业发展氛围充满活力，更加愿意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科技创新，相应地在技术市场合同数所占的比重也就较大。在专利授权数上，浙江在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依靠阿里、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在浙江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公司不断在科技领域进行资金投入，吸引更多优质的科技公司，推动了整体的研发实力，所拥有的专利技术也不断增多。技术市场合同数与技术市场成交金额对于科技金融综合指数贡献比例相同，相对其他指标所占比例较小，财政科技拨款比率在科技金融综合指数中占比较高，对科技金融发展贡献较大。随着科技专利增多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专利所有权的保护，合理规范技术交易，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

结语

科技体系范文篇3

1所谓体育科学一体化，是指体育科研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下述两层涵义。第一，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按系统理论对体育的一般规律进行认识。第二，有若干学科和学科群，能够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对体育现象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这些学科既有各自的研究边界，又能在一定条件下对同一对象进行共同研究，研究的成果互为补充。

1.1体育科技的一体化发展，根本在于体育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体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体育现象和运动中的人，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质。

1.2美国和前苏联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苏联相继建立了四个体育科研所，除专业研究室外，还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室或课题组。美国也在1954年建立了协调全国体育科研的“美国运动医学会”。然而，真正对体育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协同研究还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莫斯科全苏体育科研所建立的综合试验台，可同时对运动员进行遗传学、教育学、生物力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心理学研究，层次可从分子水平直到整个有机体。美国在蒙特利奥运会以后相继建立了两个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结合运动训练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如建立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奥林匹克中心，是用现代电子计算机、医学科学实验室装备的，这个中心可同时容纳500名运动员进行训练。在准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训练中，第一流的运动员都是依靠现代化的科研方法和科学技术装置来进行一体化运动训练的。如用电刺激发展肌肉力量；用电子计算机来分析运动员的每个技术动作；为了使运动员在比赛中有良好的心理条件，他们利用精神监测方法及生物反馈原理来促进比赛……等等，对美国竞技体育的振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此类集中人力物力，结合训练和竞赛进行的一体化综合研究机构，在德国、法国及亚洲的韩国等国家也屡见不鲜。

2这种一体化的训练体系为什么会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呢，通过对前苏联和美国等国的观察、研究就会发现，一个成功的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具有如下特征：

2.1系统特征

就是各体育学科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学科功能简单相加之和。随着体育实践和体育科学的发展，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整体功能也相应加强，同时，对整体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的系统特征还表现在它的整体目的性和整体优化。所谓目的性，是指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的建立具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在认识和完善其结构时，必须朝向这个目标。目标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系统结构只能逐步完善。所谓整体优化，是指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的功能的整体优化。这就要求各学科和学科群在各自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水平方面相互适应，并重点加强最薄弱和落后的环节，才能实现体育科技一体化整体结构和功能的最优化，从而对体育和运动实践产生最大效益。

2.2立体结构特征

指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中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具有立体层次和平面网络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体育学科和学科群所具有的等级次序性，后者是指同一层次各学科之间存在着多向的复杂联系，使这些学科形成一个个平面网络。

2.3动态开放特征

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的动态开放性有三层涵义：一是内部各学科各门类之间的复杂联系使它们能够互相促进或制约，各个学科和门类都不断吸收有关的研究成果，或者通过分化或交叉而不断产生出新的科技门类，以适应新的需求。这样，各个学科自身和整个一体化结构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二是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和它所处的整个科学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双向联系。一方面它不断吸收、引进其它门类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如高技术产品、现代化材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同时也以其研究成果丰富、补充和推动其它有关科技的发展。三是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同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这些结构也不断影响着体育科技一体化结构。

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体育科技工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体育战线提出了“振兴体育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必须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的方针和“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改革指导思想，体育科技工作在机构建设、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一些项目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体育科研的发展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科研毕竟起步较晚，在许多方面还有明显的差距。这些不足大致表现为：

3.1体育科技与实际运用有较严重的脱离倾向。

3.2体育科学工作还没有实现从总结经验型向科学先导型的彻底转移。

3.3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仍显薄弱。

3.4科研手段的现代化进程缓慢。

要解决我国体育科技工作中的不足问题并非易事。从大的方面来看，现代科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几乎是从零发展起来的，从纵向考察自己的历史足迹，50年时间走完了百年的路程，辉煌的成就，是应该充分肯定和值得自豪的。但是，从横向比较和发展的观点看，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强，生产力及其水平还不发达，还不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在改革、发展和建设的道路上，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从体育界内部来说，也存在着体育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一部分体育科技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管理知识，科技信息交流的渠道不通，内耗及重复劳动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体育科学技术振兴中国体育呢？笔者认为，我们的方向是：依靠高科技，建立科技一体化的结构体系。具体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优选、集中、统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资金有限，不可能在每个竞技运动项目全面铺开进行。但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各方面素质都不错。因此，我们应该抓住重点项目，集中全国体育界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各方面力量先进攻关。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前些年在对李宁、朱建华等运动员的训练中，曾充分运用了多学科协同作战的方式。中国游泳队由于搞好了科学选材、科学训练和科学管理等一条龙体制，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中国跳水队紧紧把握住“走在世界难度表前面”的技术方向，注重科学训练、高技术运用、医务监督等综合指标评估，故能雄居世界跳水前列。许多事例表明，现代体育的每一个进步和突破，都是综合使用科技手段的结果。最近国家体委指出，“八五”期间六大直属体育学院必须实行从过去的教学型向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体制的转向，为体育界尽早实现科技一体化体制指明了方向。

4要实现体育科技一体化体制，对于传统的科研方式在组织结构上提出了群体化的要求。传统的科研方式，大多属于“个体劳动”，有时，人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认同趋向，可结成一定的群体从事科研活动，但是，由于实践水平所限，这个群体是很松散的，个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他人的认识。但是，大规模的对竞技运动的研究，往往都是些横跨许多学科和领域的难题，这些难题决非个人可以胜任的，需要有系统地组织，既分工，又合作，群策群力，进行整体研究。中国体育界科技人员必须尽快适应这种群体化模式。

当然，体育科技一体化体制在组织结构上的群体化，决不是简单化和划一化。群体的组合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行政的，也可以是民间的；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可以是一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等等。所有这些组织结构都应根据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去创造、去发展。另外，国家应在这方面的决策问题上统一认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形成决策优势。唯有如此，才能迅速、有效地发展我国体育科技，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1.系统科学与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2.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科技体系范文篇4

在进行标准化运作之前，需要对科技行为的范围进行有效界定，研判其标准化对象的内核，仅对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事项进行标准化体系重构。鉴于科技管理具有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属性，可借鉴行政行为的分类制度予以研析。

1.1科技行政行为的分类研究

通过对照《行政法》《行政许可法》等关于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国科技管理和服务事务，尤其是针对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对科技管理与服务行为的分类原则进行研究，分别按照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科技主管部门是否可以主动实施科技管理与服务行为、法律是否对科技管理与服务行为严格拘束、行为结果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等4项维度对科技行政行为进行切分。在与标准化对象对接的过程中，按照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将科技行政行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这种分类方式一方面符合行政法的要求，迎合职能部门的工作习惯，使构建的标准框架可有效融入已经建立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穷尽科技管理行为，保证标准体系的全覆盖，最终形成上海市科委科技管理与服务行为结构图（如图1所示）。

1.2科技行政行为的标准化对接

根据“标准化对象”的定义，“科技管理标准化对象”可以理解为“科技管理领域需要标准化的主题”，是科技管理领域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事物或活动。通过对科技管理领域重复性事物或活动制定标准，作为指导科技管理实践的依据，促使科技管理活动实现最佳秩序。可见，标准化对象并非涵盖上述科技行政行为的所有事项，具体分析如下。（1）科技行政立法建议及制定科技管理规范性文件等事项有《立法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予以规范和指引，要求和程序相对比较成熟，不需要另外制定相关标准。（2）科技规划及战略发展研究等内容具有时效性和创新性，难以形成成熟的路径和经验，难以用标准予以固化和优化。（3）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尽管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予以规范，但部分行为（尤其是科技服务行为）仍处于空白或灰色地带，急需标准进一步承接和细化。（4）除了上述行政行为，还有科技主管部门的内部管理行为，例如物质保障、评价考核等内容，作为标准化工作的一部分，也应该纳入标准体系。综上，在科技行为分类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标准化对象的理念，明确了科技管理标准体系的范围和内涵，为构建标准体系提供了有效输入，确保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实用性。

2科技管理标准体系构建

2.1标准体系定位

2.1.1顶层设计，覆盖科技管理整体工作

标准体系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等要求，需要和业务职能有效对接和弥合，科技管理部门应当从提升科技管理效能为着手点，按照综合标准化思路进行一体化体系构建，从系统、结构和功能3个方面建立内在联系，横向上兼顾科技管理、科技服务、内部运维等工作职能；纵向上考虑项目立项、评审、验收、转化等流程，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划分科技管理的工作条线，为分步实施标准化工作提供依据。

2.1.2体系下沉，充分发挥标准的可操作性

科技管理标准并非运营在上海市科委一层，而是将末端延伸至具体操作部门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直接下沉到人员管理、硬件配置、信息化建设、工作流程、评价改进等层面。标准一方面作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一方面也是下级履行上级工作安排的操作手册，同时也是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标准的细致程度要求标准体系必须满足基层实际需求。

2.1.3扩展升级，不断适应工作发展需求

科技管理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时效性，须顺应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市场的价值取向，为了保证标准体系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一是体系的开放性，在整合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等主要工作职能的同时为其他工作条线预留接口和空间；二是结构的灵活性，体系的框架、构成、位置和内在联系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进行调整；三是体系的扩展性，在每一个业务条块中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增添标准，有效对接新标准的接入；四是内容的前瞻性，标准内容不应囿于当下的工作流程，对现有的工作进行固化，而应在体系设计和标准制定时考虑标准的引领性，有效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

2.2标准体系构建依据

2.2.1标准体系常用模式说明

标准体系并无完全固定的格式和要求，按照不同的工作目标、适用主体和业务内容，标准体系可大致分为集成模式、板块模式、简易模式和作业序列模式四类，前三类分别由GB/T13017《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GB/T15496～15498《企业标准体系》予以规范，适用于大规模工业企业、实施过专业管理体系的组织及传统制造业企业；作业序列模式由GB/T24421.1～24421.4《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予以规范，适用于各类型、各行业服务组织。

2.2.2科技管理标准体系模式

构建科技管理标准体系，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科技管理工作的性质、权属、职能等决定了它的社会管理属性，其工作要点、目标、运行管理模式与制造业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不适宜从技术、管理和工作这样的维度进行体系构建；二是出于强化管理和服务的工作需求，按照GB/T13016-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构建由基础标准（导则、术语、分类及代码）与专用标准（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系统及监督与改进）组成的标准体系，满足目标明确、全面成套、层次适当、划分清楚的体系要求；三是不拘泥于标准体系的现有架构，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和升级，例如在开展标准化试点时可结合GB/T24421系列标准的要求予以变形和适用。

2.3科技管理标准体系分析

在对科技行政行为进行分类以及科技管理标准化对象、内涵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科技管理与服务的特点，构建了上海科技管理标准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上海科技管理标准体系框架由科技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科技管理标准共同构成，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图2中最上层所列的“科技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科技管理标准体系具有指导关系。标准框架分为基础标准、专用标准两个层次。

2.3.1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是科技管理工作实践中应遵循的一些通用性的标准，包括导则、术语、分类及代码3个部分。

2.3.2专用标准

专用标准对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系统、监督与改进等4个部分科技管理标准化对象提出具体的标准化要求，实现程序性和管理性要求。

3科技管理标准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

3.1标准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关系

标准体系有GB/T13016、GB/T13017、GB/T15496～15498、GB/T24421.1～24421.4等一系列专门的标准予以引导，体系本身和内部子体系乃至各项标准之间有非常丰富且科学的联结，体系自我修复和提升的空间较大；而法律体系由于法律位阶、内容侧重、制定程序等因素，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较难适应科技飞速发展的趋势。其次，标准体系在法律体系的框架下运作，本身满足了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在追求最佳秩序和效益的同时补充法律体系的空白，反哺法律体系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现。最后，科技管理涉及管理程序和步骤等方面的塑造和引导，单凭法律法规很难将其固化，科技管理需要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共同支撑。例如科技评价方面，国家科技部于2000年了《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我国了GB/T22900-2009《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国家标准，二者共同对科技评价的开展提供了依据和支撑。科技管理标准是集科学性、技术性和经验性于一身的柔性规则，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借助标准化手段，从技术和操作层面对科技管理进行细化和拓展。

3.2标准体系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关于科技管理工作，科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全面和详细的规范和制度（包括内部适用的制度、手册等），经过书面研究和实地调研，发现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若干问题：一是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开展，制度体系的构建依赖于职能部门的划分，与部门条线相重合，没有以业务工作为主体，割裂了工作的流程设置；二是制度体系颗粒度不均，部分制度细小而琐碎，部分制度却“大而全”，包含了若干事项，涉及众多部门和人员，需要进行拆分和梳理。标准体系从顶层设计出发，按照工作内容为主线，打破了职能处室的划分，避免工作中出现推诿、空缺或重叠等情况；另外，由于标准遵循“一事一议”的研制规则，保证其体量和颗粒度的均衡，在实际工作中更具有可操作性，也利于考核评估工作的具体开展。

3.3标准体系构建的方法和技巧

标准体系构建除了按照上述相关标准的要求，还应结合标准化主体的属性和工作特征，例如：上海市科委在开展标准化工作时，明确了以科技管理和科技服务为主要标准化对象的工作思路，以标准化手段促进工作效能的提升，充分发挥科技管理部门科技引领的保障和示范作用。故在标准体系的边界做了大量研究，结合法学、管理学和标准化学科的研究思路，保证标准体系满足顶层设计的需求，也符合基层工作实际操作的要求；与此同时，标准体系更强调“小而精”的实用精神，摈弃了以往“大而全”的体系构建思路，标准体系和现有的法律体系及制度体系相融合，提升了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接受程度，也为今后标准明细表的编制及标准的实施奠定了“一张皮、一层网”的指导思想。

作者:韩晶晏绍庆康俊生单位: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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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79.

潘教峰,张凤.以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引领未来创新发展方向[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8.

科技体系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创新；农业；问题；对策措施；山西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突破资源和环境制约的一个必然选择[1]。2012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创新是关键[2]。2015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3]。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的问题尤其突出；还有农业生产水平低、农业增产不增收、技术制约经济发展等问题也都必须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去加以解决。本研究通过对山西省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山西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促进山西省现代农业的跨越发展。

1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山西狠抓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等关键环节，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十分薄弱，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业科研体制机制不完善

1.1.1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主体结合不紧密农业科技包括产、学、研3个内容。省属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在省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知识创新主体的角色，大中型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4]。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在“板块结构”的格局下，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问题尚未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存在山西省农业产学研脱节的问题。一是农业科研机构重研究轻推广，导致许多科技成果与经济脱节、与产业脱节，无法进入农业产业化环节；二是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没能参加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选题和立项，农业产业化环节对农业产业技术需求的变化，无法及时反馈给农业科研单位；三是各大院校设置学科和专业不合理，在生产和市场2个环节中，没有培养出它们急需的人才[5]。1.1.2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动力机制有缺陷一是科研人才流动机制不顺畅。虽然农业科研队伍和技术推广服务队伍基本健全，但其内部缺少动力，人员流动性也不合理。二是多年来用人制度陈旧，激励机制不够。农业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得不到相应的奖励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成果创新的动力。三是许多高水平人才流失。山西省主要人才指标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人才断层现象严重，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流失尤为严重，而学术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高素质人才缺乏，又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6]。1.1.3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组织机制不健全一是农业科技决策政策有待完善。无论是农业科研项目的确定还是农业技术推广，都要由政府集中决策和行政推动，但政府对农民需求缺乏调研，导致大量科研课题对当地的生产发展促进作用不大，科技成果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转让[7]。二是农业科技创新信息资源共享仍然落后。市场上迫切需求的技术及成果，农民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去获取，实用技术没有有效到达农户手中[8]。三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由于农户自身观念落后、素质较低，科技意识淡薄等问题，直接制约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的吸纳能力。

1.2农业科研创新保障条件不足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完善，需要经费、人才、设施等方面的保障。首先，农业科技创新资金不足是所有技术创新不力的普遍原因，而且又存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科技创新计划缺乏衔接，资源配置缺乏协调，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甚至部门内部本不应该出现的重复建设、重复研究、重复引进的问题[9]。二是推广手段落后。乡镇一级农技人员的专业知识老化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服务手段落后，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服务功能的发挥。技术推广往往是请专家教授讲上一两堂课，没什么实质的作用。对农民的培训也最多只是开一堂学习会，放放光盘讲座和发发材料而已。三是基层农业和农村服务机构的办公场所简陋，设施陈旧，真正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和创新的时间较少，有的地区植保站、防疫站等农业防灾减灾体系的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无法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

1.3政策机制缺陷

农业科技支持政策有待完善。一是缺乏有效的鼓励政策，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大量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农业领域。二是缺乏保障机制，气候、市场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没有政府支持的农业大灾风险转移分散机制和社会保险机构的参与，农民收入难以保障。三是从财政上讲，没有金融机构的专项惠农贷款支持机制和制定相关的涉农政策，必将影响山西省现代农业的良性运行。

1.4企业创新能力不高

随着科技创新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涉农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总的来看，山西涉农企业中设立了科技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技术开发能力还比较薄弱，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而且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较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严重不足[10]。

2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要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强企业主体地位，加强生产和研究的有机结合，推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发展具有山西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11]。

2.1农业知识创新系统

创新主体以政府主办的科研机构为主，包括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类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各类省部属科研机构，它们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主要承担着技术研发的作用，其公共科研活动具有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事关区域内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创新问题研究，并且在工作活动过程中不断教育培训出大量的科技人才，把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2.2农业技术创新系统

逐步推进涉农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要以新产品开发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为重点，建设企业技术中心，突出涉农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同时，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强化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先进技术和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2.3农业技术推广和中介服务系统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是把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连接科研机构、高校、涉农企业、农民等创新主体的桥梁和纽带，使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各类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构成主体包括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专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组织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12]。

2.4农业科技政策环境系统

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政策环境系统，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如专利法、知识产权法、技术合同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科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适宜的软环境，以规范技术市场的交易行为，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障技术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市场的良性运转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政府在此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13]。

2.5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训系统

以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主要任务。一方面，根据山西省的农业特色，着力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农业学科带头人、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涉农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人才和推广应用人才。另一方面，根据农户实际需求和文化水平等，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户的科技应用能力。

3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对策措施

3.1逐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为

依托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新产品开发和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依托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以及农业科技企业，实行多元化投入，产学研、农科教密切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动机制，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活力，加快先进技术和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山西已经从2012年开始着手建立30个以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20个以上农业科技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导和培育15家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产学研联盟，推进山西特色动植物资源开发，争取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

3.2推进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健全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加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一要加强乡镇农技站条件能力建设，配齐乡镇站（区域站）农技人员，每个村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农技人员和动物防疫员。深入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开展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加强队伍管理，落实岗位职责，明确服务责任，强化考评机制。二要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基层农技部门、涉农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大户联合共建农科教结合综合基地和农村科技服务站点[14]。三要设置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扶持和发展县级科技综合服务平台，形成科技特派员、专家大院、科技进村入户等多种模式，促使山西省农村科技服务工作重心下移，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3.3构建农业技术信息交流平台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多层次、分布式的全省统一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农作物品种、实用技术、农情资源等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建设基层综合信息服务站500个，乡镇服务点覆盖率达到80%以上，建设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基地100个。推动信息服务网络化，资源管理数字化，实现推广人员与农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自由的双向沟通交流，打造包括农业公共信息、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灾害防治、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农业科技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3.4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人才方面建设

3.4.1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及工程和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的建设，培养引进一批农业科技急需紧缺人才，培育认定一批优势农业科研领域领军人才；健全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强创新创业团队建设，促进农业科技人才服务农村[15]。3.4.2引导各类人才服务农村通过培养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强化农村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的技能培训，优化农村管理人才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培养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提升其服务能力。3.4.3加强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农业科技讲座、科技咨询、农业主导产业科技服务、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形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并进行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培养乡土能人1万名[16]。

3.5有选择、有重点发展优势领域

3.5.1加强农业技术推广要更加注重技术集成，策划生成一批适合山西省需求的农业技术，并以培训和示范为手段，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利用山西省特有的农产品资源禀赋，争取并实施好园艺标准园创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以开展科技进村入户和实施基层农技体系改革和示范县建设为载体，广泛开展农民培训和示范，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17]。3.5.2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力大的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县域经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等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龙头企业与农户按照合作或股份合作的形式，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作者:陈敏克何燕逯楠单位:1.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2.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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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系范文篇6

全面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加速提高武汉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建设一个功能完善而强大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提升城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作为重大战略，是加速提升武汉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武汉曾经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大，传统体制的惯性较大。从历史积累的因素分析，武汉经济运行模式中，存在着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缓慢，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以及产业层次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实现经济运行模式的根本转轨：要通过企业和产业的再构造，实现由传统工业为主导向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工业转轨、由粗放型的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型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由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转轨。显然，这种转轨离开了完善而高效的科技创新系统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

首先，城市经济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主要依赖于大批量民营创业企业的诞生。民营创业企业发展了，国有经济的比重就会逐渐缩小，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就会逐步增强。而没有完善高效的科技创新系统，就无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强度的创业支持，这样势必使得创业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进而延缓武汉的区域经济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进程。其次，完善而高效的科技创新系统，是城市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动机，是实现城市产品、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保证。没有完善而高效的科技创新系统，就无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强度的新技术、新产品和先进智力的支持，更无法建成一大批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充满竞争活力的现代化企业，城市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沦为空谈。

在全球“新经济”大趋势的推动下，为抢占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制高点、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品质的升级，国内各主要省和中心城市都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建立一种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知识（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武汉来说，抓住中央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契机，通过全面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极为优越的科技创新资源，深入推进科技兴市战略，对于加速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武汉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构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全面构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的创新机制、新的创新体制、新的创新制度和新的创新环境。检验武汉城市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是否完善、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否达到，主要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在知识生产、知识流动与知识应用各环节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各创新主体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服务组织、政府之间是否实现良性互动、协同配套；二是这个体系能否最大限度地容纳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能否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其直接标志是：在一定阶段，有没有一批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或企业群落诞生，有没有一批新型的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涌现。

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战略性工程。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协同推进，“十一五”期间应力争在以下几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第一、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为突破口，加速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大幅度向企业集中。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整个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神经中枢，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状况，决定着整个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功能发挥状况。要区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规模，不同技术层次，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扶持和引导。

对于在武汉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运用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新产品开发调整产品结构。要通过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打造若干个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极具影响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以此带动武汉企业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由于高新技术开发的前瞻性和高风险性，在创新投入上，政府应予以重点扶持，要通过政府资助、风险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形式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对于—般性的民营科技创业企业、区街乡镇企业，也要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建立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提供多方面的创新支持。

针对武汉地区绝大多数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在非市属的高校和独立科研机构这一体制特征，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引导措施，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集中。要抓住中央、省属在汉科研院所转制的重要机遇，充分利用其科技创新、创业资源优势，推动其结构调整和人才分流，引导一批科技人才在本地区创业，引导—批成果在本地区转化。在开发性院所全面转制基础上，继续深化公益类和农业类院所的改革。通过实施“企业技术创新工程”，吸纳、稳定一批科技人才队伍。

第二，以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为创新、创业的战略高地，大力发展高科技创业企业，推动现代高科技产业群的形成。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培育科技创业企业的摇篮，也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把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和科技人才创业的战略基地。要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投入的杠杆作用，通过创业中心数量的扩张和素质的提升，创建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向创业企业的机制，在更大更广阔的空间上为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人才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加速实现本地区创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创办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型工业商业企业、金融投资银行、外资财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资本优势，全面整合社会闲置资本资源，发展各种产权组织形式的综合孵化器、专业孵化器以及大学科技园、留学生科技园等科技创业孵化组织。现代科技园区在本质上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集中地，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基地。要加强园区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对接，使科技园区成为创业企业产业化、规模化、集团化的战略高地。

第三，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纽带，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力争在若干技术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作为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体系，必须立足于产业技术创新为主的战略选择。要聚焦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技术领域，设立若干个能够对武汉产业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突破的科技攻关项目，集中目标，进行攻关，力争取得若干项原创性突破。要加强“产学研”战略联盟，充分调动有实力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积极性，明确目标、精心组织、加大投入，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武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科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加强和完善创新体系建设。鼓励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与高校、中央在汉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或科研基地。鼓励民营科技企业与中央在汉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发、合作攻关。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基础上，推动双方共建科研生产联合体。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大型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把高等院校，大型科研院所建设成为实现武汉区域性知识创新特别是原创性突破的战略基地。

第四，大力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创新、创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科技创新的根本在人才。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根本大计是我们的产业政策导向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事业是否真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要抓住中央加大对中部地区投入的契机，着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支柱产业，运用先进技术、高新技术及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和名牌、名牌产品；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集群，为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用武之地。要有针对性地引进和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各方面的领军人物，并通过制定计划，落实资金，明确政策，以项目为牵引，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流的创新环境和舞台，使他们愿意和能够为武汉的科技创新发挥才能，体现价值。要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社会氛围，创造、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政策、体制与法制环境，建立“产业导向”、“环境导向”和“资本导向”的人才配置新机制，逐步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满足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科技体系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问题;对策

发达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加强,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大农民对科技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市三大主导产业中,农业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农村科技体系发展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市一直秉承着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的各基层涉农站所组成,在历史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管理体制不顺,科技服务事业滑坡。由于乡镇机构的多次改革,多数原农业科技服务单位“三权”由乡镇回归到主管局,造成乡镇政府对乡镇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指挥失灵。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造成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推广等科技服务工作缺人干,科技服务在乡镇出现断层,导致科技服务事业滑坡。

(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服务功能下降。目前全市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着经费短缺问题,有的乡镇没有专项的科技服务经费。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科技服务部门的科研和培训条件落后,工作正常开展没有物质保障,农业科技到位率下降,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科技服务方式陈旧,服务效益不高。一些农业科技服务单位工作方法单调,手段陈旧,环节单一。仅限产前、产中技术指导服务,产后流通、贮藏、加工服务缺少;只靠行政推动,信息引导、示范带动缺少;主动服务、现场指导缺少。导致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不能真正发挥引导农民调(调整产业结构)、指导农民干、帮助农民销的作用。

(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由于基层农村科技服务部门条件艰苦,经费缺乏,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有机会参加必要的学习、培训、进修、考察,造成知识老化、技术过时、观念陈旧,创新能力较差。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农村科技服务队伍现有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很难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广大农民对“专、精、特、新”的技术需求不能满足。

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引导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促进农村科技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1.强化政府科技服务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市、乡镇科技服务中心等推广机构的建设,努力构筑农村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近年来,**市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资服务实体,组建了40余家乡镇科技推广服务站、962个村级服务组,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深入到户的市、乡镇、村组三级科技服务网络。服务站和服务组的组建,不仅进一步畅通了农村科技信息渠道,满足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新需求,而且还净化了乡村农资市场环境,为广大农民培养了一批科技服务队伍。但在政府主导科技服务方面,还应该注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环节:

一是作为全市公益性科技服务的龙头,市科技服务中心要构建“媒体宣传、热线咨询、网络传播、实地指导、教育培训、示范开发”六位一体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如与电台、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联办科技专栏,构建行之有效的科普平台。

二是要设立开通科技服务热线,构建了实时、高效的农业生产领域智能化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三是要发挥互联网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创办科技服务专业网站,构建现代网络传播平台。

四是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成立顾问团,组织科普志愿者成立科技支家下乡服务队,构建了立体互动的专家服务平台,发挥培训基地作用,借助田间指导、媒体讲座等形式,构建较为完备的科技培训平台。同时,发挥示范基点和中介组织优势,推广、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成果,构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示范开发平台。

五是结合**市的实际,围绕畜牧、食用菌、中药材和果品四个主导产业,重新调整科普协会成员,重点针对基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聘请省市专家、**市涉农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农村致富能人成立**市科普工作队,开展科技培训、科技咨询、实地指导,深入乡村一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技术难题,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责任制,实现科技服务的“零距离对接”。

2.适应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主体。

一是积极建立健全农村科技信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服务主体,并以政府角度进行扶持,使他们成为全市市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

二是实施科技信息“村村通”工程,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对接,构建“政府引导、项目扶持、协会运作、多方参与”的科技信息进村入户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还依托一些科技含量高、社会与经济影响强、对大众科技服务热忱的涉农龙头企业、专业种养大户和营销大户,建立科技信息产业联合体。通过对这些联合体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把先进实用的技术出去,辐射、传播给周边农村,带动了农民致富。

(二)发挥优势与创新模式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一是在做好“科技之冬”等传统科技服务及“科技信息村村通”、“户户通”等科技服务信息化的同时,继续强化“公司+园区+农户”、“龙头企业+科技示范户”等科技服务新模式,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二是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与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农业之间矛盾为重要载体,探索出了“公司+基地+农户+销售”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科技服务新模式。

(三)传统服务方式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的现代化

1.充分发挥传统新闻媒体在农村科技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的科技服务新手段。

2.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构建快捷、实用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四)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提升农村科技服务水平

1、不断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建设。

结合**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一步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充分发挥科普志愿者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在乡镇、社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推动乡镇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组织乡镇、社区每名党员分别于村、社区结对,并要求结合结对村、社区的实际至少为结对村和社区做一件实事、好事。

2、继续推进“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农村专业协会、科普基地、科技能人。经过多方积极努力,目前我市石咀蛋鸡协会已通过省级审核,并被省科协推荐参加全国评审。

3、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提高科技服务能力。通过科技合作,借助技术、成果、人才,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现有农村科技服务人员的从业能力。如近年来**市紧紧围绕当地农村的主导产业,会同有关部门,邀请有关专家、组织涉农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当地农村致富带头人,在全市各个乡镇及产业基地,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科技培训和科技下乡活动。共举办科技培训班20余次,参加农民达10000万余人,发放科技光盘200张,科技资料40000余份。

科技体系范文篇8

构建水利水电科技文献资料数据的数字化存储管理，是当前水利行业信息化发展的紧迫任务之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水科院”）资料室收藏的科技文献资源，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水利学科范围广、层次高、内容新，在同行业中，其完整性和权威性也是最高的。本文以中国水科院资料室收藏的科技文献资源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查询体系构建过程中学科分类和元数据结构的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查询平台的整体架构。

2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学科分类体系

水利水电科技文献从技术角度分为技术报告、技术论文、技术译文等；从内容上分为成果报告、生产报告、评估报告等。科技文献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找到适合系统应用和用户检索的文献资源分类方法。学科分类一般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2］：①科学性：分类必须以科学的知识分类为基础，选择事物或概念（即分类对象）的最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的基础和依据。②系统性：将选定的事物、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按一定排列顺序加以系统化，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科学分类体系。③可扩延性：分类的编码结构必须能适应同类编码对象不断扩充的需要，以便保证增加新的事物或概念时，不至于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④兼容性：与有关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协调一致。⑤唯一性：指任何专业名词、术语的定义必须严格保持概念的一致，对同一专业名称、术语必须是唯一的，且不能重复。⑥合理性：分类编码体系结构与数据分类体系相适应，能反映分类体系的层级、机理及相关联系的特性。⑦规范性：编码的结构、类型及编写的格式统一，以便于数据的检索和共享。我国现有与水利信息相关的分类编码标准有：《水利工程基础信息代码编制规则》（SL213-1998）、《水利系统政务信息编码规则与代码》（SL/T200-97）、《中国河流名称代码》（SL249-99）、《中国湖泊名称代码》（SL261-98）、《中国水库名称代码》（SL259-2000）、《中国水闸名称代码》（SL262-2000）、《中国蓄滞洪区代码》（SL263-2000）、《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水情信息编码标准》（SL330-2005）、《水文数据GIS分类编码标准》（SL385-2007）等，这些标准的制定解决了许多基础信息重复整编、互不统一的局面。但是，由于这些标准大多仅仅针对的是某一项专题或调查制定的，并没有进行全局性考虑。因此，水利部为建立一个完善的水利信息分类体系，组织专家编制了《水利信息分类》标准，该标准对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分类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2001年，水利部颁布了《水利技术标准体系表》，2008年进行了修订，其中将水利信息按专业划分为综合、水资源、水文水环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防洪抗旱、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移民、水利信息化等，该分类方便了水利行业技术标准的管理和使用，具有非常高的理论性和非常强的实践价值。然而，该分类仅是针对我国水利技术标准成果的管理这一特殊用途的一种分类体系，随着水利信息化发展，其分类层次和内容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国家层面上，我国于2008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8），其中设有“水利工程”分类与代码［3］，并把水利工程分为水利工程基础学科、水利工程测量、水工材料、水工结构、水力机械、水利工程施工、水处理、河流泥沙工程学、海洋工程、环境水利、水利管理、防洪工程、水利经济学等。但是，该分类方法过粗，未能充分体现水利行业有关的学科，因此也无法完全满足水利行业的数据管理的需要。关于水利水电科技文献的分类，原水利部信息研究所（现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编制有《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分类》，该分类包括四级：基本类目24个，二级类目301个，三级类目1514个，四级类目1079个，长期以来为水利系统各级科技文献收藏个管理部门沿用。但由于该分类编制年代较早，随着水利形势的发展以及水利科技的进步，越来越难以适应水利科技文献的分类需要。较为突出的如该分类法中一级类目中，缺少防洪抗旱、环境水利、城乡水利、水利信息化等内容，而近年来相关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本文在调研以上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并在参考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简称《中图法》）、《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第三版）（简称《科图法》）、《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二版）（简称《水百》）基础上，经过综合对比分析认为，《水百》编纂过程中，集中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众多水利系统的专家学者，是水利学科现状的权威体现。相对其他的分类体系，《水百》可以说基本做到了取长补短，既包括有水利水电建设所涉及的基础领域，如力学、化学、地质学等一般自然科学，涉及面较广，而且基本上较为全面反映了水利水电建设的最新形势和进展，如水利管理、水利经济、环境水利等均有单独的类项。本项目学科分类以《水百》为基础进行，将基本类目缩减为21类，二级类目211类，三级类目1508类［4］，基本涵盖了水利水电学科的所有领域，见表1。因此，在目前水利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尚无现成可参考的学科门类条件下，以《水百》的条目分类为基础，适当进行调整，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

3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结构

元数据是定义和描述数据的数据，是一种用来描述数字化信息资源，确保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够被计算机及网络系统自动识别、分析、提取和分析归纳的一整套编码体系［5］。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用来描述水利水电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其目的在于方便用户发现资源、识别资源、评价资源，而且对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选择和定位，并追踪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实现文献资源的有效整合、管理使用和长期保存。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建立在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两个基础之上，不仅用来描述数字化信息的内容特征，而且更要描述数字化信息的基本属性，使得数字化信息得以被有效传播、交流和利用。同时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为文献数字化信息资源建立一种机器可理解的框架，帮助计算机系统以及其它网络通信设备获得并理解文献数字资源的基本特征，包括系统特征、内容特征、权利特征等方面。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开发并付诸使用的元数据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早普遍使用的元数据MARC机读目录；二是描述博物馆藏品与档案特藏的元数据EAD编码文档；三是描述和管理大量网络信息资源的元数据（包括都柏林考DC、因特网内容挑选平台PICS、因特网馆藏WC等元数据）；四是其他形式的元数据（包括频道定义格式CDF、教育管理系统IMS、全球信息定位服务GILS等元数据）。水利水电科技文献信息与其他类信息相比，在其载体和类型上没有太大差别，只在具体内容上差别较大。因此，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体系的建立应遵循通用、易兼容、可扩展的原则。在对国内外数字图书馆元数据标准进行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DC元数据标准简单易懂，既便于专业用户的扩展，又适合普通用户使用，它是由世界各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并经过图书馆界、档案界、计算机界的专家以及Z39.50和通用标记语言标准（SGM）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不断地修正。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数字图书馆工程都是以DC元数据为基础进行信息化建设。因此，水利水电科技文献选用DC标准作为基本元数据标准，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展和裁剪，确定了每一个元素的描述方式、基本定义和填充规范，对每个元素都给予了相应的解释。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体系包括20个类别，60多个元素，主要元素如表2所示。通过表2描述的元数据，管理人员和用户可以有效地管理、鉴别、了解和使用其中的信息资源。这些元数据可以实现以下功能：一是描述水利水电科技文献资源对象的内容；二是识别资源日期、类型、格式等数据元素；三是定位资源的位置，以利于网络环境中水利信息对象的发现和检索；四是检索，成为用户查找电子资源的重要依据。为方便水利水电科技文献元数据的共享，参考当前异构系统数据交换技术，我们采用可扩展标记语言XML［6-8］（ExtensibleMarkupLanguage）来对元数据进行描述。XML是继HTML之后的又一种Web标记语言，专用于基于Internet的数据共享和交换设计，它已成为互联网上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换的关键技术和标准［9］。用XML来描述元数据，具有清晰的结构、语法和内容，并能被计算机更高效地处理。XML还具有易于编辑、便于管理、适于存档、容易查询等诸多优点［10］，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为了描述元数据的最佳选择。

4数字化查询平台架构

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完成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以元数据为数据资源的描述方式，构建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查询平台。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查询平台具有以下功能：①科技文献的数字化保存、分类管理；②科技文献资料的查询、浏览；③科技文献的汇交、；④科技文献的统计结果输出功能；⑤用户和系统管理人员相关的权限管理、使用管理、统计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字化查询平台根据水利水电科技文献数据的特点，数据进行加工保存入数据库中后，系统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存储，并定义数据的词汇表，方便用户查询检索。最终，系统通过web的方式，将文献数据资源在Internet上，并提供数据检索、文献下载以及数据统计等功能，其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5结语

科技体系范文篇9

1科技期刊综合评价简要回顾

期刊评价是期刊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年均发表该类研究论文超过200篇，涉及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各类评价指标的作用和关系分析等。关于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及其具体应用，国家期刊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先后颁发过两个文件。20世纪90年代，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关于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的通知》（国科发信字[1994]148号），将学术期刊质量标准分为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和出版质量4项；2020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把报纸、期刊质量划分为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印制质量4项。此外，2000年，为了配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择优支持重点学术期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牵头研制一套“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7项静态指标与2项动态指标相结合,考察学术质量与编辑出版质量[2]。学术界对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也有不少讨论。庞景安等建立的“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营管理水平、编辑水平和学术水平3个方面共19项评价指标[3]；邓清燕认为，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整体标准、编辑标准、学术标准和出版标准4个方面[4]；邱均平等建立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则包括技术性、效益性和标准化3个方面9项指标[5]；张积玉认为，评估标准的设计应多维度、综合化，既要重视政治质量、学术质量,还必须考虑编辑质量、出版质量，考察办刊条件和出版保障体系[6]；赵惠祥等从信息的传播扩散、信息承载、载体状况、运作经营状况4个方面将评价体系分解为影响力指标、文献指标、载体指标、管理指标4类[7]；叶继元认为，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涉及编辑质量、学术质量、出版质量、发行质量等方面[8]。新创办学术期刊评价是期刊评价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理论成果比较少，具体实践几乎是空白。赵新力等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设计了创刊的必要性、办刊基础和条件、主编背景评估、主创人员评估、办刊方针、市场定位及经营方式六个维度18个评价指标，通过专家打分，结合评估质量控制模型，进行新刊评估的尝试[9]。这项工作是课题组已发现的我国最早探讨新刊评价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规范创刊的可行性论证，强化审批管理。叶继元等探讨了将其团队提出的“全评价”体系用于新刊评价的可行性[10]。他们的“全评价”体系概括起来是“六位一体”和“三个维度”，6个要素是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和评价制度，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三个维度”即形式、内容和效用，分别对应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此项工作的主旨是呼吁期刊评价机构关注新刊的遴选，目的是促进新创期刊的健康发展，评价方法以定性评价法为主、定量评价法为辅。但该文作者仅作理论探讨，尚未付诸实践。耿海英针对新刊评价设计了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再细分成6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目的也是进行核心期刊的遴选[11]。对于学术质量评价，耿海英也主张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定性评价主要依靠同行评议，同行评议除了通过网络问卷形式让不同层次的专家进行打分之外，最重要的是将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召集起来集中对期刊进行评审。耿海英用此指标体系对2013—2017年内或新办或者更名的164种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按照三个学科大类分别进行了评价尝试；最后评出18种核心期刊，其他146种为入库期刊。指标权重、计分标准、同行评议的过程未具体说明。目前的研究中，对国外新刊评价的研究，所获寥寥。

2新创办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2.1评价目的。评价目的是期刊评价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期刊评价工作的龙头，决定着其他要素的选择[12]，任何期刊评价都必须基于一定的评价目的，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期刊评价标准、指标和方法[11]134，评价目的不同，评价标准和评价工具的使用自然也会有差异[13]。业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期刊评价工作的目的大体上有三种：其一，各级管理部门组织的优秀期刊评选，对期刊出版导向、内容质量、出版质量、管理质量的综合评价；其二，核心期刊遴选，确定某学科较集中刊载原创论文的学术期刊，主要以文献计量学指标为根据；其三，学术质量评价，以期刊论文的学术水平、期刊所建立的学术品牌和学科领域口碑为依据。学术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以及影响因子排序有较强的关联，但并不等同，更注重品牌的作用和专家口碑，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有机结合。期刊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的使用目的不同，也可以这样划分三类：第一类，出版管理者视角的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出版管理的辅助手段，这种评价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第二类，文献情报服务者视角的评价，结果作为核心期刊遴选的依据，揭示学科领域论文分布规律；第三类，学术共同体视角的评价，用以辅助学术评价、学科建设和学术行为（如投稿依据、业绩考核和审稿标准的把握）。本课题进行期刊评价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综合考察最近6年新创办科技期刊的出版经营绩效，检验期刊出版资源配置的阶段性效果，以期为今后科技期刊资源配置提供参考数据，显然属于第一类评价的范畴。2.2评价方法。第一类评价，需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结合，往往还要进行办刊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考察；第二类评价，主要基于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定量评价，一般无须考察办刊过程；第三类评价主要是定性评价，注重历史积淀、学术体验和专业口碑，一般不会考察办刊过程。本课题的工作属于第一类期刊评价，宜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的方法。对新刊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都有相当的困难——创刊时间短，定量评价难以获取足够的文献计量学数据支持；而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定性评价以往就有失败的案例[2]。新刊因创刊时间短，在业内尚未建立广泛共识，且受到学科差异、专家个体差异，以及组织工作难度等方面的制约，专家调查方法更难以获得可靠的定性评价结果。课题组处理一些难以量化的指标的策略是，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根据新刊的特征和评价目的，确定价值体系，由课题组掌握统一的尺度，对各项定性指标进行评价和打分。2.3评估指标体系的研制思路和过程。课题组此项工作与以往的新刊评价工作有很大不同。从评价目的上说，以往新刊评价工作有两类，其一，为创刊审批论证设立评价指标，以完善科技期刊审批制度，增加审批的科学性；其二，对新刊的质量进行评价，指导期刊数据库关注新刊、遴选新刊。在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发展越来越体现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本项研究必须关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现状、问题、任务和目标，考察新刊在整体上与国家战略的符合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刊评价指标体系在可操作性的前提下，要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导向性与合理性，要能够为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今后更加有效地配置期刊出版资源、强化目标管理提供依据。基于上述目的，课题组认为采用多指标属性的简单的线性加权汇总评价方法比较合适。这种方法也被一些业内专家认为是在期刊总体评价中最好的方法[14]。2.4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本课题指标体系的构建采取专家咨询与课题组研究总结相结合的办法。课题组基于自己的研究、办刊和创刊实践、前人研究成果及国家战略要求，结合专家意见，形成了指标体系初稿。以初稿为基础，组织专家会议讨论最终完成科技新刊问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办刊队伍、期刊影响力、学术支撑体系和出版服务能力，权重依次为40%、30%、20%、10%；二三级指标的权重见表1，为使三级指标有足够的区分度，总分设定为400分。34项指标得分之和为期刊评估得分。2.5指标赋值。2.5.1客观指标赋值。本文的客观指标指可以通过设定一定规则计算分值的指标，在34个三级指标中，共有12个指标得分通过数据计算得到。这些指标是：编辑部职数、刊期、年发文量、发文密度、国外数据库收录、国内数据库收录、SCI影响因子、CSCD总被引、中国知网CI值、办刊投入、本领域Top10%作者比例和本领域Top5%机构供稿比例。表2给出指标数值计算的几个示例（其他指标可据此类推）。记分规则实际上也是课题组关于期刊发展价值观的体现，这里明显体现了对期刊做优、做大、做强的鼓励。2.5.2主观指标赋值。主观指标的赋值难度较大，受问卷质量、访谈质量、评分人主观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严格地说，部分主观指标，如主办单位学术实力、主编和编委活跃度、学科重要性等都需要借助学科领域专家的评判；一些指标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深度考察才能得出可靠的结果，如编委会结构合理性、分工合理性、发展规划与刊群建设，以及出版服务能力等。本课题研究受经费与时间限制，依据问卷、实地访谈，以及公开数据，由课题组成员讨论形成基本共识后，由两位成员各自独立完成打分，再取平均值。

32013—2018年新创办科技期刊评价结果

3.1数据采集。2013—2018年创刊的科技期刊共计151种，课题组通过问卷、实地调研，辅以年检资料、样刊阅读、公开数据查阅、相关数据库检索等，共采集95种目标期刊的指标数据，占总数的62.9%。3.2评价结果。3.2.1目标期刊基本情况。总体评价结果。满分为400分，95种参评新刊平均分为280.9分，相当于百分制的70分；得分中位数为277.0分，与平均分相近。从图1可见，高分值和低分值的两端曲线陡峭，说明处于最高分段和最低分段的期刊数都比较少，曲线中段大体是一条连续变化的直线，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值集聚，这既说明新刊经营要素存在显著差异性，也显示出该评价体系的良好区分度。3.2.3各类新刊得分情况比较。各类新刊得分情况见表4。1）2013—2018年创刊的151种科技期刊中，共有55种期刊获得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D类项目资助，而项目组采集得到完备数据、可以进行评估的D类项目期刊共计43种，占比78.2%，应该说有足够的代表性。评估结果显示，得分排名前10位的都是D类项目支持的期刊，说明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设置支持创刊D类项目是卓有成效的。2）以这个评价体系衡量，95种科技新刊总平均分达到了百分制的70分，各类期刊的平均分都超过了及格线，说明最近6年科技期刊刊号资源的配置总体上是有成效的。3）英文期刊的总体得分要高于中文期刊，而D类项目资助的期刊整体表现更突出一些。中英文双语刊由于样本数较少，可能代表性不够。4）得分排名靠后的期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办刊宗旨的不同或期刊定位的限制，难以套用学术指标；另一种情况是编辑部力量较弱，与主办单位的联系又比较松散，缺乏运作经验和业务指导。比如一些期刊以高校为主办单位，而编辑部实际上设在附属医院，编辑部人员还要从事临床工作，不能全身心投入办刊。

4讨论

4.1关于指标评价维度、指标权重与赋值。课题组根据评价目的在评价指标体系中选取办刊队伍、期刊影响力、学术支撑体系和出版服务能力四个维度，从过程、结果、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对目标新刊进行综合评价。之所以设置出版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多项考察指标，意欲体现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和管理的时代要求，也希望引起从业人员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薄弱环节的重视。这些指标在以往的评价体系中并不突出。对目标期刊的具体评价工作由课题组根据问卷、实地调研等方法采集到的数据来完成。一些难以定量化的指标的赋值可能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如课题组成员的学科背景、对主办单位固有印象、实地调研中各刊讲解人表述的差异等。4.2部分重点评估指标设置的依据和意义。4.2.1办刊队伍。课题组和专家一致认为，人是最关键的要素，这种观点不仅得到许多研究工作的支持[15-19]，也得到课题组问卷和个案分析的印证。我们在“办刊队伍”中设置了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主编、编委会和编辑部，而主编的权重等于编委与编辑部之和。特别指出，我们对主编的“办刊专注度”赋予了9个三级指标中的最高权重。主编有名望和学术活跃度高还不够，还必须对办刊倾注热情，投入精力，不能只当挂名主编。我们在实地调研中获得了不少主编专注于办刊的实例，最终评估结果表明，这些期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纳微快报》《中国科学：材料科学（英文版）》《光子学研究》等。科技期刊没有科学家的热情投入是很难开展工作的。课题组认为，有没有很好的办刊队伍，是期刊资源配置需要重点考察的要素之一。4.2.2期刊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证明，在我国期刊出版管理体制下，主办单位对期刊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其学术支撑体系对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具体体现为学术资源注入、人力物力投入、编辑人员待遇和晋升渠道、期刊发展规划等。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课题组实地调研中重点关注的一项内容。调研发现，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建设正受到一些有实力的期刊主办单位的重视，比如将期刊发展纳入主办单位整体规划、设立期刊发展专项基金、完善期刊出版机构设置、强化刊群建设等。部分高校配合“双一流”建设设立了期刊发展专项资金，并以经济手段强化校内刊群凝聚力可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4.2.3出版服务能力。出版服务能力除传统的审稿质量、编辑规范、出版周期评价等指标之外，还设置了采编系统、结构化排版、新媒体营销、文章可见性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指标，以体现网络化时代对科技期刊出版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新要求。实践证明，缩短发文周期有利于吸引作者向新创办期刊投稿[20]。有研究指出，互联网环境下，我国科技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数字化工程基础上实现跨平台业务流程优化[21]；数字内容资源结构化关联、跨平台链接、多媒体呈现及实时分享也已经帮助我国一些优秀期刊建立起了很大优势[22]。4.2.4文献计量指标。文献计量指标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毕竟是评估办刊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为公平起见，原则上应该区分中英文期刊和不同创刊年限的期刊，且应对创刊时间较短而没有进入各种数据库收录、没有引证指标得分的期刊进行系统性的修正。但鉴于其复杂性，课题组暂未进行这种修正。期刊影响力方面除引证指标之外，还设置了发文密度指标考察年发文量，以及年均发文量与同学科领域期刊平均发文量的比较，体现既鼓励做强，也鼓励做大的评价导向。指标体系设计实际上也体现了设计团队的价值观。

科技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慧监管;金融生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不断加深,金融科技模式应运而生。在经济新常态及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为金融产业创新和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移动化、线上化与智能化发展,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与经营方法。但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又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且新型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更大,对金融科技监管提出了更多要求[1]。伴随着金融科技创新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金融产业日益呈现出金融产品交易种类和结构复杂化特征,与之相关的金融监管信息非对称性问题日益凸显[2]。例如,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金融机构在技术创新掩盖下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掌握金融机构实际经营状况[3]。因此,金融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迫切需要监管科技(RegulationTchnoloegy)的发展与支持。

二、我国金融科技监管问题与难点

(一)监管方式与政策法规较为落后缺乏前瞻性,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的背后依托的是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其商业模式复杂多边,不同金融科技模式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彼此之间存在海量的信息流,客观上对监管机构形成了监管壁垒[4]。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业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监管机构表现出了监管空白问题。例如,在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会基于存款派生链条来界定监管对象。但金融科技利用技术也可进行信用创新,且可存在于存款派生链条之外,而逃避监管[5]。此外,法律法规的不成熟也为金融科技监管造成了现实阻碍。例如,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中,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早已不再局限于境内之外,国外支付业务规模也在显著增长。而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下,跨境第三方支付的法律规范并不完善,无法完全套用境内第三方支付规则,目前仍存在无法可依的困境[6]。

(二)金融科技监管缺乏量化模型,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

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模型要求简便,以便于理解与验证。但随着金融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技术大量应用在金融产品中,致使金融科技产品具有复杂内部关联性,而不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金融风险被掩盖在技术和算法之下,具有较大潜在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科技监管[7]。同时,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传统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已经具有显著优势,甄别信贷风险的能力更高,事实上已经承担金融科技产品的风险定价、授信评估及贷后管理等一系列核心职能,监管部门只能根据金融科技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数据进行传统模式风险评估,严重依赖于解释文本。但金融科技产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不能依赖企业内部的自我合规管理,而缺乏外部监管。因此,急需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手段与工具。

(三)社会化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尚未建立,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问题

金融科技监管需要依托于信息数据和大数据技术,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数据已经成为各企业机构的核心资产,其保密性极强,政企间和企业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在缺乏社会统一的安全数据存储和共享平台的前提下,金融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信息数据孤岛。金融科技监管的信息数据孤岛将导致金融科技监管的延迟性与监管的系统性,具体将导致监管部门无法统一金融科技监管维度,无法对金融科技企业开展高效的金融数据信息分析,并转化为监管政策与执行措施,进而减弱了金融科技监管的系统性,致使金融科技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科技创新,无法及时消除潜在金融风险。

三、智慧监管生态体系与构建阻碍

(一)智慧监管生态体系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金融科技依托平台模式逐渐形成了具有分工与合作结构特征的生态体系[8]。加速金融科技监管部门的数字化转型,联通其它监管部门的监管生态体系,创建围绕金融科技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的智慧型监管生态体系势在必行,具体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如图1所示,智慧监管生态体系包含监管主体和技术安全保障两部分,其作用是利用协同监管实现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业务和市场的日常监管和行为甄别,达到预防和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目标。具体而言:图1智慧监管生态体系第一,在监管主体方面,包括两大类别主体,一是政府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等,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其中,政府监管部门主体又包含了银保监会、税务、工商及法院和公安等,各部门之间通过协同机制达到对整个金融科技产业的监管。而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则是被监管对象,该体系表明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性质相同,其监管内容和方向应当保持一致,以防止金融科技企业打着金融科技创新旗号从事非法金融行为,弥补金融科技监管空白[9]。第二,在监管科技方面,主要包括可控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管理[10]。其中,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和创新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科技能力,以适应金融科技创新发展需求。而网络安全管理主要涉及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相关监管部门当尽快建立金融科技数据信息标准,统一数据架构、存储形式与相关标准,以便监管部门的数据信息搜集和管理,切实保证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数据资产安全,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率[11]。

(二)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构建阻碍

1.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金融科技发展技术和理念存在差异,监管部门难以根据不同业务模式制定统一监管标准,突出表现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发展困境。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长期的风险防控,对金融风险控制更为谨慎[12]。但在金融科技产品开发与事后监管等环节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致使因技术创新所导致的金融风险较高。而对于金融科技企业而言,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创新时,更注重技术创新和消费者服务质量,忽视了金融风险。2.金融科技法律问题突出,监管法律滞后覆盖性不足[13]。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后,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科技得到长足发展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风险逐渐凸显,并在2015年正式步入“监管元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密集出台。但相关法律普遍属于填补原有法律缺失、法律不完备及现行监管规则下的法律冲突等类型,缺乏前瞻性与针对性。具体而言:相关监管法律对金融科技创新违规行为界定过于宽泛,执法规则不明确,导致监管人员无法可依,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指导性,且法律具有明显滞后性,监管工具缺乏创新,存在严重的监管空白与套利问题。3.金融科技业态复杂,监管难以协调,协同监管效果无法确定。相比于传统金融模式,金融科技业态模式更为复杂,彼此之间联系愈发紧密,但不同业态模式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对此,无法直接利用传统科层式由上至下的监管模式,而需要不同监管部门协同监管,以解决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跨时区”和“跨区域”等特征[14]。金融科技产业的跨领域模式特征,导致其金融产品具有游离特征,极易游离于现行监管指标体系之外。因此,需要不同监管部门保持信息沟通,以便制定更为精准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指标。

四、构建高质量智慧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创建金融科技产业园,采取试验监管方式检验监管体系运行效果

随着我国金融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了金融科技试验监管区域,即“监管沙盒”。但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广州及雄安新区9个地区开展了“监管沙盒”试点工作,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需求相比远远不足。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协作,以达到金融科技产业合规发展目标。具体而言:第一,在政府层面方面,需要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特征,明确金融科技产业园定位,避免盲目跟风发展,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创建具有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金融科技产业园[15];第二,在企业层面方面,加强内部合规建设,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关系,坚守法律红线与底线,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监管。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制度,保证金融科技监管有法可依

第一,建立金融科技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包括:审计、征信以及会计等方面的信息披露。重点对金融科技的资金使用状况透明度加强监管,减少监管部门和大众消费者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16];第二,利用好信息技术创新,建立大数据征信体系,挖掘数据潜在价值,保证金融市场安全稳定。但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数据搜集、管理以及分析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支撑,规定金融科技企业在适度范围内采集数据以及合理使用数据,防止信息数据滥用;第三,整合社会闲散监管资源,创建社会评价体系,发挥金融消费者在监管环节的作用,弥补智慧监管体系不足,不断完善金融科技智慧监管体系。例如,创建公共平台,并提供消费者互动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评价等服务。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搜集金融消费者反馈关键词,并建立相关解决模型,以此对金融科技企业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

(三)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增加监管科技应用场景

监管科技不仅仅是一种监管工具,它更是监管理念和监管范式的升级。在金融科技快速创新的背景下,监管科技将是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实现金融产业创新发展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保障。对此,提升监管部门监管能力,尤其是增强监管科技手段,拓展监管科技应用场景势在必行。第一,将监管科技应用在金融科技交易环节,实现交易前、中、后全方面监管。例如,在交易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法律规范嵌入系统并建立数据库,保证交易合规性。在交易中,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据实现自动搜集,对客户行为进行实时监控,降低人力成;第二,将监管科技利用在合规数据报送环节,减少人工干预,保证数据实时交互和数据真实性。同时,利用加密技术保证合规数据在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数据不可被窃取、篡改以及破坏,增强数据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刘少波,张友泽,梁晋恒.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1(03).

[2]李华民,邓云峰,吴非.金融监管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J].财经科学,2021(02).

[3]许可.从监管科技迈向治理科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新范式[J].探索与争鸣,2018(10).

[4]申嫦娥,魏荣桓.基于国际经验的金融科技监管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