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范文10篇

抗日范文篇1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另辟蹊径地将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抗日主体聚焦在了女性身上，这是对以往男性意识当道的抗战剧的题材创新。剧中王大花在精神和战斗能力上的成长过程是编剧集中刻画与书写的对象，王大花如何从一个经营鱼锅饼子店的老板娘蜕变为具有强大抗日精神和坚定共产主义革命信仰的斗士是剧作想要突出的主题，由此必须放大王大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却使得编剧在无意识中夸大了王大花的战斗能力，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消解了以夏家河为代表的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的抗战实力，使得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人的抗日实力产生怀疑。剧作的前10集都聚焦在王大花和共产党对于电台的争夺上，两方无休无止的纠缠让受众直观地感受到了王大花这样一个见识浅薄的农村妇女是如何把一群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人耍得团团转的。夏家河、老韩和小货郎三个共产党人都对付不了一个王大花，最后还导致了与日本人的正面交火和无谓牺牲。第八集刘署长和小警察的一番对话说出了王大花行为的不合逻辑性:小警察:咱们、共产党、日本人都让她给耍了。刘署长: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让我越琢磨越糊涂了，你说她有电台吧，她居然不是共产党，还抱着一个随时会要命的炸弹不出手，为什么呢?你说她没电台吧，可共产党还老打她的主意。要么她就是个大傻瓜，要么大智若愚。王大花拿着电台不放让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受到了这是由于一个农村妇女的浅薄无知而导致的闹剧，但最终被戏谑的对象却指向了共产党人。

面对这么重要的一部电台，有着成熟战斗经验的共产党人根本不会和王大花讨价还价，也不会为此一再退让而最终导致时间和人力的损失。这前10集在对于电台争夺的描写中透露出的王大花的无知是正常现象，毕竟她对于电台的重要性和革命的意义没有多少直观清晰的了解，但是共产党人面对王大花无理取闹时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却是对其自身抗日实力的一种消减和否定。此外，王大花与日本人青木正二以及大连首富邵登年的人际关系让共产党将所有重要的任务都压在了王大花身上，而受众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连党都还没有入、缺乏革命认知和革命斗争经验的普通农村妇女来说，共产党放心将这些重要的任务交到她手上吗?每次被送上任务前线的都是王大花而非共产党人夏家河或老韩，而观众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夏家河一次次地利用王大花对他的感情让其为组织完成任务的心理动机，但一个男人怎么会多次将自己心爱的女人送上革命和危险的风口浪尖呢?所以在剧中，每次共产党人没了主意，都会第一个想到王大花，尽管夏家河每次都以危险或不合适为借口进行搪塞，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王大花一个人去完成任务。由此，两个疑问接踵而来:一是每次一有重要任务，组织上真的会放心把这么重要的使命交到一个根本没有入党、没有斗争经验的王大花身上吗;二是大连的共产党仿佛就是王大花一个人撑起来的，王大花承担和包办了共产党的所有重任。这在夸大王大花战斗能力的同时并没有升华共产党的抗日价值，共产党甚至已经完全沦为王大花通过抗日展现自身卓越能力的附庸和陪衬。共产党本身的抗日价值和抗日能力何在?受众在剧中找不到答案。《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为了突出王大花在革命中的成长和蜕变，却无意识地在隐性层面弱化了作为抗日主体的共产党的实力和价值，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形象塑造和人物关系与《亮剑》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刻画的都是一个有着江湖匪气、草莽出身和性格缺陷的小人物，同样都建构了国共在抗日中既对立又合作的人物关系。这使得《永不磨灭的番号》也和《亮剑》存在着一样的问题，即粗陋短浅，具有江湖匪气的草根英雄是否能跟共产党的形象画上等号?《永不磨灭的番号》将抗日力量的主体移植到了民间，关注了游击队伍这只被边缘化了的草根力量。既然其中的抗日主体出身草根，那么他们必不可少地带有草根的习气特质，甚至是一些具有负面价值的性格特征。其中的主人公李大本事是一个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古灵精怪的游侠形象，尽管他以前曾经有一段红军经历，但是长期被放逐乡间村野的经历也让江湖习气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李大本事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将自己自比刘备，将其他的兄弟和《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总能够把大家收服得服服帖帖。

李大本事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他油嘴滑舌的本领常常能够将死的说成活的，剧中第四集的一段旁白解释了李大本事的这种独特本领:旁白:就这么着，所有人又被李大本事的一通白话给说服了。这家伙似乎天生有种讨人喜欢的本事，不管犯下什么样的过错，总能让你很快原谅他。李大本事带领的这些弟兄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了这样的油腔滑调和民间陋习，后来这支队伍和民兵被收编进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中，那这是否能够解释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力量的构成正是来自这样一支简陋的民间游击队伍呢?共产党的抗战实力是否仅仅是游击战这么简单?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像民间的那么简陋?同时，来自民间的性格缺陷会不会在共产党战士们的身上留下痕迹?从宏观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在初期是处在边缘化状态的，尤其是军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兵力、物资、番号等都十分有限;在微观上，共产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人员杂、装备差、松散混乱，状况更加边缘。［1］尽管《永不磨灭的番号》显在层面想要表达的是一支地方抗战游击队伍对于身份和名号的诉求与向往，但是其隐性层面最后将这支队伍划归到共产党的队伍和阵营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党与这支队伍画上了等号，这支队伍中存在的武器战略和人物脾性等特点自然也会被当作共产党的一部分进行认知和接受。而对于李大本事这支来自民间草根的县武装大队的描写在隐性层面上揭示出了当时八路军地方武装的真实境况。《永不磨灭的番号》表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身份诉求，李大本事多次在共产党领导面前要求给自己的县武装大队一个正经的番号和名分，这是剧作想集中刻画的一个主题。但是李大本事的虚荣心却不时暴露了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李大本事表面上参加抗战是为了打鬼子，实际上是封建思想在他的脑海中作祟，抗战的更多目的是占山为王，壮大自己的队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一个正经的番号。主力意识和名号意识在李大本事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渴望得到他人尤其是共产党八路军内部对于自身的认同和接受，李大本事在打响队伍名号的时候总是想要打出和打响自己的名字而忽略了队伍，这暴露了他骨子里的自私和虚荣心。包括李大本事的队伍和孙成海领导的九路军在武义县对于谁是抗日主力的争夺，让两支队伍的目标已经不是抗日这么简单，抗日已然沦为他们占山为王和打响名号的手段。抗日主体由于自身目的不纯而弱化了抗日的价值，李大本事队伍和九路军的争斗和帮派斗争或土匪打架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尽管李大本事的队伍已经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和弊病，但是八路军指挥部的领导们还是经常仰仗这支边缘部队进行战斗。剧中刻画得以谢二狗为代表的八路军内部的主力部队还不如李大本事这支简陋的民兵武装有用，突出和褒扬李大本事队伍的同时，弱化和质疑的是共产党作为抗日主体的实力———难道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不如一支民兵队伍吗?正如第20集中司令员在表扬李大本事部队的时候怀疑的却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实力:司令:政委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处在敌人的咽喉位置，那比其他部队凶险得多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打几个胜仗，牵制住敌人，就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也不一定能干得这么漂亮吧。因此，尽管《永不磨灭的番号》试图在显性层面上突出一支民间游击队伍在抗日斗争中的蜕变与成长，但也正是由于刻画主体的局限与桎梏，使得全剧让抗日本身成为李大本事获取身份认同的手段，抗日的地位和重要性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受众对于李大本事的理解不是出于其在抗日上的英勇卓绝，而更多是其如何带领一群草根壮大和成长的艰辛历程，对于李大本事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也在隐性层面无意识地展现了当时八路军抗日的驳杂真实境况。抗战题材电视剧在塑造抗战主体时必须时刻秉持谨慎的态度和意识，而不能让抗日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让位和消减于小人物和草根抗日的游戏化和娱乐化叙事中。小人物和草根的身份刻画与抗战行为尽管拥有极强的大众审美接近性，但其并非成熟理智的抗日主体，小人物和草根在抗战中的成长和蜕变更多应该由先进而成熟的抗日主体来对其进行引导，而不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存在价值便主观夸大其在抗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用其替代先进成熟的抗日力量或弱化这些先进主体在抗日中的价值，这样可能会把抗战剧的意识形态功能带入一种危险的境地，从而使得受众对于抗日主体的理解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与歧义。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意识形态化育功能毋庸置疑，因其是主旋律和政治表达的重要载体，抗战剧文本中的抗战主体构建必须时刻心怀谨慎。近年来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大众消费主义和娱乐化的文化语境中出现了许多“去政治化”的倾向，剧作对小人物和草根出身的抗日英雄所给予的人性关照，以及文本中所渗透和包含的现代价值在获得受众审美接近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抗日题材电视剧的政治意义与功能属性。在抗日主体的构建中，小人物或草根成长为共产党抗日英雄的影像构建不过是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语境下人们娱乐化的审美需求。

以小人物和草根为表现主体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在显性层面上表达了共产党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来源和平凡个体对于先进信仰和立场的认可，却无法避免隐性层面上对于共产党人出身背景、抗日能力和抗日实力的怀疑。传奇化、浪漫化和戏说化的创作特点不应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宣教功能的抗战剧的创作主流，通过抗日题材电视剧获得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深刻认知并启发受众对于当前政治选择的正确理解，才是抗日题材电视剧意义生发和主体构建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卢衍鹏．地方抗战武装的身份诉求与叙事策略———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叙事结构分析［J］．中国电视，2011，(12)．

［2］秦志希，等．媒介文化新视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21．

［3］宗俊伟．谍战剧喜剧化叙事的三个误区———兼谈电视剧《王大花的革命生涯》［J］．中国电视，2015，(07)．

抗日范文篇2

【摘要题】抗日战争研究

【关键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

【正文】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近20年来，史学界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有所关注，并有可喜成果问世。但由于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1]本文拟就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形成与发展作一简要概述。

一国民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对游击战术的尝试及其影响

可以说，民国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无数次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在孙中山军事生涯的初期，强调更多的是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这种战术只是含有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十分关注南非战争，对于波耳人不断用游击战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2](p56)。此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说：“游击战术，有五种技能，为南方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p189)孙中山对山地游击战术的研究注重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北伐中，粤湘桂联军设有游击司令部，北洋政府军队相应地也配备游击部队，与南方联军周旋。孙中山的这一战术还成为“围剿”红军的战术蓝本，1933年，将其收入《剿匪手本》，大加宣扬。

是孙中山较为得力的军事助手之一，早年转战于南方群山之中，许多作战计划出自他之手，因此对于山地游击战并不陌生。南方山区作战的经阅，使在早期军事思想上糅杂了一些游击战术的内容，这集中在三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注重侧击和挺进。[4](p30～95)从纯军事角度考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之所以迅速获胜，正是部分地得益于上述战术的正确运用。不过这一时期的只是有意无意地运用了部分游击战术，对这一战术并未有深刻认识，不过偶尔为之，况且上述战术也是正规战中所不可或缺的。真正让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当是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役。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1933年4月，在南昌讲演《剿匪技能之研究》，认为红军“惯于夜间行军，与黑夜袭击埋伏，与游击战”，因此国民党军队也要注意这几项。同时，对于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所用的战术原则，“即如游击、山地战、隘路战、收容战、伏兵、尖兵、后卫、侧卫、搜索、冲锋”[3](p618～619)等均拿来参考。同年10月，再次强调“剿匪”的战略战术应当“注重机动——挺进游击”，“以赤匪的战术才能消灭赤匪”，并将这种游击战术简括成四句口号，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3](p210)。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围剿”红军战术的六项要务，即“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3](p194)。概言之，在“围剿”红军战术的研究中，把游击战术列为至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他的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这一“研究成果”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成为国民党当时乃至败走台湾前反共战术的“操典”。

为贯彻上述战术，于同年7月下令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其军事训练“特别注重爬山射击及游击战术”[5](p8)。一番准备之后，于1933年9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所用即是庐山集训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屡屡得手。的这一“胜利”固然与红军战略战术运用不当息息相关，但国民党新战术的运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6]

二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及其初步运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将领组织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事变爆发开始，“他们无日不在游击战争状态当中，……常常避实就虚，往往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随即退出，以避免敌人援军的反攻”[7](30卷3号)。这是国民党利用游击战术抵御外侮的初步尝试。这一战斗情形在国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使得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于游击战争产生深刻印象，并视之为在沦陷区抵御外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1932年，朱化鲁等人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东北义勇军“虽未能及时收复失地，而此伏彼起各个游击，亦足以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于应付”，因此，在国难当前，“政府应扶助人民从速组织义勇军并充实其力量，为政府后盾，作长期之抵抗”[8](p190)。自此，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酝酿。

前次的庐山训练“成功”地“围剿”了红军，大受鼓舞，于1934年7月再度在庐山举办更大规模的军官训练团，除了政治、精神训练外，军事训练和研究随着日军侵入的加深有所改变，“讲述范围也由于日军侵略不已，而转移至抗日战略战术”[9](p99)。在多次的秘密演讲中，主张在对日战略上采“持久战消耗战”，战术上则用“新的战术”，即采用“围剿”红军的方法，一是采取攻势防御，二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三是固守不退，四“要注重游击战术”，即“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认为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3](p800～802)由此可见，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许多将领和战略家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认真研究应敌方略。被张其昀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学开山之祖”的蒋百里1936年专程拜访在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意欲梁漱溟“于教育中注重乡村自卫”[10](p36)。1937年初，蒋百里奉秘密视察各地防务之命，在北方再次便道访问梁漱溟，劝梁于致力乡村教育之外兼及乡村自卫，他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取的”[11](p184)。中日战争一起，“中国唯有长期抵抗，利用农村基地，以民兵为主力，打广大的游击战，才能把日本拖垮”[10](p239)。5月，蒋百里又在庐山训练团驻地著书立说、上课讲学，他的《国防论》就在这一时期整理完成问世。蒋不断提示经济与军事不可脱节，必须“寓兵于农，使民有农之实，而民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总之，蒋百里抗战前的军事思想“说穿了打游击战、自卫战的秘诀”[12]。蒋百里是的军事顾问，又有在全国各地巡察的秘密使命，所以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对于国民党决策层和高级将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是促使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酝酿和确定的关键力量之一。1936年4月，李宗仁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战”口号。次年元旦，李宗仁撰文阐述“焦土抗战”的两个涵义：一是“不惜化全国为焦土”进行抗日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焦土抗战”的战略，即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而非速决战。李认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7](34卷1号)。“焦土抗战”的理论出台后，受到新桂系的热烈欢迎，中共也曾表示“欢迎”、“拥护”“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13](p168)。新桂系更是为之推波助澜，李宗仁、白崇禧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函电、谈话、文告，主张以“焦土抗战”为对日国策，要求中枢坚决确定“焦土抗战”的国策。新桂系将以持久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使之得到广泛传播，以致“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14](p681)。

总之，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有初步酝酿，抗日游击战也稍有尝试。而这恰被目前史学界所忽视。客观而言，“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开展并非空穴来风，正是抗战前游击战术思想的存在，才奠定了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初步形成、确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三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幕僚人员逐日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各种会议，研究应敌方略。7月20日，唐生智建议“一切事体顾虑现实状况，一切事实就实际取办法”，以避免“大兵力白白牺牲”[15](95年2期)。8月8日，黄绍竑建议在河北战场采用游击战，“应令前线部队派出挺进队(每师一营)，密入敌之后方北宁路一带，扰敌侦察”[15](97年3期)。11日，黄又建议拥挤于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宜推进至保定以西地区，以太行山为根据”，实行机动作战。[15](95年2期)

何公馆的谈话会具有决策的机能，基本采纳了这些建议。8月2日，蒋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应注重“游击、侦查、反间”[16](p39)。20日，国府大本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令第一战区“实行柔性之攻击”，“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渡过永定河，深入平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15](87年1期)。大同失陷后，日军直趋包头，9月15日，蒋电令宁、青、绥部队“协同作战”，“准备各地游击”，以阻敌前进。[16](p51)

应当指出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不重视游击战术的，军事上主要是依靠正面战场的“一线式”阵地防御战。游击战只是零星用之，而且限于平津、太原会战期间的北战场。在多山地丘陵的北战场，适宜机动游击，国民党军也有此前在江西山地与红军作战的经历。所以，1937年11月29日，致电善打硬仗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16](p147)至于淞沪战场均为江河湖渍，国民党军缺乏作战经验，更缺乏在江河湖渍实行游击作战的理论。加以战争甫发，国土沦丧不多，无敌后游击的场所，国民党无法意识到此战术的重要性。故抗战初期，国民党只重视正面战场，“重视正规军，各地区仅有少数自卫军义勇军，类似游击队之组织”[17](p302)。把敌后游击战作为“国策”的决策自然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而游击区(沦陷区)的如何控制，游击战的如何开展，遂亦成为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18](p626)。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19](p35)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20](p196)。24日，宣称，“中国军队及整个战略，最迟在两个月内，将全部改组”[21](p36～37)。

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注：关于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白崇禧在回忆录中多次叙述为1938年，但韩信夫先生依据白回忆的矛盾推定为1937年冬天(见《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但《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二辑有如此记述：1938年1月8日，“蒋委员长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陈诚等均挟策返前线指挥”。本文采此说。）在会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22](p303～304)这一决策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战策略，并且系统地论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意义及其与正规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它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汉口会议后，游击战开始在各战区逐步铺开，各战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均能运用游击战术。1938年1月，李宗仁制定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针要求“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20](p106)。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较之淞沪、太原会战机动灵活，是促成台儿庄大捷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州会战后，于6月9日发表时评：“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域，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21](p20)21日，在与德国记者的谈话中说，“特别注重之一点，为中国决计继续抗战，无论其为疆场上之会战，抑为游击战均可”[21](p47)。在此，对抗战前途抱乐观态度，并开始把正规战与游击战相提并论，视为抗战的两种方式。可见，对游击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游击战已被列为与正规战相等的战略地位。在同月军令部制定的“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中，游击战已被升格为正规军作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该计划令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深入敌后的第一、二、三战区，则“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16](p310)。

综上所述，抗战甫发，国民党军基本上是实行深沟高垒式的阵地战，各地区部队中只有少数“类似游击队之组织”和临时性的机动组织，游击战难登大雅之堂。到汉口会议后，不仅正面战场有大规模的正规部队的游击部署，而且深入敌后的游击战场初具规模，并成为牵制沦陷区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有生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四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与发展

武汉会战结束后，我第一、二、三、四、五、九等战区的大部或一部成为沦陷区。大量沦陷区的出现，迫使敌我双方重新研判对策。日军出于兵力的捉襟见肘，不得不暂缓攻势作战，而将精力蜷缩于所谓的“占领区”。国民政府也因久战疲惫，正面战场压力较大，不得不把视野投向众多因溃散而滞留在敌后的部队和民众。

早在1938年4月，军委会就意识到日益扩增的沦陷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沦陷区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战略指导：“在失陷地区除对敌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不妥协外，同时展开广大游击战，使侵入敌军只能占点占线，不能利用其军事威力发生政治势力而占有其面积，且使敌军对其所占点线之周围在军事上发生严重顾虑，不能长驱直入，以摧毁其战略上之企图。”[23]武汉失守后，于10月28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称：“至就军事而言之，武汉在战事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之全面，今我在武汉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备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16](p35)看来，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处置和决策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武汉会战后，军委会相继在长沙、南岳和西安等地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的战略战术进行检讨，并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从这些会议，尤其是11月底召开的南岳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来看，国民党已把敌后游击战放到持久作战的战略位置，实现了主战场由正面阵地防御向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转变。这标志着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已正式确立，这一思想在会后的实践中又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游击战略战术思想的正式确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24](p268)之后，军委会根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广泛游击战，加强对沦陷区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迫其困守据点，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之剥夺，打破其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分期整训，强化战力，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16](p149～150)。为适应战略变更，军委会特作如下之调整：1.在战术上，“决定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使其能巧妙之配合”[17](p211)。2.重新划分战区，并在沦陷区设党务、政权、军事等专管机关。军委会令各战区均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各区游击。1939年春，又变更战斗序列，将全国划分为10个战区，其中增设了深处敌后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游击战区。3.轮流整训部队。宣布，南岳会议后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整训，“其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16](p176)。

(二)游击战理论研究和指导日臻成熟。国民政府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完成后，国民党内部研究游击战术的风气日炽一日，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著书立说，纵谈游击战的妙法，从而推动了敌后游击战的理论研究。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编撰《焦土丛刊》，蒋百里著有《新式游击战术纲要》，冯玉祥著有《抗日游击战术问答》，黄绍竑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甚至文人政客也纷纷对游击战品头论足，例如朱家骅就发表演讲说，游击战“仅战术之一，决无专事游击，可以制胜之理”[25](p463)。为适应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1939年10月，兼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依据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组织人力编写了《游击战纲要》，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的教材，为游击战的实施提供了可行依据。《纲领》共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等14篇。《纲领》强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还突出组织民众的必要性。《纲领》的战斗篇阐述了游击战术，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故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求避免”[26](p33～34)。《纲要》全书240页，比较详尽地阐发了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理论，规范了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成为指导国民党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也代表了国民党游击战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三)大量培养游击干部。为了迅速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事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游击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1939年2月，军委会选派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在南岳成立“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中共干部等30多人参加工作。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政治、军事训练三大类，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授课、演说、作报告。南岳游干班从1939年2月始，共创办七期，每期三个月，毕业学员5659名。[27]其他形式的游击干部培训也相继展开。胡宗南对游击战术研究亦颇重视，“有志经营陷区，组织敌后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之作战”[28](p97)。1939年，胡宗南呈准在西安成立“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每期召集名额为1000至1500人，直至抗战结束共办12期。此外，胡宗南还大量收容苏鲁皖各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以后又成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第四团、将校班、西北干部训练团、青年劳动营，“受训青年逾十万人”[29](p15)。为加强对深远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为敌后培养游击干部，中央军校特设立军校驻苏、鲁、冀三个干训班，分别招训苏、鲁、冀各省境内之青年军官及学生，培养战地游击部队所需干部。国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大量游击干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返回敌后战场，成为领导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从而推动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

综上所述，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有一个酝酿、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和发展的过程，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因此，探寻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不能绝源断流。这一成长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亦非信手拈来，而是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所面临的军事困境使然。这一情形必然使其成长过程呈现被动与非前瞻的双重特色，应急性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其理论的坚实程度自不待言，不可高估。况且，理论与实践的相脱离素来是国民党施令的致命伤，即便是提上决策会议的大事亦正如所云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30](p444)。这也正是国民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日趋没落乃至过早消亡的症结之所在。另外，从主观因素考察，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离不开国民党党外势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帮助、推动与影响。可以说，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受教于中共，但又远远落后于中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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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胡宗南传记资料：(一)[M].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抗日范文篇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诗歌－－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爱国诗歌二首

丘逢甲的一首爱国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1896年5月，台湾被日本强占一年后，诗人代表当时台湾岛上四百万同胞，写的这首以《春愁》为题的小诗，仅仅四句计二十八字，字字是血和泪写成的。

丘逢甲（公元1864年—1912年），台湾彰化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8年）进士，曾任清政府工部主事。

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以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失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闻讯在台湾积极组织义军抗日保台，出任台湾抗日保台义军的大将军，指挥抗日。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不得已离开台湾内渡到大陆。此后在广东创办学校，推行新学，并与同盟会有来往。他的诗，大多是为收复台湾、洗雪国耻而作，慷慨悲壮，雄健奋发，忧国忧民怀念台湾的心情始终未变，直到1912年临终前仍遗言：“吾不忘台湾也”，要求在他死后安葬时须面向台湾。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恨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抗日范文篇4

历史价值观属于历史观和价值观两个概念的结合，即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所采用的价值观念。抗战剧的历史价值观即使用正确的观念、态度来看待与评价与抗战历史相关的人物与事件的一种行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具备一个体系的历史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在最近几年中，电视上陆续出现了抗日神剧，这些“神剧”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存在巨大的偏差，原因就在于历史价值观混乱。因此，影视剧对于抗战史首先必须具备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否则，大众对于抗战史的认识就会出现一系列错误认知。

2荧幕“拟态环境”下的历史价值观表达

近年来，抗日剧在数量上增长迅速，据CSM媒介研究，2012年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为30部，所占电视剧总发行的5.9%。在抗日剧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展现出来，如人物形象脸谱化、故事情节戏谑化、伦理道德扭曲化。由于影视制作方对抗战历史缺乏基本认知与尊重，一味迎合受众，将武侠、暴力、时尚、情色等具有话题性的元素植入剧中，从而逐渐演变成一部部抗日神剧，如“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裸女敬礼”等，其雷人情节令观众咋舌。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曾在《公众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概念。认为“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由大众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因自身的局限性，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和认知身边的世界。这造成受众了解到的现实，往往是经过大众媒介所构建的现实。在一些抗战剧中，电视荧幕通过塑造一系列“象征性现实”，如英勇的八路军游击队员毫不费力的干掉几十个鬼子，轻易地躲避日军子弹和炮弹的袭击，把日本军人当猴耍，在普通大众面前潜移默化地营造出抗战是很轻松的一件事，甚至一些娱乐化的情节让公众觉得抗战是一件好玩的事，从而扭曲了公众对抗战的认知。抗战剧将残酷的战争叙事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不负责任，因为真实的抗战比荧幕上残酷得多。淞沪会战唯一健在的川军老兵、96岁的张文治回忆：“与鬼子对战，一旦有丝毫的疏忽，都是致命的，鬼子的战斗力实在比国军强太多”[2]。

3影响受众的认知

大众媒介每时每刻都在建构着拟态环境，使受众将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混淆，并对受众的认知、心理和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格伯纳认为，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象征性现实”，对受众认知和理解现实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传播内容通常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对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涵化的过程[1]。影视剧作为营造荧幕“拟态环境”重要的媒介手段，既发挥了教育传承的功能，也在进行“一场持续的文化重构”，它通过影像符号引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并塑造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行为认知、审美情趣、知识结构等。公众沉浸在粗制滥造的抗日剧中，难免会受到抗日剧所构筑的拟态环境的影响。抗日神剧中大量出现的虚假情节，如手撕鬼子、石头炸飞机、蔬菜手雷等，掺杂了编剧个人的想象力，歪曲了真实的抗日历史。现实生活中，受众往往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与了解抗战史。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群体，本身对历史了解就有限，又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和理性判断，打开电视，接触到各种奇葩抗日剧，就会认为电视中呈现的是真实的历史。大量的抗日神剧呈现在荧幕中，使得长期观看此类神剧的受众群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荧幕拟态环境下的历史价值观就被扭曲化了，使观众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

4历史价值观表达失范的对策

作为影视节目创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创作水平。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不能为了市场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不顾道德底线，以娱乐化、庸俗化的手段对历史进行建构和编码，要以公共利益、社会效益为导向，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对抗战史的真实表现。对于受众而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意识。美国学者鲁宾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公众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因此，观众要积极吸取抗战剧所传播的正确价值观念，过滤不利因素，实行理性审美与消费，成为一个高水平的电视消费群体，进而促进抗日剧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管理部门作为电视剧进入荧幕市场的“把关人”，应充分发挥“把关人”的角色，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一个科学健康的电视剧评价体系。例如，可以通过设立优秀抗日剧影视基金，鼓励优秀抗日剧的制作，改进抗日剧的传播质量，坚持大众娱乐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保证其社会效益，为社会传递文化正能量。

5结语

美国学者斯坦利•J•巴伦曾言：“文化限制并约束我们，也给予我们自由。文化使我们分离，也使我们团结。它界定我们的现实，从而塑造出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动的方式。”[4]抗日剧作为民族抗战记忆的重要承载方式，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社会价值与文明进步、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态度，生产出高品质的影视剧，以此提升国产电视剧的艺术水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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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培仁.媒介生态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抗日范文篇5

翻开一页页的历史篇章，回味点点滴滴的血痕之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闪耀着金辉的名字背后，有着多少心酸血泪历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吞我国东北，陆续运兵入关，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6年，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1937年6月起，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1937年8月-1937年11月，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对日军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忽视侧翼安全，由于日军装备优良，采取正面强攻战术，中国军队屡遭挫败，后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遂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中国军队伤亡16万余人!

1937年10月-1937年11月，太原会战，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战役，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致会战失败。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以上!平型关大捷，由于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最终以八路军取得胜利告终。此次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性打击，从而高长中华人民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以上!

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一次保卫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南京的作战。该战役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与日军抵抗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2月至5月，徐州会战，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

1938年3月-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巨大胜利。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同时，也有数万华

夏英雄儿女为国捐躯。战役由民族英雄李宗仁、孙连仲、张自忠、仵德厚、田镇南、关麟征、池峰城、王铭章等抗日名将火线指挥。

1938年8月-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称为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在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及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10月25日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9年10月10日，长沙会战大捷。12月31日，昆仑关被夺回。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节1944年5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向缅北发起全面反攻。

1945年北、西远征军会师，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特别是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以伤亡3500万军民的巨大代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胸襟宽阔，情怀人民，救国于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意志坚定，无私无畏，带领全中国人民，逼蒋抗日，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谋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昂的民族斗志和富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证明了正义终会战胜邪恶，创造了以弱可以胜强的奇迹，为华夏儿女创造了一片生活和发展的净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历史远逝，人民不会忘记这些优秀儿女，烈士事迹，英雄精魂，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一代伟人，，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唤醒中国经济的腾飞;，“三个代表”贯彻落实党员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宣誓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中国梦”，带领全国人民从新的起点启航;焦裕录、孔凡森、杨振宁，华罗庚、杨利伟……一个个名字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中华儿女，风雨同舟七十载，转眼到了2015年!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畏难险!你看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纵横驰骋的高铁，高流飞瀑的三峡，潜艇从水下发射导弹，嫦娥一号”绕月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升空;“神舟六号”飞天，“神舟七号”飞天，你看那潇洒夺目的空中课堂……一个个万人瞩目，世界惊奇，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在起伏，有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在激荡!

于是呼，“中国威胁论”群起!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无论怎么呼喊出全世界人民平等友好相处的呐喊，无论怎样谦逊地表达“诺大的太平洋足可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无论怎么伸出和平友好的双手，也难以引起有妄图的不可思义的民族的共鸣!一次次妄图侵食我国领土和资源的狼性民族的军事演习在我们家门口开演!

“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能战才能止战!”，“只有强大才能太平!”。中国人民日渐明白了一个个道理，仅凭善良和友好并不能保护国人的平安，狼性的民族并不听取人性的规劝!只有团结起来，拿起枪来才能阻止狼的进攻!

我们要想拥有和谐平安的发展环境，若想实现富强民主团结友爱的“中国梦”，诺大的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并非一帆风顺，必须切实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险阻，必须切实地加以尽快解决，我们的祖国才会到处处是笑脸!君不见，国民中的一部分败类，制造了一幕幕丧失道德和法制基准的食品安全事故，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添加残害人民的“三聚氢氨”、“瘦肉精”、“苏旦红”，已然成为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你不看，国民中的一部分败类，制造了一剧剧盗卖人口，残害儿童的惨案;君不见，国民中的一部分败类，随时传播着崇洋媚外的信息，攻击着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痛快地挖掘着我们共和国大厦的墙角;君不见，国民中的一部分败类，凭手中的一点点权力，让家“富可敌国”;你不看，国民中的一部分败类，酿造了一次次质量、生产、安全事故;……

我们应该团结一致，鼓起勇气与社会的败类做斗争，净化内部环境，全心全意一致对外，更好的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呢!

我们的国家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刀阔斧地前行，“铁碗反腐”，“整风运动”，“深化改革”，如一声声惊雷，振醒了麻木沉醉的国民，贪官们一个个倒下，为民买命的清官缕缕升起，歪风斜气不再趾高气扬，人们大众渐渐露出了笑容，充满了生活的自信和勇气!

抗日范文篇6

【摘要题】抗日战争史研究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抗日范文篇7

关键词：持久战/游击战/太原军分会指示/运动游击战/游击战术/百团大战

正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十分怀念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无数中华儿女，更有多少湘籍人物。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是我们湘籍人物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笔者曾在纪念彭总诞生100周年的时候编撰过《军事思想研究》一书和相关的几篇学术论文。所以，本文不想全面介绍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贡献，而只谈谈他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中国抗日战争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年代，、、等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存在许多亡国的议论，速胜论也有一定市场。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年11月，他从敌后回到延安，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第一，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与物质力量，都赶不上敌人力量的强盛。敌人利用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及军事侵略，已在我国境内树立了许多堡垒。而我国内交通不发达，兵力调度自然缓慢；过去长期内战，以致国防不修；海岸线长，海军的力量又极微弱。”从经济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多数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半殖民地。舶来品的大量倾销，遍于全国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业日益破产，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难。”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质量上赶不上敌人，战术素养上弱于敌人”，武器低劣于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认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其原因有：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斗争中必然会消长。彭说：在中国的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我们的力量会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战中，中国有一系列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利因素。他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我国在抗战开始时，即已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这证明我们抗战愈坚决，愈有力量，同情的国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及其他同志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思想，为所重视和吸收。半年后，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利用同国民党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略和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战术。1938年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的有国共两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通过了所作的关于作战纲领的报告。这是彭在山西战场协调与友军作战，力争发挥联盟作战力量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另一方面，在协调与友军对敌作战、用战略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的同时，还要用一定的技术力量与友军的反共倾向斗争，以求得与友军的战略联盟。抗日战争中，发动了多次磨擦，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八路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促使国民党保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维护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战略联盟，这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相当大作用。

为坚持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需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根据地建设思想发展与完善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论述根据地建设问题。如《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政策》、《论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等。其二是他直接领导了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也直接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认为，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这就是说他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用积极防御战略及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日军

指出：“防御是目的，进攻是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说的就是采取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以消灭敌人达到战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专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为防而防，把攻和防绝对分割开来。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用积极防御对付强大敌人，是战略和战争指导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进攻，等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这就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是他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广大官兵抗战是积极的，但仍然丢掉了大片国土，可谓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分析说：“失利的真实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在动员工作上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点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死打硬拼。对此，一针见血地批评：“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领导八路军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游击战争本来是一个战术问题，但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的决定，它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之一。对此作过许多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他进一步强调：“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中的重要部分。”（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后期，即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有人批评等八路军领导人，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是错误的，是与中央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相违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检讨。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着重谈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谈的是“运动游击战”。（注：《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注：《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任弼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注：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可见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不尽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认识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华北军分会(由来德、、任弼时等人组成)在太原《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亦称训令)，其中有以“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等提法，后来即被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此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注：参看田玄，《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分析》，李树泉，《及华北军分会抗战初期关于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同中央的争论》，(1998年学术会议)。）其一，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策略方针，既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日军而言的，也是针对阴谋“借刀杀人”的这个“友军”而提的，并不是针对八路军将领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而说的。其二，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含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诸多内容，与“运动游击战”并不矛盾，决无把“运动战”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时提到“游击战和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注：，《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1938年7月16日。）其三，无论是华北军分会《训令》发出之前还是之后，八路军将领、任弼时、、、等都一直在使用“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注：，《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1940年7月)）。可见，在当时，这类提法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就讲过军分会指示的方针与中央方针并无不一致。后来也无人指责其他人，单单指责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经有人把的“运动游击战”与王明的错误联系起来，实际也是不确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批评了的八路军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战略。这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没有表态，可见认识模糊，他讲了“八路军在战略上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而这段话与他在洛川会议上讲的基本相同，与提的方针基本一致，不能说是赞同王明的观点。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似乎王明的主张与等人的“运动游击战”是相近，有人以此作为与王明错误有联系的依据。其实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谈的，并没有错。这正是在1月13日发表的《时局中的几个问题》讲话中的观点，在5月的《论持久战》中也是这样说的。王明在此处(不是指其整个讲话)的缺点是没有讲清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其五，等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主要是表现为对游击战战略地位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站在高山之巅，一开始就看得很远，把游击战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地提出来，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等人，想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在具体的战斗中不能排除运动战这一方式。所以，当初他们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没有那样认识深刻，可以说是站在山坡上看问题，但他们绝无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的意思。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页。）

“华北军分会指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毛这里不是指战略方针，而是另有所指的，读者可看一书。（注：《功盖千秋的彭大将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庐山会议后也说过：“军分会指示”是别人起草的，发表时他不在总部；回来后看了，没有反对，自己也有责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这是一种自我批评，不能证明当时毛批评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与》仍沿袭他人(如《传》)旧说，说彭“赞同”王明观点，又没有提及太原军分会的指示引起的争论，（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页。）说明对这一学术动态掌握不够及时。其实，的看法早在四个月前就提出来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评毛的那些观点；后来又把军分会指示看作是与中央游击战方针对立的依据来批判彭，多有不确之处。

三、在正确抗日战略指导下的战术原则

组织和发展游击战争是要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诺谈过，游击队绝对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在抗战初期，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认为“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游击战争“并没有丝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有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任何军队都有这个平凡的本事”（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这显然是在鼓励大家都去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紧接着他就强调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相信和依靠群众。事实上，战争实践证明，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不了敌后游击战争。原因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抗战的主力，也是游击战争存在的基础。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争取农民群众的援助和参加。而别的党派和军队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共产党才愿意并能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进行深刻的、广泛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履行在宣传时所给予农民的诺言”（注：《军事论文选》(内部版)，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第34、35页。）。所以认为，要成功地运用游击战术这一法宝战胜敌人，第一，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第三，必须遵守正确的游击战术原则。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把游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归纳为十点（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这十个主要原则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战斗之前的决策原则。正确的战斗决策是游击队进行成功的游击战的前提。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游击队要打胜利之仗，在决策之际选择目标方面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环节”。而且，“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总之，选择弱敌，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是游击战斗展开行动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则，是能否胜利的关键。

第二，作战之中的流动性原则。游击队在实际的作战中必须具有最大的游击性，即弹性、流动性，坚持在无固定的流动战线上的速战速决的灵活的进攻的奇袭战术。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敌人有进行长期阵地战的一切条件，而游击队没有。因此，游击队所采取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和持久战斗。对此，指出：“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在作战战线上，“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在具有极大流动性的游击战中，游击队“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即声东击西的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游击的特长，消耗和歼灭敌人。同时，必须是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的行动要神出鬼没，在进攻之前经常变换位置，“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

第三，瓦解民团和利用群众条件的原则。认为，我军必须开展瓦解民团的政治工作。他说：“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注：《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页。）游击队由于同群众关系融洽，军民一家，在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游击队都无不知晓。这是指导游击战胜利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些根据红军游击战所总结出来的主要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发挥。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强大敌军打大仗、硬仗的条件和力量，因此，力避与敌主力交战，以“专击小敌为上策”。（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常常采用“长驱直入、多路围攻”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进行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始终坚持避敌主力、只打弱敌的原则，在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中，、根据敌人使用兵力较大，可能长期占领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进而摧毁根据地的情况，采取持久的小股游击战和以主力相机歼敌的战法。八路军避敌锋芒，退出一些城镇，以小部分部队阻击、伏击日军，结集主力对日军占领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袭击和围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敌人。此次反“扫荡”由于执行了游击战的正确战术，八路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以重兵聚歼太行山区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强调：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要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注：《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页。）游击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袭击，其特点是出敌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为袭击、伏击、破击、袭扰等战法。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交通线、后方兵站、机场之敌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命令八路军679团夜袭日军代县阳明堡机场，使敌人机毁人亡。伏击是指挥八路军歼灭运动之敌的重要作战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初战告捷，政治意义很大；从军事上看，歼敌1000多，战绩很大，但由阵地伏击战转为运动战，与敌拼刺刀，我军伤亡600余人，是此战难以避免的缺点(因敌军非常骄顽)。1938年9月，日寇沿汾离公路西进，占领沿途县城、要地，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命令115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分别在沿汾离公路的吴城之薛公岭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击敌人，歼敌1000多人，粉碎了敌人企图。

抗日范文篇8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继续坚持发扬自立自强的抗战精神”。70年前，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

虽然们这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那段中国人民最艰苦的日子，仅从电影电视片中所看到的那血雨腥风、艾红遍野的惨烈悲壮画面，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激动，愤慨，那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们伟大母亲身上所犯下的暴行；庆幸，感激，那是因为中国有了共产PARTY。让们来回首那段历史。

70年前的盛夏，全面抗战的烈火点燃。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工农红军不计前嫌，进行改编，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1937年，日本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炮740门。而当时的中国，钢的年产量只有4万吨，军事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

共产PARTY人不仅要面队中日两国如此大的差距，还要时刻警惕着国民党反动派所搞的阴谋和小动作，甚至不少时候还要面临饿肚子的窘境，在如此艰苦困境下，共产PARTY人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自强不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持久抗战，采用运动战、阵地阵、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法，使数百万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之中。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39-1941年，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1939年为83%，1940年为78%，1941年为70%。从而粉碎了德、意、日组成的法西斯联盟称霸世界的梦想，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畏强敌，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特别是敌后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这种伟大的自信和自强精神，使中华民族终于坚持到底，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范文篇9

二00五年我去县参加表妹的婚礼，在姑姑贾玉娥家又认识了另一位本家亲戚，这位老人叫，生于1920年，时年85岁，满头银发，身体微胖，个子不高，慈眉善目，衣着俭朴，虽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也十分精神，按辈份我也叫她姑姑。老人十分健谈，她给我讲述了浑源村贾氏家族及其他村民在抗战期间残遭日寇侵略军杀害的详细过程。她说：1937年9月日寇侵略军攻占了浑源，沦陷后的浑源城，战火连绵，市场萧条，盗匪猖獗，货物短缺，物价猛涨，全县商贸益形凋敝，多数店铺关门歇业。当年咱们贾家在浑源城经营货栈，字号名为“广兴义”。广兴义是浑源城有名的大字号，最初是经营绸缎、布匹，店址就是现在的牌楼巷子木业社所占的地方。到我爷爷贾三品手时，发展为综合货栈和粮行，当时是浑源最大的粮行，年存粮约在5000大石左右，（一石等于10斗，一斗等于10升），从粮行又发展到碾米、磨面、榨油、烧酒。广兴义坊的酒特别好喝，南下行唐，北到包头，骡马驮子一出浑源地界，一路上都是香气四溢，有时候没送到地点，半路上就被人买光了，只好返回来再装。缸坊地用工到我爹贾功手里还有40多名工人。粮行在巷子里面，绸布店在临街的铺面。

广兴义字号，我爷爷贾三品是掌柜的老板，我爹贾功，叔叔贾勋协助，贾锦秀是大总管。贾锦秀和我爷爷是叔伯弟兄，贾锦秀很能干事，也很会干事，他打里照外，替我爷爷经营着整个广兴义的买卖。1937年前整个生意非常红火，虽然说不上是日进斗金，但也交易频繁，顾客盈门。每天运货的骡子邦，有往南的，有向北的，嘈嘈杂杂，女人们也不敢睡懒觉，早早起来就得吩咐厨房，安排好一天的吃喝。那时伙房里大约有四五个大厨，还有十几个帮锅的学徒。

除了城里边的字号，在村还有几顷土地，那是由我家大爷贾恩（贾玉娥的父亲）经营着，西南山的道土沟、山羊沟是我们家的两个庄子，庄子的山坡上种满了柴树、松树，还有些黄芪坡。据爷爷说，当时还在去河北的路上，开过一些店铺，原来是为骡马邦提供食宿，每三五十里就派本家亲戚去置地盖房，以后就各自独立，由派出机构，转变成了松散的联营方式，各自独立经营，谁挣上谁花，谁赔了谁就自己掏腰包，广光义概不过问，也不收取任何红利，到我爷爷手里，就都独立出去了。

因广兴义字号较大，在浑源县有一定影响，而且贾锦秀又精明强干，就被推选为浑源县商会会长。日本人侵占浑源城后，虽然还任商会会长，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酬日伪政权，按惯例征集税费，私下里在商会与同行们商讨对策，抗丁抗税，极尽所能不交或少交苛捐杂税。但日本侵略者贪得无厌，公税加码，私下还要小费。日伪汉奸仗势欺人，三天两头到字号寻方眼，明要暗偷，牵顺手羊。层层的盘剥使各个买卖摊点、商铺字号举步维艰，难以经营。

到1937年腊月，日寇加紧了盘剥，汉奸们又催逼年货年礼。有一天一个汉奸又去敲诈，要200个现大洋，贾锦秀不给，那个汉奸就报告日本人说"广兴义的贾锦秀通红"（即通八路军），日本人就去找茬，到了广兴义砸门打窗，胡乱折腾。贾锦秀左右作难，他既不想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又没办法化解激烈的矛盾，加上字号生意一天天滑坡，日日亏损。看着广兴义日渐衰落而自己又无力挽回颓势，一时想不开的贾锦秀，便吃上大烟土自尽了。

1938年正月初十王震领导的359旅，围攻浑源县城未打开，往南撒兵走了，日本鬼子在城里吓了一夜。第二天日军从县城出动了大批兵马，向南浴口追击，八路军在恒山金龙口、悬空寺架了两挺机枪，日本人不敢硬追，退回时，正赶上贾锦秀灵柩出丧，日本人说这是八路军的计谋，出丧人群中有八路军游击队的人，日本兵立即将村包围，先把贾锦秀的棺材打开，倒了斗子，又杀了贾锦秀的大儿、三儿、外甥……，去吊孝的好些个亲戚都被日本鬼子杀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村惨案。那天共杀死无辜的老百姓127人，顷刻间血流成河，受伤的人不计其数。全村家家受害，人人遭殃，有15户人家共36人被杀绝了。全村被烧毁房屋无数，烧死牛、骡、马、驴大牲畜几十头，烧死羊几百只，粮食、衣物、农具毁坏不计其数……。

老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她接着说，贾锦秀腊月底死，停到过了年，正月十一发丧。这中间忙里忙外都是我，我亲自找裁缝，做孝衣，雇吹打鼓匠班子，安排一切发丧事宜，这里哪有八路军游击队？日本鬼子罪恶滔天，杀人过瘾，不问青红皂白，见一个杀一个。那个场面惨不忍睹，我们躲在小柴房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内心中充满着惨烈的屈辱和愤怒的反抗情仇。我当时想，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一定要参加八路军，一定要去杀鬼子！

后来我们家真就住上了八路军，成了八路军的指挥部，我妹妹贾玉莲，嫁给了八路军的一个营长，我弟弟贾西山也参加了八路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现在人们生活在太平盛世，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耻辱啊，国仇家恨要永远记在心中，勿忘国耻，不要让历史重演！

老人的话语重心长，深深震撼着我，她不仅给我讲述了一段悲恨的家史，更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国家民族的未来，大力增强国民爱国之情和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再受外敌欺辱，我们必须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当我们追思日寇在中华大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仍不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制造了无数的惨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辜地倒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中华大地成了尸横遍野、瓦砾成堆的人间地狱。

二00五年我去县参加表妹的婚礼，在姑姑贾玉娥家又认识了另一位本家亲戚，这位老人叫，生于1920年，时年85岁，满头银发，身体微胖，个子不高，慈眉善目，衣着俭朴，虽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也十分精神，按辈份我也叫她姑姑。老人十分健谈，她给我讲述了浑源村贾氏家族及其他村民在抗战期间残遭日寇侵略军杀害的详细过程。她说：1937年9月日寇侵略军攻占了浑源，沦陷后的浑源城，战火连绵，市场萧条，盗匪猖獗，货物短缺，物价猛涨，全县商贸益形凋敝，多数店铺关门歇业。当年咱们贾家在浑源城经营货栈，字号名为“广兴义”。广兴义是浑源城有名的大字号，最初是经营绸缎、布匹，店址就是现在的牌楼巷子木业社所占的地方。到我爷爷贾三品手时，发展为综合货栈和粮行，当时是浑源最大的粮行，年存粮约在5000大石左右，（一石等于10斗，一斗等于10升），从粮行又发展到碾米、磨面、榨油、烧酒。广兴义坊的酒特别好喝，南下行唐，北到包头，骡马驮子一出浑源地界，一路上都是香气四溢，有时候没送到地点，半路上就被人买光了，只好返回来再装。缸坊地用工到我爹贾功手里还有40多名工人。粮行在巷子里面，绸布店在临街的铺面。

广兴义字号，我爷爷贾三品是掌柜的老板，我爹贾功，叔叔贾勋协助，贾锦秀是大总管。贾锦秀和我爷爷是叔伯弟兄，贾锦秀很能干事，也很会干事，他打里照外，替我爷爷经营着整个广兴义的买卖。1937年前整个生意非常红火，虽然说不上是日进斗金，但也交易频繁，顾客盈门。每天运货的骡子邦，有往南的，有向北的，嘈嘈杂杂，女人们也不敢睡懒觉，早早起来就得吩咐厨房，安排好一天的吃喝。那时伙房里大约有四五个大厨，还有十几个帮锅的学徒。

除了城里边的字号，在村还有几顷土地，那是由我家大爷贾恩（贾玉娥的父亲）经营着，西南山的道土沟、山羊沟是我们家的两个庄子，庄子的山坡上种满了柴树、松树，还有些黄芪坡。据爷爷说，当时还在去河北的路上，开过一些店铺，原来是为骡马邦提供食宿，每三五十里就派本家亲戚去置地盖房，以后就各自独立，由派出机构，转变成了松散的联营方式，各自独立经营，谁挣上谁花，谁赔了谁就自己掏腰包，广光义概不过问，也不收取任何红利，到我爷爷手里，就都独立出去了。

因广兴义字号较大，在浑源县有一定影响，而且贾锦秀又精明强干，就被推选为浑源县商会会长。日本人侵占浑源城后，虽然还任商会会长，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酬日伪政权，按惯例征集税费，私下里在商会与同行们商讨对策，抗丁抗税，极尽所能不交或少交苛捐杂税。但日本侵略者贪得无厌，公税加码，私下还要小费。日伪汉奸仗势欺人，三天两头到字号寻方眼，明要暗偷，牵顺手羊。层层的盘剥使各个买卖摊点、商铺字号举步维艰，难以经营。

到1937年腊月，日寇加紧了盘剥，汉奸们又催逼年货年礼。有一天一个汉奸又去敲诈，要200个现大洋，贾锦秀不给，那个汉奸就报告日本人说"广兴义的贾锦秀通红"（即通八路军），日本人就去找茬，到了广兴义砸门打窗，胡乱折腾。贾锦秀左右作难，他既不想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又没办法化解激烈的矛盾，加上字号生意一天天滑坡，日日亏损。看着广兴义日渐衰落而自己又无力挽回颓势，一时想不开的贾锦秀，便吃上大烟土自尽了。

1938年正月初十王震领导的359旅，围攻浑源县城未打开，往南撒兵走了，日本鬼子在城里吓了一夜。第二天日军从县城出动了大批兵马，向南浴口追击，八路军在恒山金龙口、悬空寺架了两挺机枪，日本人不敢硬追，退回时，正赶上贾锦秀灵柩出丧，日本人说这是八路军的计谋，出丧人群中有八路军游击队的人，日本兵立即将村包围，先把贾锦秀的棺材打开，倒了斗子，又杀了贾锦秀的大儿、三儿、外甥……，去吊孝的好些个亲戚都被日本鬼子杀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村惨案。那天共杀死无辜的老百姓127人，顷刻间血流成河，受伤的人不计其数。全村家家受害，人人遭殃，有15户人家共36人被杀绝了。全村被烧毁房屋无数，烧死牛、骡、马、驴大牲畜几十头，烧死羊几百只，粮食、衣物、农具毁坏不计其数……。

老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她接着说，贾锦秀腊月底死，停到过了年，正月十一发丧。这中间忙里忙外都是我，我亲自找裁缝，做孝衣，雇吹打鼓匠班子，安排一切发丧事宜，这里哪有八路军游击队？日本鬼子罪恶滔天，杀人过瘾，不问青红皂白，见一个杀一个。那个场面惨不忍睹，我们躲在小柴房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内心中充满着惨烈的屈辱和愤怒的反抗情仇。我当时想，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一定要参加八路军，一定要去杀鬼子！

抗日范文篇10

【关键词】抗日战争；心里学；教育

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之际，我国于今年9月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并规定当天为全国公休日，以此来纪念抗战胜利。举行这样的活动无疑能使人民重温抗战精神，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但却比较难得到持续的强化效果。要想得到持续的强化效果，促使我们真正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我们应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宣扬和教育。继承与发扬抗战精神从科学心理学的角度看主要包含个体的动机、认知和行为三个要素。动机是促使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前提，指去认识抗日战争和继承抗战精神的动力，而认知与行为指个体要清楚抗战和抗战精神是什么以及其用什么行动来践行抗战精神。本文试图从心理学视角论述抗日战争教育。

一、诱导最佳动机水平

个体在认知和行动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动机来进行引导、激发和维持。心理学家耶克斯和道德森的研究表明，各种活动都有一个最佳动机水平，动机不足或过分强烈都会使工作效率下降。这就是心理学著名的耶克斯—道德森定律。在进行抗日战争教育时，必须要激发人们的最佳的动机水平。Williams,M.和R.L.Burden(1997)认为动机是一种认知的和情感的唤醒状态，它导致有意识的决定来采取行动,并导致一段时间内持续的脑力和体力的付出。要激发人们的最佳水平动机，唤醒他们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就显得非常重要。汪玲等人（2005）通过对47名初中生的元认知训练提高了这些初中生的学习动机水平。这就说明激发继承抗战精神的最佳动机，不是夸大或瞒报当前的形势，而是要正确理性地认识当前国内外形势。

1.国内形势

自抗战胜利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消磨了一些人的精神品格，一部分人似乎正在逐渐遗忘历经战火洗礼的爱国、团结、拼搏、自强等宝贵的抗战精神。在进行抗战教育时，就不应该只单纯介绍抗战历史，而是要强调利用当前形势来激发了解抗战历史动机的重要性。关于抗战精神的当前形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思想观念改变，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结构转型、机制转型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型。社会价值体系转型最主要就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多元价值取向下，必然会导致不同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如“香港占中事件”。（2）虚无主义盛行在当代中国社会，虚无主义非常盛行，如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地球村理念下，在社会中开始有人怀疑民族的意义，怀疑英雄的功绩，于是开始诋毁英雄，诋毁民族和民族精神。典型的就是“毕福剑事件”。在视频中毕福剑很明显有诋毁的嫌疑，也就是说他在怀疑的贡献，认为他是无益于中华民族的。（3）抗战精神被弱化因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虚无主义的盛行，必然导致社会群众产生享乐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享乐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都与“拼搏、奉献、团结、自强”的抗战精神相违背。广州原房管局局长李俊夫，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利益并且供养了十几个情妇。从其十几个情妇的角度看，这些情妇已经丧失了道德的底线，只要李能为其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就置道德于不顾。过分追求物质，难以抵挡物质的诱惑，其实等于近代国人对鸦片的依赖，同样会摧残国人的精神，导致民族精神的衰弱。

2.国际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是纷繁复杂，暗流涌动。在这里，仅以“南海局势”为例，证明中国当前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太平。8月14日澳大利亚的《时代报》称，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正在敦促奥巴马政府推行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和支持东南亚国家组成联盟，使美国战舰以及飞机部署在中国人工岛的12英里以内，而东南亚联盟可以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制定海上行为准则。根据参考消息网8月24日的报道，日本针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基于对有关国家提供警备支援等应对方针，正在竭力阻止中国的海洋行动。美国和日本的行径不仅仅在干涉中国的领海主权，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同时也让中国人民认清当前的形势——中国正处在危险当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目前是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的结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肯定会选择了解近代的抗日战争。即对当前形势的正确认知促使人们产生去认知抗日战争的最佳动机。

二、对抗日战争的理性认知

仅仅有适当的动机是不能必然导致正确的行为。在动机与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个体的认知活动。动机仅仅是促进个体的认知活动，不会必然导致正确的行为。要让个体作出正确和理性的行为，就要让个体有理性的认知。只有具备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理性认知才能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因此必须引导人们理性认识这段特殊的历史。

1.日本侵华的原因

通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首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几乎在同一时期，被入侵的还有日本。1853年美国通过“黑船事件”，逼迫日本政府签订《和好条约》，开放港口。面对相似的命运，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得到的结果也是截然相反的。中国继续抱残守缺，不肯从制度上革旧布新，最终使得“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最终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则是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探讨如何改革。因此有了“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维新”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日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日本在获得长足的发展以后，就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对中国进行试探性的挑衅。如19世纪70年代出兵台湾和吞并琉球。这一事件使日本看到清朝的软弱，于是开始酝酿大陆政策并付诸实施。在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需要对外扩张时，中国却慢慢走向没落，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这段特殊历史。

2.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致使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对日采取的仍然是不抵抗政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仍然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围剿共产党和对付反蒋派系身上，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武力统一中国，巩固蒋氏的独裁政权。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通过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其又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派出包括等代表进行积极斡旋，最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促使下定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庐山谈判，形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识。于此同时，国共两党确定了两条战线的作战方针——国民党负责正面防御作战，而共产党军队负责侧后支援。由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才作出这样的分工。正面战场最初的作战，粉碎了日军要在3个月中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共产党的军队开始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和根据地，并发展迅速，给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已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总人口约1亿人。日军在占领武汉后，开始以确保占领区为基本战略。于是开始聚集主要比例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清乡”和“封锁。”因此，抗战后期，如所论述的一样，抗战主要靠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来持久消耗敌人的兵力。3.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1）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引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中国已经坚持全面抗战4年半之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中国战场仍然要由中国军队独立担当作战。同时中国战场的持久战致使日本无法“北进”入侵苏联，无法与德国联手，破坏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进化。因此，中国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2）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完全打败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由此摆脱了旧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完成了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和英国首先放弃了之前在中国由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一切权益，并与中国重新谈判，签订新的平等的外交条约。继美英后，其他国家也纷纷与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并签订新的平等的条约。只有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才能在战后谋发展，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只有具备了适当的动机，才会产生高效、持续的行为。利用国家当前的形势激发大学生产生适当的动机，引导他们理性认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必然会让他们产生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行为，并且有持续的效果。

作者:王燕菲 罗军 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汪玲,郭德俊,方平.元认知训练的动机增强效应心理科学[J].2005,28(4):881-884.

[2]Williams,M.&R.L.Burden.PsychologyforLanguageTeacher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