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范文10篇

基因范文篇1

【关键词】ERMAP基因；胎儿期；肝脏；骨髓；造血

ExpressionofHumanERMAPGeneinFetalTissues

AbstractHumanERMAP(hERMAP)isanovelgenecodingforerythroidmembrane-associatedprotein,whichmayplayaroleinerythropoiesis.ToexploretheroleofhERMAPinfetalhematopoiesis,29fetusesofinevitableabortionwiththefetalagesof9-36weekswerecollected,andthetotalRNAswereisolatedfromtheliver,spleen,kidney,heart,lung,thymus,brain,bonemarrowandskeletalmuscle,theRNAsfromwhichat255weekfetalagewereusedtodetecthERMAPexpressionsindifferentfetaltissueswithNorthernblot,andthehERMAPinvariousfetaltissueswerequantifiedbyFQ-PCR.Asaresult,NorthernblotshowedthathERMAPwasexpressedinliverandbonemarrowat255fetalage,butnotintheotherorgantissues.FQ-PCRresultsindicatedthatthehERMAPhadbeenstillexpressedin9-36thweekfetalliver,increasedstartingfrom12th-week,reachingapeakbetween18-20thweekanddecliningslowlystartingfrom21st-week.Inthefetalbonemarrow,expressionofthehERMAPbeganfrom15thweek,reachedahighestlevelbetween27-32ndweekandfellrapidlyfrom33rdweek,theexpressionlevelofwhichwaslowerthanthatinliver.Thelowlevelexpressionofthisgenewasobservedinsomespecimensofkidney,heart,lung,thymus,brainandskeletalmuscle.ItisconcludedthattheexpressionofhERMAPinfetalliverapproximatelyconsistentwithhaematopoiesisoffetalliver,andtheexpressionofthisgeneinbonemarrowaged15-32thfetalweekscoincideswithhaematopoiesisoffetalbonemarrow.ItsuggeststhatthefunctionofthehERMAPispossiblyrelatedwiththemigrationoferythroidcellstoliverandbonemarrowduringthefetaldevelopmentprocess.

KeywordshumanERMAP；fetalstage；haematopoiesis

近年来，Ye等［1-3］分别从鼠胚胎红细胞和人胎肝cDNA文库中筛选出编码红细胞膜相关蛋白（erythroidmembrane-associatedprotein，ERMAP）基因，并证实其高度特异表达于胎肝、成人骨髓等造血组织以及K562和HEL细胞系，其编码的蛋白分子定位于网织红细胞和原始红细胞膜、293T细胞膜和其他胞浆小体上，分析显示其为一跨膜蛋白分子，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推测ERMAP可能通过细胞间的黏附和（或）识别，影响红系造血，或在红系相关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疾病中起一定

作用。目前关于该基因的特性与功能尚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人类ERMAP基因在不同胎龄胎儿各脏器组织中的表达谱及表达量的变化，探讨该基因在胎儿造血过程中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收集2004年3月至2004年11月由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山区妇幼保健院、海珠区妇幼保健院等医院妇产科提供的难免流产胎儿，胎龄不限。均排除胎儿先天畸形、孕母遗传性疾病、妊娠期间用药史。胎儿离开母体后立即取肝脏、脾脏、肾脏、心脏、肺脏、胸腺、大脑、骨髓和肌肉9种脏器组织，放入冻存管，置于-80℃冰箱保存。

方法

总RNA的提取称取50-100mg组织置于研钵中，加入液氮研磨成粉末状，转移至含1mlRNA-solv的离心管中，按照RNA-sol试剂（Omega公司产品）说明书提取RNA，置于-80℃保存。用紫外透射灯(Amersham公司产品)分析其纯度，要求OD260/OD280值在1.8-2.0。提取物经1%琼脂糖凝胶电泳证实为完整RNA。

ERMAP基因表达谱的Northernblot观察选取1个胎龄为255周(25周过5天）的胎儿，将上述9种脏器组织的总RNA在1%琼脂糖凝胶上甲醛变性电泳3小时（5V/cm），在紫外分光光度仪下测量18S、28S条带到点样孔的距离，利用真空转移仪转膜2小时。然后以PCR方法分别标记ERMAP和β-actin探针（按照PCRDIGProbeSynthesisKit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引物由北京赛白盛有限公司合成），ERMAP引物序列为5′-GAGATGGCGAGTTCTGCT-3′，5′-CACCGTCCTCCCCTTATA-3′，β-actin引物序列为5′-CATCTCTTGCTCGAAGTCCA-3′，5′-ATCATGTTTGAGACCTTCAACA-3′。对照管加入无DIG标记的dNTPs。探针变性后进行预杂交及杂交，经过低严谨性和高严谨性洗膜后，加入Anti-Digoxigenin-AP孵育30分钟，再加入CDP-Star显色剂于尼龙膜上，将膜曝露在化学发光成像仪（美国System-genome公司产品）中检测荧光信号。

ERMAP基因表达量的FQ-PCR检测［5］取各脏器组织的总RNA逆转录制备cDNA（反应体系参照Promega公司试剂说明）。将已测定浓度的含有ERMAP基因cDNA序列的pBluescriptSK质粒（加拿大McMaster大学病理与分子医学系Dr.DavidChui教授赠送）依次10倍稀释成7个浓度级梯度作为模板，用于建立标准曲线。取同一样品的等量cDNA作为PCR模板，分别加入ERMAP及β-actin的引物、探针以及TaqManUniversalPCRMasterMix（美国ABI公司产品），检测ERMAP及β-actin的表达水平，两者之比即为ERMAP在各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ERMAP和β-actin引物与MGB探针由上海基康有限公司合成，序列如下：ERMAPprimer1：5′-CATGTGACGGAGGTGGACAA-3′ERMAPprimer2：5′-CAGCTTTATGGAGTTTTCCTTTTTCT-3′ERMAPMGBprobe：FAM-CTTCTTTCAGACCATGCTA-MGBβ-actinprimer1：5′-ACGGCCAGGTCATCACCAT-3′β-actinprimer2：5′-AAGGCTGGAAGAGTGCCTCAG-3′。β-actinMGBprobe：FAM-CAATGAGCGGTTCCG-MGB。

统计学处理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以±SD表示，采用OriginPro7.5软件进行资料分析和绘图。

结果

人类ERMAP基因在胎儿脏器组织中的表达谱

Northernblot显示肝脏和骨髓表达阳性，而脾脏、肾脏、胸腺、心脏、肺脏、大脑及肌肉等表达阴性（图1）。

胎肝组织RNA以ERMAP探针杂交后，其阳性条带到点样孔距离为4.04cm，推算出目的基因的mRNA长度为3.6kb，与人类ERMAPmRNA长度一致。

人类ERMAP基因在不同胎龄胎儿组织中表达量的变化

FQ-PCR标准曲线将已测定浓度的含有ERMAP基因cDNA的质粒pBluescriptSK依次10倍稀释成108-102cps/μl等7个浓度梯度，经FQ-PCR后获得典型的倒“S”型曲线，可检测到荧光信号的起始循环数（Ct）与模板浓度对数值的相关函数为У=－3.557Ct38.152，r2=0.998178。

人类ERMAP基因在胎儿肝脏和骨髓中的表达量ERMAP基因在9-36周胎儿肝脏中均有表达，其表达量从第12周开始升高，18-20周达高峰，21周后逐渐下降。ERMAP基因在胎儿骨髓中的表达则从15周开始，27-32周达高峰，之后迅速下降，各阶段的表达量均低于肝脏（附表，图2）。Table.ExpressionofERMAPinfetalliverandbonemarrowatdifferentfetalages（略）

人类ERMAP基因在胎儿其它脏器中的表达量检测脾脏、肾脏、心脏、肺脏、胸腺、大脑及肌肉7种脏器各17个标本，结果显示ERMAP基因仅在部分标本中低水平表达，其表达的阳性率（即各脏器阳性例数与总例数之比）分别为20%、7.6%、25%、13%、20%、7.6%和25%。

讨论

人类胚胎期造血经历了卵黄囊造血、肝脾造血和骨髓造血等造血部位的迁移过程。卵黄囊造血始于妊娠第3周，终止于第8周。在妊娠第5周肝脏发育成完善的血窦系统，造血干细胞（hemotopoieticstemcells，HSC）随血流迁移并种植于肝脏，进入了胎肝造血期。随着胚胎的不断发育，胎肝来源的HSC不断迁移至骨髓血管外基质，在骨髓腔中分化成熟，形成骨髓造血。骨髓造血一直持续至出生后，成为终身的造血器官。除了迁移至骨髓外，胎肝的HSC还可迁移、定植于脾脏、胸腺和淋巴结，并在其中开始造血活动。在整个胚胎造血过程中，各器官的造血活动是连续不断、此消彼长的。但是期间的调控机理如何，至今尚未阐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某一器官的造血能力主要取决于其造血微环境，当一个器官的微环境不再适合造血活动时，其中的造血干细胞便随血液流向其它组织，与其中的成分相互作用，从而启动造血细胞的增殖与分化，最后形成新的造血中心［4］。造血细胞的迁移和定植是由造血细胞表面的一系列黏附分子与造血微环境中相应的配体结合后所引起的信号转导的结果［6］，这种黏附分子与相应配体相互作用，在造血细胞增殖和分化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造血微环境中的黏附分子及其配体，与细胞外基质、细胞因子、转录因子等共同形成造血调控网络的分子基础。红系造血细胞发育过程的不同阶段，其细胞膜表面的黏附分子的表达呈现一定的时空规律［7］。hERMAP基因编码红细胞跨膜蛋白，为一黏附分子，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Xu等［3］证实，hERMAP基因表达于第12周和23周的胎肝红细胞、成人骨髓，以及第8-12周脐带血中的网织红细胞和原始红细胞，提示该基因在胚胎红系造血中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Xu的研究仅为定性研究，且未对该基因在胚胎脏器中的表达量作连续动态观察。本研究在本课题组建立的hERMAP基因FQ-PCR检测方法的基础上［5］，对hERMAP基因在不同胎龄器官组织中的表达量进行动态观察。结果显示，该基因在妊娠9-36周胎儿肝脏中均有表达，其表达规律与胎儿肝脏造血过程基本一致。该基因在胎儿骨髓中的表达则始于15周，30-32周达高峰，这与胎儿期骨髓造血活动基本吻合，但妊娠32周后骨髓造血活动仍然存，而hERMAP基因的表达却迅速下降。由附表和图2可见，在妊娠15-17周，hERMAP在胎肝的表达量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粒系细胞的生成有关。早期胎肝所产生的几乎全部是幼稚红细胞，妊娠3-4个月胎儿红细胞约为109/L，妊娠4个月左右胎肝开始有明显的粒细胞生成。而在此阶段，胎肝所生成的红细胞数量并无明显的增加。由于本研究的检测结果是以hERMAP与β-actin的表达量之比表示的，反映的是hERMAP在各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因此，在妊娠15-17周，hERMAP在胎肝的相对表达量下降，之后胎肝造血进入旺盛阶段，红系造血明显活跃，红细胞数量可达1011/L，hERMAP的表达量出现高峰，直到21周后随着肝脏造血活动减弱而逐渐下降［8］。由上述结果推测，人类ERMAP基因的功能可能与胎儿发育过程中红系细胞向肝脏和骨髓的迁移活动有关，在肝脏造血后期以及妊娠后期，大量造血细胞向肝脏和骨髓的迁移活动基本完成，其基质内的ERMAP配体数量下降，ERMAP基因的表达水平也随之下降；但ERMAP蛋白与其配体作用的机制如何，其是否参与了胚胎红系造血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仍有待下进一步的研究证实。研究结果还显示，该基因在胎儿脾脏、肾脏、心脏、肺脏、胸腺、大脑及肌肉等脏器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较低或不恒定。取胎龄255周的胎儿脏器进行Northernblot检测也同样证实了该基因主要表达于胎肝及骨髓组织，而在其它脏器组织中表达阴性，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在胚胎造血过程中，虽然卵黄囊、胎肝或骨髓的HSC可迁移、定植于脾脏、胸腺，但其产生的造血细胞数量远不如胎肝和骨髓［9］，所以ERMAP基因的表达量较低；②肾脏、心脏、肺脏、大脑及肌肉不是造血器官，缺乏ERMAP的特异性配体，但由于胎儿血液中含有一定数量的HSC，在这些器官或组织中亦可以检测到ERMAP的低水平表达，但并不恒定。遗憾的是，由于取材条件所限，本研究未能观察到hERMAP在妊娠9周以前以及36周以后的表达情况，因此未能对胚胎发育全过程的ERMAP基因表达规律作更全面的动态研究。

【参考文献】

1YeTZ，GordonCT，LaiYH，etal.Ermap,agenecodingforanovelerythroidspecificadhesion/receptormembraneprotein.Gene,2000;242:337-345

2SuYY，GordonCT，YeTZ，etal.HumanERMAP:anerythroidadhesion/receptortransmembraneprotein.BloodCellsMolDis,2001;27:938-949

3XuH，FoltzL，ShaY，etal.Cloningandcharacterizationofhumanerythroidmembrane-associatedprotein,humanERMAP.Genomics,2001,76:2-4

4吴祖泽，贺福初，裴雪涛主编.造血调控.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145-170

5张晓红，叶铁真，胡斌等，人类ERMAP基因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的建立.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05;13:154-157

6BerriosVM,DoonerGJ,NowakowskiG,etal.Themolecularbasisforthecytokine-induceddefectinhomingandengraftmentofhematopoieticstemcells.ExpHematol,2001;29:1326-1335

7SakatokuH,InoueS.Invitroproliferationanddifferentiationoferythroidprogenitorsofcordblood.StemCells,1997;15:268-274

基因范文篇2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历程利弊关系

1前言

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2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可分为转基因动物与转基因植物两大分支。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

2.1转基因植物技术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自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以来仅20多年的时间，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应用就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有近1000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植物物种有50余个，已有48个转基因植物品种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常见的转基因植物技术有：

（1）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它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部位，并诱导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根癌农杆菌和发根农杆菌的细胞中分别含有Ti质粒和Ri质粒，其上有一段T-DNA，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可将T-DNA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因此，农杆菌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人们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转基因植株。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中，近年来，农杆菌介导转化在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水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基因枪介导转化法。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与农杆菌转化相比，基因枪法转化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3）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我国学者周光宇提出，我国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用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来的。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转基因动物技术

转基因动物是指用实验导入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稳定表达的一类动物。1974年，Jaenisch应用显微注射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SV40DNA转基因小鼠。其后，Costantini将兔-珠蛋白基因注入小鼠的受精卵，使受精卵发育成小鼠，表达出了兔卜珠蛋白；Palmiter等把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导人小鼠受精卵内，获得“超级”小鼠；Church获得了首例转基因牛。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1）原核显微注射法，又称DNA显微注射法，即通过显微操作仪将外源基因直接用注射器注入受精卵，利用外源基因整合到DNA中，发育成转基因动物。其创始人是Jaenisch和Mintz等。此方法目前应用较普遍，现在的转基因动物研究大都是在Palmiter等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进行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源基因的导入整合效率较高，不需要载体，直接转移目的基因，目的基因的长度可达100Kb。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但需要贵重精密仪器，技术操作较难，并且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和整合的拷贝数都无法控制，易造成宿主动物基因组的插入突变，引起相应的性状改变，重则致死。

（2）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这种逆转录病毒被用重组DNA技术修饰后作为基因载体在应用中优于微注射法之处为：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缺点是：需要生产带有转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有一定的大小限度；所得转基因家畜的嵌合性很高，而需要广泛的杂交，以建立转基因系；转基因的表达问题尚未解决。（3）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缺点就是许多嵌合体转基因动物生殖细胞内不含有转基因。目前，胚胎干细胞介导法在小鼠上应用比较成熟，在大动物上应用较晚。

3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

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比如说，抗虫的转基因玉米不会被虫咬，可以让人们放心食用；将能产生人体疫苗的基因转入植物食品，人们就可以在食用食物的同时增加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对生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它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还有，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作了大量研究，出现了许多相关报道，如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震惊。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4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较小，并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出现死亡率高或发育不良的现象。论文据此推断，BT转基因玉米花粉中含有毒素。另据报道，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与普通大豆相比，两种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成分减少了12％～14％，还有巴西坚果事件等。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2000年1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已征集到世界上3000多位科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JamesWatson，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NormanBorlaug，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育种家GurdevKhush。该声明称，“对植物负责任的遗传修饰既不新也不危险。如抗病虫等诸多性状已通过有性杂交和细胞培养的方法经常性地引入作物中。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因此，笔者认为和现代任何一项工业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具有两面性，有长亦有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时，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规范管理，使转基因技术能够健康发展。

4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展望

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表现在：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许多转基因的表达强烈地位受着其宿主染色体上整合位点的影响，往往出现异位表达和个体发育不适宜阶段表达，影响转基因表达能力或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从而使大部分转基因表达水平极低，极少部分基因表达水平过高；难以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转基因随机整合于动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还会造成插入位点的基因片段丢失，插入位点周围序列的倍增及基因的转移，也可能激活正常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的基因；不了解哪些基因控制多数生理过程，不了解基因表达的发育控制和组织特异性控制的机制；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低，这是目前几乎所有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着这项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对传统伦理是一种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等。但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健康而有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等，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其中的奥秘，只有更了解它才能利用好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主动地接受转基因食品，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陈吉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进展[J]．德州学院学报，2004（2）

基因范文篇3

1.1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最早由英国的普庇泰教授提出。他在研究中提到，幼鼠在食用转基因土豆后其免疫系统受到破坏，这一结论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英国皇家学会也对此进行了审查。虽然皇家学会宣布这项研究证据不足并充满漏洞，但由此引发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热烈探讨。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生物技术，很可能由于谬用或生物意外而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有研究表明，有的新型遗传基因链很难成功转移至靶细胞，而外源基因转移到靶生物DNA链的错误部位、或者转移后抑制了正常功能的基因、或激活了正常情况下失活的基因等意外，都可能出现突变，使得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出现毒性、致癌性、抗生素抗性等，而这些改变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目前科学的预测能力。虽然目前没有发生过由于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重大伤亡事故，但转基因食品用于人们消费仍须要谨慎。

1.2国外监管现状

受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难以准确预测外源基因在受体生物遗传中将如何表达，因此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该项生物技术从实验研究到商品化生产进行全程安全性评价和监控管理，已建立起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程序和规范。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研制出的新食物应根据“实质等同性”原则来进行安全评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AD）于1992年颁布了食品安全和管理指南，对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和食物进行管理；并在1997年公布了转基因食品咨询程序指南，要求开发商提交基于实验数据的安全性和营养性的评估报告，与未经转基因化的同类产品在成分、特性以及营养成分、毒性方面进行比较后，组织企业与专家讨论实验数据和信息，以支持评估报告的结论。另外，FDA强调管理方针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允许随技术革新做出必要的修改。欧盟委员会认为，对于新生物技术食品需要执行更严格的审批程序，并对其评估、监管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欧盟议会和委员会新食品和食物成分管理条例”规定新食品和食物不能误导消费者，更不应给消费者带来危险。同时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欧盟要求新生物食品必须贴有标签。加拿大食品管理局制定的《新食品管理条例》和《新食品安全评价准则》要求生产商在销售和广告前应就新食品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使用及估计食用量等方面提交书面报告。此外，对于提出申请的生物技术食品进行评估，在批准前要提供详细的监测报告，包括对环境长期影响的风险评估。法国政府早在1997年就规定，禁止除玉米以外的其他转基因农产品的种植，并要求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必须明确标志是否为转基因产品。英国政府虽然支持生物科技的发展，但对转基因食品明确立法规定，在开展新生物技术食品之前，必须对其是否对环境、其他植物有害进行评估。

1.3国内监管现状

我国政府同样十分重视转基因食物和食品的安全监管，相继出台了许多管理办法。1990年国家卫生部出台《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方法》，对新资源食品的定义及其管理范围做出明确规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卫生安全管理进行规范。1993年科技部制定《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00年出台《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2001年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许可制度、安全评价制度以及经营许可制度、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做了规定。2002年，农业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示办法》这一规章进行细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食品及农作物实行安全评价标志申报、审批制度；同年7月，卫生部出台《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规定要标注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产物的食品产品，并按照新资源食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2003年我国“绿宝牌大豆色拉油”明确标示其加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2009年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优先适用于其他的相关法律，并强调转基因食品应以品种管理为主。另外，为推进我国新技术生物食品的规范化管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总的来说，我国对转基因生物持审慎态度，积极引导以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平稳发展和应用。

2我国转基因食品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转基因食品具有特殊性，其安全性问题的管理相对于一般食品更为复杂。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较为合理谨慎，也正在完善相应的法规标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统一标准；二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测分析及评估缺乏完整系统的检验技术，目前监测技术远不能满足新产品研发及增长的需要；三是转基因食品标示制度落实不到位，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证。

3转基因食品管理的对策

首先，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体系，建立长久的评估和生物监测预警系统。机构完善且分工协作的有机管理机构，是统一规范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次，加大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技术较弱，应加大研究力度，加大科技人员培养投入，研究出更为高效经济的监测和评估技术。最后，建立规范的转基因产品标志体系。因为转基因食品存在不确定性，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因此有必要让消费者清楚了解转基因食品的制作过程、性能等准确真实的信息，供消费者自主选择，确保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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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的逐步完成，社会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进而发展到风险社会。文明在发展，但与此相伴的是众多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却又无法及时预知与控制，甚至无法感受到的风险，如大规模的土地遭受重金属毒害，食品含有种类繁多的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推广等。人们逐渐开始感受到生存受到了威胁，即原本可以具体描述的威胁现象，在历经不断传述、诠释、演绎、理解等心理认知性的循环建构程序后，有时候最终亦会演变成一种抽象的，或者诉诸直觉的安全感受[1]。转基因食品素有争议，在这些争议背后，反映了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忧虑与不信任，面对飞速发展的基因科技，人们显得无所适从。转基因食品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但其对食品自然状态作了本质的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针对特定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尚缺乏科学证据，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仍采取多种预防性措施，依据在于具有相当科学可信度的研究报告或实验数据所带来的合理怀疑。（一）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定位。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往另一种现代之路》一文，指出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之后，高度先进的工业社会因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生产力激增，但也带来了潜在未知危险的可能性，增加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如何确保安全从而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风险社会”一词亦由此而来。贝克所言的风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危险或灾难的可能性，风险社会的核心并不存在于当下，而在于将来。在现代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几乎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所有成员。相较于过去对不平等及贫困的恐惧，当今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的愈发明显以及社会结构制度的日趋复杂，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民众越来越怀疑专家预测风险的能力，导致民众的不安全感日渐增加[2]。在当代社会从规训社会逐渐转变为风险社会的过程中，大量新兴的社会问题也同时出现，面对这些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在社会其他控制与规制力量式微的情况下，要保证社会的安全，法律势必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何运用最严厉的刑法手段来缓解社会的不安，成为刑法的最新议题。在现代社会，危险是处处存在的，只要有危险存在，就有危险实现的可能性。为了寻求社会的保障，如果能够尽早抑止危险，对于市民安全的保护效果就会更好，因而产生了处罚早期化现象。同时，为了抑止危险的发生，则要充分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机能，即保证刑法处罚的严厉性。再者，因为危险遍布社会各个领域，每个领域基本都需要刑法的介入，这就造成了刑法的扩张性适用。因此，“早期化”“严厉性”“扩张性”是各国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立法所体现出来的特征[3]。相应地，法益理论亦发生了重大变动。首先，传统刑法以法益发生侵害的侵害犯或结果犯为原则，而以未遂犯、危险犯或预备犯的处罚为例外，但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频频出现，尤其是抽象危险犯大量适用，如我国《刑法》中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罪等。其次，与传统刑法注重个人法益保护的立场不同，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大众风险，风险刑法越来越倾向于普遍法益保护。刑法法益的保护对象，不再仅是自由、名誉、健康等个人古典利益，具有现代性、复杂性的社会普遍利益，其重要性甚至远超过个人法益，这样的情况在环境刑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空气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等环境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开宗明义地表示“维护国民健康、生活环境，以提高生活品质”为立规意旨，均体现了对普遍性法益的保护。可见，作为一种规制手段，现代刑法以对抗风险为己任，其保护之触角日益由法益侵害阶段前移至危险形成阶段。与此同时，在立法决策上，它也越来越受政治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偏好于创设新罪名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象征性后果，以给人问题已被认真对待且业已经适当处理的印象[4]65。（二）基因改造食品所引起的忧虑。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科技兴起，世界各国莫不竞相投入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并广泛的运用于医学、制药、农业、能源等领域。作为生物科技最典型代表的基因工程技术发展尤为迅猛，许多基因改造产品已被成功开发并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方面，例如采用基因技术用以提升农畜产品品质与产量，合成疫苗及作物的病虫害控制等，使得农业产量不但较以往有所提升且更加稳定，也因此让基因改造技术受到了相当多农业生产者的欢迎。不过，基因改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主要在于仍无法去除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或环境有害的疑虑[5]。虽然很多国家针对转基因食品建立了审慎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的保护或预防措施，但转基因食品的“反自然性”决定了上述手段无法完全排除其对环境及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担忧主要体现于环境生态与人体健康方面。在环境生态方面，主要的忧虑在于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风险，因为经基因改造的农作物，一旦被大规模种植，则很难判断其是否散播及散播的路径，极可能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例如基因改造农作物的种子会散播到其他非基因改造的田地中，进而与非基因作物杂交生出新的品种，并排斥其他非基因作物的生长。同时，考虑到基因改造作物具有抗病虫害、高产等优势时，农民纷纷种植基因改造作物。因此，基因改造作物可能会危及生态平衡，甚至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鉴于很多基因改造作物均具有抗虫性，长此以往，一些以农作物为食的昆虫将会因为缺乏食物而大批死亡，进而危及到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其他生物的生存，最终破坏食物链与生态平衡。此外，基因改造作物的抗药性往往使农民肆无忌惮地使用除草剂或其他农药，进而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人体健康方面，虽然目前并无积极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有害，但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化学物质极有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如Bt系列的转基因生物都具有抗虫性，原理是Bt毒素可以杀灭特定害虫，但Bt毒素对人类可能也有毒害，可以引起胃痛、腹泻、皮疹等症状或者其他负面潜在效应，像星联玉米中含有的杀虫蛋白Cry9C就有明显的过敏毒性。另外，转基因生物存在提高新病毒出现的可能性，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新转入的基因会促成土壤中的微生物发生突变从而产生新的病毒，虽然是植物性病毒，但是这种病毒越过种子的壁垒，成为人类的病原体也并非没有可能性[6]15-16。又如，英国媒体2005年披露某公司的机密报告，声称发现吃了基因改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导致欧盟对该玉米进行安全性评估后，决定仅授权进口用于动物饲料，不开放人类食用和田间种植[7]167。总而言之，虽然基因改造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转基因食品自1996年上市至今只有21年的历史，时间跨度没有超出一代人，尚无法找出其是否对生态环境及人体有害的证据。鉴于转基因食品影响的深远性与重大性，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出于审慎考虑，我们无法彻底排除对其危害性的怀疑，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严格管制措施。

二、我国台湾地区转基因食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现代社会的组成极为复杂，其各构造所造成的风险相互重合，复杂集合为一个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因此，社会本身难以统合资源有效管理、控制各风险，个人及社会无力承担管控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的任务，市民只能把风险管控的任务托付给国家公权力，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警惕也逐渐松动，国家从潜在侵害者、被防御者的地位逐渐转向协助人民控制风险的角色。民众期待国家在预防与控制风险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在风险实现之前，借国家之力去除风险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毒奶粉、塑化剂食品、毒淀粉、毒酱油、毒食用油、工厂排放有毒废水等事件连环爆发，对此，台湾地区有使用所谓“刑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且被积极应用的倾向，不止是有创造新的犯罪，扩张所谓“刑法”的处罚范围“犯罪化”的倾向，且有加重刑罚“重罚化”的倾向。刑法扩张的基础出于“国民的意识”，由于眼前的公权力对社会乱象似乎束手无策，造就社会成员风险意识的抬头，社会成员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对风险有深深的忧虑，为了免于恐惧风险现实化的安全需求，公民将希望寄托在刑事立法，造就了刑事立法的活跃化[8]。转基因食品较为普遍地被民众认为会带来巨大风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2008年对一般民众的基因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对基因改造非食品类的接受度远高于基因改造食品类产品的接受度。“科学与自然态度”“客观基因科技知识”与“组织或政府信任”等变数对基因改造产品的接受性有显著影响[9]。正是出于公民对转基因食品泛滥的担忧，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一再修订，完善了对转基因食品犯罪的规制。（一）将未经审查许可之基因作物供作食品原料罪。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仍存在诸多失灵之处，而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利用公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政府也应当肩负起转基因食品的入市审批及安全性评估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1条第2项规定，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经台湾当局主管机关健康风险评估审查，并查验登记发给许可文件，不得供作食品原料。可见，转基因食品从业者须准备“基因改造风险评估报告书”，向主管机关申请查验登记。主管机关重点对产品的毒性、过敏诱发性、营养成分及抗生素标识基因等进行评估，其评估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主管机关主要是对从业者提供的转基因食品基本资料进行书面审查。这些基本资料包括基因改造目的及性状的基础描述、宿主植物及其食物用途、基因改造的特征、安全性评估等。若第一阶段发现有潜在的毒性物质或过敏原，则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毒物物质及过敏原评估。若第一、二阶段皆无法断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则要进行第三阶段针对食品设计适当的动物试验，以更为审慎地评估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三个阶段的评估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基础性评估，若有人违反风险评估与查验登记，擅自将转基因作物用作食品原料，则进入所谓“刑法”的规制范围[7]170。台湾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对该情形作出规定：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之虞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如因而致人死亡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亿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亿5000万元以下罚金。过失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600万元以下罚金。（二）违反基因改造食品标示义务罪。转基因食品标示是指在食品说明书或标签中标注说明该食品是转基因食品或含转基因成分，或由转基因生物生产但不包含该生物的食品或食品成分，以便与传统食品区分开来供消费者选择的行为[10]。转基因食品的标示制度体现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体现了法的价值的不同方面，包括正义、秩序、安全与效率。强制标示制度强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疑虑”及安全价值，更尊重消费者的平等与自由权利，且更有利于保护本国(地区)市场，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因而为多数国家与地区所采纳。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4条第9款采强制标示制度，规定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装，应以中文及通用符号，明显标示出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违反基因改造食品标示义务，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致危害人体健康的，致人死亡的，致人重伤的，均适用该规定第49条的相关罚则。（三）提供基因成分不实数据及未建追踪系统罪。由于转基因食品的高度技术性、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为了保障公众的健康及人类的生活环境，有必要对转基因食品的上市、销售及售后实行全程跟踪监控，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首先，上市监控要求只有通过反实验以证明达到了与传统食品一样营养，并对人体无害的才允许商品化生产。其次，销售监控要求对转基因食品授予特殊的标示，通过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保证消费者的安全。最后，售后监控要求食品经营者购进和销售的食品要按产地、供应商、购进日期和概况建立档案。还要建立销售对象档案，便于经营企业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后追查供货源头，追回有问题的食品。对消费转基因食品的用户建立用户档案，进行登记、跟踪调查，及时反馈转基因食品的有关情况，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11]117。我国台湾地区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1条第3项规定，经台湾当局主管机关查验登记并发给许可文件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其输入业者应依第9条第2项所定办法，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应来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踪系统。第30条第1项规定，输入经台湾当局主管机关公告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时，应依海关专属货品分类号列，向台湾当局主管机关申请查验并申报其产品有关资讯。第32条第2项则进一步规定食品业者就前项输入产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相关记录、文件及电子档案或资料库保存5年。针对转基因食品及其相关产品追溯追踪系统管理的管制，台湾地区所谓“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亦设有行政处罚及刑事处罚，即所谓“提供不实数据及未建追踪系统罪”。根据该规定的第49条第2项，食品业者若提供不实数据或未建立追踪系统，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致危害人体健康的，致人死亡的，致人重伤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犯罪规制建言

基因范文篇5

1.非歧视原则。GATT（1994）法律框架是由若干规则和一些规则的例外所构成。其中非歧视原则是GATT（1994）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具有重要意义。GATT（1994）的非歧视原则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体现。根据GATT（1994）第1条和第3条，最惠国原则要求，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其它国家的任何产品的利益和好处必须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某一缔约国应该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的待遇”。

根据上述原则，各WTO缔约国对外国的产品不能存在不统一的贸易措施，也不能对相同的产品进行歧视。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不会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转基因产品进行差别待遇。但对于“同类产品”的界定，情况却相当复杂，这涉及到对“基本等同”原则的解释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与一般传统产品是一致的——只要不产生明显的危害物质，就是基本等同，而不论该产品中是否存在转基因成分；欧盟则以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为标志，只有不存在转基因成分，才是“基本等同”产品。

WTO最终会接受那种解释，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转基因产品上的义务。如果WTO认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因而是同一种产品，那么各国就不能强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注任何标签。因为，贴上标签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受到消费者的区别对待，从而构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视。

如果WTO接受了欧盟的观点，那么强制性标签要求就不会构成任何歧视，消费者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而贸易量完全有市场偏好决定。由于对食品非常敏感的欧盟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地，而加贴标签将会影响到产品的出口，不可避免，美国和欧盟将会在“基本等同”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上继续争论下去。

2.GATT(1994)第20条a款：出于非健康原因的进口限制。在现有的WTO框架下，一些国家可能援引GATT(1994)第20条a款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贸易限制。根据该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采用贸易壁垒，以便防止由于进口而引起的公共道德问题。转基因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伦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争议，有些国家可能利用这一条款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但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判决可能出现的争端，还是个未知数。

3.PPM标准与转基因产品的贸易前景。PPM标准指的是加工和生产标准。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上，有的国家可能会以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物界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进行限制。这个理由有其合理性，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地球已经变得很小，各国的活动必然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但是，WTO协议本身似乎不支持这种观点。首先，从其基本原则出发，WTO是一个贸易性组织，它的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它管理的对象是产品本身，不是生产过程。只要生产过程没有影响到产品本身，如产品的营养成分、产品本身的安全等，进口国就不能行使“治外法权”限制该产品的进口。这样，又回到“科学依据”原则上，即进口国必须能够证明产品会对本国的环境造成损害，而不是证明在生产过程中曾产生过损害。

二、SPS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PS）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防止以保护主义名义滥用SPS措施。按照SPS的宗旨，缔约各方“为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目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要符合三条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SPS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第2条）；各成员所采取的SPS措施应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而且这样的科学依据标准应该不断的进步；各成员国采取的SPS措施可以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SPS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3条）。

一国可以实施比国际标准高的标准，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些标准是合理的。换句话说，虽然SPS协定明确允许WTO成员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标准，但它要求该措施是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上。但是，基因技术的现状是短期内还无法就该技术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做出符合要求的风险评估报告。以美国与欧盟之间激素牛肉案为例，美国引用SPS协定，提出欧盟对激素饲料饲养的牲畜的肉及肉类制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与欧盟的WTO义务相冲突，根据就是欧盟不能出具该肉类制品对健康具有威胁的科学风险评估证据。

2.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需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第5.1条）。在风险评估时，各成员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和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因素等（第5.2条）。

3.国际协调原则。从本质上，SPS的目标是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国际标准，从而达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SPS措施的目的。SPS要求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第3.1条），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调。

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高于现行国际标准，那么该国必须承担证明该措施合理性的责任。即它必须能够证明该措施有“科学证据”。同时，即使成员国能够证明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还必须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现有的SPS协议框架下，欧盟的谨慎原则是不成立的，而与美国的要求基本一致。

三、TBT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技术贸易壁垒（TBT）是指一些国家或组织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维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认证等技术性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构成了壁垒。根据TBT协议规定，成员国在实施上述强制性产品标准时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基于TBT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此各成员国在采取TBT措施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1.尽量采用国际标准。TBT敦促各国政府朝使用国际标准方向努力。TBT第2.4条责成成员国使用现存的国际标准，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的无效或不适当。合法目的包括“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2.合理的TBT措施成本。TBT规定，产品标签的成本一般应与制定该产品标签的目的相符，即产品标签的成本不应过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和影响消费者从标签上获得的利益。各国对标签、包装都有详细的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必需的，但也有些国家认为这些TBT措施大大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有些特殊的要求难以做到。此外，食品转基因成分检测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费用过高，一般出口商难以承受。由于各国检验标准、方式不统一以及工作效率低、甚至是人为的破坏、阻挠都可能会造成贸易技术壁垒。

3.产品标识管理体制。WTO成员国之间已有有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的争论。1998年，欧盟向TBT委员会提出了实施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制度。其理由是含有基因改变的DNA或蛋白质的食品和食品成分与传统同类产品不同，因此，必须标识，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美国认为欧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转基因产品与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不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本质特征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应该仅仅依据生产方法而对产品贴加标签。美国等转基因产品出口国认为，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在成分、质量、安全方面与利用其他育种方法生产的产品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转基因标识管理体制要符合TBT的精神，尽量采用国际标准。但是，根据目前在WTO框架下多边协商的进展来看，TBT在其后续管理过程中是否能够解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仍然有待观察。

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上，可能适用TBT协议，也可能适用SPS协议。其区别在于争端的起因是否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如果在食品问题上，出于人体健康问题而限制添加剂的使用，则属于SPS协议的管辖范围。如果采取的措施是出于保持食品成分的完整性，则适用TBT协议。其管理范围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SPS协议对成员国的要求标准更高一些：SPS协议要求SPS措施要以科学为根据，而TBT协议仅仅要求缔约国采取的TBT措施符合协议目的并且是依照有关国际标准制定的既可。

四、TRIPs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是一项管理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立法体系。其宗旨是确保WTO成员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有最低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社会，转基因活生物体及其产品已经是多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如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和商业秘密等。

根据TRIPs协议规定：一切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明或是方法发明，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第27.1条）。但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德，成员国可以排除某些发明于专利保护之外（第27.2条）。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的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但要求成员国给植物品种以专利或其它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加以保护（第27.3b条）。

TRIPs协议没有特别提到基因或基因技术专利权问题，成员国似乎可以对此加以如下解释：某一经过基因工程修饰过的基因可能是新的、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显然，该基因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发明的条件，可以作为一项发明赋予专利权，受TRIPs协议保护。虽然TRIPs协议中排除专利保护条款包括“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但基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物体，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基因和生命形式有关就拒绝对其进行专利保护。或许可以借助用公共秩序和公德条款来拒绝对基因予以专利保护。但很难说这是否符合TRIPs规定，比如某一基因，可以使大米富含丰富的维他命，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该基因或是该种大米对人类健康或者环境具有损害，那么就不能以此为依据拒绝授予其专利权。如何在WTO框架内对转基因产品及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WTO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同时，TRIPs协议在其导言里明确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有财产权。目前，全球贸易制度都承认在一定的标准下，转基因产品可以被私人拥有。这一贸易制度的实施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经济问题。

在研究领域，转基因技术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需要使用的技术往往掌握在私人手中，它们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需要通过许可证。这是公共研究机构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如果要获得那些私人技术的使用权，就不得不进行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未来基因技术发展的决定权在市场而不在公共机构手中。

根据TRIPs协议，获得专利权的转基因微生物、转基因植物、基因或生产工艺至少可以获得20年垄断权。这正是农民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后才可以在自己的农田里种植转基因作物种子，而且在下一个年度如果还要种植该转基因作物的话，需要重新购买种子。

当前，有关转基因活生物体及产品和生产技术大多由发达国家的私人掌握。所以，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TRIPs协议内容主要适合那些以粮食出口为特征的国家，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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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范文篇6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历程利弊关系

1前言

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2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可分为转基因动物与转基因植物两大分支。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

2.1转基因植物技术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自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以来仅20多年的时间，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应用就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有近1000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植物物种有50余个，已有48个转基因植物品种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常见的转基因植物技术有：

（1）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它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部位，并诱导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根癌农杆菌和发根农杆菌的细胞中分别含有Ti质粒和Ri质粒，其上有一段T-DNA，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可将T-DNA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因此，农杆菌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人们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转基因植株。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中，近年来，农杆菌介导转化在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水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基因枪介导转化法。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与农杆菌转化相比，基因枪法转化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3）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我国学者周光宇提出，我国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用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来的。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转基因动物技术

转基因动物是指用实验导入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稳定表达的一类动物。1974年，Jaenisch应用显微注射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SV40DNA转基因小鼠。其后，Costantini将兔-珠蛋白基因注入小鼠的受精卵，使受精卵发育成小鼠，表达出了兔卜珠蛋白；Palmiter等把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导人小鼠受精卵内，获得“超级”小鼠；Church获得了首例转基因牛。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1）原核显微注射法，又称DNA显微注射法，即通过显微操作仪将外源基因直接用注射器注入受精卵，利用外源基因整合到DNA中，发育成转基因动物。其创始人是Jaenisch和Mintz等。此方法目前应用较普遍，现在的转基因动物研究大都是在Palmiter等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进行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源基因的导入整合效率较高，不需要载体，直接转移目的基因，目的基因的长度可达100Kb。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但需要贵重精密仪器，技术操作较难，并且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和整合的拷贝数都无法控制，易造成宿主动物基因组的插入突变，引起相应的性状改变，重则致死。

（2）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这种逆转录病毒被用重组DNA技术修饰后作为基因载体在应用中优于微注射法之处为：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缺点是：需要生产带有转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有一定的大小限度；所得转基因家畜的嵌合性很高，而需要广泛的杂交，以建立转基因系；转基因的表达问题尚未解决。3）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缺点就是许多嵌合体转基因动物生殖细胞内不含有转基因。目前，胚胎干细胞介导法在小鼠上应用比较成熟，在大动物上应用较晚。

3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

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比如说，抗虫的转基因玉米不会被虫咬，可以让人们放心食用；将能产生人体疫苗的基因转入植物食品，人们就可以在食用食物的同时增加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对生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它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还有，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作了大量研究，出现了许多相关报道，如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震惊。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4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较小，并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出现死亡率高或发育不良的现象。论文据此推断，BT转基因玉米花粉中含有毒素。另据报道，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与普通大豆相比，两种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成分减少了12％～14％，还有巴西坚果事件等。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2000年1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已征集到世界上3000多位科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JamesWatson，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NormanBorlaug，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育种家GurdevKhush。该声明称，“对植物负责任的遗传修饰既不新也不危险。如抗病虫等诸多性状已通过有性杂交和细胞培养的方法经常性地引入作物中。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因此，笔者认为和现代任何一项工业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具有两面性，有长亦有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时，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规范管理，使转基因技术能够健康发展。

4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展望

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表现在：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许多转基因的表达强烈地位受着其宿主染色体上整合位点的影响，往往出现异位表达和个体发育不适宜阶段表达，影响转基因表达能力或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从而使大部分转基因表达水平极低，极少部分基因表达水平过高；难以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转基因随机整合于动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还会造成插入位点的基因片段丢失，插入位点周围序列的倍增及基因的转移，也可能激活正常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的基因；不了解哪些基因控制多数生理过程，不了解基因表达的发育控制和组织特异性控制的机制；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低，这是目前几乎所有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着这项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对传统伦理是一种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等。但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健康而有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等，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其中的奥秘，只有更了解它才能利用好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主动地接受转基因食品，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陈吉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进展[J]．德州学院学报，2004（2）

基因范文篇7

1.非歧视原则。GATT（1994）法律框架是由若干规则和一些规则的例外所构成。其中非歧视原则是GATT（1994）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具有重要意义。GATT（1994）的非歧视原则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体现。根据GATT（1994）第1条和第3条，最惠国原则要求，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其它国家的任何产品的利益和好处必须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某一缔约国应该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的待遇”。

根据上述原则，各WTO缔约国对外国的产品不能存在不统一的贸易措施，也不能对相同的产品进行歧视。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不会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转基因产品进行差别待遇。但对于“同类产品”的界定，情况却相当复杂，这涉及到对“基本等同”原则的解释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与一般传统产品是一致的——只要不产生明显的危害物质，就是基本等同，而不论该产品中是否存在转基因成分；欧盟则以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为标志，只有不存在转基因成分，才是“基本等同”产品。

WTO最终会接受那种解释，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转基因产品上的义务。如果WTO认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因而是同一种产品，那么各国就不能强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注任何标签。因为，贴上标签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受到消费者的区别对待，从而构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视。

如果WTO接受了欧盟的观点，那么强制性标签要求就不会构成任何歧视，消费者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而贸易量完全有市场偏好决定。由于对食品非常敏感的欧盟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地，而加贴标签将会影响到产品的出口，不可避免，美国和欧盟将会在“基本等同”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上继续争论下去。

2.GATT(1994)第20条a款：出于非健康原因的进口限制。在现有的WTO框架下，一些国家可能援引GATT(1994)第20条a款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贸易限制。根据该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采用贸易壁垒，以便防止由于进口而引起的公共道德问题。转基因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伦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争议，有些国家可能利用这一条款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但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判决可能出现的争端，还是个未知数。

3.PPM标准与转基因产品的贸易前景。PPM标准指的是加工和生产标准。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上，有的国家可能会以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物界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进行限制。这个理由有其合理性，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地球已经变得很小，各国的活动必然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但是，WTO协议本身似乎不支持这种观点。首先，从其基本原则出发，WTO是一个贸易性组织，它的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它管理的对象是产品本身，不是生产过程。只要生产过程没有影响到产品本身，如产品的营养成分、产品本身的安全等，进口国就不能行使“治外法权”限制该产品的进口。这样，又回到“科学依据”原则上，即进口国必须能够证明产品会对本国的环境造成损害，而不是证明在生产过程中曾产生过损害。

二、SPS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PS）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防止以保护主义名义滥用SPS措施。按照SPS的宗旨，缔约各方“为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目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要符合三条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SPS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第2条）；各成员所采取的SPS措施应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而且这样的科学依据标准应该不断的进步；各成员国采取的SPS措施可以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SPS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3条）。

一国可以实施比国际标准高的标准，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些标准是合理的。换句话说，虽然SPS协定明确允许WTO成员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标准，但它要求该措施是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上。但是，基因技术的现状是短期内还无法就该技术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做出符合要求的风险评估报告。以美国与欧盟之间激素牛肉案为例，美国引用SPS协定，提出欧盟对激素饲料饲养的牲畜的肉及肉类制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与欧盟的WTO义务相冲突，根据就是欧盟不能出具该肉类制品对健康具有威胁的科学风险评估证据。

2.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需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第5.1条）。在风险评估时，各成员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和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因素等（第5.2条）。

3.国际协调原则。从本质上，SPS的目标是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国际标准，从而达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SPS措施的目的。SPS要求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第3.1条），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调。

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高于现行国际标准，那么该国必须承担证明该措施合理性的责任。即它必须能够证明该措施有“科学证据”。同时，即使成员国能够证明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还必须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现有的SPS协议框架下，欧盟的谨慎原则是不成立的，而与美国的要求基本一致。

三、TBT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技术贸易壁垒（TBT）是指一些国家或组织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维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认证等技术性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构成了壁垒。根据TBT协议规定，成员国在实施上述强制性产品标准时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基于TBT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此各成员国在采取TBT措施时要遵循下列原则：

1.尽量采用国际标准。TBT敦促各国政府朝使用国际标准方向努力。TBT第2.4条责成成员国使用现存的国际标准，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的无效或不适当。合法目的包括“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2.合理的TBT措施成本。TBT规定，产品标签的成本一般应与制定该产品标签的目的相符，即产品标签的成本不应过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和影响消费者从标签上获得的利益。各国对标签、包装都有详细的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必需的，但也有些国家认为这些TBT措施大大增加了出口商的成本，有些特殊的要求难以做到。此外，食品转基因成分检测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费用过高，一般出口商难以承受。由于各国检验标准、方式不统一以及工作效率低、甚至是人为的破坏、阻挠都可能会造成贸易技术壁垒。

3.产品标识管理体制。WTO成员国之间已有有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的争论。1998年，欧盟向TBT委员会提出了实施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制度。其理由是含有基因改变的DNA或蛋白质的食品和食品成分与传统同类产品不同，因此，必须标识，向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美国认为欧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转基因产品与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不具有实质等同性，如果本质特征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不应该仅仅依据生产方法而对产品贴加标签。美国等转基因产品出口国认为，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在成分、质量、安全方面与利用其他育种方法生产的产品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转基因标识管理体制要符合TBT的精神，尽量采用国际标准。但是，根据目前在WTO框架下多边协商的进展来看，TBT在其后续管理过程中是否能够解决转基因产品标识问题，仍然有待观察。

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问题上，可能适用TBT协议，也可能适用SPS协议。其区别在于争端的起因是否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如果在食品问题上，出于人体健康问题而限制添加剂的使用，则属于SPS协议的管辖范围。如果采取的措施是出于保持食品成分的完整性，则适用TBT协议。其管理范围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SPS协议对成员国的要求标准更高一些：SPS协议要求SPS措施要以科学为根据，而TBT协议仅仅要求缔约国采取的TBT措施符合协议目的并且是依照有关国际标准制定的既可。

四、TRIPs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是一项管理知识产权的重要国际立法体系。其宗旨是确保WTO成员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产品有最低限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社会，转基因活生物体及其产品已经是多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如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和商业秘密等。

根据TRIPs协议规定：一切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发明或是方法发明，只要其新颖、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均应有可能获得专利（第27.1条）。但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公德，成员国可以排除某些发明于专利保护之外（第27.2条）。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的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但要求成员国给植物品种以专利或其它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以任何组合制度加以保护（第27.3b条）。

TRIPs协议没有特别提到基因或基因技术专利权问题，成员国似乎可以对此加以如下解释：某一经过基因工程修饰过的基因可能是新的、含创造性并可付诸工业应用。显然，该基因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发明的条件，可以作为一项发明赋予专利权，受TRIPs协议保护。虽然TRIPs协议中排除专利保护条款包括“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但基因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物体，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基因和生命形式有关就拒绝对其进行专利保护。或许可以借助用公共秩序和公德条款来拒绝对基因予以专利保护。但很难说这是否符合TRIPs规定，比如某一基因，可以使大米富含丰富的维他命，但是如果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该基因或是该种大米对人类健康或者环境具有损害，那么就不能以此为依据拒绝授予其专利权。如何在WTO框架内对转基因产品及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WTO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同时，TRIPs协议在其导言里明确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有财产权。目前，全球贸易制度都承认在一定的标准下，转基因产品可以被私人拥有。这一贸易制度的实施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经济问题。

在研究领域，转基因技术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需要使用的技术往往掌握在私人手中，它们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需要通过许可证。这是公共研究机构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如果要获得那些私人技术的使用权，就不得不进行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未来基因技术发展的决定权在市场而不在公共机构手中。

根据TRIPs协议，获得专利权的转基因微生物、转基因植物、基因或生产工艺至少可以获得20年垄断权。这正是农民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后才可以在自己的农田里种植转基因作物种子，而且在下一个年度如果还要种植该转基因作物的话，需要重新购买种子。

当前，有关转基因活生物体及产品和生产技术大多由发达国家的私人掌握。所以，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TRIPs协议内容主要适合那些以粮食出口为特征的国家，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1］朱榄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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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述忠，黄祖辉.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初探［J］.福建论坛.2003(5).

基因范文篇8

胚胎选择技术是指父母在怀孕时影响孩子基因组合的一系列技术的总称。最简单的干预方法就是修改基因。这不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变更，因为它要获得的效果就像筛选各种胚胎、选择具有所需基因的胚胎的效果一样。事实上，这种胚胎筛选程序已经在胚胎植入前的基因诊断中应用了。这种技术已经用了十几年，但还在试验，在未来5到10年将臻于成熟。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可供父母选择的方案会大大增多。

再进一步将出现对生殖系统的干预——即选择卵子、精子、或更可能的是选择胚胎的第一细胞。这些程序已经在动物身上应用，不过使用的方式对于人类还缺乏安全性和可靠性。

对人类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也许是使用人造染色体。这项技术听起来像是不可置信的科幻电影，但已经用在动物身上了。人造染色体植入老鼠身上，连续几代被传了下去。人造染色体也用在人体细胞培养中，在数百次细胞分裂中都能保持稳定。因此，它们可以充当插入基因模块的稳定“平台”。这些被插入的基因模块包括在适当时候让基因兴奋或休息的必要控制机制，就像在我们46个染色体中的正常基因的激活或休息，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生理组织类型，或取决于它们遇到的环境状况一样。

当然，为安全起见，需要早期介入才能使焦点集中。你不能去修改一个在胎儿发育过程中生理组织不断变化时被激活的基因，因为我们对这一过程所知甚少，有可能发生不想要的或灾难性的副作用。所以，在人体内使用人造染色体的首次尝试，多半要让被植入的基因处在“休息”状态，到成人阶段才在适当的生理组织中被“激活”。

执行这种控制的机制已经用在动物实验中，实验的目的是观察特定基因在发育成熟的有机体中的作用。当然，在体内存在着始终控制基因的机制。不同类的基因在不同的生理组织内的不同地点和时间被激活或休息，这对未来的基因工程师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与我们现有的基因相联系的已证实的调节结构可以复制下来，用以执行对植入基因的控制。

胚胎选择的目标

预防疾病可能是胚胎选择的最初目标。这类可能性也许不久就会远远超出纠正异常基因的范围。例如，最近的研究显示，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癌症的发病率降低了近90%。很可能是三体性21（即染色体21的第三个复制品，具有增强基因表达水平的作用，导致智力迟钝和其他唐氏综合症的症状）对癌症有预防作用。假如我们能鉴别出染色体上的哪些基因对癌症有预防作用，会怎么样呢？基因学家也许会把这类基因放在人造染色体上，然后植入胚胎，使癌症发病率降低到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水平，又可以避免复制染色体21上其他基因所引起的所有问题。许多其他类似的可能性无疑都会出现，有些可能性几乎肯定是有好处的。

人造染色体的使用可能会进行得很顺利，尤其因为染色体本身在用于人体前可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试验。它们可以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后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用于人体。如今，每一种基因疗法都是重新开始的，所以不可能获得绝对的可靠性。

如果有明确的基因修改案例显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似乎是安全的，不可能更简便更安全了，那么人们就会对它们表示欢迎。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值得这样做。未来基因治疗专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会进行试验，观察这种疗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拒绝。例如，降低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延缓衰老，是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增进健康的手段。

用基因延长寿命

防止衰老是个非常有意义的科研领域，因为这件事似乎很有可能做到，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所强烈需要的。如果能通过揭开衰老过程的基本程序，发现某种手段能使我们开发药物或其他对成人有效的干预手段，那么人人都会需要。

胚胎工程可能比对成人的基因疗法更简单，更有成效。因为胚胎中的基因会被复制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能获得具体组织的控制机制。所以很可能对胚胎的干预措施对成人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父母很可能把怀孕看作赋予孩子健康条件的机会——一次不可错失的机会。

如对衰老生物学的研究投入资金，会极大地加速“衰老治疗”。如今，这个领域资金非常缺乏。许多资金都用于研究治疗老年病的方法上，没有用来搞清楚衰老的基本过程，而许多老年性疾病（如癌症、心脏病、早老性痴呆症、关节炎和糖尿病）都是由这一过程引起的。

能加速衰老防止研究进程的另一件事，就是提高这个领域的形象。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但非常缓慢。吸引年轻的科研人员和严肃的科学家进入这个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抗衰老（即延长孩子的寿命）可能将是生殖干预的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为孩子谋最大福利是人类的天职。事实上，全球民意测验已经显示，在被测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观的人数对增强孩子的身体和脑力健康感兴趣。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避免某些疾病，而是用干预手段改善孩子的容貌、智力、力量、助人为乐精神和其他品质的状况。一旦技术达到可靠程度，许多人都需要这类干预手段。甚至那些没有这方面压力的人也会这么做，目的是不让孩子处于劣势。当然，人们会很小心，因为他们并不想伤害孩子。总之，如果干预手段失败，他们就得忍受其结果，承受犯罪的感觉。

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选择吗？

社会也许并不欢迎某些父母的选择。在美国性别选择是合法的，但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就是非法的。不少人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很难说父母的选择伤害了谁，但这个程序在美国也应该是非法的。另一个即将来临的决定是父母是否因为大量基因疾病而进行筛选。父母们不久就能够选择孩子的身高和智商，或选择性情气质的其他特点——容易患病的机制也许不久就会在基因解读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胚胎选择技术的第一批希望所在是基因测试和筛选，即选择某种胚胎而不是另一种。一开始，让许多人接受这个技术是困难的，但要控制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胚胎本来就可能是完全自然形成的。这样选择也许是令人苦恼的，但不会发生危险，我猜想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比问题多。

有些人担心这样一来会失去多样性，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父母所选择的胚胎可能会产生一个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婴儿。那么是否应该允许父母做这样的选择呢？

例如，失聪群体掀起了一个极力反对耳蜗移植的运动，因为耳蜗移植伤害了聋哑文化，把聋哑视作残疾。大多数非聋哑人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有的聋哑父母表示，他们要使用胚胎选择技术来确保他们的孩子继续聋哑。这并不是说他们拿出一个胚胎来毁坏它，而是选择一个能造成一个聋哑婴儿的胚胎。

这造成了真正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必须承担这类健康问题所需的医疗费用。如果认为父母的确有权作这样的选择，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重视健康儿的出生而轻视有严重疾患的婴儿，那么我们将无法控制这类选择。但如果我们认为存在问题，并极力想与之进行斗争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斗争是很有前途的。

放开手脚，取消禁令

关于由人体克隆产生的第一例怀孕事件见报后不久，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就表示支持参议院的一份提案，该提案宣布所有形式的人体克隆皆为非法，包括旨在创造移植时不会被排斥的胚胎干细胞，即治疗性克隆。

我认为这种禁令下得为时过早，也不会有效果，而且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就是说，这个禁令无疑是错误的。它根本无法实质性推延再生性克隆的问世，我认为这种类型的克隆将在10年内出现。这个禁令把政治、宗教和哲学因素注入了基础研究，这将是个危险的案例。这个禁令的立法理念把更多的关注赋予了微乎其微的小小细胞，而对那些身患疾病、惨遭折磨的人却视而不顾。这个禁令用严厉的刑事惩罚（10年监禁）来威胁胚胎科研人员，这在一个妇女在妊娠头三个月不管什么理由都有权堕胎的国家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对胚胎研究的限制，已经对旨在创建再生医学的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些限制延缓了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前进步伐，而美国在生物医学的科研力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如今这类科研已转移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去了，例如新加坡，正在为一项研究胚胎干细胞的庞大计划提供资金。这种延误之所以非常不幸，是因为本应发生的好事如今却没有发生。对多数人来说，10年或20年的延误不是个大问题，但对于演员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J.Fox)以及其他帕金森氏病和早老性痴呆症患者来说，却是生与死的问题。

对各种再生可能性的无知，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但这种无知却不能成为公众政策的基础，因为公众的态度会迅速改变。25年前，体外受精着实让人们猛吃一惊，体外受精的孩子被称作试管婴儿。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与他小孩没什么区别，这个方法也已成为许多没有孩子的父母的明确选择。

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宗教原因，把新技术加以神秘化，把它当作某种象征来加以反对，都不会有效推迟即使是最有争议的应用。这种反对态度只会扼杀本可以转化为人人支持的生物医学新成果的主流科研。

人类克隆会在某个国家实现：很可能是以暧昧隐秘的方式实现，而且甚至在确认安全之前就实现。抗议和禁止也许会稍稍推迟第一个克隆人的诞生，但这是否值得花费严肃的人类立法成本呢？

不管我们多么为之担心，人类胚胎选择是无法避免的。胚胎选择已经存在，克隆也正在进行，甚至直接的人类生殖工程也将出现。这样的技术是阻挡不了的，因为许多人认为它能造福于人类，因为它将在全球数以千计的实验室里切实进行，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只是破解生物学的主流生物医学科研的一个副产品。

对于迅速发展的技术，我们要做的重要的事，不是预先为它设立条条框框。务必要牢记，同原子武器相比，这样的技术是没有危险性的。在原子武器中，稍有不慎，众多的无辜旁观者即刻就会灰心烟灭。这些技术仅对那些决定挺身而出使用他们的人才具有危险性。如果我们把关于这些技术的现在的希望和恐惧带进将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预先控制，从而扼杀它们的潜力的话，我们就只能制定出非常拙劣的法律。今天，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预测这些技术未来会出现什么问题。

比较明智的方法是让这项技术进入早期应用，并从中学些东西。性别选择就是现实世界的经验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极好例子。许多人想要控制性别选择，但与不发达国家不同，在发达国家，自由选择性别并没有导致性别的巨大不平衡。在美国，父母的选择基本上男女平衡的，女孩占微弱优势。以前有人认为，如果给了父母这种选择权，会出现严重问题，因为男孩会过剩。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危险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有些人认为，父母不应该对孩子拥有这种权力，但他们究竟担心什么，往往非常模糊。在我看来，如果父母由于某种原因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女孩或男孩，让他们了却心愿怎么会伤害孩子呢？相反的情况倒的确值得担心的：如果父母极想要一个男孩，结果却生了个女孩，这个“性别错误”的孩子可能就不会过上好日子。我相信，让父母拥有这种选择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们还可以想象出有关性别选择的各种麻烦事件，编出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危险故事。但如果将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性别不平衡现象真的出现了，我们再制定政策处理这类特殊问题也不迟。这要比现在就对模糊的恐惧感和认为是在戏弄上帝的思想观念作出反应，无疑要明智得多。

这是民主化的技术吗？

阻止再生技术的行为使这些技术造成社会的极端分裂，因为阻止行为仅仅使这些技术为那些富裕的人所用，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绕过种种限制，或者到国外去，或者花大钱寻求黑市服务。

其核心是胚胎选择技术，如果处理恰当，它可以成为非常民主化的技术，因为早期采取的各项治疗措施可以面向各种残缺者。把智商在70到100（群体平均数值）的人向上提高，要比把智商从150（群体百分比最高值）提高到160容易得多。要让本已才智卓绝的人再上一层楼，那非常困难，因为这必须改善无数微小因素的复杂的混合配备状况，正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个超人来。而改善退化的功能则要容易得多。我们并无超人的案例，但我们却有无数普通人为佐证，他们可以充当范例，引导我们如何去修改一个系统，使之至少达到正常的功能。

我觉得，人们以为我们是平等的创造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基因抽奖可能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你去问问行动迟钝的人，或问问有这样那样基因疾病的人，他们是不会相信什么基因抽奖是多么美妙公平这种抽象言论的。他们就希望自己能更健康些，或者获得某些方面的能力。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就在许多方面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因为那些本来由于基因原因处于劣势的人也有了竞争的机会。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技术就像其他技术一样，发展很快。在同代人之间，富人和穷人的应用差距不会很大，而在两代人之间的应用差距却会很大。如今，甚至比尔·盖茨也无法为他的孩子获得某种在25年后中产阶级也认为是很原始的基因增强技术。

所谓明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懂得什么我们有权控制，什么无权控制。我们务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们有权对是否让这些技术进入我们的生活进行选择。它肯定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形势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去使用这些技术。

但在我们如何应用它们、它们会如何分裂我们的社会，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观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上，我们的确有某种选择余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讨论。我本人对这些技术是满怀希望的。它们可能产生的好处会大大超过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想，未来的人类在回顾这些技术时，会觉得奇怪：我们在这么原始的时代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只活到75就死了，这么年轻，而且死得这么痛苦难过。

政府和决策者不应该对这些研究领域横加阻挠，因为由于误用或意外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是仅有的风险。能够挽救许多人的技术因为延误而使他们继续遭受痛苦，也是一种风险。

当务之急是倾全力获得足够的安全性，防止意外的发生，而要做到这点，协调者看来要牺牲许多间受影响的人的安全。疫苗的例子就是这样。疫苗有许多年没有进展，因为引起诉讼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那个孩子受了伤害，会产生巨大的后果。然而很明显，对接受疫苗接种的全体人而言，是非常安全的。

我认为人们对于克隆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在近期可能会影响最多一小部份人。在我看来，拒绝会改变数以百万患者命运的非常有可能的医学进步，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失去人性还是控制人性？

另一种祁人之忧，认为任意篡改生物机制有可能使我们失去人性。但是，“人性”究竟是与某些非常狭隘的生物结构有关，还是与我们接触世界的整个过程、与我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呢？例如，假如我们的寿命增加一倍，会不会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人性”呢？寿命延长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改变我们的互动方式，改变我们的组织制度、家庭观和对教育的态度。但我们还是人类，我敢断言我们会迅速适应这些变化，并会对以往没有这些变化的生活觉得不解。“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基因范文篇9

【关键词】基因歧视；决定论；优生学；基因平等

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向纵深发展，21世纪的医学真正实现“治本”、以预测和预防相结合为主，为利用基因技术治疗疾病、改良物种开辟广阔的前景，但同时有关问题也接踵而至。基因研究的成果“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巨大的威胁和生存挑战。”[1]个人最具隐私性的信息——基因信息，能揭示个人的身体、智力状况和性格特征等情况，这些资料对升学、就业、婚姻、投保等都起决定性作用，一旦向他人和社会披露，可能会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甚至形成新的社会歧视浪潮。基因歧视的存在使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并使原来奠基于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和人性观念正遭受到空前的挑战。

1．基因与基因歧视

基因是个体遗传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一种蛋白质分子结构，起承载、转运、复制遗传信息的作用。就人类基因而言，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基因的缺陷，在基因问题上强加人为的所谓“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必然破坏基因平等原则，而首先就会导致基因歧视现象的产生。

一旦承认基因不平等，社会将进入一个严重的基于基因的分隔状态。当前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对非正常基因携带者的就业、保险歧视等现象，并大有蔓延之势。据报道美国北圣菲铁路公司把对员工进行基因检测的结果作为雇佣员工的基础；另外，人寿健康保险公司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把对携带非正常基因的人群实行歧视对待；基因歧视渗透到教育部门，将学生按基因类型分类，教师们会忽视环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的作用，可能不重视甚至放弃“基因不良”的学生。如此下去，基因将会成为衡量一切的简单标准，甚至成为一种霸权。

2．导致基因歧视的2种观点

2.1基因不平等

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揭示了人类生命的遗传信息及人类将易患某种疾病，各种遗传病未来也都可以得到早期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病，都能从基因中找出原因，而且每个人都带有几种“致病基因”。因此，就有人把那些对人类有益的基因称为好基因，而把那些可能会引起疾病或不良性状的基因称为坏基因。这种分法是否科学我们尚且不论，但就人类基因而言，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基因的缺陷。对每个人而言，发病的几率几乎是一样的。

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指出在以基因革命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世纪中“有关平等和民主的概念以及我们所憧憬的‘自由意志’与‘进步’的含义会被重新界定”。[2]

2.2基因决定论

2000年6月宣布绘就人类基因草图，“到时，我们就像一个能预卜未来的先知，只要掌握了一个人的基因，就犹如掌握他的未来日记，不仅知道他将来的健康状况，还可能知道他死亡的原因。”[3]一旦测出人体的全部基因序列，那么想找哪个基因就可以“按图索骥”。于是一些人开始夸大并神话基因的作用，提出“基因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基因不仅决定我们的体形外貌，而且决定我们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者、我们的侵略性多强、甚至我们会不会信教”[4]。

基因决定论者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天才现象，像爱因斯坦的科学才能、梵高的绘画技艺等等，都是基因决定的结果；甚至认为基因科技能使人们能按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和制造后代，并能将各种生命体优势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他们还指出基因决定着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注定人是不平等的，人天生就有等级，有优有劣。由于目前基因技术的“神秘化”，基因决定论仍有较大的影响，这对于形成整个社会的基因伦理是极为不利的。

3．基因歧视的表现

3.1对基因优生学的思考

“基因优生”是在承认基因不平等的前提下提出，与传统的“优生优良”完全不同。所谓基因优生，就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在男女受精卵结合成胚胎初期，添加对人类有益的遗传基因，再去除对人类不利的基因，从而如愿以偿地“设计”出完美的下一代。这种试图通过控制婚配遗传因子来改进人种的做法是一种纯粹的“基因歧视”，也将导致社会根本性的结构变化。首先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两极分化。通过基因技术，那些能将“优秀”基因传给下一代的人，其后代越来越“优良”，而多数人则因保留有上代“有缺陷”的基因相对前者差距日趋加大，从而整个社会被分成两级——“基因优生人”和“基因自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将带来难以对付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其次，基因优生的最终结果将导致人种产生质变——“基因自然人”最后被淘汰。而那些“基因优生人”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种，也会由于其结构过于单一，缺乏进化机制，从而会最终导致人种的退化甚至可能引起某些疾病的迅速蔓延。基因研究表明，转基因的表达在当代或传代过程中常常会减少甚至“沉默”。生物多样性原则是自然界的一条基本原则，基因也应如此。

3.2个人合法机会的剥夺

随着基因研究技术的发展，一旦个人的遗传密码被破解和记录在案，那些有基因缺陷的人极有可能遭到歧视。这种歧视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一员走入社会发挥才能，享受天赋人权的权利，将使社会缺乏人道，社会也将进入一个基于基因的分割状态。

4．反对基因歧视

4.1驳“基因决定论”

邱仁宗先生认为:“基因决定论的背后是一种线性的因果模型或台球式因果模型”[5]。基因决定的只是“可能的人”。一个人有某种基因，只能说这个人有基因所导致的那种性状的倾向。根据遗传学原理，基因的表现与外界环境的诱导密切相关，基因是否能最终表达还要受到周围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医学模式已由过去不科学不全面的“生物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模式，后者认为，人不单受基因遗传的影响，也受后天的心理、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后天的影响同样重要。

科学研究表明，同卵孪生人即使基因完全相同，也会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极富个性的人[6]。美国19世纪著名的“暹罗连体兄弟”基因完全一致，但性格却截然相反。最近，德国科学家发现，哺乳动物的个别蛋白质的氨基酸会受到一种“编辑”机制影响不按照基因的原始排序制造；同时，哺乳动物中那些为数不多的RNA经过了“编辑”的基因都与大脑控制功能有关。这足以表明基因并非决定一切，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基因决定论”。认为基因决定一切，势必对有基因缺陷者产生“基因歧视”，这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

4.2确立基因平等权

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每个人的基因有99.9%是相同的，这说明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统一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另有0.1%是不同的，说明每个成员的差异性，是人与人又不一样的依据。但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基因有优劣之分，所有的基因都是平等的，各有各的用处。“所有的社会成员在遗传上都是平等的”，因为“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因此，没有正常基因组与异常基因组之分，或‘疾病基因组’之分，没有‘健康基因’与‘疾病基因’之分，没有好基因与坏基因之分”。

基因平等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一项确保人不因其所携带的基因不同，而被分为三六九等，在社会生活中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基本人权。确立基因平等权是一种社会平等权的观念，有利于避免把社会学上的标准原则简单地照搬到生物学领域中的粗疏做法。显然，这种简单归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医学已经证明携带有某些非正常基因虽然在一定情况下确实是病因，但同时它可能也有着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如研究表明，囊性纤维恶性肿瘤基因有预防皮肤癌的作用；一种可引起镰刀状细胞贫血的基因有较强的对抗疟疾的特性。

现代人类对科学的依赖和膜拜已非昔日可比。具体到生物基因技术方面，基因歧视的论调沉渣泛起，已严重地影响到人的社会存在，基因平等权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在社会学领域基因权力对人类已有秩序的干扰。【参考文献】

[1]方小晶《基因：人类的新挑战》钱江晚报，2000-12-22，第3版。

[2]付立杰译《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纪（中文版）》[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63。

[3]邱格屏《就业基因歧视与我国未来法制设计》，《法理学法史学》，2001，(11)。

[4]邱仁宗《人类基因组研究和伦理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7（1）：72。

基因范文篇10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历程利弊关系

1前言

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2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可分为转基因动物与转基因植物两大分支。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

2.1转基因植物技术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自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以来仅20多年的时间，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应用就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有近1000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植物物种有50余个，已有48个转基因植物品种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常见的转基因植物技术有：

（1）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它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部位，并诱导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根癌农杆菌和发根农杆菌的细胞中分别含有Ti质粒和Ri质粒，其上有一段T-DNA，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可将T-DNA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因此，农杆菌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人们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转基因植株。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中，近年来，农杆菌介导转化在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水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基因枪介导转化法。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与农杆菌转化相比，基因枪法转化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3）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我国学者周光宇提出，我国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用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来的。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转基因动物技术

转基因动物是指用实验导入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稳定表达的一类动物。1974年，Jaenisch应用显微注射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SV40DNA转基因小鼠。其后，Costantini将兔-珠蛋白基因注入小鼠的受精卵，使受精卵发育成小鼠，表达出了兔卜珠蛋白；Palmiter等把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导人小鼠受精卵内，获得“超级”小鼠；Church获得了首例转基因牛。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1）原核显微注射法，又称DNA显微注射法，即通过显微操作仪将外源基因直接用注射器注入受精卵，利用外源基因整合到DNA中，发育成转基因动物。其创始人是Jaenisch和Mintz等。此方法目前应用较普遍，现在的转基因动物研究大都是在Palmiter等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进行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源基因的导入整合效率较高，不需要载体，直接转移目的基因，目的基因的长度可达100Kb。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但需要贵重精密仪器，技术操作较难，并且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和整合的拷贝数都无法控制，易造成宿主动物基因组的插入突变，引起相应的性状改变，重则致死。

（2）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这种逆转录病毒被用重组DNA技术修饰后作为基因载体在应用中优于微注射法之处为：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缺点是：需要生产带有转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有一定的大小限度；所得转基因家畜的嵌合性很高，而需要广泛的杂交，以建立转基因系；转基因的表达问题尚未解决。

（3）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缺点就是许多嵌合体转基因动物生殖细胞内不含有转基因。目前，胚胎干细胞介导法在小鼠上应用比较成熟，在大动物上应用较晚。

3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

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比如说，抗虫的转基因玉米不会被虫咬，可以让人们放心食用；将能产生人体疫苗的基因转入植物食品，人们就可以在食用食物的同时增加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对生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它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还有，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作了大量研究，出现了许多相关报道，如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震惊。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4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较小，并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出现死亡率高或发育不良的现象。论文据此推断，BT转基因玉米花粉中含有毒素。另据报道，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与普通大豆相比，两种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成分减少了12％～14％，还有巴西坚果事件等。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2000年1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已征集到世界上3000多位科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JamesWatson，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NormanBorlaug，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育种家GurdevKhush。该声明称，“对植物负责任的遗传修饰既不新也不危险。如抗病虫等诸多性状已通过有性杂交和细胞培养的方法经常性地引入作物中。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因此，笔者认为和现代任何一项工业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具有两面性，有长亦有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时，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规范管理，使转基因技术能够健康发展。

4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展望

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表现在：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许多转基因的表达强烈地位受着其宿主染色体上整合位点的影响，往往出现异位表达和个体发育不适宜阶段表达，影响转基因表达能力或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从而使大部分转基因表达水平极低，极少部分基因表达水平过高；难以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转基因随机整合于动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还会造成插入位点的基因片段丢失，插入位点周围序列的倍增及基因的转移，也可能激活正常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的基因；不了解哪些基因控制多数生理过程，不了解基因表达的发育控制和组织特异性控制的机制；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低，这是目前几乎所有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着这项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对传统伦理是一种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等。但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健康而有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等，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其中的奥秘，只有更了解它才能利用好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主动地接受转基因食品，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陈吉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进展[J]．德州学院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