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范文10篇

金融改革范文篇1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1]。2.总体目标。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统一开放、主体多元、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2]。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

1.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整个农村金融的核心，农信社承担了金融改革的重责，因此，必须要深化农信社改革，从而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改革。在新常态下，农信社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从农信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转变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将其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将农信社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通过风险机制的设立来进行农信社的风险监管，让农信社避免出现过多的坏账，控制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保证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稳定性[3]。2.积极构建农村保险体系。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保险建设，通过在农村地区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保险系统来维持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转移金融风险[4]。政府要扶持保险企业的入场，降低准入门栏，提供优惠政策，让商业保险与银行体系联合起来，将保险与信贷联系起来，让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生态，打造农村金融新环境。3.改善农村信贷环境。目前，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农村地区的信贷发展缓慢，民间资本介入不足，农民融资渠道狭窄，银行对于农民的扶持不足，导致许多农民面临着资金困难，致使农村信贷环境恶劣。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市场，让银行降低准入门栏，提高农村的信贷环境，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真正的做到服务农村，改变金融服务模式。4.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农村金融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也离不开财政的积极调控。为了让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竞争机制的建立。将农业银行纳入到竞争机制内，转变其服务方式。通过对民间资本引入，保险产品的介入，民营资本等资本的利用，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金融竞争体系，让金融机构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进行改进，达到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5]。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1.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向农村输送专业人才。金融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依靠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的进行人才的引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本身人才缺口较大，后续不足，再加上环境限制，很难留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的扶持，进行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来积极的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将高素质人才转移到农村，提高政策扶持，挽留专业人才，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为金融体制注入新鲜血液，促进深化改革。2.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秩序规范的市场只是一盘散沙而已。在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和引导，大力倡导创新型和精细型发展方针，为行业的发展做好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对于在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规操作和不合理情况要及时进行监督管理，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治理，确保金融市场的合法规范发展，让整个金融行业处在监督之下，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还能够侧面提高金融创新的质量[5]。3.不断进行金融体制创新。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思想，不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勇于开拓创新，才能走的更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必须符合农村的发展现状，因此要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金融体制的创新，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

四、结语

金融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一特殊背景下，在农村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明确金融改革原则，明确金融改革目标，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切实的对农村地区进行再改造，以此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打造农村金融新生态，真正的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由于认知局限，笔者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相关看法还存在片面性，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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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范文篇2

我国金融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决定的，与当时经济的阶段性特征联系紧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我国“”偃旗息鼓，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决定了当时的金融结构仅仅包含银行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既要承担货币的发行职能又要保证货币的顺利经营。国家集中所有的财力物力，进行统一分配，银行的作用也仅限于记账的会计出纳的查漏补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定了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必须有辨别的发展金融市场，从此，拉开了我国金融与经济改革的序幕，自此我国的计划经济开始逐渐向商品经济发展。首先，政府将改革的重点定为国有企业，解决国有企业由于承担政策性负担及―自生能力‖导致的普遍严重亏损、缺乏盈利能力的问题。政府认为国家要发展，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金融体质改革。（1）1978～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过度，之前取消的部分银行得到恢复，并新建一批银行。期间，我国与1979年恢复了农行，成立了建行并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中国银行。（2）1984～1991年，我国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组建，财务公司、投资基金以及信托投资公司开始出现，金融市场从无到有。1981年，国家出现赤字，我国决定利用发行国库券的方式来筹集发展资金，江浙等省市开始出现“地下钱庄”。为推动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人民银行发行“三票一卡”，由此中国开始了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在内的票据市场。1983年部分国有银行开始推行国家债券。1985年,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体改委指出该年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于建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从此，多层次票据市场的启动，市场化资金配置机制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6年交通银行重新开放。期间，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各地农信社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1987年，第一家深圳发展银行开始营业，由企业独立发起的第一家中信实业银行出现。1979年，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从此信托公司便开始如雨后春笋成立。1981年，第一家租赁公司，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1987年财务公司也相继出现，中国投资基金市场开始拉开序幕。（3）1991～1993年，以市场经济运行为核心的资本市场，被正式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随着国-145-际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政府意识到需要通过债券转股权的方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形成约束力。1990年我国出现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正式挂牌，次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宣告成立。1992年STAQ系统正式启动，自此国债交易得以有组织、跨地区的运行，国债回购业务试点。1992年，中国证监会、国务院证券委在政府的批准下相继成立。（4）1994～2001年，治理整顿和全面配套改革。在改革开放10多年中，中国金融改革的开展如火如荼，有效的推动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也随之而来，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对金融业及时进行反思、修正和创新成为必要。随着金融体系初见雏形，政府意识到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与之匹配。1994年，中国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立法，《保险法》、《票据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标示着中国的金融发展进入了法治轨道。同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行，将之前的官方汇率、黑市汇率和调剂汇率并轨。国务院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国开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5）2001年以来，历史性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力大幅增强，金融改革不仅仅是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诉求，也是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要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必须朝着国际化，朝着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方向进行。次年我国开放QFII,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中国证券市场。2003年，为分离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机构监管职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国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制度最终确立。2004年起，我国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行注资的―再资本化‖。2005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依次上市。新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行使对得到注资的国有控股银行的所有权职能。我国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渠道越来越多，例如公开发行、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及股票增发等。2007年，我国正式启动QDII，从此，我国投资者可对境外证券市场直接投资。

2改革在地方层面的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沿边开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必不可少的部分。地理位置上，广西沿海、沿江、沿边，位于华南、西南及东盟经济圈的集结处，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接壤的省份，是我国东、西、中地区的交汇点，也是西南片区最便利的出海口，更是西部与港澳粤接壤的要道。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坐拥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10.7亿人口，成为我国华南、中南、西南与东盟各国相连接的最重要的枢纽。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次年5月，在亚信峰会上，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广西作为唯一一个既参与―一路‖又参与―一带‖的省份，国家赋予广西拥有经济发展得天独厚优势：（1）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得到的快速发展，GDP年均涨幅达到10%，为广西这样的沿边省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2）2014年9月广西高铁正式开通，年底由广西机场集团组建的北部湾航空正式运营，为客流物流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支持。（3）2014年中国、泰国主导的克拉运河的开通，将为广西带来更多的物流和货运量。但是，广西的一些劣势也对沿边金融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断的东盟国家间的冲突，例如越南2010年否定与中国共建高铁，改为和日本进行合作。在此之后，我国高铁计划的方向转为更多的与中南半岛国家合作，广西的陆路优势受阻。2015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向广西代表团指出，广西应当发挥自己面向东盟且海陆相邻的区位优势，构建国际性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丝之路的有机衔接。从改革开放起，对金融改革的探讨就从未停歇，但是对沿边金融的研究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探讨如何改善沿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构建灵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展金融开放合作模式，打造金融生态安全区，开展沿边金融机构及工具的创新，以及健全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为广西的金融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丰富沿边金融的理论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蓄势待发，但前途未卜。学术界总结了他国金融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广西作为中国欠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和金融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受限于地方金融的创新有限，金融发展始终未能有质的飞跃，这种现状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广西—东盟经济金融合作。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在沿边加强产业合作、贸易投资、科技文化交流，利用金融改革的方式，找到广西经济增长的突破点。这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扩大我国政治、经济的对外影响，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设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为我国的沿边金融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对促进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良好发展提供保障，对我国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提供载体，有利于形成中国—东盟双边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促进西东中部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3广西金融改革的政策策略

广西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推进路径进行规划，需要科学地把握新常态下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既要顺应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脉络，也应当针对广西的发展现状做出符合现阶段特征的要求，抓住广西作为区域性、桥头堡的发力点，继续深入的探索经济增长潜力。笔者认为，广西金融改革与发展应该按照如下思路逐一进行。首先，必须坚持金融服务是服务于实体产业的重要观点。在―双核驱动‖和―三区统筹‖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重要契机，建设创新性的对外开放体系。抓住力推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跨境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把-146-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金融开放合作。建议通过向中央政府申请地方特色的金融优惠的方式，继续加大力度引金入桂，吸引外资并盘活广西的现有金融资源实现金融增量的提升。建议可以在金融改革试验区内大力引进优秀的金融机构，提升广西现有的金融机构活力。建议积极推动广西地方性担保机构、金融租赁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构建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议通过多平台的一体化建设提高广西的金融统筹效率。建议以大数据为支撑，建立银行联合授信平台、东盟保险服务平台、中国—东盟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等。建议以广西是农业大省为基本立足点，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以―普惠‖为目的，积极迎合小微企业和社会公众对享受金融服务的热切期盼和现实需求，抓住农村金融创新发展面临的新契机，创新农村信贷产品，扩展普惠金融新渠道，例如建议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实现普惠金融广覆盖、可持续。建议对农户进行联贷政策，同时积极探索联合性的农户可抵押资产，建立农户信用档案，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建设。对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体系和抵押融资体系进行建设，组建村镇银行，改革农业保险制度，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另外，金融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监管的作用，只有在政策允许的合理的范围内进行金融发展才能实现高效率。因此建议健全地方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法规，加强金融监督的执行力，在实现发展的同时提升我区的金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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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范文篇3

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葛利、肖和帕特里克等人对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根据爱德华．肖的解释，金融深化是指“解除对实际利息率的限制，从而使其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①20世纪70和80年代，卡普（Kapur，1976）、加尔比斯（Galbis，1977）、马西森（Mathieson，1980）、弗赖伊（Fry，1980）等人先后建立了一些认证严密、实证性较强的金融抑制模式，从动态、实证的角度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突破了70年代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多角度、多层面扩展了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提高后，低风险借款人和低风险项目会退出信贷市场，高风险借款人和高风险项目充斥，造成银行贷款项目质量下降和总体贷款风险上升，不利于银行部门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金融深化论最早的“实验地”即拉美的南锥体三国，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高，财政赤字严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大，金融管制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摆脱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金融改革：放松对利率管制，允许利率自由决定；降低存款资金准备金率；放松外汇管制；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等。与拉美情况不同，金融改革在东亚是渐进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东亚各国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抑制，随后韩国、泰国各国开始了渐进式金融改革。金融改革逐步推进为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人均GNP快速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均得到增长，“东亚奇迹”也因此享有盛名。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各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加深。当经济长期发展积累的问题被意识到，资本外逃再加上投机资本的影响，使得这些国家货币快速大幅贬值，最终还演化成为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东亚国家并未出现南美那样的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仍然出现了类似南美国家的银行信用危机、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跌等现象，即使用麦金农的“最优次序”也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

三、我国金融改革现状

1.金融改革成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改革加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市场主体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金融的深化程度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即总金融资产对国民财富之比，1978年我国FIR为0.88，2006年FIR达到3.13，是1978年的3.5倍；二是金融资产的构成情况，经济越发达，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就越高。

2.金融抑制表现

①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货币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参与主体少，并且存在市场分割，资金配置效率低。货币市场发育不良影响了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仍然由政府主导，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

②银行业垄断程度仍然相当高。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业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但实质上，国有独资银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银行业面临很高壁垒，城市和农村金融分割现象严重。

③资本市场存在着缺陷。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对股票市场行政干预过多，资本市场主要偏袒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设置了诸多障碍，并且资本市场投资现象十分严重。

四、我国金融改革方向探讨

1.稳步推进利率自由化。金融深化论者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核心是利率自由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自由化快速推进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谨慎其事，控制好节奏：首先考虑整顿现有不合理利率结构；然后建立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导向的弹性利率体制；最后在法规完善、制约机制强化的前提下实现利率市场化。

2.促进金融组织多元化发展，增强金融活力。完善银行经营机制，稳步发展城乡合作银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合理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大力改革证券市场，扫除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的诸多不合理限制，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3.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完善金融监管。金融体系改革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作保证，因此，政府应努力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为金融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4.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投资效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规范企业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收益，促进金融深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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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金融出版社，1991，P531.

金融改革范文篇4

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不良贷款数字远远大于“一逾二呆”。[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五、如何消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5.1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让许多金融负责人感到头痛。有些人试图尽快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它们提出了四个途径：

(1)从商业银行本身的利润中提取坏帐准备金。

(2)由财政注入资金；

(3)上市；

(4)增发货币。

首先，能不能靠银行本身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大部分都是要求商业银行准备专项损失准备金，逐步打消坏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2年1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1年实现利润266亿元。显然，这是最近几年内最好的成绩。可是，就是把这些利润全部投入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还不到不良贷款的1%。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率太低，使得它们缺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倘若要求四大商业银行靠自己的利润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不知道要多少年。中国对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规定和呆帐核销制度过于严格，应当逐步修改。有关银行所得税的一些规定也应当调整。

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目前的财政状况，由于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要增加发行国债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三，在世界上有许多银行或者金融集团都上市了，可是他们的案例却很难照搬到中国来。外国的上市银行不少，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高有低，但有这些上市银行都有通过坏账拨备等方式自行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内部治理结构尚未理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条件尚未成熟。

最后，如果试图开动印钞机，多发行货币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这纯粹是“饮鸠止渴”。在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国家试过了这个办法，没有一个不失败的。

例如，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央银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在1946~1947年期间，大陆的金融状况不错。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吃了败仗。要求扩编100个师。没有钱，就印钞票。中央银行官员指出，再印下去，金融体系就要完蛋了。老蒋不予理睬。在他看来，反正是完蛋，还不如赌一把。如果打胜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在征兵的时候，马上就有钱发，似乎问题解决得很容易。但是，人们马上就发现，手中的钞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位数。以前买一头牛的钱只能买一个烧饼。金融体系的混乱使得国民党的后院马上就起了火，民心丧尽。国民党在大陆滥发货币，颠覆了自己，唯一的好处是当时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也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在蒋经国还算有先见之明，他在台湾保留了不同的币制系统，切断了恶性通货膨胀蔓延的途径。

5.2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不是不可治愈的癌症？未必如此。

对付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时间。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不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绝对不能急于求成。其实，只要操作稳健，国有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并不那么可怕。解决不良贷款的关键在于：

(1)千方百计制止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趋势，不让不良贷款继续增加，

(2)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3)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

通过银行制度创新来减缓不良贷款的冲击，通过经济增长来消灭不良贷款。

举个例子，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那么在5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

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帐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经过5年以后，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为72%；十年以后降低为47%。尽管不良贷款的帐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将逐步下降。

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这说明，只要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哪怕是不良贷款高达GDP的25%，也不要紧，过10年以后就好处理了。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在1985年，有些人强烈主张要深化改革，消除由于双轨制所带来的扭曲，放开价格。在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价格闯关”的计划。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闯关，市场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涨不已。通货膨胀率很快就超过了24%。最后不得不暂缓价格改革，把许多部门的价格重新控制起来。在当时看来，要放开价格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1994年，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日趋上升，市场机制逐步健全，计划内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少，政府控制的计划价格变得无足轻重了。不知不觉地价格就放开了。有的经济学家说，当初闯都不敢闯的价格关，结果，用不着闯，混过来了。

闯价格关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宏观经济上，稳定的宏观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有些在当前很难处理的事情，只要经济持续发展，水到渠成，过些时候就好办了。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上，不用着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银行上市捞笔钱就能解决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一动不如一静。

5.3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对于银行的稳健运行来说，资本充足率确实非常重要。要增加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增加分子或者减少分母。增加分子就是注入资金。当然，如果能够注入资本，应当尽量注入。不过，如果一时有困难的话，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减少分母同样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减少分母就是逐步降低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目前中央银行决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小城市中撤出来，将业务集中到中心城市。收缩战线必然可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人质疑这一决策，认为减少国有银行在中小城市的金融业务会破坏这些地区的融资渠道。如果单纯减少国有银行的业务自然会造成融资“真空”。但是，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压到四大国有银行头上呢？如果能够尽快对内开放金融领域，那么新生的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必然会补充上四大国有银行撤出后留下来的金融空间。从金融运行机制上来讲，民营银行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必将更好地为中小城市中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因此，开放民营金融不仅对于打通民间融资渠道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素质，改善资本充足率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入世以后，外资银行正逐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到2002年3月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已经有400多家，其中200多家已经开始营业。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只占有市场份额的2%，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估计，10年或者15年之后，外资银行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上升到30%左右。外资银行肯定会把相当多的优质客户拉过去。这样一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量还会下降。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没有减少，那么，其资本充足率自然会上升。

综上所述，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然比较低，但是，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这一比例将出现上升趋势，用不着为此过于担心。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的挑战

6.1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无须证明的公理：竞争出效率。换句话说，垄断越强的领域竞争力越差。若问当前中国哪一个领域的垄断性最强？毫无疑问，金融业。自经济改革以来，从农业开始，服务业、轻工业、制造业，直到通讯业，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垄断局面先后被打破了，唯独金融领域的垄断局面保留至今。金融领域是经济改革中最后一个堡垒。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难。若不然，这块硬骨头也不会留到今天。如果说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仗，那么，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决定性的一仗。打完了这一仗，自然还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垄断领域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不良贷款持续上升，银行系统的问题层出不穷？为什么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债转股也好，资产管理公司也好，还有当前的银行上市等等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体制失误的要害就是在金融领域中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垄断地位使得国有银行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动力。没有遭遇挑战就必然趋于保守。很清楚，由于垄断，谁家缺钱也少不了银行的钱。既然国有银行的日子还混得下去，就很难指望它们会积极变革。如果没有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光靠上级发几个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体制上的失误。无论换哪个来主持金融改革，只要维持旧体制就别想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趋势。只要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维持一天，这个困境就会继续存在一天。

6.2WTO的贡献

WTO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垄断。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之后，国有银行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过去的垄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吴敬琏在2002年3月“中国产经新闻”举办的“加入WTO我国企业新机遇研讨会”上说，“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但人都是有惰性的，有时会不愿意改。这是因为改革会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会有痛苦。加入WTO以后，有关协议和规则会对我们限定时间，不改就死定了”。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西方各国也有他们的比较优势，金融产业就是他们的强项。打开国门以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金融业就会遭遇完全不同的情景。在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怕过谁？可是，中国男篮敢向美国队叫号吗？客观差距放在这里，不能视而不见。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如果经济活动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出了毛病，四肢再强壮也没有用。

目前，我们在金融改革的步骤上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走上轨道之前，已经许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还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速度比原来许诺的还要快。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入世初期只会对金融市场作有限度开放，即在入世后3年内，容许外资设立合资证券行，不过，在中国入世短短数月，已准许外资设立合营证券行。近期花旗及东亚银行相继获发牌照，容许为内地企业及个人提供外币服务，显示中国开放金融业的幅度及审批速度较预期为快。

仔细一推敲，问题来了，不要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国有银行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允许外国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让中国人做？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早晚保不住，为什么非要等到外资银行进来冲击不可？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如何打破金融业的垄断局面？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之前，开放了民营经济。结果，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比重迅速超过了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那里的国有企业的状况也要比东北、西北的国有企业好得多。

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同一逻辑，在金融业采取类似的做法，在维持国有银行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开放民营银行？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金融业好比人体的心脏，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别的行业，可以放开手来改革。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7.2两种改革方案

加入WTO把我们的金融业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背水一战。放弃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对于国有银行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对于许多金融官员来说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变革。当前只有两条路：

第一，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组建一些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来挑战国有银行，逐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通过竞争提高国有银行的素质。在国内初步具备了竞争环境的情况下，再考虑对外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

第二，在继续维持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的情况下，修修补补。在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表到期之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总之，国有银行的垄断特权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们通过创建民营银行，主动来打破金融垄断，要不然等着外资银行进来，被动地打破垄断。

第一种办法是渐进式改革。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是马上动手，民营银行还只不过像刚出生的孩子，规模肯定很小。民营银行尚需若干年的成长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模很小的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国有银行有可能在竞争中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第二种办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上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既不用为外资银行的竞争而担忧，也不用为民营银行的挑战而烦恼。在这两、三年内，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是国有银行的一统江山，各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不会受到触动。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大家一团和气。尽管天天把金融改革挂在嘴上，由于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改多少算多少。反正只要不出大的金融弊案，就有可能平安无事。

实际上，拖延战术最终将导致非常激进的改革。拖延战术把中国的金融体制放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国有银行将突然面对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外资银行取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之后，将在我国的几个金融中心城市争夺优质客户，争夺人才。国有银行根本就不是那些强大的外资银行的对手。

这种开放程序的混乱只会带来两种结局：

第一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固然可能赢得表面的繁荣，但是距离国有银行土崩瓦解和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第二，在开放之后发现和外资银行差距太大，不得不自食其言，往回倒退，重新回到对外金融管制的老路上，从而在损伤信誉同时承受商业利益损失。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我们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拿足球队来打个比方，如果连输几年，大家就喊着要换教练，换个打法试试看。如果一个国有企业连亏几年，通常也要考虑换个厂长。为什么中国金融业就不一样呢？由于我们尚未开放金融领域，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制就非常稳健，更不意味着开放之后还能稳住局势。我们暂且不来追究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中累积下来多少金融风险，在表面的稳定下面隐含着多少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没有能够抓紧时机，迅速地改革金融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就是贻误战机，就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禁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热点。在2002年初的一次银行业研讨会上，许多人都明确表示改变银行体制的根本在于改革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多年来，银行尝试了各种改革，但结果并不理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正是产权没有得到改革等原因。

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在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可惜，这些都是一些穷国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这个事实是谁都难以否认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民营银行是迟早要办的事情。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在别的领域中可以这样作，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就不行呢？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日前表示，民营银行是我国未来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的主体。经叔平说，民营银行是未来间接融资主体。特别是类似民生银行这样以非国有股份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根本上解决了体制问题，实现了完全市场化运作，割断了体制内生成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壮大民营银行整体规模，不但会引起中国金融格局的变化而形成低风险高效率的良好局面，更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刘明康也说，目前，国内银行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机制。[23]

众所周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融资叫做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被称为间接融资。倘若要让民营银行成为间接融资的主体，那么就绝对不是按照目前的改革措施所能达成的目标。

改革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促进民营银行的诞生与发展。不改变当前的产权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也就很难摆脱当前的金融困境。要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绝对不是上市发行一些股票，招些小股东能办到的。允许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银行参股，将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和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恐怕比改革那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还要困难。

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非改不可，但是，这一改革需要外部竞争环境。在现有金融结构下，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终都会流于形式，走过场。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绝对不可能凭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在5年前曾经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澄清人们的思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浙江、福建、广东，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健全，那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也相当顺利。在东北、西北，由于民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低，市场竞争机制发育不够，那些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成果不显著。要真正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必须要开放民营银行。

银行就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为什么非要在所有制上作文章呢？所有制歧视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宪法的。如果说专业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之间有所区别的话，还有些道理。国有银行更适合完成配合国家财经政策的任务，执行专业银行的职责。民营银行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服务，适合于多变的市场竞争。究竟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哪一个更适合形势，要看哪种形式更有效率，更能够疏通金融渠道。当前特别是要看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据报道，在2002年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的金融供给不足情况有所加剧，致使“地下钱庄”频频抬头。[24]显然，目前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

开放民营银行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他们可以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民营银行的制度创新为国有银行提供一个对立面，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只有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讨论如何逐步实现对外开放金融的问题。

8.2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从目前(2002年4月)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一年多努力，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1)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

(2)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

(3)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

(4)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

首先，经过国内外几十多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完成。[25]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

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为开放民营银行做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自从2000年7月以来，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广泛进行了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使得民众已经逐步了解了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

第三，在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苏南、广东、西北、东北等五个试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个试点的背后都有相当强的研究力量。最关键的是学者们得到了共识。有这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监管和帮助，即使马上就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也不会给中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冲击。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关键问题，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试点的局面，翻不了船。

8.3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从各种文件和报道来看，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和加强金融监管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目前的做法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目前，强调以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暴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仍然是治表，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如果不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恐怕金融风险非但不能缓解，反而有可能累积起来，成为心腹大患。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要害就是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打破垄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局面。打破金融垄断的要害就是首先开放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通过公平的竞争，国有银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

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

有人质疑说，让民营银行诞生，难道他们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些外资银行吗？确实，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上拳击台实在是有些荒唐。当年，中央军在日本鬼子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有谁看得起八路军？当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怀疑，就凭八路军的那几支枪还不是去送死？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内部机制好，弱小也会变得强大。就象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样，只要民营银行的机制设计正确就一定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反倒是民营银行最容易适应环境，找到外资银行缺乏竞争力的空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将来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才会真正体会到创建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

开放民营银行的建议触动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回避。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同民营银行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同强大的外资银行同台竞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资银行竞争，却天天在防范民营银行，如果有人批评说你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如何解释？民营银行再怎么说也还是中资金融机构，按照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只要搞好“准入，监管，退出”三个法规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天下不会大乱。

8.4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密西根大学的Olson教授说，只有在一个国家遭受极大的冲击之后，才会真正实行改革。他说的“极大冲击”指的是外族入侵，政权更替。韩国的例子又一次验证了这个理论。目前韩国推进了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世界银行的专家颇有感慨地说，如果韩国不遭遇金融危机，恐怕这些改革措施仍然还停留在学者的论坛上。在韩国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高层金融官员关的关，撤的撤，下狱300多人，从而为金融改革扫清了道路。

无论如何，中国的金融体制早晚是要改革的，不改革，万一闯了大祸，最终遭殃的是无辜的老百姓。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避免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推进金融改革？拖字诀看来似乎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总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拖来拖去，就会贻误时机，拖垮我们的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而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充分研究和准备就贸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措施，很可能把金融改革引入歧途。

“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

[22]参见《中评网》，www.china-，钟伟主页。

[23]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月23日。

[24]参见《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2年1月。

金融改革范文篇5

第一，企业的债券中除了短期的债券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其余的大部分企业债券利率仍然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审批。

第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在管制范围内，银行不能自主制定。

第三，银行对再贷款的利率管理不彻底，市场化只实现了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央行对中长期的债券市场利率有着较大的掌控，从而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但对短期的债券利率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彻底，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约束。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在这期间，非市场化利率与市场化利率得以共存。

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利率市场化是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的有效途径之一就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虽然我国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来扶助这些小微企业，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融资困难仍然困扰着小微企业的发展，引起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成本高，使得小微企业贷款不易。虽然小微企业以高利率的承诺来得到银行贷款，但这些高利率带来的收益仍无法抵消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小微企业的结局就是得不到银行贷款，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小微企业的其他融资渠道也受到阻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小企业对于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使得许多投资人对小微型企业没有信心，融资困难就成为了必然。这时，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措施。利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商业银行可以对小微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定位，为企业提供银行可以承受风险的资金，同时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为小微企业开拓了其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

（二）利率市场化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利率的市场化对货币政策也有着较大的影响，目前的货币政策的工具是数量型与价格型。但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体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两个方面，而价格型的工具以利率为主。就目前现行的货币政策来看，央行更加侧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准备金率上调12次和下调1次，而利率却只上调了3次下调1次，两者对比可以发现价格型的货币政策不受重视。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作用。虽然在货币政策工具中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对货币的调控更加具有优势，但它的漏洞也是相对明显的，它将资金的正常供求关系打破，使得诸多企业的资金来源受到影响，融资相对困难，使借助高利贷的现象频繁出现，小型企业的发展大受阻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几率大大增加。就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经济体制的核心还是在于价格，只有将价格型工具的使用放在首位，才能使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完善，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之一

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第一，就目前来看，利率的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国外许多人民币的持有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投资渠道。所以，要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得人民币在国际化市场中有一个合理的计价和定位，为诸多的投资者提供一个标准，使人民币的国际化得以实现，同样使多样化的、以人民币为标准的金融产品扩展到世界各地。第二，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就必然要达到资本账户可控开放的目的。只有利率的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达到同步的发展，才能有效的减小以人民币计价资本交易的稳定性，使得国内国外的金融市场平稳的发展，减少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同时，商业银行的收益来源就是息差，也因此具有较差的抗风险能力。只有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商业银行才能打破这个经营格局，大力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改革经营体制，增加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是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一大助力。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一）市场化利率体系已具雏形

从目前建立的机制来看，首先，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货币政策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发展。另外，我国已经去除了存贷款的利率限制，利率的市场化在债券和货币市场都得到了实现。同时，央行实现了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和贷款利率的调控。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理财和企业、金融机构对财务管理中的利率重视得以提高，以便于调整资金的走向，这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另一个基础。

（二）金融市场体系趋于完善

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基础就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随着当前经济的发展，货币紧缩环境尤为突出，引起了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存款的激烈争夺，但由于存款利率受到限制，银行不能随意更改利率的高低来进行竞争客户，所以就激起了银行对理财产品的开发与完善，使得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完善。同时，在法律制度和规范上，关于金融方面的制度日益完善，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金融机构不断开发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完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

（三）金融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利率实现市场化提供了较好的环境。19世纪末，中行开设了九个分行，这是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分行的设立实现了银行分业监管，降低了死账坏账等账目问题的几率，提高了金融管理的质量，减少了面临风险的可能。另一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对存款的准备金率进行了改革，这些金融监管手段使得金融的管理不断加强，同时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

（四）宏观经济步入转型期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而且平稳，整体发展状况也处于良好的环境中，所以整个的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由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和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我国正处于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时期，因为我国具备两个条件，即经济结构处于调整阶段和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迅速而稳定。而又由于经济类型的差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型，同时这个转型又可以促进利率市场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利率市场化同步进行、相互推动。

四、利率进一步市场化的途径

从国际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改善利率浮动的制度和范围来减少对金融正常运行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为了完成利率的市场化可以扩大开放资本项目，主要从下面几点进行考虑。

其一，向市场化完成程度较高的国家学习，取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息。

其二，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与运用，减少企业融资困难等难题，完成债券和存贷的利率市场化。

其三，促进金融企业对金融工具的开发，实现金融工具在各类市场的运用。另外，利用非存贷金融工具与银行存贷款的相互竞争，取消存贷款的利率设置的限制。银行存贷款对着企业融资有着较大的影响，解决企业的融资困难的问题同时又避免对银行经营体系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是利率进一步完成市场化的核心所在。

第一，中长期债券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而短期的债券的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实现，所以要加大金融工具的开发力度、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选择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和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作为一个试点，实行利率市场化，找出缺陷和解决方案。

第三，健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使得商业银行可以合理定位风险，逐步发展。

第四，建立一些特殊的制度和机制，减少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

五、结语

金融改革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有关战略部署，坚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总思路，壮大地方金融实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全面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为全面推进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统筹发展，实现富民强国战略提供有力支撑。（二）基本原则。按照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市场主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发挥转型综改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发展，力争用较短时间建成与资源型经济转型相适应、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有序、运行规范、监管科学、功能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三）发展目标。综合考虑金融业现实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1.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超过10%，成为基础性和关键产业。力争到2020年，全国性金融机构和主要外资金融机构全部设立分支机构；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驻本地分支机构业务规模在本系统内排名不断前移；培育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较高品牌价值的地方金融机构，将股权交易中心建设成为以资本要素为特征的金融综合交易平台。将打造成为有较强影响力的金融活跃区域。金融机构布局更加合理，功能进一步完善。2.融资总量显著增长，金融市场进一步健全。货币市场交易量显著增加，交易品种不断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初步建成，证券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股票、债券市场份额占全国比重显著提高，区域股权市场交易规模继续扩大，创业和股权投资市场快速发展，资本规模大幅增加；保险市场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保障功能不断完善；金融中介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到2020年，力争形成业态丰富、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市场体系。3.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小微企业、“三农”、大学生创业、下岗再就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农村水利建设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城乡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金融服务产品和层次更加丰富，城市社区便民金融服务圈基本形成，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全覆盖。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所有群体。[1]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金融改革主要任务

（一）分类扶持各类机构。1.打造地方金融投资控股集团。以国信投资集团为基础，加快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资本为纽带，向国内外知名投资者开放股权，引进优质战略投资者，支持集团整体上市或推动控股法人公司单独上市，按照市场化方式，逐步整合保险、金融租赁等牌照，形成集信托、证券、融资担保、股权交易、产权交易、银行、期货、基金等各种要素于一体，有较强影响力的一流金融控股集团。2.做大做强城市商业银行。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刘彦海、文力、张维迎指出：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扩大业务和网点覆盖面，逐步成为深耕本地市场、经营稳健、服务领先的现代化商业银行。推动商业银行通过兼并、重组、收购等方式进入保险、基金、金融租赁、担保等领域，形成综合化经营优势，积极争取中票、短融、中债等债务性融资工具发行承销业务资格，向基金管理、资产管理等市场发展，做大做强同业、投行、金融市场、理财等业务，实现全牌照、多元化发展，转变经营方式，调整发展战略，充实资本规模，优化治理结构，加快上市进程，把商业银行打造成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股份制银行。支持本地银行巩固和夯实基础，加快创新发展，通过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加快风险处置。鼓励地方法人机构争取市场做市商资质，增强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2]3.大力发展农村中小银行。以股份制为方向，以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为目标，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农村商业银行组建步伐，到2016年6月底，全面完成高风险农信社改制工作，到2020年，县级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培育条件成熟的尧都农村商业银行上市。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并在乡镇设立分支机构。支持优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村镇银行。4.规范发展准金融机构。按照“控制总量、注重质量、合理布局、防范风险”的要求，提高准入门槛，完善制度设计，加强行业监管，促进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扶持大型融资性担保机构做大做强，鼓励中小融资性担保机构增资扩股，逐步形成省市县三级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加快再担保机构设立，发挥再担保机构提供增信和分担风险的功能。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拓展面向“三农”及小企业的融资服务。5.稳步发展新型金融业态。吸收、借鉴各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稳步发展互联网金融，与电商龙头企业密切合作，稳妥发展第三方支付、众筹基金、P2P和互联网理财等业务。支持中国煤炭交易中心开展煤炭现货交易，积极推动场外衍生品交易，拓宽交易品种，逐步建设成为区域能源交易现货和期货市场。推进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中心建设。推动各市设立城镇化私募基金和各类产业发展基金。6.积极发展地方保险机构。加快中煤财险增资扩股和网点布局，拓宽服务领域，打造全国保险品牌。加快成立人身保险法人机构。积极引进健康保险、养老保险、责任保险、汽车保险、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专业性保险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村镇保险公司，鼓励发展相互制、合作制、专业自保等新型保险企业组织形式。7.支持其他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强经营活力。做大做强期货公司，壮大现有财务公司，继续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组建财务公司，加快组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二）加大金融市场创新。1.稳步扩大社会融资总量。一是扩大信贷规模。加强与全国各银行机构总行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信贷投放主渠道作用，积极扩大信贷投放和资金配置。支持银行业机构通过跨业跨区银团（社团）贷款、票据市场运作、发行大额同业存单、绿色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信贷资金。综合利用再贴现、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放大放贷能力。二是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扩大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超短融及其他债务性融资工具发行规模。继续做好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发行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市场上市。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发挥上市公司再融资功能。出台专项改革措施，加快推动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造，为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条件。加快股权融资发展，丰富直接融资手段。三是推进险资进入。加强与国内大型保险机构的战略合作，拓展保险资金投资领域，鼓励保险资金投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非上市公司股权，参与企业战略重组。2.大力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按照管理科学、运作规范、功能健全、风险可控的原则，提升股权交易中心功能，近期目标是将其打造成为中小企业投融资平台，中远期目标是建成以资本要素为特征的金融综合交易平台，加快建立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双向“转板”机制，探索赴沪、深证券交易所延伸挂牌的路径。大力培育挂牌企业主体，发展壮大合格投资者队伍。创新交易品种，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私募债，逐步推出固定收益类、私募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新产品。3.加快发展期货交易市场。广泛开展期货市场宣传与培训，进一步提高企业对期货市场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充分发挥现货交易的优势，完善市场功能，加快发展期货交易。支持实体企业开展套期保值，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3]4.统筹规划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合理设计要素市场品种结构、数量规模和区域分布，促进要素交易市场规范有序发展。加快发展金融服务平台，用市场化手段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优质服务。依法处置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促进物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各类权益产品在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交易。加快推进股权、农村产权、集体林权、知识产权、碳排放权、土地交易、能源交易等要素平台建设。5.拓宽保险服务领域。一是探索设立再保险金融机构、小额保险公司。支持保险机构加快发展养老、医疗、疾病等商业保险，大力拓展企业年金业务。支持保险机构在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工作、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城镇职工大病保险承办工作。鼓励各级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开展养老、医疗保险经办服务。积极申报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鼓励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投资养老服务业。二是推动煤炭行业实行商业保险与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保险化配套改革试点，创新煤炭安全责任保险发展模式。探索建立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等地方性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加强对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与运用，切实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试点开展巨灾保险，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积极探索对地震、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农业旱灾等巨灾的保障模式。三是加快发展“三农”保险。积极开办棉花、马铃薯、育肥猪等国家政策性保险业务。大力发展政策性农村房屋保险。四是引导保险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农村水利等基础项目建设，参与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和国有大型企业、金融企业重组改制。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支持企业“走出去”。6.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新兴战略行业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创投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等。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推进民营银行试点。在民间资本活跃、有一定规模经济辐射效应的地区，试点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为民间资金借贷提供登记、合约公证、资产评估等服务，推动民间融资“阳光化”。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加强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工作，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和非法集资。（三）提升金融服务水平。1.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工业、特色食品工业等新兴产业融资。重点加大对推进煤炭科技创新和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的金融服务，推动煤炭革命。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支持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落实差别化的资金扶持政策。推动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新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4]2.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促进科技与金融相结合，通过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信托投资计划、保险资金直投等方式，拓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模式。引导创业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信用债券。支持成长型科技企业完善股权结构，通过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或“新三板”挂牌融资。围绕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供销企业，创新产业链融资，提供一揽子金融集成服务。支持科技创新城设立商业银行专业支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保险专营机构，吸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入驻，在科技创新城形成功能较为完善的金融集聚区。3.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在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实施中小微企业成长工程，落实金融扶持政策，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小巨人”企业。引导银行机构开展动产、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推行贷款保证保险服务，多举措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企业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业务。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信托、保险、租赁等产品。支持中小企业通过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发行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产权市场交易等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落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发挥各级政府性担保机构作用，创新担保方式，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需求。发展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小企业“走出去”。4.改善民生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差别化服务，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通过社区银行、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逐步建立贴近各类客户需求、灵活多样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理财产品，支持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创建“信合便利店”“农金服务站”，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金融流动服务车”，积极开展“两权抵押”（农村住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进一步向乡镇以下延伸金融服务，提高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开展“惠农卡+转账电话”村村通工程，让广大农民足不出村，在“家门口”享受刷卡消费、转账结算、资金汇划等便利的金融服务。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机制，发展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创业、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金融服务，扩大贫困学生助学贷款规模和覆盖范围。大力发展养老、健康、医疗保险，推进建筑施工、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公共安全等领域责任保险。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村庄整治的金融支持。5.提升金融信息化水平。加快发展新金融，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促进金融机构布局重心从物理性网点建设向信息化网点建设转变。发展现代支付体系，进一步提升以现代化支付系统为主体、各类区域性电子支付系统为补充的电子支付网络的支付清算能力，提高经济运行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水平，优化企业和居民支付环境。建立地方金融统计体系，为金融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统计监测数据。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将信息系统建设、金融业务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有机结合，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加强金融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增强竞争优势。[5]（四）深化金融开放与合作。1.加快引进金融机构。鼓励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本地增设分支机构。争取所有政策性银行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来本地设立机构。引进境外知名金融控股集团、主权财富基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来本地设立投资基金和分支机构。引进金融机构后台服务中心，建设功能完备的登记、托管、支付、结算、清算等系统，增强金融基础服务能力。2.深化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合作。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抓住发展机遇，解放思想，结合实际，找准比较优势，不断深化金融合作，加快“一带一路”金融招商。建立完善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山东等发达省（市）协同合作机制，积极开展机构、业务、市场、人才智力、风险防范处置等方面的深入合作。3.做好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供跨国并购贷款、股权融资服务，建立对外承包工程融资担保平台，综合运用跨境担保及出口信用保险等金融工具，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外债管理等领域外汇管理改革，扩大外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外债资金使用效率，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业务，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为企业提供信用保险、资信调查、商账追收、保单融资等综合服务。支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金融改革的保障措施

金融改革范文篇7

1.坚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银行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银行则是金融的心脏。中国的银行体系应当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信用合作社四个部分。

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主管机构，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应起到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及银行的银行这种核心作用。在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不仅继续履行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经理国库、支付清算、金融法制建设、调查统计等职责，还增加了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更重要的是应当强化其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进一步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根据国家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目标，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应量及信贷量，要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宏观调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通过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货币市场进行引导。还应注意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服务企业，其主要作用为充当金融中介，提高经济效益;帮助企业运营，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资金配置，降低金融风险;传导货币政策，支持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其服务的范围，分为全国、地区和社区三个层次。所有商业银行都应当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努力改造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在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线图”已经确定，那就是“实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完善公司治理、创造条件上市”。尽管这一“路线图”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细化，但应当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尽快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力争在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时能立于不败之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也应参照这一“路线图”，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上市融资。

全国性商业银行应当有很强的资金实力、良好的法人治理制度及严密的内部管理，中国目前只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极少数城市商业银行符合这一要求。目前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希望扩大服务范围，应当慎重对待。建议银监会制定准许商业银行全国经营的条件，并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都应当成为地区性商业银行，主要在本市或本省范围内经营。

试点建立并稳步发展社区银行。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s）是基于社区范围内经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及各种小型经济组织）的共同利益诉求而依法设立的小型金融机构，它以盈利为目的，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自主经营，为社区居民及经济组织提供主要基于当地经济活动的金融服务并负有社区发展责任。社区银行虽然资产规模不大（5亿～10亿元人民币），但由于它主要是为社区服务，对社区内的情况比较了解，能较好地把握风险，借款者的失信成本也较高，而且由于其历史包袱比较轻，有可能采取比较灵活的机制。据了解，美国有6000多家社区银行，其平均资产规模为1.1亿美元，其存款业务占市场总量的20%左右。建议尽快启动兴办社区银行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按照“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的精神，城市商业银行应当允许民间资金进入，社区银行甚至可以考虑以民间资金为主。

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应当按照进一步发挥各自功能的方向深化改革，提高支持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发展的效能。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防范各类风险;另一方面则应当研究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及工具，防止过度商业化。

继续推进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到2005年底，中国还有60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和27000余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其中有不少已经失去了合作的性质，而且由于所有者缺位、体制不健全、管理不善、政策不到位等原因，历史上形成了大量不良的贷款和亏损挂账。为此从2003年开始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革，国家给予适当政策支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其产权结构可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三种方式，但由于存在问题较多，积重难返，要真正完成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需较长时间。

2.发展多种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宽直接投资渠道

2005年1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5月末突破13万亿元;12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41050.99亿元。造成储蓄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直接投资渠道过窄，中国股市市值仅约占GDP的20%，还有不少非流通股，债券余额仅约占GDP的30%，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期货市场只有商品期货，而且品种很少;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保险市场也还欠发育。为此需要发展多种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并在它们之间建立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适应不同投资者的偏好，努力拓宽直接投资的渠道。

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正在顺利推进，截至2006年1月9日，沪深两市已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434家，占1350家应改革A股上市公司的32%，对应占市值比为37%，预计到2006年底可以基本完成此项改革。

股市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不断有资金及信息交换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其相对的稳定。社保及保险资金的入市、QFII的实行及允许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必将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但是股市治本之策还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根据笔者的分析，在中国目前上市公司中，只有大约400家（约占30%）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可以向投资者提供合理的回报，其余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较低，有近300家（约占20%）上市公司基本没有投资价值。例如根据2005年第3季度还在交易的1353家沪深上市公司提交的报告，有36家净资产小于0，调整后净资产有62家小于0，净利润小于0的有235家，分别占2.66%、4.58%和17.37%。为此应当努力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盈利能力，同时应当建立并健全退市制度，通过摘牌、协议、购并等方式使基本没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退出股市，并允许有较高投资价值的企业上市，逐步形成中国股市的“蓝筹”股。还要建立做空机制，允许信用交易、融资融券、买空卖空。此外，还应稳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可先从股指期货开始。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规范并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分割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前者规模要比后者庞大得多。2004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26548亿元（其中国债4413.9亿元、中央银行票据17037.3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商业银行次级债券748.8亿元），累计成交13.3万亿元（其中现券成交2.5万亿元，债券回购成交9.3万亿元）。2004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债券总额为4.6万亿元，而交易所债券市场2004年底的国债托管市值仅为4388.4亿元，未到期国债回购量为1081.66亿元。

企业债券（corporatebonds）是企业的主要融资工具之一，其发行成本通常比股票低。中国目前企业债券很不发达，近年来每年的发行量都低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批掌握的额度，2004年的发行量仅为327亿元。今后应进一步规范企业债券的发行、付息及赎回制度，扩大发行量。企业债券的发行应当用企业的资产及未来的收益为担保，由证监会负责核准;其利息可根据企业的信誉在基准利率上下一定幅度内确定，并应当每年定时付息;企业应建立偿债基金（sinkingfund），每年略微溢价并随机地赎回一定比例（通常为3%～5%）的债券;证监会应对每一企业债券指定受托人，代表债券购买者监督企业偿债，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近年来中国已有个别企业少量发行可转换债券，应当总结经验，逐步扩大。

滚动发行短期国债。目前中国的国债都是中长期的固定利率国库券，其缺点是流动性差，不利于吸收短期闲散资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于2005年12月16日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实行国债余额管理的意见。这意味着自2006年起，中国将参照国际通行做法，采取国债余额管理方式管理国债发行活动，以科学管理国债规模，有效防范财政风险。从国债总量管理转为余额管理，将有利于改善中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为滚动发行短期国债创造条件。笔者于1999年就曾建议发行3月期和6月期的短期国库券，采用贴现方式计息。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柜台，以定期滚动的方式向大型金融机构批发性地竞价拍卖。由于在实际操作上是周期性地以新债抵旧债，因而能达到动态反映并及时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效果。而通过竞价收购也可形成加权平均的市场成交价格，即短期国库券的利率。这种公认的无风险利率可以作为金融市场的利率基准，有助于实现金融市场的规范化。

3.适时调整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自由兑换是指任何一个本国货币持有者都可以按照市场汇率自由地把该货币兑换成任何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及国际贸易的增长，为了适应经济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理应将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中国已于1996年12月1日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所要求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这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今后还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国情和国力，深入研究，循序渐进。

由于中国目前金融体制和外贸体制都还处于改革过程中，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还未成熟。当前还需要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笔者在1999年曾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基本上钉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汇率制，这对稳定和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是有利的，特别是在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就能保持坚挺。但是这种汇率制度的缺点是会缩小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并增大调控成本，同时也使得人民币的强弱过分依赖美国的经济表现。建议适时地将中国的汇率制度改为对美元、欧元与日元的加权联系汇率制，其权重可根据美国、欧洲及日本的经济表现进行调整，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可兑换。这一设想可以称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三步走”战略。

笔者当时建议可以考虑如下放开的顺序:（1）应放松由商品和劳务贸易引起的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如贸易信贷、非居民汇回资产、投资收入和受雇本国企业所得的补助;（2）放松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先放资本流入，后松资本流出;（3）逐步放松对短期资本的流动限制;（4）信贷管理方面，放松国有金融机构与非居民之间的信贷交易，再逐步允许非金融机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5）资本市场上，先放债市、再放股市，即A、B股合并，但非居民须申报购股数量;（6）货币市场上限制居民之间的本外币交易，引导非居民购买国债;（7）外汇市场扩大交易主体，由指定银行扩展到大企业、居民，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自2005年7月21日实施“参考一篮子”制度以来，人民币略有升值。笔者认为，要使这一加权联系汇率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调整中国目前外贸、外资及外债的结算币种结构，改变目前美元权重过大的状况，合理地确定“篮子”内的币种及相应的权重;还应实行“汇率目标区管理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设定“软硬兼顾”、有一定宽度、可随时调整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当市场汇率达到目标区上下边界时，中央银行可通过在外汇公开市场买卖相应币种的外汇来影响该种货币对人民币的比价，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量。

应当认真关注近几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超正常增长，建议采取“严把入口，略松出口”的方针。一方面要防止大量违规外资的流入，造成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减弱国家对基础货币的控制。为此要加强进出口核销监督，防止资本项目作为贸易收支结汇，以及利用远期信用证变相融资。同时还要加强中外合资及合作的合同管理，严禁对外方实行固定回报率、固定汇率或提前将其产权变现回收。此外还要注意控制各种隐形外债，特别是要防止境外中资机构在境外举债后以外资的形式投入境内。另一方面则应适当放松外汇的流出，进一步放宽企业持有外汇的限额，最终取消强制结售汇制;进一步放宽外汇银行的额度，最终取消对外汇银行的外汇头寸管理;逐步放宽资金流出的限制，鼓励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逐步放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海外金融市场的投资。

近年来中国资本账户也正在逐步放开，在约60个二级资本账户中，有将近一半已基本放开。总的原则应当是，只有在管得住的情况下才可放开，为此要根据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及国内有关部门管理的能力，大体上确定其余二级资本账户放开的步骤和时间表。

4.加强对金融业的综合监管，强化国际合作

金融业的监管是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有机统一。首先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机制，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其次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外部约束，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动向，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订和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制定相应对策来减少外部动荡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冲击

明确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和公正，鼓励并保护正当有序的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既是市场的建立者及监管者，又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往往会影响监管的公正性及效能。为此政府应鼓励国有企业通过制度建设、加强管理、技术改造、面向市场等手段，切实提高经营绩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要严格防止国有企业违规炒作股票和期货，或通过关联交易虚增资产后向银行抵押贷款，甚至将贷款高息转贷给其他企业，以致损害市场公平并增加金融风险。

从信息披露入手。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应当从信息披露入手，再经分析、公布到处置。监管机构应当对市场信息披露的范围、指标、深度及频率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且予以公布。在知情权平等的原则下，所有应当披露的市场有关信息应该能够在相关的媒体或网络上自由地被检索和查阅。披露信息的单位应当对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负责，并接受监管部门、行业自律机构和群众的监督。

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就可以由专业人员对信息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既可以明确各种金融市场工具的现状及走向，为市场主体提供参考，还可以发现矛盾或虚假的信息，为监管部门提供追查的线索。监管部门在发现可疑线索后，经过分析与查证，应当及时认定其性质与严重程度，并确定处置措施（如警告、谴责、暂停营业、取消资格等），迅速予以公布，以尽量减少损失。情节甚轻的也可由行业联合会等自律性机构进行处罚。此外还应当建立共同诉讼制度，允许受害人依法向责任人索取赔偿。

监管机构应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统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统和覆盖面广、有效的实时监控系统;还应当处理好加强金融监管和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鼓励探索金融制度及金融产品的创新。

稳步推进混业经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较快。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GS法案规定分业经营以后，到80年代开始逐渐实现混业经营，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也逐渐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国外的混业经营一般有金融控股公司或者是全能银行这两种模式，这是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笔者认为，混业经营有利于资金的流动及合理使用，有助于发挥各类金融机构及市场之间的协同作用，更有助于对金融风险进行系统监管，因此应当成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最终的一个目标。但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完全具备实现混业经营的条件，故应先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中央银行、财政部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并积极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及全能银行的试点，稳步推进混业经营。

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国际间金融合作的重点是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猖獗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已达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市场上的投机资本（热钱）至少有7.2万亿美元，而金融投机者无时不在窥测方向，制造风波，追逐高额利润。因此国外一些主张金融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也开始认为对其进行适当的监控与管制是必要的。为了适应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需要，要研究如何通过建立申报制度对大额的外汇和股票交易（特别是期货交易）进行监控，对大量外资的流入和流出要有报备和通报制度，并对数量巨大的金融衍生物交易要实名交易并收取较高的保证金。此外，还应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金融通，以应付临时的流动性危机，并对国际投机资本容易钻空子的薄弱环节进行设限。

金融改革范文篇8

小额贷款（MicroCredit）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广大工商个体户、小作坊、小业主。贷款的金额一般为20万元以下，1000元以上。小额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对于小微企业，它规模小，经营不稳定，却是吸收就业的主要群体，长期以来在主流之外艰难生长。国有四大银行高高在上，小银行基础薄弱，贷款公司困难重重，如何解决好小额贷款问题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本论文主要分为（1）提出为什么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贷款困难问题；（2）小额贷款困难是如何引起的；（3）如何解决小额贷款难的问题；（4）解决小额贷款对我国的影响；（5）关于温州进行金融改革目前状况，最后得出结论。

1.为什么小微型企业贷款比较困难原因及其分析？

1.1小额贷款困难的原因

1.1.1贷款金额少；

1.1.2信用低风险大；

1.1.3不能给银行增加相关收益；（主要是开户完成一定的指标）

1.1.4微型企业或个体户货贷款认识不够。

1.2小额贷款困难的原因及其分析

1.2.1小微型企业的规模比较小，资本比较少，需求的资金也少，因此贷款金额自然也少。

1.2.2信用低，贷款风险大，由于微小型企业个人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不稳定，管理制度不完善，没有雄厚的资本作保障，破产的概率比较大，银行随时面临贷款收不回的风险，对于银行来说，管控风险也是首要任务，因此银行不大愿意贷款给这些小企业。

1.2.3不能给银行完成相关指标，一般微小型企业贷款就仅是贷款不像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以再贷款的同时在贷款行办理开户等业务，微小型不会附带其他开户业务，即时开户银行所得的收入也比较低，增加管理成本，对于银行来说并不赚钱。

1.2.4特别是对于农村小额贷款等个体工商户对贷款的认识不够，认为贷款就是放高利贷，不愿意贷款，即使贷款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贷款还上，对银行来说就是毛利了，办起业务还比较麻烦，因此很难形成规模并促进小额贷款的的发展。小额贷款的分析：为促进我国经济整体平稳发展，不能只依赖大型公司企业的健康良好发展，特别是在国外经济比较差出口严重受阻的时候，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大型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以来小型企业对其商品的销售，特别在中国，小型企业占了大多数，因此小型企业贷款呈现的特点是：贷款资金总体规模庞大，资金比较分散不集中，信用度低。因此贷不到款的微小企业只能从民间贷去高利率的资金，使民间贷款成为一种灰色地带，因此为促进微小型企业及个体户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规范微小型企业及个体户贷款问题，使小型贷款能在健康稳定的环境中走上正轨进入规范市场，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的解决方案。

2.解决小额贷款的方案及相关流程

2.1解决小额贷款的方案

2.1.1对于贷款资金少，国家可以再各地建立多个小额贷款公司，专门负责全国各地小规模贷款申请，可以自己到该公司网站上建立自己的账户，并提出申请的额度和申请日期，这个日期由小额贷款公司制定，可以在每月规定一个到两个日期作为统一申请日，便于进行管理，贷款发放日有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商量，通过这种方法将小额贷款汇聚成大额贷款，然后在制定日期向银行进行统一贷款。

2.1.2关于信用风险低的问题，小额贷款难免风险比较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寻求担保人或者实行低金额的保证金制度，或者二者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处理，，寻求担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信用风险等级向社区寻求担保或者乡镇委员会寻求担保，或者其他担保机构，所谓保证金就是在担保公司或者社区建立一个账户，在进行贷款时作为保证的不动金额，保证金账户资金的比例保证你贷款数目的大小。对于实在是没有保证金的微小型企业可以申请无抵押或者保证金贷款，主要是由该微小型企业所在社区进行保证核实信誉度确实很高，在进行资金贷款的发放。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国家给予一定的信誉支持，可以承担部分损失，这样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度就上去了，贷款也就有了保障，因此银行也会很愿意给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贷款。

2.1.3关于能否给银行带来相关的收益，由于前两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便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因为此时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已经具备大公司企业的贷款条件。

2.1.4关于贷款的认识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宣传的手段，针对对于贷款认识不够的的微小型企业或者个人，向他们发放相关资料，正确认识这种小额贷款和高利贷之间的差别，让他们知道小额贷款利率比高利贷的利率低很多，不用过度担心急着还，可以通过使用贷款资金获得更多的收益，让他们对贷款更了解。

2.2小额贷款的相关流程在整个贷款资金中，[1]首先是将小额贷款金额集中起来，每月规定一个统一的贷款日期，到期会将整个贷款金额提交给银行，这些闲散的小额贷款有着不同的贷款担保者，由小额贷款公司统一管理并记录下来。[2]经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统一协商制定一个发放贷款的管理办法和发放贷款的日期[3]将贷款按照个人个人所贷金额打到个人的账户发放个各个小额贷款者。整个流程图如图2：

3.关于规范小额贷款的好处及小额贷款公司的概况

3.1规范小额贷款的好处目前，小额贷款是很广泛且贷款自己量很庞大复杂的贷款。它来源广，贷款人的基数大，小额贷款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因此规范小额贷款很有必要，就目前的形势是迫在眉睫。在规范大额贷款的同时，使小额贷款步入正轨进入正常贷款市场具有以下的优势好处。

3.1.1能够充分发掘市场，促进资金的充分利用，使资金实现效用最大化，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市场的繁荣发展。

3.1.2增强资金的流动性，小额贷款资金总体巨大，分布范围广泛，能是资金充分利用到各行各业，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拉动内需很有好处，可以促进经济的良性稳定发展。

3.1.3规范了金融市场，完善了我国金融贷款体系。规范小额贷款便于国家进行统一管理，是复杂庞大的体系连成一个整体，在政策的实施方面可能更顺畅，也便于我国对庞杂的微小型个体工商户的大体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有效的遏制了民间贷款高利率的发生，减轻中小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经济负担。

金融改革范文篇9

（一）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措施的核心要素之一。众所周知丽水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验区域之一就是因为丽水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高。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丽水为了更好地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发挥则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自身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即在发展农村金融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农村服务金融水平进行提升。从而能够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全新的进展，并且能够有效的破解丽水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和缺陷。

（二）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

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是丽水发展农村金融的重要内容。由于丽水自身是经济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并且丽水同时也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市，这使得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成为促进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除此之外，打造惠民利民的金融工程还有助于解决丽水当地三农需求大并且融资难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大和普惠难等之前一直困扰丽水农村金融发展的难题与缺陷，从而促进丽水农村金融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二、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

（一）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

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是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基础和前提。众所周知在之前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体制与内容创新。并且通过多年来大量的细致工作，丽水能够更加合理的选择改革的切入点，这也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进行弄成就金融改革城市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

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相应的金融改革路径过程中丽水极其重视根据丽水的实际情况来对改革路径进行选择，从而使得丽水农村金融的整体平均增速达到了同比增长14.04％，这一增速高出了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5.72%。即通过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选择，丽水的经验可以让别的城市在借鉴的过程中也注重根据自身的世界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改革路径，最终促进农村金融改革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三）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

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是完善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丽水全市的行政村信用评价以及达到了全省的第3位，其整体水平已经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的5.12%。之所以能够在农村信用体系获得如此大的成果，与丽水注重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丽水通过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农业金融基础和农业信用基础，最终使得自身的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并且这一体系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成果经验并且开始推向全国，从而为其他城市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四）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

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对于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预的。丽水在自身的农村金融改革中不仅仅将金融是为单纯的经济组成部分，还将其视为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即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来完善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解决丽水农民跳低收入问题和农户脱贫问题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了丽水整体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建议

（一）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

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通过上文对于丽水经验的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只有坚持在政府和人民银行的主导下农村金融改革才能取得自身应有的成效并且将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扩展到全国，从而让更多的城市和区域的农村金融改革得到更好的借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有效配合则这些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的开展。

（二）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非常注重对自身的金融组织体系进行多元化的构建和发展，并且在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和扩大农村金融业务范围以及加强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有效解决资金供给不足、机构发展水平低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的瓶颈问题，构建多远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无疑是效果良好的建议和措施，并且这一措施在许多城市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三）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

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通过打造农村产业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的建立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机制和相应的农村损失财政补偿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是农村产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通过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还可以更好地使全国各地的农民安心的进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金融的服务成本和运营成本与此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具体效率和服务的针对性，在协调农村金融供需关系和借贷需求的同时，最终促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

（四）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

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丽水农村金融改革中重要的经济文件《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指出了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进行的重要支柱。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在借鉴丽水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即通过综合的运用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和担保等金融资源来对自身的结算体系进行持续的完善，从而为全国性的农村金融改革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柱。

四、结语

金融改革范文篇10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