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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4:43:52

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1

经济和体育就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上看，二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二者的密切度还不够，与社会主体市场的配合度还不高，但是相信只要不断研究分析，不断配合打磨，终将会推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体育经济发展体系。1.1体育与经济密不可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很高。社会生产率实现了充分的提高，平均生产力也得到高效的提升，而人们的观念态度也产生了相应的转变。人们的消费趋势逐渐由基本的生活需求转向更具有发展意义的消费，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与发展。而随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传统的体育模式也难以符合人们的要求了。因此，体育应该作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不断完善自身的结构体系，从而促使其社会实现良好的契合。想要体育和经济二者具有更为良好的联系，首先要做的就是树立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观念，将经济和体育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提炼出来，促使体育和经济二者能够共同实现更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和体育经济之间具有难以分割的关系，它们相互发展，相互促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体育经济也在寻求一种更为适合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发展。但是无论是什么发展之路都会具有一定的坎坷存在，一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影响体育经济实现良好的进步。国家的性质不同所适用的体育发展形式也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即便是再优秀的经济和体育形式也不会适用每一个国家。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走向建立健全适合自己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从而不断促使其具有更良性的发展，并为国家相应产业的进步贡献力量。而我国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后退，我们就要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和实际的国家情况，为促使自身发展定制一套完整的体育经济一体化的形式。1.2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建立完整的体育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具体举措主要从几个重要的关系入手：明确一些关系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传统和现代。实质上，人从产生开始就在不自觉的在运动了。人们在这方面不断经历，从而体育也就具有了相应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体育和经济之间具有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现代体育经济在传统形式基础之上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创新的同时，也具有我国古代传统的特色体现。其次，世界和中国。闭关锁国的社会在经历过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积极吸取外国先进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进行充分考虑，从而将更为适合自身发展的为我所用，切实的实现体育经济全球化。最后，经济体育内部。无论是哪种社会活动都是以人为核心展开的，如果离开了人这个主体，那么这项活动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在经济和体育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主要有三个主体关系起着重大的作用：人和人，人和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一旦天平有失偏颇，那么经济体育也会随着发生重大的变化。想要三种关系中都能够具有一个良好的平衡点，还需要我国进行不断的发展和摸索。

2促进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的措施

2.1体制创新，保证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运行。创新是促使社会不断进步的关键条件，体育和经济一体化只有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才能跟上我国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脚步，体育和经济一体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我国体育和经济一体化体系还没有实现系统的建设，体育和经济在社会大众看来还是两个部门，两个领域，这样的发展现实也致使体育和经济难以实现有效的共同进步。针对这一点我国近些年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但是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难以得到全面的解决。针对这个问题，我国应该有针对性的创新发展相应的体制体系，充分吸收一些先进的科学经验，根据我国当前发展实际，对于各项资源实现更为优化的配置，也使得体育和经济一体化的走向更为明确，以市场经济作为最终目标。2.2增强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环境的良好与否对于体育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部的政策支持和管理方式很大程度影响到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情况，因此，优化环境因素能够有效推动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第一，加大宣传的力度，正确引导大众对其的态度。宣传的方式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来实现，在宣传的过程中要根据大众理解的方式进行，并且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促使人们切实的意识到体育和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和自身而言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二，国家推出相应的政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国的政策导向对于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良好的，完整的政策体系会促使我国体育行业的走向更为健康。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的介入，一定程度上会促使相关的市场操作更加规范，国家的监督是非常强大的。2.3目标创新，增加一体化发展竞争力。我国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比较落后，对于很多人来说，体育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这对于实现更为深入的体育消费具有很大的阻碍。因此，应该有导向的促使体育竞赛和商务活动进行相应的联系，为人们拓宽眼界，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体育和经济之间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现状，应该不断创新我们对于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评判标准，从而促使其实现更为良好的，有效的长足发展。而参与评判的指标主要包括GDP指数、消费水平、生活结构等方面，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评价系统。评价系统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包括人们的消费趋势，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追求的发展模式，人们的健康情况等，从而针对这些客观的数据有指向的调整体育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4促进管理创新，增强一体化发展动力。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管理者占据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良好。因此，管理者自身所具有的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系统的管理模式，对于体育和经济一体化的良好运行能贡献出很大的力量。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相关管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素质才能更好的完成自身工作。其中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觉悟，多年管理经验，超强的创新能力等。其中还包含了当前现代化管理的相关文化意识，体育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相关管理的了解与运作机制等管理制度对相关人员的素质要求。

3结语

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成为了一个必然趋势，这从体育产业与市场经济共同基础上就可以看出。体育与经济的资源整合，是将体育作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形式，体育产业为了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的强化又为经济发展新模式提供了可能，因此体育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现阶段，对体育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全面探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玉冰.对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13(2).

[2]唐俊.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研究[J].科技风,2012(24).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2

关键词：欧共体竞争法；欧洲经济一体化；欧共体竞争法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建立了欧洲共同体，启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欧共体从筹建阶段开始，始终将竞争法的制定与实施作为一体化的重要活动内容。欧洲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欧共体竞争法，并使之不断充实和完善，成为整个共同体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部门，而欧共体竞争法对于经济一体化经济秩序的形成，共同市场的顺利运作，成员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欧共体竞争法与欧洲经济一体化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既是欧共体法制建设的一个重点，又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运行的一大特征。

一、欧共体竞争法是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从欧洲共同体开始，但是欧共体却将一体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欧共体建立之前，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经先后建立了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如1949年4月建立的南非——南罗得西亚关税同盟、1951年8月建立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自由贸易区等。它们往往采取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形式，集中解决彼此间贸易的关税和其他限制问题，因此，1948年临时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认可了缔约方之间采取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两种合作形式。欧共体的建立，突破了传统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它不仅体现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功能，而且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一个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实施(条约规定的)共同政策或活动，在整个共同体内促进经济活动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注重环境保护的持续与非膨胀性的增长、经济成效的高度聚合、高水准的就业与社会保护、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以及成员国间经济与社会的聚合与团结，”其合作范围更宽，联合的程度更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欧洲经济一体化从单一贸易领域合作提升到经济、贸易领域的全面合作，因此，它不能套用以往一体化组织的经验，必须在一体化组织机构的权限、内部经济与贸易法律制度、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等方面有所创新。同其他一体化组织一样，欧共体的体制、机制的确立，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而成员国的接受程度又往往受制于自身的经济体制、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等条件。六个国家虽然具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距例如，各国向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出口占本国总出口额比重就不一样，以1957年为例，比利时和卢森堡占46.1％；法国占25.1％；西德占29.2％；意大利占24.9％；荷兰占41.6％。同年，来自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占本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不同。他们虽然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彼此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1957年时意大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大落后于其它欧共体成员国，仅相当于其它成员国的一半左右。

(二)成员国内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不断加强西欧六国经过战后一段时间的恢复，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六国在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出口贸易和黄金外汇储备所占的比重有很大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私人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以法国和西德垄断财团为中心的西欧六国的一些私人垄断资本组织通过签订国际卡特尔协定，瓜分原料，分割市场，维持垄断价格，实行跨国界的经济调节和十预活动。与此同时，各国的生产和资本在加速集中，国家垄断也有很大的发展。在法国，国家直接掌握了全部燃料工业和铁路运输业，控制了1／3的汽车生产。意大利国营企业控制了全国电力生产的40％，天然气、煤、褐煤、硫磺开采量100％。

(三)调整市场经济的竞争立法差异较大六国在共同体成立之前都先后制定了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竞争法或反垄断法在立法的形式、调整的范围、规范的重点、承担的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国家重点限制托拉斯行为，有的国家的重点则放在限制卡特尔行为上。

上述的问题引起了筹建者的高度关注。1955年5月29、30日，六国外交部长在意大利的墨西拿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建立共同市场问题，其中就专门研究了在共同体内建立竞争机制的问题。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六国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共同市场，只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个矛盾体，它既有自由竞争的本质要求，又有不正当竞争的天然倾向。成员国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的差异，将导致成员国及其企业对共同体的经济、贸易政策采取不同的态度，甚至很可能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来获得利益，其后果必然是限制对自己不利的贸易，阻碍共同市场的建设；而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的经济结构显然与无国界限制的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相悖，与共同体的宗旨和体制不相一致；至于各国竞争法内容、程序上的差异，势必造成企业行为的不同标准，给企业的跨国合作造成困难，使共同市场内的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受到影响。因此，欧共体要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创设自由竞争环境的机制，把垄断的市场结构变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将各国分别的竞争保护变成统一的竞争保护，排除不正当竞争对统一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六国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决定将保护竞争的政策作为共同体政策的重要内容。

欧洲共同体成立时，《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设置专章规定竞争规则。受美国竞争法的影响，条约第85、86条(现改为第81、82条)从企业行为和公共组织行为两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重点在于禁止共同体内企业之间任何影响共同体内部贸易的以及妨碍、限制或破坏竞争的协定、决定或一切行动的措施(卡特尔)；禁止企业不正当地利用一种支配性地位和干扰成员国之间贸易的行为；禁止偏袒某些企业或产品和破坏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国家援助；禁止成员国发放或经由不论任何形式的国家财源给予的任何援助，优待某些企业或某些产品生产而扭曲或威胁扭曲竞争的行为等。欧共体竞争法涉及范围很广，几乎适用于成员国间合作的所有经济领域，不适用市场竞争规则的只有少数特殊经济部门，如农业和交通业。共同体条约关于保护内部自由竞争的规定，使共同市场内建立了一项独立于成员国的竞争法律制度。它协调了成员国之间在竞争立法方面存在的差异，统一了竞争的标准，形成了充满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保障了经济一体化按照既定的目标向前发展。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欧共体竞争法的发展

为了适应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共同体理事会和委员会根据条约的授权，先后就竞争法的内容、竞争法的管辖权限、竞争法适用的协调等问题多次进行修改，也颁布了一些新的条例，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我们以欧共体企业合并规则的制定为例，来阐释一体化是如何推动竞争法发展的。

欧共体内企业合并(或集中)规则，是欧共体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随后的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1951年签订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66条第5款曾规定，委员会如果发现已进行的企业集中(concentration)阻碍了有效的竞争，有权宣布该集中为非法，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罚款等。不过，这一条款规定得非常简单、笼统，实践中也很少有人援引这一条款。1957年签订的《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虽然规定了规范企业竞争行为的规则，但根本没有提及企业合并方面的规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和经济共同体条约是两个不同的条约。煤钢共同体条约是一个专门的规则性条约，它只涉及煤和钢两个部门，经济共同体条约则是建立一个区域集团组织的条约，一体化几乎囊括所有经济部门，而且它还授权有关组织机构进一步立法来贯彻其所确立的原则。毫无疑问，国家间通过一项调整特殊行业行为的规则要比建立一项综合制度容易的多。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阻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因为煤、钢、铁工业对于军国主义复活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的意义，尤其对企业合并实施控制更为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实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任务和目的需要经济实力的集中，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共同体工业的竞争力。实践中，企业合并也没有对共同体内的竞争带来威胁和阻碍，因此，共同体主要关注的还是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进入20世纪60年代，企业的合并逐渐发生并开始对共同体内的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一些成员国开始采取措施弥补法律上的空隙，在国内竞争法中写进对企业合并进行控制的内容，如德国于1973年第一个将企业合并控制写进了竞争法中。但在欧洲共同体的层面上，企业合并方面的立法进展则比较缓慢，只有委员会在1966年出台了一个《关于共同市场内集中问题的备忘录》(“MemorandumontheProblemsofConcentrationintheCommonMarket”)。委员会在备忘录中首先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6条可以用来规范共同体内的企业集中行为。欧洲法院在1972年的ContinentalCan一案的判决中，也确认了在某种条件下，一个企业具有支配地位时接受或与竞争者合并，达到足以阻碍竞争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滥用其支配性地位。实际上，《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6条的适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它不能对所有的合并都适用，只能对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合并发挥效力，而且委员会还必须调查其是否具有支配性地位。从另一方面讲，在一项合并中如果涉及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公司就可根据第86条的规定予以禁止，而在少数同等规模的公司之间合并就不违法，即使这些公司是百分之百的完全垄断，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推动合并规则出台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一)企业合并行为的迅速增加。促使共同体下定决心制定新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人员、资本、劳务自由流动的展开，共同体内企业之间的合并、合资大量发生。根据委员会的统计，1982～1983年有115家合并；1984～1985年有208家合并；1988～1989年有492家合并；1989～1990年有622家合并。而且，企业间的合并、合资开始影响共同市场内企业的正常竞争。

(二)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时间限制。迫使成员国做出妥协达成一致合并规则涉及各成员国的利益，甚至影响到成员国的现行经济政策，因而引起各国强烈的反应。委员会提交的草案中，关于合并的控制为什么从成员国层面转移到共同体的层次、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合并、在合并问题上成员国与共同体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引起了成员国之间的激烈争执。例如，英、德等主张，对集中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应仅限于竞争的标准，而法国等主张，还应考虑社会和产业政策问题；英、德还主张，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成员国法院应有管辖权，多数成员国则不同意，而是希望将所有具有共同体规模的集中案件，均由委员会专属管辖。由于分歧较大，委员会分别于1982、1984、1986年提出几个草案都无法达成一致。1986年2月，各成员国签订了《单一欧洲法令》，提出“共同体应采取措施。在不妨碍本条约其他规定的前提下，在一个至1992年12月31日届满的时期内，逐步地建成内部市场。内部市场由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构成，在此区域内，货物、人员、劳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得到本条约条款的保证。”单一欧洲法令的生效，使各成员国感到了压力，认识到企业合并规则对于内部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争议各国纷纷作出让步。1988年3月，委员会将“合并条例”的第五稿提交理事会，经过对委员会的草稿进行修改之后，理事会终于达成一致，于1989年11月通过了《合并控制条例》(《TheMergerControlRegulation》，即4064／89号条例)，并于1990年9月21日生效。1997年6月理事会又通过了1310／97号条例，对《合并控制条例》进行了重要修改。1998年3月1日，委员会了关于合并的通报、时间限制和听证的447／98号条例和6个解释性的通告。《合并控制条例》及其补充法律文件的生效和适用，使欧洲共同体内建立起一项重要的企业合并控制法律制度，补充了欧洲共同体竞争法的内容。

欧共体企业合并条例的产生过程充分说明经济一体化不仅在客观上需要欧共体竞争法，同时也是推动欧共体竞争法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没有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欧共体竞争法的完善是不可能的。

三、欧共体竞争法为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保障

欧洲经济一体化影响和促进欧共体竞争法的发展，反过来，欧共体竞争法也为一体化的顺利运行提供法律保障。欧共体竞争法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调成员国的竞争政策，建立统一竞争秩序如前所述，欧共体的成员国都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中反对不正当竞争法是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它们尽管立法形式各异，内容有所差别，但都在各自国家发挥着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制定了欧共体竞争法，在共同体内就形成了两种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体系，而且成员国的竞争法必须继续使用，共同体的竞争法也必须适用。这就给共同市场内竞争关系的调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协调两个法律制度的关系?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矛盾该如何解决?对此，共同体条约明确规定，共同体无权宣布成员国国内竞争法无效，但成员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执行共同体条约的规定。这实际上是要求成员国不能制定与共同体竞争法相悖的新的法规，而应执行和适用共同体竞争法。与此同时，共同体理事会根据条约的规定，通过二次立法，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就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共同体竞争法同成员国竞争法在适用过程中分工明确、范围有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维护共同市场内竞争秩序。此外，欧洲法院还通过判例确立了一项原则，明确两者在适用过程中发生冲突时，共同体竞争法优于成员国竞争法。

(二)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促进共同市场有序发展竞争法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经济领域限制竞争的行为，支持和保护自由竞争，并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间接地保护处于弱势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实施者，因此维护共同市场经济秩序，首要的是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欧共体竞争法禁止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并以组织、限制或妨碍共同市场内部竞争为目的企业间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议和联合一致的行为；禁止企业在共同市场或共同市场的重大部分上滥用其优势地位；同时，对国营企业、企业的合并的行为作出了具体规定。欧共体竞争法的制定与实施，打击了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支持了正当的竞争，为共同市场内的企业建立了一种行为规则，使它们有章可循，促进共同市场有序发展。

(三)禁止境外企业的不当竞争行为，创设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欧共体竞争法充分借鉴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经验，不仅调整成员国之问的竞争关系，也关注发生在共同体外的企业问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定与协议行动对共同体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竞争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共同体委员会早在1969年关于国际染料卡特尔案中就认为：“这项决定适用于所有参与有关行动的企业，不管它是建立在共同体之内还是建立在共同体之外。根据共同体条约第85条第l款的规定，凡是以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和以阻碍、限制或破坏共同市场内竞争为其日的或产生此项结果的一切企业间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定与联合行动，都将予以禁止，因为这与共同市场相抵触。条约规定的竞争规则因此适用于所有限制竞争，在共同体内产生第8l条第1款所规定的后果的行为，而不必考虑限制竞争的企业是否在共同体内具有活动中心。”欧洲法院在随后的判决中支持了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子公司自身具有法人地位这一事实，并不能用以排除由母公司决定其行为的可能性。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尽管子公司自身具有法人地位，但它并不能独立地决定其市场行为，而是基本上遵循母公司给它的指示。”欧共体竞争法不仅适用于子公司设在共同体内的外国企业，也适用于设在境外、没有在共同体内活动的外国企业。

此外，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欧洲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广泛的竞争法实施方面的国际合作。欧共体先后同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以缓和或避免竞争法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此外，欧共体还积极参加竞争法实施方面的多边合作，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这样，欧共体逐渐建立起竞争法实施的国际合作机制，减少或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关于执行竞争法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创设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3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2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4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5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6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7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8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1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12投资银行WarburgPincus&Co.的执行总裁Rajiv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13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16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17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19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20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22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23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24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25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27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见JohnThornhill：“FearsoverdevaluationsendRussianmarketsintodive”，Financial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9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见RobertJ.Samuelson：“GlobalCapitalism，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见RajivLall：“TamingCapitalFlows”，FarEasternEconomic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见StephenFidler：“Capitalcurbsseeninmorefavourablelight”，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见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见BobDavis：“IMFpledgesitsreadinesstoassistBrazil”，TheAsianWallStreet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见RobertChote：“WorldBanksoundsalarmoverriskyemergencyloan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20见PaulKrugman：“SavingAsia：it''''stimetoget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Bowley：“RussiancrisishitsGermanbank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见StefanWagstyl：“EasternEuropefeelsfalloutfromthecrisis”，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参见SheilaMcNulty：“Malaysia''''scapitalcontrolscreateinvestmentchallenge”，Financial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4

一、亚洲模式的禁锢

亚洲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洲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亚洲催生了一批新兴工业国，这种模式当中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出口导向，这是一个通过需求爆发的方式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另一个就是强政府，即使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也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其实这就给亚洲经济一体化带来了一个障碍。政府主导经济的目的是防止因为市场的盲目而带来无效率，市场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如果要推行一体化的话，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上的推行都将面临让政府度让出一部分权力，而这却与亚洲模式有着相违背的地方。权力的度让往往伴随着利益的减少，各国政府很难愿意牺牲这部分利益。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政府愿意度让出手中的一些权力，那么市场也不容易顺利的接手。亚洲各国经济与欧盟各国经济相比内在差异更大，也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有一头实力绝对强劲的领头羊。经济水平的参差不齐，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一个具体的发展方向是适合所有国家的。各国市场规范化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也不尽相同，统一难度实在非同小可。

二、小船堆积不成航母

一些支持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观点就是亚洲经济需要团抱在一起来抵御世界经济中的风风雨雨。但事实上如果以此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出发点，亚洲经济一体化就很难实现了，因为大家连在一起更多的不会是增强抵御风雨的能力，而如同小船连在一起成不了航母一样但会上演火烧连营的悲剧。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今天，大家应该能很清醒的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强各国之间的关联。亚洲各国虽然经济在这几十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结构仍不合理，经济市场也不稳定，金融市场管理较为落后，如果在此时间段激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么新经济体必定会有太多的薄弱点，一旦被击破将给亚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三、亚洲难以掌握主导权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5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过《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2]〔日〕通商白皮书.1995:290.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6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7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8

关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思考

优化发展论：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都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是资源得到更充分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地位的稳步上升。

一．发达国际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但是彼此互补性很大，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融合后，会导致两国需求大幅度增加，而供给在短时间内增加较少，随着经济的不断深化调整，需求增幅会放小，而供给增幅会放大，与此同时，价格的增速会由快到慢，最终趋于稳定，同时，两国的福利水平是不断增加的。

如图，两国经济一体化后，需求由D1移动到D2，供给由S1移动到S2,此时价格由P0上升到P1，接着随着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生产力逐步提高，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需求曲线又由D2增加到D3，但幅度减少，供给由S2增加到S3，幅度增大，此时，价格上升到P2，幅度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D与S趋于稳定，价格通胀率逐步减小直至稳定，社会总福利水平稳定提高。

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

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近，资源互补性也较相近，因此两国经济一体化后，会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会刺激需求的快速增加。需求与供给的同步性增长使价格基本上保持不变，同时，社会福利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且增长幅度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增长幅度。

如图，两国经济一体化后，需求会由D1增加到D2，供给由S1增加到S2，两者增加幅度相近，随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求不断提高，会由D2增加到D3，供给由S2增加到S3，在此过程中，价格增幅较小，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增加。

通过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得到一些结论：

1.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越大，价格线越高，即通胀率越高。

2.社会福利水平不仅来源于价格优势，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更取决于均衡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商品多样性的精神满足。

3.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社会福利水平增长越快。

4.随着两国资源的优化配置，新一轮的需求与供给是不断前进的，因此，经济是在持续波动中发展的。

经济一体化范文篇9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