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意义范文10篇

经济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井冈山；经济建设；土地革命

一、引言

2017年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90周年，中国已经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解答：第一、为什么能带领军民搞好经济建设，为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提供物质基础？第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思想对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哪些借鉴意义？通过查阅论文资料，到目前为止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者主要从党史、党建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考察分析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主要内容、表现特点及历史经验，但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以往的研究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成功实践的经济规律和发展逻辑研究不够多，没有深入而全面地揭示其经济思想本质理论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新的视角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建设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在革命时期，同志重点强调了利益关系问题，也即生产关系问题，把利益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1]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和更加深刻化。出现以上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腐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工人阶级等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资本积累的过程导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矛盾日益扩展和加深。这表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而砸烂腐朽的上层建筑，这就需要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变革。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一方面，人民群众从物质文化的需要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突出问题，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反映发展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行业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等方面，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还有不少发展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我国当前的改革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规律，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等任务的辩证发展关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主要有三个理由：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3]120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中心任务服务，和平时代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3]123这句话论述经济建设应为时代中心任务服务，而我们新时代的经济建设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3]125强调经济工作要和查田运动、改善工人群众生活、领导选举运动和检举运动、文化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要搞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三）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重视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1934年1月，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和贡献主要体现为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和外汇贡献。[4]358-361为什么重视农业生产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产品贡献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为红军和非农产业提供粮食和原料供给，为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提供重要原料来源。“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3]131市场贡献指农业作为非农产品的需求者，为非农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市场贡献。农业生产发展为进口药材、食盐、布料消费和红色区域手工业、工业恢复发展作出了市场贡献。资本贡献主要体现在土地税和粮食供给为军队给养、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发展作出了重大资本积累的贡献。外汇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一方面农业生产粮食、木材等农产品出口到白区创汇，另一面通过增加农业产出，来减少粮食等农产品的进口，粮食可以在内部调剂，确保粮食安全，减轻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带来的困难，并节省外汇。(四)土地革命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优先发展农业必须解决农民土地制度问题。土地制度是规范人对土地所有、占有关系和土地使用的制度。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土地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给另一部分所有。一般有四种形式：地租契约的改革、降低地租、土地有偿转让和土地无偿转让。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改革形式是土地无偿转让，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再分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地主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等形式来剥削农民。这种土地占有关系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从整体来看根据地土地所有结构，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中。”[3]68党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是“打土豪、分田地”，本质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打倒国民党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最开始没收一起土地重新分配，后来认识到这种做法会导致小地主、富农等中产阶级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所以出现白色恐怖时期中产阶级的反水，影响革命斗争大局。1929年4月兴国县地土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3]83土地分配标准：以乡为单位，所有人一律平均分配土地。土地所有权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经济生产和革命积极性。他由认同土地国有到贯彻完善土地国有，再到放弃土地国有、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5]《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法律手段没收地主剥削阶级的土地，彻底改变了旧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土地问题提纲》规定“确定土地归农民所有”，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6]土地所有权思想演变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民主革命的需要，他意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非常重要，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充分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五）探索建立国有经济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还需要确立工业、合作社等所有制结构，重构经济制度巩固工农民主专政。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指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934年，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分析国民经济成分结构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3]133并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3]130表明他重视培育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经济实践中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希望经过长期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配合起来，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鼓励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3]133私人经济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鼓励发展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六）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有制结构确定后，分配关系必须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具有历史性。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分析了分房、发伤兵费、分物品、分配工作等事项要求极端平均现象，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差异和工作的需要，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效率。他强调“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3]90-91这句话的意思是绝对平均主义在革命斗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可能实现，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原则是一致的，应根据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性质和社会需要决定分配方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地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的错误观点。[7]因此，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总产品分配原理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收入分配需要考虑宏观调控、社会发展阶段及所有制形式因素。（七）经济发展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第一，从需求方面看，注重发挥增加投资、扩大市场消费、开拓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通过打土豪筹款子、边区税收、发行公债筹集资金，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先后投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建立军事工业，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部分工业，进行筑路、修水利等基本农田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和扩大红色区域广泛的市场消费。建设谷仓、备荒仓，建立粮食调剂分局和重要圩场，发展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促进流通消费。“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3]132强调的就是通过增加自给和红色区域消费来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工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利益主要是来自红色和白色两个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保护中、小商人及群众的商品交易,开办边界红色圩场沟通红白区域的贸易，同时欢迎白区的商人到坪场来做生意。建立对外贸易局，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去发展出入口贸易。对外贸易局主要是砍掉商人中间环节残酷的剥削，输出木材、食粮和钨砂等红区资源丰富的产品获得资金，用低价从白区购买药材、食盐、布料等高端产品满足红区军队和民众的需求，使得人民群众得实惠。“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3]122第二，从供给方面看，重视资本积累、改革土地制度、推动生产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建设生产和进行革命斗争必须解决资本的来源问题，特别要重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开始靠打土豪和战争缴获供给资本和资源，后来征收土地税和对大商人或巨商实行派款集资，发展国营经济和对外贸易盈利以及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发展资本。“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3]这说明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农业生产效率。例如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缺乏问题，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为促进农业的发展，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室所。“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3]126（八）加强宏观调控，刺激经济增长。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3]124这里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主要政策措施如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政策是减税、发债、增加政府投入、财政补助，财政支出厉行节省方针。具体来说有以下举措：“取消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8]；制定和实施了减轻农民土地税收的政策，使红区农民从国民党繁重的捐税中解脱出来，解放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生产提倡奖励；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兴修农田水利设施等。完善货币金融政策重构金融秩序。主要货币政策是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国债市场。具体举措有：废除原来封建地主债务和高利贷，将农民从封建人身依附剥削关系中解脱出来；打破旧有的不合理金融体系，建立银行，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型金融体系；先后发行“工”字银元、纸币货币，建立正常金融秩序，保证物资有效流通；多次发行公债，鼓励群众购买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和革命斗争经费。[9]（九）探索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包括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舒尔茨（1968）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林毅夫和J.B.鲁金特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和再分配。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几种主要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国家制度、意识形态。[4]101-102从经济建设实践来看，重视制度的经济价值服务功能和节约再分配功能。产权制度方面，土地革命对土地制度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立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民土地权益不可侵犯，制定“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业政策，保护中小商人的合法财产。市场制度方面，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展国债市场，建立新型金融市场体系；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保护中小商人贸易，成立对外贸易局发展进出口贸易，抵制商人的残酷剥削，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体系。国家制度方面，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官兵平等，土地实行人人平等分配，经济建设目的是改善群众的生活和为革命斗争服务，这种国家制度可以有效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宣传发动干部要重视经济工作特别是要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动员群众开展经济建设事业。例如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强调“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3]119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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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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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经济的作用

1.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平衡收支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作为国家支付手段的外汇，其作用日益显著。作为外汇收入的旅游业在国家创汇，平衡国际收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经为各国实践所证明，为人们所认识。

2.回笼货币，积累资金

旅游收入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对于国家回笼货币，积累资金起着积极的作用。据统计，我国在群众手里的节余资金超过2万亿人民币，而且每年以30%左右幅度增长。如何引导消费，更有效地回笼货币，渠道很多，而旅游就是一个新的渠道。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闲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和消费日益迫切。

3.增加就业机会

由于旅游业促进了许多行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就业机会增多。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业，它不但能直接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而且能间接地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按国际的习惯测算，旅游业直接就业与间接就业的人员比例大约为1：5。每增加旅游业的一间客房，可以直接提供0.75的就业机会，并间接地为2.5人在有关部门(饭店、商业、交通业)提供就业机会。目前，我市直接从事旅游业工作的人数已达3万之多，间接的达2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发展旅游经济的途径

1.借鉴国际旅游经济的发展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为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努力使凡与旅游经济相关联的行业，包括宾馆饭店、景点设施、娱乐、交通、购物等配套设施都做到尽善尽美和富有特色。我国目前因财政困难，对旅游业仅有少量投资，而且近几年不会有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发展旅游业及相关设施的庞大需求与资金短缺的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因此，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面，对与旅游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是可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在较短时期内改善我国的旅游环境。

2.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宏观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旅游经济业，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因受国家高度保护的影响，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因缺少各种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以致服务质量普遍低下，导游素质差。为全面提高旅游业与相关服务的质量，应加强宏观管理，严肃纪律，提高企业和有关人员的素质。其中，特别对国有旅游企业，首先要转换经营机制，实行政企分开，然后把企业推入市场，取消特权和保护，使企业能在市场机制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者，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并按国际惯例和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以促进旅游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三、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方向

1.加大生态旅游发展

生态旅游是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确保旅游事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共存、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同时也包括到森林、海滨、乡村这样一些生态环境好，让人可以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旅游方式。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我国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自然保护区遭破坏，有十分之一强的旅游景观出现旅游资源退化，有些地方甚至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青藏铁路开通带来的旅游热潮，向人们打开了我国最大的绿色净土，若不注意生态环保，这块净土终将消失。发展生态旅的关键在于节省资源，保护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平衡。

2.促进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是指以景点内涵的历史、文学、艺术、民俗风情为主要观赏对象的旅游方式。文化动机是旅游者最重要的旅游动机之一，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等更具精神人文和心灵感悟性，能使人得到更多的教益。一流品位的山水和自然景观，也都在不断加工中被注入、融合了文化因素，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其审美价值。如果没有了那些早已融入了它们肌体风骨里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文章，楼台亭阁、殿堂庙宇、碑刻雕塑、民俗风情等等，那么它们的价值、品位和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础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形成特色突出、层次分明的各级各类文化旅游产品。

3.发展特殊群旅游

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会成为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他们的旅游以城市风光和游乐项目为主，对吃、住、行的要求不高，只求开心、新奇。和一般旅游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是旅游者，还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如果能在旅游的同时，还为他们设计一些先进农业生产的观光，农产品信息的交流，会更受他们的欢迎。大力开发农民旅游市场，设计适合他们需要的线路、项目，为他们提供耐心热情的服务，我国这样一个人数最大的群体，会逐渐成为旅游市场最大的顾客群。这不但对发展旅游业，更主要的是对提高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都有极大的意义。

经济意义范文篇4

【关键词】生态旅游定义经济意义

DiscusstheEconomicsConceptsofEcotourism

【Abstract】Ecotourismhavebeenasanideallystandardfordevelopingareaprojects,whilenowadaystourismisbecomingtheemphasiseconomicdomaindepartmenttilltothesustentacularindustrialinsomeplaces.Manyscholarstriedtofindoutdefinitionof"ecotourism"conceptsincethetermwascoinedin1980s,andresearchedonthestrategicideologyonsustainableendgenousparadigm,soundsinpayingmoreattentiontothewealthofecotourism,andtoinitiatethedevelopmentofecotourisminChinese.Thisissuespaperfocusesoneconomicimpactbyecotourism,therearetworelated,butdistinct,economicconceptsinecotourism:economicimpactandeconomicvalue.

【KeyWords】EcotourismDefinitionEconomicConcepts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environmental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cultural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economicbenefitstohost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recreationsatisfaction）（Miller,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山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Kirk(1951)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O.Sauer(1925)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of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马聪玲.[2002].《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Z]，见/chinese/zhuanti/234988.htm.

聂晓民.[2004]."香格里拉共识:生态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举--PECC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综述"［N］.《中国旅游报》：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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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M.L.[1993],TheRiseofCoastalandMarineTourism［J］,OceanandCoastalManagement,20,181-199.

经济意义范文篇5

关键词：种草养畜；生态经济意义；关键技术

迎合人均的土地使用量少与草食动物的饲养需求逐渐提高的背景，为推动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还需本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原则，多借鉴先进的饲养经验，灵活利用新技术与新理念等，打破畜牧业的发展瓶颈。尤其是种草养畜技术的应用，可促进生态平衡与提高动物饲养收益。通过对关键技术的充分把握与不断拓展，更利于促进种草养畜的社会与生态及经济等效益作用的发挥。

1种草养畜的生态经济意义

1.1生态意义

首先从种草养畜技术的涵养水土与防风固沙的作用入手分析。草原规模化的发展，可通过防止风沙与保护水及土壤等途径，积极起到近似于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同时种植草地的管理要求低，草地在防止水土流失的生态效益方面价值更高。其次从改良土壤的作用入手分析。草地种植可积极改善土壤肥力与质量，牧草种植后通过发挥自身的固氮能力等作用，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对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与降低土壤的紧密度及盐碱度等有着积极意义。

1.2经济意义

首先相对于林地种植，草地种植的成本与管理的成本较低。影响林地种植成效的因素较多，包括种植的品种与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各种影响，管理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其次是推动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人工草种植的比例，通常是自然生长速度的3~4倍，可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饲料支持，从而推动畜牧业规模化与可持续化的发展 [1]。

2种草养畜的关键技术

2.1牧草选择

在进行种草养畜的过程中，春季牧草多数情况下会选择青贮玉米以及皇竹草。皇竹草在生长的过程中抗性好、生长迅速，土质尽可能以抗旱力强、抗涝力弱，耐低温的土壤为最佳。皇竹草其长势较快，也可以多次的收割、原料充沛，可以将皇竹草进行加工成为青贮料。青贮玉米加工而成的青贮料营养丰富、气味芳香、消化率较高，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糖类，且制作所占空间小，可长期保存，一年四季可均衡供应，是解决牛、羊等所需青粗饲料的最佳选择。与普通籽实玉米的区别在于，青贮玉米的植株更为高大在2.5~3.5m左右，最高则可以达到4m。收获青贮玉米最佳的时期为籽粒的乳熟末期至蜡熟前期，这段时间青贮玉米的产量最高，同时营养价值也最好。在秋季，多数情况下会种植黑麦草以及燕麦。黑麦草的根系发达，一年可收割多次，并且其是一种再生性极好的优良牧草，黑麦草的利用：可以选择鲜喂，对于牛、羊也可以采用放牧利用，既可以减少牧草的损失和浪费，同时也能够提高喂养的整体效果，黑麦草也可以选择制成干草，或者进行青贮。燕麦植株分蘖力强，叶量丰富，产量高，品质好，抗旱能力强，具有出色的抗倒伏性，高抗冠锈病，并且含有很多的可消化纤维，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燕麦种植范围非常广，在我国温带大部分地区均可种植，以高海拔的冷凉地区最为适宜。最佳利用收获期：收获干草最佳刈割期宜在抽穗-开花期进行；也可在蜡熟期刈割用于饲喂育肥肉牛；收获青贮宜在开花期至灌浆期进行。

2.2种草方法

在畜牧业发展的带动下，草业的发展步伐随之加速，得益于种草养畜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实践中应当加强经验总结，不断掌握科学的种草方法，如根据牧草的生长特性与播种期等情况，合理选择复种或混播等种植方式，更利于牧草种植效率的提升。在种植牧草时，可选择与种植两种播种期接近或生长季节不同的牧草，但在种植中需加强对种植密度的合理控制。或是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采取间种或套种经济果林与牧草的方式，从而推动农业与畜牧业的协同发展[3]。

2.3种草管理

在种草养畜的发展过程中，牧草种植主要以春季与秋季播种为主，春季播种的占比较大。种植的工作人员需根据饲草的种类，做好播种土地的翻耕施肥与种子处理等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如紫花苜蓿的种子清选，需通过风力与浮力及过筛等措施，需在拌种浸泡后种植种子。种植后的草地科学管理工作不能忽视，包括病虫害预防等，确保动物与牧草健康生长，以推动草业与畜牧业的持续化发展。

3总结

种草养畜的生态与经济及社会等方面效益的发挥，得益于对关键技术的把控与灵活利用，从而让牧草种植提速，达到超过数倍的种植效果。但在技术应用中，需加强对草品选择与种草方法及种植管理等方面的控制，逐渐总结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种草养畜业的发展规范，从而对同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引导与经验参照作用。

参考文献

[1]如学,曾维东,唐祯勇.浅谈种草养畜的生态经济意义及关键技术[J].新农民,2020(4):84.

经济意义范文篇6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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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经济意义范文篇7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经济意义范文篇8

1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1.1企业文化可促使企业可持续成长物质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但是企业文化却是不断发展的，它会成为支撑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支柱。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个企业要在国际上站住脚，就必须做大。然而，这种“大”是要建立在“强”的基础上的，只有“强”才能保证企业在“大”的过程中不出问题。而使企业强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文化，这应该是一种价值观正确、全体员工都认同的粘合剂，是企业进行管理的一种内在基础。日本政府在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的经验时发表过一份白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是，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这说明，资本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文化要素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没有企业文化的引导，企业就像失去灵魂一样，如一盘散沙，最后在竞争中被淘汰。

1.2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国际著名的兰德公司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企业的竞争力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产品层，包括企业产品生产及质量控制能力、企业的服务、成本控制、营销、研发能力；第二层面是制度层，包括各经营管理要素组成的结构平台、企业内外环境、资源关系、企业运行机制、企业规模、品牌、企业产权制度；第三层面是核心层，包括以企业理念、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内外一致的企业形象、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企业特色、稳健的财务、拥有卓越的远见和长远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第一层面是表层的竞争力；第二层面是支持平台的竞争力；第三层面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增强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3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吸引人才，实现目标的关键⑴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人才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在人才争夺战中，金钱已不是第一位，企业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人才的创造热情，形成一种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培养人才对于企业的认同感以及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发挥出其他管理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激励力量。它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引导着企业中的人才发挥出巨大的潜能。⑵优秀企业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于高层次员工来说，物质已远不是第一位，实现职业理想才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⑶海尔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依靠良好的企业文化获得成功的范例。海尔总裁张瑞敏曾说过，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人，因此人的意识和价值就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谁拥有了德才兼备的现代化的人，谁就可以在竞争中获胜。综上，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现代企业，仅凭高薪是无法满足现代高层次员工的需求。只有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才会对他们起到很强的吸引作用，才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2如何建设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

2.1科学地确立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内容首先，它要反映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观念。知识经济是高度文明的经济、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要达到高度精神文明，就必须进行社会观念的大变革。其次，根据企业的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现实条件，形成企业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知识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共性企业文化是不以民族和企业的特点为转移的。但企业文化不能没有个性，知识经济强调创造，排斥复制。企业文化的个性面，则主要取决于其对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应用能力。最后，着眼企业发展战略，注重培育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应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应根据企业自身的实践进行寻找、定位和培养。

2.2树立以市场导向为主和用户至上的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这就要求企业具有市场竞争意识，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形成市场观念，形成包括成本、销售、商品质量、包装、广告和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整体意识，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切想着市场，一切为了市场，离开了市场来谈企业文化，只能是毫无结果的空谈。企业面向市场，说到底就是面向顾客，以顾客为中心，培育品牌文化、提高品牌忠诚度。具体说要根据顾客要求和意见，开发、设计和制造新的产品，提供优质服务；建立消费者咨询体系，尽量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和各种服务；树立服务第一的观念，对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文化开发，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经济意义范文篇9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C.sinensis和普洱茶C.sinensisVar.assamica是山茶属植物中最具世界性经济意义的作物，茶树与属于热带植物的咖啡和可可有所不同，无论在温带或寒带都可生长，从南纬33度的南非共和国以北地区至北纬42度附近格鲁吉亚共和国高加索山区都有引种栽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茶叶的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由70年代的55.5万吨猛增至1994年的101万吨。到2005年预计将达145~150万吨。中国是世界主要产茶国之一，1995年全国茶园面积111.54万公顷。全国茶叶产量55.7万吨，茶叶也是云南省的重要产品之一，1995年全省栽培面积为16.62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14.7%，年产量6.41万吨，占全国11.5%,居全国第四位,茶农120万户,年产值6.2亿元，加工产值4.2亿元，是农村的重要产业，而且存在巨大潜力，因为在现今世界上有40余个国家出产茶叶，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拥有众多的品种及制茶方法。云南省更是得天独厚，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省内分布的许多民族都有制茶、饮茶的习俗，值得大力开发、挖掘。

中国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关于对茶叶的记载，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多年有关神农氏的传说"神农为民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原为药茶，而非嗜好品。在西汉初年(公元前206年)成书的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已有了有关茶的文字记载，在三国时代（公元222~280年），茶已开始成为日常的嗜好饮料。到了唐朝时，茶已相当普及，唐朝元年陆羽所著《茶经》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用具作了详细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陆羽也被人尊为"茶圣"。

关于茶的原产地有种种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认为茶出自西藏高原的东部，即云南和四川一带，最早被看成是一种药茶，后来，逐渐繁殖到内地，一是顺黄河而下，二是顺长江而下，到公元3世纪，已普及到民间成为嗜好品了。进入公元8世纪，茶叶已成为农家的专业或副业而大面积种植起来。公元8世纪初，茶由派往唐朝的日本僧侣引入日本，17世纪80年代被移植到印度尼西亚，1788年传到印度；1869年进入斯里兰卡，1833年已广泛地被移植到俄罗斯等国家。在云南，有一条始于唐代，从云南西部经西藏、印度到中亚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宋朝达到鼎盛时期，是中国西南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同时茶也一直是内地与西藏地区的大宗贸易货物。

与茶叶近缘的同组（TheaSection）野生种类，据载共有12种，5变种，大多分布于中国南方，其中不少种类当地百姓长期采制作茶饮，如贵州普百县的"炒青茶"为四球茶（C.tetracoca）云南文山、红河一带的"苦茶"为厚轴茶，凤庆、大理一带的"野?quot;"感通茶"为大理茶C.taliensis(C.irrawardiensis)，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到云南时，就曾记录为"感通茶"的采制工艺。

据现代药理研究，茶叶内含物主要有维生素、蛋白质、咖啡因、茶碱、茶多酚、单宁、挥发油等，其中茶碱、茶多酚有强心利尿作用，咖啡因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过量摄入对健康不利，目前国内外都在对降低咖啡因的含量进行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保健作用强、对人体刺激小的优质保健茶。

二、中国南方的重要木本油料作物-油茶

油茶是山茶属植物中另一类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作物，在中国南方各省都有栽培，是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在湖南、江西还是重要的食用油。我国栽培的油茶主要有以下几种，油茶C.oleifera,分布于江西、湖南、浙江、广西等。分布于浙江省的浙江红花油茶X.chekiangoleosa；广东省的南山茶C.crapnelliana、云南省腾冲的红花油茶C.reticulata等，茶油中含有较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如腾冲的红花油茶就是一种优质食用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动物性脂肪的摄入量会逐渐减少，而茶油作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营养价值高的优质食用油，市场需求会逐步增加。油茶种子榨油后剩下的油枯还可以作为肥料、杀虫农药。目前，对油茶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育种、栽培、改善茶油口感和营养成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同时还可将油茶的栽培与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结合起来，为山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世界著名花卉-山茶花

山茶属植物另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方面是观赏花卉，现代的人工栽培范围遍布中国长江以南、以及日本、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传统上作为观赏花卉而栽培的山茶属植物均是山茶组（Sect.Canellia）种类，如山茶C.japonica，云南山茶C.reticulata.，茶梅C.sasanqua.等。山茶古称"海榴"，在唐朝已有栽培，宋代以后才出现"山茶"的名称，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彦匡《花史》，王世懋《花疏》，王象晋《群芳谱》中都有对山茶形态、分类、用途及栽培的详细记录，历代文人对山茶也有许多题咏。

约在公元7世纪初，茶花传入日本，并于18世纪时传入欧美，目前栽培品种已达1.5万余个，目前英、美、日、意、法、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在栽培和培育，茶花已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庭院观赏花木，而且有的国家进行大宗的商品化生产，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资之一。

云南山茶虽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隋唐开始，宋、元、明以后渐盛，但地处偏僻，山川阻塞，世界各国知道较少，云南山茶的学名CamelliareticulataLindley，始于19世纪中叶，但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引起各国园艺学家的重视。云南山茶花大色艳，花型变异较多，极具观赏价值，而且野外分布较多，常易形成自然杂交新品种，如腾冲野生红花油茶林中就有由于自然杂交而形成的花型、花色有很大区别的新品种，90年代初由腾冲县城建局组织了对红花油茶林中自然杂交新品种的鉴定，经专家仔细研究后共评审鉴定了62个云南山茶新品种。1995年又从昆明震庄国宾馆的栽培品种中鉴定出10个新品种。我国茶花育种应发挥我国茶属众多的种质资源优势，进行种间和属间远缘杂交，培育出我国特色的茶花新品种。目前对新品种的培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芳香茶花：用有香味的茶属植物杂交，形成有香味的茶花品种，如美国已培育出的"香粉红"Fragrantpink，以及"辛迪玉桂"CinnamonCindy等多个具有香味的茶花品种；

2．不同茶色茶花的选育：茶花的花色仅有红色（从粉红、银红、桃红到深红）或白色，60年现了黄色的金花茶，以后又发现了20多种开黄花的种类，但黄色花的花型较小，花瓣较少，观赏价值不太高，目前国内外正在将黄色花的种类与茶属其它植物杂交，希望能得到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黄色品种；

经济意义范文篇10

任何种法学派别亦或不同部门法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或许说，若不对“价值”的一般含义加以解释，人们就很难厘清“法的价值”及至“经济法价值”等具体子项的相互关系。从词源系的角度看，“价值”英文译为Value，该词可追溯至梵文中的“Wer”、“Wal”及拉丁文中的“Vallo”、“Val-leo”及Valus，原意为“掩护”、“保护”之义，而后发展为“可珍惜、令人重视、可尊重”的语义。对于“价值”的释解，西方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价值的本质是数，柏拉图则视价值为理性的本质，亚里斯多德则提出“价值”的目的为至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是最高的价值，以至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们举起自由与平等的大旗，将公平权利和民主自由视为人应当追求的核心价值。我国有关“价值”的阐述肇始于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仁学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其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论道：“何必曰利”。到了汉代，董仲舒重申“贵义轻利”的思想。到了近现代，价值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表征物质的稀缺性。在哲学领域，李德顺指出：“价值是客体的存在属性以及客体同主体尺度的一致性属性”。[1]马克思认为，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最基本的特质是人本性，价值只有通过人的需要才能得到体现，人类认识世界、改进世界的目的与其说是探索事物发生的规律，还不如说是创造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上有关价值的阐释，对正确理解人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法的价值本质、标准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价值子项的法的价值问题，学界有诸多理解。“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称‘正义’有张普洛透斯的脸，在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专著中，法的价值同样有这样一张多变的脸。”[2]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不懈探求，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运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3]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关系的物的属性。[4]由此可见，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之需求的满足以及人对法的绝对超越指向。[5]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和群体的统一，作为法的价值的客体则是广义的法，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法的制度，包括作为制度的法及其规范；其次是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包括法的执行与遵守以及法律行为、法律制裁等；最后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包括意识中的法和法意识。法的价值一方面是指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处理法与人的关系时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品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鸣，但其中不乏启迪学人智慧的精辟见解。漆多俊先生在其《经济法理论》中指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漆多俊认为经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是效率与公平，亦即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经济公平；史际春先生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论道，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6]单飞跃则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和社会价值”。[7]作为一个庞大而又精神的理论范畴，想要对经济法的价值作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探寻经济价值作为部门法的价值的基本品格与德性。与其它部门法相比较，经济法价值的突出品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法价值的经济性。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中有关宏观调控关系、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要求效率最大化和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经济法价值中的效率价值便是对经济性的回应。此外，经济法价值实现的方式及运行目标也浸润着经济性的价值指引。（2）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性。尽管一切法律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其社会性的特征或元素，但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将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置于社会整体效率之中认识和评价，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发育到自身无法弥补自己缺陷，传统民商法不能有效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产生的。也就是说，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矫正市场失灵、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从社会需求出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经济法的价值要求。（3）经济法价值的与时俱进品质。经济法的价值及其实现与社会、经济现实密切契合，并使自身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经济法价值一方面要使自身的体系协调，自觉形成逻辑一致、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则动态把握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担负起干预市场、矫正失灵、回复效率的重任。

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与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各价值间互为依存又相互独立，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作为法的价值子项的经济法价值的体系，亦是如此。解读经济法价值体系离不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也离不开经济法本身的客观功能和经济法主体的主观要求。这是因为：（1）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有其独特的法律关系主体，它会与传统民商法等传统市场法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法律价值体系。就主体而言，经济法的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和个人。政府在经济体系中扮演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干预角色，要求经济法为其提供权力进入市场的合法途径并保障政府干预行为的实施结果的实现；自然人与法人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不同于民商法中个人的价值追求，经济法中的个人的最大需求是其效率的最大化。社会是作为主体人的社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中是连结政府和个人的纽带，由于市场本身难以克服自身的缺陷而时常致社会整体利益遭受破坏，导致国家、个人利益的损失，因此，社会在此意义上应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并要求经济法对其诉求作出回应，这也就是经济法社会整体效率与效益的价值目标。[8]（2）法的价值是以法的属性为根据的，任何价值都有客体自身所具有的属性。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律一样，以分配正义、解决争端和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它也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职能，即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以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权能及对这种功能的保障与矫正，把政府的干预行为规范好，又把被干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法的价值将主体的需求与客体功能有机结合并在各价值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关于经济法价值体系的基本元素。经济法价值元素的特殊性是由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性决定的，“经济法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9]因此，其价值元素与经济性保持着高度的因应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秩序。正如张文显先生所言：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为使经济活动摆脱随机任意性而获得稳定性及连续性，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显然是自由的，享有充分而广泛的权利，但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济法侧重从社会整体角度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其秩序价值尤为突出，表现为其所追求的充分有序的竞争状态。（2）效率。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都有赖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享有较为优先的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经济法的经济性使得效率的价值尺度从经济学领域导入经济法律制度，成为衡量经济法的重要指标之一。（3）自由。自由是人类的理想、目标、目的和价值，追求自由是人类因有的本性，是对人类基本需要的伦理关怀。建立在经济人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以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经济法是以经济自由为基础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自由为其价值指引的，但它往往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从宏观调控法到市场规制法，都可以看到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自由的品格。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经济法亦认同真正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不自由就没有自由的辩证规律，竭力实现干预与自由、规制与自治的有机统一。（4）公正。公平与正义是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公平主要指经济生活的公平，且大多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包括社会公平、实质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乃至结果公平等等。对公平的追求也是经济法对正义价值追求的体现。要实现经济公平，就有必须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经济法正是以现实人的平等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公正价值体系的。

关于经济法的价值冲突。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的缺陷，满足人的需要而创制的，体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由于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多样化取向，人们对于价值的选择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法的价值层面上就体现为法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冲突。（1）自由与秩序的冲突。自由是法价值的灵魂，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经济自由是人们在经济领域中不受束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思想行为，它包括财产自由、生产自由、经营自由、劳动自由等。但是，如果允许个人可以运用任何手段来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这就需要秩序存在，通过秩序得以对不同主体间利益进行划分、分配和协调，这就势必造成对自由的限制从而构成自由与程序的冲突；（2）自由与正义的冲突。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市场失灵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个体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损失，社会正义不复存在。就在经济法律以维护正义而大行干预之道时，市场却力图维持自由的德性，从而构成了正义与自由价值的冲突；（3）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效率首先是个经济学概念，用来表征经济生产的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是因为经济法作为社会总体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部门强调对总体效率和全局效率的追求，以期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实现。然而市场的固有缺陷使得趋利避害的经济主体在追求效益最大化时将制造的损失转嫁给他人，如市场主体追求垄断地位及利用垄断优势限制竞争的行为危及公平竞争与公平交易，尽管垄断对部分市场主体是效率的，但它与社会经济的公平相冲突。以上三组冲突，需要调适与调偕直至消解，只有这样，经济法的功能才能顺利得以施展，其价值追求才能得到完整实现。

三价值冲突的消解及其现代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