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范文10篇

经济思想范文篇1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1908年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与其拖延，不如行动：“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二、停铸铜元，整顿币制

1900年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06年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一）时代背景

1.国际市场银贱铜贵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2.国内出现钱荒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98年至1899年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二）存在问题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于是严复感慨道：“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6]（P182-183）

（三）社会弊病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1.铜元驱逐银元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6]（P183）

2.铜元贬值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3.百物腾贵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6]（P185）

4.州县官为难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5.私铸铜元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6]（P187）

（四）挽救之术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6]（P186）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6]（P187）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1905年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复.路矿议[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为张燕谋草奏[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严复.《原富》按语[A].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经济思想范文篇2

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两代领导人共同的宏伟愿望，两位领导人都在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然而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不同，所以两位伟人对现代化的内涵、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动力，及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的分析论述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话，那么邓小平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继承人和突破者，邓小平在继承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并健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两位伟人终身奋斗目标的关键，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两位伟人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在借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先富带后富战略以及对外开放战略，这些战略都是在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已经被20年改革开放证明了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邓对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突破最大、创新最多的部分，在经济体制模式上，邓小平彻底地摆脱了市场姓“社”姓“资”的困惑，突破了毛一贯坚持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模式上，邓小平也打破了毛固守的单一公有制模式，提出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应该鼓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所有制模式的标准；在分配模式上，邓小平彻底否定了毛主张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上，邓小平继承了毛产业发展思想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同时发展了自己的产业发展思想，他更加重视了农业、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经济思想范文篇3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多次号召党政军各级干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熠熠生辉的经济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有助于当前进一步端正各级党政干部的指导思想，强化各级干部的市场经济意识，从而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和科学性，有效地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一、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切工作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但是从来就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要求领导干部要熟悉和研究经济工作，并把能否学会领导群众做好经济工作作为衡量领导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他强调：“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如何衡量党政军干部学会了做经济工作，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注：《选集》，第3卷，10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战争年代，对于干部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能否学会做经济工作，能否树立起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能否领导群众走上富裕之路，更应该作为衡量领导者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说战争年代“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那末，完全可以说在今天不懂也不学经济工作，不懂得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领导群众致富的人，则更谈不上是好的领导者。因为，今天的各级各类党政干部，他们的职责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特别是领导一个地方或一个经济职能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衡量他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那里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如果丢掉了这个客观的可量化的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无效益甚至亏损、倒闭或经济长期上不去，挪个窝照样做官的现象；也必然会出现不学经济学去学“关系学”，不搞经济搞关系的怪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滋长下去，必然会误国误民。

二、关于“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就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财政税收的关系，指出了财政收入的根本来源是帮助群众发展经济，“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注：《选集》，第3卷，9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把生产第一还是税收第一的问题，提高到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质区别之一的高度上来认识。他指出：“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3卷，9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学习这些论述，至今倍感亲切，实在是一语中的。在今天，如何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成了每个党政干部十分关注和头痛的问题。许多基层干部成天忙于收粮催款，成了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费力不讨好，且干群关系恶化。出现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地方的干部，没有真正学会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问，舍本而求末，“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没学会或没有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上，许多干部也认为“包产到了户，何必要干部”。事实上，凡是干部在帮助和指导农民发展经济上下了苦功，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收入增加了的地方，收粮收款的问题的确是轻而易举的。相反，凡是干部对群众生产漠然置之，缺乏服务的地方，收粮收款就困难得多。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乱收费现象严重，群众负担沉重，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投入。个体经营户办一套执照下来要花数百元或上千元，企业一开办就有各种收费摊派接踵而来，这无异于是刚栽树苗就向人家要果子吃，这与批评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注：《选集》，第3卷，8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有何区别。古人就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让利于民”、“与民休息”、“不扰民则富”的道理。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就在于实行经济上的特殊的优惠政策，即减免税收，放手发展，而一旦经济发展起来，财政税收自然增加。这是邓小平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经济思想的成功经验。因此，不难看出，生产与财政税收是“源”和“流”的关系，是“树”与“果”的关系。“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注：《选集》，第3卷，8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各级党政干部应当认真学习这一思想，才能真正学会经济工作。

三、关于“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的思想。针对当时抗日根据地“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点的“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观点，尖锐地指出“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注：《选集》，第3卷，8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现实指导作用。我们的个别干部由于不努力学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缺乏商品经济观念，不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规律，也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是苦于无出路的保守观念，他们老是埋怨经济落后地方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不去思考发展，不求开拓进取，观望等待，传统的任务迫使他们殚精竭虑地去收粮收款，以完成财政任务，结果适得其反，财政收不抵支，干部教师工资连续数月付不出，自己吃饭也成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观，他们不是发挥本地优势、利用本地资源，不是根据本地实际和市场需求，不是搞短、平、快战略，而是贪大求洋，急于求成。言必上项目，动辄投巨资，致使许多企业负债累累，有名无实。这两种现象正是当年所反对的。从宏观上看，一些地方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也正是这两种错误观念在作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关于“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注：《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早在1933年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注：《选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注：《选集》，第1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早就反对过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更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各类产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才能指导和帮助群众，为其准确地提供市场信息，周密地进行市场分析，科学地作出可行性论证，给予有效的经济服务，才能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如果像个别干部那样下基层“坐着小车转，隔着玻璃看”，凭文山会海研究布置经济工作，凭统计加估计来进行经济核算，那么，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见效益。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干部，都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根据市场需求去指导生产经营，充分予以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才能获得好的效益。如果单纯为了财政收入，强迫命令农民种植什么，不种植什么；如果不转换职能，行政指令企业生产经营什么，不生产经营什么，那么，这种命令主义作风与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今天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的干部首要的办法还是在于学习，要真正学懂市场经济理论，学会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做好经济工作。

五、关于“讲求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的思想。不仅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而且始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一生的清正廉洁妇孺皆知，堪称光辉楷模。但是，与此相反，当前一些干部却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在工作交往中讲排场，比阔气，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彼此攀比，煽成风习，屡禁不止。有的地方，一个几百人的企业每年要吃掉几十万元，一个乡每年要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揭露出来的那些贪污贿赂案，动辄百万上千万，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搞生产、办教育，那么，可盖多少工厂，可解决多少待业人员，要改造多少校舍危房，要解决多少教师的拖欠工资。因此，党政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学懂“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更大的产出”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必须学好“讲求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的经济思想，牢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谆谆告诫。

经济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两极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作为一个严峻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人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不是直到现在才为党的领导人所关注，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论，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属性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在长期追求理想社会的历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渴求，是人类改造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维度。经济正义思想具备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三重内在属性。（一）历史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辞源》认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国古代，“正义”与“公正”被视为是一种美德或者道德修养，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价值取向的高度。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公正这一概念内含着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等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渊源通常归之于儒家所谓“大同”理想。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蓝图，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公平正义思想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公正基本认知的扬弃。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大同社会内在要求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果实。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观的社会审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在孔子的话语构建中，“寡”与“不均”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群体对于公正理念有着深切的认识。传统社会“大同”理念为早期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价值定位和思想坐标。近代以降，特殊的社会环境促使中国社会知识群体在更高层次和多方位进一步审视社会的经济正义。追求公正反对分配两极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公知群体描绘和追求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洪秀全以农民的视角提出，建设“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将数千年农民追求公正的社会梦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间天国”。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追求公正的逻辑在于，要解脱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难以超越调和君臣关系的历史藩篱。在他看来，“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3］谭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维护儒家“大同”思想为根基，但却闪烁着更为强烈的批判主义火花。他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4］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将社会的不公首先归于经济上的不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5］120他从自身的政治抱负出发，寻求解决分配两极化的社会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决路径。以其视角观之，必须在发挥资本功效的同时，合理有序规定资本的有效范畴和边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关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论述。西方公平与正义理论建诸现实世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基础之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或资本所有者剥夺的回应与反击。从莱库古改革到毕达哥拉斯主张通过相互馈赠而平衡富余与不足的尝试，从柏拉图的分工正义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公正理论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每一流派都从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出发规划着公平正义的范畴，为人类实现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蓝图添色加彩。卢梭的思想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源头，从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间接来源。卢梭将实现人类平等与公正诉诸于财产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对生产劳动实行管制。［6］19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进而为完成其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与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贝夫和卡贝提出绝对平等的原则，但圣西门和傅立叶则承认人的能力不平等，他们将按能力取得报酬看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实现未来社会公平与正义应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来进行。欧文将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付诸实践，并为此倾尽其家财尝试创立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主义认为，财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就是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自身摆脱“被剥夺者”的悲惨命运。［6］12由此可知，社会主义本质上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天然意蕴。（三）实践性。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萌生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包括在内的近代中国思想巨匠们大多倾向于张扬主体意志能动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思维结构中有着突出的意志维度。的价值关切点和核心主题是如何超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尊重规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会，完成其构建新型社会的价值追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7］1471马克思的表述则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从历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始终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旨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有过生动而具体的描述，彰显其社会理想的价值维度。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85同马克思有相类似的描述：每个社会成员都逐步做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9］53－54的终极价值追求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的话语中，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主要是为了克服劳动和人自身发展的异化。说到底，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追求经济正义的内核。

二经济正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人的行为追求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根本动力。以其特有的视野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进行了剖析，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一）理论逻辑：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实现经济正义的根本路径。对社会分配两极化现象的描述并不是使用“两极化”语词本身来实现，而是用一种大众化的通俗的形式来表达，即“过分悬殊”。他在反对平均主义时指出，“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0］130他认为，城乡差别导致贫富悬殊过大和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社会不满情绪。站在当下的视角，把社会分配两极化表述为“过分悬殊”似乎理论性不足，但对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说却是恰如其分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初期，除极少数人的理论素养较高外，我国国民的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还相当低下。如果某种思想理论以一种相当学术化的形式呈现在民众面前，其现实作用在很大程度会被弱化。“过分悬殊”作为我国民族通俗语言构建，其语词含义绝大多数民众都耳熟能详，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极大地提高了其所承载思想理论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认为防止社会分配两极化内在地包含共同富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代替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大飞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维度。对此深信不疑，“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1］495－496理论上，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撑，私有制经济则与之相悖。然而，由于社会生产的水平是确保公平正义在何种物质层次上付诸实践的可能，因而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私有经济的社会现实，满怀信心地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不怕私有经济，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2］1060在看来，私人资本的发展应该而且可能服从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局。为了避免在私有经济造成新的贫富差距，他规划了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2］1061（二）实践逻辑：经济规律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客观要求。经济规律表现为经济运动中的某些必然趋势，是经济现象与经济运动中内在性、本质性和必然性的联系。实现经济正义的路径立基于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的诸多理论，特别是价值规律理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逾越价值规律的束缚。从当下视角出发，价值规律似乎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浅显和毋庸置疑的经济规律，然而就当时的语境而言能够明确认知价值规律，并申明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易事。对于价值规律曾有过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曾明确提出，价值规律“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34他并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立即消灭私有制。这表明，在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私有经济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注重在实践中采取必要的预测和限制来防止两极分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3］678－679的话语逻辑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与防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相并列。绝对平均主义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14］91绝对平均主义在充盈着不公正的传统中国社会显然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它要求不管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如何，一律平均分配个人消费品，不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劳动差别。指出，“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4］1094－1095对于绝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并非基于其价值目标的维度，而主要是基于其客观规律性的缺失。指出，“（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4］91（三）制度逻辑：惩治腐败是实现经济正义的必由之路。经济现象首先是政治现象。经济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性因素而存在，没有抽象与孤立的经济现象。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平与正义并非纯粹的现实世界，而往往充满着丰富的意义追求与多重的价值维度。就当代中国而言，经济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分配两极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控制与党的合法性天然勾连。权力来自于人民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伦理学基本依据。民生问题是维系党与群众关系的纽带，也是党在何种程度上维护人民利益的试金石。“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疼痒，就得真心真意的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4］138－139国家起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8］12“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15］66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工人阶级“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16］12－131944年，在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将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学习文献，要求全党上下以李自成为戒，切实避免明末农民起义的悲剧重演。建国之初，我们党的角色由在野党转向执政党发生转换，党员干部异化、腐败的风险急剧提高。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腐败以及因腐败引起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更是直指腐败危及党执政之基，他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特权和身份为尺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尺度，与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相背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地位是永恒的、一劳永逸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和永葆党的合法性就必须杜绝党的肌体被腐败毒瘤所侵蚀。反对腐败和防止权力异化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课题。

三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经济思想范文篇5

一、普京经济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www.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www.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www.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www.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的专家看法与上述预测有所不同，认为2010年前，俄经济将一直面临如何在促进增长与加快结构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为保障经济增长，政府将继续执行鼓励能源和军工生产及出口的政策，但能源生产成本将逐年增加。如每桶俄原油的成本价有可能从2001年的13.6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5.9美元和2010年的19.5美元，而石油产量却不会大幅增加，相反可能减少。按俄联邦“能源效益经济”计划预计，俄石油产量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60亿吨和2010年的3.60-3.70亿吨；而能源部“2020年前能源战略”预计，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3.08-3.27亿吨和2010年的3.05-3.35亿吨。（注：“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1999-2001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19-27.）能源部认为，如果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能维持在23美元以上，2010年前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能维持2-3%。

经济思想范文篇6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2000年）、《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研究方法。奥尔森所研究的虽然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个体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微观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团的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成员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团理论中，对分利集团成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特别是用分利集团理论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更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问题。奥尔森从个体的理性假定出发，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解释了这些问题。即使分利集团达成以后，分利集团追求集团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集团成员追求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集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获得集团利益仅是一个手段，个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3.经济理论的规范。奥尔森实际上认为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作为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他提出：(1)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理论比较可信；(2)一种理论不在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够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3)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这种理论是矛盾的。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之后，则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八条标准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有一套规范作为评价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

4.归纳与演绎并用的方法。奥尔森在推导其基本理论的时候，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同时使用。虽然他的理论是通过问题导向来研究的，但是在通过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前提来推导理论的时候，也大量地使用了归纳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将归纳的结果当作不用验证的结论来使用，这在《国家的兴衰》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推导其九个结论的时候，他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他在推导第九条推论时曾指出：“院外游说活动采用了不少特殊手段，并制造了许多非正常案例，结果使立法和政府活动增加了复杂性。”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分利集团行动的某种归纳，他并没有解释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使用，是归纳的结果。当然这本身也是为了验证他的结论，但是验证结论又不是直接描述具体的事实，而是将现实归纳成比较抽象的结论，然后将这种结论用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2)他的许多推论本身就是归纳，虽然他的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是其理论的推导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其中难免有许多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来源可以看作是对现实归纳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不是直接提出来，而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过严格的证明推导出来，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一方面解释了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验证了理论。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一致的，实际上“交易费用”概念的得出就是这样的。演绎的方法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通过详细的推理而得出来的，因而这实际上是演绎的过程，所使用的就是演绎的经济学方法。

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人们可以预期个人会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如果一群有理性和有自我利益的个人认识到，他们会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活动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群工人会从集体谈判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组织工会；如果一个行业中的一批厂商能通过合谋实行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有力量去进行统治，那这个阶级就会力争去控制政府，并按照它自己的利益去治理国家。但是，奥尔森认为，这种集体行动不一定能够达成，原因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经济人”，他们在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集体行动来说，集体行动所产生的集体物品是由大家所共同利用的，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即使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这个集体物品能够被提供，他就不会被排除在集体物品的使用之中。这样，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动力来提供集体物品，从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要达成集体行动，有两种方法：一是集团成员数量少；二是通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又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所谓积极的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经济刺激来促使潜在的集团成员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提供某种非集团物品的刺激，奥尔森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消极的激励就是强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潜在的集团成员达成集体行动，例如税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集体行动即便能够达成，要提供集体物品，集体物品也是少于最优数量的，因为每个个体在选择提供集体物品的时候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个人提供集团物品是从个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出发的，这与从集体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所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是很难一致的。奥尔森通过大量的事例，特别是工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大集团的达成必须要靠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进。最终他认为，大集团行动能够达成，也不过只是选择性激励的“副产品”。

大集团的行动既然是难以达成的，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或“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更容易达成，从而有的组织虽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较多，但是由于不能够形成集体行动集团，不能够从集体的角度出发来追求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小集团在比较“容易”地达成特殊利益集团后，在行动中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组织起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就比较容易获胜，从而就导致达成了小集团的少数人能够“剥削”未达成集团的多数人。其次，在达成集团的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在达成这个组织的时候，由于从集团物品中获得利益份额不同，从而对达成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能够分享较多利益的个体比只能够分享较少利益的个体更有动力从事集体行动的达成。这就是说，只能够分享较少集团物品者“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

（二）贡献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奥尔森的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突破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于集体行动理所当然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对既定微观经济学结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说，他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的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开创性的。

（三）缺陷

1.关于选择性激励。奥尔森在论证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时候，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不采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选择性激励，即意味着集团不存在组织制度安排。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组织制度正是因为参与合作的人们为了分享合作的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决定了集团的激励结构，它通过提供激励与约束，界定参与者的行为选择空间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事实上，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激励或者说不存在制度安排，不要说大规模的集团行动，就是连小规模的集团行动也难以达成。因此，只要是一个集团组织，就会有组织制度存在，就会存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组织。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所遵循的假定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如果放弃这一个假定，奥尔森就不得不承认，选择性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2.关于隐形激励。尽管奥尔森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他过于偏激地认为“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奥尔森并没有打算用道德力量或激励来解释集体行动的任何事例。他就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就会使理论站不住脚。我认为，尽管不能确切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道德因素在事实上发挥的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计量一个因素的作用大小，就否定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存在。其次，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用来解释所有的集体行动。我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对集团行动或人的行为的解释就不可能完全。这或许是诺思教授为什么将意识形态理论看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的原因。再次，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为自身利益奋斗，而不是为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因此，讨论集团行动的道德动机或激励并不是为了解释某些集团行动的事例，而是为了表明其存在，并没有与这里提出的理论相矛盾，只是更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实际上，一个人之所以参与一个集团而不是另一集团，这不仅与一般的利益及其限制空间有关，也与个人偏好、意识形态、人力资本即价值取向有关。其中，组织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1)成功的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依赖、忠诚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集团成员“搭便车”机会主义的分配性努力行为；(2)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可以降低达成共识的讨价还价费用；(3)人的群体性意识与归属感可以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从而降低集团的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4)集团成员间的反复博弈与学习机制，可以产生和积累“声誉效应”，从而形成对“搭便车”行为的威慑与惩罚。因此，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形激励，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集体行动的困难。

3.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应该说，奥尔森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是缺乏严密性的。奥尔森理论中的所有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说明，都具有性质的不稳定性。因为小集团相对于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来说则又称为小集团。也许，奥尔森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划分不在于从理论上说清楚二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只是要说明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受人数的多少影响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集体行动的达成时，人数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5.奥尔森实际上否定了利他主义倾向的存在。虽然对利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他不做一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就感觉不舒服，他利他的目的还在于利己。但是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存在就会使集体行动的达成容易得多。

三、国家兴衰探源：分利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对分利集团理论，特别是9个推论的分析，一环紧扣一环，逻辑性非常强，解释力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似乎使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衰落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原因与解释；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各个省的产业结构雷同，发展战略雷同等现象的原因。分利集团确实起了种种消极作用，但是反过来分析一下，我们即使消除了分利集团，我们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解决吗？

（一）主要内容

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后而得出来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9个推论中：(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或组织”；(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4)“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在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增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须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参见奥尔森，1999）。

这9条推论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和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或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得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的增长。

（二）理论的价值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一提出便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他把集团内的个人行为逻辑推广到集体内组织与组织之间，集团与集团的行动分析。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除了解释广泛的经济现象之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他所提到的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这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这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进行了分析或者说是对理论有重大突破。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1)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有利原因的分析。奥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有利影响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因为当各个国家取消关税等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之后，国际卡特尔组织更难以达成，因为要达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从规模上看是更大的，而且面临着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等差异，而不能够达成这样的组织就不存在限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因素，使得政府不会通过对生产率发展不利的法律。对要素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了一种对要素所有者来说是不利的法律，要素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去，从而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特殊利益的要求而达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的法律。(2)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奥尔森认为，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分析，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观点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奥尔森认为，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他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说明了虽然会导致不平等，但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也不能够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反而正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才是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3)自由放任并不一定导致竞争性市场。奥尔森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绝不是只有政府才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经济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也许是不可能的。他通过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析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例如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的批判分析等。不再一一列举。

（三）缺陷分析

首先，奥尔森在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没有分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1)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奥尔森实际上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在没有分利集团的影响下能够取得迅速的发展。分利集团理论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到底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则是难以说明的，奥尔森没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验证。所以说，消除分利集团的影响只是消除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经济到底能不能够发展、能不能够增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对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主要的方面，虽然对于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没有普适性，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和特殊领域的特殊理论是不适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的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奥尔森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而且，特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在现实中也是难以计量的，也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虽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无法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这就使该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够看作是唯一因素，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矛盾问题。这还是说明奥尔森的理论虽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好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但是特殊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奥尔森只分析了国家衰退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国家兴起的原因。奥尔森的分析是利用分利集团理论来说明导致国家衰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到底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没有积极作用，奥尔森没有分析。其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影响。不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观，其积极影响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记得曾有哲学家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特殊利益集团既然存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有积极影响的。如果单纯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忽视积极影响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与前面的理论相矛盾的。

其次，奥尔森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所界定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问题，与他的理论有重大的矛盾。他所使用的分析图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生产率高的劳动者将首先被雇用。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奥尔森的理论的，因为按照他的分析，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并不一定被首先雇用，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也不一定不被雇用，因为原来已经就业的劳动者会阻碍新的劳动者进入，特别是在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使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无法与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因为那样会使他们的工资降低，甚至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会阻碍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图形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或根据他的分利集团理论，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不一定就业，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不一定不能就业。

再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我认为，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因为分利集团的影响毕竟只是国家兴衰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就是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强调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对这些国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为了消除分利集团的消极影响，似乎应该要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是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损。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并且存在利益的差别。例如，取消保护关税政策，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达到迅速获得先进国家的技术的时候，对本国的幼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还是强调前面的分析，奥尔森只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且似乎是只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权力与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

在2000年新出版的奥尔森的著作《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一书以理性抉择为基础重新架构了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新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经济会趋向繁荣，而另一些类型的经济则陷入衰败之境？为什么有些政府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另一些类型的政府又会阻碍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

（一）理论内容

奥尔森认为，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繁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的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这样的条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中是能够达到的，这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政府的新的基本特征。在一些小团体中或在某种孤立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不存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合约也能够有效地执行，但是在现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存在种种障碍与困难。因此，如果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值得信赖的产权制度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

奥尔森既不同意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及福利国家。他认为，在一个大的组织（如国家）中，有些财富或劳务具有一种特性，即当团体中有人拥有它时，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一类的财富或劳务天生不适合于市场价格机制，因为靠市场是无法提供大家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的。许多政府劳务显然具有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这类的公共物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不过，当政府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时候，经济自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而妨碍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如果要改善国防、改革国家的司法制度等，公民的经济自由就可能由此而降低；还有，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因为政府的增税而降低。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

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市场扩展性政府”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所谓“市场扩展性政府”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包括两个基本的条件：(1)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楚的界定。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个人权利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品，但它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只有所有的经济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潜能。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清楚的界定为基础。而且，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或政府设计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就仅仅是资财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一个社会只有能够保护和清楚界定个人权利时，人们才有动机去进行生产、投资和从事各种互利交易，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2)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任何对个人财产的掠夺。在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中，在某种极权统治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到处可见。但是，在个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对个人权利掠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的管制，以及通过卡特尔来固定价格或工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被窒息，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扭曲，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一定没有活力而僵滞。这是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出现完善的市场、社会创新的充分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但是，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理论贡献

奥尔森的这一理论与他前面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向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之一，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关于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一直不断。政府究竟能不能够起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MancurOlson,2000.PowerandProsperity:OutgrowingCommunistand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5.王翼龙：《从引用率看美国经济学家排名》，载《经济学动态》，2001(9)。

6.MancurOlson,1998.ScourgeofSpecialInterests.TheEconomist,March7th.

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MancurOlson,2000.PowerandProsperity:OutgrowingCommunistand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经济思想范文篇7

一、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研究

递变的三个维度青年时期的交际、阅读与实践三个维度，是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体现，解释了其青年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客观原因。(一)交际维度青年在与生活上的朋友、学业上的挚友、事业上的战友交往中，实现了思想的递变。其中，“海归”师友杨昌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对青年的思想递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湖湘人才群”培养了他的本土化倾向，而“北大学者群”开阔了他的近代化视野。1918年与1919年两次进京，除与黎锦熙、杨昌济等故人交往外，还结识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名学者，认识了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等青年翘楚。［1］相互交锋的思想论战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输给青年，解放了这个“讲南方土话”人的思想。(二)阅读维度青年在东山小学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1912年，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本译著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竞争观念带给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修身课时，记录了“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等来自西方经济思想的观点。［2］(P4)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阅读了《管子》。由其阅读内容，能够看出青年的经济思想既受市场自由思想的影响，也有国家管制思想的渗透。1919年7月在健学会成立时，提出“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问题，在《健学会会则》中第一次体现了对经济思想的重视，主张“经济学”“有必要分□一门研究”。［4］1919年10月在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中，第一次系统地罗列了中国问题，其中细分了中国经济问题;［5］在“经济问题”中，又细分了五个金融方面的问题。③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从文化书社的书目中看出，他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论》《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等五本经济学著作列为“书之重要者”。［6］(三)实践维度1893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07年－1909年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1912年，国家处于经济战争中，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最好是商业专家，因此报考了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后因纯英文授课而辍学。1917年，利用暑假与萧子升进行社会考察，沿途靠给人家送对联、写家信维持生计。1918年，管理学校学友会的活动经费、到京筹集赴法费用。1920年3月，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解除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1921年1月，请彭璜备办新民学会通信集印刷费，8月通过船山学社津贴、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学，［2］(P1－23)并把经济学纳入自修大学的课程，“法科里面的科目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7］最具经济意义的社会实践，是1920年组织社会企业———文化书社。该书社以传播先进思想为宗旨，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书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属于全体投资者，不返还股本不分红。青年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成为企业创始人，聘请易容礼出任经理。马日事变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是青年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外在动力，而递变的发生则是他寻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青年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可“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2］(P4)的利益观;沿袭“四民分业定居论”与“孟子分工观”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常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的分工观;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环境下，恪守黜奢崇俭的经济教条，“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爨”，只求达到“翼可勉强支持也”的生活标准;［9］当判断出“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时，幻想通过小国寡民的原始经济形态来实现社会转型，认为“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1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时代，设想照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带给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与科学道路，这是由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力量及其经济思想的主体地位决定的。(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尝试运用西方经济理论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寻求答案。［11］在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触西方近代思想时，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1．以物价作为分析市场的切入点他在考察经济问题时，以物价变化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米价顶贵的时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腐朽。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等国际经济信息。［13］简单的价格分析，仅能揭示市场秩序混乱的直接根源，无法揭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通过价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观描述了转型期的经济状况，为深入分析准备了材料。2．股份合资与工厂性质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外资公司一旦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便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清晰地预料到矿业所有权“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14］站在捍卫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发起驱张运动，要求遵守“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的矿业条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来资本要素，而是主张在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应平等地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资源。而对工厂性质的理解，他认识到“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的不同，没有性质的不同”，因而判断无政府主义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得出工团主义认为“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结论。［15］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下，国家政治组织与工厂的生产和分配管理，都是权威式层级计划管理，配置资源以行政命令为导向，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工厂(或称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于二者边际量相等处，此时交易成本最低。当一个企业无限制地扩大到包括一个社会的全部行业时，便进入了计划经济模式，价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对资本垄断与军阀管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是外来资本、军阀政府与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认识到这三者的特权势力是抑制中国近代经济要素流动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资本垄断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认为要解放人类，“只有不许实业专制，破除私人垄断”。［16］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垄断资本家通过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掠夺消费者剩余，或通过依靠军阀政府特权，设置行业准入壁垒，抑制自由竞争。寻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军阀勾结外来资本势力，随意管制市场，任意扭曲产业结构。地方军阀为了增加财源，开放鸦片生产，“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17］地方军阀强制生产鸦片，改变农业生产结构，诱导人民进行成瘾性消费，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通过苛捐杂税掠夺人民财富，“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起来，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19］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推进，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管制，创造宽松市场环境。4．首次经济斗争是保护国有资产青年深刻地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带来的经济恶果，发动了首次经济斗争，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军阀政府变卖国有资产，是毫无节制地用国有资产向帝国主义购买军备，完全不顾丧失经济主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图短期内维护特权地位。“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18］公共资源变卖给外资，人民群众便失去赖以生存的廉价生产生活资料。“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父的枪械、饷款、训练教官”，［20］外资直接控制着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矿业、林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导致“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18］的分配效应，社会贫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众一方，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外资及军阀政府一方，悬殊的贫富差距潜伏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诱因，并恶化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在充分认识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上，青年提出建设湖南应该将生产资料经营权赋予人民，由人民创办银行、纺纱厂，明确主张“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余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10］这是一种以商品经济为辅的自然经济思想，不是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推翻外来资本与军阀政府的历史任务，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经济思想;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便进入青年视野。(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与转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经济思想离异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为落脚点，结束了青年时期的递变过程。1．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在思索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首次表现出对计划思想的认同，“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21］“浪战”是指资源分散利用，无法达到显著效果，特别是在完成历史任务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能克服分散运用资源的弊端，取得明显的效果。所以，“不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22］这种观点，只是带有浓重的计划思想色彩，且难以考证其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是由“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开始认同计划手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前，青年客观地评价过这种思想的发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23］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年了，依旧观察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俄国的生命力，思考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并确信，“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期内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政治经济思想，深切体会到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25］青年首次认清了私有的经济资源在自由市场上的运动规律，认清了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认清了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意识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分配生产要素所有权，破除市场上既得利益者的经济特权地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众共享中国近代经济转型创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经济思想范文篇8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管理思想始终将农业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首先,中国农业社会结构的稳定要有有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经济思想来指导,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这种经济管理制度的存在了,并且长期以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较大的改变,至今如此；其次,农业生产与小农经济紧密结合就形成了中庸精神,在管理上就体现为：在经济管理行为上,始终不过分偏离,稳步前行,以平衡的思想来发展农业经济,这就不断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再次,在经济管理的方法上,农业生产始终坚持不懈的对实际、经验加以重视,把管理活动摆在实实在在的农业管理上来。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纵观整个事态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管理。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供求活动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是供求。供求活动管理依据经济活动应当涉及生产管理、流通管理、分配管理和消费管理四个部分。社会分工对社会经济发展尤为重要,不能长期片面地强化某些行业而抑制其他行业,这样会影响经济的整体运行,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以往的经济政策显示出,在流通领域采用均输和平均两项措施,可使“民齐劳逸”,“民不失职”,平万物而便百姓。对生产和流通的管理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经济干涉和经济放任要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一般来说,经济放任常出于对富民的考虑,而经济干涉则多出于对富国的考虑。但富国并非必然需要政府干预,富民并非一定需要放任自由。两者恰到好处的使用才能使生产和流通更加顺畅。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影响

把货币和金融放在一起,是从供给、需求、管理方面来考虑的。对于货币金融的管理,它是和供求关系以及管理相互深入,又相互独立存在的。在中国传统的货币金融管理中,价格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官方的价格为例,人们始终以传统观念“谷米是基础”来进行定价,这就使得长期以来农业和商业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依据粮食价格来判断；货币管理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有丰富的内容。早在春秋时期,单旗主张废轻而作重,也就是百姓的货币贬值,以官为中心,这种做法不可取。后来秦始皇统一货币,取消私铸,在这之后,同意私铸和禁止私铸不断反复,到元朝时主要流通纸币,而明清时通货是银钞。我们从中国古代的货币管理思想中完全可以归纳出正确的理论体系；当代社会,借贷和利息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的存在即决定了借贷的存在,高利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一般主管高利贷的机构是官府,这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鉴于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才能得以解决。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20世纪时费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企业管理学,这是人类开始凭借行事的行为模式,按照科学的规范来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开端。之后,不同的学者围绕不同的管理理论进行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基础还是没有改变；总结起来,企业管理的发展是从古典理论阶段转向行为科学阶段,最后转向现代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学具有极强的科学性,是在传统的经济管理学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而演变来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着重大变化,尤其是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这就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其在原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济思想范文篇9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济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历史使命，这既是由它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它欲取得自身解放所必需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并应用于革命和建设中，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经济工作的重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及其人类道德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发展，并不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革命时期。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言之，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道德价值指标。但是。革命战争的胜利，最终是为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幸福。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建设时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呵以肯定，经济建设会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是基础，但并不足唯一．要在经济这个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实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

在高度文明和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展生产力，要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也是人的全面与和谐“建设”。以人为本，完善人的德性，始终是社会和谐存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的和谐，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始终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是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性价值而存在的。

二、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首先，为人民服务。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把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其次，艰苦奋斗。认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口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仍“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既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必须与旧风气作斗争。他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要讲究节省，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因此，他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经济领域，对于经济利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痛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但也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差别，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阐述道：“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的需要，决无所谓的绝对的平均。”的这一理论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面所强调的道德规范与“二十字”公民道德规范以及“八荣八耻”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践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可以追溯到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找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建设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因而，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也认为，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