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范文10篇

经济史范文篇1

我做学生时学得很杂，但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就专学经济了。回来教经济学，又做了20年的经济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领导薛暮桥、许涤新诸先生，都是著名学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们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经济史。这里我的一个体会是：在经济机关研究经济史大有好处，因为能密切联系实际，并易取得档案和调查资料。

“”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业研究经济史了。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但就每个研究者说，不妨有自己的体会。

我算是学经济出身的。我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欢计量分析，因为我学过计量学，并因此获金钥匙。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

我首先感到的是，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研究农业，灾荒不好计量，只能有灾是1，无灾是0。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那时R．w．福格尔还没获诺贝尔奖，但有些老计量史家已经转业了。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正如R．索洛所说，他们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①。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

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没有普遍意义，受时间空间限制。有些可称为规律，如价值规律，但恩格斯说，它可用于15世纪以前，到16世纪就要用生产价格理论，到19世纪(这不是恩格斯说的)就要用边际效益理论了。这指欧洲，中国还不行。199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这篇文章由《经济研究》发表，经其他刊物转载，并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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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01．75，No．2(1985)．

②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第3—9页。

那时，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都在中国流行起来。年鉴学派的整体观和结构主义都来自社会学，不是来自经济学。整体观接近中国史学，它与经济学之强调分析，有如中医与西医。M．怀特写了一本书《分析的时代》，指20世纪，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不过近年来又有恢复叙述历史的倾向。年鉴学派所称结构，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结构的良窳造成经济兴衰，这比原经济学的线性增长理论要高明得多。D．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注意到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讲义利论，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我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

然而，使我感触最深的是J．A．熊彼特。他在传世巨著《经济分析史》开篇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经济)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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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我深感自己缺乏历史知识，没有历史感，这就做不好经济史研究。“历史感’’尤难。我曾努力读前人的“历史哲学”，有十几家，虽可借鉴，但还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感。历史感或历史经验要靠自己研究历史得来，并要学古史，因为要通古今之变。这我就不如学历史出身的同行。好在我也读过两年历史，并幸遇名师陈寅恪、钱穆等，还有孟森老先生。也写过考据文章，只是太浮浅，需补课。

1999年我写了篇文章，提出我对研究经济史的看法。我提出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五个方面。①

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的经济。如战国时代，各国经济都要为战争服务；秦汉大统一，就有了《货殖列传》。这不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历史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一的整体。从历史出发就是从整体人手。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卷就是整体论，它规定着第2卷经济和第3卷资本主义的“边界条件”。

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这种认识，只有根据经过考证的、你以为可信的史料，别的都不足为据。但历史认识是相对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的进步，过去认识清楚的东西又变得不清楚了，因此历史总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出现经济理论问题。经济理论是一定的经济运行的抽象，但不能从抽象还原出实践，正如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经济人”国家。在研究经济史时，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否则就乱了。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诺斯看法有异，是J．R．希克斯观点，也是马克思观点。历史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于需要。但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如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单这些制度变迁还不行，还需要有体制的变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变革。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经济学家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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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53页。

经济史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史历史观方法论

一、历史观

(一)引子：经济史学小史

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1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

19世纪，西方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兰克(LeopoldvonRanke)为首的史学，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historismus)。他们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自然世界是普遍一致的，历史则有个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的历史发展所决定。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因而是实证主义的史学。他们十分重视历史事件，详述事件经过，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成为叙述式的史学。在19世纪后期，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以后，虽然是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但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如英国的阿什莱(WilliamsJ.Ashley)认为经济学原理不能普遍有效，应用于本国社会需作修正，并需作出历史评价。坎宁翰(WilliamCuningham)强调经济变动中的政治、心理因素，不能废除传统的史学方法口以施穆勒(GustavvonSchmoller)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是当时经济史学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并强调作历史评价。总之，在19世纪，经济史虽已成为独立学科，但仍主要属于历史学领域。1880年代牛津、剑桥大学开设经济史课程，都在历史系，属人文科学，相沿至今。法国、德国大学一般不专设经济史学科，也是在人文学院讲授。惟美国，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亦有设在历史系者。

到20世纪初，已有专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者，如瑞典的赫克舍尔(EliF.Hecksher)，并认为历代经济史的研究都应从供给与需求入手。但多数经济史学者仍坚守实证主义原则，惟因边际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兴起，研究范围扩大，并更多注重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如克拉潘(JohnH.Clapham)的英国经济史即以考证严密、数据精确著称；托尼(RichardH.Tawney)的英国经济史以人口、土地、价格的深入考察闻世。美国的米切尔(WesleyC.Mitchell)、厄什(AbbottP.Usher)善于将经济理论与统计资料结合，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作出贡献。荷兰的丁伯根(JanTinbergen)创行计量经济史和经济周期论。同时，个性的国别史之外，也向通史发展。汤普逊(JamesW.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各创理论特色的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都名盛一时。

二次大战后，西方发生史学革命，实证主义受到怀疑，历史主义几乎被推翻，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同时，经济学也发生革命，凯恩斯主义盛行，宏观经济学兴起，增长理论成为研究重点，结构主义和制度学派代兴。在两面冲击下，经济史学也发生革命性变化。政治因素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进入经济史研究，技术因素外，地理资源、气候环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口传统的因果论受到批判，线性发展被结构分析所代替。经济史面目一新，20世纪70年代奇波拉(CarloM.CiPolla)主编的《方坦纳欧洲经济史》可资代表。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RobertW.Forgel)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Douglas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这三个学派在下篇方法论中再为详述。此外，希克斯(JohnR.Hicks)于1969年出版《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各国先后悬殊，并有反复。转换中有四个方面的“市场渗透”，即新的法律、货币、信用制度的确立；财政、税制和行政管理的改造；货币地租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自由劳动市场的建立。这个理论颇受中国学者重视(《经济史理论》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以上是说西方。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经济史，《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应用了“善因论”的自然主义的经济理论。不过，历代的《食货志》之类都偏重于典章制度，未能成系统的经济史。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

(二)西方的历史哲学

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盛行，许多学者都对历史的演变提出理性的系统观念，即历史哲学。它是研究历史发展中一般性、规律性的问题，故又称元历史(meta-history)。最早的历史哲学著作是意大利维科(GiovanniB.Vico)1725年发表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此后重要的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ArnoldJ.Toynbee)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主要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家都已熟悉，我不再谈。仅将其他几种略作介绍。

维科首先提出“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命题；由于是自己创造的，人们能认识它。这就破除了中世纪上帝创造历史的神学历史观，也批判了17世纪以笛卡尔(ReneDescartes)为首的怀疑论，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无普遍意义，不能作科学研究。

维科认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都经历了三个时代：1.神祗时代：特征是家长制、农耕，尚无国家。2.英雄时代：特征是贵族政府，诗歌文学，以勇武和忠心为基础的道德。3.古典时代：2.特征是民主共和或代议君主制，有了科学和工业，诗让位给哲学，理性道德代替了英雄主义。但古典主义繁荣之后，人们奢侈成风，嗜杀成性，战争不息，人类又回到野蛮主义。这将导致三个时代的再次重演，但思想已占支配地位，重演不是重复，而是在更高起点上的新过程。

维科认为，造成这种规律性运动的是天意(Providence)，而直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性的恶，即自私自利和自爱的暴力。惟人性的恶受天意制约，天意使人在有了家庭之后也希求家庭的福利，在城邦国家时代也希求本城邦的福利，在进入公民社会后希求自己的和民国家的福利。如果各民族国家经过战争、和约、通商而联合起来，也会希求自己的和全人类的福利。总之，人的本性是随着文化和物质相争相胜而演变的，这构成历史。但历史不能预示未来，和柏拉图不同，史学家不要作预言。

维科还提出了一系列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史学家常犯的错误。他的书简称《新科学》(ScienzaNuova)；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思想丰富，读一下很有好处。

康德是二元论者。他认为，人类的活动就其本体说是精神的，和自然界的本体(物自体)一样，是不可知的。历史研究，即史学家所看到的，是这种精神活动的现象。一切现象都属于自然，因此，人类历史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的计划，它按照自然规律演进，目的在实现一个理性的“世界公民”的社会口这种规律，按照康德的认识论，是人们根据先验的理性原则，对于历史现象(以及自然现象)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智赋予客观的。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人有天赋的善良意志，按照善良意志展开自由，就是历史的使命。但人又是自然的生物，自然赋予他自求生存和享乐的本能。这就形成了道德与幸福的矛盾，这种矛盾又表现为人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矛盾。人的自私自利，即人性的恶，推动人勤奋努力，克服自然障碍，享受幸福。人的非社会性，使人与人处于对抗状态，导致战争和犯罪。这就需要人们进入理性的“自律”，即进入制定宪法和法制的国家，使个大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享有自由。这也就是迄今人们按照理性发展的历史。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野蛮对抗仍在继续，那要等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理性的自律才能解决，即康德所称“世界公民”的“目的王国”。然而，那将是在遥远的未来，照康德看，人类的“目的王国”只能是在“彼岸”的事。

康德的历史哲学有篇1784年发表的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译本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黑格尔破除了18世纪流行的二元论，把精神、自然界和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辩证法运动过程。他。以“绝对精神”为一切事物的本原。绝对精神的逻辑的运动，外化为自然界，有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产生人类，有了历史；人类历史的运动，又发展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正反合”。恩格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立的，把它颠倒过来就意味着：精神或者思维，在物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显现和完善自己。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思路了。

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人类历史则决不重演，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历史就是旧事物的消亡和新事物的取代。

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的历程也就是自由发展的进程口在古代东方王国，只君主一人是自由的，所有臣民无异奴隶。到希腊罗马世界，人们认知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并肯定于法律。到今天日耳曼世界(指普鲁士王国)，便认知全体人都是自由的了。他说，“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目的的实现”。他把中世纪神学的“天国”搬到人间，把康德的“目的王国”从遥远的未来搬到现世。而他所说的自由是严厉的普鲁士法律下的自由，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自由王国”完全不同。黑格尔认为绝对理性(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它要通过直接动力才能发挥作用，直接动力就是人类对自我利益的“热情”。“理性的狡黠”命令热情驱使人们奋斗，推动科学进步，控制自然界，牺牲他人以利已，世界充满斗争。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的发动力”。其实这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口在中世纪神学，历史的动力源于人类有‘原罪’，需神来拯救。在维科和康德那里，历史的动力是人性的恶。黑格尔把人性的恶归之于“理性的狡黠”，这就把它合理化，与自由同质。所以他说，“在(普鲁士)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并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享受之中”。

以上引语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

汤因比是最后一位历史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发表已是20纪30年代。他以社会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共考察了自古埃及到当代的21种文明。他认为，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中，文明的出现不过是短暂的几千年的事情，因而这些文明都可视为同时代的。他考察了这些文明的渊源和其相互关系，结论说，在哲学上，所有文明都是等价的(价值相等)。这就突破了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元论、康德以来的主体历史论、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中心论。这是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汤因比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在“挑战和应战”(语出《浮士德》)中发展的。文明不是起源于安逸乐士，而是产生于克服艰苦环境。能不断战胜挑战，文明便发展；应战失败，文明会衰落以至灭亡。他列举了五种挑战，其中人为的多于自然条件的，内部的多于外来的。他观察到，一种文明“成长”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混乱与苦难”时期；于是，人们建立起有权威的“大统一国家”以阻止文明解体；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作为“间歇时期”的黑暗时代。这显然是来自欧洲的经验。不过他说，军事扩张、技术进步都不是文明成长的真正原因，真正的进步是社会精神解放出来，应付挑战。文明衰落的原因通常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摧毁文明的主要是内部斗争。

汤因比还认为，文明成长的动力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组成的小社会。他们常是先“隐退”，以思考真理，再“复出”来领导群众，应付挑战。这就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观，而接近于中国的“圣贤”史观。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篇幅太大，通常是用经他审定的缩写本，其中译本亦有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1964年版)。所叙史实不免纰漏，但花点功夫看看有好处。

20世纪以来人们已很少谈历史哲学了，史学理论的讨论脱离本体论转入认识论。有人把维科至汤因比的研究称“思辩的历史哲学”把这以后的史学理论称“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不过，我以为汤因比以后的史学理论主要不是历史本身即元历史问题，而主要是批判实证主义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研究，因而我把它放在方法论中去讲。(三)中西历史观的比较

上述历史哲学，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历史观的演变，在中国可上溯到春秋战国，在西方可上溯到希腊罗马，并均应下延到今天。历史观的内容十分繁赜，不能详谈，只能选择其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历史观时，曾着重讨论了两种观点，即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44、48-49页)。而在认识论上，这两者也都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看法。下面讲历史观，我就只讲对人与自然、人与人、思维与存在这三个关系的看法，其余只附带提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叫天人关系。儒家、道家、法家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看法，但秦汉以后融合了。

儒家的天是神意义的天，天有意志。孔子讲天命，孟子讲天志，荀子讲天职天功，天都有意志。因而，儒家的历史观中有目的论色彩，但不浓厚，比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判西，方古代哲学的目的论，简直算不了什么。决定论，除个别如五行生克说外，在儒家历史观中是很淡薄的。儒家虽是神义的天，但人与天是相通的，可知的。孔子知天命，孟子更是“万物皆备于我”口这也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这里讲一件事。荀子有“制天”的话，今人多解为人能制服天，一如英国培根(FrancisBacon)所说人征服自然界。这大约出自今人的革命哲学，古人不这样讲。王念孙说“制天”是“裁天”误书，章太炎、胡适从之。照我看，“制”可作“法、则”解，“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物畜即积蓄，以天为法则积蓄财物，亦《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意。“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意以天命为法则来应用。总之，儒家历史观中，天人相通，天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没有人与天对抗的意思。

儒家思想中，人与人之间是以“仁、义”为基础的协调、合作关系。这里，荀子有“性恶”说，但他说正因为性恶，人才“欲为善”，并且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善人，即使不能成为禹，也“无害可以为禹”。当然，在等级社会中，都有等级对立，不在哲学上人际关系之列，正如希腊哲学中不考虑奴隶那样。

先秦道家即老庄的天，完全是自然意义的天，“无为”的天。道家的历史观中一般没有目的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法则之意，不是对立。天与人、人与人、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都是一致的，用哲学话说，有同一性。

先秦法家，主要是在治国与治军上主张法制，而在天人关系上，除商鞍宗儒外，都宗道家。韩非在《解老》篇里还首创一个“理”字，“万物各有其理”而“道尽万物之理”，给万物协调、也给立法治人找到理论根据。

秦汉之际，法家已被融入儒家，所谓“儒表法里”。这时儒家又吸收了道家的世界观，讲无为，即所谓“黄老之术”。再加上儒家和道家都很精通的辩证法思维，就形成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的历史观可用两句话来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历史观用现代语言来描述就是：人与自然界是可以相通的(communicable)，人类社会是同质的(homogeneous)，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dialectic)，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identity)。人间有苦难、战乱、罪恶，但正如自然界有日蚀、地震、灾荒，通过“变”，即向对立面转化，会归于祥和。司马迁还认为这种变有周期性。

这以后，中国政治上有变化，如“无为”变为专制，思想上有波澜，如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但这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基本上延续下来，直到宋代才发生变化。

再来看西方的历史观。西方的自然观，从古希腊起，直到19世纪，都是神意义的天，很少例外，所以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目的论，以至决定论。

希腊哲学，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还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要求真善美。但自公元前5世纪的泰勒斯(Thales)起，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以致在认识论上常导致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并为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和自我的历史观开辟道路。

柏拉图实际是二元论者。他没有说明一切事物的基质是什么，但一切事物都是由于“理念”参加进来才变为存在，不是历史地存在；从这一点说，有非历史主义倾向。他的最高的理念是善，或逻格斯(Logos)生成万物，这成为西方哲学常用的概念。而这也使柏拉图的世界观有着严格的目的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智慧、勇敢、克己、正义四种德性，他的《理想国》主要是教化群众实现这些德性；这比较接近于中国儒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永恒运动的物质，而其运动形态是由理念推动的，所以是存在一元论者。他并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三段论的逻辑学，成为西方哲学和几何学推理的主要方法，这一点比中国高明。但用逻辑推导历史，也会违背实证，有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亚里士多德对“第一推动力”的论证就是这样。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亚里士多德很注意节制、中庸的态度和高尚的德性；他的国家论也偏重于教育培训良善公民。但他有个“整体先于部分”的原则，在理性上国家先于村社、家庭和个人，与中国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相反。

到中世纪，西方的神学哲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也可说是对希腊罗马历史观的否定。这个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只是永恒天国的一个暂时的阶段，其目的在于拯救陷于“原罪”和各种罪恶中的人类。这是首次提出“历史的目的和价值”这一命题，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讨论的中心。在神学的历史观中，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上帝安排的，唯实论和唯名论的争论并不改变这种历史观，只是唯名论者认为罪是人类的个人行为，而非共性而已。在认识论上，作为这种历史观的经典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ofAquino)的《神学大全》，竟全部是用三段论法的逻辑论证的。用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话说，“方法为了迎合体系，不得不背叛自己”。

(四)理性发展的道路

l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冲破了神学藩篱，理性哲学的发展又给神学历史观一次否定。理性主义的发展，促成欧洲近代科学的建立，18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也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历史学可把“现代化”定义为“理性化”。

这期间出现许多理性主义大师，他们大体可别为二派：一派是经验主义者，理性来自经验，如培根、洛克(JohnLocke)、休谟(DavidHume)；一派是唯理主义者，不反对经验知识，但认为真正的理性原则是先验的，如笛卡尔、斯宾诺莎(B.deSpinoza)、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尽管学派不同，他们都对欧洲的现代化作出贡献。18世纪晚期，康德力图统一两派的世界观，实际是集各家理性观点之大成，代表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潮。康德的历史观，前面已略作介绍。可以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已不是希腊哲学那种自然的和谐，而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所代替；他的先验论的理性判断，突出了主体的作用，实际是我凌驾于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虽然说善良意志是绝对的，但只能是在“彼岸”，在国家论上，抛开了希腊哲学的教化育人，而专注于运用权威和法律，以对付人性的恶。19世纪初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认识论上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强调了国家和法律，更强调了主体，成为一种自我的历史观。

西方理性主义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富强两个方面。16世纪的培根就提出征服自然界的号召，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即指征服自然界的力量。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都是朝着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以满足人类欲望这个方向进行的。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讲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而这都是合理的。进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与人之间也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国家理论、契约说代替天赋人权说，工具主义又代替契约说。原来，西方民族国家在形成中就开展了掠夺成性的殖民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战争不息口政治学只能讲强权政治，民族压迫在教科书中被标为“白种人的责任”。社会人类学提出“类意识”的理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要排斥非同类的成员。这比之中国理学的“民胞物与”思想，不啻霄壤。最明显的是经济学，影响历史观也最直接。经济学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使利益最大化，人们可以无限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政府和人民处于靠契约维持的利益对立关系，而人与人之间都只能在市场上尔虞我诈。经济学设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演化至今，由于“理性预期”可使一切公共政策变得无效；又因个人理性超过集体理性，一切交易行为都会变成博弈口最近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博弈论者。

西方理性主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逻辑学思维方法。逻辑学经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的改造成为一种严密的科学，它包括归纳、分析、实验，而最重要的是严密的推理演绎程序。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一种理论、设想或计划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按照一定程序使之变为现实口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富国强兵和工业化的实现，都借助于这种方法。近年来，人们把借助于这种方法实现的现代化或理性化称之为“工具理性”，以别于向往于真善美世界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这种命名亦非新撰，原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逻辑学即被编入《工具篇》，1620年培根把他的方法论著作称为《新工具》。工具理性又被称为“功能理性”“目的理性”。其含义是，这种理性，可以通过逻辑程序，有效地实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不管这样做是否违反道德原则。像谋取最大利益的经济学，就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一般不具有工具性。

回头来看中国。中国的理性主义即宋明理学，它出现甚早，而长期效果未彰，即告中辍。19世纪以后中国的理性化或现代化，反是借助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输入。良可浩叹。

北宋11世纪以来，即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额、程颐等理学家出现，各有所长，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体系。朱学以理或天理为宇宙本原，以气为物质材料。天理以“理一分殊”(一般与特殊)方式转化为万物之理，使得气按阴阳(正负)的对立统一运动形成万物。宇宙万物统处于“大化流行”即互相交换的运动状态。这种本体论与康德不同，主体通过穷理尽性可认识现象，也可认识本原(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在天人关系上，宋儒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即天道与人道的同一，也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同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仁义为人际交往最基本的理。和西方不同，宋理学家差不多都是人性善论者，把人的私欲归之于气有浑浊或外界诱惑，因而要求人通过理性知识，自我修养，“存天理，去人欲”。一切又要以心“诚”为本，致“中庸”即中和之道。待人接物普遍宽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至世界大同。

李约瑟(JosephNeedham)把朱熹理学视为中国传统儒学的科学化。宋代科学技术居当时世界之冠。李约瑟估计可抵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但中国迄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科学来。朱熹也讲“格物穷理”，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伦理道德之理，不讲物之理口儒家没有西方哲学那种讲物理学的传统。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道德理性”，没有“工具理性”，这也使中国理性化的道路与西方迥异。儒家辩证思维很高明，但缺乏逻辑学思维，这又是缺乏工具理性的重要原因。道德理性不能工具化，就变成教条，变成“三纲五常”，日益僵化。12世纪出现的陈亮、叶适的富国富民之学，也因缺乏工具性，渐形衰落。

15世纪末兴起了王守仁的理学。他反对朱熹的“理在事先”的观点，继承南宋陆九渊“心即理”的观点，认为“心外无理”。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不要“问形骸而分尔我”。这是破除了形而上(理)与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界限，并破除了主体与客体界限的彻底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而王守仁最大的创造是他的“致良知”说。他认为，人心本无善恶，善恶是“意”的作用，用理性来认知善恶，去恶存善，便是致良知了。致良知说纯属唯心论，但十分提高了个人理性思维的价值。他说，“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孔子之言可破，还有什么教条不可破呢?

于是，16世纪就产生了泰州学派、何心隐、李贽以及东林党人的反传统思潮。他们批判朱熹以至传统儒学的教条，讽议时政；他们不少人肯定了人的私欲，分别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惟未见民主思想)。这个思潮很激烈，并有组织活动，不少人被系狱，以至身殉。17世纪，兴起了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李学派的启蒙思潮。他们以“经世致用”之学为号召，反对君主独裁，进一步肯定欲、私、利，提出令百姓“自为”，国家少干预，以及富民、解禁，“工商皆本”等主张。惟其论证限于义理，缺乏工具性。旋清人入主中原，厉行文化专制，文字狱连绵，蓬勃一时的启蒙思潮嘎然中辍。

清代儒学回到经学，儒学的理性化可说以失败告终。到19世纪后期，吸取西方的科学和工具理性，兴起“新学”，才渐获成效，即洋务运动、、辛亥革命。

这里，我略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问题口人是以社会的存在与自然界交往的，并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界对人的作用。人的本质是自由，但在现实社会中，人已自我异化，成为被迫劳动。要经过严厉的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全面的自由劳动。这就是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他在上述《手稿》中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而这也就是“历史的全部运动”。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门而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他认为正确的发展(进化)观“是对立面的统一”。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展开”，而是通过“矛盾的揭露”和“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五)理性主义的反思

西方的理性化或现代化，从工具理性看，确实成绩辉煌，人都要邀游太空了；但从价值理性看，生态破坏，道德沦丧，离真善美更远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反思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卢卡齐(GeorgeLukacs)在《理性的毁灭》中说，1848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西方文化也由理性转向非理性，20世纪已是非理性的世界了。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Theodore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论》，要求重视人的价值，注意智力投资。20世纪70年代，舒马赫(E.F.Schumacher)发表《小的是美好的》，批判西方讲效率不讲道德，错误在于“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属于自然，却把人作为征服自然的外在力量。20世纪80年代，佩鲁(FrancoisPerroux)出版《新发展观》，要求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并重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书都有中译本。《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值得一看。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声势日隆。这个思潮并未形成系统理论，而是分别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文化思想。我择其有关历史观的几个问题，略作介绍。

1.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一般反对西方哲学本质与现象分离、主体与客体对立的观点。以后现代主义先驱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为例。海德格尔认为本质和现象都是存在，本质以生成方式由本体向显体展现，犹如种子成长为树木。这与宋儒“体用一源”、“显微元间”的论点相仿。他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人“关切参与”(Sorge，中译本作“操心”)自然的关系，晚年，他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描述人与自然界共存共荣，则颇有天人合一味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人都是“共同存在”的，共同分享这个世界，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切参与(操心)的关系具有意向性和伦理价值。

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在中国已颇流行(中译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海德格尔的弟子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发挥了自由个体之间关切交往的论点，他称为“传导”。没有孤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总有相互关系的机制和准则，而历史应视为不同时代人之间的传导，人类以此实现自由。

稍晚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哈贝马斯(JurgenHarbermas)提出系统的“交往理性”理论。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不过是从社会关系立论的。他认为，在家庭、部落时代，人们可以自由交往，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还是比较一致的。阶级社会造成两者分离。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异化为物，丧失人的自由，一切现实社会关系都由金钱和权力支配。要重建后现代社会，必须恢复人与人的交往理性，开展诚意的对话，通过沟通和协商，稳定群体的团结和个人与群体的协调，促使社会整合。原来，海德格尔曾从本体论上把理解和认同看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口哈贝马斯从人与人关系土论证，说他的交往理性是“主体间关系”，等于破除西方主客体论的传统。这一点与中国仁学的论点有一致之处。

2.理性化或现代化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不少人否定理性，认为世界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浑沌、个别和差异组成，世界是非同质的，即所谓“后结构主义”和“解构论”(deconstructionsim)。因而人们在思想和选择上没有一致性。理性主义要求人们有规范行为，只能出于强迫，而强行一致就是暴力、压迫、恐怖主义(如军备以至核武器)。这就形成一种非理性主义历史观，认为18世纪以来的理性化或现代化是个历史错误，到20世纪，它以失败而告终。

但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这样。很多人实际是批判工具理性，并不反对道德理性。批判大都由于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引起，并集中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因为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还是讲道德的。哈贝马斯就不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认为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理想，一项未竟事业。它的错误在于“野蛮的工具理性”由科学经济领域侵入了道德价值领域，它扭曲了人类的交往，变成“伪交往”。他提出在现代化过程中，道德或价值理性应该主导工具理性，价值观应该约束科学技术。

3.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问题

历史一元论的基础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这种一元论源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理论，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达于绝对化，好像世界所有文明都来自《出埃及记》。18世纪，维科和赫德尔(JohannG.Herder)提出文化多元论。康德读了他的弟子赫德尔的著作后研究历史哲学，但他持一元价值论，提出“世界公民”的历史观。黑格尔更是完全的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者，中心即普鲁士王国。工业革命以后，出现西欧中心论。19世纪，出现历史发展阶段论，把各民族文明差异归结为西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落后者是处在西欧的早期阶段，希望他们按步就班前进。

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论者和非中心化(decentering)论者，在历史观上也是这样。如有人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价值。著名的后自由主义者柏林(IsaiahBerlin)批判“世界公民”思想，提出各种文化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甚至不可兼容，自然不能有一个中心。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汤因比都是文化多元论者。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会由盛而衰，因著《西方的没落》，世人瞩目。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文明可免于衰亡，但不能靠物质力量，而需要一种“终极的精神”。晚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他在1975年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将来文化上统一世界的不会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4.历史的连续性问题

后现代主义者很多人认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有的是从强调个别性出发，世界上的事物彼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历史上的事物也没有纵向的必然关系。有的是从后结构主义立论，强调社会的非同质性，那么后一代与前一代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后现代主义的领袖人物也是历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对此有深刻的研究，他号召新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寻找历史上“断裂的现象”和“转换的原则与结果”。

历史非连续性的论断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反对割断历史，似乎一场革命就可与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创造，在一张白纸上绘新图画。马克思在论法国大革命时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他在论历史时说，“历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交替”，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同上第43、51页)。这三者是不能割断的，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

不过，对于福柯的非连续性历史观也不能闭目了之，需作些说明。

中国的史学传统一直是重视连续性的，这在历史观上就是“通古今之变”。西方不是这样。早期西方史学都是一件一件的故事，互不联系。鲁滨逊(JamesH.Robinson)的名著《新史学》说，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史学中时间错乱的现象还习以为常，历史连续性的概念是19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福柯也说“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他所批判的正是这时期的史学。他说，这时期的史学设定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把合理性作为人类的目的，又受进化论影响，排除断裂现象，把历史写成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19世纪末，更把社会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形态，某种同质的文明，排除个体，历史抽象化。福柯声讨的正是这种有发展而无变革的目的论的史学。

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史学，人创造一切。而这种理性的人，是由权力建构的。权力认可的理性，压迫一切异论。他从笛卡尔的《方法论》中看出理性(工具理性)的极权性，又在众多论述中加以论证。他反对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主体主义史学。

福柯主要是研究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把思想认识称为“知识型(episteme)。他认为，启蒙运动以后在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型不是继承古典时期的原型而来，而是古典认识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转换。因而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宣告“历史已死亡”，提出建立“新历史”。

建立新历史，福柯要求用非连续性概念来划分历史的系统和层次，发现历史“过程的界限，变动曲线的转折点，历史事物功能的极限。他反对传统史学的永恒真理论、目的论、线性发展和因果链模式，而强调断裂和转换。他说，这种新历史的最初阶段可上溯到马克思。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动力……是革命”。看来，福柯的断裂和转换亦有变革、革命的意思，也可说，是从积极方面来解释“通古今之变。”

福柯的论述集中于《DitsetEcrits》中译本《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总的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新的历史观多少都有向中国历史观靠拢的倾向。二、方法论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3页)。不仅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在论及历史观时，马克思说，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前已言及，我还把被称为“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列入本篇方法论中。经济史研究中还需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也都在本篇中论及。本篇方法论，限于篇幅，我也只讲有关理论和原则，不讲具体操作方法。又主要是讲西方，中国方面另有专篇讲述，从略。

我主张“史无定法”。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口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结论相同，益增信心，结论相悖，可暂置疑。

我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举了些实例，有兴趣者可参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一)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话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20世纪50年代一度陷入教条主义，但未放弃实证原则。近20年来，大量发掘史料，考证范围扩大，博采翔究，举世称盛。

西方史学曾长期受制于神学，继受浪漫主义影响，至19世纪初始有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故称兰克为近代史学之父。当时主要用语言学和法学方法考证历史文献，诠释经典著作，成绩斐然。不久进化论问世，考古和自然科学方法进入实证主义，麦特兰(F.W.Matiland)史学名重一时。继之欧洲各国开放档案，史学家信心十足，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SirJohnActon)受命编篡《剑桥近代史》时，相信他们是在为“终极的历史”作准备。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20世纪30年代出现相对主义认识论，20世纪50年代出现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60年代又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都是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但是，所有这些并未根本动摇实证主义的基础，而是以新的观点丰富了史学理论，也丰富了实证主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可以狄尔泰(WilhelmDilthey)、克罗齐(BenettoCroce)、柯林伍德(RobinG.Collingwood)为代表。

原来孔德(AugustConte)创建的实证主义，是把一向视为艺术的历史学纳入他的社会学，比同于自然科学，用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确立历史事实，再寻找规律。狄尔泰指出，历史学是研究精神的，与研究物质的科学不同，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对象(历史事物)都属“个体生命”，有同一性。真正的历史知识只能来自史学家对他的对象的“内在体验”，使对象活在他的心中。这等于史学家以自己的生命思想复活已死的事物，给历史以生命，他称之为“移情”。并用移情论建立他的解释学(Hermentics)：对于文本(历史文献)须从个别词语来理解整体，又从整体来理解个别，构成“诠释循环”，以及从历史理解现在，从现在理解历史，多次循环，才能有比较完整的知识。

克罗齐也是把历史学视为一种艺术，不过一般艺术不必求真，历史则必求真实。科学是从外部观察自然事物的普遍性，历史研究则要求研究者进入历史事物内部，领会事物的个别性，而这样作出的判断是真实的，因为普遍原理只有在个别中被实现才是真实的。克罗齐又认为，史学家总是根据当代的兴趣去选择历史题材，根据当代的思想去评论历史事物，它是史学家此时此刻的思想活动，因而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现实兴趣没有进入过去以前，只有历史档案，现实生活进入档案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历史，而这也是历史的功能所在。

柯林伍德指出，历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生成过程，过去的东西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浓缩于现实之中。历史过程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每人行为背后都有其思想动机，史学就是研究这些思想动机，因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研究前人思想，也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它。但不是在原来的水平上，“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这里的知识结构包括了历史，“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上引语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该书并检讨了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各家历史观，可资一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以上可见，狄尔泰、克罗齐之批判实证主义，主要因为史学是艺术，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柯林伍德虽视历史为科学，但它研究的是思想，须用思想“重演”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确立史实和考证功夫。狄尔泰的解释学就是一种考证；克罗齐曾盛赞当时考证成果，使史学脱离幼稚状说：而柯林伍德所强调的“批判”一词，主要指考据、考证。

20世纪初流行的新康德主义观点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规律，而历史则是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性。再则，自然界无价值可言，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对历史事物有价值判断(道德判断)问题。孔德和斯宾赛(HebertSpencer)的实证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并主张对历史也像对其他科学那样，只问“是怎样”，不问“应该怎样”。这就引起了争议，至今未完全解决。

这里谈一下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并具有艺术(教育)功能。历史中也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但主要在人口、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与组织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史元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至于价值判断，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史学如元价值判断，怎能古为今用呢?19世纪一些史学家力求态度“中立”，免涉是非，是不可取的。我主张要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作实证判断时，应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断的历史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可以贝克尔(CarlL.Becker)和卡尔(E.G.Carr)为代表。贝克尔认为，历史事实作为过去的存在已经消逝，实证主义者要求“如实地说明历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相对的，跟着人们知识的增加而变化。卡尔提出，历史事实是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出来的，总不免主观意识。单纯的历史事实只是一潭死水，经史学家选择和探讨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因而历史乃是“历史学家跟他们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这一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者伽达默尔(Hans-GeorgeGadamer)的解释学中发展成系统理论。伽达默尔师承海德格尔的“前有”说，认为人们在解释文本(历史文献)之前必有自己的、由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前理解”或“成见”(Voruteil)，它给解释者以“视域”(观察的角度、范围)，经过与文本互相切磋，达成共识。因而，解释不是像狄尔泰的解释学那样是重建过去，而是一种创新，达成更高基础上的理解，“比希腊人更希腊”。他说“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真正的理解乃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逻辑”，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超越时间距”的交流。人们的成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会使视域更卓越宽广，理解也更深入真实。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否定了康德的“自我”历史观，也否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体的对立，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今人与古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其发展，便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都可一读。

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我常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时代进步和知识积累，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没完没了的再认识。这种认识和再认识都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历史学也因此不断进步。就历史上的事件说，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甚至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就史料说，当时人的记载既不能详尽无遗，也不能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这都要靠史学家的考证功夫，汇集各种旁证，甚至外域的反应，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它的全部意义。在这种考证中，史学家的主观见解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特别像史学家的“历史修养”，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不能圄于主观，而要在研究中更新。卡尔把历史的研究比作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伽达默尔把文本的解释说成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交流，都很好。从认识来说，他们的主体与客体观点，十分近似中国的历史观，在他们的方法论中，也都具有“百家争鸣”和不断更新的内涵。

最后，逻辑实证主义。它原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作为方法论，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哲学”，用于历史学，以波普尔(KarlR.Popper)和亨普尔(CarlG.Hempel)为代表。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生产理论，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推理出发，研究逻辑的“覆盖率模式”。享普尔完成了这种推理模式，即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规律，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由此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或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经济运行、社会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研究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模式法常导致决定论、预期论，这也是不健康的历史观。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享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是借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已有规律；还有人提议用“正常状态”下的虚拟规律来代替。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使单称命题，也不能包括历史上的偶然因素。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的史学并未流行，在美国用此法进行研究的，也只是某些个别事件。

(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或谓经济史学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两者的边缘学科，研究者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不过我认为，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的，实际做不到，因而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各种学派。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正何正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经济学理论有明早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会长些。我举二例。

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由于以效用价值说为基础，受到古典学派的攻击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否定。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即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有些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但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则广为流传，至今仍在应用。原来，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已有边际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定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应用日广。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煊赫一时，为西方许多国家奉为国策，为渡过危机作出贡献。但不过20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即暴露缺陷，基本上为新古典综合派所代替，并受到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批判。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与投资等指标，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等，则被广泛应用，至今不息。因此兴起的增长理论，作为方法论，对经济史研究十分重要。

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那么，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怎样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

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思考方法，西方常称为approach，即怎样去看这个问题，从何入手，头脑中形成什么样架构。各经济学派不同，要根据我们的历史观，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所研问题的性质，选择可用的理论观点及其思维逻辑作为思考方法。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著名经济学家，大都有自己的经济史观。例如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受市场范围限制。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有的是以生产的发展为主，有的则以交换的扩大分期。是需求牵动生产还是生产决定需求，至今争论不息。我很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把生产和交换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主张，两者互相制约，至于哪者为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情况。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论，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内部各种因素创新的组合过程，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史观。60年代罗斯托(Walt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尤其是他的“起飞”和“主导产业”概念，最受人注意。不过这都是讲资本主义前期，到二次大战后，又有许多新的理论出现。

这里，介绍一段诺斯的看法。他说，目前，研究经济史的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三种。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在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中还是有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注重市场调节，并注意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是一种乐观模型。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并强调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口但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精确的分析方法。诺斯的这段分析很精辟，不过我以为经济史研究还应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证，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

关于把经济学理论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我以为可根据我们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资料的可能性，选择某种理论的一点或几点，作为分析方法。例如我以为李嘉图的地租论，在分析中国封建经济中即可有用。又如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用于支付农场雇工工资部分)，这一思路仍可用于分析明清经济的发展。就是说，有些经济学理论可加以修改，然后利用。又如投入产出法，在资料较多的明清江南农业和手工纺织工业中，已有人应用。在近代经济史中，可利用的范围更广些。19世纪后期以来的价格、市场已有不少人进行分析，在农业和新兴工业中已有人尝试边际分析。20世纪以来，宏观方面诸如GDP、总需求、总供给、投资以至消费结构等，都已有人在研究。

最后谈一下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至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巨著中，把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RobertM.Solow)写过二篇《经济史与经济学》。他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批评当前美国的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按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这话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三)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

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holisticperspective)作为方法论，都源于社会学。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乏和”，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动人的事件，而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该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使结构主义整体观史学系统化并臻成熟。

布罗代尔的史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1)长时段(以世纪计)的构造史，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史、地理变迁史、社会心态史。(2)中时段(数十年计)的动态史，包括社会史、经济史、国家史、文化史等。(3)短时段(以年月计)的事件史。他认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事件史，其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来调节，而中时段的动态史又受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制约。三个时段或三个层次的相关研究，才能显示任何事件和(经济与社会)周期波动的本质和意义。就历史来说，结构意味着一种集合，一种构造，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力强的实在。它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因为它规定了某个历史时期人们不能超越的边界。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是以他的多元时间理论为基础的。人是生活在短时段里，生命有限；但他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时间的我”。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多元时间的，先我们而存在，等我们死后还存在。用多元时间研究历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浅、对事件那些只争朝夕的评论，也可以避免那种就事论事、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的历史文风。

布罗代尔是重视长时段研究的，但不都是时间长。他1967-1979年出版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第二卷讲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的周期性；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特别是经济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而第一卷，相当于他体系中长时段构造史那一卷，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其内容：从人口、气候到百姓的婚丧、医药、教育；从资源、产业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从市场、货币到人民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风尚。他说，正是这种每天重复发生的“结构”规定了各种经济活动的“边界条件”，也就是第二、第三卷所述那些重大活动的依据和制约。

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可谓完备无遗，但应用颇为困难。首先，体系过于庞杂，有“万花筒”之讥。这也必致卷帙繁浩，其《地中海》一书有1200余页，令人畏读。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倡分工合作，专而后宏，对每个研究者说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取；但都应有整体观点，全局在胸，力戒孤立地看经济问题。许多问题，特别像自然、地理、生态、人口等，可依赖专家。作为史学家，只于专家成果中理清其结构或“构造”关系，就达整体史观的目的了。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广泛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就经济史而言，主要是用结构分析修正传统史学的线性发展观和修正单线的因果链。并且，所用不仅是经济学中那种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的概念，而是社会学中多元、多层次、多时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

第三，人们批评布罗代尔太轻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布氏在《地中海》再版中作了回答，他说对事件不能客观地叙述，而是由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选择的。这有一定道理，历史都有选择口不过，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事件，尤其是政权离合、变法改制，以至州县建置，驻屯军等都对经济作用很大；至近代，涉外事件常左右全局，几乎是不可选择的。许多事件都影响深远，甚至一个诏令都可成划分时段的标志。因此，也不能以分析史完全取代叙事史。并且，不但叙事，在多元、多层次的解说上，或恩格斯所说“合力”问题上，用叙述法往往更周全和概括。20世纪初西方批评历史主义，有人(M.White)写了一本书《分析时代》，那时，分析史学弥漫整个西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叙述主义之风，福柯、伽达默尔都有此主张。中国史学没有卷入这场风潮，基本上是叙事之中有分析，以史带论或论从史出，我看这样最好。

(四)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史研究中早已应用统计学方法，主要是作为实证之用。我一向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作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如过去常以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畸形”发展，是洋货入侵结果。但据估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进口商品只占9%，而且在洋货大量进口前已有很大的商业资本了，不得谓之畸形。惟我国缺乏长期统计资料，尤其20世纪20年代以前，即使在此以后，定量分析亦需靠推算和估计口或以为估计不可靠，不如不用。实则估计有一定的数理法则，尤其是相对数(如指数、速率、比重等)，只要计值方法前后一致，仍是有效的。又长期的历史统计中有两项统帅全局的数字，即人口与土地，这两项资料我国最为丰富，但因各朝代计量方法不同，不能直接运用。近年来经考证、估算、改编，成绩喜人。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与统计学不同。它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求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出结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决策和制定计划等。计量经济学用于历史研究，即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Clio是希腊主管史诗女神，因以命名。

计量历史学于20世纪60年代创于美国，著名学者有福格尔、戴维斯(LanceDavis)、休斯(JoanthanHughes)等，大都研究经济史。以历史数据不足，常用间接度量法，如以成本变动度量产量，以社会储蓄度量国民生产总值。又创“反事实”(conterfactual)研究法。如福格尔作《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假定美国不建铁路，用其他有效运输方法，国民生产总值仅减少3%而已。发表后批评踵至，盖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又如托马斯(RobertP.Thomas)研究，假定北美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美将有多少收益和损失。亦引起物议，因所计算仅是英美间贸易，殖民主义不仅是作生意。福格尔又与恩格曼(StanleyEngerman)合写《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计量结果，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个体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这里，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何足以言历史?以后，美国第二代的计量历史学家转入国民收入、经济增长、政府政策等宏观研究，诺斯、托马斯等大师则另创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

近年来，中外学者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亦渐兴起，但大都属于回归分析，且限于一次线性回归，并用回归方程求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用概率求出标准误差。这种分析实际属于统计学范围，以系列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我所见最早是关于宋代会子发行的研究，以及唐代里甲户口，其余都属近代，主要在进出口贸易、货币量、个别行业的生产等方面口物价尤其是粮价的研究较多，为分析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周期性、市场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归分析，不过较为复杂，如运用价格差、价格方差、价格离散差等分析，以及利用余值法、标准误差等。

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又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概括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内涵。今所用回归方程多为单元或二元，有的虽加设动乱、灾荒等因素，但只能以有无为准，不能计值；而颇为重要的制度、政策等因素，只能假定不变。这都表明，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作出结论。在我看来，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事实上，国外学者用。此法也大都称test(检验)，多半是检验某种假说。已有的定性分析是从广泛的考察、前人的见解和史学家的历史知识得来，它不免有夸大、不足乃至错误，用计量学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总之，使用计量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PalphW.Hidy)在就职演说中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五)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在中国颇为流行，大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之故。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兴于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部分组成，而以产权理论为核心。

诺斯认为，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来获得经济收益和生活保章。产权是交易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产权结构和交易的有效性是由制度安排的，其目的在于查成一种激励，使个人(企业、团体)努力以赴，获取最大收益，以至个人收入接近于社会收入，而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不可能等于社会收入，因为制度安排、产权的制定和监肾执行，交易协议的达成和保证实施，都需要成本或费用，连同交易中的、度量、信息、不确定性(保险、投机)等费用，统称交易费用。这是过去经济学常忽略了的。而经济发展，专业化阳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扩大，又都增加交易程序，增加交易费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能唱进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效率的安排，常因交易费用方面的阻力而滞碍难行。诺斯说，长期来看，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时期总是少于经济停滞和经济衰落的时期。

在国家理论上，诺斯采取契约说。在封建社会中，他就是采取契约说领主以封赏土地换取属臣和农民的效忠。在现代国家，国家制定产权和激励制度，与个人(企业、团体)相交易；国家以服务(国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与选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权力报酬)和税金最大化。但国家的收益要受制度成本、特别是监督执行费用的制约，加以官僚政治，制度改革常会得不偿失。像“白搭车”的现象，国家的强制力量几乎无效。国家还要受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税率过高，选民会要求更换政府，以至革命起义。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同意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看法q在论述中，他也提到伦理道德和世界观在制度的选择和决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的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以保证制度规范的实施。例如在制度改革中，要有“灵活的”意识形态，以赢得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和老的利益集团的不反对。他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白搭车问题。因如人人白搭车，等于制度完全无效，而解决白搭车问题，除了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外，没有其它办法。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

诺斯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现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我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

(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我以为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如何研究经济史，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简括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不要因此干扰别人的看法。

历史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并曾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我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要有个历史观。我赞成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总不能逆天行事；要辩证地考察历史上经济的兴衰，包括周期性。这种历史观有自然主义倾向，因而在我看来，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但历史真实是个认识论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并有我们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精神的演进，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和改写。因而许多话不能说死，许多事可以存疑。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主张应作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那是用；天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歉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时代局限性。

我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作不到。今天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应是分工合作，以专题为主，但要有全局观点。既称经济史，在研究中还是先考察经济变迁，然后及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口这不符合逻辑思维，但较实用。

经济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都应视为方法论：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性质和资料可能，选用适当的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帛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注意不够，我主张大胆推广计量学方法，但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不宜凭模型创造新的理论。

制度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制度制约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也有变迁，尤其像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劳动制度等。制度变迁常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的衰退。一般说，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反复则多半是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而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中，例如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不仅要求有上述一般制度的变革，还要求有体制的(systematic)变革，以至根本制度的(constitutional)变革。前者包括所有制的变革，后者包括政治变革。

这个转变，在西欧就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口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用了300年时间；希克斯称为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用了300年。考虑到社会、文化，布罗代尔和诺斯都说用了400年。

我以为16世纪中国经济就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迹象，也有一定的制度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改革，即告中辍。

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口同时，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力量的配合才以实现。

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元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是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据我考察，16、17世纪，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显著的变化，但未普及到全国。

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

文化思想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历史上称之为“启蒙”。

经济史学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就是儒学文化。秦汉以后，儒学文化实际已渗入其他各家，才居于主导地位。至于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可放在社会研究之中。

经济史范文篇3

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熊彼特对此有精辟论述,他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二、经济史与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所以说,经济史又是与经济学相互独立并平行的分支学科。经济史与经济学说史不同,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它是经济学的流,而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

在科学哲学意义上,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任何科学或理论都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任何理论的假设或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经验事实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方法的本质,简单说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点和根本优势。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具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或事实是大量的;第二,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试错”式研究;第四,经济史世界最适于经济学“溯因法”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

三、经济史学的范式及其创新

经济史学家作为独立的学科,也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但是,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但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就西方经济史学来讲,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创新理论等等,都成为经济史学有别于历史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

但就中国的经济史学来讲,基本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界,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比较少,在他们的头脑中还较少经济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学家大多不屑于经济史研究,忽视了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

对于经济史,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经济史是“经济的历史”,仅仅是历史中的经济部分,是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中的经济问题,经济史不过是历史学科“类”中的一个“种”;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只是要“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是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的历史。所以,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的部分,其范式应该与经济学范式更接近。换言之,经济史学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实说话,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实说话,却要依靠经济学提供的观点和方法。现代史学方法论认为,史料总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史料作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对历史的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史学方法论,与经济史学方法论是一致的。所以,经济史学范式革命的任务,就是采用经济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式,实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

经济史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东京和台北，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MarkElvin)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注：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分别于2000年7月8、24、28日来信（其中伊氏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小型论文）。在会谈和来信中。他们对拙文提出的观点，或持异议，或予赞同，或加以补充。与梁庚尧先生面谈时，我建议他对拙文的意见写出发表，以供讨论。后来他写成《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对于他们的积极回应，特致谢忱。）。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兹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还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

对于"什么是经济史"，向来有不同的说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希克斯(JohnHicks)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GlarendonPress(Oxford),1969,p.7.）。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也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也就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依照吴氏的解释，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注：以上参阅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氏指出：这些方法，英语常称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进入本题，或译"思路"。吴氏还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研究方法都作为方法来讨论，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辨析

在对《检讨》的批评意见中，有颇大部分实际上出于对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异。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关概念，相互对话才有基础。有的学者批评《检讨》的讨论是从概念出发，其实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强调的。经济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经济事实（即过去的经济实践），而"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不对有关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就连所要讨论问题究竟是否属于经济史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视对概念的讨论，这是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正如德国史家伯伦汉所言："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支者亦有之。"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62页。）。下面将就学者们对《检讨》议论最多的几个重要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

《检讨》否认有"宋代经济革命"，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不能同意，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革命"的理解与我不同（注：有些学者虽未使用"经济革命"一词，但他们对于宋代江南经济发生的变化的总体看法，实际上与持"宋代经济革命"说者（如伊懋可）并无多少差别。）。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概念，应依次弄清以下问题：(1)什么是"经济革命"？(2)"经济革命"的类型有哪些？(3)经济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4)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革命"？

1.对"经济革命"下一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如布罗代尔在讨论"工业革命"的定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乃是因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所致（注：布罗代尔原话为："人们往往责怪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见费尔南•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见《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2页。）。由于这种滥用，所以各位学者心中的"经济革命"往往有颇大差异。

"经济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注：参阅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恩执笔），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简言之，是经济成长方式的巨大转变。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检讨》中将"经济革命"解释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而非局部的和具体的经济变化。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的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江南尽管在农业、工业、商业、市场、城市化等方面都有颇大的进步，但是除非能够证明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并不能说出现了"经济革命"。

2.关于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主要种类和变化，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从理论上作了总结。他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extensivegrowth)、"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ala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三种成长方式在性质上各不相同，并由不同的动力所推动。在性质方面，第一种成长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种成长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第三种成长则不仅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而持续的提高，而且还有重大的和不断的技术变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性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第二和第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第一种方式是帝国早期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出现于帝国中期，但到帝国晚期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注：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in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1,No.4(1992)，并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此，如果在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话，只会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3.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实质应该是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growth)，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development)的转变。因此，"质的改进"也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而所谓"质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注：参阅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p.306-316;Philip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p.11-13。）。因而不论是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还是由"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茨型成长"转变，"经济革命"都以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为主要特征（注：费维凯说的在"斯密型成长"中技术变化不大，指的是这种成长方式确定下来以后不再有重大的技术变革。但他并未认为在从"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时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未强调制度变革（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不足（注：道格拉斯•诺斯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详参Douglas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1981,pp.158-159。因此从工业革命的情况来看，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可谓经济革命的双翼，缺一不可。）。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来说，技术变革比制度变革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变化和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前者显然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工业革命"时，也把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作为判断经济革命的主要标准。例如斯努克斯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参阅GraemeDonaldSnooksed.,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dge(London&NewYork),1994,p.1。）。因此《检讨》在讨论有关"经济革命"的问题时，采用的就是这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经济革命"的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有关转变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之内。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在对工业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革命"的要义是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的"完全的变化"；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是因为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发生在一个大约70年的时期之内（注：Snooks主编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pp.5-6。）。布罗代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简言之，"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但是他也强调"革命的爆发"是"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并且引用朗德的话说："工业革命是总量达到了临界状态，从而导致革命性的爆炸"，而这个"相当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此外，我还要指出：在研究"经济革命"时，除了时间的特点外，还应当考虑空间的特点，即有关转变应当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之内。布罗代尔说：在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中，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过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交往困难，从而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这种情况，当然也使得各种变革局限于不同地区，难以形成一种导致全面变化的"合力"。

中国历史上倘若有"经济革命"的话，也应当具有以上特点。伊懋可强调：虽然有许多界定"经济革命"的方法，但这个界定应当包括在一个或多个质的方面出现的一个相对显著的转变，尽管这个"革命"如大多数经济革命一样有着漫长的前史、并像后来欧洲的工业革命一样也有长期的后续发展过程（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同时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经济革命"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区，而非全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过去那种"宋代经济革命"说，至少在时空方面是无法成立的。

4.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些变化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黄宗智则将这种发展称为是一种由商业化所驱动的经济发展，见黄氏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型成长"（注：依照"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的出现与发展，也体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正在逐渐成为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斯密型成长"。）。"斯密型成长"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换言之，只有到了此时，"斯密型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说江南有一个"经济革命"的话，那么应当是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约一个世纪内。

与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我认为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两音域"比喻，把从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约一千年中的经济变化视为广泛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而把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变化视为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由于拙文讨论的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因此前者当然也不能被视为"经济革命"。

（二）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检讨》主要谈的是宋代江南是否有过"农业革命"的问题，因此上述关于"经济革命"的讨论也就具体落实到农业方面来。对此，伊懋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帝国中期（主要即唐宋时期）的"经济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向一种主要存在于稻作农业中、越来越集约的农业形式的决定性转变。在此转变之后，这种农业形式迅速地变得不可逆转（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换言之，宋代江南的"经济革命"（如果有的话）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即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那么，宋代江南真的出现了"农业革命"吗？从江南农业的历史来看，集约型农业的出现虽然始于唐代后期（注：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4章，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宋代又有颇大的进展，但是真正成江南农业的主导生产方式，却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不仅如此，无论从农业的总产量还是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速度，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也是最快的（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5、7、8章，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1998。）。因此如果说近代以前的江南出现过"农业革命"，那也只会出现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宋代江南农业发展确实有伊氏所言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的趋势．不过也仅是趋势而已。如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滨岛敦俊、游修龄等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所证实的那样，宋代江南农业还比较粗放，集约型农业尚处于早期阶段（注：见大泽正昭附图{图}（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因此说江南农业此时已出现了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我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伊懋可将这些变化作了归纳：直至8世纪后期，在很大一个地域范围之内，江南农业仍然部分地具有粗放的性质。到了11世纪，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区肯定已实行稻麦复种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亩产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注：伊氏引用斯波义信的研究成果，认为在960-1100年间，江南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1%，即在120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3.3倍。），接近于一种可称为"革命"的速度。虽然此时江南耕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图的地力递减规律，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可能比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当重大的技术改进，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否则就必须大量输入粮食，然而我们并未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简言之，伊氏认为宋代（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同时农业发展速度也颇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上述变化为什么不能说是"农业革命"呢？我认为，这些变化本身表现了农业在许多方面的进步，但是却不足以说明整个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按照伊懋可的解释，主要指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判别农业生产效率高低的标准至少有以下5个：投入农业的能量（主要是在人、畜工作中，但也体现为肥料与燃料）与农业生产出来的能量（食物与饲料）之间的比例；用货币计算的经济成本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比例；单位耕地每茬（如果是一年多熟的话，那么应当是每年）的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产量；种子与收获的比例；每个工作者单位时间（每小时或者每日）的产量。这些标准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经济体系，但在不同经济体系下并非按照同样的顺序排列。同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效率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平衡方式。在一个商业化的经济中，采用何种技术与生产方法还会受到不同平衡方式的影响，因此通常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

伊氏的这些看法颇为重要。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证实农业生产效率确有重大提高，我们才能断定宋代江南有"农业革命"。由于宋代有关资料贫乏，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切实可行的标准作为研究的视角。在这些标准中，比较可行的是第5种，即劳动生产率，而这恰恰是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最主要标准。因此我们在此特别把劳动生产率从伊氏所列举的诸标准中拿出来，作为判断农业进步的主要标准。如后所述，一些学者由于对劳动生产率的理解不够明确，从而对《检讨》所论产生误解。因此更有必要在此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一讨论。在经济学中，劳动生产率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劳动者的单位劳动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是依据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也可能有很大差异。我曾经指出：在计算近代以前江南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时，应注意到它与近代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差别。大体而言，江南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注：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87-189页；同氏《（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宋代江南。因此这种方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

此外，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体现为每个农业劳动者所能供养的人数。雷格莱(E.A.Wrigley)在对近代早期（1500-1800年间）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中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弄清人口数量、农村中以农业为主业的劳动力的数量，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农产品的人均需求量（并证实此需求量在此时期中保持相对稳定），以及此时期进入长途贸易的农产品的数量（并确定这个数量在农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然后进而计算出每百个农业劳动力所供养人口的数量。这个数量就代表了当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注：E.A.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alChange:EnglandandtheContinentintheEarlyModemPeriod",inPeople,CitiesandWealth,BasilBlackwellPublisher(Oxford),1987;JanLutenvonZande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urope,1500-1800,inBasJ.P.Bavel&ErickThoeneds.,LandProductivityandAgro-SystemsintheNorthSeaArea(MiddleAges-20[th]Century)ElementsforComparison,Brepols(Turnbout),1999.）。在难以充分获得准确的耕地、产量、各种生产投入等数字时，这种方法具有明显的优点。在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这种方法已部分地得到运用（注：例如魏金玉指出：明末江南要4-5个劳动者充分就业，才能供养一个劳动者过同样的生活；但在清代中期，却只要l-2人出雇，就可以维持另一人过同样的生活（参阅魏金玉《明清时代农业中等级性雇用劳动向非等级性雇用劳动的过渡》，收于李文治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表明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明清时期有明显的提高。）。对于宋代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而言，由于史料远比明清贫乏，因此这种方法更值得重视。不过，正如麦迪森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由更密集的劳动投入而引起，生产力提高可能没有收入增加那么快（注：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r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8,p.14.），所以由劳动者人均收入增加导致的供养人口增加也不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因此之故，这种方法必须与前一种方法配合使用。

由于上面这两种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所取视角和所依靠的史料均有所不同，因此使用它们得出的结果，可以用来作为参照物，相互比较，相互校正，从而得出一个更为接近真实客观的结果。

因此，宋代江南到底是否有可称之为"农业革命"的重大变化，还有待于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确定。在此之前，仅根据某些变化就遽下断语，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三）经济史上的技求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许多国内学者坚信"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但对于"什么是技术进步"及"技术进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对经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等根本性问题，却鲜见专门的研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此作一讨论。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不少重要的新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伊懋可、白馥兰(FrancescaBray)、瓦格纳(DonaldWagner)等也提出了若干新见（注：参阅MarkElvin,SkillsandResourcesinLateImperialChina,in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BasilBlackwell,1986;DonaldWagner,TheTraditionalChineseIronIndustryanditsModernFate,CurzoPress,1997。）。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注意这些进展，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1.按照过去传统的看法，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生产技术的发明。然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发明"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注：参阅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294页。）。因此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显然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伊懋可指出：在研究技术进步时，必须对技术的发明（即某项新技术的最初出现）、技术的革新（即改进该项技术以应用于生产）和技术的普及（即将革新了的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三者加以区别（注：伊氏1994年5月1日致李伯重信。）。否则就会如波塞鲁普(EasterBoserup)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发明"的定义扩大化、把新技术对已有技术的适应也包含于其中的话，就会掩盖技术发明和技术传播之间的区别（注：EasterBoserup,PopulationandTechnology,BasilBlackwell,1981，第3-4页。）。简言之，技术进步有双重特性：首先，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后，本身还要继续改进，以变得更加完善；其次，这项新技术必须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只有当它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而只有当它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问题时，更加需要重视的是新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正因如此，麦迪森认为明清中国耕作技术普遍提高，采纳和吸收有关知识也很成功，这个已知优秀生产方法广泛传播的过程，也应视为技术进步（注：见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第33页。）。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术进步，其完备化及普遍运用主要发生在明清（注：在江南水稻农业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农具方面是耕犁（水田翻转犁）以及水车，在栽培技术方面是插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稻麦复种制，在农田水利方面是围垦湿地（湖泊、沼泽等），在经济作物方面是桑树和茶树的密集种植。这些技术都出现在唐代（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章第1节）。另外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如棉花的种植、饼肥的使用，则出现在宋代以后。上述这些技术的完备和普遍运用，则都在明清（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3章。）。因此对于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如果忽视技术进步的特点来看宋代江南的农业技术进步问题，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此外还要指出，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白馥兰指出东亚传统水稻农业技术与西欧旱地农业技术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一种"技巧趋向型"技术(skill-orientedtechnologies)，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机械型"技术(mechanicaltechnologies)。由于这个差别，在研究东亚水稻农业变化时，就不应把某种节省劳动的新农具视为引起农业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注：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pp.115,156.）。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常过分强调某种高效率、节省劳动的新农具（例如江东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受到西欧经验的影响。事实上，就江南而言，明明的铁搭，虽然结构简单，效率不高，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项发明及其运用对于江南农业的作用恐怕比江东犁更大（注：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依照一种为许多人所默认的看法，一项新技术发明出来后似乎就会"理所当然"地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如熊彼特所言，"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6页。）。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该蒸汽机复制出来，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转以上。参阅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世界古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在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注：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2-104页。）。虽然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识在18世纪以前已为欧洲人了解，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经济史范文篇5

关键词：高中历史;经济史;教学措施

进入高一第二学期，学生开始学习人民版经济史部分。在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专题形式学习，已经基本熟悉了高中历史教材的编排模式，也基本适应了高中历史的基本学习方法。那么，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的组织学生来学习经济史部分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粗浅地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经济史教学要多联系现实日常生活

实践出真知。经济史中很多的概念、现象和专有名词，对于学生来说理解有一定的困难，联系日常生活实际就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去理解。在农村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涉及的很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大都很熟悉。联系日常生活，不仅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提高课堂效率。经济史中涉及的很多器物，学生能从农业劳动经历中接触。在学习古代中国的农耕这一知识时，教材中列举了很多农具，这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更多的亲切感。学生很自然能够答出这些农具的用途，例如耧车，是播种的，犁是耕作的，翻车是灌溉的，锄是锄草的。再深入启发，这些农具现在还常用吗？现代农具和这些古代农具有什么联系吗？有什么进步？这些知识可以为学生更好理解小农经济打下基础。当然，还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家庭生产工具，能列举更多的农具。经济史中有些抽象性的概念，可以通过联系日常生活的实际来理解。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对于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特点，是有深刻的印象和体会的。正确认识这个概念就不再有什么困难。再比如，学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知识时，为了让学生明白农民获得了什么权利，就可以联系自己家里的承包地情况，引导学生分析，你家土地能不能卖掉？你家土地种植什么作物？银杏树和大蒜是不是自己家庭自主决定种植的？通过设置这些学生日常能够看得见接触得到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能够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这一历史结论。还可以把生活中常见的知识和教材中经济史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听得更明白，理解的更透彻。在学习中国近现代饮食知识中国传统的四大菜系时，可以让学生去列举各个菜系的特点，并列举代表性的名菜和风味小吃。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去过哪些城市，那些城市名菜的风味特点是什么。很多农村同学的父母在南方打工或做生意，他们也有在苏南地区生活过的经历。可以让他们谈谈自身在苏南的饮食经历，说出那个地方的饮食特点，从而认识苏南地区人们喜欢甜食，属于淮扬菜系列。我们苏北地区喜欢吃大蒜，大葱，菜系属于鲁菜系列。以结合农村学生自身的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经历来介绍和学习历史知识，学生理解得更为深刻。

二、经济史教学也要联系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

高中各学科知识，尤其是文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很明显，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经济史部分涉及和运用的政治和地理等学科知识很常见，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经济史中涉及的一些政治常识一直很常见，充分发掘政治学科知识，可以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在学习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内容时，很多的会议内容，其实学生在学习政治学科时已经了解了。例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南方谈话”、十五大的内容等等。学习这些知识时，很多其实是在复习政治学科知识。学生有了政治学科的知识，了解和识记也就更容易更深刻了。地理知识在学习经济史的一些方位、工业的分布等很有帮助。例如，在学习新航路的开辟时，就要结合地理知识，欧洲四位航海家航行路线，跨越哪些大洋等。在学习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概况时，分析为什么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最先在沿海地区出现？这些都需要调动学生去联系地理知识进行解答。有了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的辅助，学习历史知识就会更加得心顺手，效率也就更高。

三、经济史部分要联系影视歌曲等知识

影视节目直观生动，能从视觉上和情感上影响学生学习。例如学习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这一节知识，就可以联系影视知识。观看清末民初的电影片段，可以了解近代服饰的变迁。教师可以提问，在哪些电影中可以看到长袍马褂？什么时期可以看到女性穿旗袍？电视剧《大染坊》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历程。高中学生喜欢流行歌曲，有些歌曲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完全可以拿来为教学所用。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可以作为学习古代手工业的情景导入。历史素材无处不在，充分的挖掘开采这些丰富的历史素材，为历史课堂添砖加瓦，历史经济课堂就不再那么枯燥和单调了。

四、经济史教学还要联系政治史知识

经济史范文篇6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context-specific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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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范文篇7

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清楚，恩格斯对经典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更值得注意的，也可能被大多数学者忽视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重视对经济史的归纳，正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完成《资本论》；正是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完成了《自然辩证法》和经济史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批判过程是经济学与经济史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被奉为政治经济学开拓性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篇经济学与经济史融合的著述。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对私有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称它为“批判经济范畴天才的大纲”。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回应杜林的理论为基点，重点通过经济史的考察，提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致的。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历史性的研究后，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非常注重经济历史的长期性和动态性，认为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产生，产品分配的方法和方式也产生了。从这些观点出发，恩格斯认为，学界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只懂得这些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或者在比较不发达国家内存在的分配交换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

因此，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批判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他们把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描述了整个历史过程，通过现象，进入经济实体，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本质以及表示内在的本质联系的规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一个活的机体进行解剖。

二、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批判性阐述贯穿着经济史的论证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贯穿着大量经济史的论述。

1.价值理论。恩格斯研究欧洲各国经济史，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以此为基础，形成各种经济学流派。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所分析的商业，首先是一个流通领域中出现的范畴，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关于究竟何为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各经济学派之间进行的（生产费用与效用）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把竞争的发展历程考虑在内，生产费用是无法确定的，生产费用这个范畴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即使是物品的效用本身，也是一种主观而无法确定的东西。在私有制的社会，竞争是唯一能够比较客观地决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在恩格斯看来，物品的价值包括两个因素，即生产费用和效用，而争论双方将二者强制分开，因而引起混乱，为了澄清错误，他确定了一个最具有天才意义的构想，即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其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构思巧妙地处理了效用与生产费用的关系，把价值当作一种关系来处理。这种科学的价值概念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2.资本与要素理论。恩格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费用分为三个要素时，把人的精神要素（思想和发明创造）加入考虑。事实上，恩格斯不仅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还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统一起来。“蒸汽机这样的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他以卡特耐特、李比希等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历史作用，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的因素，以及脑力劳动在形成价值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认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期提高”。“科学”被恩格斯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在对劳动的替代中利用了科学发明。

关于资本，恩格斯虽然没有突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论断，但已经按照新的方式来处理它了，认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并深刻地论证了“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的分裂。这种分裂完成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增值”。对私有制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其经典经济史著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精辟的论述。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说明一切分裂现象都产生于私有制。

恩格斯在配合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以书信的方式共同探讨问题。例如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固定资本的折旧与补偿、土地耕种的历史序列与级差地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这些共同的研究活动，密切联系实际，或者结合经济史，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进一步把“土地国有”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解释东方各民族古典意义的土地私有制，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这只能由村社、省或中央政府来完成。这些观点成为马克思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起点，把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和政治上的专制联系起来考察，并找到了它们的经济史基础。

三、经济史论述构成恩格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撰写的有关经济史的著作为数不少，这些著作是他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通过调查研究各国经济史，发现经济利益是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历史的基础。1845年3月，恩格斯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就是一部英国经济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之一，它真实地描述了自产业革命以来到1845年为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将英国产业革命产生的动因、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都展示出来。

除了关注英国经济史外，恩格斯还研究了德国的经济状况。他先后完成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849年秋），《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这几部著作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300年间德国的社会经济史和相应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了他们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的结论。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生产了法国二月革命与德国三月革命；从1848年逐渐开始重新到来而且在1849～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因此，在当时不可能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将来的决战培养战士。

2.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历史考察，以所有制作为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准，建立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所有制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成为一个城市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持着奴隶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但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是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第四种就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以严格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首先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这是资本独立发展的开始，但它的基础还是私有制；其次是商业与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商业的形成。城市之间开始产生新的分工和自身的优势，为造就一个新的市民阶级创造了条件；再次，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竞争往往发展成为商业战争，各国通过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进行激烈的竞争，商业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更扩大了交往。最后，美洲白银在欧洲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迅速的发展起来，英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世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优势，也造就了对其手工业产品的世界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旧的手工业所不能满足的，于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成为趋势。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论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著作，同时也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史前社会，从而把古代史研究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上，把家庭当作一种能动的因素，并认为它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变更自己的形式。他详尽地叙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家庭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血缘家庭，以后依次经过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后演进到一夫一妻家庭。人类的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本身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研究家庭史，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细胞的氏族组织的起源和它的本质。不仅如此，恩格斯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科学意义上的家庭，而不是氏族。私有制的出现则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决不是暴力和掠夺的结果，保护私有制成为国家的任务，国家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于旧的氏族组织。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就成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以雅典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认为它不是从外来冲突中产生的，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这就是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的科学分析的结论。

四、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恩格斯的基本研究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恩格斯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恩格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方面侧重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甚至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坚决批判了那种完全排除人类史的意识形态思辨。他对于历史上哲学家及其思想的态度表明了对真理作为一种过程的尊重，历史意识已内化成恩格斯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2.注重历史的意识实际上是发展的意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实际上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发展意识贯穿于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观念和认识要随着不断变化的情况发展，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理论。恩格斯从来都反对任何人把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真理，正如他所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3.现实原则。历史意识又是一种现实意识，恩格斯强调经济史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历史能提供出更深刻、更有力、更无情的根据，使人们认清当前的方位和未来的航向。同时对经济史的研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是因为历史是永远指向现实的，现实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

五、恩格斯对经济史观的贡献

1.反对教条。经济史的研究需要经济理论作为框架，但又不能拘泥于既定的框架。“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2.用历史观点观察问题。恩格斯认为评价历史上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应从产生这种制度的条件出发。这样才可以看清楚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规律。正如他评价奴隶制度，若仅仅从一种所谓“永恒正义”出发，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但这样做仅仅证明：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他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说明。如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说：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他还明确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3.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事实的罗列，而应该是对理论的贡献。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常常会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故经济史研究应该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即使是在创始阶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也是密切地结合着，辨证的逻辑所反映的是实际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引申出来的，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考察事物。

4.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发展事实是基础，有了正确的事实，才可以用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5.对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历史的沉淀。“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这样概括叙述当前事物发展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因此如果要研究当前的经济史，要考察同时发生的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在所发生的事件告一段落后，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才有可能形成正确的观点，这也是有些经济史学家所主张的“慢半拍”。

总之，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在恩格斯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是巨大的，同时恩格斯在运用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经济史范文篇8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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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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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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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转三、标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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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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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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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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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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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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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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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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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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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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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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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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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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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范文篇9

一．在下致力于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近十余年，余深知此学从以往之显学沦为当今之绝学的甘苦；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与雄姿英发，如今安在哉？环顾中华大地，学界内外，潜心于研修此学者，实在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而许先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时有奇文佳作问世，大有“有我在，就有阵地在”之孤胆英雄般的豪迈气概；着实叫人钦佩不已。请许先生接受在下在远方的深深一拜。

二．“熊彼特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特别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还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指：历史、统计和理论–笔者注。）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史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一定是熊氏在治经济学过程中的经验之谈。诺斯在其《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必须再一次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化的，这亟待作分析”。反观我国当前学界虽然对于经济热点喧嚣尘上，口水仗漫山遍野，而对于经济史研究之现状，几乎一片萧瑟秋风；倒是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味道了。于此，更见得许先生的鹤立鸡群，空谷足音了。若依照熊氏对于经济学家之标准，“煮酒论英雄”，中国现今能有几人？诺奖情结云云，权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足矣！

三．治中国经济史有三难：史料收集易，梳理提炼难；定性分析易，定量分析难；标新立异易，推陈出新难。“新经济史学”之所以“新”，与其引入数量经济学之计量分析大有关系。而审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十通”，官方统计数字之泡沫多多，且遗毒至今，定量分析实在不易；故有估计与统计之争。未知许先生有同感否？

四．许文提出：“利益刺激下的理性选择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可以解释一切活动”。史学研究忌讳一概而论，如此则会失之笼统。过去胡适之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关键在于“拿出证据来”。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理性选择并非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完全理性的选择假设，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相对理性或有限理性。秦兼并六国，对秦而言，是理性的；而赵军被白起坑埋了四十多万大军，于赵，就是非理性的。一部人类史，战争暴力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虽也是在“利益刺激下”，但似不可被视为“理性选择”；否则，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解释就易流于泛泛而谈。如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视为“理性选择”，那么，历史研究就永远书“哥德巴赫猜想”。诺斯说过：“统治者的经济预期取决其统治寿命”，故中国古代有王道、帝道与霸道之争，而商鞅就是以其“霸道”说服了秦孝公而胜出；霸道与王道、帝道，孰为更理性，有待商榷。诺思的“国家悖论”，其实就是“理性悖论”。还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失之偏颇。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并非完全是“特定资源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政治、军事等的因素，与“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大。

五．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在理论上或法理上，也是明晰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化，“占田”、“限田”等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有贪官而无贪君，“患寡而不患均”的现象；因为土地资源属于国家。自商鞅变法设立的“户籍制”，历代王朝大都“按户征收赋税”，乃至到康熙年间“滋生丁口，永不加赋”，无不说明国家凭籍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征集赋税。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并非来自于市场交易，而是暴力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暴力革命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作用，实不容低估。所谓的“超经济掠夺”，还是存在的；所以，赵冈“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论”略嫌武断。一个社会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博弈程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硬道理。仅有市场交易行为或“市场关系”与是否以市场以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切不可把有市场交易，就视为是市场经济；否则就也难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占田”、“限田”、“屯田”或“均田”等了。商鞅的“盗徙封”只作用于民间，若要“刑上大夫”；那势必五马分尸。还有“黄河流域的旱作地区，历史上都是以自耕农为主”，“很早就形成了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标，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产品微乎其微，而市场经济是以大量的可供交易的商品为前提的，所以，称中国过古代社会“实行市场经济”，至少论据不足。美国佬至今还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运行机制也不能不反省。现在尚且不是，古代从何谈起？

六．许文说：“地主阶级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并把地主阶级划分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能较有意义，可对经济史的研究意义不大，似失之笼统之感。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着眼于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以前学界把地主分为皇亲国戚地主、各级官僚地主和中小庶民地主，把土地分为皇庄、官田、民田等；还是说得过去的。对于“地主经济论”，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存而不论。“自春秋站国以来，这样的自耕农就占了大多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自耕农”；这是不争之史实，也可以“估计”得出来。但是，仅将地主与自耕农之数量相比，尚还不足以得出何种经济占主导地位或支配作用。欧洲中世纪，贵族与农奴的数量无法相比，但此时的欧洲一定是封建社会，这点不容置疑。对一个社会在经济上予以定性分析，关键在于其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基础经济资源的配置形式；而不在乎其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数量的多少。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我们现在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主要与国家或国企所占有的基础性生产资料有关。于此，对主要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的经济资源配置进行总量分析犹为重要。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内，统计远比估计显得重要，尤其在微观层面；而统计恰恰是我们的软肋。笔者以为，租佃制与自耕农制，何者为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或方式，关键在于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七．中国古代的地租形式经历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演化过程。领主制、地主制、自耕农（即小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三大经济之比例关系，自耕农与佃农之数量关系，以及基于此的历史分期，对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一直是焦点所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绝非空穴来风。现在应该是到了定量分析分析与定性分析并举的时候了。许先生的“先从宏观上建立社会经济模型，再对模型（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就很有见地。笔者曾认同，货币地租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级赋税形态，并认为，西欧的领主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地主制经济才是高级阶段，所以写《封建论》，中国人最有资格。以初级阶段的封建论来谈论高级阶段的封建社会，总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马克思和诺斯的史学观，均有如此之嫌。

八．关于农民起义的动因分析，许先生谈了很多，颇有启发性的。“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农民起义）是由于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大外生变量引起，冲突的结果是王朝的兴亡更替”。笔者以为人多地少只是动因之一，但不时唯一。人多地少，人口压力，于今尤甚；却不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气候波动”等的自然灾害也知识动因之一，中国古代的“荒政”，也是不错的政绩；现代中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虽非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却也蔚为大观，但也未见有农民起义。可见“苛政猛于虎”，剥削率，农民的承受力等的综合作用不容忽视。“官逼民反”等非经济因素而导致农民起义，是客观存在的。

九．此外，重农抑商与市场经济之关系；科举制“将天下英雄尽收囊中，这与人力资源及统治成本之关系等等，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经济史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立体分析，也都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有趣课题。科举制曾被外人誉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就对科举制大为激赏，并称“中国皇帝为最开明的君主”。此类“详尽的制度知识”也“亟待作分析”。

经济史范文篇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of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经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8]­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9]®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英文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10]¯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11]°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社会学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金融。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艺术、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变革，即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时代，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性行为方面的分工”；[12]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社会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研究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内容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语言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后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人类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有了理论、哲学和科学。[13]­所以，信息交换也是由分工引起的。

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据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测算，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平均每万年只提高1－2％；从铁器出现直到使用蒸汽机以前，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个世纪还不到4％。[1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靠分工。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肯定分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5]­斯宾塞从整个社会出发，认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普遍机制；分工愈完善，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就愈协调有效。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生产力还非常低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列宁说：“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16]®

然而。分工和交换几乎是同义语。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形式，[17]¯不仅它的效果要通过交换实现，它本身也包括着交换。分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马克思也常在广义上用这个词，如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近代的殖民制度和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18]°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19]±广义的分工是和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它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外，它的一般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是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20]²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欧交换经济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讲广义的交换的。该书“交换和生产力”一节[21]³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视为西欧交换经济小史；我因摘要如下，作为示例：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奴隶制建立）。

城乡分离也可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首先是商人资本的出现）。

到中世纪，在由逃亡农奴新建立的城市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特殊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这时的手工业者也是商人）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由于交换和流通还不发达，它不能实现（不能货币化）。

商人资本是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活动，但它很快就在新兴城市中出现（代替手工业者的卖人于是地区间的贸易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取决于交通工具、沿途治安情况，和交换所及地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水平。

随着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某地创造的生产力，往后是否失传，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情况。腓尼基人的许多发明和中世纪玻璃绘画技术即由于没有交换（传播）而失传。在历史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因每地都是单独生产的。地区间贸易打破这种孤立，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各城市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占优势。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它的初次繁荣，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弗兰德，其历史前提是同外国的交换。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此外，它还以人口集中城市和资本积累为前提。织布业是由于交换扩大而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也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井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开始了一个人们流浪的时期，开始了各国间的商业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使商业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商业和航运业空前发展。18世纪成为商业世纪。

世界性的交换的需求，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引起了新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

然而，大工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内自由竞争和理论力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出现又使竞争普遍化，这种竞争就是实际的贸易自由。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城市最后战胜乡村，其前提是（机械）自动化体系。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从而加速了流通。……

从上述简单摘要中可以看出交换和生产以及运输、科学等的关系，它们又怎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西欧的情况和中国是多么的不相同；但从这种关系的原理看，又是多么的一致。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只讲了城市生产和交换，没讲农村和农业。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是上述三种交换中主要的交换形式，也是交换经济史研究的主体。这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末已进入商品经济。近年来商业史的研究，也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商品生产日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迟迟不能发展？何以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提出“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我以为：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有不同内容的商业活动，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已有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22]这里只做个综合概述。由于是强调其不同，对于共同性的发展的一面就无暇谈及了，读来未免偏颇。

第一，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是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23]­换句话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交换。“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24]®因而交换带有偶然性。以后交换的发展，由于有了中间媒介，交换物有了简单价值形式；最后，它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所代替。但是，使用价值的或近似使用价值的交换仍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比重。如地方小市场上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家庭手工业产品的调剂，都属这种性质。其交换的东西，原是每家农户都能生产的，只因某种原因今年未生产或生产不足而已。到宋代，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其中必有很大部分是来自这种调剂的交换。

在交换史的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价值是一回事。”[25]分工的作用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才能充分发挥。有些学者在“使用价值的交换”一词上弄得茫无所措，即因不懂得分工的道理。[26]­

第二，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大体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但这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即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27]®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

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而是延续了很长时期。马克思曾把它称为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包括整个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28]¯这是指农产品的交换。在中国，它还延续到现在。直到农业专业户、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应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量是很大的。我国早就有“见税什五”之说，西方也差不多，即产品的一半以上有可能投入交换，故不能因其量而忽视交换的性质。

手工业方面，城市手工业出现，已是商品生产了，故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29]°这问题下面再谈。第三，自进人阶级社会后，就有了因剥削而引起的交换。贵族、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食客、仆从、军队等都要购买生活资料，因而商贾云集，形成繁荣的城市市场。《西京赋》《洛阳伽兰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部分属于这种交换。明清以后，它才渐居不重要地位。

原来政治经济学所称商品交换，是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30]±而由剥削所引起的交换，则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剥削阶级的收人与商品的交换。在封建社会，这种收人无非是地租及其转化形式（赋税、商业利润、利息）。这种收人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31]²这种交换对于生产无大好处，且有坏处，因为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例如田赋，每年约合三千万两，无论是征实物或征货币，农村每年都要输出相当于此数的农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补偿。因而，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

第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贩运贸易，对生产有重大作用，已如前节所述。我国早就有发达的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三种，即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盐铁贸易。明以后，日用品贸易才渐居主要地位。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但它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土特产贸易在我国是由“任土作贡”演化而来，具有非实用的特点。这两种贸易的商品，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32]³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五，在剩余产品的交换过渡到商品生产的交换后，商品交换才获得完全的意义。因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手工业中。在西欧，如前所说，首先是出现在由逃亡农奴建立的城市里，即行会手工业。在中国，要晚一些；因为官手工业盛行，它们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而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到明代才见显著。

但是，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33]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除了生产规模较小以外，从交换的角度看，这种小商品生产是以谋生为目的，生产者只要求交换价格能补偿他们的活劳动消耗，加上彼此相等的利益(v+m)，而其利益（m）不计生产资料的价值（c）。所以在这种交换中，按c+v+m计算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34]­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的价格形成。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妨碍着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在行会制度下还以规章限制这种流通）。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中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也限制着交换的作用，例如促进劳动专业化的作用。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农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即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迄鸦片战争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如在松江），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商品交换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了。在我国商品交换史中，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这两种交换又各有特殊的学问，我都略而不谈了。

总的说来，我觉得，交换史应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才能看出它的“社会职能”，和它与生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研究得好，也就得出它“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这里我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如图Ⅰ。图中Op是以生产的高度代表国民经济的发展刀t是时间也是交换进展的坐标。各种性质的交换a,b,c,e,f在历史上陆续出现，而它们的斜率，也就是各个交换曲线的导数，是不同的。这个导数，可以代表它们对于Op的作用的量的概念。（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为参照系，即设f的dp/dt=1）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

劳动交换史还是个新的研究题目，有待讨论，我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

第一，如前所说，劳动交换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后开始。在有了产品和商品交换以后，物化劳动是通过物来交换了，但那只占生产的很小部分（我估计清代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不过10％）。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仍属重要。加罗林王朝时代的科尔比（Corbie）庄园，有从事锻冶。旋盘、木工、制鞋、磨坊、酿酒、烤面包等的专业户24户；19世纪初印度一个百多英亩的小公社，各种工匠和理发师、洗衣坊，教员、诗人也有十几户。他们同农户之间都要交换劳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这些工匠和手工艺人以及医卜星相（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分散在村乡，若以村乡为生产单位，这也是生产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也就是劳动交换的量，制约着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生产内部的劳动交换发生一个突变，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变成局部劳动者，非互相交换劳动不能进行生产了；同时，“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管理劳动”重要起来，“作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35]®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市场结构和商业组织，是交换和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是由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工发展而来，广义说，也是交换的一种形式。诸如由坊市制到多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商业中心和镇市经济的兴起，零售与批发、贩运的分离，中间环节和牙行货栈的建立，商品经营专业化和行、团行、铺行、商人会馆、公所、商会的递姻等，过去我们是放在商业史研究，实际它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产生功能，属于劳动交换。

第三，上节提到，自进人阶级社会，就有了由剥削引起的交换，“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生产者输出商品，却得不到回头货来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金融，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理论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结